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现代雕塑对景观设计的影响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论文摘要】“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其精神实质如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正在逐渐渗透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对公共行政管理的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主要解决的是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后现代”这头大象,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IT业将之称为数字化,哲学界将之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家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家则说它是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则说它是基因重组……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语言(或者说符号)本身的权力(power)的被重视,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观念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具体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则是强调“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代理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后现代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企业、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规模生产,它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比如安全、义务教育等)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个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作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模式的施行,还是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的。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于是,为了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的响应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奠定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这本书。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书中。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因此,对官僚制的突破与解构势在必行。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订。这一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性交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为获取(或实现)其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公共能量场就是“回到事务本身”的那个“具体”场合,也就是所谓的“现场办公”。在这里,没有一个意义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说是本体论地确定的,意义就是为了被抓住而确立的。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此,有两点尤其重要:首先,为了避免陷入后现代话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我们必需对话语意义的真实性或者说真实话语的条件做出严格的限定。其次,为了避免陷入官僚制民主模式的独白性言说,我们期望在话语中看到的是意义之战,是争辩、论证、反驳,而不是和谐的异口同声。参与对话的双方应该是一种结构性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是平等的,同时又是对抗的、相互斗争的。因而从理论上来说,它所设想的是一个所有人都参与的民主前景。但是从实践的方面而言,它强调了自主参与的重要性,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的人才能通过其有意义的、切合情境的话语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发挥作用,才能切实地利用他们真实参与的责任来加强民主。
显然,从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新公共管理还是政府治理理论,都还没有彻底回到政治本身。因为他们语义中的政治,还只是一种本质、一种抽象:而每个公民的利益是具体的,后现代公共行政,就是要从本质的抽象再回到现象的具体,使公共行政可以响应每个公民个性化的公共需求。换句话说,就是不仅仅要讲政治摆大道理,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替老百姓办实事。
后现代理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的这种影响和渗透、或者说公共行政理论的后现代转向,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是极具颠覆性和震撼力的,就其目前的实践来看,其影响也是根本性的。比如荷兰的莱顿市和平司(Vredemakers)和法国的复合调解制度,就是基于这种理论在具体公共行政领域的一次具体实践和实施。其概念有点类似于我国的居委会老太太们的劝架调解制度。由于这种人民调解制度可以对胡同里各个公民最细小的公共需求进行最个性化的响应,成本又不高。因此一个居委会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而居委会老太太就是维护安定团结、能量施放最到位的人。因而,我们或者可以认为,居委会老太太们的劝架调解正是一种最体现后现代风格的先锋派体验和实践。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随着现代园林与雕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由于这两种艺术的融合,使得现代艺术家们不再满足于仅仅为园林提供1个装饰品,他们以自己的方式积极地投身到室外环境的塑造中去,使雕塑的内涵和外延不断地扩展。
关键词:园林 雕塑 空间
园林,是自然环境经过人们主观意识规划设计,在固定地理位置上构建出具有艺术性、生态化的人文景观。而园林雕塑是整体园林布局的1部分,是园林构成中的重要1环,它特有的外部形式,包容的内涵及文化属性使它与园林建筑、绿地树木、花草相比更富有人性,更能体现某1具体的理念。
园林是1项古老的艺术,在东、西方历史上,雕塑与园林有着密切的关系,它1直作为园林中的装饰物而存在。在我国,园林格式设计早在距今5500—6000年的黄帝时代就有了,而论及我国早期的园林雕塑,近年考古的重大发现之1红山文化遗址——在集祭坛、寺庙、陵墓为1体的大型上古文化园林中,有令人振奋惊喜的女神、龙、鸟等雕塑。还值得1提的有春秋时晋灵公墓园雕塑,据郭洪《西京杂记》载:“晋灵公家,甚瑰壮,四角皆以石为攫犬捧烛,石人男女四十余,皆立侍。”这27个字内涵丰富,说明晋灵公墓园的石雕群很壮观。在西方历史上,意大利文艺复兴园林和法国勒·诺特式园林中都是如此:自足空间和隔绝空间意识成为雕塑所具有的主要特征和价值。但是,最近几十年来,雕塑与园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使得它与园林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已经模糊了。园林雕塑的内涵和外延都已相当地扩展,如抽象性、使用自然材料、融入自然过程等。与园林作品相比较,园林雕塑无论是工作的对象、使用的材料和空间的尺度等方面都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这两种艺术的融合是很自然的1件事。
雕塑空间是雕塑形体运动变化下所形成的空间,包括雕塑自身、心理和环境空间。雕塑空间通过自身的造型语言特色,使其感染力远远超出了雕塑自然空间体积。雕塑的空间扩张透过环境,进入人们的视野,激发人们的艺术情感,同时也致使雕塑空间具有融入性——它可以随时融入1个适应自己的环境空间里。
1、空间概念的转变使现代园林雕塑注重与自然的融合
园林本身就是1门自然的艺术,自然美是园林美的核心所在。园林雕塑的材质丰富多样,木材、石材、玻璃、铸铜、钢材、陶等均为常见的雕塑用材。亨利·摩尔和阿尔普都力图使雕塑在旷野、森林和山川中找到栖身之地,因为自然的力量可以加强作品本身的力量,使其更具完整性。高尔德沃兹的《极岩裂线》,它展示的是从岩石中有规则的留出1条长长的“裂痕”,就如同地裂再现,真实程度令人叫绝。这正是黑格尔所说的:“雕像毕竟还是和它的环境有重要的关系……艺术家不应该先把雕塑作品完全雕好,然后再考虑把它摆在什么地方,而是在构思时就要联系1定的外在世界和它的空间形式和地方部位。”《园治》所反复强调“景到随机”“因境而成”“得是随形”等原则,也正是考虑园林雕塑立意的过程中,要结合其功能与自然环境这两个基本因素。
2、空间概念的转变使现代园林雕塑注重色彩与光影
人类在社会生活中,除物质需要,也存在强烈的心理需要,其中包括对美的追求。
色彩与光影是创造气氛所必需的。色彩的应用往往受到社会和人们的精神状态及心理活动的影响。在环境中,雕塑采用的色彩与周围环境是否协调会给人们带来不同的感受。在绿色的草坪上放置色彩鲜艳的雕塑,会给人带来醒目、清晰的感觉,如放置色彩暗淡的雕塑会给人带来厚重、质朴的感觉。色彩运用要注意暖色具有扩张感和动感,冷色具有收缩感和静感。光是物体的生命。园林雕塑位于室外,受自然光线的影响较大,每年、每季、每时的光线都不同。作为光源的太阳、月亮或灯光等,照射在雕塑上会使雕塑在形象与体积上发生变化。因此,不同的放置位置,雕塑的处理也会有所不同。在园林雕塑中要结合周围环境的采光度、光源方向等因素,创造出丰富的时相、季相变化。以夜景为主的雕塑则更多考虑灯光的效果。日本有件雕塑《交叉的空间构造》,作品由95个直径14。2米的水晶球构成。作者把1个“水晶细胞”裂变为95个,构成了结构复杂多变的城堡,进入城堡内部就像进入水晶宫,透过玻璃的光线变得五光十色。这是1件很受儿童喜欢的作品,它在审美功能中融入了实用功能。
三、空间概念的转变使现代园林雕塑注重与人类的亲和力
园林作为满足人们休息、游赏、活动的余遐空间,它是现在城市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1定程度上是为人们提供“赏心悦目”的场所,其空间和景观本身应具有1定的休闲性、娱乐性。
在1个开放的公共空间中,富有回味的雕塑,它既是欣赏客体,同时又是交流对象。所以园林雕塑在选题时,应注重轻松愉快的主题。雕塑小品通常与所在环境的空间和景素结合,以夸张的小动物或拟人化的小品作为小尺度空间中的主景,运用夸张的手法将平时生活中极为平常的东西的尺度增大,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与好奇心,营造出诙谐有趣的环境氛围。同时还将1些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置于景观之中。这些人物景观雕塑所反映的大多是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人,动作也极为自然,这种手法拉近了环境与游人之间的距离,增加了景观的亲切感。如,有1组景观雕塑设计成1组横行的螃蟹从海边爬上岸,这里的雕塑既是作品也是歇息座凳,景致有趣且富于想象。可参与化也是增添雕塑情趣的重要手段,设置在地上的象棋雕塑,使人们不禁想1试身手,平添了1份亲切感、交流感。
结语
空间和人性,是现代艺术家追问的永恒主题。现代园林雕塑创造的空间不是徒具功能外壳或只具精美装饰的空间界面,雕塑空间设计的生命在于,物质围合而构成的空间内容应具有人性化因素。现代园林雕塑在题材上和形式上可以说是各具特色——抽象的、写实的,但无论明确表达了什么,只有雕塑本身与周边环境相协调,它的内容和形式才能满足人们情感的各种需求,才能使人们觉得有种亲切感、交流感,这才达到了园林雕塑的真正的艺术效果。
参考文献:
[1]黑格尔著。朱光潜 译。美学[M]。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2]李敏著。现代雕塑与共享空间[J]。探索空间。2004年第4期。
[3]王大有著。三皇五帝时代[M]。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0年版。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创立的科学哲学分科的初衷来源于科学对哲学强大影响的结果。科学哲学的大师卡尔·波普尔清醒的认识到分析哲学的未来正在走中世纪经院化哲学的老路,这是极其危险和错误的;他认为,哲学的严谨性和绝对性是必须已精简具体内容为代价的,这样就不可能构造出相对完整的形式理论系统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了;这样一来,哲学要想真正排除悖论,就必须不沾染任何想象和现实当中的实体,只可以探讨纯粹结构问题。然而完完全全排除理论悖论的哲学辨证语言会显得空洞毫无用处,繁琐而又复杂;总是埋头于词的意义等无用细节的反复斟酌,而对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事件毫不关注;这也是逻辑实证主学派义和维也纳学派分崩离析的最主要原因。
波普尔的理解清楚而明确地指出了分析辨证哲学存在的巨大问题和困境,哲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是最能够影响人类自我的反省领域的问题,而人类终极的自我反省必定会受制于人自身特有的局限性—在体力、智力、和时间上的天然限制,这就必须使哲学深刻认识、承认和接受这种局限性和不完满,但这并不意味放弃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而是我们必须实事求的研究我们能力可行的领域之内。而且哲学领域,我们既不会采用主观的随意想象,又不可能采用纷繁复杂的字句反复纠缠,必需借鉴和研究科学的特有方法技巧,进而构造系统性和综合性理论去描述、探讨和解释真真正正哲学问题。然而何谓科学的方法是我们必须仔细探讨的;事物是不是普遍联系的是众所周知的哲学全称式放的概括命题,而且其联系囊括万千往往不会局限于因果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我们检验所有能够指称个体之前,其命题就无法完全成立。然而,波普尔认为整个世界犹如一个无限大,的黑箱,不论建立何种模型也不可能完全彻底的揭开其内部具体的结构,人类理解和认识它唯一的方式就是综合运用理论、概念和模型去描述它。如果把理论是当做捕捉无限经验世界的网,那么科学发展的最终目的不在于运用科学自有的语言构建与自然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描述,而在于使“网眼愈来愈小”,对真理的无限逼近。
思想自由竞争的学说往往被公认为是科学哲学对于知识增长的根基,大家往往接受和理解这种假设,一种理论要想具备一定的公共性必须经历与同时代的诸多不同理论相互竞争和淘汰的过程,而且我们不能对这种方法的公正与否做出完全准确的价值判断。波普尔的理论认为爱因斯坦和牛顿都从属于科学领域,但他们不可能都是真的,缺有可能都是假的,他们的科学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真,并不一定因为他们可以被证实和证伪,其真实性一定都是建立在某种程度的可错性的特定基础之上的。而科学哲学重要和关键的任务就在于阐述和研究人类目前未知的竞争的模式来确立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淘汰从属地位理论。波普尔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学派的最显著区别在于其不苛刻严格的分析非自然的科学描述,一定程度接受形而上学,认为人类科学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在增加全宇宙的负熵。对于非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探讨和研究,反驳和猜想的发展模式一定程度上同样适用。波普尔学说的目的不在于分析哲学特有的证伪主义,不在于提供具体方法区分新形而上学和科学,其核心在于阐述和解释特有的知识所谓增长模式—“批判理性主义”。从这方面来说,波普尔可以说是一个相对传统和保守的哲学家,回答的不是方法论的而是认识论的问题,区分的不是科学与伪科学而是区分人类传递和记录信息公共和私人属性。
科学哲学对于真理的维护,与分析哲学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时,二者之间的相似点也是科学对哲学层面上的流派的直接反应。哲学家波普尔发现哲学善于吸收其他学科或是规范的精华,但不会被同化,始终保持自己独有的特点。哲学无法变成准确的学问,这也是哲学的魅力所在。哲学作为和人的精神支柱最接近的学科,它的概念纷繁复杂,常常混合在一起,让人准确区分开。在《无尽的探索》这本书的序言中,赫尔穆特·科尔表达出了他对哲学的期望,认为追求真理是不能停止的,同时也要谨防幻觉,不能被某些蒙着真理面纱的假象所蒙骗。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古人的管理思想大多散落在古代的史籍和各种著作中,没有相应的专著或出版物。如《圣经》旧约全书的《出埃及记》中记载的希伯来人领袖摩西的岳父对摩西事必躬亲的做法提出的千夫长、百夫长的建议。古希伯来人研究了“组织的概念等级原则。例外原则”:古巴比伦成为最早用法律手段管理国家的典范:我国古代典籍《孙子兵法》关于战争原则的论述至今仍吸引者大量的读者,其中关于战争中的节制和谨慎、速度、灵活性和适应性、战略的运用等思想是与现代企业的战略管理思想息息相通的。
但是,只有在过去的几百年里,尤其是18世纪以来,管理才被系统地研究,逐渐成为一门共同的知识体系,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亚当斯密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虽然是经典经济学说,但他也提出了劳动分工的管理理念。法国经济学家萨伊第一个明确将管理作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同土地、劳动、资本相并列。
到了20世纪初期,呈现了管理理论多样化的趋势,一批管理研究人员强调人力资源或管理的“人的方面”,而另一批人则专注于开发应用数量方法。不同的方法都与同一研究对象有关,他们之间的差异反映出研究者不同的背景和兴趣。泰勒提出了科学管理理论,认为人是经济人、效率至上及实施标准化管理等,为当时的管理理论填补了空白。他的追随者甘特发明了甘特图来改进管理工作,提高效率,并更关心工人利益。科学管理理论的贡献在于其开辟了管理从经验到科学的转变,为其他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法约尔提出了一般行政管理理论或称为组织管理理论,认为经营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提出了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职能和14项管理原则,并构建了金字塔型的等级组织结构,直到现在,一些企业和组织仍然在沿用这种组织结构。韦伯发展了一种权威结构理论,并依据权威关系来描述组织活动。这是一种体现劳动分工原则、有着明确定义的等级和详细的规则与制度,以及非个人关系的组织模式,这种组织理论又被称为“官僚制”。这种组织设计适合了工业化以来大型企业组织的需要。
20世纪30年代以后,管理学家们发现,提高人的积极性、发挥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对提高组织的效率更为重要。组织活动成果的大小是由领导方式与工作人员的情绪决定的,由此管理学将研究的重点转向了管理中的人本身,这就是以行为科学为主要内容的人际关系理论。其代表人物是美国的行为学家梅奥,他主张采取行为管理的方法,即通过分析影响人的行为的各种心理因素,采用一定的措施改善人际关系,以此提高工作人员的情绪和士气,从而能产出最大的成果,达到提高组织效率的目的。此后,一大批学者开始以人为研究对象来研究管理问题。马斯洛提出了需要层次理论,他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需求。管理就是在满足个人需要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赫茨伯格提出了双因素理论,他认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从不同的方面来刺激工人进行工作,起不同的作用。对管理者的启示是要重视员工工作内容方面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要使工作丰富化,多方面满足员工的需求。强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行为学家、心理学家斯金纳,他认为,凡须经过学习而发生的操作性行为,均可通过控制“强化物”来加以控制和改造,强化方式有正强化和负强化。期望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弗鲁姆于1964年提出的。认为人的行为是对目标的追求。行为的激发力决定于目标价值的高低和期望概率的大小。管理者必须善于提高目标价值以及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才能有效地激发人的行为积极性。“报酬公平理论”是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于1956年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公平的报酬,才能使职工感到满意和起到激励作用。而报酬是否公平,职工们不是只看绝对值,而是进行社会比较,和他人比较,或进行历史比较,和自己的过去比较。报酬过高或过低都会使职工心理上紧张不安。
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了管理理论百家齐放的局面。如以西蒙为代表的决策理论学派,以享利明茨伯格为代表的经济角色学派,以德鲁克等人为代表的经验学派或称为案例学派,以卢桑斯为代表的权变理论学派,以巴纳德为代表的社会系统学派等。到了20世纪末期,出现了更为具体的管理理论,如戴明的全面质量管理,波尔的战略管理,彼德圣吉的学习型组织等。还有很多相关的管理理论,它们都从不同方面反映了社会的需求。它们始终都要阐明管理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为了实现全社会资源的最有效配置服务的,是为提高全社会的效率服务的。
人们在协调群体的活动以实现一定目的的过程中,根据管理任务和管理对象的情况,制定出达到既定目标的活动方式。如果按照这种方式达到了既定的目标,就说明它是有效的,这种行动方式在人们的活动中经过不断地重复,就逐渐在头脑中固定下来,变成了正确的管理方法。人们一直在管理活动和社会实践中摸索、寻找着正确的、合乎需要的管理方式。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越来越细的专业化分工,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协作关系以及科学技术在生产过程中日益广泛的应用,使得管理方法在实践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和重要了。人们开始把管理方法作为管理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系统研究。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强化管理方法,但它是以金钱为诱饵进行的。法约尔的古典组织理论强调合理的劳动分工和对组织的有效控制,为我们在企业宏观方面提供了指导。梅奥的人际关系理论主张管理必须重视人的心理上的满足并强调对人际行为的激励。因此,人际关系理论的出现,给组织管理带来巨大的变化。人际关系理论渐渐渗入组织管理实践中去,管理学家在这种管理思想中找到缓和劳资关系,提高工人的士气,借以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决策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在管理研究中引入的数学科学等定量方法。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历史的积淀和文化的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的灿烂和辉煌。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是无穷的,影响力是超乎想象的。现实社会中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行业,每一个角落都渗透着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力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传统文化所带来的作用更是处处可见。作为室内设计师们,总想在设计自己的作品时推陈出新,打破所谓“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搞前卫设计。但实际情况都是无论设计者的作品多么的新颖别致,都还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得到解释,始终具有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
因为现代室内设计起源于西方的原因,中国现今的室内设计总是偏向于西方化,当然中式(明清为主)设计除外。但很多中国室内设计师渐渐意识到,中国人出于对西方传统文化的不了解,不能真正体会其设计内涵和寓意,一味的模仿和照搬西方,只会使作品失去其民族性,变得不伦不类。所以要想创造中国室内设计的辉煌,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之上,将传统文化融入其中。
什么是传统文化呢?传统文化就是从古到今人类通过社会实践活动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今天创造的文化,到了一定的时间后也就成为了传统文化。室内设计在各个方面始终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件室内设计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外形(表面特征)、意念、神韵。
设计学是一个十分宽泛的学科范畴,包括装潢设计,装饰设计,景观设计,工业造型设计,服装设计等等。设计学中有一句话叫做“添一笔容易,减一笔难”,其中的含义是指无论是何种类型的设计也包括绘画书法,都秉承“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崇尚运用最少的设计语言或者设计元素,来表达最丰富最精彩的意境,就像是服装设计并不是以服饰上的装饰物的多少来判断优劣; 平面海报的成功与否也不会由线条、图形或者色彩的数量来决定;同样室内设计讲究空间分割合理,空气流通顺畅,反对过多堆砌,过分装修。
“从简不从繁”的创作准则绝不是对细节表现的完全抛弃,相反它是对细节的高度概括和统一,甚至达到了“增一分则肥,减一分则瘦”的地步,对细节的要求惊人地苛刻。其中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此处无声胜有声”以及“惜字如金”,早在几千年前《道德经》中就有说明:“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可见“由繁入简”受到了中国传统老话“冗繁削尽留空瘦”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文化科技更是发展迅速,室内设计也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始终存在于其中,无论室内设计的未来将如何发展,传统文化将永远相伴,也必将发挥其强大支撑和源泉作用,为室内设计的发展提供原动力。我相信,传统文化对室内设计的影响会始终存在,并且发挥更大作用。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管理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与研究性文章比较多,国外如泰罗的科学管理原理,丹尼尔A·雷恩的管理思想的演变:国内如孙耀君的管理思想发展史,郭咸纲的西方管理思想史,杨文士的管理学原理等,不胜枚举。本文或多或少引用了他们的部分结论,他们在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的时候更多考虑了管理与当时社会和人文的发展,而很少从科学技术的发展来研究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本文就科学技术革命这个方向对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进行讨论。
管理理论与管理方法,同人类的一切知识一样,来源于人类的实践活动。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不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技革命的特点就是与生产形成一体化,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不断应用于生产活动与管理实践之中。
20世纪前对管理最重要的影响来自于产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它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动力代替部分人力——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普遍出现。随着产业革命以及工厂制度的发展,工厂和公司的管理越来越突出:这些工厂需要预测需求,保证有足够的原料供应:向工人分派任务,指挥每天的生产活动;协调各种活动,保证机器正常运转和保证产品质量以及为产品寻找市场等。特别是,在家庭手工业中人们很少关心效率,而在大生产条件下,面临按期支付工人工资的压力,如何使工人满负荷工作就变得非常重要。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于是,出现像泰勒和法约尔的古典科学管理理论和古典组织理论。
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随后扩散到欧美其他国家。例如工业革命到达美国后,孕育了纺织工业。1808年美国已经出现了15家纺织厂,一些企业还对早先的英国管理方式进行改进,雇佣了专业管理人员,并使用了蒸汽机。不过在内战前,美国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家庭所有,家庭管理,规模小,技术不发达——这是与其时代特征相适应的:它们以少量的资本投资,服务于有限的市场。随着铁路、轮船以及通讯技术(如电报)的出现,市场扩大了,于是产生了对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需要,在先进机器和大规模生产条件下,提高效率就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因为昂贵的设备(如炼钢用的大型鼓风炉)只有发挥最大的生产效率,才能降低成本,从而降低价格,扩大市场。现由于数学学科的理论发展,使得对管理的定量研究成为可能,研究管理及提高效率的方法大量出现,如运筹学及其优化方法引入管理的各个领域,使其更科学合理和有效。
现代科技革命改变了企业的生产方式、机械力的使用、大批量生产、欧美国家迅速扩展的铁路系统所带来的运输成本的降低等等,也促进了大公司的发展(大型企业首先出现于铁路系统)。如john D.Rockefeller建立了垄断性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Andrew Carnegie控制了钢铁工业的2/3。这些企业需要正规化的管理,因此对规范的管理理论的需求更加迫切。MRP(物料需求计划)、准时生产、生产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逐渐规范。
科学与技术的短时滞要求管理思想的解放与创新,一些旧的管理模式、经验阻碍了生产,就必须吸收和借鉴新的管理思想。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企业内、企业间及企业与客户间的往来数据不断增加,从中发展一些潜在规律和有用知识使企业更好、更合理的发展势在必行。企业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发展,管理幅度相应增加。新的技术与理论如ERP、E-Business(电子商务)、CRM(客户关系管理)、KDD(知识发现)和DM(数据挖掘)开始引入企业管理和部门管理之中,它们是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与数据库结合的产物。
近代应用数学和生物学的研究突飞猛进,相应的知识逐渐体系化,在管理理论中也渗入了相应内容,如模糊专家系统、遗传算法、人工神经元网络等方法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效能。
管理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受现代科学技术革命和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并成长于众多学科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必将得到更快更好和更合理的发展。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 要:文章从社会角度以及环境艺术的角度对城市雕塑的现状进行深入剖析。指出影响城市雕塑的社会因素是:政府领导的城市管理决策水平、规划部门的雕塑规划工作,市民的综合素质等;其次,从环境艺术的角度来研究城市雕塑的问题,提出目前城市雕塑设计中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不善于从创造整体形象的观点出发,不能把雕塑同所存在的空间环境、尺度、形状、文脉背景等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主题的选择、空间的放置、色彩的运用、材料的选取、尺度的经营、意境的制造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提高。
关键词:城市;城市雕塑;环境;艺术;城市文脉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y sculpture from the social angle and the environment art angle. First, it pointed out the social factor affected city sculpture is: The level of government instruction in city management and decision, the project of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the residents and so on; Second, it studied the questions of the city sculptures from the environment art angle, and proposed the main problem in the Xiangtan city sculptures design at present is: it cannot design based on creating overall image, it cannot combine the sculpture with factors such as spatial environment, criterion, shape, culture background organically. In the subject choice, the spatial laying aside, the color utilization, the material selection, criterion management, idea creation many aspects, it need further enhance.
Keywords:City; City sculpture; Environment; Art; City culture
城市是一个集经济、文化、人文、景观、风情等为一体的巨大综合体。随着现代化建设的突飞猛进,变革、整合城市功能尤其是重塑城市形象迫在眉睫,这就使得城市景观形象设计显得尤其重要。城市景观形象是一个城市的社会文化氛围、物质形体空间及其所形成的运作机制的一种综合空间艺术的表现[1]。它的涵盖面很广,包括建筑、绿化、城市空间、城市道路、铺地、城市公共设施、城市雕塑以及城市色彩等。而城市雕塑是其中的重要元素之一,它不仅能美化和装饰环境景观,而且能传达其它艺术形式要素不能取代的信息。因此许多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城市重要交通路口的雕塑可以起到很好的交通导向和城市标志性作用。广场雕塑可以给人们以美的享受和潜移默化陶冶情操的作用。居民小区的雕塑可提高居民的领域感和对“家”的识别性。商业街的雕塑可以为市民增添轻松愉悦的情趣,甚至促进消费。因此,城市雕塑在城市建设中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说城市是一本书,那么城市雕塑就是这本书中精美的插图。好的插图可以为书添色加彩。一座优秀的城市雕塑往往成为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一个时代文化的标志;它既为当代服务,又为未来留下不易磨灭的形象记忆。例如法国戴高乐广场上的凯旋门,门上有激动人心,鼓舞斗志的马塞曲浮雕;我国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浮雕表现了中国人民推翻旧社会,建立新中国的历史画面。
城市雕塑是城市品质的象征,是记录城市历史的画卷,是城市景观中的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们生活互动的纽带,是城市导向功能的标志,是建筑与环境的空间补充,是城市的窗口。但是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城市雕塑对美化城市环境、愉悦居民心情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给城市环境带来负面影响。本文就现代城市雕塑现状中发现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正确指导城市雕塑建设,避免重复建设、浪费资源具有一定的实际性意义。
根据多方面收集资料、调研,发现现代城市雕塑现状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艺术作品的形式就是作品的存在方式。它包含两个密切联系着的方面:一是内容的内部结构,即题材的各种因素或部分的内容联系和组织;一是形象的外观即形象呈现于感官面前的样式,或者艺术作品所借以传达的物质手段的组成方式。艺术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是相互包含着对方的两个概念,二者的辨证关系是:“内容自身包含着形式。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内容与形式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完全一致的。”在成功和完美的艺术作品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是完全统一,不可任意更改的。
我们在评价艺术作品的好坏时,常以其内容和形式完美的结合谓之佳作。雕塑作品也不例外。
城市雕塑艺术是立体的空间艺术和视觉艺术,它是建筑环境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任何建筑小品环境都应与建筑环境相统一。在传统建筑的周边环境中,其雕塑作品应具有传统艺术的形式;现代建筑的周边环境中,其雕塑作品应具有现代风格。这样,才能使环境与艺术得到整体的协调效果。
建筑艺术与雕塑艺术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雕塑艺术与建筑艺术在形式风格、空间、环境文化等方面互为影响,互相渗透,因此,处于同一环境空间中的建筑雕塑在风格上应该和谐统一,换个角度说,就是雕塑、建筑、周边环境三者应协调统一。
任何一件雕塑作品在环境中的出现,都必须与该环境在艺术形式上产生整体的联系和呼应。否则,就会导致雕塑作品与环境空间形式形成冲突。
3、雕塑体量与环境空间冲突人是城市景观环境中的主体。如何使环境景观中占据一定空间位置的城市雕塑在尺度上给人以协调、舒适的感觉,让人们在感知雕塑的审美过程产生愉悦的心理体验,这就需要在使雕塑与环境大小的空间的正确比例关系。环境空间中体量过大或过小的雕塑都不可能给人以最愉悦的心理体验。
那么,雕塑空间与环境空间之间应该拥有怎样的比例才能使雕塑在环境空间中给人们最佳的审美角度?根据人的视距与视域的正确比例,雕塑高度(H)与人的视点到雕塑的距离(S)应该满足以下关系:2H≤S≤3H(如图1所示)为协调。所谓协调就是满足人们自然观赏心理需求。
如果城市雕塑的设置影响了原有环境空间的功能发挥,那么该雕塑就与环境产生了功能冲突。
环境空间的功能主要有:交通功能、导向功能、限定功能等。城市中的每一件雕塑作品无论怎样体现其艺术效果,都不能影响环境空间功能的发挥。
例如在某城市小区里,一尊雕塑立在小区入口(图2)妨碍了该区域消防车道的畅通。小区平面(见图3)。从平面图中我们可以看到,消防通道的净宽只有2.4m,且受到建筑外挑1.2m,高3m的阳台的阻碍,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J16-87(2005修订版)第6.0.9条规定消防车道的宽度不应小于3.5m,道路上空遇有管架、栈桥等障碍物时,其净高不应小于4m。小区雕塑影响了该空间消防交通功能的正常发挥,致使该居住小区存在不安全隐患,应及时调整或拆除。
每座雕塑都具有以其空间尺寸限定其固有空间的功能。这就是雕塑的限定功能。雕塑限定的空间不能与其他功能空间交叉,如交通功能。否则雕塑将影响其他空间功能的正常使用。
城市是人类所创造的最美妙、最高级、最复杂又最深刻的产物。由于它独特的自然(山脉水系气侯)、城市景观(街道、小区、公园、绿地等)、人文和历史背景形成其独特的城市文化。人塑造生存环境,构成不同文化特征的城市,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塑造城市居民的品质。
作为城市环境元素之一的城市雕塑,理所当然要尊重城市文化特点。“城市雕塑景观应该反映城市特定的文化、社会和哲学的烙印。因此城市雕塑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设计现象,它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同时也是人的精神需求的映射”。城市雕塑所蕴涵的文化内容应该与城市文化特点相统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建立了为数可观的城市雕塑,全国各城市的雕塑数量直线上升。这些城市雕塑大部分起到了装扮城市、美化环境的积极作用。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城市雕塑因为材质低劣和制作粗糙而给环境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如某广场的齐白石群雕要表明的主题内容是白石老人光辉而不平凡的一生,为后人提供一个了解和纪念这位伟大艺术家的场所空间。该作品在中国第三届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成就展上获优秀作品奖。但是该作品选用了不宜用于室外、易老化、变裂的玻璃钢,表面覆盖石膏层。该组群雕落成不久就出现老化、开裂现象(图4)。鉴于此情形,齐白石组雕于两年后拆除,采用花岗岩重新制作(图5)。全国城雕成就展上获奖的齐白石组雕从落成到拆除重建,造成资源浪费的事件,足以让雕塑建设者们深深反思。
近几年,城市雕塑建设的脚步日益加快,但在追求效率的同时,出现了部分创意浅薄的雕塑。城市雕塑应表达独特的艺术形态,应强调和追求其文化内涵。缺乏思想深度的雕塑创作,只能是浅薄创意。当前,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多年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雕塑
被市场左右,雕塑家大部分创作处在受口号式的主题、时间等条件限制,影响雕塑创作深入的发挥。因此,要避免创意浅薄的城市雕塑的出现,应该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雕塑家自身艺术水平的提高,二是城市雕塑的建设不能受市场左右。
二十一世纪是信息时代,人们只要坐在电脑前就可以了解到国外许多城市的优秀雕塑。这让国人看到并认识到我们的城雕建设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于是部分雕塑家们开始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创作出一些具有西方风格的雕塑。西方文化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合理的处理继承与发展问题,创作的抽象雕塑作品在环境中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是需要我们建筑师去认真的研究、探索和对待。如果完全不顾城市文化背景,不分场合盲目模仿照搬国外优秀雕塑那就不合实际了,如图6与图7。
城市雕塑是装扮城市的高雅艺术,除了在内容、材料、空间尺度、与周围环境都相适宜的前提下,还应在外观上具备它的完整性和美观性。由于城市雕塑常年露天摆放在外,这就意味着城市雕塑要面临着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时间长久城市雕塑就会失去其光鲜的外观,并逐步失去美观性。另外,由于某些市民文化品位不高,公共道德意识不够强,他们的攀爬踩踏,都将给城雕造成损坏;更有甚者蓄意损坏城市雕塑,使之失去其完整性(图8)。还有人在交通要道口处的城雕边经营小生意、在显眼的城雕上贴广告、写电话号码,(图9)影响了城雕的观赏性,破坏了雕塑的艺术氛围,污染了雕塑及其周围环境。
当前,以城市雕塑为代表的城市公共艺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为实现城市雕塑的健康有序发展,编制城市雕塑规划成为必须。同时,城市雕塑建设还须依赖于优秀的城市雕塑设计、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以及充足的资金来源。针对雕塑问题存在的原因可采取以下整治方案:
1.组织城市雕塑委员会
2.雕塑创作与城市建设统一规划
3.拆除低质量雕塑
4.加强城市雕塑维护管理
5.持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建设城市雕塑
[1] 过伟敏,史明编着.城市景观形象的视觉设计.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2] 陈飞虎.环境艺术设计理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4月.
[3] 第三届城市雕塑建设成就作品集.全国城市雕塑建设指导委员会编.2005.8.
[4] 段有瑞.建筑雕塑与壁画.天津大学出版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建筑防火规范.GBJ16-87(2001修订版),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6] 杨建.浅析抽象雕塑与环境应用. 凉山大学学报,2003年04期.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p#副标题#e#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p#副标题#e#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传统美学观对现代广告招贴设计的影响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审美追求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现代广告招贴设计思想,而广告招贴设计思想反过来又影响着传统民族审美观念。本文论述了传统美学观在现代广告招贴设计中的体现。指出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
【论文关键词】:传统美学 现代 广告招贴设计 影响
传统美学观对现代广告招贴设计的影响
在我国,广告有着悠久的历史。战国时“矛与盾”的口头广告------“韩非子”中所描述的“悬帜甚高”中的“望子”;两宋时期伴随着印刷雕版而产生的“传单”等 (2) p8,都可以看作是广告的雏形形态,都是我国广告历史久远的例证。然而,广告真正成为一种专业性活动并发挥其巨大作用却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才开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的招贴广告艺术,可以说是引进的。招贴画(POST)是广告艺术中比较大众化的一种体裁,用来完成一定的宣传鼓动任务,或是为报导、广告、劝喻、教育等目的服务。在我国用于公益或文化宣传的招贴,称公益或文化招贴或简称宣传画;用于商品,则称商品广告招贴或商品宣传画。而这一切,在国外某些国家通称广告画,或商品广告、文化广告、艺术广告、公用广告。
广告在世界各国的产生和发展都有着共同的规律。它们都是随着商品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技进步、社会发展而发展的。科学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传播手段的革新,无不对广告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如果说1886年出现于巴黎街头的多色印刷的版面画是近代招贴的开始时期,那么我国招贴的产生则以本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四十年代出现在沿海城市的月份牌广告和路牌广告为标志。它们虽然带着一定的半殖民地色彩,但却以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到千家万户,因此,应该说是我国招贴广告的发展与开端(1)p87。建国后的五六十年代,我国的招贴艺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苏联、捷克特别是波兰招贴的影响,在原有基础上思想性与艺术性有所提高,近二十多年来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洞开,也借鉴了美国、日本、欧洲等西方国家的招贴艺术手法。可以说,作为招贴艺术,中国的广告设计工作者吸收和借鉴了不少国外同行的经验和作法。
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的发展,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就要勇于吸收,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无论是从我国早期华夏文化的形成直至达到两汉文化的高峰,还是盛唐文化受到西域、印度文化的影响而发扬光大,无不表明,只有勇于吸收,才能发展,只有敢于继承、善于交融才能最终真正成为自己文化的主人。在招贴艺术方面我们也还是应该“立足中华,面向世界”,既要尊重民族艺术的独特性,体现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又要反映现代人的内在精神追求。在招贴艺术的设计中,我们也要“寻根”,寻找我们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其他民族所不及的思维优势和独特风采。艺术始终要讲内在的延续,一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及被容纳,需要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其中包括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习俗、伦理道德、审美习惯等,构成了潜在的深层文化结构,深锁于民族的心理和精神之中,调节和制约着民族文化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介入。正因为这样,作为外来的招贴艺术,在中国设计者的作品中,时时流露出传统的美学观潜移默化的影响。分析这些影响,肯定某些积极的因素,将会有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招贴艺术。下面,就从这个角度进行一定的剖析。
首先,招贴画传达信息鼓动宣传的作用肯定了它的特殊形式。它不同于架上油画或版画,它要求一目了然,简洁明确,使人在一瞬之间,一定距离外能看清楚所要宣传的事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宣传画往往采取一系列假定手法,突出重点,删去次要的细节、细部,甚至背景,并可以把各个不同的比例,把在不同时间,空间发生的活动组合在一起。并经常运用象征手法,启发人们的联想。因此,它的构思要能超载现实,构图要概括集中,形象要简练夸张,要以强烈鲜明的色彩为手法,突出醒目地表达所要宣传的事物,表现物与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赋予画面更广泛的含义并使人们在有限的画面中能联想到更广阔的生活,感受到新的意义。在这些方面,中国传统的美学观,能够为设计者提供大量的营养。
例如,构思上的“一以当十”、“以少用多”的精炼,构图上“计白当黑”“无画处皆成妙境”的简洁,“疏可走马,密切不透风”的对比关系,“似与不似之间”的形象夸张,都是先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已经在我国招贴艺术的设计中得到充份体现。(4)p68香港著名平面设计大师靳埭强,创作了大量文化招贴。他认为,美的原则有三条:立意——意念先行,以形取神;创新——承先启后,破旧立新;活用——适身合用,灵活生动。这实际上强调的也是老庄的哲学思想,也是中国山水画的表现意境。他主张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融合到西方现代设计的理念中去。他的许多作品都无一例外地体现着这种思想,在其招贴设计《自在》系列中,运用了中国的水墨画技法,融合了现代技术的特殊机理效果,现代又不失传统。在国际“水”主题招贴艺术展中,“水--生命--文化”招贴图形作品,将极其强烈的民族装饰风格化的图形形象作为整幅作品的大背景,进行了丰富而适当的虚化处理,整个画面以黑白极色加以艺术表现,形成了形与色的对立与协调、冲突与融合的视觉效果,构筑了一幅在中国特定大文化场景下的具有视觉冲击力的现代平面图形设计作品。2009年的申奥标志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范例,整个标志造型没有对传统造型的直接借用,而是运用了中国特有的介于似与不似之间的写意手法,恰到好处的传递出“中国结”和“运动员”两个意象。标志不仅体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审美意韵,同时也得到了世界的认同。
前面说过,招贴画属于“瞬间艺术”。好的招贴要做到既要让人“一目了然”还要做到让人“一见倾心”,为它所吸引,顾盼之余,留下较深的印象。这就要求招贴具有精湛的构思。任何艺术,都不能说明一切,特别是像招贴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在有限的时空条件下,能使人过目难忘,回味无穷,那就需要做到“以少胜多”“一以当十”。(3) p72 当然,至今也还有要求艺术叙述一切的观众,向招贴画提出对多幅画的要求,正象向雕塑提出连环画的要求,向快板提出多幕的要求一样不现实。“以少用多”和“由此及彼”是艺术技巧的标志,特别是招贴艺术,它只能从生活的某一侧面而不是从一切侧面来再现现实。任何形象都不过是构成整体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能不能概括其他部分。招贴画中常常有充满画面的颜面特写,一双手,一双眼,一个动态,一个表情,只要是选择最富于代表性的现象,而且着重它的某些特征,它就能构成“言简意赅”的好作品。尽管构图简单,却要求表现出一定的、能吸引人的意境。在“意境”中,客观事物精粹部分得到了集中处理,达到了情景交融,能牵动人的某种情思,某种体验,某种联想。清代一位学者说过,一幅画“与其令人爱,不如使人思”。好的招贴画要能引人入胜,唤起人的联想,引起人的美好愿望,表现意境,就要有手段,我们称之为“意匠”。“匠”字在艺术家心目中有贬意,如“匠气”。但也有褒意,如“匠心独运”,就是人家没有想到的,你想到了。“意匠”是艺术家对客观事物加工的特殊手段,加工手段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艺术成就的高低。唐代诗人杜甫说的“意匠惨淡经营中”、“语不惊人死不休”,说明艺术意境的产生一定要有“意匠”的煞费苦心。“意匠”具体说来就是选材(先取最精粹部分)、剪裁(去污存清),夸张(强调形象的特征)、经营位置(构图)、表现(选项用恰当的技法) (5)p68 ,而这一切,恰恰是我国招贴设计者构思时的主要手段。
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均衡和内在的节律,我国篆刻艺术中有所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布局法则,强调变化中的均衡,这既符合科学上相对的原理,也符合艺术上形式美的规律。这种统一的,生动的,有韵律和节奏的审美感觉,在我国的招贴画中,动与静,疏与密,多样统一,宾主呼应,虚实相生,纵横曲直,黑白对比,重叠交错等传统构图法则中也屡见不鲜。此外,远古的铜器纹样、画像石、金石篆刻、特别是中国画,巧妙的运用白底的匠心。民间剪纸和兰花布粗犷豪放的黑白关系,明代木刻插图的疏密聚散 ,(2)p21都可以在现代招贴艺术的构图中得到印证。
西方传统艺术,基于几何学空间观念,从模拟生活现象入手,借以展示作者的创作思想。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曾经指出:“各种艺术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奠定了传统西方艺术的“模仿”说 (1)p24 。中国艺术家则是有选择,有重点,以“不似之似”、“脱形写神”为艺术追求的胜境,在中国画中经常表现对象时,背景不着一笔。传统京剧舞台除了简单的一桌一椅,别无他物。观众欣赏画,主要不是欣赏艺术家画的什么,而是主要欣赏通过什么艺术手法来表现。欣赏的着眼点在于笔墨、章法、气韵、意境,正如同观众欣赏传统京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技艺和“唱、念、做、打”的功夫。中国传统艺术,突破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片面性,创造了不少规范化的程式,这些师法自然,来源于生活但又经过千锤百炼,概括而又多变的“程式”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炼的美的精华,是积淀了内容要求的形式之美(4) p68 。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艺术家随着时代的要求,赋予它新的活力,常用而常新,这种程式化的处理在我国招贴画的装饰性形象处理上,也常得到应用,显示了夺目的光彩。
我们从来不曾用如实的描写,逼真的再现要求过中国传统艺术,没有人指责某些山水画不符合焦点透视的原则,也没人批评传统戏曲程式化的表演模式,因为我们对自已的传统艺术有一个固定的观念,懂得抽象的形式美在造型艺术中的重要价值。中国传统艺术讲究形神兼备,讲究概括与变形,齐白石“画虾几十年才得其神”,就有一个不断概括,不断深入的过程,最终敢于舍弃虾的次要部分而突出主要特征,使母虾的形象更为完美更为生动。齐白石提出的“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这种说法和石涛的“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说法是相通的。联系他的作品和实践可知,他主张的“不似”正是为了“似”,“不似”其实是在“似”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决不是“似是而非”,而是使形象更有概括性,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 (4)p35 。
再看我们的一些招贴画,就“似与不似”的观点来考察,就形象的简明与富于概括这一点来衡量,很多形象显然不是生活的简单模仿,某些概括的形象显然与素材有很大的差别,由复杂到单纯由繁杂到简洁,必须承认是一种难能可贵的提高。作品的魅力,决不只是以外形的逼真为转移,有时候,欣赏者不是简单地接受宣传,同时也是探索、发现和补充,从而得到欣赏的乐趣,正因为欣赏者有所探索,有所发现和创造,作品的主题,才能产生可深入的影响。这种特点正符合了招贴艺术的要求。靳埭强招贴作品“金、木、水、火、土”招贴图形形象设计,也充分显示了这种文化艺术的精神特征,萦绕着极其强烈的现代主义设计的精神光环。
传统美术的色彩处理,主要是装饰色彩。由于招贴艺术的特征,决定了装饰色彩在画画上所起的作用。装饰色彩具有一定的主观性,这正是广告画面所刻意追求的。“意足不求颜色似”说明了这种关系。宋代苏轼曾画朱竹,有人责难他,难道有红色的竹子吗?他反问:难道有黑色的竹子吗?意思是既然大家对“黑竹”习以为常,为什么不允许画朱竹呢?这说明传统美学观中对色彩的主观想象是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但这种主观想象不等于主观臆造,装饰色彩同样来源于生活实践,同样需要从客观事物中吸取营养。人们常从彩蝶、霓虹、彩霞等自然色彩受到启发而创造出色彩绚丽的装饰效果。装饰色彩的主观性使某些联想,将自然景色“拟人化”。不同的人物由于性格、经历、情绪的不同,对客观事物产生不同的看法,对于某些自然色彩的感受,可以是“绿肥红瘦”,也可以是“怡红快绿”。至于“伤心碧”、“塞烟翠”、“青欲滴”、“绿生凉”这些古代诗人笔下对色彩的不同感受,无论是“伤心”、“寒”、“凉”,说明了色彩给人感受的心理因素。早在宋代画论中就有“炎绯寒碧”的说法 (6)p24 。
这些心理因素,色彩的联想是由于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形成的。我们既反对形而上的把某种色彩硬说成代表某种性格,又不排斥在具体生活中形成某种联想使人产生的感情,这就是传统美学中运用色彩象征性的前提。传统中国画中经常把荷花画得红艳艳的,荷叶只用淋漓的水墨,面对这些形象,人们自然会觉得所画的水墨叶子是绿色的。这是因为画家适应了自然现象相互联系这一科学规律、利用了欣赏者相应的联想作用。同样,一张白纸上,画上几只游动的小虾,人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自然会把大片空白联想成茫茫的水面。在招贴画上,常常也有这样的例证,一张蓝色的画面,上角画几束灿烂的焰火,这块蓝色自然会被人接受为深邃的蓝天。同样是蓝色的底色,画上几块白色的三角帆影,这块蓝色又会被人们视为无边的海洋。一张绿色的画纸上画一对嬉戏的小羊,这绿色就成了如茵的草坪。正因为只是单纯的底色,空间更大了,给人的联想更多了。这种单纯是虚的,但又是实的,观众的想象是抽象的,但又是具体的,这样处理,不仅在形式上不一见其虚,在内容上也因某些启示与联想,使其更充实,更丰富了。“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给人多么充实而深刻的含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兰”我国古代诗人运用色彩象征的手法不是值得我们在设计招贴画时很好的借鉴吗?
以上所述的仅仅是传统美学观对我国现代招贴艺术的一些影响。这些美学观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我们的现代设计思想。当然,我们也在不断受到外来文化设计思想的冲击,同样从中受益匪浅。我们相信,在这种世界规模的文化交流与竞争当中,凡是我们民族确有的长处,决不会丧失,只会发扬光大。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为一种艺术形式,民族声乐演唱能够带给人们美感、情感以及灵感。因此,要想将作曲家写出来的音符与文字变成优美的旋律,并且深刻地表达出歌曲的美好感情,就必须在演唱当中合理利用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形式。纵观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古典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现代民族声乐吸取传统戏曲艺术精华,并推动了传统戏曲艺术效果的发挥。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声乐演唱是艺术表演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民族声乐演唱本身就是一种能赋予人们美感、情感和灵感的艺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只有当在演唱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好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使作曲家写在纸上的音符和字变成富有生机优美的旋律和言语,并能表达出歌曲的思想感情。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的民族声乐深受我国古典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通过对传统戏曲艺术精华的萃取,对于传统戏曲艺术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声乐演唱是一门表演艺术,并且与一般的艺术不同,民族声乐演唱者的表演是发自其内心的感受。与此同时,声乐演唱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通过对传统戏曲艺术精华的凝练萃取,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现代民族声乐体系。
(一)融真情实感于歌词“吞吐”过程
在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之中,其艺术的代表性特点就是“字正腔圆”,“以字带情”,在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漫长的发展史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就是“字”,而传统戏曲的精髓就在于对“字”的吞吐发音。在这个过程中,演员对“字”的吞吐发音效果的掌握程度也是影响到民族声乐的表现效果的重要因素。而在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表现过程中,也是深受传统戏曲艺术对“吐字”的效果的影响。具体的来说,就是在现代民族声乐的表演过程中,通过对吞吐字的“准”“正”“清”的追求,将情感有效地融入进民族声乐表现过程中,并在进行民族声乐的表现过程中,根据情感的不同变换,选取不同的“吞吐”词语的形式,提升现代民族声乐的效果感染力。
民族声乐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是通过吞吐词语来完成的。与此同时,声乐演唱中“吞吐”词语的形式应该来源于民族声乐表演者的生活,进而才能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融入其真实的情感,这也是我国传统戏曲表演传递给现代民族声乐表演的宝贵价值,经过现代民族声乐是艺术家的再创造后,才能进一步通过融情感于“吐字”过程中,体现出现代声乐演唱过程中艺术表达的真实性。具体的来说,在进行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过程之中,只有不断地寻找在演唱之中的切入点,才能够找到演唱的出彩点,提升歌曲对人们的感情度。例如,我国著名的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其进行《我的祖国》这一著名民族歌曲的演唱过程中,通过对“宽”与“河”这两个词的“吞吐”发音技巧的巧妙掌握,给整个歌曲添加上了演唱者对祖国浓厚的爱的情感,增强了整首歌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
(二)融真情实感于演唱“运气”过程
在进行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演唱者的“气”的功力是决定延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家也普遍认为“气”乃歌唱之本,而“运气”的能力则是民族声乐演唱者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针对这样的情况,民族声乐演唱者和戏曲演唱者都要将“运气”作为重点培养的能力之一。“运气”的基本功就在于利用好演唱者的“丹田”部位,首先“气沉丹田”,然后再利用演唱者的腹部活动来控制丹田之中蕴含的“气”,保证民族声乐演唱的艺术表达效果,最终演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与此同时,在民族声乐演唱进行运气的过程中,演唱的“运气”要和演唱者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演唱方式具体的结合在一起。具体的来说,不同的民族声乐音乐作品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也不一样,因此,民族声乐演唱者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演绎的方式也不同,这就需要声乐演唱者融情感于“运气”过程中,提升现代声乐演唱的艺术表现效果。
(三)融真实情感于“唱腔”变化间
我国传统的戏曲表达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唱腔来表现歌曲的思想情感,在我国的传统戏曲中,大部分都具有着浓郁色彩的不同唱腔曲调,并通过利用这些各不相同的唱腔曲调,深刻反映出戏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过总结,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的戏曲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拖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对腔调的拉长,在戏曲中添加上相应的艺术表达词语,进而有效提升戏曲的艺术表现力;第二种是润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该唱腔主要是通过对戏曲演唱过程中应用到的腔调的润色、修饰,提升戏曲腔调的表现力;第三种是甩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该唱腔主要是通过唱腔的快速变化,来提升歌曲的情感表达能力。这三种唱腔对现代民族声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就集中在通过选择不同的唱腔技术,来表达出歌唱者不同的思想情绪过程。
具体的来说,在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过程中,唱腔技巧的表达是多样性的,并且唱腔的表达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民族声乐演唱者选曲上。由于声乐演唱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主要源自于生活,并且声乐演唱的过程主要是民族声乐演唱者将其生活中的情感表述的过程。但是,丰富多彩的唱腔为民族声乐演唱者提供了很多的素材。同时,民族声乐演唱者还需要关注其生活中的情感元素,并且生活中的情感元素更加多样化,从生活中引进的情感才能够更好地打动观众。
(一)把握演唱节奏,将个人情感和演唱融为一体
对于同一首歌而言,民族声乐演唱者不同,演绎出来的歌曲就会带给听众不同的感受,这和演唱者的专业素养、文化修养、审美观点等方面密切相关。“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就算是同一位演唱者在不同时期演唱的同一部作品也会由于个人的情绪、外界环境、阅历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一般情况下,民族声乐演唱者都希望能够将其情感融入其中,一旦把握不到位反而会影响声乐演唱的效果。但是在演唱过程中将自己的个性、情感融入其中,依旧能够感动听众,让广大听众朋友们所喜爱。因此,将民族声乐演唱者有个性的民族声乐演唱融入到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是声乐演唱中情感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把握作品的情感变化,恰当寻找演唱共鸣点
在声乐演唱表演的过程中,和传统戏剧艺术表演一样,民族声乐演唱者需要把握作品的旋律变化,从而采取最有效的情感表达方式将其表演出来。因此,声乐演唱是要求能够表达一定的情感和内容的,要想把观众打动,首先要看一下是否能够将自己打动,如果自己演唱的歌曲不能将自己感动,何来的打动听众呢?演唱不能只依靠娴熟技巧和高亢声音,声音高亢但是没有情感的声音就不能打动听众;技巧完美,但是没有情感帮助也不会得到听众的认可。要想打动听众,必须将情感充分地融入作品中。相反,将情感过分的夸张表达作品,其结果同样事于愿违,依旧打动不了听众。因此,民族声乐演唱者需要把握情感表达过程中的情感变化,进而实现将情感完美地表述出来。
(三)运用丰富的想象,寻找演唱中的共鸣点
声乐演唱作为一种艺术,在声乐演唱表演的过程中还需要民族声乐演唱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只有运用好想象才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同时,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想象越丰富,其情感表达的将会更加充分。为了进一步增强声乐的感染力,民族声乐演唱者应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立声乐的背景、形象和意境等,从而使得声乐演唱的过程更加传神。但是,声乐演唱的想象不是凭空出现的,想象也应该源自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实际生活,再经过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再创造就能够将想象到的意境很好地融入到声乐演唱中,进而就能够将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出来。通过想象,主要是在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头脑中形成生活中有关情感的意境,进而将其通过演奏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运用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情感出来是很重要的。
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民族声乐演唱者首先应该把握作品的内在情感因素,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将这些情感传达给观众,从而与观众在情感方面形成共鸣。同时,通过对我国传统戏曲艺术表达方法的研究,能够有效地帮助现代声乐演唱者将真情实感融入到演唱过程中。因此,现阶段研究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传统民族声乐与现代民族声乐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B2014319。
相关文章: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设计领域渐渐在被“全球化”遮弥,传统装饰艺术日益被机械化的现代设计所替代,但是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社会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且现代设计如有了传统装饰艺术的融入,则会为设计作品注入更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对艺术设计而言,国外新观念、新思潮的不断涌入与中国的现代设计思想相互碰撞。中华传统装饰艺术传承发展了五千年,它对于中国整个艺术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认识、探索并传承传统装饰艺术,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传统;装饰艺术;现代;艺术设计;影响
现代设计的“民族化语言”[1]伴随着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民族文化元素受到高度重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升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以迅猛的速度被挖掘。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创造精神,以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和包容性而自立于世界并绵延不绝,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都会是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中国要深入认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各方面,并从中挖掘、撷取精华,将传统装饰化元素有机地融入现代设计中,不断创作出既具有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作品来,让中国的设计发扬光大,引领世界潮流。
(一)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概述
从古至今,人类追求艺术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的传统装饰艺术不仅仅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及对生活的期盼,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艺术遗产,直至今天演变成一个有着绝对深度与影响力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体系。传统装饰艺术在中国的艺术长河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装饰的概念
装饰即人类以满足实用性为前提,利用不同材质和工艺技术进行的创造性造物活动。创造的物品具有功能性与审美性统一的特点,起到美化生活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创造活动反映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中国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提到:“装饰的本意,无论是对于构造的、平面的,都以实现其调和为目的,以能显现调和美的价值便是要着。”
传统装饰艺术所具有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
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体现在它表现了人类生活之美。从原始的艺术中就可以看出,原始人类对图腾和巫术的狂热崇拜。这些现象全都体现了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
(二)传统装饰艺术的人文价值
装饰是人生存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人劳动创造的一种成果,这种活动或成果无疑是人类的文化表现,而且人类的装饰意志、动机,从一开始便是文化性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作品里都蕴含着人文价值,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意蕴都是特定的,只要出现此类的艺术作品,大家都心领神会,都知道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并达到共鸣。
(三)传统装饰艺术的美学价值
1.意蕴之美
传统的装饰艺术的意蕴之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相一致的。按照性质来分,意蕴之美包括民俗意蕴、伦理意蕴及宗教意蕴等。
2.形态之美
一件艺术品给人们视觉最直观的享受是其形态之美,让人们接受一件艺术品并引起共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们在第一眼看到这件艺术品的时候,能够被其形态所吸引,然后才会关注这件艺术品的内涵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里说的形态包括艺术品的造型、色彩、纹样、虚实变化等表象的诸因素。装饰艺术中的构图需要留白,不求饰满,修饰太多反而给人一种繁琐压迫、呼吸不畅的感觉,所以要适当注意“空”的作用,“空”也是非具象的内涵的补充,这也正印证了传统装饰艺术的本意――装饰的装饰,不装饰的不装饰,这才是装饰的根本。
3.工巧之美
这里所说的工巧主要是指在传统装饰艺术创作中的技术和表现艺术的技巧,前者是具象的外在体现,后者是抽象的创作智慧。其中“工有巧”就是指技术的运用,而“合此四者”中的“合”就是指的表现艺术的技巧,这些因素都具备了,就“为良”了。可见工巧的在传统装饰艺术中的作用之关键。表现技巧经过提炼,使艺术简约化、精粹化、抽象化,表现为以少见多,小中见大,质朴透丰富,单纯浑厚。
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语言日趋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产生于多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交融,民族艺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使传统装饰艺术得到发展,并在现代设计中广泛应用。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在构造传承、图案传承、精神传承等方面。
(一)构造传承
古代的中国人就很讲究整体造型的协调统一,跟周围的环境也要融合起来,室内家具要组合的井然有序,院子里的景物要布置的浑然天成,每一个元素都要服务于整个空间造型,就连天花板都要进行设计修饰以达到整体视觉效果。直至今天的造型设计也深受影响。今天的器物只是为了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观做了一些外形的改变,但是构造原理是不变的。
(二)图案传承
图案是一种符号,是全世界最直接的沟通桥梁,图案也是最能体现地域、时空特色的符号。中国的脸谱艺术用不同的图案代表了不同的身份,一直传承至今。古人创造的龙纹,帝王的服饰都刺绣着龙的纹样,直到今天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还经常出现龙的身影,用来表现恢弘的气势,有很多服装上也都刻画着龙的纹样。
(三)精神传承
精神传承主要指的是传统装饰艺术在哲学、宗教、道德、时代风尚、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延续。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图形、象形文字、彩陶、青铜纹饰及分门别类的造型艺术,中国文化符号总有一些恒常的主题,而它们的表现形式,即它们的造型方式,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总是与当时当地的材料工艺、艺术技巧、社会风尚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
每个地域、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化有很多差异,作为新一代的设计者应该把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使之成为具有民族化个性的设计语言,充分体现我们神秘的东方色彩,使中国的平面设计更具有本土化特色,为国际艺术设计的丰富性提供中国本土的智慧和想象力,从而使我们的设计在国际上拥有独特的竞争力。
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提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丰富了现代设计的内涵,指引了现代设计的潮流。
(一)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
翻开艺术史,不难看出在整个现代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中,传统装饰艺术所给予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传统装饰艺术的启迪和现代艺术家对传统装饰艺术的认识和借鉴,就不会有现代设计艺术的发展和当代面貌,所以说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
(二)传统装饰艺术提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
现代设计创作是由设计元素组成,而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很多元素都传承至今,成为了现代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传统装饰艺术可谓博大精深,古人的智慧也异常高超,创造了许多让处于信息科技发达时代的我们都惊叹的艺术。比如龙的这种形象到今天一直在沿用,为很多设计提供了准确而富有内涵的元素;还有民间的剪纸、刺绣等元素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作为当代设计者,只有深入地了解挖掘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内涵,才能在设计中更好地运用它们。
(三)传统装饰艺术丰富了现代设计的内涵
设计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而传统装饰艺术是体现这一点的最直观的态度。装饰之道就是通过对创作物的色彩、材质、造型、实用功能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在达到实用性的目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甚至在个性化的今天,创作物可以舍弃实用性,但不能舍弃其审美价值,可见人类对美的追求达到了另一种高度。传统装饰艺术的目的跟现代设计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统一,也使得现代设计更加丰富多彩。
(四)传统装饰艺术指引了现代设计的潮流
在现代社会发展下,传统装饰艺术无疑是我们发扬中国特色艺术设计的潮流引线,它代表了中国的古代创作者最原始的设计形态、设计观念、设计元素等,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装饰艺术。近年来,现代设计领域就开始刮起了“中国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色彩、造型等进行设计,使设计更具有韵味。作为新一代设计者的我们应该继续探索并深入挖掘传统装饰艺术的内涵,发扬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风”设计,使之成为现代设计的潮流,所以说传统装饰艺术其实引领了现代设计的方向及潮流。我们应该根据现代人们的需求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制作,使设计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
综上所述,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影响很大,在整个艺术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尽可能地深入了解、探索、挖掘并发扬这些艺术形式与精神,让我们的设计能够为世人所认可、接受,在世界设计领域立于不败之地,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华五千年的璀璨文明与精神,让先人的创造继续传承下去。
从根本意义上讲,装饰艺术使作为人类特有的艺术秉赋和智慧,使人类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是最普遍的艺术形式。现代的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也影响着设计领域的技术和理念,要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设计师,在让自己的设计素养得到更加深厚的同时也应该学习现代设计技术的一些技巧,利用这些技巧,让它们更好地服务于设计创作。
[1]民族化语言在设计领域指的是不同民族创造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征的设计。
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