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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资本市场股市融资产业结构升级
论文摘要:本文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股市融资不但没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优化,而出现这种理论和实践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
一引言
从1993年开始,上市资源的分配一直采取中央政府按行政条块切块下达上市指标和额度,并对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的产业政策进行了规定,如中国证监会《关于1993年申请公开发行股票企业产业政策问题的通知》明确规定,鼓励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产业企业,暂不受理金融企业,控制房地产企业,商业企业则各省不能超过一家;1994年l0月发布了《上市公司办理配股申请和信息披露的暂行规定》,文件除对配股时限、数量等加以限定外,还强调配股募集资金的用途必须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国家计委2002年1月发布《“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提出鼓励符合条件的服务业企业进人资本市场融资;国家经贸委、财政部、科技部和国家税务局2002年7月联合发布《国家产业技术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商务部、环保总局和银监会2003年12月发布关于制止钢铁、水泥、电解铝行业盲目投资的若干意见,《意见》特别指出证监会不能核准含有此类项目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和再融资的申请;2004年1月国务院签发《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认为资本市场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重组。中国股市中这种特有的上市机制以及各项产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股市的资本配置朝着既定的地区和产业倾斜。
另外,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史也表明,股票市场的发展过程往往就是其产业结构高度化的演进过程。比如在1870年至1920年间,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的股票市场处于发展初期阶段,其金融资产证券率仅为12%,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仅为8%,与此相适应,其产业结构则表现为农业国向工业国过渡时期的特征——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高达50%以上,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仅占25%以上,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上述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高度发达,这些国家的金融资产证券率已经高达50%以上,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也达到了较高水平,比如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高达l13%,与此同时,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也达到了后工业化的水平——无论从就业比重还是从产值比重来看,第一产业迅速下降,第二产业略有上升,第三产业后来居上跃居首位。
综上所述,无论是我国特有的上市机制,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股市融资具有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但是通过对我国股市目前的发展状况和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疑问:我国股市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这促进作用是否实际存在?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本文根据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对理论上应该而实际上没有起到促进作用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文献综述
关于股票市场发展与产业增长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以Levine和Allen等人为代表的新金融发展理论,但是它只是将资本市场纳入研究体系,对于经济增长的研究则始终停留在宏观数据层面,尚没有导人产业和企业层面。Rajan和Zingales(1998)在Levine等人的研究基础上,将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围深入到金融与行业增长率的层面,并通过41个国家、36个行业数据,从一个国家内不同行业对外源融资的依赖程度考察了金融与行业成长率的关系,研究发现金融市场的发挥降低了外源融资的成本,从而把企业从内源融资的束缚中解放出来。ThorstenBeck和Levine(2002)在Rajah和Zingales的方法基础上,首先运用跨行业、跨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金融结构与产业增长的相关性,针对银行主导和资本市场主导两种金融体系,检验严重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在哪种体系中增长更快,主要评价金融机构是否促进资本流向了外部融资依赖性强的产业。Fisman和Love(2003)引人了行业增长机会概念,并认为导致金融发展效应差异的因素与其说是行业外部融资依赖度,不如说是行业增长机会。他们的实证过程表明,在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增长机会的乘积项或单独引入金融发展与外部融资依赖度的乘积项时,其系数都是显著的。JefreyWurgler(2000)提出了一个新方法:以资本形成对于盈利能力的敏感性(即弹性)来衡量资本配置效率,并运用包括28个制造业部门、跨时33年的面板数据,对65个国家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
与国外利用多个国家宏观数据研究不同,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研究和以国内中观数据为主的实证研究,研究结论充满争议。归纳起来,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升级的关系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股市融资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如朱建民和冯登艳(2000)、王军和王忠(2002)、王兰军(2003)、杨德勇和董左卉子(2007);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弱相关或不相关。殷醒民(1997)通过对1996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票的制造业结构分析发现上市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发行股票来募集资金的实际效果是加剧了制造业资金的分散化,并且认为股票市场与国家的产业政策基本上没有联系,蔡红艳和阎庆民(2004)度量了行业成长性,研究发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各行业成长性的此消彼长并未在资本市场中得到体现。
上述研究多以理论研究为主,实证方面的研究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一种是以徐炳胜(2006)为代表的多元统计方法,他主要通过我国资本市场于产业结构有关的经济数据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另一种方法是基于JeffreyWurgler(2000)的资本配置效率模型,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以市场作为配置主体,而且该模型因为缺乏理论依据、关键变量的内涵无法做严格界定,而遭到研究者们的质疑。基于此,本文将根据1994—2005年我国股市融资和产业结构有关经济数据,利用资金流量法和协整理论,从股市融资规模效应视角,对股市融资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三股市融资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分析
(一)评价指标体系选取与数据说明
股市融资指标:为了克服异方差和误差项序列相关,本文采用股票市场各年度筹资额分别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进行衡量。即:股票融资率SR=股票融资额/GDP。产业结构升级指标:衡量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可以通过计算和比较不同年代第二产业增加值/GDP、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等指标来衡量。本文选取当年第二、三产业增加值的和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衡量。即:产业结构优化率IR=(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GDP。
产业绩效指标:产业结构理论中的“黑箱理论”即“投入——产业结构——产出”,产业结构在这里实质是承担一种产业转换器作用,而关于产业结构升级问题研究的核心,同样是如何促进高效率(绩效好)行业比重的提高和低效率(绩效差)行业比重的下降,从而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产业整体绩效的提高。而产业绩效定义是基于企业集合体的角度,因此,本文选择产业利润率来评价,但是由于上市公司多数为各地区的骨干企业或者高新技术企业,因此在税收政策方面往往较非上市公司具有明显的优惠优势,所以以税前净资产利润率IP来评价,即:产业绩效指标IP=(税前利润总额/净资产X100)。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样本期间选取1991—2005年。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历年统计年鉴和CCER数据分析系统。
(二)序列平稳性检验
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多数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这些序列的矩随时间而变化,然而某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不随时间变化,表现出平稳性。20世纪80年代初Engle与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就是解决非平稳时间序列之间协整关系的有效方法。但是协整理论并不是对所有非平稳数据都能处理,它所解决的是某些单整序列的关系问题。根据E—G两步发,为防止伪回归产生,在进行协整分析前,必须检验序列平稳性,即序列单整性检验。单整性是指,如果一个序列经过n阶差分后才能平稳,则称此序列为n阶单整,记为I(n)。同阶单整序列的某种线性组合如果是平稳的,称之为协整。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法和PP法,本文使用ADF法,采用Eviews5.0计量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作变量SR、GR、IP时序图(见图1),初步判断序列平稳性,识别变量截距、趋势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各变量可能不平衡,且都有截距项。
然后,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整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GR、SR、IP的检验统计值大于临界值,说明它们是非平稳序列。而它们的差分序列AGR和ASR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AIP以90%的置信度通过检验,说明AGR、ASR、AIP为平稳序列。显然,可以判定GR、SR、IP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即I(1)序列。
(三)资本市场融资规模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的协整检验根据上述单整检验结果,SR、GR和IP这些时间序列虽然自身非平稳,但其某种线形组合却可能平稳。如果存在平稳的线形组合,这个线形组合则反映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即协整关系。以产业结构优化率GR、产业绩效指标IP为被解释变量,资本市场融资率sR为解释变量,建立计量模型:,其中1、为随机扰动项,表示GR、IP中sR无法解释的其他因素,对GR和sR、IP和sR分别进行回归,得到模型(1)和模型(2):
从回归结果看,模型1的截距项和系数显著,R=0.560618,调整的R=0.516680,F值=12.75923,P值=0.005079;模型2的截距项显著,而系数不显著,其R=0.246154,调整的R=0.151923,F值=2.612246,P值=0.144704。为了检验模型1中GR和sR是否协整,必须进一步对模型的残差平稳性进行检验。提取模型1残差,记为e,对其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3。残差e以95%的置信度通过检验,是平稳的。说明GR和SR是协整的,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优化率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股票市场融资率每增长1个百分点,产业结构优化率降低5.523358个百分点,可见我国股票市场融资对产业结构升级不但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
为了进一步确定股票市场融资率和产业结构升级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影响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ECM),误差修正模型基本形式是由Davison、Hendry、Srba和Yeo于1978年提出的,该模型能解释因变量的短期波动是如何被决定的,一方面,它受到自变量短期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取决于误差修正项(ecm),即回归模型1的残差序列e。将ecm滞后一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如下:
上述修正误差模型中ecm(一1)系数为负,说明在短期内或因为政策因素影响,或其他随机干扰影响,导致股票市场融资率与产业结构优化可能偏离均衡值,但这种偏离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偏离将因误差的修正回到均衡状态。
四结论
上述关于股票市场与产业结构升级关系的理论分析表明股市融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积极的影响,但实证分析却.发现股市融资不仅没有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反而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出现这种差异的核心原因在于渐进式改革下国家主导型制度变迁对股票市场的定位和制度设计。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国家强大的控制力,而国家强大的控制力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软预算约束的国有企业使银行体系陷入了不良资产的泥潭,银行体系为国家提供金融剩余的能力被逐渐消减,国家不得不需求新的控制金融剩余的方式。中国股票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便是国家主导渐进式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股票市场的制度设计抑制了股票市场促进风险改善、信息收集和企业监控功能的实现,而国家、地方、特权阶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及散户等分利集团对自身利益的追求又产生了股票市场上种种的非市场化或违规行为。股票市场不能也不可能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促进作用。因此,股票市场的完善和发展,不只是简单地在市场内部解决问题,更多的应是以系统的眼光,兼顾市场内外各方利益。
另外,我国作为转型国家在发展股票市场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实质上是整个社会大环境的问题。股票市场发展的方向、大小和深度取决于一国经济、信用、法治完善与适应的程度。研究股票市场的作用不能只是以某种预设条件的内生数理模型为基础,也不能简单运用产权理论或金融约束理论,更不能照搬在国外某一特定环境的所谓成功经验或模式,而应把金融作为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基本要素来设立一个合理的体制改革方案。股票市场是金融系统的高级形式,它的功能发挥需要一个国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较好的信用和法制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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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电子商务制造业供应链管理
论文摘要:分析研究电子商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中小型制造企业如何利用电子商务调整战略,从而在新形势下抓住商机,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成功者。
一、电子商务的发展与现状
1.打造为制造企业直接创利的电子商务平台
提起电子商务,人们立即想到的是网上购物和竞拍,其实并不尽然,如果仍然是送货上门和收钱,它与传统的邮购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此外,盲目追求网站的访问点击次数,过分看重广告效应,不考虑服务质量和商业信誉,即不可能带来任何实际效益,也不能使电子商务在广阔的生产制造企业获得健康发展。
目前,电子商务的较为完整的定义是: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的、以交易双方为主体、以银行电子支付和结算为手段,以客户数据为依托的全新商务模式,也就是说,电子商务是将整个交易过程的数据和资料全部用电子方式实现,双方不需要面对面进行交易。
电子商务是利用互联网来完成包括广告发布,生产,供应厂商查询、谈判、签定订货合同、结算、付款和售后服务等商贸活动全过程的信息互动程序,它能够简化交易过程,建立交易和客户资料的电子档案。
电子商务的目的是减少不增值环节,节约各种资源的消耗和大幅度减少不必要的商品、物资和人员流动,加速信息流动,显著提高产品生产和拓宽商务活动范围,增强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更好地为客户提供高效、快速和优质的服务,实现为企业直接创利的电子商务平台。
2.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电子商务自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兴起后,经不断完善,其支撑技术和社会环境日趋成熟。并以及其迅猛的态势席卷全球,成为信息产业的热点。电子商务的广泛应用将给现有的商业形态、市场结构、高新技术流通和营销策略带来一场新的革命。
随着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国内从事电子商务的网站已超过1100多家,并且仍在快速增加。但大多数是经营网上购物和竞拍的商店。目前企业对电子商务认识和使用仍处于起步阶段,但已出现大量提供商务信息服务的网站,如为中国出口企业在网上添加企业及产品信息和查询国外采购商需求的中国制造网(www.made—in—china.com),以及为网络联盟企业服务的中国制造资源网(www.mrnet.con1.cn)等。
3.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
随着电子商务基础设施的完善,我国传统产业发展电子商务的深度将进一步拓展,企业参与电子商务也会越来越多。图像信息网、多媒体通信网、高速宽带互联网(ADSL)将覆盖性普及和应用。个性化和专业化信息需求将会强劲,个性化商品的深度参与成为必然。
今后几年我国网上消费者仍将以中高收入人群为主,面向工厂、企业的直线型网站和专业化网站前景看好,专业电子商务平台发展很大。但发展电子商务需要有一个良好的基础环境,包括网络的普及与宽带的拓展、金融卡的普及与信用制度的完善、认证体系与安全措施的完备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等。应该指出,影响我国电子商务发展最大障碍并非技术问题,而是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二、制造企业的电子商务战略
1.国外制造企业的发展动向
电子商务风起云涌,传统的制造企业如果不能适应这一变革,必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美国汽车三巨头已联合起来开展电子商务。通用电气公司还专门成立了通用信息服务公司,为制造企业提供有关电子商务的各种服务。康柏、惠普、日立、三星等12家国际知名的信息产业公司联合宣布,联手组建一家电子商务公司,运作开放式的网上交易,旨在降低购销成本,实现及时业务处理,减少库存以及提供更高质量的服务。
2.我国制造企业发展战略构想
从战略上看,中小型传统企业可以采用以下3种方式切入电子商务。
(1)拓展新市场、新产品和新服务。例如,制造厂商不仅销售产品,还可以在网上为客户提供产品快速开发的技术服务,建立产品创新联盟。接受用户反馈信息与之成为互动关系。又如制造厂商可在互联网上对原物料直接进行多家产品评估、审核、签订电子商务合同,直至生产制造部位。节减了物料采购环节和人力物力资源。
(2)网上客户服务和客户关系管理。例如客户可以访问制造企业的虚拟产品展览室,下载产品的三维模型,参与产品的设计,及时了解产品的制造进度和质量。此外,客户的意见可以直接、同步地反映给各有关部门,而不仅仅是销售人员,从而使问题能够及时得到处理,并自动建立客户档案,实现客户关系管理的自动化。
(3)网上供应链管理。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制造企业采取产品设计和装配两头在内,零部件加工制造在外的制造策略。大量零部件外包加工后,运用电子商务可以加强采购和物流方面的协作,实现数据自动处理和交换,加快资金周转,保证交货准时并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以挖掘新的利润空间。
上述3项战略在实质上都是为了消除传统经济中制造企业难以克服的障碍,例如:订单处理速度低下,销售区域差异导致价格差异,不必要的中间商盘剥,从而提高交易和市场的效率。
3.电子商务与企业应用
对企业而言,电子商务不是孤立的,电子商务涉及产品生产和商务过程整体产业链的各方。它改变了制造厂商、供应商和客户之间单纯的钱货交易关系,使得供应商可以参与产品的制造和运输,客户能够参与所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企业与企业之间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营销仅是整个链上的最后一个环节。
四、电子商务和大量定制
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缩短了制造企业与最终客户之间的距离,客户有可能参与所购买产品的设计,使产品更加适合客户的个性和爱好。由于这种制造模式所生产的每一个(或一小批)产品是不一样的,由若干模块组成不同的款式,按照不同的客户需要制造,所以称为大量定制。
如某小家电制造公司的产品是无线电控制电子闹钟和温度计,从该公司的电子商务网页上客户可以选择不同的款式,用鼠标点击后,产品的三维实体就在主屏幕上显示。客户可以选择不同的零部件外形和颜色进行不同方案的组合。然后,点击动画演示,不仅可以从不同角度观看产品,还可播放音乐,显示电台频率、当时的时间或温度。如果客户戴上虚拟现实眼镜和手套,还可以实际触摸和操作,和拿到一个真实的产品没什么两样。完全满意后,决定订货数量,立即可获得在线报价。最后,返回主页,进行订货合同的在线签约和货款支付,整个商务过程可在几小时内完成。由此可见,电子商务和企业应用可以将传统的商务过程缩短上百倍时间,并节约大量的旅行和通信费用。
五、电子商务和供应链
电子商务不是简单的商务电子化,而是企业后台整个运营系统的信息化以及流程重组和优化。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制造业和零售业全球采购的趋势迫使构成产业链的所有企业进一步加强管理、降低经营成本,增加抗竞争抗风险的能力。因此,有远见的企业家已经将注意力从单纯的销售策略转向提高企业创新、采购管理水平,并通过电子商务活动从中挖掘新的利润空间。
以电子商务和企业应用集成为基础的供应链管理系统,将成为明天赢家的关键。体现为是否拥有高效率、低成本的供应链和营销渠道,这将形成企业新的核心竞争力。企业如果不能适应全球采购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趋势将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险。制造商必须根据客户全球采购、集中采购和电子采购的发展趋势及时调整战略,抓住商机,开拓新的销售渠道。
六、结束语
中小型企业发展态势,使企业领导者必须将注意力转向加强产业链的合作,转向提高价值链的管理,加强供应链管理,通过电子商务和企业应用集成,建立网络联盟企业,联合起来去竞争,必将引导中国制造业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成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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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各大城市正处于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布局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顺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梯度转移和二次创业的需要会建立总部与生产基地相分离的组织体系。因此随着产业集聚,会逐渐形成以上海为地区总部,江浙等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基地的城市间空间合作关系,从而发展城市间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构合理的产业链,构筑长三角地区产业的空间布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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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国家发改委提出“中部崛起”发展规划之后,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建设、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消费者购买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然而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一直都保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中部各省之间的产业结构严重趋同,产业间缺乏横向和纵向联系。
对于中部地区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难以提升的问题,传统经济地理学和新经济地理学理论都无法给予令人满意的回答。这是因为上述理论在研究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的过程中都没有考虑到行政垄断因素的影响。Young在对我国五大产业(农业,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的研究中发现,造成我国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同质化的原因是由于政府行政垄断而造成的国内市场分割。在政府行政垄断的影响下,国内区域间市场壁垒越来越高,生产要素无法在不同区域间得到合理配置,产业的地理集聚发展因此而受到了影响。Young的研究有新意,但是没有从实证上论证行政垄断因素与低水平地理间的影响关系。在Young之后,部分学者提出:贸易壁垒的提高会使得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但政府直接投资的增加会提高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程度。行政垄断因素一定条件下会促进区域的产业集聚与经济发展(胡向婷,张璐,2005)。于林等人(于林,于良春,2010)认为:地方性行政垄断对我国经济增长存在一种倒U型的影响关系。当地方性行政垄断程度在一定水平之内时,行政垄断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超过该水平后,则不利于促进我国的经济增长。对外开放程度越高的区域行政垄断因素越不利于其经济增长。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商品市场的分割程度是下降的,国内市场的整合程度在逐年增加(Fan, C S and Wei, X,2006, Naughton, B,2003, 桂琦寒,陈敏,陆铭等,2006)。
上述研究在研究行政垄断因素对产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效应时,忽视了市场效率因素可能带来的影响。事实上,由于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改革路径,长期以来市场和政府力量会共同作用于产业发展。因此在研究我国产业地理集聚问题时必须同时考虑行政垄断与市场效率两种因素的影响。关于这一点,贺灿飞等人提出要从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三方面理解我国产业结构趋同(贺灿飞,刘作丽,王亮,2008)。全球化主要考虑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市场化主要考虑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市场配置因素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分权化则主要研究在地方政府在权利分散的过程中实施的政策措施对产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借鉴贺灿飞等人的范式对影响中部地区地理集聚的因素进行研究。由于数据和研究方法的限制,只选择两个代表性因素――行政垄断与市场效率作为研究对象。在实证分析过程中,对2003-2010年中部地区的行政垄断水平和市场效率水平进行测量,并作为解释变量估计它们对中部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参数,从而得出本文的结论。
建国以来中部地区就是我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制造业为中部地区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创造了大量的产值,因此通过考察制造业的情况可以最大程度的反映中部地区产业的发展情况。我们测算了中部地区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在2003-2012年期间19个二位数子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这19个行业是根据这些行业在这10年期间的年均就业人数按由高到低的顺序排序依次选取它们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和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样处理的目的在于尽可能的选择对中部地区产业发展有代表性的行业作为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EG指数测量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EG指数是Ellison和Glaeser提出的一种对空间基尼系数的修正指标。空间基尼系数是最早由Krugman提出的用于测算美国产业集聚水平的指标,其公式为:G=∑i(Si-xi)2。其中Si代表某个产业部门在i地区就业人数占全国该产业部门就业人数的比重,xi代表i地区所有产业就业人数占全国总就业人数的比重。由于空间基尼系数在测算产业地理集聚水平时没有考虑到企业间的规模差异对造成产业集聚造成的影响,因此Ellison和Glaeser(1997)对于之前的空间基尼系数计算方法进行了修正,从而提出了EG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γ=∑Ni(si-xi)2-(1-∑Nixi2)∑Tjzj2(1-∑ixi2)(1-∑Tjzj2) (1)
在式(1)中,我们将一个经济体的地理区域分为N个子区域,Si代表产业a在区域i的就业人数占产业a在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xi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就业人数占整个区域就业人数的比重;∑Tjzj2表示的是产业a在整个区域的赫芬达尔指数(HHI指数),Zj其中表示产业a中的企业j的产值占产业总产值的比重;EG指数是一个正向指标,取值范围在0-1之间,取值越大表明该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越高。理论上EG指数水平与产业集聚程度之间并没有明确的对应标准,但在实证研究中许多学者根据经验将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按照EG指数水平分为三类(李真,范爱军,2008, 罗勇,曹丽莉,2005):低水平地理集聚(0在计算EG指数过程中需要计算产业在历年的HHI指数,但是传统的HHI指数计算方法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需要获取产业中尽可能多的企业的市场份额分布情况,这些数据目前难以获得,不少学者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采用了HHI指数的替代指标去估计(李真,范爱军,2008)。这里我们选择吴三忙等人提出的替代方法估计HHI指数(吴三忙,李善同,2009),即假设产业部门内每个企业的产值相同,影响产业部门企业份额分别的因素只有企业数量,最后该产业部门的HHI指数根据式(2)得出:
H=∑rj=1nijoutputij/nijoutputi2
=∑rj=11nijoutputijoutputi2=∑rj=11nijsij2 (2)
其中outputi代表产业a在区间i的总产值,nij代表产业a在区间i分布的企业个数。本文在计算过程中将式(2)中的产值指标替换为就业人数指标,这是因为我们在计算EG指数的其他部分时都以就业人数作为基准数据,此外,目前关于中部地区各个产业就业人数数据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都很高。
基于以上方法,我们计算了2003-2010期间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根据各个行业年均EG指数将它们分为高水平集聚型,中等水平集聚型以及低水平集聚型三类。图1-图3描述了三种行业在考察期内地理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
第一,在平均水平上,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聚水平较低。在19个三位数子行业中,处于高水平集聚的行业仅有4个,超过75%的制造业产业处于中低水平集聚。这一点与中部地
图1产业集聚指数小于0.02的三位数行业的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图2产业集聚指数在0.02和0.05的三位数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图3产业集聚指数大于0.05的三位数行业产业集聚水平变化趋势
区当前制造业的构成结构是相符的,中部六省同作为全国的制造业基地,彼此的定位一直存在重复,除了山西省在矿产资源加工业方面具有明显的集聚优势外,其余五省的制造业布局大体相同。许多在中部地区已经发展到相当规模、本应该发挥地理集聚优势的产业被平均分配到了不同的省份中,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电器机械与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工产业制造业等。这样使得中部地区制造业整体的地理集聚程度一直处于比较低的水平。
第二,在时间趋势上,中部地区制造业大部分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减或保持不变的趋势,只有少数部门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根据上图的描述可知,在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部门中有13个部门2010年的产业地理集聚水平低于2003年,而在其余6个部门中呈现出集聚水平明显递增趋势的只有1个。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制造业部门的产业集聚趋势可知:大部分属于低水平和中等水平集聚型产业的制造业部门都出现集聚水平逐年递减的趋势,而属于高水平集聚型产业的大部分部门在期间内地理集聚指数保持稳定,这说明了在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高的制造业部门在提升地理集聚水平方面更有优势。综上所述,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总体发展趋势是逐年分散而非集中,高水平集聚的制造业部门的地理集聚趋势要快于低水平部门。
第三,中部地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和地理集聚趋势要优于劳动密集型部门。这一结论与许多学者相关研究的结论相符合(贺灿飞,朱彦刚,朱晟君,2010, 罗勇,曹丽莉,2005)。#p#副标题#e#
不少学者通过选取替代变量的方法间接测量区域内行业存在的行政垄断程度。比如白重恩等人(白重恩,杜颖娟,陶志刚等,2004)通过行业利税率与国有化成份比指标去衡量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的程度。余东华(余东华,2008)选择了行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从业人员占制造业比重,国有经济比重,行业利税贡献率,大中型企业增加值比重等六个方面的指标作为影响行业受保护程度的因素,并根据相关研究确定了上述指标的权数,最后通过对所有指标赋权得出了中国制造业行业受保护指数。本文选择了4个指标作为衡量中部地区制造业行政垄断程度的变量,它们分别是:各个行业部门总资产占整个制造业总资产比重、各个行业部门获得利润和上缴税收总额占整个制造业比重、各个行业就业人数比重占制造业比重以及中部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当年GDP比重。以上四个指标都是正向指标,指标水平越高表明行业存在的行政垄断程度越大。除了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的指标是时间序列外(8个样本点),其余三项指标都是面板数据,我们对于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行业在2003-2010期间的各期数据都进行了计算。在获得上述四项指标之后,我们采取了主成分分析法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主成分提取,进而根据各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对主成分赋权,从而得到衡量中部制造业行政垄断因素的综合指数。
市场效率水平用于反映行业市场对于生产要素综合使用效率的情况,我们这里选择用全要素生产率这一指标去测量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市场效率水平。目前在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方面应用最广泛的非参数法是数据包络法(DEA),与参数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相比,非参数法具有不需预先设定生产函数形式,允许企业规模报酬可变,能够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等多种优点,是一种应用比较广泛的全要素生产率估计方法。本文选择数据包络法去计算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在2003-2010期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由于这里的投入产出数据都是对面板投入产出序列,所以我们进一步选择Malmqusit指数去计算中部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Malmquist指数是Fare等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框架提出的一项针对面板投入产出序列的技术进步水平核算方法(Fre, R, Grosskopf, S and Norris, M,1994)。与其他数据包络分析法一样,Malmquist指数是基于一系列投入产出距离函数而构建起来的,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Mi(xit,yit,xit+1,yit+1=Dit(xit+1,yit+1)Dit(xit,yit)*Dit+1(xit+1,yit+1)Dit+1(xit,yit)1/2
=Dit+1(xit+1,yit+1)Dit(xit,yit)*Dit(xit+1,yit+1)Dit+1(xit+1,yit+1)*Dit(xit,yit)Dit+1(xit,yit)1/2 (3)
式(3)中的Dit和Dit+1都是基于不同投入产出序列的距离函数,其中i表示观察样本(DEU),t表示时期。xit表示样本i在t期的投入序列,yit表示样本i在t期的产出序列,其他符号同理可推。Malmquist指数可以分解为技术前沿变动(TECH)和配置效率变动(EFFCH)两部分,它们分别对应于上式中的A和B两部分。技术前沿变动衡量的是在不同的技术条件下,样本在本期的投入要素使用效率与上一期要素使用效率的比值,反映了由于技术前沿变动带来的要素使用效率的变化,可以将其理解为生产理论中由于生产可能性边界本身的移动对样本点造成的效率变化。配置效率变动则反应的是在相同的技术条件下,样本在本期的投入要素使用效率与上一期要素使用效率的比重。它说明了样本对于投入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变情况,可以将其理解为样本点在生产可能性线上的移动造成的效率水平变动。两者相乘即为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代表了样本对于生产要素的综合考虑效率,我们这里选择中部地区19个二位数制造业子行业在2003-2010年期间的每年总资产存量最为资本投入量,选择行业的年末就业人数作为劳动投入量,同时选择各个行业的年末总产值作为产出量。通过DEAP 2.0软件计算得出最后的全要素生产率数据。
本文建立计量模型对市场效率、行政垄断对中部地区制造业产业集聚水平进行实证分析,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在模型设定中,被解释变量是中部地区制造业的EG指数,它反映出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水平,记为GINI;解释变量是中部地区制造业地方保护综合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其中地方保护综合指数代表中部地区制造业的行政垄断水平,全要素生产率指数代表中部地区制造业的市场效率水平,这里分别记为localprotect(LP)和TFTindex(TFT)。由于上述面板数据都有时间序列,因此在对面板数据回归之前,首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选取软件Eviews 6.0。
变量名Levin, Lin&Chu tBreitung tstatIm, Pesaran and
Shin WstatADF Fisher
ChisquarePP Fisher
ChisquareGini29.47593.418832.9571679.0851108.543P-Value00.99970.00160.00010local protect11.97380.146511.2372271.5452121.837P-Value00.44180.1080.00080tft index12.06231.841461.3569270.4193153.062P-Value00.03280.08740.00110
从平稳性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到,中部地区制造产业的EG指数,地方保护综合指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指数通过了大部分的单位根检验,在5%的显著水平内拒绝了数据序列有一个单位的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上述三个指标都是平稳的序列,可以直接加入估计模型中。
通过对上述三个变量建立含有固定效应的变系数面板模型来估计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参数。模型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Ginii=c+ai+β1ilocalprotecti+β2itftindexi+ui (4)
其中:c代表固定截距,ai代表行业i对应的固定效应,β1i代表i行业的地方保护综合指数变化对产业集聚指数变化的影响参数,β2i代表i行业的要素综合使用效率指数变动对产业集聚指数变化的影响参数,ui是随机误差项。由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横截面长度超过了时间序列长度,因此为了消除横截数据的异方差等问题,本文采用截面加权估计法(cross section weights,CSW)估计上述方程。估计结果见表2,软件选择eviews6.0,其中表中第一行是各参数的估计值,第二行是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检验值,*表示参数显著性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代表参数在1%水平上显著,**代表参数在5%水平上显著,*代表参数在10%水平上显著,没有星号表示参数不显著。
行业名称LP 估计参数TFT估计参数固定效应农副食品加工业0.0114960.1037370.174691(1.815551*)(1.670623*)食品制造业0.0011770.0259030.093501(0.402309)(1.198112)饮料制造业0.0006530.0019730.076979(0.131681)(0.058511)纺织业0.0010660.0544660.000493(0.727655)(1.680135*)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0.0730940.2549160.285862(3.072623***)(1.893133*)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0.0133940.0103920.052989(3.740357***)(0.513465)造纸及纸制品业0.0124980.0141590.066343(4.069595***)(0.642201)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0.022390.015890.440626(0.740727)0.11344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0.0000850.0074790.062297(0.018613)0.298429医药制造业0.0126650.0161530.052353(8.560161***)(1.287491)非金属矿物制品业0.0026010.0302850.109393(2.083714**)(2.949548***)黑色金融冶炼延压加工业0.0109880.0010380.014921(4.896528***)(0.097222)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加工业0.0006490.0004580.057007(0.191005)(0.045969)金属制品业0.011880.0004580.040342(2.091373**)(0.045969)通用设备制造业0.0056730.0326380.116831(1.680175*)1.188844专业设备制造业0.0031850.0645880.1297930.4155291.108211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0.0015060.1802380.20865(0.149425)(2.219451**)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0.0163270.0117230.089306(3.947028***)0.43802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0.0129680.2114720.2021010.824748(1.352243)#p#副标题#e#
第一,行政垄断因素对于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要大于市场效率对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在19个制造业行业中,代表行政垄断因素变量对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参数估计值显著的有10个行业(参数估计值的显著性水平在10%以下),而代表市场效率因素的变量估计值显著的行业只有5个,同时在这个5个行业中有三个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受到了行政垄断因素的显著影响。这说明当前中部地区的产业集聚发展更多受到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市场机制在产业集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还比较有限。这与中部地区市场机制建设还不完善有很大的关系。
第二,行政垄断因素不一定对制造业的地理集聚产生消极影响。在10个产业集聚水平受到行政垄断显著影响的制造业部门中,有6个行业中的行政垄断因素对产业集聚水平的估计参数为负,剩余4个为正。这表明行政垄断程度的提升不一定降低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对于某些产业而言还会提升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这一点与胡向婷等人的结论是一致的(胡向婷,张璐,2005),他们的研究表明如果政府可以通过适宜的直接投资提高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化程度。进一步比较不同类型制造业行业部门,我们可以发现在中部地区比起高水平集聚型行业,低水平和中等水平集聚型行业的产业集聚水平更容易受到地方政府行政垄断的影响,但是同样的行政垄断对这样行业影响效应不是绝对的。这说明了随着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提升,政府行政垄断干预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将会减弱。
第三,与行政垄断因素相似,市场效率因素对中部制造业的影响效应也不是唯一的。在5个产业集聚水平受到市场效率因素显著影响的行业中,有三个行业关于市场效率因素的变量对产业集聚的估计参数为负,剩余两个行业的估计参数为正。这说明了市场效率的提升会促进某些产业地理集聚水平的提高,但同时也会降低一些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对于市场效率促进行业地理集聚水平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市场效率的提升会降低生产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成本,为产业地理集聚的提供便利条件。至于市场效率会降低中部地区制造业某些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的原因,需要结合中部地区制造业发展历程来讨论。在建国初期,出于国防安全等因素考虑我国在全国实施工业均衡发展战略,这个时期中部地区许多具有良好工业基础的城市都集中了许多制造业部门(如一些特殊装备制造业,纺织业等),成为了我国当时的工业基地(如武汉,太原,合肥等)。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以计划经济为主,这些建立起来的产业部门大都是依靠国家财政补贴来发展壮大的(大部分都是国有企业),自身并不具有生存能力。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计划体制的退出,这些行业不再具有过去的优势,一些行业逐渐被市场边缘化。所以这些行业地理集聚程度的降低应该是市场合理配置资源的结果,随着市场效率的提升这些产业的地理集聚水平也将回归到正常水平。
第一,在2003-2010年期间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总体处于在比较低水平,产业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发展趋势缓慢,不少部门的地理集聚水平呈现下降的趋势。
第二,对于中部地区的制造业行业而言,地理集聚水平高的部门一般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地理集聚水平比较低。
第三,行政垄断因素对于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的影响效应要超过市场效率因素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但影响效应不是绝对的。行政垄断干预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
第四,市场效率因素对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水平的影响也不是简单的。对于一些在计划经济时期依靠政府财政补贴发展起来的过于集聚的制造业部门,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作用不断提升,这些行业的产业地理集聚水平会回归到正常水平,这是市场效率水平提升的表现之一。
第一,深化市场体制改革,降低行政垄断干预。当前影响中部地区制造业地理集聚的主要因素还是行政垄断,这表明在中部地区市场机制的建设还不完善,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方面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适宜的行政垄断干预对于产业集聚的影响是积极的,但是,未来中部地区产业集聚的发展还将更多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深化市场体制改革,逐步退出行政垄断对于产业发展的干预,对于中部地区未来的产业集聚发展至关重要。中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需要严格规范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尽可能的减少对产业正常发展的行政干预,通过市场平台建设、产业信息共享、市场环境优化等方面促进区域内产业的转型发展,实现政府职能向市场培育型方向的转变。
第二,鼓励区域内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将中部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中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高的制造业部门主要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与劳动密集型部门相比,资本和技术密集型部门具有更大的规模报酬优势,对于其他产业的影响和联系更大,更容易发挥产业集聚所带来的优势条件。国家发改委《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高新技术与先进适用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推动传统制造业优化升级。因此,在未来中部地区产业发展规划中,以高新技术制造业为代表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应该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发展。政府应该在市场机制的主导下,通过出台多元化的指导性产业政策为资本密集型产业部门提供政策支持,鼓励这些行业在中部地区的建立与发展,提高中部地区制造业的整体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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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人力等资源要素的。价格上涨,促使生产企业进一步优化其生产布局网络,研发、销售等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而生产、物流等部门则迁往城郊,甚至周边城市。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有力促进大城市局部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主要是通过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区的调整来实现城市密度的优化、城市布局的优化、城市形态的优化。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生产性服务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成为上海经济新一轮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文章在分析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必要性的基础上,通过电子地图研究了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的特征和集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两轴三带多圈层”空间集聚模式和集聚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空间布局;发展对策。
[论文正文]
试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对策研究
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中国各大城市正处于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布局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期,顺应产业发展的趋势,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举措。作为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规划的重要内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
(一)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定义。
集群原本是一个自然科学领域的概念,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管理学者将产业的地理集聚现象称之为产业集群。按照美国学者波特的观点,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 ,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的形成是专业化分工产业的报酬递增的一种空间表现形式。分工的深化促进了企业的发展,而企业为了减少交易成本,增加报酬递增、就越来越多地集聚在一个地区,从而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产业集群以其企业规模、降低成本、协作创新的功能,通过纵向专业化分工和横向经济协作,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费用,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模式[1]。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就是指在一个小的地理范围内,大量生产性服务企业的集中,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之间,生产性服务业与集群内其他企业之间形成集聚企业网络,通过相互产业互联,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本身产业升级,就业增长及其区域经济发展。
(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的必要性。
集聚可以加快上海龙头企业上下游产业链的延伸。
由于大多数企业均围绕价值链对自身产品进行延伸,企业间形成错综复杂的生态群落,产业链的耦合效应导致集聚区规模的扩大,而且新进入企业成本也会降低,吸引外部企业进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龙头企业在外置部分服务功能的同时,也会增加投资,衍生出很多子公司或者分公司进行产业链条的延伸,并加强其他企业对于龙头企业的依附性。
此外,集聚区内龙头企业进入会吸引一大批提供配套服务的供应商落户园区,并集聚包括研发、销售、物流等内在的一批关联企业,在区内及周边地区形成环环相扣的产业链。例如上海金桥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随着明基的入住,有43家紧密型配套的供应商紧随其后,将其生产和采购基地落户在园区内。闵行开发区引入汽车零配件巨头、世界500强的固安捷公司,大大降低了其他生产企业的采购成本。
2.集聚可以促进上海总部—江浙基地的长三角经济一体区的建立。
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为适应产业结构调整、梯度转移和二次创业的需要会建立总部与生产基地相分离的组织体系。因此随着产业集聚,会逐渐形成以上海为地区总部,江浙等制造业密集的腹地为基地的城市间空间合作关系,从而发展城市间上下游衔接大小配套结构合理的产业链,构筑长三角地区产业的空间布局体系。
3.集聚可以使上海更好承接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
近年来随着全球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深入,在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服务业的大规模转移现象。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中的技术服务、软件开发、芯片设计、建筑设计、数据录入、金融分析及研发创意等,开始出现有规模地向具有人才优势的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新浪潮[2]。在新一轮的服务业国际转移浪潮中,发达国家研发中心、投资中心、管理中心和地区总部等机构都可能转移出来,大都市已经成为生产性服务业国际转移的集聚地。上海建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对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更快发生转变都有重要作用。
4.集聚可以促进上海多中心城市格局的形成。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人力等资源要素的。价格上涨,促使生产企业进一步优化其生产布局网络,研发、销售等部分集中于中心城区,而生产、物流等部门则迁往城郊,甚至周边城市。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在内服务业空间集聚发展,有力促进大城市局部分解。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主要是通过城市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区的调整来实现城市密度的优化、城市布局的优化、城市形态的优化。城市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变化,降低了城市中心城区的密度,优化了城市空间形态,促使城市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方向发展。
(一)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基本情况。
近年来,上海市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呈现发展速度加快、服务水平提升、贡献份额提高的发展态势。主要体现在:总量规模的不断扩大;集聚效应逐步增强,2009年上海重点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共实现营业收入3450元,同比增长8.2%;实现利润318.11亿元,同比增长17.6%。总集成总承包、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科技研发、商务服务等逐渐成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内容。
随着一大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的规划建设和功能完善,其辐射和带动作用日益明显,成为服务业总量增长、投资拉动和财税增收的集中区。到2010年低,上海市已认定生产性服务功能区23个,总占地面积3900多公顷,提高了土地容积率和集约利用水平。
(二)上海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
呈现“多中心、多层次”的空间形态。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从空间上已经形成3带4环19区的格局,3带是黄浦江、苏州河和延安路—世纪大道三大集聚带;4环是中心城区环、中环、近郊环和远郊环。中心城区与中环主要是依托区位优势和产业基础,发展金融、创意等生产性服务业;近郊主要是总部、会展、商务服务、科技研发等生产性服务集聚区;远郊主要建设物流以及为当地优势产业服务的产业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在集聚过程中,之所以呈现“多中心、多层次”的空间形态,主要原因在于生产性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对区位因素的兴趣差异很大。
2.形成与区域优势产业融合发展态势。
从中心城区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看,黄浦区区位最高的为金融业,在外滩金融一条街,集聚了了大量中外金融保险机构;静安区金融保险业集聚程度最高,同时ICT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聚聚程度也很高,在南京西路和淮海西路中心商圈,集聚了大量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和高档商务楼宇;卢湾区情况与静安区类似;徐汇区区位较高的是科研技术服务,在漕河泾开发区集聚了大量的研发机构;原浦东新区集聚度最高的是金融保险业,在陆家嘴贸易区集聚了大量的金融保险机构,同时ICT服务和软件业区位也较高,在张江高科技园区集聚大量软件公司;杨浦区集聚较高的是教育和科研技术服务,该区是上海高校最为集聚的区域,教育及相应的研发机构集聚度较高。
从位于郊区的区县来看,由于各区县产业发展基础和条件不同,生产性服务业也各有侧重。嘉定区重点发展汽车产业链相关的生产性服务;金山区重点发展大化工产业链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宝山区重点发展钢铁产业链相关的生产性服务;浦东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链、装备制造产业链和海洋产业链的生产性性服务;闵行重点发展航空产业相关的生产性服务和面向长三角的总部经济型生产性服务。
3.具有多样化的空间载体。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是依托不同的空间载体来实现的,主要有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创意产业园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服务外包基地、物流园区和专业物流基地、农业科技服务区、高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最典型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目前上海已经设立了23个功能区,主要分布在上海市闸北、普陀等10个区和金桥出口加工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3个国家级开发区。这些功能区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转型类,即工业开发区和核销的老工业区转型为以研发设计、总部经济等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二是调整类,即高能耗、高污染的老工业企业调整为主要发展国际节能环保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三是提升类,即提升开发区能级,为开发区提供综合配套服务。
总体来看,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已具备一定基础,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效应还不够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支撑和促进作用还不够显着;尚未建立起有效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推进工作组织和管理机制,集聚区布局相对散乱,总体规划水平不高;中心城区职能过度集中,对拓展区域承接功能、培育力度不够;集聚区内产业链不完整,分工协作较差,企业之间缺乏内在的有机联系,集群效应有待提高;集聚区公共信息平台等基础设施配套不完善;财政、税收、土地等方面对产业扶持不够,集聚区发展空间受到较大限制,发展后劲受到一定影响。
(一)总体思路与空间布局。
构筑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空间体系,首先要判断其所处发展阶段。上海生产性服务业正处于快速成长期,在空间形态上正在由中心城区向郊区集聚区扩张。此外,规划布局时还要考虑上海在长三角经济圈的地位和作用,通过上海制造转向上海制造服务,提升上海先进制造业对长三角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因此,上海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总体思路为:以“构建新型产业体系、统领区域发展、建设节约型城市”为宗旨,坚持城市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相结合;坚持产业基地、重大关键性项目建设与配套服务相结合的原则,整合空间资源和发展要素,在全市范围内构建层级结构分明、功能完整突出、二三产业融合配套以及点、线、面有机结合的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发展格局,最终形成“两轴三带多圈层”的空间结构体系(见图1)。
图1 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两轴三带多圈层”的空间结构体系。
(1)两轴集聚发展。西起大虹桥商务区,东至张江功能区,沿延安路—世纪大道延伸形成东西横向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轴;北起复兴岛,南至上中路隧道形成南北纵向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轴,依托浦江两岸空间,利用后世博效应,通过沿江腹地纵深发展,形成产业特色明显、功能错位互补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
(2)三带强化辐射。以大虹桥枢纽为基点,沿京沪线、沪渝线、沪昆线,依托安亭汽车产业基地、汽车城配套工业园区、青浦工业园区等重要市级工业园区,打造与当地产业协同发展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形成上海对内地辐射的两大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带。结合沿江通道、沿海高速、轨道线等交通走廊,串联北面沿江地带、南面环杭州地带和东面临港地带,形成上海对国际辐射的临海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带。
(3)圈层梯度推进。以陆家嘴—外滩CBD为核心,依托主要的交通干线向外延伸,形成中环、中环-外环、外环依次推进的三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圈层。中环以内圈层重点发展非银行金融服务、投资咨询、会计审计、传媒广告、律师事务、创意设计等专业服务业;中环—外环圈层重点发展为技术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提供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与设计服务、检测检测等生产性服务业;外环以外圈层区重点发展为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提供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如钢铁、化工、装备等以供应链管理服务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
(二)促进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发展的对策。
明确重点发展领域,有目标地推动产业集聚。
结合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重点产业指南,积极吸引符合产业导向的生产性服务业高端项目落户功能区,促进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发展。加强招商的组织协调,建立市与区、区与区的协调互动机制,在招商引资方面开展沟通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加大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对外辐射的能力,激发企业自主发展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中央驻沪企业的作用,形成航天航空、船舶制造、液晶平板、钢铁制造等基地,支持中央企业在上海建立地区总部和运营中心,进一步集聚产业链上下游服务企业,形成总部经济。
鼓励现有的三资企业进行功能升级,特别是将现有的代表处和办事处升级,引进更多的地区总部,研发中心、营运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财务核算中心和单证制作中心等等,增强对全球资源调动能力。同时,进一步壮大民营企业力量,为中小型服务企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在调动上海本土民营企业积极性的同时,吸引江浙等地新兴的民营企业在上海建立总部、销售中心和贸易中心。
2.完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配套服务环境。
一是完善信息基础设施,积极构筑功能区公共信息平台,建设电子政府提供投资咨询、知识产权、人才培训、展示交易、研发设计和国际交流等公共服务平台。二是加强生态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功能区内的固体废物收集处理设施和污水收集处理设施,大力推进街心花园、屋顶花园、道路绿化等立体生态绿化工程。三是推进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网点规划的要求,在功能区内配套一定数量的文化休闲和娱乐设施。
3.构筑推动集聚区发展的保障体系。
构建有效的工作推进机制,着力形成由市、区以及有关专业机构共同组成的功能区工作体系。加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发展的统计、监测和分析,全面跟踪、掌握各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总体规模、行业结构、经济效益等动态状况。
制定产业发展目录,积极引导中心区服务业功能区转移占地多、消耗高的加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提升产业结构层次。同时,限制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功能区实行产业扩张。加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加大研发和技改投入,推动创新成果产业化。做好集聚区用地的储备和供应,在严格执行国家土地供应政策的前提下,以支持优先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为原则,完善土地供应方式。
四、结束语
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已经呈现出价值创造环节从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转移的总体趋势,与生产活动密切相关的服务活动——生产性服务在现代经济体系中地位与作用日益重要。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手段与内容越来越引起政府的重视。上海四个中心的建设,要求上海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因此发展现代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是大势所趋,这是实现市委市政府发展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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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批复浙江成为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使浙江经济发展由陆域延伸到辽阔海洋,港航物流有了跨越性发展的新平台。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服务业发展之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试论探索符合地方实际的服务业发展之路
“十一五”期间,国家关于服务业的预期性指标没有完成。促进服务业的大发展,是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科学发展的重要一环。“十二五”期间是加快发展服务业的黄金时期,中央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地方的积极性也持续高涨。以浙江省为例,浙江省也没有完成“十一五”期间服务业的预期性指标,为此,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到 2015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48%左右,年均提高约1个百分点。本文以浙江省为例,具体分析如何结合地方实际,进一步提升传统服务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传统和现代服务业并重发展。
产业结构调整向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发展的规律。一个经济体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将由“二三一”向“三二一”转变,第三产业比重越来越大,国民经济将向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方向发展。这一规律已为许多发达国家的经历所证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机械化、自动化、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推动着一产、二产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导致大量剩余劳动力进入第三产业;同时,由于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信息技术普遍应用,使制造业的一些部门分离成为独立的服务业供应商,从业人员随之转向服务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服务需求的增加以及政府对民生的重视,必然拉动服务业增长,扩大服务业就业规模。
2. 服务业内部结构需要逐渐优化。目前发达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均在60%—70%,而传统服务业比重在下降,新兴服务业比重在上升。随着服务业信息化水平提高,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重下降,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重上升,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我们在发展服务业、提高总量的同时,更要注重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提升服务业,引导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3. 统一思想认识,放手发展服务经济。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同志对发展服务业还存在不同看法和疑虑:有的认为一产、二产是实业,创造社会价值,三产对社会产值和国民收入影响不大;有的认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服务业是非生产活动,制造业发展到相当程度再发展服务业也不迟;由于领导分工的不同,服务业发展了,一、二产比重势必下降,担心会影响分管领导的政绩,等等。从浙江省来看,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浙江发展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市场对服务业需求旺盛,发展服务业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因此应该统一思想,消除顾虑,因势利导,放手发展服务业。
最近20多年来,浙江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这表现为第一产业在产值和就业上的比重大大降低,第三产业的比重明显上升。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不足,“二三一”的产业结构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见附表)为了加快服务业发展,必须分类指导,统筹规划:加快改造提升金融服务、港航物流、房地产业、商贸流通、旅游休闲业等传统优势产业;进一步培育发展信息服务、研发设计、文化创意等新兴服务业,使上述八大产业成为浙江省服务业的支柱产业。
——金融服务业。浙江金融业发展较好,“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30%左右,已占三产比重近20%,高于兄弟省份,成为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
近些年我们调研发现,一方面浙江金融业增幅快、贷款规模大;另一方面,“贷款难”已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障碍。原因在于:一是部分资金外流;二是贷款给国有企业多、大企业多、政府主导项目多,而贷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少;三是融资难,主要表现为担保难,各地虽然已在探索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试点仓单、动产、提单、知识产权、专利技术等质押担保模式,但远不能满足广大中小企业需求。
2010年国务院颁布了“新36条”,人们普遍认为这将迎来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春天。民间资本由原先可以“参股”金融机构改为可以“发起”金融机构,这是一个重大突破。浙江民间资本充裕,应争取作为试点省,形成“大金融”的改革先行区。这可一举三得:一是有利于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有利于改变浙江“游资炒作”形象;三是有利于增加税源。
——港航物流业。国务院批复浙江成为国家级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使浙江经济发展由陆域延伸到辽阔海洋,港航物流有了跨越性发展的新平台。宁波—舟山海域具有建设世界级深水港群的独特优势,是核心区建设的重中之重,其发展定位为“集散并重”,与上海港错位发展。在目前仓储、运输已有一定规模的基础上,今后应重点抓好大宗散货贸易平台建设,带动为之服务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商流、资金流、物流及信息流等港航服务体系。逐步形成我国原油、铁矿石、粮食、煤炭等战略物资的进口、加工、交易、保税、储备基地,形成我国海洋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重点区域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要地。
——房地产业。房地产业是基础性、先导性产业,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对房产需求大幅度增加。从国际经验看,经济起飞阶段,房地产业发展最快。目前,房地产业已是浙江省服务业中的第三大产业,占服务业比重在13%左右,税收占全省地方税收的20%左右,有效地拉动建筑业、建材业等50多个关联产业。房地产业也存在一些问题,迫切需要有效调控,使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
——商贸流通业。这是全省服务业中第一大产业,占服务业20%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业人员比重达36%左右。虽然该产业属于传统产业,随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占GDP的比重会呈现下降趋势。但是持续发展商贸流通业有利于吸纳就业、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商贸流通业发展重点是实现几个转变:从传统营销模式向现代营销模式转变;从产品“廉价”向“优质”转变;从一般产品营销向“品牌营销”转变;从传统的“三现”市场向“一市两场”“、一商两店”转变,等等。特别是义乌作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区,不能再靠打人海战术,拚低成本出口,应走“小商品优质量、小商品高科技、小商品大市场”的路子。在建设商品市场大省、网上市场大省、电子商务大省中,再创浙江贸工联动的新辉煌。
——旅游休闲业。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要率先建成旅游经济强省。目前,浙江省旅游经济综合实力已跻身全国三强,旅游业进入了大众旅游消费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旅游业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居民年均出游两次,相比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居民年均出游7—9次还有差距。
附表
浙江省近二十年三次产业及其从业人员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浙江统计年鉴。
随着居民消费从生存型、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发展型转变,旅游业发展潜力巨大。
中央批准了“舟山群岛新区”,其中蕴含着无限商机,一些海岛会成为世界各地游客相聚的“蓬莱仙岛”。从发展趋势看,旅游业将加快与其他产业交叉,出现“多元联动态势”:观光游与海洋游、文化游、休闲游、养生游、乡村游结合;团体游与自助游、自驾游结合;长线游与近郊短线游结合;国内游与海外游结合;“请进来”游与组织居民“走出去”游结合,等等。
因此,浙江旅游业发展要走信息化、多元化、国际化路子,打响“山水浙江”、“人文浙江”、“海上浙江”的旅游品牌,适应国内外游客需求,对拉动就业、增收致富发挥重要作用。
——信息服务业。浙江省“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建设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强省。首先要抓好信息服务业发展的规划,同时根据浙江省情,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业。浙江是网络经济大省,中国B2B 研究中心评出“电子商务十大创新城市/地区”,浙江省杭州、宁波、金华占三席,杭州还享有“中国电子商务之都”的美誉。要认真总结阿里巴巴与12个产业集群合作的做法,着力推动电子商务与全省42个产业集群示范区有效融合,提升全省4000多个商品市场的运营管理水平,形成信息流、商流、资金流、物流“四流合一”的平台。
——研发设计服务业。它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助推器,是将浙江省优势块状经济打造为产业集群的加速机。目前研发服务业比重较小,发展空间极大,要把它作为战略性产业花大气力培育发展。一是抓好三类重大科技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公共科技基础平台、行业科技创新平台、区域科技创新平台),特别是要抓好杭州城西科技创新产业集聚区,为浙江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强大的创新引擎;二是明确企业是研发的主体,要抓好省里确定的一百多家龙头骨干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带动上万家为之配套的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三是加大科技研发经费投入力度。
——文化创意产业。浙江是文化体制改革综合试点省份,“十一五”期间文化产业年均增长20%左右,是发展较快的省份之一。其中动漫游戏产业发展势头良好,2009年浙产动画片产量已名列全国第二位,但是总体上仍存在规模小、缺品牌等问题。“十二五”时期,要把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成新的经济增长点,突出重点,集聚发展,打造全国一流的以日用轻工产品设计为特色的基地;抓好影视剧精品创作,推进电视、电信、互联网“三网融合”;提高动漫、网络游戏产品质量,以杭州为龙头探索动漫产业集约化的发展模式,把浙江省打造成集科研、生产、销售及衍生产品开发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强省。
服务业涉及面广,行业分类多,在借鉴国内外有关做法的基础上,针对具有普遍性的问题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完善管理体制。服务业门类较多,涉及多个管理部门,可在省发改委设立服务业发展局,加强对全省服务业的统筹管理、协调指导,提供有效服务。
2. 规范统计口径。目前国家对服务业的分类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统计报表的口径需要统一调整,以利于对有关情况进行分析比较。除了完成国家要求的报表外,可根据浙江省发展的特点,增加一些服务业方面的统计内容,以便分析研究。
3. 优化税收政策。对鼓励类服务业的用电用水用地等应参照工业类同价;服务业相对制造业税负偏重,特别要妥善处理好跨省跨区域经营的集团总部所在地(浙江)和外地的利益分配关系。
4. 推行准入制度。关于“非禁即入”的话题呼吁多年,但国家有些行业的准入细则还没出台。
浙江省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台州先行先试。
5. 控制人口过快集聚。以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基础,大力发展中心镇和城市群,避免农村人口盲目向大城市集中。要关注和善待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工,特别是加强岗位培训,提高劳动素质。
6. 发展特色产业。浙江作为国家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要有国际视野,科学布局沿海发展空间,警惕产业雷同、切忌一哄而上,要在目前统筹规划的九大产业集聚区的基础上,按照各自的战略定位分类指导,错位发展,特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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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服务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厦门作为经济特区和海峡西岸中心城市,有发展现代服务业良好的基础。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厦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选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明确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和有利条件,对加快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厦门;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
试论厦门市现代服务业的现状分析及发展思路
现代服务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现代经济社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提高其在三次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要求。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历程显示,服务业不仅逐渐成为国民经济主导产业,解决社会就业问题,且其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于信息服务、银行、运输等为主的现代服务业的拉动。
现代服务业是与传统服务业相对应的,是一种现代化、信息化意义上的服务业,不仅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和专业化的结果,更是在工业化比较发达的阶段产生并依托信息技术和现代管理理念、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服务业。它既包括现代化进程中的新型服务业,如网络通信、数字影视、网络传媒、IT信息服务、现代物流、远程教育、电子商务等;也包括以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服务改造和提升的传统服务业,如通信业、信息咨询、金融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的本质是实现服务业的现代化。而其核心则是发展技术、信息和知识相对密集的现代生产性服务业。
现代服务业作为一个发展的概念,它的形成和发展主要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同时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不断丰富以及人类的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化,对现代服务业的认识也会不断深化,现代服务业的内涵也会不断丰富。
厦门市是海峡西岸经济区重要中心城市,是厦漳泉城市群之龙头,其经济地位对闽南地区乃至福建全省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示范效应和辐射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厦门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产业结构有效调整、一二三产业合理布局。
1、从纵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规模快速增长,产业地位日益显要,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幅提高。厦门市服务业的增加值已由特区成立之初的1980 年的 1.31 亿元增加到 2010 年的 1 003.88 亿元,增长了766 倍,三十年间年平均增长 24.8%,服务业占厦门 GDP 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由1980 年的 20.6%增长到 2010 年的48.9%,平均每年提高近 1 个百分点,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
2.从横向来看。
厦门市服务业的规模取得了跨越式的增长,但与其他城市比较差距也扩大了。从服务业增加值的绝对额来看,与北京、上海、广州等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相差甚远。从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来看,厦门直到 2010 年还未超过 50%,上述三大城市从 2000 年起这一比重均超过 50%。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第三产业比值在 2000 年时已达到69.04%,2003 年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 75%,日本为 68%,德国为 69%。可见,厦门市服务业存在较大发展空间。但相比经济特区地位和世界发达国家而言,传统服务业缺乏竞争力、高端服务业规模较小,服务业的内部结构不完善已成为厦门工业化、城市化乃至国际化的障碍性因素。
3.从内部结构来看。
厦门服务业的产出过于集中,行业、行政区域间差距明显。从行业来看,厦门服务业中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业和邮政业、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在厦门经济中占主要地位,现代服务业比重不高,2009 年上述四大行业的增加值为 491.6 亿元,占服务业总增加值的54.9%,说明厦门服务业内部结构尚未成熟,传统行业仍居主要地位,新兴行业有待进一步成长。从行政区域来看,2009年,思明区、湖里区、集美区、海沧区GDP较高,分别为577.63 亿元、431.24 亿元、232.08 亿元和 239.38 亿元,同安区和翔安区GDP 仅为 132.84 亿元和 129.07 亿元。同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GDP由高到低依次是思明区(81.7%)、湖里区(46.5%)、同安区(38.5%)、集美区(32.6%)、海沧区(29.4%)和翔安区(20.2%)。
可见,思明区服务业在厦门全市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相比之下,其他行政区的服务业无论在总量上还是占GDP的比重都与思明区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009年厦门市六个行政区完成服务业增加值情况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厦门市统计局网站。
1、立法优势。
1980 年 10 月国务院批准厦门设立经济特区。1984 年 2 月,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随后,国务院相继批准设立海沧、杏林、集美三个台商投资区,实行经济特区现行政策。1992 年又批准设立象屿保税区。其间,国务院还批准厦门市为计划单列市,赋予相当于省一级经济管理权。
1994 年 3 月,全国人大授予厦门特区地方立法权。2000 年 3月5 日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并于同年 7 月 1 日起施行的《立法法》,把经济特区所在的市纳入“较大的市”范围,赋予特区所在市政府享有与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政府同样的地方政府规章制定权。
2010 年 6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将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市,并同意厦门发挥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的试验区作用,扩大金融改革试点,并建立两岸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先行试验一些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措施。作为经济特区和副省级计划单列市,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给予厦门市的政策支持也强力推动着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2.财税政策优势。
在税收方面,1991 年 4 月 9 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 7 条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 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无疑这是经济特区在财税政策方面享有的一条优惠政策,为厦门市经济特区的经济发展起过重要作用。
2008年1月1日《企业所得税法》颁布实施,并同时废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新法对企业税收实现了“四个统一”:内资、外资企业适用统一的企业所得税法;统一并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统一和规范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税收优惠政策,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于目前,厦门经济特区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新税法实施(2008 年)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法定税率;二是新设高新技术企业执行过渡性税收优惠政策。特区扩大到厦门全市,企业将均能享受到相关税收优惠政策。依照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的相关规定,厦门经济特区税收优惠政策规定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营业税、外商企业投资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出口企业的优惠政策等优惠政策。
3.市场优势。
厦门是闽南地区中心城市,具有很大的市场需求。2010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9 253 元,比上年增长12%,连续多年保持福建省第一的位置。此外厦门背靠漳州市、泉州市,两市经济发展迅速,内陆龙岩、三明市发展潜力较大,厦门市服务业在周边地区支撑下发展后劲很足,发展潜力巨大。
4.区位优势和交通优势。
厦门市位于中国两个发达的经济区域长三角经济区和珠三角经济区的海路和陆路中段,面对台湾省,具有得天独厚的对台优势。在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过程中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而且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厦门市基础设施完善,发展服务业的基础雄厚。
厦门市已建成以海港、空港为枢纽,铁路、公路、海运、空运相互衔接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厦门港也是中国东南沿海的深水良港和主要口岸,是国际物流与国内物流的交汇点,在发展现代服务业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新组建厦门港口管理局,管辖围绕厦门湾而建的所有港口和码头,厦门港的岸线资源大大加强,厦门的对外口岸地位不断得到提升,成为海峡西岸经济区乃至东南沿海的现代物流中心。厦门与国内外主要城市联系十分便利,厦门高崎国际机场是东南沿海重要的客货运航空中心,已于国内外近百个城市开通直航航线。
5.环境优势。
现代服务业区别于传统工业的高耗能和高污染,它更需要的是一个适宜人居的环境,厦门市有二十多年的特区建设基础,2003 年获得过中国人居环境奖,2004 年获得过联合国人居奖,2007 年名列全国宜居城市榜首,是国内外知名的花园城市。
1、优化政策环境,建立健全配套法规,增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政策导向作用。
2010 年 9 月,国务院发改委正式批准厦门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区域”,为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绝佳的历史机遇。厦门应尽快完善服务业相关的政策措施,积极探索,先行先试,对服务领域的技术创新、知识型服务业和新兴服务行业发展,将优先支持和倾斜。在税务、工商、金融等方面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现代服务业,如减免税收鼓励研发、减轻行政审批手续、提供融资便利等,形成现代服务业加快发展的多级力。
2.以生产性服务业为基础,构筑完整的产业链,带动服务业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主要体现在产业链的上游(可行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设计、市场研究等)、中游(质量控制、会计、认识管理、法律、保险等)和下游(广告、物流、销售、人员培训等)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全过程生产活动中。这条产业链已经成为生产者所生产的产品差异和增值的主要源泉。应该充分利用现阶段厦门制造业快速发展的有利时期,依托厦门便利的交通和优越的港口资源,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等,并使其逐渐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其他服务业的发展。
3.以生活性服务业为突破口,培育服务业新的增长点。
一是利用厦门优越的环境优势、人文优势和区位优势,深度开发旅游资源,大力整治旅游环境,全面推进对台旅游交流与合作,把厦门打造成为海峡西岸重要的旅游中心城市。二是重点扶持会展服务业、动漫、广播影视等文化创意产业。向从事文化创意的企业提供研发贷款、融资等优惠政策,大力建设一批专业化、产业化的文化创意园。
三是大力发展医疗卫生服务业。
鼓励社会资本创办高端医疗机构,积极探索旅游医疗,培育健康咨询、保健服务等项目,满足市场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4.加强培养和引进现代服务业所需要的人才。
一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职业性,鼓励高等院校、社会培训机构、行业协会、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机制,做好从业人员资格认定和岗位培训,共同培养多层次、多领域的技术专业人才。二是制定有关政策,引进吸国内外各层次高技术水平人才,建立畅通的人才流入渠道,健全人才激励机制,如专利激励、产权激励等,此外,政府对引进的人才应进行长期跟踪,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资金支持,留住人才,提高现代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总体素质。
5.加强区域合作和对外合作,拓展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厦门应充分利用自身海西建设中心城市的优势,加大对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加强与周边城市政府协商,并达成共识,制定长远发展规划,形成合理的服务业发展布局,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厦门也应利用开放特区的优势,吸引外国的资金、学习先进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流程,推进传统服务业的改造和升级,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支持本土有能力的服务性企业走出去,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进一步拓展厦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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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集聚效应、人口流动与城市增长
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过程中经济社会转变的载体。城镇化不仅仅是城乡人口比例的变动,还包括城镇体系,如大中小城市构成、城市间的分工与专业化等的演化。在城镇化水平超过50%的背景下,城镇体系优化已逐步成为城镇化推进过程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决定》同时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人口作为一种要素,城镇化与城镇体系演变作为资源配置过程,也应该在市场机制下完成,为此,首先需要认识来自市场的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力量。
忽略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微小差异,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是人口流动的结果以2011年285个市为例,市辖区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5.32‰、4.9‰、4.0‰和0.752;当年市辖区总人口增长率的均值、中位数、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分别为15.7‰、6.5‰、73.5‰和4.682。可见,总人口增长率的差异远大于人口自然增长率的差异。,但是,应用传统人口流动理论解释城市增长有两个基本不足:首先,在传统的推拉理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托达罗人口迁移理论及新家庭经济学中,收入差距是驱动人口流动的基本力量,但收入差距本身通常作为假设出现,外生于理论。实际上,城乡与区际差异导致人口流动的同时,也受到后者的影响,传统理论不能为这种互动关系提供解释和理论框架。
其次,传统人口理论中没有空间,不能为人口空间分布的均衡、城镇体系的形成与演化提供解释。 相对于地区差距的外生性假设,现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表明,城镇化是一个累积的过程[1]。人口分布通过集聚效应内生地决定地区间效率与收入的差距,人口因地区差距而流动时,也将通过集聚效应驱动新的人口流动。从集聚效应出发,现代区域经济理论既可以解释城市的形成和分工,也可以分析人口分布的空间均衡,从而弥补传统人口流动理论的不足。亨德森(Henderson)最早将集聚效应(向心力)和拥挤成本(离心力)互动过程中城市最佳规模、城市分工与城镇体系形成的思想模型化[2~4]。藤田长久(Fujita)等人也系统论述了中心-外围结构(CorePeriphery)、单中心城市与多中心城市的形成和演化[5~6]。华尔兹(Waltz)、鲍德温(Baldwin)、布莱克(Black)、藤田长久等还构建了伴随人口流动的多区域内生增长模型,其中人口分布也是内生决定的[7~10]。
集聚效应被看成区域经济的“三个基石”之一[11],但是,关于集聚效应的性质和来源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路径。传统城市经济理论强调外在于企业、内在于产业或区域的溢出效应和外部规模经济,并进一步区分了本地化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es)与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es)。前者是指“相互紧密联系的产业部门形成的综合体”为本地企业创造的生产合作优势,又称“反映单一产业集中程度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巨大城市聚集体的组成要素”,又称“反映城市规模的外部经济”[12]。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也被称为马歇尔外部性。关于外部规模经济来源,马歇尔提出三个方面的收益:中间投入品的共享、劳动力共享和知识溢出。雅克布斯(Jacobs)强调了多样化集聚在促进新思想产生方面的特殊作用[13]。卢卡斯(Lucas)进一步指出,城市在创新和学习方面的优势不仅表现在重大技术方面,也表现在各种技能和一般知识的产生、扩散与积累等方面[14]。杜兰顿(Duranton)等从共享、组合与学习三个方面概括了外部性产生的微观基础[15]。总体上,外部规模经济对应于米德(Meade)所提出的技术外部性(technological externality),作为生产函数的特殊形式出现[16],也是唯一因企业之间直接的相互依赖性而产生的外部性[17]。
与外部规模经济理论不同,由克鲁格曼(Krugman)、藤田长久等人发展起来的新经济地理理论(New Economic Geography)强调的是内在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18~19]。不完全竞争市场下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互动过程产生本地市场效应(home market effects)[20~21],即报酬递增产业在具有较高市场潜力的地区集聚[22],并且地区需求的上升导致产出更大比重的增加[2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市场因市场潜力与集聚的交互作用而具有内生性,在循环累积机制上,克鲁格曼强调了人口和劳动力流动因素[24],维纳布尔斯(Venables)的研究则强调了产业内纵向供求关联的作用[25]。在新经济地理理论框架下,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的溢出效应在市场机制下产生,是一种间接相互依赖性,西托夫斯基(Scitovsky)称之为货币外部性(pecuniary externality)[26]。
集聚效应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检验。早期研究,如穆瑁(Moomaw)、田渊(Tabuchi)等都发现城市规模增长可以带来生产效率的上升[27~28]。金元(Kanemoto)等人的研究表明集聚效应在20万~4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最大[29]。中村(Nakamura)、亨德森、布莱克等同时检验了本地化经济与城市化经济的作用[30~32],亨德森发现外部规模经济主要来源于本地化经济而非城市化经济[33],但这种本地化经济将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逐渐消失。雷丁(Redding)等对纵向关联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需求与成本关联解释了国家间人均收入差异的70%、制造业工资差异的50%[34]。汉森(Hanson)检验了工资水平变化与市场距离之间的关系[35~36]。布雷克曼(Brakman)等在NEG框架下研究了欧盟地区工资的空间分布[37]。欧振中(Au)、范剑勇、刘修岩、刘长全、赫林(Hering)等用中国城市或产业数据检验产业集聚与生产率、工资的关系,也证实了集聚效应的存在[38~43]。
在集聚效应与人口流动、人口分布方面,克罗泽特(Crozet)、庞斯(Pons)、赫林等分别检验了市场潜力对欧盟和西班牙人口流动的影响[44~46],布莱克等分析了市场潜力对美国城市相对规模变动的影响[47]。帕特里奇(Partridge)等检验了集聚效应对加拿大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48],也是所见为数不多的直接分析集聚效应对城市增长的影响的实证研究。总体来看,虽然集聚效应在主流理论中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集聚效应的存在也得到广泛研究的验证,但是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的检验。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结论也非完全一致。帕特里奇等人的研究表明,城市人口增长率与人口密度呈负相关,与城市初始规模呈正相关[49]。克罗泽特却发现,向心力非常有限,这些力量无法克服人口流动的障碍(成本),不足以导致快速的空间结构演变和中心外围结构[50]。
目前来看,还没有研究在集聚经济理论框架下检验和识别中国城市增长的驱动力量。长期以来,导致中国人口流动的地区差距有三个显著的外生来源:
第一,城乡分割导致的城乡差距,这为城乡人口流动积蓄了的能量;
第二,改革顺序与自然条件差异导致的区际差距,这为跨区域人口流动提供了能量;第三,政治资源分布不均衡导致基础设施与寻租空间的地区差异,通过对产业布局的影响也会引起人口与就业的流动。相对于这些因素,集聚效应显得过于微弱。但是,依然可以预期,在城镇化由提高城镇化率向优化城镇体系过渡、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不断增强的情况下,集聚效应与传统力量的对比也处于变化之中。
一方面,多年的快速城镇化使得源于制度性差距的人口流动趋于减缓,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也有理由相信政治因素在城镇体系演变中的作用趋于下降;另一方面,集聚效应作为具有普遍性的基本经济力量,自始至终存在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市场经济的环境更有利于其发挥作用。本文的目标正是实证分析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并比较区域经济理论强调的技术外部性与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的货币外部性的作用。
二、集聚效应框架下的城市增长模型
1. 单区域的城乡迁移
假设区域由城乡两部分组成,城市与农村代表性居民的效用分别为Vu和Vr,由于迁移成本的存在,只有在迁移前后效用差距达到一定程度时迁移才会发生。遵循普加(Puga)的研究思路,假设迁移成本x在[1,eδ]区间服从密度函数为f(x)=1/(δc)的随机分布[51]。一个代表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的概率为Prob(x
Mr,u=P?r,u=(1/δ)ln(Vu/Vr)Pr(1)
其中,Mr,u是城乡迁移人口,P?r,u是城市(乡村)人口变动,Pr是农村总人口。假设城市生产制成品为m,农村生产农产品为a,城乡居民对制成品、农产品具有不变替代弹性的CD偏好,以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城市居民面临通勤成本等生活成本,那么城乡居民的间接效用函数分别为:
Vu=q-γm,uq-(1-γ)a,u(wu-cu)(2)
Vr=q-γm,rq-(1-γ)a,rwr(3)
其中,qm,u、qa,u、qm,r、qa,r分别是城乡制成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指数,wu、wr分别是城市及乡村的名义工资,cu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与农产品在城乡之间转移具有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m和τa[52]。以制成品为例,一单位制成品从城市运往农村,只有1/τm单位能够到达(τm>1)。那么,
qm,r=τmqm,u(4)
qa,u=τaqa,r(5)
将式(2)~(5)代入式(1),那么:
P?r,u=(1/δ)ln[τa-(1-γ)(wu-cu)/(τm-γwr)]Pr(6)
假设城市制成品生产存在外部规模经济。虽然外部性的产生可以有不同的微观基础[53],但是,根据康博斯(Combes)等的研究[54],均衡工资(wu)通常取决于城市生产率移动因子(Bu)与城市就业规模(Lu),设为:
wu=BuLθu=BuPθuκθu(7)
其中,κu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Pu是城市人口规模,θ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的大小。城市规模增长过程中,通勤成本(及其他与城市规模相联系的不合意因素)等生活成本也随之增长,劳动力的有效劳动供给将会下降[55]。设城市生活成本为:
cu=CuPλu(8)
其中,Cu是城市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λ反映了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7)、(8)代入式(6),那么:
P?r,u=(1/δ)ln[τa-(1-γ)(BuPθuκθu-CuPλu)/(τm-γwr)]Pr(9)
式(9)描述了城乡人口迁移及城乡人口规模的动态变动过程,影响这个过程的因素有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的大小(θ、λ)、城乡人口规模(Pu、Pr)、迁移成本参数(δ)、产品运输成本(τm、τa)等。动态过程反映了城镇化的累积特征,人口集中会驱动进一步的集中,集聚经济越强,累积效应也越大。但是,两个因素会使城乡人口分布趋向均衡(P?r,u=0),即:①城市中集聚不经济的累积。
亨德森指出,城市规模扩张并达到一个很大的水平时,规模扩大对城市生活成本的边际效应大于对城市生产效率和工资的边际效应。因为城市规模与城市居民效用之间的倒“U”型关系,城市增长的自我累积过程也不是线性的,在达到临界水平后成为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的因素。②农业部门工资水平的上升。农村人口的持续转出将提高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农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并达到临界水平后,也会限制城市进一步增长。
2. 多区域的区际迁移
在多区域的情况下,假设区际迁移由各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决定。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距离为dij,两地间人口迁移的成本x在[1,edij]区间服从密度函数f(x)=1/(dijx)的随机分布。E(x)/dij=1/dij2>0,迁移成本随着两地间距离的增大而提高,这与现实相符。遵循普加的研究,假设潜在迁移人口从i地区迁移到j地区的概率服从ρPu,j的泊松分布,Pu,j是j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量,即流向大城市的概率更高一些[57],那么,从i地区到j地区的迁移规模将遵循以下动态过程:
Mi,j=P?i,j=ρ(1/dij)ln(Vj/Vi)PiPu,j(10)
其中,Vi、Vj分别是i地区和j地区代表性城市居民的效用水平
这个假设暗含了农村居民在本地城乡迁移与向其他城市迁移的比较。,假设其具有如下形式:
Vi=q-γm,iq-(1-γ)a,i(wi-ci)(11)
其中,qm,i是i地区制成品的价格指数,qa,i是本地农产品价格指数(假设各地区农产品价格指数相同,即qa,i=qa,j),γ表示制成品在支出中的份额,wi是城市居民名义工资,ci是城市生活成本。假设制成品的区际转移具有与距离正相关的“冰山”式运输成本τ,参照克罗泽特的做法[58],假设地区i和j之间的运输成本为:
τij=Tdijδ(12)
其中,T>0、δ>0。遵循藤田长久等的假设[59],i地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具有如下形式:
qm,i=[∑Rr=1nr(pm,rτir)1-σ]1/(1-σ)=[∑Rr=1nr(pm,rBdirδ)1-σ]1/(1-σ)(13)
其中,nr是r地区生产的制成品品种数,pm,r是r地区制成品的离岸价,σ是任意两个制成品之间替代弹性,(σ-1)/σ反映了消费者对制成品多样性的偏好程度。直观来说,由于运输成本的存在,偏远地方和制成品主要靠“进口”的地方,制成品价格指数更高。在名义工资相同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实际工资就更低。市场潜力与价格指数恰好相反。典型市场潜力函数具有如下形式: mpi=∑Rr=1(Yr/dir)(14)
其中,mpi是i地区的市场潜力,Yr是r地区的购买力。显然,购买力加权的权数是距离的减函数,偏远地区的市场潜力更小。正如克罗泽特所指出的,制成品价格指数可以看作市场潜力的逆函数[60]。那么,用如下函数表示制成品价格指数与市场潜力之间的关系:
qm,i=f(mpi)qm,i/mpi<0(15)
假设i地区名义工资wi和生活成本ci分别为:
wi=BiPθiu,iκθii(16)
ci=CiPλiu,i(17)
其中,Bi、Ci分别是生产率与生活成本的移动因子,Pu,i是城市人口,κi是城市总人口中就业人口所占比重,θ、λ反映了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的大小。将式(11)、(15)、(16)、(17)代入式(10),经简化可得:
P?i,j=ρ(1/dij)ln{[f(mpj)f(mpi)]-γBjPθju,jκθjj-CjPλju,jBiPθiu,iκθii-CiPλiu,i}PiPu,j(18)
式(18)描述了区际人口迁移的动态过程,地区之间市场潜力、外部规模经济与外部规模不经济等的对比关系都影响人口迁移。此时,城市增长一方面产生技术外部性,另一方面通过对市场潜力的影响产生货币外部性,两方面外部性共同驱动城市增长的累积过程,同时外部规模不经济(拥挤效应)又发挥着限制城市过度增长的作用。
1. 计量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本文将实证检验技术外部性、市场外部性等集聚效应与其他力量在城市增长中的作用,基本实证模型设定如下:
gi,t,j=β0+β1Ai,t-j+β2mpi,t-j+β3Xi,t-j+β4ri+β5μt+εi,t(19)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t年第i市;j表示计算城市规模增长的时间跨度;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也都是j期滞后值;gi,t,j是t年i城市在过去j年中规模的增长;Ai,t-j是衡量技术外部性的变量。无论本地化经济还是城市化经济,都是与集聚的绝对规模相关,本文使用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来衡量。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用密度衡量的集聚相对规模的效应[61~63],本文还引入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指标;mpi,t-j是衡量货币外部性的市场潜力,参照布莱克等的研究,本文计算以距离倒数为权重的总人口(MP_Popi,t=∑r(Popr,t/dir),其中i≠r)来衡量市场潜力,该指标同时也与本文的核心问题城市增长相联系,反映了城市增长过程中的潜在人口供给;Xi,t-j是其他控制因素,除了集聚效应,城市增长还受到区位、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本文涉及的指标包括的变量有失业率、工业化水平、工资水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市场化程度等;ri是城市固定效应;μt是时间效应;εi,t是独立同分布随机扰动项。根据理论,技术外部性相关因素的影响可能存在非线性变化特征,故引入UrbanPopi,t、PopDensityi,t的二次方项。城市增长的路径依赖特征、控制变量可能存在的空间相关性、不可观测异质性等都可能导致城市人口增长率的序列相关性,为此,在控制变量中进一步引入城市规模变动的滞后一期变量,最终的实证模型为:
gi,t,j=β0+ρgi,t-1,j+β1UrbanPop2i,t+β2UrbanPopi,t+β3PopDensity2i,t+
β4PopDensityi,t+β5MP_Popi,t+β6Xi,t-j+β7ri+β8μt+εi,t(20)
2. 计量策略
本文选择j=1,即与前一年同比的城市人口增长率来衡量城市增长。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全部选择滞后一期的值,以反映城市增长与初始状态的关系。由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年份城市增长率可能有系统性的差异,模型的控制变量还将包括年度虚拟变量。
在估计方法上,由于城市规模变动受到不可观测的城市固定效应的影响,城市间规模变动也可能存在空间关联性,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65~66]。但是,引入滞后因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会导致固定效应估计量向下偏误[67~68]。为此,本文将使用阿雷拉诺(Arellano)等以及布伦德尔(Blundell)等提出的系统GMM动态面板方法对式(20)进行估计[69~70]。由于系统GMM方法可以同时利用变量水平变化和差分变化的信息,它比差分GMM方法更有效[71],特别是克服差分GMM方法存在的弱工具变量问题。
就模型设定合理性与工具变量有效性来说,系统GMM估计的关键检验有两个:一个是二阶自相关AR(2)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将报告ArellanoBond自相关检验的显著性;一个是工具变量过度识别检验,检验的原假设是所使用的工具变量与误差项不相关,本文将报告Sargan检验及对异方差更稳健的Hansen检验的显著性。
3. 数据与变量
实证分析数据是2000~2011年全国261个地级市共3132个样本的面板,数据全部来自历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城市规模增长用城市人口增长率(GrowthRatei,t,j)来衡量。从图1来看,2000年以来,城市平均规模经历了稳定的增长,但增长速度趋于下降。分区域来看,东部地区城市平均规模最大,平均增长速度也最快。在平均增速上,中部地区城市次之(见图2)。
图1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图2分区域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变动情况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城市人口规模(UrbanPopi,t)使用的是地级市市辖区总人口;城市人口密度(PopDensityi,t)使用的是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市辖区总人口/建成区面积);市场潜力指标MP_Popi,t中的人口是各城市总人口,权重所用城市间距离是根据城市经纬度计算的直线距离;失业率(Unempi,t)是市辖区城镇登记失业率(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市辖区单位从业人数);工业化水平(Indi,t)是市辖区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RP的比重;工资水平是各城市市辖区职工平均工资(Wagei,t)的对数;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是人均城市道路面积(RoadPerCapitai,t)的对数。表1列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结果
表2列出了实证分析的结果。模型1报告了除时间因素外不含其他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2报告了以工资增长率和失业率为核心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3报告了含所有变量的估计结果,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添加了城市市场潜力与是否属于东部地区
按照通常口径,东部省份包括京津冀鲁苏浙沪闽粤琼。的虚拟变量的交叉项。为检验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模型5和模型6分别使用2001~2011、2002~2011年数据在模型4设定下进行估计。在不同模型设定下,不存在二阶自相关且工具变量有效,两个关键假设都高度显著地通过检验,表明模型设定与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集聚因素与控制变量的系数基本都得到比较稳定和显著的估计结果,仅有人口密度因素在模型5和模型6中的显著性与前几个模型不一致。以下基于模型4并结合稳健性检验情况,对实证结果进行分析。
首先来分析各控制变量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①效用的比较是人口流动的基本动因,收入决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工资增长率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工资增长率
未加说明均指滞后一期。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59个百分点。②托达罗的人口迁移理论强调了失业率的重要性,失业率会影响就业预期与收入预期,进而影响到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本文的估计结果支持这一论断,失业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城市增长率会下降0.1个百分点,该影响在经济意义上也是比较显著的。③城市化水平越高则城市增长率也越高,弹性达到了0.2,原因可能在于城市化水平提高能带来更快的经济增长和更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进而促进人口集聚。④城市增长过程中道路建设通过降低通勤成本等拥挤效应进而促进人口集聚,人均道路长度每增长1%,城市增长率会相应地上升0.015个百分点。
本文关注的是集聚因素对城市增长率的影响,根据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如下规律。
首先,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LnUrbanPop的一次项与二次项都在1%水平上显著,二次项小于零。“U”型曲线关系的存在,意味着在城市人口达到一个门槛规模后,城市增长率将随着城市规模的增长而增长。按照一次项与二次项的-0.784和0.067估计值计算,LnUrbanPop的门槛值为5.851,对应的城市规模为347万,超过这一规模,城市增长率与城市规模是正相关的。
2011年,达到这一规模的样本城市有17个,占到样本城市总数的6.51%。也就是说,对大多数城市来说,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由于这是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相互抵消后的净效应,所以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大多数城市在人口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对于超过门槛规模的城市,城市规模与城市增长率正向关系的出现,可能与这些城市的区域中心、行政中心的地位相关。2011年超过门槛规模的17个城市中,各类中心城市(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省会等)占到了15个。
其次,模型1~模型4中,城市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人口密度达到一个门槛值之前,城市增长率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增长,超过门槛密度之后则随着人口密度的增长而下降,这个变化反映了人口集聚过程中拥挤效应的存在。按照一、二次项的估计值0.177和-0.011计算,LnPopDensity的门槛值是8.04,对应的人口密度是3120人/平方公里。但是,在模型5~模型6中,人口密度的一次项和二次项都不显著。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人口密度对城市增长中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对此的一个解释是,近年在土地财政的驱动下,中国出现了普遍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情况,人口(就业)密度的溢出效应和拥挤效应因此不能得到真实反映。
最后,货币外部性是驱动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城市增长率与其市场潜力有显著正向关系,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上升0.097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城市来说,市场潜力每提高1%,城市增长率还将额外上升0.008个百分点。
正确认识城市增长动力是我国在市场机制下继续推进城镇化与优化城镇体系的基础。虽然集聚效应被认为是塑造人口分布与城镇体系的基础力量,其存在性也得到广泛验证,但是现有研究对于具有不同微观基础的集聚效应对人口流动和城市增长的实际影响依然缺乏充分检验。本文使用2000~2011年26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引入分别衡量技术外部性与货币外部性的集聚因素,运用系统GMM的动态面板估计方法,检验并确认了集聚效应在中国城市增长
城市增长是人口自然增长与人口流动两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本研究未剥离城市间人口自然增长率差异的影响。人口自然增长率主要与人口年龄结构、总和生育率、死亡率等因素有关,与本文强调的集聚效应可能没有直接关系。另外,根据前面数据比较,自然增长率对城市增长的影响比人口流动要小很多。从这两点来看,忽略人口自然增长因素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应该是比较有限的,但关于这方面的影响仍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一个方向。在此,也向提出这一问题的匿名审稿人表示衷心感谢。中的作用。
具体来说:
①城市人口规模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间存在“U”型曲线关系,但是大多数城市处于曲线的左侧,城市增长率因城市规模增长而下降。从技术外部性角度看,这些城市在增长过程中,集聚不经济效应超过集聚经济效应,进而限制城市过度增长。
②新经济地理理论强调市场临近中的货币外部性,结果表明,根据人口与空间距离计算的市场潜力是驱动中国城市增长的重要力量。
③城市人口密度与城市增长率之间存在的倒“U”型曲线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可能源于土地财政驱动的城市空间过快增长,使得与密度相关的技术外部性在促进作用和抑制作用上都不能得到正常发挥。
④传统人口迁移理论强调的收入预期取决于工资和失业率,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城市增长也有显著影响。⑤城市人均道路面积与城市增长之间存在正向关系,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通过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缓解拥挤效应可以促进城市增长。
上述结论表明城市增长是多重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并有三点政策内涵。首先,集聚效应作为基本经济力量,其对城市增长的作用是发挥市场机制在城镇化与城镇体系优化中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但集聚效应发挥作用仍有赖于市场环境的建设,特别是完善有利于人口流动、资本流动与区际自由贸易的制度。城市增长与城镇体系演变应是基本经济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非市场力量带来的城市结构变动都可能引起资源错配,降低经济效益。
其次,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以缓解拥挤效应是发挥集聚效应促进城市增长作用的内在要求。货币外部性对城市增长具有更加持续的作用,而技术外部性的作用则受限于集聚过程中的拥挤效应,同等规模下,拥挤效应越大,技术外部性抑制城市增长的作用就越突出。最后,工资、失业率等传统因素的显著作用说明,创造就业、降低失业率以提高收入预期仍是促进城市增长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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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不仅意味着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大,更意味着经济和社会生活素质的提高。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就当代经济而言,发展的含义相当丰富复杂。发展总是与发达、与工业化、与现代化、与增长之间交替使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美日劳动力素质升级与经济发展对中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面对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的快速提升,需要研究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考查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发现美国和日本都具备人力资本快速积累、重视工业技术、政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或制定产业政策等手段促进经济发展、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且工资上涨等特点。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已经具备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关键词:劳动力素质;人口红利;人力资本;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产业结构;产业升级。
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升级奠定了良好的人力资本基础。面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日益提高,我们更需要了解的是:当劳动力素质提高到某个特定阶段时,会为社会经济带来什么样具体的影响?
什么样的经济结构或产业结构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匹配?或者说政府与社会需要作出什么样的调整才能更好地利用劳动力素质快速提升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此,本文考查了当美国和日本达到与中国劳动力素质提升水平相当的特定阶段时其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和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政策,希望能够为上述问题的解答提供一些启示。
本文以第 6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中国劳动力素质未来的发展情况进行了情景分析,推算了 2010—203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发展的情况①,发现 2010年中国 25岁及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5年,接近于美国 1945年的水平,约相当于日本 1968年的水平;到 2020年,中国的这一指标为 93,大约与美国 1951年的水平、日本 1975年的水平相当;到 2030年,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102年,大约与美国 1965年的水平、日本 1983年的水平相当。因此,本文重点考查了美国和日本在上述阶段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并归纳出其主要特点,希望能够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引。
考察美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在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出现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2)工业技术研究得到快速发展;(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4)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到了 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1)联邦政府的管理和社会保障都得到了加强;(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美国经济社会的这些特点,有一些是中国正在经历的,有一些则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借鉴和指引意义。
(一)194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
进入 20世纪后,美国的人力资本都处于加速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可以划分为 2个阶段:1910—1940年由于接受中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初步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第二个阶段始于 1970年,是由于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大幅增加,进一步大大提升了劳动力素质,是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
(1)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20世纪初,美国人开始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认为国家的财富同时也体现在它的人民身上,只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才有可能掌握和应用新技术。1910—1940年,美国中等教育开始加速发展,中等教育入学率快速增长,高中的学校数量以及规模都大幅提高。这段时期,接受过高中教育的人数开始激增。1870年,美国 17岁及以上的人口中每 100人中仅有 2人为高中毕业,1940年则达到了 508人。从 每 10年 的 增 长 速 度 来 看,1910—1920年为初步加速阶段,增长了 8%;1920—1030年的增长速度仍然不断提高,10年间增长了 122%;1930—1940年达到了发展速度的顶峰,10年 间 增 长 了 215% (SnyderT D,1993)[1]。到1940年,美国25岁及以上人口中接受过中等教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295%①。正是由于高中教育的发展,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快速增长,在 1886—1890年和 1926—1930年这两个阶段的人群中,男性平均在校学习时间由 756年上升至 1146年(EngermanSL,GalfmanRE,2008)[2]15,使得美国的人力资本迅速增长,出现了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一个高潮。中等教育尤其是高中教育的进步对于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幅增长贡献巨大。中学教育普及能够解释 40~44岁的男性 1930—1970年总教育进步的 70%。
与此同时,美国高等教育也有一定的发展。大学教育在 19世纪末的美国仍然比较稀罕。1869—1870年,美国授予的博士学位数量仅有 1人,1879—1880年增加到 54人,1889—1890年也还不到 150人(SnyderTD,1993)[1]。1910年,美国 23岁的居民中只有 2%获得学士学位(或同等的专业资格学位)(EngermanSL,GalfmanRE,2008)[2]。在中等教育发展加速之后,美国的高等教育也逐渐发展起来,主要是在 1929年之后。从事高等教育的机构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增加明显,从1870年的563家增加到1930年的1409家(见图 1)。高等教育毕业生数量也出现较大增长:1929—1930年,获得本科学士学位的人数达 122万人,是 1870年的 13倍;获得硕士学位的人数达 15万人,是 1880年的 17倍;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为 2299人,是 1880年的 43倍(见图 2)。
(2)人力资本形成的第二个高潮。美国人力资本加速积累的第二个高潮始于 1970年,这与二战后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相对应。出生于婴儿潮时期的大量人口进入大学,研究生教育得到了巨大发展。1970年,博士学位获得者急增至约3万人,是 1940年的 9倍;硕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了约 21万人,是 1940年的 8倍;学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达到约 79万人,是 1940年的 4倍(见图 2)。由于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大幅增加,美国的人力资本积累也随之出现大幅增长。1970年,在 2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受到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的约有 232万,占同龄总人口的比重达21%;劳动力受教育年限的中位数从 1940年的86年增加到 1970年的 122年(见图 3)。
2工业技术研究快速发展。
美国 20世纪 40年代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工业技术研究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进一步提升了美国工业的竞争优势。
(1)政策组合对工业研究的促进。工业研究的发展是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制造业重建计划的重要内容。20世纪初期,美国许多大型公司内部都建立起工业研究机构,它们既重视新技术的发明,同时也很关注来自公司外部的技术研究成果。
工业研究兴起得益于美国一系列政策的组合。
首先,20世纪早期出台的反托拉斯政策对工业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虽然这些政策的本意并非主要在此。反托拉斯政策反对公司横向兼并,反对大型公司对单个产业的控制,从而迫使大企业只能向其他产业延伸进行多元化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企业需要重视工业的研究,或者是进行自主的工艺创新、或者是通过向外购买新技术才能获得优势。例如,柯达公司、杜邦公司等都采用了这样的发展模式。因此,1921—1946年间,美国从事研究开发职业的人数有了较大的增长。
其次,美国在 20世纪早期加强了对知识产权的管理,提升了专利局的地位,增加了专利检查的人数;修改了专利权法,扩大了专利保护的范围,同时对专利权的有效期进行了限制。这些措施成为促进企业加强工业研究的动力:一方面,企业能够放心地进行技术创新研究而不用担心其成果会被其他企业盗用从而减少超额利润,另一方面,企业必须持续地进行技术研究以应对关键专利到期后产生的竞争。
(2)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加强。
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工业研究得到了高等教育机构的助力。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这主要是得益于以下 2方面因素的作用:
一方面,由于州政府加大了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支持力度,使得公立大学愿意加强与工业组织之间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联系,为本地区创造经济利益。20世纪 30年代,州政府对大学的研究资助超过了联邦政府,这与二战后的情况有较大区别。这也使得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能够得到快速扩张,而教育活动的扩张也使得大学研究与工业研究的联系更为密切。在 1940年以前,就有许多美国的大学成立研究中心来跟踪工业实验室的技术发展。
另一方面,大型工业企业也开始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资助,使得高等教育机构更注意工业企业的研究需求并开展与其相吻合的研究。例如,杜邦公司在 20世纪 20~30年代向美国多所大学的学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提供资助,相应地也得到了这些大学对其研究的帮助和建议。20世纪初,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话电报公司等多家公司开始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长期的资助,该学院在1913成立了电子工程研究专业,对美国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另外,与欧洲相比,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计和研究项目也更贴近工业和商业实践的需要。
可以说,正是由于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研究的联系得到了加强,才极大地提升了美国工业技术研究的能力。
3开始建立社会保障网。
作为经济大萧条后政府的应对政策,为了改善老年人的生活状况,美国从 20世纪 30年代开始着手建立社会保障制度。1934年,罗斯福政府成立了经济保险委员会,1935年提出《社会保险法令》,经 1939年和后来的修正案后提出推行失业保险、养老金和其他福利,并最终在 1942年正式实行,开始支付退休金。
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分为 3大方面:一是失业保险,保险金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并强制要求企业交纳失业保险税。二是养老保险,要求除了政府、教育等机构外,收入在 6000美元以下的雇员都必须参加,资金由雇员和雇主双方共同支付,年满 65周岁的居民就可以领取社会养老金。三是失业救济、医疗补助、住宅保险、教育保险以及特别针对黑人和退役军人的教育支持等社会福利。罗斯福政府所建立的社会保障网不仅对促进美国尽快走出经济衰退、缓解社会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且对美国以后的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重大。
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开始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对其自身而言意义重大。中国在改革开放后,虽然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但仍然可以从美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吸取经验:
经济的快速发展,必须要有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来支撑。因为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不能仅仅依靠投资来完成,而是需要投资与最终消费的相互均衡促进。如果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大部分居民的消费便会由于预防动机、收入增长相对较慢或失业带来的收入停滞而受到较大限制,并最终制约经济的发展而只能通过危机的形式来寻找解决。中国在经历了长期的经济高速发展后,目前所面临的社会保障建设形势更为严峻,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医疗保障水平相对较低等问题都亟待解决。美国在 20世纪 4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后开始建设社会保障体系,给予中国的启示并不是如何建设这一体系,而是应该提高对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视程度。
4工人权利得到提升,工资快速上涨。
20世纪 30~40年代,美国工人的权利得到提升,一系列政策的促进和工人运动的努力使劳动者的工资得到提高,劳动工时缩短。为了促进美国尽快走出大萧条,罗斯福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其中特别引人关注的一项是1933年通过的《工业复兴法》。在该法案中,首次要求雇员与雇主一起就劳动时间、工资等问题进行协商,加强了雇佣合同对雇主的约束,并要求减少工人的劳动时间。同时,该法案还允许工资急速上涨。《工业复兴法》通过制度化的形式提高了美国工人的权利,促使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关注自身的权利并通过罢工和组织工会等形式来维护权利。在这种背景下,1935年美国又颁布了《国家劳工关系法》,提高了工会的地位并将集体谈判放在了中心地位。1938年,美国又通过了《公平劳动标准法》,对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时间进行了规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工人的工资出现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为例,1900—1929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143%,而 1948—1973年平均每年增长了 235%。以制造业雇员的平均周总收入为例,美国工人在 20世纪 40年代初至 50年代初期的工资增长是非常快的,尤其是 1941—1944年,年增长率都达到了 17%以上(见表 1)。工资的提高最终促使美国形成了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
美国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工资的提高,一方面当然与工人运动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美国社会普遍认识到,人数巨大的劳动者群体收入的提高,有利于提高美国的消费能力、实现美国的经济繁荣,过大的收入差距会扩大社会消费水平与生产能力之间的矛盾并最终导致爆发经济危机。这一点,即便对现在的中国也很有警示意义。
(二)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在 195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是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达到了高峰,直到 20世纪 90年代才出现衰退的趋势。在美国拥有丰富自然资源的条件下,以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为代表的制造业产品却仍然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保持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稳定的出口增长。有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的来源主要在于从人均水平来看,美国在对劳动力技能和知识的教育培训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教育经费投入和入学率都是世界最高的国家之一。在 20世纪中期以前,美国在小学、中学、技术学校和大学等领域的教育质量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到 1960年,美国成年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也依然比西北欧国家的高(DenisonE,1967)[28]。人均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是美国获得技术、知识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基础。这种比较优势在 20世纪 80年代出现下降趋势,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在于美国教育质量的下降。美国 1980年的教育水平比 1967年下滑了 125个年级(BishopJH,1989),因而对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1960年前后美国的发展特点。
1联邦政府管理和社会保障的加强。
到 20世纪 60年代,美国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肯尼迪政府(1961—1963)希望通过进一步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来促进经济增长、为老年人口提供医疗救助、增加对内陆城市的支持、增加教育投资等。虽然许多提议在当时未得到通过,但却在下一届政府执政时期得到 实 现。约 翰 逊 政 府 (1963—1969)提出要建设“大社会”(greatsociety),让更多的居民分享美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政府成功实施了许多新项目,如医疗救助、给贫民发放食物券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倡议(如为高中生和大学生提供补助等)。
这些项目也使美国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例如,医疗保险的财政支出从 1966年的 10万美元不断快速增长,1970年就达到 62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也从 007% 增长到314%。1980年,医疗保险的支出增加至 321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 543%。除了医疗保险外,美国其他的社会保障支出也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快速增加。1950年,美国社会保障支出仅80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 188%。到1960年,社会保障支出已达到 116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上升至 1258%;1970年,该项支出达 303万美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为 1549%(见图 4)。由于各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再次出现并不断扩大,从 1960年的结余 30万美元,变成 1970年的赤字 280万美元,1980年则进一步上升至 738万美元(见图 5)。财政赤字的扩大也说明联邦政府的干预在不断加强。
2大学的研究地位进一步提升。
20世纪 60年代,联邦政府管理的加强还体现在对美国大学的作用与影响上,促使美国大学的研究地位得到进一步提升。
一方面,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度增长,大学的研究经费巨幅激增。1935—1936年,大学研究经费仅有约 5亿美元,1960年则超过了 24亿美元,从而支持了许多项目的研究,使美国的主要大学成为世界性的研究中心,为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美国大学公共经费的来源结构在 20世纪 60年代出现了较大改变。不同于 20世纪 40年代以州政府为主的经费来源结构,战后联邦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大幅增加,成为大学公共经费的最主要来源。联邦政府的投入增加,使企业对大学的研究资助相对下降。
1953年,美国大学的研究经费中有 11%来自私人企业,1960年则只有 55%。
另一方面,联邦政府还通过其他手段来促进大学研究的发展。例如,要求学校加强研究与教学之间的结合,提高对研究的重视程度。在欧洲和日本,很多研究是由大学以外的研究机构来完成的,而在美国许多项目的研究都在大学中开展。
3、研究和工艺创新对工业的作用更加突显。
20世纪 60年代,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得到极大加强,对工业的作用更加明显,使美国的许多产业如商用机器、计算机、飞机、化工产品、医药制造等获得了以技术和创新为基础的强大竞争力。
该阶段美国科学技术研究和创新的加强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第一,美国大学的研究能力已经非常突出。作为综合性的研究研究机构,加之美国大学一贯注重与企业的实践相结合的特点,使美国的科学技术研究十分注重创新性。第二,美国的大型企业开始重视基础研究,加强了原有工业实验室的基础研究,强化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以及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许多著名的大型企业,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贝尔实验室等都建立起了大学式的研究体系。这使美国企业的创新变得更为容易。
除了研究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外,工艺创新(processinnovation)在这个阶段也显得十分重要。如杜邦公司、默克制药等企业都是通过工艺创新获得了产品上的新突破,为企业带来了巨额利润和强大的竞争优势。
在这个阶段,研究与工艺创新的相互结合对美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科学技术方面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提高了美国工业的生产力并促进了经济的扩张,而工艺创新则使得对经济规模的追求成为动态的长期过程[2]。
4、制造业出现分散化趋势,郊区化进程加快。
19世纪末 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发展,美国由于制造业的集聚而形成了许多大都市。然而,到了 20世纪 30~40年代,随着城市土地价格的不断上涨以及交通技术的进步,制造业开始出现在都市周边地带分散化发展的趋势。例如,由于飞机制造公司在洛杉矶的集中,吸引了大量的辅助性企业在洛杉矶县投资设厂。另外,还有船舶公司在郊区里士满设立的造船厂等。此后,制造业在大都市郊区分散的趋势不断加快。1940年,美国的郊区工业园区只有 35个,到了 20世纪70年 代 初,则 达 到 了 2500多 个。(孙 群 郎,2005)[4]45。
随着工业迁移,郊区的就业人数快速增加。
1947—1972年,人口超过 100万的都市地区流失了 88万个制造业岗位,与此同时,其郊区则增加了 250万个岗位。1958—1967年,大都市区的就业年增长率为 18%,中心城区仅为 07%,而郊区的增长率却高达31%(BirchDL,1975)[5]。
早在 1963年,在中等规模的标准都市统计地区(SMSAs)中,超过一半的制造业与零售业就业是位于郊区的[2]26。制造业的分散也带来了郊区人口的快速增长,郊区的人口增长速度大幅超过了中心城区和大都市。1940—195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347%,比中心城区高出 208%,比大都市高出 129%。1950—1960年,郊区的人口增长率达 486%,比中心城区高出 379%,比大都市高出 222%。
美国工业分散和郊区化进程加快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都市的土地等各种资源总是有限的,当工业集中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土地价格快速上涨、城市越来越拥挤等因素的影响,集中所产生的成本就会高于集聚带来的收益,制造业就会向大城市的周边郊区地带分散。第二,由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大发展,有效地缩短了郊区与大都市之间的距离,减少了生产和生活外迁的成本。二战后,美国对公路建设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1944年,联邦政府开始资助城市道路的建设。在此带动下,各州政府也大力扶持公路的建设,使美国的公路里程迅速增长,从 1930年的69万英里增加到 1960年的 256万英里。联邦、州和地方三级公路交错纵横,大量的环城公路和辐射公路改善了城郊间的交通状况。第三,郊区的住房价格相对便宜,而且美国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居民在郊区置业,越来越多的居民趋向于在郊区定居。例如,通过设置住房抵押贷款的条件等鼓励居民在郊区购买住房。由于政府的鼓励,1950—1970年大都市新增住宅 2100万套,只有约 33%位于中心城区,余下将近 1400万套都建设在郊区①。
根据劳动力的平均素质水平来看,中国从现在到 2030年这一阶段,基本对应于日本 1968—1983年的阶段。这一阶段对日本经济而言意义重大,是日本在二战后进入高速增长并随之进入稳定增长的时期。日本在 20世纪 60年代至 70年代初处于高速增长的阶段。进入 20世纪 70年代后,由于石油危机和受到美元贬值的影响经历了短暂的经济下滑,随后又再次迅速恢复稳定增长,甚至在 1981—198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所受影响也不大。这与日本采取一系列措施后形成的产业升级和企业、劳动力素质提升是密不可分的。
1人力资本加速积累,职业培训作用巨大。
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是日本的人力资本高速积累的阶段。从 20世纪 50年代至70年代,在日本的新增劳动力中仅中学毕业的人数持续大幅度减少,从 1955年的 63万人下降至1975年的 6万人,中学毕业生占新增就业人口的比例也从 600%下降至仅 61%。取而代之的是高中毕业生和大学及以上毕业生的持续增长。高中毕业生从 1955年的 33万人增加至 1970年的80万人,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也从 314%上升至620%。1970年,高中毕业生在就业总人口中的比例达到了顶峰。大学及以上毕业生从 1955年的 9万人持续增长至 1975年的 35万人,其在新增劳动力中的比例也从 86%提升至 354%。观察各个阶段的增长速度,可以发现大学教育效果提升最快的阶段是在 20世纪 70年代,1955—1960年,大学毕业生占新增劳动力的比例仅提高了 05%,而 1965—1970年 则 提 高 了 96%,1970—1975年更是提高了 137%。因此,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劳动力学历加速提高的阶段(见表 2)。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日本出现了劳动力快速高学历化的现象,但其国内有研究认为,学校教育本身并未对提高实际劳动生产率有较大促进作用,而是在甄别人才方面发挥的作用更大(安场保吉、猪木武德,1997)[6]12。而此前的研究普遍认为,日本的职业培训对提升生产率的作用更明显。
日本的职业培训具有较扎实的法律基础。日本政府曾多次制定和修改法律来保证劳动者能够得到较好的职业培训。日本早在 20世纪 40年代就通过《劳动基本法》、《职业安定法》等法律保证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的权利,并规定了失业人员必须通过职业培训才能再就业。20世纪 50年代,日本又制定了《技能养成规定》和《职业训练法》,对公共职业训练和民间企业的职业培训都作出了规定。20世纪 60年代,日本在劳动省下设立职业能力开发局,对职业培训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日本的职业培训体系包括专门的职业培训机构、企业内部的在岗培训等方式。日本从 20世纪 50年代起逐步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包括多种培训机构在内的多层次的职业培训体系。日本的培训机构大致可以根据管理部门的不同划分为 3大类:
第一类是由各个都、道、府、县等各级政府设置的职业培训机构,一般是对求职者进行基础的技能训练。第二类是由雇佣事业促进团直接管理的职业培训机构,包括针对各培训所培训师的中央培训大学,针对高级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的职业培训短期大学,针对初中毕业生的综合高等职业训练学校,针对在职劳动者的以短期培训为主的技术开发中心。
培训机构主要是对劳动者进行脱岗培训,除此以外,日本的大型企业通常会对劳动者实施根据具体岗位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的在岗培训方式(ontheJobtraining)。一般来说,当企业招聘了大学毕业生作为新员工之后,由学校教育产生的大学毕业生与企业自身需要的员工之间不会存在完全的技能吻合,两者之间的差距需要通过企业的在岗培训来消除。企业中会有指定的上级或者老员工对新员工在工作现场中进行有计划的、持续性的指导,从而使新员工能够快速掌握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缩短变成一名熟练员工的时间。
日本的在岗培训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而是会持续好几年,同时也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在设计、实施、检查等各个环节都有监督。在岗培训实质上是由企业承担了对大学毕业生进行培训的成本,从而解决了由学校教育出来的毕业生不能完全满足企业需求的问题。当然,日本企业能够普遍推广在岗培训,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其雇佣方式以终生雇佣制为主,企业不用担心培养的员工会大量流失从而无法弥补培训成本。
2、走上技术立国之路。
(1)从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日本一直非常重视科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 20世纪 5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美欧相比还比较落后,这一阶段日本主要是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来实现追赶。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使得日本在技术引进方面获得了很多便利条件。在这个过程中,日本非常注意让各大企业都有接近外国技术的均等的机会,从而在企业间形成良好的竞争。另外,日本在技术引进阶段还有一个特点,即主要依靠购买技术本身(如购买专利使用权等)而不是通过购买机器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冯昭奎,1996)[7],从而能够对技术有更好的掌握。通过引进先进技术,日本只使用了很短的时间和相对较低的成本就缩短了与欧美的技术差距。1949—1970年,日本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成本只有 57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在原产国的研发费用则高达 1800~2000亿美元,而且研究时间至少为日本引进消化时间的5倍(李健民,2009)[8]。
在技术引进的同时,日本不仅重视对技术的消化吸收,同时还强调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开发的结合,对引进的技术不断进行改良和提高,形成自己的特色技术。例如,在钢铁产业中,日本就从美国、苏联、德国等多个国家同时引进不同的先进技术并对之进行融会贯通,从而开发出新的技术并超过了原技术引进国的水平。
到 20世纪 80年代,日本的科技水平与欧美日益接近,而且由于日本与欧美国家的经济摩擦日益增加,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的难度增加了,因此,日本在这一阶段更加强调培养科技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1980年日本通产省发布的《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展望》提出,要走“技术立国”之路。日本开始从以技术引进和模仿为主转向技术的独立研发。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首先加大了对科技的投入,其研究费总额在 20世纪 70年代超过欧洲各国,1984年超过苏联,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翟薇,2012)[9]。1980年,日本的研究经费投入增长至少46838亿日元,是1960年的254倍,研究经费投入占 GNP的比重接近 2%(许艳华,2011)[10]。
(2)政府及其所属研究机构的推进作用。在技术创新和研究上,日本政府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也起到了重要推进作用。通产省在 1965年设立了“大型工业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产业构造的高度化,强化国际竞争力,合理开发天然资源,防止工业公害,紧急且必要的先导型、扩散型大型工业技术等方面的研究。1981年,通产省又设立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也是由政府承担全部经费,由政府所属的研究机构来承担和推动“对 10年后产业发展必要的、涉及效果大、应用范围广的基础性技术”的研究以及包括“新材料、生物技术、新技能因子”等领域的研究(刘海波,1997)[11]。另外,政府的研究开发机构还承担了大量基础性的研究,包括新技术的理论研究、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前提、产业的基础性和共用性技术开发、产业的技术计量标准等。
3、政府积极参与对产业发展和升级的引导。
在日本的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起到了积极引导和多方面大力扶持的作用。在日本的历次产业升级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都非常明确,这也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日本政府一般是每 10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和相应的产业政策进行一次调整。
在 20世纪 60年代,日本的产业政策主要服务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缩小与欧美的经济差距。
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主要集中在重化学工业化上,如钢铁、炼油、石化、机械、电力、煤炭等,主导产业的特征是以出口为导向且具有技术先导地位。这一阶段日本颁布了《企业合理化促进法》、《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产业扶持政策,以此为基础推进了机械工业的专业化、批量化生产。
在这个阶段,通产省通过“行政指导”促进了企业之间的合并,以此实现企业规模的扩大。
20世纪 70年代,由于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开始显现,政府与民众都越来越关注能源、工业公害等问题,而且,由于石油危机带来的冲击,节能和新能源的开发被纳入日程。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导便转向了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结构转变。1971年的《7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提出要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1976年的《产业结构长期构想》也明确提出降低重工业的增速、提升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速度。这一阶段,日本选择了电子计算机、产业机器人、通信机械、集成电路等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发展产业。20世纪 70年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从 70年代开始,日本政府制定了多项意在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例如,1971年颁布了《特定电子工业及特定机械工业振兴临时措施》,并随后制定了“新能源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日光计划)”、“医疗福利机械技术研究开发制度”、“省能技术研究开发计划(月光计划)”等一系列产业技术政策,以促进日本的产业向技术高端推进。
20世纪 80年代,日本提出了“科技立国”的目标,把发展独创性的科学技术提升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这一阶段的产业政策把更多的重点放在了技术的自主开发上,强调加快发展包括电子、生物工程、产业机器人、新材料等在内的高技术产业。《80年代通商产业政策构想》和《产业结构长期设想》还特别提出要从资源和能源密集型的产业向省能型产业转变。同时,日本政府还制定了“下一代产业基础技术研究开发制度”、“重要地区技术研究开发制度”、“官民合作共同研究制度”、“完善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的研究开发体制”、“国际共同研究合作制度”
等一系列的产业技术政策。为了实现产业结构向高尖技术的转移,日本政府还针对受扶持的高技术产业实行税收优惠制度和特别折旧制度,并要求日本的金融机构向基础产业和高新产业提供重点贷款,如日本开发银行为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化开发和完善加强研究设施的民间企业提供 15年以内的长期低息贷款。
4、工人经济斗争的加强。
二战后,日本的工人运动主要是经济斗争,以“春季斗争”为表现形式,兴起于 20世纪 50年代。“春季斗争”是指全日本各行业的工会联合起来,在每年的 2月份或者 3月份进行要求提高新年度工资水平的工人运动。进入 20世纪 60年代后,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日本的工人对于提高工资也有了更高的要求。1963年,“春斗委员会”提出日本工人也要享有与欧洲相同的工资水平的目标,并通过罢工的形式要求工资增长必须以上一年的实际工资作为基础。至此,不断蓬勃发展的工人经济斗争得到了加强,至1972年参加“春季斗争”的工人超过了 900万人。
“春季斗争”给日本工人带来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1964—1975年,“春季斗争”使工人的名义工资达到了两位数的增长率,即便是从实际工资的增长来看,20世纪 60年代后期至 70年代初期也大多数都在 8%左右,1972年还达到了 11%(见表 3)[12]。工人经济斗争强化的客观结果是导致了大部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从而使消费需求一直保持一个较为旺盛的状态,支撑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结合上文分析可以看到,在与中国当前劳动力素质水平相当的阶段,美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工人权利的提升和劳动报酬增加的情况,这对中国具有较大的启示意义。目前,中国也面临着劳动力成本提升的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当劳动力素质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之后,劳动力价值也必然相应地提高。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与日本经济增长较快的阶段,其中劳动力收入提高带来消费需求增加从而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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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是指对制造资源(物料、能源、设备、工具、资金、技术、信息和人力等),按照市场要求,通过制造过程,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和利用的大型工具、工业品与生活消费产品的行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作业成本管理在制造业中的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作业成本管理法作为一种十分有效的分析方法,对制造企业成本管理水平的提升与经济效益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而本文将对作业成本管理法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进行分析与研究。
(一)将作业成本管理应用到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上的意义
由于客户的行为习惯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因此不同的客户对于企业资源的消耗量也是有所不同的。在制造企业拥有的所有客户资源中,只有一部分能够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增长带来帮助;而另一部分客户则不能起到这样的效用。[1]而将作业成本管理法应用到制造业的客户盈利分析中的最大优势在于,作业成本管理法能够对不同客户对企业盈利的贡献率进行分析与揭示,从而为企业服务的侧重与各种决策的下达提供必要的参考。作为一种成本分析工具,作业成本分析方法可以对制造企业的作业水平进行灵活的定义,并最终计算出企业的计量成本,从而为制造企业提供各种产品、客户以及企业资源等方面的相关信息。通常来说,作业成本管理法通过对企业利润表中的各种期间费用,如采购费用、销售费用等进行精确计量,之后再根据企业用户资源消耗量比例的大小来将这些成本分配给客户,从而为制造企业提供更加有价值的客户信息。[2]通过对客户信息进行分析,最终控制制造企业的生产成本。
(二)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在客户盈利能力分析中的应用步骤
(1)区分不同服务成本客户特征。要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应该对企业的不同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以满足客户的不同服务需求。而企业许多活动作业的最终实现也是以满足企业客户需求为动力的。例如,制造企业常常会采取配送、促销等方式来吸引和留住客户。而企业的一些客户往往对产品包装、交货方式、售后服务等有着比较独特的需求。因此,不同客户之间对企业资源成本消耗的程度是不一致的。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是销售同一种制造产品,客户的盈利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
(2)对不同服务客户成本的盈利进行分析。作业成本系统提供了服务于不同客户的成本。制造企业的相关人员可以通过将企业客户划分为高成本客户与低成本客户的方式,来分别计算他们的盈利性与亏损信息。在以后的服务中根据客户盈利性的不同来为其提供不同的服务,从而保障企业的盈利。并且企业还需要不断对客户进行分析,努力将低盈利客户转变为高盈利客户。
(一)制造业在产品开发过程中应用作业成本管理方法的意义
现阶段,我国的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在企业中应用成本管理的重要意义。然而企业管理人员在实行成本管理时往往只重视过程中管理,而不重视事前管理,这种做法是存在较大缺陷的。因为,学者已经通过研究证实,良好的事前成本管理控制能够为企业节省近八成的成本费用。因此,企业在产品的设计与开发阶段必须要做好成本管理。而将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应用到企业的前期成本管理中的做大作用就是能够为企业设计与开发人员提供较为精确的成本预测信息。
作业成本管理在制造业中的应用研究论文
在企业产品设计开发阶段,产品项目的费用成本一般包括两大方面,即直接费用与间接费用。而作业成本管理方法能够很好地对产品项目的间接费用进行系统的归集与合理的分配,然后根据分析与计算将各个项目的作业中心费用进行汇总,并通过各种产品之间的关联程度,将成本费用科学的分配到产品中去。并且,制造成本法还可以对制造业产品设计与开发阶段的产品项目作业是否能够盈利进行分析与预测,从而判断出该项目能否增值。若增值则可以继续研发,而若不能增值则需要对其进行优化或直接否定这一产品设计。从企业的生产源头控制好企业的成本。
(一)制造业在环境成本管理中应用作业成本管理方法的意义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水平与科学技术水平都获得了飞速的发展。然而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问题以及能源危机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也因此显现,并呈持续恶化的趋势,这不仅会阻碍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且还会危害人们的健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环境成本这一概念应运而生。该方法主要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环境成本核算与环境成本控制这两大方面。而企业自动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环境成本因素在产品结构中所占的比重也越来越高。而作为决定企业环境污染治理决策投资多少的重要影响因素,准确的环境成本归集成为了制约企业发展的一大难题。而将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应用到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中则能够较好的解决这一问题,提高企业环境成本归集计算的准确性,为企业环境污染治理正确投资决策的制定与下达提供良好的信息依据。
(二)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在制造业环境成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1)基于作业成本法的企业环境成本核算。环境成本是指企业为满足国家环境质量标准而在生产、运营中发生的与环境相关的支出,包括环保设备处理污染物而需要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废弃物处置成本、报告监测成本等。
一般情况下,人们可以笼统的将环境成本分为两类,即直接环境成本与间接环境成本。制造企业传统的环境成本核算方式将企业的环境成本全部归为制造费用,根据运作工时的多少来对制造企业各个机组的环境成本费用进行分配。而这种分配方式极易出现误差,将一些环境效益较低机组的环境治理成本低估,将一些环境效益较高机组的环境治理成本高估,从而扰乱制造企业相关环境成本决策的制定与下达。而利用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对制造企业的环境成本费用进行分配则能够很好地避免这一问题,企业可以根据造成环境成本的作业的情况来对企业的环境成本资金进行分配,从而有效减少影响企业环境预防污染以及环境治理等决策的因素,提高各种环境污染治理决策下达的准确性。
(2)作业成本管理方法在环境成本分析中的应用。企业将环境成本分析的重点放在对环境成本效益的分析上,而这主要是通过相关考核来实现的。利用作业成本分析法,企业能够清晰的对环境与成本之间的联系进行揭示,从而准确的分析出环境成本所能带来的利润效益。
本文主要对作业成本管理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分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希望能够进一步推进制造企业成本管理的水平、提高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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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根据统计上海市有89%的试点企业在改革后税赋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何应对“营改增”带来的好处,享受结构性减税,如何享受出口服务零税率和免税的优惠,如何应对增值税下的纳税申报、会计核算的挑战,无疑让众多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的企业翘首企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研究"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不仅结合具体事例,从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同时还从"营改增"政策解读、"营改增"政策的好处、"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进一步要求等三个方面深入对"影响"的研究.
所谓“营改增”,其实就是部分属于营业税的科目由以前缴纳营业税转变成缴纳增值税,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目前,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行营改增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避免重复征税、完善税制,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三次产业融合、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的运营发展能力;此外,营改增还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目前,增值税已经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成为中国税收的主要税种之。营业税是指对在国境以内提供应税劳务、无形资产转让或不动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取得的营业额征缴的一种税。这两种税对我国经济发展、商品流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对应第二产业,营业税对应第三产业。由于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引.年,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6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面临着外需萎缩的困境。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结束,我国为实现经济转型,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取代生产性增值税的改革,持续了15年之久。这些为三大产业的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1年,通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拉开。至此,在货物劳务税收领域吹响了税制改革的号角。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当年年底,国务院扩大了“营改增”试点的范围。截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已在全国得到推底国务院在同年12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厂“营改增”的范围内,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施行“营改增”税制改革。此外,自2014年明1日起,电信业也纳左“营改增”的试点范围。
概括地说,“营改增”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好处:首先,第三产业可以将进项税额在税前抵扣,这将是助推第三产业升级发展的最有力措施。其次,减轻消费者的纳税负担,“营改增”后,商品和服务的整体税负下降。最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铺平道路。有数据显示,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行,预计每年将实现结构性减税1000元以上,带动GDP增长0.5%左右。
第一,“营改增”最大的作用在于减少了重复纳税,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降低税负压力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并非是单纯的“只减不增”,而是“有增有减”,这就必然影响到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变动,当然“营改增”的最终目的肯定是让税负整体减小规模纳税人成为“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税负下降非常明显。但进项税额抵扣规模对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影响很大。
尽管“营改增”实施以后,能够抵扣由于外购服务和产品所包含税款,起到减税的效果,但由于服务与外购产品的价值和比例不一,减税程度呈现出较大差异。税负的最终变化情况,取决于减税、增税效应叠加起来所产生的净效应。
第二,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营改增”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相对简单,但对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变得较为繁琐,需要把当月所开发票全部记入发票IC卡,并通过将发票数据上报税务部门,读入电脑以此作为计算税额的依据,抄税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一般抄税后才能进行报税,而且过程完结后才能开具下个月发票,相当于一个月的开出销项税结清下。抄税和报税是税务操作的两个流程,统称为抄报税。纳税人为了能够最终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和进一步核对。如果未进行认证或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核对数据不一致,都将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第三,发票使用的变化“营改增”后,税收征管部门由地方税收征管部门转变为国家税收征管部门,并且“营改增”后发票的管理更为严格。原先开具营业税制下服务业发票的研发、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现在需要开具增值税制下的发票。如果企业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他们既可以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又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要符合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然而,如果企业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就只能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了。作为小规模纳税人,若对方单位要求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就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遇到需要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殊情况,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通过对“营改增”政策的解读,以及分析该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些规范企业财务管理的建议。合理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规避风险和损失,希望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3.1充分利用优惠措施
随着“营改增”改革的全面推进,各服务业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做好各项应对准备,为了能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负,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营改增”新政策的优惠措施,如进项税抵扣等优势,使收入进一步扩大,给企业增加更多的流动资金,并为企业创新服务提供持久性的活力和动力。企业应加强税务的筹划与管理。
3.2规范税务业务和制度
“营改增”实施后,企业需变更会计核算科目,需分别核算增值税进项税和销项税,会计核算变得复杂,而且财务报账需对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工作量增大。企业熟练掌握应用“营改增”政策,合理筹划税务业务、建立健全税务制度,无疑将使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各方面的发展。
3.3加强监督管理
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发票因为涉及销项税、进项税等各种抵扣问题,因此对财务人员的要求有所提高,在很多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增值税财务巨作机制。
3.4严格会计核算
在缴纳营业税时,只需对营业税统计和缴纳部分进行会计核算。而营改增之后,在业务开展各个环节都可能涉及增值税相关的业务核算。而在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价外税,要将已纳税收入按规定换算为未计税收入。总之,在会计核算上将会趋于规范,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将会有所增加。因此需要做好会计核算、基础管理工作。
3.5规范合同审批
服务业企业在进行业务开展时,不可避免地要签订大量的研发、咨询等服务合同,对该类活动进行一系列的约定和规范。做到合同内容规范、准确,符合合同法,严格纳税,并且能够充分感受合同的优惠政策。规范合同审批,促进企业各项业务的发展。
目前,“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实施,这对服务业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该类企业的财务管理会有一定的变化,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会计核算方法也相应改变。但是同时带来一定的优惠政策,服务业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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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改革的步伐,进一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折,原有的国有企业向股份制企业转化,这就是企业转型升级。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许多新问题、新矛盾,部分企业还出现生产经营困难,这些都是转型升级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让高端人才引领和支撑企业转型升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人才资源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推动力。引进一名高端人才,就可以带出一个创新创业团队,创造一批高新技术成果,甚至带动一个产业的兴起和发展。让高端人才在企业转型升级之路中,发挥引领和支撑作用,这已经成为共识。宁波杭州湾新区(以下简称“新区”)为实现“我国统筹协调发展的先行区、长三角亚太国际门户的重要节点区、浙江省现代产业基地和宁波大都市北部综合性新城区”的建设目标,在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集聚高新技术产业、搭建创业创新平台、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和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等方面,大投入,大建设,大发展,实现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共同推进。
顺应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城市竞争力的大势,重点发展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电子信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海洋新兴产业等五大先进制造业,总部经济、金融服务业、现代高端物流业、创意设计产业、教育培训产业等五大现代服务业,联动发展运动休闲产业和高效生态农业。力争到2015年实现年销售收入超10亿元的大企业10-15家,其中超过50亿元的企业3-5家,100亿元的企业1-2家,涌现出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著名品牌、国际竞争力较强的优势企业,高新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40%,为大批人才特别是大批科技研发人才来新区创业创新提供广阔的舞台。同时,新区的GDP总量力争突破200-250亿元,产业园区用地面积达到45平方公里以上,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
一是加大国家级、省级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等科教医研发机构引进力度,引进国家级研发机构5-10家,省级科研机构10-20家,论文格式引进若干个高等院校及高等级、综合性医院,与30-50家高等院校开展包括设立技术转移中心在内的全方位的战略合作。
二是以智慧城市建设为契机,全力推进物联网、智慧研发、智慧装备、智慧网络平台等重点产业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通过项目展示、项目对接等方式,集聚起一批信息化管理、技术研发、商业模式创新的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和创新型科技人才。
三是充分发挥科创中心主平台作用,切实为企业提供资金、信息、培训、技术开发与交流等高效服务,降低人才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集中资源向优质企业和优秀人才倾斜,形成优胜劣汰的良性循环机制。
四是继续推进新区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留创园等高端人才载体建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总招收人数争取达到10-18人,新增企业博士后分站3-6个,每年对博士后工作站的经费补助投入达到200万元以上,每年企业对博士后项目科研经费投入总额达到1000万元以上。五是留创园大力服务新区产业转型升级,广泛吸引优秀人才落户创业,到2015年,留学人员总人数达到300余名,留学人员创业企业不少于100家。
首先,修订完善新区“1+X”人才发展政策,形成强有力的人才政策体系。制定加快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进培养、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推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以及人才工作奖励表彰办法等系列人才工作政策意见,优化包括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科技项目扶持、人才综合服务等在内的人才开发发展环境。其次,构建操作性较强的人才政策执行机制,加强任务分解,落实任务责任人,提升人才政策执行效力;对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障碍,要认真分析研究,力争找出合理化的解决途径。
确保国家、省、市各级人才政策联动,形成合力,发挥最大效益,重点联动落实国家“__”、省“__”和市“3315计划”政策,重点联动落实国家“百千万人才”培养工程、省“151”人才培养工程、市领军和拔尖人才培养工程政策,重点联动落实省重点创新团队、市企业技术创新团队建设政策,最后深入基层,及时了解企业和各类人才对政策的意见和建议,认真对待,慎重研究,建立人才政策动态管理和调整机制;研究制定科学性、操作性较强的人才政策评估标准和评估办法,重点对海外人才、企业人才和高效毕业生等扶持政策进行质量评估,把评估结果作为检验人才政策实施效果的主要依据,列入人才工作目标考核。研究和比较国内同类开发区的人才政策,紧密结合新区的发展实际,加强人才政策的创新力度,强化人才政策的比较优势,充分发挥人才政策对集聚人才的示范效应。
一是创新人才引进机制。建立完善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市场调节的人才引进机制。突出人才引进机制与已入区企业、新区产业发展相结合,与人才中介、人才市场相结合,与市内外、海内外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专业合作相结合,建立并发挥海外留学人员协会的作用,每年组织一次“海外高层次人才创业行”,开展海外人才与新区企业的对接活动。鼓励国内外著名人才中介落户新区,建立不少于10家海外引才引智合作平台,进一步畅通高层次人才的“流入”渠道。
二是创新人才能力提升机制。根据新区人才的专业特长和研究领域,有计划、分批次地对人才实施能力再提升工程。加大培训基地建设,充分发挥各类培训基地的作用,每年组织1-2次境内外短期培训。办好各类论坛、讲堂和讲座,组织开展人才创业创新经验交流,建立健全人才合作交流机制,不断增强人才创业创新能力。
三是创新人才投融资机制。引进保险、金融机构,畅通金融投资渠道。加强与国内外投融资风险机构的有效合作,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投融资机制,为人才创业创新提供便捷的融资渠道和资金保障。
首先,建立强有力的人才工作组织机构,统筹组织全区人才工作。与市委组织部、市人事局建立“人才特区”建设联动机制,形成上下紧密联动配合的工作局面。
其次,大幅增加人才发展财力投入,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在人才创业创新中的扶持作用,逐年提高人才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确保教育、科技等相关支出增幅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同时,要加强人才专项资金的管理和投入产出效益评估,提高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再有,深化人才关爱工作,在生活、工作、科研等方面开展全方位优质服务。设立科技奖励基金及其他人才发展奖励基金,加大人才表彰奖励力度,大力营造尊重人才、关爱人才的浓厚氛围。
最后,加快推进人才安居工程。以世纪金源城市综合体建设为契机,加快人才公寓及配套设施建设步伐,积极打造功能齐备、环境优美、宜居宜业的生活环境,使新区真正成为各类人才创业创新的美好家园。吸引人才,集聚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这作为一项重点工作贯穿到新区开发建设的各项具体工作中。我们要始终坚持把人才作为推动新区转型升级的核心,强化人才扶持、人才引进各项政策,加快提高新区创新发展能力和产业发展水平;始终坚持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并举,既把引进创新型人才作为重要目标,也把人才环境、人才配备作为促进重大项目落户的重要竞争力;始终坚持把人才作为建设国际化新城区的重要支撑,通过加快集聚人才人气,成为人才创业之地、安居之所、精神之园。
【让高端人才引领和支撑企业转型升级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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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五 期间,台州商贸市场繁荣活跃,城乡市场共同发展,各种业态蓬勃发展,消费结构逐步升级,商品交易市场健康发展。但是也存在本地大型连锁企业需进一步发展、限额以上单位整体实力欠强等问题,为此提出加快发展本土连锁经营企业、积极培育大型商贸企业、完善台州商贸市场的网点布局、提高商贸企业的现代化水平的思路和对策。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台州服务业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进入“十二五”以来,服务业在台州市经济活动中日益凸显其优化产业结构重任的角色。文章立足台州市经济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现实状况,主要就台州市服务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提出发展对策。
关键词:台州 服务业 现状 问题 对策
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结构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进入“十二五”以来,浙江省台州市服务业呈现较快发展,在经济活动中日益凸显其优化产业结构重任的角色。因此,加快发展服务业,是新时期台州培育经济新增长点、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重要的战略方向。
2011―2014年,台州服务业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份额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运行质量不断提高,内部结构也不断优化,服务业己经成为全市国民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
1.服务业总量规模不断扩大。“十二五”前四年,台州服务业经济整体运行良好,并逐步成为该市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是总量持续上升,“十二五”前四年,台州服务业增加值由2010年的1011.7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583.0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1.8%,快于同期GDP增速3.1个百分点。二是比重不断提高,2014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6.7%,比2010年提高5个百分点。
2.服务业社会贡献不断增大。服务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门类多、渗透面广,吸纳劳动力就业功能强,对地方税收的贡献巨大。随着服务业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第一、二产业劳动力不断向服务业转移,2014年,台州市服务业从业人员150万人,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37.3%,比2010年提高1.4个百分点。
3.服务业内部结构出现积极变化。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传统服务业比重有所下降。2014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实现的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的比重为7.8%,比2010年下降1.5个百分点。同时,新兴服务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为代表的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生产性服务业也有了较大的发展。
4.与浙江全省相比,服务业发展部分指标存在差距。一是比重有所偏低。2014年,台州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7%,比全省平均比重低1.2个百分点。二是服务业结构有待优化。2014年,台州以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等为主的传统服务业比重仍然较高,占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为41.8%,比全省平均比重高3.7个百分点;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明显偏低,仅为3.1%,比全省平均比重低3.5个百分点。
尽管“十二五”前四年台州市服务业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但是,服务业在全市国民经济发展中仍然是一个较弱环节,从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和提高综合竞争力的角度来看,台州的服务业发展还存在较多的困难和问题。
1.与发达城市相比,高端服务业竞争力不强。高端服务业具有智力化、资本化、专业化的特点,需要高层次的人才。杭州、苏州、上海等发达城市在区位、人才、城市知名度等方面有较强优势,集中了长三角地区绝大部分的物流、商务、咨询、影视、媒体、研发、设计和总部经济等高端服务业。台州在城市知名度等方面有所欠缺,城市功能不强,高端人才不多,在高端服务业领域难以与发达城市形成竞争。因此,高端服务业企业很难发展壮大,即使有,也是一些总部都集中在杭州等大城市的单位,比如银行、证券、期货、信托、保险、电信等大型企业。而且,台州高端服务业企业即使壮大了,出于各种考虑,也会把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迁到杭州、上海等地,进而影响了台州服务业产业层次的提升。
2.制造业层次不高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众所周知,生产性服务业是制造业发展的产物,也是社会分工不断细化的结果。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先进制造业必然会有较为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与之相对应。与发达地区相比,台州制造业企业“低小散”的现象比较明显,制造业经济整体层次不高,难以形成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制约了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层次提升。
3.服务业部分行业市场开放程度不高。无论是台州还是国内其他地区,服务业的行政管理色彩重,市场准入门槛高,非国有资本难以介入,从而使这些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的扩张受到制约。一般来说,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发展相对较快。目前,除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交通运输业中的道路运输等传统产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外,服务业其他的较多行业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比如民营银行、保险、证券、电信等行业。
当前,台州己进入工业化发展中后期、城市化加速期,面对新的形势,台州应该紧抓机遇,推动服务业加快发展,使服务业成为全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为全市创造税收、增加就业和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发挥应有的作用。
1.政策扶持,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一是要科学规划服务业发展布局,明确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二是要制定产业政策,在市场准入、土地安排、融资担保、水电价格、规费征收、税收减免、品牌培育、人才培养、主辅分离等方面制定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第三要充分运用服务业引导资金来实施产业引导。对服务业重点领域的建设项目给予重点扶持,以政府投入为引导资金,带动民间资本投入,从而拓宽这些领域的融资渠道,促进这些服务业领域的快速发展。
2.集聚发展,着力推进服务业集聚区效应。一是加强规划引领。在台州10个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中,台州市应进一步强化规划的引领作用,加快服务业集聚区的集聚发展、错位发展,形成集群效应。二是加强平台建设。一方面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配套,加强集聚区内外的有效衔接;另一方面要加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给予企业方便和优惠。通过有计划地规划和发展一批金融、商贸、餐饮、商务、科技、物流、创意集聚区,让服务业集群成为提升台州市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重要载体。
3.提升消费,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级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随着经济发展,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下转第177页)(上接第165页)会明显下降,居民消费将从过去的“物质消费为主”逐步转变为“服务消费”为主或者两者并重的格局。城乡居民的消费将逐步从温饱型、舒适型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生活性服务业将向高级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因此,在供给上,要大力发展商贸购物、文化娱乐、旅游休闲、餐饮住宿、社区服务等现代生活性服务业,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在需求上,要千方百计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对服务业的消费能力。
4.联动发展,在工业化中做大做强生产性服务业。立足于台州较好的制造业基础优势和独特的区位优势,加快形成、完善和提升区域性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商务服务业,使生产性服务业成为台州服务业经济的重要支柱。一是围绕满足当前中、低技术制造业为主的需求,优先发展物流业。积极构建物流网络体系,着力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培育物流市场主体,促进物流业加快发展。二是围绕满足当前制造业资金资本为主的需求,突破发展金融业。加快金融服务创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促使金融业突破。三是围绕满足当前中、高技术制造业为主的需求,着力发展科技服务业。依托台州具有基础和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优势产业,支持与科研机构开展产学研合作,共建研发创新载体。四是围绕满足当前高技术制造业为主的需求,快速推进商务服务业。高度重视发展以会计和审计咨询、资产评估、工程咨询、科技咨询、管理咨询、法律咨询、市场调查等为主的服务业,并对商务服务企业给予比高技术企业更加优惠的政策。
[1] 林炜,梁艳艳.对台州经济开发区服务业发展的思考.台州学院学报,2014(02)
[2] 金台临.基于“两富”现代化导向的城镇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浙江台州为分析对象.行政与法,2014(05)
[3] 张晶.从战略的高度看加快内蒙古服务业发展.理论研究,2002(03)
[4] 浙大杭州服务业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杭州市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的探索.杭州科技,20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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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和维持其正常运行是当前高职院校教学中的重点工作。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是高职学生提高实践技能、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的必要保障,也是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机制研究与实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阐述了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内涵及建设意义;提出了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的建设内容;就具体高职院校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的实际建设内容和效果进行了总结,归纳了基地建设与运行中的问题与矛盾并给出了具体建议。
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1]中首次提出“生产性实训”, 《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推荐预审标准(试行)》指出,生产性实训指“由学校提供场地和管理,企业提供设备、技术和师资支持,校企合作联合设计和系统组织实训教学的实践教学模式”。生产性实训基地是生产功能与实训功能的结合,即“实训与生产合一”,以生产应用为目的开展实训。生产性实训基地具有生产功能,并且能够向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高校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旨在结合教学计划,按照企业的运作模式为学生创设一个真实的实训环境,将承接的企业的生产任务作为实训内容,锻炼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同时所创造的收益作为教学经费,使学校由消耗型向创收型转变。
高等职业院校要努力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校企合作机制,革新“工学结合”的人才教育模式,积极探索生产性实践教学组织模式,建设基础实训、生产性实训与顶岗实习有机结合的实践教学体系。对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生产性实训开展的好与坏,关系到学生能否短时间适应企业岗位要求,且决定了高校教育能否与社会需求无缝对接。生产性实训基地运行机制建设的主要内容应包含以下几点:
1.1 组建管理机构,制定管理规定,建立健全沟通协调机制 为确保生产性实训基地的高效运行,应组建由学校、企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组成的实训基地管理委员会,行使实训基地的决策与领导权,签订实训基地运行管理协议书,明确双方合作期间的责任和权利。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应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建立约束机制。另外,基地的建设和管理过程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因此需要建立有效、及时的沟通机制。如定期召开协商会议, 建立企业负责人与系主任(二级学院院长)之间的联席会议制度,专业主任、实训管理主任和车间主任、工人与教师的日常会商机制,及时沟通情况。
1.2 建立生产性实训基地市场运行机制 生产性实训基地的性质决定了必须开展真实的生产活动,其运营必须引入市场机制,要从市场购买原材料、设备和劳动力,通过生产转化成产品,并参与市场竞争,将实训活动纳入市场运行轨道,在竞争中通过创收实现长远发展。同时,将现代企业管理机制引入实训基地,按照市场准则和企业运行要求构建责权分明、产权明晰、充满约束与激励的企业运行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提高生产性实训基地的运营效率。
1.3 加强“双师型”专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注重“双师型”教师培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建立教师培养培训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教师外出进行专业进修与培训,并在培训经费上予以支持,对培训成绩优异的教师进行奖励。同时加强骨干教师队伍建设,坚持每两年开展一次骨干教师评选活动。另外,要加大教师补充力度,进一步完善专兼职教师补充机制,鼓励学校面向社会吸纳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到学校任课。有计划地进行增编招录新教师工作,优化教师结构,提高教师整体素质。
1.4 改革教学模式,推进教学做一体化教学 学生不再单纯地到教室里上理论课,而是深入在车间里,进行教学做理实一体化教学,让学生参与整个生产过程,实训即生产,生产即实训,教师将每项生产任务项目化开展教学,现场分析讲解,解决图纸和生产工艺上的技术问题。生产性实训教学实施过程,将工与学、教与学有机的结合,使教学从课堂直通生产车间,学习与就业直接接轨,让学生不断积累工作经验,逐步提升适应能力,顺利进入职业生涯,自然完成从学生到员工的角色转换。
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必然要依托有效的校企合作,目的就是要把专业教学的整个过程和生产实际相结合,把生产渗透于教学过程之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职业素质,使之为企业服务。企业也要把与学校的合作作为提升企业竞争力,做好经营发展的必要环节。石家庄职业技术学院通过广泛专业调研,结合机械制造类专业教学特点和先进教学经验,将石家庄东昌制造有限公司引入校园,整合学校场地与设备,在校内建设较高现代化的机械加工车间,为机械制造类专业教学搭建真实的生产环境,建立了资源共享的生产性实训基地,师生共同研发和创新产品工艺,全力打造“产学研”相结合的实训教育基地。以下是建设内容和运行效果分析: 2.1 实训基地运行管理机构及制度建设 校企双方建立了企业负责人和机电工程系共同负责的管理机构。校企双方提前在合作协议书上划清两方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以此作为校企共建长期稳定合作关系的法律基础。为了避免中间环节出问题,校企双方要严格履行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定期检查法律文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及时调整不合理的中间环节,保证实训基地建设顺利开展。
基地的运行由学院宏观指导协调,机电工程系和东昌公司共同具体管理。完全按照企业标准建设基地内部结构,同时完善运行及检查监督机制,由新设立的职能部门全权落实。基地内部成员一律竞聘上岗,机电系主任担任管理角色,企业负责人负责决策工作。基地实行双重目标(即教学管理目标与岗位能力目标)与标准化管理制度,完全按照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制定生产目标和经营管理目标,一切生产活动走企业运行轨道。另外,还按照校企双方的利益诉求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及生产运营规划,执行国家、行业等统一标准,尤其是岗位能力标准和关键能力评价标准,并且设计出配套的生产流程、技术规程以及质检标准等。
2.2 依托基地,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校企双方定期召开碰头会,对教学计划的实施情况进行阶段性总结和评价,不断优化教学设计,开发教学项目,并确定教学时间、教学内容和师资结构。对于学生数量较多的专业班级应按照小班教学模式重新规划,将集中实训转变为分段实训,每学期进行不间断实训,实训项目与基地的生产内容相结合,用企业的生产指标约束并考核师生的生产行为,促进生产型实训项目有效落实。
在校企共同确定的工艺制订、机床操作、数控编程、质量检测及生产管理等实训岗位的前提下,专业课教师结合基于生产过程的教学改革要求,将数控编程与加工实训、CAD/CAM实训、先进制造技术实训、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实训等实训内容进行整合编排,将实验室实训搬进企业的生产车间。根据企业岗位标准改革创新考核方式,注重对学生质量意识、创新意识、职业素养、团队意识和吃苦耐劳精神的考查。同时将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资料归纳整理,形成技术资源库。按企业生产规范和流程,编写实训教材用于教学和企业员工培训,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完善了学院实训教材建设。
2.3 实现校企文化的相互融合 校企双方共同投入实训设备,企业的生产规模有了较大程度的提升,提高了其经济效益,学生和教师有机会参与企业生产提高了技能和教学水平。同时,校园文化和企业文化也相互融合,双向渗透。实训基地定期组织师生和企业职工开展6S管理培训,并将6S管理同步渗透到企业和实训基地内部,进一步优化生产场地和实训设计。校企双方定期在实训基地举办技能大赛,通过技能比武,同步提高企业职工与学生的实操能力,增进师生与企业职工之间的双向互动。除了生产和实训,还可以定期举办文化娱乐活动和体育赛事,强健体魄,丰富文化建设内容。企业设立了“东昌技能奖学金”和“东昌助学金”,对在生产实训及专业技能比赛中表现突出的学生和品学兼优的学生给予资助和奖励。所有这些措施都拉近了校企合作双方的距离,增进了彼此的感情,促进了校企文化的融合。
在校企合作建设生产性实训基地过程中,发现存在一些问题急需解决:受到整合后实训基地场地、设备规模的限制,不能满足充分满足教学和实训的需要;企业产品类型和工种过于单一,无法对专业教学内容全面覆盖面,不利于整体教学和实训环节的设计;企业生产与教学时间合理安排存在矛盾;专兼职教学团队需要取长补短,相互磨合等。为此,在今后的实训基地建设合作中,需要采取相应措施,保证基地的顺利运行。
首先,学院对机械加工设备能力的购置与企业投入紧密结合,鼓励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扩展产品种类,并逐步加大接收学生的实习规模,使更多学生能在实训基地实习,并调整数控技术、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的人才培养计划,合理安排实习内容和时间。同时,继续完善实习场地、企业文化和校园文化相融合的文化建设。
其次,通过积累和提炼,寻找适合教学的典型零件作为教学项目的主要载体,同时兼顾实际生产,将实际生产要求融入日常教学和实训工作中。
第三,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共同编制教学文件、共同开发与工作领域相吻合的课程体系等,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促进培养目标与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
实训教育源于企业,校企工件生产与实训基地是实训教育本质的回归,更是校企合作由浅层次走向深层次,由松散型走向紧密型的新阶段,是校企双方构建校企共同体的必然之路。实训基地运行几年来的实践表明,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能够锻炼学生的实操技能,提高其职业素养。在寒暑假和课余时间,安排学生进入企业实习,近距离接触企业的生产环境和岗位操作流程,在锻炼实操能力的同时,也能获得企业提供的奖学金、助学金,减轻一部分学习经费的压力。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帮助学生树立学技能、重质量的职业作风,同时也有助于其养成独立思考和自主解决问题的能力。只有在实训中引入企业生产经营模式,才能真正搞好专业建设。今后要不断解决在生产性实训基地建设和运行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构建长效、稳定、互利互赢的校企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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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冰雪旅游是区域中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在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冰雪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旅游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也是提升东北地区旅游经济整体发展水平,促进东北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和全面振兴的有效途径。因此,结合东北地区冰雪旅游的实际,构建冰雪旅游经济效应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这既是学术界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也是指导东北地区冰雪旅游产业正确定位、科学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冰雪旅游产业发展升级路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定性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及下阶段产业升级路径,对200名特征身份的被试样本进行有关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政策权重的主成分分析,得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升级主要取决于政策扶植因子、文化衍生因子及技术进步因子三类因子的载荷贡献,并对主要因子进行了Spearman相关路径系数分析。基于SPSS统计结果定性建立了冰雪旅游产业的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
作为一种世界范围流行的主题休闲旅游方式,冰雪旅游在欧美等国家已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在亚洲日本、韩国等国家也有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1] 。作为旅游行业中一朵冰晶璀璨的雪莲,冰雪旅游及其附属产业正为整个旅游产业的经济产值贡献着愈来愈多的经济份额。我国的冰雪旅游于1985年始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后经不断地成长,现阶段已大范围发展于我国的东北地区(主要指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且日益成为我国冬季旅游方式的首选意愿。但由于“冰雪旅游”本身的起步时间远远迟滞于欧美及日韩等国家,旅游(滑雪)设施简陋、旅游特色缺失、服务项目抽条、相关职能部门监管失灵等问题的出现却在客观上造成了相当比例游客旅游体验与其消费价值在整个旅游经济创造过程中的极大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反映于我国冬季旅游市场在客观层面发育周期上的稚嫩,更多的还体现出整个冰雪旅游产业在主观层面对于发展模式选择上的滞后和被动。
略领先于现实环境中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状况,理论层面对于冰雪旅游及其附属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处于探索进阶阶段。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张春艳(2008)对冰雪旅游在资源价值构成及实现机制层面作的基于产业发展、结构优化和环境调控方面提升冰雪旅游资源价值策略的相关研究[1,2],但整体研究方法更侧重于理论框架的搭建,在实证方面略显单薄。吴伟伟(2010)分别在吉林和黑龙江选取两处采样点对冰雪旅游价值评价体系的指标权重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做了实证研究,并抽取经济要素、文化要素和生态要素为结论指标[3],但计量指标及被试样本数值仍遵从于张春艳2008年的样本数据,因此实证效度有待商榷。王玲(2010)利用CNKI期刊源对国内外冰雪旅游开发与研究的理论成果加以综述,得出需要在理论研究上对各地及全国冰雪旅游开发做出全面而系统的规划,并针对地方旅游发展特点对于不同类型的冰雪旅游开发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分析的结论[4],但并未给出更具针对性的研究建议。其它关于冰雪旅游及其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归集于发展策略、竞争机制及政府规划等三方面的研究,研究方法多倾向于理论层面研究,在此不再赘述。总体而言,国内理论界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较多的侧重了理论框架的搭建,研究方法和政策建议趋同,研究视角多局限于扶植政策、集聚机制或评价权重等单一维度。未能有综合以上多个维度的分析角度且基于实证基础的研究,而这正是本文得以展开的研究视角。 本文选取我国冰雪旅游的发源地,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为样本空间,有约束条件地选取200名特征身份人员作为被试样本来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升级所迫切需要解决的权重问题,并基于此建立数理模型以定性分析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升级的爬升路径,最后给出关键升级节点的相关路径分析。
2.1 样本特征
因考虑到本课题的纵深剖析前提需具备一定的经济学或管理学基础(经历),故在样本采样特征的覆盖上我们有所限定:即要求被试样本具备与经济学科相关的研究经历或学习过程,或具备企业管理、行政规划制定的工作性质或旅游业内人士。基于以上三部分既定样本特征的考虑,我们将样本空间限定于高校经济学科教师及社科研院究所人员、政府相关业务部室人员、相关企业中层以上人员和旅游业内人士四部分人员。因约束条件的限定,偶遇抽样(Accidental Sampling)的采样方式仅适用于小部分被试样本,绝大部分采样过程按前期预约、分层抽样(Stratified Sampling)方式进行。因此样本数据的收集难度和采集周期亦随之放大,整个样本空间共按既定数据特征选取被试200人,采集周期自2010年8月初持续至2011年1月末。其中,高校教师和社科院研究所专家样本100人,覆盖样本空间50%,折半占优。相关企业中层以上人员40人,政府相关业务部室人员30人,旅游业内从业者30人,各覆盖样本空间20%、15%和15%。可以看到,样本的学术背景和从业经历与课题研究的理论相关性和实践性紧密,抽样代表性显著。
2.2 问卷设计
问卷题目的设计主要采取专家咨询的方式析出。考虑到采样数据的统计意义和易计算性,问卷形式被设计为封闭性、单项选择式问卷,单选过程以对权重的认可程度被抽象为统计学意义。权重测度以李克特量表为设计依据,即将被试样本对政策量表的认可程度按照“很重要”、“比较重要”、“一般重要”、“不甚重要”、“很不重要”5个量级的权重指标从高到底分别以5分、4分、3分、2分、1分相应度量[5]。初始问卷共设计权重问题20道,经对问卷题目相关性检验,滤除高相关题目4道,低相关性问题1道,最终问卷共体现问题15道。具体问卷题目与量表的对应关系如表1所示。按照量表数目与被试数目需满足最低限度为1:5的建议比例[6],被试案例应控制在75人以上,本案被试样本为200人,满足测试容量要求。
2.3 统计分析
我们以因子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来分析被试特征群体对于发展冰雪旅游产业这一宏观问题所倾向的对于相关政策、措施的认可权重。首先我们对样本统计矩阵做信度分析、KMO检验和Bartlett检验以判定其作因子分析的可靠性和显著性。经检验,本案量表的KMO值为0.858,介于0.8~0.9之间的建议区间[6],且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即拒绝假设,适合作因子分析。依据匹德森(Peterson)研究建议,克朗巴哈α值水平在0.6以上为研究数据可使用的最低标准[7]。本研究的克朗巴哈α值为0.868,信度值已经远远高于0.6的最低接受标准,且同时满足0.7以上的SPSS信度经验操作要求,表明本研究的数据可靠性较高。我们对量表进行主成分分析,共萃取得到三方面主要成分,且主成分对方差的总解释累计贡献率已达到88.944%,达到了良好的代表结果。与主成分萃取同步,我们点选了陡坡图(碎石图)选项,可以看到,在第三个成分点后,Slot曲线斜率趋于平坦,进一步验证了主成分萃取解释效度。
主成分萃取后,我们对比原始成份矩阵以分析Q1~Q15与主成分的分类相关。原始成份矩阵与经一次最大方差法正交转置后的成份矩阵如表2所示,其载荷主成分分类情况如表3所示。可以看到,经主成分萃取后,分析变量被抽象为政府政策扶植层面、冰雪文化衍生层面与企业技术进步层面等3方面主要相关因素。而与政府政策扶植层面相关度较高的因子1类别又占有7列量表,即合计占优46.7%。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企业技术进步层面分别占优26.7%和20%。由主成分的占优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在政策层面的有效支持,其推进效率可达到所有助推效能的一半比例,占主导推进地位。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企业技术进步层面合计分配另外一半推进效能,占辅助推进地位。需要说明的是,Q14因素与3类主成分都成较低程度的相关性,未被剔除问卷主要是出于观测被试样本对于参与冰雪旅游产业意愿的主观考虑。但“一般重要”以上意愿的统计率仅为18%,表明了特征人群对冰雪旅游产业较低的主观参与度。
由文章的第二部分,我们得出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政府政策扶植层面、冰雪文化衍生层面和产业技术进步层面三个维度的资源支持。但这三个维度的资源发挥效能的运行规律又是怎样的呢?本部分我们将通过搭建数理层面的产业升级模型来加以解析。
我们所建立的冰雪旅游产业升级路径模型以经济产值M为最终度量目标。相应于文章第二部分主成分抽取后的结论,我们将冰雪旅游产业升级路径的定性分析维度扩展定义为政策扶植ploy维度、文化衍生旋度rot维度(本处“旋度”概念的引入主要是为体现出文化衍生、创意产业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在吸引外部资金、政策及其它社会资源方面的汇聚作用)、技术进步周期t维度及经济产值M维度。
由于政府制定政策具有短期持续性和阶段拉动性的作用,所以我们以阶跃函数的形式表征扶植政策对于M的拉动作用,图1中以M(p)表示。由阶跃函数的基本特性易知,M(p)具有区间常数和线性的基本性质。在不考虑政策突变及较大政策扭曲的情况下,扶植政策对于M的影响具有阶段可持续性的正向拉动的作用。如果扶植政策的助推效率显著,则在一定的时域区间内还会出现对于经济产值的指数拉动效应,但考虑到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总体上我们仍用阶跃函数表征。相应于占主导推进地位的扶植政策维度而言,文化衍生、概念创意产业等重点受扶植项目在对于外部资源的吸引、汇聚方面会产生显著的“负源”作用,即具有吸引外部资金资源及其它社会资源持续进入的汇聚作用[8]。
相应地,资源旋度的增加会带动资源通量流密度的增加,这是整个产业经济值得以增加的一个显著指标[9]。伴随文化创意地不断衍生、裂变,文化衍生旋度会对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扩张起到呈现指数级跳变的助推作用[10]。这一点,近年来我国冰雪旅游的持续升温及冰雪旅游产业链的双向延长就是充分的例证。我们用形如r(t)=r0e的数学形式来表征这种指数成长效果。式中,积分域内的拉米顿算子与资源流速Vt的点积结果表征为资源散度场,如果资源旋度场引发了稳定的资源散度场,则资源通量流密度可简化表征为r(t)=r0e,图1中以M(r)表示[11]。
易见,适时且优势的利导政策是引发文化衍生旋度维度内资源通量流密度指数表征的显著动因,政策维度对于文化衍生旋度维度具有先期激发作用。下一个需要考虑的维度是冰雪旅游产业内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自身周期特性的维度。标准的技术进步周期大体同步于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即集群中后期的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对整个产业的经济产值所产生的拉动效率最为集中,我们可以简单地用正态分布函数加以表示,其数学表征为M(t)=e/σ,以M(t)表示。图1中所绘的技术进步生命周期曲线为标准表征,并未附加政策扶植维度与文化衍生旋度维度的正向载荷影响。然而现实中,正态分布曲线的衰退期未必会以对称周期的形式出现,抑或者说,地方政府层面和企业联盟方面会不断地利用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来推迟其后半周期的到来。如果产业接续及时,产业链嵌套全球产业链契合良好,则产业成长效能亦会出现阶跃提升的情况,这也正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产业升级的波峰状态。将政策扶植ploy维度、文化衍生旋度rot维度、技术进步周期t维度及经济产值M四个维度融合分析,我们即可得出理想状况下我国冰雪旅游产业集群的升级路径模型。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考虑的情况只涵盖政策触发效率良好且文化衍生及技术进步对广义资源(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旋度构成正向激发效用的情况,基本思想是将各维度内的表征函数进行差乘并加入误差项。差乘的原因是考虑到不同维度条件的经济场的叠加可能会对政策象限造成非线性扭曲,所以在此约束了最终路径函数的方向性性质。考虑到阶跃函数具有常数和线性性质,则最终路径函数的图形表现形式主要只与M(p)及M(r)显著相关,定点值与M(t)正相关。这样,我们将四维度计算降维为三维图形表征问题。易得,最终的路径函数具有类似于圆锥螺旋线方程(圆锥螺旋线方程表征为:x=(R?et)cosωt,y=(R?et)sinωt,z=H?et。M(r)与M(t)的指数形式与x和y的表征形式相近,所不满足的平方和关系是螺旋半径。考虑到政策的指数效应,则M(p)与z可以良好替代)的表征形式。图1中以标准圆锥螺旋线表示。当然,我们考虑的情况基本上近乎理想情况,实际条件下冰雪旅游产业升级的螺旋爬升速度还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
比照冰雪旅游产业三维度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我们应用SPSS17.0对降维后的政策扶植P维度、文化衍生R维度及技术进步T维度的三维爬升模型所涉及的主成分因子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并得出其相关系数以表征助推路径,统计结果如图2所示。可以看到,在0.01水平(双侧)显著相关条件下,P维度内的Q1、Q12及Q15等3个主要因子对T维度内的Q2、Q5及Q7因子指标产生统计意义上的显著相关推进作用。这也证明了延长冰雪旅游产业链长度、加强政府对冰雪旅游相关产业在政策、资金方面的扶植力度、加强建设冰雪旅游产业研发、商洽等综合示范性平台建设三方面政策建议对冰雪旅游产业本身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效率所起到的正向促进作用。
R维度内,Q11在0.05水平(双侧)显著相关条件下分别对T维度内的Q5因子及P维度内的Q15因子产生显著相关,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高校相关理论学科的发展对于冰雪旅游产业国际化运营及示范性平台建设中所起到的积极作用。需要额外说明的一点是,文化衍生R维度内,相关的因子载荷产生了较大程度且多于其它两个维度内的自相关,这也在客观层面上验证了冰雪旅游产业的实际运营操作落后于理论(文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其它相关路径系数如图2所示,统计结果所表征的其它现实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本文结合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发展现状,以统计权重为基础,定性层面上构建了我国冰雪旅游产业发展的圆锥螺旋线升级模型,限定约束条件下对200名被试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以下研究结论:
①我国的冰雪旅游产业仍处在发展初期,冰雪旅游市场也正处于成长初期,相关的产业制度建设及行业运行准则仍需进一步规范。延长冰雪旅游产业链的有效长度以促进其产业技术进步及知识溢出效率是整个产业得以发展升级的关键指标。
②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整体升级主要受制约于政府优势政策的引导、资金及其它社会资源有效支持。与此同时,文化衍生及高校相关理论学科的发展也在客观上辅助促进了冰雪旅游产业的技术进步。
③我国冰雪旅游产业的升级路径具有类似圆锥螺旋线的爬升性质,其爬升效率主要取决于周期性的扶植政策补给及文化衍生旋度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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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互联网与财务管理信息系统的结合物———网络财务的出现 ,恰似财务管理思想史上一支绚丽的奇葩 ,对传统财务管理的确认基础、计量标准、管理模式乃至整个财务会计的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也蕴育着财务管理应用领域内一次划时代的制度变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制造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财务管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快速倔起,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冲击也愈来愈大,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商业模式也在快速发生变化。为了适应互联网+时代对制造型企业转型发展的要求,目前中国部分企业正在经历经营模式与业务的转型。财务管理部门的转型压力在加大、转型节奏也在加快,财务管理工作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本文就互联网+时代下制造业财务管理工作的现状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并且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思路。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制造业;财务管理;现状;措施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全球经济逐渐走向互联网时代,数字化与智能化生产逐渐普及到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的生产发展,企业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但是在发展和运作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我国的制造业在互联网+时代的财务管理主要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缺乏跨时代的财务管理理念
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向全球化迈进,制造业的竞争也从国内制造业间的竞争发展到全球制造业间的竞争,现在已经发展到与互联网企业间的竞争,互联网企业的线上经营对传统制造业有了很大的冲击。而相当一部分制造企业管理理念并没有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而快速转变,依旧停留在以往的层面上,导致财务管理的片面性与滞后性,财务管理也没有以新时代的财务管理理念从企业存在的问题着手进行全面的分析,帮助企业认清现实,找出应对措施。
(二)数据信息的不协同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在财务管理工作中逐渐实现了财务管理的信息化,通过信息化软件来进行财务管理,实现了对企业内部财务的随时跟踪和记录。然而,很多制造业的信息化财务管理工作只停留在内部和单个部门与企业之间,没有将整个公司的数据信息与财务管理工作联系到一起,没有实现整体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信息资源未充分共享与利用,这样一来,财务管理无法及时掌握全面的信息,财务管理工作的全面化和协同化也无法实现。甚至有些中小企业,内部的信息化也不完善,企业内部各部门间的信息与数据的传递也不能及时实现、数据的归集也不完整,无法利用归集的数据进行系统的分析,也谈不上完善的财务管理,更无法在制造业与互联相网结合的商业模式下进行财务转型与创新。
(三)财务管理缺乏决策支撑与创新
制造业财务管理就是要为企业提供有力的决策支撑,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防范经营风险点,实现资产最优,帮助企业的战略目标更快更好的实现。而就目前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来看,企业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和质量有了较大提升,但是对数据的分析预测,为企业的战略与运营发展提供的建议与支撑较少,财务管理的深度与广度不足。如今的社会,无时不刻地在发生变化,新的商业模式与新的业态也在不断出现,而我们的财务管理有的几年也未发生较大的变化,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完善,未与企业的战略发展与业务运营进行结合,实现转型与创新。
(四)财务管理工作中内控制度不完善
做好内控工作是实现企业财务管理最优化的关键,互联网+时代带给企业的是不同业务类型的结合,会产生更多的数据,更复杂的经济状况,然而现在较多制造业的内部控制工作不够完善,很难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情况,而且随着信息化的财务管理方式的到来,会在信息存储、传递方面存在风险,而且远程处理工作在给企业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加大了企业的安全风险,没有对这些风险做好内控工作,就很难实现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转变财务管理理念
在互联网+时代,制造型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要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不断转变财务管理的理念。积极地去接受财务专业内外的各种新的观念与知识技能,完善和创新管理模式和管理内容,实现制造业财务管理的信息化、全面化、细致化和协同化,实现电子商务与制造业相关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机结合。提高制造业财务管理的质量和效率,促进企业的发展和进步。财务管理理念的快速转变,可以通过引进具有先进财务管理思维与较强能力的高素质人员来引领,对现有的财务管理人员通过必要的培训以及与优秀企业的学习交流等途径来实现。
(二)信息的协同与共享
互联网+时代,应充分利用信息化平台对各方的数据进行收集,并汇总形成数据库发挥积极作用。例如: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库中的原料、成品出入库及结存数据生成动态的安全库存数进行库存管理:可以通过信息化平台时时处理与监控采购、生产、运输的各环节,完善供应链体系;可以运用不同客户发货量、帐期、回款率等相关其他数据完成客户的资信评定,从而进行不同客户分类,风险的管控;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完成不同客户不同产品的价值贡献,为定价决策提供参考。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大数据的技术应用,把财务、非财务的相关信息都纳入到管理会计系统中来,形成各种分析报告来支持企业的各种决策。
对于集团型企业更应完善互联网架构的搭建,实现各分子公司的网络数据集中管理,成立财务共享中心,将会计核算实现集中处理,从而不仅规范了核算,减少了财务人员,提升了核算的效率,更重要的是提升了整体财务核算质量,特别是对于上市公司而言,可以规避下属公司随意调节利润的行为,加强了财务数据信息的真实性与可控性。
(三)财务管理的创新
对于制造业而言互联网+成为人们熟悉的名词,“公众微信”大家也不再陌生,越来越多的制造企业有了自己的公众微信号,也朝着互联网+方向努力。以传化股份为例,公司也设立了自己的微信平台来介绍公司及相关客户关注的一些信息。公司也在深层次地挖掘与分析客户的需求点与困惑点,利用广大的客户资源及客户的需求着手建立印花布匹的互联网交易平台,也着手考虑互联网+金融相的商业模式。面临这些新业务模式的出现,传统的财务管理模式已无法与新业务、新业态相适应,这就促使我们财务管理人员必须进行财务管理的创新。
企业财务部门要从附属职能部门转变为核心职能部门,改变原有的工作方式,更多地离开办公室,更多地参与到企业的业务经营与管理中去,多学习、多思考、多创新,在熟知新的商业模式、新的业务下建立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与内容与之相适应,为业务部门的绩效考核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持,加强管理会计的能力,成为业务部门的伙伴。
(四)财务内控的加强完善
信息量的扩大化、信息传递的快速化、信息资源的共享化是互联网时代的几大特征。目前,国家也着手开展“大数据十三五规划”,推进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互联网+”国家战略,作为制造型企业更应关注制造与互联网结合的战略制定,完善公司内部的信息化建设与财务运营管理体系的搭建,加强全面预算的管理,并将制度、流程与新的业态及信息化进行有机结合,在提升工作效率的同时加强内部管理与控制。在网络安全方面,也应加大人力物力的投入,设定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制定相应的权限操作与安全管控制度。一方面要保障公司整体数据处理与信息传递的及时性,另一方面要保障关键信息及商业秘密的安全性,防止信息泄露给公司带来的巨大损失。
互联网+时代,是一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一个快节奏的多变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制造业的经营必须与互联网的时代环境进行融合,以市场为导向,以各户需求为核心。财务管理也应在新的运营模式与业态下与时俱进不断进行转型与创新,这样的财务管理才能更好地帮助制造业提升核心竞争力应对互联网+时代的挑战。
[1]余旭辉.网络经济时代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研究[J].现代国企研究,2015(04).
[2]韩辉.论网络经济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思路[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14,12(03):21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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