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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的意义来分别自然与超自然、人与神、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的。因此,西方精神文化中充分发达的是以纯理性分析为基础的唯理论和以彼岸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论,他们的用心是趋向于外在的自然或超越的彼岸。而就中国文化哲学来说,自然被认定内在于人的存在,人也被认定内在于自然的存在,这样在主体与客体、心灵与肉体以及人与神之间便没有一种绝对的分歧,这样中华人文精神便把注意的趋向集中于内在的人生和人心,通过“向生命处用心”和“内在超越”来求得人自身的解放及人与世界关系的和谐,这便是中华人文主义或人文精神的基础。概括言之,这种文化精神重和合、重体验、重内在超越,其要义是通过对人与世界各种关系的恰当把握,通过对人自身的内在感受系统的合理调节,来恰如其分地化成天下。
就本体论的思路说,中国哲人的思考传统不是从绝对客体着眼,纯客观的宇宙本体论在中国历史上向来不够发达,中国传统哲人注重的是价值世界的存在。因此,在宇宙与人生的关系上,中国人重视的是人生,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以人生为本。而在人生与人心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哲人的思路又是以人心为本。在中华人文精神的奠基者那儿,就认定了人生和文化的价值不在天,不在地,也不在神,而是在人自身的心。故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致矣。”(《论语·述而》)又说:“为仁由己。”(《论语·颜渊》)而到孟子则明确指出“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儒家如此,道家也不例外,庄子把老子形而上之道落在人的心上,认为虚、明、静之心就是道,故庄子主张心斋、坐忘。中国化的佛教禅宗主张“明心见性”,实际上是认本心即是佛,不应向外向上追求。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发展到禅宗,即把人的宗教要求也归结到人的心上;所以禅宗又称为“心宗”。到了宋明理学,更把心上升到本体的地位。程明道已称“只心便是天”,对心作了形而上的规定。张载有句名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西铭》)强调的不仅是“天人合一”,而且是以人为本。人不仅与天地同体,而且是为天地立命,做天地灵性。到了王阳明的心学,更是高唱;“人者,天地之心,心者,万物之主。”(《王文斌公全书》卷6《答季明德》)他不但把人当作了衡量万物价值的绝对尺度,而且又把人心当作了赋天地万物以价值意义的本体。
本体论与方法论的合一是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中庸》认为:“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是理想本性,教是对理想本体的追求、体认过程,教化实践过程本身就是道。因此,本体就是人生的创造过程,人生的本体流行就是人生在现实创造中对本体意向的自觉与贯通。在中国传统哲人看来,宇宙的本体就是人生,而人生的本体则是指人生的应当,人生的应当就是人生的理想世界,人生的本体自觉和本体实现就是对理想世界的自觉追求和体认,也就是对天道的自觉体认,“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四书集注·大学章句》)。这样的本体实现状态仍是教的结果,是在现实人生修养中实现的自由完美的人生境界。这种修养的思路是由内至外,由个体心灵至天下,这点在《大学》中表达得最为清楚:“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为次序表明了这个世界最终和谐与否的基础,在于每个个体的心灵。如果每个个体的心灵都能符合“各得其分”的分寸,都能“从心所欲不逾矩”,都能“性道合一”,“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那么,天下的大治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因此,就儒家的本体论而言,是以人生和人心为本;而从儒家的方法论而言,又是以“养心”或“化心”为本。
心如何养?又如何化?儒家哲人们拈出了一个“乐”字,“乐”不仅仅是养心的一种工夫,而且本身就是心的本体。整个儒家人文精神美育品格的要义,就在于如何通过“乐”的修养工夫,达到“乐”的人生境界。《荀子》云:“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荀子·不苟》)《中庸》云:“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唯天下至诚为能化。”《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所谓“诚”、“自慊”都是强调心的一种真实自然、毫无勉强、浑然天成的本体状态。如何达到这种本体状态,按北宋理学开山师祖周敦颐的说法是“寻乐顺化”。①返诚至宋,顺乐达化,通过乐的中介圆融作用,消除天人之间的渣滓与隔阂,使人进入浑然与万物为一体即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之可贵未必肯积极去追求,能“好之”才会积极去追求;仅好善而加以追求,自己犹与善为二,有时不免因懈怠而与善相离;只有到了以善为乐,则善已渗入己身,“于乐处便是诚实为善”(《语类》卷24),此时行善与得乐浑然一体,伦理规范的实行成为个体情感的自觉要求及其满足,这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对于这一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有着非常深刻的体会。在他看来,人生至诚至乐理想境界的达到,除了日常生活中克私的修养和道德的积累之外;还需要“乐”本身的感化。孔子曾云“成于乐”,即人格的最高境须成就于“乐”的熏陶。为何如此呢?朱熹的理解是“乐……可以养人之性情,而荡涤其邪秽,消融其渣滓”(《论语集注》卷4)。在朱熹看来,“人与天地本一体,只缘渣滓未去,所以有间隔;若无渣滓,但与天地同体”(《语类》卷45)。什么是“渣滓”呢?其一,“渣滓是私意人欲未消者”(同上),其二“渣滓他勉强用力,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之意”,“闻乐就可以融化了”(同上)。可见,“渣滓”正是殊相与共相的矛盾处及人与天地之间隔处,“渣滓”本身又含“私欲”和“勉强”两层意思,前者指动机,后者指体验,如果说“私意”的动机还可以由“复礼”克服,那么“勉强”的体验就不仅仅是“复礼”所能奏效的了,单一的“复礼”仍可能使人“不出于自然而不安于为之”,感之以“乐”,就能融化这种“渣滓”而使人“忽而不自知其入圣贤之域”可见理学家们不仅是极端的动机论者,而且是极端的体验论者。他们观察人的标准基本是看其为善或为恶,其次是观其动机为己或为人;最后也即最高的标准是观其内心体验乐或不乐。要达到“乐”的境界,“乐”的工夫是必由之路。“乐”是真、善、美及知、情、意高度统一基础上实现的心灵的自由体验与自由境界,又是实现这种自由境界的必由途径。德国古典美学家康德和席勒都把审美作为心灵自由的唯一标志以及实现这种心灵自由的唯一途径,理学中的“乐”范畴已包含了这样的美学意蕴,理学范畴之中“乐”与席勒的“游戏冲动”有着某种异曲同工之妙。理学家这种以“寻乐顺化”为标志的人生境界和修养工夫,在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中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指出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特别重视道德与艺术,重视人格理想的追求,或者说是以道德与艺术为两大基石,人生境界为一大指归。这并不是本人的创见,而已是为海内外许多学者所大体肯定了的观点。我要强调的是,与其把中华传统的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特征归结为道德的或艺术的,无宁把它归结为美育的。美育以道德人生为指归,以艺术情感为途径,好是两者的有机融合;把美育作为中华传统精神文化或人文精神的基本品格,也许较之单言道德或艺术更契合中华传统精神文化的基本用心与总体特征。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艺术,从来不是纯粹以形式自足,满足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而是载负着深沉的人生宇宙意识及其使命感,执著于“为人生”的艺术。这不但在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之正统与主导,以入世济世为指归的儒家艺术是如此,而且在作为与儒家互补,以超世出世为指归的道家和佛家艺术也是如此。只不过前者是以催人奋发有为、导人入“性情之正”的方式来激励、规范人生,后两者则是以晓人无为而为、顺性自然或摆脱尘世名缰利索、乃至生死恩怨的方式来超度、解脱人生。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基石的道德,也从来不是如康德所谓由“先验理性”、或抽象的绝对的“道德律令”决定的意志自觉,而是融合在具体的人伦情境之中,由具体细微的“语默动静”来实践与体验的人生规范;它的最高境界不是进入对绝对理性的认同或自律,而是通过艺术化的中介,化外在的社会的规范为内在的个体的自觉与满足,达到人生言语举止的艺术化与规范化,“从心所欲不逾矩”,终至“与天地浑然同体”。“善”必须以“乐”为内在体验,中国哲人在艺术中追求的是人格的道德境界,在道德中追求的则是人格的艺术境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文学必在道义中,而道义则求其艺术化。中国之人生乐处,即在是矣。此非中国之文化特质乎?”(《中国文化特质》阳明山庄本,1983年9月:版)艺术与道德的这种有机融合,正充分体现了中华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艺术的人生化、道德化,道德和哲学的艺术化、审美化,这都表明中华文化精神中蕴含着深厚的美育精神。蔡元培先生当年极力提倡“以美育代宗教”来建设中国的精神文明,正有其民族化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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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的包容力角度来说,我们又需要从传统的分“代”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代”是一批制作人员共通的特征现象。“代”不是一个有包容力的商业符号。以“代”作为符号,显然只能解释某一批人符合哪种潮流,和观众是否喜欢看没有关系。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某理发师很擅长做飞机头,飞机头流行时自然很好,但是有一天不流行了呢?假如依赖个体作为符号,那么需要面对的问题更直接,个体黄金期过了怎么办?个体知识产权性价值不稳定怎么办?所以个体作为符号,不能忽视,但也只能作为一个商业电影运行中的暂时性的小符号来处理。
包容力的实质是符号的概括高度的问题,高度不足的符号无法产生足够的囊括范围,留给创作者的空间也就存在不足。且符号系统是一个金字塔,高度越低,相类似的符号就越多,对本符号的消解因素也就越多,如果要给国产商业电影确立一个总的商业符号,包容力不足就会人为地限定了自己的活动范围。但是仅仅有较大包容力的符号也不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业符号,能指过于宽泛的符号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空间很大,却会由于过于宽泛而不知所云进而不知所指,不知所指则无法产生消费信任,这就需要有一定的确切性,即言之有物,能指明确。
符号还需要有所差异,即该符号能与其他相类似的符号产生不同的能指,产生直观的区别;此外,该符号是对应商业活动的消费者的理解而言的,符号的建立者需要立足于消费者的理解来建立商业符号,而不是一个学术概念之上的符号。
参考到前面所说到的符号意义的差异性、包容力、确切性、消费者理解,再结合我国观众可以较多接触的电影生产系,对于我们找到新符号来说可以做一个排除法。
首先,大片对应的就是小片,而小片多以表达生活细节的方式、表达细腻情感的外观出现,这在某个方面与文艺气息产生了不谋而合,至于打打杀杀的对应显然是外观看来思想性深刻且典雅的艺术片,这些符号都基本花落有家,大叙事对应小叙事,大场面对应生活细节,直观对应所谓的思想性,各家的活动空间都比较明确,试图插足的工作也都做过,是否成功,不需再述。假如我们需要从中去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符号,剩下的东西也不能算多。“东方美学”?范围过大,这并不是一个直观确切的符号,只是貌似如此而已。“悲剧”?目前的市场反应来看,国内的观影者接受悲剧,但并不算喜欢悲剧,原因非常明确,电影有数学精确吗?有哲学深刻吗?以悲剧作为旗号,太容易陷入说教,行了思考。在笔者看来,国产商业电影需要健康的生存,从目前的形势来说,百花齐放是美好的目标,但目前市场条件并不算好,多次正面挑战美国大片却并未较大撼动其地位,就是市场做出的回答。所以,目前来说需要国产商业电影集中在一个比较统一的旗帜之下,以差异求发展,形成一个可以代表当前国产商业电影的符号,通过该符号向观众传达一个不断积累的信息——中国国产商业电影确实有自己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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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说:“喜剧是对于比较坏的人的摹仿,然而,‘坏’不是指一切恶而言,而是指丑而言,其中一种是滑稽。”55于是,喜剧的特征是笑,喜剧艺术的特征是滑稽、幽默、诙谐、讽刺……,这是历来研究喜剧的主要话题。但是,纵观喜剧艺术的发展,喜剧的笑中却始终蕴涵着悲剧的成份。阿里斯托芬的笑是一种愤恨揶揄的笑;塞万提斯的笑是悲怆而充满激情的笑;拉伯雷的笑中具有一种伟大的挑战精神;莎士比亚的笑隐藏着反抗专制,弘扬人性的人文精神;莫里哀的笑是战胜人间“恶习”的锐利武器;博马舍的笑是愤怒爆发之前的笑;果戈里的笑是“含泪的笑”;契可夫的笑是笑不出来的笑;尤金·尤奈斯库、塞缪尔·贝克特、弗兰克林·阿尔比的笑则是泪花飞溅的笑。总之,越是细心体会喜剧的笑,就越发感觉到喜剧中蕴涵着人类的悲剧精神,同样,悲剧的生命意识也蕴藏在喜剧艺术中。
悲剧面对残暴与灾难,超越死亡,充分展示精神的伟大与崇高;喜剧面对丑恶,超越生活,充分显示人类对于卑鄙、丑陋、渺小的批判精神,二者都是在为人类的生存寻找一条从有限到无限、从自然到自由、从现实到理想的精神之路。但是,喜剧的笑与悲剧的泪终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悲剧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宣泄完成艺术的显现,喜剧则通过主体内在需要的满足完成艺术的显现。人的生命根植在自然与社会中,就必须接受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在悲剧和喜剧的艺术世界里,由于艺术与人生存在着距离,人们便可以在艺术的创造、接受中获得尽情地宣泄和满足。面对喜剧舞台,人们可以愉悦地笑,尽情地笑,无声地笑……喜剧的笑不同于现实的笑,它与现实的丑陋、低俗、恶意等引发的笑完全相反,它是人的精神超越现实之后的欢欣,是人们追求自由与光明,抛弃丑恶与黑暗的表达,也是人的生命缺憾得到补偿后的满足和快慰。
喜剧的笑还是一种混合着快感与痛感、高尚与宽容、蕴含着悲剧意味的笑。尼采谈论悲剧时说:“从酒神的笑声里产生了俄林波斯诸神,从它的眼泪里产生了人。”361事实的确如此,《伊利亚特》是描绘希腊人的伟大悲剧,可是悲剧的后面却是一群极富喜剧性的导演人间悲剧的诸神。阿里斯托芬的“云中鹁鸪国”里,自由的鸟儿、顽皮的猴子使得人们为自由、幸福远离人间而悲哀。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疯狂痴癫,令人笑得发痴,可是,他的内心却流露着倍受摧残,理想化为泡影的悲哀。莎士比亚嘲笑夏洛克的自私、残忍和冷酷,又流露出对这个犹太人倍受歧视的同情。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极富喜剧性的表演里,人们可以看到,诚实蒙上了双眼,愤怒扭曲成莽撞,美丽遭受亵渎,真理忍受愚蠢的漫骂与鞭挞。果戈里《死魂灵》里的五个地主可恨、可笑,然而,他们的表演却构成了一曲俄国旧式地主衰败的挽歌。契可夫笔下的“小人物”,完全处于作者幽默、诙谐笔调的包裹之中,但正是这种喜剧性,加强渲染了这些小人物的命运悲剧,让人欲哭无泪。甚至有的极富喜剧性的作品,如:莎士比亚的《驯悍记》、莫里哀的《伪君子》、博马舍的《费加罗的婚姻》、契可夫的《套中人》、鲁迅的《肥皂》、《阿Q正传》等等,给·60·予人们的情感不仅仅只是单纯的笑,那些笑中其实已经蕴含着一触即发的愤怒。所以,美国喜剧大师哈里·朗东说,让喜剧是悲剧的愚态,最有趣的喜剧瞬间充满了悲剧意味。
喜剧的笑通常是形式因素引起的,但是,这些形式引起的笑并不都是喜剧的笑,只有笑声里蕴含着人类生命的喜悦和普遍的美感时,它才是喜剧的笑。如果把事物的可笑性和艺术的喜剧性混为一谈,仅仅是利用形式因素把人们从现实生活拽出来,让大家忘情地笑,无生命意义地笑,笑完了再扔回去,这无疑是在玩弄人的生命,让人永久置身于浑浑噩噩之中,使其无力自拔。当然,人的生命需要笑,但笑的欢快离开了与人的生命存在不可分离的现实、离开了生命特有的意义,便会变得一派虚无。也就说,文学的喜剧性不仅来自人与现实世界个别的偶然的碰撞,而且来自人的生命意识与现实性必然的碰撞,这种艺术力量不仅属于主体的感性世界,而且属于主体理性的、非理性的、无理性的世界,它应该具有感性世界之上更广泛、更深刻的生命存在意义的蕴涵,因此,人类的悲剧意识往往在喜剧形式中得以显现。20世纪以来的现代主义喜剧文学中,悲剧意味与喜剧形态总是纠结在一起,把“上帝死了”以后人类的生存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像卡夫卡的《城堡》、奥尼尔的《毛猿》、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萨特的《禁闭》、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冯尼古特的《五号屠场》、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等,既让人们笑得出来,又让人们在笑声中感到悲哀、震惊、恐惧,而回味不已。
20世纪以来,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加速着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恶化,人们越来越强的个体生命意识与严密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立更加尖锐,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得人类面临的迷宫一样的生存陷阱也越来越多。在如此窘迫的生存境遇和生存压力下,人类越发处在悲喜交加的困惑中,更需要喜剧的劝慰和激励。但是,当代人的喜剧并不是无限拓展的寻找快乐和刺激的机体运动,它不能在独立担负起自身命运时突然坠入虚无,毁灭自己。也就是说,当代喜剧依然担负着自身的艺术使命,仍旧要呈现有限生存对于无限境界的追求,呈现人类以超然态度迎接现实的挑战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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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是我国继穆木天、王独清之后全面介绍“纯诗”理论的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诗学的广博知识,在中西诗学的相互沟通与融汇中对纯诗理论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瓦莱里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首次提出“纯诗”概念的理论家。梁宗岱早年留学法国,亲聆瓦莱里的教诲。瓦莱里诗论特别是纯诗理论对梁宗岱诗论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虽早有论者提及,然而,却少有论者分析梁宗岱对瓦莱里诗论影响接受的具体内容以及在中国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对于瓦莱里诗论影响所发生的变异。在此,本文对梁宗岱与瓦莱里的纯诗理论进行比较,辨析二者的异同之处。
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保罗梵乐希,瓦莱里的旧译一引者注)中叙述到:“我,一个异国底青年,得常常追随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或低声叙述他少时文艺的回忆,或颤声背诵韩波、马拉美及他自己底杰作,或欣然告我他想作或已作而未发表的诗文,或蔼然鼓励我在法国文坛继续努力,使我对于艺术底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梁宗岱初识瓦莱里是在1926年。梁宗岱不仅仅是上门求教,而且翻译了瓦莱里的作品。1927年,他将瓦莱里的名作《水仙辞》译成中文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并给于高度的评价:“它那惨淡的诗情,凄美的诗句,哀怨而柔曼如阿卡狄底《秋郊》中一缕孤零的箫声般的诗韵,使大众立刻认识了作者底天才。”写于1928年的《保罗梵乐希先生》不仅描述了瓦莱里艺术的纯粹与完美,而且充分肯定了瓦莱里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这都可以表明梁宗岱对于瓦莱里的推崇。
瓦莱里在《法译“陶潜诗选”序》中有着这样的叙述:“我很惊诧,几乎不敢相信,竟在这位年青的中国人(指梁宗岱一引者注)底诗作中发见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优美的征兆。他底诗积极地比大部分人家求我或勉强我读的诗好。”两个不同国度、不同辈分的人对于诗歌的审美条件有着一致的见解。这正好印证了梁宗岱的一句话:“真正的文艺欣赏原是作者与读者心灵间的默契。”
梁宗岱在回忆自己的艺术道路时指出:“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级的作家:一个是保罗梵乐希,一个是罗曼罗兰。因为禀性和气质底关系,无疑地,梵乐希影响我底思想和艺术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如果我底思想有相当的严密,如果我今日敢对于诗以及其他文艺问题发表意见,都不得不感激他。”由此可以看出,瓦莱里不仅是梁宗岱学识上的良师,也是他精神上的导师。梁宗岱在留学欧洲的七年中没有取得任何外国大学学位也是听从瓦莱里的忠告。在法国邂逅瓦莱里不仅影响了梁宗岱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艺术道路。梁宗岱早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后来之所以提倡象征主义和纯诗理论就是因为在留学法国期间受影响于瓦莱里。可以说,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直接来源于瓦莱里。
然而,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不仅仅是瓦莱里纯诗理论的直接翻版,他在吸取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同时,在融合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转换。下面,我们就分别辨析梁宗岱纯诗理论与瓦莱里纯诗理论的相似与变异之处。
瓦莱里论“纯诗”是从诗歌情感入手的。纯诗就是用“没有实体感的言词”来表达“诗情”的作品,是“完全抛出非诗情成分的作品”。纯诗的“诗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瓦莱里在《纯诗》中说:“至于谈到纯诗情的感受,应当着重指出,它与人的其他情感不同,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一种令人惊奇的特征:这种感受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从这点上来说,诗情的世界显得同梦境或者至少同有时候的梦境极其相似。”由此可知,“纯诗”的“诗情”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情感的纯粹情感,即排除了现实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情感。瓦莱里把“诗情的世界”和具有超验经验的梦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马拉美的直接影响。
梁宗岱给纯诗下了一个长长的定义:“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定义中的纯诗摒除了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以至个人感伤又不能说理,所以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观念和情绪。梁宗岱在下了上述定义之后又接着说:“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且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得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这就是说,纯诗还是要表现情感和观念的,只不过这种纯粹情感和纯粹观念已经融化在诗歌语言的音韵和色彩之中。梁宗岱的纯诗定义中的纯粹观念和纯粹情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它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超脱一切现实性和功利性,进入一个纯粹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要求诗的审美情感驱除世俗性,因而是一种纯净的超验境界。
表现纯诗的诗情和观念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瓦莱里认为,日常语言是“纯粹拱实践之用的工具。诗人的任务就需要在这种实践的工具中找到某些手段,去创造一种没有实践意义的现实。”诗人要从实用的日常语言中创造出一种非实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没有实体感的言词”。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音乐性。他认为:“音乐拥有一个绝对自我的领域。音乐艺术的世界,是音乐的世界,它与杂音的世界泾渭分明。”纯诗的诗情世界就类似于音乐世界,因为它与梦境极其相似,“好像都配上了音乐”。关于纯诗语言的音乐性,瓦莱里又谈到:“这一切借助的是普通语言这一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工具,这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遭到污染,为所有人所使用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从中提取一个纯粹、完美的声音,它悦耳动听,无损瞬间的诗的世界,它能够举重若轻地传达远远高于自我的某个自我的概念。”纯诗语言的音乐性要求从日常语言或普通语言中提炼出一种“完美的声音”来表现某种纯粹情感和观念。瓦莱里认为,“一首诗的价值在于声音与意义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
在梁宗岱的纯诗定义中,语言的音乐和色彩上升到了诗的本体地位,可知梁宗岱对于纯诗语言音乐性的重视。因此,他说,“神游物表”的审美境界“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说:“把文字来创造音乐,就是说,把诗提到音乐底纯粹的境界,正是一般象征诗人在殊途中共同的倾向。”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象征诗人的本质特征。
梁宗岱和瓦莱里的纯诗理论都强调语言的音乐性,然而并不是说诗中没有情感和观念。而且,梁宗岱的“情绪和观念”、瓦莱里的“诗情”都指向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的审美境界,而且这种审美境界都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这是二人纯诗理论一致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梁宗岱受瓦莱里纯诗理论影响的痕迹。
梁宗岱深谙中国古代诗学,在接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同时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变异。他的纯诗理论是中西诗学汇通的产物,因此呈现的面貌便与瓦莱里的纯诗理论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尽管瓦莱里把纯诗的世界同梦境联系起来,然而在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他并没有颠覆理性中心论。纯诗世界之所以不同于日常世界就是因为纯诗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一种“理念世界”。纯粹的写作过程就是排除一切感性的、偶然的因素找到深藏在日常语言背后的纯粹语言来表现深藏在日常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因此,纯诗的写作不是感性摹仿也不是神秘的感应,靠的是理性和抽象思维。瓦莱里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我经常注意到,我的工作不仅要求我置身于前面谈到过的诗的世界,而且还要求我进行大量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这种“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就是抽象思维。因此,他又说:“诗人自有其抽象思维,或者说,其哲学:并且我还说过,它在诗人的行为本身中起作用。”抽象思维的主要作用是“排除非诗情的成分”。因为“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其引起的本能表现力为特征的情感。但诗人的任务不能限于承受这种情感。那些从激动中喷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是纯粹的,它们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所以,这就要求诗人运用抽象思维对这种“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的情感加以扬弃,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情感,即“纯诗”的“诗情”。
梁宗岱认为诗人的创作状态不应是浪漫主义标举的那种为灵感所鼓舞的一蹴而就的情感表现状态,而应是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的状态。他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说:“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象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这是以对“内”的省察的深微达到对“外”的认识的透彻的创作心理状态。然而,“冥想出神”并不纯粹是庄子的内省,而是“双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梁宗岱辨证地看待“凝神默想”时“内”与“外”的关系,认为二者相生相成。
纯诗要求诗人通过寻找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纯粹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通过抽象思维是否能够达到呢?瓦莱里是持否定态度的,“语言的实践的或者实用的功能,逻辑的习惯和结构,以及词汇的无秩序和非理性(这是语言成分的大量不同来源和千差万别的长年积累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这种绝对诗歌的创作无法实现。”所以,“任何诗歌只是一种企图接近这一纯理想境界的尝试。”
瓦莱里通过逻辑推理论证了纯诗的不可能性,而梁宗岱根据中外大量的事例总结出纯诗的可能性。“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因为这是诗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到的,无论有意与无意);姜白石底词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个。”当然,伟大的诗人不只姜白石一人。梁宗岱把陶渊明、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拉辛、歌德和雨果都划入了伟大诗人之列。“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此可见,梁宗岱所指的“伟大的诗”就是“纯诗”。他所举的姜白石的词、屈原的《远游》和《离骚》、荷马的史诗、庄子的寓言、陶渊明的哲学诗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都属于“伟大的诗”,自然也属于“纯诗”。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影响,都要求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纯粹语言,这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现实指称性而具有音乐性。诗人通过这种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并且具有超验色彩的审美境界。瓦莱里继承西方自柏拉图——黑格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试图通过理性和抽象思维来寻找上述的纯粹语言来表现与之对等的理念世界。然而,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探索,瓦莱里发现,与纯粹理念世界对等的纯粹语言并不存在。因此,纯诗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梁宗岱借鉴了庄子“内省”的方式,提出纯诗的写作要通过诗人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并且举出中外大量纯诗的例子说明纯诗的写作是可能的。这和梁宗岱不满中国新诗的现状,试图通过提倡“纯诗”来强调诗的艺术本质并设定一个可及的理想鼓励中国诗人进行探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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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堂吉诃德滑稽可笑之中带着崇高的底子,他所有的完美和不完美共同造就了崇高品性的不朽魅力。这种崇高品性并非是堂吉诃德独有和专属,但是在特殊的年代和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显得更加真实和令人尊重,他的某些表现迄今为止都是令人赞叹,并且愈读愈新的。这种崇高品性形成的不朽艺术魅力有其自身的原因,也有外部的推动共同缔造了他的品格魅力。对堂吉诃德品格分析见仁见智,但是于我而言,用“崇高”概括他是最为合适的。
关键词:崇高;理想主义;悲剧色彩;喜剧色彩;酒神精神;性格复杂性;衬托;现世 艺术魅力
一直以来《堂吉诃德》的喜剧特征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喜剧常是反讽的存在,但是于我而言有二者却是例外――其一是莎士比亚用喜剧“歌颂”,歌颂青春、爱情、友谊等人世间美好之物,让人充满向往;另一个则是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运用反讽手法,但却呈现出一种“含泪的笑”①,不同于任何其它反讽的笔调,情感上不是蔑视,而是基于一种同情甚至是赞美。如果要用一个词概括堂吉诃德,我想只能用“崇高”来形容了,的确他存在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行为,但人类不正是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来滋养吗?当下的为利主义正缺少那种对自由和理想主义的神往。
崇高是一个美学范畴,来源于希伯莱文化和____文化,从最初黑格尔为代表的“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这就是崇高本身最纯粹的表现”②到之后文艺复兴将“崇高”与人本身连接,是一个发展过程,也是一个飞越,主体层面的崇高带给人更多的思考和超越空间。
对于每个个体来说,崇高的呈现都具有侧重点。而堂吉诃德的“崇高”体现在:为自由流浪,追求正义,为理想主义献身,敢于颠覆。同时我认为崇高还应该有一种复杂化的人格,反衬出崇高的底子,因为人毕竟不是神,人的崇高不可能是纯粹的和单一的,复杂化和立体的崇高才是最真实的。如此一来社会才有生命力,才会进步,才能狂热。
堂吉诃德是疯子吗?斐尔丁在《堂吉诃德在英国》的剧本中写道,堂吉诃德对随从桑丘?潘沙说:“桑丘,让他们管我叫疯子吧,我还疯得不够,所以得不到他们的赞许。”③ 堂吉诃德在那个时代是被当成“异端”存在的,他的言行似乎只是成了人们的谈资和笑料,没有力量。但事实上在我看来,完全相反。
堂吉诃德离开家乡,远走他方,没有万全的准备,只是为了自由的一次说走就走,他要当一次勇士,为现世的人做一点贡献。不顾旁人的眼光,一直坚定前行着。在最开始就遇到了不小的困难,这种困难除了物质上的,还有精神上的。
那个时代恰逢文艺复兴,当时对人性和自由剖析甚多,但实际也只是少部分人成为了先驱和号召者,并坚持一如既往去追求和超越,堂吉诃德恰恰是作为塞万提斯的缩影出现的。虽经历并不完全一样,但绝对是作者倾注的大量感情和观察的结果。堂吉诃德带着理想主义去一路裁判,一路为自由去辨析。他始终坚信意志自由,尽管有很多难以置信的虚妄和梦幻。他一共三次出行,直到最终一病不起。
他感染别人,对自由的追求贯彻始终。当他看到犯罪的人们被虐待押解时,他行动了,主动请求,说出了一番伟大的言论:“他们虽然是犯了罪受罚,却不爱吃那个苦头。”和“我认为人是天生自由的,把自由的人当作奴隶未免残酷。”④ 他对自由的信仰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要求,也渴望改变他人,感染他人。我认为这种自由恰好是人文主义的终极体现。
所谓悲剧精神,用酒神精神⑤ 可以充分解释,是一种醉酒状态下生命力亢奋丰盈,狂喜而又狂悲的状态。堂吉诃德的生命状态就是一种悲剧形态,一种酒神精神⑥。所以堂吉诃德的形象不是用来惹人发笑的,而是用来思考的。
堂吉诃德在小说中大战风车,将其看作巨人;又自寻烦恼,与羊群大战等等看似滑稽可笑的场面,我认为是一种生命力的体现,我们关注的应该是他战斗时不懈的勇气,一种昂扬。堂吉诃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个性和人文色彩,他并非是圣人,而是凡人,为人而战,为不公平,为理想主义,为自由癫狂。尽管结局是失败的,但是却值得歌颂。
堂吉诃德的失败在于没有权衡和理性分析,而多数人欣赏他却是因为真正看透了他的本质――固执地坚持理想主义,“含泪的笑”也由此诞生。就连雨果对《堂吉诃德》的评价也是“感人至极”。因此我们不能完全用“功利主义”去评判堂吉诃德的行为对错,而应该从行为的本质去辨别和思考,他体现的更多是一种悲喜杂糅的理想主义精神,也正是现代人缺乏的。
堂吉诃德并不完美,也正是因为这种复杂性造就出的崇高的艺术魅力。
他疯狂,没有拘束;他荒.唐,让人落泪。他到底是聪明还是愚笨?他为自己荒.唐的举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远行为正义而战,被人嘲笑依旧坚持,初读你会大笑,细读实际就是我们自己的影子,但是我们却很少拿出这么大的勇气来实践我们自己的理想和盼望。他也有退缩的一面,也有“堂吉诃德式的精神胜利法”,毕竟有困难时,他也脆弱。
他渴望爱,他并不是为了理想主义献身之后,就是《三国演义》中的脸谱化的人物,做英雄就无情欲的人,或者忠奸不能并存的形象。对杜尔西内娅尊重开启了精神恋爱,他最终放弃放弃自己的理想主义,都表现了他崇高却卑微的一面。
所谓崇高,就是这种复杂性和艰难抉择造就的亦正亦偏。
相比于骑士小说中的骑士人物的单调和肤浅,堂吉诃德简直是伟大的存在。众所周知,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是骑士小说的繁荣时期,分为两条大的主线,一方是关于爱情,一方是战斗冒险。他们是完美的化身,高智慧、高武艺的非凡能力,伟大的人格无任何缺点,让人产生审美疲劳,与现实毫不相符,甚至形成一种落差。而堂吉诃德人物形象的出现却恰恰填补了这种空虚,他的喜剧性格和滑稽的表现让人狂笑,他的悲剧结局也引起了人们的反思和同情,他不再是完美的骑士,而是一个卑微却又充满勇气的勇士,是“人”的写照。
对比之下凸显出了堂吉诃德伟大,他虽然与骑士一样冒险远行,却不是为了展示自己多么伟大,而仅仅为了自由和理想。失败的结局更是让人产生失落感与宿命感,因为形象的立体复杂性而呈现出崇高,使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影子下有凡人视角,才让这个角色有了更大的吸引力。
《堂吉诃德》中大约打造了许多人物的非凡特色,但是这都为了反衬堂吉诃德形象和崇高品性的。
杜尔西内娅是爱情悲剧的代表。杜尔西内娅是堂吉诃德自己编造的名字,原型是堂吉诃德邻村的一个姑娘,她粗鄙却纯真,堂吉诃德赐予她一切美好,但事实上她却是“不存在的”,就连堂吉诃德自己也承认“我平生从来没有亲眼见到过美貌绝伦的杜尔西内娅”⑦。她是一个幻想和寄托,反衬出堂吉诃德的荒.唐与悲哀。他仅仅是天真地认为骑士就应该有一个公主来陪伴,有人曾说“人世间最美好的情感就是单相思”,因为超越了肉欲。
公爵夫妇是看客的代表。他们将堂吉诃德一行人看作小丑,其实这种人的旁观所形成的一种鄙视感是会大大削减信心的,即使他们什么也不做。“悲凄”夫人讲诉自己惨痛的经历,激将堂吉诃德的胆气供人发笑,大家都夸“悲凄”夫人演技太好。
“悲凄”夫人抱住堂吉诃德的脚,恳求他为自己主持公道,又赞美桑丘的伟大,能伺候如此伟大的骑士。当时所有的人包括公爵夫人和知道这出把戏底细的人都笑破了肚皮,暗暗称赞三尾裙表演精湛和到位,把堂吉诃德骗得团团转。难道堂吉诃德一点也不明白这把戏吗?答案是否定的。我觉得他是因为看客而越挫越勇。
参森?卡拉斯科是反派。他与堂吉诃德比武,最终胜利并强迫堂吉诃德许诺“一年之内在家乡不许出来”⑧。卡拉斯科早前第一次计划失败,这一次成功了。他的成功是次要,但是反衬出的堂吉诃德的信守承诺,堂吉诃德并不是行动的矮子,他信守承诺,也敢于迈出步伐。尽管整个过程看起来比较可笑,但是依旧是充满深度的壮举。他想着自己的荣誉还有承诺,虽然有点阿Q式的聊以自慰。
桑丘是表面上的“同道中人”。毫无疑问,堂吉诃德的远行离不开桑丘的陪伴,他一直帮助着堂吉诃德,虽然也闹出过荒.唐事。但本质上二者也是鲜明对比,从物质层面到精神层面二者是不同的,桑丘是一个实利主义者,堂吉诃德却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物质层面堂吉诃德是乡绅,桑丘是牧羊人,堂吉诃德健壮,桑丘矮小,堂吉诃德用理想主义倾注全身,行为荒诞,但却呈现出一种别具一格,毕竟任何正常人都是普通人。
当下的环境功利主义盛行,每个人的追求基本朝物质主义靠拢。堂吉诃德崇高的形象如今竟变成了一种精神化的追求,因为当功利主义极致后必定会产生一种虚无感,而理想主义,对心灵自由的需求就愈发需要了。
另外一方面,当困难愈多时,我们也需要“堂吉诃德式的精神”帮助其支撑,我们并不是外表和物质被填充就满足的动物,我们是一个精神上需要被满足,需要崇高来点亮生活的人。
如今很多人在精神上惨败,正是因为功利主义的愈加泛滥,所以都需要一种崇高来填补。现世条件下,我们需要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帮助我们追寻梦想、自由还有生命力,同时我们也需要堂吉诃德似真似假的疯癫帮助我们度过所有的不幸。
堂吉诃德的影子始终照耀人们前行着。堂吉诃德的形象始终是不完美之下的崇高的精神状态。有人将其评论成一部“闹剧”,但我认为其中呈现出一种不平凡的伟大,稳定注定只能造就平凡,只有颠覆才能凸显崇高。堂吉诃德的双重复杂性让他在凡人之中凸显出崇高,加上一种不完美的残缺造就了真实。
另外一方面,可能有很多人多注重塞万提斯在《堂吉诃德》中讽刺化的笔法,认为他的讽刺是骑士时代小说的终结,或者是标志着西方长篇小说的成熟,这些我都不否认。我只是从另外一种角度去剖析而已,我们应该仰望、羡慕和超越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当下,我们的社会正是缺少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才陷入了腐化糜烂之中,稳定之下是千疮百孔。所以堂吉诃德并不是疯子,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可以让他们反照自己多么安逸,多么丑陋的一面镜子,值得我们思考。
[1]参考《外国文学史》 郑克鲁主编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6月
[2]参考《美学原理》 叶朗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年4月
[3][5][6]参考《堂吉诃德》塞万提斯著 杨绛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年2月
[4]参考《西班牙文学 黄金世纪研究》 陈众议著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年4月
[7][8]参考《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金绍禹译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年4月
①参见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1105153.htm fr=aladdin 2014年11月查询
②黑格尔 《美学》第二卷,第92页,商务印书馆,1979
③杨绛 《堂吉诃德》 译者序,1987年版第4页
④杨绛 译 《堂吉诃德》塞万提斯 著,1987年版,第117页
⑤周国平 译 《悲剧的诞生》尼采 著,1986年版,第1页和第2页
⑥同脚注⑤
⑦金绍禹译 《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版99页
⑧金绍禹译 《堂吉诃德讲稿》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著 上海 三联书店出版 2007版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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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是通过把人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解后画成许多动作瞬间的画幅,再用摄影机连续拍摄成一系列画面,给视觉造成连续变化的图画。它的基本原理与电影、电视一样,都是视觉暂留原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动漫艺术的美学品格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社会的快速发展,使得动漫艺术这种独特的艺术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关注。本文首先阐述动漫的含义,分析动漫艺术的美学特征,结合当代社会的发展实际,指出动漫艺术的审美价值。通过对动漫艺术美学品格的谈论与分析,旨在挖掘出动漫艺术中的美学品格,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动漫艺术;美学;审美价值
动漫作为全球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与讨论。动漫艺术具有独特的审美机制,不断在人们的视野中出现。现阶段,人们已经改变了对动漫的传统认识,不再简单地把它看成是儿童的一种读物,而是通过动漫中的构图和视觉文化来重新审视这个世界和自我的内心世界和形象。随着时代的发展,动漫艺术的概念己冲破了传统范畴的认识,而且向我们牛活中的多个领域蔓延。由此可见“动漫”不仅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它能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
动漫是近些年来的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指的是一系列具有特定运动规律的连续性画面,它是动画和动漫的总称。动漫的产生主要得益于漫画,而漫画是在16世纪末出现,可以说漫画是一种简笔而十分注重内容意义的绘画形式;而动画一般情况下都是指动画片,注重体现把其中人物变“活”的规律运用变化的过程。[1]无论是动画还是漫画都是在绘画的基础上产生,随着时代的发展,动画和漫画都已经成了大众文化中不可分割的载体,进而形成了“动漫”这一概念。
(1)现实与虚幻的结合。
艺术创作源于生活,艺术创作者在日常生活中获取素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筛选、加工与创新,使艺术创作得到升华。但是很多艺术创作者为了使艺术创作更加纯粹、更具美感,往往会创作出虚幻类的艺术,通过虚幻的艺术形式展现出自己的思想感情与价值判断。动漫艺术将现实与虚幻进行了完美结合。动漫创作中营造出了许多“虚假的情景”,意在传达出现实社会中的“真”。在虚幻中体现出“真”、“善”、“美”,是动漫艺术的原则。[2]但是动漫艺术中构建出的这种“虚幻”,不是单纯为了虚幻而虚幻,在虚假背后,蕴藏的是一个期许、一种愿望,这种创作的形象是饱满的,也是另一种真实。
例如,由英国BBC公司和Rag Doll公司一同创作设计的《天线宝宝》,就是由两个基本要素构成,第一要素是“虚幻的园地”,也就是天线宝宝一起生活的乐园――“神奇岛”。在这个小岛上存在很多神奇的景观与事物,激发了儿童的想象思维,提高了他们的创新能力,另一要素就是生活中的“真实情节”,它真实的记录与描述了四个聪明可爱的天线宝宝与一个太阳宝宝在一起生活中的故事,呈现出了孩子们在一起学习、游戏等生活趣事。《天线宝宝》通过把虚假和真实进行结合,使儿童更易于理解与记忆。在动漫世界里,虚假、幻想是还原社会现实的一种有效手段。
(2)人物造型多变。
人物造型在动漫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创作者经常采用多种形式,对人物进行多元化的设计,吸引受众眼球。动漫艺术中的人物通常都是通过绘画的方式来进行设计的,根据人物的不同性格,展现出不同的特点。[3]日本著名动漫大师宫崎骏的作品中的人物就具有丰富的形象。例如,在《龙猫》这部动漫中,尽管故事情节很简单,但是其中龙猫的形象却十分饱满,龙猫呈现出的是一个善良老实、助人为乐,受大家喜爱的形象。在宫崎骏的笔下,龙猫虽然体态较胖,眼睛较小,但是同样具有魅力。站在美学的角度,艺术形象通过精心设计,可以向受众传达出特定的理念与情感,容易博得受众的喜爱。动漫中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形象设计,进而产生的审美感也会不同。
再如《借东西的小人阿莉埃蒂》故事中,首先假定了阿莉埃蒂的小人身份形象,因而,在漫画中人物的构图比例都随之发生了改变,翔在晒太阳时,镜头画面中的鲜花都呈现的是较小的状态,而当主人公阿莉埃蒂进入镜头之后,则给了一个特写镜头,此时在翔的世界里,鲜花则变大了,可是阿莉埃蒂的人物形象依旧很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通过创作者,多样化的人物形象设计,丰富了动漫的内涵,不禁引发人们的思考。展现了不同的人物性格,人物感情和内心世界的变化以及人物性格的不同,都通过多变的人物形象设计来展现,给观众创造了不同的视觉效果,进而产生不同的审美情感。
(3)优美的音乐旋律。
动漫艺术中除了超强的绘画工艺外,音乐效果也为动漫的艺术创作增色不少。音乐是动漫艺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一部受大家所喜爱的动漫都有自己特定的音乐旋律,可见音乐对动漫的重要意义。一些动漫影视的配乐都需要格外精心设计,通过对动漫故事内容的深入剖析,创作出与之相对应的完美配乐。例如,《天空之城》这个动漫配乐,其旋律空旷悠长,渲染了一个奇妙的氛围,天空之城仿佛在空中漂流,同时附带着一个衰败的帝国在游荡,到最后却留下简单的事物,一切好似平淡。动漫作品中,通过配合这样的优美旋律,更加深化了动漫的内涵,激发了人们的感情,引起了共鸣,增强了动漫艺术的欣赏性。
(1)符合大众缓解压力的审美要求。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同时,也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压力。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使人们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动漫艺术是自我的一种外化表现,在现实世界中被各种标准、规范与条条框框所禁锢了的自我,可以凭借动漫来得到释放。由于动漫艺术可以充满艺术幻想,在动漫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不考虑自己的身份,充分享受动漫中蕴含的快乐,尽管这种快乐是虚构的,但表达出的情感却是真实的,没有等级划分,纯粹而简单。因此,动漫被现代社会所需要,动漫是现代人们审美趣味的表达,也是当代社会问题的另一种解说。
(2)展现民族特色与时尚元素。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而使得民族元素在时尚界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地域差异,人们对异域文化不能够深刻理解,但同时也会旁生出一些好奇心理,从而期待着更多的情感体验。[4]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的动画电影《牧笛》,其中就采用了水墨画的技法,并配一首笛音,整个动漫中没出现过一个文字注释,完全依托画面的更替,并配有中国江南特有景色――小桥流水、竹林幽深、田野远旷的风光作为了背景,讲述了牧童“失牛、找牛及得到牛”的故事。
整个动漫影片传达出了深厚的诗情画意,展示出了具有中国风韵的高山峻岭和飞流瀑布,仿佛一幅淡雅的山水画,一曲旋律动听的交响乐、一首质朴的田园诗。从《牧笛》这部动漫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动漫领域中,对民族元素不断提炼与创新,不仅能够彰显出民族的个性,而一种新生律动的运用,也凸显了理性时尚的认同。
随着动漫事业的发展,人们对动漫艺术更加关注。尤其是动漫艺术中的审美元素,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动漫艺术中无论是人物的塑造、构图的形式还是色彩等的搭配,能够给人一种美的享受,影响着人们审美的能力。因此,一定要加强对动漫艺术美学品格的探讨,增强人们情感体验的同时,促进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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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士尼动画影片,是一代人的回忆,而其中的人物造型风格,在过去的90余年中,更是将迪士尼文化传播向了全世界。迪士尼动画影片塑造的人物形象,在造型风格上,不仅有着时间的沉淀,更是一种文化交融和文化发扬的展示。迪士尼动画中人物的强烈空间感和美术风格的运用,在好莱坞电影中,散发出别样的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的喜剧模式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大部分充满了喜剧色彩,男女主人公夸张的性格设定以及充满戏剧性冲突的剧情,让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吸引了大批的观众。本文研究了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的喜剧模式,从电影中身份的设定、性格的设定以及叙事手法三个方面分析电影喜剧表现手法,分析了电影中男女主人公身份悬殊、女强男内敛的性格以及叙事逻辑上的顺畅性等方面所产生的喜剧效果,迪士尼的动漫电影总是在欢闹中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矛盾,故事离奇但却让观众信服,对相关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迪士尼作为享誉全球的动画电影制作公司,创作了多部动漫电影作品,仔细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迪士尼总是喜欢在欢笑吵闹中叙述整个故事,而正规的爱情动漫电影仅有12部,其他的均是喜剧式的爱情动漫电影。这也成了迪士尼动漫电影的一个标签,也是其爱情动漫电影大获成功的重要原因。本文分析了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中的喜剧模式,对研究相关的动漫电影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往往剧情比较夸张,主人公的性格怪诞或者处事原则与平常人不同,电影中的情侣浪漫而且夸张,但是剧情并不复杂,往往与世俗的伦理有关,伴随着家庭的冲突,在主人公的嬉笑打闹中获得圆满的大结局,这种反差常常造成很大的喜剧效果,因此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
一般来说,为获取这种喜剧效果,迪士尼爱情电影在身份的设定上,往往让两个主人公的身份并不对等,身份上有很大的落差,大多数时候地位甚至是天差地别的。这种身份上的差距让故事一开始就有了来自阶层之间的矛盾,由于生活在不同的阶层,主人公之间一开始往往会有价值观的冲突,是一对欢喜冤家。与世俗眼光相悖的爱情,让故事显得疯癫叛逆,但正是这种不符合世俗眼光的情节让整个故事充满了笑料和欢闹。这种模式的故事往往集中了处于不同阶级的人物之间的矛盾,将幽默和爱情融入生活中的反常现象,整个故事离奇甚至有可能荒诞,但是却又都在合理的尺度之内。
在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中,富有的人往往并不像观众想象的那样过得快乐,他们精神上往往比较贫乏,让观众明白金钱并不等于快乐,有钱人同样有他们自己的烦恼和忧愁。在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中喜欢在情感和精神方面弥补贫富差距,这种爱情模式往往会给普通观众带来心灵上的慰藉,缓和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在很多迪士尼的动漫电影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男女主角不处于同一个社会阶级,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让他们的爱情有着一层天然的屏障,这种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为男女主角之间的爱情制造了矛盾和冲突,这点在迪士尼很多动漫电影中都得到了体现,《阿拉丁》《花木兰》《公主与青蛙》《魔法奇缘》《美女与野兽》《风中奇缘》《冰雪奇缘》等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或者是所处的阶级不同,或者是所处的种族不同,这种天生的矛盾是迪士尼动漫电影的标配。
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经典《小姐与流浪汉》和《阿拉丁》中,女主角都处于上层社会,而男主角的身份则较为卑微,在经历重重艰难困苦后,男主人公抱得美人归,成就了爱情的佳话。在电影《美女与野兽》中,女主角对小镇上广受欢迎的年轻猎人的表白并不感冒,她爱上了外表丑陋但是有学识内涵的野兽,虽然这个野兽是被施了魔法的王子,迪士尼的不落俗套在于当女主角献出自己的真爱之吻后,王子的魔法并没有解除,但是她依然选择与野兽在一起。这种人兽之间的爱情本身不符合人类社会的伦理,但是男女主人公依然选择坚持,体现了迪士尼敢于打破常规的精神。在电影《风中奇缘》中,男女主角之间的结合是对西方社会种族主义的挑战,男女主人公是白人和印第安人,这种跨越肤色的爱情在传统的西方社会是会引起轩然大波的。
在电影《泰山》中,是现代社会的人与野人之间的爱情故事,这属于跨越种族的爱情,虽然野人可能勇敢善良,但是毕竟属于原始人,这是另一种身份上的差距,这种差距让故事充满冲突性。在电影《小美人鱼》中,这种身份上的差距甚至扩大到了食物链上的差距,处于食物链两端的两个主人公相爱了,在电影中人类是水族的天敌,是被鱼王所严厉禁止接触的族群,但是主人公小美人鱼却爱上了人类,这种种族上的矛盾是天然的、不可调和的,但是这种看似荒诞的角色设定,让故事充满了张力,而结局也是沿用了迪士尼喜剧电影一贯的手法,主人公跨越了种族之间的障碍,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迪士尼的爱情电影身份设定上喜欢门不当户不对,正是这种设定造成了故事矛盾的基础,这种不符合社会常规有时候甚至是离谱的设定,并没有让观众觉得反感,创作者总是能够巧妙地设定故事情节,表现主人公的勇敢、善良和机智,这些高尚的品格弥补了身份上的差距,因此,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真正实现了平等,符合美国文化的兼容和开放的原则,受到广泛的欢迎。
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的喜剧效果还体现在对主人公性格的设定上,主人公总是充满了神经质,但是这种神经质并不让观众感到反感,相反这种神经质总是充满了搞笑,与其他角色的一本正经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反差,而由于性别上天然的对立性,在迪士尼的爱情电影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往往较为强势,敢于对男性进行反抗,这样的设定才能保持故事中矛盾和冲突之间的平衡感,使故事的设定不至于倾斜。因此,在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中,女主人公的性格往往较为强势,性格与普通人不同,古灵精怪,她们往往出身高贵,但是却与上层社会的行事准则相违背,或者女主人公是叱咤风云的职场女性。在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中,出身高贵的女主人公往往任性娇气,对于所处阶层有着强烈的不满并且勇于与所在阶级抗争,她们有些行为虽然看似较为怪诞和疯狂,但是正是这种与所处阶层不符的行为举止让角色充满了魅力。
迪士尼爱情电影的女主角大多数与世俗中的人不同,如敢于与鱼类国王所颁布的命令进行抗争的小美人鱼,与另一个种族人类的王子相爱,完全是一个现代女性的行为准则;《美女与野兽》的女主人公贝尔,喜欢读书,在小镇人的眼中显得格格不入;在《阿拉丁》中,公主的宠物是一只老虎,这让人大跌眼镜,并且公主的举止并不符合贵族规范的行为,敢于对父亲决定的婚姻说不,要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女性;《魔法奇缘》的公主刁蛮,敢于用一个平底锅与男性社会斗争。
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大多不是一个举止优雅的淑女,她们有着自己的想法,独立自主敢于与意识形态抗争,而电影中的男主人公虽然所处阶层较低,但是充满智慧和才华,不拘小节,性格内敛,在女主人公的强势下往往成为爱情的猎物。《小美人鱼》中的王子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在小美人鱼的引诱和布局下成为爱情的猎物;《阿拉丁》中的阿拉丁看似聪明勇敢,但是还是比较自卑,需要在精灵的帮助下化身为王子;《花木兰》中的李翔在勇敢机智的花木兰的衬托下则显得十分笨拙,并且缺乏冲破世俗的勇气。迪士尼爱情喜剧电影中的另一个重要角色就是父亲,他们往往充满父爱但又有一颗童心,他们可能外表白发苍苍但是精力充沛,每天生活得都很快乐。《一夜风流》中的父亲对女儿娇生惯养,敢于鼓动女儿逃婚追求自己的幸福,并帮助女儿寻求到了真爱;《阿拉丁》中的老国王是童心未泯的老顽童,喜欢到处飞来飞去;《花木兰》一家的祖先吵吵闹闹,热闹非凡,一群老顽童的模样;《小美人鱼》中的父亲虽然有着严厉的规定,但是对女儿的行为则是持有放纵的态度,甚至为了让女儿寻求真爱,要让位给巫婆,后来在准女婿的帮助下才重得皇位。
总之,在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中,女主角锋芒毕露,十分强势,在她们的衬托下男主人公则较为深沉内敛,在爱情方面较为迟缓,往往成为女主公的爱情猎物,而电影中往往有一位充当助攻的父亲或长者角色,他们慈爱但是又童心未泯,让故事在打打闹闹、充满搞笑甚至是荒诞的情节中推动男女主人公情感的发展,让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充满喜剧的效果。
在叙事上,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大多数都逻辑顺畅,有着固定的叙事模式,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一开始总是因为生活的背景不同而吵吵闹闹,是一对欢喜冤家,双方在每日的吵闹中增进了互相理解并暗生情愫,最终结合在了一起。电影中男女主人公的相遇都发生在机缘巧合之下,而女主人公一般都是遇到了困难,在艰难的环境下男主角总是可以用自己的勇敢和智慧保护女主角,二人经历了重重危险和困难以后,跨越了层级之间的障碍,相爱并最终走在了一起,形成了圆满大结局。
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为了增强电影的戏剧性,通常在男女主角个性的塑造上都会采用比较夸张的手法,而在剧情设置上也比较离奇,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误会或矛盾也比较戏剧性,一般来说在浪漫的外表下反映了尖锐的社会或者阶层之间的矛盾,大起大落的剧情、个性鲜明的男女主角,这就需要创作团队在男女主角爱情发展的铺设上十分自然,否则生硬的剧情转换会让观众觉得结局太过虚假。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重视乡村生活,审视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之间的矛盾,批判城市的商业化行为,因此,当电影中男女主角克服了身份的差距,认识到真情远比地位和金钱重要时,符合观众的价值观和情感。迪士尼抓住了观众的这种心理,在解决男女主人公身份和地位的差异时,完全符合观众的逻辑。在电影《美女与野兽》中,野兽打退了豺狼,救了女主人公贝尔,但是野兽的无礼和强势又让贝尔难以接受,随着剧情的推进,野兽的优点逐步表露出来,二者之间的差距被爱情所填补,贝尔爱上了野兽,并通过真爱之吻让野兽变回了王子;
在电影《阿拉丁》中,公主因为抗拒宫廷的体制而偷跑出宫,因为其出于善良的本性去救助贫困者而触怒了卖食物的老板,幸亏得到了阿拉丁的相助才化险为夷。公主虽然生活优越,但是前来求婚的王子都人品平平,阿拉丁虽然处于底层,但是他勇敢、善良、喜欢拔刀相助,他敏捷地带着公主摆脱追兵,并且也有浪漫的一面,他带着公主观看美丽的夜景,最终俘获了公主的心,这是皇宫所不能带给公主的;在《花木兰》中,李翔教会花木兰武功,并帮助花木兰克服各种困难,在这个并肩作战的过程中,两人相爱了。
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总是充满了喜剧的因素,结尾通常是大团圆,这就给动漫电影的叙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女主人公虽然生活优越,但是精神上较为贫乏,金钱和爱情并不等同,和幸福之间也不能画上等号。在剧情设置上,两个身份地位悬殊的人可以冲破身份的障碍和世俗的目光,最终走到了一起。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大受欢迎的重要原因是它为人们编织了一个梦想,让现实世界中难以实现的事情在电影中进行了演绎,并且在逻辑上十分顺畅,让观众相信这些故事是可以成真的,满足观众情感和心理上的需求。
迪士尼爱情动漫电影的一个重要的标签就是充满了喜剧性,满足观众对于打破阶层的限制的美好愿望。观众通过观看电影,可以实现一种心灵上的狂欢,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给观众平淡的生活中带来一丝乐趣,顺畅的逻辑加上故事的奇思妙想,让观众可以融入电影中,感觉生活中处处充满了奇迹。迪士尼的爱情动漫电影采用夸张的手法让电影充满戏剧性,同时由于身份和性格上的差异,让故事的发展充满笑闹的情节,是对以往社会阶级观念的挑战,为观众搭建了一个新的世界,满足了观众对于生活和爱情的愿望,其追求情感至上的现代爱情观,代表了美国中产阶级的家庭爱情观,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成为爱情动漫电影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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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存在两种文学潮流 :一是激昂凌厉地前行于历史潮流中紧贴政治脉搏的文学 ,一是坚韧地潜行于文化追求的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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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作家是现代文学的见证者和创作者,他们不仅给现代文学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以研究学者的角色对现代文学提出可建设性建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著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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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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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文学是人学思想
古希腊雅典德尔菲太阳神庙的传世格言是“认识你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无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人认识自己。与古希腊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稣基督给世人带来的爱神、爱人如己的福音与诫命,爱成为人最大的理性。其实,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类的先知,无非教导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爱人如己而已。这便是人类教育的终极目的。费希特曾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1]的确,观察天国,就是瞩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体验生命的极乐状态,就是重新发现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时代,人类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神圣世界的律令和人类社会的法则,教育也是围绕着此等核心事件展开的。进入现代,人类的科学研究慢慢地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三大领域,其中自然科学研究慢慢成为统领一切的学科,人文学科原来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学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则也受到自然科学的殖民。与此相应,现代教育也慢慢转变为工具性教育,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挤压,沦为点缀。正是针对这种倾向,英国学者舒马赫曾高声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要传播技术知识,但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权力的人有无足够知识使用权力,就贸然赋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脑,胆大妄为了。全人类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科技的技术知识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不以智慧运用这些知识,反而以流于毁灭世界的方式使用它们。只有当教育能培养更多智慧的时候,才能帮得了我们。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乃是传授价值,但是除非价值体系已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体系,构成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否则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为我们指引迷津。”[2]
的确,舒马赫意识到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终极目的地位,他的呼吁振聋发聩,对日暮途穷的现代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文史哲等学科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居于核心地位,它们的研究和教育就更应该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冯友兰曾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3]其实,这不但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更应该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哲学如此,文学亦然。如果文学不能启发人的灵性,不能抒发心灵,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觉,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么,文学的意义到底何在?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4]人性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社会,通过道德、法律、经济制度等人们只能保守着有限的人性现实,而遮蔽了更为广大的灵性空间。文学就是要把人从狭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来,把人带入灵性空间,充分展示人性与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就是要让个人突破个体化原理与社会化原理的制约,重新领悟到众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让人性向更丰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文学教育到底应该干什么。丹麦著名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早就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5]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也曾指出,文学史的研究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6]。因此,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传授,更不是文学技法的梳理和铺陈,当然也不是为了论证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与历史深处的鲜活生命对话,同时也就是与每个人的人性可能性对话。这其实就是回归到“文学是人学”思想的根源处。1957年,钱谷融为了反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几成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系统地阐述了该思想。在他看来,过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楚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7]。应该说,“文学是人学”表达的是文学不容置疑的真谛,其实也是常识。但即使是常识,从1949年到1976年间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它饱受批判,无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余年,竟然由于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它也无法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普及。
二、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
当前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的主干课程是各门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再加上文艺学基础理论。这些课程教学中都存在着非常惊人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思想基本上被大学师生弃若敝屣。我们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透视一下这种去人学化倾向。一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如前所述,文学史本来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历史,但当前大学文学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那些动人的作家故事,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他们应和着时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们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内涵,他们表达的人学见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学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学流派的兴衰、文学运动的起落、作家的创作特点、创作方法的嬗变等知识性的东西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个十年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第二个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个十年是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如此构造出来的文学史格局中,文学的人学内涵几乎无法凸显。二是把文学视为技法的技术主义倾向。在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分析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史教材还是大学教师都是把相关作品划分为主题和形式技法两部分来分析,但这种分析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为写了个好主题,再加上采用相应卓越的创作方法。例如,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就主要分析他的传统文化批判主题和象征主义、意识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传》就是分析它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和创造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技法。三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文学就是关于诸多价值观的不同表达,而价值多元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处境,但是承认价值多元并不就意味着只能陷于无能为力的价值相对主义。可是,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价值观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没有被梳理清楚,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都对之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柳青乃至革命样板戏等的价值观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扞格难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师能够对之进行人学层面的价值反思的;更多的是采取所谓表面上看是兼容并包而实质上是相对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价值立场。可以说,知识主义、技术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都是把文学教学去人学化的倾向。在这些倾向的主导下,文学无法带来心灵的启迪,无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无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学习文学史仿佛就是为了记住那些基本的知识点,就是知道文学史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应付考试,拿个毕业文凭了事。如此学习文学,无疑是对文学的极大嘲弄,是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彻底颠覆。此种去人学化倾向的原因难以尽数,兹举其要者简略述之。
就社会思潮而言,整个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伴随着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来,裹挟一切。人文科学本是灵性之学,难以适应此种思潮,被边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学亦难逃此劫。在普遍响应的文学无用论中,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自己也丧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强势的自然科学法则的殖民统治,放弃了进一步发展人的灵性之要求。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知识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势殖民所致。而大学文学教育的价值相对主义则主要是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么都行”的犬儒主义式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思潮显示的不是现代人在价值方面的包容和强大,而是无能无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价值差别的虚无主义倾向。应该说,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这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大学文学教育。例如,中国当代文学中,那么多作家大肆书写色情和暴力、表现出颓废情绪的,就很难得到义正词严的分析与批判。此外,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受到现代文明的专业化倾向影响。专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专业化是促进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文学等人文学科而言,专业化却有百弊而无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人文科学也在专业化的名义下分道扬镳,这就直接决定了文学的人学视野急剧地变得狭隘,甚至丧失了人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很难想象像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对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学和相关的历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够成为大诗人,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学生就对文学知识以外的哲学、历史等知识极其孤陋寡闻,如此又如何能够理解文学的人学内涵呢?当然,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无疑也受到当前中国行政化的大学体制的严重影响。大学行政化已经饱受社会舆论诟病,但是要作出些许改变却是难于上青天。别的且不说,单就全国较为统一的文学教科书而言,就严重地加剧了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广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专家)参加编写的,这种集团作战式的教科书基本不可能突出个人创见,更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人学蕴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谓尽可能客观的知识梳理。也许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种个人著述永远不可能成为现有体制中的教科书。
但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需要恰恰不是集体的协作,而是个人的突破,是个人的精神阐扬。现代大学体制的设定也促成了文学的去人学化倾向。可以说,现代大学体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则之上的,而与人文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现代大学体制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功能关系,彼此构成一种交互的功能符号,而不是一种血肉相连、生命可感的有机联系。这种师生关系明显不利于文学的人学传达。大部分大学文学教师仅靠教书谋生,一个讲授文学的教师对文学的美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学制培养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行列中,更是加重了这种去人学化倾向。受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学习文学的大学生往往也认为只是到大学来学点文学知识,不再精心地阅读文学经典,只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占有一点生存资源而已。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文学似乎都是与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可以说,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已经使我们民族内在的人文素质受到极大的伤害。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曾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环顾当今世俗化的中国社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欲狂欢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再人学化
其实,面对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现出深广的忧虑,并尽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现状。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学》时就尽可能地恢复文学的人学面貌。他曾说:“把教材写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9]他就把西方文学视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历史,要从心灵深层揭示西方文学生生不息的运动历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学》就颇获学生好评。台州学院蒋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也试图突出人学的立场,他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中说:“西方文学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人学’的西方文学也始终描绘着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10]因此,他在专著中以文学作品为依据,以人为基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的观点的历史嬗变,力图建构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再人学化努力,不但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也同样意义深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苏州大学文学院朱栋霖教授也试图重新把文学是人学思想贯穿到文学史编写中,从而引导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倾向。
他曾如此发问:“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甚至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与把握,是否可以有一个比社会学更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我想,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是关键,这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观察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拥有与享受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11]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历史等外在社会学论断,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还是对文学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梳理,大都如此。我们不是高扬革命意识形态,就是猛摇现代化旗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无非是社会学层面的潮流。朱栋霖举重若轻地拈出了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演变,由此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实在是重新呼应了钱谷融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文学是人学”之语。但这绝非老调重弹,钱谷融意在呼唤人道主义,而朱先生的“人的发现”具有远为宽阔、远为开放的人学观念,把“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于参编人员众多,史识难以统一贯穿,这种人学思想尚难以统一整体的文学史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笔者以为,今后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要充分地汲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以继续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进富有人学思想的、探索性的、独创性的个人文学史著述,若可能的话,应该鼓励大学教师采用此类著作为教材,而把那些没有独创性的、由众多专家学者协力编撰的偏重于知识性传授的文学史著作列为参考书。教材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学化。而鉴于文学学科的独特性,只有少数独创性的个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数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务必尊重、推崇少数独创性的个人著述。其次,在具体教学中,大学文学教育必须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经验复活起来,让学生能够体味到文学家是如何以他们的独特人生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的。我们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没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学史,也就是没有作家的个人生命体温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是很难感动读者的。再次,对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必须要尽可能地深入到人学思想中来分析,要发掘文学史的人性内涵,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例如,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对曹禺前期悲剧中生命的挣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学内涵,从而也打动人心。最后,必须确立文学的超越性立场[12],也就是人类性的宏阔视界,对相关的价值问题进行精辟而到位的价值分析和追问,要引领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向真善美之极境迈进。有论者在论述苏州作家范小青曾说:“她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深藏的佛理玄机,善于通过对生活的哲理点化启迪读者去发现人生的辩证法,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感悟智慧。”[13]其实,大学文学教育也就是要引领学术从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当然,大学文学教育要求大学师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学的广阔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识到文学从根本上不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客观知识的,而是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超越狭隘的自我,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弘扬我们的卓然爱心的。育人,成人,这才是文学的人学目的。
一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著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著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著,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著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四、文体问题,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文体。传统的文体比较单纯,而现代文体则出现了新的审美趋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诗化小说”、“诗剧”、“散文诗”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变体”,出现各种与传统文体迥异的文体,比如“情景剧”、“荒诞剧”,“新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戏剧等,它们在审美原则和审美追求上与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实上,文体也具有审美性,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具体诸如人物、典型、情节、情境、冲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构成?如何具有审美性?过去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简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语言文字问题,主要是字、词、句、段落、篇章、语音、音调和节奏等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或者说审美性就表现在语言的表述之中,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诗性”,文学语言更注重修辞、旋律和节奏,更注重形象,那么,文学语言的“诗性”是通过字词句章表现出来,这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当然,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迫切任务,不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说,审美批评的重建都是一项紧迫而关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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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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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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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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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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