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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农民工“退保潮”一直在拷问着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么一个有着美好愿望的制度设计为何不能受到农民工朋友的青睐,为何成为公共政策失效的案例?本文从公平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我国养老保险政策及各地方相关规定,揭示了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运行过程中的困境根源于养老保险制度设计时公平的先天不足,提出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应更加注重公平的价值取向,在制度设计时保证参与人享有同等的参与机会、参与标准。只有首先解决了公平问题,才能逐步实现养老保险的效率,达到公平与效率的和谐与统一。
关键词:养老保险公平效率价值取向
1 前言
1.1 问题的缘起
2004年以来,在流动就业人口大量涌入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陆续爆发了农民工“退保潮”。据统计,广东省东莞市2004年有105万人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全年有40万人退保,2007年退保人数达到60万人次;深圳市2007年已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外来工总数为493.97万人,退保人数高达83万,占外来工参保人数的16.8%。截至2007年年底,珠海市养老保险参保总数已达68.8万人,外来工有38.7万人,其中农民工参保34.2万人。2007年全年农民工退保人数有14.2万人次,占农民工参保人数的41.5%。
1.2 退保之因
农民工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概括来说,农民工群体出现“退保潮”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经济压力。农民工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现行的养老保险缴费费率对农民工及其家庭带来明显的经济负担,出于现实经济压力的考虑,农民工自身参保积极性不高;其次,农民工就业的流动性强,绝大部分人难以在一个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缴费达到15年甚至更久,达不到按月领取养老金的条件;第三,与低缴费相关的低待遇水平。不少用人单位为缩减人工成本,存在不给农民工参保或者以低标准参保的现象,比如就有不少单位以当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因为缴费标准与参保人未来的养老金待遇水平正相关,即使缴费满十五年,预期养老保险待遇仍然偏低,难以满足其丧失劳动能力后的养老需求;第四,难转移。长久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一直停留在市县统筹的基础之上,全国只有北京、上海、陕西等个别地区实行了基本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这样一来,我国的养老保险就被人为的分割成了2000多个统筹地区。由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养老保险待遇自然有高有低。各统筹地区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考虑到因劳动力流动引起的未来养老金支付压力,纷纷制定了不少政策性壁垒提高转入门槛,使得农民工养老保险难以在不同统筹地区间转移接续。以广东省为例,广东省自1998年以来就将农民工纳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体系,实行养老保险属地化管理,各个统筹区都有自己的规定。比如深圳市就规定参保人必须有深圳户籍才可转入[①],且“户籍迁入本市但非经市(区)劳动、人事部门调入的人员,其缴费年限按在本市实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时间计算,迁入前未在本市缴费的工作时间不视为缴费年限”。[②]广州等其他地市的转入政策大体一致。[3]面对如此严格的转移政策,农民工离开参保地时选择退保也自然成了他们无奈然而却是经济的选择。加上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尚未在全国全面覆盖,农民工的养老也因此呈现“有险无保”的尴尬处境。
1.3 农民工退保的三方影响
不言而喻,农民工一旦退保,在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后难以保障自身的养老权益。按照现行政策,若农民工退保,当地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一次性支付其个人账户储存额。[④]由单位缴纳的社会统筹部分(个人缴费基数的12%)则充入当地养老保险基金。如果农民工日后又参加了养老保险,则个人参保年限要重新开始计算。对于一直处于流动就业状态的农民工而言,在同一统筹区连续缴费15年才能按月领取养老金就成了一个不可逾越门槛。
另一方面,庞大的退保大军使得地方政府“截留自肥”。据珠海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于坤统计,仅珠海市某一日资企业2007年全年就有4256人次退保,退保后留给当地统筹基金的社会保险费竟高达1724.7万元。而据相关人员测算,深圳市2007年共83万人退保,假定每人平均只缴费一年,则深圳市就有8亿元社会保险统筹基金截留。2004年广东省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达597亿元,占全国养老保险基金结余总额的五分之一。广东省也有此成为从农民工养老保险中获益最为明显的省份。而养老保险待遇中的基础养老金部分则又会随着当地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等一系列经济指标不断调整,这势必使原本养老金水平就比较高的地区更加“富有”。
与此相对应的,退保的农民工在退休或丧失劳动能力后必然返回户籍所在地养老,势必使得当地政府承担了更重的养老负担,而农民工大量流出的地区往往也是经济上的欠发达地区,这就极易导致当地社会保险统筹基金出现赤字,难以为继。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现行养老保险政策引起的统筹地区政府间博弈使得我国国家强制性的养老保险蜕变成了地方性的养老保险制度,后果之一就是大量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丧失了养老保险权益,导致养老保险基金的“马太效应”。它已严重影响到养老保险的正常运转,严重影响到养老保险的公平性原则。
2 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
2.1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公平与效率问题逐渐成为人们的关注焦点,并由此产生了“公平与效率之争”。我国养老保险的历史沿革也明显反映出这一现象。公平最高目标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属于不同的范畴和逻辑层次,公平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公平与效率是不同逻辑层次的概念,效率只是人们追求公平目标的一种手段,公平与效率问题的实质是处理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公平永远比效率重要,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先、并重或兼顾的逻辑对等关系。
十六大报告回答了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在强化效率优先的同时,开始了对公平正义的探索。
2.2 养老保险的价值取向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再分配的目标是社会公正。而政府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具有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养老保险的核心理念与基本价值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减少老年贫困与调节收入差距。我国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遵循“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我国现阶段养老保险实行“统帐结合”的养老保险模式。统筹基金具有互助共济的功能,采用现收现付制,可让劳动者享受到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体现公平;个人账户针对劳动者缴费的历史积累,反映不同缴费基数、不同缴费年限的差别,体现效率。
2005年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把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是“公平正义”,着力点之一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党的十七大报告又进一步申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主张,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任务 ”,“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这一切都预示着公平正义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的根本价值取向。
2006年以来,我国养老保险统筹账户规模由原来的个人缴费工资基数的17%调整为20%,将个人账户规模由原来的11%缩减为8%,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突出养老保险的公平取向,使之真正具备较强的互助共济和更好的解除人们养老后顾之忧。
2.3 现阶段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公平性缺失
然而,美好的理念与目标因为制度设计上的缺失难以有效实现。制度性的不公平才是最大的不公平。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曾说:“缘于机会不均等的经济不均等,比机会均等时的经济不均等,更加令人不能忍受(同时,也更加可以补偿)”。对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而言,眼下最大的问题在于“制度分配不平衡”,即流动就业人口不能享有正常的“社会保障供给”的权利。而这种状况无疑根源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失或不公平。这导致了城乡就业群体间、城镇不同就业群体间参保机会上的不均等。由于制度设计上的公平缺失,导致农民工等流动就业人口的养老保险权益丧失,无法实现养老保险的公平理念;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养老金支付的责任、压力不平衡,又使得养老保险的再分配功能缺乏效率。那么,以公平的名义进行的再分配就是以损失经济效率为代价的。
养老保险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效应,是公共性较强的准公共品。由于私人提供公共品普遍不足且缺乏效率,政府必须介入以鼓励公共品的生产和有效提供。因此,政府在制定养老保险政策时,更应坚定养老保险改革的公平取向,从制度上扭转养老保险的不公平现状。
3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改革的政策分析
针对目前我国养老保险运行出现的问题,全国各地展开了养老保险改革的积极探索。2008年12月,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省内转移接续暂行办法》[⑤],办法提出,为加强劳动力的合理正常流动,参保人员在广东省内流动就业参保时,原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应将其个人账户储存额、视同缴费账户储存额、地方养老金总额实帐转入新参保地。在随后发布的《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责任分担与转移基金管理办法》[⑥]中又详细规定了实行省内转移后各地应担负的养老金标准。其中,“根据参保人在最后参保地参保时段缴费记录计算的基础养老金由最后参保地承担;在其他参保地参保时段缴费记录计算的基础养老金由省级养老保险调剂金承担”,明确了各级政府在养老待遇支付中的责任。
尽管只是在广东省内实现了无障碍全额转移,但这却是基本养老保险跨统筹区转移接续的破冰之举。广东省在整体经济实力上较强,但同样也存在着地区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广东省此次养老保险的制度改革必定可以为以后养老保险关系全国无障碍转移以及全国统筹积累宝贵的经验。
2009年2月5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农民工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办法》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参加养老保险的人员在进行跨省流动就业时,不得提前终止养老保险关系,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随本人全额转移,同时按本人实际缴费基数12%的总和转移统筹基金。
从这两个办法可以看出,本次基本养老保险的改革目标着力于公平取向,即在养老保险关系发生转移时,在一定程度上平衡转入地和转出地未来养老保险待遇的支付责任;在养老保险覆盖面上,继续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范围;从统筹层次来看,正在实行市县统筹向省级统筹的转变。不久之前,国家也已经对于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开出了时间表:2009年底实现省级统筹,2012年实现全国统筹。同时,国家也应在制度设计时建立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如社会保险信息与居民户籍信息全国联网,防止全国统筹所带来的养老保险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用更有效率的制度达到公平的最终目标。
注释
[①]深圳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局南山分局,http://www.nssb.gov.cn/instructionShow.asp?p_id=76.
[②]《关于修改〈深圳经济特区企业员工社会养老保险条例若干实施规定〉的决定》第九条。
[③] 广州市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z.gov.cn/jsp/common/wsbs/workGuide.jsp catId=4472&workguideId=9Q6C N1VG-WHAM-NE2J-55HG-YO147KU2XGWP.
[④]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劳社部发〔2001〕20号。
[⑤]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粤府办[2008]76号。
[⑥]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责任分担与转移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粤劳社函〔2008〕209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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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加入WTO带来的财务管理环境的改变,造成我国财务管理不论是在具体经营业务中的投资、筹资、收益分配以及流动资产管理上,还是对财务管理职能、理论以及目标认识上都存在不少问题。这就需要企业面对这些问题,采取必要的措施
关键词:财务管理;问题;对策
1 现阶段我国企业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投资决策随意性大。在我国企业,不顾自身的能力和发展目标,热衷于铺新摊子、盲目投资,造成严重亏损的例子比比皆是。2001年2月27日,猴王集团破产申请案在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随即猴王A也加入ST行列,这可以说是盲目投资、无序扩张带来严重后果的典型案例。在经营上取得一系列成果后,猴王集团推出了所谓的“三百”方针:建一百个企业,开一百家商店,搞一百个公司。很快,集团所属企业达100多家,而且横跨几十个行业,其产品除著名的猴王焊条外,还包括玻璃酒瓶、啤酒、柴油、柴油发电机、金刚石、甚至钢琴等,简直无所不包。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企业在进行一项投资之前,都应对投资项目进行可行性分析,只有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的基础上,当投资项目产生的未来各项收益的净现值之和大于投资项目的现行成本时,即投资项目产生的净现金流量为正时才值得投资。猴王集团盲目追求外延式扩张及所谓多样化经营,未经深入调查研究便乱上投资项目,走向破产也就不足为怪了。可是,像猴王集团这样的情况在我国企业中屡见不鲜。
(2)在筹资方面,我国资本市场尚不够发达,企业筹资手段尚不够丰富。长期以来我国企业对资本市场的了解还比较匮乏,对资本市场的运转、资本市场的理论缺乏研究,在筹资时较少考虑资本结构和财务风险等,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有些上市公司面对高达90%的负债比率无动于衷,甚至更有一些上市公司纯粹是为了圈钱而筹资,根本不考虑什么企业价值最大化、股东价值最大化。它们拿今天的筹资款还昨天的债,那明天的筹资款还今天的债,导致公司财务状况日趋恶化,最终受害的是广大股民。猴王股份获准上市后,公司一位高层领导曾说:“证券市场究竟是哪位高人发明的?我真的好好感谢他!以前借钱还要还,现在一上市就有那么多钱,可让我怎么花”可见其对资本市场的无知。
(3)在收益分配上较少考虑资本结构问题。这里讲的收益分配是指在扣除依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企业职工的报酬以外的利润分配。企业在存续期间内实现的利润,要在企业和所有者之间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分别形成企业的留存收益和所有者权益。股利分配政策不仅影响与企业相关的各方面的利益,而且与公司的筹资问题资本结构问题密切相关,涉及到公司的长远发展。在我国,由于企业为了长期稳定的发展,一般较注重资本积累,而不倾向于导致企业现金流出的现金股利分配方式;较注重企业的经营成果即利润指标,而对股票价格关心较少,从而在收益分配上与国际惯例差别较大。与国际上广泛采用的股利政策相比,我国上市公司大多较少分配现金股利,代之以配股或送红股的分配方法,这就在有意无意间助长了证券市场上的投机气氛,从而不利于投资者形成正确的投资理念。不仅如此,我国企业股利政策的制定也往往无章可循,股利分配方案朝令夕改,令投资者无所适从。
(4)在流动资金方面,我国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流动资金是指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一个营业周期内变现或者耗用的资产,包括现金、短期投资、应收及预付账款、存货等,其特点是流动性大、周转期短。在现金管理上,我国企业往往不能确定理想的现金余额或者对理想现金余额的确定缺乏正确的核算方法,从而影响现金周转。现金具有普遍可接受性,其流动性最强而获利能力最弱,现金持有过多,会降低企业的投资收益;现金持有过少,出现现金短缺,又会影响企业的偿债能力。甚至威胁到企业的生存。在存货管理上,我国企业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多的存货,存货储备量较大。大量的存货占用了企业大部分经营资金,如果企业销售状况不佳,企业资金周转就难以为继,再加上存货储备要发生管理成本,存货储备时间过长会发生变质过时成本,这些都会使企业财务状况更加恶化。在应收账款管理上,我国企业片面追求销售业绩,而忽视应收账款的规模状况。企业持有应收账款过多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收益,影响现金周转。过多的应收账款也给企业带来了各种成本,如机会成本、管理成本和坏账损失成本等。
2财务管理的改进措施
(1)改变陈旧观念,从思想上重视财务管理。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的财务工作与会计工作一直未能很好分开,财务管理从属于会计工作,“财务管理跟着会计核算走,会计核算跟着领导意志走”,财务管理的内容也仅限于应于营运资金管理。在许多学者认为财务管理一取代生产管理成为企业管理核心的今天,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加入WTO后·将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接轨,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生存压力将迫使企业调整和改变过去陈旧的管理观念。为此,企业应自上而下形成重视财务管理的风尚,重视财务预算、营运资金管理、财务控制、财务分析等工作,紧紧围绕企业目标,从全局上把握企业经营,提升企业财务管理层次。
(2)加强流动资金管理。流动资本管理包括现金管理、存货管理和应收账款管理等。加强现金管理主要是在国家有关规定的范围内,做好日常收支,加快现金周转速度,控制现金持有规模。针对传统上我国企业往往倾向于持有较多存货,占据企业的资金,增加管理成本的情况,我国企业可引进最佳订货批量模型,加强订货提前期、保险储备量的控制,降低存货成本。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信用销售一成为企业间交易的主流方式,因而应收账款管理始终是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企业必须改变只注重销售业绩,忽视应收账款的控制状况,加强应收账款管理,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注重对客户的资信调查工作,并提高信用分析能力,控制应收账款规模,防止坏账的形成。
(3)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企业的生产经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技术不断进步的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必须不断研制出更新、更好、更受顾客欢迎的产品才能在市场中立足;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发展,不能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就会无情地被淘汰。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投资,投资决策是企业所有决策中最为关键、最为重要的决策,投资决策失误是企业最大的失误,一个重要的投资决策失误往往会使一个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要避免盲目投资的倾向,科学地进行投资决策。对我国企业而言,主要是做好以下两点:首先必须明确投资是一项经济行为,在进行投资决策是要克服“政治”“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要从客观经济形势出发决定是否投资。其次,在进行投资决策时,还应搞好投资项目的各项预算,充分考虑到投资项目所面临的风险。做好投资项目现金流量预测。只有充分考虑了货币时间价值和投资风险价值的投资决策才是教科学的投资决策,才能取得良好的效益。加入WTO给我国企业跨出国门提供了更好的机遇。在充分做好投资项目预算、风险与收益均衡分析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国际投资将给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国际投资方面,我国的宝钢、海尔已先行一步,为公司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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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历史学”是对“史”进行同时合训而产生的“史有二义”的统一体。包括:完全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人类过往社会的客观存在及其发展过程;历史学家对这种客观存在和过程及其规律的描述和探索的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出来的产品。狭义上的史学专指后者。历史狭义上的史学是一种精神生产实践及其创造的属于观念形态的东西的统一体。就其性质而言,因历史学家们考察的角度和出发点的不同,而有“活动”说、“学问”或“学术”说、“知识体系”说、“科学”说、“艺术”说和“一半是科学,一半是艺术”说、“整合”说等等不同的界定。文研一体。
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科学研究和描述科研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它既是探讨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又是描述科研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它包括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学位论文、科技论文、成果论文等,总称为论文。
晚清之际正是中国社会对“疯癫”概念发生转变并认可疯人医院体系功用的关键时期。正如米歇尔·福柯所说:“疯狂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文明产物。没有把这种现象说成疯狂并加以迫害的各种文化的历史,就不会有疯狂的历史。……其实疯狂本身不变,变的是人对它的认识。”29本文将对中国第一间疯人医院——广州惠爱疯人医院创办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分析现代精神病学和医疗体系对疯人的认识,揭示“疯人病”这一新观念和疯人医院系统进入中国社会时所产生的独特文化现象。目前学界普遍地认为,这间医院是美国教会创办的,但对疯人医院的创办过程并不清楚,①437-440本文利用美国长老会档案和疯人医院报告等第一手资料,理清部分史实,为这一段历史增添具体的一笔。
一对“疯癫”的认知与是否建疯人医院的争论
精神病至今仍是医学界一个难解之谜。19世纪美国传教士嘉约翰②在广州从事医疗教育活动,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常会遇到疯人的病症。他同情疯人的境遇,为此总结了中国社会对待精神病人的方式:以家庭为单位简单地看管或投入监狱,从没对疯人做出满意的安排;更为普遍的存在事实是将疯人用锁链囚禁,经受日晒雨淋,或是全年关闭在黑暗、潮湿的房里,或是牲口棚中;疯人得不到什么关心和照顾,很少能听到温暖的话语,更不用说卫生条件。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根本就无望治愈的病症只有少数几种手段来处理,常被送回乡下老家,那里的宗族势力有权决定此人是生还是死。在贫困人家,疯人的死亡率非常高,因为他们经常遭到粗暴的对待和缺少照顾。
在中国古代,据《黄帝内经·宪枢》卷五之《颠狂》所述,癫狂的表现是失眠,食欲不振、夸大妄想、自尊心强,且吵闹不休,甚至“弃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数日,逾垣上屋。”中国医生普遍把疯癫的许多形式理解为机体性失调,他们用于解释“癫”和“狂”的语言与解释其他疾病没有什么区别。[4]在人类整个疾病史中,精神病的治疗是最残酷的一章,直到19世纪,许多国家还不了解精神病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也谈不上精神病护理,除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精神病患者都要遭受残酷的禁锁。因此,对癫狂的判断与处置往往都是出于司法而非医学的态度。
从17世纪开始,西方国家科学文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对疯病的看法,解剖学家揭示了循环系统及协调四肢脊髓与皮质间活动的神经网络,并开始探讨神经系统在控制感觉与运动中的作用。关于疯人的观念开始转变,认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是一个自由发展的过程,疯人不再是一个动物,或被剥夺了全部人类的残存特性,相反,他具有人的本性。尽管疯人缺乏自制和秩序的观念,但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缺乏的本质也许经过恢复后,个人仍能成为理性的公民发挥作用。”18世纪、19世纪,欧洲和北美的东部沿海地区学校、济贫院和疯人院的数量激增,以解决疯癫病人的问题。疯人院管制的主要作用就是对疯人进行隔离,保护其安全,最大限度地增大治愈的希望。部分改革者提出了精神治疗的新方法,应用药物和禁闭管制成为治疗精神病的主要手段,强调精神治疗和仁慈、理性、人道的方法。
正是基于西方现代精神病理论、疯人医院收治病人的疗效和中国疯人的特殊处境,嘉约翰深信中国有建立疯人院的必要。目前见到的关于嘉约翰建疯人院的最早呼吁,是1872年中国医务传道会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嘉约翰提到这批无助疯人的生存状况,呼吁教会注意并拯救这一群体。
然而当时来华的西医传教士还普遍流行这样的观念,认为“中国并没有太多的癫狂患者,没有必要像欧美国家那样建疯人庇护所”。如著名的英国传教医生魏雒林曾说过,他在中国“8年行医经历只遇到了2位疯病人”,据此他得出结论:“中国人恬淡的个性和有节制的习惯,使中国人得此病症的人数不多。”所以,没有必要在中国建立疯人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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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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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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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治民主化与社会风险存在交汇部位,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了各种社会风险,这些社会风险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重要的影响,若应对不妥,就有可能对民主化造成危害,如增大民主化成本、扭曲或中断民主化进程。因此,要理性认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并采取有效措施治理,以确保民主化进程的有序推进。?
关键词:现阶段;民主化进程;社会风险;社会转型?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迈入社会转型的急剧加速期,社会开始呈现复杂、多元的特性,“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1],现阶段中国的社会转型充满了各种风险和变数。同样,作为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主化进程,也必然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民主化研究与社会风险的研究大都单独分离、缺乏关联。即使一些研究略有涉及,也主要散见于相关著作和论文中,缺少系统性且较为有限。实际上,民主化与社会风险两者是紧密相连的,存在一定的交汇部位:一方面,民主化进程中会存在社会风险,这种风险既有外部性的风险,也有民主化本身所诱发的风险;另一方面,不管是外部性风险还是自诱性风险,都会对民主化进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特色民主化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而若缺少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分析民主化,或者不从民主化进程这一特殊背景来分析社会风险,那么无论是对民主化的研究还是对社会风险的研究,都是不全面的。基于此,本文尝试立足于社会风险这一视角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展开分析,试图揭示出政治民主化和社会风险的内在关联性。?
在结构要素上,民主化是政治结构层面的问题,社会风险是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但两者是紧密关联的。社会结构的公正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主化进程的状况,一旦社会结构运行遇到障碍,社会结构预定的社会功能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发生扭曲或嬗变,社会问题就会增多,相应地社会运行的风险也就增大,民主化进程由此会受到严重影响。依据社会结构的构成要素划分,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主要包括制度性风险、阶层性风险、组织性风险、心理性风险等,其他各种具体的社会风险都是这几个层面风险的衍生物。?
(一)制度性风险。制度是民主的重要保障。通常情况下,一项良好的制度既可对政府权力进行有效规制,避免政府及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公民权利,又可规范公民行为,防止一部分人以“多数”、“民主”的名义来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即出现“多数人暴政”。但一项良好的制度得以建立和实施需要具备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如良好的政治素质、执法水平和必要的惩罚措施等。所谓制度性风险是指制度自身被预期的功能缺失或发生偏差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中国而言,由于良治的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成熟,因而为制度性风险的出现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诸多风险,更核心的来源是社会制度结构层面,表现为公权力的扩张、制度的不公正、制度的缺失、制度的失灵等,而权力腐败、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滞后则是其具体表象。?
(二)阶层性风险。所谓阶层性风险是指由于不公正的阶层结构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是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民主化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一个社会如果形成一个公正的社会阶层结构,有一个稳定的中产阶层,就能有助于民主化的推进,可以有效防止民粹化。亚里士多德指出,“惟有以中产阶层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层比其它任何阶级都较为稳定”[2](p.206)。在他看来,中产阶级是民主政体的天然盟友,古希腊民主的发达就与中产阶级的崛起有很大的关系。而对于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确保要有一个稳定、壮大的中产阶级,才不致让民主沦为暴民政治。但若阶层结构出现畸形化趋势,就会影响竞争的公平,影响整个民主化的进程。目前中国社会阶层性风险表现在三个方面:精英阶层的内卷化、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和中产阶层发育受阻。?
(三)组织性风险。社会组织的作用在于可以为社会成员提供利益表达,及时、适当地宣泄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从而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构建一个安全有效、双向互动的社会安全阀,减少或避免社会冲突的爆发。民主的生机是以社会为基础,更为完善地实行民主,要求一个范围广泛的、有自觉性的、团结的社会[3](p.53)。关于社会组织的作用,马克思是这样阐述的,“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4](p.443)。组织性风险就是指由于社会组织发育的不足和社会组织有效性的缺失而致使公众利益表达渠道不畅而引发社会失序的可能。当前我国组织性风险主要表现在社会组织发育不足和组织有效性缺失两个方面,前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的总量不够,人均量更少;后者反映的是社会组织所发挥的社会性职能非常有限,难以满足社会的需要。?
(四)文化心理性风险。现代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必须要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作为支撑。文化心理是指人们基于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以及文化习惯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思想、价值观和心理现象等。社会文化心理会影响公众对政治民主化的支持力度,也会影响公众健全政治人格的形成,更为重要的是影响公众政治参与的理性程度。文化心理性风险是指由于经济增长的短视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缺失和社会多元文化的冲突等多重原因所造成的文化的混乱和心理的扭曲,从而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当今社会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甚至阻碍我国民主化进程的文化心理因素,主要表现为社会信任缺失、社会焦虑感加剧和社会隔阂加深等。?
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除了具有风险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一些中国社会自身所独有的特性。?
(一)社会根源的特殊性。在西方早发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劳资关系和贫富差距是引发各种风险的重要根源。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风险的最主要根源在于官民关系,其次是阶层结构。?
根源之一:官民关系。与其他国家民主化启动阶段的社会风险相比,中国现阶段因官民关系所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问题较为突出,相当一部分的社会风险是由官民关系所导致的。据200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在全国28个省市130个区(市、县)进行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社会心态部分的数据显示,民众认为最容易产生矛盾、冲突的是干部和群众之间,其次是穷人与富人之间,其余的群体被选择的比例都很小[5]。再对近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分析可发现,以代表公共权力的政府部门或权力机关为主要攻击对象的事件不断增多,如冲击派出所、焚烧警车、打伤民警、围攻党政机关办公所在地等。这些事件说明,在目前中国社会,“官”与“民”之间关系已出现了某种紧张状况。?
根源之二:阶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具有基础性、深层性的特征,它的公正程度极大地影响着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一个公正的社会结构至少具有两个明显特征: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平等进入;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惠互利。目前,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精英阶层和庞大的底层社会。据有学者估算,全国中低收入阶层约占总人数的80%左右。在这种阶层结构的背后,便是“上层精英的社会资本可以互相交换,而下层群体则是一盘散沙,两者之间的贫富差距逐渐被拉大,中国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型’,社会张力加大,十分脆弱”[6]。这就容易造成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缺乏互惠互利,出现上层精英结盟和底层群体弱势化的风险,由此民主化进程中潜伏着安全的隐患。
(二)风险的并发性和高发性。社会结构各个层面的风险之间互相影响,相互叠加,潜伏着巨大的并发危险性,若处理不当,某种社会风险一旦恶化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引发其他社会风险的全面爆发,演化成大规模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的动荡。即本属于个案化的社会风险有时候就会演变成整体化的社会危机,对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冲击。如制度性风险带来贫富分化差距,造成阶层性风险加大,它们又阻碍着社会的组织化,导致社会不满和冲突的增多,并最终促使社会危机的爆发。近年来,我国相当一部分群体性突发事件就是多重社会风险共同演化爆发的结果。以安徽池州事件为例,一起普通人车碰撞事件,既无严重的身体伤害,也无严重的经济损失,却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导致社会风险演化成社会危机的比例较高。此外,我国存在社会规模庞大的因素,如人口基数大、人口高度密集等,增加了风险分摊难度;也有社会风险种类多、数量大的因素,使得社会危机存在更多的爆发可能性;还有双重社会转型的时空压缩效应,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各个时期的社会问题都同时出现,都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社会危机的多发性。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7]。?
(三)风险的集聚性和基础性。从主体上看,社会风险涉入群体主要集聚在社会基础阶层群体,其他一些社会群体参与较少。作为人数最多的工人群体和农民群体中的成员,由于获益最少、相对剥夺感比较强烈,因而其中的一些人作为当事人很容易卷入社会纠纷和冲突事件当中,而且是较大规模的卷入[8]。社会风险的集聚性与社会财富的集聚性成负相关,“社会财富在上层集聚,而社会风险在下层集聚”[9](p.36)。各种突发性的群体性事件表明,越来越多的社会基础阶层成员卷入群体性事件,特别是以“边缘化”的社会弱势群体居多,如下岗失业职工、失地农民、农民工等群体。?
从客体上看,社会风险大多集中在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基础部位,即社会风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生问题未得到妥善解决而产生的,参与群体的需求主要是民生诉求而非政治诉求,如就业难、社会保障不足、收入差距拉大等直接大面积地影响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生存状态。“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显示,公众认为最为严重的前五项分别是“物价上涨”(63.5%)、“看病难、看病贵”(42.1%)、“收入差距过大”(28%)、“就业失业”(26%)和“住房价格过高”(20.4%),“养老保障”排第七位(17.7%)[10](p.24)。显然,这些基本民生问题对于工薪阶层和农民阶层的生存和发展会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引发社会危机的可能性大。据公安部统计,群体性事件大多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因工资福利等基本生活费用引发的占总数的23.8%,因征地搬迁及补偿费等引发的占18.1%,因企业改制、兼并、破产等问题引发的占10.6%[11]。?
社会风险是一种积极结果与消极后果的双重结合体,它意味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作用主要取决于风险的严重程度。通常情况下,高度的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作用,易引发社会危机的爆发,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而中低度的社会风险对于民主化进程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积极影响。适度的社会风险存在是促进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正如亨廷顿指出,“低度的社会暴力,低度的政治两极化或政治极端主义”是进行民主化的重要条件[12](p.45)。?
第一,有助于社会问题的暴露。社会风险的形成与演化过程,实质上就是社会问题不断暴露的过程。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社会风险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和政治压力往往会转化为变革的推动力和催化剂,从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具体而言,社会风险的出现具有发现公共问题、推动公共问题进入政府议程、促使政府制定有效的公共政策,解决公共问题的功能;也会促使政府重新评估其制度、政策和行为,改进政府管理之缺失的作用。一言以蔽之,风险既意味着灾难和痛苦,但也是发展和创新的机会。正所谓,“风险不只是某种需要进行避免或者最大限度地减少的负面现象,它同时也是从传统和自然中脱离出来的、一个社会中充满活力的规则”[13]。?
第二,提高社会风险的应对能力。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是进行民主化的有利条件,但就实际而言,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完全没有风险的社会中进行,充满社会风险是民主化进程的常态。在一个充满风险的社会中,政府和公众的各种风险应对意识和能力都能够得到提高,有助于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经过数次风险的洗礼和考验,可以激励人们树立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观念,未雨绸缪,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好风险的预防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下一次危机的降临[14]。目前无论是从风险预警到危机的应急处置,还是从信息的透明公开到事件的善后处置,都毫无例外地反映出我国政府的风险和危机应对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第三,有利于稳定共识的形成。民主化进程需要在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而适度的社会风险则有助于社会稳定共识的形成。社会风险的放大和扩散往往意味着社会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也意味着社会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增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清楚社会危机的爆发意味着什么,不但影响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更影响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迫切需要稳定的政治局面。正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曾告诫人们:“安定是民主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定,任何人都享受不到真正的民主,更谈不上参政。”[15](p.91)十年““””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以及苏东剧变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使得我国人民对社会稳定尤为渴望,正所谓“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因此,从这个层面来讲,适度的社会风险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让政府与社会时刻注意化解与防范社会风险,从而有助于社会稳定的维持。?
(二)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社会风险在促进民主化进程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民主化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公民社会基础和公众的参与等基本条件。?
第一,损害民主化的社会环境。民主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社会的稳定是民主的前提,没有稳定的局面就无法进行民主的实践[16](p.367)。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阶层性风险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尤为严重。一方面,社会主要群体弱势化意味着大多数社会成员无法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它是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越是社会地位较低的阶层,越会比较强烈地产生社会冲突的意识”[17](p.245)。另一方面,精英内卷化会降低社会流动。一旦社会成员在体制内得不到正常的向上流动,就可能寻求体制外的渠道,甚至用非和平手段来达致目的。正如亨廷顿所言,“由于缺少流动机会而政治制度化水平又低,社会挫折同政治不稳定之间便产生了联系”[18](p.42)。这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严重地阻碍了我国的民主化进程,很难想像,在一个动荡的国家何以能顺利有序地推进民主化进程。?
第二,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发展可以为民主提供经济基础,从而促进向民主的过渡。李普塞特曾指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只有在富裕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目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19](pp.27-39)。而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的大量存在,会严重削弱民主化的经济基础,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健全的制度可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作用,如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免去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消费,从而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社会阶层的分化本是经济发展的产物,但若这种分化超过合理的界限,反过来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削弱人们的经济福利水平,从而严重损害民主化的经济基础,进而阻碍民主化的发展。在一个底层民众占绝大多数而中间阶层比例很小的社会里,经济内需的拉动力是非常有限的。
第三,阻碍公民社会的发育。衡量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代表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公民社团发展状况。大量社团组织的发育可以为公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政治参与渠道,社团组织的利益表达能力明显大于公民个体,它既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条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结果[20]。正如赫尔德所指出,“民主要想繁荣,就必须看作一个双重现实:一方面,它涉及到国家权力的改造;另一方面,它牵涉到市民社会的重构”[21](p.396)。西方国家民主化进程表明,市民社会确实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制衡力量,构成了对国家垄断权力的一种制约[22]。目前中国社会结构的畸形化,严重影响了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成长。同时,精英阶层利用优势地位压制社会组织的成长空间,造成社会组织化程度不高和社团有效性缺失,如社会组织民间性不足,自治程度不高,整合资源作用的能力非常有限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公民社团作用的发挥。?
第四,导致公民参与的不足。公众参与是现代民主的核心要素,也是衡量民主政治的重要尺度,现代民主政治的进步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扩大,“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民主制度也就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政策结果”[23](p.5)。缺乏公众参与是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社会基础阶层群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疲于生活,无心顾及民主的参与,从而带来政治上的边缘化,导致民主化缺乏社会基础。“如果社会中一部分人贫困化,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可行的,即使是不完美的;如果这部分人增加,这个社会中的民主是不大可能成功的。如果唯有少数享受繁荣而广大群众处于屈辱贫困之中,民主是不可能实现的,以民主为名,不过是盗名欺世”[3](p.111)。?
第五,损坏民主的心理条件。民主所有的条件之中,心理条件是最基本的。社会心理的状况会对其他民主化条件产生直接的影响。而社会风险的增多会损害这种心理条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心理反应。一是不公平感,即认为在起点、规则和结果方面受到不公正对待;二是相对剥夺感,即使总体收益增加,但由于同其他阶层的人员相比收益增加速度缓慢,因此觉得自己的实际收益减少了;三是挫折感,即试图改善自身现有社会地位而又未能如愿时产生的失落心理;四是危机感,即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而使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贫困阶层感到朝不保夕、前途暗淡[24](pp.140-141)。当这些阶层人员把上述的认知归咎于党和政府的政策结果时,则会给政治稳定带来隐患[25](pp.195-197)。?
社会风险一旦超过一定限度就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影响着民主化的发展。具体来说,若社会风险应对不当,则民主化进程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发展可能。?
(一)增大民主化进程的成本。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若不能有效化解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社会风险,则必然会导致民主化的成本增大。?
第一,政治成本。政治成本是指政府等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过程中所使用和消耗的政治资源的总和,这种资源包括合法性成本、政治稳定成本以及民心成本等。而政治性成本最关键的是民心成本,它包括民众支持程度、参与程度等。民主化进程中社会风险增多意味着社会危机出现的可能性增多,更意味着社会的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政府就会面临政府合法性的危机,同时社会风险也会削弱公众对政府的认同。特别是当国家的权力无法保护甚至侵犯个人权利时,不但影响政府的执政合法性,还会严重削弱民众对政府的信任,从而导致民心成本的增大。?
第二,经济成本。社会风险的增多还会加大民主化的经济成本。经济成本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化解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所必需的资源耗费;二是社会风险演化为危机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以及因风险而导致决策失误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三是因民主化风险而导致的_、资源浪费等。这些经济资源消耗的总和构成了民主化总的经济成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权力扩张所造成的经济成本是当前中国社会最为主要和最为严重的。同时,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也影响着民主化进程,大量社会人群疲于生计,且综合素质相对不高,他们无心顾及民主也缺乏参与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要扩大他们的参与,势必就会增大成本。当前村民选举中给选民发放误工补贴不断增加的事实足以说明这种物质激励是难以长久的,只会不断增大民主化的成本。?
第三,社会成本。狭义的社会成本是相对于政治成本、经济成本而言的,它包括价值、态度、道德、观念、社会心理等各方面要素。一个社会要实现民主的良性发展,不但要尽量降低民主化的政治和经济成本,更重要的是要降低社会成本。“如果一个政权维持它的运作总要比别的政权多花费几倍、几十倍,执政党的每项政策都需要调动大量的警察乃至军队来强制实行,那么这种运作在成本上是难以为继的”[26]。近年来我国随着贫富悬殊、权力腐败、失业人口增多、生态环境恶化等大量社会问题的出现,造成了道德失范、价值混乱、社会心理扭曲、法纪不张等一系列不良社会后果,也严重地削弱了社会的凝聚力,危及社会的稳定。相应地,民主化所需要的公民意识、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等会随之受损,民主化的社会成本也在不断增大。?
(二)扭曲民主化进程若社会风险由低度的社会风险逐渐向中高度的社会风险演化,而政府和社会又不能有效控制这种社会风险及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就会对民主化造成程度较大的损害,即导致民主化进程的扭曲。?
第一,民粹主义泛滥。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可能会造成民粹主义的抬头和泛滥,易导致政府的权力为社会弱势群体所掌控,从而损害其他群体的利益,使得民主化变形走样。科恩曾指出,健全的民主要求健全的公民,社会成员如果长期营养不良或经常生病,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地参与公共事务是难以做到的。如果群众中大多无衣无食,或者疾病缠身,指望这样的群众实行真正的民主,那是幼稚的。在公民素质不高的情形下,公民参与的大量增加便意味着动乱和暴力,从而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
第二,精英控制民主。民主化进程被扭曲的情形之二,就是精英群体的结盟带来民主的变形。精英群体结盟并利用公共资源,获得弱势群体的支持,掌控民主化进程。例如有钱人可利用穷人在金钱和物质财富方面的极端匮乏进行贿赂,或向穷人许下诺言,答应帮助他们摆脱贫穷,以换取他们的选票[27]。这样不利于民主的推进,甚至会阻碍民主化的发展。群众容易被社会精英分子所动员,“个人野心很少受公共权威感的约束,权力的作用(即财富和势力)膨胀到了最大限度”[18](p.62)。同时,精英掌控民主也会导致民众参与的严重不足,使民主大打折扣。?
五、社会风险的治理与良性民主的实现
(一)理性认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一宏观社会背景下进行的,而对于正处于社会转型的中国社会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也正是这种独特性使得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风险。为此,我们要理性认识这一现象。首先,要科学判断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从社会风险的客观性来看,风险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充满风险将是常态;从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来看,现阶段我国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的基本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演化和发展的结果,是根源于人民内部的各种社会矛盾;从社会风险的危害程度来看,社会风险有高度、中度和低度之分,当前中国现阶段的各种社会风险属于中低度风险,但也有进一步升级和演化的可能。其次,要理性认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影响。社会风险是一把“双刃剑”: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社会风险的负面效应会严重阻碍民主化进程。再次,要防止两种错误的认识倾向。一方面,我们要看到民主化进程中充满社会风险这一现实,而不是否认社会风险的存在和无视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任意夸大社会风险的消极作用,不能因为民主化进程中存在社会风险就反对或阻止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这无异于“因噎废食”,正所谓“民主有风险,不民主更危险”。?
(二)治理民主化进程中的社会风险。为有效推进现阶段民主化进程,我们必须着手化解和应对各种社会风险,既要增强人们的社会风险意识,也要尽量减少民主化进程中的各种风险,更要尽量把社会风险对民主化进程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第一,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扩张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因此,要对公权力的运行进行约束和限制,以确保公权力的正当和合理运用。公权力行使应遵循两个边界:下限为公民私权利的保护,上限为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增进。具体而言,一是要确保公权力的行使仅限于公共事务范围内,并对公共事务做出明确界定。二是公权力的行使必须以保护公民私权利为基本出发点。权利是本源,权力是由权利让渡而生。因此,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定应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对于私权利,法无禁止皆权利,法无禁止不得罚”[29]。三是要严格界定公共利益。明确规定哪些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哪些不在范围之内。四要明确规定“当公共利益与公民私权发生冲突时,公权在什么情形下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侵犯私权,以及如何补偿因公共利益而受损的私权”。?
第二,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公正、合理、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确保社会各个阶层、各个成员真正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新一轮改革的重大任务,也是现阶段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为此,需要构建起社会财富再生机制、利益诉求机制、利益调节机制和利益保障机制等四大利益协调机制。现代民主的成长有其自身的必然逻辑:民主必须首先满足个体获得自主权利的要求,然后满足个体在国家与社会的空间中实现其自主权利的要求。当务之急是建立起符合实际的初级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做到“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
第三,推进社会结构的优化。目前,影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社会风险多为社会结构层面的问题,“从社会大的环境层面上来看,是自由相对有余而平等相对不足;从基础阶层或是从民众层面来看,是中国社会主要群体的弱势化趋向;从较高位置的阶层层面来看,是精英群体之间利益结盟的苗头;从国家层面上来看,就是公共投入优先顺序的严重颠倒”[30]。因此,要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就必须调整社会结构,建立起公正的社会结构,使民主化的推进获得持久的动力。?
第四,提高社会组织化程度。组织化程度是衡量现代民主的一个重要指标。民主的正常有序发展总是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之间协商和妥协过程中展开的,多元化的社会组织通过自觉而有组织的分化与整合,可以为民主的健康发展提供自动平衡的砝码。从公民个体来讲,他们进行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借助于社会化的组织而不是个体。从政府层面来讲,政府不可能与单个个体的人去谈判和协商,否则政府运行的成本会大大增加,通过发育社会组织,使其承担起利益表达的功能,其成本将大大降低。?
(三)良性民主的实现途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而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化,或是说良性发展的民主,它不但可以防止和减少民主化进程中各种社会风险,还可以将各种社会风险对民主化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风险的影响下,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要实现良性的发展,绝不是某个单一路径的逐步更替,而是诸多路径的混合同步,需要诸多因素共同合力,实现从不民主走向民主,从一般民主走向更加民主。正如艾尔?史密斯曾指出:“医治民主痼疾的唯一办法就是要更多的民主。”[31](p.100)?
路径一: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政治民主化有两大动力——来自政府的推动力和来自民众的拉动力,两者皆不可偏废。只有这两种民主动力实现有效的结合,民主政治才能获得良性发展。从自上而下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良性发展的实现,需要从党内民主和政府体制改革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党内民主。党自身的民主建设状况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不断扩大党内民主,如实行党政分开、贯彻民主集中制、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等,可以有效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要不断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包括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减少行政成本;加快地方分权改革;加快政社分离,把大量的社会性职能从政府部门剥离出来,交由社会组织来承担;建立各种民众参与决策的机制,等等。从自下而上的角度来看,中国民主化要扩大基层民主,以县、乡镇、社区基层民主为突破口则具有风险小、成本小的优点,可以稳步有序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如果民主以省、市为突破口,范围广影响力大,一旦处理不好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路径二:从经济民主转向宪政民主。经济民主既是民主政治形成的现实基础,是民主化必然经过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动因。在现阶段中国,随着民生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和逐步得到解决,且高度的市场化也培育起了人们的契约精神和妥协精神,为政治上的民主提供了有利的土壤。因此,要加快从经济民主转向政治民主,特别是要推进宪政民主。民主政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它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宪法对于政府和公民具有最大的权威,宪法的具体内容直接反映着这个国家的民主程度[32](pp.124-125)。宪政民主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解决对政治权力的制约问题,限制政府权力,以有效地保障人权、自由与社会公正。毋庸置疑,当前中国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推进经济民主向宪政民主的转变,以限制公权力的扩张为突破口,推进民主的制度化和法治化。正如有研究者提出,民主的缺陷也只有通过宪政才能得到医治,才能避免堕落为“民主的专制”的可能,宪政是专制的天敌[33](pp.102-135)。?
路径三: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程序民主与实质民主是民主的孪生兄弟,属于民主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程序民主强调过程的重要性,就是必须确保民主政治各个环节程序上的民主,而实质民主则强调政治过程的后果,即以公民个人权利是否得以实现来判断政治体系的民主程度。一般情况下,在民主化发展较低阶段,要重视程序民主,确保民主政治的各项程序公正,而当民主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就要推进实质民主,要以公民个人民主权利实现与否来衡量民主的程度。权利则是民主的实质,民主的根本宗旨就是要真正保护好每一个人的合法权利,而不是一部分人的权利。因此,对于现阶段中国的民主化而言,要加快从程序民主转向实质民主。在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逐步推进实体民主,如实行党内财产公开制度、信息公开制度、社会参与机制和透明网络等[34]。只有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使用好其民主权利,才能真正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路径四: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选举是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实行普选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它具有很大的风险和成本。若在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全面推开这一民主政治实践,可能会导致人们社会期望值过高,一旦目标无法实现就会产生不满情绪,进而最终导致民主化的失败和社会的倒退。除选举之外,民主还包括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对公民权利的保障[35](p.序言11),以及多边式的协商民主等。民主也并不意味着由大多数人在某个政策的制定上能够形成一致的决定,而是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和公民能够参与决策过程,分享决策机会,进行协商妥协。因此,当前中国推进民主化进程的一项重要发展逻辑就是要从选举民主转向协商民主。在理念上,要重视协商沟通对民主的重要性;在制度设置上,要考虑为民众提供民意表达的吸纳机制,建立公众、社会团体和政府之间面对面的协商机制。此外,还要拓宽其他非制度化的渠道让民众进行民意的表达。只有这样,才能让公众参与有渠道,又可以培育社会成员之间的民主协商、妥协精神,从而推动民主的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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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只存在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和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同时也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此外,劳动供给增加、经济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也是重要的原因。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益扩大的趋势,相对过剩人口既有消极的作用,又有积极的作用,为此应当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
关键词:相对过剩人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供给与需求
相对过剩人口是指相对于某一个或几个因素而言的过剩人口。从理论上说,相对过剩人口可以有三种类型:即相对于生活资料的供应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相对于生产资料的吸纳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和相对于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而言的过剩人口。我国是否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如果存在,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界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且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理论界认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自然不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开始承认我国存在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对存在的究竟是哪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认识却很不统一。有学者指出,上述三种类型的相对过剩人口在我国都是存在的[1]。
毋庸讳言,当前我国的确存在着贫困问题,但这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不足而导致的就业不充分造成的,而与整个社会的生活资料状况无关。如果把现有的生活资料进行平均分配,要实现全民的共同温饱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并不意味着本人主张平均分配)。可见,在我国并不存在相对于生活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至于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在我国也是不存在的,因为我国目前尚未达到,据预测,将来也不会达到人口多到连国土都不能承载的程度?①。至于有人以我国目前存在的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依据,断定我国存在着相对于自然环境而言的过剩人口,是站不脚的,因为从环境破坏并不能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实际上,哪怕地球上只存在一个人,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我们能说这个人也是过剩的吗?可见,我国只存在着相对于生产资料而言的过剩人口。本文即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探讨现阶段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的稳定与发展。从表1可以看出,在传统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就存在着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但由于当时国家不承认社会主义有失业,所以这一时期的相对过剩人口更多地是以隐性失业的形式存在着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就突出地暴露出来了。
1.从劳动供求关系看。劳动力供大于求是形成相对过剩人口的直接诱因。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状况可以直接从劳动供求关系中反映出来。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2006年就业面临的问题及政策建议》显示,2006年我国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 500万人,而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 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达到1 400万人,比2005年增加100万人。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改委制定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预测,到2010年,我国劳动力总量将达到8.3亿人,城镇新增劳动力供给5 000万人,而从需求情况看,劳动力就业岗位预计只能新增4 000万个,劳动力供求缺口达1 000万人左右,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
2.从城镇失业率看。城镇失业率可以最直观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状况。从表2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镇失业率曾出现过短暂的下降势头,即从1980年的4.9%降到1985年的1.8%,下降了3.1个百分点。但自1986年以来,我国城镇失业率便呈现出长期上升的态势,即先是从1986年的2.0%上升到1996年的3.0%,再从1997年的3.1%上升到2002年的4.0%,2009年的4.3%。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的城镇失业率只是我国的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城镇公开失业但没有登记的人员、国企下岗人员及城镇隐性失业人员,如果把这些因素全部考虑在内的话,目前我国的城镇失业率应该在9.4%以上[3]。
3.从农村剩余劳动力看。农村剩余劳动力被马克思称作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它构成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长流不息的源泉[4]。由于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中期,加之由于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严重地阻碍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导致目前我国仍然存在着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据国家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劳动力达4.97亿人,其中大约2亿人分别就地或外出转移至非农产业。所以,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尚有近3亿人没有实现转移。按照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农业生产尚需近1.8亿劳动力,可见,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约为1.1亿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5%[5]。由于农村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是大势所趋,所以可以肯定,我国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还将持续减少,由此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继续增加。
4.从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看。按照马克思的论述,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的那部分人口,他们处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马克思把这部分人口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流浪者、罪犯和妓女;第二类是有劳动能力但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第三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第四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4]。上述四类人口在我国无疑是存在的。据统计,2009年我国受到政府救助的流浪乞讨人员达150万人次[6];同年,全国批准逮捕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员94万人[7];2002年,全国从事卖淫活动的“三陪”人员约为2 000万人[8];2009年我国共有农村贫困人口4 759.3万人,城镇贫困人口2 347.7万人(农村和城镇居民中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9]。此外,2009年我国8000多万各类残疾人中无就业能力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不少于2 000万人。剔除上述数字中存在的重复统计的数量,我国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数量估计达8 000万人以上。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估计在2亿人左右,约占我国总人口的15%。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然而,我国存在大量相对过剩人口的事实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并未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那么,现阶段我国为什么会存在相对过剩人口呢?
1.这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这一国情表明,我国是一个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资料相对短缺的国家。统计表明,无论人均资源占有量还是人均资本占有量,我国都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马克思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都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10]。但是,如果生产资料太少了,就势必有一部分劳动者无法与生产资料相结合,从而沦为相对过剩人口,或者即使结合了,也不过是“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罢了,这虽然不会引起劳动者公开失业,但却产生了隐性失业。其结果,不仅相对过剩人口照样存在,经济效益也会受到影响。可见,目前我国之所以存在相对过剩人口,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或资本缺乏是密不可分的。
2.这是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一样,社会主义要发展,也离不开扩大再生产。而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如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一样也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同理,社会主义生产要素也由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部分组成,用货币价值来衡量,也可以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来表示,这说明,社会主义同样存在着资本有机构成。不仅如此,受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影响,与资本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一样,社会主义资本有机构成也有不断提高的趋势。这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对劳动的需求同样会相对减少,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例如,与私营企业一样,国有企业加大投资力度,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样会产生企业对劳动的需求相对甚至绝对减少,职工沦为企业冗员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现象。这说明,“机器排挤工人”是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与社会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
3.劳动供给的增加加剧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由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好发生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二元经济时期,致使我国的劳动供给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呈现出增长过快、总量过大的状态。其一,持续的人口高自然增长率为我国提供了巨大的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总人口由1950年的5.5亿人增加到目前的13亿人,劳动年龄人口也由建国初期的不足4亿人增加至目前的8亿人。另据今年发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显示,在未来30年,我国人口还将净增2亿人左右,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16年达到高峰10.1亿人[11]。其二,工作日比西方发达国家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我国缩短了法定工作日,但一方面新的法定工作日仍然比较长,另一方面在民营经济中,非法延长工作日已成为普遍现象。其三,劳动力参与率高。一是占我国劳动年龄人口60%的农村尚未实行离退休制度;二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低且全国尚未普及12年制义务教育;三是城镇离退休人员再就业现象、民营经济非法使用童工现象比较普遍。上述原因致使我国的劳动力参与率迄今仍然高达73%以上,高出西方国家10个百分点。如此巨大的劳动供给总量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带来的劳动需求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相结合,势必形成劳动力严重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导致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4.经济结构调整与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使然。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步伐也随之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带来了技术的进步和产业的升级与变换,由此导致一部分劳动者由于不适应新的技术和工作岗位而沦为技术性失业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另一方面,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步伐在加快,但第三产业的发展依然滞后。据统计,2009年我国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及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分别只有42.6%和34.1%,而同一数据美国2000年就分别已经达到78.5%和78.4%。第三产业发展的滞后势必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就业不得不主要集中在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劳动需求不足,相对过剩人口增多。
正确看待现阶段我国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是解决我国相对过剩人口问题的前提。为此,不仅要对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发展趋势作出正确判断,而且要对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保持清醒认识。
1.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不会出现日趋扩大之势。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资本主义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有日益扩大的趋势。这也正是导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必然灭亡的原因所在。但在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并不存在日趋扩大之势。首先,随着我国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社会资本的总量也在增加。正如马克思所说,在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资本的增加“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4]。这说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也在增加。这就势必对相对过剩人口的增加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其次,劳动供给的相对甚至绝对减少。据研究,虽然目前我国的劳动供给总量过大,且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还将继续扩大,但必须看到,我国劳动供给的增长速度已经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并且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出现负增长。再次,农村剩余劳动力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城镇相对过剩人口的重要源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这一源泉却有日益枯竭的趋势。例如,20世纪90年代,我国尚有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而目前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1亿人左右。据此,按照每年转移800万的速度计算,10年后,我国几无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供转移。最后,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虽然过去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但根据产业发展演变规律,随着现代化的逐步实现,第三产业在我国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以非物质生产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不仅有着宽广的就业门类,而且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看,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劳动力的主要部门。可见,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必将持久地扩张我国的劳动需求,从而缓解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就业压力,抑制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
2.清醒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类福祉的消极作用与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具体表现如下:(1)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2)相对过剩人口的积累会阻碍国民经济的增长。据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研究,失业率每高于自然失业率1%,实际GNP便低于潜在GNP3%。(3)相对过剩人口导致工人贫困化。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一方面使在业工人的工资被迫降到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以下,从而使其陷于贫困的边缘;另一方面使失业和半失业工人陷入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正如马克思所说,“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4]。(4)相对过剩人口是滋生犯罪、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温床。(5)过多的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容易诱发劳资关系紧张,甚至引起社会动荡。(6)相对过剩人口降低了社会的幸福指数。据调查,失业给工人造成的不幸,不仅仅是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重要的是人格的伤害、心理的折磨与精神的痛苦。认识到相对过剩人口的上述消极作用与危害,要求我们务必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上升到事关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精神文明和人民福祉的高度加以解决。
3.充分认识和利用相对过剩人口的积极作用。相对过剩人口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如上所述,相对过剩人口确实有着巨大的消极作用和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相对过剩人口对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此,马克思曾经有过专门论述。
(1)由相对过剩人口形成的产业后备军能够满足生产突然扩张所引致的劳动需求。“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4]。
(2)相对过剩人口为以经济周期性波动为特点的现代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的生活条件。“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4]。
(3)相对过剩人口的存在通过加剧劳动者的就业竞争、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强度和改善工人的纪律状况等,增强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相对过剩人口“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4]。
马克思关于相对过剩人口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观点,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特别是我国同样是适用的。试想,假定没有农村数以亿计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和“突然地被投到”农村非农产业和城市工业及其他服务部门,何以有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城乡非公经济的飞速发展?又何以有当下中国经济的繁荣与辉煌?可见,对于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还是一分为二好:一方面,清醒地认识相对过剩人口的消极作用及社会危害性,努力把相对过剩人口减少到适宜的限度内;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一定的积极作用,为经济发展服务。
相对过剩人口所具有的双重作用表明,相对过剩人口过多和过少都是不合理的,应该把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适宜的限度内。所谓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是指既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又不影响人民基本生活和社会稳定的相对过剩人口[12]。目前,关于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国际上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如果失业率超过两位数字,则被认定为严重失业国家;失业率在7.5%-10%之间,则被认定为高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7.5%之间,则被认定为中等失业国家;失业率在4%以下,则被认定为低失业国家。由于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且目前尚处于工业化中期和经济体制转型期,与西方国家的国情很不相同,加之除了失业和半失业人口外,相对过剩人口还包括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对就业丧失信心的无业人员、未成年辍学人员、犯罪人员等各类人口,而这些人口在我国的数量又比较大,所以,我们在确定适宜的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时,一方面要借鉴西方国家的有益经验,另一方面尤其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基本生活需要与社会稳定等因素,而不能简单化和想当然。基于此,从现在起到2020年,我国城乡失业率应该控制在4%-7.5%之间,相对过剩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应该保持在8%-10%之间,即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应该保持在1-1.5亿人的范围内。
鉴于目前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高达2亿人,未来20年我国总人口还将继续增加,要把我国相对过剩人口的规模控制在1-1.5亿人之间,实属不易。为此要求党和政府必须切实把相对过剩人口问题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加以妥善解决。
1.努力扩大劳动需求。一是要继续实行适度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确保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增长。二是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逐步使其成为就业的主渠道。三是要放手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四是要以扩大就业为导向,进一步增加利用外资的数量,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2.适度控制劳动供给。虽然目前我国劳动供给过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考虑到几十年后我国劳动供给将会出现负增长的情况,目前控制劳动供给一定要适度而不能过度。一是要适当调整人口生育政策。要尽快改变重“控制人口数量、轻提高人口质量和优化人口结构”的人口生育政策,实行“数量控制、质量提高和结构优化并重的人口生育政策,努力维持一个从长期来说较低的、正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二是要制定《工时法》,严厉打击非法延长工作日的行径。三是要切实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坚决打击违反规定在采掘、建筑和其他危险环境中雇佣女性的行为及使用童工的行为。四是要逐步提高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入学率,并提倡有条件的地方率先实行十二年义务教育制度。五是要适当提高离退休人员的物质待遇和福利水平,减少离退休人员再就业人数。六是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试行农村离退休制度,引导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民主动退出就业领域。七是要扩大劳务输出规模,减少国内劳动供给。
3.更加重视解决固定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一是要切实实行优生优育政策,采取措施不断降低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二是要切实加大安全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安全管理水平,改善生产和工作环境,降低生产事故发生率和职业病发生率。三是要高度重视残疾人事业,确保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通过就业实现自食其力,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和改善。四是要妥善安置流浪人员、劳教释放人员和色情行业从业人员的就业,减少无业人员的犯罪率。五是要大力发展扶贫事业和慈善事业,遏止因贫辍学现象和因贫犯罪现象的发生。
① 中国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在20世纪90年代初完成的《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认为,在可预见的范围内,中国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为16亿左右。而据国家今年公布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人口2033年将达到峰值15亿人左右,此后将逐渐回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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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经济的不断发展,虽然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的经济发展,但是与此同时,它给我国的煤炭企业发展带来了不小挑战,而且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因为经济具有不稳定性,市场环境不断地在变化着,如果煤炭企业没有及时地对自身的管理进行完善和创新,就很容易在巨大的市场中淹没。因此,,煤炭企业要充分的认知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吸取和分析其它成功企业的经验,在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做出科学的创新,这样加快煤炭企业的经济发展。
(一)经济管理理念不成熟。虽然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但是还是有许多煤炭企业守着老一套的管理理念勉强的维持企业的生存发展,在这种不成熟的管理理念影响下,煤炭企业开始走向衰落,甚至破产。而有些企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一味地运用并不适宜自身企业发展的先进理念,这种情况使得企业发展困难,问题重重。
(二)经济管理制度不科学。有些企业虽然能够借鉴成功的管理制度,并且依照企业实际发展状况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但是所制定出来的制度并不科学也不够完善,在实际操作中,工作的落实也不到位。而且有些煤炭企业的管理部门只是装腔作势,没有真正以负责任的态度进行规范管理,长期这样,企业的问题会越积越多,从而导致一发不可收拾。
(三)缺乏应有的财务管理。充足的资金是煤炭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如果缺乏资金,企业在操作和运营上会非常地困难,所以,财务管理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着煤炭企业的发展。但是,在实际财务管理中,工作人员对其重要性没有很好的认知,而且管理水平也相对低下。煤炭企业把工作重心都放在了煤炭的生产产量上,并不重视财务的管理,也没有对工作人员进行财务管理针对性的培训,这样就导致了煤炭企业资金流动不顺畅、不明确,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浪费,严重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四)煤炭开采设备和技术相对落后。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煤炭企业因为开采设备比较多,而且设备价值比较高,所以,在资金投入的方面会比较大。但是,小型煤炭企业往往拿不出足够的资金对自身的开采设备进行购买和更换,加上采掘技术相对落后,操作水平较低,这就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和进步。通过调查可以知道,我国在煤矿开采机械化程度仅为42%,在煤炭的利用上也不够合理科学,这就导致资源因为利用不充分而没有发挥它真正的价值。
(五)煤炭企业信息化网络不完善。煤炭企业领导阶层的决策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部分领导阶层本身素质并不高,缺乏创新意识和整体分析能力,思想较为封建,跟不上时尚先进的思想。简单的认为几台计算机就能够构建一个完善的信息化网络,但事实上这是无法实现煤炭企业的信息化和数学化的,而且会对企业的经济发展造成一定程度上的不良影响。
(一)对管理理念进行创新。落后的管理理念会成为煤炭企业发展的绊脚石,降低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在实际运营中,可以清楚的认识到旧一套的管理模式已经不在适应现阶段的煤炭企业发展。因此,煤炭企业领导者应该要大胆的打破常规,转变子陈旧的的管理思路,从管理理念的创新入手,从而推动企业的整体性改革,让企业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和成长。而且在创新理念的管理过程中,煤炭企业的管理阶层应该对管理理念进行大力的宣传,以奖励的方式鼓励全体工作人员参与到经济管理活动的开展中,而且,要适时对管理理念的的实施效果进行总结和分析,从而进一步的对其进行创新。
(二)对管理制度进行创新。随着国家在产业政策的调整和变化,加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煤炭企业的市场竞争变得越来越残酷,优胜劣汰的形势早已形成。在这个日益严峻的情形下,煤炭企业领导者想要让企业能够生存和快速发展,就应该对管理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创新,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的细微问题出发,利用各种手段制定出一套完整成熟的管理制度。在制定过程中,煤炭企业领导者应该以以往成功的企业作为榜样,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吸取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经验,然后依照国家的大方针和企业自身的各种问题建立一套规范且实施性强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促进企业运营更加顺畅,在众多类似企业中体现出独有的发展特点。
(三)对财务管理进行创新。财务管理与企业经济管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煤炭企业领导者要加强全体员工对其重要性的认知,从而改变以往的财务管理观念,尽可能的明确工作人员的工作任务,落实管理工作。而且,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就应该广泛听取员工的意见和想法,认识自己决策的不足,对决策进行改正和完善,从而提高财务管理理念的科学性、民主性。在另一方面,煤炭企业领导者还要对财务管理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知识的培训,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使得员工能够各施其职。在资金的使用上也要足够科学,不能一股脑的将资金投入到生产中,而要预留一部分资金来应对不可预测的财务危机,这样才能确保不会因为资金不足而引起的企业发展危机。
(四)加强煤炭企业信息化建设创新。煤炭企业要想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率,就应该加强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使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各项数据经过有效整理和分析后传送给企业领导阶层,这样有利于领导者对下一步企业发展做好更合适的决策。
(五)提高工作人员素质。人才是企业运作的主体,一个企业发展的好坏取决于员工的工作质量,所以,煤炭企业应该“以人为本”,重视企业人才的培养。企业在挑选员工时,不能仅仅以学历作为唯一标准,而要选择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这样才能合理企业的人才结构。煤炭企业也要定期对工作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同时,要赏罚分明,对于工作积极且对企业做出贡献的员工必须给予鼓励和奖励,这样才能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总而言之,创新是企业进步的重要条件之一,煤炭企业要想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就应该用创新的科学理论来武装自己,加上科学技术的力量,根据市场环境以及实际情况对经济管理进行有效的创新,这样才能促进煤炭企业走上一条正确的发展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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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债期货属于利率期货的一种,是金融市场上重要的避险工具之一。我国早在1992年就推出了国债期货的试点交易,但因为市场条件不成熟,国债期货交易出现了严重问题,历时不足三年就草草收场,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时隔18年后,国债期货又有望重新回归市场。文章结合当前中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发展状况对我国能否顺利重启国债期货交易做出研判,并对我国重启国债期货交易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国债期货是以政府债券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经过30多年的发展,国债期货作为一种成熟的利率风险管理工具,已经成为全球最主要的金融期货品种。早在1992年,为了活跃国债现货市场,我国就曾推出过国债期货试点。但由于合约设计的缺陷、监管不完善等原因,国债期货交易爆发了一系列违规操作事件,导致被证监会叫停。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趋成熟以及利率市场化进程的推进,重启国债期货交易的呼声日益强烈。2012年2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启动了国债期货仿真交易,经过为时一年多的试运行,相关的制度建设也基本完备。
我国国债现货市场发展已较为成熟,但仍存在不足。从国内外发展国债期货的经验来看,国债期货的推出和发展需要有成熟的国债现货市场作支撑,从市场规模来看,我国国债自1981年恢复发行以来,国债市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国债发行规模及国债余额都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2012年,我国国债余额约为7.8万亿元,较1990年增长了86倍,国债容量已非常庞大。从国债发行方式和品种期限结构来看,目前,我国财政部已经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的国债市场化发行机制,并对多个关键期限的国债品种采用定期滚动发行制度,形成了长、中、短期相互搭配的12个期限结构,使得我国国债连续期限的收益曲线初现端倪。从国债现货流动性来看, 2011年以来我国国债现券换手率逐年提高,但与发达国家市场相比,差距仍十分显著。
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国债期货功能的发挥依赖于国债现货价格——利率的自由浮动。近年来,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入,2012年6月,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金融机构调整存贷款利率浮动的上限为基准利率的1.1倍,下限则为基准利率的0.8倍。2013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取消了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同时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至此,我国的货币市场利率、债券市场利率、贷款利率已初步实现市场化,市场机制在利率形成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为国债期货的推出奠定了基础。
监督管理框架已经基本健全。经验表明,在合理的制度规范下,国债期货的基本功能才得以有效发挥,风险也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的平稳运行,说明我国期货市场上实行的如保证金制度、持仓限额制度、大户报告制度、强行平仓制度和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措施是行之有效的。在市场监管方面,证监会对市场检查、关联账户认定、异常交易认定、交易专网管理等进行了全面规范,建立了市场运行的预警、监测和监控,以及违法违规行为查处工作机制,为重启国债期货交易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制度保障。
我国现阶段重启国债期货交易的条件已经基本成熟,但国债期货交易相对于商品期货和股指期货而言要更加复杂,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者都需要慎重对待。本文也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以作参考。
进一步完善国债现货市场。国债期货作为一种衍生金融产品,其发展都离不开发达的现货市场的支持。我国国债现货市场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但是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应当继续扩大国债现货规模,优化国债期限结构。政府未来应该定期,均衡以及滚动地发行国债,增量发行长期和短期国债,完善我国国债的收益曲线;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市场分割,提高国债二级市场流动性。今后,监管机构应通过技术手段消除交易上的壁垒,实现债券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之间的自由交易,提高国债的流动性。
加强国债期货市场的监督管理。有效的风险控制和市场监管是国债期货市场有序运作和健康发展的保证。我国在推出和发展国债期货时,应当借鉴国外成熟期货市场的管理经验,构建一个由证监会,期货交易所和行业协调组织组成的“三级管理”体系。证监会作为监管体系的核心,应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加快完善期货市场建设,强化监管执法,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交易所作为期货交易中买卖双方的中介,应自觉遵守有关期货交易的法律法规,设置合理的交易规则,并对交易所内的所有交易活动行使监督、管理以及保障等职能;期货行业协会作为监管部门和从业者间的纽带,应协助政府部门工作,维护市场的公开、公正、公平原则。
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对于维护期货市场稳定、确保期货市场功能发挥及推动期货市场国际化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机构投资者所占比重也成为判断期货市场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当前我国期货市场上,机构投资者比例过低,现阶段应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一方面国内应及时出台各类投资者参与国债期货市场的规定,比如,明确允许机构投资者参与国债期货的内容条款及参与方式,立法明确期货公司从事期货投资基金试点业务及相应管理办法等。另一方面应渐进地为金融机构参与国债期货市场松梆。目前,我国国债的持有者主要分布为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证券基金公司等机构。应该鼓励这些机构投资者进入市场,使其成为我国国债期货市场上的交易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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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 发展 时候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就要求社会在不同的矛盾出现时重视不同的专业工作者,为了争得重视,赢得权力,不同的分工间或同种专业间总是或多或少的发生着摩擦,这种现象在家庭中有,在企业中有,在地方政府和整体政府组织结构中更为明显。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试论现阶段中国社会普及文化的重要性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试论现阶段中国社会普及文化的重要性
前言:
08年12月20日,也就是在 中国 网民言明抵制法货,展现维护民族尊严,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受侵犯之时,报道称由于北京家乐福新店开业大量国人涌入发生购买行为,对比网民抵制法货的统一战线,可谓大伤爱国网民之心志。多数网友为此发表的言论愤怒多于理智,并表示不理解。但我想,如果不买家乐福的商品就证明爱国,那么爱国的意义也太渺小了吧,我在此不想谈论这种购买行为对比爱国行为的结论,而是引起我的另一种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
纵观中国 历史 各阶段,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国强盛世时期,都是国家政权最稳定的时期,也就是社会意识形态和政权意识没有明显冲突的时期──人民得以发挥自己勤劳的传统,与政权发生相对兼容时期,而就在此强盛时期,老百姓的忧患意识就是:食肉者谋之!食肉者谋之,凸显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理念,即:不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中庸认识论。中庸认识论是中国人正身、治家、治国的基本认识论,符合因地理差异而产生的统一思维模式,虽然它没有一个统一的、合理的信仰做内涵,不过是因为异化社会结构而压制了,“以食为天”的统一信仰,但也就是这样一个认识论,使这个民族无论在无情的 自然 灾难面前,还是在外族入侵面前,依然能自发的抛开内部的是非恩怨而结成统一战线。
在回过头来看待家乐福事件:
1、说家乐福是法国 企业 ,法国总统挑衅中国人民,所以是坏蛋。百姓说:既是坏蛋,食肉者谋之!要政府干什么?政府就是抓坏蛋的,既然不抓就还不算是坏蛋,既然不是坏蛋我凭什么不能去买它卖的东西?
2、说家乐福是法国企业,法国总统挑衅中国人民,所以不能让他赚中国人的钱,因为这个企业会把赚的钱交给法国政府,从而间接的支持了其政府的挑衅行为。百姓说:既然如此,政府应该对其封杀,让它滚出中国去,但政府为什么不封杀,其一,家乐福仅仅代表一个企业的立场,其经营方式就是比国内企业经营的好,并且依法纳税。我们都不买,它拿什么给中国政府缴税;我们买了,同样激发国内企业做经营改革;同时个人的购买行为不能上升到爱国的标准,我只是为自己省了一点点钱。其二,家乐福卖的商品大部分都是中国产品,为什么我不可以购买中国产品?为什么家乐福能吸引我来购买?退一步,为什么家乐福的好多职工是我们中国人,你们不要去工作,它家乐福怎么开业促销!
3、百姓说:我买家乐福的商品和我爱国抱负不能相提并论,我买了相对实惠的商品,同样可以爱国,君不见有个官员高呼:买房就是爱国吗!房子我们买了,但没钱吃饭了,我们百姓的生活不稳定,我怎么去爱国?
4、百姓说:年轻人不要闻风就是雨,家乐福充其量是一个企业,把一个企业提高到国家位置,太牵强了,这不但不符合中国热情好客的优良传统,也犯有抓错主要矛盾的嫌疑,并不是每个法国人和法国企业都支持法国政府的错误行为,全盘否定都过时了。
5、百姓说:汶川地震时我也捐钱了,买个便宜的东西都可以和不爱国挂钩,那对于我即不捐钱也不买家乐福的东西,你们怎么评价?是肯定我爱国?还是不爱国?
综上所述:我们政府和人民的认识观念就是这么矛盾,政府当然希望人民自觉行动起来一直对外,展现政民统一形象;人民也希望政府尽职尽责,把一切危害国家和平的人、物进行依法办理。一句话:中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缺乏一种良性的互动模式。而对比法国人民和法国政府,很明显我们没有对方灵活,因为毕竟法国没有因此出现这截然相反的两种观念对立的社会行为。所以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具备统一思维模式的每个中国人都是在衡量自身状况之后来确定自己的爱国标准,而方法和程度的不同导致出内部观念冲突。这一点不但外国人不了解,因为他们不知道认识观念如此多样的中国为什么在民族存亡时刻还能做到众志成城;就连中国人也不见得清楚,举个例子,亲兄弟闹分家,闹得出现暴力行为,但在此时有外人欺负自己兄弟的时候,依然能和自己的兄弟联手抵抗,这就是复杂的中国个人思想意识。为此,面对中国现阶段如此复杂的社会意识形态,引出本文主题。
2、主题:
提高全民综合文化素质是中国完成改革开放初级阶段后的又一个重要课题
3、目的:
3.1提醒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重视起党内关系协调和政权与民生关系的协调问题,共产主义能否坚持或实现,不仅仅是 经济 富强所能解决的。
3.2提醒中国文化界,既然商品时代可以商品流转、技术流转、人才流转乃至于土地流转,为什么文化不能流转?同时也批评作为先锋队的文化界,商品时代面前,保守行为将使文化界失去代表反映国家、民族先锋军的位置。
3.3提醒中国政府应该为出台一种新式的政民互动模式做准备,这个模式是:无论政府在对外还是对内的决策失误上能得到人民大众的理性谅解和善意批评――这时政府就是人民的孩子,错了就改;反过来一样,人民大众在社会行为上触犯国家本质的利益时――政府就是人民的父母官,同样要谅解和善意的批评。而要做到这一点,提高全民综合文化素质就成为必要的前提。
4、手段:
4.1继续讨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
4.1.1与其说时势造就英雄,不如说英雄者的出现是因为其把握了该社会时期的时势条件更为恰当。当英雄是少量的或独一无二的,否则英雄者的名誉就失去了意义;名气和荣誉是应等级社会产生的,并且要求名誉者为社会、团体必须做出过杰出的贡献。所以英雄者必然突出并坚持自己的信仰理念,从而反衬出个人与大众之间的对立关系,并要求英雄者要能制约或影响大众。英雄者与大众的互动关系发生协调,则就是太平盛世;英雄者与大众互动关系不协调,则国祸民殃,但无论是协调和不协调,都包含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英雄者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其本身要求更多的人来附属于自己的权威,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专业性的分工导致个人在某一方面专业的同时而对其它方面近乎于一无所知;同为附属地位的大众之间充满了矛盾关系,都想赢得英雄者的认同;自然界是运动的,社会是变化的,在不同的社会 发展 时候存在不同的主要矛盾,也就要求社会在不同的矛盾出现时重视不同的专业工作者,为了争得重视,赢得权力,不同的分工间或同种专业间总是或多或少的发生着摩擦,这种现象在家庭中有,在企业中有,在地方政府和整体政府组织结构中更为明显。这些问题的起点有善意的,也有恶意的,但无论是善意还是恶意都同属于一个本质,人民内部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
4.2分析个人认识观对社会及政权稳定的作用;
从社会等级结构出现,人类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是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成为社会进步发展的动力,这符合螺旋状上升运动 规律 。人类的理性反应和其能动力的有机结合造就它没有天然的敌人,所以在蒙昧阶段就假象出一个虚幻的敌人――宗教――发生内部抗争。宗教的内涵就是信仰,信仰的内涵就是目的,人类发生活动行为之目的,且目的性质是否合理成为历史褒贬不同社会阶段的人和执政府的标准。为此,一个人的认识论就标志着这个人的行为是否对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而多个人的认识论是否融洽或统一,就标志着这个社会群体组织的存在过程中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度。社会意识形态的程度标志着这个群体组织的内部互动关系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是和平的还是冲突的。
4.2.1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一个以内部矛盾冲突为主要色彩的发展过程,一些重要社会事件的起因一般为利益冲突为代表,而指导个人意愿与群体利益是否一致,就是人类认识论的表现。一个认识论局限于“上帝假说”的个人,在他看来自己作为“上帝”的奴才是件荣幸的事情,在我们中国的佛教史里也有类似的记载,说一个老僧为了拯救一直小鸟而割体喂鹰,并美其名曰:慈悲为怀。但当这种个人认识论(无论它多么的完美)上升到社会之中,问题就产生了,因为这些虚假的认识论已经掩盖不住个人的无知欲望,比如秦始皇要找长生不死的丹药事件。可以看出人类认识论对于人类社会存在的重要性,同时也证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应该处于一个对称性的互动平台上才有可能解决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问题,单一认识观下的物质决定精神论是要犯错误的,并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 科学 知识的普及,精神文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
4.2.2英雄者的诞生及英雄者的认识论对社会群体的影响。
先苦后甜是中国传统个人认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这句话在间断或局部过程中无可非议,但个人经常忽视它在连续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导致个人之后衍生错误的认识论。一个人经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创造出成果并得到社会的认可,我们称之为英雄者,但当这个英雄者沾沾自喜而发生松懈或向社会索取不对称的过高报酬时,先苦后甜就进入了不合理的程序,在这一点上反而比不上一个农民意识,农民在经营农作物的耕种上是严格遵守先苦后甜的间断性连续的相互关系,即每年都要付出劳动并收受对称的回报,因为他知道,今年收成了,明年不付出劳动,明年就不会有收获。当英雄者具备站在主导位置并能左右其所在群体的社会意识时,英雄者的认识论就变成决定这个群体存在是和谐的还是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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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导向审计即指注册会计师以审计风险模型为基础进行的审计,是审计专用术语。风险导向审计以战略观和系统观思想指导重大错报风险评估和整个审计流程,其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审计风险主要来源于企业财务报告的重大错报风险,而错报风险主要来源于整个企业的经营风险和舞弊风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我国现阶段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全文如下:
2010年修订后的审计准则在2006年新审计准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风险导向审计的思想,除修订核心风险审计准则外,对其他审计准则也作出修改。我国中小企业在数量规模上日趋扩大,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在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方面的作用也是越来越重要。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管理水平和管理条件相对较差,这给企业的审计工作造成了较大的风险,在对中小企业进行风险导向审计时,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风险导向审计作为一种崭新的审计模式已经得到了业界的认可和肯定,风险导向内部审计,是指内部审计人员在审计全过程中自始至终以企业风险分析评估为导向,根据量化分析水平安排审计项目先后次序,根据风险确定审计范围与重点,对企业的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和治理程序进行评价,进而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协助企业管理风险,实现企业价值增值的独立、客观的审计活动。[1]在为了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制度基础审计存在缺陷的大背景下,注册会计师职业界开发出了审计风险模型,即“审计风险=固有风险×控制风险×检查风险”。在审计风险模型中,审计风险是由会计师事务所风险管理所确定的,谨慎行事的会计师事务所往往将其确定为低水平,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则与企业有关,注册会计师可以通过了解被审计单位和控制测试,确定检查风险,设计和实施实质性程序,以将审计风险控制在会计师事务所确定的水平。
(一)公司治理结构上的先天缺陷
我国很多中小企业或者产权关系不明晰、或者所有者与经营者没有分离,使得不存在所有者约束经营者的行为,这就直接导致很多时候权利凌驾到制度上面,使得企业的相关制度和规章流行形式,没有发挥实效,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都缺乏有效地内部控制机制,这就使得控制风险因素大大增加,而且由于企业资产规模小,出资人一般都较少,可能就是独资企业,这就更加便滋生人为操纵利润等问题。
(二)缺乏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独立的内审机构
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质量普遍较低内部控制环境普遍较差,企业内控制度不健全或者有制度但得不到有效执行,造成企业财务工作混乱、核算不实,严重影响到会计信息质量。而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的起点是企业的经营风险"重点关注重大错报风险因此企业经营管理与内部治理的优劣与否直接决定重大错报风险的程度从而影响到审计人员运用的审计方法和对审计力量的分配;另外,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设置内部审计机构 ,而且即使设有独立的内审机构,在一些实施家族式管理的民营企业或者内部人控制严重浅析中小企业风险导向审计的企业里,其职能也被弱化,不能充分发挥监督作用。
(三)企业聘请注册会计师审计素质较低
审计工作对于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经验以及专业知识运用方面的要求较高,因为审计人员专业判断能力的高低对审计结果的整体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在审计人员队伍的建设方面,往往过多的考虑成本因素,主观上不愿意聘用和培养高素质的审计工作人员,而审计人员专业能力低很容易造成审计工作中的判断失误,进而引发审计风险,再者,相当部分中小企业审计人员在责任心和职业道德方面比较欠缺,在相关审计工作的执行过程中缺乏独立性,工作态度不够谨慎和公正,最终不但对审计质量造成不良影响,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多方面的审计风险。
(一)健全公司治理结构、完善内部控制机制
严格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主要取决于良好积极的控制环境的营造,中小企业管理层面首先应当构建明确的权利和义务分配机制,这是强化企业内部控制意识的首要工作,只有建构起健全完善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中小企业审计风险滋生的土壤。其次,对独立董事制度进行完善,对于独董通过竞聘方式进行选拔,独董的独立性通过独董自律委员会进行相应的保护,通过建立考评和问责制,对独董进行约束,在实践中落实独董的职权,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审计委员会”的作用。
(二)努力提高审计人员执业素质
审计人员素质是影响风险导向审计推广效果的关键因素。新的风险导向审计方法对注册会计师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新的要求,对注册会计师来说是一个挑战,要求注册会计师积极主动地识别、评估和应对舞弊发生的风险,保持职业怀疑态度、对可靠性存在疑问或相互矛盾的文件保持高度的警惕性,以增加发现和揭示重大错弊的可能性,从而降低审计风险。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测性、项目组就舞弊风险进行专题讨论、考虑舞弊产生的条件、考虑管理层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的风险等;要求注册会计师要全面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即注册会计师应具备与客户所在行业与企业相关的知识结构。
(三)加快相关法规体系的建设
对于注册会计师来说,职业道德固然重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短期内,对与注册会计师相关的法律责任体系进行完善,并将约束注册会计师行为的作用落实到实际审计工作中,通常情况下,是一种更加现实、有效的措施或手段。
为了更好地降低和避免中小企业审计风险的发生,我国应当积极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加快在专门独立的审计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紧密结合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审计风险的现状和原因,针对性的对相关审计项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必要的完善与修订的同时,着力构建更加独立的审计法律法规,对中小企业的审计工作程序等加以专门性的明确规定,尽可能的减少审计工作人员在审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和舞弊行为,并针对违法违规行为构建完善的责任追究和惩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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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2年以来,教育部针对我国高校英语教学现状提出了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使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问题试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从探讨大学英语教学的基本概念出发,详细阐述了大学英语教学理念和特点。接着笔者又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的现状和问题所在。最后,结合自身多年工作研究经验,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完善性策略。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现状;问题;完善性策略
我国大大小小的高校将近一千八百所,每所高校里都有“College English”即大学英语科目,这是胡文仲教授对专业英语教材做出的完美诠释,而且“College English”也都是必学的基础科目,国内各大学非英语专业学生所学习的公共英语称之为大学英语,英语专业学生学习的则为专业英语。这两种英语常常被人们拿出来对比。大学英语教学是指区别于英语专业教学的大学非专业公共英语课的教学,对于英语的学习能更好的培养学生提高听、说、写和阅读能力。大学英语教学虽然没有专业英语教学时间长,但大学英语是所有非英语专业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所以大学英语教学在教学规模上比专业英语的教学更胜一筹。
当前我国大学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教学管理实效性不强。教学管理是在对教学任务进行管理中通过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为教学任务提供各项服务。遵循英语教学大纲,建立教学管理模式,逐步制定目标、完善教学等,是组成教学管理的重要内容。然而,在一些高校的实际教学中,其管理模式过于程式化的教学占据主流,教学计划安排不合理,重点不明确,对人才的培养目标没有明确的、阶段性的效果。另外,在师资培养规划中,没有对教师的各项教学技能进行针对性地训练,没有从教学的实际问题出发,常常与学生语言能力培养相脱节,导致教学评价方式规划性偏低。
另一方面,科研服务的意识不够。教学科研是为教学工作服务的,但往往对于这方面的认识不够全面。各院校需要认真组织力量准备教学改革及教学模式的转型需要,对于科研规模的结构与方向都要有明确的建立。通过多种手段(比如:采集信息、探索理论、实践教学、统计数据调查等)不断探索教学规律,进行大量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为实际教学工作提供方法与理论依据,有效地促进教学改革向前发展。实际教学中的科研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面对新教学模式的应用中以科研为依据较少的局面,就要凭借多观察、多了解、多学习的“三多”方式;其次,注意各种研究活动之间有效的组织联系,现今的活动之间无论是理论研究、教学实践研究、还是测试等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组织,往往造成但规划性偏低,没有连续层面,协调性不强,缺乏彼此之间的联系,对科研的教学服务,造成一定的阻碍,以致科研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不明显。
最后,严格杜绝“拿来主义”思想。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语言学习能力,同时还可以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兴趣,对学生的学习动力和学习心态,有好的帮助,树立自信,充分发挥学生的个性及潜力。而今,在教学中由于教师队伍都比较年轻缺乏一定的实际教学经验,哪种方法更适用于英语语言的学习,如何处理好基础阶段、中级阶段、高级阶段三种阶段的教学模式,没有一个明确的细分,从而在教学上具有很大的盲目性。以致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也随之出现了淡漠情绪。
首先,更新教学观念,优化教学模式,针对部分高校的英语教师总是重视阅读和考试,轻视口语和交际等旧的观念,要改变这种局面,学校应该鼓励教师加强学生英语听、说能力以及英语文化素养的培养;鼓励学生制定适合自己的学习计划和选择学习内容,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明确学生是学习过程的主体,教师是组织者、辅助者。外语教学要打破教师为主的思想,树立学生为主的正确思想观念,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符合社会的需要。
其次,不断完善师资队伍。学生在学习的同时,也是教师不断学习进取的阶段,教师的教学水平的逐渐提高直接影响到教学质量,高校要尽可能地创造条件,加强教师的在职培养和强对教师的现代化教育技术认识的学习,现代化教学手段离不开熟练掌握现代教育技术的教师。同时还要加强对教师业务水平的培养,尤其某些深受传统教学理念影响的、墨守成规的教师,学校要加强他们现代化教学理念的培养,使教师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
另外,互动教学与游戏教学相结合。高校英语教学过程中可以加入互动教学和游戏教学,教师事先安排好教学活动和任务,在活动过程中,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教师积极做好辅助工作,保持活动井然有序的进行,这种互动结合游戏的教学模式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在轻松的课堂氛围中学习知识,增强记忆能力。
最后,文化背景渗入其中。在英语教学中针对学生在对某些文化背景知识匮乏的现象,要求教师要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些带有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和习惯的情景,并向学生介绍英语国家的语言文化背景和历史知识,使学生在文化历史里遨游,让他们放松身心,在种愉悦的心情下学习英语,激发学生学习文化的兴趣,促进英语教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大学英语教学在我国是一项更具系统性的建设工程,教师们应该按照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对大学英语教育的各个环节进行改革完善,全面完善其系统性,达到大学英语教学整体优化的目的,使”费时多,收效低”的教学局面彻底连根拔起,树立一种教学的新形象新风尚,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和英语教学的顺利发展。
现阶段大学英语教学问题试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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