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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画在中国被人们俗称为插图。今天通行于国外市场的商业插画包括出版物配图、卡通吉祥物、影视海报、游戏人物设定及游戏内置的美术场景设计、广告、漫画、绘本、贺卡、挂历、装饰画、包装等多种形式。延伸到现在的网络及手机平台上的虚拟物品及相关视觉应用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数字插画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相对于技术应用成果而言,其美学价值尚未得到艺术理论界的重视与研究,本文试从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绘画创作实践、人才培养四个方面探讨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并探讨了数字插画美学理论研究的主要框架与内容。
关键词:数字插画;理论研究;意义
数字插画(也称CG插画)是近十年出现的数字媒体艺术形式,伴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广泛运用于影视动画概念设计、游戏美术、插画设计等领域。大众在消费杂志和欣赏商业影视作品的同时,间接或直接欣赏插图就成为一种必然行为。作为一种文化产品,数字绘画作品营造的唯美、绚丽、奇幻的艺术氛围通过游戏、电影、动漫影响着当代人的审美观念。然而,作为新兴画种,数字插画自诞生之日起即被定位为商业美术,其艺术价值也未得到学者的足够关注,这在当今数字媒体艺术人才培养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1.1 国内的研究情况
在国内,对于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软硬件技术、商业应用、教学研究,或者关联领域研究,如王选遥《论电影画面的灵魂――概念艺术》、赵小林《数码绘画与设计艺术专业基础教学》等;从美学角度探索数字绘画艺术理论的论文,在“中国知网”以变换关键词组合的方式进行搜索,可见数篇,包括赵忠波《浅析超现实主义绘画对现代数字绘画的影响》、许超《后现代视野下CG插画设计的美学特征探微》。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前国内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研究现状,总体而言研究的成果有待进一步丰富和系统化。
1.2 欧美等国的研究情况
在美国,以出版物为服务对象现代插画的发展已经超过百年,形成了非常深厚的文化土壤。繁荣的出版业造就了一大批技法成熟、风格多元的插画大师。近20年来,作为数字技术革命的策源地,美国的数字娱乐产业异常繁荣,很多从事传统插画创作的画家成功转型为概念设计师,使用数码绘图工具,为电影、游戏和动漫业服务,数字插画由此应运而生。不过数字插画师的成就也一直不为主流艺术承认,其原因同样源自艺术界对商业美术的某种长期的“歧视”。在西方的数字艺术行业内,有关数字绘画的研究基本集中在视觉特效软硬件开发使用、表现技法、商业应用等实用性、技术性领域,鲜见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成果。这一点,从历年的“ACM SIGGRAPH”会议所发表论文的主题与会议日程安排可见一斑。
2.1 为国内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拓展新的视角
目前,有关新媒体艺术美学理论研究的成果多集中在新媒体自身特性带来的审美异化,如虚拟性、交互性、技术性等,以及由此产生的新媒体与创作者的关系、创作者与观众之间的关系、新媒体对创作观念的变革等一系列问题。例如,刘自力《新媒体带来的美学思考》、刘佳《新媒体艺术的交互性带来的美学思考》等等。这些研究,从宏观的角度,阐述了新媒体艺术审美在文化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层面的意义。这样的视角,固然能够从整体上把握新媒体艺术的基本特征,但是限于一些研究者的专业背景,仍缺少对新媒体艺术中某些具体领域的研究。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新媒体艺术这个大的范畴中,实验艺术、装置艺术这类的当代“纯”艺术活动与游戏动漫设计、电影美术等商业艺术仍然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所以,针对数字插画美学理论展开研究,对于充实国内数字媒体艺术研究的美学理论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2 数字插画创作需要艺术理论指导
由于数字插画是商业美术,一直以来被视为流行文化,其价值得不到主流艺术界的认同。以网络相册为平台,优秀的插画作品甚至可以赢得千万次的点击率,却很难进入到画廊、艺术馆中与传统画种获得并列展出的机会。数字绘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空缺”,使其缺乏专业而系统的评价体系、科学而规范的教育方法以及艺术投资人。这些都制约着中国数字绘画艺术品质的进一步提升。因此,展开数字插画的艺术理论研究,挖掘其文化价值、厘清风格流派、完善评论体系,将数字插画研究学术化、正规化,一定程度上可提高数字插画在主流美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这些都能更好地激励数字插画从业者的创作热情,对于提高数字绘画的整体创作水平、挖掘艺术价值是非常必要的。
3.1 利于构建更加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
目前,国内大专院校的数字插画教育大多处于初创阶段,师资力量和教材建设均比较薄弱。当前人才的培养主要由企业和社会机构承担,但在培养方式上往往注重技巧训练、追求画面的外在效果,较为忽视绘画创作的文化艺术性,不利于数字插画人才的良性发展。事实上,在欧美等国,数字插画师(概念设计师)基本出自艺术设计类院校的相关专业,需要系统学习解剖、架上绘画、艺术史、数字图形图像学等课程,企业培训只是培养实践经验的手段,学院教育才是主流。构建科学的数字插画人才培养体系,需要相关的艺术理论研究成果为依托,完善教材建设、丰富理论教学内容。
3.2 利于促进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力提升
自从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以来,我国的创意产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动漫、游戏产业的原创能力不断得以加强。很多项目开始借鉴国外同行业经验,更加注重前期的概念设计的投入力度,推出了一批有分量的游戏作品。例如,腾讯游戏开发的网络游戏《斗战神》。该作的前期概念设定由国内一线的游戏美术师合力完成,人物造型夸张玄奇却不失中国神话人物的特征,场景华丽宏大,且充满东方色彩,充分展现出数字插画的视觉创造力和奇幻文化的魅力。
然而,对于中国创意产业整体而言,高质量的作品和优秀的概念设计师仍然数量稀少,数字插画师的绘画水平良莠不齐。拙劣的模仿和照抄,贫弱的造型与滥俗画风依旧充斥着中国的动漫游戏市场。建立数字插画艺术理论体系,特别是文化研究和批评研究,有助于指导插画师的创作,推动当前数字绘画创作者对艺术品质的自发追求,转变成自觉的要求。
本文的重点在于研究数字插画艺术性,因而笔者认为可参照传统绘画研究的方式构建数字插画的理论研究框架,内容包括: (1)数字插画史论、人物及作品研究。 (2)数字插画文化研究。 (3)传统绘画与数字插画比较研究。 (4)数字插画批评研究。 (5)数字插画创作研究。
设计艺术史论家王受之先生在其所著《美国插画史》中评价了美国主流艺术界对插画艺术的态度,他指出“插图之所以不被主流艺术承认,无非是它的明确的商业性质,然而仅仅用商业属性作为口实,忽略插图的艺术性,实在是过分”。中国数字插画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并不比传统插画有所改善,所以,对数字插画艺术理论的研究,无论对于中国的新媒体艺术理论研究、创意产业发展还是对于数字插画创作而言,都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本文的目的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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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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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人民政权的建立,为更广泛地吸取与借鉴中外文化遗产提供了精神与物质的可靠保证。50、60年代,曾有计划地广泛介绍了东西方古代和18、19世纪的文艺理论与文学作品;由于复杂的内外原因,对西方现代派文学则相对隔膜。对50、60年代新中国文学创作起着重大影响的仍然是俄罗斯、苏联和西方进步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现当代文学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该课程的教学改革首先应该从优化课程设置入手,实行“文史分离”,同时,加强课程群的建构;此外,还要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通过改变教学模式、扩充教学空间、举办特色活动等方法来培养学生的自主式学习习惯及创造性思考的能力。最后,课程教学改革一方面要注重技能的培养,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人文精神的养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文史分离;课程群;
中国现当代文学是教育部规定的二级学科,是高师院校中文专业的一门主干课程,自这门课创立以来,关于其教学方法革新的研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深化改革的推进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快速发展,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讨论又掀起新一轮的高潮。研讨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必须结合当下的教育环境,探索一条适应当下大学生人才培养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面临的尴尬是,中文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读书无用论”再次甚嚣尘上,学生越来越难以安于课堂;另一方面,随着网络时代、消费时代的到来,传统的阅读方式受到极大冲击,学生对文学的热情正在急剧消退。在当今情势下,现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如何适应高等教育的新形势,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从而达到人文素质教育的目的,这无疑是值得从教者深思的一个问题。
在以往的课程设置中,一般高师院校都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划分为“中国现代文学”(1917―1949)和“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0)两个部分,设置了《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这两门专业课。这种课程设置,把对作品的解读纳入到文学史的框架中,执教者在教学中,主要侧重文学史的梳理,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史”的架构,加强了对文学现象和文学潮流的关注,而对经典作品的阅读分析则用力不足。这样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一个学年下来,学生对作家的创作道路、艺术特色、创作发展情况说的头头是道,但一旦具体到某个作品的分析便显得相当茫然,一筹莫展。这显然背离了文学教育的初衷,也不符合当下人才培养的要求。关于文学教育,很多专家与同仁已经基本达成共识,我们今天所迫切需要的文学教育是那种回归文学本体的教育,是充分张扬文学性的教育,[1]文学教育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学作品再解读的过程。[2]
真正使文学教育回到文学本体,当下最积极有效的办法是在课程设置上“文史分离”,即把作品选和文学史设立为相互独立的两门课,增加作品选的课时数。“文学史”课负责帮助学生架构“史”的知识框架,而“作品选”课则是让学生接近文本本身,去感受、领悟、吸纳活泼的文学养料。北大温如敏教授提出呼吁:“本科基础课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3]在这方面,很多院校已经做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与尝试。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复旦大学的课程改革。在陈思和教授的倡议与带领下,复旦大学在中文系开设了原典精读课。
就现当代文学而言,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把文学史推迟到二年级,在一年级开设现当代文学名著选读,安排最优秀的教师来上这门课(陈思和教授本人也以身作则,亲自担纲),鼓励学生进行文本细读与研讨。目前,陈思和教授领衔的原典精读系列课程是国家级精品课程,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块活字招牌,同时,文本细读的学习方式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也已蔚然成风。复旦大学在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方面的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可以推广的示范性效果,率先验证了“文史分离”课程设置的可行性与能效性。
在推行“文史分离”的课程设置时,需要明确的一点是,“文史分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结合”,“分离”为“结合”打下基础,“结合”是“分离”的终极目标。“文史分离”的最终效果是,以“文”带“史”,以“史”促“文”。如果说文学史是星光璀璨的银河,那么优秀作品就是镶嵌在银河之上的一颗颗耀眼的星星,二者不是分离的,而是互为一体,互相依托。因此,在具体推行“文史分离”的时候,要求我们要精心设计教学大纲,教师在授课时能够“有法可依”,做到“文学史”与“作品选”互相配合,而不是各行其是。
另外,在课程设置改革中还应该加强课程群的设置。围绕现当代文学教学,增设多个体现专业特色的相关课程,形成以“文学史”、“作品选”为主,以其他相关特色课程为辅的课程群,这是课程设置改革的大势所趋。除了开设选修课以外,还可以举办名家讲坛、学术沙龙,邀请校内外的专家学者给学生开设第二课堂。这一系列的课程设置必将形成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程群,形成专业课为主、其他课程为辅,互相依托,互为补充的课程体系。这种课程群的设置,即能照顾到普通学生,帮助他们夯实专业基础,呵护他们对文学最初的感动和热情,同时,亦能“喂饱”那些对现当代文学有特别兴趣的学生,拓宽他们的专业视野,挖掘和培养他们的科研能力,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教学方法的革新是现当代文学课程改革的一个老话题,自这门课诞生以来,它就一直是大家热衷研讨的一个课题。现在再来谈论教学方法改革可谓是老调重弹,但是又不能不弹,因为这门课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结构在每一时代都在发生着变化,这就要求从教者不得不适时的调整和更新教学方法,以适应当下的教学目标。现当代文学是个没有时间下限的课程,一直在生长发展中,不断有新的作家作品诞生,延展着这门课程的历史时间;而不断涌出的文学热点、学术热点,也在不断充实、丰富着这门课程的历史空间。凡此种种,都要求我们将教学方法改革的调子一直弹下去,当然,要弹出新意。
在以往的教学中,教师对于“教”“学”二字,一直是把侧重点放在“教”上,而忽视了“学”。而实际上,“教”只是手段,是出发点是“学”,并且学有所获,这才是目的,是现当代文学教学的遵旨。现在,有必要打破这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反客为主,还他们本该有的课堂主体地位,让他们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式学习。为了做到这点,教师可以围绕教学内容设置一些问题,并且在课堂上设置问答和讨论环节,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课,培养他们的“问题意识”,通过课堂互动让他们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
另外,也可以选择某个专题安排学生来讲授,布置他们自己做PPT,自己准备教案,上课时自己上台来讲,让他们边“学”边“教”,边“教”边“学”,通过角色的转换来激发学习兴趣,感受文学的魅力。需要注意的是,安排学生讲课不代表教师可以袖手旁观。教师要选出适合学生讲的章节,把学生分成小组将任务布置下去,然后给他们充足的时间进行准备。同时,在准备的过程中要适时加以指导,在上课的时候则应该及时点评、总结。除此之外,还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拓展教学空间。例如建立以现当代文学为关键词的QQ群或者知识论坛,利用网络平台来实现与学生的交流互动,让现当代文学的“教”与“学”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而是形成开放型的新格局。
与本文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呼应,教学方法的革新应该配合课程设置的改革。“文史分离”,意味着教学方法也要进行相应的变革。教师不能够再继续捧着一本文学史照本宣科。文学史有文学史的教法,作品选有作品选的教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腔调,应该具体课程具体对待。“文学史”,主要是从“史”的角度对20世纪的文学进行梳理,它主要讲述文学思潮、文艺运动、文学流派等,这要求教师在讲课的过程中既要顾全大局,又要照顾局部,做到条理清楚,主次分明,培养学生对“文学史”的理性把握;而“作品选”却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阐释,它重视文本细读,在授课过程中既要注意对人文精神的挖掘,又要注重对文本细节的感悟,要呵护学生对作品的“感性”认知,培养他们解读作品的能力。
在以往的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对于作品往往讲的太多。教材怎么说,某些专家怎么看,把一系列的定论一股脑的倾倒给学生。这些“定论”淹没了学生的感性认知,他们带着这些既有的“定论”去读作品,很难有新的认识。对于作品选的教学来说,讲的太多,过犹不及。所以,在“作品选”的教学上,应该善于“留白”,把学生直接带到作品面前,让他们自己去感悟,自己去发现。
此外,教学方法的改革还应该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能力。任何知识的吸收都有一个在头脑中沉淀、发酵的过程,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够转化为自身知识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够灵活的为我所用,同时,内化为一种人格素养,指导着我们的生活与人生。作为从教者,要帮助学生迅速实现这种转换,就要想办法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能力。那么,如何才能培养创造性思考能力呢?首先,可以通过布置写小论文的形式来督促学生整合自己对问题的看法,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另外,还可以开展一些与课程相关的各类活动,诸如诗朗诵比赛、名著改编的话剧或舞台剧表演、现当代文学作品研讨会、读书笔记大赛等。通过这些活动,激发他们的灵感,挖掘他们的潜力,提高他们创造性思维的能力。
高师现当代文学教育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出既有健全的人格结构,有着较高的艺术感知能力,同时,又掌握了丰富的文学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这要求我们在落实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既要“务实”,又要“务虚”。“务实”指的是对学生文学知识的传授,专业技能的培养,而“务虚”则指帮助学生构建人文精神,养成健全的人格。
高师院校是以“师范”为特性的大学,为中、小学培养优秀的教学人才是其主要的目标。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就不得不与这一培养目标挂钩。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课程来说,需要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各个环节上与中、小学语文教育紧密结合,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为将来做一个合格的中(小)学语文老师打下基础。“语文”能力是一个外延相当宽泛的概念,但总的来说,不外乎就是“听、说、读、写”的能力。
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在务实的同时,还必须坚守人文立场,去关注人类精神、价值、观念、信仰等‘务虚’的问题”。葛红兵教授也认为“我们要让学生通过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需要的切合点;通过教育,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人生观念,最后形成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气。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自我的能力,就是说,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脑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大学教育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4]因此,我们的课程改革应该牢牢把握人文教育的根本,以人文精神作为我们教育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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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创新是相对于应用创新而言,可分为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基础研究科学理论创新。意识形态理论创新包括:哲学理念创新、思想观念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法学原理创新等。科学基础理论创新涉及面更是广泛,难以界限。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生一定的改变,经历了几番创新,从原始的“政治革命一体化”渐渐地过度为启蒙现代性以及文学现代性的新文学史,在发展为当下的文学与历史通融的良好发展现状,为此本文将就现当代文学史理论的创新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与思考。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史;创新;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很多事情也在时时的发生改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现当代文学史理论也经历了几次变革,为了更好的适应发展的社会进行一定的革新,进行现当代文学史理论创新的思考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文学史创新关键便在于进行文学史理念的革新,进行理论的创新可以实现文学史更好的发展,同时为文学史的良好革新奠定良好的理论基础。我国第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时由王瑶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再次著作中作者对于“史”的思考依然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主要思想,但是却摒弃了严重的浓郁的政治色彩,使人们在进行相关阅读时可以更加的心情舒畅,得到一定的放松,而不是过多的被其中存在的政治色彩所左右,影响读者的感官体验。再次著作之中作者根据自身良好的文学底蕴修养,进行多种史料的搜索与总结,运用自己独特的目光进行相关问题的阐述,对于发展历史中各种文学历史现象进行了详细的综合的且极为可观的评述。
因此,此著作的阅读不仅使读者感受到鲜明的“史”的特点,同时兼顾了文学的特性,这也是王瑶所要呈献给读者的其所认为的文学史理念。在王瑶的著作之中充分的运用自身所掌握的各种知识进行“文学”与“史”的良好结合,这一创新性做法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但是之后的文学史却没有这样发展下去。
1955年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中对于文学史进行相关阐述时十分突出的强调了革命运动对文学的影响,政治对文学的影响,使作品中的政治色彩较为浓郁,同年张毕来执笔的《新文学史纲》中更是出现了“革命史化”,按照政治态度对作者进行详细的划分;1956年由刘授松编写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中对于阶级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强化,文中无论是在阶级立场还是相关的观点上都在时时的强调政治性,认为文学是政治观念的附庸。由上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年代文学史正在朝着政治革命一体化方向发展。
不同的文学史理念影响之下会出现不同的文学史体例,观念的革新会影响到体例的革新与发展。文学史中的体例大体分为四种类型:专题史型,文体史型,作家论型以及混合型。就以往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涉及的体例进行分析,混合型体例应用较多,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呈现出一种“板块结构”的特点,直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的出现,这种板块结构才出现了一定的变革,突破了以往的写作模式,在以往的文学史的编些过程中,作者在进行事件的阐述时往往采用分时期进行文学运动事件的阐述,之后进行座驾作品框架的构造,进行文学史连续性以及发展轨迹的呈现,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中在进行相关事件的描述时更多进行了事件的综合分析,统一进行相同点的分析,具有更好的参考作用。
但是对于体例的创新不能仅仅的局限在写作方式的改变,还应该从选择上进行创新。在进行事件的选择时,如何进行取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问题,编者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具有良好的文学底蕴,通过长期的文化积累形成个人眼力,进行事件的甄选。不同的编者拥有着不同的文学底蕴,编者的眼力差距也会影响着文学史的编些发展。
文学史的编写需要以史实为依据。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严格的尊重历史的真实性,以史实为基础,同时以“论”为文学史的主体进行编写。在对“史”的阐述时,作者需要严格的遵守史实,进行客观真实冷静的辨别,进行客观的阐述,但是对于文学史的编写又不同于对于纯历史进行编写,在进行文学史的编写时需要进行文学思潮以及每个时期文学现象进行认真的分析和梳理,将历史过程中出现的文学现象进行真实的再现,使读者可以更好的进行相关了解。
文学史中“论”的编写是文学史的主体,因此作者在进行相关文学现象,文学运动进行分析时应该更好的尊重史实,进行客观准确的评价,在兼顾准确,真实,客观地进行问题的分析时,作者进行相关的阐述还应该突出自身的特色,在进行事件的分析时更多的融入自己的风格,使文学史更具个人进行文学史的编写,不仅需要作者更好的向读者进行文学运动的展示,加深读者的了解,并应该努力的通过自己的方式更好的使读者进行文学发展历程中出现的重大事件的了解。具有个人特色的文学史才可以更好的吸引读者,被更多读者所接受。
中国的文学发展历程十分悠久,在这样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文学运动,文学史的编写经历了多次的发展,正渐渐的脱离政治色彩进行事件更加真实,可观的阐述,更好的向消费者进行事件的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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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亦称无名氏,指身份不明或者尚未了解姓名的人。源于古代或民间、不知由谁创作的文学、音乐作品会以佚名为作者名称。在汉语中,常用张三、李四、某君、某某、某甲、子虚乌有等暂时用作为无名氏的名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无名氏研究考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 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无名氏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从零开始, 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 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无名氏研究包括: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纪的无名氏研究。
[关键词] 现当代文学;无名氏; 研究; 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 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 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 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 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 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 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 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 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 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 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 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 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中国大陆第一个在新时期推出无名氏作品的刊物是1980 年湖南的地方刊物《湘江文艺》,编辑部以提高作家艺术水平为目的, 在内部出版《中篇小说选》上中下三册, 上册有沈从文的《边城》与无名氏的《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 供作家内部参考。《湘江文艺》编辑部大胆印了五千册, 没想到一面世就被抢购一空,于是立即添印。无名氏的短篇《一根铅丝火钩》也刊于《芙蓉》。此后, 《湘江文艺》、《花城》等刊物纷纷登载无名氏作品。无名氏成了“出土文物”, 引起越来越多的人们的重视。八十年代中期, 北京大学严家炎教授选编的《中国现代各流派小说选》第四册入选了无名氏的《逝影》、《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龙窟》等短篇, 把长篇《塔里的女人》和《野兽·野兽·野兽》作为存目。198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把《野兽·野兽·野兽》作为《中国新文艺大系》的参考丛书与读者见面。这也是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后改为《无名书》) 的第一部作品在当代与读者见面, 而该书的初版是1946年12月由上海时代出版社出版。
(二) 无名氏研究中的不同观点。
第一、无名氏的作品基本被否定。如: ①曾庆瑞、赵遐秋较早的介绍了无名氏的生平与创作,把无名氏概括为四十年代的新鸳鸯蝴蝶派的代表。非但如此, 还埋怨“读者沉醉于无名氏的色情描写和性的挑逗里”, 并声言“那历史的教训, 实在是沉重的”。[ 1 ]1135显然对无名氏的作品充满了贬低成分。②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王超冰等把无名氏的小说列入了“洋场小说”, 把《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看作“哀艳的鸳鸯言情体”, 并说“随着政治主张的趋于反动, 他的创作生命等于终止了”。[ 2 ]484显然与无名氏的实际创作不符, 因为无名氏非但没有停止创作, 而且还写出了《无名书》六卷及其他作品。③黄修己把无名氏的作品在语言与描写方法上与徐訏作了比较, 所得的结论是无名氏“作品倾向也更坏”,认为“《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均可视为洋鸳鸯蝴蝶派的代表性的作品, 且都用不同情节表现男性对女性的玩弄”, 并且把《无名书初稿》的前三卷概括为“整套小说表现了一种没落感,让人觉得最为神圣的革命其实是污浊的, 最美丽的爱情也不能持久地支持人的生活, 人生是没有希望的。”[ 3 ]612 - 613第二、肯定了无名氏的作品又指出了其不足。
与以上三种观点不同, 严家炎把徐訏、无名氏的小说都归入了后期浪漫主义作品。严先生在总结后期浪漫主义的特点之后指出: “在三四十年代现实主义主潮十分盛行的时候, 后期浪漫派小说的出现, 打破了艺术上的一统天下,开创了小说创作的一种新的境界, 促进了小说领域的多样化局面的到来。”[ 4 ]319严先生认为无名氏小说中的《无名书初稿》是一部“长河型的诗与哲理小说”, 并且认为《海艳》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整个《无名书初稿》乃至全部无名氏作品中最好的一部。同时, 也指出了无名氏作品的不足,如《无名书初稿》全书“浮词多而主观随意性大”“在情节上仍有作者任意驱遣主人公的毛病”, 甚至“有些部分相当色情、低级”, 显得“粗俗”。
总的来看, 无名氏研究在中国当代纯属从零开始, 无名氏被读者认知也是伴随着其作品的陆续出版和批评文字的逐渐深入。无名氏研究在谨慎开放中实现了可贵的突破。把无名氏的研究推向高峰的应是九十年代及新世纪, 但没有八十年代这样的基础是不可想象的, 也是不可能的。
随着90年代以来文学研究多元化格局的进一步形成, 对现代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挖掘也更趋深广, 许多被历史淡忘或忌讳提起的人和事获得了展示的机会。无名氏研究的滞后性反而促进了它的深刻性, 研究视野也更为开阔, 评价定位更为全面、务实和科学。
(一) 无名氏作品出版情况。
1990年9月, 明天出版社出版的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四》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边的故事》、《日尔曼的忧郁》、《露西亚之恋》、《红魔》、《龙窟》、《塔里的女人》; 《小说卷七》入选了无名氏的《海艳》。1993年, 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超越时空的珍藏本———《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4年,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的作品集《契阔》。1995年, 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无名氏的《无名书初稿》的前两卷《野兽·野兽·野兽》、《海艳》及青春爱情自传小说《绿色的回声》、散文集《塔里·塔外·女人》、随想录《淡水鱼冥想》、爱情小说《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1996年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了许道明、冯金牛选编的《沉思琐语———无名氏集》。1998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散文》。1999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了《无名氏代表作》等, 无名氏作品获得了进一步推出。
(二) 无名氏研究传记。
90年代出版了三部无名氏传记: 即李伟的《神秘的无名氏》和《爱河中沉浮的无名氏》、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传奇》。李伟的两部传记主要从无名氏的生平经历、爱情传奇等方面让读者对无名氏进一步全面了解。汪应果等的《无名氏传奇》主要从无名氏的创作, 特别是《无名书》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后者认为无名氏的创作是极其复杂的, 其作品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纷繁的知识信息、驳杂的文化艺术影响和深刻的矛盾。并且认为无名氏对中国文学的贡献表现在: ①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很有思想的作家之一, 他的作品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②他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一部人类心灵探索的史诗性作品, 塑造了一个浮士德式的人物———印蒂, 从而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提供了一个崭新的主体和人物形象。③无名氏是我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创者之一, 也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就较大的作家之一。
汪著对无名氏曲折坎坷的一生及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阐述和肯定, 对无名氏在创作方面的艺术创新和探索作了具体分析。它不仅对《无名书初稿》的前三部作了深入的探讨, 而且对后三部半(即《金色的蛇夜》续集、《死的岩层》、《开花在星云以外》和《创世纪大菩提》) 作了详细剖析, 这是目前见到的唯一的一部全面介绍和分析《无名书初稿》的无名氏学术评传, 尤其是对《无名书初稿》后三部半的分析, 填补了中国当代无名氏研究的一个空白, 也是迄今为止的最有权威性的无名氏研究著作。该著高度评价了《无名书初稿》, 认为它是一部思想深邃、艺术创新的巨著。但对无名氏的纪实文学作品及散文、杂文、诗歌等未作触及。
(三) 无名氏研究论文。
90年代的研究论文主要有: 钱理群的《〈北极风情画〉〈塔里的女人〉研究》(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1期) 、孔范今、潘学清的《论中国现代小说发展中的后期现代派》(《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0年第4期) 、郭德芳的《无名氏和他的〈海艳〉》(见《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小说卷七》明天出版社1990年9月版) 、刘玉凯的《无名氏小说的生命律动———兼论中国40年代浪漫派的哲学精神》( 《湖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宋剑华的《生存的探索与艺术的选择———论无名氏与徐訏的小说创作》( 《河北学刊》1995年第3期) 、刘光宇的《从无名氏小说的人生哲学命题看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主义小说主题的新变》(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4 期) 、赵凌河的《生命意识的浪漫色彩———读无名氏的小说》(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汪应果、赵江滨的《无名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贡献》(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 年第1 期) 、皇甫晓涛的《后期浪漫派小说漫说》( 《中国现代研究丛刊》1998年第1期) 、廉文澄的《论无名氏的后期浪漫派小说》( 《西安教育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 、何莲芳的《复调———徐訏、无名氏小说的叙事模式———试论“后浪漫”小说的文体特征》( 《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8 年第4期) 、陈思和的《试论〈无名书〉》(《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汪凌的《文坛的独步舞———无名氏论》( 《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6期) 、李俏梅的《极端色彩与冲突之美———论无名氏小说的美学格调》( 《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2期) 、黄永成的《论无名氏小说中的生命主题》( 《天中学刊》1999年第3期) 、吕周聚的《现代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合璧———论无名氏的创作风格》( 《华文文学论坛》1999 年第4期) 、徐雁的《试论无名氏爱情小说的美学风格》( 《咸阳师范专科学校学报》1999 年第5期) 等。
(四) 无名氏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
从90年代到新世纪, 无名氏徐徐进入了现代文学史。涉及无名氏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 马良春等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史》(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孔范今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朱金顺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黄修己著《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11月第2版) 、卜召林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朱寿桐主编《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第1版) 、钱理群等人著《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7 月版) 、许道明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3 月版) 、凌宇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7月第2版) 、朱栋霖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 - 1997)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8 月版) 、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年11 月第2 版)等。
(五) 无名氏研究中代表性观点。
①后期现代派艺术。孔范今、潘学清把徐訏、无名氏和张爱玲称为后期现代派。孔范今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认为, “创作于40年代后期的《无名书初稿》充满了更强劲的生命力, 强调主体‘自我’”的生存意义和真正价值。“[ 5 ]920 ”在他为生命而艺术的主张下, 生命追求与艺术追求协调一致, 形成了无名氏的现代艺术风格。“[ 5 ]921郭德芳也认为《无名书初稿》大胆创新, 打破旧有的小说模式, 在现代文学发展中显现出一种全新的审美意向和杰出的现代派艺术。②用文学来探索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对《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作了较大修改, 修改本把《无名书初稿》的前三卷,看作”它作为一部心史的独创性已经具备“, 并声称”无名氏集通俗、先锋于一身, 两种写作前后并举, 而本质上它是一个用文学来探索生命意义的纯文学作家。
“[ 6 ]520而《无名书初稿》在中国提供了情节弱化小说的唯一的长篇巨制。无名氏在《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这两个爱情悲剧中加进生命探索的意味, 于通俗故事里显出并不通俗的主旨。③浪漫言情与现代主义。杨义认为”无名氏的文笔比徐訏更为粗豪舒展, 在徐訏展示西欧的柔情, 晃动着若隐若显的梅里美的倩丽的影子之时, 无名氏从抒写北国的强悍开始, 呼唤着一个惨痛欲绝的灵魂, 闪动着乍明乍暗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悲戚的面容。它所展示的爱情画面和心灵世界是更为阴凄、骚拢, 带有浓郁的走投无路的沉重感了。“[ 7 ]501杨先生把《北极风情画》和《塔里的女人》归入了浪漫言情小说中的典型作品, 认为无名氏是继徐訏之后的又一浪漫作家, 称”《无名书初稿》是四十年代颇有分量的现代主义巨著“, 肯定了无名氏的创作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地位, 指出了无名氏的创作所独有的审美特点。
如《无名书初稿》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 文笔风格是”沉郁、凄厉而重浊的“。④精神探索的优秀创作。陈思和把六卷本的《无名书》与夏多勃里昂的《阿达拉》和歌德的《浮士德》作一比较, 认为这是一部超乎寻常的奇书。陈先生认为无名氏摆脱了启蒙的叙事立场, 所以他(指无名氏) 超越现实层面以后直接进入了抽象的文化层面, 毫无顾忌地以融合东西方文化的实验作为描写对象。陈先生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文学不乏描写知识分子精神探索的优秀创作, 但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的寻找,多以现实政治理想为人生意义的终结, 但政治理想在无名氏的精神文化结构里不过是最低层次的探索。
而《无名书》远在一般以启蒙为宗旨的探索之上, 这是一部反映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长河小说, 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别具一格的探索。陈先生还从《无名书》的文体、语言、美学情致、心理分析及潜在创作的背景、原因、特点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⑤海派文学的又一代表作家。许道明在它的论著《海派文学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中, 把无名氏归入海派文学, 认为无名氏与其他海派作家不同的地方, 只是无名氏追求着他的阔大, 追求着他对诗和哲理的信仰。读他的小说, 仿佛面对一片汪洋, 仿佛一股浓重的烟火恣意地向我们袭来, 给读者多了些震撼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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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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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倡导建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评价体系,强调建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价制度。初中语文学习评价主体多元化是语文课程评价改革的重要方面,是发挥评价的激励与改进功能、促进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初中学生对于初中语文学习认真程度也取决于老师认真的课堂教学,以及来自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多元化评价,但当下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仍存在许多问题,需要老师不断去探究。
1.学生被评价,老师单一评价
现在在初中语文的学习上,对于学生学习的评价能够促进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语文的综合素养。但是如今在初中语文教学的过程中,老师仍保持着错误的观念,学生只是被作为评价的对象,老师负责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评价。比如:只有老师进行学生课后作业的批改,只有老师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的测验等等。这种做法是非常错误的,老师的评价太过单一,片面,从长远看不利于初中学生的语文学习,同时也不符合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的规律。老师单一的评价方式会使学生只按照老师的要求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并不能按照学生自己的想法来学习,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同时,也使学生看不到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不利于学生的长期发展。
2.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
初中学生对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不仅取决于老师的教学方式与教学评价,也取决于周围学生与家长对自己的评价。比如:在家中,学生学习如果得到了家长的奖励,那么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对学生学习语文的影响很大。但是,现在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老师并不注重听取学生和家长的评价,忽略学生和家长的评价,使家长对学生学习语文的情况并不了解,不利于家长在课后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指导,同时也会拉大了家长与学生之间的距离,不利于学生与家长的情感沟通。
3.评价方式单一
在初中老师的教学中,考试测验是老师对学生学习语文进行评价的唯一方式。比如:进行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等死板的在规定的时间内让学生完成相应的数目、相应分数的题目,这样硬性的评价方式,只考察了学生对语文基础知识点的记忆程度,并不能体现学生对于所学的语文知识的应用。学生学习语文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应用到实际生活中,为未来高中甚至大学的语文学习进行必要的知识储备,只进行单一的语文知识点的考察和记忆,不利于学生以后在语文这一门学科有更深入的学习与发展。同时也不利于学生以后的发展,使学生产生不好的应试心理,对语文学习产生抗拒心理。
1.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
为了改变现今初中语文学习评价的单一性,使学生更加全面了解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老师应采取学生、家长与老师进行多元化评价的策略。这样,学生在学校的语文学习情况就可以得到多方面的评价,并且校外也能在家长的监督下进行语文学习。学生自评即学生对自身的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可以促进学生自身的自我反省,对自己语文学习的不正确方法进行及时的改正,培养学生进行语文学习的独立性,有助于学生进行自我发展。学生之间进行互相评价,使学生认清在别人的观察中自己的语文学习情况怎么样,促进学生之间互相监督,更好地进行初中语文学习。老师在对学生进行语文学习情况进行评价时,要从多方面进行学习评价。
比如:学生的语文课文朗读,课上发言,语文的学习态度等等进行评价,有利于促进学生的语文学习更加全面发展。最后,在课后,在校外再加上家长的评价,能够方便老师了解学生在家中对语文学习情况的了解,将学生在校内和在校外两种不同的语文学习情况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促进老师针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改变自己的教学模式,更好地备课。采用学生自评、互评,家长和老师评定相结合,不仅能够使初中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还能够培养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使对学生语文学习的评价更全面,更细致。
2.不拘泥于阶段考察
在学校,老师对于学生语文学习情况评价时,考察的方式不要只拘泥于阶段考察,只进行月考、期末考,而是应该也要加强平时的考察。比如:天天进行课后作业的布置或者课堂测验等等,这样有利于强化学生对语文知识点的掌握,使学生对语文知识点进行巩固,使学生适应考试这一种考察方式,避免学生产生厌烦考试的心理。老师在平常阶段考察时只是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单一总结性的评价,太过笼统,对学生改变自己的学习方法等影响并不大,忽略了对学生平常进行语文学习时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评价,不能充分了解学生,与学生缺乏情感上的交流与沟通。
所以,老师应该采用平时考察与阶段考察相结合,及时了解学生的语文学习情况,及时在平常考察的作业本上或者是学习报告单上写下自己对学生的评价,使学生及时改正,促进学生与老师的情感交流与沟通,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进行更全面的多元化指导。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学习多元化评价,即要求老师进行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要求老师进行评价内容的多元化,避免现在出现的评价方式单一,评价主体单一等问题。老师通过对于学生语文学习评价多元化的改变来激发学生学习初中语文的积极性,促进学生更好的学习语文;也能培养学生语文学习的自主性,及时监督学生在语文学习的方法上进行改变,使学生更好地,更有成效的学习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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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语文课堂教学评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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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园林工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生活中。园林工程的有效建设,对于城市环境的改善以及社会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在园林工程的经济管理中,工程的绿化造价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对于园林工程整体的经济管理质量有极大影响。做好绿化造价管理,是促进园林工程有效实施与价值发挥的关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园林工程绿化造价的经济管理意义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通过对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概述的引证,介绍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存在的形式、特征及特点,指出影响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的因素,分析园林绿化工程造价与园林工程施工经济管理的关系地位,以及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在园林工程施工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并提出如何加强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管理。
【关键词】: 园林绿化 工程造价 园林工程 施工经济管理
随着园林工程行业的快速,园林工程得到了社会大众与专业人士的认可。园林工程,将园林所具有的特点与现代化的技术加以结合,构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园林工程施工技术体系与管理科学理论。同其它类型的建筑工程一样。园林工程的经济管理问题,对于园林工程的施工进度以及人力资源、物力资源的管理都有着极大影响。关注绿化造价的意义,是促进园林工程经济管理水平提高的重要方法。
1.1有利于园林工程施工建设导向优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造价逐渐成为了施工企业获得施工权利的重要指标。只有对工程造价掌握能力强的企业,才有更大的机会成为园林工程的施工企业。园林工程的投资者会根据施工企业的绿化造价规划决定自己的投资方法以及规模,从而有利于施工管理体系的建立。如果绿化造价工作做不好,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的造价管理工作。造价上的一点点念头,都会让经济利益出现较大不同。
1.2有利于夯实施工企业经济管理基础
一个正确的决策,会促进经济管理质量的直线上升。但是,一个正确决策的产生,需要以有效的经济管理工作为基础。经济管理工作贯穿于园林工程管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一份正确且合适的工程造价规划,对于园林工程经济管理工作有极大影响。绿化造价工作质量得以保障,就会让企业的经济管理决策正确。
1.3有利于园林工程决策制定与资金利用
园林工程施工的开展,需要得到投资者的支持。投资者是否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这样的工程预算,是否觉得值得去支付这笔工程款项,直接影响了项目的决策。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经济利益的风险机制对于经济管理工作的影响日益突显出来,资金对于投资的控制主要发生在内部约束方面。投资体制的改革以及市场因素的变化,需要对投资者的筹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做好绿化造价工作,才能让园林工程得到充足的资金支持,从而让园林工程在经济管理体制下得到有效建设。
1.4有利于利益分配与产业结构优化
园林工程造价的高低,与施工企业以及国民经济相关部门之间分配有着重要联系。在经济环境中,园林工程的绿化造价同样会受到供求关系的影响,在造价调节的过程中,园林工程的建设规模以及利益分配问题受到影响,更会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园林工程的造价具有多层性,是关乎整体工程的造价体系。科学合理的绿化造价,能够促进投资效果评价的重要依据,促进园林工程产业结构优化。
2.1加强工程前期造价管理
首先,在工程前期,要做好工程投资的估算工作。投资决策时期的绿化造价工作,对于工程造价工作有着指导作用。投资估算只要经过审核与批准,就会成为园林工程建设施工投资的最高限额,也就是工程造价的主要目标。因此,投资估算工作是否准确,对于园林工程的项目决策以及施工质量有重要影响。合理编制园林工程的投资估算,有利于绿化造价意义的实现。
其次,加强设计概算精准度的提高。将绿化造价作为园林工程设计时期造价工作的依据,需要对投资估算进行细化。工程的设计单位需要对技术与经济的关系进行辩证处理,促进工程设计人员与经济管理人员的协调合作。用经济原理去指导技术工作,用技术工作去丰富经济管理工作的内容,从而使园林工程在满足技术要求的基础上降低成本,促进工程质量的提高。
最后,加强招投标制度的实施。园林绿化工程设计要开展公平与公开的投标竞争,从而让广大设计单位在考虑工程技术与园林美观度的同时,也关注绿化造价问题,让园林工程方案更加经济。在园林工程设计过程中引入招标环境,会加大工程项目实施的竞争机制。一个真正优秀的园林工程设计方案,不仅要具有吸引人心的美观度,更要有可行性高的经济性。
2. 2加强施工阶段造价管理
在工程的施工过程中,资金的投入量是极大的。园林工程具有自然性与艺术性,也正是因为如此,工程的施工受到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投资失控出现的机率较大,如果无法对这些影响因素进行,很容易让实际投资超出预算。因此,在施工过程中,经济管理者要严格要求施工者根据合同要求进行建设,加强法律意识的建立,对施工相关的记录与数据进行收集,从而有利于施工单位利益的保护。除了践行合同的条款,经济管理者还应当做好工程总价管理、材料价值控制以及工程价款支付管理等工作,促进绿化造价意义的体现。
在工程的结算阶段,工程量清单要进行公正与合理编制,以等级区别不同的工程,针对不同工程的不同报价进行区别化整理,从而让工程清单中的工程量与合同中的总工程量一致人,保护好施工单位的利益。
综上所述,经济管理工作是一项监督与协调工程,本着实现园林工程的预定目标,对社会生产活动以及工程的施工工作进行有效地计划与组织。做好经济管理工作,就要关注绿化造价工作的意义,利用有效的方法开展园林工程的经济管理工作,会让工程造价工作与经济管理工作都得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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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许多专家学者在话语方面研究越来越广泛,在各个学科都有很多贡献,使话语成为了社会生活领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话语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符号,两者的结合是极其必要的。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多元文化也已经成为发展的趋势。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全文如下:
摘要:当前,传统话语在严重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民主治理要求思想政治教育为其提供支撑,从而夯实国家治理方式的公众支持和群众基础。推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转换,既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民主治理的宣传、教育、引导作用要求,也是凸显思想政治教育的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化;民主治理、话语民主化
(一)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目标,这不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治国理政的重大创新和发展,还是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向执政党的重要理论标志。[1]当前,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创新国家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也就是不断提升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
20世纪末,特别是进入21世纪,治理改革成为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政治改革的重要内容。“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管理,少一些统治”是世界主要国家政治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重要特征。治理的概念在国际上已经流行了一段时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的概念界定为“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 [2]治理概念的这一界定,适用范围非常广泛,即可以指向企业治理、非政府组织治理、也可以指向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因此,关于治理内涵的界定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也根据自己研究领域的实际,纷纷对治理概念进行界定。但是关于治理的一些基本特征还是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俞可平结合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在区分“统治”与“治理”的基础上,指出治理是一种政治行为,体现着一定的政治价值,是实现一定社会政治目标的手段,并强调指出,现代社会国家治理的理想状态是善治。善治是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政府与社会处于最佳状态,是政府与公民对社会政治事务的协同治理,因此民主化是善治的最重要标准和特征。鉴于民主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价值,现代国家治理的本质特征是民主,是现代国家区别于传统国家的根本所在,因此,现代国家治理也称为民主治理。[3]由此可知,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和表征。
党的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说明我国国家治理还存在明显的局部性治理危机,民主治理水平和能力还相对比较落后,与国家现代化要求还存在差距。这就需要我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民主治理危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是国家民主治理的必然要求
推进国家治理民主化,提高民主治理水平,属于国家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不仅需要物质力量的支撑,更需要思想文化等精神力量的支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一种重要的社会精神资源,发挥着推动社会前进的特殊作用。历史上,思想政治教育被视为推动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的舆论力量,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所发挥的精神动力作用,无论是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日益凸显。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手段,是实现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使命的主要工具。思想政治教育在论证党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阐述主要的政治导向等方面的作用,已成为强有力的政治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功能和我国民主治理的根本性质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为国家推进民主治理服务,而且必须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
思想政治教育要更好地为推进国家民主治理服务,就必须顺应民主治理的要求,不断改革和创新,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赋予创造性,这当中,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的转换是重要的内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介和手段,它最核心的任务就在于在一定的语境下描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动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沟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如何描述、以及描述的程度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也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现实依据和空间。因此,实施思想政治教育,必须要注意变革和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也提出,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新体系,是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体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必然要求。
当前,民主治理已成为我国政治改革的新目标,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继承和创新,更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对民主治理的阐释、宣传、教育功能,实现国家治理精神与社会运行的一致,夯实民主治理的群众基础,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因此,研究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话语转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价值
第一,通过文献研究,梳理当前民主治理的理论研究成果,厘清并明确民主治理的机制、原则和基本特征,展示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民主治理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基本要求。
第二,通过理论分析与阐释,揭示思想政治教育对推进国家民主治理的价值和功能,展示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化进程中推进政治变革的助推作用,进一步阐述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推进国家民主治理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辩证关系。
第三,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进行基本的判断,结合相关话语理论阐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效性的验证标准,揭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时俱进转换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第四,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理论分析,结合现实实践佐证,阐释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具体内容、机制和原则。
总体而言,推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的继承和创新,改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与现实脱节、内容不鲜活,缺乏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境遇,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进一步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在新时代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二)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践验证,促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转变话语理念,从思想深处认清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揭示民主治理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机制,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转换的方法,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化水平。
第三,运用理论指导实践,找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新动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因此,改进思想政治教育传统话语模式,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民主化,既具有时代的必然性,也具有时代的紧迫性。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民主化研究的背景及意义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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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文学教育是当代文学的基础,是当代文学的重要启蒙思想,是社会向前发展的重要阶梯。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当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随着文学的不断发展,对于文学的批判也逐步兴起。文学批评不仅是对文学作品的赏析,还能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南针。因此,如何做好针对文学作品的相关批评工作,使得该工作在满足真实准确的前提下,提高整个文学批评的质量和水平,成为文学批评工作需要重视的内容。为了做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相关工作,需要结合现当代文学发展态势进行全面、准确的分析和探讨。本文主要阐述了文学批评在文学欣赏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展开批判,以此来确保现当代文学批评的有效实现。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文学批评观;批判;文学发展
在对文学作品进行赏析时,文学批评作为文艺评论的内容之一,还能为文学创作提供新思路和新方向。就目前的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我们需要正视现当代文学批评观,并做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以此来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在此基础上形成推动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基于文学赏析的角度,我们不但要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还需要在充分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作用的同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进行批判和分析。
一、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
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需要利用批评实践和理论并进行思考和评价,从而形成一定的思想理念,或研究途径,以此来实现人们感知世界的理想。文学批评的哲学作用不仅体现于文学批评、理论以及文学史革命三者之间的关系,还体现在文学批评与思维方式二者之间需要利用批评这一手段对自身进行深刻反省,对自我认知的形式和内容不断推翻。对现当代文学展开批评时,需要明确文学批评的有效性,并予以充分重视。此外,还需要对文学批评的意义进行讨论。就目前现当代文学的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还有以下几个作用。
1.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文学的前进和发展,这种促进作用不仅有利于文学发展的定位,还引领者整个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因此,现当代文学批评对于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基于此,我们需要正确的利用文学批评手的方式和手段,来实现我国文学领域的快速发展和成长。并以此来确保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进行,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文学发展需要,为整个文学发展和壮大奠定基础。
2.现当代文学批评能树立好正确的文学发展观。现当代文学批评有利于明确文学史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并产生着极为积极的作用和影响。从某种角度而言,文学批评也是一种评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成为树立正确文学发展观的有效途径。目前,我们对文学发展观的形成进行研究和讨论,并以其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引领整个文学界向前发展。此外,还需要与现当代文学批评的实际发展状况为基础,利用好文学批评这一手段和途径,从根本上对我国的文学发展观起促进作用。
3.现当代文学批评促进文学创作发展。文学创作作为文学创作形式之一,其特征较为特殊和复杂。为了确保文学作品的创作质量需要对文学创作原则进行了解和把握,充分发挥文学批评的积极作用,在满足文学创作正确方向以及丰富内容的前提下,必须要符合实际要求。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正确的创作方向和创作内容能够确保文学创作的质量和水平,为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奠定基础。因此,我们要牢牢把握文学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对该作用进行充分利用,发挥好文学批评的内在潜能。
二、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现状而言,文学批评对文学领域的发展有着极为积极的促进作用,是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首要手段之一。我们主要结合现当代文学批评手段的具体实际运用,并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
1.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的总结。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主要基于文学批评的手段,并由此形成的一套总的理论和观点。在我国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在整个文学发展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通过对现当代文学批评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对文学领域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因此,我们要对现当代文学的观点进行充分的理解。
2.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批评发展的阶段性总结。基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观的基本理论和实际特征,对于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来说,该观点成为整个文学领域发展的阶段性概括和总结,对于现当代文学的批评的发展来说,意义较为重大。通过对这一理论的认识和总结,并对其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要怎样把握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优势和特征,并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充分理解和掌握,从而确保文学批评研究的研究效果。为了使得文学批评工作的顺利展开并取得良好成效,我们要充分重视文学批评的各个环节,包括形成以及发展,从根本上确保整个文学批评领域的正确性的全面性,以此来满足文学领域现实发展的需要。
3.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是文学发展的促进手段。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整个形成过程,对文学批评观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甚至对整个文学史有着明显的推动作用。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为文学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为各类文学作品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指导性作用,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促进作用。
综上所述,随着社会的日益繁荣,我国现当代文学也不断发展。现当代文学批评观作为一种思想风潮,贯穿于整个文学领域的发展过程中。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现当代文学批评的作用,并对我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的分析和批判,并充分理解和掌握,在此基础上提升对文学批评观的认识水平。
参考文献:
[1]朱丕智.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观批判[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
[2]胡俊飞,李游.唯物史观下当代文学批评中的“非民族”论批判[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3]范一亭.从“批评”到“批判”——福柯的《何为批判》与文学批评者的身份探求[J].国外文学,2013
摘要:
从现当代文学产生以来,几经波折与坎坷,路过了春光明媚的照耀与暴风骤雨的洗礼,终于也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晴朗的天。当代很多作家、学者也都热心投入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因此,使现当代文学上升到了又一个高度。但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疏离文本”现象在当代文学研究中表现较为突出,然而,文本却是文学的基本构建。因此,现当代文学的健步发展还需要对文本研究进一步重视和深入。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疏离文本;研究
前言: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稳步向前地发展,也吸引了更多的作家、学者对现当代文学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也创造出了更多的实意的、华丽的篇章,为现当代文学价值的提升奠定了初步基础,开辟了新的发展道路。但是,现当代文学中越来越多的“文本疏离”问题也随之泛滥,这就反映出作家、学者们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不够落实,甚至使其处于忽略境地。本文从对“赵树理小说”的引述错误、对不同背景下的作品的偏激评价、对《红旗谱》的文学史的偏颇定位等方面论述了当前我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疏离文本”现象严重,这种差错会根本性地影响我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前景。
1文本研究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现当代文学自50年代初期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冰心、朱自清、鲁迅等都是从这个时期陆续出现的散文大家,创作了出很多优秀、经典的作品,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辞藻华丽优雅,鲁迅先生的语言朴实而深刻,历来为世人所称赞。由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以思想内容为主,并不重视艺术的表述,对于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是凭着主观臆断,缺乏客观性,使许多经典文本处于埋没状态。例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对于革命的批判、对于旧社会黑暗的批判,以及在政治上也发表过比较突出的见解,因此,后人都尊崇他为文学家或经典作家,但是对于鲁迅先生的文学价值没有真正得到明确。再比如,对于张爱玲和丁玲的评价,以前评价张爱玲在政治上有所偏见,现在却将她抬得很高,极大地贬低丁玲,这种疏离文本的研究方式,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极为不利,最明显的现象是文学评价标准混乱,促使“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这种不利现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文学欣赏的客观性和文学创作的主观性。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疏离文本现象
文本是文学构建的基础,所以文学的研究中心应该是文本研究,但现当代作家学者们却忽略了这一点,使这种“疏离文本”现象越来越严重,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了“疏离文本”现象:
2.1文学引述混乱:
文学引述的混乱,会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评价,是“疏离文本”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研究学者的粗心,和不大勤恳的工作态度,使一些文学引述混乱,甚至出现张冠李戴的现象。例如,唐弢先生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讲郭沫若先生对赵树理先生作品《李家庄的变迁》的评论:“我完全被那新颖、简朴的内容和手法所陶醉了,那儿有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天地、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但这实际上不是郭沫若先生对于赵树理先生这部《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评语,而是对赵树理先生另一部作品《李有才板话》的评语,这是一种严重的引述错误。其次,是错词引述,例如将“朴素的内容和手法”错引成“简朴的内容和手法”,将“新的感情”错引成“新的意义”,虽然没有较大程度的改变,但是,文学的语言是严谨的,尤其是对于像郭沫若先生这样的文学大家来说,更是一种唐突的行为表现。再从文学价值层面和学术意义来讲,这是一种失误,更是“疏离文本”现象的集中表现。
2.2文学作品评价定位错误:
经典的文学作品是需要时间来印证的,然而,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常常对一些作品的评价脱离了实际,例如,将40世纪的作品拿来在50世纪的背景下评论,这远远偏离了实际背景的需要,是一种不客观的评价。再比如《红旗谱》,《红旗谱》是我国现代文学史的必选之本,在21世纪初期的文学地位尤为重要,受到了许多作家、业内人士的好评和称赞,但是,后来经事实印证,《红旗谱》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如其作品中有一段描述一个人背对着朱老忠,但是朱老忠却看见了那人的““长脑瓜门儿”,而且描述说“好面熟”,这完全不合逻辑。目前,这样的例子还在《红旗谱》存在尚多,但文学界却对其有颇高的定位,将其称作“经典”,这是一种较为严重的“脱离文本”现象。
3结语
总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中存在着严重的“疏离文本”现象,主要体现在文学引述混乱、错误,文学作品的评价偏离实际创作背景,文学作品定位严重偏颇等。为了消除我国现当代文学中“疏离文本”现象,就需要文学研究工作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积极探索,创新研究方法,建立文学的独立标准,从而进一步推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燕子.文学现场的文本研究开放性的文学研究[J].宜宾学院学报,2010,(26)
[2]张丹.浅谈“疏离文本”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体现[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14,(8)
[2]工彬彬.《红旗谱》每一页都是虚假和拙劣的[J].当代作家评论,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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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研究是一项复合型的工作,它除了要研究文学和文学所涉及的若干方面之外,本身也包含了若干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在文学翻译、文学理论和文学中,语言都是一个关键因素。传统的语言观对我国的文学研究造成了一定的桎梏,只能从语言形式方面来对文学进行研究,从而难以深入文学的根本。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并探讨了上世纪9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以及当前文学研究中仍然存在的语言问题。
关键词:语言问题;文学研究;文学翻译
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研究是最为主要的文学研究内容,也是文学研究的本质。语言关系到文学理论中的风格、抒情、叙述、意境、典型、文体、文学性、审美、形象、意识形态、形式、思想等等。语言也是翻译的本质问题,只有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我文学及其研究才能对其本真性进行深刻的认识。因此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思考和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1文学研究中语言问题的表现
语言是翻译文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发展的重要表象和标志,但是语言也对翻译文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制约。我国的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在语言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这不仅体现在外形上的差异,更体现在审美、品格和类型方面的深层差异。尽管二者同属于汉语文学,事实上却隶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古代作为口语的白话文与现代汉语中的白话文形式仍然具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吸收了大量的西方词语,包括科技词语和思想文化词语,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语言体系、也不同于中国古代语言体系的语言体系。可以说现代汉语整合了西方语言的汉语翻译形态、文言文和古代白话语口语,既具有中国性又具有西方性。从现代汉语的现代性可以找到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原因[1]。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语言,语言对文学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影响和制约的作用,同时也对文学中的思想内容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白话文运动之后出现了语言欧化和国语问题,30年代出现了文学通俗化问题,40年代出现了文学民族化问题,50年代出现了民歌运动,80年代出现了新名词的大爆炸,90年代出现了网络语言对文学语言的冲击。在新文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国语,而国语的推广又对新文学的地位进行了巩固。因此我国的基本文学类型就是以现代汉语为语言形式的新文学。以20年代的汉语欧化问题为例,表面上是语言形式的欧化,而深层却是词汇的欧化,是西方思想性词语进入了汉语形态,这体现出了中国思想文化受到了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也体现出了西方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联系。文学翻译对中国文论和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通过翻译能够将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转变成为汉语形态,但是在对精神文化进行转换时仍然会遇到很多问题,体现出意义的误解和偏离。
2上世纪90年代文学研究中文学语言问题的突破
上世纪90年代之前,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主要局限在形式方面,这是受到了当时的学术方法和哲学观念的影响,形成了语言工具观,也就是将事物区分为两个方面:形式与内容。马克思认为内容与形式相互依存,形式是事物的外在,内容是事物的内在,然而内容仍然高于形式。以此来划分,文学可以分为艺术形式和思想两个层面,语言明显属于形式,只能从属于思想。这也是90年代以前文学语言研究难以取得突破的深层次原因。90年代以来,很多的西方的理论和思想学说进入中国,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文学语言研究,其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翻译理论。在90年代之后翻译学成为显学,文化因素在翻译研究中被逐渐凸显。受到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和奈达的影响,翻译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要了解相关的文化。由于语言和文化具有差异性,对应的直译是不可能存在的。文学中大量应用的形象化语言很难在另一种语言中得到对应。因此9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关键词主要体现在理解、政治、文化、语言等方面。②文学理论。90年代以来,具有现代倾向的文学理论对我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解释学、符号学理论、现象学文学批评等等,其均强调语义分析和语言的重要性,认为思想内容研究并非文学研究的重点,文学研究的重点应该是语言研究。③语言哲学。语言哲学是一门交叉学科,语言哲学对我国的学术模式和传统观念进行了很大的颠覆,对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的意义和语言的本质进行了重新定义。④现代语言学理论。与传统语言学不同的是,现代语言学更加关注语言和现实的关系,包括语言与思维、语言与认识、语言与文化、语言与心理的关系[2]。
3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存在的问题
为了继续推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的纵深发展,必须从语言的角度来对文学理论和文学进行研究,从这方面来看,文学理论研究和文学人就仍然具有非常广阔的学术前景。当前语言视角的文学研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①文学语言问题的理论问题,研究和史实清理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例如语言变革和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现代文学产生的影响、新文学运动受到“五四”白话文的理论与实践的影响、近代文学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关系、文学通俗化受到大众语言运动的历史影响等等。②以文学理论关键词研究、文学话语研究为主的文学问题,以及思想层面的语言研究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尽管90年代以来该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突破,但是仍然有继续探索的必要。例如点评式、感悟式的文学批评在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的应用,论证、逻辑的方式在西方现代文论中的应用,这两种现象所体现的中西方文论不同的话语方式。③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意义及其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翻译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应该对这种影响的实现途径和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
4结语
本文对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进行了简要的论述与思考,文学研究中的语言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挖掘与探索。尽管90年代以来我国在该问题上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特别是在学术模式和学术方法上均有创新。但是文学视角的文学研究在理论方法、史实清理等方面仍然有待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张法.“文艺”一词的产生、流衍和意义[J].文艺研究.2012(05)
[2]杨铖.文学现代性框架内的梦境叙事研究[J].法国研究.2011(04)
[摘要]
以往有关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研究的成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文学)关系研究、元代蒙古族文学研究、元代草原地区文学研究。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主要有扎拉嘎的“平行哲学”理论、杨义的“活力边缘说”、台湾学者萧启庆的多族士人圈。本文通过综述这些成果,以期突出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性,突出重要研究成果的指导性价值。
[关键词]草原文化;元代文学;平行哲学;活力边缘说;研究综述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是特殊的也是复杂的。这种文学上的特殊和复杂,根源于元代文化的特殊和复杂。元代是草原文化、农耕文化、西域商业文明的多元冲突融合后形成的多元一体文化。这对元代文人、社会、政治秩序、文化、艺术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在这个多元一体的新的文化体系中,政治上处于统治地位的蒙古民族及其代表的草原文化,到底占据什么位置?它对元代文学创作产生哪些重要影响?是这一课题需要面对的。而从草原文化视角考察元代文学相比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出现的新变化,以及对文学传统继承延续性问题,也是元代文学研究的重大课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意义。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直接研究,还没有出现专门的论著,但已有单篇论文出现。虽然如此,间接研究成果不少,这些成果虽然还处于理论的探索和阐释的尝试阶段,却对元代文学、草原文化精神、蒙古民族文化品格等研究带来了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路径上的探索,并具有可广泛运用的价值。因此,本文通过对以往研究中涉及草原文化与元代文学关系研究现状进行综述,以突出其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方法论价值的成果。对元代文学出现的“新质”,元明清时期史家、文人即有一些表述,并与蒙古民族统治相联系。20世纪三四十年代伴随着蒙古学的逐步兴起,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总体来看,以往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草原文化研究、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及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上京纪行诗研究等四个方面。
一、对草原文化的研究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由于“中心文化”观念的盛行,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之一的草原文化被定义为“野蛮文化”,游牧民族被认定为“蛮族”,是“征服者”“侵略者”“破坏者”。这影响了人们对草原文化的研究态度、研究视野和研究结论。从全球范围来看,对草原文化的研究都是远远迟滞于草原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贡献和地位的。正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导陈巴特尔所评论的那样,纵观我国草原文化研究的成果,呈现“三重三轻”的特点,即在研究主题上,比较重视草原文化的内涵与特质等静态因素的探讨,相对忽视草原文化在族际交往和跨文化互动中的变化等动态因素的研究;在研究视阈(域)上,重视我国北方草原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关注草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作用,相对忽视世界上其他区域的草原文化研究,对全球背景下草原游牧文化及其演变的宏观把握和综合研究范式上,比较重视理论思辨、历史描述与现实对策研究,缺乏多学科及跨学科的综合性与系统性研究。①虽然还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问题,却不能因此否定以往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几年“草原文化研究工程”的启动,从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等学术视角对草原文化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有《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②、《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③、《游牧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④等多篇系列论文的发表,提出和阐释了“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的草原文化核心理念,辩析了民族文化与草原文化、草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关系,对草原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传承,对草原文化所涵盖的其他文化事项的研究等。论文集、资料类编著也有一些,如《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元代文学研究论文集》等,也都对草原文化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助作用。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精深与否,直接关系着元代文学特殊性研究的深入与否。就目前对草原文化研究的现状来看,还需要学界给予更多的关注和投入,正如陈巴特尔在《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中所说,还需要运用新方法、新理论进行新的研究路径的探讨,需要与世界文明联系起来,从更大的文化背景给予关注。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其内,从丰富的文献中挖掘典型的、有价值的资料,以翔实的文献作支撑,将研究落在实处。
二、对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蒙汉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
这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引起学界研究兴趣的,进入21世纪有了深入的探讨,并建立一套多民族文化关系理论,伴随而生的是多民族文学关系理论。这方面的代表主要有扎拉嘎、杨义、台湾学者萧启庆。社科院扎拉嘎建立了民族文化关系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即平行哲学,并将文学运用其中。2005年《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⑤是其代表作,认为各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双向互动的,遵循着平行哲学,并认为元代文学也是如此,原有的中原文学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游牧民族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针对元代文学受草原文化的影响,在《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⑥中有集中的阐述。该文主要从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游牧文化对元代文学发生的多重影响。认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元代之前和元代之后的根本性变化,与游牧文化南下造成的元代文学接受群体的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蒙古民族文学由口头文学发展到书面文学,并在雅俗文学间并行发展,是中原文化的影响起到重大作用。并提出元代在蒙古游牧文化影响之下,中原封建传统思想受到巨大冲击,从而出现了一个相对自由的思想,在宗教信仰、风俗文化、伦理教化、女性规约、刑法、意识形态等方面都有所表现,这些都与蒙古民族文化品格有关,而这恰恰是元代文学的隐逸主题、追求自由精神等特征出现的主要社会环境。本世纪初,社科院杨义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07年他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⑦第一次完整而清晰地对此命题的文化根据和学理构成进行了阐释,提出“一纲三目四境”的研究宗旨,在“大文学观”的前提下,对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文化学、图志学的关系作了系统的梳理,其理论方法的核心即“打通”。谈到游牧文化政权下的文学时,杨义以元代文学为例,从“汉化一胡化”的不同民族文化的双向互动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角度,探讨元代汉族与蒙古色目边塞诗在审美风格和诗人情感不同。认为中原人士与蒙古色目人士的主客位置的变换,改造了边塞诗的内质和情调,为此类诗歌及元代诗歌审美风格的变化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在其2013年的《文学地理学会通》⑧中也进一步有论述。另外,杨义还提出了“边缘活力说”的文化理论,也引起很大反响。“活力边缘说”是为了完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动力学系统而提出的,也是在反思、批判和超越文化“中原中心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原中心论”在强调中原文化率先发展之时,总是带有某种“唯我正统”的优越感和傲慢感,忽视或漠视边远少数民族的丰富多彩的创造,忽视或漠视边远文化生气勃勃的反向影响力。他认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突破原有的僵局,使整个文明的动力学系统重新焕发生机,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出现新一轮的接纳、排斥、重组和融合的生命过程。并认为我们研究的北方民族政权下的文学,就是中原文学与边缘文学碰撞融合的极好范例,是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冲突、互补、重组、升华而得到的审美结晶体。近二十年台湾学者萧启庆对元代汉文化之延续、影响及多族士人文化活动的研究给予极大关注。作者从蒙元时期的多民族文化交流角度,进行了多族士人文化圈及文化互动的研究,具体考察了元代的儒户、国子学、科举与菁英流动、江南士大夫家族等重大问题,这体现在其论著《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⑨。《内北国而外中国》⑩一书考察了蒙元支配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元朝的族群政策与族群关系,蒙古人的汉学及汉化,认为在元代特殊的文化社会中,多族士人圈的形成是蒙汉文化群体意识凌驾于族群意识的产物,并考察了大蒙古国的国子学,认为这是蒙汉菁英涵化的滥觞。这在研究方法和结论上都都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这些成果,既具有理论构建价值,又具有研究方法意义,是在当前该领域研究中处于前沿。
三、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
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既是蒙古民族文学,也是蒙元文学研究的产物。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内蒙古、新疆等民族地区的研究者开始致力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包括对元代、蒙古族文学的研究,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如《元代少数民族诗选》瑏瑡?《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瑏?瑢。90年代以后研究渐成规模,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及其创作的研究主要有中央民大云峰、中国社科出版社的顾世宝。云峰的系列论著有《蒙汉文学交流侧面观》(1992)、《元代蒙汉文学关系研究》(2005)、《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2013)、《民族文化交融与文学研究论稿》(2015)等,其中《民族文化交融与元代诗歌研究》是云峰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的整合和深入,是其代表性的论著。全书分为四编,包括绪论,少数民族诗人及其汉文诗歌创作研究,描写北部边疆自然风光及少数民族生活习俗等诗歌研究,多民族文人的雅集聚会、酬唱交往等诗歌创作研究。所论囊括了蒙古族、回族、契丹、女真、唐兀、畏兀儿等族诗人及创作,伯颜、泰不华、蒙古帝王、杨维桢、高克恭、马祖常、乃贤、丁鹤年等汉文诗歌创作,扈从诗,玉山雅集、鲁国大长公主天庆寺雅集、玄沙寺雅集聚会、多民族文人唱和活动进行考察。云峰的有关蒙汉文学关系研究,以覆盖面广、涉及诗人的民族数量众多、侧重少数民族文人的汉文创作为主要特点。这些研究,为理论学说的提出提供了大量的有价值的文学现象。2012年,顾世宝《蒙元时代的蒙古族文学家》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分为前后两期,论及前期文学家伯颜、郝天挺、孛罗御史、曲家阿鲁威、词家童童、诗人泰不华、月鲁不花。后期蒙古族诗人群体所论涉及达普化、聂镛、察伋、凯烈拔实、答禄与权、杨纳等,以及元代蒙古族散文作家群体、蒙古族帝王诗人等都进行了考察。这是对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一次全方位的扫描,论述所及诗文词曲各体,展示了元代蒙古族文学家的全貌。对蒙古族文学的研究,还不同程度地在文学史、其他论著中有所涉及,如邓绍基《元代文学史》(1991)、张晶《辽金元文学诗歌史论》(1995)、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1999)、李修生《元杂剧史》(2002)、高益荣《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陕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田同旭《元杂剧通论》(2007)、王韶华《元代题画诗研究》(2010)等。
四、对元代草原地区文学创作的研究
元代实行两都制,有大都和上都,每年四五月间皇帝巡幸上都,在上都的时间近半年之久。伴随着文人扈从以及大量文人的游历上都,有关两都之间、上都的文学创作丰富起来,且由于上都的政治中心而形成了一个文学活动中心。这个区域空间过居庸关以北就是古代的北方民族生活地区,而上都在今内蒙古锡林郭勒,在元代是草原都城。对草原地区文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对上京纪行诗的研究上。过去对上京纪行诗研究主要有两种研究路数:一是直接对上京纪行诗中的蒙古民族的民俗史料价值研究,一是对上京纪行诗文学审美的探讨。史学界对上都历史文化的考证大量使用了咏上都的诗文,注重史料价值的挖掘。1984年叶新民《从元人咏上都诗看滦阳风情》是第一篇专门研究有关上都诗歌的学术论文,并从此开创了此类研究范式。叶先生在文中认为这些诗歌所描写的上都的自然风光、物产资源、民情风俗、宫廷礼仪、典章制度、宫殿楼阁、宗教文化以及祭祀狩猎、诈马宴、游皇城等生动地展现了上都的历史风貌。这在其后来的论著《元上都研究》瑏瑣?也有更全面的论述。按照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沿着这一研究路数,近三十年的时间诞生了大量的单篇论文和学位论文。以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瑏?瑤、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瑏?瑥以及杨富有的系列论文为代表。这类研究为最初引起学界的关注起到了积极的引领作用,但是侧重于把诗文当作历史文献在内容上进行归纳、总结的研究做法,不利于文学独立性的研究,也不会真正推进文学作品研究的进一步深入。20世纪学界多将上京纪行诗归为边塞诗、山水诗,还赋予其更多的称谓,如扈从诗、域外风情诗、纪行诗等。这些概念大多使用模糊,很少对范畴进行界定。直到2003年杨镰《元诗史》对“上京纪行诗”概念的使用和界定,学界现在基本通用“上京纪行诗”概念。这些成果都是论文,数量较多,内容驳杂,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种:比较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主要有历时性比较和对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历时性比较研究,与唐代边塞诗、山水诗的比较为多,或者将之纳入到边塞诗、山水诗的发展史中,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运用对比方法对诗歌进行内容、艺术、情感上的分析,总结元代边塞诗的特征,并认为是唐宋到明清边塞诗发展中的一环。如林邦钧《元诗特点概述》、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郭小转《多元文化背景中元代边塞诗的发展》等。对李陵台、昭君墓、长城、居庸关等诗歌主题(意象)的横向比较研究。如张文德《王昭君故事传承与嬗变》、丁国祥《论元诗对苏武李陵的解析》《王昭君:元代诗人比照的特殊坐标》、陈思路的硕士论文《“昭君出塞”在元明清时期的文学讲述》、王颋《李陵台及元人专题诗》等,这类研究将元诗中大量出现的昭君、苏李形象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或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其在元代的主题变化,或者从诗人的民族身份和政治身份角度,分析元诗出现的对李陵同情、惋惜、谴责的民族立场和政治立场的因素。还有运用地理文化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的研究。如台湾学者李嘉瑜的《虚拟的怀古场所,真实的身体记忆-上京纪行诗中的李陵台书写》《关于上京纪行诗书写者身分认同之辨析》等系列文章,这类研究将考察的对象,即作为文化符号和地标的上都、李陵台、长城、居庸关等放置在地理文化学理论架构中,对作品进行内容和形式的解构,探讨它们在元代文人中的构型以及如何进行文学构型的问题。这是运用新理论、新思路解决此类问题,给人以新意,在具体意象上做深入的文化剖析,但从结论上看并没有更深入地突破以往。将上京纪行诗研究推向较深入层面研究的是:李军的《论元代的上京纪行诗》,第一次结合社会时代背景,对繁荣的原因、诗歌价值、诗歌特征论述。此后邱江宁的《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更加全面深入,提出“南人作北风”是奎章阁文人群体在元代中期南北融合过程中的南方文士的典范之作。从文人的求仕、观光国度理念的“人”层面以及上都的政治地位、文人扈从的“制度层面”论及上京纪行诗的繁荣,并对诗歌内容、“南人作北风”诗史意义作出阐释。查洪德《元代诗学通论》在论述游历与文学的关系时,指出上京纪行诗的产生与元代的游历之风有很大关系,并指出上京纪行诗概念及其研究范畴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上京纪行诗研究已经成为学界的一个热点,在上京纪行诗繁荣的原因、题材内容、艺术风格、诗史意义等方面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也不难发现,还存在很多问题。如对曾使用的不同概念的辨析、产生和繁荣的原因、文学活动及创作等都存在很多细致的问题。在研究方法和路径上,都将上京纪行诗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进行较为静态的关照,既缺乏对重要作家的个案研究,也缺乏一种更宏观的、动态的视角,应将其纳入元代历史发展的大潮流、文人的活动和文坛发展的大事件、多元文化一体的大文化背景、草原文化地域场中,对其进行动态的把握和宏观的研究。元代特殊的文化精神造就了元代特殊的文学,从草原文化的视角关注元代文学,探讨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变迁,及其所起的作用,还原元代文学的历史地位,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路径。对草原文化的深入挖掘,也是元代文化、元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注释]
①陈巴特尔、雷继红:《反思与构建:全球视野下的草原文化》,载巴登尼玛:《多元文化与教育》(第3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第268页。
②“草原文化核心理念研究”课题组:《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草原文化核心理念》,内蒙古日报,2008年10月8日。
③“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课题组:《蒙古族文化与草原文化关系研究》,《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期。
④“草原文化研究”课题组:《草原文化的历史集成———一论蒙古族文化在草原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实践》(思想理论版),2010年第11期。
⑤郎缨、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⑥扎拉嘎:《游牧文化影响下中国文学在元代的历史变迁———兼论接受群体之结构变化与文学发展的关系》,《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⑦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
⑧杨义:《文学地理学会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⑨萧启庆:《元代的族群文化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社,1998年版。
⑩萧启庆:《内北国而外中国》,中华书局,2007年版。瑏瑡?王叔磐:《元代少数民族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瑏瑢?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课题组:《北方民族文学与中华文化》,内蒙古社会科学杂志社,1989年版。瑏瑣?叶新民:《元上都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瑏瑤?刘宏英:《上京纪行诗研究》,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2009年。瑏瑥?娜布其:《元代反应蒙古族生活的扈从诗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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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语言是文学形式的承载体,它对文学形式的创作形式有着天然的影响力。文学语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呈现出相应的变化。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教育越来越大众化,本科阶段更强调素质教育或通识教育,其基本目标由精英式的“专才”培养转型为拥有较高文化素养的“通才”培养,同时社会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使大学本科教学面临教学目标、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调整。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师范类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必设的专业,同样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
一、明确教学的总体思路
就甘肃农业大学的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来看,其中对学生的素质、知识和能力等方面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培养要求:系统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理论和知识,具备良好的语言文字表达与沟通能力;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具有独立获取知识与信息的能力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定的创新意识,了解本专业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具备本专业方向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具备调查研究和协调组织的能力,能适应相邻专业和相近专业的实际工作等。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为既强调专业素质,又强调综合素质的应用型人才。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教学过程方面都应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接轨。此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以及写作能力,由此在教材选择、课时分配和教学方式上都与此目标相符。在教材上选用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此教材学理性强,文学史的线索清晰明了,授课就依教材的框架进行,对作品的分析教师自行补充,这是教材未展开而教学过程中必须体现的部分,给教师和学生都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在课时分配上,明确突出作家作品的教学与培养学生审美能力的思路,作家作品的讲授占60-70%,而文学运动、文艺思潮、社团流派、文体发展等内容占30-40%。在对具体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概括重要作家的创作特色与艺术风格。温儒敏先生在十多年前谈及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时,就已明确提出要“淡化‘史’的线索,突出作家作品与文学现象的分析”,“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注意结合学生阅读印象和问题来分析作品,侧重发掘与培育学生对文学的感受力和分析评判能力”。由此,教学的总体思路就是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既要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还要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使学生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都能获得提升。
二、重视阅读效果,提高阅读质量,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学生的阅读尤其是对作品的阅读,但是从近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多数学生的阅读质量不高。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表现就是阅读量少。学生对作品的阅读大多比较被动,以教师开列书目为主,自主阅读的较少,即便是规定的必读篇目,也存在敷衍现象,少数学生要么简单了解故事梗概,要么翻阅一下简评,要么干脆不阅读,当问及其对作品的理解时,只能是人云亦云,甚至不知所云。对于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阅读是专业学习的基础,也是提高分析能力的前提,只有认真阅读了作品对文本熟悉的学生,才会认真思考,才有可能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所以,可以说,学生阅读质量的高低是影响学生收获多少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影响到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在阅读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部分学生轻文学原著重影视作品。一些学生不去读原著,尤其是长篇小说读原著的就更少。他们通过观看改编后的影视剧来了解原作,而且一些教师也“以名著改编的影视资料辅助教学”,认为这样可以“增强学生的形象性认识,提高学习兴趣,加深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理解、感悟”,这种做法无疑会误导学生,使其以为这是一种快速便捷了解故事情节内容的有效方式,因而忽视了对文学文本本身的研读,忽视了对作品本身的感受和感悟,由此产生的后果可能是学生文学感受能力、想象能力的匮乏。笔者并不赞成用看影视剧的方式代替文学文本的阅读,一方面,影视剧为了观赏的需要,或者是编导根据自己的理解,会对情节作以改动,甚至是与原作大相径庭。比如巴金的《寒夜》,小说“尾声”的内容是: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民国路的旧居,看到的是一片阴暗和凄凉,丈夫死了,儿子跟着祖母离开,不知去了哪里。而于1955年拍摄、由吴楚帆主演的香港粤语片《寒夜》,结尾的处理却是曾树生在汪文宣的墓前放上一个金戒指,表示她与丈夫永不分离,在那里她还意外地见到了儿子和婆母,不仅婆媳和解,而且还答应跟着祖孙二人回到家乡去,过农村人的生活。巴金明确说,“这绝不是我写的曾树生。曾树生不会向她的婆母低头认错,也不会放弃她的‘追求’。她更不会亲手将‘花瓶’打碎。而且在一九四五年的暮秋或初冬,她们婆媳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拿什么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要养活一家三口并不是容易的事。曾树生要是能吃苦,她早就走别的路了。”这样的改编已经和原作相差太远,如果用电影内容理解原作,岂不南辕北辙。实际上文学文本和改编后的影视剧是不同的艺术形式,不能混为一谈,更不能企图用影视剧代替文学文本。另一方面,优美的语言文字及丰富的语言内涵只有在文字阅读中才能体味鉴赏,甚至需要反复玩味,文学文本的这种优势是影视剧无法超越的。所以,关注学生的阅读问题,正确引导学生阅读文本原著,是提高学生阅读质量,进而提升学生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的重要前提。针对学生阅读质量不高的现状,教师可以从多方面去尝试改变。首先,应积极引导并督促学生阅读作品。除了既定的教学内容中的文学作品,还可以提供一些参阅作品,这样学生可以根据时间的宽裕度自主选择拓展型阅读。对学生的阅读效果可以采用课堂提问、讨论、写读书笔记、写论文等多种形式考查,以此督促学生的阅读,并引导其提升阅读质量。其次,引导学生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和作家作品的研究资料,将专业领域的新理论、新动态、新成果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开拓学生的学术视野。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经过学者们的反复研究,已较难发现新意,而邵宁宁先生则认为祥子经历了一个从进城农民到城市游民的转换,他的遭遇及精神危机,固然是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产物,但从根本上说,又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那些进城农民将要长期面对的问题。文章转换了思路,把对祥子形象的分析与当代农民工进城的现状联系起来,获得了新的启示。像这种优秀的文章或书籍教师都应及时地介绍推荐给学生阅读,使学生尽可能多接触学界的最新成果,从而拓宽视野,获得启发。再次,采用比较教学法的形式,解决学生愿意观看改编影视剧而不愿意阅读文学原作的问题。可以选取两到三部作品,要求学生既看文学文本,又看影视作品,然后针对两种艺术形式展开讨论,让学生通过比较,发现两种艺术形式的差异所在,从而理解阅读文学文本的重要性。教师在教学中应重视阅读效果,紧密关注学生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积极正确的引导,从而达到提高学生阅读质量、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目标。
三、采用多元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思考、分析和写作能力
1.“文本细读”教学法
朱自清、钱钟书、孙绍振、陈思和等学者都意识到文本细读的重要性并付之于实践,陈思和明确指出,“在当下盛行新方法和新观念而忽视文本细读的学术背景下,细读文本对于以追寻知识分子人文精神为基本特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与研究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多年的教学中,笔者一直采用文本细读教学法,一方面要求学生详细地阅读文本,通过对场面、细节的深入分析理解作品的主旨;另一方面教师选择重要的文本详细加以分析,教给学生具体的方法,使学生学会从文本出发理解文本,养成注重细节的良好习惯。比如对曹禺《雷雨》的分析,可以引导学生注意文本中的三个时间,由此发现,三十年前周朴园家赶走侍萍,所娶有钱人家的小姐并不是繁漪,繁漪到周家才十八年,也就是说那位有钱人家的小姐不知所终,甚至在周家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和侍萍、繁漪相比,她的命运可能才是最悲惨的。诸如此类的重要细节对文本的理解很重要,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和思考,很可能就会忽略,所以只要教师从文本细节出发,对学生进行正确的引导和启发,学生就会发现新的知识点,进一步激发其阅读的兴趣,得到更大的收获。
2.“文本比较”教学法
分析一部作品,可以将其纳入到同时代或不同时代相关作家群体的比较场域中去理解。“文本比较”教学法,就是引导学生从不同作家的相关作品中发现彼此的冲突与差异,或对同一作家的原文本与改编本进行比较,从而发现原文本的风格特征或原始意蕴。如讲到萧红《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媳妇,可以联系到冰心《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王西彦《命运》中的路三嫂子、老舍《柳家大院》中的小王媳妇、沈从文《萧萧》中的萧萧等,引导学生思考这些童养媳形象的异同;讲到老舍的《月牙儿》,联系鲁迅《伤逝》中的子君,鲁迅对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分析,启发学生思考造成女性悲剧命运的因素;讲到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时,可以联系繁漪、虎妞等人物,比较现代文学画廊中的“恶女人”形象。也就是说,课堂讲授不能局限在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定要有横向或纵向的延伸,使学生在不同文本的比较中将所学知识融会贯通,通过具体个案的分析,学会阅读、分析和研究的方法,由此达到举一反三的效果。只有掌握了方法,学生在面对其他作品时才能够独立赏析、评价,从而真正具备独立学习和分析的能力。
3.“专题讨论”教学法
目前高校大多数课堂的教学模式依然是“我讲你听”、“我启你蒙”的师生关系,学生在教学中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这种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效果不见得一定理想。在教学中,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发言机会,所以设计适当的专题讨论课就尤为必要。可将意蕴丰富的经典作品作为专题讨论课的内容,就作品主题、人物形象等方面,有针对性的开展讨论,积极引导学生发现问题、思考问题,不局限于前人的研究成果,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观点和见解。比如萧红《生死场》的主题问题,是抗日主题还是已超越了抗日主题探讨人的生存问题、社会制度问题;对曹禺《雷雨》中的周朴园形象界定问题,他是封建家长的典型,还是有情有义的爱情坚守者,都是可供讨论的话题。在讨论课的教学中,学生经过阅读、思考、讨论、最后发言陈述观点这样一个完整过程的训练,既培养了其自主学习、思考的意识,也锻炼了其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同时深化了其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会到文学阅读中“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乐趣。当然,专题讨论中也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的观点缺乏新意、表述不清晰等,这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引导和合理控制,最大化地优化专题讨论课的效果。
4.“论文写作”教学法
对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写作能力也是必须具备的一项能力。温儒敏先生说:“中文系的学生培养有什么特点?和其他文科专业比较有什么更‘强项’的地方?我看就是‘语言文学’的能力,包括文学感受力和评判力,而这一切还要落实到写作的综合能力训练上。中文系不一定能培养作家,但应当能培养‘写家’,就是‘笔杆子’。”学生的写作能力仅靠写作课程的训练是远远不够的,在其他课程上也应尽量给学生创造练习写作的机会。因此,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不仅要督促学生提高阅读质量,掌握分析研究的方法,还应要求学生课后撰写课程论文,包括平常练习的小论文,课程中期考核的大论文。论文的写作不仅能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能很好地反映出学生的阅读与思考状况。比如,在对巴金的《寒夜》进行了讨论之后,一些学生就将其思考的内容反映在了论文中;课堂上引导学生对小王媳妇、小团圆媳妇、萧萧等童养媳形象进行比较,课后就有学生写分析童养媳形象的论文,这些例子表明课程教学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教师对每一个环节都应充分重视,给予学生正确的引导和积极的鼓励。论文写作中,教师对论文的批改、点评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教师对每一份论文都应认真评点,写出评语,多鼓励,少批评,充分肯定学生的思想,注意阐发学生观点中的学术价值,解答学生思考中的疑惑。对其中比较优秀的论文还可以向院刊、校报及省级期刊推荐发表。在教学过程中同时还要求学生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做准备,先明确选题方向然后搜集资料准备提纲。这种连环递进式的写作训练,使学生在经历小论文到学期论文再到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既开拓了视野,训练了思维,又逐渐掌握了学术论文的写作格式、文体要求等基本知识,具备论文写作的基本能力。在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中,教师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不仅授之以鱼,还授之以渔,使学生在获得了知识的同时,还培养了兴趣、形成了能力,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学生的阅读能力、分析鉴赏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课程学习中都能得到锻炼和提升,为将来进入社会,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坚实的基础。近年来,中文专业毕业生就业比较广泛,中小学教师、文秘、出版社编辑就业岗位比较普遍,村官、公务员等也是部分学生的选择,这反映出学生不仅具备了专业素质,也具备了不同行业需求的综合素质。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实践来看,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他课程,只有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各个方面探索课程改革与建设的新思路、新方法,从重理论向重实践转变,不断推陈出新,才能实现培养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适应面广的应用型人才的总目标。
现代文学具体指在中国社会内部出现一定的历史变革影响下,广泛接受外来文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新文学形式,不仅使用现代化的语言反映了我国现代社会的科学民主思想,而且在艺术形式以及表现手法方面都与传统文学具有较大差异,并且在新时期出现了现代小说、话剧、散文诗、新诗和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具有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特征,与世界文学潮流一起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社会文学形式。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在我国研究较早,现阶段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下面本文就对其进行具体分析。
一、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研究
关于现代文学在教育领域的影响和对当今社会的教育意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纷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中影响力较大的为武永明对张志公文学教育思想的分析,认为其站在促进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高度思考当前我国语文教育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较为实用的看法,特别是其在文学教育功能方面的论述,对我国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产生着深远影响。郭虎妹也在其硕士阶段的研究中指出现阶段我国职业教育领域语文教学存在的缺陷,且在综合分析后对语文教学进行了重新定位,站在文学阅读的角度,探究了现代文学教育对学生人文素质培养方面的重要意义,最终提出了较为科学的多维度文学观念,将西方文学的教育批评方式引入到职业学院的语文教学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文学教育的影响力[1]。此外还有诸多学者也对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进行了分析,不仅丰富和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研究内容,也对我国高校现代文学教育课程的开展提供了相应的指导,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
文学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是一个无争的事实,并且文学的教育意义对我国各个时期的人才培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一)现代文学是一种艺术形式和审美对象
阅读现代文学作品,不仅是为了接受文学作品中的教育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感受文学作品的娱乐作用和审美能力,也就是说,通过分析文学作品所塑造的生动形象,优美的文学意境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趣味等获得自由的文学享受,进而体会审美主体的自由和自豪之感,这在本质上表现出对现代文学教育意义的升华
。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阅读《荷塘月色》、《凤凰涅槃》、《再别康桥》等经典作品时,学生总能够被作品中的优美意境、生动的形象、气势磅礴的语言和高尚的生活趣味等感动,进而得到心理和生理两方面调节,促进学生完美人格的形成。
(二)现代文学作品具有审美和认知双重功能
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被称之为文学界的百科全书,对人的认知能力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一般情况下,文学作品的认知功能在审美过程中得以实现。这种实现简单的说就是通过对作品进行阅读和欣赏,使学生深入了解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面貌以及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等,拓展学生的视野,加深学生对历史发展本质规律的深化认知。就以中国现代文学来说,其根植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一定的反封建主义、反帝国主义思想倾向,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着由衷的向往和追求,能够加深对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认知和认同感。例如在具体分析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药》,巴金的《寒夜》等作品时,学生就能够在体会作品内涵的和接受作品精神教育的同时,对当时社会的历史发展以及新民主主义精神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三)文学作品的核心教育功能
我国古代文学特别重视教育性,希望通过文学作品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倾向、精神意志品格等产生影响,人们将文学作品称之为精神食粮就是对其教育性质的最生动表述。高尔基曾经对文学的教育意义进行分析,认为文学的本质目的就是帮助和引导读者正确的认识自己,进而提高其生活的信心,产生追求真理的愿望和勇气。这表现出对现代文学作品教育意义的深刻阐述,简单的说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在精神层面对人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转移人的心理倾向,促使人焕发出一定的精神面貌。综上所述,现代文学及其教育意义对我国当今教育领域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研究现代文学的教育意义对于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所以现阶段应该加强对现代文学的重视,在教育领域充分挖掘其教育功用,为我国素质教育的深化开展提供相应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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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文学的传播是传承文学精粹、了解古代文学动态、掌握文学脉络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凸显文学价值与魅力的重要途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生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部文学史,也是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史。中国古代文学在其几千年的传播中,有太多的因素促使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得以传承与保留。而名人们的亲身参与,也是诸多因素中的一环。其中既有作为创作主体与传播主体相结合的自我传播,也有传受双重身份下的他者传播,无论哪种情形,均活跃着各类具有显著知名因素的传播者。他们或因才华横溢,或因高尚人品,或为文坛儒宗,或为政坛权威。通过注释考订、诗文选本、评点论争、聚徒讲学、题跋作序、行游隐逸等传播方式,他们因存有卓越的影响力而为世人关注乃至尊崇,在参与文学的传播中,往往表现出巨大的传播效应。这里面,既有使默默无闻者声名得以彰显、优秀作品价值得以扩增、文学风格及运动得以推动、读者审美趣味得以提高等正效应,也有着埋没及遮蔽作品价值、误读作家作品以及托名传播等滥用权威的负效应。而这些正负效应的背后,则折射出世人对文学传播中“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对风雅韵事的好奇心理以及对知名文人的亲近心理等名人效应得以生发的深层原因。
一、对“意见领袖”的尊崇心理
在传播学理论中,人类传播活动存在着“意见领袖”角色,他们主动地接受媒介所传播的信息和观点,再积极地传播开去;而其他人的信息接受则主要依靠这些“意见领袖”。“意见领袖”活跃在人际传播网络中,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并获得极大地信赖。这种现象古今中外各个领域都有,包括文学领域。在文学作品的传播接受过程中,大多读者在阅读选择前及阅读接受的过程中会受到一定领域内的文坛权宗相关意见的影响,“意见领袖”左右着读者对某些具体文学作品的品评,引导着大多数文学受众的审美情趣。
(一)大众对“意见领袖”的态度体现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认为:“在任何组织中,确立了地位的领导人都有着极大的天然优势。他们被认为享有更好的信息资源……因此,他们更容易受到注意,说话的声调更容易令人信服。”[1]这里,李普曼指出了人们对“意见领袖”的两大态度:密切关注和尊崇信服。
1.对权威焦点的密切关注作为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们,他们往往学识渊博,为文学流派首脑、文坛盟主等誉隆望重人士,不少人具有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体的复合型身份,他们位居社会或文坛的显赫位置,通常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他们之于文学的任何言行,很容易被普通读者聚焦、放大,并以他们为原点辐射开去,形成文学传播中的爆炸效应,令相应的作家作品或者诗文本事,获得最大程度的传播效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诸如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三苏、黄庭坚、陈师道、明七子、清代王士祯、沈德潜等,在文坛皆有一呼百应、万水朝宗的地位和影响力,文人及其作品如能得到他们的关注与不俗的评价,普通读者的文学聚焦便会从权威们的身上,自然迁移至被称道文人及其作品之上,形成文学传播上的晕圈效应。而那些“个人经典”经由他们传播扩展开去,就成为天下响应的“公共经典”。正因如此,古代不少的文人学子,为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能够以文名而仕进,常常向文宗公卿们投谒行卷,期待被权威称颂而名扬天下。据统计分析,崔颢的《黄鹤楼》诗位列唐诗经典之首,其之所以能成为千古名篇,既得益于令人称奇的诗歌本事,更因为文坛“意见领袖”们的推崇赞誉。据传李白于黄鹤楼读到崔颢此诗后,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2]连诗仙李白都心悦诚服、自以为难以企及和超越的诗篇,普通读者自然不会怀疑它的价值和特色。正如吴汝纶所言:“太白尚心折,何况余子?”[3]再加上其他著名诗评家的极高评价,如宋代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唐人七言律诗,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明代高棅《唐诗品汇》把《黄鹤楼》列为唐诗七律正宗的第一,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认为此诗“气格音调,千载独步。”众多“意见领袖”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自是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阅读聚焦,极大地提升了它在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对卓越才干的尊崇信服人们普遍对有高尚人格魅力与卓越才干的人持有尊崇信服的心理,传播过程中传播主体的可信度决定了传播效果的优劣。“意见领袖”在其具备领导资格的领域里往往被公认为是见多识广或称职能干的人,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高深创见使其提出的意见比普通人更具有影响力和说服力,能在公众中产生一呼万从的感应。中国古代文学传播中的“意见领袖”,往往对文学历史和现实发展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在文学创作或文学理论方面有着极高的造诣,在古代文学传播中因处于上层“信源”位置,在文学的鉴赏与评判方面被视为权威,在传播中提出的见解或理论主张,比普通的传播者更易形成强势话语,很容易受到读者的信任与尊崇。韩愈《为人求荐书》所说的“伯乐一顾,价增三倍”,就充分说明了传播接受中“意见领袖”的话语优势。事实上,一般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很难摆脱从评论家那里获得的先入之见,必然会参照评论家的说法对作品作出或褒或贬的评价。即使一度籍籍无名的作家,一旦受到“舆论掌门人”的揄扬,便会引得人们竞相推毂,从而在文学史上获得一席之地。宋人曾季狸《艇斋诗话》有云:“前人论诗,初不知有韦苏州、柳子厚;论字亦不知有杨凝式,二者至东坡而后发此秘,遂以韦柳配渊明,凝式配颜鲁公,东坡真有德于三子也。”韦应物、柳宗元的扬名之路,正说明意见领袖在读者中的强势影响。
(二)“意见领袖”对受众的中介功能
传播学研究认为,在传播信息的过程中,并不是所有的信息能直接到达普通接受者处,而是一部分信息先到达“意见领袖”,再由他们把讯息传递给周围最普通的受众。即使有的讯息直接传达到普通受众,但要他们在态度和行为上发生预期改变,还须由“意见领袖”对讯息作出解释、评价和在态势上作出导向或指点。因此,在文学创作与文学阅读之间存在着作为中介的传播渠道,“意见领袖”则扮演着这种“中介”功能的角色。
1.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引导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作品到达“意见领袖”处,“意见领袖”根据自己的文学观念、审美喜好,而作出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再把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之作向作为读者的大众推介,这实际是对受众的接受内容、欣赏趣味作出一定引导。张戒《岁寒堂诗话》云:“韩退之之文,得欧公而后发明。陆宣公之议论,陶渊明、柳子厚之诗,得东坡而后发明。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出于对文坛“意见领袖”的信服,凡是受过领袖们赞誉的诗文,人们更乐于对其进行选择性阅读;有了名公巨擘的审美判断,文学作品易于导向积极地情感接受,当然也更易于导致消极的价值否定。
2.对具有一定难度的文学作品解疑释惑“意见领袖”凭借在文学创作以及评点审美方面的卓越才干,因而具备一种传播优势。尤其是出色评点家以其率先、高明的细读为读者提供一种全局在胸的蓝图,通过各种点醒式评点,或阐明主旨、或分析人物、或揭示文法、或指点阅读方法,努力让读者更好地认识作品、理解作者,充当着作品与读者之间的认知桥梁,为普通读者释疑解惑,最终令读者获得对作品的深刻把握。袁无涯刻本《水浒传》卷首“发凡”指出:“书尚评点,以能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也。”而名人评点更被视作为帮助读者的阅读理解而创设的批评形式。明清之书坊主深谙此道,在书籍刊印中对假托名公文士评点的伎俩乐此不疲,一度各种署名“李卓吾”的戏曲、小说评点版本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
3.对有价值的文学信息评价判断“意见领袖”通过判断批评,对作品的优劣进行价值定位,他们的赞誉、引荐等往往使意见中人声名鹊起,甚至平步青云。这不仅影响受众的阅读选择、审美判断,而且决定着作品传播的深广度,甚或改变整个文学的生态格局。魏晋开始,诗传过程有很多“意见领袖”,包括君王、文坛盟主以及喜爱风雅的权贵,他们对诗人的赏识提携客观上促成了一个异常积极的诗歌传播环境。文坛盟主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中赞评过不少的诗人诗作,其中大部分传播于后世,有的甚至在古代文学史中居于经典至尊地位。葛立方《韵语阳秋》记录有梅尧臣获欧阳修赞誉之轶事:欧公一世文宗,其集中美梅圣俞诗者,十几四五。……圣俞诗佳处固多,然非欧公标榜之重,诗名亦安能至如此之重哉。[6]葛立方认为,尽管梅尧臣诗歌佳处不少,但如果没有欧阳修屡次大加美誉、推崇,梅尧臣也很难获得极高的诗名。
二、对风雅韵事的尚奇心理
人们天生的猎奇心理,在传播领域的表现之一,则是对名人传奇韵事的好奇心理。伴随着对人的因素的关注,有时会刺激到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宋•杨湜《古今词话》记载一段趣闻:秦少游寓京师,有贵官延饮,出宠姬碧桃侑觞,劝酒惓惓,少游领其意,复举觞劝碧桃。贵官云:“碧桃素不善饮。”意不欲少游强之。碧桃曰:“今日为学士拼了一醉。”引巨觞长饮。少游即席赠《虞美人》……阖座悉恨。贵官云:“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满座大笑。[7]32-33碧桃对秦观情有独钟,秦观心领神会;两者的互动自然引起在场所有人的妒恨,“今后永不令此姬出来”则是解嘲嫉妒之语。有此艳趣之事,《虞美人》得以引起更多读者关注。一篇作品,如果有涉及有关名人的创作本事或传播本事,往往能够吸引人们的好奇之心加以关注,进而促进作品传播。《本事诗》、《本事词》、《唐诗纪事》、《宋诗纪事》、《词林纪事》之类著作,多记有一些传闻轶事,以故事性与传奇性等元素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作品的有效传播。叶申芗的《本事词》中,详细记载有陆游、唐婉《钗头凤》的凄美故事:陆放翁娶唐氏闳之女,与其母夫人为姑侄,伉俪甚笃,而弗获于姑。既出,而未忍绝,为置别馆,时往焉。其姑知而掩之,虽先时挈去,然终不相安,自是恩谊遂绝。唐后改适宗子士程,尝以春日出游,与陆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语赵为致酒殽焉。陆怅然,感赋钗头凤,……唐亦善词翰,见而和之……[7]2344一方面,读者被陆游和唐婉凄美哀婉的爱情故事深深打动,两人的词作更轻易地进入到读者的阅读期待之中。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有了这段故事的本事记载,读者才能准确地理解词的内容,把握词中蕴含的凄楚深情,从而使陆游、唐婉的《钗头凤》被人们更广泛的接受。
三、对文化名人的亲近心理
在传播过程中,接近性是衡量传播价值的标杆和取舍传播对象与内容的重要标准之一。传播的接近性是指传播对象、传播内容与受众在地理、性别、思想和情感等方面的关联。其关联程度愈紧密,读者越关心,传播价值就越大,反之则越小。文学传播中与读者情感接近和利益息息相关的内容,自然是受众乐于接受并传播的。在中国古代文学传播过程中,也表现出文化名人因在地理或心理上与接受者某种接近,而引起受众的关注,并形成文学接受与扩散传播。地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或贬谪、或行游、或生活在某地,其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在当地留下许多诗文佳话和大量作品。人们因空间距离的接近而主动接受、参与作品传播,传承古代文化。心理上的接近是指文化名人在思想、情感、经历等方面引起某类人的共鸣,于是受众对其表示强烈的关注度并积极参与其作品的接受与传播。刘禹锡的《竹枝词》得以广为流传,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创作体现出了传播的接近性。《竹枝词》乃巴渝地区一种民歌,当地人们唱《竹枝》歌时,常伴以舞蹈、笛声,歌曲的节奏比较鲜明欢快,声音激越清脆。刘禹锡于822年正月至824年夏任夔州刺史,其间创作《竹枝词》两组共11首。其内容丰富,有游子思乡之情,有爱情的欢乐与忧愁,有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感慨,有民俗风情的写照,有劳动生活的场景。歌词风格明快活泼,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俗特色。因地域、情感以及表现形式等与巴渝民众的亲近,作品受到当地民众的追捧而流传开来。
新闻,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方式,在现代社会中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不容忽视,它如空气一般存在于现代人的生活之中,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参考,人类社会生活的信息交流方式也有赖于新闻媒体的参与。而随着科技更新带来的技术升级和信息革命,使新闻传播的方式和速度不断发生变化,这赋予新闻媒体更高的技术要求和认知地位。与此同时,作为新闻工作者,如何提高自身素质,尤其是在工作中,不断提高写作技能以适应新闻事业的发展要求,更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具备的能力。新闻写作与文学写作有着很大的区别,然而,追寻新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新闻写作是从文学写作中汲取了营养,而又形成了独特的自身特点的一种特殊文体。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和借鉴古代文学的语言和思想,对于提高新闻作品的语言色彩和丰富新闻作品的内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古代文学作品对当代新闻写作的价值和影响
追溯我国新闻事业的发展,新闻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多少受到西方模式的影响,但直接源头却是我国古代浩如烟海、璀璨耀眼的文学著作,其深远的思想内涵和文约事丰、含蓄蕴藉的简洁之美,决定了中国新闻作品特有的中国骨骼和气质。在政治方面,新闻活动直接就是政治活动或是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直接“向社会提供新闻文本的形式影响人们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古代文人,受儒家思想影响,心怀济世救民的目的,希望创立一个理想的社会秩序,垂范后世。如《搜神记》卷六第一二一“人生角”一条,借晋武帝时元城人突生犄角的社会新闻,批判了赵王篡乱。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新闻工作者以“事实为政治服务”为唯一宗旨,对政治意识、群体意识过分强调,对个性意识忽略,造成了新闻报道中“人的主题”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为政治服务”带来了“新闻人物为政治服务”的后果。因此,新闻人物被附以极强的政治色彩,他们成为一种象征、一种符号,甚至成为形象化的工具,从而失去了新闻本身的事实性和真实性。这不能不说是一段历史的遗憾。而当今,中国新闻的历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新闻工作者就要学会以史为鉴,寻找事实的本真,引发这个时代新的思考,体现这个时代应有的价值观。在道德方面,新闻作品中所体现的道德情怀不但彰显新闻工作者的道德素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引领和体现着这个时代的道德标准。我国古代,儒家士子希望用他们所提倡的“明礼义”“知廉耻”等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对社会行为进行一种规范和约束,以其评价好坏善恶,纠正道德行为,达到道德自律从而维系整个社会的稳定。而今,在有些人崇尚实用主义、享乐主义,甚至在新闻工作者的队伍当中,出现一部分人娱乐至上,只片面追求新闻写作的商业价值,而忽视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导向性。所以,作为将事实真相报道给广大受众的新闻工作者更有责任将这些古已有之的道德价值传承下去,承担一个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角色。在审美方面,古代文学以特有的言简意赅的行文风格以及寓意深远的人文精神,足以令现代新闻工作者叹为观止。新闻,强调的是依据事实记录事实真相,文章要简洁明快、通俗易懂,越是行云流水一般的文章才越切合新闻传播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而新闻所向读者呈现的美感,除了新闻内容上的扣人心弦,主要就来自于新闻语言上的文字表达。古代文学叙事大多简单,语言清晰简洁,通俗明快,以“白描”为主。特别是《史记》,在记录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时,皆以“白描”式的语言勾勒。所以说,司马迁的《史记》中的白描式语言为中国新闻写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另外,在新闻写作中适当地运用对偶、排比、顶真等修辞方法,加以白描、铺陈,将使新闻类的文章不拖沓冗长反而尤显清新自然。
二、如何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古代文学素养
“过去的新闻是现在的历史,现在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未来的历史是现在的新闻。”我国的新闻写作,在文体上与古代文学著作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新闻报道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也是对历史或过去发生的事的总结。古代文学无论在人文情怀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都有许多可以让我们现代新闻工作者借鉴的地方。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加强古代文学素养,不仅要学习其写作手法,还要了解具备大量的历史人文知识,了解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更要以史为鉴,在历史中汲取营养,批判地继承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
1.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积累
文学知识是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必备的基础。中华民族,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达几千年,灿烂的文化犹如繁星点点,指引着后世之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或引经据典,或以史为鉴,或信手拈来古典诗词加以润色,都将为新闻作品增色不少。这就需要我们积累大量的古代文学常识,要大量阅读历史上的名著名篇。如司马迁的《史记》,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对于我们写通讯,就有不少可资借鉴之处。而《左传》是历史上记录战争最经典的作品,对军事记者大有裨益。《诗经》中的作品可以说字字珠玑,恰如其分地运用到新闻作品中必会增添华彩。
2.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当中的人文情怀
流传于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之所以脍炙人口,除了优美的语言、凄美的故事、传奇的色彩,其中的人文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新闻对古文的借鉴不能仅局限于古典诗词的运用,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人文情怀表达等才是更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新闻写作如能把握住这一点,才能取得互利共赢。中国古代文学是先人给我们后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直影响着后人精神层次素养的形成与发展。从最早的《诗经》到唐诗宋词,再到清代小说,这些得以流传的文学作品都记录着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对于后代的思想启蒙和发展引导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后人有一种精神上的传承。如中国古代文学当中所颂扬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情怀,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政治等各个领域,至今仍是我们时代发展前进的不竭动力。古代人文精神是现代人文精神得以发展的重要基础,培养和发扬优秀的古代人文精神,对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
3.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价值观
我们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等,经过千百年的洗礼,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体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为,所谓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当时的社会人对于所在社会的生存状态的思考与体现。如儒家思想的君臣、父子等观念,在当今社会便不合时宜。然而,儒家思想当中的“仁”的观点,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的观点在我国古代就体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人文情怀,是文人志士对人民重要性的肯定和憧憬。这一文学观点在我国的政治领域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我们要批判地继承先人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国古代文人墨客都具备相当的忧患意识。这也体现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比如前文提到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表达了作者对国家的关注和人民的热爱。而对于现代新闻工作者,也应当具有这种忧患意识,通过自己对事实的报道,对社会和国家要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揭露和鞭挞假恶丑,呼吁和弘扬真善美,向人们传达正能量,不造谣、不误导,不做假新闻。一个合格的新闻人不仅要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才华,更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公德心和正义之心、怜悯之心,要有古代文人那样的以天下大任为己任的担当之心。要用客观的态度对待事实,报道事实,还原事实的原貌,这样才能让我们的新闻事业不断地走下去。新闻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是作家,也是时代的指引者。要在坚持新闻报道必须完全是真实的原则下,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开阔思路,借鉴手法,以史为镜,做一个有素质、有责任的新闻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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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经典作品多是富有教育意义的文本,面对当今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现实需求,都需要发挥古代文学的教育功能,采用多种形式加强其对大学生的挫折教育、爱国教育、爱情教育等,实现古代文学的当代性。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完善课程体系
依据人文素质教育理念,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修改和完善,无需另建一套课程体系,而是使新增设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与原有的课程相互照应,融于同一个大的课程体系中,形成一个有机的课程整体,使课程结构更合理、更科学。具体如下:一是在通识课程中增设最基本的人文素质教育必修课程,如人文素质教育通论、现代社交礼仪、美学与美育、中国通史、古典名著导读与鉴赏、实用书法书写与欣赏、世界名曲欣赏等,并给予相应的学分。二是结合学科课程渗透人文素质教育。如古代文学教师可以结合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公共选修课等在教学中对文学院以及全学院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三是根据专业特点开设与其相对应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可以在专业必修课中增设相应的专业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并给予相应的学分,如开设哲学史、戏剧史、教育史等。
二、调整教学内容
这是强化大学生素质教育与培养的关键。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魂魄,中国古代文学披露的是华夏民族的精气神、炎黄子孙的奋斗史、华夏江山的正气歌,其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财富。古代文学教学内容要彰显人文素质的精华。既要固守文化传承,使古代文学的精华得以继承和发扬,培养深厚的人文底蕴,还要强化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古代文人提出众多创新思想:“守旧无功”“质疑问难”“濯去旧见以来新意”“不泥古”等。古代文学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精神上的根基和文化价值取向,古代文学把创新作为新型人文人才的培养目标,使学生树立创新意识,与时俱进。更要关注情商教育,培养现代人文精神。提升思想境界,发展健康个性,塑造健全人格,使之成为学生面对社会压力、人生挫折的动力源泉。
三、建设师资队伍
教师是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主导,师者深厚的人文素质储备,是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师者应具有广博而深厚的文化底蕴,融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审美、天文、地理等各领域为一炉,以敏锐深邃的时代感受,形成对生命、对生活、对社会的独特体悟。教师的人文素养,便是教之内功、师之根本。师资队伍建设,要注意师资来源,应尽量从本校现有的授课教师中挑选,个别的可外聘;师资培训,可采取校内、校外两种方式。从事必修课和专业课讲授的教师可参加校外举办的高级培训班或培训中心的学习。一般的授课教师要参加校内普通培训班的学习,以了解人文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基本方法等知识,提高全体教师的人文素养和教育水平。
四、营造文化氛围
重视社会实践环节,拓展人文素质教育的培养空间。校园环境的文化氛围,对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强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开展多元文化活动,使学生的人格得到塑造,个性得到发展,精神得到升华。如请专家学者作系列人文讲座或学术报告,引导学生提高人文素养;以校报、校园网和广播站为载体,开设人文教育专栏,拓展校园文化活动空间;建立人文社团,如新闻、文学、楹联、艺术等协会或社团;开展健康向上、格调高雅、内容丰富的校园文化生活,包括开展古典名著读书报告会、经典诵读和演讲比赛等活动。老师还应充分利用现有的空间来营造浓厚的人文氛围,使学生从中学习知识、开阔视野、美化心灵、娱乐身心,是培养学生人文底蕴、塑造学生人文情怀的有效途径。
五、结语
总之,当今社会在古代文学中强化人文素质教育与培养,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使古典的精华力量在现代社会依然熠熠生辉,这样才有利于学生人文能力、人文精神的全面发展与提升,具备良好的心智水平,更好地适应未来的职业与社会。
一、流派研究
古代文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的流派。松散的结构形成无疑是流派的最大的特点。很多文学家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一流派的。他们由于受到了当时政策和地理的影响,不自觉的形成一个风格。最开始的古代流行神话,许多人创作神话。像女娲补天,牛郎织女,后羿射日等很多流传至今。后来到祭祀词,到《诗经》,还有孔子、孟子、老子等许多道别。如《三字经》。到了唐宋南北朝时期,诗词人大量涌现,豪放派和婉约派、田园派盛行。李白在《行路难》里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字里行间中体现的大气和豪放无疑是流派的代表。而李清照的《如梦令》中“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也是婉约派的典型。到了田园派,典型的就是陶渊明。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写出了多么悠闲的小桥流水的日子。然而面对不同的文学,许多文学评论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派别对古代文学的不同意见和解说,在整个文学史和创业河流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现在对古代文学研究的成熟完整的体系,许多人对古代文学的理解也十分多元化,随着时间的变迁,转化成了人们通俗易懂的的语言。正基于许多人的评论和点评,致使研究流派的道路越走越长,越走越突出。其实,许多流派和文学的判断见解是密不可分的。没有这样的文学见解和主张就不可能有所谓的流派。通过流派中文人诗人的笔风、笔体、创作环境、心情等才能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流派的不同文人们的独具匠心的风格创作。随着流派的变化,后者取长补短,借鉴引用,才能推动文学的进步和完善,更加发挥自我个性,规避弊端,防止千篇一律。对其流派的分别不是泯灭个性,而是对他们创作的进一步升华和提高。
二、总结
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葩,也为后人的创作研究留下了深刻印记。在历史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化中,文学的脚步从未停止。而文学流派的演变也一直离不开地域的变化和人们的迁徙。自然环境中的山水风光、荒漠草原,都是铸就流派形成的不可磨灭的一笔。在这样的环境下形成的民情、民风,人文景观,充分且生动的诠释了人文情怀。而对地域的研究,包括了不仅一门学科,还有许多像人文、地理、科学、政治、经济等许多知识,范围广,知识面大,也为后人的研究创下了许多疑问和难题。可是在对古代文学流派和地域的研究中不免看到古代人们的广大情怀和出色的文学风采。在以后的研究中,也要汲取教训,扬长避短,更好的诠释古代文学在历史长河是浓墨重彩、不可一世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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