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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社会主义社会执政合法性社会的和谐稳定
论文摘要: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执政党能否适应社会的深刻变化,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关系到中国的发展方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强有力的政党权威,而有效的政党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合法性的应答。因此,笔者认为,巩固执政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执政党必须通过增强执政合法性基础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发展。
执政合法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一)当前影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新矛盾
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表明,人均GDP达到l000美元至3000美元是一个重要发展阶段,这一时期政策得当就会顺利实现发展目标,反之就会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当前,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国内的社会利益格局和社会阶层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于发展中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全面性,出现了许多新的社会矛盾。
我国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利用其强大的资源优势提供了有效的权威,实现强有力的政策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当前有些矛盾还表现得比较普遍、尖锐甚至比较激烈。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贫富差距问题。一方面是收入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收入差距扩大是改革的效率优先取向产生的自然结果,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它的发展趋势也会随着经济增长日益缩小。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具有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不均衡。改革初期效率优先的原则打破了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贫富差距有了层次。
第二,社会阶层问题。在社会转型期间,利益格局的变化催生新的社会阶层,新兴社会阶层的力量日益壮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阶层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如果不能得到好的解决,最终会影响社会稳定。
第三,政治腐败问题。当前我国政治腐败在一定地区呈现出范围广、层次高、集团化等特征。政治腐败使民众对政府、执政党的信任、支持度有所下降,甚至有可能在各种矛盾的激化中走向对立。
第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意识形态最基本的特点是将世俗的目标化为神圣的力量,成为统一的思想、鼓舞人的斗志的武器。在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经济全球化、网络化的境域中,人们开始了多元化的社会生活,个人利益普遍觉醒,文化和意识形态开始理性化。同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到西方敌对思潮的恶意攻击,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二)巩固的执政合法性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现代国家有效的政党权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执政合法性的应答。合法性概念是政治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不是与“非法”相对应的法律意义上的概念。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基础解决的是“社会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最早明确提出并分析该问题的是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他说:“即使是最强者也决不会强得足以永远做主人,除非他把自己得的强力转化为权利,把服从转化为义务”;“强力并不构成权利,而人们只是对合法的权力才有服从的义务。”[1从政治上来看,他的人民主权学说推翻了君权神授说,从而为现代民主国家奠定了合法性的基础。[2在现代国家中,政治合法性一般具有两层涵义:一是政治系统的存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要求;二是政治系统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基础,即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支持和尊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执政党建设的重要议题,因为任何政党在掌握国家政权后,必须寻求自己执政的合理空间和基本资源,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和社会的整合。“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的信任与支持是治国的基础与保障。可见,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合法性的回答,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价值。
第一,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执政党的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执政是否正当的判定主体是人民群众。如果多数民众相信政治系统具有合法性,一方面,法律就能够得到民众的认同和遵守;另一方面,人民认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信党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轴心,党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会相对容易和有效地得到贯彻执行。这是社会生活秩序稳定的根本基石和必要保障。这样实施法律和政策的成本就会降低,所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都会减少,中国共产党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成本也就会大大降低。这是提高党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基本前提。
第二,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对政党的信心。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相信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人民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理政的政府,因而能够正确处理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为此,最大限度地以理性和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解决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这是提高党领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重要基础。
第三,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意味着人民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归属感。意识形态是政治合法性资源最为直接的部分。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具有思想先导的作用,是政党引领民众前进的旗帜。它使人们明确什么是正义的、有价值的,什么是非正义的、没有价值的,追求什么、摒弃什么,以统一人们的思想、意志和行动,促进社会的稳定,巩固统治的基础。[3]一个社会中,政治统治的合法性的最终和最重要的基础就是政治统治者的统治或指挥得到该社会最高价值的支持。[4中国共产党强调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从意识形态上加强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的社会背景中,在市场经济日益成熟的条件下,民众已走出了对信仰和权威盲从的年代。如果政治系统具有稳固的合法性基础,则意味着人民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更加清醒和理性,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党的宣传将更有效地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对整个社会和文化起到教育和规范作用,激发起人民的爱国主义情感,激发各行各业人们的创造活力,在全社会形成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政治合法性的巩固——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合法性被视为现代性政治理论的基本议题之一。政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任何一个执政党都以不同的方式论证和说明其执政的正当性。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掌国家政权,建立新型的社会制度,其合法性因素主要有:一是在人民支持下的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最根本的合法性基础。之后,人民又通过制定宪法确认了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二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党和国家领导人体现出的个人魅力及广人党员干部廉政为民的作风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三是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宣传对于中国人民有巨大的感染力。四是解放区生产力的解放及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以上四方面的因素说明,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崇高的威望和民众对党的强烈认同感,其体现出的坚实的执政合法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深刻地意识到。上述阐述的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基本矛盾,同样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对执政合法性挑战的回应也是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过程。因此,政治合法性的巩固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稳定使各方面利益关系得到有效的协调。马克思曾经深刻地指出,经济利益的矛盾和冲突是一切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根源。在诸多的利益关系中最基础的是物质利益,因此绩效的正当性对于巩固执政合法性是最根本的。只有经济发展了,人民获得实惠才会拥护现政权。就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言,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支持,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提供社会保障,才能最大限度地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内有机地协调统一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邓小平同志在1987年5月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说:“人民有自己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但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的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7实践表明,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之所以失去执政地位,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普遍显著提高。所以邓小平指出经济发展“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政权体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改革开放25年,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人民获得实惠最多,说明我们选择的发展道路是正确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共产党巩固执政合法性的最有效措施还是抓好经济。只要政绩突出,经济发展了,人民就会安居乐业,国家就会长治久安,社会就会和谐稳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稳定有序的社会。社会稳定既是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不仅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而且关系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团结。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必须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一方面,经济发展要求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支持。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的不适应,要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发展,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不断觉醒。随着物质生活的满足,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要求也13益强化;同时市场经济也激发了民众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和权利以维护自身的利益。因此,在力图维护和扩大绩效合法性的基础上建设程序性的合法性基础,在制度上保证中国社会稳定势在必行。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国家政权和社会民众之间的桥梁,这种作用发挥得好,就能充分实现它们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即人民通过政治参与表达利益需求,化解利益矛盾;党和政府也由此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疾苦、解决群众困难,从而调动全民积极性,使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首次系统地阐述了政治文明的理论,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里所指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这正是对建立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回应。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措施,最后的着力点都是制度建设,是在更深的层次上解决程序性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但是在建设民主制度时,还要警惕由于建设方法不当而可能引起的合法性危机。民主制度的建设需要有利于民主稳定的政治文化的支持,需要能承担高水平政治参与的政治制度的支撑。前苏联采用“激进式”的改革,在整个社会的民主思想还不成熟、政治制度还不配套的情况下,过快的民主进程,导致了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就是一个反面例证。中国共产党的“渐进式”改革,证明了这是一条成功之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强调要继续稳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发展,走适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可见,中国共产党从民主制度方面探求政治的合法性,其始终贯穿着维护社会稳定的理念。
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绩效的政治合法性和法理型的政治合法性维护社会稳定,关键是要在市场经济的效率追求与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之间作出社会多数人公认的平衡,即让多数人不仅能够获得经济发展的成果,而且能够感到实实在在的机会公平与社会公正。有了这一点,社会主义就不怕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去真正的信仰,共产党执政就不怕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去从内心里拥护。然而,就机会公平与社会公正而言,目前对党最大的考验还是执政党的腐败问题。腐败导致党群关系的不通畅,最终诱发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中国共一产党必须通过健全法律制度、党内监督制度、加强党风教育等多种形式,把反腐败寓于各项政策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近几年党加大了党内反腐败力度,处理了一大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净化了执政队伍,人民对此的满意度在逐渐上升,这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完全有能力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政治合法性的构建中突出制度保证下的绩效合法性的重要位置,但并不能忽视执政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基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要靠全党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各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都具有同化大众意识的凝聚力,使社会在统一理想、目标和方向中迈进。从另一方面讲,社会政治权力同时也是在意识形态的叙述和解释中获得合法性,被大众意识承认和接受,并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如果在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减弱,社会的稳定和向心力也将减弱,而由此又会引起人们对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怀疑,产生信仰危机。
当前中国的矛盾和冲突最终也会反映和表现在意识形态之中。因此,在价值观念多元的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更要毫不动摇地动员和引导民众“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增强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随着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随着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任务更加艰巨。就从方法论方面来讲,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理论,为此,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在创新中坚持,在发展中坚持。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要谱写新的理论篇章”。主流意识形态的创新是自身充满生机活力的关键,也是推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反之,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封闭守旧,那么,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也将停滞不前。创新的精神也体现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上,舆论宣传要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就从内容方面来讲,主流意识形态必须既能体现政党的目标,又能在最大程度上表达人民的利益需求。首先,必须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善于从现代化的建设中总结经验,善于从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吸取营养。实践证明,只要理论能关注和回答现实问题,倾听和解决人民群众的心声与要求,就会被民众所理解和接受。其次,主流意识形态在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的同时,还应兼容并蓄其他意识形态合理、科学成分。多元的社会生活中有些非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有益补充,主流意识形态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包容、整合这些有益的或无害的意识形态的内容,使其能够满足人民群众最为广泛的精神需求,为人们提供核心价值观念,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信息的沟通便捷,政治文化逐步走向理性化。然而,我们却不能因此不去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前苏共在戈尔巴乔夫提倡的公开化、多元化、民主化的进程中,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作用,导致了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思想的极大混乱,最终使一个连续执政74年并为苏联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的党失去了执政的地位,这是一个极其惨痛的教训。我们只有在巩固政绩合法性的同时,不断完善政治民主制度,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断推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从而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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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牺牲者 人道主义 大陆理性主义
论文摘要:《九三年》中的戈万是为了实现完美人性精神的牺牲者,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现的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传统民族方式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扞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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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功能视角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关键,要重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性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性解读既要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具体作用,更要解读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昭示、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建立的功能。
关键词: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础;关键
目前学术界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探讨,主要是从该体系的科学内涵、思想表现、时代特征、理论维度和实践转化等几个方面进行的,这些探讨对于提升公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理解和认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意义。综观上述研究,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问题没有得到深刻认识和科学把握。本文在继承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吝赐教,提出“功能视角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关键”的观点。
为什么说功能视角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关键。本文立论的基点有三:
(一)从词源学意义上,“价值体系”主要指的是“功能体系”。首先,在中国传统文字解释学里,“价值”是指物品的功用或功能。在《康熙字典》中“价值”是指“一种物品的功用”;在《现代汉语大辞典》中“价值”是指“物品所具有的属性、能力、规定和组成部分,是具有客观实在性同世界的其它组成部分处在对立统一关系中的物质”。其次,在西语语义学里,“价值”一词主要被翻译为“value”。而“value”一词来源于拉丁语“valere”,其含义是指“某种因为其自身的缘故而值得估价的东西,这种东西具有人所欲求的、有用的、有兴趣的质”。由此可见,“价值”一词在西语中大多是从实际的功能意义上来使用的。
(二)在现实的经济运作中,人们主要是从“功能”意义上来使用“价值”一词的。比如,在“后理论经济学”之代表作《价值场论》中“价值”被专指能力的体现。在国家标准GB8223—87《价值工程基本术语和一般工作程序》中,价值的含义被表述成:“对象所具有的功能与获得该功能的全部费川之比。”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出的主要背景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气候。在这种大气候下,市场的主导地位必然要求社会以“利润”、“效率”、“绩效”、“成效”、“功绩”等话语来昭示人类进步的价值,因而“功能”的意义便擢升到基础和关键的地位。
基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央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这种理念系统在全社会营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热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追求热潮、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宣传热潮、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教育热潮。在所有这些基本的价值规定中,唯有功能视角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和关键,因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只有把一种理念系统最终演化成一种具有实际意义的功能系统、一种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这种价值系统才具有真正的意义:否则,空谈“价值体系”,以理论来论证理论,只会堵塞学术发展的道路,更会耽搁社会发展的进步历程。我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目标,其主要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和谐、军事的现代化、文化的凝聚力、道德的提升、理想的净化,其最终的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在二十一世纪的伟大复兴。
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功能性解读的内涵何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具体作用阐述上。实际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功能性解读,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具体作用,而在于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或启迪。即使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具有的功能和具体作用阐释得非常深入和清楚,我们还是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些功能和具体作用如何付诸实践并产生实际的效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从功能视角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的对全民发挥的方法论意义或启迪作用。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具体作用的阐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的具体功能的研究,研究者多是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具体作用角度进行阐释。研究集中指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的指导功能、引领功能、整合功能、创新功能;也有研究者专门分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意识形态功能。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先进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整合不同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抵御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功能。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或启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或启迪作用主要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昭示,表明我国意识形态的形成路径是继承和创新的结果:二是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
1.方法论意义上的昭示。在我国,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昭示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一方面继承了前人丰富的精神成就和思想成果,突出继承性;另一方面则勾勒出我党鲜明的创新性。
仅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形成为例来看,其既是对前人丰富的精神成就和思想成果的继承。也是我党鲜明的创新的集中体现。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开始,就始终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作为判断“鲜花”和“毒草”的基本判断标准之一,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老祖宗不能丢”。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必须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这是对前人丰富的精神成就和思想成果的继承。同时,以毛泽东和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创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江泽民毫不动摇的基本观点。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以江泽民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思想,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首要内容。
2.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是价值观研究的两个重要问题。价值取向是多元的,且在各自的领域中构成一定的“谱系”。所谓“价值标准”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评价指标体系或者评价参数,它是为了考量人们在价值取向方面达到的程度或者人们的实际行为归属于这些谱系中的何种。既然价值取向是多元的,那么,价值导向就至关重要。但光有价值导向也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无法衡量和掌握人们依据价值观的导向所掌握的这些价值观的程度。因此,从功能视角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要把价值取向的导向和价值标准的建立充分结合起来,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
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例来观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的功能。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具体化,为当代中国社会人的行为确立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我们可以据此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和作出道德判断。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社会主义荣辱观与传统荣辱观的关系问题,社会主义荣辱观如何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及时地对传统荣辱观实现了概括、继承和发展,为当今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二是当代理论界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治疗当代道德危机状况提供了一个具体化途径。
(1)社会主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概括、继承和发展。荣辱观是人们对荣誉和耻辱的根本看法和态度,是人们在依据一定的思想道德标准进行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关于荣辱观念的总和。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有着关于荣辱问题的丰富的思想资源。一般认为,早在春秋以前就有了关于荣辱问题的朴素的看法和取舍判断,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在政治理想和哲学观念中对荣辱观问题作出了较为深刻和系统的表达,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荣辱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价值要求。先秦儒家将荣辱问题与道德观紧密相连,先秦儒家的荣辱观集中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荣辱问题的根本看法和观点,也由此影响并决定了此后数千年间对荣辱问题的评判标准和取舍原则。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呢?传统荣辱观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又遭遇了哪些挑战呢?社会主义荣辱观是对传统荣辱观的概括、继承、超越和发展,它赋予荣辱观以深厚的文化底蕴以及全新的时代特色和实践价值。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中国进入以经济转型为先导的社会转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多元价值观念相互碰撞,整个社会呈现一种价值多元的概貌,有人惊呼中国已经失去了价值评价的标准。其实,价值的分化是一种社会常态,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该如何整合多元价值观,引领社会生活?
在价值取向多元化社会里,价值多元与共同理想相互冲突,选择何种价值和如何选择价值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个现代性的课题。价值多元与共同理想之间的冲突并不是中国独有的,而是中国与西方共同面对的现代性难题。一般来说,应对这一现代性难题,学界提出了两种预设路径:一是回归价值一元时代;二是在价值分化的前提下,寻求共同的底线原则。在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上都存在过这种统一的价值体系,但目前都面临或已经分崩离析,因此在现实操作层面上显然行不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和中国现代社会的民主条件决定了化解两难处境不能回归一元价值观。在多元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的底线原则,在共同底线原则的基础上育化共同理想是可以选择的现实路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正是应运这一需求而生。
2006年3月,胡锦涛提出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八荣八耻”的八个方面相互联系、前后贯通,以其鲜明的政治立场、深厚的思想内容、严谨的内部结构、清晰的思想主线,构建了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科学体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为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判断行为得失、确定价值取向、作出道德判断提供了基本准则,有利于消除社会中在荣辱、是非、美丑问题上呈现出的不同杂音,形成思想共识,有利于促进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弘扬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创建,有利于实现大众文化、主流文化、高雅文化的互助共生,有利于克服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增强民族凝聚力,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2)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治疗当代道德危机状况提供了一个具体化途径。如何理解当代理论界提出的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治疗当代道德危机状况提供了一个具体化途径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追逐物质利益的力量强烈冲击着道德的力量,因而,出现了道德危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危机。提供一个具体化的路径是治疗当代道德危机状况的关键。具体说来,关键是要拿出具体的规定。到底什么是荣?什么是辱?从而为行为提供一种道德法则。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实实在在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同时,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还促进了整个社会赏罚体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社会赏罚体系的主导是健康的,但也显得有些不适应和亟待完善。如何完善一个社会的赏罚体系呢?一方面我们要不断完善成文的制度、法律、法规;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不成文的赏罚体系和评价标准。赏罚体系是以制度化的形式来体现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和荣辱观的,荣辱观与社会评价赏罚体系的建设是互为因果、紧密联系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对社会评价赏罚体系的合理建构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可以匡正不良风气,扭转道德失范,澄清一些领域被颠倒了的是非。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思想文化建设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立足于对其科学内涵、思想表现、时代特征、理论维度和实践转化的把握,更要注重其功能性解读。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性解读,不仅要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基本内容的具体作用,更要试图将价值取向与建立价值标准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揭示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昭示,另一方面解读其所具有的给社会的发展提供价值导向并促成相应价值标准的建立的功能。
[1]乔法容,赵增彦,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功能[J].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9).
[2]石国亮,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意识形态功能[J].理论与改革,2007,(5).
[3]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5]慕向斌,唐征友,“荣辱观”语境下的高校德育反思[J].江苏高教,2010,(3).
[6]程光泉,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荣辱观[J].东岳论丛,2009,(12).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王水平,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政治哲学解读[J].江西社会科学,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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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冰心是中国女性翻译者的代表之一,除了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突出,在文学翻译上也成绩斐然。她对于翻译有着个人独特的理解,译作中不仅女性意识明显,更显现了她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在泰戈尔的《园丁集》的译文中,冰心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更是让人有所体会。本文将摘选部分诗文从生态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浅析。
关键词:生态女性主义;冰心;泰戈尔;翻译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的地位得到了逐步的提高。在翻译中融入女性主义思想,这打破了传统的翻译思想对翻译事业发展的约束,同时我们能够在女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感受到女性主义的情感。冰心除了在文学创作上表现突出之外,文学翻译上的成绩也是非常出色的,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上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作为一名女性翻译者,冰心的翻译作品无论是从选材还是创作都渗透着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生态女性主义思想强调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平等、和谐关系的追求和热爱,反对父权制价值观和人类中心价值观,倡导肯定女性价值观的男女平等,重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文学翻译的生态性,除了不能让翻译作品破坏原作品的整体性和中心思想之外,还要保护翻译作品的和谐、完整和平衡发展。在冰心最初开始接触翻译的时候,欧美作品是很多翻译者所热衷选择的文学材料,但是冰心并没有跟随潮流去选择,在苏俄作品翻译繁盛的时候,冰心也没有盲目地去追随,而是选择了亚非地区的文学作品。如同生态系统,翻译就是一个整体系统,而翻译作品就是其中的子系统,如果只是发展其中一种文学作品,就不利于其他系统的发展,那么整个系统就无法得到平衡和谐发展。冰心在翻译材料的选择上没有追随主流而选择关注度相对较低的亚非国家的作品,就是让不同国家地区的作品翻译得到了平衡发展,这是整个翻译系统的一种动态平衡。当中冰心翻译泰戈尔的《园丁集》更是充分体现了冰心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泰戈尔的《园丁集》所表达的是有关人生和爱情的哲理诗集,当中富有对自然对人性的爱,用富有哲理的诗句去描述爱,也是诗人的青春时代对不同的爱的展现。虽然这作品的影响未及《飞鸟集》等诗集,但是冰心却选择了这部充满了哲学和爱意的作品去进行翻译,去变达自己的生态女性主义思想。
第17首诗中:The yellow birds sings in their tree and makes my heart dance with gladness.黄鸟在自己的树上歌唱,使我的心喜舞。
Her pair of pet lambs come to graze in the shade of our garden trees.她心爱的一对小羊,到我园树的荫下吃草。
Bees that have hived in our grove go to seek honey in theirs.在我们树里做窝的蜜蜂,飞到他们林中去采蜜。
翻译基本采用口语化的用词,简单、朴素却富有生活气息,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透过这些诗句我们能够看到一幅幅生活美好的情境,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相处得十分和谐的情境,自然生态给“我”带来了欢乐,“我”从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这是对生态自然的热爱、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43首诗中:No, my friends, I shall never leave my hearth and home, and retire into the forest solitude, if rings no merry laughter in its echoing shade and if the end of no saffron mantle flutters in the wind; if its silence is not deepened by soft whispers.
译文为:不,我的朋友,我将永不离开我的炉火与家庭,去退隐到深林里面;如果在林荫中没有欢笑的回响;如果没有郁金色的衣裙在风中飘扬;如果它的幽静不因有轻柔的微语而加深。
作为女性翻译者,冰心在翻译用词上更加善于从女性的角度出发、挖掘女性自身的特点。对于“mantle”这个词,“衣裙”较之“斗篷”看似有所篡改,实则更适合中国大多女性的生活实际、与中国文化的契合度更高、产生的美感更具想象力。“幽静”、“微语”也是女性心理特有细腻的展现,柔美之情跃然纸上。文字中透露出女性对于家庭的重视、对于自己家庭责任的担当,同时对于小女子的柔情和个人自由、快乐的解读也展露无遗。
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让我们重新看待翻译活动。冰心译作《园丁集》在选材上注重了维护语言和文化的整体协调,在翻译技巧上注重尊重译入语和译文的文化和社会接纳而采用适当的归化翻译法,在赞扬和肯定女性的同时更弘扬男女平等、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1] 曹雯雯. 从《园丁集》看冰心的女性主义翻译思想[J]. 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6).
[2] 刘立香,吴建平. 冰心翻译语言特征研究[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3]林嘉新. 论文学翻译中的非文本因素――以《吉檀迦利》冰心译本为例[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2).
[4]邵珊珊. 冰心翻译思想与创作思想的融通[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12(4).
[5]沈园.生态女性主义的发展及对于翻译的影响[J].池州学院学报,2008(4)
[6]张丽红. 冰心的生态伦理翻译思想[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20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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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九三年》中的戈万是为了实现完美人性精神的牺牲者,通过这个人物表达了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所表现的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与他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法国传统民族方式中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
关键词:牺牲者 人道主义 大陆理性主义
雨果的《九三年》是以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为时代背景的,在概括理解这场革命的时候雨果看到了革命波澜壮阔背后的悲剧,他通过故事主人公戈万在面对生死选择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以牺牲自己作为代价,换出被俘虏的侯爵,威严而安静地接受刑罚的形象,表达了自己的社会理想,倡导一种纯粹人性化的世界,使人性复归于善良、温厚、有道德、富于同情心。
《九三年》中的戈万,刚一出场,作者便对他进行了如下的描述:“戈万三十岁,高大魁梧,眼神像先知一样深沉,笑起来像小孩。他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咒发誓。”他像是一个完人的形象,也就如同作品中所说的“先知”,“他爱沉思,善哲理,是位年轻的贤人。他的容貌像阿尔西比阿德,谈吐像苏格拉底。”当然,戈万的这种完美还表现在他在战场上的勇敢而坚强,睿智而从容,在战争中他更是一个成功的指挥官,在与叛军朗特纳克的搏斗中,他几乎一直占据着上风,最后,也是戈万将朗特纳克赶到了图尔格城堡之中。
故事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戈万也许就真的如他的老师西穆尔登所期待的那样,成为像丹东、圣茹斯特、罗伯斯比尔那样的革命中的年轻巨人了。但一次极偶然的意外改变了一切,叛军首领朗特纳克为了救农妇的三个孩子,放弃了惟一可以成功逃跑的机会。面对着英雄一样的战俘,戈万这个像奥什、马尔索一样的理想青年陷入了深不可测的遐想:“他最坚定的决心、最认真的许诺、最不可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都在他意志的深处动摇了。”于是,他用自己换出了被关在牢房中的朗特纳克。
这里戈万的牺牲是为了成全一种更广博的爱——人道主义。他的牺牲并非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这个单纯的个人(作为共和军的指挥官,他对朗特纳克的告示是:“戈万通知朗特纳克,一旦抓住他将立即枪决。”),而是为了成全朗特纳克舍身救人这一事件所体现的道德精神,如果是他,他也是会那么做的(救出孩子)。
有些评论认为,选择朗特纳克这个典型来表现戈万的人道主义,相当程度上损害了戈万的形象。在我看来,不尽如此。戈万这个人物的矛盾正在于纪律(革命)和人道(良心)的冲突。坚持人道,他必须做出释放朗特纳克的决定;遵守纪律,他必须让自己接受军纪处置。在朗特纳克这一典型的生死抉择上,恰到好处地使戈万成为了维护人道的英雄。
朗特纳克的救人事件是一次偶然,但戈万的救人之举完全是必然的。戈万革命的目的是追求宽大的共和国,主张的是仁慈。文中写道:“他只有手臂,用它打击敌人;他只有心灵,用它宽恕敌人。作为战胜者,他认为自己有权宽容战败者。”按照他所遵循的温和原则,他坚持不对女人作战,不对老人作战,不对孩子作战,不杀死一个倒在地上的人。戈万所坚持的是一种人道的善,所以,当他面对着朗特纳克的舍己救人的大善之举的时候,他无法用断头台的恐怖对待这位曾经的叛军将领,因为在他看来——推翻城堡,是为了解放人性;取缔封建,是为了建立家庭。对于戈万而言,革命的恐怖只是一种短暂的手段,人道的和谐才是永恒的真理。在戈万的意识中革命和人道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就如同他曾经说过的那样:“在战斗中我们是敌人的敌人,胜利后我们就是他们的兄弟了。”所以,当人道的良心要求和革命的纪律准则发生正面冲突的时候,这种极为特殊的境域的出现,使这个人物的本质明显地凸现了出来——他选择了“赦免”——对于他来说人类语言中最美的字眼,赦免了他的敌人。但同时,他也义不容辞地让自己走上了断头台。
当然,放走朗特纳克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他会卷土重来,再次威胁革命。作者没有继续写下去,许是因为写不下去了。不过在我看来,对于戈万而言,这已经是结局了,他捍卫了他所坚持的信仰——人道主义,并且像一个圣贤一样死去。
在雨果看来,革命是必要的,残忍、野蛮与血腥都是革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公社的“决不宽恕”和王公们的“毫不留情”,都是不可避免的。雨果借着戈万的思考和行动表达出他自己的革命理念:革命是为了唤醒人性的良知,革命的暴力和血腥是为了唤醒人们的赤子之心。借着《九三年》雨果表达了他对革命的赞成,但同时倡导在革命中仍要坚持人道的精神。作家通过法国大革命中血腥味最浓的1793年表现了社会斗争的难以避免和无限冷酷,也表现了人性的无所不在和伟大的潜在力量,歌颂了戈万为了维护人道的悲壮牺牲。他希望以此警世,他认为只有用人道的力量才能感化社会之恶,消除暴力斗争,才能达到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
雨果的这种革命观点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本人的思想有着很大的关系。他像一个生活在理性年代的感情的信徒。“在对革命的态度上,雨果的态度十分明朗,他站在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立场上,充分肯定了这场震撼欧洲的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进步性。”他用热情、赞扬的笔调描写了革命给巴黎带来的焕然一新的面貌:大街上几乎所有的墙上都贴满了“共和国万岁”的标语;整个巴黎都“充满了一种民族解放的愉快”。在书中,雨果清楚地写道:“为了清除反革命的‘瘟疫’,必须有革命的风暴。”
雨果正是借助戈万这个革命者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对革命暴力的理解。他认为革命需要暴力——“文明有它的瘟疫,这阵大风治好它”,但同时又指出暴力并非是万能的——这次革命“做了许多最好不做的事,而没有做许多应该做的事”,因为革命不仅仅是要在肉体上消灭敌人,更重要的是要在精神上和道义上战胜敌人。这,就需要人道的力量。雨果肯定戈万,却没有宣扬无原则的“仁爱”,戈万之所以改变对朗特纳克的态度,是因为这位叛军将领救下了三个小孩。在戈万看来,朗特纳克“用一件牺牲行为赎回了他种种野蛮行为”,革命如果“用一种野蛮的手段去回答这种慷慨的行为”,那就是革命的“弱点”,共和国的“贬值”。雨果认为善就在恶的旁边,它们相伴而生,任何人只要回到人道的天国,就都属于可爱之列。借着戈万之口,雨果提出了自己对革命的理解:“革命必须使用暴力,但革命不等于暴力,革命还有许多工作”,当然,其中就包括人道主义。
依据大陆理性主义哲学的法国人雨果,认为“政治生活和国家的目的是追求终极的善”,所以他以无比的热情赞美和歌颂着法国大革命。在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之中,他之所以仍保持着乐观,是因为他始终相信“人的理性可以作为人类最终的依托”,“人类的独特天赋正在于其理性,理性是人类的光荣和骄傲”。他将这份对革命的执着和对至善的追求,赋予了戈万这个人物。于是,戈万这个徘徊者,一方面他参与着不择手段为权利而攫取权利的革命,另一方面他仍追求着至善的人性理想,依靠着“天赋的智慧和德性”在血腥的疯狂中,保持有人道的理想。
[1][法]雨果著,桂裕芳译:《九三年》,译林出版社,1998。
[2]柳鸣九:《雨果创作评论集》,漓江出版社,1983。
[3]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上海三联书店,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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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处于两种资本主义主要发展方式交替之时――以强盗式掠夺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向以理性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转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试论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解读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很高的,他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评价却近乎苛刻。马克思指责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代替就是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最经典描述莫过于下面的这句话。“在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 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从这些描述中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贪婪、无耻、卑鄙…马克思使用了他能想到的所有的词来谴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是否真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韦伯可不这样认为。
韦伯认为对利润的追求非资产阶级所特有。“这种汲汲营营,无论过去或现在,皆可见之于侍者、医生、车夫、艺术家、娼妓、贪官、军人、盗匪、十字军士兵、赌徒、以及乞丐……”“将所有追求金钱的努力通通称为资本主义的’精神’,更是没有意义。”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用“和平”的、“理性”的、“节制”的方式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韦伯以富兰克林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典范: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但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外在表现而非核心价值观。由于资本主义精神深深打上了新教伦理的印记,因此在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徒资本家身上,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
“天职”(Calling)一词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评价。资产阶级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入事业中的世俗活动得到了宗教伦理上的肯定,具有了神圣意义。与之相反,挥霍无度、浪费时间、有钱不赚、失去机遇则被认为是”渎职”。
禁欲主义在这里是入世的禁欲主义。禁欲不是为了来生,而是为了世俗活动,因为世俗的活动本身就具备了宗教的神圣意义。禁欲并不否认对财富的追求,“禁欲尤其极力反对的是,无拘无束地享受人生及生命所提供的一切乐趣”。这种价值观念正是资产阶级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
笔者认为,资本主义积累财富主要有两种方式――强盗式掠夺和理性生产。马克思偏重于对资产阶级强盗式掠夺的认识,而韦伯偏重于对资产阶级理性生产的认识。每种资本主义发展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和资本主义精神也处于”流变”之中。
马克思处于两种资本主义主要发展方式交替之时――以强盗式掠夺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向以理性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转变。那时工业革命仅在英法美完成,资产阶级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与和平地、理性地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共存。而旧的掠夺式的强盗式掠夺行为在殖民地仍大量存在。“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家公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所应得的股息吗?”由此不难得出,在欧洲资本主义精神发生转变时,殖民地仍是一片野蛮。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是与特定时代背景相适应的。
韦伯的这个作品集写于1904年至1920年,此时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在英、法、美、德、日等多国完成。资本主义在多国已完全超越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以生产为主的积累财富方式早已占据了决定性地位。这时资本主义精神也必然要发生转变。勤勉、守时、诚实、重信用、节俭,这些对生产创造必不可少的美德就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主流精神。这些美德正是”天职”观念和禁欲主义的具体体现。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从宗教的角度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寻根探源。
可以这样说,资本主义或靠强盗式掠夺攫取财富,或靠物质生产积累财富。每种方式都有与之相对应的价值取向和基本精神。因此,马克思与韦伯的两种看似彼此冲突的资本主义精神不但不矛盾,而且统一在历史的辨证发展过程之中。
马克思与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上,也有着共同之处:资本无限积累会引发不良后果,韦伯对此表示担忧,而马克思则号召无产阶级革命;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发生颠倒,韦伯看到的是资本积累代替了人们对幸福的追求成为了人生目的,马克思看到的是资本拜物教(当然还有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限于篇幅笔者只选择最具典型的资本拜物教进行论述)。
韦伯与马克思都看到了资本的无限积累的非理性成份。禁欲主义与人们天生的财产享受欲是相对抗的。基督新教的入世禁欲举其全力抵制财产的自由享乐,勒紧消费,特别是奢侈消费。但是大量的财富怎么处置?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韦伯并没有想到无产阶级革命,他认为这些财富最终会使人们朝着贵族化的方向堕落,这种堕落又会引发新的”宗教改革”。马克思把财富的过度积累称为”生产过剩”。
生产过剩引发商业危机,”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但是生产过剩和商业危机是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的。它是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只有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解决这一矛盾。
韦伯和马克思也看到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中的“至善”就是“赚钱,赚更多的钱,并严格回避一切天生自然的享乐”。在这种精神中是完全看不到幸福主义的。营利变成了人生的目的,而不再是为了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求的手段。
在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指导下,资产阶级用理性的方式追求非理性的生活。这种为了生产而生产、为了积累而积累、为了金钱而金钱的行为与人的自然本性是向背离的,是极端的非理性。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精神中看到了资本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
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它反映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但是,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它采取着货币、生产资料、商品等物质形态,并在不断的循环和周转中,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润和收入,于是在人们的观念上便形成了一种错觉,似乎货币、生产资料或商品这些物天生就是资本,天然地具有使价值增殖的魔力。在资本拜物教的遮盖下,物高居在上,人却消失了。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精神描述为贪婪攫取利润的强盗冒险精神;韦伯把资本主义精神看作用和平的、”性的、节制的方式追逐不断再生的利润的精神。二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解似乎针锋相对,不可调和。其实,两种”资本主义精神”是对资产阶级追求财富的两种不同方式――强盗式掠夺和理性生产――的认识。
两人对资本主义精神非理性的层面都有深刻认识,两人有着见解一致的地方。他们都察觉到了资本无限积累会带来不良后果和人与物的颠倒关系。笔者认为只有对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进行扬弃并加以综合,才会对资本主义精神有全面的、合理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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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 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 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 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 资本主义; 意识形态; 生态文明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非生态化影响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 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 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 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 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 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 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按马克思的观点, 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 ,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 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 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 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 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 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 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 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 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 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
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 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 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 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 (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 的发展模式, 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 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 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 盛行于世, 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 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 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 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 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 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 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 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 如1953 - 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
1956年, 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 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 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 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 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 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 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 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 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 因而是不公正的[ 2 ] , 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 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 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 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 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 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 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 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 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 从生态文明角度看, 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 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 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 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 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 , 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 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 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 ; 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 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 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 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 如美国学者指出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 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
可以说, 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 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 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 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 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 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 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 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 但究其深层原因, 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 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 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 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 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 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 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 诸如: 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 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 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 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 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 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 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 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 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 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
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 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 据统计: 占世界不足1 /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 /3, 制造了4 /5 的垃圾和污染物, 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 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 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 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 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 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 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 既利用了他国资源, 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 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 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 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 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 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 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 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 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 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 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
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 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 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 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 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 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 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 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 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 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 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 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 从社会制度上看, 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 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 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 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 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 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 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 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 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 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 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 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 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 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 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 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 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 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
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 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 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 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 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 若干资源濒临枯竭; 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 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 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 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 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 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 往往可能不予理睬, 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 “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 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 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 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 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 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 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 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 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 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 这包括: 盲目藐视大自然, 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 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 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 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 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 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 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 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 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 等等。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 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 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 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 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 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 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 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 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 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 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 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 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 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 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 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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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规律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自然界,人的思维以及人类社会都在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发展,那么也就要求我们遵循客观规律去办事,一旦违反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性的原因是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人将“动物性的需求”摆在了第一位,却降低了人的本质性需求。在此价值观支配下,人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满足人的物性需求,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生存问题,以寻求解除之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问题具有比较深刻而全面的思考,他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他们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1]457,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做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生态意识是最大的生态资源,是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因素。生态意识内含着生态责任、生态道德、生态有价、生态环保、生态安全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担负起价值观教育的重任,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人们的自然观、技术观和消费观进行教育。
(一)生态自然观教育
人们通常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资源只有被人开发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自然观必然造成巨大的生态财富的丧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演化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防治环境问题,关键在于扭转人定胜天的自然观,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树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福斯特号召开展一场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道德革命,变“土地为商品的伦理观”为“人地共体的伦理观”。他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中自然和社区的地位必然处于资本积累之上;平等和正义处于个人贪婪之上,而民主则处于市场之上”[1]82。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扎根在人性深处的伦理道德进行教育,使人们树立生态有价,其价值远远高于使用价值的意识,对此应有长远的眼光。还要教育人们要以民主的、平等的、正义的价值观对待自然,而不是肆意掠夺自然。
(二)生态技术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技术革新能够拯救环境、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的观点,也反对把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归结为技术进步、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是放弃技术的观点。莱斯认为,是人们对科技合理性的“误解”造成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2]49。技术的作用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激发人们尤其是技术发明人员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启发人性的自我训导,转变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树立生态伦理的、道德的技术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辩证、理性地看待技术,使技术运用遵循生态原则,并恰当使用技术来处理一些环境问题,预防技术异化,这样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人。
(三)生态消费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批判的锋芒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高兹认为,人们的消费观已从“够了就行”演变成“越多越好”,“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3]113现代人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非理性的消费主义者,陷入了消费的泥潭,人们把消费了多少东西、消费得起多高档商品,作为评价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准。其购买物不是以服务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奴役人的力量存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努力追求精神需求。另外,要激发人们的反思力量,使反思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认识自我的真实需要、真实的幸福取向,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处理好幸福、消费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富贵病”“现代病”。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还强调要从哲学价值观和制度维度的结合来分析生态问题,通过价值观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需要发挥价值观教育的作用,还应在制度维度发挥作用。
(一)生态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
社会改革应朝着超越工业文明社会、建立新型文明社会,也就是“生态文明社会”方向努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有过激烈的批判,要求对现代性进行“治疗”,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处理生态问题的优势,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并不满意,他们要求进入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应发挥作用,一是要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进行教育,变革现存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模式,追求“生产性正义”,实现生产民主化。二是要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教育,批判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并非追求经济的零增长,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要人们回到原始的穷乡僻壤的环境中生活,而是为了经济发展遵循生态原则。我国放缓GDP增长速度,强调绿色GDP,进入经济新常态,显示了“稳态经济”模式的战略选择。
(二)生态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强调以人为本,尤其关注穷人的利益,“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4]42在社会主义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国梦可以诠释为人民的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共通点。然而,现实中以人为本落实不够,其内涵也有待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要加强研究与宣传教育,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最重要就是要以人的本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为本。以人为本不是以某些人为本,而是要以现实的总体的人为本,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基本利益需求与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生态教育要坚持全球环保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解决生态问题应该坚持“全球性的行动、全球性的思考”。他们希望各国共同努力实现“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因素的重要性和最大程度减少个人平均能源和物质需求。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同环境中积累的残存的工业废物做斗争”[5]112。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在制定应对生态问题的政策时,不能只关注于本国,无论是寻找生态源头还是寻找生态药方都应该基于全球视野,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经验与技术。
必要时,还要帮助他国防治生态破坏,共享生态环保。更重要的一点是“转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想成为一种社会进步,必须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逐步克服甚至在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也仍然存在的地方贫困,作为上述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明显,由于不利因素,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将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贫穷社会”[5]112。这就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维持这种社会的相关政策,以避免过度强调环保而使社会陷于落后贫穷。
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观与政策的教育上主要关注理论层面,思想支配行为,思想革命为的是实践革命,也只有落实到实践,思想革命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政策教育指导下,人的生活、生产实践也必将体现生态环保。
(一)生态生产实践
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资本逻辑,利润至上、多多益善、为生产而生产,这必然“死于过度”。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们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生产实践活动要遵循生态逻辑。这就要引导人们反思现实的生产与消费,追求“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满足。这一看法将支持我们对目前由这些商品的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所造成的爆炸性的危机趋势的叙述,而过度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6]488。所以,人们应以生态为导向组织正义性的、非异化的、合理适度的生产,实现生产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相统一,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在生态保持良好的同时促进社会生产进步。
(二)生态生活实践
“如何生活的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一定的生活方式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活方式集中表现为消费方式,消费活动又是在相应的需求动机驱使下的,人的需求体现人的欲望。这要求人们提高驾驭欲望的能力,从人性深处扭转自身的变态欲望,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教育人们消除消费等于幸福的异化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追求“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打断“更多”与“更好”的关系,让“更少”与“更好”相结合,变“占有”式生活为“存在”式生活。这样才能使人们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使我们的生活符合生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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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学术研究中,很少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伦理思想进行研究,用马克思思想来说,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固然美好,可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演进必然会促使其解体,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力束缚时,必然会被新生的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所打破。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探索和解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探索和解读全文如下:
马克思主义者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他们认为国家出现前的史前阶段归属于原始社会,而国家正是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孕育出来的。恩格斯指出:“劳动越不发展,社会制度就越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根据马克思主义者对国家起源的研究脉络,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
氏族就是具有血缘亲属关系而在同族内部禁止结婚的人们的集团。氏族不仅是原始社会的经济生产单位,同时也是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由于同族内部禁止通婚,一个氏族的社会成员必然要和其他氏族的成员发生婚姻关系。这势必会形成人口的再生产过程,使氏族的规模得到扩大,一个大的氏族再分化出多个小的氏族,由于他们在地缘和血缘上的亲密关系,也为了集中更大的力量去进行生产,这些分化后的氏族进行联合,结成氏族联盟,即部落的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维系原始社会的经济基础不断瓦解,部落间的矛盾扩大并激化,为了维护本部落或者具有亲密关系的几个部落间的利益,部落开始联合形成部落联盟。虽然此时的生产力以获得较大的发展,原始社会组织的性质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看到国家出现的影子。正如列宁所说:“在原始社会里……还看不到国家存在的标志。我们看到的是风俗的统治,是族长所享有的威信、尊敬和权力……但是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不到什么一种特殊阶级的人分化出来管理他人并为了管理而系统地一贯地掌握着某种强制机构即暴力机构。”
原始社会的氏族制度固然美好,可是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演进必然会促使其解体,当旧的生产关系成为现实生产力的强力束缚时,必然会被新生的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所打破。人类对冶炼技术的使用提升了社会生产力水平,青铜工具的大量使用使得更多的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而引发了原始社会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分离出去的这部分社会成员不仅拥有更多的事物,也拥有了更多原材料,出现了农产品的剩余,这种剩余使得交换成为可能。
随着生产的增长,一部分社会成员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私有制出现了,阶级出现了。与此同时,男性成员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文明的演进在此阶段上更需要突显男性的力量,由此产生了父权制对母权制的取代。恩格斯称其为:“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这一时期的氏族制度已经遭到破坏,出现了许多裂口,其瓦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社会继续进步,生产力水平进一步发展。继“青铜时代”之后,随着铁器的出现,人类文明进入到“铁器时代”,进而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同样引起了社会力量的分化、重组,使新生不久的奴隶制得到巩固和强化。之前对奴隶的使用还是个别的现象,二次分工后奴隶的使用就变得频繁和普遍了。氏族公社时期对土地的共同劳作也被家庭对土地的私有化取代了,这时的土地已完全变为私有财产了。原有氏族制度中的机关在部落联盟中被“异化”,独立于社会之上,不再是表达人民意愿的工具,而是一种统治的手段了。生产力的发展,使得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不同阶级逐渐形成,并开始对立,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快要出现了。
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生产部门的出现,直接产生了用于交换的商品生产。交换的日益频繁和扩大,使得社会成员中衍生出一个新的阶级――商人阶级。商人阶级本身不从事任何生产,只负责社会商品的流通环节,在商品的流通过程中攫取利益。而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就是商人阶级的产生,他们在商品的流通中积累了巨量的财富,获得了政治上的话语权。第三次社会分工,出现了金属货币,这是寄生阶级用来控制生产者的手段,出现了用价值衡量的剥削。
这一时期的贫富分化更加扩大,奴隶的地位更加不堪,奴隶制成为了社会的上层建筑。该时期频繁的商业活动、土地买卖,使得社会成员不得不为生存而奔走,原来氏族的地缘被弱化了,社会成员形成一种交错杂居、居无定所的局面。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得原始氏族制度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原有制度无法为既得利益阶级提供强有力的保障,他们不得不寻求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为他们的利益提供强力保障和法理支持,旧的机关被新的机关所取代――国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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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观是人们对时间概念的科学认识或哲学认识。类似的还有世界观、价值观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毛概课论文范文:马克思主义时间观解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论体系中,时空范畴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时间概念的理解是在对物质范畴的理解基础上展开的。在这一框架中建立的所谓“物质―时空”观被看作是现代唯物者为了克服传统唯物论(传统哲学)时空观的种种问题所做的努力。然而,我们之所以称之为“自然时间”,是因为此“物质―时空”观本质上仍然没有跳出抽象自然(脱离了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自然)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中的时空理论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自然时空观。它的主要思想来自于马克思经典作家的著作,如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以及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的这部著作也最具有代表性,他在第三章中单独谈到了时间空间问题。在鲜明地指出物质的客观性的观点后,他说唯物主义也不可避免地要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性,而不是像康德那样把时间和空间理解为直观形式。
接下来,他总结说:“世界上除了运动着的物质,什么也没有,而运动着的物质只有在时间和空间之内才能运动。”列宁的表述是要阐明时间空间一方面具有客观性,另一方面时间空间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最后对于康德和马赫的时空观,列宁还做了详尽的批判。康德所谓先天知识的原则,即时间空间。这二者是先天知识何以可能的“条件”,是我们直观的纯形式。其“先验阐明”部分就是要说明,正是时间作为认识(感性直观)的内在形式,才使得算术真正可能。时间既不是事物现象中的某种关系的抽象,也绝非事物的存在方式。而马赫则走得更远,如果说时间在康德那里还具有“先验性”,而在他这里只有“主观性”。
时间根本不是物理学家所熟悉的形而下的绝对概念(实际上他抛弃了传统哲学在思考这类问题上的基本进路),而是我们在整理感觉材料的主观工具。马赫的时间概念更多是从时间感觉这种心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出发的。以列宁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尽管指出了马赫等人在时空理论上所犯的一系列错误,但并不意味着它自身不存在问题。马赫的哲学所反对的便是传统形而上学的观念,尤其是在基本思路和方法上。而这恰恰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所赖以讨论问题的框架正是马赫多要批判的传统哲学的框架。
传统哲学往往从存在、实体、运动这些范畴等着手来阐述时间空间理论。从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到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和法国唯物论者都以这样的进路来思考时间空间理论。即使费尔巴哈也同样如此。
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把时间和运动联系起来考察,时间就是在运动变化(一前一后)中数出来的数。这样的运动是连续的,数也是连续的,时间自然也是连续的。时间的连续在古老的希腊人的观念中意味着未来不断地流逝。不论是广到时间的流逝抑或具体到计数的度量过程,在他们看来都离不开心灵的作用。时间是通过我们心灵的作用即计数所得到的,但并不意味着时间是心灵的附属物。他说:“如果除了灵魂和灵魂的理智外,再无其他东西有计数的资格,那么,假若没有灵魂,也不能有时间,而只有以时间为其属性的那个东西,即运动存在了,如果没有灵魂运动也可能存在的话。先于和后于是在运动中的,而它们作为可数的东西就是时间。”
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既然运动不依赖于我们的心灵而存在(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前后之间的现在也在运动中,那么现在所计数的时间也不依赖心灵而存在。以此,亚里士多德是要说明作为实体的时间具有实在性。总体上,亚里士多德所阐述的时间不过是运动的度量,是在空间化了的物体运动的度量。随着近代机械唯物论的流行以及力学的空前发展使得物质实体和运动也随之机械化,连时间也是如此。因而才有了牛顿工具主义的伟大产物,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牛顿将绝对时间定义为真实的数学的时间,本质上是均匀流动的测量运动的,不依赖于任何事物。这样一种鲜明的物化时间理论一度占据了现代唯物论体系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它在强调时间的实在性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对时间的绝对化抽象化。这也是康德和马赫所发现的传统时空观的问题。
为此,康德试图从人的主观理性角度来为时间空间找到全新的定位,而尽管马赫夸大了其主观性,但他们至少都试图从人的经验人的感觉出发来理解时间空间。即使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坚持列宁关于作为物质运动存在形式时空的客观实在性观点,批判了牛顿绝对时间的工具性分离性观点,批判了康德马赫的否认时空实在错误观点。但是,他们仍然没有真正结合人的实践活动来理解。使得对时间的理解仅仅停留在辩证唯物论的自然维度上,显然这样超越的时空观是不能用于理解马克思在社会历史领域的特定内涵的。
马克思早期关于时间的理论,是在批判德谟克里特时提出来的。在其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谈到了时间与人的感性知觉之间的关系。在原子论者德谟克里特的原子世界中,时间是没有容身之处的。因此,德谟克里特将时间置于实体世界中。而马克思认为这种做法会将时间引向实体化的路上,时间也就失去了独立性;另一方面,马克思又认同德谟克里特将时间与人的自我意识相关联的立场。即使青年的马克思或多或少受了康德影响,而愿意从时间与人的主体性关系上把握其本质。他写道:“人的感性就是形体化了的时间,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的反映。”时间问题就是感性的问题。但是,成熟时期的马克思重新厘定了考量时间理论背后的框架,因而才发现包括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切实践才是时间理论的真正本质。这样,感性基础上的主观时间过渡到了实践基础上客观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视界中,以往传统哲学所描述的抽象的物质实体,逐渐被能动的可以用于生产的要素所替代。理性对象的物质实体被经济活动中的交换分配流通所打碎。在资本主义特有的生产方式中,转化为商品的物本身被重新由劳动来塑造。马克思对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进行考察时认为,商品具有两个基本属性。这两种属性关涉着两种不同的劳动。使用价值展现的是人的具体劳动,而价值关系到抽象的人类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基础的商品的价值量正是通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度量的。量化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了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所谓必要劳动时间就是在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完成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相较于自然时间的物理化机械化,社会化了的时间只有在社会历史的条件下才有可能。由于商品生产规律的客观性使得其劳动时间也具有了客观性。而这样的客观时间,既是马克思发现剩余价值论重要环节,也是理解资本生产方式下异化劳动的主要线索。在劳动时间内,工人为了自我的生存发展,会力图缩短劳动时间,从而扩大自由时间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压榨工人的自由时间。
通过剩余价值的剥削,实质上资本家不仅占有了工人劳动所创造的财富而且还占据了他们的自由时间。因为工人失去了闲暇时间,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无法真正实现。所以,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价值目标,即实现一切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便直接和社会时间又了本质关联。要摆脱商品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性,实现人自由个性的发展,必然受制于商品生产中的必要劳动时间。
马克思很清楚,当这种时间和表征人的生命积极存在的劳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它不仅仅会带来对人的解放,而且也会带来人的某种否定。“在国民经济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就社会劳动中所包含的这样一种消极破坏,马克思说:“劳动是活的、塑造形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简言之,社会时间中亦包含了这样一种异化或破坏,尤其是对于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今时代。
我们看到,尽管自然时间理论是阐述辩证唯物论不可或缺的内容,然而被马克思置于社会经济视野中的社会时间,才是马克思主义时间观真正具有创造性的部分。马克思在考察时间问题时,抛开了以物理化机械化以及主观感觉的方式来理解时间本质的思路,转而从人的实践去理解阐述时间问题。这一理解是马克思在早期感性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不但将之应用到经济生活的领域,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上升到马克思主义人学的哲学高度。
因而,我们仅仅依循物质运动时空来理解时间问题,是很难看到马克思在历史唯物论上的伟大变革。因为社会劳动时间才是我们理解商品、价值、劳动、自由发展,革命解放这类问题的重要线索。在当今消费社会,技术化统治下对人的时间本身及其观念的扭曲或异化,马克思人化社会化的时间理论还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时间观解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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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学(Ecology),是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于1866年定义的一个概念:生态学是研究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包括非生物环境和生物环境)相互关系的科学。目前已经发展为“研究生物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方法的比较完整和独立的学科。它们的研究方法经过描述——实验——物质定量三个过程。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的概念和方法的引入,促进了生态学理论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产生背景剖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成为现代生态哲学界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美国的约翰·贝拉米·福斯特代表了这股西方思潮的最新和最高水平。通过对其理论背景的分析,为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和谐社会
自人类诞生之日起,自然界就有了对立面,它不再是一个按照缓慢节奏进行演化的自在世界,而是逐步变成了人化自然,但人们改造自然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的损害。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干涉自然界的能力较低,规模较小,其消极作用不易察觉。工业革命以后,资本主义经济的空前繁荣就一直伴随着严重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当今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大大增强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然而,由于人类对生态重要性和生态资源的无知,不顾自然规律的要求,狂妄地“向自然宣战”,粗暴的“战胜自然”,使人类赖以存活的自然生态失去了平衡。当人类还在为控制自然沾沾自喜时,自然已经向人类展开疯狂报复:资源短缺、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人口爆炸等,这一系列问题已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
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严重脱钩,我们正处在人类与地球关系的历史拐点上,人类必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都为此殚精竭虑、出谋划策,力图扼制自然生态的进一步恶化。马克思主义由于其理论的开放性,对于生态学的思考成为其理论的增长点。一些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生态环境问题做出了理论回应,由此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潮。
(一)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对福斯特的思想研究主要是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有批评其理论的,还有肯定其理论的。批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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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理论研究表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虽然在思想内涵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前者并不是后者基本内容的一般性重复,生态马克思主义在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方面的思考为当今世界发展提供了诸多指导思想与行为实践的启发。因此我们应当把研究的重心放在生态马克思主义弘扬并重塑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这方面。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文献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活的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并不像今天这样突出,同时,由于其生活时代历史实践的制约,他们没有就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系统的论述,未能形成自觉的系统化的生态理论。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生态环境关系具有前瞻性的真知灼见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财富,对生态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意义,值得当代人挖掘、梳理、和学习。
(一)以社会历史向度认识人与自然关系
站在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的重要特征,也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立场。马克思说:“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①岩佐茂说:“在自然观上我们应该克服那种仅仅把自然当做人为生产而利用支配对象、素材的片面自然观,重新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多样性,重视在德国唯心主义中得到展开,并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的那一辩证的自然观。”②
当代生态思想只有深入到人与自然关系之社会历史的向度中,才有可能对当代的生态问题作出积极的应答,只有从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出发,才能深入地展开马克思对现代世界的批判性分析,才能使当代的生态思想能够获得始终立足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稳固出发点。“社会现实”是马克思主义贡献给当代生态思想最重要并且也是最可靠的财富。③
(二)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马克思说:“劳动首先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④马克思认为要在社会实践中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实践是人与自然联系的中介。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消除自然和历史的对立,从而真正解决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创造物”的问题,而这一关系超出思辨浓雾的现实基础就是“劳动”或“工业”。⑤
(三)周长远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如何处理生态环境问题是生态自然观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核心的五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结合不同时期我国生态换进的客观实际,对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不少具体办法,其中反映出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以长远的眼光处理生态环境问题。
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⑥进入90年代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江泽民的带领下,首次明确提出:“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⑦“环境保护很重要,是关系我国长远发展的全局性战略问题”。⑧2003年3月9日,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指出:“解决好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仍然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和严峻挑战。对此,全党同志务必高度重视,坚决克服盲目乐观、麻痹松懈和消极畏难的情绪,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念,不断增强人口意识、资源意识和环境意识,继续坚持不懈地把人口资源环境工作抓紧抓好。”
党的以来,同志对生态文明做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同志强调:“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
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具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杜向民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返”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生态思想之“本”,“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之“新”,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以人与自然、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和谐共荣为根本目的,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实践与观念革新提供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⑨郭爱芬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和谐理念所蕴含的“环境”“生存”“发展”和“文明”等内容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和谐社会建设问题在内在逻辑上具有共通性和一致性。我们所提倡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地要同人类文明的和谐进步结合起来。
它内在地要求我们按照自然客观规律办事,合理地利用和改造大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在具体路径选择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生态经济是实现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人与人的文明相处、人与社会的共同发展。⑩王艳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可以为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服务,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同时也为自身的理论研究作出理论上的丰富。⑾
从上述总结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内容、意义等都有一定的研究,而且不断深入。
二是研究方法上取得一定的突破,更加侧重于实证研究和科学技术方法的运用。
三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更加科学,引起越来越多学者和公众的重视。
但是,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有一定的不足之处:
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目前主要在理论层面,在实际生产和生活中的运用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
二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的方法比较单一。
三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成果未能很好的宣传普及运用,未能很好的发挥它应有的价值,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大的理论依据。
因此,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可以着重朝着以下趋势不断深入。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理论扎实的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从而更好的指导和谐社会建设。
二是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方法,多层次,多维度。
三是加大宣传力度和践行力度,让公众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研究和实践中来,扩大践行主体,从而提高研究成果的价值。
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人民出版社,1979.
②[日]岩佐茂.环境的思想:环境保护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处[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
③吴晓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生态思想[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6).
④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5.
⑤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⑥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4.
⑦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⑧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6.
⑨杜向民、樊小贤、曹爱琴.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观[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⑩郭爱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D].南京理工大学,2010.
⑾王艳.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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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凡达》这部电影的成功与其现实主义主题的表达密不可分。现实主义主题的表达往往离不开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对其所处社会现实的深刻揭露与批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阿凡达》:殖民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对决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电影《阿凡达》中,人类凭借先进装备肆意掠夺潘多拉星球的矿产资源,滥杀善良无辜的纳美人,其行径是殖民主义政策的外在表现,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间接映射。然而,纳美人以其居住环境、生活方式及生活理念诠释了完美生态主义观。影片中人类与纳美人的战争,表面上是不同种类间的殖民与反殖民斗争,实则为殖民主义思想与生态主义思想的对决。纳美人的最终胜利更多地表明在现代生态危机面前,人们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驳,对和谐生态的渴求。
【关键词】:《阿凡达》 殖民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 生态主义
《阿凡达》中纳美人和人类之间的生死决斗,不仅是“正义”对“邪恶”的战争,更多的是生态主义对殖民主义的战争。它反映出现代生态危机下,人们对理想生态的渴求。正如福克斯电影公司评价该影片成功的首要因素不在于高额制作成本,而在于它所体现的环保思想和万物共生的生态理念。[1]从某种意义上讲,《阿凡达》是一部人类渴求理想生态,重塑精神家园及生态理念的影片。
(一)定义
殖民主义(colonialism)是指发达国家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对弱小国家、民族和地区实施武装占领、奴役和剥削的行为,变其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政策。[2]同时,也指企图将弱小国家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原料市场和销售市场的一种侵略政策。不同时期,列强所采取的殖民方式不同。在殖民主义初级阶段,往往采取赤裸裸的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抢掠、欺诈或奴隶贸易等手段进行剥削;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通过“自由贸易”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商品交易,依靠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攫取巨额利润;在帝国主义时期,除了使用前期手段外,资本输出成为列强的主要奴役和剥削方式。随着独立运动的兴起,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不断受到打击和动摇,列强采取的方式和手段更为间接、隐蔽和具有欺骗性。政治上,一方面承认殖民地国家独立,一方面扶植或派遣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经济上,通过不平等贸易掌控弱小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命脉;军事上,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军事“援助”,建立军事基地、驻军、培训等,策划政变、内乱、扶植傀儡,实行变相统治。[3]
(二)殖民主义体现
《阿凡达》的故事背景设置于2154年,地球资源已满足不了人类的过度肆虐,濒临枯竭。为了获取更多的矿产资源,以派克为首的RDA公司代表人类,前往类地卫星“潘多拉”开采“unobtainium”的稀缺矿产。
1.武力掠夺。“潘多拉”星球正如希腊神话里的美女一样,不仅自然环境迷人,而且物产富饶、生物繁多。但是“潘多拉”的空气却对人体有害,人类用面具才能呼吸。RDA公司运用高科技智能手段操控先进的设备肆意挖掘和运输“潘多拉”的矿产资源。人类所到之处,犹如蝗虫过境,生态被彻底破坏。“潘多拉”星球面临着将重演地球“灾难”。为了保卫家园,保护“潘多拉”,英勇的纳美人奋起反抗,誓死捍卫“潘多拉”的一草一木。凶残、好战的上校迈尔斯?夸里奇(Colonel Miles Quaritch)不惜动用尖端武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纳美人。炮火声中,纳美人失去了世代生存的“家园树”,被迫迁徙到“灵魂树”下,惨剧“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再次上演。然而,人类的贪婪并未止步,夸里奇下令彻底消灭纳美人。在力量对比悬殊的生死关头,奇迹出现了。大地之母“艾娃”显灵,号召“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生物加入到反抗人类暴行的队伍中,成功地解救了“潘多拉”星球。人类倚强凌弱的行为是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再现。
2.精神殖民。为了摸清纳美人的部落结构、生活环境及纳美人居住中心矿产最为丰富的地带,RDA公司的科研团队克隆出纳美人与人类的混合体“阿凡达”。他通过匹配基因与人类基因连接,并受人类意识控制。“阿凡达”的人类化身杰克?萨里(Jake Sully)是一位双腿残疾的前海军陆战队员。上校迈尔斯?夸里奇许诺,只要杰克完成军方的“间谍”任务,事后会帮他医好双腿。于是,阿凡达代表人类前往纳美人生活的部落。善良友好的纳美人不仅在丛林中救了阿凡达,而且将他纳入纳美人部落,教他学会纳美人的生活方式。然而,肩负使命的“阿凡达”向纳美人展示着人类的“优势”,征服“魅影”,挑战自然极限,让所有纳美人都臣服于人类的意志之下。按照上校的指示不断向人类提供情报,向纳美人灌输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让纳美人服从人类意愿,自愿离开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树。
“潘多拉”星球向人类展示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各种生物和谐相处,相互敬重,维持一种完美的生态平衡。纳美人保持着一种天然的生活方式,具有感知智慧的超凡能力,他们通过辫梢的末端神经系统与自然界万物交流沟通,尊重“潘多拉”星球上的每一种生物,视它们为自然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一)定义
生态主义是在全球生态危机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的形势下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一种激进的哲学、政治理论。它由最初的环境主义思潮发展到激进的环境主义,再到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深层生态学理论,最后发展到如今的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后现代主义。[4]
(二)生态主义体现
1.环境主义是生态主义萌芽的理论基础。环境主义提倡在追求发展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而生态主义则更多关注人类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不会影响非人类世界。阿凡达首次进入丛林后,他点燃火把想以此来驱走丛林猛兽。相反,他的做法打破了“潘多拉”夜晚的宁静,反而引起更多动物的注意和侵袭。于是,尼特丽救下阿凡达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火把扔入水中,使其熄灭,恢复丛林原有的面貌,保持丛林动物固有的生存法则。
2.深层生态学理论是由动物权利论、生命中心论、生态中心论等逐渐发展演变而来的。动物福利论(Animal Welfare)是生态主义的初级形式,它认为自然界的生物都是有感受力的,具有自己的道德地位,人类在满足自身要求的同时应对自然界的生物予以道德关爱,视它们为与人类平等的一员。在尼特丽出手相救阿凡达时,杀死了一头毒狼。对此,尼特丽忏悔不已,并为此自责。在纳美人文化中,任何生物都和纳美人一样平等,不可滥杀无辜;生命中心主义(Biocentrism)又称生命中心论,该理论将道德对象范围扩展到生物的自然价值观,主要体现在“敬畏自然”和“尊重自然”。当阿凡达冒险驯服魅影出现在纳美人面前时,人们无不面容失色,纷纷跪拜行礼。魅影(Great Leonopteryx),即大灵鸟吐鲁克,纳美人心中的空中霸主。在纳美人面临生存危机时,总会有救世主魅影骑士出现。纳美人对它异常敬畏,就连英勇无敌的新领袖苏泰也表示臣服,愿听凭阿凡达指挥;生态中心主义(Ecocentrism)认为在整个生态体系中,所有有生命物种和无生命物种享有同等的价值和意义。在纳美人救助格蕾丝博士时,所有纳美人屈膝而坐,手臂相互交织,与地面的所有生物构成一张巨型生态网,来传递能量。纳美人认为万物皆有生命,万物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交织,构成一张庞大的生态网,而生态网的主宰即圣母艾娃。
3.生态女权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是生态主义的新拓展,主要研究女性解放与自然解放之间的关系。[5]生态女权主义认为人类对自然的统治和男人对女人的统治异曲同工,只有打破西方的这种二元对立思想,女人和自然才能获得彻底的解放。生态女权主义主张用平等、关爱、信任的价值观念重新建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尼特丽是典型的生态女权主义代表,她骑马打仗无所不能。在纳美人部落中,男女平等,女人拥有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尼特丽的母亲就是大地之母“艾娃”的代言人,和尼特丽的父亲一样拥有部落的领导权。
4.生态后现代主义是生态主义的终极发展。后现代主义涉及诸多领域,提倡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使人们不再拘泥于固有的模式,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后现代主义对生态后现代主义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从深层生态学看,后现代主义理论主要来源于生态主义,而生态主义被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流派。[6]影片中,给人印象最为深刻,一反常态的生态环境莫过于悬浮山。它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违反了重力引力原则,所有的山悬浮在空中,由树脉相连,构成一种充满诗意的画面,让人难于解释其生态原理。
殖民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对决《阿凡达》中有两次场面壮观的战斗:家园树保卫战和灵魂树保卫战。家园树,纳美人世代栖息的场所,纳美人物质家园的象征;灵魂树,圣母艾娃圣灵的栖息地,纳美人精神家园的象征。
(一)家园树保卫战
家园树是纳美人世代居住的物质家园。在这棵神奇的参天巨树庇护下,纳美人过着安静祥和的生活。随着人类掠夺矿产的加剧,他们将家园树视为稀缺矿产的中心地带。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人类向纳美人发起了疯狂的进攻。在尖端武器的威慑下,纳美人毫无还击之力,参天巨树在炮弹声中轰然倒塌。纳美人在人类贪欲的驱使下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人类的行为无疑是赤裸裸的强盗行为,此刻的人类眼中只有经济利益,纳美人只不过是生活在树上的“野蛮人”,长着长尾巴的“蓝猴子”罢了。这种思想无疑是对其他类人物种的蔑视,是人类优越论的体现,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直白。
(二)灵魂树保卫战
失去世代繁衍生息的家园树后,为了生存,为了保护仅有的精神家园,纳美人联合起来反抗人类。杀戮成性、嗜血如狂的上校发出先发制人,彻底摧毁纳美人,征服潘多拉星球的指令。纳美人聚集在灵魂树下,依偎在一起,四处弥漫着悲凉的气氛。此刻的灵魂树是纳美人生存的最后希望。然而,凶残、毫无人性的上校不给纳美人丝毫的喘息机会,他要让纳美人彻底屈从于人类。上校派出了所有的武装力量,想要一举炸平灵魂树,消灭所有的反抗力量。在强敌压境的生死关头,所有的观众都为纳美人的命运惋叹之际,导演卡梅隆让纳美人创造了奇迹。潘多拉星球的所有生物响应了大地之母艾娃的召唤,联合起来,彻底打败人类,并将贪得无厌的人类驱逐出潘多拉。
在最终的决战中,纳美人获得胜利。这不仅是“正义”对“侵略”的胜利,更多的是生态主义对殖民主义的胜利,人类生态意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胜利。
人类在潘多拉星球的殖民行为,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集中体现。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只有人类才是自然界的主宰。相反,纳美人认为一切生物相互平等,生物间相互尊重,每种生物都是自然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生态危机日益严峻,生态平衡的心声日益高涨的今天,如何呵护我们的家园?卡梅隆虚构了人们所渴望的完美的生态家园――潘多拉。通过人类对潘多拉的殖民战争,更多折射出的是殖民主义思想与生态主义思想的终极对决。纳美人的胜利,是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反讽,是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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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叶以来,生态危机逐渐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在不同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人类在反思自身行为的过程中,就如何解决生态问题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理论,构成了不同的生态观。生态观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随着生态危机的产生而产生,也随着人类生态实践活动的拓展而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讨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早起源于俄国十月革命后的西欧国家。在它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衍生出许多分支,如对存在主义的研究的分支、对实证主义研究的分支、对市场经济的研究分支等。1970年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新的领域的研究,出现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文着重研究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念,探讨它对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和存在的缺陷,以期对现代环境建设有所贡献。
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着重于生态学的研究,加拿大学者莱易斯及阿格尔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代表人物,他们出版了《对自然的统治》、《论幸福和被毁灭的生活》等书籍,详细阐述了他们对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学者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的滥用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及由其产生的生活方式导致了生态问题的出现。为了解决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他们认为基本途径在于呼吁国家和人民进行相应的政治制度改革,树立生态理念,加强建设生态环境。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具体观点有以下几个:
面对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危机不是局部的,而是全球的;不是单一的,而是综合的。面对这种新的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研究已经无法解决。为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提出了新的生态危机理论。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自由主义状态是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而当代无产阶级消费观念的异化尤其是对高级消费品的追求,在无政府状态下,刺激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畸形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超出了生态环境的可承受程度,导致了生态危机出现。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认为倡导无产阶级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改革资本主义生产的管理体制是解决生态危机的有效手段。
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是产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的根源,也是资本主义自己无法解决的根本矛盾。为此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护自己国家的生态环境,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并不断掠夺其他国家的资源,以期解决自己国家的生态危机。然而当代的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只要局部出现危机就可能危机整体。为此生态危机转嫁看似是聪明的,其实是愚蠢的,其根本无法解决当代出现的生态危机,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生态危机。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分析探讨资本主义制度的利与弊,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矛盾是其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要克服这种危机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化。然而面对新出现的生态危机,这种传统的解决方法完全解决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为此提出了生态理性概念。生态理性倡导社会生产不要再一味地追求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而要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协调。人们要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在保护生态环境观念的前提下进行消费,引导社会生产良性地发展。发展高科技,用科技治理污染和改善企业生产方式也是缓解生态危机的有效手段。
20世纪末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盛行,全球性生态危机也日益加重。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者詹姆斯?奥康纳从新的角度分析生态危机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双重危机理论阐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两种矛盾即资本主义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两种矛盾的运动变化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的双重危机(生态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而全球经济政治的发展不平衡也客观上加重了这两种危机。因此分析研究资本主义这两种矛盾运动,了解它们之间的联系,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秩序将有助于生态危机问题的解决。
70年代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将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社会的生态环境领域,致力于解决人类社会出现的生态危机。他们的研究的确给我们现在建设生态环境提供了很多有意义的借鉴。
方式,搞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最后学者们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并极力批判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生态危机转嫁行为。对我们更好地了解资本主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出现的双重危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另外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学者们还十分强调人的生存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协调,要求社会生产与保护环境并重且统一于人类的发展过程中。其对我们现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树立良好的生态文明理念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然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对生态的研究理论不免存在着缺陷。
资本主义内部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是紧密相连的,从关系上说,生态危机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学者们看错了这两种危机的关系,片面夸大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甚至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不是主要待解决的问题,容易导致人们错把生态环境的研究当做资本主义现代研究的主题,使人们忽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消费者消费观念的异化虽是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们过分强调了消费者观念异化的作用,忽视了进行
现在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学者的生态研究理论成果,我国学者应该结合本国实际,借鉴吸收其有价值意义的部分,反思其局限之处,从而更好地帮助人们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学者同时也要积极分析研究现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努力地创造出更好的理论成果供人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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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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