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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然而由于房地产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以及房地产投资研究中存在的种种误区,加上房地产本身具有投入高、周期长、收益性大等特点,近年来,房地产业持续出现了投资过热的迹象,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泡沫,给房地产投资者带来了巨大的风险损失。因此对当前房地产投资风险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风险在房地产投资项目中的防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笔者结合房地产项目的特点,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提出房地产投资风险的防范具体措施,意在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项目 风险管理 防范措施
近几年,房地产业高速发展,对国民经济和企业发展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土地资源浪费、投资迅猛增长、商品房空置率等一系列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国家出台相关政策进行宏观调控。房地产投资宏观环境不容乐观,市场竞争日益激励,房地产投资者将资金投入到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管理和服务等房地产业的基本经济活动中,以期将来获得不确定的收益。在这个投资活动过程中,收益与风险是同时存在的,特别是处在经济转轨时期的中国房地产投资,风险更是在所难免。基于这一现实考虑,作者对房地产项目的投资风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结合房地产项目的特点,提出房地产投资风险的防范具体措施,意在为房地产企业的投资风险管理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风险是指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和一定的时段内可能发生的各种结果的变动成都。房地产投资以其预期回报率高、抵抗通货膨胀能力等优点成为重要的投资工具。然而,由于房地产投资项目投资额大、周期长等特点,使风险贯穿于房地产开发的整个经营周期,不同的时期风险的表现形式不同、内容不同。
房地产投资风险有多种分类方法,按风险的性质可分为市场体控制性风险和项目特异性风险:按风险的来源可分为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技术风险、自然风险、经营风险、社会风险有经济体制改革风险、金融政策改革风险、城市规划风险,经济风险包括市场供求风险、筹资风险等;按投资周期可分为投资前期、开发建设期、经营期和管理期风险,投资前期有市场定位风险、投资方案决策风险,开发建设期间有成本控制风险、工程质量风险、经营期有融资风险、按揭风险、市场定位及定价风险,管理期有物业管理风险,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纸漏,都可能影响全局。因此,房地产投资者应对风险的防范和控制有深刻的额理解,实施全面、动态、全时段的风险防范。
结合房地产开发活动的实际,针对房地产投资过程中的各种风险,制定具体的防范与控制措施来规避和降低风险。
1、设立房地产投资风险管理部门
随着房地产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成熟、规范,投资风险虽然越来越被关注,但在行业内部的开发企业很少会专门设立房地产投资风险管理部门,对投资风险的分析往往仅限于某一个具体项目,缺少贯穿于真个投资过程的风险管理,导致投资决策的局限性和短暂性。随着进一步完善、规范的市场控制,加强和管理房地产投资风险,控制和防范房地产投资风险,更应从机制上、制度上加以落实,设立房地产投资风险管理部门显得十分必要。
2、建立完善的房地产风险预警系统
为了及时掌握中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加强宏观调控和重点地区房地产市场的监控和指导,建设部已在全国35个大中型城市全面启动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信息系统。这个系统包含数据采集、预警预报系统和市场监控三部分,通过整合房地产交易数据、土地开发用地数据、房地产价格数据等7种数据的基础上,定时发布县官信息。
3、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工作
可行性研究室房地产开发整个过程中的关键步骤,是指投资者在投资决策前,在政府政策法规、城市规划条件等约束条件下,根据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现状及发展趋势,对投资项目进行全面的分析、论证和评价,从而判断投资项目技术上是否可行、经济上是否合理,并对开发成本、需求量、售价或租金等做出预测,预测的结果大多是概率性估计,存在大量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可行性研究阶段对风险的估计和分析真实与否,是十分必要的,是房地产投资项目开发成功的关键环节。
4、制定周密应急计划
投资额大、周期长是房地产开发项目的特点,周期短则两年,长则五年,在这期间,国家金融政策、产业投资政策等宏观政策的调整。以及企业内外部各种因素的变动,都可能导致房地产风险增加。项目管理者必须对现在和未来做出有效的计划,计划包括项目具体实施计划,同时还应包括面临应急情况的应急计划,主要包括风险的描述、风险出现的可能性、完成计划的假设、风险的影响及应对的反应。
5、加强项目成本控制
成本控制是企业根据一定时期预先建立的成本管理目标,有效的控制能减少由于开发成本支出增多的风险,对于房地产项目而言,可以采用一下做法,进行有效的控制成本:逐步建立科学的工程造价分析系统,为阶级阶段工程造价管理提供准确的相关依据和标准;加大招标力度,有效控制工程造价;重视工程项目“质量成本”和“工期成本”的管理和控制;提高概预算的编制质量,加强结算把关工作。
6、密切关注市场动态
在房地产投资的各个环节中,营销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关键环节之一。房地产商需要全面了解和关注市场供需情况,掌握市场发展动态,采取灵活而合理的定价方案,来避免和降低因价格带来的风险。企业为规避自身营销经验不足、营销手段不当的风险,可采用灵活多变的营销方式,拓宽营销渠道,降低营销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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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形势下我国房地产财务风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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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程度不一,经济环境大相径庭,消费水平、物价水平有异这使得不同区域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伴随着不同的风险。由于经济环境不同,同一风险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及风险因素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或地域性。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解析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投资决策风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解析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投资决策风险
房地产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占据社会财富的半数之上。其本身作为一种新兴的热门投资理财产品,为大众追捧。但房地产作为一种投资大,开发周期较长的产品,自身具有较大的风险,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企业和其他人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对行业中存在的风险有相应的认识以及时对其进行规避。
1.房地产项目投资决策简要介绍
房地产开发分为四个阶段:投资研究决策阶段、前期工作阶段、项目建设阶段、租售管理。房地产投资决策阶段是房地产整个项目开发过程中,不确定性最大、风险性最高的阶段,因此,它的成功与否关系到整个项目的成败。
房地产项目投资决策是指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实现相应的预期目标,通过相应的方法,运用一定的理论分析、数据分析,通对政策法规、开发区域的经济环境、地理环境进行相应研究,考虑市场供求提出开发策略,并正式通过相应的程序,进行项目可行性的研究论证,最终分析出最佳的投资方案的过程。
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策,就要求决策者了解其中存在的风险,并依照风险的程度对项目进行筛选和调整,来得到最佳方案。
2.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及相应要点
2.1重视项目区位风险
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程度不一,经济环境大相径庭,消费水平、物价水平有异这使得不同区域的房地产项目开发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伴随着不同的风险。由于经济环境不同,同一风险因素在不同区域的影响程度也有着很大的差距,及风险因素具有一定的区域性或地域性。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的地理位置相对固定以及其不可逆性,对于开发房地产项目所选区域的风险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项目区位风险主要包括政治政策、地理位置、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交通环境等因素带来的风险。无论哪种因素进行了调动,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到地产的开发及销售,并给开发商带来相应的经济损失。
其中政治因素带来的风险包括新政策的制定、区域土地价格的影响、社会环境、社会安全性。等因素衣食住行,房地产占了其中的住,自然与国民生活和国民经济息息相关,政府必然会对其进行监管和调控。其调控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全面的,土地政策、公积金政策、住房补贴政策,税收政策、城市规划政策、环境环保政策以及影响原材料价格的相应政策,都会较大程度地影响房地产开发经营的相应层面。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未完善的今天,政策风险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可见十分巨大。
其中地理位置因素带来的风险主要是所要进行投资地区相应的法律法规、社会安全稳定因素、经济状况、周边的自然条件、土质的条件以及人民的文化教育程度等因素带来的。具体来讲,我们要考虑目标地区的交通环境,人口密集度,城市规划,土地价格,地质条件等。这些影响了该项目的收益,决定了是否能给开发商带来高额回报。
2.2加强项目可行性的论证
房地产项目可行性的研究主要是指,在进行投资决策前认真调查拟建房地产项目的经济、社会、技术等因素,并结合项目区位风险进行分析,认真地分析和比较不同方案,以其带来的经济效益为基础对拟建房地产项目进行动态的、系统的、全方位的、多角度的综合分析和论证,并以此来判断决定采用相应的方案并对相应方案进行改进或将探究结果作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依据。其中,要注意,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分析调查是一切分析的前提,错误的信息或者信息不对称将会对研究结果产生重大的影响,使其与真实的结果大相径庭,一定要保证可行性研究的依据是准确的,否则将会使公司效益大大折损,甚至造成相应的损失。
2.3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投资决策风险管理
房地产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它有着开发周期长、投资金额较大这两种非常明显的高风险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决定了巨大的风险将贯穿在整个房地产项目投资中。但是,高风险带来高利润,这也是为什么房地产投资日渐增多的原因。因此,我们不能因风险大而不投资,放弃其中高额的利润。为此,我们要做到相应的风险管理。
合理的降低风险需要进行合理的安排,在相应的风险管理中,我们可以用接下来的方法来有效地降低相应的风险:
进行合理的风险规避,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稳健的投资方法,通过分析相应的项目区位风险后,放弃一些风险巨大的投资项目,来选择相对稳健的方案。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风险,稳中求胜,虽然没有超高额的利润但是胜在稳妥。
采用投资组合的方式,在证券市场上投资者采用证券投资组合的方式规避风险,我们也可以将它运用到房地产项目开发上。按照风险的不同程度以及利润要素,对一些合理的项目进行筛选,并进行合理的搭配,从而使风险大大降低。这样可以相应地降低风险并带来较高的利润,只是对于人员需求较大,要做的相应决策也相对较多。
3.结语
综上所述,各类风险伴随着房地产投资开发的全过程,因此正确认识并面对风险是十分重要的。企业在房地产项目开发的全过程中必须要做好全面的监测,进行系统的、全方位的、贯穿全过程的相应的风险管理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其中必须要做好项目区位风险和项目可行性等要点的监测和论证以及加强对风险的管理,来增强该项目的抗风险能力给企业带来高效益,并促进企业良好、快速并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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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分析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总结了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的基本特征,概括了决定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并得出了具体的结论与现实启示。
【关键词】风险投资 产业 机制
一、引言
风险投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鲜明特点的金融投资产业——风险投资业,并在世界各国形成迅猛发展的趋势。风险投资产业对经济的贡献是常规产业的数倍,各国都大力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方式与路径各不相同。在美国,市场机制与政府支持相配合,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机结合,促进了美国风险投资业的发达;而日本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是在日本政府的强制力下推行和完成的,日本政府是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推动者、实施者。因此,研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发展的特征与规律,明确其发展机制,对于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快速发展与成熟壮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风险投资产业的内涵及其发展
1、风险投资的含义
风险投资是通过向极具增长潜力的未上市新兴企业进行权益资本或准权益资本投资,并通过提供管理服务参与企业的发展过程,在企业创业成功后通过权益资本转让,实现高资本增值收益的一种特殊类型的金融资本运作方式。又称为风险资本或创业投资。但二者的表述角度略有不同,风险投资从资本的运营活动角度表述,而风险资本是从资本的货币形态描述,两者有共同的本质。如果将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风险投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金融运作制度。
2、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与成熟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长体现在三个方面:产业规模扩大、投资结构高度化和投资结构效率提高。这三个指标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了风险投资业的发展状况。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指标具体包括融资规模、投资规模、风险投资机构数目和风险投资基金数目;投资结构高度化是指投资结构不断从低度水平向高度水平演变的过程,实质是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分工的深化,投资结构不断向高度附加值化、高技术化、高集约化发展。风险投资结构效率则包括不同组织形式的风险投资公司的比例、受资行业结构合理性、受资地区重点是否明显、受资企业发展阶段结构是否合理等内容。这三个指标揭示了风险投资业的成长与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变动与区域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关联性。同时,以上三个方面是相互影响和制约的。风险投资产业规模的扩大是风险投资结构高度化的基础,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是风险投资产业规模扩大的前提,而投资结构高度化又为风险投资结构效率提供了条件。
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要综合考虑更多的影响因素,单纯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层次和大量的资金并不足以构成一个专业和成熟的风险投资市场。一个成熟风险投资市场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法律与法规条件、财政条件、文化条件以及中介组织发展等。同时,由于风险投资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的成熟不仅仅是风险投资产业单独的成熟,而是必须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整体发展相联系,特别是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联系。因此,风险投资产业的成熟条件涉及到一国的经济政治、法律法规、社会文化和相关配套机构与设施等诸多方面因素。
三、风险投资产业演化发展的规律
在现实研究中,由于各国的初始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尽相同,以及风险投资发展阶段与水平不同,风险投资会表现出不同的运行特征和制度内涵,而且由于人们对风险投资不同的理解与界定,在各国会形成了不同的发展思路,从而使得风险投资作为一个产业,在各国表现出不同的发展特征。总的来看,风险投资产业发展演化具有以下规律。
1、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行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市场机制
从微观的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来看,风险投资主要是包括融资、投资、投资后管理和退出四个主要环节的一种循环运作过程,这一过程都必须依靠市场行为来逐一完成;从宏观角度而言,市场不仅决定了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更重要的是决定了其最终的发展方向,风险投资产业的生存与发展最终还需经受市场机制的考验。
2、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虽然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是市场行为,但是其生存和发展却是政府与市场共同协调作用的结果。从历史经验来看,风险投资业诞生到政府支持前,其生存和发展的步伐一般很缓慢;在政府明确支持后,风险投资业得到长足发展。在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过程中,政府主要是从创建风险投资市场机制所必须具备的条件着手,包括经济、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
3、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在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与发展中是相互作用,互为补充与选择的关系
一方面在风险投资运作的主体市场力量相对微弱的前提下,其发展需要外来力量的扶持,政府通过扶持行为,推动其发展壮大;随着风险投资产业的壮大,市场机制的力量增强,占据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政府的扶持政策,必须通过市场来检验与筛选,风险投资产业在实践活动中也不断调整和完善,反映了风险投资行业的演化和进步。市场行为与政府支持的动态均衡是风险投资行业最终走向成熟的必备条件。
四、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如前分析,在不同的国家,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与发展的条件和因素并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些条件和因素,却是所有国家在风险投资发展进程中都不可缺少的。那些对风险投资的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我们可称之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具体而言也就是那些能够直接推动风险投资活动的根本性的决定力量。作为风险投资的动力因素,涉及到风险投资进程中的客观内在动因。可以说,一国风险投资进程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所拥有的风险投资动力因素的形成及其强弱程度。
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动力因素的基本特征是:长期制约或影响风险投资发展过程的最原本因素,它对风险投资的发动和演进具有决定作用,并规范和决定风险投资发展的形式、速度和方向。根据现有的理论进展和经验分析,推动风险投资发展的动力因素主要包括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它们与风险投资产业的关系可以用下图来表示。
1、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
任何投资的动力都来自于对利润的追求。但是由于投资过程中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客观存在,风险投资既有可能增值获利,也有可能遭受损失而决定的。风险投资是一种高收益伴随高风险的投资,风险投资家承担了极大的风险,但也有可能获得超额的风险投资收益。传统金融机构一般注重资金投放的流动性、安全性和效益性原则,再加上贷款利率等方面的限制,商业银行一般不敢承担高风险投资于高科技企业,也难以从中获得相应的高收益。但是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机制可以实现风险与效益的统一,通过有效地控制风险并分享收益。
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能够从根本上促进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根本原因在于其本质上属于一种制度变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保证风险与效益的统一。一是通过风险投资组织形式的选择来组合资源,改善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交易成本和道德风险,提高风险投资的运作效率。其中有限合伙制是风险资本的最佳、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二是通过严格的项目遴选机制挑选最有潜力和最符合自己投资专长的项目来进行资本投放;通过各种投资策略实现风险的控制与分散。三是通过有效的产权约束机制来强化风险控制;通过积极的投资后管理机制来实现资金增值的最大化与风险的最小化。四是通过畅通的资金退出机制渠道实现收益分享。只有在承担较高风险后获得相应的高收益,才能真正实现风险与效益的对称统一。完善的风险投资运作通过风险资金的退出增值,使得风险投资机构得以分享高科技企业成功后的高收益,使投资者的资本保值和增值有了可靠保障,也解除了风险投资家的后顾之忧。
所以,仅仅有了高收益的预期还不够,只有从机制上为高收益的预期提供安全保障,才能够吸引资本与人才向风险投资领域流动,风险投资产业才能真正发展起来。
2、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是那些有判断能力、有信心和有冒险精神的企业领导者,是以一种新的方式组合生产要素的群体。而企业家精神,就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创新被认为是具有技术性的,能够打破平衡的好主意。因此,从另一种观点看,企业家精神是一种思考和行为方式。百森商学院则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在不考虑资源目前是否可得的情况下辨识机会并且利用它,目的是在私人和公共领域内创造财富。
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精神的地位和作用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无可置疑地扮演着一个发动因素。一是企业家的人力资本对于风险投资来说,比物质资本更为重要。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过程中,最稀缺的资源是企业家的能力;最紧迫的问题是合理而有效的配置现有资源。只有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充分发挥高超的管理才能,风险资本才能产生其应有的高效益。二是风险投资行业的高风险特别需要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企业家的作用在于消除不确定性,应对不完全信息和高交易成本;当市场形成越不完全,就越需要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把资本和技术投向最具效率和前途的生产活动中去。三是企业家精神决定着风险投资产业的演化与组织创新。产业是具有相同的组织形式的一系列组织,产业的演化就是特定组织形式的扩散。富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家阶层既能够通过创造出新的和有竞争力的组织形式来重新组合现有产业,也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组织形式使产业走向均衡。企业家精神会带来新的组织形式产生,引起竞争环境的变化,导致新组织形式的扩散,从而完成产业的发展与成熟的演变过程。
3、科学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发展的原动力。大量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产生了对风险资本的强大需求,风险资本也由此产生发展,并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创新的发展。在此背景下,风险投资企业应运而生并不断演变发展。
从历史渊源来看,风险投资产业产生于技术创新活动的蓬勃发展之中。具体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技术创新的资金需求促进了风险投资的产生。由于技术创新本身的高风险性、高回报性的特点,特别是技术创新活动对资金的客观要求,催生了风险投资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投资方式的产生。二是创新技术产业成为风险投资资本增值的主要途径。技术创新的出现,特别是那些能提供巨大消费潜力以及高收益的技术,能促进风险投资行业的兴旺和扩大高科技产业化,是现代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产品和劳务的过程。随着高科技产品业务不断发展壮大和相关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风险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加速扩张。三是风险投资本身也是一种科学的创新活动。风险投资活动不同于传统的投资方式,从融资投资方式、组织管理方式、项目评估决策方式到资本市场运作方式都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运行机制,产生出独特的资源整和、资金配置、激励与约束效应。因此,风险投资具有来源于创新活动的文化血脉。风险投资活动所体现出来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创新型文化。
风险资本只有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实现资本增值,而高科技产业也只有在风险资本投资的前提下才能迅速产生效益和实现持续发展,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4、经济增长
依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教授的经典式定义,现代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给本国居民提供日益多样化商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提升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之相应的调整的基础上的。风险投资活动的兴衰发展,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紧密相关的。风险投资活动产生在一国经济长期快速或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受挫于经济增长的波动过程中,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历史无不揭示了这一点。从长期来看,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是相伴相生的关系。
现代经济增长对风险投资产业的发展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的产生发展提供了基础的环境与条件。首先,现代经济的稳定增长不仅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整体风险,还为风险投资提供了最基础的发展条件——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持续供应;其次,现代经济的持续增长会导致持续的技术创新,在国民产出量持续上升的过程中会出现持续的对技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巨大需求,从而促进风险投资的产生;最后,现代经济增长带来的制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调整和创新,为风险投资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人才培养与制度支持。因此,整体经济环境无论在短期和长期都对风险投资有着最大的影响。二是现代经济增长为风险投资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与空间。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变化,涌现诸多投资机会,这不仅为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由于这种变化的长期存在,并且处于长期上升的趋势,就为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发展空间,使得风险投资不仅能够在微观层次顺利完成风险资本循环的整个过程,也可以使得风险投资产业在宏观层次顺利完成组织结构的创新扩散和产业形态的变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明确,风险投资业是现代经济增长本身的产物,并最终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重要促进因素,当风险投资与新的经济增长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真正形成时,风险投资业作为一个产业就真正发展起来了。
五、结论与启示
研究表明,市场机制是风险投资行业产生的基础,而政府的扶持是风险投资发展壮大最重要的保障,风险投资产业的产生、发展与成熟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那些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起着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因素中,高收益的预期与保障机制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风险投资的企业家精神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内在动力,科学技术创新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需求动力,现代经济增长则是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长期动力。
以上研究给予我们以下现实启示。一是要充分协调与发挥市场与政府在风险投资产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主导作用,也要积极发挥政府扶持的保障与支持作用,既要满足市场主体(风险投资者)强烈的制度创新需求,也要实现政府最大限度地获得制度变迁的规模效应,实现制度变迁的效率最大化,路径最优化。二是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互动效应。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极大促进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技术创新活动能够真正产生风险投资的需求。要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对风险投资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不仅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技术研发体系,而且必须建立良好的技术市场机制,前者为风险资本的运作提供丰富的技术产品,后者则使技术创新成为风险投资发展的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后盾。三是加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促进企业家精神形成的关键不仅在于要培养高质量高水平的企业家,更重要的是培育产生企业家群体的文化环境。一个为开创企业提供动机的支持性的文化环境或是激励是最重要的,而且文化背景决定了具有创业潜质的个人的分布状况。一个国家的人口中具有创业倾向的频率越高,它所储备的潜在企业家就越多。因此,进行风险投资和创造企业的概率就越高,风险投资产业就越能够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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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_、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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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影响家庭风险资本市场投资决策的因素研究
家庭是社会重要的微观主体,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对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越来越大,投资组合日益多样化。为了实现家庭财富的增值,许多家庭开始投资于股票、债券、基金等金融风险资产。不同的家庭,由于收入、风险态度、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不同,在各种资产的持有比例方面存在着“异质性”。研究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的主要关注点是风险态度和受教育程度两个因素,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验证了“风险偏好者更偏好风险资产”这一理论;二是尝试探讨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否会对家庭投资风险资产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关于家庭资产投资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已有不少文献积累:Gollier(2001)研究发现,居民风险偏好程度的不同,会导致其持有的金融资产组合有所不同;Fratantoni MC(2001)研究表明,房产的价格风险对于股票持有具有挤出效应,特别是对于那些金融资产净值低的投资者来说更为明显;史代敏和宋艳(2005)运用微观数据建立了家庭金融资产选择行为的TOBIT模型,得出可供家庭选择的金融资产品种较少,从而使得家庭金融投资受限的结论;陈莹等(2014)基于probit模型,利用江苏某银行提供的13000个客户的详细资料,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结果表明,样本家庭的资产配置存在显著的家庭生命周期效应;还表明,我国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有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家庭财富、年龄、收入、房贷等多种因素;魏先华等(2009)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基于2009 年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分析得出居民对社会的信任度和满意度的提高能增加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投资的结论;何兴强等根据2006 年中国9 城市“投资者行为调查”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劳动收入风险高及拥有商业或房产投资的居民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更低,享有医疗社会保险或购买了商业健康保险的居民的投资概率更高,风险规避程度对其投资概率没有显著影响;吴卫星等(2011)运用资产参与和资产分配模型,分别讨论健康状况对居民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的健康状况不显著影响其参与风险资产市场的决定,但影响家庭的风险资产投资在总财富中的比重,健康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www.LWlm.COM收集整理况不佳会导致这一比重较低;吴卫星和齐天翔(2007)以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得出替代效应、生命周期效应、财富效应以及住房投资的挤出效应等在我国均在一定程度上存在。
(一)模型选择和指标设定
本文运用probit和tobit模型,来估计各个解释变量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与否及参与度的影响,总共有两个方程:
riskasset=α1+β1educ+β2riskattitude+∑βiZ+ε
riskasset_canyu=α2+β3educ+β4riskattitude+∑βjZ+ξ
其中α表示常数项,Z代表各个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金融资产总量、经济预期、利率预期、房价预期、物价预期、是否拆迁、农村与否、地域范围、房屋价值等变量,educ表示受教育程度,riskattitude表示家庭的风险态度,ε表示扰动项。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有两个,分别为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这里的风险资产是指股票、基金、衍生品、黄金和不包括国债的债券。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用riskasset表示,0代表没有参与风险资产投资,1代表参与风险资产投资;风险资产参与度用riskasset_canyu表示,指风险资产占总金融资产的比例,在0-100%之间。
(二)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是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于2011年采集的CHFS数据,该数据涵盖了25个省、市、区,最终收集到有效家庭样本8443个,并且样本分布均匀,既包括贫困地区,也包括富裕地区,保证数据有效。
(三)变量说明
性别:采用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为0;受教育程度:采用虚拟变量,受教育水平为小学时赋值为1,其他为0,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博士采用同样的赋值方法;年龄及年龄的平方:分别使用户主的年龄及其平方;婚姻状况:采用虚拟变量,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0;家庭收入:采用家庭总收入;金融资产:采用家庭总金融资产持有量;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总人数;风险态度:采用虚拟变量赋值,风险偏好赋值为1,风险厌恶赋值为0;经济、房价、物价预期分别使用家庭对未来三者的预期衡量;拆迁:采用虚拟变量赋值,拆迁过赋值为1,否则赋值0;家庭户口:采用虚拟变量,农村赋值为1,否则为0;地域分布采用虚拟变量赋值,中部时赋值为1,其他为0,西部参照同样的赋值方法;房屋价值:使用家庭房产的总价值。
在实证前首先用Stata对各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过程略),分析得出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家庭共有1023家,占总样本的12.13%;在教育程度上,样本主要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上,初中和高中共计占比50%左右;在风险态度上风险厌恶的家庭占比61.82%,风险偏好的家庭仅占38.18%。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分别对各因素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和参与程度进行回归,实证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第一列可以看出,年龄以及年龄的平方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显著的影响,年龄平方的系数是负数,说明年龄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呈倒U型,可以说在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生命周期现象。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都对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存在着显著的影响。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家庭所处地域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没有显著的影响。
风险偏好对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有着显著的影响。相比于风险厌恶的家庭,风险偏好型家庭更愿意参与风险资产,这是因为当家庭是风险偏好者时,家庭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大,为获得更高的收益,他们倾向于投资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家庭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小,他们倾向于不参与风险资产投资。
受教育程度表现在家庭成员学历的高低上,学历的高低对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高中及以下学历所获得的知识基本都是通识知识,没有关于金融的专业知识,而高中以上的学历接触专业知识的可能性就大很多,对风险资产的了解也越多,所以他们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博士的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博士的数据较少所造成的偏差。
通过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的Tobit模型分析结果反映在表1第二列中。与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一致,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也有显著的影响,并且年龄存在着“倒U型”的影响。家庭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显著的影响,这里金融资产总量的影响是反向的,可能是被解释变量的分母是金融资产总量,所以才会有负向的影响。而户主性别、家庭规模、是否拆迁对风险资产参与程度也没有显著的影响。另外,相比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对风险资产参与度有反向的影响。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参与深度有显著的影响,即当家庭是风险偏好时,家庭倾向于更多的参与风险资产;当家庭是风险厌恶时,倾向于减少风险资产或者不参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即学历的高低对风险资产投资参与度存在着不同的影响,在高中及高中以下学历,相比较于文盲,学历不存在显著的影响;但在高中以上学历中,学历的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影响。
本文根据2011年的CHFS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从影响家庭参与风险资产投资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是否参与风险资产投资受到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而且各个因素的影响程度也不一样,其中风险态度对风险资产的参与决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风险偏好者更可能投资于风险资产。在教育程度上,高中以下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不存在显著的影响,高中以上学历对风险资产参与决策会产生显著影响。
从影响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因素来看,我国居民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受到教育程度、年龄、婚姻状况、家庭收入、风险态度、预期、持有的金融资产总量、家庭户口、房屋价值等因素的影响。地域差别不明显,仅仅能确定中部地区相对于东部地区更不倾向于股票投资。性别也不存在显著影响。其中风险态度对家庭风险资产参与度存在正相关的影响,风险偏好者倾向于更多的投资于风险资产,而风险厌恶者会少投资或者不投资风险资产。教育程度对风险资产参与度的影响在高中以上学历影响显著,在高中以下没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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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行业的竞争,众所周知是很激烈的!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复合权重与理想点法在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复合权重与理想点法在房地产投资决策中的应用研究
一、引言
随着房地产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国家调控不断加强,市场不断规范,房地产开发的利润逐渐缩少等状况,科学合理的选择最优房地产投资方案非常重要,而这正是房地产投资决策评价的工作。我们可以将房地产投资决策定义为,对拟建房地产投资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技术经济分析,对可以达到目标的不同方案进行比较和评价,并做出判断,选择某一方案的过程。本文在房地产投资决策诸多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构建了复合权重与理想点法模型。通过案例检验了模型的科学性,实用性。
二、房地产投资决策评价方法的研究
某集团在某城中村进行项目开发。现有2个投资方案待决策,方案1:开发商业建筑。方案2:开发商业住宅结构建筑。分别用B1、B2表示。
1、建立指标体系
将房地产投资决策指标分为三个方面:项目本体经济指标、风险因素指标和投资环境指标。对评价体系中的三级指标进行市场调查、计算、专家打分,项目的原始数据如下表1:
房地产投资方案(原始数据)
项目本体经济指标 风险因素指标 投资环境指标
净现
值万
元C1 内部
收益
率%C2 投资
回收
期年
C3 政策
风险
C4 技术
风险
C5 融资
风险
C6 市场
风险
C7 经济
环境
C8 区位
环境
C9 竞争
环境
C10 房地产
制度与
政策环
境C11
38120 32.58 2.54 80 82 86 73 87 92 86 83 B1
37920 38.01 2.98 88 81 88 81 90 82 78 80 B2
2、复合权重的确定
根据表1建立递阶层次结构模型,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主观权重,方法计算比较简单,计算过程本文不再介绍。C1至C11权重qj依次是(0.195,0.152,0.120,0.061,0.034,0.132,0.069,0.086,0.010,0.084,0.056)。
通过公式
xij=xij-mini{xij}maxi{xij}-mini{xij}i=1,2,…,n,效益性指标,其值越大越好
xij=maxi{xij}-xijmaxi{xij}-mini{xij}i=1,2,…,n,效益性指标,其值越大越好
Xij表示第i个投资方案的第j个指标i=1,...,m;j=1,...,n。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如下表2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B1 0.205 0.000 0.782 1.000 0.889 0.154 0.944 0.750 1.000 0.000 1.000
B2 0.170 1.000 0.000 0.750 1.000 0.000 0.500 1.000 0.167 0.889 0.727
通过公式Hj=-K∑ni=1fijlnfij,j=1,2…,n。K是调节系数,
Wj=1-Hjn-∑nj=1Hj对上表进行计算,得出熵值和熵权,然后通过公式Uj=qj×Wj∑nj=1qj×wj,j=1,2,...n。将主观权重qj和客观权重wj结合起来计算复核权重如下表3: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Hj 0.325 0.343 0.423 0.459 0.461 0.381 0.444 0.426 0.369 0.401 0.458
Wj 0.104 0.101 0.089 0.083 0.083 0.095 0.085 0.088 0.097 0.092 0.083
qj 0.195 0.152 0.120 0.061 0.034 0.132 0.069 0.086 0.010 0.084 0.056
Uj 0.216 0.164 0.114 0.054 0.030 0.134 0.063 0.081 0.011 0.083 0.050
3、利用理想点法对投资方案进行决策
通过公式aij=uj×Xij对表1进行规范化处理,结果如下表4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B1 0.044 0.000 0.089 0.054 0.027 0.021 0.060 0.061 0.011 0.000 0.050
B2 0.037 0.164 0.000 0.041 0.030 0.000 0.032 0.081 0.002 0.074 0.036
通过确定A + =
(maxi zij j∈J1 ),(mini zij j∈J2 ),i = 1,2…,m = (a + 1 ,…a + n )
A- = (mini zij j∈J1 ),(maxi zij j∈J2 ),i = 1,2…,m = (a + 1 ,…a + n )J1表示效益型指标集合,J2表示成本型指标集合。确定正理想A+和负理想A—结果如下表表5:
指标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C9 C10 C11
A+ 0.044 0.059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81 0.011 0.000 0.050
A— 0.000 0.000 0.114 0.054 0.030 0.134 0.063 0.000 0.000 0.083 0.050
利用公式
D + i = ∑nj = 1(aij -a + j )2
D-i = ∑nj = 1(aij -a-j )2(i = 1,2,…,m)
其中,a+j与a-j分别是第j个投资方案到最优解及最劣解的距离,aij是在规范化的矩阵A中的第i个投资方案第j个评价指标值。D+i为各投资方案与最优解的接近程度,其值越小,距离最优投资方案越近,方案越优。计算各投资方案到正负理想解的距离D+i与D-i并根据结果利用公式:
Si = D-i (D + i + D-i ), i = 1,2,…,m
根据Si的值按从小到大的顺序对各投资方案进行排列,根据排序结果贴近度Si值越大,该投资方案越优,Si值最大的为最优投资方案。计算理想贴近度Si其结果如下表6:
D+1 0.1395 D+2 0.1424
D—1 0.1617 D—2 0.2519
S1 0.5368 S2 0.6453
根据表6计算结果对Si排序:S2>S1,所以应选择方案2进行投资开发。
三、结论
房地产投资决策是一个综合的、系统的、多因素的、复杂的过程,是典型的多目标决策问题。本文总结归纳建立了一套科学合理的指标体系,通过构建复合权重与理想点法模型,使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既考虑了专家的主观经验,又注重了数据的客观实际,方法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可以达到客观、准确的评价目的。在今后的房地产投资决策实践中,投资者在众多方案中如何择优,可以广泛的采用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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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蕴藏着高风险的高科技项目,旨在促进高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它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资金有效使用的支持系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本文主要研究了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发展和完善我国风险投资的策略。
关键词:风险投资;风险投资主体;风险投资资本
0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风险投资成为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技企业成长发展的重要因素。风险投资实质上是一种高科技与金融相结合,将资金投入风险极大的高新技术开发生产中,从而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商品的新型投资机制。它也是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的一个资金有效使用的支持系统,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风险投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风险投资这方面做得很不够,我国风险投资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对高新技术产业有效的运作,使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许多方面还需完善。本文主要对我国目前风险投资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一些建议。
1风险投资的涵义
风险投资(Venturecapital),又被译为创业投资。根据美国全面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具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根据欧洲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一种由专门的投资公司向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成长型、扩张型或重组型的未上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并辅之以管理参与的投资行为;联合国经济和发展组织24个工业发达国家在1983年召开的第二次投资方式研讨会上认为,凡是以高科技与知识为基础,生产与经营技术密集的创新产品或服务的投资,都可视为风险投资;我国《关于尽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中认为,风险投资是一种把资金投向蕴藏着失败危险的高科技及其产品的研究开发领域,旨在促进高科技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
简单的说,风险投资是指由风险投资者提供风险资本,风险投资公司以风险企业为投资对象进行投资、管理、运作的一种融资过程与方式。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产业的助推剂,它在高科技产业化的关键时刻切入,填补了高科技产业化过程中,研究与开发阶段的政府拨款或企业(个人)自筹与工业化大生产阶段的银行贷款之间的空白,使高科技产业化的各个环节由于有了资金的承诺而成为可能,在促进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风险投资自产生开始就与高新技术企业密不可分,二者的融合是源于彼此的内在需要、符合两者本质特性的自然结合,也正是这种互利的融合决定了两者之间的作用关系不仅仅是单向的,而是一种双赢的关系[1]。所以完善和发展我国风险投资非常重要。
2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风险投资业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发展起来的。1985年9月,第一家专营风险投资的全国性金融机构——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中创公司)成立;截至2007年底,全国从事风险投资的机构已超过400家。在中国的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风险资本总量超过1205.85亿元,在风险投资方面,2007年风险投资总额达398.04亿元以上,风险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平均每家风险投资机构管理的资本额达到8.492亿元。显然,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发展是比较快的,它在促进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创立和成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仅经历了较短的发展历史,至今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现有规模的风险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还无法独立支撑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在我国现阶段还存在大量的问题,阻滞了其在我国更快速的发展。目前我国的风险投资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2.1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不足,缺乏合格的风险投资主体
从整体上看,现有规模的风险投资资本还难以满足市场的需要。目前,我国风险投资资本的主要来源是财政科技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风险投资资本的融资渠道狭窄。并且我国目前的发展模式为“政府主导型”,以财政拨款和银行科技开发贷款为主体的风险资本规模小,同时政府为主要出资方,造成投资主体单一,影响投资效益。加之,风险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政府的财政资金不适合风险投资市场本性[2]。从已经建立的风险投资机构的资金来源看,除外资投资基金外,绝大部分是由政府或金融机构出资的,私人、民间资本几乎没有,融资渠道狭窄,风险投资资本总量严重不足。
2.2风险资本退出缺乏有效渠道
风险投资的活力就是资金的循环流动,其核心机制就是退出机制。没有便捷的退出渠道,风险投资就无法达到资本增值和良性循环,也无法吸引风险投资人进入风险投资领域。风险资本的“退出渠道”或退出机制尚未解决,没有发达的风险投资制度,就不能在风险资本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搭建出通道[3]。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一般有5种:企业上市、收购兼并、股份回购、股份转卖、亏损清算。在我国的风险投资业中,缺乏合理的投资回收渠道,虽然我国创业板已于2009年10月30日隆重登场,但是对于规范创业板的操作尚在逐步完善中。
2.3有关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滞后不健全
近年来我国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已经出台了不少扶持高科技企业的政策措施,其中包括税收优惠、人才优惠、信贷优惠等等,但是对于投资于高科技企业的风险投资者和风险投资管理企业的扶持政策却很少,相关的风险投资产业法如《风险投资法》、《风险投资基金法》等一直未出台[4]。在市场进入、税收优惠、投融资管理等方面没有对风险投资的扶持性政策法规。
2.4风险投资中介机构的发展滞后
目前在我国,风险资本市场所需的特殊中介服务机构如行业协会、标准认证机构、知识产权评估机构等还比较缺乏,投资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和信用体系的不完善也成为中介机构发展的巨大障碍。某些中介机构缺乏职业约束机制及职业道德规范,存在为金钱驱动而提供虚假评估报告的现象,使某些中介机构的可信度、可利用度大打折扣。在这种情况下,风险资本家往往要做很多自己专业以外的事,降低了风险投资的效率。而且,中介机构发展的停滞不前,中介服务不规范等问题造成资本和项目双方信息交流方面的不充分,这种信息不对称形成许多错误的隐藏,导致风险投资企业战略性的市场决策错误,严重地妨碍我国风险投资市场的发展。
2.5风险投资人才极度缺乏
从事风险投资事业的人才,不仅需要掌握金融领域内的相关知识、而且还应当熟悉高新技术产业的相关技术,只有这样才能对风险投资进行正确的评估和操作,降低投资失败的风险。目前国内风险投资多数还停留在学术论坛和理论研究层次上,在实际操作上真正懂得风险投资的人才还不多,大部分投资人才都来自于政府、民营企业、上市公司等部门,基本上都是半路出家,多数缺乏专业知识和从业经验,局限性较大。
3促进我国风险投资发展的策略
针对我国在进行风险投资的过程中存在的以上问题,提出如下的发展策略:
3.1拓宽资金来源,实行风险投资主体多元化
我国应拓宽资金来源,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政府应逐渐淡出投资人的角色,鼓励更多的民营和个人资本参与到投资中,以规范市场运作[5]。除了借鉴国外发展产业风险投资的经验,在控制金融风险的前提下,使从事养老基金、保险基金、住房基金等民间资本的这些机构投资者以及一些具有良好市场业绩的上市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来介入风险投资领域,将为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直接融资来源与渠道,促进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把民间资本引入高新技术风险投资领域,通过资本与技术的结合,让资本最大增值[6]。还有从国际经验来看,外国风险资本的介入也是发展本国风险投资的重要依托。我国应减少对风险投资限制、制定健全有关风险投资政策,并提高它们的透明度,促进外国风险资本关注,吸引外国风险投资资本,使其更加支持中国高技术企业的发展,也是我国风险投资拓宽资金来源发展的重要渠道。
3.2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
由于风险资本存在着周期性特征,因此能否有效地兑现资本收益,即将其所投的资金由股权形态转化为资金形态即变现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了促进风险资本的顺利循环以及增量风险资本的进入,就必须考虑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我国风险投资最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为企业购并,其他几种较为现实可能的退出方式依次为创业板交易、风险企业回购和买壳上市[7]。我国处于创业板市场运行的初步阶段,创业板的作用就是为成长性高的中小企业提供融资链条的中间环节,所以既要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实际出发规范和完善创业板,也要积极发展和利用风险资本的其他退出途径。
3.3优化风险投资的投资环境,加快制定有关风险投资的法令法规
建立规范风险投资运营机制的法律制度,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立法和监督是促进风险投资健康发展的保障。风险投资是为风险企业提供创业资本,通过管理上的参与将科技成果“孵化”为现实生产力的特殊投资,它不同于任何形式的传统投资。风险投资是一种法制化的市场行为,必须有完善的法律法规。因此,严格规范风险投资的运营机制,是保证我国风险投资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措施。与之相适应我们需要尽快制定相应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完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制度,诸如《专利法》、《技术合同法》等,给风险创业者的专利权、专有权、创新权等以特定的保护,采取税收优惠计划,降低风险资本的获得成本,提高风险投资的平均收益率水平。
3.4加快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项目评估机构的发展
风险投资中介机构是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筹集者和投资者服务的专业性机构,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投资顾问、资信评估机构、技术信息咨询机构、专业市场调查机构等专业机构。建立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投资项目评估专门机构,由有经验的评估专家对风险投资项目经行评估等专业服务,以指导投资者进行有效的投资。另外,还需提高中介机构的信用和中介机构的人员素质,并努力采取措施降低风险投资的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以提高整个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运作效率,为风险投资公司提供规范有效的中介服务,使风险投资公司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促进我国风险投资更快的发展。
3.5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人才
在高新技术产业形成和发育过程中,人才是关键的因素,应加快培养高素质风险投资专业人才,加快对现有风险投资机构从业人员的培养,还可以利用国际合作和交流,吸引海外人才。我们应该努力培养一支懂技术、会管理、熟悉金融与财务的风险投资家队伍,不仅依赖于其自身独特的素质和专长,还要设计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防范其道德风险。推动企业家和风险投资家尽最大努力去经营企业,实现人力资本的价值[8],创造“以人为本”的文化氛围,可采取给予风险投资人才工资、福利、奖金、股权、期权和收入提成制度等,激发风险投资人才队伍的快速发展。
4结束语
总之,风险投资由于其在推动科技产业化,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作用巨大,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日益紧密结合,风险投资也越来越显著地发挥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尽快完善法律、法规及制度建设,采取政策鼓励,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开拓风险投资资本来源,引进风险投资人才,提供最佳退出渠道及加强风险投资机制建设等措施,积极促进我国风险投资业的健康发展,使风险投资更快的推动我国的科研成果商品化、技术产业化和高科技企业的成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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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信贷资产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的主要资产业务,是商业银行运用资金、取得利润的主要途径,也是商业银行维持同客户良好关系的重要因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银行信贷风险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提要]信用风险是商业银行最主要的风险之一。本文分析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政策建议。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风险管理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现状
信用风险管理在银行的内部控制中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虽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总体上来说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缺乏一定的有效管理,整体水平较低,可能是由于管理理念和方法不当导致的,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现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1)信用风险比较集中。不良贷款余额引发的信用风险主要集中在国有商业银行,并且贷款用途过于单一,行业比较集中,如果该行业出现信用危机,那将会给商业银行带来巨大的损失;(2)信用风险规模巨大。我国的信用风险比较严重主要体现在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所占的比重较高,这个结论可以从我国的调查数据中得出,比如2007年底全部商业银行不良贷款额已超过12,000亿元,国有商业银行占了11,150亿元,不良贷款率高达8.1%,可见比重相当之高;(3)银行存贷款期限差异导致信用风险的产生。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是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由于期限的不同会导致存贷期限错配,银行的资金来源越发不稳定,也由于贷款的不确定性会产生信用风险;(4)新的信用风险不断涌现。随着金融行业的发展,大量金融衍生品不断出现,历史遗留的大量不良贷款在还没有得到有效处理的情况下又会增加新的信用风险,主要原因是商业银行体系还缺乏实质有效的管理机制。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战略上看,其追求的是短期内的速度和规模、而忽视了长远的效益,这种粗放式发展方式存在很多弊端,薄弱的风险意识和不完善的管理机制虽然增加了业务种类,扩大了资产规模,但同时信用风险也在迅速膨胀,不良资产的增多严重影响了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风险管理体制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是计划经济体系,银行系统的主要特征是管理计划和行政方式都是高度集中的,呈现一种“大金融、小银行”的局面。后来经过多次改革之后,我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有了很大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是完善的,不可否认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一些风险管理体制方面的基本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解决。这些问题的存在会增加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从而限制商业银行的发展。
(二)组织管理体系方面。我国商业银行为避免信用风险,目前使用的是一种职责分离的组织管理体制,即信用风险管理部门虽然负责贷款,但是其并不直接接触客户,而是由专门的客户管理部门负责。这种管理体制虽然有一定的优点,但与国外相比,仍然缺乏一定的独立性,即信贷和贷款审查部门并不是独立的,与其他部门之间存在职责不明晰、互相干涉的现象。
(三)风险管理工具及技术方面。我国信用分析和信用风险分析技术相对落后,仍处于传统的比率分析阶段,目前的国际金融市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层出不穷,追求金融创新是提高银行竞争力的有效手段,不可避免会增加银行的信用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仅仅考虑单一贷款的风险,在实际情况中,会显得力量不够,因此现行的风险管理工具和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银行全面的动态风险管理要求,特别是对于信贷风险管理金融衍生品这一领域还亟须完善和改进。
三、提升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水平政策建议
(一)改善外部宏观环境。商业银行要在银监会的监督下完善自己的内部评估机制,确认资本是否充足,以更好地应对各种风险,将风险系数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满足资本的最低需求。除此之外,防范信用风险还应该积极创新金融信用衍生品,实现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协调发展,分散银行业的系统风险,维护资本市场的稳定;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扩大现有的业务领域,在多样化经营模式下管理信用风险。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是建立完善的处罚机制,包括民间信用管理和信用交易管理。
(二)提高资本充足率,加强对不良资产的防范。资本充足率对于防范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有很重要的作用,可以通过扩大资本渠道提高资本的使用效率,完善内部控制和风险防范体制,对于重点部分如信贷部门要有专门的机构对他们进行监督和管理,规范借贷流程,减少不良资产,从而降低银行的信用风险,增加公司盈利,提高直接和间接融资能力。
(三)建立信用风险转移机制。信用风险转移机制主要包括两种:担保和贷款证券化和信用风险担保。虽然目前我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将信用风险转移给交易对手,但是由于流动性的限制,加之在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中不能操作自如,实现风险转移机制的系统和技术在目前的金融市场条件下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因此实现风险转移机制有一定的障碍,但是这个方向是可行并且符合经济发展趋势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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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刚.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学报,2007.
【摘要】在时代飞速发展过程中,社会内外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商业银行面临着日趋复杂的风险,担保贷款风险管理需要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信贷业务担保风险的出现,主要就在于没有正确认识风险管理,没有较高的风险识别能力,法律体系不够健全等;针对这种情况,需要采取相应的风险管理控制措施,构建完善的担保信用体系,防范风险。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业务;风险管理
银行信贷业务开展中,因为借贷双方信息是不对称的,为了避免风险出现,会要求借款也将抵押担保或者第三方担保提供出来,并且对担保违约责任明确规定。但是,现阶段普遍出现了企业之间的互保现象,甚至有担保圈形成,经常出现一些担保关联风险事件。主要原因就在于担保圈涉及到十分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如果有风险出现于任何一个环节,就会逐步扩散到其他企业。
一、商业银行担保贷款信贷业务发展情况
具体来讲,担保贷款风险指的是借款人或者第三方提供担保之后,有一些无法控制和预料的因素影响到发放的贷款,进而损失信贷资金。担保风险属于一种重要的风险类型,风险一般属性其都具备。由于有一定的间隔存在于担保贷款发放与收回之间,而各种不确定因素出现于本段时间内,影响到借款人的正常还贷,无法收回银行贷款,进而出现担保信贷风险。时代的进步,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币信贷总量越来越高;而研究发现,有高额不良贷款普遍存在于商业银行中,经过相应的努力措施,虽然减少了不良贷款的数量,但是不良贷款率依然对商业银行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作用。因此,就需要重视贷款安全,采取相应的措施。
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担保贷款存在的问题
(一)没有正确认识部分商业银行没有全面的认识,没有将风险防范观念给正确树立下去。部分工作人员也没有正确认识信贷风险的防范,认为相较于信用贷款来讲,担保贷款更加的安全,没有较大的风险存在;部分人员认为借款人即使换不了,还能够向保证人追索。在贷款审批决策过程中,对担保形式过分追求,没有严格审查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对担保措施有着过大的依赖。
(二)没有足够的规章制度观念部分商业银行没有将规章制度观念给树立下去,没有严格审查担保合法性及有效性,没有规范管理担保措施,可能会出现诸多的问题,如保证人没有相应的主体资格,没有深入了解保证人意愿及没有完善的抵押手续等。
(三)银行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升在信息不对称因素的影响下,出现了担保圈现象。借贷双方因为不能对称了解对方信息,银行无法透彻了解客户的质量、风险及未来经营信息等,为了促使信贷交易中的逆向选择及道德风险得到降低,往往会将担保机制给运用过来,以便对信贷业务违约风险有效防范;但是有问题出现于抵押或者质押物中,就要求由第三方担保存在,且对违约责任进行明确,而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土地厂房等资源,银行就会要求一些企业形成担保圈。爆发金融危机之后,为了快速发展经济,我国将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实施下去,导致银行贷款量不断扩大。在这种大形势下,银行对融资业务申请审查审批程序逐渐放松,银行信贷人员没有足够的风险意识,没有细致调查,导致风险问题的出现。
(四)执法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研究发现,现阶段没有理想的执法环境,在保证人和抵押物执行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难度。主要原因就在于我国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没有真正构建社会信用经济,经常会出现一些地方保护或者行政干预现象出现,银行为了实现债权,在依法执行保证人和抵押物时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出现了诸多的司法白条,虽然官司赢了,但是没有获得相应的资金。
三、我国商业银行担保贷款风险管理对策
(一)对项目还款来源重点考虑在开展信贷决策的过程中,需要对借款人的经济效益科学分析,将项目还款来源给充分纳入考虑范围,不能够对担保过分强调或者依赖。担保是一种额外保障,借款合同的基本程序不能够被其取代,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与还款能力也不能够被担保所改善。如果商业银行为了偿还贷款,必须要执行担保措施,那么就会必然侵蚀到贷款效益。
(二)对担保合理设置通过对担保合理设置,相当于贷款回收的还款来源多了一个。设置担保主要是为了将一个潜在的还款来源提供给债权银行,以便促使贷款偿还可能性得到提高。实践研究表明,设置的担保方式,还款来源容易控制,就更加的有效,如相较于其他担保方式来讲,质押方式担保具有更低的不良率。因此,在信贷决策实施过程中,就需要严格审查担保的可行性与充分性,选择的担保方式需要能够容易控制还款来源,以便促使担保的作用有效发挥,能够对贷款风险有效的抵御和化解。
(三)对贷款管理进行规范,做好监督检查要对贷款管理程序进行规范,将监督检查工作给深入开展下去,以便保证有效落实贷款担保;研究发现,现阶段有各种问题出现于商业银行贷款担保中,主要原因就在于没有将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下去,甚至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就需要对贷款管理内控制度进一步完善,将审贷分离制度给严格执行下去,构建相应的责任制度体系,严格监督审查信贷审批业务,以便对贷款操作中潜在的人为风险有效规避,保证能够有效落实贷款担保。
(四)加大执行力度在担保贷款中,担保与抵押措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不能够有效的抵御和防范贷款风险,虽然行政干预、司法白条及担保措施不够有效等原因存在,但是也有其他因素的直接影响,如债券银行没有较强的追索意识,没有足够的执行力度等。针对这种情况,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需要将保障合法权益的理念给树立下去,严格执行保证人及抵押物,对担保责任进行明确,如果借款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无法归还欠款,需要对保证人及时追索,对抵押物及时处置等。
(五)构建信息共享平台,促使征信体系得到完善为了避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及银行内部道德风险的出现,需要构建公开信息披露制度。现阶段因为没有完善的社会征信系统,银行无法共享跨行信息及没有彻底披露企业信息等状况存在,银行只能够对企业部分担保圈风险信息进行了解,无法掌握其他隐形担保圈关联关系,针对这种情况,就需要将银行间信息共享平台给搭建起来,对人民银行征信体系科学构建。首先,对银行同业之间信息共享平台进行构建,通过对金融同业及其他部门客户担保信息、信用风险信息等进行采集和汇总,以便促使商业银行做出更加科学的决策。其次,对企业信息披露进行规范,对担保关联披露信息内容进行明确,对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及时效大力约束,保证企业能够将各类变动信息及时公开出来,处罚那些不能够及时披露信息或者对某些信息披露事项故意隐瞒的企业。对于中介机构来讲,需要规范公正的开展监督工作,中介机构要不断努力,促使自身职业素质及审计水平得到提升,以便更加准确客观的开展审计工作。
四、结语
综上所述,因为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容易有担保风险出现于商业银行信贷业务中;这些风险的存在,既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有商业银行自身的缺陷,制约到了商业银行的健康稳定发展;针对这种情况,在未来的发展中,商业银行需要完善制度,规范信贷业务操作程序,增强操作人员的风险意识;同时,政府部门也需要积极完善制度体系,约束信贷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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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投资在我国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具有特定内涵的概念。根据美国全美风险投资协会的定义,风险投资是由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一种权益资本。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风险投资管理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异质性
(一)高风险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投入是研发投入。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具有计划性和探索性。其研究是否能为企业获取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开发是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或产品等,也具有不确定性。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根据市场调研开发的产品,可能遭遇市场失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层出不穷,产品成本可能显著下降,新产品可能没有推广就遭到市场的淘汰。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周期长、投资规模大、融资渠道不畅,极有可能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二)高知识型员工比例较大
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组织方式创新、原材料创新、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等。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和环保等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需要在研究、开发、试制和质量检验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智力资本。基础研究和开发团队的形成需要一批专业造诣深邃、占领技术高点、深谙技术应用的知识型员工。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员工队伍中,高学历、高技术、高职称的知识型员工所占的比例较大。知识型员工专有投资较多,人力资源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有利于专门创新。
(三)重技术轻管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者通常是拥有专有技术、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科研技术人员,其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等要素投入中,技术是核心要素。在股权结构中,拥有技术的人才处于控股股东的位置。因此,企业章程、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必然造成“重技术轻管理”。即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精于管理善于经营,如果科技人才掌握绝对控制权,其管理才能也难以有效发挥。
二、风险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
风险投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微软、苹果、英特尔等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在其产生和发展中,风险投资功不可没。风险投资在优化融资结构、激励知识型员工、完善内部治理和降低上市成本等方面有利于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一)优化融资结构
企业资金来源于债权人或所有者的投入。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合理匹配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有利于企业的价值创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者通常拥有雄厚的技术,但缺乏企业发展必需的资金。初创期,基础建设、研发投入、新产品的试制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等主营业务收入尚未形成规模效益,企业内部积累杯水车薪。企业内部管理尚不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尚未形成、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导致决策随意性强、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财务信息不透明、缺乏信誉积累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专有技术、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较多,有形资产较少,可抵押财产较少。高科技企业初创阶段通常面临技术、管理、市场等风险。这些因素均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信息不透明、缺乏信誉积累、长期资产较少、高风险等原因,导致外部资金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受限,优化融资结构的空间缩小。政府投资的风险基金或政府扶持风险投资公司,可以给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参与管理与监督,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增加企业有形资产,促使企业规范管理,增加信息透明度,可以减少金融机构的甄别成本等,从而为金融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了条件。因此,风险投资可以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
(二)激励知识型员工
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立与发展的动力,知识资本的形成是创新的根本。知识的有效获取和知识资本转化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重点和难点。无论是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外部获取知识,还是内部研发形成知识,其关键因素是拥有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追求自主创新与团队意识的融合、挑战风险与把握机遇并重、需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忠诚度低流动性强等特点。因此,激励知识型员工既需要显性的“劳动契约”又需要隐性的“心理契约”。风险投资利用员工持股、股票期权、相机控制权、对赌协议和离职限制等方法激励知识型员工。规定员工持股比例是采用“劳动契约”激励知识型员工。股票期权、离职限制等是利用“心理契约”激励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对风险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相机控制权、对赌协议等改变风险分担,调节知识型员工的风险偏好,增加知识型员工的收入。
(三)完善内部治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是创业者一股独大,享有绝对控制权,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导致内部控制不规范、内部管理混乱、决策随意性强、缺乏监督机制。风险投资企业拥有成功的创业者和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专家,有能力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投资企业参与管理对风险企业的业务经营、公司战略、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有全面的促进作用。风险资本家通过委派财务总监等高管、财务报告等重要信息的知情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与表决权等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有效地行使对风险企业的监督权。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控制权,那么就有动力聘请业绩优良的职业经理人来提升企业的价值。风险资本家持有优先股或可转换证券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分阶段投资中,采用可转换债券可以遏制风险企业家偏向短期业绩的行为。
(四)推动企业上市
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有管理层回购、股权转让、收购与兼并、清算、首次公开发行(简称IPO)等。2012年,风险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共有177笔退出案例,其中:IPO方式退出124笔,股权转让退出30笔,并购退出9笔,管理层收购退出8笔,股东回购退出6笔。①IPO退出方式占总退出比例约为70%,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风险投资家为了高质量尽快收回投资,通常采用筛选、分阶段投资、参与管理、监督等方式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进风险投资,由于风险投资具有筛选、认证功能,向市场传递被投资企业优质的价值信号,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使被投资企业迅速壮大。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帮助企业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团队管理专业化水平、建立战略运营等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完成企业价值增值,培育和扶持企业发展,使被投资企业首次公开上市。
三、风险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
力的制约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价值创造还存在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错位、参与企业治理不积极、上市渠道不畅等问题。
(一)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
政府财政、国有投资公司和未上市公司的投资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政府财政投资的重心是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但资本量有限,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缺乏效率,未上市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较少关心企业的科技创新,而个人、上市公司、外资、各类金融机构等投入占比较低,风险投资来源渠道狭窄。由于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高、资金量大、回收周期长,这就需要风险资本的来源广泛、资本雄厚、可用周期较长。显然,我国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
(二)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错位
中小科技型企业由于高投入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风险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资金需要优质的投资资源,风险资本如果能与高技术融合,既有利于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又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然而,风险资本家在追逐“暴利”与规避风险的原则指导下,往往把资金投入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核心竞争力、高成长性、投资回报率高、产权明晰和内部控制规范的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需要大量资金的初创阶段,通常产权不明晰、内部控制不规范。这就造成风险资本大量配置个别优质企业,大量需要资金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得不到发展急需资金的尴尬局面。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的错位阻碍了风险投资和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三)参与企业治理不积极
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融合为一体的金融创新。风险资本家通过实施对被投资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与约束、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管理与控制风险、构建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等措施,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这就需要创业成功、懂技术精通管理的人才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而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缺少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人才,风险资本家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主要解决创新型企业的资金问题,它们无能力也没有意愿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国有投资公司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代理成本,规避风险意愿强烈,不愿意投资于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参与其治理。未上市公司的投资目的是获取利润,投资对象通常选择成长快、风险小、回收周期短的企业,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也不强。
(四)上市渠道不畅
中小科技型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规避等因素造成这部分企业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有限。企业上市可以筹措企业发展新的资金。企业上市后,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需要披露企业的内部控制、内部治理和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被投资企业IPO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退出渠道畅通有利于风险资本家的发展、壮大。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历史短、发展快、收益波动大等,很难获得上市资格。发起人股东的股份在股改前不能全流通、禁售期长,风险资本难以及时退出。
四、完善风险投资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路径选择
(一)拓宽风险资本融资渠道和优化资本结构
政府资金和国有资本的投入是风险资本的重要来源,在风险资本市场建立初期,这种模式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风险投资不断增加,融资渠道狭窄、资本结构不合理越来越阻碍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居民个人储蓄居高不下,存入银行收益低,投资于股票风险大,投资于房地产滋生泡沫经济,可以尝试引导个人投资者投入风险投资基金,然后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大型上市民营公司可以建立专门的风险投资部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应引导各类捐赠基金参与风险投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应借鉴美国等风险资本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适时、分阶段、渐进引入风险资本市场,以拓宽风险资本融资渠道和优化风险资本结构。
(二)政府引导风险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7年,财政部与科技部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税收的优惠客观上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激励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但法规的规定没有细化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初创期,研发投入大,收益少,风险大,政府创业投资应引导基金大力扶持,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发展期,高成长、高投入、高回报,政府应引导民营风险资本投资,为风险投资提供一定担保,逐渐减少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辅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成熟期,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全部退出,取消全部税收优惠。此外,政府应为PE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与管理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或规定政府采购中采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的比例等。
(三)建立风险投资评价体系
建立风险投资评价体系,可以甄别不同风险投资企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贡献度,从而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以及为税收优惠、政府引导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清科公司与投中集团分别从募资、投资、退出、业绩等方面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其指标通常是数据易于获取的静态指标,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设计的详细指标。借鉴福布斯等成熟风险投资评价机构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排名指标,风险投资评价的指标体系应包括:最近5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总额、参与治理度、贡献度等指标;最近5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投资的成功率,成功的标志是进一步引进较多的风险投资;被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上市情况等指标。
(四)完善风险资本市场
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尤其是股权与长期债权资本的短缺。与股权市场相比,我国的长期债权市场的发展尤为滞后。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有形资产占比较低和缺乏信誉积累,很难在债权市场上获得资金。企业可以采用政府信用担保的方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又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吸引民间资本注入。风险资本与高科技的融合需要顺畅的退出机制。借鉴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经验,创业板市场可以细分为全面市场和特殊市场。特殊市场要求上市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内部控制规范,治理完善,财务指标适当降低,向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发行。全国市场要求上市企业的财务指标较高,公开发行。建立风险投资政策性银行,对风险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后期发展采用信用贷款。
风险投资在我国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不论是从投资金额还是从投资项目上来看都是不均衡的。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支持力度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研发阶段的支持作用小。从投资金额来看,风险资本在成长期的文化企业中占比最高,其次是成熟期,种子期的占比最少,仅为1.7%;从投资项目来看,风险投资机构更关注起步期的文化企业,其次是成长期的。将投资金额结合投资项目一起分析,可以看到,投资金额在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占比与投资项目在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占比严重不匹配:种子期的风险投资项目占比为13.6%,但投入的风险资本仅仅为1.7%,起步期的风险投资项目占比为40.9%,投入的金额也仅为18.8%。虽然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文化企业的项目数较多,但是给予这些企业的风险资本却严重不足。而对于重建阶段的文化企业,风险投资机构迄今为止尚无一例。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文化企业最渴求风险投资支持的是研发阶段,而风险投资机构为规避投资风险仅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给予大力支持,这与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相违背。二是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投资分布不均衡。2004-2010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主要细分行业的风险融资事件主要集中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特别是网络游戏和户外传媒,已披露的融资事件数分别为99项、88项。户外传媒获得风险投资的项目数是传统传媒的3倍多(户外传媒88项,传统传媒28项)。此外是网络社区和网络交友,融资事件数分别为62项、61项。但对于我国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惠顾较少。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所处的环境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市场环境还没有真正培育成熟。影响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体现在多层次市场不完善和外部政策环境因素缺失两个方面。根据《2010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披露的数据看,多层次市场不完善在影响创业风险投资经营的外部因素中占到27.9%的比重。虽然“中小企业板”(2004年)、“中关村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代办转让系统”(2006年)、“创业板”(2009年)等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促进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但是真正能够通过中小板、创业板实现退出的风险投资仍然较少,“股权代办转让系统”市场有待进一步激活。同时,已上市的文化企业数量仍相对较少,未来几年能够挤进创业板的中小型文化企业恐怕也寥寥无几,这不符合风险投资机构青睐易上市产业的投资偏好。另外一个外部影响因素是“缺乏创业投资行业法律法规”、“政策不明朗”,二者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19.3%和19.0%②。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刚起步,实践历程还不长,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政府一方面鼓励发展,另一方面又干涉太多,设置过多的行政权力限制了风险投资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大部分产业门类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并涉及国家的文化安全,大量非公有资本只能进入部分文化产业,或者通过与拥有垄断性刊号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进行合作经营来开展业务。这种市场准入的限制和非规范的合作形式,使得合作双方既无法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也造成在合作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短期行为、行政干预和各种摩擦。同时,这也使得风险投资的进出很难被定义为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虽风险投资机构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害怕触及政策底线而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路径。第三,政府对风险投资支持的政策力度不够。为支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我国有关产业政策虽然采取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及鼓励措施,但是现有政策体系缺乏系统性,作用效果不够明显,力度也不到位,并且从深度和广度上看,也远远比不上风险投资发达国家。同时,由于缺乏政策法规的指导、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风险投资行业,造成政府风险资本比例长期过高,违背了风险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
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风险资本介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较浅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的风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投资机制。这种不成熟性具体表现在:我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小;风险投资还未真正市场化,投资主体多为政府财政或银行;风险投资的产业领域还相对局限,风险投资关注的多是低风险的传统项目;风险投资家缺乏对创意产业的认知和创意产业成长的判断经验;社会上也缺乏规范稳定的评判标准和监督机制。二是风险投资机构对文化企业的要求高。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对文化产业仍然比较陌生,过往缺少成功的案例,出于风险和回报周期的考虑,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重点普遍是在资本市场上实现上市路径比较明确的企业。看好那些具备良好商业模式、有创造力以及有品牌附加值的内容、平台和团队,这就对文化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三是为了规避行业陌生带来的风险,投资文化产业领域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或者未有投资文化产业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选择跟投方式为主。此外,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普遍采取收缩策略。
风险投资要与中国文化产业实现更好的融合,需要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从政策引导、制度完善、环境优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一)政府应为实现文化产业内生性增长、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
针对文化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创造政策条件。一是鼓励文化企业收购兼并,提升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散、滥、差,产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频繁、市场分割严重,制约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收购兼并是通过转移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的方式实现资本扩张和业务发展,是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发展思路。纵观国际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几乎都是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应该鼓励文化企业到国际市场上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收购或参股国外现有的发行公司,也可以借助同业中有实力的文化公司的力量,尤其是对中小型文化公司而言。二是优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文化企业的真正成长,离不开由小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变的发展过程。未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决定风险投资者最终收益的要素,中小型文化企业必须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创业企业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让投资者看到公司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诚意。三是催动文化产业业态的创新,包括内容创新、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内容创新指用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眼光挖掘和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在创意设计、主体开发、内容创作等方面实现文化内容的再创造。科技创新指随着网络、数码等高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创新,要加强科技和文化的结合,催生更多的新型文化业态。我国文化产业界要敏感地抓住这一时代特征,既要想法设法占领已有的文化市场,又要千方百计挖掘潜在的文化消费模式,创造新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经营运作模式不同于传统模式,其更强调“创意”,强调新的营销运营模式。同时,商业模式成熟的领域或商业模式明确的企业,其发展轨迹相对比较明确,市场前景明朗;特别是企业将其他领域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自身企业当中,风险资本对此相当青睐,因为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前将可清楚地预计到企业发展的趋势,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资金风险。其次,应加大优惠力度,发挥政府培育引导风险投资的功能。政府应继续提供风险资本,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在美国,凡是资本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私营风险投资公司均可以向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申请对其进行投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后按1∶3的比例对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资本投资,然后选择适当的时候在金融市场公开出售所持股份,及时收回投资①。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②。另外,可对各种风险投资机构经营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等用税后利润进行增资的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府还可给予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补偿金,用于弥补亏损,降低其风险。再者,在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非公有文化单位的市场准入限制,正确引导企业投资趋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更多行业外企业投资文化产业。政府还要鼓励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机构和知识产权专利评估机构,解决文化企业可供抵押的实物较少、无形资产评估难、抵押变现难、抵押担保信用程度低等问题。总之,对于市场失灵的环节,政府要充当“第一位天使”;对风险投资可以顺利进入的环节,政府要营造环境,加大激励;对于风险投资“过热”的环节,政府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引导;要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落实力度。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切实打通风险投资介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二)风险投资企业内部应构建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体系
对于有资金实力并希望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风险投资应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扩张方式。鼓励民间兴办风险投资共同基金,既有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发展风险投资业,又有利于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和保险金进入风险投资。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养老金和保险金保值增值的要求,又可拓宽风险资金来源。积极引进国外风险资金。国外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将是充足的资金源泉。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制风险投资机构、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及信托基金制的风险投资机构,是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拓宽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组织形式。拓宽多元化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也是多元化风险投资体系必备的要素。风险投资通过投资实现价值增值后,必须寻找退出渠道,将收益变现并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实现风险资本退出渠道和退出方式多元化,是保障风险投资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因此,要大力发展创业板,支持文化企业上市。我国创业板才刚刚设立,还是个新生事物,要成长为类似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成熟创业板市场,成为风险投资和中小型文化企业有效对接的高效平台,还需要市场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目前,全国共有140多个地方性产权交易所,彼此孤立,未形成适应市场需要的全国性交易平台,产权流动范围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淡化行政区划色彩,促进风险资本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还应发展柜台交易市场。柜台交易虽然很难形成统一的价格,且交易者的询价和谈判成本较高,市场效率相对较低,但十分灵活,既没有上市标准,也不需要严格的交易监管,仍是一种比较适合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状况的产权交易方式。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正常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目前我国因公司上市条件苛刻,使文化企业上市难度较大,不利于风险资本的流动和再投资。因此,适当放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条件或建立第二股票市场是促进风险投资和发展创业基金的重要条件。
(三)文化企业应联合社会力量,催生相应的法律法规,推动建立风险中介机制
由于风险投资的融资过程及项目成长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投资的新生性,决定了其适用的法律体系必然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就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有关风险投资行业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法律中,1999年国务院相关部委发布的《关于建立风险投资的若干意见》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风险投资法规。之后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如《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2004)、《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2009)仅涉及风险投资的某个方面,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呼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比较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从促进风险投资主体培育的角度出发,允许鼓励风险投资主体从事风险投资的各种形式存在,消除主体遭遇的问题,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加紧研究和制定完善相关风险投资法律法规,规范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增强可信度与透明度,保护风险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当前,没有现成的国际法规可援引,监管经验也不足,应尽快制定和出台以《投资基金法》、《投资顾问法》、《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文件中与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条文,目前可考虑制定和出台《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使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有法可依。《办法》即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自身特点和国情,应充分赋予《办法》对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的发行、募集、设立、运作全过程进行监管的法律权威。风险资本之所以没有充分的动机投资于初创期的文化企业,其原因之一是此类投资存在过高的评价与监控成本。为解决文化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文化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呼吁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其网络。建设包括文化创意无形资产的评估、认证、担保、法律服务等一系列中介机制,同时加强文化行业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丰富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的金融工具,增强投资人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信心。同时为避免腐败现象发生,应鼓励个人和相关机构成立相应的中介机构,展开竞争。
综上,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表现出高度的偏好,文化产业领域也频频出现风险投资的身影,但由于文化产业领域壁垒障碍、风险资本本身运作过程中的阻力及两者结合后出现的新问题等原因,致使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与风险资本的姻缘还不深入,并且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支持力度仍然较小。但是,通过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政策引导、制度完善、环境优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风险投资与我国文化产业的高效融合将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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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资本是投入到具有高成长性风险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额投资收益。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风险投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异质性
(一)高风险性
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主要投入是研发投入。研究是指为获取并理解新的科学或技术知识而进行的独创性的有计划调查,具有计划性和探索性。其研究是否能为企业获取经济利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开发是将研究成果或其他知识应用于某项计划或设计,以生产出新的或具有实质性改进的材料、装置或产品等,也具有不确定性。市场环境瞬息万变,根据市场调研开发的产品,可能遭遇市场失败。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层出不穷,产品成本可能显著下降,新产品可能没有推广就遭到市场的淘汰。高技术产品的研发周期长、投资规模大、融资渠道不畅,极有可能遭遇资金链断裂的风险。
(二)高知识型员工比例较大
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包括组织方式创新、原材料创新、产品创新、生产方式创新、市场创新等。科技型中小企业主要涉及新能源、新材料、电子信息和环保等新兴产业。新兴产业的产品技术含量较高,需要在研究、开发、试制和质量检验等方面投入大量的智力资本。基础研究和开发团队的形成需要一批专业造诣深邃、占领技术高点、深谙技术应用的知识型员工。因此,科技型中小企业员工队伍中,高学历、高技术、高职称的知识型员工所占的比例较大。知识型员工专有投资较多,人力资源的专用性程度较高,有利于专门创新。
(三)重技术轻管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者通常是拥有专有技术、专利权等无形资产的科研技术人员,其对企业拥有绝对控制权。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等要素投入中,技术是核心要素。在股权结构中,拥有技术的人才处于控股股东的位置。因此,企业章程、内部控制制度、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必然造成“重技术轻管理”。即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精于管理善于经营,如果科技人才掌握绝对控制权,其管理才能也难以有效发挥。
二、风险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影响
风险投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渠道,是高科技中小企业发展的助推器。微软、苹果、英特尔等著名的高科技公司,在其产生和发展中,风险投资功不可没。风险投资在优化融资结构、激励知识型员工、完善内部治理和降低上市成本等方面有利于增强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一)优化融资结构
企业资金来源于债权人或所有者的投入。负债与所有者权益合理匹配可以降低成本、控制风险,有利于企业的价值创造。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业者通常拥有雄厚的技术,但缺乏企业发展必需的资金。初创期,基础建设、研发投入、新产品的试制等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产品销售等主营业务收入尚未形成规模效益,企业内部积累杯水车薪。企业内部管理尚不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尚未形成、内部治理结构尚不完善,导致决策随意性强、规章制度执行不到位、财务信息不透明、缺乏信誉积累等。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专有技术、专利权等无形资产较多,有形资产较少,可抵押财产较少。高科技企业初创阶段通常面临技术、管理、市场等风险。这些因素均导致科技型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单一、融资结构不合理。由于信息不透明、缺乏信誉积累、长期资产较少、高风险等原因,导致外部资金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受限,优化融资结构的空间缩小。政府投资的风险基金或政府扶持风险投资公司,可以给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资金,与此同时参与管理与监督,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增加企业有形资产,促使企业规范管理,增加信息透明度,可以减少金融机构的甄别成本等,从而为金融机构向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提供了条件。因此,风险投资可以优化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
(二)激励知识型员工
创新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创立与发展的动力,知识资本的形成是创新的根本。知识的有效获取和知识资本转化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的重点和难点。无论是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等外部获取知识,还是内部研发形成知识,其关键因素是拥有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追求自主创新与团队意识的融合、挑战风险与把握机遇并重、需求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忠诚度低流动性强等特点。因此,激励知识型员工既需要显性的“劳动契约”又需要隐性的“心理契约”。风险投资利用员工持股、股票期权、相机控制权、对赌协议和离职限制等方法激励知识型员工。规定员工持股比例是采用“劳动契约”激励知识型员工。股票期权、离职限制等是利用“心理契约”激励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具有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对风险具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可以通过相机控制权、对赌协议等改变风险分担,调节知识型员工的风险偏好,增加知识型员工的收入。
(三)完善内部治理
科技型中小企业通常是创业者一股独大,享有绝对控制权,缺乏经营管理人才,导致内部控制不规范、内部管理混乱、决策随意性强、缺乏监督机制。风险投资企业拥有成功的创业者和具有丰富管理经验的专家,有能力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风险投资企业参与管理对风险企业的业务经营、公司战略、公司治理和社会责任有全面的促进作用。风险资本家通过委派财务总监等高管、财务报告等重要信息的知情权、重大决策的参与权与表决权等参与风险企业的管理,有效地行使对风险企业的监督权。风险资本家如果拥有控制权,那么就有动力聘请业绩优良的职业经理人来提升企业的价值。风险资本家持有优先股或可转换证券能够减少信息不对称导致的风险企业家的机会主义行为。分阶段投资中,采用可转换债券可以遏制风险企业家偏向短期业绩的行为。
(四)推动企业上市
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有管理层回购、股权转让、收购与兼并、清算、首次公开发行(简称IPO)等。2012年,风险资本市场中风险投资共有177笔退出案例,其中:IPO方式退出124笔,股权转让退出30笔,并购退出9笔,管理层收购退出8笔,股东回购退出6笔。①IPO退出方式占总退出比例约为70%,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风险投资家为了高质量尽快收回投资,通常采用筛选、分阶段投资、参与管理、监督等方式助推科技型中小企业上市。科技型中小企业引进风险投资,由于风险投资具有筛选、认证功能,向市场传递被投资企业优质的价值信号,从而吸引更多的投资者,使被投资企业迅速壮大。风险投资机构通过帮助企业改善公司治理、提高公司团队管理专业化水平、建立战略运营等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完成企业价值增值,培育和扶持企业发展,使被投资企业首次公开上市。
三、风险投资对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
力的制约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建立时间不长,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价值创造还存在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错位、参与企业治理不积极、上市渠道不畅等问题。
(一)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
政府财政、国有投资公司和未上市公司的投资是风险资本的主要来源。政府财政投资的重心是扶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但资本量有限,国有投资公司的投资缺乏效率,未上市公司的投资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较少关心企业的科技创新,而个人、上市公司、外资、各类金融机构等投入占比较低,风险投资来源渠道狭窄。由于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风险高、资金量大、回收周期长,这就需要风险资本的来源广泛、资本雄厚、可用周期较长。显然,我国风险资本来源与投资风险不匹配。
(二)风险投资与企业融资错位
中小科技型企业由于高投入性需要大量的资金,而风险资本家拥有大量的资金需要优质的投资资源,风险资本如果能与高技术融合,既有利于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又有利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然而,风险资本家在追逐“暴利”与规避风险的原则指导下,往往把资金投入具有优秀的管理团队、核心竞争力、高成长性、投资回报率高、产权明晰和内部控制规范的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在需要大量资金的初创阶段,通常产权不明晰、内部控制不规范。这就造成风险资本大量配置个别优质企业,大量需要资金的中小科技型企业得不到发展急需资金的尴尬局面。风险资本与企业融资的错位阻碍了风险投资和中小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三)参与企业治理不积极
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是资本、技术、管理和人才融合为一体的金融创新。风险资本家通过实施对被投资企业知识型员工的激励与约束、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管理与控制风险、构建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等措施,增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这就需要创业成功、懂技术精通管理的人才进入风险投资领域。而我国风险资本市场建立的时间较短,缺少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人才,风险资本家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不高。政府部门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投资,主要解决创新型企业的资金问题,它们无能力也没有意愿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国有投资公司利用国有资产对外投资,具有很大的代理成本,规避风险意愿强烈,不愿意投资于创业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更不用说参与其治理。未上市公司的投资目的是获取利润,投资对象通常选择成长快、风险小、回收周期短的企业,参与企业治理的积极性也不强。
(四)上市渠道不畅
中小科技型企业大部分是民营企业。由于信息不对称、风险规避等因素造成这部分企业可供选择的融资渠道有限。企业上市可以筹措企业发展新的资金。企业上市后,受到政府部门的监管,需要披露企业的内部控制、内部治理和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增加企业的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有利于拓宽融资渠道。被投资企业IPO是风险投资的主要退出方式,退出渠道畅通有利于风险资本家的发展、壮大。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大多历史短、发展快、收益波动大等,很难获得上市资格。发起人股东的股份在股改前不能全流通、禁售期长,风险资本难以及时退出。
四、完善风险投资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价值创造能力的路径选择
(一)拓宽风险资本融资渠道和优化资本结构
政府资金和国有资本的投入是风险资本的重要来源,在风险资本市场建立初期,这种模式对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随着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所需风险投资不断增加,融资渠道狭窄、资本结构不合理越来越阻碍风险资本市场的发展。我国居民个人储蓄居高不下,存入银行收益低,投资于股票风险大,投资于房地产滋生泡沫经济,可以尝试引导个人投资者投入风险投资基金,然后投资于风险投资公司,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大型上市民营公司可以建立专门的风险投资部门,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科技创新是富民强国的根本,应引导各类捐赠基金参与风险投资。社保基金、保险基金面临保值、增值的压力,应借鉴美国等风险资本市场比较完善的国家的经验,适时、分阶段、渐进引入风险资本市场,以拓宽风险资本融资渠道和优化风险资本结构。
(二)政府引导风险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
2007年,财政部与科技部印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009年,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实施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问题的通知》。国家政策的引导和税收的优惠客观上推动风险投资的发展,激励风险资本投资于科技型中小企业,但法规的规定没有细化到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初创期,研发投入大,收益少,风险大,政府创业投资应引导基金大力扶持,加大税收优惠力度;发展期,高成长、高投入、高回报,政府应引导民营风险资本投资,为风险投资提供一定担保,逐渐减少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辅以适当的税收优惠;成熟期,政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全部退出,取消全部税收优惠。此外,政府应为PE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信贷担保,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与管理建立网络信息平台。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或规定政府采购中采购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产品的比例等。
(三)建立风险投资评价体系
建立风险投资评价体系,可以甄别不同风险投资企业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贡献度,从而引导社会资本的合理配置,以及为税收优惠、政府引导等政策制定提供依据。清科公司与投中集团分别从募资、投资、退出、业绩等方面建立指标评价体系,其指标通常是数据易于获取的静态指标,没有针对风险投资助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设计的详细指标。借鉴福布斯等成熟风险投资评价机构对风险投资机构的排名指标,风险投资评价的指标体系应包括:最近5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的投资数量、投资总额、参与治理度、贡献度等指标;最近5年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初创期投资的成功率,成功的标志是进一步引进较多的风险投资;被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上市情况等指标。
(四)完善风险资本市场
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是资金短缺,尤其是股权与长期债权资本的短缺。与股权市场相比,我国的长期债权市场的发展尤为滞后。科技型中小企业由于有形资产占比较低和缺乏信誉积累,很难在债权市场上获得资金。企业可以采用政府信用担保的方式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既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又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吸引民间资本注入。风险资本与高科技的融合需要顺畅的退出机制。借鉴美国的纳斯达克证券市场的经验,创业板市场可以细分为全面市场和特殊市场。特殊市场要求上市企业拥有核心竞争力,内部控制规范,治理完善,财务指标适当降低,向特定地域或特定人群发行。全国市场要求上市企业的财务指标较高,公开发行。建立风险投资政策性银行,对风险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后期发展采用信用贷款。
风险投资在我国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不论是从投资金额还是从投资项目上来看都是不均衡的。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支持力度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研发阶段的支持作用小。从投资金额来看,风险资本在成长期的文化企业中占比最高,其次是成熟期,种子期的占比最少,仅为1.7%;从投资项目来看,风险投资机构更关注起步期的文化企业,其次是成长期的。将投资金额结合投资项目一起分析,可以看到,投资金额在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占比与投资项目在文化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占比严重不匹配:种子期的风险投资项目占比为13.6%,但投入的风险资本仅仅为1.7%,起步期的风险投资项目占比为40.9%,投入的金额也仅为18.8%。虽然风险投资机构投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文化企业的项目数较多,但是给予这些企业的风险资本却严重不足。而对于重建阶段的文化企业,风险投资机构迄今为止尚无一例。根据文化产业的特点,文化企业最渴求风险投资支持的是研发阶段,而风险投资机构为规避投资风险仅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给予大力支持,这与文化企业的融资需求相违背。二是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不同行业的投资分布不均衡。2004-2010年期间,中国文化产业主要细分行业的风险融资事件主要集中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特别是网络游戏和户外传媒,已披露的融资事件数分别为99项、88项。户外传媒获得风险投资的项目数是传统传媒的3倍多(户外传媒88项,传统传媒28项)。此外是网络社区和网络交友,融资事件数分别为62项、61项。但对于我国基础比较薄弱、需要进行技术创新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惠顾较少。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所处的环境已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远远不能满足我国风险投资行业的发展需要,促进风险投资发展的市场环境还没有真正培育成熟。影响创业风险投资发展的主要外部因素体现在多层次市场不完善和外部政策环境因素缺失两个方面。根据《2010年中国创业风险投资发展报告》披露的数据看,多层次市场不完善在影响创业风险投资经营的外部因素中占到27.9%的比重。虽然“中小企业板”(2004年)、“中关村非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股权代办转让系统”(2006年)、“创业板”(2009年)等市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有效促进了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完善,但是真正能够通过中小板、创业板实现退出的风险投资仍然较少,“股权代办转让系统”市场有待进一步激活。同时,已上市的文化企业数量仍相对较少,未来几年能够挤进创业板的中小型文化企业恐怕也寥寥无几,这不符合风险投资机构青睐易上市产业的投资偏好。另外一个外部影响因素是“缺乏创业投资行业法律法规”、“政策不明朗”,二者所占的比例分别达到19.3%和19.0%②。分析个中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刚起步,实践历程还不长,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政府一方面鼓励发展,另一方面又干涉太多,设置过多的行政权力限制了风险投资企业对文化产业的投资。文化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大部分产业门类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和政治属性,并涉及国家的文化安全,大量非公有资本只能进入部分文化产业,或者通过与拥有垄断性刊号资源的国有文化单位进行合作经营来开展业务。这种市场准入的限制和非规范的合作形式,使得合作双方既无法形成以产权为纽带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也造成在合作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短期行为、行政干预和各种摩擦。同时,这也使得风险投资的进出很难被定义为完全的市场化行为。虽风险投资机构对于文化产业的关注由来已久,但害怕触及政策底线而没有找到最合适的路径。第三,政府对风险投资支持的政策力度不够。为支持、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我国有关产业政策虽然采取了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及鼓励措施,但是现有政策体系缺乏系统性,作用效果不够明显,力度也不到位,并且从深度和广度上看,也远远比不上风险投资发达国家。同时,由于缺乏政策法规的指导、支持和鼓励,民间资本很难进入风险投资行业,造成政府风险资本比例长期过高,违背了风险资本市场的基本原则。
风险投资机构自身存在的问题也是导致风险资本介入我国文化产业领域较浅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我国的风险投资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成熟的投资机制。这种不成熟性具体表现在:我国的风险投资规模小;风险投资还未真正市场化,投资主体多为政府财政或银行;风险投资的产业领域还相对局限,风险投资关注的多是低风险的传统项目;风险投资家缺乏对创意产业的认知和创意产业成长的判断经验;社会上也缺乏规范稳定的评判标准和监督机制。二是风险投资机构对文化企业的要求高。由于风险投资机构对文化产业仍然比较陌生,过往缺少成功的案例,出于风险和回报周期的考虑,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的投资重点普遍是在资本市场上实现上市路径比较明确的企业。看好那些具备良好商业模式、有创造力以及有品牌附加值的内容、平台和团队,这就对文化企业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三是为了规避行业陌生带来的风险,投资文化产业领域经验较少的风险投资机构或者未有投资文化产业经验的风险投资机构选择跟投方式为主。此外,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外资风险投资机构普遍采取收缩策略。
风险投资要与中国文化产业实现更好的融合,需要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需要从政策引导、制度完善、环境优化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措施。
(一)政府应为实现文化产业内生性增长、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
针对文化产业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政府应创造政策条件。一是鼓励文化企业收购兼并,提升文化产业整体竞争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一个突出问题是散、滥、差,产业规模小、产业集中度低、重复建设频繁、市场分割严重,制约文化产业竞争力的提升。收购兼并是通过转移企业所有权或控制权的方式实现资本扩张和业务发展,是文化产业不可忽视的发展思路。纵观国际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几乎都是以某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应用了兼并、收购而发展起来的。我国应该鼓励文化企业到国际市场上组建专业的海外发行公司,收购或参股国外现有的发行公司,也可以借助同业中有实力的文化公司的力量,尤其是对中小型文化公司而言。二是优化中小型文化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文化企业的真正成长,离不开由小企业组织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转变的发展过程。未来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决定风险投资者最终收益的要素,中小型文化企业必须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创业企业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完善其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降低公司经营风险,让投资者看到公司保证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诚意。三是催动文化产业业态的创新,包括内容创新、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内容创新指用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眼光挖掘和整合传统文化资源,在创意设计、主体开发、内容创作等方面实现文化内容的再创造。科技创新指随着网络、数码等高科技领域的飞速发展和不断创新,要加强科技和文化的结合,催生更多的新型文化业态。我国文化产业界要敏感地抓住这一时代特征,既要想法设法占领已有的文化市场,又要千方百计挖掘潜在的文化消费模式,创造新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企业经营运作模式不同于传统模式,其更强调“创意”,强调新的营销运营模式。同时,商业模式成熟的领域或商业模式明确的企业,其发展轨迹相对比较明确,市场前景明朗;特别是企业将其他领域成功的商业模式复制到自身企业当中,风险资本对此相当青睐,因为风险投资机构在投资前将可清楚地预计到企业发展的趋势,从而最大限度减少资金风险。其次,应加大优惠力度,发挥政府培育引导风险投资的功能。政府应继续提供风险资本,引导社会资金进入风险投资。在美国,凡是资本金超过1000万美元的私营风险投资公司均可以向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申请对其进行投资,美国中小企业管理局审查后按1∶3的比例对风险投资公司进行资本投资,然后选择适当的时候在金融市场公开出售所持股份,及时收回投资①。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在2000年至2001年两年期间,成功运作“投资组合”17项,共融资2073亿韩元,其中政府350亿,民间1723亿②。另外,可对各种风险投资机构经营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公司等用税后利润进行增资的免征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政府还可给予风险投资公司风险补偿金,用于弥补亏损,降低其风险。再者,在保证国家文化安全的情况下,尽可能降低非公有文化单位的市场准入限制,正确引导企业投资趋向,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和更多行业外企业投资文化产业。政府还要鼓励组建文化产业融资担保机构和知识产权专利评估机构,解决文化企业可供抵押的实物较少、无形资产评估难、抵押变现难、抵押担保信用程度低等问题。总之,对于市场失灵的环节,政府要充当“第一位天使”;对风险投资可以顺利进入的环节,政府要营造环境,加大激励;对于风险投资“过热”的环节,政府要发挥“窗口指导”作用,加强引导;要确保各项优惠政策的覆盖范围和落实力度。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效结合,切实打通风险投资介入文化产业发展的各个环节。
(二)风险投资企业内部应构建多元化的风险投资体系
对于有资金实力并希望多元化发展的企业集团,风险投资应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扩张方式。鼓励民间兴办风险投资共同基金,既有助于集中社会闲散资金,发展风险投资业,又有利于社会资金的有效配置。允许一定比例的养老金和保险金进入风险投资。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养老金和保险金保值增值的要求,又可拓宽风险资金来源。积极引进国外风险资金。国外风险投资机构资金实力雄厚、投资经验丰富,将是充足的资金源泉。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司制风险投资机构、有限合伙制风险投资机构及信托基金制的风险投资机构,是发展我国风险投资市场,拓宽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的重要组织形式。拓宽多元化的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也是多元化风险投资体系必备的要素。风险投资通过投资实现价值增值后,必须寻找退出渠道,将收益变现并投入到下一个项目,如此循环往复,才能实现良性循环。实现风险资本退出渠道和退出方式多元化,是保障风险投资良性循环的重要前提。因此,要大力发展创业板,支持文化企业上市。我国创业板才刚刚设立,还是个新生事物,要成长为类似美国纳斯达克市场的成熟创业板市场,成为风险投资和中小型文化企业有效对接的高效平台,还需要市场各方主体的共同努力。目前,全国共有140多个地方性产权交易所,彼此孤立,未形成适应市场需要的全国性交易平台,产权流动范围受到很多限制。因此,有必要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交易市场,淡化行政区划色彩,促进风险资本的合理流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此外还应发展柜台交易市场。柜台交易虽然很难形成统一的价格,且交易者的询价和谈判成本较高,市场效率相对较低,但十分灵活,既没有上市标准,也不需要严格的交易监管,仍是一种比较适合中国风险投资发展状况的产权交易方式。加快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建立正常的风险资本退出机制。目前我国因公司上市条件苛刻,使文化企业上市难度较大,不利于风险资本的流动和再投资。因此,适当放宽高新技术企业上市条件或建立第二股票市场是促进风险投资和发展创业基金的重要条件。
(三)文化企业应联合社会力量,催生相应的法律法规,推动建立风险中介机制
由于风险投资的融资过程及项目成长过程的复杂性和风险投资的新生性,决定了其适用的法律体系必然要有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就目前的法律体系而言,有关风险投资行业的法律规范散见于《公司法》、《证券法》、《税法》等法律中,1999年国务院相关部委发布的《关于建立风险投资的若干意见》是我国第一部关于风险投资法规。之后关于风险投资的法律法规,如《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2004)、《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2005)、《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创业投资管理企业审批有关事项的通知》(2009)仅涉及风险投资的某个方面,没有形成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因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呼吁修订现有的法律法规,建立比较系统、完善的风险投资体系,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法律环境。从促进风险投资主体培育的角度出发,允许鼓励风险投资主体从事风险投资的各种形式存在,消除主体遭遇的问题,保障他们的合法利益,加紧研究和制定完善相关风险投资法律法规,规范我国的风险投资事业,增强可信度与透明度,保护风险投资各方的合法权益。对于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当前,没有现成的国际法规可援引,监管经验也不足,应尽快制定和出台以《投资基金法》、《投资顾问法》、《投资者利益保护法》等文件中与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相关的法律条文,目前可考虑制定和出台《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使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过程有法可依。《办法》即要借鉴国外发达国家文化产业风险投资的运作经验,又要考虑我国的自身特点和国情,应充分赋予《办法》对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基金的发行、募集、设立、运作全过程进行监管的法律权威。风险资本之所以没有充分的动机投资于初创期的文化企业,其原因之一是此类投资存在过高的评价与监控成本。为解决文化产业风险投资体系中存在的信息不完全和不对称问题,文化企业和社会各界应呼吁逐步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风险投资中介机构及其网络。建设包括文化创意无形资产的评估、认证、担保、法律服务等一系列中介机制,同时加强文化行业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丰富和完善文化产业投融资的金融工具,增强投资人对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信心。同时为避免腐败现象发生,应鼓励个人和相关机构成立相应的中介机构,展开竞争。
综上,现阶段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表现出高度的偏好,文化产业领域也频频出现风险投资的身影,但由于文化产业领域壁垒障碍、风险资本本身运作过程中的阻力及两者结合后出现的新问题等原因,致使目前我国文化产业与风险资本的姻缘还不深入,并且风险投资对我国文化产业的创新支持力度仍然较小。但是,通过政府、风险投资机构、文化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在政策引导、制度完善、环境优化等各方面的有力措施落实到位的情况下,风险投资与我国文化产业的高效融合将快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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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房地产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并逐步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房地产投资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作为国家的刚需消费项目,房地产各方面的政策都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百姓的广泛关注,如何对房地产投资项目进行开发,房地产投资项目经济评价问题使得深入探讨。
关键词:房地产;投资项目;经济评价
本文对目前的房地产投资项目在经济评价中出现的过于主观、缺乏专业人员的经济评估、缺乏市场分析、忽视分析房地产项目中的不确定因素及经费不足等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和建议作为参考。
一、我国房地产项目经济评价中的问题
(一)经济评价具有主观性在开发项目中,开发商将之前失败的项目归咎于不可控外界因素,在经济评价中,带着主观上的假设,忽略人为的负面因素进行可行性方案的实施,有些施工项目没有做好相应的经济评价和周密的分析工作就开展建设,导致不可逆转的决策失误在房地产项目中,浪费了人力、物力、财力及土地资源。
(二)缺乏专业人员的经济评估经济评价中最重要的是数据的准确性,需要专业的机构进行评估工作,要求使用科学的评估方法,可信度较高且客观的评估观点,同时评估人员必须是专业人士,例如经过一段时间市场调研的经济专家、有过投资预算的工程师或财务人员,实行过市场推广的营销专家。但是在当今的房地产经济评价中却不是以上那些人在主持开展,评价人员不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在专业技能上显得不够专业,缺乏学习经验的能力。甚至以没有经过市场分析、财务分析、资本运作等专业配备的方案执行项目,对项目资金的运作造成一定风险[1]。
(三)缺乏市场分析房地产项目的经济评价分析方法要始终贯彻定量为主,以定性为辅的中心思想。以客观的角度进行评价,要通过大量的实际调研分析数据,有些开发商只是将经济评价理解为财务数据,忽略了要以市场为前提进行调研的重要,要在项目实施前对市场的状况有一定的了解,包括交通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还有商业环境与发展前景等市场环境的问题进行分析。
(四)忽视分析房地产项目中的不确定因素大多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商都将眼光瞄准投资回报率和盈利能力,在其进行细致的分析,而在项目中的不确定因素却没有筛选和分析,由于多种难以控制的不确定因素发生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导致项目被搁浅的情况频频发生,增加了投资风险。
(五)经费不足我国房地产过于依靠经验主义,在决策中植入大量的主观意识,对经济评价的认识不够充分,在实际项目的开展中时常由于经费不足而不得不缩减财力,在一定层度上抑制了评价方案的科学性与高效性。
二、对策与建议
(一)改变观念,增强对经济评价的重视经济评价在房地产项目的开发与实行中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决策报告。要在意识形态上充分的承认经济评价的重要,如果想在评估报告中获得公正、科学、客观的数据支持项目的进行就必须加强对经济评价的重视,无论是业内人士还是管理人员都要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落实经济评价的工作进程。同时,还要投入一定的资金保证经济评价的正常运行[2]。
(二)完善评价体系使评价体系走向规范化,对经济评价指标作出规范,合理利用财务手段分析评价指标,在财务的盈利能力、资产状况及收支水平的房地产项目中进行明确清晰,对财务风险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完善其评价体系,使用综合的评价方法将运营角度建立在区域的发展上,对成本有效评估,通过合理控制成本,使区域效应最大化,以经济角度衡量项目对区域的贡献,使得到完善的评价体系使经济评价更具有合理有效性。
(三)规范经济评价市场国家对建设部门要加强管理与引导,通过可行性的研究工作实现经济评价专业市场的培育,优化市场环境,还可以号召各大高校与房地产企业实行联合发展,可以利用高校特有的资源,例如经济学专家,营销学专家以及高校中大量的工程师,这些专业人才都可以为经济评价工作作出相关指导,国家可以充分挖掘这种合作模式,使经济评价得到应有的客观准确性[3]。(四)提高从业人员素质适应时代的高速发展,从业人员必须与时俱进,在不断的学习与进步中对经济评价作出一份贡献,通过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和综合素质使经济评价的结果更加准确、更加高效,从业人员要时刻拥有使命感,要时刻重视责任感适应变化迅速的形势。
(五)市场调查的作用经济评价是重要的投资依据,所以这就对经济评价有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进行科学的分析、在系统的论证过后才能作出项目的决策依据,在科学分析之前要经过实践,要进行大量的调查通过走访的形式,通过实践获得可靠的第一手数据,利用准确的信息进行周密的分析,再加之对分析后的真实数据进行处理才可以实现经济评价具有较高的准确性,才能从根源上对投资项目的拟建有实现力指导,控制财务风险。
(六)加大再评估力度要将经济评价与经济评估相结合,通过专家对经济评价实行验证,将专业的技术与经验丰富的评估意见共同权衡,要对专家的评论总结不断反思,除去过程中各种不合理的因素,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三、结束语
房地产项目的经济评价工作,对提高其经济效益有着重要作用。不仅是决策依据,也是政府部门对房地产进行审批的依据,同时对金融机构的贷款审批工作也起到支持作用,在国家的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姚荷婷.房地产投资项目的经济效益评价研究[D].安徽建筑大学,2015.
[2]吴雪峰.我国房地产项目经济评价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商,2013(15):238+235.
[3]尹雅琴,劳志民.房地产投资项目经济评价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研究[J].现代商业,2012(14):112-113.
经济增长对房地产投资的反作用
房地产投资作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组成部分,整个国民经济对其影响势必存在。一方面房地产投资对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整个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又会反过来制约房地产投资的水平和规模。确切的说,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与房地产投资的规模和大小有着千丝万缕且相辅相成的内在联系,在某些条件下,二者可以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在另外的条件下,其中一方的发展情况则会严重制约另一方的发展。这样来看,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对于房地产投资的作用就主要表现为带动与制约。除了以上两种情况外,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下面的方式作用于房地产投资。经济一旦增长势必能够积累房地产投资所需的资金,而因为房地产投资的对象价值巨大,往往就需要大额的资金投入才行,宏观经济增长能够增加整个国民收入,同时也会增加总投资的规模,从而为房地产投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此外,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收入水平也会增加,导致消费水平也随之增加,这样就从整体上带动房地产投资的发展。
房地产投资的投入产出分析
投入是指各部门提供服务或生产产品时需投入的原材料;产出是指各行业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的总量以及该产品或服务的分配去向。投入产出模型与投入产出表共同构成了投入产出分析法。投入产出表也称产业关联表或部门联系平衡表,它能够把整个国民经济部分中不同的部门,不同部门间的不同产品的相互依存关系表明出来,能够用分配去向和投入来源这两个标准来编制一张矩阵式流量平衡表。通过观察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我们可以看出如果从生产和使用的双重角度来研究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将会十分清晰,得出的规律也更有效。《中国2010年投入产出表》是本文的数据来源,该表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将整个经济生产活动划分为132个部门,本文比较分析的数据来源之一是该表中42个部门的投入产出表。
(一)直接消耗系数
直接消耗系数(又称为投入系数),表示为aij(i,j=1,2,….n),它指生产过程中第i部门的产品被第j部门的单位总产出所直接消耗的数量,它不仅反映了两部门依赖关系的基础参数并且可以反映任意两部门之间的直接依赖关系。aij数值的大小可以反映出i,j两部门在技术联系的强弱程度。当aij较大时,表现为i,j两部门的技术联系相对紧密;反之就相对疏远。很显然直接消耗系数是投入产出模型的关键系数也是建立模型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系数。假如在房地产业中的直接消耗系数较大也就表明它们之间具有明显的关联效应,即房地产业对其他行业有相对较大的直接需求。通过对10年投入产出表中42个部门的直接消耗系数表进行量化处理,我们可以得到在这42个部门当中,直接与房地产行业有关联关系的行业一共有36个,而在上述关联行业中,近有10多个行业与房地产业的关系体现为后向关联密切(表1),其中金属产品制造业、建筑业是房地产行业的直接消耗产业,这些数据表明房地产业对与其关联密切的产业依存度非常大;此外,由于房地产业自身的性质需要大量融资额度,所以金融服务业的景气与否必然对房地产业的兴衰产生直接影响作用,于此同时,房地产业的发展态势对金融保险业也会带来显著作用,所以两者的关系十分密切。
(二)完全消耗系数
1.完全消耗系数bij
完全消耗系数bij指当第j部门每生产出一个单位产品对第i部门直接或间接投入的服务和产品加总求和,故第j部门对第i部门的依存关系可被bij较为整体的反映出来。由此可见完全消耗系数更能深刻地将一个部门的生产和其他部门发生的经济数量关系刻画出来,故在投入产出分析中完全消耗系数发挥着重要作用。
2.完全消耗系数矩阵β
完全消耗系数矩阵β的第i(i=1,2,…,m)行的含义为第i部门向各列部门提供一个单位产品时的完全投入量;或假设各列部门均提供一个单位产品时需要对第i部门服务与产品的完全消耗量。完全消耗系数矩阵的第j(j=1,2,…,n)列,表示第j部门提供一个单位产品时对各行部门的完全消耗量。通过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得到完全消耗系数矩阵β的公式为:β=(I-A)-1-I③用完全消耗系数分析产业间的关联程,结果可以更为全面,所以运用的价值较大。针对与房地产行业相关的42个产业,在使用直接消耗系数矩A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公式③结合10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就可以得到完全消耗系数。由表2得到的完全消耗系数可以看到,房地产业带动最为明显的行业是机械设备制造业、建筑材料、批发零售贸易业、建筑业、金属产品制造业以及房地产服务业这几大行业,累计完全消耗系数为1.6712即每1亿元在房地产业中的投资可引起相关部门产出1.6712亿元。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业与金属产品制造业的关联度最高:对金属产品制造业的带动产出为0.3508亿元。建筑材料制造业与建筑业是紧随其后,表明这两个行业与房地产业关联程度较高。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国家政府部门在制定房地产业相关政策时,房地产业和整体经济多部门的关联程度是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之一,这样才能确保房地产业和国民经济二者都能保持健康、稳定的发展。
结论
由上面的投入产出表我们可以看出,金融保险业是环向关联产业中与房地产业关联关系最为密切的产业,它们不管是后向关联度还是前向关联度都比较大,该数据表明两个产业本质上是一种“唇齿相依”的高关联度行业,相互间的影响作用极大。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金融业的强有力支持,反过来说,金融业的健康稳步发展也同样需要房地产业的发展相配合相协调。两个行业应该是互为动力,互为支持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房地产的大力发展对于发展其他商业经济也有显著作用,进而可以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由于推行改革开放实现了近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目前已由过去的“短缺经济”发展成为“过剩经济”,但因为房地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已经十分凸显,同时它的变动也会影响其他相传产业的发展,所以其重要的作用不可抹杀更不能抵消,即使目前存在个别问题,也不能为此就对房地产业采取过激政策,迫使房价下行。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调控房地产业的重点决不能采取简单的“压制”或“一刀切”的策略,而应该是循序渐进,有理有据的改善,争取把负面的影响降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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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96年游泳这项运动被列为奥运会正式项目至今,游泳运动已经发展了一百余年。在这一百多年中,游泳运动从第一届奥运会只允许男子参加的三个单项,已经发展成为如今奥运会的金牌大户(男、女共计三十二项)。游泳训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的技术改进,到各种训练方法和手段的运用;从单纯的追求运动量到注重运动强度与运动量的结合及合理分配:从注重发展运动员的体能到强调技术和专项能力并生发展阶段以后,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随着人们对于游泳运动本质的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游泳技术的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温州市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个案调查法、逻辑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温州市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现状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民营资本投资是温州市政府因地制宜充分利用温州独特的市场环境的具体表现,是对“体教结合”模式的灵活运用,“有偿训练”政策的实施更是充分调动了众多家长的积极性,社会力量办体育已经成为我国今后体育改革的总体方向。
后备人才培养是促进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重要动力源泉,是我国群众体育事业繁荣发展的基础,更是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人力资源保证。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加快,现代竞技体育的竞争及国际化趋势越来越强烈,这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竞技体育竞争的关键是人才的竞争。本文以民营资本比较丰富的温州地区为例,来探讨分析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的培养。
(一)研究对象
以温州市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为研究对象。
(二)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查阅了有关民营投资相关著作以及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截止到2015年4月,与“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相关的文献有4111篇,与“民营资本投资”相关的文献有896篇,这为本文的研究、设计提供前期文献基础。
2.个案调查法。本文以温州市龙湾区家景花园游泳馆、温州市城南卓越游泳馆的负责人、教练员、家长,以及温州市体育局主管竞技游泳项目的负责人为个案进行了调研。
3.逻辑分析法。在进行温州市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研究时,充分参考以往的研究成果,并将收集的资料和信息在修改基础上进行详细推敲论证,确立了逻辑和学理上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一)运动员基本结构分析
据调查,这两所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男女运动员比例为1:1.1。自这两所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基地被温州市体育局正式挂牌之后,都扩大了运动员的招生规模,目前温州市龙湾区家景花园游泳馆在训运动员200名左右,城南卓越游泳馆在训运动员100名左右,并且城南卓越游泳馆已经向市体校输送了四名优秀游泳运动员。
(二)教练员基本结构分析
由于这两所游泳运动学校性质是民办非企业,所以教练员没有编制名额,他们所采用的是全民健身过程中兴起的新名词“教员”,教员虽然也有等级,但是毕竟和有编制的教练员在待遇方面具有一定的差异,导致许多优秀的游泳教练员趋向于公办体校,由于资深教练员的长期缺乏,必然影响民办非企业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三)运动员训练现状
据调查,这两所游泳运动学校在运动员训练方式上采用的是“走训式”,也即运动员的学习和训练由不同的教育体系负责。主要是在满足运动员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通过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训练。运动员平均每周训练6次,每次训练2―2.5个小时,也就是说保证了运动员平均每周训练13个小时。从训练的量度和强度上面来看,基本满足了运动员训练的需求。
(四)运动员选材现状
游泳运动员的选材主要有身体形态指标、身体素质指标的测量与评价,专项技术、生理机能指标的测定与评价,少儿身体发育程度的鉴定和心理选材、水感选材等方法。据了解,这两所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选材目标主要是附近的网点幼儿园,受自身硬件设施条件的限制,教练员选材主要采用的是经验选材。
(五)运动员有偿训练的现状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不断改革,体育向社会化、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有偿训练作为政府、社会、个人多元化投资体育事业的重要形式,在这两所民办非企业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上运用得非常明显。据负责人介绍,目前在训运动员每人每年学费是2400元,每周6节课,每节课1.5个小时,平均每节课才8元钱。然而仅就运动员参加比赛所支出的服装费、车旅费、比赛成本的费用就已经达到了2500元/人,更何况教练员工资、工作人员工资以及水电等所产生的费用,所以家长对自己的孩子进行游泳运动训练还是比较支持的。
1.温州市在训少儿游泳运动员性别比例协调,运动员参与训练的积极性比较高。教练员数量不足,专业的游泳教练员更是微乎其微,成为制约温州市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应该充实教练员队伍,提高教练员的专业素养和专业技术能力,加大对教练员的培训力度,并且为教练员进修和培训提供更多的机会。
2.温州市少儿游泳后备人才的培养正在由过去单一的体委独自办,逐渐向多元、开放、灵活的市场来培养模式转变,充分调动了社会力量办体育的积极性,并且为民营资本投资体育事业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保障了温州市游泳后备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3.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选材的科学性有待提高,大部分教练员主要采用的是经验选材,主观性比较强,不利于游泳后备人才的挖掘。
4.温州市民营资本投资少儿游泳后备人才培养“有偿训练”政策的实施,得到了众多家长的支持和热捧,吸引了大量的运动员进行游泳训练,对充实、壮大游泳竞技后备人才队伍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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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筹集资,是指企业做为筹资主体根据其生产经营、对外投资和调整资本结构等需要,通过筹资渠道和金融市场,运用筹资方式,经济有效地筹措和集中资本的活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房地产企业筹资方式的税收筹划及其风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通过改变企业经营活动和个人事务,使税负最低。资金是任何一个企业进行经营活动的必要前提,房地产企业也是如此,并且因为其生产开发的楼房产品的特殊性,所需资金量很大,在筹建期间会面临筹资问题。多种多样的企业筹资方式和所涉及的税收优惠政策的不同,导致了筹划空间很大。房地产企业筹资方式主要有银行借款、股票、债款、预售房款、关联企业拆借、企业留存收益、企业内部筹资等,可分为负债型筹资和债券型筹资。
(一)负债性筹资
负债性筹资是指企业通过增加负债来筹集资金,具有资金成本低,不改变股东结构,成本可以冲抵税负的优点,其主要方式有银行借款筹资、发行债券筹资、关联企业拆解资金、预售房款等。
企业进行银行借款筹资,利息支出可以税前扣除,并且企业还本付息后,企业利润下降,导致所得税税负下降。企业发行债券筹资,其利息支出不高于金融机构同类、同期利率计算的数额的部分是可以税前扣除的。其溢价和折价发行对企业税负的影响是有差异的。企业通过预售房款筹资,企业销售未完工产品取得的资金,不直接计入收入,按预计计税毛利率分月或分季计算出的毛利润征收所得额,企业可以通过对成本费用的会计处理,降低预计毛利率来降低税负。
(二)权益性筹资
权益性筹资是企业最基本的筹资方式,资金来源于所有者投入的资本,与负债行筹资相比不需要支出利息费用,但是所支付的股息,红利不可税前扣除。企业通过内部筹集资金方式进行筹资,股东用资本公积转投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新增股本数,不作个人所得来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发行股票筹集,企业发行股票所支付的股息不能税前扣除,但是股东会分摊企业的利润导致所得税计税依据减少,从而减轻税负。企业通过留存收益进行筹资,资金积累缓慢,且留存收益为税后利润形成,具有双重征税问题,会导致企业税负很重,不建议采用。
(一)政策风险
政策风险是指企业对筹资方式所进行的税收筹划方案与国家政策相违背,造成其纳税行为与国家政策不符,或者达不到预期的筹划效果。造成这种风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策划筹划方案的人员对其所涉及的国家政策理解得不够透彻,没有深入了解税收政策,没有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就会造成政策风险。另一个是国家政策是不断变化的,而税收筹划是一个事前筹划,这就可能会与变化的政策相冲突,从而造成政策风险。房地产是一个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较大的一个行业,关于企业的税收政策也正在不断的发展和改进,但是房地产的开发项目制作周期很长,这就意味着我们的筹划方案有着很大的迟滞性,就可能会造成我们的筹划方案不符合政策规定或达不到预期效果。例如商业银行信贷紧缩,中小型的房地产商获得银行的资金难度加大,对于其筹划方案中资金来源中银行借款占大比例的企业来说,其筹划方案肯定没有预计的效果。
(二)经营风险
经营风险是指企业对其筹资活动的筹划方案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不能达到筹划效果。房地产企业的经营风险同样产生于两个方面:一是经营活动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它的每个项目建设时间长会导致资金周转率低,所以通常其自有资金是无法满足它的经营需求,筹资活动是它开展经营活动的一个必要前提,如果没有筹集到充足的资金,企业正常的经营活动没办法开始;二是企业的经营活动是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企业的税收筹划又是一个事前的方案,具有很强的计划性,如果筹划方案没有考虑在经营活动过程中会发生的一些无法预测的事情,企业很有可能没有充分的资金去应对,那么企业可能会发生经营危机。例如企业制定了将房屋预收款作为其资金来源的一部分的筹划方案,但是它开发的项目由于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预售形势没有像预估的那么好,无法筹集到经营活动所需资金,那个项目可能就会停工。
(三)财务风险
财务风险是指一味地去追求低的税收负担而制定出的筹划方案会造成企业利润的流出,企业无法实现利润最大化。企业的利润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企业经营活动中通过增加营业收入减少营业成本来创造利润,另一种是通过合理避税减少税收负担来增加利润。但是最低的税收负担方案未必会使营业成本降低,达到利润的最大化。比如负债的利息允许税前扣除,所以负债筹资可以实现筹划目的,降低税收负担,但是负债比重过大,就会造成严重的资本结构不合理,会导致企业资金成本增大,我们可以通过资产负债率来分析会发生的结果:企业的负债越多,资产负债率越大,这就表示企业的债务负担越重,期末还本付息数额也越来多,意味着成本也越来越高。而且资产负债率越高,表明企业的偿债能力越低,债权人就会质疑企业的偿债能力,不会对其提供借款或购买其债券,甚至这一比例如果超过100%,被视为破产的警戒线。
(一)制定专业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收筹划可以产生于企业任何一个生产经营阶段,并且筹划方案中包含了税法、财政、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所以税收筹划已经转变成为一项专业的服务项目,需要准确并有深度的理解税法知识,把握好相关法律政策以及熟知财政、会计等具有一定职业素养的专业人士来制定其筹划方案。目前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已经有了关于税收筹划的专业咨询服务,如果企业内部没有这种专业化的人才,可以向事务所咨询。
(二)制定合法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收筹划和偷税漏税行为最本质的区别就是税收筹划是合法的,而偷税漏税是违法的。我国关于房地产企业的宏观调控正处于摸索阶段,许多的法律法规还尚未成熟,这就带来了很大的筹划空间,但一定要正确掌握好两者之间的界限,保证筹划方案的合法。
(三)制定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税负最低的筹划方案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筹划方案,在制定筹划方案时要合理考虑税负和成本这两者的综合情况;每个房地产公司的发展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偿债能力不同,而且由于所在地域不同,其所受到的政策约束也不尽相同,企业在制定筹划方案要把这些都考虑进去,还要尽可能的联系企业的综合的财务目标、实际经营方向、规模大小等,制定出一个合理的筹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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