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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因为他最先提出和使用了“社会学”这一名称,并且力图把它建设成一门研究社会的实证科学。自此,西方社会学在研究人类社会上开创了实证主义流派且在19世纪英、法、美等国形成了实证主义或者科学主义的社会学研究。然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从不同的视角来解释社会就能得到新的发现。基于对社会的不同假设和审视,19世纪的德国形成了人文主义或反实证的方法论,这一社会学研究模式流行于整个欧洲大陆。在社会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精神和人文解释这两个不同视角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两个“极端”,并且二者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
法国社会学家孔德是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开创者,他坚信对待社会的研究可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运用准确的研究方法,他致力于构建关于社会的实证科学。同为法国学者的迪尔凯姆也是实证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和《自杀论》被公认为实证主义的经典之作。
在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和任务的讨论上,孔德从社会学作为一门实证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出发,把社会学关于社会的论述严格得同神学和形而上学关于人和社会的思辨区分开来。在他看来,神学将人看做是与动物有本质区别的另类,是神或天命的创造物;而形而上学则脱离现实,把社会解释为人类离职或个人理性意志的产物。[1]孔德认为,社会学在研究社会时也应该用科学的方法,正如物理学或化学研究物质世界时所运用的严格的科学方法那样。为此,孔德在论述社会学研究方法时首先提出了观察法和实验法,这两种方法都是自然科学所常运用的研究方法,他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论述和归纳充分展现了其把社会学建设为一门实证科学的思想和努力。
在迪尔凯姆看来,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他把发生在社会层面上的种种现象称为社会事实,正是这些社会现象构成了社会。他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写道:“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且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2]迪尔凯姆把社会事实作为事物来看待和研究,即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事实,如信仰体系、社会习俗和社会制度等,都应该被看做事物,同样也可以被直接地加以观察和客观地加以测量,正如物质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同样,人的行为也可以看作是对外部刺激的反应,即人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社会事实的外界强制作用的反应。[3]迪尔凯姆继承和发扬了孔德的科学实证主义方法论思想,主张自然科学为榜样,通过对经验材料进行观察、归纳、分析、预测和检验这样一些步骤,对社会想象作出客观的说明和解释。此外,迪尔凯姆的《自杀论》一书开创了西方社会学经验研究的先河。同时,德国的社会学家滕尼斯也主张对人口与犯罪、工业化等社会问题作经验性的社会调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崛起的美国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十分重视社会调查研究,取得了大量关于城市社会的经验研究材料;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社会学界形成了一种风气,即特别强调数量化、模型化的分析方式,相继有布劳、邓肯、霍斯曼、科林斯、西蒙、兰德等学者采用数理分析方法进行了系列的社会学实证研究。换言之,实证主义方法论在西方社会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从整体来看,孔德的社会学无疑是处在社会学发展历史的初创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从科学分类出发对社会学与自然科学进行比较,以此来提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韦伯所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是社会学的形成时期。韦伯将社会学建立在对社会行动作“解释性的理解和因果性的说明”之上,他曾给社会学下过这样的定义:“社会学(就这个多义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义)是指这样一门科学,即它以解释的方式来理解社会行动。据此,通过社会行动的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动作出因果解释。”[4]因此,韦伯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规定为人的“社会行动”,而“理解”成为了社会学研究社会行动的主要方法。
理解是在研究者的解释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一个循环互动,因此,理解与解释是永远没有完结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的见解则代表了社会学领域中人文主义的主观方法论的一般主张,他认为社会学是一门试图深入理解社会行动以便对其过程及影响作出因果解释的科学。韦伯的哲学观和理解社会学主要来源于狄尔泰以“理解”为核心的精神科学和李凯尔特以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和文化的科学观为核心的新康德主义哲学。韦伯认为,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有着本质的不同,社会现象含有社会成员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主观理解,即社会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事实,他反对把人的行为客观化、定量化的实证主义倾向。
现象学派对人文解释有了更大的发展,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或解释性理解其本质上都包含着价值倾向性,研究者应该关注他们与被研究者以及与生活世界之间的意识活动,对社会现象要进行深度描述,研究者还要深入现象的内在联系之中。他们认为采用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结果是展示了一幅歪曲社会生活的图景,这种方法往往把人类行为主体描绘成外界刺激的被动应答着,而不是其自身社会生活的积极创造者。这一流派强调在探寻当事人意义建构的过程中,研究者应该长期在当地与当事人生活在一起,通过亲身体验以了解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他们自己是如何解释性理解对方的。社会个体对外部世界不仅仅是作出反应和回答,因而他们不仅仅是被动者,而是一个个行动者,他们在与别人的交往过程中创造出自己的意义,构成自己的现实,从而指导自己的行动。社会现实是由意义来加以构建的,社会世界是社会行动者的感性认识和主观释义的结果,而不是由存在于社会成员主观意识之外的客观实体组成的,事实上,意义正是行动者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建立和重新构成的。
众所周知,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是一个实证主义哲学家,尽管社会学源自于社会哲学,但是从孔德、斯宾塞开始就能够看出社会学同实证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学从建立之初就是一门为重新组织社会而服务的实证性科学。
在实证主义占主导的形势下,社会学很明显地属于经验科学,人们很大程度上把搜集有关社会信息的活动等同于社会调查,正如前文所论述的那样,社会学领域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方法论形成于19世纪英、法、美等国,而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和迪尔凯姆更是直接地表达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本观点和主张。他们认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除了研究内容不同外,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其研究的方法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还认为人们能够而且应该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或实证的方法,去研究和说明社会现象,发现并揭示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然而,社会规律性和自然规律性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社会规律性主要表现为统计规律,即总体的规律。社会研究所关注的正是有许多个人组成的总体的行为倾向或发展规律,而不是个体行为的规律性。[5]实证主义的社会学方法论认为,大量的社会现象是随机现象,而统计学是专门研究随机现象的数学工具,它提供了一系列研究随机现象的数量化方法。因此,运用统计学的方法,能较好地寻求大量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演变规律。在韦伯看来,社会现象不仅取决于社会规律,而且也是人的有意识行动的结果。使用实证的方法或自然而科学所遵循的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是合理的,但仅此是不够的,实证的方法不足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现象。要引入直接理解或投入理解的方法,即研究者通过自己的感受和体检,通过对自己的理解,来重构他人的体验,来理解他人的行为,来阐述或解释他人行为及其形成的社会现象的意义。
随着时代的演进,实证主义的思想内容也改变着它的表达方式,如后来的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证伪理论和库恩的范式概念、科学发展阶段论等,则进一步地修正和改造了早期的经验实证主义。目前,大多数社会调查研究仍遵循着实证主义的研究传统,人们大量地运用实证的方法,特别是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以寻求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和规律。在韦伯的影响下,一些社会学家从另一个角度批判了实证主义观点,反实证主义学派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观点,他们给社会学的发展创新做出了巨大贡献。实际上,对实证主义坚持怀疑和反对的社会学家,大多数只是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方法或者反对滥用数量分析方法,他们并不是反对以经验事实为依据来建立和检验理论的实证原则,因为社会学要想成为科学,就必须建立在经验事实的基础上。
在社会学研究中,不容置疑的是,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在特定的情形下各有所长,有其主次之分,二者该是对立统一的互补关系。纵观社会学发展历史,大部分的社会学家都是在介于这两大传统之间来进行研究的。因此,在进行社会学研究的过程中,将两个视角的研究传统及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如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机地加以整合运用,并且在不同的研究阶段形成主次、互补等关系,这才是应施之措。正如法国学者雷蒙·布东所言:“社会学越发展,任何统一方法论的企图就越明显的注定要失败。偏重定量方法和偏重定性方法一样都是不合理的;否认数学在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和不承认社会学的广大领域和许多问题似乎不应该期望数学的巨大帮助一样都是不合理的;认为社会学家应该永远以具体描述社会现象为目标和否弃一切也许得不到抽象模式的研究一样都是不合理的。”[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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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学自诞生以来, 教育社会学何为 一直处于讨论之中,未能形成基本共识,教育社会学发展到今天,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既是对教育社会学已有成果的总结,同时也是促进其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教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基础教育整天围着书本转,老师是从早跟到晚,就是让学生好好学习书本知识,其它方面几乎很难顾及到,而且把老师也累得够呛。甚至把老师变成了传授书本知识的工具,老师只要能把班里的成绩带上去,就是好老师,就是优秀老师,否则这个老师是不合格的,没有水平的。殊不知,老师的言行时时刻刻在影响着学生,我们现在很多学生不像学生,就与老师的言行多少是有关系的,比如有老师教导学生要知恩图报,要感恩这个世界,可是他自己却并没有任何感恩的行动,甚至传出他不好的话语来。
道德是对人的基本要求,人要是不讲道德或不讲理,与动物又有何异,所以我们骂那些没有道德或良心的人叫禽兽不如或猪狗不如。由此可见,道德是对人的最基本的要求。但是道德是被人内化而接受的,它与法律不同,因为违反法律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制裁和惩罚,而对于违反道德的人,我们通常则会显得束手无策,无可奈何。因为道德没有刚性的要求,它更多是依赖人的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一种刺激反应,凭着这种自觉性和对外界环境的刺激反应,人进行自我约束,所以“慎独”的境界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其实是非常容易看出来的,因为只要有人,就有道德存在的地方,而且道德水平的高低直接可以通过每一个人的行为表现来观察和衡量。一个社会道德水平的高低,不仅能反映出国民素质的高低,更能体现出社会的文明发展程度,所以道德教育在任何时候都是非常重要的,同时,道德教育也是最难做好的教育。道德教育与书本知识教育不同,书本知识教育可以通过考试来测量,而道德教育是否做好,人们的道德素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很难通过考试来测量的。当前,我们的道德教育也是通过书本来这个途径来实现的,其测量方式也是考试,但是考试成绩高是否意味着道德素质就高,是否意味着道德教育就做好了呢?答案是否定的,纸上他可以这样写,可实际他会怎么做我们很难去要求他,而且他写的是否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或者他内心是否真正接受了这样一种理论和思想,我们往往很难把握。“当今人们已不满足于给学生一个简单的考试分数或能力分数,他们更希望考试能够提供诊断信息,能够报告学生的认知结构。”所以道德教育在当下非常难做,就连我们的精英群体——大学生,现在也变得非常难教育,其知识水平高低先不说,就看他们的日常表现,我们就能发现,我们的道德教育其实是处于滑坡状态,学生对于思想道德教育课,无非是把它当成考试课,至于里面所要求的,不少学生往往对此不屑一顾,认为只要考试能过关就可以了。因此,道德教育考试化也是当下道德教育面临的最大难题,而且现在还没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取代考试。其实,用考试方式测量道德水平的高低往往效果欠佳,而不用考试方式测量,又找不到更好的测量办法,所以道德教育现在面临两难困境。
教育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没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便会停滞不前。但是教育所包括的内容是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书本教育,教育的考核考察方式也不仅仅是考试,而我们的教育现在是知识教育书本化,道德教育考试化,即书本化与考试化是紧密联系的,哪有考试不用书本,哪有书本不用来考试。因此,道德教育工作在当前依然没有做好,这不仅仅指学生,也包括老师,甚至包括我们所有教育工作者。鉴于此,教育工作者要反思当前的这种教育状况,采取各种措施,制止这种不良的教育方式和风气蔓延,因为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人才,不是培养考试工具,更不是培养没有最基本道德素质的非常态社会公民。
1.引言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英美文学教学方法﹑教学指导思想和英美文学对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作用等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些学者的目光已超越了教学层面,并打破学科的界限和方法的界限,向纵深拓展。但很少研究者关注英美文学作为外来文化的载体对中国的高等学校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所产生的影响,也较少关注英美文学教师对本身职业的自我理解。中国的英美文学教育指有关学习者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在课堂内外通过对英美文学史、英美文学作家、作品和批评理论的阅读和学习,批判性地吸取其中有益的文明和文化成果,培养自身独立的思考能力和人文素质,并积极参与本国社会建设的动态过程。假设教师有理想的人文素质,或至少高于学生的人文素质;假设教师具备了组织教学的科学方法,能够把文学作品和批评理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是否教学就达到目的了?在英美文学的教学实践中,笔者深切认同,“对读者和文学老师来说,最吸引人也最令人难堪的问题,是文学和生活的关系问题”(Gribble1983:3),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本文聚焦于目前普通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本科所开设的英美文学课程,略去众多学者已探讨过的教学方法、文学阐释方法、人文素质的培养目标和英美文学课程的边缘化等问题,预设在一种较理想的、较平衡的文学史、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三者之间的教学环境下,从文学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审视高等学校英美文学教学中,外来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既相对峙又相融合的现象,关注学生的接受语境,主张从事英美文学教学的教师充分把握学生对英美文学的接受和英美文学作品所赖以产生的历史和文化之间的距离,引导学生在英美文学知识的学习过程中,以成熟的鉴赏心态和能力来对待文学艺术,以此来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社会参与能力,达到一定的人文素质培养目标。
2.英美文学教育中的“历史﹑文化双重语境”
目前国内高等学校英美文学课,主要是为英语专业和中文专业的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方向的学生开设的。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英美文学教育,其实从高中阶段已经开始,甚至可以追溯到学生在儿童时代所阅读的童话故事或奇幻小说。不必说当年《快乐王子故事集》的读者,就连十年前阅读哈利?波特系列奇幻的孩子也已成长为我们的大学生。中国的英美文学学习者和研究者面临着双重接受语境,即其认知的文化底色是当代中国文化和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接受的对象却是英美国家的文化和历史。对英美文学的接受问题,我们可以从西方文学界对中国文学和哲学的接受态度中得到一些启示。例如在谈到对中国道家的生态思想,即“负责任的‘无为’”的接受时,拉塞尔?柯克兰(RussellKirkland)指出:美国人应该“考虑到道家文本所包含的理想和我们自己注重批判的阐释性文本之间在历史和文化上存在的差距,批判性地检视这些文本,寻找其真实意图,而不必考虑我们今天希望它们说什么”(Girardot2001:284)。英美文学教育是整个文学教育的一部分,也是英语教育的一部分。中国学者蔡基刚和廖雷朝所提倡的对ESP课程所采用的“学术英语”教学定位,也不妨扩展到英美文学的教学中,因为“学术英语主要是训练学生在专业课程中回答问题或做作业所需要的组织材料的写作能力,鉴别和防止学术剽窃的能力,引用资料为自己观点论述的能力,运用适合学术文体的结构和词汇的能力,学术阅读和记笔记的能力,学术小组的讨论能力,做演示和陈述的能力,有效听学术讲座的能力,开展项目和分析案例的能力,区别事实和观点的学术批评能力和符合学术规范的能力等等”(蔡基刚、廖雷朝2010:49)。这实际上着眼于更高层次的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我们也必须关注英美文学作品﹑文学史和西方文论所形成的学术互补框架,把握英美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语境和学习者的本土语境之间的关联和距离,从以下几点入手,以达到对英美文学教育的良好接受。
首先,教师应教会学生“细读”文学作品。“细读”使我们能够辨别真伪,这是形式主义“新批评”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例如吴伟仁所编的《英国文学史及选读》是一本高水平的教科书,但其中存在一定的印刷错误,该书在对阶级意识的凸显中,隐含着一定的““””思维,在描绘罗伯特?彭斯的爱丁堡经历中,突出了上流社会对庄稼汉诗人的嘲弄或猎奇的心态;但维基百科中的描绘却极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根据后者,彭斯以有尊严的方式受到上流社会的款待,不仅在其赞助下出版了诗作的续集,而且在其中交了一些彼此欣赏的朋友,因之参与了苏格兰民谣的收集,受到了当时还是少年的沃尔特?司各特的极度崇拜。该书第二卷中不乏为作者讳而不顾事实之处。例如,在谈到雪莱的《致爱尔兰人民》所带来的社会效果时有夸大之嫌,对其前妻仅用“命途多舛的婚姻”(ill-starredmarriage)一笔带过,这种可疑的掩饰适得其反,给读者造成一种雪莱的婚姻见不得人的错觉。
其次,学生应初步了解当代文艺批评理论,通过对有关作品的研读全面认识现实世界和我们的人生。当今的英美文学批评界,各种理论竞相发声,文学批评者,包括大学文学课堂上的师生,以批判的精神对学术和社会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这些问题涵盖了性别﹑种族﹑文化﹑生态﹑历史﹑哲学﹑科学﹑技术等各个方面。对理论的涉足不仅能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审美情趣和艺术鉴赏力,更重要的是能够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培养他们的批判意识。因此,课程教学的重心已从语言的流畅度和精确度训练上升到批判性思维方式和人文素质的培养。如何引导学生梳理各个文学理论流派之间的继承和发展脉络,从文学作品中检视英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而检视我们的人生和和我们所生活的社区,培养学生的正义感和积极有效的社区参与能力,是本文所关注的文学接受问题之一。
再次,教师应帮助学生追踪和把握学术动态,做到脚踏中西,与时俱进。英美文学是英美社会的一面镜子,借助于对英美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检视社会问题在文学中的微妙再现。从文学史到具体的文本解读,从主题到叙事技巧,从古典文论到现代思潮,教师要做到讲解和点评的富有逻辑性和说服力,就必须有足够的学术积累;学生要有积极有效的阅读和思考,才能形成与作者人生的对话。例如,今天的中国大学生身处的生态环境正日益恶化,能够以更为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工业革命及其后果,同情当时的卢德运动,认同动物权利,享受自然美景带来的心灵滋养,更真切地体会到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诗歌的生态价值。
最后,学生应全面认清文学虚构和现实世界的区别和联系。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们偏爱爱情体裁的《荆棘鸟》、《飘》、《简?爱》等作品,也注意到有的女生在处理与男友的恋爱关系中,一味要求对方像言情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一样浪漫完美。但她们没有注意到,在莱辛的《野草在歌唱》中,女主人公白人玛丽常常在浪漫小说中麻醉自己,以此来对抗艰难的生活和无望的人生;在莫里森的《最蓝的眼睛》中,黑人女性波琳借助白人的浪漫电影疏解自身的痛苦。两位女性的结局都是悲剧性的。文学世界和现实世界并行不悖,既不是毫无联系的,也不是等同的。阅读接受中的跌跌撞撞可能会让初学者感到犹豫甚至困惑,但如果有了教师正确的“学术英语”的定位,对接受过程的双重语境有清醒的认识和引导,就不难走向全面的批判性阅读。
3.英美文学教育中的批判性接受
近年来,我国的教育有不少方面达不到社会的期待,其中也包括英美文学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教育部英语专业指导委员会所编写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对英美文学课程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在于培养学生阅读、欣赏、理解英语文学原著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二是“通过阅读和分析英美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西方文学及文化的了解”(2000:26)。作为英美文学教师,我们并不具备天然的人文素质,在整个社会背景下,我们有自身的困惑,因此在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教师应该和学生共同成长。当今社会纷繁复杂,为避免商品经济大潮的负面效应侵蚀学生的心灵,英美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应该是一种兼顾智力﹑情感和精神的对话,培养学生对自然﹑人类的大爱和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吸收。英美文学不具备直接的市场价值,但它为我们的社会和人生所提供的借鉴价值,能够催化我们的社会参与能力。当批判性的文学鉴赏能力和学术能力在生活中付诸实施,就转换为社会参与能力。该能力指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社会活动,促使社会更好地发展的能力。它可以是决策层面的宏大参与,也可以是个人和社区层面的微小参与,也可以是一个人安身立命﹑报效祖国和造福人类的基本素质。文学所表现的主题,在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生态学甚至普通人的生活感悟中也常常出现。普通读者总是为愉悦而读,但严肃的读者会从令人不快的描写中看到更深层次的社会现象;作家、诗人和剧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往往给我们的人生和事业以启迪,构成创作者的人生和我们的人生之间的对话。若要体会创作者独特的个性和作品的灵魂,进而用文学提升我们的生命质量,我们应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人类的本性是普遍的;在反映人类的本性方面,英美文学和中国文学是相通的。中国的历史进程和英美的历史进程既类似又不同,但人们的生老病死、生理和心理需要、自我和他者之间的互动需要是类同的。“假如未来的一代又一代人的确拥有某种形式的文学文化(literaryculture),这就意味着他们真正获得了文学的人类维度(humandimension)。如果从教育体制内部给予适当的鼓励,他们这样做的可能性会很高。我认为,中小学生和大学生最需要接触的是大量的人文化(humanized)的文学鉴赏”(Sell2001:13)。其次,英美文学作品中存在着一定的对社会正义的共识。而这种共识有助于建构我们对英美文学教育的理解,即它对受教育者的人生,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什么作用。英美文学教育不应仅仅为了传播知识﹑帮助学生找到好工作或培养少数精英而存在,它应该超越了对物质成功的单一追求,在对学科内部和学科外部的知识拓展中,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并为改善本民族的生存条件和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文学有一种值得称道的传统:很多作家、诗人和剧作家往往充当了美国社会的良知,他们对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劳动人民的疾苦和资本主义的痼疾极其敏感,他们认为西方世界并不完善,读者对社会现实不应该不加质疑地全盘接受。美国作家常常是“独立”、“个性化”、“批判性”、“创新”和“幽默”的(吴定柏1998:3)。例如,作为历史的见证者,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描写了农业工人乔德一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期间的经历,当时的俄克拉荷马州的大干旱和农业生态恶化之下的沙尘暴,迫使他们向别处迁徙;他们艰苦劳作却没有劳动保障,陷入无法存活的生存环境,但工人的合作使他们的未来呈现出一丝亮色。小说结尾乔德家的女儿露丝刚生了孩子,她用乳房喂养一个因饥饿而无法进食的男人,绽放出人性美好的一面,给读者以希望。
真正诚实的作家总是努力创造以毫不扭曲的方式完全体现其经验的文字(Gribble1983:22)。比如在全球变暖、物种加速灭绝、新型疾病不断出现、地震海啸之类的自然灾害肆虐以及人为的核泄漏和石油泄漏事件频发的生态语境下,我们的文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生态意识方面责无旁贷。通过课堂讲解、抑或著书立说,培养学生对人类和动植物生命的敬畏,以及对自然界万物存在和发展规律的尊重;同时也以课堂辩论的形式,满足学生的好奇心,挑战教师已有的知识结构和知识传授模式。教师要引导学生认识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反压迫、反独裁、反战争、反环境污染的文化氛围,摈弃其颓废主义、享乐主义等文化糟粕。再次,在复杂的人类社会中,事件的演化有时是有序的,可以用理性加以追踪的,但有时又是混沌的,非逻辑性的。此种情况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尤显重要。“思辨能力包括认知和情感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种分项核心技能”(文秋芳等2010:55)。英美文学课堂上的师生,能否以文学为借鉴探讨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以批判的精神对课堂上乃至社会上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疑问和解答,应该成为我们教学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英美文学史、文学选读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可以形成正迁移,有助于帮助学生在现实生活中从混沌中寻求秩序,在碰撞中发展自身。英美文学作家的视角各不相同,英美文学作品提供的信息十分混杂,甚至常常令人困惑,在有关种族﹑性别﹑阶级以及人类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信息莫不如此,我们的教师应该深入到这种混乱的表象之下,把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穿插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批评话语和理论依据。目前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密切相关的理论动向有文化批评、新历史主义研究、后殖民理论研究、女性主义理论、生态文学研究、结构主义理论、解构主义等。教师应该力求使学生对这些理论的精髓和局限性有清醒的认识,甚至在与中国文论的对比和融合中获取独特的视角,有意识地展开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对自身民族身份的思考,对自我和社会的思考,对人和自然的关系等方面的思考。
例如,斯威夫特的奇幻小说《格利弗游记》、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奥威尔的《动物庄园》等,都深深扎根于英美文学传统之中,体现着对完美人性的追求,以及对自然固有价值的尊重,对我们今天的生活仍具有启发,对当前道德伦理的教化作用不容忽视。社会参与能力的基础是学生的主体性。我们的学生不仅是知识的吸收者,也应该是知识的输出者和实践者,要使其有自由发表见解的空间,了解不同方法和阐释本身的局限性,突破有限的非此即彼的二元选择,从而拥有宽广的视野和思辨能力。在知识之网、生命之网和生活之网的复杂交汇中,在中国文化与英美文化的互动中,教师要引导学生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和所面对的社会现状,使学生毕业以后,把英美文学课堂内外所学到的知识和多元化的阐释视角应用于工作之中,把英美文学教育和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化知识为能力。
4.结语
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信息的提供者,而每个读者都会从中选取自己感兴趣或认为重要的部分,把阅读经验和自身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英美文学作为一门与英美文化和历史密切相关的学科,中国当代大学生对它接受时,应该明确意识到自身面对的文化和历史“双重语境”。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应退缩到艰涩的学术话语中,做学术隐士以求自保,而应引导学生在“知”(know-ing)﹑“感”(feeling)和“行”(doing)三者之间循序渐进,并借助于对美国文学史、文学作品和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力图建立起虚构文学和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设法把握英美文学与我们的接受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距离,使之与学生的人生经验相结合。在对作品的艺术观照和思想碰撞、对创作者人生的深刻体悟和对作品的批判性评论中,致力于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达到师生共同成长,追求文学的审美愉悦与其社会参与的统一的目的。总之,高等学校通过开设英美文学课,其最终目的是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西文学和文化的异同,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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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教会大学的社会学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大学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本文从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三个维度对政治参与进行了概念界定和内涵解读;从制度化参与、非制度化参与两个类别来阐述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现状。针对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共存等现实问题,提出了以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为核心的对策与建议。
[关键词]政治参与 参与意愿 参与途径 参与实效 大学生
一、文献回顾及概念界定
政治文明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青年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中坚力量,其政治参与也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类型:
(1)分城乡研究。吴鲁平对城市青年的政治心态和社会参与的特点进行了分析(1995),严荣对农村青年的政治心理进行了研究(2001)。
(2)分阶层研究。尹德慈对广州青年律师群体的政治态度进行了分析(2004),董小苹对在沪台湾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参与能力进行了研究(2006)。
(3)专题研究。如孙兴春对当代青年的“政治冷漠”现象进行了分析和思考(2006),朱云生以“躲猫猫”等网络典型事件为切入点,对网络政治参与的良性互动问题进行了探讨。
(4)载体研究。翟杉以微博为载体,对微博政治参与的优势和不足进行了分析(2011)。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的定义,政治参与是指“公民自愿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与政治生活的行为”。现有的关于“政治参与”的定义有其科学性,它指出了正在参与的主体(公民)、客体(政治生活)、特征(自愿性、合法性),但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如果我们将政治参与看作一个动态的过程,这个定义涵盖了政治参与行动的行动前、行动中,却对行动后阶段没有涉及,没有对政治参与行动进行一个实效评估。有鉴于此,我们将政治参与分解为三个指标,即政治参与意愿、政治参与途径、政治参与实效,从而更加规范、合理。本文所讲的青年政治参与是指青年在自愿参加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参与政治生活,从而影响政府的决策或者与政府决定相关的公共政治生活的过程。
二、当代大学生参与现状
政治参与是政治社会化的内容之一,青年政治参与的过程就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年逐渐获取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政治意识和政治立场。在当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出现了制度化途径和非制度化途径两种方式,而且更多是通过非制度化渠道参与。
(一)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加入党团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
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以来,青年的公共参与领域越来越广泛,参与途径大大拓展,青年的有序参与越来越活跃。青年充分和有效地参与公共事务,有利于培养青年的参与意识和技能,有利于青年潜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青年参加政党和社团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截至2014年底,35岁及以下的党员2247.9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5.6%;36岁至45岁的党员1779.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0.3%;46岁至60岁的党员2466.2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8.0%;61岁及以上的党员2286.0万名,占党员总数的26.1%。截至2014年底,全国共有共青团员8821.9万名;共有基层团组织387.6万个,其中,基层团委29.3万个,基层团工委2.2万个,团总支21.7万个,团支部334.4万个。由此观之,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要制度化渠道依然是加入党团组织。各种青年社团在促进和推动青年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中,也发挥了明显作用,丰富了青年公共参与的内容和方式。青年自组织是当下大学生群体中出现的新的组织和集结形式,以网络为基础性联系手段,以兴趣、爱好为联结纽带,对大学生群体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吸引力。近年来,青年参与公共事务的相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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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社会学理念是指整个体育社会学的体现之中,引导着国家规划体育发展的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体育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产业空间的规划
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也意味着社会中的劳动人口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转变过程,它体现了社会生活及生产水平的总体进步。城市的发展有利也有弊,他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的生活及生产方式制造了更多的不利因素。曾有学者认为: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及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城市化发展趋势的明显加强,使得城市规划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其中就包括对休闲体育的规划,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休闲体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越来越重要。但为了促进休闲体育的发展,我们应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城市休闲空间。而现在这种问题却难以解决。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许多城市因为人口较多,交通堵塞,环境质量差及空间拥挤等问题,导致城市休闲规划严重受阻,大多数人有时间却没空间从事体育活动。当然,理论上讲,这与当时人们在规划城市发展过程中缺少对休闲体育观念上的认识有关。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城市中的人更好地生存与发展。
2休闲体育业与城市化的发展
罗歇•苏认为: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也伴随着人们娱乐精神的成长,城市作为娱乐发展的根源及基地,为人们进行娱乐活动提供了更多的项目选择。农业生产的机械化也促进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首先,原先的以密集型农业为主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逐渐转向工业化农业形式,使得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其次,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经济的繁荣不断吸引着新一代的年轻人疯狂追逐多彩的新生活,他们作为新时代的主力军,为休闲体育的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最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村人口变得逐渐密集并形成一些小的城镇,他们在生活和生产方式上采用城市化发展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小镇逐渐发展成一个个独立的城市。在这种城市化演变过程中,人们在日常生活上逐渐彼此依赖,很长时间以后就会形成属于自己的交际圈,节奏化和规律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些法定假日,为人们带来了更多的休闲时间,使得大多数人有了想要休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可能。
3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
在当代,社会结构日趋复杂,竞争日趋激烈以及社会变化日新月异,这种竞争归根结底其实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竞争,人们为了提高竞争能力,不得不进一步完善和改变自己,以便适应社会的发展。这样一来,人们的休闲时间就会被大量占用。话说回来,日趋复杂的社会结构以及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使得人们疲于应对,这也阻碍了人们从事休闲体育的潜在可能,为了适应新的发展环境,人们不得不去接受新知识和新挑战,迫使自己在余暇时间不断地提升和完善自己。这也间接影响了休闲体育的进一步发展。
4不断增长的物质需求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物质生活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需求也在不断提高。社会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物质产品在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的欲望,这种欲望迫使人们不断地努力工作,获得更多的财富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同时,生产推动消费,消费促进发展。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中日用物品的不断更新,人们便已习惯某一层次的生活水准,为了保持这一“水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时间去从事更多的工作,进而在循环往复的情况下,人们的休闲活动便被不断挤压和忽视。
5行业中工作时间的延长
自20世纪以来,人类从事休闲体育的时间便有所减少,但没有相关明显的数据资料能够证实这一问题,而关于二战后劳动者的劳动时间缩短倒是有很多资料可以证实。如今,在所有行业中,服务业占到了8成之多,这些行业因为要做正常工作以外的很多琐事,所以常常有加班加点的时候发生,这一因素必然导致人们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减少。
6失业者待业时间过长
21世纪,许多国家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话题——人口失业问题。资料表明:这些国家中,至少有两成的失业者长期处于失业状态。有时甚至是在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些劳动者有更多的悠闲时间去享受生活,但却没有良好的受教育背景以及没有足够多的财富去享受休闲生活,这也阻碍了休闲体育的发展。
7网络游戏的冲击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网络游戏逐渐成为现代社会的休闲娱乐方式,尤其是对青少年群体,具有更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电子游戏种类繁多,新鲜刺激,对玩耍者动作的灵活度或脑力的反应速度有着很高的要求,电子游戏的特点是对地点没有要求,随时随地都可以尽心。因此,电子游戏对休闲体育具有一定的挑战作用。
一、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的现状
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但这项政策在一些学校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在一些学校,体育锻炼时间对于学生来说就是补习的时间,一些教师自然而然的占用了学生的体育运动时间,政府锻炼学生的初衷,反而加大了学生的学习负担。这在我国是很普遍的现象。
二、解决我国体育社会化与体育教育改革中不足的措施
1.发挥地方对体育社会化的促进作用
国家的体育社会化虽然存在不足,但是我国的体育社会化依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国家推行的国家运动锻炼标准,在我国已经有3亿人达到了指标,实施国家锻炼标准的学校和企业已经超过40万,大量的城运会、普通运动会得以举行,极大的调动了各地区百姓对运动的积极性。但是,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就需要地方政府充分发挥作用,适时地制定政策,发挥团体和个人的优势,集思广益,保证政策的科学性。
2.提高对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能力
对于一些学校存在占用学生体育锻炼时间的情况,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保证政策能顺利的执行。在我国的政策中,是禁止学校组织晚课的,但在一些学校中,晚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政府监管严时,就取消晚课计划,一旦监管过去,就继续组织晚课,与政府打起了“游击战”,这种现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屡见不鲜。同时,学校的体育活动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阵地,加大对学校体育教育改革的监督是刻不容缓的。所以说,一定要提高对政府政策执行力度的监管,保证体育教育改革的平稳进行。
3.加强体育师资力量建设
体育老师是体育教学中的核心,所以说,培养新形式的体育老师是现阶段我国体育教育改革的主抓方向。提高体育老师的薪资待遇、改善体育老师的工作环境、抓紧基本体育设施的建设是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中的重点。其次加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加快改变现代体育教学中不合理结构的步伐是不能够停下的。在现阶段我国非体育学校的教师比例中,体育老师所占的比重是最小的,一般的高等学校中1—2个体育老师,往往会负责起一个年级的体育教学活动,巨大的师生比例,很难保证体育老师在体育教学中能照顾好每一个学生,更难保证体育老师能针对不同学生提出不同锻炼建议,影响了学生体育锻炼的积极性,不利于体育教育改革的深入。
4.注重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
体育教育改革是体育社会化中重要的环节,这就对体育教育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保持体育教育改革的现代化,时刻注意用现代化的知识完善我国体育教育改革,保持现代化体育文化对人们的影响,将现代化印入人们的脑中,让体育成为我国现代化改革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将现代化引入我国的体育教育改革中,更要剔除陈旧思想,拨出落后的体育教学模式对现代体育的影响。在很多人的心中,所谓的体育课,只是体育老师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跑两圈,之后就是学生自由活动的时间。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与我国人的心中。所以说,一定要坚决取缔这种旧的思想上的陋俗,时刻用科学的、现代的体育教学思想指导体育老师的教学,保证学生在短时间内,能够接触到系统的、科学的锻炼。
5.注重休闲体育的发展
休闲体育,时时刻刻的存在于人们的身边。比如,一些老人在清晨打些太极拳、一些年轻人在广场上打羽毛球,这些都是休闲体育的表现。休闲体育具有“自由性、文化性”,一份美国报告曾表示,人们把三分之一的时间和金钱用在休闲上,休闲成为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目的。在现阶段的中国,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休闲”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把人们生活中休闲元素融入到人们的体育活动中,是现代人们的新的需求。所以说,要时刻重视休闲体育的发展。体育社会化和体育教育改革是利国利民的大事,需要我国各个阶层的持续关注。在现阶段,更应该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体育社会化的推广中,保证每个国人都能享受到体育社会化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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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体育 教育体育参与大学生
论文摘要:通过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认为,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以怎样的模式参与体育,并非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而是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其中,性别、家庭支持以及学校和群体内的体育氛围是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的重要因素。
一、问题的提出
体育是 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体育运动对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都具有其他活动所不可替代的重要影响。大学生是我国青年群体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体育对他们的身心 发展以及社会化水平都具有特殊的作用。在高校校园内,体育作为一种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化手段而被整合进大学校园内的社会世界。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学的基础理论出发,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进行研究,研究始终围绕“体育参与并非一个简单的参与或不参与的个体行为,体育参与受到更大的社会背景的影响”这样一个假设展开。
二、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针对本研究所涉及的议题,利用图书馆、资料室、 中国知网、文件汇编等资源收集了相关资料。
(二)观察法:亲历体育课、体育社团组织的活动、体育比赛的现场,观察和体验体育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学生在体育活动中的角色和角色扮演,以及其他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角色行为。
(三)问卷调查法:设计了“体育与大学生社会化”的调查问卷,主要针对大学生的体育参与和社会化进行调查和测量。
(四)访谈法:为了更深人地探讨体育与社会化的关系,在问卷调查的同时,针对本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采用深人访谈的方法对25位大学生进行了访谈,收集了大学生在运动中的体验以及对体育的意义解读的第一手素材,在对访谈资料归纳和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体育对大学生社会化的影响。
三、研究主题的操作化及概念结构
操作化是指由研究主题,到具体问题,再到测量指标的过程。本问卷调查的主旨是测量大学生的体育参与模式,在此,体育参与是因变量,大学生的个人资料、家庭资料是自变量。
美国学者凯尼恩(G. S Kenyon)认为,体育参与应该涵盖体育认知层次、情感倾向层次、直接参与层次、间接参与层次等多个层次的倾向或行为。本文认同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对体育参与概念进行操作化:1.直接参与是指以直接身体运动的形式参与体育的方式。直接参与概念通过测量两组变量来进行:代表参与程度的“体育人口”,代表运动 历史的“运动年龄”。2,间接参与是以观赏体育或收集体育信息等非直接形式参与体育的模式。3.体育认知是指参与者对体育知识、信息的了解程度。4.情感倾向是指对参与体育活动的热爱程度。另外,本文认为,除凯尼恩的体育参与的4个层次外,体育参与还包括了个人体育消费和体育参与中的互动两个变量。其中个人体育消费通过测量大学生个人每年的体育消费获得,互动通过测量体育中互动的频度、广度、深度3个指标获得。通过上述分析,本研究确立问卷的概念结构如表1所示。
四、问卷调查及结果分析
(一)抽样及调查
本次调查按照综合类、文科为主、理科为主的分类,兼顾重点和一般院校的原则,选取了8所北京高校、3所外地学校的大学一年级至大学四年级的在校全日制本科生为研究对象。依据学校体育课课表随机抽取上课时间和上课班级,对班级内同学进行测量。
样本特征:样本总量为1218人,其中男728人(59.7 %),女490人(40.3 % )。年级分布:一、二、三、四年级的大学生分别占总样本量的49.5%, 38.8%, 6.5%, 5.2%。96.3%的被访对象年龄在1723岁之间。所学专业的分布:理工类574人(47.1 %)、医科类70人(5.8 %)、农学类7人(0.6 %)、体育类25人(2.0 %)、 艺术类30人(4.5 %)、社科类291人(23.9%)。
(二)调查结果
对问卷调查结果赋值后,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求证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如表2所示。
模型的因变量是体育参与,包括:体育认知、情感倾向、直接参与、间接参与、互动和体育消费6个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BMI身体质量指数,简称体质指数 英文为Body Mass Index,简称BMI)、健康评价、生活压力评价、家庭 经济情况、家庭所在地、家庭体育消费、家庭支持程度、父亲职业、母亲职业、学校(体育)环境、群体(体育)环境。
模型数据显示,模型的R2均在0.1以上,体育消费影响因素模型甚至达到了0.535,说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力度都很强。
通过模型,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各因素的社会影响的具体情况见表3。
(三)调查结果的分析
1.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综合性影响。表3显示,从个人角度看,性别差异对体育参与的各变量的影响较显著,从社会角度看,家庭的体育消费和体育支持、学校的体育环境和大学生体育群体的内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各个变量都具有影响。如是观之,性别、家庭的体育环境和支持、学校的体育氛围这3个方面对体育参与具有整体性的影响,家庭和学校是影响大学生早期体育习惯的重要社会设置。
2.社会因素对体育参与的具体影响。除问卷调查外,本文还对25名大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以期从更深层次进行更为具体的研究。
(1)家庭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家庭是大学生社会化的社会主体,也是影响大学生体育参与的重要机制。家庭对体育价值的认同、支持和消费构成了家庭的体育环境,对大学生童年时期是否参与体育,是否能够养成体育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
“我喜欢球类,还有比如说爬山之类的。喜欢篮球,乒乓球。喜欢篮球是因为我哥的带动,我哥在南方属于个子比较高,所以喜欢篮球。经常拉着我去捡球,然后我就觉得老捡球特别无辜,之后就跟着我哥打球,之后慢慢就喜欢了。”
“……最擅长应该也是篮球。初中开始打篮球,就是因为我爸爸喜欢打篮球,我就经常看着,看着但是也没意思,就想自己尝试一下。因为我呆在那儿也没意思么,而且我看他们打球也挺好玩儿的。喜欢进球的感觉……”
“开始打乒乓球是因为踢足球受伤,家长不希望我参加有剧烈对抗的运动项目,又因为父母的社会关系,他们有朋友是乒乓球教练,……”。 “打乒乓球不是我自己找的教练,是因为我姑姑她是属于业余选手,她是我们那业余打得挺好的,她要我跟她练,然后我就跟她常练……。”
资料显示,大学生最初参与 体育的动机或者受父母的影响、或者得益于父母对运动价值的认同所给予的支持、或者家庭的社会关系提供了参与体育的方便等等。总之,在大学生儿时做出参与运动的决定并养成体育习惯的过程中,家庭的体育氛围和支持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性别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大学生是否参与体育,以及选择什么运动项目,在男、女大学生之间具有差异。产生这种运动选择“性别差异”的原因会涉及到与行为、运动特性和文化相关的重要议题。
大学生在选择是否参与体育或者选择怎样的运动项目时,首先考虑到运动中的行为和运动特性。通过观察、访谈和对几所高校体育课选课系统的考察,在选择体育项目时,女大学生比较喜欢选择游泳、健美操、瑜咖、跑步、太极拳等没有直接身体接触,不需要激烈竞争的项目,而男孩子则更偏爱篮球、足球、拳击、散打等直接对抗或冲撞性较强的运动项目。这种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与我国传统文化对性别角色的不同解释有关。在我国传统的文化中,男人一般被冠以“男子汉”、“好汉”、“够爷们儿”、“纯爷们儿”,被赋予一种英雄气概,男人的职责之一是主外和撑掌门户,当遭遇危险时,保护女性被认为是男人的天经地义的职责,“男子女性化”在社会生活中是会遭受耻笑的。可见,男同学在选择运动项目时,文化的取向发挥了重要影响,男同学选择了通过体育能够培养一种符合社会期待的男性气质的运动项目。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被视为如同花朵一样的保护对象,纯洁、善良、富于同情心一直被认为是女子的美德,而“职业女性”和“女强人”始终被社会所质疑。显然,那些展示力量和抢占空间的运动项目与社会文化所期待的女性气质相背。在选择运动项目时,女孩更钟情那些竞争性较低的,重在美化形体和塑造性情的项目。可见,“文化取向”在不同性别选择运动项目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学校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在定量研究的体育参与影响模型中,学校层面的体育环境与大学生的体育认知、体育情感、体育消费等变量高度相关,说明学校的体育环境对这些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分析深度访谈的资料,大学生对于学校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深刻,认为自己运动习惯的养成得益于中小学时期学校对体育的制度性安排。
“高中时早晨跑早操是学校硬性规定的,因为当时压力比较大,学校考虑这个,所以做的规定。每天早晨跑1000米,有时晚上也跑两圈。大学后每周跑步两三次,慢跑五圈到十圈。慢慢地形成了习惯,这学期想增加减肥的力度,所以每天坚持慢跑。”,
“小学跑步是因为教练的原因,每天下午训练,如果不去,教练就会到班上找,当时也不想练,但是没办法,家里也支持。”
“我们的体育课在高三时还是很频繁的,一周有四次体育课,五天中四天都有体育课。小学的体育课是每周3—4节,初中大概两节,高中就有四节,我们学校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我们的四节体育课有选修和必修,其中有一节必修就是类似与上学期的跑跳投的项目,选修课也是可以选很多,乒乓球、游泳,反正有场地的地方都可以安排,我还选修过贻拳道。我也去报班就是希望打球时有模有样。这种学校的体育安排培养了我的锻炼身体的习惯”
可见,学校这种高度组织化的体育制度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掌握体育技能,也有助于其运动习惯的养成,最终巩固并完善他们参与体育的模式。
(4)群体的体育环境对体育参与的影响。群体的体育环境是影响直接参与变量和体育认知变量的重要因素。在大学校园内,因为共同的体育爱好而结成的非正式的体育群体有很多的种类,例如,因为喜欢同一种运动项目而经常相约的体育群体,因为“乡党”这种地缘关系而经常在一起运动的群体,同宿舍或同班级同学组成的体育群体等等。这种群体的特点是群体的自主性较强,群体成员可以一种独立的姿态,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人进行交往,并通过体育建立某种人际关系。在体育群体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比较充分,成员们在谈论体育或从事体育运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取向或规范,往往成为他人社会化的参照系。另外,体育群体内由于充分地沟通和互动,容易形成独特的与体育相关的亚文化,例如,他们会讨论自己喜爱的体育明星,相约购买体育偶像的队服或纪念品,讨论体育比赛中的某一事件意义或影响,等等。在这种频繁的互动中,他们交流了信息,加深了对体育的认识,培养了对运动参与的情感,为参与体育运动的行为打下了基础。
(四)体育参与中止
体育参与中止是指由于某种原因而终止原来的体育参与状态。在上述讨论影响体育参与的积极性因素的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讨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问题,因为,“参与”与“中止”是体育参与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通过对访谈资料的逻辑归纳,本文认为,导致体育参与中止的原因包括体育特性的适宜性和体育的组织方式两种因素。具体有以下几点:
1.从运动项目的运动特性来讲,崇尚力量表演、控制、侵略性支配对手、敌视对手的“重竞技”项目,例如,足球、拳击等,会使那些害怕身体伤害、以及技术水平差的具有参与倾向的人望而却步。
2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是一把“双刃剑”。运动中较强的组织性虽有益于规范意识的培养和运动习惯的形成,但同时也会限制学生身体表达的自由,从而会降低人们对体育的热情和兴趣。
3.运动中较强的绩效目标会排斥大多数人的参与。例如,高校内的高水平运动队训练,它的目标是在校际间的竞争中争金夺银,为学校争光。在这类运动中,身体技能比较好的人更能在比赛中显示能力和解决问题,更能获得老师或教练的赞许,他们会获得更高的权威和地位,他们因为对比赛较强的控制所产生的成就感而对运动或比赛表现出更大的兴趣。但对那些运动技能稍差者,他们由于很难有机会上场表现,“汽水喝干,板凳坐穿”的尴尬经常令他们离开运动场。在对某些特招运动员进行访谈时,能清晰地感受到有些运动员感觉自己在体育中没有前途,失败的体验导致他们对体育参与的厌倦。
4.体育中错误的主体定位。这里的体育主要指学校的制度性体育。在体育教学和运动训练中,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运用统一的教学目标、统一的教材内容、统一的教学进度、统一的教学方法、统一考核标准的现象仍然很普遍。在这些运动中,过分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很少考虑体育学习的主体—学生的主体需要、体育基础与情感体验,从而,使学生在运动参与中处于被动地位,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互动,导致学生的心智能力和个性发展受限,影响了参与体育的动机和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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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社会学回归生活世界的潮流中,尽管生活的建构性意义愈发突现,但由于受到传统的实证主义理念影响,社会学并没有充分地重视生活理论的这一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制度更加完善,青年参与基层公共事务的积极性日益高涨。公共决策部门制定和青年相关的法律法规时,能够通过听证会、座谈会等方式,广泛吸纳青年参与;在高校建设和管理中,青年学生有了更充分的发言权和参与权,一些高校学术委员会中也有了青年学生的身影;在村委会换届选举中,许多村委会青年委员配备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比例;在推进社区居民自治中,青年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成为专业社工和社区工作人员。
(二)非制度化参与:主渠道是依托网络
所谓非制度化参与,主要是指不符合制度和程序的政治参与,也包括违反法律的非法参与行为。当前我国青年非制度化参与偶有发生,形式有聚众闹事、破坏公共财物,更严重的还有罢课、静坐、请愿、示威游行等。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当前中国青年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主要的途径是依靠网络进行的。青年人从网络获取政治信息,利用网络表达政治诉求。很多社会事件,特别是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事件往往没有具体组织者、没有信息源头、没有传递线路,或者是有消息无情报。青年人在制度化参与渠道外,努力寻求政治参与的外部空间和渠道,具有开放性、匿名性、及时性、交互性等特点的网络成为其主要选择。网络的高参与性和私密性使得一些社会问题和腐败现象暴露出来,通过网络迅速传播,形成一种强大的舆论压力,使得一些个人事务公共化,得到强有力的舆论监督,迫使公共管理部门或者其他当事人解决这一问题。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尤其是网络政治参与,鼓励和激发了青年的政治参与意愿和热情,拓展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途径,也增强了青年政治参与的实效。
三、青年政治参与现状引发的思考
(一)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
在中国当代青年的政治参与中,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即现实世界的消极冷漠和网络世界的积极主动。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青年人因为价值取向、生活方式多样化,出现一种功利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带来的优胜劣汰的压力,也使很多人忙于自己的生计,无暇顾及政治。一些大学生对参与政治的兴趣下降,甚至漠不关心,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长、老师和社会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动员型参与尽管能在短期内起到一定的成效,却难以长期发挥效力;时间一久,大学生的参与热情就会下降。第二,浅表型参与多于深层次参与。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热衷于蜻蜓点水、浅尝辄止。不愿意支付过多的成本,贪图方便省事,甚至宁可“走过场”也不愿意深层次参与。第三,有序型参与多于有效型参与。在学生组织、社团等的组织下,当下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通常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然而,由于受前面两条因素的影响,大学生有效型参与并不多。在互联网时代,青年基于自身的利益和需要而自觉地以某种形式对政治过程施加影响的积极性提高,青年的政治实践机会大大增加,对政治生活的参与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和满足。其一,网络的开放性,使政治参与的门槛降低,从而增加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其二,网络带来了一定意义上的话语权,让当代大学生有了政治参与的渠道和路径。其三,互联网拓宽了政治活动的空间,增强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的效能和绩效。不论是及时了解国内外的最新资讯,还是对失范行为进行监督和批评,抑或就公共事务发表意见和建议,互联网为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一个便利、快捷的平台。
(二)理性思维与偏激情绪并存
在现实生活和网络世界中,青年人的理性思维和偏激情绪并存。一方面,青年人具有一定的判断和分析能力,在一些公共问题上能够保持理性、克制;另一方面,青年人的价值观念尚未完全定型,内心世界也不够强大,容易轻率与冲动,展现出非理性的一面。
1.青年自身原因。青年人无论是在身体还是在心理都处于待成熟时期,同时,他们又对未来人生充满了无限的激情和憧憬。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具有模糊性和不成熟性、凹凸性———内隐性与外显性相结合以及高传导性的特点,需要加强引导,尤其是注重对集合行为和偏差行为的引导,强化社会控制。
2.媒体舆论炒作。在注意力经济时代,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少部分新闻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缺乏职业操守和社会责任,以商业和利益至上,让消费主义文化逻辑影响了荧幕。为了吸引公众的注意力,“标题党”用炒作的方式来剑走偏锋,用情绪化的断章取义来博取眼球,会让当代大学生的政治参与陷入误区。
3.不良社会心态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多元的时代主体,决定多元的社会心态。互联网上纷乱信息,炒作、忽悠、炫富、哭穷、暴戾等不良社会心态和偏激情绪,导致“键盘侠”的大量存在。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习惯性地先入为主,运用“道德捆绑”和“民族主义”的大棒对他们进行言语攻击,导致当代大学生易被这些负面因素左右。
四、对策与建议
(一)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
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精神坐标、建设精神家园,需要畅通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一方面,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发挥党团组织的思想引领和文化育人的功能;另一方面,畅通当代大学生参与学校公共事务、社会公共事务的渠道。在互联网不断嵌入日常生活的当下,健全当代大学生的利益表达机制,呵护青年政治参与热情,需要对他们的爱国热情进行保护和引导。让当代大学生理性地“发声”,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避免“任性而为”。
(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针对性和实效性
每当有重大政治、社会问题发生时,青年群体的反应便会增大,甚至出现青年以群体形式通过一些非理性行为来表达自身的主张与诉求。青年人尤其是部分大学生以一种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主张。一旦爆发刺激性事件而出现聚众活动时,大学生往往愿意参与这种活动,这也说明大学生思想引领工作任重而道远。在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样化的当下,加强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需着重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强化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利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暨阅兵”等重大事件来增强青年人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自豪感,引发他们的情感共鸣和心理共振。二是推行感恩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积极推进心理健康进学校、进社区,为大学生的成人成才提供坚实的社会支持。三是倡导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引导当代大学生树立“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的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公众参与来让公共生活更加美好。四是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为依托,为青年的就业创业搭建良好平台。为当代大学生就业创新搭建平台、畅通渠道,让他们有更多机会“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只有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摘要课堂教学规训主要表现在课堂教学仪式规训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两方面。对课堂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规训与控制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导致师生交往中学生话语权的缺失。教师在学校场域中应注意从教师权威的惯常思维中跳出来,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从而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
关键词:课堂仪式;规训;教师权威
“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活动,教师乃是社会的代言人,是他所处的时代和国家的重要道德观念的解释者。”[1]教师的制度化身份要求他必须要培养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价值目标取向的人。但是,“教师与学生在学校组织中互为异质成员”[2]的特征使教师和学生在社会地位、行为方式、角色特征、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规训与被规训的角色成为必然。
一、课堂教学规训的内涵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之间是一种双向的互动交流的关系,在互动交流中,有和谐,有冲突,有平等的交流,也有严厉的规训。在冲突性的师生交往过程中,学生会通过对抗行为来表达对教师权威的抗议或不满,如违纪、不尊重教师、教室内不适当行为等显性行为,以及沉默等隐性行为。对学生的这种表现,教师作为“社会的代言人”必然会采取一定的措施对学生进行规训,以实现其对课堂这一特有空间的“治理”。课堂教学规训往往以多种方式呈现,并以不同的形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
(一)课堂教学仪式规训
课堂教学仪式是使课堂教学活动变得神圣与严肃的一个重要事件,也是教师在完成教学职责过程中的一种权威表现。例如,课堂教学每天必须进行的上下课仪式,其流程和顺序简短、快捷、迅速,但又不乏严肃性。教师的身份在课堂教学仪式的呈现过程中会一次次得到学生的重新确认,通过这个过程,教师权威得以树立,这也是教师权力实现的重要途径。如果课堂教学仪式出现不严肃的情形或学生中出现类似“嬉皮士”的行为,多数教师会产生恼怒情绪,并将这种行为看作学生对神圣课堂的不尊重,对教师权威的忽视,或者是对学校制度的反叛。他们大多会重复课堂教学仪式,或者以沉默对待学生的“不端行为”,直到学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遵从教师的权威为止。这种对抗性的冲突行为看似以教师的胜利结束,学生达成对仪式的认同,实际上反而促成仪式负功能的实现,具体表现为:师生之间缺乏真正的情感交流与互动,冷漠而疏离,课堂教学仪式呈现出机械化、程序化的趋势,充满规训意味。“仪式使一种关系权力得以运作。这种关系权力是自我维系的。它用不间断精心策划的监视游戏取代了公共事件的展示。”[3]仪式的背后实际上蕴藏着深刻的涵义。课堂教学仪式预示着一种强制和服从,它作为一种规训的手段、口令来维持课堂的规范和有序,实现教师权威的顺利达成。教师是仪式的执行者,学生被动地恪守仪式的每一个细节,不能进行自我意愿的表达。整个仪式过程暗含着一种指导思想,即个体必须依附并听从于教师,仿佛只有通过这样的仪式,体现师生之间关系和地位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才能得以维持。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是人在进行仪式,而是仪式在控制人。课堂教学仪式规训体现了学校强调对学生进行规则的灌输,对权威的尊敬,对学校时间和空间的遵守。其最终的结果是仪式惩罚和规约了具有独特个性的学生,鼓励了服从的和规矩的学生。
(二)课堂教学秩序规训
课堂教学的正常运行需要相应的秩序和规则,其内在的秩序和外在的规则需要一定的权力来维持与保障。课堂是一种特定的时空场所,也是一种“制度化场所”,需要一定的等级和权威来控制。社会赋予教师特有的权力,使课堂教学秩序弥漫着“控制与服从”的气氛,从而使规训成为教师进行管理的一种方法与手段。在学校实践中,课堂教学秩序维持的管理主义倾向往往比较严重。学生一旦出现某种不良现象,学校或教师首先采取的措施常常是加强管理和控制。“叫家长”成了学校规训学生的“杀手锏”。这种“警察式”“家长式”的管理思想被简单地运用于以非成人为主体的学校和班级群体中,运用于正在成长和发展的孩子身上,致使教师成为课堂唯一可以自由发言的“掌权者”。教师对学生在班级中的行为具有相当大的决定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霸权,这是制度赋予的权力。对学生来说,这种由教师主导所建构起来的制度具有一种制约性的力量。[4]太多的规训与呵斥会使学生缺乏动力与自由。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只有较少的规则,以及较少的控制与监控,并且给予学生自行决定的空间,尤其是在教室空间范围内。但是实际情况正如洛堤(Lortie)所指出的,在“紧闭着的门”的后面,“教室是由教师控制指挥的宇宙”。[5]教师以成人所能达到的标准来要求学生,学生达不到教师所提出的要求时,只能承受来自教师的呵斥和批评。在接受惩罚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表现是不同的,大多数孩子基本上是沉默的,但是当他们处于自己的沟通圈里时,又会通过不同方式表达对教师和制度的叛逆或抗议。
二、课堂教学规训的原因分析
造成师生之间规训与被规训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尽管现代社会强调师生之间的民主与平等,但是教师的权威是客观存在的。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对等的,教师并不总能听取学生的意见或认真对待他们的困惑。
(一)师生权力的不对等
权力出现在课堂教学这个场域中,它不再是一个单一、抽象和孤立的概念。课堂教学仪式的规约与服从实际上表达的是师生权力的不对等。权力通过仪式促使组织与管理的正常运行,甚至是以此来进行教化与规训。课堂活动之外的仪式也常常被作为课堂教学规训的补充。例如,在校园内学生遇到教师,会有相应的敬礼仪式,一般教师会点头表示回应,但也有教师漠然走过,没有任何回应。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沉默的东西在师生之间流淌,这也体现出教师的绝对权威。同时,仪式表达中也有很多教条式的运用,如学生正在用笤帚扫地,当教师走来,他慌忙举着笤帚行少先队队礼。在这种仪式表达中,学生被潜在的指导思想指引着,即在任何情况下,学生都应该尊敬教师,对教师行队礼。处于这种规训教化秩序下的学生会慢慢地顺从并接受教师的权威角色。他们被现有的规训制度驯服,接受了“教师就是权威”的理念。长而久之,学生变得越来越顺从,不认为自己应该具有独立选择与行动的责任。尽管许多教师表示他们理解学生逐渐成长为独立的学习者的重要性,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又认为自己需要控制学生,控制课堂教学过程。他们之所以不给学生过多的“自由和空间”,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无法掌控课堂,“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课堂教学意识特别强烈。学生无疑也已经观察与体悟到教师发出的这种信号。就这样,服从取代了商讨或协商,学生扮演了从属的角色。学校的环境或班级氛围也支持教师权力,并在学生中产生了协商缺失。一名高中生指出:“我们是笼中鸟,门开着,但是外面有只猫。”[6]当然也有人指出,教师也是身不由己,他们根据社会赋予的神圣权力来管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和学生在整个课堂教学中实际上是处于离异状态的。对教师和学生来讲,他们都是在各自位置上进行着惯常化的教学和学习行为。在这种固有的、习惯的、自动化的模式中,若有学生试图改变,则会被归为另类或不顺从者。随着日复一日的“好学生”训练,学生日渐服从于学校和课堂规则,并从属于教师的规训。教师建议的肯定性标签引导学生做出适当的反应,包括如何遵守或执行教师说过的话。通过课堂和课外零散的实践,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权力不对等、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传统角色被清晰地再生产出来。
(二)学生话语权的缺失
教师与学生在课堂教学秩序中权力的不对等,必然导致学生话语权的缺失。学生在学校生活中既没有发言权也不会被咨询。即使有问卷式的咨询或访谈,学校最后的决定也很难充分吸纳学生的想法。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和教师对儿童观的认识。学校和教师一般认为学生是不成熟的,其想法也是需要成人加以修改和完善的,以至于当学生的提议与他们的议程相矛盾时,他们往往忽略或摒弃学生的建议。这也是学生试图建构和提升他们在学校里的群体地位但效果并不明显的原因。研究显示,典型的课堂讨论也是教师引领的、具有约束性的,并且是控制学生的。很多学生认为他们在学校和教室里几乎没有权力和影响力。[7]在这种剥夺学生权力的体系中,学生被动化的行为和经验在没有发言机会的控制力量下“潜移默化”地形成了。通过规训纪律的实施,由教师主导来定义合适的和不合适的行为,学生很快就学会了成人社会的法则,如他们明白了什么行为被允许做,什么行为不能做,什么时候能做,什么时候不能做。在课堂教学的其他情境中,学生也是作为不平等的和缺少竞争性的参与者被建构的。他们“被期望”听从教师,回答教师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学会教师所教的课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被要求是安静的和被动的。他们只需要对教师的问题给予反应即可。从表面上看,他们主动地参与到开放的协商活动或决策制度的过程中。然而,如果我们深入观察这些互动模式,就会发现他们的参与是被动的,甚至是一种无效的参与。在课堂教学中,教师严格按照既定的教学要求确定学生在什么阶段应该学习什么,以什么方式学习,以及应该达到什么样的目标等,甚至包括决定他们坐在哪里,怎么坐。这种控制具体表现为教师对教学目标的制定、教学方法和学习活动的选择等方面。教师几乎完全控制学生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和细节。这种习惯化的教学制度使学生连基本的质疑和反抗的意识也渐渐消退。学生们普遍表示:“我总是在听从老师的吩咐”,“我完成老师交给我的所有任务”,“我通常完成班上布置的事情”。大约有55%的小学生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参与过选择自己在班上做什么。大约2/3的中学生认为他们没有做过这样的决定。[8]也正是因为受到这些控制因素的影响,师生关系的情感基调往往是平淡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很多教室里往往缺乏更多的热情和笑 声的原因之一。
三、结论与反思
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场域中出现的权力不对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冲突与不和谐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于教师对课堂教学规训有什么样的理解,并如何付诸行动,主动改变由传统课堂教学规训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进行开放而有效的沟通
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应该是开放性的、持续性的、有效的。格林在《教师的存在性交往》一书中指出,教师不断增长的认识和意识,使他们能够有效地与学生交往、与学生对话,并且帮助学生依靠教育的力量,在这个世界上与他人并存,并努力成为他自己。[9]在课堂教学仪式过程中,教师应该与学生进行平等的互动与沟通。教师在学校场域尤其应注意从惯常思维中跳出来,与学生形成新的良性交流习惯。教师和学生只有在开放、自由的交流中,才能建立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和谐的人际关系,才可能真正成为彼此“有意义的他者”,从而达到一种教无止境、学无止境的教学相长的境界。教师在与学生交流或沟通时,如果凭借的是教师自身人格的力量,而不是压制性的话语或惩罚来平息学生与教师之间产生的冲突,其效果是显而易见的。这样在教师与学生共同构建的班级规范秩序中会明显反映出由教师积极的习惯积淀而成的人格特点。也就是说,教师不能从外部强制施行权威,权威只能来源于教师自身的人格魅力,来源于教师对其职责的认同与尊重。教师只有认同与尊重自己的职责,才会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为将教育意图悄然地传达给学生。
(二)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
教师的权威对学生潜在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惧怕惩罚与尊重权威会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效果。惧怕惩罚并不能使学生对教师的权威产生真正的信服。真正的权威也并不存在于某种外部的、客观的权力机制中。学生虽然会受到教育者的规约和控制,但是他们是一个个充满复杂性的个体,具有自己的思想。有的学生的想法在成人看来或许是不符合社会规范的,以至于与教师所执行的主流话语相冲突、相抑制。他们也会选择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如顶撞教师,与教师争吵、挑衅等冲突性行为,或者对教师的提问不理不睬、冷漠等回避性行为。面对学生的种种做法,充当传统制约者角色的教师首先要做的是赋予学生平等的话语权,使学生有充分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教师与学生在此时此刻是平等的对话者与沟通者。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教师对学生的规训所引起的冲突与矛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为这种冲突与矛盾为师生提供了一种重要的互动交流方式,促使师生积极寻求解决冲突的策略与途径。这样,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之间会是一种既无冲突又不快乐的风轻云淡的感情关系,但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认为教师在关心学生方面的惩罚或权力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学生对教师的这种评价将有利于师生之间良好的情感交流。当然,我们期望有更多的正向评价使得师生之间的关系不会一直处于规训的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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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与常识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理解社会学理论演进逻辑的线索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马克斯•韦伯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家,而且也是一位文化理论家。他在对资本主义精神起源的探索中,讨论了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其学术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合理化”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面对“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所引发的价值冲突,韦伯对西方文明的发展前景作了悲观的预测。但他也指出,当“价值理性”没有形成或者没有能够推动“工具理性”发展时,社会进步是无从谈起的。
关键词:马克斯•韦伯;宗教社会学;合理化;价值理性;工具理性
马克斯•韦伯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是西方宗教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80年代其思想传入中国。韦伯的思想主要包括社会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以及宗教社会学理论。受到所处时代的制约,他的社会学思想带有明显的“西方优势论”特征。但他在讨论资本主义的本质时,并没有单一地从某一个层面来分析,而是通过考察文化与经济、社会和宗教的关系来进行综合分析。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他探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
一、韦伯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分析
韦伯是一位富有民族自豪感的社会学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在东西方很多地方都曾经出现过,但是唯独在西方能够得以保留和发展,原因就在于西方有着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来自西方国家特有的“合理化”的社会运行规则。这里的“合理化”可以被理解为合乎理性的进程。无论是从经济、政治,还是从科技的层面来看,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推动社会发展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正是韦伯思想的核心。文化的“合理化”是实现社会“合理化”的原动力,只有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探寻它们与文化之间的深层联系,才能更清楚地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原因和历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提到了富兰克林的一段演讲,演讲的核心思想是告诫青年人做生意时要诚信经营、生活上要量入为出、做人要谨慎诚实。韦伯认为,这段演讲所阐述的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必不可缺的“至善”美德,市场的交易应当建立在这些美德之上。在韦伯看来,不能为了获取最大利润而不择手段。他认为追逐利益本身与资本主义并无关系。韦伯指出,不管在什么样的国家,利益都是人类无法抗拒的诱惑。理想的资本主义社会应当具备的要素有:合理的自由的劳动组织、以消费为指向的理性交易形式、家计与家庭的分离、理性的账簿记账形式。而在这些要素之上,必须有一个确定的经济伦理,这个确定的经济伦理实际上也就是在历史和社会的影响下所产生的文化理论,它是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得以实现的基础。富兰克林给商业设置了一个伦理规范,实际上这种规范就是建立在宗教伦理基础上的经济伦理。当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形成的时候,人们必须面对这样的变化:安逸的生活被破坏、田园牧歌式的生产遭到瓦解、农民开始进城务工。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人们无法再过悠然自得的生活,维持生计的本能让他们走进了工厂。韦伯在调查之后指出,在工业化生产中,天主教徒往往工作态度单纯并且创新不足。他们用消极的眼光看待商家和实业家,对商业回报缺乏信心。他们的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无法在工厂中获得技术职位,如此,他们在现代化的商业竞争中便明显乏力。而通过从路德宗提出“天职观”到加尔文宗提出“入世的禁欲主义”的一系列改革,上帝在人们心中逐渐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人们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安排好的,包括谁会成为上帝的宠儿。将“预定论”转化成充满入世精神的“天职观”,有助于人们专注于世俗活动。人们努力增强自身的能力,以消除“我不是上帝的宠儿”的焦虑。人们相信,越是过富足的生活,就越容易得到上帝的赏识。因此,人们热心于钻研,并且富有创造力。人们不仅创造了经济效益,而且还展现了一种新的精神。人们不再认为“钱是罪恶的根源”,他们相信可以通过赚钱来体现自己的价值。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使韦伯看到了新的精神、新的伦理。
二、韦伯“合理化”宗教社会学思想的建构
(一)宗教的“祛魅”过程
宗教改革终结了教会的黑暗统治,改变了宗教神秘化、仪式化的运行机制。“因信称义”的教义让宗教变得不再神秘莫测,人人都可以得救的信念逐渐深入人心。人们认为,除了可以在教堂和仪式中感受上帝之外,还可以在生活的各个层面感受上帝的荣耀。“真正的清教徒甚至会拒绝在坟墓前出现宗教仪式的任何迹象,在埋葬至亲至爱的人时他们不需要挽歌或者其他形式,为的是杜绝迷信,消除那些通过巫魅和圣礼的力量获得救赎的观念”[1]103。韦伯将这一改革称为“祛魅”。路德的宗教改革和后来加尔文对宗教教义的颠覆性修改,使得清教徒能够在宗教思想的指引下找到自己的人生出路,并且在工作中看到自己的价值,从而实现其得到上帝恩赐的愿望。由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实现了个人化,宗教思想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影响就化作了人们共同的文化修养,清教徒诚信、道德并且能够恪守己任。宗教的“祛魅”在西方社会发展进程中作用举足轻重,宗教的力量完全被世俗化了,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文化世界观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推进到一个“合理”的阶段,同时,宗教的“祛魅”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进程。“祛魅”的伟大之处在于其指引人们将信仰和理想最终都落实到了“劳动”上。对于新教徒而言,劳动不是服役,不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他们乐于从事的一项活动,劳动让他们变得光荣。人们不再从复杂的宗教仪式中得到慰藉,而是在日常劳动中与上帝进行交流。人们在劳动中找到乐趣,劳动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慰藉。劳动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动力。这种来自宗教的约束力使得人们忙而不累,这种“特殊的精神”推动资本主义实现了快速发展。
(二)入世的禁欲主义
虽然路德等人并不将唤起“资本主义精神”作为其奋斗的目标,但是,在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由于他们强调“因信得救”,并且将响应神的号召与从事世俗的职业在语言表达上进行统一,职业便具有了“由神所交付的使命”这一意义[2]。“天职观”旨在使教徒相信,只要完成了在世俗生活中所从事的使命,专心于自己的工作,恪尽职守,便有机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但是路德并没有将这一教义(即“天职观”)引向“资本主义精神”,而仅仅是在“祛魅”后对人们的宗教生活进行指导。加尔文将与宗教事务相关的责任和仪式都与日常行为方式联系起来,这就使新教徒具有了入世的精神。对于新教徒而言,金钱不再是中世纪宗教强调的“罪恶的根源”,而是证明自身价值的证据,经济上的成功能够帮助他们确立“上帝的选民”这一身份。在社会生活中,这种宗教精神就是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人们可以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财富,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为了获取金钱而不择手段。上帝的命令是:你必须为上帝而辛劳致富,但不可为肉体和罪孽如此[1]164。财富可以让上帝更加荣耀,但人们并不能因为拥有财富而过骄奢淫逸的生活,积累财富只是人们证明自己有资格做“上帝的选民”的途径。在韦伯看来,这种理性的世俗化的宗教伦理是合理的,新教徒通过严格要求自己和艰苦奋斗,是能够积累财富的。倡导入世精神让人们找到了消除自己不是“上帝的选民”这种焦虑感的途径,人们在工作中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从而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理性工作。宗教改革使大多数人成为自由劳动力,他们不为教会所控制,“天职观”激励着他们去追求财富。这种情况又为科技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韦伯实际上并不把科学和宗教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事物,韦伯认为它们是分别在理智和情感这两个领域起作用的事物[3]。情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决定理智,这种有宗教信仰的“律己”情感,使新教徒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观,他们严格遵守诚信和勤劳的原则,在“理智”的运用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对于韦伯文化观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韦伯从经济和宗教问题入手所阐述的,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伦理。由于受到所处时代的限制,韦伯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学术界对于韦伯的思想向来褒贬不一。对于韦伯的思想,中外研究者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可以有你的看法,你也可以反对他,但是,你绝对不可以绕过他,包括他的思想和方法论。韦伯在对“祛魅”的阐释中,不但指出了它对于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而且也指出了文化理性化之后呈现的价值冲突。“祛魅”本身就是“理性化”的过程。“祛魅”使宗教的价值开始瓦解,自此,宗教的神秘感不复存在。在《经济与社会》一书中,韦伯根据“目标”和“手段”的关系将人类有意义的行动划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工具理性的,决定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表现的预期,行动者会把这些预期作为“条件”或者“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理性追求;第二类是价值理性的,它决定于对某种包含在特定行为方式中的无条件的内在价值的自觉信仰,行动者只追求这种行为本身,而不去管具体的结果;第三类是情绪的,它决定于行动者具体的情感和情绪状态;第四类是传统的,它决定于行动者根深蒂固的习惯[4]。上述是韦伯基于自己“理想型”的研究方法对人类有意义的行动所作的区分。前两类主要涉及对社会的分析,后两类主要涉及对个人行为的分析。“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本身就存在着矛盾,而当理性的社会制度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时候,就会导致自由和意义的丧失。文化的“合理化”会让原本统一的宗教世界观变得杂乱,人们将自己的价值判断作为行为准则。人们因为文化观不同而相互争辩,人们对各种行为的理解发生冲突,这最终导致了文化的分裂。“工具的理性”使人们陷入一种官僚的、以目的为导向的行为方式,人们进入了一个新的社会“铁笼”。因此,韦伯在《新教伦理》一书的结尾对西方文明作了悲观的预测:“专家们失却了灵魂,纵情声色者丢掉了心肝;而这种空壳人还浮想着自己已达到了一种史无前例的文明程度。”[1]184韦伯在探寻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力时,并没有从经济理论出发,而是从文化和历史因素入手,最终在器物和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能够在西方实现发展是因为西方有“特殊的气质”,西方人的自律艺术是推动社会发展的软实力。那么,为什么在亚洲国家,比如中国和印度这样的文明古国,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呢?韦伯指出,在中国,几千年来儒学在规范人们的行为和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的伦理价值不逊色于任何宗教教义。我们暂且不讨论韦伯将儒学与宗教相提并论是否恰当,单就儒学的社会功用来看,它的主张的确被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作为行为准则。儒学所提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规划完全可以将社会推向“理性化”。但是,中国人不关心形而上学,因而也就无法摆脱传统的束缚[3]163,“价值理性”也就无法转化为“工具理性”,由此导致了思维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例如,中国的数学研究虽然很早就已经涉及三角学领域,但后来却因为相关知识没有得到广泛运用而出现衰退。中国的宗教不重视理论思辨,也缺乏对形而上学的关心,道教的“无为”和佛教的“轮回”把人们带入了一个虚无的世界,“出世”精神导致中国的宗教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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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生作为一个特殊消费群体,超前的消费行为和滞后的消费实力之间存在着矛盾,容易在消费中产生不良消费行为,并且造成极大危害。对此,本文旨在讨论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引导大学生建立理性消费,积极探索大学生理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培养途径。
关键词:大学生 消费行为 从众消费
1问题的提出
《有闲阶级论》的作者凡伯伦首先发现有闲阶级和炫耀性消费现象,进而提出“炫耀性消费理论”。凡伯伦定义有闲阶级是指杜绝一切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的上层阶级。他认为,财富是社会荣誉、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的基础。炫耀财富有两种表现形式,即炫耀性休闲和炫耀性消费。而炫耀性消费是指超出人们基本生存的消费,核心在于炫耀行为,本质上是浪费、竞争和歧视。消费观念是指人们对消费水平、消费方式等问题的总的态度和看法。此观念一方面是社会经济现实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另一方面又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并支配着人们的消费行为,从而影响人和社会的自身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当代大学生的消费心理与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作为特殊消费群体,见证了社会发展与转型。正如弗里德曼所说,消费是认同的行为和符号。大学生消费观念不仅推动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形成,还影响社会多个领域的健康与进步。
2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特点
2.1超前的消费观念
人的消费行为被区分为有需求的消费和有欲望的消费。这两种消费有根本性的原则区别。但随着社会不断市场化,伴随着西方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意义与目的发生了变化。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生理需求层次逐步上升到自我实现的需求层次。消费不仅是满足生理基本需求,还更强调表现个性自我,紧跟时代潮流。潮流正逐渐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的决策之一。炫耀性消费商品,从商品的档次来提升自我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例如苹果手机,每年的发布会都引起一群追逐消费的人群。水货也因为市场供不应求而提升手机价格。而大学生中会以提前拥有一部苹果新发布的手机,而显示出与他人不同伦比的社会地位,显示出紧跟时代潮流和高级品位的消费,即把消费数额作为衡量身份的重要指标。部分大学生把高水平的物质消费目标当做人生的终极目标,以至于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满足自己的消费意愿。例如为了买高档产品不惜卖肾等行为,为了新品手机每月借贷,使自己成为物的奴隶。
2.2短暂的消费过程
消费主义倡导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大量消费引起的人类欲望超过地球生态系统能承受的限度。特别是“一次性”消费方式,“看中就买,过时就丢”,使得大学生消费观念中的节俭美德等同于寒酸小气。短暂的消费过程不仅是对个人自身的浪费行为,而且是对地球生态圈的破坏和社会不可持续发展。
2.3迷失的消费伦理
在大学校园中,物质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们攀比的内容。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消费者正视自身的消费意识和能力,不盲目从众。大学生们崇尚物质消费忽视精神层面需求,使个人内在精神价值缺失,缺乏信仰和动力。当代大学生认为消费是个人行为与他人及社会都无关,实际上一定的消费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对家庭、社会乃至道德层次方面都有些许影响。正确科学的消费伦理需要重新树立。
3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中存在的问题
3.1享乐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大部分人都拥有手机、电脑、MP3等电子产品,有的宿舍还一起合买洗衣机、冰箱、饮水机等,这样的消费对于一般的家庭有一定负担,对于贫困家庭则负担更重。部分大学生则追求品牌享受,以享乐主义为先导,没有理性考虑自身消费能力和消费心理,盲目享乐让个人承受更多经济负担。随着西方消费主义的影响,社会市场化,大学生群体也日益形成月光族和有钱就花的现象,如近几年流行的美容消费,微整形,说走就走的旅行,电影热,人情聚会等等,大学生享乐消费现象日益严重。
3.2从众消费
从众消费是指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缺乏计划性,盲目跟从群体大众进行消费,有时会购买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大众传媒通过电视广播对大学生的消费产生影响等,例如很多大学生不考虑经济条件和实际需求,受到大众媒体的广告宣传而进行盲目消费,没有考虑到商品是否具有合适性和合理性。大学生的同辈群体也有一定的影响。大学生从高中来到大学,尝试独立自主,大学时期是大学生人生中最渴望被同辈群体接纳的时期。参照群体的价值观来进行自己消费,不考虑自己的精神内在需求如何,为了得到群体成员的认同感,而产生了“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的一种心态。而商品成为了群体成员认同的一种符号,因为同辈群体中默认彼此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装扮或价值观,商品则成为同辈群体认同的“敲门砖”。
3.3攀比消费
大学生群体中攀比消费也较为明显。部分大学生以周围同学用上高档次商品作为参照,认为自己消费少就会被人看不起,心理上会有一种敏感攀比的心态。最近也逐渐出现了今天钱明天花的提前消费现象,正是由于没有对金钱做合理规划,盲目攀比消费,生活费存在超支现象。如今互联网发达的时代,淘宝天猫也逐渐开通借贷宝,蚂蚁花呗,白条等消费服务,大学生提前消费为了满足自己物质需求,盲目攀比则造成校园消费不正之风。
3.4炫耀消费
家庭条件较好的大学生存在炫耀消费的现象。网络上流行的“高富帅、白富美”等词汇也是炫耀消费表现之一。生活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穿名牌,正如凡伯伦所说,炫耀性消费成为传递财富多少的最有效手段。部分大学生试图用自身的品牌效应和档次来树立在同辈群体中形象和地位,认为名牌效应是身份的象征,从而忽略个人精神层面的追求。当代大学生需要多从思想修养和内在品质上多下功夫,以德服人,从精神修养上来获得认同。
4当代大学生消费问题产生的原因
4.1大众传媒的影响
人是社会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大众传媒是社会组织为在广大社会成员之间传递信息、互通情报所采用的各种通信手段,例如广播、电视、网络、报纸、书籍等,为社会成员理解和接受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社会环境条件。在现代社会中,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展,内容及形式的多样化给大学生带来导向及暗示作用。大学生群体在法律意义上是成年人,但从心理及思想层面来看,大多还不够成熟,思考问题有欠缺,自我价值判断有偏差,易受到大众传媒思想的影响。现代大众媒体多是传播物质文明,较少传播精神文明,大学生群体审美情趣低俗化。因此,享乐消费、炫耀消费、超前消费多受到大众传媒的影响。
4.2学校环境的影响
校园是大学生主要的生活场所。学校承担着大学生社会化的环境条件,也是大学生继续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学校一方面承担传授各种科学知识和技能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努力培养和树立学生的价值观念,使大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首先,校园里没有开设相关消费行为及心理方面的课程,或者是没有一门公共课来倡导消费理念并树立科学价值伦理。其次,大学校园里本来就充斥着娱乐文化,例如校园里开设的休闲吧,社团活动赞助,广告消费,促使着大学生进行消费活动。因长期的娱乐活动而丢弃学习任务,势必影响学习进度及基础,学习信心遭到打击,沉浸在混文凭的吃喝玩乐的享乐消费中。
4.3家庭环境的影响
不同的家庭消费观念不一样。家庭作为初步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的教育和影响对个人早期社会化乃至一生的社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家长对孩子的消费观念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节俭的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形成节俭消费的习惯。若家长花钱随心所欲,孩子也容易形成享乐消费的习惯。其次,家长出于补偿心理,对孩子的要求有求必应,为了弥补家长早年奋斗的艰辛,让孩子轻松舒服。现在大多数家庭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关爱关心都集中在一个孩子身上,家长有时会溺爱孩子,没有给孩子树立正确科学的消费观。最后,由于大学生多在外地读大学,家长为保证孩子吃好穿暖,在消费上也不会吝啬。
4.4同辈群体的影响
随着社会转型期的到来,每一代人都有自身群体烙印。当代大学生作为90后,展示出强烈模仿意识、个性自我、展现自我及希望他人尊重的特征。在追求高端消费个性消费的过程中容易迷失方向,形成不良的消费观念。其次很多大学生忽视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很容易误入消费浪潮中,盲目从众,没有进行合理化消费。同辈群体内部成员的价值观相互影响,大学生难以对个人消费进行科学判断。
5结论与建议
从传统社会商品使用价值消费到现代社会的符号消费,是一场深层次的文化转变,给当代大学生带来重大影响。大学生需要在价值取向上,完成一次根本性转变,不以追求物质财富的方式来实现人生价值,要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提高和内在修养的提升作为价值取向。只有精神文化修养得到提升,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超越于其他动物的品性,从精神上走向成熟,有利于人全面发展。发展个性消费、宣传适度消费、倡导消费文明等不仅反映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消费观念的更新,也反映了当今全球消费模式的变化。当代大学生作为新一代,有着自己的消费观念,不同于其他年代的群体。倡导适度消费,适当发展个性自我,引导大学生树立对社会负责的消费观,是对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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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体系、探讨经济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门科学,是社会学的一个分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社会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几年来,中国服务企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但因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一些服务型企业为了追逐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无视对相关利益者的诚信,致使侵犯利益相关者合法权益的事件频繁发生,引起了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鉴于此,本笔者从经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分析影响服务型企业的主要因素,并进而探索服务型企业通过相关诚信战略构建与顾客的信任关系。
一、国内外企业的信任研究的文献综述
信任的探讨一直是一个久远的话题,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作为对“经济学帝国主义”入侵的一种回应,信任问题逐渐成为西方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学者开始对信任进行了研究。
1.国外企业信任研究综述
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理性选择理论”研究信任问题。经济学家阿罗在其《组织限度》一书中指出信任是经济交换有效的润滑剂,将经济落后与信任联系起来,提出可以用缺少相互信任来解释世界上的很多经济落后现象。新经济社会学奠基人格兰诺维特以嵌入理论提出经济交易,经济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防止相互破坏和相互欺诈行为和事件的发生,从而降低为防止欺诈、破坏及处理争端所需的交易成本。日裔美籍学者福山在其所著《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用企业发展的规模作为主要指标来反映一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即一个国家的信任度越高,则其企业发展越好,反之则影响企业的发展。他指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一种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可有助于经济行为者降低了交易成本,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
2.国内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我国对信任的研究相对滞后,随着中国信任度下降问题日趋严重,学者们开始将信任作为重要的课题来研究。张缕博士以“嵌入性”为视角,提出了当前我国企业间信任关系有二个特征:一是以工具性关系构建为基础的多元信任关系构成。二是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的运作方式相差较大,这种不同信任关系模式级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为各模式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各尽其能地发挥作用,而不利的一面为各模式运作效果存在相互抵消的风险,对设计出有效的保障机制是极大的制约。清华大学的罗家德教授在《中国人的信任游戏》指出中国人做生意,一手是“信任游戏”,一手“是权力游戏”,信任是企业双方进行交易的基础。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中可以看出,学者关于信任理论的理论研究较多,而实证研究则较少,因此,本文立足于实践层面以服务型企业为例,运用企业信任理论,通过问卷法来探讨影响服务型与其消费者建立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提出构建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良好信任关系的建议。
二、服务企业的信任的界定
西方学者Sirdeshmuk以服务行业为背景来研究影响顾客信任的因素,将顾客信任定义为顾客所怀有的服务提供者是可靠的、并且能够履行其承诺的服务内容的期望。对服务性企业来说,其服信任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即企业对员工的信任、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问题。
三、影响服务型企业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最主要因素
企业持续信任的形成,可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工具信任的形成,即企业通过独特的物质文化、建筑、服务设备,服务的规律性在顾客心目中获得良好的信任;第二阶段通过提供给消费者各种承诺性服务,提高办事效率,与顾客有友好的合作经历,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过程型信任;第三阶段通过上述两个过程最终获得顾客的满意感、忠诚度的情感信任。基于此,本文选取500名消费者,来研究物质文化、服务规律性、企业办事效率、提供给顾客的承诺性服务、顾客的满意度和顾客的忠诚度等6个因素来分析顾客是否会与服务型企业建立持续性的信任关系,顾客的满意度、顾客的忠诚度和服务型企业所提供各种承诺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其顾客建立持续性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
1.顾客满意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建立持续信任的最主要因素
顾客满意是顾客对企业及企业员工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直接性综合评价,顾客满意是顾客信任的前提。如果顾客对企业的服务态度、内外部设施越满意,顾客就会重复购买企业的企业的产品及服务,顾客的信任会增加企业的收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率。
2.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顾客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顾客忠诚度是顾客对某企业产品或服务产生的好感形成的偏好,主要是通过顾客的情感和行为忠诚表现出来的。对于喜欢规避风险的消费者来说,其对企业的忠诚度越高,就越不可能冒险尝试接受另一家服务,而愿意选择已经习惯了的服务。因为一旦选择其它的企业,他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对于服务性企业来说,尽可能地维持与同一个的服务享受者的长期关系本身就可以帮助企业获取持续利润。
3.承诺也是影响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建立持续信任的重要因素
服务性企业产品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只有通过承诺才有可能建立某种信任关系。信任是对承诺的一种跨越,是不可化约的信念的一种品质。对于服务型企业来说,对服务接受方的承诺可以提供了一种激励,增进双方的合作,决定了可信赖性。但是承诺也必须适度,频繁的承诺可能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如果企业总是对顾客做出承诺,在顾客看来,企业会不可信。
四、培育服务型企业与消费者构建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措施
本文通过对顾客的问卷调查,针对影响服务型企业构建信任因素的分析,认为应通过服务型企业应从自身出发,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育服务性企业对顾客的持续性信任关系的构建。首先,因顾客满意度和顾客忠诚度是影响服务性企业信任的重要因素,所以企业应经常关注顾客的利益与诉求,可以通过通过提高服务质量,改善内部设施实现顾客满意,赢得顾客的忠诚,进而与顾客建立信任关系,使企业收益。其次,加强企业内部法制和行为规范的建设,对违反信任原则的要予以制裁。使员工认识到与交易方合作能为企业的长期发展带来很大的益处,在企业信任的基础上进行长期投资和管理。最后,服务型企业要有效发挥服务承诺的作用,在服务承诺设计上遵守“内容适度”、“表述清晰”和“队服容易”等原则;在实施服务承诺时,要综合考虑服务本身特点、服务企业状况、服务行业情况和顾客特征等一系列因素。
一、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
社会网络与关系嵌入说是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代表性学说。它们假定,个体的经济社会行动是嵌入在人际关系网络之中的,人们正是通过对关系资本的建构与利用达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网络是屈从于个体理性的,关系人其实是理性人,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弱嵌入,它并未否定经济理性的客观事实。在新经济社会学领域,格兰诺维特的探索最具代表性,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的立论基础是在被其称之为“低度社会化”和“过度社会化”两种视角间展开的。格氏指出,社会学家将个体的经济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化和制度化的过程,个人行为屈从于共有的价值与规范系统,受到文化与价值观念的支配。这是一种过度社会化的观念,持这一主张的典型代表人物是帕森斯。格氏反对帕森斯的社会学传统,“十分贬抑对符号、价值、规范以及文化等等的学术关怀”。他试图“推翻帕森斯所强调的模糊的社会系统概念,而将个人行动理论及如何链接他人行动的方式置于新理论的核心位置”,这个核心便是关系网络,它使个人行为和总体的社会形态的链接成为可能。与过度社会化相反,新古典经济学在认识人的经济行为时,将人视为理性个体,个人行为独立于社会关系之外,人类的一切文化与制度行为均可从理性个体的自利动机中得以理解,这便是“低度社会化”观点。该观点假定,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影响。格氏指出,无论是低度社会化还是过度社会化假定,都将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没有处理好社会网络与社会行动的关系。因此,对人类经济行为的分析应当尽量避免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孤立问题。行动者有目的的行动实际上是嵌入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人们的经济行为。而嵌入性的基本内涵是:“经济行动和经济绩效以及所有社会行动和社会绩效,都受到行动者动态的社会关系和全面的关系网络结构的影响。”[1]格氏以职业流动为例,比较了社会学和经济学在分析个体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他指出,这两个学科在看待劳动力市场中行动者的跳槽行为时,都坚持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从个人行为及其动机入手,来分析求职者通过何种手段来达致跳槽和转业的目的。不同之处是,社会学强调个人的求职流动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到社会网络的限制,而经济学则坚持社会孤立性假说,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可以脱离于社会关系网络的限制,强调是受雇者的个人倾向、经济动机、人力资本、升迁机会等因素决定了其跳槽或转行。格氏认为,经济学的解释不符合真实情况,个人的职业生涯及工作流动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人的求职及跳槽经历取决于他认识的人的数目及在工作中同这些人的关系状况。同样,经济学中的隐形契约、有效工资论将劳工行为视为一种社会孤立性行为,将员工和雇主视为陌生人,将他们的关系从社会组织网络中抽离出来,忽视了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的熟识关系。在企业中,通常情况是,那些靠着关系获得职位的人已建立了工作上的非正式关系,这种关系促进了双方之间的信任。从社会学视角看,职位升迁的决定与行动嵌入在非正式的交换网络中。格氏关于关系人与职业生涯的经验研究是其方法论关系主义原则最具代表性的尝试,被视为新经济社会学的第一个范例,体现了他将个体经济行为与网络关系、微观层次与宏观层次加以链接的理论野心。他力求解答的基本问题是:人际关系如何建立和维系,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传递信息、关系人如何从网络中获得信息,这种关系是强的还是弱的,其本质是什么。基本观点是:人际关系在求职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个人高度依赖其现存的个人关系特别是由弱关系构成的关系链来获取求职信息。个人关系是寻找工作的主要方法。大多数被访者指出,更好的工作是通过弱关系即工作关系和其他关系找到的。在个人求职经历中,弱关系往往比强关系更有效。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对个体的经济行动更为有利。强关系是群体内部的纽带,组成者之间的相似度高,他们之间的信息的重复性也高,通过强关系传播的信息更可能限制在较小范围内;而弱关系是群体间的纽带,其中的信息传播由于经过较长的社会距离,能使信息流行起来,弱关系充当了信息传递的桥梁。在群体关系中,弱关系更能扩大自身的关系网络,连接不同群体的成员,从而能获得更多的求职机会并找到更好的工作。弱关系的引入建立了一座链接微观至宏观、个人经验与社会结构的桥梁,形成了一条解释个人经济行为的因果链条。
二、社会资本理论中的形式主义传统
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强调将关系视为一种结构性社会资源,当作一种能为行动者带来价值增值的新型资本形态。这种资本嵌入在社会关系、社群组织、社会群体、权威关系之中。与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突出个体行动与社会关系的链接,强调社会关系对个体行动的意义。与格兰诺维特等为代表的嵌入性关系相比,社会资本理论更明确地将人情关系作为一种能够带来价值增值的社会资源凸现出来,彰显了行动者的主体性与目的性。社会资本理论从个人及其行动出发,探讨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来实现自身利益。这些学者认定,在社会行动中,行动者是理性人,其行动的目的是在确保“资源损失最小化”的基础上,谋求“收益最大化”。林南是社会资本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以个人及其理性选择为出发点,在个人行动和社会结构互动的基础上,试图回答:行动者为了在工具性行动中获得回报,如何在社会关系中投资,如何获取和使用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林南指出,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行动中获取和使用的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资源。”它是在关系中获得并能带来更好回报的资本形态,包含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嵌入在社会关系而不是个人中的资源、这些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取决于行动者。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行动者提高目的性行动成功的可能性的投资。不同之处是,人力资本是通过教育培训等方式对个人能力的投资,而社会资本则是在社会关系中的投资,通过社会关系可以使用和借取其他行动者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本概念包含了三个基本含义: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可以增值的资源;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资源,而且是人们为了获取各种效益的投资行动。[2]行动、社会关系和资源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结构要素。首先,资源及其利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一般而言,行动者即个体或由个体组成的集体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促进自我利益。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而且维持资源比获得资源更重要。其次,这些有价值的资源是嵌入在等级制结构和网络结构之中的。资源的嵌入性与社会位置、权威关系、互动规则和位置占据者等结构要素相关,它们形成了一个密切相连的连续体,共同对行动者动用社会网络资源产生影响。第三,行动是社会资本得以运转的动因。行动者建立和维持社会资本、加强社会互动的目的在于从行动中获得益处并增进其福利。行动者通过行动直接或间接地从社会关系网络中获得社会资源。林南更关注目的性行动对行动者的意义,因为这种行动指导着社会互动。为评价互动在社会行动中的意义,林南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为“同质互动”与“异质互动”[3]45-46。前者以拥有相似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特征,揭示了情感、互动与共享资源的三角关系,这些资源包括财富、声望、权力和生活方式等。行动者之间的共鸣与共同关心促进了同质互动。异质互动表述的是拥有不同资源的两个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与同质互动相比,异质互动要求付出更多努力。行动者参与异质互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回报,这意味着要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并向搭桥人提供资源。最终,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关注的是:“嵌入在个体的社会网络中的资源,以及如何获取和使用这些资源使个体获益。”[3]54资源是投资活动的对象,关系网络是投资活动的场所,而个体及其行动则是投资者及其活动。林楠认为,社会资本包含了三个过程:社会资本中的投资、对社会资本的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的回报。社会关系包含了宏观的结构位置和中观的网络位置。行动者依靠行动和社会互动同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连接在一起,通过动员社会资本,使其实现资本化的转化,最终为其带来资源的增益与回报。林南沿着微观———中观———宏观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从微观的个体有目的的社会行动开始,逐渐上升至社会网络和社会结构层面。微观层面上,社会资本是行动者在工具性行动中用来获取嵌入性资源的实际联系。中观网络层次上,强调的是个体如何获取嵌入在集体中的资源。宏观层次上,强调的是工具性或表达性行为所具有的结构意义,并受到结构性位置的限制。
三、新经济社会学的范式反思
新经济社会学始终将关系或社会网络视为个体经济行动的重要资源看待,从个体行动的关系论立场出发,力图超越政治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局限,拓展人类经济社会行动研究的新视野。新经济社会学试图将行动者的微观行动与宏观的社会结构链接起来,以弥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之间的鸿沟。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人类经济行为的认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从理论硬核、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等层面对新经济社会学进行范式反思,并在这种范式反思的基础上,培养我们的“范式自觉”意识,进而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我们将再次以新经济社会学的主要开拓者格兰诺维特的理论观点为典型范例,来说明这门分支学科在认知人类经济社会关系时所陷入的范式困境。之所以选择格兰诺维特作为典范,是因为其经济社会思想在新经济社会学范式中最具代表性。甚至可以说,认清了格兰诺维特思想的误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认清了新经济社会学面临的范式困境。格兰诺维特试图从关系主义方法论视角,展开对个体经济行为的研究,其理论抱负是超越“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视角,建立经济行为分析的“第三种”研究思路。然而,格氏对上述两种视角的处理存在简单化倾向,甚至为了论述其关系主义的合理性,故意歪曲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如他将斯密视为低度社会化的主要代表。但斯密在谈到个体的经济行为时,强调了经济行为的道德与社会基础。同样,格氏在认识帕森斯的观点时,同样也存在着简单化和片面化倾向。在帕森斯思想中既包含着个人自主的社会基础,又包含着社会秩序的多元基础,行动既是个体的,又是社会的。帕森斯的理论是在与各种理论传统,特别是在同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传统进行激烈对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他一直未放弃整合两者的努力。帕氏一方面强调集体规范对个体的渗透,一方面又突出个体自发意志的意义,认为规范的相互渗透作用是由两个个体分享共同符号并使之内化的过程造成的。帕森斯认为,就像离散的个体是一种不可能发生的社会事实一样,无序的社会行动也是不可能发生的。符号的相互渗透意味着,个体之间必然会存在着某种确定的秩序要素。个人行动受内化于其中的规范制约,服从于个人意愿的调整。
格氏在对帕森斯的思想进行批判时,并未认真对待帕森斯的理论精神,他对过度社会化问题的解释十分草率。格氏所说的关系嵌入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嵌入,从未否定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关于理性个体、经济理性与市场自主性的假定。他关于经济行为的嵌入性分析强调的是行动者如何利用各种关系来实现自身的行动目的,关系是为个体理性行动服务的。在他笔下,求职者是自由人,是能够为了达致经济目的而建立、维系和利用关系的经济理性人。不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均为个人的经济需要与目的而存在。因此,如果说新古典经济学说中的理性人、经济理性、市场自主性等要素,构成了市场经济的“硬核”。格氏所修正的,其实仅是市场“硬核”之外的保护带,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格氏在个体行动的基础上,引入了社会网络变量,并探讨了社会网络如何影响经济行动、社会结构如何产生经济绩效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和修正了形式经济学的一些假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特认为,格氏的嵌入性思想与其说是对经济学的批判,不如说是对经济学的补充,他似乎在提醒经济家,在考虑经济行动时,应当关注社会网络。他的理论并未没有提出一种目的性与策略性行动的理论,仅仅补充了经济行为分析的某些变量。[5]斯威德伯格也指出,“网络分析方法并没有形成一个关于到底何谓市场的完整理论,而是构建了一个探索社会关系的一般性方法。人们为什么从事交换活动,市场在何种情况下被建立等,都没有被包含在这一理论当中。”[6]Krippner指出,格氏试图超越原子化个人的假设,但却陷入了经济学设定的模型中,将经济从社会中分离出来了。嵌入性观念假定,市场世界可以脱离社会而存在。但即便从理想类型看,市场也不可能不受时空限制,它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制度,反映了一种复杂的政治、文化和思想的炼金术。因此,以格氏为首的网路理论家尽管清晰地验证了市场,但社会内容却从社会结构中蒸馏了。他指出,格氏试图在低度社会化与过渡社会化之间寻求一条认识经济行为的中间道路,但却坚持将经济与社会的本质分割开。这个问题在经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一种悖论现象:研究者既可以放弃市场领域而研究社会领域中的经济过程;也可以将市场视为一个自治的理论实体来研究,而清除所有社会因素。因此,嵌入性概念对提升市场社会学的理论化水平贡献甚微。[7]倪志伟等指出,虽然格氏为经济生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他对人际关系和网络结构本质的片面认知限制了经济社会学的分析视角,无法解释与经济相关的国家、法律、规则、契约、产权等制度,也无从解释维系交易的各种组织制度和与社会规范相关的各种非正式制度。如果缺乏制度性因素的考虑,这种网络嵌入的观点在解释力度上就会受到限制。格氏试图为个人行动建构一种社会基础,但他对网络与制度之间关系的理解是肤浅的。在倪志伟等看来,个体的关系网络除了正在进行的社会互动外什么也不是。这些网络牵涉到动态的社会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社会结构。格氏的嵌入说缺乏对行动机制的阐释,这种机制可以解释为什么经济行动者有时候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脱离持续的网路。
最后,格氏忽视了经济形式的多样性,忽视了文化因素和社会因素对经济行为的影响。虽然他也提及社会因素,但它基本上等同于社会网,显然简化了社会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对此,格兰诺维特曾进行了认真检讨和反思,他指出,社会网络分析犯了两个致命错误:一是将很多精力放在追求网络分析的细枝末节和因果性分析上,却对社会理论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缺乏敏感性,忽视了经济关系中的文化、政治以及制度框架的重要性。实际上,社会网络不可能独立于社会建构和权力结构之外,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文化和历史脉络之中的;二是,嵌入性理论未能有效分析较大的文化及政治力量如何影响个人的行动与网络。格氏的理论认知局限表明,新经济社会学的关系主义方法论本质上是沿着个体主义的思路展开的,其理论分析的基本单位是理性个体,没有实现对形式主义经济学的超越和替代,而且缺乏对重大问题的理论关怀。关系人本质上是理性人,是为追逐私利而利用关系的人。社会关系一旦建立,似乎便成为了一种客观的、静态的网络结构,一种可以用数理方法进行演绎推理、按照因果逻辑加以认识的资源。正如塞勒尼等指出,嵌入性观点将社会结构萎缩成关于网络的“方法论个人主义”,所有这些智识上的选择,都包含了对理性选择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含蓄让步。在有限理性的假定下,模仿是理性的,网络是被理性个体操纵的资源,而嵌入性不过是在理性选择旁边加了个括号,亦即假设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平的。因此,格氏所主张的嵌入性观念不仅忽视了阶级的差异,而且忽视了社会转型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收缩了经济社会行动的时空范围。
但实际上,建立在人际互动基础上的社会关系本质上具有理性与情感、工具性与表达性、历史性与共时性、流动性与易变性等特征,受到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制度的限定,更难加以量化和客观化。因此,关系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对纷繁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可能的分析方法。[10]总之,新经济社会学明确以方法论关系主义为取向,来弥合方法论个体论与整体论、低度社会化与过度社会化之间的内在张力。关系存在于个体与社会、个人与集体、经济与社会之间,是开启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张力的中间路径。然而,通过分析发现,这些学者主张的关系、网络和社会资本,本质是建立在微观基础上的人际互动产物,是经济人为谋求私欲而与他人互动的结果,是一种工具理性关系。当这些学者将关系视为一种客观结构、一种资源和资本时,表明这种分析理路已经陷入形式分析所追求的强调客观性、普遍性和一般性的思维困境之中。依照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解,关系本身是一种客观性资源,这种资源能超越时空限制,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中,其发挥作用的机制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仅是其表现形式而已,即在有的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是弱关系、而在其他社会中可能是强关系。在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表述中,关系成为了理性行动者谋求自身利益而启动的社会资源,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资本形式。因此,新经济社会学非但未否认经济理性与经济交往的客观事实,反而赋予了这种理性更丰富的现实基础,如关系理性、社会资本等。它强调的嵌入性,更确切的表述方式是:关系是嵌入在经济社会行动之中的,是理性行动者实现个人私欲的工具。这种嵌入性观点未从根本上动摇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
四、实现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的“范式自觉”
以社会资本、经济社会行动和关系网络为关注对象的新经济社会学,已沦为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女仆”。该学科几乎不加质疑地将形式主义作为其学科基础,去探究人们之间的经济社会关系。从格兰诺维特开创的社会网络理论到以普特南、林南等为代表的社会资本理论,这些学者一以贯之的主线,便是将个人主义的价值承诺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原则蕴涵于其理论分析之中,从个体理性与行为出发,展开对人类经济行为与社会关系的探讨。他们坚持以个人利益和关系理性为中心的分析取向,认为个人的经济行为是一种指向他人、并在社会互动中谋求利益的社会行为。新经济社会学并未从根本上修正、颠覆和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知识传统。在对个体经济社会行为进行分析时,这些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陷入政治经济学的学术理路,沦为了其附庸和陪衬。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范式并非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其本身是存在认知局限的。这种局限既反映了西方理论范式本身的认识论困境,也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面对新经济社会学理论传统,我们一定要清晰认识到这种理论的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背景和各种理论之间承前启后的关系,弄清这些理论传统的社会文化与制度语境,把握理论的适应性、时间性与空间性问题。中国经济社会学的发展既要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知识体系,注重与西方学者进行对话。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立足本土实践,直接面对中国的经验世界,深刻理解中国经济社会关系的本质内涵,重视自身的理论知识传统的积累,熟悉本土社会理论的知识传承与延续关系,而不是对西方理论亦步亦趋,去创造一些完全脱离本土经验、没有现实基础的新概念。只有这样,中国经济社会学才可能突破西方的理论边界,并最终从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实现自身学科的复兴与重建。要实现这种复兴与重建,当前最为紧迫之事,乃是我们应当具备一种“范式自觉”的素养。
只有具备“范式自觉”素养,才能真正扎根于本土经验实在,对自身的理论知识及其传承关系进行凝炼,和西方学者站在互为主体性的立场上进行平等对话,最终实现本土经济社会学在知识论、价值论、方法论和理论硬核等层面的真正复兴。一个具备“范式自觉”素养的人,首先是一个对西方范式传统具有清晰认识的人,更是一个对本土社会科学的知识传统和中国本土社会经验烂熟于心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承担起本土经济社会学重建的重任。也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真正为中国本土经济社会学的成长做出实质性贡献。“范式自觉”要求我们对过去的知识传统给予更多的保护、尊重和关注,应当重视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承和新旧交替的过程。不应将“范式自觉”简单地理解为一种保守或守旧的情结,而应当视为一种严谨的学术风尚和治学态度,一种正确对待社会科学知识传承的态度。“范式自觉”不仅强调理论的创新,更强调知识的延续和一脉相承的关系,强调理论知识与知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本土经济社会学的重建需要几代人沿着一定的知识理路的艰辛探索,需要一点一滴的长时段积累。在此,我们发出“范式自觉”的呼吁,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范式重建问题的讨论中,从中国经验的实践和理论知识的传统中寻找中国经济社会学知识的增长点,实现这门学科的重建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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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全面依法治国的理解,供大家参考。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开启了蓬勃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虽然困难重重,但毕竟法律体系的建设已经起步。
从党的十二大召开至党的十四大召开前,立法工作全面展开,在此期间,我国立法或者修改法律100多件。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首次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首次明确“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至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共237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法律、法规基本含盖了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体现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统一、符合现阶段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以宪法为核心和统帅,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等层次,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部门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成。
2011年3月10日上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在全国人大会工作报告中宣布,党的十一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已经如期完成。
二十多年过去了,重温自己从事法律工作的经历,回顾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历程,法制建设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密不可分,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实践密不可分,与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执政智慧密不可分。
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我国改革开放、维护社会稳定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同时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础。比如说劳动法律的起草,最早颁布的是《劳动法》,直至1997年才制定并颁布了《劳动合同法》,2010年颁布了《社会保险法》,至此劳动法律的框架基本建成,劳动法律基本完备。1996年我国才开始实行全员劳动合同制度,在改革过程中,不顾实际,当时就制定一部完备的《劳动合同法》是难以想象的事情,无论是立法本身,还是立法后的执行过程,都难以想象。但是通过十多年的实践,当劳动合同制度的丰富实践为立法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同时劳动合同关系中两个主体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矛盾凸显的时候,为了调整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矛盾,协调劳动者与用工单位之间的关系,维护各方的利益,更好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及时制定了《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制度配套建立于1996年,当年由国务院制定了《工伤保险条例》等一系列的法规,并没有直接制定《社会保险法》,通过十几年的实践,在已经初步建成社会保险体系后,根据实践经验制定了《社会保险法》。
有幸见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建成,深深地感悟到三十几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坚持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改革开放的新经验,这些成就就体现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
【摘要】法律至上、良法之治、人权保障、司法公正、依法行政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法治之所以能够替代人治成为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在于其在社会治理功能方面具有不同于人治的特性,如明确性、可预期性、科学性、稳定性、社会凝聚力。因此,法治不仅是西方社会的治理模式,同样也是现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法治不仅应该成为一种治国方略,更应该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在我国这种转型国家中实现法治,必须依据法治本身的规律和我国的现实情况加以科学规划和稳步推进,才能够最终实现我们的目的。对此,以中国为例,谈谈建设法治国家的认识。
【关键词】法治;司法公正;依法行政;社会治理
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战略方针,并将之写入宪法,从而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我国既定的治国方略。在此方略指引下,法治已成为我国基本的社会治理模式,并逐渐成为人民的生活方式。但不容忽视的是,法治实践客观上存在着不少障碍与阻力,法治发展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其原因不仅有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因素,还有对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的观念困惑和误区。显然,现阶段继续深入讨论“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并不多余,只有从理论上真正厘清这个重大问题,才能消除观念上的消极因素,切实稳步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进程。
一、法治内涵的确定
要准确全面地回答“中国为什么要建设法治国家”这一重大问题,首先应确定法治的内涵,严格地说,现代法治理念主要还是来源于西方,但又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需要。 在此基础上,法治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法律至上。这是法治的首要内容,即法律应是社会治理的最高准则,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早在美国建国初期,潘恩便指出,在法治国家里,法律是国王,而非国王是法律。英国学者戴西也认为,“法律至上”是法治的主要特征。法律至上实际上是要实现规则治理,“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其中的道理,即将明确稳定的规则作为“规矩”来规范国家和公民的行为。需要指出的是,规则治理与民主治理不可分割,在法治社会,正当的法律都是通过民主程序制定出来的,反映了民众的期望,符合民众的利益,体现了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遵从,这也为民众遵守规则奠定了良好基础。因此,法治的实质就是以人民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
第二,良法之治。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这是探讨法律在价值上的正当性的最早主张。尽管学理上也曾有“遵守法律,即使恶法亦然”的说法,但其主要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及其普遍适用性对于法律实施的意义,并没有否定良法的重要性。既然法治是依法治理,那么,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民众的认同,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法治的效力。当然,良法的理解和判断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它通常应具备以下要素:一是制定完备,即法律应当是类别齐全、规范系统、大体涵盖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且各项制度相互之间保持大体协调的制度体系;二是法律应当有效规范社会生活,并在制定过程中吸纳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参与,进而符合社会和人民的需要,符合社会一般公平、正义的观念;三是法律应当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立法者应当不断通过修改、补充等方法来使法律符合社会的需求与时代的发展。
第三,人权保障。人权一般指人在社会、国家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P18),其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及其他社会关系,因此,人权是人在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领域中地位和权利的“总和”,其中包括社会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10](P30)在此意义上,人权实质上就是人的主体地位象征,而法治只有建立在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人权的基础上,才能肯定人在法律上的主体地位,法律的存在才具有合目的性。在我国,人权作为人最基本的权利集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而保障人权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任务。构建法治社会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实现个人的福祉,因而法治也必然要以保护人权作为其重要内容,而人权的保障状况也成为在现代社会中区别法治国家和非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当然,保障人权在维护个人自由和尊严的同时,还能有效地防止政府的侵害,从而规范公权,这也是法治的内在含义。
第四,司法公正。古人说:“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必须在实践中得到严格的适用才能发挥其效力,否则,再好的法律也只能形同具文,这就是霍姆斯所说的将“纸面上的法”(law in book)转化为“现实中的法”(law in action)的过程。公正的司法,不仅在于惩恶扬善,弘扬法治,同时也是对民众遵纪守法的法治观念的教化,是对经济活动当事人高效有序地从事合法交易的规制。司法公正固然需要司法的独立和权威的保障,需要体现出实体上的公正,此外还不能忽视程序公正,即司法必须在法律程序内运作,必须展示出一套法定的、公开的、公正的解决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程序。
第五,依法行政。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行政权具有强制性、单方性、主动性、扩张性等特点,一旦失去了约束,将严重威胁处于弱势一方的公民合法权益。二是为了保证公权力自身的廉洁和高效率,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从社会治理的历史经验中不难看到,一旦公权力失去制约,其不仅会侵犯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也会侵犯公共资源和公共利益,而且,对这些公共资源的破坏,给整个社会带来的危害可能远远大于对个别公民权益的损害。三是因为政府所享有的公权力都是根据民众的意志产生,由民众所赋予的,民众对于自己所赋予的权力,也要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制约,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而制约权力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通过规则控权,因此,法治的核心就在于有效地控制公权力。在法治社会,任何政府的权力都必须由法律来规定,法无明文允许即为禁止,公权力的内容、行使等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
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要任务
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
(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原则,完善发展民主政治、保障公民权利、推进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保障、规范社会组织、加强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夯实社会和谐的法治基础;坚持立法与改革、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用立法引导和推进国家的改革、发展;坚持立法严密、细致的原则,提高法律的可操作性;坚持经济立法与政治立法并重的原则,保证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加强对立法工作的科学研究,完善立法制度和程序,改善立法技术和方法,提高立法质量和水平,以高质量、高水平的立法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我们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形成并完善法律体系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四点:一是不能用西方的法律体系来套我们的法律体系。二是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要区分法律手段和其他调整手段的关系,需要用法律调整的才通过立法来规范,以更好地发挥法制的功能和作用。四是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本身就有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需要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加以完善。
(二)提高党依法执政的水平
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一种基本方式。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党关于国家事务的重要主张,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范围内的、需要全体人民一体遵行的,要作为建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使之经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带头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要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三)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建设法治政府,是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必须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健全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完善行政复议、行政赔偿制度。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加快推进政企分工、政资分工、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二是提出法律议案、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制度,要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三是全面、正确实施法律、法规、规章,保障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及时纠正、制裁违法行为,有效维护经济社会秩序。四是形成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行政决策机制和制度,使人民群众的要求、意愿得到及时反映,使政府提供的信息全面、准确、及时,使制定的政策、发布的决定相对稳定,使行政管理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便民、高效、诚信。五是基本形成高效、便捷、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使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六是使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七是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依法行政的观念明显增强,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基本形成;依法行政的能力明显增强,善于运用法律手段管理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能够依法妥善处理各种社会矛盾。
(四)深化司法体制改革
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内容。(1)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2)完善诉讼、检察监督、刑罚执行、教育矫治、司法鉴定、刑事赔偿、司法考试等制度。(3)加强司法民主建设,健全公开审判、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发挥律师、公证、和解、调解、仲裁的积极作用。(4)加强司法救助,对贫困群众减免诉讼费。(5)健全巡回审判,扩大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落实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制度,方便群众诉讼。(6)规范诉讼、律师、仲裁收费。(7)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严格依照法定原则和程序进行诉讼活动。(8)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9)维护司法廉洁,严肃追究询私枉法,失职读职等行为的法律责任。
(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
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具体来说,要进一步完善国家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1)强化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职能,使权力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2)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切实保障检察机关付行政机关与人民法院的法律监督权。(3)进一步完善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切实发挥行政监察机关、审计机关的监督职能。(4)加强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完善司法机关内部制约与监督机制,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同时,高度重视、大力完善社会监督体系与制度,包括党的监督、人民政协的监督、人民群众的监督以及新闻舆论的监督等。
(六)培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要继承人类优秀法律文化成果,建设符合时代要求和人民意愿的新型法律文化。(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既立足中国实践,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既继承中国优秀的法律传统,又吸收外来有益的法律文化。(2)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3)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护法的社会氛围。
三、我国建设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行依法治国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代表和体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的。依法治国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的贯彻实施,保证党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实行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必须有完备的法制来规范和保障。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因此,只有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最大限度的调动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推动生产力不断发展,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落后的状况。第三,实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第四,实行依法治国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全社会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不断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进程,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47]共和国经过60多年的风雨兼程,经济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正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崛起于世界的东方。但一个崛起的经济发达、人民幸福、政治文明的大国,也必须是一个法治的、文明的大国,一个和谐的社会也必须是一个法治的、文明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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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下高校法治教育的现实需求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率不断上升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犯罪率有不断上涨的趋势。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在校大学生犯罪率逐年上升,其中2002年比2001年上升120%,2003年比2002年上升了65.3%,2004年比2003年增加了54.5%,2005年比2004年又增加了97.1%。”尤其2010年的“药家鑫案”,2013年的“复旦投毒案”,这充分说明了提升我国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迫切性。
(二)国家当下对公民法治意识要求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大学生不仅是社会公民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未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主要推动力,提升大学生的法治意识是国家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
二、高校学生依法治国理念教育的现状分析
(一)高校学生依法治国理念教育现状的调查
为更好地了解当下高校学生对依法治国理念的认识情况,笔者以浙江海洋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海运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十所高校的学生为调查对象,每所学校调查对象为300名。
1.对是否知道国家宪法日日期被选项所占比率(%)
可见,高校学生对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关心程度不足,即使文科学生也只有50%的人知道。
2.对了解法律知识渠道被选项所占比率(%)(多选)
该问题为多选,从结果中可看出,学校的法治宣传教育是高校学生了解法律知识渠道的首要途径,其次是社会宣传、自身的学习和经历。
3.对法律知识是否足够被选项所占比率(%)
大多数学生认为自己还需要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剩下的则基本认为他们的知识已经够用,应当说进行更多的法治教育还是符合多数学生的需要的。
4.对购物时是否会主动索要发票被选项所占比率(%)
这道题体现的是高校学生预防维权的意识。从结果可看到,大学生的预防侵权意识还比较薄弱。
5.对法律是否信仰被选项所占比率(%)
绝大多数学生相信法律但表示并不信仰,没有深刻了解到对法律保持绝对信仰的重要意义。
6.对法治在生活中的作用被选项所占比率(%)
绝大多数高校学生认可法律的重要性,只有少部分学生认为它是一般重要,而认为不重要的更是少之又少,显示了大学生群体对法律重要性有很好的认识,对他们以后的依法治国教育无疑是一个良好的基础。
7.对大学里加强学生法治教育的方式被选项所占比率(%)(多选)
从结果看来,学生们对大学里的各种法治教育形式都是比较欢迎的,相对来说选择“在思政课中增加相关内容”的人数较少,笔者认为,除老师个人魅力以外,或与思政课的一些客观不足也有关系,笔者也将在下文进行相关讨论。
8.对目前学校课余的法治教育活动存在的不足被选项所占比率(%)(多选)
该结果显示了高校课余的法治教育所存在的不足。次数少、宣传形式单一、宣传内容无针对性依次是当下高校学生普遍认为的宣传教育中的三大弊端。
9.对你权利受到侵害时的做法被选项所占比率(%)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在遇到侵权时,都明白该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二)高校学生依法治国理念教育现状的分析
通过对以上问卷调查数据结果的统计,笔者对当下高校学生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现状得出以下结论:
1.明白法治的重要性,但对法治建设的关心度不足
绝大多数学生相信依法治国建设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问题6),但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却对我国法治建设关注度不够(问题1)。所以可以说,高校学生在思想意识上关注法治,但这种意识在现实实践中却没得到体现。 2.明白用法律武器维权,但对法律知识的了解不足
大多数高校学生知道应当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问题9),但在预防犯罪和证据保留这方面缺少必要的教育(问题4),这一点我们从只有28.0%的大学生会主动索要发票可以盾出,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还是存在一定的不足,而问题3更是表达了高校学生自身对进一步学习法律知识的诉求。
3.相信法律的重要性,但自身对法律的信仰不足
公民对法律的信仰是保证法治社会建成的重要前提。调查显示,大多数高校学生相信依法治国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的地位(问题6),可见大学生有着一定的法律意识,但是我们应当看到高校学生对法律的信仰还是有待加强(问题5)。
4.有进一步学习的意愿,但缺乏良好的学习渠道
大多数大学生认为自己有进一步学习法律知识的需要(问题3),而且他们认为学校宣传是帮助学习了解法律知识的最好途径(问题2),但是调查的另一方面显示学生普遍认为学校的法治教育活动还存在许多不足(问题8),如次数少、形式单一、内容宽泛等等。
三、当下高校依法治国教育存在的问题
从刚才高校依法治国教育的现状及其问题中,我们不难看出高校学生依法治国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课堂法治教育存在的不足
1.思政课教科书相关内容上的不足
除法学专业外,学生在大学所能学到的法律知识大体来源于思政课,但在该课程的教科书《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2013年修订版)一书中,法律内容所占比例偏小,在整本教材中所占的比例只占不到三分之一,且相关内容绝大部分都采用宏观论述,缺少对实用类法律知识的讲述,现实指导作用不足。
2.法学专业的师资力量不足
对于没有法学专业的高校,该课程只能由其他专业教师或辅导员担任,这样一来,授课结果必然会打折扣。即使是有法学专业的高校,也几乎不会让该专业的老师去讲课,所以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想在课堂上学到法律知识是很困难的。
(二)课余法治教育存在的不足
1.课余法治教育活动数量的不足
高校的课余宣传教育是促进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调卷问题8看来,高校课余宣传教育主要存在次数少、时间短等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高校对学生课余的法治教育宣传活动没有足够重视,同时也反映了学生们对当下课余宣传教育活动的不满、期待它的进一步改进。
2.课余法治教育活动形式单一、内容过泛
诚如刚才所说,高校的法制教育除了课堂教育之外,课余宣传教育也是促进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的一个重要途径。从调卷问题8看来,高校课余宣传教育存在着宣传形式单一、宣传内容过泛、受众面窄等问题。因此,应该增加和丰富课余法治教育活动的形式,使课余法治教育活动的内容更具针对性。
调查结果显示,影响高校学生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的关键在于学校教育,而当下高校的法治教育还存在大量不足,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要,因此在还无法有效改善课堂法治教育的前提下,增强高校的课余法治教育宣传,是满足当下国家法治建设需要和学生需要的重要方式。
四、高校依法治国教育提升策略
在这里,笔者尝试提出建立高校法治宣传教育的三级体系。
(一)树立依法治国教育培养理念
1.学校层面树立法治宣传教育理念
高校作为大学生学习生涯中最主要、最重要的教育场所,其对大学生的依法治国理念认识的形成有着最直接、最基础的作用,对大学生今后法治观念的形成有着莫大的影响。高校层面应认识到大学生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确立对学生法治教育的培养方针,坚持落实对学生长期的法治教育,把对学生的法治教育视为人才培养的一项基本方针。
2.培养学生个人树立法治价值观
大学生法治教育的受教本体是大学生本人。能否培养出具有法治意识的当代大学生,其根本还是在于大学生本人是否认识到依法治国的意义,是否有正确的法治价值观。
学校帮助学生明确国家当下的法治建设成果,明确学习依法治国理念对其今后发展的意义,可在开学时组织班会进行相关教育,在思政课上强化教育,在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上进行相关就业法律的学习,在平时通过课余宣传进行补充强化学习。
(二)进行高校法治宣传教育的制度建设
1.使高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制度化
把大学生法治教育工作提升为对学生的基本培养方针,规定每学期要完成的法治教育工作内容;设立大学生法治宣传教育规章制度,将其列入《学生管理规章制度汇编》,把学生的法治意识考核作为入党、评先进、评奖学金的标准之一;每学期开展大学生法治认识调查,找出其认识的薄弱处,有的放矢地进行相关宣传教育。
2.使高校法治宣传教育活动体系化
要长期有效地对学生进行法治宣传教育,就必须要形成一个管理队伍,要形成网络,队伍要有职责,分工要有边界,但同时要保证相互配合。在此,笔者提议“学校统领,思政部带头,教务处监督,社团协助”的管理实施机制,通过以思政课为代表的专业课堂进行专业教育,以学生会、普法学会为代表的社团组织进行广泛宣传和补充。
(三)落实高校法治宣传教育措施
1.增进第一课堂法治教育形式
(1)加强思政课的形式创新。可运用案例教学法、讨论式教学法、感受教学法等教学方式实现师生间的互动。可模拟课堂法庭,使学生了解法庭审判的相关程序;可布置小论文形式的作业,在资料查阅和写作中明白相关知识,通过不同的方式帮助学习。以弥补当下思政教科书法律内容相对偏少及法学专业师资力量不足的现实情况。
(2)加强大学生法律心理健康教育。在开展大学生法律心理健康教育的同时,可设立心理咨询办公室,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多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通过这些举措,帮助学生解决心理问题,从而一定程度上减少校园违法犯罪事件的发生,营造出一个和谐和平的校园环境。 2.加强第二课堂的建设
(1)设立专门的校园法治宣传教育组织。如成立普法学会,专门进行校园普法可在学生会等组织的主导下每月开展普法活动,确保高校法治教育的常态化。
(2)丰富普法形式。在坚持以往的宣传教育基础上进行创新,如专门策划举行有关法治理念教育的各项活动,比如法治理念讲座、法院参观活动、模拟法庭、法治情景剧表演等;也可以通过参与面向社会的义务维权实践活动来深化大学生法治教育的效果。有法学专业的高等院校还可通过编辑出版法治教育校本教材,通过学校、学院、专业、班级等各个组织层面进行传播、宣传和推广。
(3)利用学校自身的各种资源。如可利用校友资源,请从事相关法律行业的校友回校做宣传讲座;可邀请相关专家进行专业讲座教育;可联系校外机构进校宣传;可倡导学生进行相关社会志愿服务,在实践中学习。
3.利用现代媒体进行宣传教育
新媒体能够“构造并呈现给公众一个拟态环境,而这个拟态环境极大地塑造了公众看待世界的方式。”相比起其他宣传方式,媒体具有宣传面广、影响范围大、宣传持续时间长的优点。如何利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教育,笔者在此具体提出以下几种措施:
(1)利用校园电视广播。对于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立相关的电视广播宣传节目,每天特定时间开播,每次可有针对性地进行法治教育中某一方面的宣传,这有效地弥补了原先法治宣传教育时间短、次数少、范围小的缺点,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2)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进行宣传教育。当下开通微博、微信的大学生数量惊人。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不仅具有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优点,还能很方便地与学生进行一对一的沟通,对了解学生的依法治国理念认识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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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作为一门应用性的社会科学,关注于当下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硕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学科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学科的综合研究水平与研究方向。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社会学学年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2006年,恶搞文化在我国盛行,它们通过戏仿、拼贴、颠覆、解构等手法对主流文化进行象征性的反叛,带有明显的亚文化特征,又因其以网络等新兴媒体进行传播和扩散,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或青年亚文化。本文试图在亚文化的背景下解读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其影响,同时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人文关怀丧失,人文科学被边缘化,新文学经典难产,知识分子缺乏文化自觉,主流媒体话语霸权引发的沟通缺失。因而,制定相宜的文化战略,重新培植中华民众的民族信仰、文化自觉,营造阅读型、思考型的社会氛围,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构建和谐的主流文化环境,弘扬一种健康和谐的文化氛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恶搞”文化 主流文化 亚文化 文化生存 大众传媒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前 言
2006年初,胡戈戏仿电影《无极》制作的网络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在网上流行,“恶搞”现象从此进入人们视野。随后,五花八门的恶搞作品相继出世。如恶搞视频:《春运帝国》、《开国大典》饭店版;恶搞音频:PK黄健翔、方言版《猫和老鼠》;恶搞图片:圣斗士/黑暗使者五福娃、徐静蕾半裸油画;甚至早在2006年之前就有了《Q版语文》、《水煮三国》等恶搞书籍„„其取材不拘,手法多样,创意怪诞,有意无意的大胆解构引发了观众会意的笑声,因而赢得了大批的拥趸,同时也引起了主流媒体及学界的关注。迄今为止,人们关注较多的是恶搞作为一种媒介文化现象或网络亚文化现象对社会的意义,或肯定或担忧。持肯定意见的人们认为,恶搞者(即不愿被传统信念培植的群体)通过戏仿、拼贴的方式来颠覆正统意识形态和解放思想,从而赋予文化产品一种全新的形象或内涵,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而担忧的人们则认为,对经典的、主流的文化进行嬉皮笑脸的甚至是恶意的改写,满足的是人们一时的低级趣味,从长远看,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传承,应该制定相关政策予以控制乃至禁止。
恶搞文化到底像肯定者认为的那般可爱(具有重建人文价值的重大意义),还是如担忧者想象的那样可怕(满足低级趣味,不利于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传承)?撇开其利弊,本文力求从这一特有的亚文化现象出发考察主流文化生存现状,并对其现行生存观及文化战略进行思考,同时包含对大众传媒这一文化推手的审思。
一、亚文化背景下的恶搞文化
(一)亚文化背景
主文化是社会中处主导地位的文化,为社会普遍认同;亚文化通常是指宏大文化中的一个亚群体,是以主文化为参照物(也即与社会代表性的主流文化相对应的)的同一共生环境中的不同文化类型,是社会中居辅助的、次要的、边缘地位的次文化。主文化和亚文化都是隶属于文化这一大系统的子系统。[1]
在20世纪40年代,社会学研究的芝加哥学派首先提出了“亚文化”(subculture)的概念。随后,伯明翰学派针对当时英国舆论媒体把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描绘成“民间恶魔”的做法,提出了“亚文化研究”(subculture studies)的概念。青年亚文化是伯明翰学派早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之一,它奠定了早期伯明翰学派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地位。研究者认
为,青少年中流行的亚文化构成了对体现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英国主流文化的一种象征形式的反抗。“亚文化是与身处的阶级语境相联系的,青年亚文化产生于社会结构和文化之间的一个特别紧张点。它们可能反对或抵制主导的价值和文化。” [2]因此,“抵抗”便成为亚文化研究的关键词之一。伯明翰学派认为,二战后英国出现的诸多青年亚文化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这种抵抗,是对社会解构中的矛盾和集体存在但又悬而未决的问题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代表着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对社会状况进行批判和抵抗)的特殊抵抗方式,是与他们生活状况之间的“想象性关系”。也即如亚文化研究者菲尔·科恩所说:“亚文化的潜在功能是表达和解决(尽管是想象式的)母体文化中仍潜藏着的悬而未决的矛盾„„无赖青年(teddy boys)、摩登派(mods)、朋克族(punks)、光头仔(skinheads),所有这些亚文化都以不同的方式再现了一种尝试,旨在恢复母体文化中一些被摧毁的社会凝聚力,把它们和来自其他阶级成分的东西合并起来,象征性地形成了面临困境时的种种选择。” [3]言外之意即是:哪里有主文化的压迫,哪里就有亚文化的反抗。于是,恶搞者通过打破日常符号系统或霸权的规则,以挪用、改换和拼贴造成表意系统的失调,以此来实现“有意为之”的交流,把注意力引向自身。然后通过由此形成的风格对权威符码和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形式进行间接的抵抗。
亚文化有时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反文化,直接在政治上以革命性的、激进对抗的方式对主导文化构成挑战,但这种直接对抗不会坚持很长时间。更多的时候,亚文化的抵抗是风格化的、仪式性的,它反抗主流文化并将其自身从主流文化中剥离出来,但同时也努力自觉去适应主流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而且它不被认为是颓废和道德堕落的表现。亚文化的抵抗与反叛性主要体现在追求价值观、时尚、风格等方面。
(二)恶搞文化的亚文化特征
所谓“恶搞”,是指那些用一种平面乃至负面的心态和视角表达思想情感和情绪见解的文化行为。它的形式指向是针对某些已经被历史化了的思想文化定论,它的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特征是颠覆与反叛,在审美趣味上,“恶搞”突出了戏仿、自嘲、反讽、亵渎等多种现代与后现代的风格元素。除了思想文化的层面之外,恶搞也辐射了大量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
恶搞文化又称Kuso文化,是一种以无厘头的方式颠覆经典、张扬个性的典型网络亚文化。最初由日本的游戏界传入台湾,成为台湾BBS网络上一种特殊的文化。Kuso文化进入内地时多被意译为“恶搞”,所指代的对象多为对游戏、照片的移植、拼凑和修改,较多表示人们用调侃、嘲笑或是游戏的心态对喜欢或不喜欢的作品进行结构另类创作的风格。恶搞文化带有很明显的娱乐性和草根性,在2006年的恶搞作品中,它们主要对中国传统英雄人物、古典名著、主旋律影片、标志性图像进行花样百出的恶搞。就其创作意图来说一般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无伤大雅、可作生活润滑剂的“恶搞”;另一类则是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综观当前的恶搞文化,它类似于这样一种亚文化或“反文化”:通过离经叛道的、“有意为之”的交流,对主流文化的权威性表达了象征性的反叛,打破了各
种形式的文化产品的常规,以期达到打破任何规律,质疑这些规律向人们提供的任何知识,颠覆这些知识所培植起来的任何信念的效果。同时还大胆表达了人们对主流传播文化的怀疑和厌恶,对强加于己身的东西之无奈,对主流文化中的虚假、恶俗感到痛恨。它们具有四个鲜明的特征:用乾坤大挪移的手法颠覆经典与权威;以完全搞笑的形式对一本正经的主题进行近乎荒.唐的解构;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无厘头的个性批评大多迅速演化为参与广泛的大众娱乐活动。[4]
从以上论述可知,恶搞文化对主文化(或主流价值观)的颠覆(即所谓风格化、仪式性反抗)、复制、拼贴、解构的现代与后现代手法,娱乐至上的大众狂欢等特征,带有非常强烈的亚文化色彩。加之恶搞文化是通过网络等新兴传媒进行传播和扩散的,我们称之为网络亚文化。又因其生产者多为青年一代,故而我们也可将其界定为一种“青年亚文化”。
(三)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及影响
1.恶搞文化盛行的原因
恶搞文化在2006年大行其道,归根结底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文化虚无主义的影响和传统教育的桎梏。近百年来对待传统文化的偏激态度,尤其“破四旧”等极左思潮的长期肆虐,致使传统文化几乎体无完肤。近年来,经典性传统文化在经济大潮中被推向产业化,昔日的精品走向商品化、庸俗化,文化无奈地同市场、收视率、门票、销量接轨,以无厘头的自我丑化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传统教育依然老气横秋,不能在传播优秀思想、构建并巩固良好社会意识形态方面有所作为。
二是与开放的环境和多元文化有关。外国文化的大批量引进,使一部分人数典忘祖,加之主流文化过分强调崇高,反而变成伪圣化,在浮躁中失去文化信仰的人们倾向于以嘲笑崇高为乐事。恶搞文化自娱也娱人的娱乐精神,追求个性解放、自由思考的现代意识契合了其消费需求。
三是社会具备传播该文化的传播技术和传播渠道。当前流行的权威解构、草根至上和个性张扬的后现代文化是恶搞产生的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人们追求轻松的个性化消费是恶搞产生的社会心理;恶搞凸显了网络传播的“娱乐”功能和“经济”功能,从而得到了消费者和媒介的双重肯定,具备了恶搞文化所需要的消费需求。而网络时代,数字化技术的廉价易得和网络平台的畅通无阻恰好给“恶搞”文化的制作、发布、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现实可能性,使一直稀缺的话语权开始泛民主化。
2.恶搞文化的影响
有人认为,“恶搞”不是洪水猛兽,在一定程度上,它能与时俱进地给传统文化注入富有时代感或现代性的血液,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进行文化启蒙。但是,我们却不得不警惕恶搞文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第一,恶搞严重折损民族、文化脊梁。泛滥成灾的恶搞文化,把英雄人物变成小混混甚至变成反面人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数典忘祖,它严重影响到人们对经典、历史及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使我们的民族失去了理想与信仰、失去了诚信与精神,而这将
是对民族脊梁和文化脊梁的严重折损。
第二,恶搞导致文化肤浅化乃至消亡。进化论的杰出代表赫婿黎在百年前就曾预言:如果文化沦为“恶搞”,那么文化迟早消亡。主流文化界将恶搞视为洪水猛兽不难理解,因为超越法律和道德底线的恶搞不仅在颠覆主流文化历经多年建构起来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更在愚蠢地拔我们中华文化的根。
第三,恶搞导致文化原创力萎缩。倘若恶搞短片所出现的模糊随意、不暇思索的品格向低层次发展,就会使文化变成媚俗甚至恶俗的复制品,形成思想懒惰,人心浮躁的不良社会风气,导致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的文化原创力的萎缩。这对主流文化将是最致命的冲击。
二、从恶搞文化出发考察中国文化的生存状况
客观地说,恶搞文化虽无厘头,但未洞穿中国传统文化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还是颇具创意的。恶搞文化受到欢迎证明了其魅力所在,与此同时也折射了主流文化本身存在的桎梏及不足。
(一)主流文化的桎梏
主流文化处于中心的、统治的地位,却经常忽视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呼声,使学术沦为镜花水月的精英游戏,使主流文化的思想沦为没有良知的思考,严重缺乏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照。这群被忽略了的“沉默的大多数”倾诉的愿望在恶搞文化兴起的时刻膨胀了。《春运帝国》以“搞笑地对待认真的事,严肃地对待搞笑的事”这样一种叙事方式,剪切了《黑客帝国》的片断,配以严肃的台词,向人们讲述了农民工春节回家买票难的这样一个社会事实。有传媒人士称,我们平时看到的资讯并不是事实的全部,而是经主流媒体加工过滤过了的消息。所以,当面对诸如农民工春节买票难这样一种现实时,主流媒体是绝不会以《春运帝国》那样轻松调侃的方式对底层民众的深沉苦痛进行如此酣畅淋漓的讲述的。
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主创者、美术家韩美林在2006年年初的第三届“文化讲坛”上曾精辟地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仅要有实力,更重要的是要有魅力,这个魅力就是文化,就是艺术„„谁有权,谁钱多,谁就说了算。这就是没有文化的文化。” [5]然而不幸的是,我们的文化在市场经济的指挥棒下,从来是“钱权说了算”,总是徘徊在“制造”与自我复制层面,因而我们的文化思想领域在改革开放多年后还是局限于一个狭小的笼子里,闭门造着没思想没精神没内涵没人文的文化,也即韩美林所说的“没文化的文化”。
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没有带来文化的复兴,也没有造就一种新的文化。相反,经历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洗礼的中国越来越难以见到传统的痕迹,传统文化正在加速度地消失,被商业文化、快餐文化所取代。在一定程度上,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失去文
化传统的文明。[6]而且,改革开放后20多年来的中西交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价值在西方文化与价值的冲击下被逐步解构,中国人原有的文化自豪感、民族自信心日渐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两个极端:在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严重淡漠了,而在另一部分人中国家认同感却病态地强化了。[7]这两种夹杂着过度的文化自卑或文化自负心理的中国人暴露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不叫人自信的文化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桎梏。
(二)主流文化的不足
1.人文关怀在商业化大潮中逐渐丧失
诸如《边城》、《芙蓉镇》、《白鹿原》等充满人文关怀的文学作品在当今文学界已门可罗雀。现代人处于竞争激烈的经济浪潮中,寻找精神慰藉和心灵憩息地的愿望几乎成为一种奢望。任何文化一旦离开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而言其真伪、对错都是扯谈。人文精神的缺失,使文学如失去了肥力的土壤,抵抗力变得脆弱。而文学作品里的人文精神正是文化的营养,一旦文学变得营养不良,包装诱人的“洋快餐”、创意怪诞的恶搞文化一出现就会激起人们强烈的欲望。而狂吃“洋快餐”、滥喝“洋墨水”、尊崇追捧“恶搞”文化(这里的恶搞是指那些颠覆传统、篡改历史的“恶搞”)的结果是,中国民众将成为精神贫血的对象,自身文化造血功能渐趋紊乱。中国文化的精髓也势必在一定程度上处于无人问津的尴尬境遇里。在此境遇下,作为中国知识分子,如果在面对公共领域的人文失范、人文瘠荒还无动于衷的话,中国文化就只能不断衰竭下去,因为人文失范、人文瘠荒带来的弊端已然影响着整个社会态度与表述空间了,而不单单限于文化领域的冲击了。
2.知识分子缺乏承担阐释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自觉
从一般意义上说,人文知识分子乃是人文精神的提炼者、言说者、解释者和承担者。但是,2006年12月,由德国汉学家顾彬引发的“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事件大讨论,拷问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Public Spirit,不怕自身受到损害而坚持正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精神言说者、承担者的责任失职。“德国有属于自己的声音,属于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各大媒体风传顾彬这样质问中国知识分子。后来证实这是中国媒体对顾彬言论的过度阐释和扭曲。但有趣的是,媒体却误打误撞,借顾彬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解释者——知识分子的窘境: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在其位不谋其政,只能临渊羡鱼不能退而结网,这恰恰是当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命运和文化的悲剧。
作家、评论家们昧着良心成为经济的依附和帮凶,使仅有的文化警醒意识沦落为谄媚与吹捧的媚俗。冯骥才在谈到如何延续传统文化时这样说:“务必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传统文化建设一定不能依靠市场,在尚无足够的文化自觉之前,传统文化建设要靠外力推动,要靠制度保障;二是一定要坚持向子孙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改良文化,”[8]但是,我们非但没有完善的文化制度保障和传播原汁原味的传统文化的文化自觉,还无奈
地到了作家李锐所说的:“我们有了先锋,有了新潮,有了大师,有了一切一流的理论,三流的作品,就是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仇恨,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厌烦,自己的幽默”[9]时刻,中国文化的原创力伴随着可怕的速度不断萎缩,作家、评论家等站在文化最前沿的中国知识分子失掉了自己感知幸福和痛的能力,失掉了承担公共精神和人文精神的果敢与自觉。我们的民族文化血性及个性愈显单薄苍白,抵御外来文化糟粕的免疫能力越来越弱,主流文化生存亦面临严峻挑战。#p#副标题#e#
3.人文科学被不断边缘化,读者对新文学经典望眼欲穿
人文科学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即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但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而被人们轻视。而文学经典作为人类经验、智慧、情感和美的结晶,它对个体人生和群体社会的影响是长远的。当今的大学生不再热衷于钻研文学、研究哲学,而是移情别恋于经济实用的社会科学书籍。人文科学的边缘化由此可见一斑。
2004年9月,林长治的《Q版语文》将31篇语文经典课文打造成无厘头爆笑故事出版,卖得相当火爆,作者被誉为“出版界的周星星”。2005年1月,《Q版语文》被叫停,当局认为该书是对新课标的误解、歪曲,亵渎了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化,会在语言上、文学上、审美趣味上及思想道德方面给学生带来负面引导。原因是《Q版语文》虽然内容诙谐幽默,情节出奇,对白趣怪,但已面目全非,如卖火柴的小女孩成了促销女郎,少年闰土变成了古惑仔等。标新立异的《Q版语文》被学生奉为经典,不但折射了我国义务教育教条式的可憎面目、说教式的刻板尴尬,还表明中国品格深厚、文学境界高雅的文学作品日渐寥寥,而读者渴盼的具浓郁社会气息的新文学经典却又迟迟处于难产时期。社会大众正逐渐失去思考、阅读的耐心,恶搞式快餐文化正在引领着阅读潮流。
4.主流媒体的话语霸权引发沟通代沟
大众传媒,特别是隶属党政机关的机关媒体,掌握着珍贵的话语权,充当着党的喉舌,却与平民大众有着严重的代沟。因为新闻从业人员选择的新闻,可能并不符合受众的需求,受众只能相对被动地关注媒体给他们的议程设置,也即受众只能“被迫关注”;相反,一些受众希望关注或应该关注的议题或命题,并没有引起新闻从业人员的关注,造成受众的“关注缺失”。这种“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矛盾:受众厌倦的新闻(如杨丽娟追星事件)泛滥成灾,真正深入民心的新闻却严重缺席,造成媒体与受众之间不可逾越的沟通代沟。
2006年11月,《南方周末》记者吴虹飞在《从足球解说员到娱乐圈明星(引题) 狷狂黄健翔》中对黄健翔意大利“解说门”事件作了过度阐释,多家网站甚至将其讲解词制作成黄腔手机铃声牟利。对此,黄健翔勃然大怒,认为“记者的良心被狗吃了”,媒体缺
乏善意,以恶搞和滥炒为目的,“给我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和痛苦”。[10]而吴虹飞却又相当委屈,认为自己已经“我基本上,保证所有的引言都有出处,我写得小心翼翼,步步为营„„简直是写一个论文一样小心,就差标出注解了”,[11]反而是黄健翔“他的问题在于:他不但是一个名人,而且他自己也充当了媒体(博客),对自身和他人加以了很多倾向性评判。”
[12]由此凸显出来的“沟通代沟”表明,掌握着话语霸权的大众传媒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至关重要。
因而,恶搞元年的恶搞文化现象就不仅仅是单纯意义的个案,主流文化之所以要遏制恶搞文化的“恶性循环”发展,有着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和审慎的考虑。因为主流文化自知本身并非完美无缺,恶搞文化踩中的恰是它最脆弱的部位,所以打压恶搞文化迅猛的发展势头显得很有必要。
中国文化如何在纷扰的时代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并积极迎接自己的未来?这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真问题。
三、主流文化的生存策略
(一)制定先进的文化战略
“所谓先进文化,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体而言,这种文化应该具有文化内容的先进性,文化形式的大众化,文化传统的继承性,文化任务的基础性和文化发展的时代性„„先进文化有三个维度,即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13]因此,制定符合历史发展的先进文化战略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化紧扣先进文化三个维度,使继承过去,立足现实和面向未来三者有机统一和辩证发展,使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始终处于一个有机的和生长着的文化形态里,同时促使其积极因素不断随历史的变化进行成功的自我调节,始终保持文化的良性发展。
1.培养全民的文化自觉,捍卫主流文化阵地
何谓“文化自觉”?它首先是一种文化自信。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它是一种对传统的自主创新与开放借鉴合而为一、互以为力的精神品格,是对本国文化建设有足够的文化职责及充分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的文化意识。文化自觉意识的存在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中所起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对先进文化的不懈追求和对传统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早已构成了我国文化发展的主旋律。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文化自觉”、张岱年先生的“综合创新论”,都是在进行着一种“返本开新”的积极尝试,这里追求的“新”就是在强调一种对先进文化的追求。费孝通
先生曾强调,任何文化都有属于自己的根和种子,也就是说,文化有自己的历史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的规律和优良基因。要让文化保持历史传统的健康基因,又要使之具有不断适应新的环境的能力。[14]因此,我们就要深入了解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文化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背景,培养自己的文化自觉精神。惟有如此,我们才能取得捍卫主流文化阵地的主动权,重塑文化魅力和民族自信心。也惟有如此,外国毫不尊重中国原创文化著作权,把中国四大名著改编得粗俗不堪的历史才不会重演。倘若中国人失去了应有的文化自觉意识,丧失了文化自救精神,那么,中国文化只能任由他国文化帝国主义肆意恶搞,遭遇经济的粗鲁绑架。
2.构建和谐的文化环境,张扬健康文化
文化的良性发展离不开和谐的文化环境,而和谐的文化环境有赖于文化多样性生物链的维系。恶搞文化是处于边缘地位的亚文化,可能带来一场文化灾难,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新鲜的文化形式,谁又能断言它不会开启文化新纪元呢?我国历代的民间故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吴敬梓的《儒林外史》、鲁迅的《故事新编》都是优秀的恶搞经典,它们以怀疑态度对待写作对象,善于将作品的能指和所指撕裂,从而瓦解其中所蕴含的深刻模式,荒诞中无不透露出对世事人情的洞明,在讽刺、戏说与搞笑反传统的过程中,隐藏着深刻的启思意义,深受下层民众的欢迎且未对主流文化造成明显的冲击。单从这一层上,主流文化就没必要对恶搞文化感到恐惧,给予善意的恶搞文化一定的生存空间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正像羚羊要跑得快就必须要有狼的存在一样,主流文化也需要像恶搞文化这样的“狼”来鞭策自己不断成长,警醒自己保持足够的危机意识,否则再优秀的文化文明也注定会在无“狼”的安逸环境中不断衰弱、退化乃至灭亡。
张扬健康的文化需要知识分子做出表率。知识分子的公共精神及文化警醒意识,可贵的良心和良知,将使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目前严峻的人文瘠荒状况,进而自觉保持文化理论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能对一切文化特权、一切文化糟粕加以质疑,给予批评;而不是成为经济的俘虏或奴隶。如此才能使主文化更好地立足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根基上,填补其缺失的空白,不断创造出与时俱进的文化精品,对文化糟粕起到拒斥作用。并能历史地、理性地、审美地看待世界,坚守人文科学精神的家园,为人类也为自己的生存建构并护持一个温馨美好的人文环境和高雅和谐、生机盎然的精神世界。
(二)在改革中反思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
当青少年阅读着被恶搞过的名著,背诵着被整容肢解过的唐诗宋词;当人们与传统文化越走越远,在浮躁的经济社会中失去可贵的阅读习惯和思考的耐心;当中国文化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们也在商业大潮中失却文化人的本色,惟钱至上„„这个时刻,对现代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和反思,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刻不容缓。
《Q版语文》在主流文化界看来是新的恶俗文化,不但亵渎民族感情,篡改民族历史,贬抑民族精神、民族文化;还突破了文化本身所能容忍的底线及个人道德底线,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价值观的培养。但《Q版语文》如果完全原创,那么这种幽默就很值得呆板严肃的传统语文教学去借鉴。因此,什么时候有超越于《Q版语文》的、对传统语文教材的改革有所启发的新语文,传统教育实在应该将其很好地引入其教学实践中去,给面临灵感枯竭的语文教育输入新鲜血液。尝试恶搞文化的另类思维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启发,这对处于尴尬境地的语文教育教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自我文化优秀传统的传承是不断与时俱进的渐进过程。目前文坛遭遇的一个尴尬是,当前正版书籍价格奇高,与普通民众的消费水平不相符合,造成正版书无人问津,盗版书籍畅销无阻的尴尬局面。这就要求我们在珍惜、保持文化传统同时,把握住时代的脉络和历史向度,不断融以现代性的语言、内容、形式,构建时代感强的当代文化精神,填补当前民众的文化精神空白,不断创作引人思考、启人智力、与时俱进的新文学经典,能使大众喜欢且消费得起。同时严惩任意盗用、恶搞文化资源者,加大力度肃清文化市场。不然,培养阅读型、思考型社会的理想只能是空想。
(三)正确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
在恶搞文化盛行的2006年,凸显了大众传媒在文化操守、网络文化道德守望上的力不从心。大众传媒加速了对传统价值颠覆的个体日程,使相当多的人进行了自我反叛,与此同时,个体认同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危机。为避免恶搞文化“为所欲为”,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系统迫在眉睫,如实行网络实名制、制定可操作性强的网络道德规范、法律,防止网络犯罪等。
此外,发挥大众传媒的文化传承作用,“让边缘发声,让弱者自我表述” [15](恶搞文化是边缘的“沉默的大多数”忍不住发出的声音,是习惯处于劣势地位的弱者铿锵的自我表达)显得势在必行。由媒体俯视效应惯性思维造成的“被迫关注”与“关注缺失”的矛盾使“媒体在未来可能有很大的危险”。[16]新闻工作者是坚守社会良心、深含人文关怀精神的执行者,但他们却很难不在把关过滤资讯的时候犯“被迫关注”和“关注缺失”的失误,因此,如何达成传媒与大众之间的良性沟通,选择最有价值最必须让人们知悉的资讯,最大可能传达给受众自己所看到的真实的中国应当成为新闻工作者的终极追求。
文化多元化发展必须要经历文化融合。因为在文化融合过程中,一来是把外来文化融入自己的文化,为自己注入新鲜血液,增添生机和活力;二来是把自己的文化融入到异质文化中去,扬弃自己原有的认知结构,从而既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兼容了异质先进文化积极因素。[17]这样不但可避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合唱,而且在交流和融合中还可以实现世界多元化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目标及“和而不同”的理念。[18]更重要的是能使“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中国文化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如何对待中外文化差异问题上,鲁迅先生主张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即面对“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又不唯我独尊的择而取之、为我所用的心态。徐圻进一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不管是什么样的精神文化资源,只要有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和有利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就都可以成为先进文化的鲜活内容。” [19]在亚文化问题上,彭志斌先生认为,亚文化的存在,可以促使主文化创新,有利于加强群体整合,促进社会的协调和稳定。[20]言外之意实为:未突破法律和个人道德底线的善意恶搞,不失为一种新鲜的文化样式,大量恶搞文化的存在及其之间的交流、融合必将促进主文化的创新。因此,技巧性地运用“拿来主义”理论,不断强化中国文化的内在体质及其文化内涵,进而逐步形成中国文化的特色及创造性理念;与此同时,中国必须摆脱那种对各种文化和各种宗教的肤浅解释,“我们要做的,不是消除不同的价值观,而是提倡更好地理解,更好地尊重别的文化。” [21]因为只有这样,世界上的各种文明,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才能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在不断的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大同存小异中共同发展。
结 语
诚然,恶搞文化因其非原创性不会有太大的生命力,迟早会被商业文化收编。再者主流文化一旦发现苗头不对,势必会加以打压。因而,恶搞文化一时不会成为主流文化,它只能是一种边缘文化,聊以搏大众一笑。但是主流文化的担心却并非是杞人忧天。如果历经恶搞文化的冲击,主流文化还是“死性不改”,不思进取,那么,遑论主流文化有多么深厚的文化积淀,或是多么稳固的体制,迟早也会被其他文化形式取而代之。
在这种情况下,在亚文化的视野下研究恶搞文化并理清其与主流文化的关系和利弊,清醒地认清主流文化的生存现状及思考中国文化的路应该怎样走显得非常必要。同时,提
醒大众的文化责任、文化自觉,营造良性的阅读型、思考型社会氛围,对阻碍主流文化发展的各种障碍进行审慎思考乃至排查同样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而所有这些就需要大众传媒、文化界、教育界等部门或个人共同来作进一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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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腐败犯罪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毒瘤。处于社会转型期,众多犯罪类型中的腐败犯罪很大程度上阻碍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以来,国际和国内对我国反腐进程高度关注。反腐一直都是民众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从犯罪社会学的角度对当前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进行剖析,并且提出了一些治理方案。
关键词
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治理
目前我国社会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我们需要关注这些社会问题,并且从中找到治理的对策。社会转型期内,我国腐败问题尤为突出,既牵扯到整个社会的宏观发展,又涉及到民众的切身利益。那么,对于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我们可以作出具体分析,从而找出一些对策遏制腐败现象。
一、社会转型期的含义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渡过程,是社会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根本性变迁,它不是指社会某个领域的变化,更不是指社会某项制度的变化,而是指社会生活具体结构形式和发展形式的整体性变迁。随着我国不断迈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乡二元制结构的冲破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同时不同的文化不断地汇聚,然后冲突或者相互吸收。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矛盾冲突集中体现在法制与传统习惯的冲突,市场竞争与垄断的冲突,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的冲突等等。
二、我国目前腐败犯罪的新特点
我国目前反腐形势严峻,习对腐败犯罪深恶痛觉,采取绝不姑息的态度,后我国反腐成果显著,甚至出现了一些新的词汇。从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腐败犯罪现象的新特点。
(一)腐败犯罪手段多样化社会转型期,我国经济在迅猛发展之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经济制度的改变能够让我国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而官员手中掌握的权利决定着这些资源的分配。各种国有资产,如土地、矿产、石油行业无疑成为腐败犯罪的重灾区。腐败犯罪从官员本人直接收受现金转向更为隐蔽的犯罪手段。从周永康落马后,整个腐败犯罪链条中,我们可以看到周永康的整个家族成员成为商人行贿对象。官员家属开设公司的资金大都来源于商人,而这些隐蔽的资金很难查到来源。还有一些人会收集相关官员喜好,投其所好。从名画、玉石到毒品,行贿手段层出不穷。
(二)网络成为反腐重要阵地网络不仅成为腐败犯罪举报的工具,更成为民众了解腐败犯罪的重要途径。也促使官员在生活中更加谨慎。从之前的“表哥”到现在腐败犯罪的新词汇“通奸”、“不正当男女关系”。正是因为网络,我们接触了解到了更多的腐败犯罪,从而能够提醒自己保持自我的道德准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随着电子计算机不断普及,网络成为举报和反腐的重要途径。当官员利用职权谋取私人利益时,群众通过网络举报往往成效显著。
三、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成因
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层出不穷,我们需要正视腐败犯罪产生的原因。分析其产生的成因。犯罪原因宏观与微观层次论认为犯罪原因是犯罪学研究的核心。它包括两个基本的视角:个体犯罪形成的原因,总体犯罪形成的原因。前者是犯罪原因的微观调查,后者是犯罪原因的宏观研究。微观原因将个体犯罪至于微观社会中,核心是对犯罪人个案的微观社会剖析,探析一个人为什么犯罪,宏观研究将总体犯罪置于宏观背景下,核心是对犯罪现象的宏观分析,揭示社会为什么存在犯罪。笔者主要从腐败犯罪的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探析其产生的原因。
(一)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宏观原因1.经济与腐败犯罪。我国经济改革成果显著,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对于官员而言,他们每天见到的都是比他们物质条件丰富得多的各类人。作为官员,他们手中的权利让他们获得一定的地位,但是并没有拥有过多的财富。那么一旦他们把获取财富作为自己的目标,但是又没有其它手段来获取更多财富,就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取利益,把国家利益和职责放在一边。正如默顿认为当文化规定的作为普遍追求的合法目标与社会结构所能结构的借以实现目标的社会认同手段之间存在冲突时,就会使人们体验到“失范性紧张”,为了消除这种示范性紧张,人们便可能以形式主义、退隐主义、反叛等方式表现出越轨行为。2.文化与腐败犯罪。在社会转型阶段,官员面临着诸多文化冲突。中国传统文化的“官本位”思想与现在的廉洁奉公思想产生冲突。国外腐朽的资本主义享乐思想与公务员艰苦朴素的思 想产生冲突。官员在面临着这些不同文化带来的冲击,如果思想不坚定,很容易走上腐败犯罪的道路。在这些文化冲突的过程中,会有部分人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从而形成自己的亚文化,来对抗恪守职责、廉洁奉公的主文化。所谓“亚文化群”理论,是指全体成员在密切交往过程中会逐步形成与主流文化相差异的文化特性,这种群体亚文化一旦形成,便具备自我再生产和自我维持功能,群体成员效忠于这种文化并受其控制。官员一旦进入到亚文化群体中,思想就会松懈,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起来。一些落马的腐败官员会沾染黄、赌、毒等不良嗜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贪腐的官员都是链条式落马,彼此勾结,官官相护。因此在社会转型期内,官员在面临不同文化冲击时,要坚守住内心的底线。3.社会控制与腐败犯罪。社会控制论认为阻碍人们走向犯罪的原因有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的抑制因素。外部的抑制因素就是社会约束或社会联系,内部因素则是健康的个人品格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内部力量”。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的抑制力脆弱,都会导致人们走向违法犯罪。中央巡视组在一轮巡视过后,打击掉诸多腐败根基。但是缺乏相关的监督制度,使得官员大都抱着侥幸的心态。因此把腐败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我们当前所需要做的工作。除此之外,有些官员并没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内化,成为自己工作的准则。以至于会出现诸多贪腐现象。在有些会议上,一些官员会大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引经据典熟练地阐述,但是会后就被中纪委带走。官员没有用行动去践行核心价值观,而更多的是挂在口头上。
(二)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产生的微观原因1.家庭与单位因素。长期和各种富裕商人打交道,官员家属难免会产生相对剥夺感。所谓相对剥夺感,是指个人或群体在以他人或群体为参考系进行比较时发现自己处于劣势后所产生的消极社会心理。虽然权利让他们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享受了较好的社会福利。但是相比周遭的朋友,就可能产生一种处于劣势的消极社会心理。同时,萨瑟兰的差异交往论认为犯罪是习得的。从十八落马官员可以看出,他们在政治生涯的开端都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为人民服务的工作态度。但是随着他们政治生涯的延续,他们会看到并且学习到某些同事的隐蔽的贪污犯罪手段,这也会诱导他们走上腐败的犯罪道路。
(三)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个体原因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我国改革成果显著。会有部分官员放松警惕,从心底开始懈怠。同时从腐败犯罪者的年龄分析,可以看出他们犯罪大都是在中年。他们在生理上大都已经不如年轻人,而权利之大达到政治生涯巅峰。此时,他们会产生能捞一笔就捞一笔的懈怠思想。会放纵自己的欲望,如很多官员都在聚会中会钱色诱惑。网络中会经常出现官员在ktv放纵的照片,当他们满足心理和生理的欲望,在ktv与行贿者娱乐时,这种情景因素最利于麻痹心智。接受行贿者的安排,然后任其摆布。
四、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治理
(一)建立社会转型期腐败犯罪的安全阀机制冲突理论者确信,一个国家的社会结构愈是僵化,或愈是不容许社会成员表露出对立的要求或主张,慢慢积累寄来的危险、敌对的社会情绪便愈多,也就愈需要建立社会安全阀制度。在社会转型期,官员面对工作生活中的诸多问题,需要找到宣泄的出口。生活和工作中的不满积压在心中,既不利于他们做好本职工作,也不利于解决群众的问题。解决民众的诸多诉求时,我们会考虑为他们建立完善的安全阀制度。但其实官员同样需要安全阀制度解决他们的不满。在社会转型期,官员既面临着机会又面临着挑战。他们是各种利益博弈的平衡点,在诸多冲突中寻求一个理性点。内心稍有动摇,就极易走上腐败犯罪道路。他们同样需要安全伐制度诉说他们的诉求,提出他们的意见。
(二)加强社会内在控制社会内在控制包括文化和思想控制。现今社会对腐败具有一种习以为常的态度。从民众舆论到社会风气,无形中纵容了腐败现象的产生。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官场腐败文化,腐败文化对官员影响范围广泛程度深远。因此每当大老虎落马时,民众就会产生对政府公信力的怀疑,担心是否引发官场地震。只有彻底铲除官场的腐败文化,彻底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源上遏制腐败犯罪。不仅需要官员严格恪守廉洁执政,而且民众需要树立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只有整个社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姿态,严格按照规章程序办事,尽量不去“走后门”,官员才没有滋生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践行需要官员和民众共同努力,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在言行中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三)完善腐败监督机制腐败犯罪的检举揭发最需要民众的参与。公权力只有受到民众的监督,才会得到制约,从而才能保证不被滥用。把权利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长远之道。反腐不能只靠党内反腐,最根本的是调动起民众对权利的监督。网络反腐成为民众反腐的重要手段,但是更多的反腐举报不能通过网络实现。民众对于官员的监督,相关材料难以递交。历经很多程序递交后,难以得到反馈。民众一直被隔离在权利监督的栏杆之外,没有能够参与进来。中国的反腐进程要进步,就需要民众的参与。我国各种政府工作需要更加公开、透明。总而言之,民众能够监督国家公权力的使用,官员的决策能够体现民众的诉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才能更加健康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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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且在开发中不断创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益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虽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石榴红村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最西部,南临汉江,北连107国道和汉渝铁路,西与新沟农场相接,是一个以培育和种植绿色蔬菜为主的农业自然村。全村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0540平方米,常住农民256户共786人。乡村旅游开发之前,农民以蔬菜种植为生,没有其他的致富门路。据统计,2004年石榴红村主业为农业,旅游收入为零,人均收入仅3700元。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2005年该村确立了以旅游致富的思路。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石榴红村已被确立为武汉市乡村休闲游示范村,基本上形成了以“春桃、夏榴、秋桂、冬梅”四个不同主题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示范带和乡村旅游观光带。
(一)初级阶段: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
从2004至2005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主要进行了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新调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朱虎带领村民拆牛栏、猪圈、土厕所,挖沟渠、修路、开鱼塘、建果林,完成了村容的初步整治。在村容整治的基础上,石榴红村进行了有步骤的景观规划。首先,针对村民先祖多从安徽、江西迁来,确立房屋改造为“粉壁、黛瓦、飞檐、马头墙”的徽派风格。在房屋改造的同时,村委会还邀请景观设计专家对村景进行了规划。经过规划设计,村民房屋前后建设了绿色植物种植区,村内新修了水泥路、彩砖人行道,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电力、电信、闭路电视、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实现了户户通,建成了4000平方米的文化休闲小广场和共1700平方米的会议室、医务室、图书室和警务室。至此,一个规整有序的徽派风格村落建成,一套套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向游人开放。
(二)发展阶段:农家乐的兴起
从2005至2007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农家乐正式兴起。期初,最先参与房屋改造的4家农户自发经营农家乐,由于游客供不应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他村民见状也争先恐后地按统一规划进行了房屋改造,经营农家乐项目,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等旅游产品。至此,石榴红村以“住农屋、吃农饭、干农活、享农乐”为核心的农家乐正式兴起并初具规模。
(三)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从2008年后,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进入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该阶段,由于石榴红村知名度不断提高,游客逐渐增多,乡村旅游在经营农家乐的基础上开发了蔬果采摘、菜地认养、休闲垂钓、野趣烧烤等休闲体验式旅游项目,提高了游客的参与性。至此,石榴红村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在对石榴红村农民收益情况进行调查之前,笔者先对收益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探讨。收益,名词,等同于利益、好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在其书中他这样对收益进行定义的: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尔文?费雪发展了经济收益理论。在其《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首先从收益的表现形式上分析了收益的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收益:精神收益、实际收益和货币收益。194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把收益概念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经济收益概念,他定义收益为:“在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程度的前提下,一个人可以在该时期消费的最大金额”,此定义没有明确说明什么叫做“同等富裕程度”,因而引起了许多争论。本文针对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农民收益解释为农民所获得的利益与好处,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针对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笔者选择常住农民256户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旨在客观全面的了解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收益情况。
2.调查方法
笔者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访问调查为辅。此次调研为了覆盖石榴红村所有农户,我们对256户常住农民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56份,当场回收250份,问卷回收率97.7%。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当地农民的人口特征和收益情况。
第一部分共设3个问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是否从事旅游行业等问题,其中针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受访者增设所经营旅游项目的调查。关于对人口特征的调查是为了判断选取的调查样本的结构特征与该村居民的总体结构特征是否一致,关于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民进行旅游项目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方式和乡村旅游对农民的惠及程度。
第二部分从被调查者家庭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共设4个问题。精神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者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经济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来源以及在乡村旅游开发前与开发后年人均收入。
(二)调查分析
1.人口基本特征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被调查农民当中:男性占52.8%,女性占47.2%;大部分年龄段在45~54岁(占38%)和55岁(23.6%)以上;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户有56户(占22.4%),其中单纯经营农家乐项目的农户有14户(占5.6%)、单纯经营蔬果采摘项目的农户有35户(占14%)、同时经营农家乐和蔬果采摘的农户有7户(占2.8%)(见表2.1、2.2)。根据笔者与石榴红村村委会相关领导的访谈得知,统计结果基本符合石榴红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因而保障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乡村旅游惠及的农民较少;另一方面,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2.农民收益情况分析
(1)精神收益情况分析
通过表2.3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民普遍认可在乡村旅游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同时“增加了居民自豪感”(90.4%)、“提升了居民主人翁意识”(84.4%)。
(2)经济收益情况分析
①通过表2.4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100%)和农业生产经营(97.2%),收入来源于旅游经营的农户不足四分之一(56户占22.4%)。笔者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石榴红村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是以青年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模式,只有少部分农户(56户占22.4%)以旅游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
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入有明显增长。如图2.1所示,开发前有24.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小于2000元,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少部分农户(占11.2%)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没有农户年人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乡村旅游开发后,石榴红村所有农户年人均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6.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2000-5000元,17.2%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四分之一的农户(占25.6%)年人均收入在15000元以上。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开发给石榴红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收益,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提高。
3.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结论:①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②在经济收益方面,石榴红村农户年人均收入整体有所提高:乡村旅游开发前,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乡村旅游开发后,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③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旅游收益分配不均衡。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占22.4%),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一)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
要改变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把蛋糕做大。旅游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旅游景区景点的数量和吸引力,景点多、吸引力大、游客停留时间长,旅游规模自然扩大。因此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需要引进投资建设吸引力大、独具特色的景点,如建设乡村茶园,培育优良茶树品种、传播茶文化艺术、举办茶艺比赛等,或开发培育花卉产业,来吸引游客、留住游客,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使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更多农民。
(二)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
针对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丰富并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具体而言,政府要开拓思路,激励农民发现其自身经营特色,使农民之间形成错位经营、互补经营。比如部分农户可以经营乡村茶庄,吸引游客来此采茶、品茶、学茶艺等,或者有些农民擅长民间艺术如折花、剪纸等也可将此开发成特色旅游产品,从而丰富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同时也使其收益来源多样化。
(三)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
目前在石榴红村中,通过从事旅游经营获得较多乡村旅游收益的农户主要有三类:一是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农户(主要是位于文化休闲小广场附件的农户),二是靠自身营销争取到较多客源的农户,三是与村干部关系好或者有亲戚关系的农户。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其他农户无法或较少获取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一方面扩大乡村旅游规模,使未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民加入到旅游行业中来,从而获得旅游收益;另一方面,建立资助基金帮扶获得旅游收益较少的农民,针对部分农民由于乡村旅游景观建设失去土地进行补偿等,从而使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更加合理。
本文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另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经济收益虽整体有所提升,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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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边城》中翠翠的爱情心理
内容摘要:《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人教版第五册节选的三至六节,集中写出了主人公翠翠的生活在遇见傩送、天保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健康、明亮、虔诚的姑娘开始捕捉内心深处那流动的情窦,表现出了不加修饰的生命本色。翠翠在她人生道路迈出的第一步,就混入了一丝淡淡的愁绪,预示着结局的悲剧。这是沈从文生命意识的体现。
关键词:翠翠 细节 爱情心理 生命意识
《边城》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中篇小说。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爱情悲剧,凸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与心灵的澄澈纯净。沈从文以其特有的诗意笔触,捕捉并描摹出了一个山野少女灵动微妙的情思流露,展示了她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轻灵而细微。翠翠的爱情成为《边城》中最迷人的乐章,有着极高的审美价值。
《边城》所表现出来的主题,不仅仅是对乡村那自然环境中充满生命野性的讴歌,而且是人在孤独与无奈中的本体诉求。小说主人公翠翠的生活在遇见傩送、天保之后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个健康、明亮、虔诚的姑娘开始捕捉内心深处那流动的情窦。
人教版第五册节选的三至六节,正是写出翠翠和二老傩送邂逅,少女暗暗的痴迷、幻想与心神不定。二老对于翠翠就是诱惑,懵懵懂懂引发她的情感,点燃她的希望,却又使她飘飘荡荡无处归依。翠翠的这种情感,既无凭据,也没回音。可在寂寞的天地中,爱已经不顾一切地弥漫开,心神也在寂寞之上飞旋。少女一向紧闭的身心,此时也如花蕾,在烟雨中将开未开。
此时在翠翠心中生长的爱情的最初模样是飘忽不定的。少女的羞涩,不可知的未来又让翠翠不敢敞开心扉。于是,这个灵秀、乖觉、明慧,清纯的少女表现出了不加修饰的生命本色。在她人生道路迈出的第一步,就混入了一丝淡淡的愁绪,预示着结局的悲剧。这是沈从文生命意识的体现。
《边城》三至六节中,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细节来解读翠翠最初的爱情心理: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翠翠美丽聪慧、天真活泼。任由自然天性,翠翠成长为纯洁无瑕、快乐无忧的大自然的“精灵”。在爱情来临时,她自然本真得如山野间的小花。
小说的三至六节都描写了同一场景或风俗——端午赛龙舟。从时间上看,分别是当前的端午——两年前的端午——上年一个端午——眼前的端午。上一年的端午毫无印象,现在的端午是为了怀想两年前的端午,唯独两年前的端午甜而美。根源恰在于那个特定的时间,戏剧性地遇见了热情、善良、帅气的二老傩送。
二老热情地邀请翠翠到自己家(“点了灯的楼上”)去等爷爷,翠翠以为他让自己去“有女人唱歌的楼上”,于是就轻轻地骂二老“你个悖时砍脑壳的”!二老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让自己家的伙计拿着火把送翠翠回家。翠翠知道自己误会二老后,“带了点惊讶”。
在这个端午里,傩送有意盛情邀约,翠翠无心误会二老,两人在有意与无心的错位中相识,没有任何功名利禄之心,如诗如画。翠翠最初的爱情具有如此婉约经典的东方爱情之美。
“翠翠对祖父那一点儿埋怨,等到把船拉过了溪,一到了家中,看明白了醉倒的另一个老人后,就完事了。但是另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
端午里的故事何以让翠翠当时沉默不语?翠翠自小父母双亡,和爷爷相依为命。年少的心事诉与谁听?边城原始古朴的民风,加上少女的孤寂和羞涩,让翠翠面对突如其来的爱情时,只能选择沉默。但是爱情的种子却在她的心里深深埋下。
三.爱是爱屋及乌的执着
作为老船夫的孙女,翠翠应该见过很多人。可是,翠翠为何独独对一个拿着火把的伙计记忆犹新呢?这一细节值得我们细细玩味。
第一次:翠翠想起自己先前骂人那句话,心里又吃惊又害羞,再也不说什么,默默地随了那火把走去。(第四节)
第二处:有人扛凳子从身边过去,翠翠认得那人正是去年打了火把送她回家的人,就告给祖父:“爷爷,那个人去年送我回家,他拿了火把走路时,真像个山上的喽罗!”(第五节)
第三处:人过了小溪上小山时,翠翠同祖父在船上望着,翠翠说:“爷爷,看喽罗上山了啊!”(第五节)
看来,这原因得从源头找。“喽罗”是二老家的伙计,并且正是“喽罗”的出现才使翠翠对捉鸭子的青年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从之前对二老的误解转变为对二老的愧疚和感激。从这个意义上说,“喽罗”何尝不是翠翠爱情的红娘呢?
看来记得“喽罗”,其实是对二老朦胧好感的确定指向。真可谓“爱屋及乌”呀!
祖父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所在,因为今天太高兴一点,便不加检点笑着说:“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翠翠就说:“爷爷,你疯了!再说我就生你的气!”
祖父话虽不再说了,心中却很显然地还转着这些可笑的不好的念头。翠翠着了恼,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怏怏地走去了。 (第五节)
上年的端午,爷爷和翠翠开“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这样的玩笑,但是翠翠很生气。羞涩的翠翠多次在爷爷面前表现出对大老回避的言行,是因为她的爱情世界已经被二老占据。翠翠的爱是故作矜持的娇嗲。
“翠翠,端午又来了。……早上大老同一群人上川东去,过渡时还问你……”翠翠还正想起两年前的端午一切事情哪。但祖父一问,翠翠却微带点儿恼着的神气,把头摇摇,故意说:“我记不得,我记不得,我全记不得!”(第六节)
时隔两年,翠翠对二老相思成灾,连回忆都成了如此美妙的事情。美妙的连爷爷打断她的回忆就很恼。在对比反衬中,翠翠对二老的喜爱更是心无旁骛的专注。
听到爷爷提“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翠翠着了恼,把火炬向路两旁乱晃着,向前怏怏地走去了”;听到二老家的伙计说“二老说你在河边大鱼会吃你”,“翠翠一句话不说,只是抿嘴笑着”。一“恼”一“笑”的对比,体现的是翠翠对二老傩送的执着。
爱情一旦明了,就需要表达。爷爷无法理解翠翠的情感世界,翠翠也不可能主动和爷爷沟通。少女的爱情怎样宣泄呢?以下细节写得极其精彩:翠翠一面听着一面向前走去,忽然停住了发问:
“爷爷,你的船是不是正在下青浪滩呢?”(第五节)
爷爷的小渡船怎么明明就在眼前,怎么可能转眼到六百里外的沅水中部的青浪滩呢?这不是痴人说梦吗?聪慧的翠翠怎么可能如此幼稚呢?回看前文,才知原因。因为二老在青浪滩。二老就像伊甸园的那个苹果,时刻牵引着翠翠。翠翠的心思随他而舞动。翠翠痴人般的呓语,“身在茶峒心在青浪滩”的痴情,让人怎能不动容!
为了早早地看到迎婚送亲的喜轿,翠翠还爬到屋后塔下去眺望……静静地把船拉动起来。(第六节)
请祖父坐在船头吹《娘送女》曲子给她听……躺在岸上的翠翠同黄狗也睡着了。(第六节)
翠翠为什么对迎婚送亲这么热衷呢?因为翠翠要让自己的爱情找到一种依附。迎婚送亲的喜轿恰恰是翠翠爱情的内在映射和外在观照。
迎亲的队伍荡起了层层涟漪,吹皱了翠翠心田的一泓春水。懵懂的爱情,翠翠心向往之,但她只能在孤独中苦苦追求。这种没有回应的爱情让翠翠如此甜蜜,又如此痛苦。
总之,翠翠在《边城》中从未言明过她的爱情,甚至连她的心思也是那样微妙而朦胧。而且由于父母早亡,爷爷年老,翠翠身边没有可以倾诉的人,对爱情美好而隐约的期待只能悄悄地藏在心底。少女的心思,原始古朴,纯真执着。这恰恰是翠翠最初爱情的模样。
正如沈从文先生表达的创作理念:“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翠翠的爱情在湘西宁静的世界里也显得恬静而优美,是沈从文对人性的自然表达。它虽然没有梁祝的惊天动地,也没有柳梦梅和杜丽娘的生死缠绵,但它却倾倒了无数痴男情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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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政府对旅游业的重视,我国国内旅游收入不断增加,国内旅游业在国民经济第三产业中的作用日益显著。试通过对国内旅游经济与国内旅游人数、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和交通运输状况的相关分析了解各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程度,提出加大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旅游消费支出水平、提高旅游业整体服务水平以及科学发展国内旅游等政策建议。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内旅游收入影响因素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近年来,我国旅游业一直保持强劲势头,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但我国的旅游业存在发展不平衡,地区旅游效率和生产率发展存在差异等现象。所以为了研究旅游业发展规律,将对相关变量和指标进行OLS回归分析,系统研究对旅游收入增长因素,以便于规划未来旅游业的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旅游收入;影响因素;人均旅游消费
①我国旅游业的现状。中国幅员辽阔,风光秀美,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对国内外的游客都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这为我国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旅游业具有拉动内需、改善产业结构、拉动经济增长、带动相关产业增长的作用,又因为它低污染、低能耗和高经济性,又被称作“无烟经济”和“朝阳产业”。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旅游业便飞速发展,国家也制订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促进旅游业的健康发展。各地政府也都重视旅游资源的开发,大力支持旅游业的发展。据统计资料显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国内旅游收入年均增长14.4%,远高于同期GDP9.76%的增长率。2011年实现国内旅游总收入12579.8亿人民币,相当于GDP的3.14%,相当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7.27%。据估计,未来10年间,我国旅游业将保持年均10.4%的增长速度,其中个人旅游消费将以年均9.8%的速度增长,企业以及政府旅游的增长速度将达到10.9%,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②文献综述。近年来,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国内许多学者也就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问题进行了探讨。王占祥(2008)认为人均GDP、国内旅游人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国内旅游收入都成正相关;许建国(2009)的研究结果表明,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需要从增加旅游特色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改善交通条件等方面入手;唐文萍(2012)通过实证分析,提出了旅游人数、居民可收支配收入、基础设施建设、假日经济制度是影响国内旅游收入的主要因素;聂晓庆(2014)认为国内旅收入的变化不仅取决于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农村居民旅游花费、铁路运营里程、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且取决于上期国内旅游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综上所述,针对我国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方法较多,而且研究角度也不同,总体来说,国内旅游人数、居民可支配收入、居民旅游花费和铁路运营里程等因素成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本文也将从其中的角度出发,同时加上国内不同时期的旅行社数量这个因素,对国内旅游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1.1 数据的收集
影响旅游业发展的因素众多,因为旅游业具有很多特点,其中综合性即旅游业是集行、游、住、吃、购、娱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大产业,旅游活动的综合性决定了对旅游业的影响分析较为复杂。旅游收入来自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以城镇居民为代表),同时还可能受到基础设施如旅行社数量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主要涉及的变量有:
Y:国内旅游收入(亿元);
X2:国内旅游人数(人次);
X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
X4:国内旅行社数量(个)。
1.2 变量的选择
通过观察数据,根据收集到的1994到2011年的统计数据建立模型,其模型表达式为:
Yt=β1+β2X2t+β3X3t+β4X4t+μt
其中:Y为t年的全国国内旅游收入(亿元);X2为国内旅游人数(万人/次);X为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元);X4为国内旅行社数量(个)。各解释变量前的回归系数预期都大于零。β1表示在不变的情况下,旅游收入的固有增长率,可近似地认为旅游收入Yt是各因素的加权和,βt表示个因素的权数,βtXt表示个因素在旅游收入增长中的贡献。μt为随机扰动项。
■=-4320.224+0.0994X2+2.8069X3-0.2764X4
由于X4不符合经济检验,所以将其去掉,再进行回归得到如下方程:
ln■=-12.5390+1.0728lnX2+1.2781lnX3+0.0153lnX4 该模型R2=0.985603,R2=0.982518,可决系数很高,F检验值为319.4809,明显显著。当α=0.05时,t0.05/2(n-k)=2.160,只有X4的t统计量小于2.16,t检验不显著。说明多重共线性虽没有完全消除,却也被修正一部分。对系数的估计值的解释如下: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国内旅游人数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1.28%;国内旅行社数量每增加1%,国内旅游收入平均增加0.015%。所有的解释变量的符号都与先验预期相一致,则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国内旅行社数量都与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经过检验该方程不存在异方差性。
从上述的模型估计的结果分析可得,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国内旅游人数、城镇居民旅游花费和国内旅行社数量都和国内旅游收入成正相关。这和现实相一致,符合经济意义,即各解释变量的增加会使得国内的旅游收入增长。所以想要增加国内旅游收入,改善旅游结构,就必须先是国内旅游人数和人均旅游花费出现增长,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2.1 鼓励居民出行,增加旅游人次。针对居民生活水平挺高,追求更好地生活质量的心理,积极选出旅游理念,并且为居民提供更好的旅游产品,吸引游客来游玩。政府应该积极扶植当地的旅游产业,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和理论上的指导,积极引导旅游业的发展。旅游部门应该增加旅游活动中的创新点,提出特色旅游和实惠旅游。比如在景色良好,民风淳朴的乡村开展“农家乐”特色旅游,游客来到此处不仅能够欣赏到美好的景色,还可以感受到此地的民风文化,吃到地方特色美食,一举多得。另外,针对不同人群和不同时期可以采取收取不同票价的方法来吸引游客。
2.2 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运输业的建设力度,能够增加游客们出行的便利,使游客们玩得舒适,更增加旅游的吸引力。比如,畅行无阻的铁路和公路路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游客到达目的地的时间,减轻旅客在途中的疲劳。加快对这些地区的基础交通建设,有利于促进这些地区的旅游业发展。还应该建立舒适的住宿环境和服务,可以使游客们舒缓疲劳,并为他们的旅程锦上添花,同时还可以增加这些景区的吸引度。
2.3 建立合理的休假制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人均旅游花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于节假日旅游人数过多,使得很多人避免出行,所以应该完善合理的休假制度,这样不仅可以使人们在繁重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生活,而且还可以使旅游收入增加。另外,改善旅游景区的购物市场环境也很必要。现在,各旅游景点“强买强卖”的现象十分严重,给游客们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也因此减少了景点的人流量。因此,景区的商家应该改善服务态度,为游客们提供具有本地区特色并且富有纪念意义的商品,商品的定价也要合理,让游客们觉得性价比较高,值得购买,从而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消费支出受收入的影响很大,因此,想提高居民的旅游花费,最根本的是要增加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在经济越发达的情况下,旅游的收入才会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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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每个心理都在追求爱情所带来的幸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爱情心理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红楼梦》中,宝黛爱情是这部巨著的主要部分,对宝黛爱情的研究,是红学研究的一大问题。本文用爱情心理学观点对宝黛爱情进行分析,分析了爱情的产生、发展和成熟以及性欲萌动、婚姻提起,阐述爱情、婚姻的整个过程。
主题词:爱情;心理;探幽
一、美的相吸,一见钟情
瓦西列夫认为爱的初始在于对“形象的感知” “当我们直观我们的情欲对象时,我们感觉到她的存在这件事本身给我们带来喜悦和幸福”。费尔巴哈也认为:“爱情能够让人直观它。”这里对形象的感知也好、感觉也好、知觉也好,其实都是说爱的对象的知觉性。能否产生爱,从对方的直觉感知就可以判断出。曹雪芹是怎样写宝黛一见钟情的:“两弯似蹙非蹙詈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餍之愁,娇袭一身之病,累光点点、娇喘微微。”这种外表美的形象出现在生活于女孩子堆中的贾宝玉面前时,潜意识中美的形象,突然崩出,于是顿悟了,这就是心目中所想象的异性在个别人身上得到印证。难怪宝玉会说:“这个妹妹我见过”并且立即产生了爱的火花。从直觉判断出黛玉是“闲静时如姣花似水,行动处弱扶风”的一种病态美,真可谓“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免不了一见上就喜欢。
性爱的直觉性是对异性想象在无意识中的反映,一见钟情者,当对方的外貌气质等想象中的异性美相符合时,不免会赞叹:“啊!太美了”以至大吃一惊。黛玉见宝玉就是如此。起先黛玉听母亲说过宝玉“玩劣异常”,有了一点印象。来贾府后,贾母又介绍说宝玉是一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当黛玉一见到:“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面如桃瓣,目若秋波。”黛玉见这一闪闪发光的美的人物,惊叹“倒象在那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的出现唤醒了黛玉潜意识中异性的形象。接着宝玉问黛玉有没有玉,当听了没有时便发作起“痴狂病”来,摘玉就摔,骂道:“什么罕物,连人之高低不择,还说不准通灵不通灵呢?如今来了一位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玉)不是好东西。”黛玉没想到一见面就在宝玉心中占有在如此神圣的地位,受到贾府“天之骄子”如此倾心的爱恋。
宝黛的第一次相会,美的形象,无不使他们各自成为心中的恋人。一见钟情,开始点燃爱的火焰。
二、宝钗插入,爱情迷惘
恩格斯:“不言而喻,体态的美丽,亲密的交往,融洽的旨趣等是产生性爱的重要原因。” 貌美,是引起男女爱情的的首要条件。瓦西列夫也认为男女之间的爱情始于性的相吸。
宝钗的出现,黛玉便有了“悒郁不念之意”因此,宝黛这种“日则同行同坐,夜则同行同止”的童年生活和初恋的感情蒙上一层阴影。再加上小性儿的黛玉,“愚拙偏僻,视姊妹弟兄皆出一意”的宝玉,两者碰在一起,至此他们的爱情走向猜疑、试探、口角的死胡同里,进入迷惘状态。
第八回,“比通灵”露出宝钗“一对”之意 ,黛玉怪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这里明显的含有嫉妒意,宝钗在,黛玉就不能出现。。
“在爱情上最初的一蹩往往只是一颗火星,长期的观察才能点燃情感的火焰,形成燎原之势。”第十七至第十八回,黛玉是怎样恼火宝玉丢了送给的礼物的:“我给的那个荷包也给他们了,你明儿在想我的东西,可不能够了。”说毕,赌气回房,将前日宝玉所烦他作的那个香袋――才做了一半――赌气拿过来就摔。
小小荷包,实在是情人所赠礼物,送与他人是对情人的背叛,是对情人感情的亵渎。黛玉知道怎不恼火?爱情中特别是处于初恋疑惑时期,往往从一件事上推断出对方情爱感情。宝玉“把衣领解了,从里面红袄襟上将黛玉所给的那荷包解了下来,递与黛玉瞧道:“你瞧瞧,这是什么,我那一回把东西给人了?”
宝玉对黛玉是真心的,否则不会把荷包放去里面,贴在心上保存着。当宝玉说(故意气黛玉)要奉还荷包,且掷向黛玉怀中时,黛玉越发生气起来。声咽气堵,又汪汪的滚下泪来,拿起荷包来又剪。黛玉是又气、又急、又怨,气得是宝玉奉还荷包不领情,急得的是自己错怪了宝玉,因而说不出话来。怨的是宝玉既知我的心意,又故意奉还荷包气我。初恋期,恋人的每一个眼神、每一句急促的话,都可能催发爱情的想象引起猜疑。
宝玉妹妹长、妹妹短赔不是以后,笑道:“你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是第一次对恋人的爱的表白。这场无明火的迸发,使得情感之火越烧越旺,爱情由疑惑走向猜疑、试探和口角。
三、性意萌动,钟情怀春
在性和生理逐渐成熟的时期,爱情是有纯精神的性质,表现为情感友谊形式。如果说宝黛的初恋,是在从小青梅竹马和少年童稚基础上过来的,既有童年,少年的戏耍,也有逐渐成熟时的友谊,那么随着身体的发育,性功能的成熟,一个具有性欲的人出现了。
人类的生物性,社会性构成的爱情的基础。性驱力和性能力是爱情意识萌发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即爱情的物质基础是男子和女子的性欲。
看《红楼梦》宝黛是怎样涉及性心理的。早在初恋时,宝玉就闻到宝汊身上有一股奇香,便要讨吃。其实这奇香正是情窦初开的少女的体香。十九回,宝玉闻从黛玉袖口中发出的幽香,闻之醉魂酥骨。这”幽香”乃女儿天然之香。意大利一位心理学家马汝认为:“男女到了成熟的年纪,在广义的性生活开始时,异性的体臭充满着性的刺激。”宝玉好吃口红,实际上在寻找一种性欲刺激。
而作为性意识的真正萌动,还是在看《西厢记》等传奇角本之后。“古今小说,邢飞燕,武则天传奇角本,真真这是好书。”这些书专写男女恋爱,至情至性。“你要看了,连饭也不想吃呢?”宝玉看了急忙向黛玉推荐。黛玉接过书来瞧,从头看去。“越看越爱看”可见一对男女在怀春之时,春意萌动之际,稍微一触,性欲大发。黛玉“自觉词澡警余香满口,虽看完了书,却只管出神,心内还默默记诵,”对于一个在严酷封建束缚下的少女,被压抑的春心放开以后,便像游曳在从未涉及的爱河里。果然有趣。偷吃禁果以后,获得一钟至高无上的快感。宝玉急迫地把它记下来:“我就是多愁多病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黛玉听了,立即因情发而抖起羞涩的反映:“不觉带腮连耳通红,登时直竖起两道似蹩非蹩的眉,瞪了两只似睁非睁的眼,微腮带怒,薄面含嗔。”娇羞的少女被撩拨起性欲时,羞愧难当。“呸,原来是个苗而不秀,是个银样蜡枪头。”这里黛玉怂恿宝玉追求。这一对自由恋爱的少女,在暂时丢开一切尘世烦恼时,感到着实快乐,天地间只有黛玉和宝玉,沁芳桥下汩汩流水,大观园里落红成阵。这一片美景,荡漾着一片春心。
宝玉和黛玉唤发春情是通过古今小说和传奇故事。自由恋爱和大胆追求,爱情进一步走向成熟。
四、爱情力量,改变生活
莫里哀:“爱情是一位伟大的导师,教会我们重新做人。”《红楼梦》中,王熙凤说黛玉在宝玉面前如同一盏“美人灯”。这盏用忠贞爱情和善良的心,用眼泪和心酸点燃的小灯,照亮了宝玉生活的道路。
《情爱论》:“当一个人确定在爱着的时候,他完全不可能想到要在肉体上同他的所爱的对象结合。”贾宝玉这个公子哥儿们,不免受封建正统阶级思想的影响。也有不规的脾气。如宝玉有吃胭脂的习惯。第23回吃金钗儿嘴上的胭脂,24回吃鸳鸯嘴上的胭脂。对待女孩子有时也表现出的脾气如端阳宝玉回园,开门动作迟了就踢丫环――袭人。所以这些都不是在黛玉身上发生。宝玉在黛玉面前是相当规矩的,从不曾冒犯过黛玉什么。“着个神仙似的妹妹”心中挚爱的情人,宝玉对她从不会产生任何邪念。三十三回,宝玉挨打,黛玉来看他,哽噎着说:“你可都改了吧!”这是既是黛玉对宝玉的体贴,又是对他的希翼。宝玉回答说:“你放心”也是宝玉对待女子持同情态度这一思想的坚定,后来,宝玉吃胭脂的习惯也好,打人骂人的习惯也好都被改了,这正如莱蒙托夫所说:“用全部精神力量使自己的心上人变得更美,帮助他克服缺点。”也就是说,宝玉不仅对女孩子有进一步的尊重和同情,而且对爱情关系采取了更严肃的态度。
正是这一盏美人灯,使宝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感到一种美。精神境界有所升华,有了一股向上的力。他们的爱情不仅有共同的理想、兴趣、共同的好恶,而且爱情是专一的、纯洁的,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六、爱情议论,婚姻提起
宝黛爱情,从他们一见钟情始,就被贾府人们所注目。第二十回,宝钗、宝玉、黛玉、史湘云四人玩笑,林黛玉咬舌学史湘云对黛玉笑道:“……我只保佑着明儿得一个咬舌的林姐夫……”,这“林姐夫”指的是宝玉。二十五回,凤姐笑道:“吃茶吃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还不给我们家作媳妇?”黛玉脸红了,凤姐又道:“你别做梦了,你给我们家做了媳妇,少什么?”指着宝玉道:“你瞧瞧,人扬儿门第配不上,根茎配不上、家私配不上?那一关还玷辱了谁呢?”这种把吃茶意指女子受聘出嫁当作玩笑来开,实在不是。不仅王熙凤等上层人物这样议论,就是下层人也肯定了宝黛爱情和婚姻。六十六回,尤二姐、尤三姐、兴儿的议论:“若论模样儿、行事为人,倒是一对好的,只是他(宝玉)已有了,只未露形,将来准是林姑娘定了的,因林姑娘多病,二则都还小,故尚未及此。再过三二年,老太太便一开言,那是再无不准的了。”如果说下人的议论不能决定婚姻的话,至少可看出宝黛两者的爱情关系以及婚姻的发展。不仅这样,宝黛他们自己也希望爱情缔结成婚姻。四十五回,宝玉去看黛玉,带着大箬笠、披着蓑衣。黛玉看见后不觉笑了:“哪里来的渔翁?”后来宝玉说:“我送你一顶。”黛玉说:“我不要它,戴上那个,成个画儿上画的和戏上扮的渔婆了。””渔翁”和“渔婆”之说,显然暗示着婚姻关系。
脂评戊本夹批二十五回,王熙凤曾对黛玉来玩笑说:“你既吃了我家的茶,怎么不给我们家做媳妇儿?”说:“二玉事在贾府上下诸人,即看书、批书人皆仪定一般好夫妻,书中常常每每道及,岂其不然,叹叹!”庚辰本批说:“二玉之配偶,在贾府上下诸人,即观者,作者皆为无疑。故常常有此等点题语,我也要笑。”
从脂评中也看出,按爱情发展线索宝黛这一对有情人将终成眷属。
参考文献:
[1]朱一强.《爱情心理学》。
[2]歌德.《诗与真》。
[3]瓦西列夫.《情爱论》。
[4]曹雪芹.《红楼梦》。
大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青春期,生理基本成熟,心理自我意识不断增强,对爱情充满着向往,并以各种方式进行爱的体验;但是在大学的特定文化背景下,大学生的恋爱属性又区别于社会青年,大学生在爱情方面存在各种各样的心理困惑。因此,通过合理的教育引导使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有利于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发展。
大学生爱情观爱情心理长期以来,大学的教育更多地注重专业知识的传输、思想道德的提升,对于大学生个人的心理发展关注程度较低,大学生的心理困惑无法排解,郁积为心理问题,必然会影响学生的学业和身心发展,严重地还会危及他人的安全,影响学校的和谐与稳定。笔者在工作实践中发现大学生受爱情与性的问题困扰较大,因此爱情心理教育势在必行。
一、高校爱情现状及问题
1.恋爱普遍化
目前的在校大学生年龄在17~23之间,据有关调查显示曾经恋爱和正在恋爱的比例达69.19%,青春期的大学生对爱情充满向往,并积极的追求,在生理因素和外界因素的影响下,很多学生纷纷坠入爱河,大学中谈恋爱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向低龄化发展。
2.恋爱过程公开化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千百年来人们给予爱情美好的赞誉,传统的恋爱方式比较温婉、含蓄。社会发展到今天,更加开化和包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也更加开放,大学生必然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加之青春期的强烈需求,在恋爱方面的行为和方式更加公开,对恋爱关系不隐晦,情感表达方式大胆、直接。
3.“性”知识缺乏
性,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是一个敏感的字眼。长期以来,“性”的禁锢和封闭以及性教育的落后,使大学生们对“性”产生了极大的神秘感,受大众传媒的影响,获得的一些不科学和零碎的性知识,对性一知半解,这种性无知和性困惑产生一些心理矛盾冲突和不正当的性行为,严重影响着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业发展。大学生生理早熟和心理滞后现象,导致对爱的掌控能力较低,恋爱成功率低,甚至发生恋爱悲剧。
4.恋爱动机多样化
爱情是人类的美好情感,是人生中的重要的情感体验,青年大学生向往美好的爱情体验,但是由于自身和外界的影响,往往有不同的恋爱动机。应该说绝大多数大学生恋爱的动机是出于爱情,动机是积极的。也有一部分是出于生理上的需要,性冲动成为恋爱主要诱因;物质上的需要也是动机之一,恋爱关系中,相互依赖,同时也进行着各种交换,良好的家庭背景和发展前途往往成为恋爱的关注点,个人的虚荣心和攀比心理得到满足;还有一些人,仅仅是出于弥补心理的空虚与孤独,甚至是出于“单身没面子”的心理,去谈恋爱。动机不良往往会导致恋爱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恋爱关系不稳定,道德责任意识缺乏,甚至矛盾冲突发生恶性事件。
二、形成大学生爱情心理问题的原因
1.家庭因素
家庭对个人的人格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父母的教育方式对孩子的为人处事有着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待爱情和性的方面,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谈“性”色变,父母对孩子关于性的问题一般采取回避甚至欺骗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性知识缺乏;也有一些父母向孩子传达的信息是性肮脏、丑恶的观念,导致孩子长大后对性的鄙视和回避;单亲家庭的性教育缺失和歪曲也会导致孩子认知的偏差。因此,新时代的父母要掌握合理的性教育方式,像孩子传达正确科学的信息。
2.学校因素
首先,进入高校后,大学生拥有了更加宽松和自由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学习上的压力减轻了,课余时间也更多了,空虚无聊的时光需要有人共享;加上远离父母只身在外情感需要有所依托;高校中对恋爱没有明文的禁止;大学生集体活动多,业余活动丰富与异性接触机会多;以上这些因素成为大学生谈恋爱的推动因素和条件。
其次,高校对大学生的爱情心理教育重视不够,在恋爱观教育中往往只是灌输道德准则,忽略了人性关怀,造成大学生在恋爱中遇到问题迷茫无助。不少高校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氛围,缺乏系统的教育内容,很少开设针对大学生恋爱问题的课程。
3.社会因素
首先,在国家政策方面,2001年教育部对参加高考的考生取消了年龄限制和婚否限制,2005年教育部废除了“在校大学生不准结婚”的规定,基于这些政策背景,大学生结婚已经成为合理合法的行为,谈恋爱更是无可厚非。
其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多种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着大学生的爱情观的形成,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良社会思潮。同时,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网络在大学生的生活中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而一些错误、虚假、庸俗的信息未经过滤就传播出来,对辨别能力不高的大学生有着不良的影响。
三、爱情心理教育的内容与对策
1.在高校中普及爱情心理学知识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在某种意义上讲爱情是人生的必修课,爱是需要学习和培养的。处在人生发展的关键期的青年大学生更加需要了解爱,学习爱。因此,在高校中唤起学习爱的意识普及爱情心理学知识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大学生迫切的需要。比如让大学生深层次的理解爱的内涵、学习如何爱、了解恋爱的心理、爱与性的关系、爱情与婚姻等内容,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乃至今后婚姻家庭的幸福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2.加强性教育
性作为人的一种本能,是一种自然生理现象,贯穿于人的一生。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的生理需要,还是爱的升华和表达。性本能是人的自然属性,但人的这种本能要受道德、法律等社会规范的制约。在现实中,许多大学生由于性知识的缺乏,对性的误解,导致悲剧屡屡发生。树立正确的性意识对大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在当前的高校教育中不能忽略和回避性教育,应该把青春期的生理和心理知识传输给学生。学校应该开设相关的课程,科学严肃的把相关知识教授给学生。
3.倡导积极健康的恋爱方式和行为
青年大学生谈恋爱本身是合情合理的,之所以引发很多问题是因为对恋爱的方式和行为不正确的选择和处理。在高校教育中不应该回避和一味否定,而是应该倡导积极、健康的恋爱方式和行为,使爱情真正成为一道美丽的校园风景。
4.社会、学校和家庭的正确引导
首先,在社会层面应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保障作用,社会舆论和大众传媒应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用健康高雅的精神产品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帮助大学生辨别道德界限,树立正确的婚恋观。
其次,学校应该重视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学生完善健全人格,加强爱情观和性知识教育,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根据大学生的生理和心理特点举办一些学生喜欢的知识讲座和活动,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开展情感咨询热线等为学生服务。再次,要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家庭氛围和家长的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父母应该与时俱进的转变观念,加强与孩子的交流沟通,注重孩子的情感教育,关注孩子的情感变化,进行积极地引导和教育。
总之,社会、学校的教育要形成合力,共同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而努力。
参考文献:
[1]李伟雄,王庭照,林传军.大学生恋爱观教育浅议[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0,(12)
[2]李承宗、甘雄.大学生恋爱动机的心理学分析[J].中国电力教育,2008,(8)
[3]岳莹.大学生恋爱观的调查与引导[J].高校辅导员学刊,2010
[4]贾晓明.学习建立亲密关系:大学生恋爱心理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3,(6)
[5]李颖.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价值观促进青年的健康成长[J].广州师院学报,2000,(12).
【摘 要】 数不胜数的诗人、作家或热情讴歌赞美,或理性分析批判,总结出了一个又一个爱情的真谛,但对爱情这一奇妙的现象背后的心理学原因解释得似乎并不深刻。本文总结归纳了社会心理学中最值得关注的四个爱情理论,对这些理论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必要的阐释,并对这些爱情理论所表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关键词】 社会心理学; 爱情理论; 评述; 意义
1 情感两因素理论
情感两因素理论(Two factor theory of emotion)由美国心理学家Stanley Schachter & Jerome E. Singer(1962)提出,因此又叫做沙克特-辛格理论(The Schachter- Singer theory)。这一理论提出后被广泛地接受。该理论认为情感主要由心理上的唤起(physiological arousal)和认知因素(cognitive factor)所决定[1]。这个理论提出了一个情感经历模型(见图1),此模型取决于对心理刺激做出的反应的认知。这个理论下,个体通过感觉器官感知特定的情感对象,由此衍生出了一种自发唤起。伴随着这种共同刺激的模式是一个特殊的认知,这种认知允许个体根据已有的经验和自己感知效果的具体特点来解释交互式的感情状态。此理论同时也提及了反馈机制的显著性,过去的经历为个人理解和定义他的感情,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在对他们的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推测后,他们还提出了三个重要的辅助性命题。
如果个体对于自我唤起没有合理的解释,他就会基于已有的认知来定义他的感情。
如果个体对于自我唤起有某种合理的解释,他就不会基于已有的认知来定义他的感情。
在相同认知的情况下,个体只会基于心理的满足感,对情感经历做出反应。Elaine Hatfield & Ellen Berscheid( 1974)年所进行的一项引发争议的对浪漫爱情的分析认为,激情洋溢的吸引力来自于(1)身体的欲望(2)对方是引起你欲望的人。这一观点被看作是情感两因素理论的应用。同年进行的一项关于恐惧是否会增加性吸引力的研究也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理论(Donald Dutton & Arthur Aron,1974)。他们在温哥华的一个公园的两座桥上做了一个有名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恐惧增加了吸引力[2]。
然而,两因素理论容易产生一个曲解,那就是错误归因(misattributions),在解释我们感情发生的原因时会作出错误的判断,即唤起也可以来自错误的源头。当唤起的源头不止一个时,如果忽略了其他令人兴奋的影响时,就会带来错误归因,从而产生错综复杂的问题。
错误归因最典型的例子是激感转移(excitation transfer),当一个刺激引起的欲望与另一个刺激所引起的欲望结合在一起时,若其中任何一个刺激被忽略时,唤起就会被认为是第二个刺激所引起。我们并不知道究竟是那个刺激引起欲望,或是二者兼有。
当进一步研究后发现了一个好的消息,错误归因的担心是多余的。因为错误归因和激感转移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一个限制是由时间流逝引起的,激感转移能够被最初的唤起和接下来的情感反应之间长时间的延迟消除。因而随着最初唤起的消失,不会产生错误归因。另一个限制是由归因的明晰性带来的,如果激感转移取决于错误的归因,那么了解最初的唤起的真实原因可能会终止这一过程。一些研究人员甚至质疑,来自某些源头的唤起会激发一些不相干的情绪反应,在这一过程中的错误归因的必要性受到质疑。他们认为,其中只牵涉到一个简单的反应形式(response facilitation)过程。换言之,只要有唤起存在,不管它来自何处或我们怎样加以解释,我们对这种情形的主导反应就会被激起。
2 Zick Rubin的爱情理论
心理学家Zick Rubin(1973)提出浪漫爱情包含了需求的依恋(attachment)、关爱(caring)和亲密(intimacy)这三个成分的爱情理论。需求的依恋是指得到伴侣关爱、亲近和身体上的接触的需求。关爱包括与自己同等地重视伴侣的需求和幸福。亲密包括与伴侣共同分享想法、欲望和感受。 Zick Rubin根据这一定义编制了一个量表进行问卷调查,以评估对他人的态度;结果他发现,这些量表为他的爱情理论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3]。之后,Hatfield & Precher又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更为详实的爱情量表以反映人们在描述朋友和爱人关系时的不同。这些量表可以反映出思想与爱情的关系,并且思想与爱情之间的作用是双向的。如果我们花很多时间取向对方,我们就会感觉更爱对方;如果没有很多地去想对方,我们的爱可能也不会更多。相反也是一样,人们越爱对方,就会越想对方,见表1。
另外,在浪漫关系中,人们经常将伴侣理想化,对伴侣建立一种善意的、大度的认知,强调他们的美德而弱化他们的缺点。人们经常以一种积极的幻想(positive illusions)尽可能好地描述自己的伴侣。这种幻想混合了对伴侣的现实认识和完美伴侣的理想看法。他们并不忽略伴侣现实中的缺陷,只是认为这种缺点没有像别人所感知的那样强烈。在浪漫的恋爱中人们对爱人的理想化和赞美程度倾向于顶峰,人们忽略或重新解释那些关于爱人不好的信息。
3 爱情的三元理论
三元理论(Triangular theory of love)由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婚姻专家Robert Stemberg(1986)提出。该理论认为爱是一个多维的体验。把爱情划分为三个成分:亲密(intimaty)、激情(passion)、承诺(commitment)。亲密包括了热情、理解、交流、支持及分享等特点,该成分是感情上的;激情则是以身体上的欲望为特征,常表现为对性的渴望,从伴侣处得到满足的任何强烈的情感需要都属于这一类别,该成分是动机性的;承诺包括将自己投身于一份感情的决定及维持感情的努力,该成分是认知性的[4]。Robert Stemberg认为组成爱情的这三块基石能够组合成不同类型的爱情。
Robert Stemberg认为爱情关系中的“温度”来自于亲密,“热度”来自于激情,而承诺所反映的则完全不是出于感情或性情的决定。在Robert Stemberg的理论中,每个成分的程度会由浅到深,如果将这三种成分描述成两个人分享的爱情三角形的三条边的话,三角形可能呈现各种大小和形状,爱情也将变得复杂多变。如果单纯考虑三种不同成分的强和弱两种形态的简单组合,爱情将产生以下类型,见表2。
这三个成分中,激情被认为是最容易产生变化的,也是最不好控制的,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发现自己对别人的欲望急剧上升,然后迅速消失,很难有意识地掌控这些变化。那么浪漫爱情中高程度的激情的持久性也值得研究。三元理论如此清晰地界定三者,只是为了说明亲密、激情、承诺这三个成分中的同等重要性。而现实中三者往往比三元理论所表现的要更为高度关联,很难把它们划清界限。然而,这一理论为研究不同类型的爱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分析框架。无论是否完全正确,它确定了许多婚姻中可能出现的不同类型的爱,让我们有更为宽广的视角加以研究。
4 依恋理论
早在20世纪60年代Bowlby就对依恋进行过细致的研究。依恋理论最早用来解释婴儿与养育者之间的情感联系。Cindy Hazan & Phillip Shaver(1987)将这一想法用于考察成人依恋关系的研究,提出成人依恋是指个体与当前同伴形成的持久的情感联系(曹亮、马伟娜,2007)。他们在研究依恋关系时仍然使用发展心理学家在孩子们身上得出的三种依恋分类。即安全型(secure)、焦虑矛盾型(anxious-ambivalent)和回避型(avoidant)。安全型的人对情感的亲密和相互依赖感到很自在;焦虑矛盾型的人是粘性的、占有性很强,寻求更多的亲密和安慰,而这常常超出人们所愿意提供的范围;回避型的人则不喜欢依赖和亲近[5]。
在爱情中,研究发现安全型的依恋类型与爱情的三元理论中的三个成分有着正面的联系。安全型的人能够体验到高度的亲密、激情和承诺,安全型的依恋也与较高程度的性爱和自发之爱,以及较低程度的游戏爱情相联系[6]。总之,安全依恋与更为丰富的浪漫和友伴爱情的经验相关联。相形之下,另外两种类型的人体验更低的亲密、激情和承诺。
随着依恋研究的逐渐深入,人们认识到这个常规的依恋类型的划分相对于实际过于简单化了。依恋研究专家Kim Bartholemew(1991)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和科学的依恋类型理论,即四个类别的依恋理论,见表3。
Kim Bartholemew将这四个经过修改的风格描述成不同依恋风格。从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总体评价的相对积极、相对消极出发,发现这会导致他们在亲密关系中有不同的表现。现在研究人员普遍接受了他的两个观点,一个是关于依恋风格和自尊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另外一个是根据“自我”和“他人”的人际交往效果来思考这两个维度是有意义的。即从“对亲近的自在性”和“对遭抛弃的忧虑”来思考人际交往的效果[7],见表4。
依恋理论将四个风格看作是分离的、纯粹的四种类型进行讨论,然而现实中并不表现得那么泾渭分明。这就遇到了与讨论三元理论时相同的问题,在亲密、激情和承诺都表现得非常高或者非常低时,不同类型的爱情很容易被区分开来。但是当三者表现得忽高忽低并且交叉出现时,分类就变得模糊不清了,甚至失去了它的意义。很多时候依恋的四种类型相互间是显著关联的,同一个人可能在安全型和不安全型里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只是更倾向于某一类罢了。
然而,由于这四种分类非常精当,因而仍被广泛使用。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人员只提到三种依恋风格,而现在他们常常提到四种,但将其作为“忧虑”和“自在”得分的一个方便的区分,而不是当做其中毫无关联的截然不同的区分。最大的区别可能在于“安全型”的人和不是安全型的人(对遭到抛弃有着较高的担忧或对亲近有着较低的自在性的人,或者两者兼有的人)。
5 理论的意义及启示
5.1 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爱情四种理论都是社会心理学研究视角的拓展,社会心理学从单纯地关注认知、思维、决策等理性过程的维度向人类感情、关系等感性课题研究的拓展。这些理论对爱情进行科学的实证研究,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科学的论证和总结。虽然研究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是由感情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即人们倾向于根据自己的体验来判断其研究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令人赞叹的大胆探索显然为人们科学认识感性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
5.2 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爱情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爱情古已有之,不管是古希腊时期崇尚的“柏拉图式的爱情”,中世纪未婚骑士与已婚贵妇之间的“优雅之爱(courtly love)”,中国封建时期“包办之爱”,还是现代社会的“自由之爱”,都可以发现,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的爱情是截然不同的。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爱情能否持久,通过怎样改善爱情中的关系来维持更为持久而甜蜜的关系,爱情与婚姻有着怎样的关联,影响爱情变化最为基本的因素有哪些以及怎样影响,爱情世界中有着怎样的亲密关系的博弈等等。这些复杂而现实的问题正是这些理论所涉及和关心的,并且以打破传统的方式进行严密的科学论证,这正是这四种理论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 [美]莎伦.布雷姆等,著.郭辉,肖斌,刘煜译.亲密关系[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5.
2 贾茹,吴任钢.论罗伯特•斯腾伯格的爱情三元理论[J].中国性科学,2008,3.
3 曹亮,马伟娜.依恋研究简述[J].社会心理科学,2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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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原意在英语中指代物的第三人称单数。另有其他单词的缩写,例如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即时翻译 instant translation;创新技术innovative technology等。也指信息技术行业的英文简称。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言文化论文:and的理解与表达。仅供大家参考!
and的理解与表达全文如下:
and是英语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连词,用来连接词、短语和句子。 笔者根据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英语新教材 ,试就and的用法进行归纳, 以利于读者理解与掌握。
一、表示并列或对称的关系and可以用来连接语法作用相同的词、短语或句子,可译为“和”、“并”、 “又”、“兼”等。如:
Lucy and I go to school five days a week. 我和露西每周上五天学。(连接两个并列主语) You must look after yourself and keep healthy.你必须照顾自己并保持身体健康。(连接两个并列谓语)
They teach us Chinese and we teach them English.他们教我们汉语,我们教他们英语。(连接两个简 单句)
如果连接两个以上的词语,通常把and放在最后一个词语前面;为了强调,可在两者之间分别加上and;把词语连接起来时, 通常把较短的词语放在前面。如:
I like eggs,meat,rice,bread and milk.我喜欢鸡蛋、肉、米饭、面包和牛奶。
All that afternoon I jumped and sang and did all kinds ofthings.那天整个下午我又唱又跳,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The apples are big and delicious.苹果又大又好吃。
有些用and连接的词语,次序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改变。如:
men,women and children男人、妇女和儿童;fish and chips 炸鱼加炸土豆片等。
二、表示目的 在口语中,and常用在go,come,try等动词后连接另一个动词,表示目的。此时and相当于 to,不必译出。如:
Go and see!去看看!
Come and meet the famly.来见见这家人。
三、表示条件和结果 在祈使句后,常用and连接一个简单句,表示条件与结果的关系, 它们在语法上是并列关系,但在意义上却是主从关系,也可译为“如果……就……”。如:
Work hard and you will live happily.=If you work hard,you will live happily.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会活得愉快。
Come early and you will see him.=If you come early, youwill see him.如果你早来的话,你就会见到他。
四、表示承接关系 and用在句首,起承上启下的作用, 可译为“因此”、“那么”、“于是”等,也可不译。如:
And what's this?那么这是什么呢?
And the air today is nice and clean.今天的空气真清新。
五、表示动词的先后关系and常用来连接两个动词或动词词组,后一个动词所表示的 动作发生得迟一点 。此时and相当于then, 可译为“然后”。如:
Then he got out of the lift and climbed up to thefifteenth floor on foot.于是他从电梯里走 出来,然后步行爬上第15层楼。
Go along the street,and take the third turning on theright.沿这条街走,然后在第三个路口向右拐。
六、表示动作上的伴随关系 and连接两个动词, 动作同时发生,前一个动词表示姿势 或状态,后一个动 词表示伴随动作, and 相当于while,可译为“边……边……”。如: They talked and laughed happily.他们愉快地边谈边笑。
The baby watched and listened.这个婴儿边看边听。
七、表示因果关系 and连接两个动词或两个分句,带有因果关系,此时and相当于so, 可译为“便”、“ 于是”、“因而”、 “结果”等。如:
She couldn't find her mother and began to cry.她找不到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It's a fine day today,and everyone is busy. 今天是个好天气,因而人人都很忙。
八、表示意义上的增补 and连接两个分句,第二个分句是第一个分句的补充或进一步说明,可译为“又 ”、“同时”等。如:
If you want to be thinner and healthier,you have to eatless food—and you also have to ta ke more exercise. 如果你想既苗条又健康,你就得少吃食物——同时,你还得多进行运动。
Don't be late—Oh,and put on your old clothes.别迟到——噢,还要穿上你的旧衣服。
九、表示递进与转折and表示转折时,相当于but,但语气较弱,可译为“而且”、“可 是”、“不过” 或不译。如:
I mean you eat too much,and you don't take enough exercise.我的意思是你吃的太多,而且运动得不 够。
They call me Lily sometimes,and I don't always tell themthat they've made a mistake.他们有时叫我莉莉,但我并不总是告诉他们说他们弄错了。
十、表示强调,加强语气 用and 连接两个相同的动词表示动作的反复;用and连接两个相同的副词,表示动作的延续;用and连接同一个形容词或副词的比较级表示程度的逐 步加深。如:
The baby laughed and laughed.这个婴儿笑呀,笑个不停。
They talked on and on very happily.他们很高兴地谈了又谈。
She looked at me and cried harder and harder.她看着我,哭得越来越厉害。
十一、and有时连接两个反义词 and连接的两个反义词在句中作状语或后置定语,这两个词的次序不得颠 倒。如:
He uses a lift to go up and down.他乘电梯上楼下楼。
When C
hrist was born nearly two thousand years ago. manypeople,rich and poor,gave him pres ents.差不多两千年前,耶稣出生时,许多人,无论贫富,都给他礼物。
十二、and连接两个数词或连接百位和十位之间的数词,前者可译为“加”,后者则不译。如:
What's one and two?一加二是多少?
There are three hundred and sixty-five days in a year.一年有365天。
Both John and Ann have got penfriends.约翰和安都有笔友。
The museum is between the post office and the hospital. 博物馆位于邮局和医院之间。
I love autumn because it's nice and cool.我喜爱秋天,因为它很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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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人口结构与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多解释变量研究法,不只把人口年龄结构作为实际汇率的解释变量,还加入了经济增长率。主要因为人口年龄结构和实际汇率两者之间的并没有直接传导的关系,因此引进一个对两者联系都比较紧密的经济增长率作为递进的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REER)。利用中美的消费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
REER=ER*CPIf/CPI
其中ER是中美名义汇率指数,CPI是中国的消费价格指数,CPIf是美国的消费价格指数。本文选取2000年第三季度--2013年第四季度的季度数据作为数据区间,共54个样本。数据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网站、中国统计年鉴和美国统计局。
本文的解释变量是人口年龄结构和经济增长率。用CHILDREN表示0-14 岁人口占比,LABOR为15-64岁人口占比,OLD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经济增长率的选取是由我国的GDP决定的,记为RGDP。
由于CHILDREN+LABOR +OLD=1,三个变量完全共线性,所以仅选取劳动力人口占比和老年人口占比作为人口结构解释变量。在此基础上,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将REER、LABOR、OLD和RGDP分别取对数,再通过Eviews软件进行季节性调整,记为如下模型:
LNREER_SA=c+β1LNLABOR_SA+β2LNOLD_SA+β3LNRGDP_SA+ε
(一)单位根检验
由于时间序列具有非平稳性。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在进行协整分析之前,需要对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 检验)以确定各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由表1可以看出,LNREER_SA、LNLABOR_SA、LNOLD_SA、LNRGDP
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大于0.05,即时间序列不平稳,存在单位根。进行一阶差分后DLNREER_SA、DLNLABOR_SA、DLNOLD_SA、DLNRGDP_SA的ADF检验的P值均小于0.05,即各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时间序列是平稳的。由于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同是一阶单整,因此可进行协整检验。
表1 各序列的ADF平稳性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的P值 结论
LNREER_SA 0.7436 非平稳
DLNREER_SA 0.0000 平稳
LNLABOR_SA 0.7917 非平稳
DLNLABOR_SA 0.0043 平稳
LNOLD_SA 0.9921 非平稳
DLNOLD_SA 0.0002 平稳
LNRGDP_SA 0.2674 非平稳
DLNRGDP_SA 0.0000 平稳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 检验所得
(二)协整检验
本文研究的是多个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因此采用Johansen 协整检验方法。如表2所示,迹检验法和最大特征值法均表明在0.05水平下,变量间存在4个协整关系。因此可以认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表 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Hypothesized No. of CE(s) Trace test Prob.** Max-eigenvalue test Prob.**
None * 0.611900 0.0000 0.0001
At most 1 * 0.471721 0.0001 0.0014
At most 2 * 0.266550 0.0102 0.0356
At most 3 * 0.091447 0.0302 0.0302
Trac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Max-eigenvalue test indicates 4 cointegrating eqn(s) at the 0.05 level
数据来源:笔者通过Eviews检验所得。
确定了变量间协整关系的存在,则可以利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的原理推算出具体的协整方程。
表3 标准化协整系数
DLNREER_SA DLNRGDP_SA DLNOLD_SA DLNLABOR_SA
1.000000 -0.503240 -2.277929 1.386025
由表 3可以得出协整方程:
LNREER_SA=0.503LNGDP_SA+2.278LNOLD_SA-1.386LNLABOR_SA。
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确实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我国劳动力人口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率的上升都会使人民币汇率升值,而老年人口的上升则会对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影响,其中,人口结构对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和贬值的影响更大。劳动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1.4%;老年人口比率每增加1%,会使人民币实际汇率贬值2.28%。
因此,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要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要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注重劳动力人口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我国也要在一定程度上放宽对人口限制的政策,保证一定程度的人口出生率,以保证劳动力人口的比重。自2000年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因此加快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也迫在眉睫,这样才能使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得到有效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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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问题是各国都存在的通病,而我国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潜在的威胁。法治监督不力是导致腐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立法禁止“理解腐败”言论的法理解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立法禁止“理解腐败”言论的法理解析全文如下:
摘要: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东西的危害都没有“腐败合理论”危害大。与腐败本身相比,“腐败合理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是腐败从物质向精神层面的扩展。“腐败合理论”表明,腐败的现象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腐败和经济上的掠夺,而且还要为之寻求精神和道义的支持,这是腐败现象对人类良知和人民主权的公然挑战。国家必须通过立法对“理解腐败”的言论加以禁止,通过反腐败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威,巩固民主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
关键词:腐败;社会评价;民主法治建设
个案和本质、理论和实践是我们认识世界、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两种方法,也是法律规范社会的重要工具。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应当建立起一种本质上符合公共理性的社会判断体系,这不仅有利于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是一个生气勃勃的社会必不可少的观念标志。而这往往与一些基本的理论命题有关,笔者试就几个问题提一些想法,以求教于识者。
近期,《环球时报》一篇文章中谈道,“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引发网民热议。①《环球时报》这样一种严肃的国家报刊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公然发表为腐败张目的文章,着实让人惊讶。记得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开始涌动的腐败浪潮,就有一种观点,说“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笔者1996年初在《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过“腐败不可避免论的实质是腐败合理”的论文,并对“腐败合理论”进行了批驳。现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这种为腐败张目的言论沉渣泛起,再一次说明中国反腐败的严峻性。
腐败是公权的滥用。2004年9月19日闭幕的第十七届国际刑法学大会,通过了有关《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腐败及相关犯罪》专项决议,其中对腐败给出明确的定义:“腐败指任何公职人员在任何时候,以实际的或者潜在的行使或者不行使公职人员职能为交换条件,为自己、他人或者任何机构索要、同意接受或者接受不论何种性质的不正当利益。腐败的构成不要求为实现所图谋的利益而实施甚至企图实施作为或者不作为。”如果说腐败是封建政治的伴生物,② 那么反腐败则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民主政治不仅要反腐败,而且只有通过反腐败机制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因此,作为民主政治法律化的法治自然与反腐败有着本质的联系,甚至可以说,民主一开始就是基于反腐败的政治考虑。这一点,美国宪法创建者汉密尔顿和麦迪逊认为:“每部政治宪法的目的就是,或者说应该是,首先为统治者获得具有最高智慧来辨别和最高道德来追求社会公益的人;其次,当他们继续受到公众委托时,采取最有效的预防办法来使他们廉洁奉公。”[1]在当代世界,腐败已经成为“过街老鼠”。因为腐败行为不仅违背了公权对人民的承诺,而且鲸吞了人民的财产,破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以中国为例,越来越严重的腐败不仅使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入私家腰包,而且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司法不公,国家公信力低迷,社会诚信体系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和精神文明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流媒体不为反腐败建言献策,反而为腐败行为张目,只能证明:某些腐败的势力已经不满足于行为上的腐败,而且要把这种行为上的腐败转化为观念上的正当性。
显然,要让人民理解腐败不但不合理而且荒诞。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一切国家权力都来源于人民,而且必须服务于人民。为人民服务是国家权力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必然逻辑。一切以权谋私的腐败行为,都是对人民的背叛。因此,人民有权将一切腐败行为绳之以法,并追究其政治和法律责任。诚然,当代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彻底消灭了腐败,但这并不等于说腐败是合理的和正当的。因为,腐败与腐败有本质的不同。在当代世界,发达国家为了防范腐败建立起极为严格的制度,即使有腐败也是偶然的。如每年在国际清廉组织名列榜首的北欧诸国,公务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极为罕见。芬兰人认为,健全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政府官员的诚实可靠,不能让任何人和任何部门有超级权力。但是,中国的腐败不同。其概括起来有两大特点:
一是腐败的人数和腐败所侵吞的资产惊人,如关于中国贪官外逃,2003年来被媒体频繁引用的一组官方数字:“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50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①这实际上只是被检察机关掌握的一部分,精确的数字显然不止这些。
二是出现了前赴后继、群体性和关键行业腐败的现象。如司法领域,这个应当最具公信力的机构的腐败同样令人震惊。仅近年媒体披露的就有长沙中级法院腐败案、广东省中级法院腐败案及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腐败案。甚至反腐败部门也出现大量的腐败,某地反贪局长4个老婆6个孩子家产上亿元。② 最高人民检察院披露,2005年至2009年3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渎职侵权司法人员9270人。“反贪局长腐败”早已不是孤案。
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的腐败绝不是偶然的,也绝不是官员个人的品质问题。比如,高官财产公示,作为民主法治最基本的制度和当代民主法治国家最基本的现实,在中国一再受到阻遏。一个理由是条件不成熟。须知这是反腐败最重要的制度,也是民主法治的基础。说高官财产公示制度条件不成熟,也就是说反腐败的条件不成熟。可见,这种腐败不可避免的事实,完全是人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让人们理解腐败,就是让人民同意并谅解官员腐败。这表明,中国有些腐败群体,不仅在公共利益上肆无忌惮地腐败,而且在社会舆论上要求营造腐败合理的价值正当性。这不但荒诞而且近乎无耻。如果说20年前,散布“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还会有人相信,那么今天再散布这种观点,无疑是贪腐群体向人民的宣战。这一事实表明,中国的反腐败不能再停留在“加大反腐力量”的口号上,必须无条件地向“条件不成熟”说不,立即在全国实施官员财产公示,通过制度有效地实现“官员想腐败也没门的”法治目标。
腐败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破坏社会民主秩序的行为,为什么有些人不但不憎恶,还试图为其唱赞歌?这涉及社会评价的多元性问题。如果说解决对腐败认识的本质问题是一种“应当”,那么现代法治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使这种“应当”成为现实。以腐败的道德判断为例,“不同时代和地域中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的不同几乎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2]。如何使不同的判断和认识最终达到“本质”,显然不仅仅是认识的问题。正如列宁所说,“如果数学定理触犯了人们的利益(更确切地说,触犯了阶级斗争中的阶级利益),这些定理也会遭到强烈的反对”[3]。可见,社会评价的问题,除了“应当”,还有一个正当性或现实性的问题。
事实上,现实社会评价的复杂性,远比“阶级斗争利益”要广泛。西方学者兰科在其《合理性类型和语义》一文中以不同学科、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为标准,列举了“合理性”这一术语有21种含义之多[4]。这是由认识的学科方法、角度、视点等诸多不同的差异造成的。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认识在自己的视角都有其合理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合理性———无论是理论合理性,还是实践合理性———本身带有一种历史的概念;的确,由于有着探究传统的多样性,由于它们都带着历史性,因而事实将证明,存在着多种合理性而不是一种合理性,正如事实将证明,存在着多种正义而不是一种正义一样。”[5]由此,就需要对不同思想、观点进行选择。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它是由认识、判断的多重价值及其冲突引起的。
2010年,新闻图片《挟尸要价》在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的评选中以全票获得了2009年度最佳新闻照片奖。但这张照片在获奖的同时也引来学术界的非议。有些学者认为,这张照片的发表,违背了“不宜暴露尸体”的原则,对见义勇为牺牲者的尊严及其家属的心灵造成二次创伤,故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6]。一张不符合新闻职业道德的照片却获得大奖,这本身就说明不同评价的社会意义。
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社会,人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多的多元化价值和冲突,并不得不陷入如罗尔斯一样的思考:“一个因各种尽管互不相容但却合乎理性的宗教学说、哲学学说和道德学说而产生深刻分化的自由平等公民之稳定而公正的社会如何可能长期存在?”[7]5由于民主社会更重视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又由于多元化价值中的弱势价值容易受到侵害,判断的本质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被转换成如何保障弱势群体的表达权问题。在一个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下,强势群体往往占据表达和评价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康德所谓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8]及“只有人及连同人在内所有的有理性的造物才是自在的目的本身”[9]被转换成法律平等是否可能的问题。
也就是说,伦理学的问题变成了法学的平等权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在罗尔斯的两条正义原则中,第一条就是平等权的道理。在这里,道德上的善变成了法律上平等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因为没有法律上平等的真实性和可持续性,“人是目的”就永远无法实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评价的质的问题,就不单纯是一种认识问题,甚至主要不是一种认识问题,而成为一种价值选择。对某种社会现象作出一种评价,就是一种价值选择的过程。为了保障价值选择的公平性,现代民主法治社会必须解决如下三个问题:
第一,评价的价值标准是什么?
认识论讲的较多的是主观说和客观说。但是,论文格式主观说和客观说在相当大程度上离不开话语权。比如,我们对儒家的评价,从至圣先师到砸狗头、再到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和今天的祭孔盛典极尽奢华的情形,都源于话语权。但是,话语权本身并不能构成标准。只有当话语权尊重主观和客观的规律并体现公共理性的时候,它才构成社会评价的标准,这就是公共理性的作用。于是,社会评价的标准与公共理性、公信力有关,它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公共理性和公信力代表了社会评价标准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公共理性强调的是社会评价标准的逻辑自洽性,它应当是最讲理的,体现着一种深刻的、你不得不服的理性;公信力强调的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并能够被实践所检验和证实。“观点水平的评价的基本性质之一,评价达到自觉化、理性化的水平的标志,评价所反映的客观价值关系合乎主体的必然性和规律的表现”[10]。另一方面,公信力则反映了社会评价的接受度和认可度。从长远看,唯有体现公共理性的东西才具有公信力。反过来,不具有公共理性的东西,话语权再大,也难以获得公信力。哈特曾举过第三者算不算秃顶的例子[11]。
类似例子衡量的标准只能是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通常理解,即公共理性。如中国合同法第41条规定:“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这就是一种公共理性。为什么要取大多数人的公共理解而不取少数人的特殊理解?因为公共理性是与社会进步一致的。① 美国学者罗尔斯指出:“公共理性规定着协商民主中公民推理的本质特征,即公民关于宪政根本要旨和正义基本问题推理的本质特征。”[12]作为社会进步的补充,公共理性当然必须以推进社会进步为目的,因而能够作为社会进步原则的补充。②
第二,谁来评价,或谁的评价才属于合理的道德的评价?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评价主体长期由政府主导,这其实并不合理。从法理上说,社会评价的主体只能是社会。这是由公民、社会和政府的法治关系所决定的。社会是公民的集合体。社会评价涉及公民在社会中的幸福程度。而公民的幸福感受只能由组成社会的人———公民来表达。
因此,社会评价实质上是公民对自身生活方式的一种认定。这种认定是感性的和真实的,它来不得一丝一毫的弄虚作假也不需要弄虚作假。公民也许会以偏概全,但社会的真实感受会自动纠正这种片面性,从而保证这种评价的客观和真实。比如,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生活,大多数人都会认定比以前好多了。如果突然出来一种观点,说中国人的生活一天不如一天,那无异于奇谈怪论。但反过来,说中国人现在的生活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最好的,也不会被人接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的现状。其次,社会评价的主体只能是社会,这与社会评价的目的有关。社会评价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幸福。而社会幸福所涉及的是公共利益。对公共利益的评价,只能由体现公共利益的社会来担任。
因为这种评价必须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和忠诚,而只有社会才是最忠实的公共利益的代表。同样,只有当社会的评价是由代表公共利益的社会来进行的时候,社会评价才具有最大的公信力。社会作为社会评价的主体,还决定了社会评价的唯一手段就是讲理。社会不是权力机构,也不具有公共权力。社会评价要使社会接受,不能利用强力或强制手段,这就决定了社会评价的主体是通过讲理的方式实施社会评价的。这个评价除了理性和道义之外,再没有其他手段,于是,一个讲理的道义的社会就形成了。
社会评价的主体是社会,这就要求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为了社会而存在。从根本上说,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但是由于公权具有独立性、逐利性、扩张性和侵略性的特点,社会评价的主体不应由政府担当。一方面,政府有自己的利益,为了权力,为了自己的利益,政府可能违背社会利益。这在非民主的国家非常普遍。而即使在一个民主的国家,国家权力也仍然可能因为追逐自己的利益而侵害社会利益。另一方面,社会担当监督和约束政府的职责。将社会评价的主体归结于政府,无异于将监督者即社会的评价权交给了被监督者,这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道义上都是不成立的。
第三,如何评价。
这涉及社会评价程序,即社会应当通过怎样的途径和手段来实施评价。社会评价由社会来评,就要求有一个既体现社会利益又体现公平正义的程序。这方面,罗尔斯和哈贝马斯的程序正义观很有借鉴意义。罗尔斯认为,程序正义必须包含五个要素:一般性要素、普遍适用性要素、公开性要素、排列各种相互冲突的要求的次序的要素、终极性要素[13]4。为了用好这五种原则,他又提出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13]54-82。与此相一致,哈贝马斯在批评罗尔斯正义观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形式正义的公平的对话程序。
他认为,公平的对话包括三项规则:
(1)“每一个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都应该被允许参与对话。”
(2)包括三项罗尔斯认为程序正义必须包含的五个要素:A.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对任何主张提出疑问。B.每一个人都被允许在对话中提出任何主张。C.每一个人都被允许表达其态度、欲望和需要。
(3)不允许以任何内在的或外在的强迫方式阻止言说者履行其由第一条和第二条所规定的权利[14]。在此基础上,政治哲学的目的不再是形而上学的,而是实用型的。它不再追求真理和普遍正义原则,而是追求重叠共识,因为“社会统一的本性是通过一种稳定的诸合乎理性的完备性学说之重叠共识所给定的”[7]141。重叠共识对于社会评价的意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在现代社会要想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取得一致是不可能的,但在基本政治问题上的一致又是社会稳定所必须的,重叠共识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巧妙而合理的思路。”[15]不仅如此,重叠共识的社会意义已经超越了认识论。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中产生出来的,由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16]不难发现,恩格斯的历史合力论和罗尔斯的重叠共识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一定意义上,罗尔斯的重叠共识正是历史合力的认识化,是一种认识化的历史合力而已。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不过是正义领域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
由此引出了我们的社会应当如何对待不同的社会评价。概括起来,社会评价的结果无非两种:一种是正面的,一种是负面的。如韩寒从台湾诚实的计程车司机和厚道的眼镜店老板的故事中得出结论:“在华人的世界里,也许它不是最好的,但确实没有比它更好了。”[17]。这在某种意义上对我们社会的评价就具有负面性。那么,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应当如何对待不同的评价结果呢?法治的原则是尊重程序。
在公共理性的标准之下,任何一种由社会经过正义程序产生的社会评价都应当有它存在的理由,哪怕这种社会评价与主流意识、观念相抵触,这是程序正义的要求。尊重程序也就是尊重程序中的每一种评价,只要它能够通过程序存在。因为任何一种评价,都是一种合力,而这种合力正是历史结果的动力。不难发现,作为一种历史合力的评价,需要一系列的法治保障。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评价越接近本质,则民主法治就越发展;而民主法治越发展,社会评价就越接近本质。社会评价的本质深刻地体现和反映着社会民主法治发展的程度。
我们已进入一个多元评价和重叠共识的社会,但多元社会和重叠共识并不意味着没有底线。从社会来看,这底线就是民主和清廉。民主是我们社会的核心价值。只有民主政治才能真正做到清廉,只有清廉的政府才可能是民主的政府。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否认清廉,鼓吹腐败合理,就是对民主的挑战。《环球时报》上所谓“要允许中国适度腐败,民众应理解”的说法,最大的要害就是宣扬“腐败合理论”。因为腐败合理,所以腐败者不但不感到可耻,而且有“谁不腐败谁傻帽”的心态。“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说法正是这种腐败心理的反映。就像云南麻栗坡原县委书记赵仁永所说,“那些不给钱就不办事的人是暴力腐败,像我这样,在为人办好事的情况下收点钱是温和的。”①这是把腐败当成礼尚往来,腐败者已经没有罪恶感和耻辱感。因为有“腐败合理论”,作为人性耻辱的腐败行为,似乎变得正大光明起来了。一方面,腐败行为的罪恶感被漂白,腐败成为权力的标志;另一方面,腐败破天荒地成了某些人的公开追求。
2011年全国政协小组讨论会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卫生部原部长张文康表示,目前,学术造假、公务员腐败、奢靡之风流行均体现道德建设的短板。他举例称,有的小孩长大后的理想是“想当贪官”,因为贪官挣钱多。②在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任何东西的危害都没有“腐败合理论”危害大。与腐败本身相比,“腐败合理论”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腐败,是腐败从物质向精神层面的扩展。“腐败合理论”表明,腐败现象已经不满足于单纯的物质腐败和经济上的掠夺,而且还要为之寻求精神和道义的支持,即要追求一种精神不败,使腐败行为合理化、道义化。这是腐败现象对人类良知和人民主权的公然挑战。如果说腐败与反腐败是一场战争,那么“腐败合理论”的出现可以看做腐败的反攻和挑战,也是反腐败阵营的严重退却。鉴于中国反腐败斗争的严重性,有必要通过立法禁止某些具有挑战人类良知的言论,包括“腐败合理论”。任何宣布腐败合理的理论和观点都要受到法律追究。用立法的权威来震慑腐败,由此确立民主法治的权威。
事实上,用法治禁止某种不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在当代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
如在德国,对于鼓吹或赞颂纳粹的言行以犯罪论处。不仅如此,针对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罪行和历史,欧洲许多国家采用“禁止性规范”的方法,禁止粉饰屠杀犹太人的言论。法律所禁止的言论包括:认为屠杀历史根本没有发生过,或者认为那段屠杀历史在方式和范围上并不像普遍认可的范围那么大。有些国家还将所禁止的诋毁言论的范围扩大到粉饰种族灭绝(战争罪行)的历史,以及煽动种族歧视和排外。如果罪名成立,那么违法者最少被判入狱半年。
在法理上,禁止鼓吹腐败合理的言论与保障言论自由并不冲突。在当代世界,言论自由不是绝对的。任何一种言论自由都有明确的界限。即使针对公权,言论自由也不能“故意”造假,更不能挑战人类的良知。在当代发达国家,针对私权和社会的言论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需要强调的是,主张腐败合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诋毁民主。在人类历史上,有公开诋毁民主的人,却没有公开为腐败唱赞歌的人。即使在封建社会中,腐败行为也是不被原谅的。如果说封建社会的权力属于皇帝一人一家一朝的私权尚且不能容忍腐败,那么在今天的民主社会,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更不允许腐败。允许腐败就是对人民主权的亵渎。
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通过立法严格禁止鼓吹腐败合理的言论。近代以来,民主法治之所以成为世界潮流,就是因为民主具有巨大的反腐败功能。封建社会也反腐败,但封建社会的腐败是封建政治的必然产物。在现代社会中,反腐败是民主政治的要求,任何一种腐败都是对民主的侵犯和损害。从实践上看,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腐败才可能降到最低点。因为在民主政治的条件下,“破坏和滥用准则是有限制的,因为法律的卫护者和执行人最终发现自己也不能摆脱法律的裁判”[18]。
为此,必须将禁止“腐败合理”的言论与禁止诋毁民主的言论结合起来,鼓吹“腐败合理”的实质就是诋毁民主。凡鼓吹腐败合理、诋毁民主的言行一律以犯罪论处。所谓“理解腐败”,就是对人民民主公开、断然的拒绝。这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行为。从根本上说,这些观点之所以能够在今日中国存在,是因为弘扬民主的公共平台没有建立起来。中国宪法和法律都有民主的相关规定,党的文件也强调“只有人民当家做主,才能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充分调动全社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19]。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必须抵制腐败,使腐败分子成为人民的公敌,通过反腐败确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威。
今天的中国,民主法治已经成为立国之本,“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1义民主对一切国家公职人员依法行使国家权力的基本要求。任何人不能用任何方式为腐败张目。任何为腐败解脱的观点都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挑战。特别是国家公职人员,更不能公开发表腐败合理和诋毁民主的言论。所以,通过立法禁止“理解腐败”的言论,用法治手段来推进民主,这是进一步推进中国民主法治建设的迫切需要。正如温家宝所说,“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整个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①只有借助于严格的法治保障,“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才会成为中国社会共同的价值底线,并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不可侵犯的共同的社会良知。这是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走向繁荣必不可少的观念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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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校大学生弱势群体心理危机问题日益凸现。明晰高校大学生弱势群体的内含,分析高校大学生弱势群体心理危机的成因,构建行之有效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及时有效地化解大学生弱势群体的心理难题,扎实做好高校大学生弱势群体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为大学生弱势群体成长、成才、成功保驾护航。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大学生学习弱势心理干预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高校的扩招,大学生数量激增,质量良莠不齐,一部分大学生入学前即是学习困难,入学后更是成为学习弱势群体的一份子。本文通过对学习弱势的大学生的心理行为干预,探析大学生学习弱势的成因及干预对策与教育建议。
关键词:学习弱势;心理干预;实证研究
大学生是青年中的优秀分子,随着高校的不断扩招,大学生数量也逐年增加。然而,在扩招的同时,大学生的学习质量良莠不齐,造成一部分大学生因学习不合格而不能如期毕业。怎样解决好大学生的学习弱势,保证每位入学的大学生达到国家要求的标准,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任务。因此,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生学习弱势的心理行为干预,提供有效措施与建议,成为当前高校教育管理者面临的一大课题。
所谓的大学生弱势群体是指由于经济背景、家庭教育环境不同,个人的主观因素(如学习能力、抗挫折能力、团队协作精神等)不同,心理品质的完善程度不同,以及人民对其评价和尊重程度不同,使学生构成了不同的群体,哪些在某些方面或各方面都较优越的学生构成了强势群体,而在某些方面或各方面都较差的学生,如由于家庭、社会、学校和学业方面的原因而导致其处于不利地位的大学生群体就构成了弱势群体。学习弱势群体一般指哪些被动型学习、学习能力较差、学习方法欠佳,或学习习惯和基础不好的学生群体。这部分学生对学习存在恐惧、焦虑、紧张,害怕考试,尤其是对重要科目,越是重视越不能集中注意力,形成学习分心,记忆力下降,自我感觉学习我能,产生厌学、考试焦虑、强迫思维等心理障碍,十分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
通过对1-4年级大学生的开放式问卷调查发现,学习弱势成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填鸭式教育的产物
由于在中小学的教育过程中,师生、家长十分重视学习成绩,教师与家长用题海战术帮助学生提升成绩,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没有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没有端正的学习态度,导致学生一直处于被动学习状态,未能真正体验到学习带来的愉悦;且学习目的不明确,认为学习就是为了讨家长、老师的欢心,好成绩是获取物质奖励的手段。一旦脱离了老师、家长的监控,学生的学习立即进入到散漫、无目的状态。
(二)自我控制力不强
因高中三年的学习十分辛苦,一朝脱离苦海,就不想在跳入。尤其是6月高考、9月入学,期间3个月左右的间隙,学生自己或家长为了犒赏高考备战的辛苦,不再督促学生进入学习状态,而是放任自流、散漫自由。进入大学后,虽然经历几周的军训生活,但是很难迅速进入到紧张有序的学习状态,每天都在散漫中度过,形成了懒散、拖沓的生活习惯。等到考试时再予以改正已经来不及。
(三)学习无用论的影响
在当前社会背景下,大学毕业生就业面临巨大挑战,毕业就待业、练摊赚钱等一些现象冲击着大学生学习的底线。“学习有用还是无用”使得一部分学生陷入困惑,学习动力不足,得过且过。
(四)教师的监管力度不强
大学教师与学生接触时间有限,上课来下课走,学生与老师很少有交流,因此造成学生对所学学科的认识明显不足。照本宣科、讲解枯燥等也影响着学生学习的切身感受。
(五)学分制令一些学生在等靠中度过大学时光
由于采用学分制,学生在每学期学习任务下达时,都会有自由选择所学科目的机会。一些学生对公共课、专业选修课的认识不足,在前几个学期所选科目累计学分不够,造成不能如期毕业。
来访者为大三学生,女,22岁。自诉自己很苦恼,尤其是到学习时,感觉浑身都不舒服。明明知道自己要想毕业,就得通过各科考试,可是在学习时总是不能集中注意力,学着这科,想着那科,自我抱怨。感觉哪科都没记住。大三了,绩点分不够,英语四级没过,感觉每天都暗无天日,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针对她的这种情况,运用元认知干预技术,进行了为期2个月(共12次)的心理辅导与干预,帮助她制定学习计划,确定每天需要完成的学习内容。
首先,进行认知调整。帮助她了解自己当前的学习无能、记忆不行不是大脑出了问题,而是因为学习任务过多、压力太大、过于焦虑所致。帮助其回想什么时候学习状态最好、学习效率最高,来访者认为当自己心情处于放松、愉悦的状态时,学习效率高,记忆力强。
其次,进行放松训练。通过肌肉放松过程,帮助来访者保持心态平和,集中注意力。通过情感组织者,消除其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阻抗。
第三,生活习惯调整。帮助其制定合理的作息时间,按照计划有序执行,避免因任务繁杂而紧张焦虑造成低效。
最后,加强体育锻炼。结合来访者的习惯,在晚自习之后做1小时左右的身体锻炼,以慢跑或快走为主。有氧运动帮助来访者释放掉体内的酸性物质,调节内分泌,使身体机能处于最佳水平。
通过对这名存在学习问题的女大学生的12次心理干预,不仅明显地降低了其焦虑水平,还帮助其形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学习过程中分心情况较少出现,自我调适能力提高。在之后的回访中,得知其情绪状态、上课状态良好,各科成绩都不错,大学英语四级也顺利通过。
通过对这名学习弱势学生的心理干预发现,每位学生内心深处都有求知上进的欲望,只是有时自己无能为力。因此,对于想改变现状的学习弱势学生,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去做:
(一)限时定量
不管有多少学习任务,每次学习只能学一样,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用大块时间完成学习任务,将会因为时间宽裕而导致任务失败。因此,依据小步子原则,将学习任务分化为若干个小任务,完成每个小任务的时间非常有限,既达到了目标,又节省时间。
(二)心情愉快
通过心理学研究发现,当人保持愉快心情时,完成任务的质量好,效率高。因此,在学习前进行认知调整或放松训练,将自己情绪调整到最佳状态。
(三)提高效率与自我奖励
这是一种自我激励机制。尤其是除了必要的学习任务外,还有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时,这种激励机制发挥的作用更为理想。如学习任务计划30分钟完成,因学习效率提升,25分钟就完成了,节省下的5分钟时间作为自我奖励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也可以将因效率提升而节省的时间累加在一起,留出大段时间来自我奖励。这种方法要求学生自身的自我控制能力较高,否则流于形式。
(四)结对子找同伴
一个人学习时因没有竞争而没有动力。因此,可以几个人一起学习,在因他人的存在而刺激的情况下,促进小团体学习效率的提升。这是同伴效应的最佳典范。
(五)提高抗挫折能力
学习需要一个过程,很难一蹴而就。在进行量的积累未达到质的飞跃时,需要学习者能够承受他人的白眼与轻视,低敏感、高耐受,日积月累,水滴石穿,不因暂时的挫折而退缩。
(六)做到每节课都认真听
学习弱势的学生很多会因上课听不懂而选择不听课或逃课,这是十分不智的做法。一是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考勤制度,缺课累计到一定程度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二是逃课会形成习惯,一旦有一次没去,那么后续就会出现多次;三是即使听不懂的课,也会有听懂的内容。因此,保证每次课的认真听讲,做笔记等,是解决学习问题的基本措施。
关注学习弱势群体,帮助他们改变对学习的认识,提升学习成绩,顺利毕业,成为社会所需人才,是每位高校教师不可推卸的责任。营造积极的校园文化氛围,提供安静的学习场所,制定利于学生的课程方案等,是高校管理者深思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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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广泛运用,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富裕,与此同时,也引发了各种伦理危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现状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采用问卷调查法研究大学生科技伦理状况。对8所高校的779名学生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明显缺失,主要表现在学术道德和对科技社会效应认知两方面。对此,大学生自身加强认知的同时,高校也应更加重视对学生科技伦理观的教育和培养。
关键词大学生 学术失范 科技伦理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发达的物质文明。但随着高科技引发的食品安全、能源、环境、交通、网络等问题的出现,科技道德问题的日益凸显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大学生作为人才储备和国家发展的希望所在,对大学生科技伦理状况的研究愈发受到重视。然而现实是当今大学生在学术伦理道德的认知上存在很大的缺陷,许多大学生在论文写作、科研项目上存在严重的抄袭、作弊、造假等现象。同时,大学生对科技伦理效应的关注相对欠缺,其认知亟待提高。
科技伦理道德是指人们在从事科技创新活动时对于社会、自然关系的思想和行为准则,它规定了科技工作者在科技活动中所应恪守的价值观念、社会责任和行为规范。科技是人类探索世界客观规律过程中知识和经验的积累。科技的进步促进了社会的发展。然而科学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如何使用,由何人来掌控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所以需要伦理道德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在新时期下,大学生的科技伦理道德也面临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术规范的了解以及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识;二是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即目前高技术引发的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能源、交通、网络等科技伦理问题的关注状况。
(一)研究方法及分析工具
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大学生科技伦理的现状,本研究以问卷调查为主,个案采访为辅的方式,在导师指导下自行设计问卷。通过实地发放问卷,再利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处理。个案采访则更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科技伦理的态度与认知。
问卷设计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被调查者自然情况,据以分析不同的因素对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的影响程度。二是学术伦理,了解被调查者本人对其自身及周围学术道德失范的态度与认知。三是被调查者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了解大学生对科技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效应的关心程度和对待科技伦理的态度。
(二)研究样本说明
本项目以江苏省普通公立全日制大学和独立设置学院的本科生为调查对象。以方便和随机的方式选取8所学校,每所学校发放100份问卷。在发放问卷时尽可把握性别和年级的比例。其中研究生比例设置为30%,但由于部分学校无研究生,所以在最终数据有所差异。另外每所学校专业调查对象至少包含3个学科。问卷发放于2013年10月至2014年1月进行,共计发放问卷800份,回收有效问卷779份,有效回收率97.4%。
调查对象中,女生占50.6%。专科生、本科生、研究生占数据总数的12.5%、67.9%、19.6%。其中专科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0%、7.2%、4.3%;本科一至五年级的比例分别是19.1%、21.4%、16.4%、10.2%、0.8%;研究生一至三年级的比例分别是9.1%、5.8%、4.7%。调查对象涉及10个主干及部分其他学科:哲学(1.5%)、经济学(8.6%)、法学(4.7%)、教育学(2.4%)、文学(6.8%)、理学(9.4%)、工学(42.7%)、医学(10.5%)、管理学(9.6%)、艺术学(2.6%)、其他(1.0%)。
(一)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
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状况的探究,问卷主要从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以及对学术不端的认知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
1.大学生对学术规范的认识
问卷通过调查大学生的学术论文写作情况来初步了解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的了解程度。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8.7%的大学生用规范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格式上,有47.8%的大学生使用过中英文摘要,关键字的使用比例为67.1%,参考文献86.5%,脚注33%,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只有15.5%。从结果可以看出,过半数的大学生没有用规范的格式写过学术论文。在论文必备的格式要件中,参考文献和关键字的使用程度较高,而中英文摘要、脚注以及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分类号较少被使用。这反映出当下大学生对于学术规范认识不足。
问卷还对老师和学校对大学生学术规范的教授和培养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12.8%的学生曾听老师详细讲解过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相关知识,大致讲解过的有37.6%,只是提到过的有29.8%,从没讲过的占19.8%(下图1);在学校是否开设学术论文规范写作的课程、讲座等相关活动上,经常举办的占9.9%,偶尔举办的有41.1%,从未有过的是10%,而学生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的占到39%(下图2)。由此可以看出学校提供给大学生学习学术规范的资源较少,对学生学术规范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同时学生了解学术规范的途径少,自我学习的意识不强。
2.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
首先,我们通过调查大学生身边学术不端现象的存在情况来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整体把握。调查的结果显示,有25%的学生认为身边学术不端现象较为普遍,62.8%的学生认为存在一些,11.2%的学生觉得很少存在, 1%的认为身边不存在学术不端现象。再具体涉及到大学生学科竞赛、课题研究、论文发表等学术研究中的挂名现象,25.9%的学生认为存在并且很多,67.1%的认为存在但是少数,6.9%的认为不存在。由此可以看出大部分同学认为学术不端行为在大学生中广泛存在。这提醒我们要重视对大学生学术伦理道德观念的培养,尽量预防大学生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
其次,在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危害的认识方面。有52.2%的大学生认为学术不端行为会浪费公共资源,损害公共利益,有81.4%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不正当竞争,有70.2%大学生认为会败坏科学界的声誉,阻碍科学进步。79.5%的大学生认为会造成学术虚假繁荣。由此可以看出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现象的危害有着较为全面深入的认识。 再次,面对身边存在的学术不端现象,大学生如何对待?我们首先通过问卷调查了大学生对于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学术不端行为,16.4%的学生平时较为关注,46.6%的很少关注,35.6%的只是听说过,而1.4%的没有听说过。在对考试抄袭和作弊的态度上,40.8%的大学生是坚决抵制, 48.5%的大学生表示可以容忍但自己不作弊,10.7%的大学生持无所谓的态度。这样的结果让人担忧,大学生普遍不关注身边的学术不端行为,对于身边考试抄袭和作弊也是一个平和的态度。这样的结果和对于学术不端的危害的认识上就产生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深刻的意识到了学术不端的危害,另一方面对于学术不端行为既不关注也不抵制。这表明我们需要推动大学将认识转化为实际行动来抵制学术不端,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
最后,问卷从大学生对学术不端行为出现的主要原因以及减少学术不端的措施的认知进行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原因选项中,63.3%的大学生选择了“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68.9%选择了“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74.8%的选择了“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45.1%选择了“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措施选项中,75.4%的学生选择了“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66.1%的选择了“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55.6%选择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64.4%的选择了“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这样的结果也说明了大学生普遍赞同学术不端出现的原因是因为评价制度等有不合理的地方、人们为获得利益而置道德、规范于不顾、人们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意识不强、相应的法律的惩罚措施不够。要解决这种情况,需要完善的人才评价制度、用教育来提高学术道德和强化学术规范意识、加强社会舆论监督以及完善相应的法律惩治措施。
(二)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
下面将主要从以下两方面分析当代大学生对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现状。
1.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
关于大学生科技社会效应认知的整体状况,问卷中采取了相对简明的问题设计,从大学生对科技伦理的了解程度以及重视程度入手。调查结果显示,52.1%的被调查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46.7%的大学生表示只是听说过,只有1.2%的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很了解。另外,96.7%的大学生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由此可知,虽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不了解科技伦理,但是他们心里还是有相对明确的价值判断,认为科技伦理对于科技工作者的科研创新活动以及社会的作用很重要。
2.大学生对科技伦理具体问题的认知状况
我们从现实生活出发,从生态伦理和信息伦理的角度,了解大学生对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事件的关注程度和引起这些生态问题原因的分析,以及大学生对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的关注程度和认知。调查结果(如图3)所示,59.2%的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身边的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问题,36.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只有4.6%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对于环境污染的诱发因素,19.8%的被调查者认为人们的环保意识差, 14.6%的被调查者认为企业只重视自身发展忽略环保,31.8%的被调查者认为是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不够,54.4%的被调查者认为人口膨胀,54.4%的被调查者认为经济发展速度过快,还有2.6%的被调查者认为还有其他因素,如法制不健全,惩罚力度不够等。
对于高科技引发的网络安全、道德问题,39.9%的被调查大学生表示经常关注,54.2%的被调查者只是偶尔听说,5.9%的被调查者不太关注。关于沉溺网络社交以及身份虚拟化对人道德、情感的影响,50.2%的被调查者赞成网络让人肆无忌惮,逃避现实,49.8%的被调查者则认为网络社交只是一种生活方式。(如图4)
由以上的调查数据可知,大学生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在导致生态问题的诸多因素中,过半数的大学生认为人口膨胀和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是主要原因。与生态伦理相比,人们对信息伦理的关注程度要低一些,当问及网络社交与道德情感的关系时,被调查者则出现了巨大的分歧,赞同与否定的观点各占一半左右。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整体偏低。在学术道德上,过半数的大学生从未写过学术论文,同时绝大多数的大学生对学术论文的写作规范欠缺认识。这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今大学生学术研究意识的缺乏。另外,大学生学术不端现象较为普遍且存在关注度低、容忍度高的问题。过半数大学生在明知学术不端行为的严重危害下仍对其持放任和纵容的态度。在对科技社会效应的认知上,从现实生活出发,大学生对由科技引发的环境问题的关注和参与度较高,但对信息伦理的关注度较低,且在处理道德与网络的问题上出现较大分歧。
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的培养需要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大学生要通过学习与经验交流提升自身科技伦理道德修养,一方面需要学校通过安排课程、举办讲座等活动为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提高大学生的科技伦理意识资源提供资源保障;最后还需要发挥社会自身的宣传和净化作用,给大学生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此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带动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的提高。
大学生科技伦理道德现状的实证研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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