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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恰好是中国电视剧发展最迅速的时期。政治经济的变迁、生活方式的改变、思想意识的革新,强有力地影响着电视剧的生产。电视剧不仅折射了社会的集体意识和主流价值,也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之一。从第一部大型室内剧《渴望》诞生以来,九十年代女性形象的塑造开始成为提升电视剧收视率的亮点和引人关注、思考的社会热点。此后,女性问题越来越成为电视剧从业人员关注的焦点之一,出现了一大批以女性形象为主人公的电视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电视剧解读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电视剧塑造了诸多典型女性形象,《渴望》中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女强人阿春、《杜拉拉升职记》中新女性形象杜拉拉,描摹了中国改革开放到现代化转型这一漫长时期中中国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社会性文本之外的中国现实社会,也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等方面呈现出巨大变迁。文本与现实的相互折射,为解读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联系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社会性文本 女性形象 社会变迁 文化镜像
从新中国建立至今,各类以中国现实生活为题材的电视剧塑造了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中具备时代典型性的女性形象:从《渴望》中作为传统女性典范的刘慧芳,《北京人在纽约》中作为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代表的阿春,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中象征新时期独立自主女性的杜拉拉。电视剧中女主角形象的演变折射了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中女性从自我意识缺失到角色定位斗争再到回归平衡对话的嬗变,同时也成为了中国社会漫长转型时期的一种文化表征。因此,本文通过对三部电视剧做出本文解构梳理出女性形象的变革,对中国社会在发展变迁过程中方方面面变化的分析了解电视剧形成的宏观语境,进而透析出中国社会发展与女性形象变迁之间存在的丰富文化镜像意义。
著名的女性主义波伏娃认为,“女人并非是生就,而是逐渐形成的”。故而,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构建与呈现则是在相应的特定社会与文化的打磨中形成的。《渴望》、《北京人在纽约》、《杜拉拉升职记》等三部电视剧播放期间都引发了中国民众的高度关注,甚至引发社会大众对于爱情观、价值观乃至人生观的热议。以下就针对三部电视剧文本展开解读,解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的特征及不同时期出现的形象变化。
1.《渴望》――传统女性典范刘慧芳
1990年出品的电视剧《渴望》开创了我国家庭伦理据的先河,它凭借世情、友情、爱情、人情的魅力让千千万万的观众为之牵挂,被称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它创下的巅峰效应成为一个时代的神化。而《渴望》中塑造的中国式传统好女人“刘慧芳”更是成为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这(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因而,在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是男性的附庸品,被安置在一种被动的、从属的位置,而男性则依据他的视角能动选择“观看”。这恰恰是形成了《渴望》这部电视剧高达90.78%收视率的深层原因之一,它遵循男权中心文化的模式制造了一种男性观看的视角,建构了一个符合“看”的主体心目中女性应当呈现的形象,即刘慧芳是一个集合了所有中国民间传统女性优点于一身的女性形象:秀外慧中、善良无私、勤俭隐忍、任劳任怨、甘于奉献、自我牺牲……
简而言之,贯穿《渴望》的主线就是一个“完美”女性在受苦中以一种自我意识缺失的形式按照男权社会的规则完成自我实现。
2.《北京人在纽约》――改革开放奋斗时期女强人阿春
《北京人在纽约》作为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的电视剧讲述了是北京人在纽约奋斗和扎根的故事,与《渴望》中塑造的贤妻良母型女性形象所截然不同的,引发中美两地热议和追捧的电视女主角阿春则是事业型女强人形象。
一个时代的职业女性,甚至是女强人类型,她们都是女性作为主体能够拥有对客观世界中地位、作用于价值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被称为女性主体意识。[]聪明能干、独立自强的阿春身上就表现除了一种女性意识的萌发,不再需要“依附”于男性主体,渴望通过自我奋斗完成价值的创造和认可。一般而言,婚恋、家庭、工作、物质是考量女性在一个社会中存在或生活中的重要量表,《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形象则有意可以摆脱厨房、家庭、琐事、纷争等传统女性相关联的“符号”,并试图通过工作为突破口开展角色斗争,寻求事业上的成功来打破女性作为“弱者”的惯常思维。在男权社会中,“女主内,男主外”的角色设定限制了男女按照既定的模式扮演。从人们获得社会角色的方式来看,社会角色的类型可分为先赋角色和自致角色,所谓先赋角色是指建立在血缘、遗传等先天的或生理的因素基础上的社会角色,所谓自致角色则是通过个人的活动与努力而获得的社会角色。阿春正是希望通过事业活动来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
如果说《渴望》中的刘慧芳以其隐忍、忘我的形象将传统观念中女性的刻板印象进一步确立,那么《北京人在纽约》的阿春则通过“女强人”形象统治荧屏,进而大声宣告公共领域绝非男性的天下,这二者成为了中国电视剧中女性形象的两极。
3.《杜拉拉升职记》――新时期独立自主新女性杜拉拉
《杜拉拉升职记》的热播一度引发了女性的“职场热”,电视剧展现了一个特定阶层的女性群体形象:职场白领。这是一群有着较高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经济相对独立、生活内容相对丰富、最具“现代感”和开放精神的现代女性群体。[]电视剧中的女主角杜拉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外企中通过个人努力而取得成功。由于职场女性白领拥有不薄的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自然而然地传递出一种女性自我独立与自我解放的呐喊,所以杜拉拉这部分形象的设置表明了她不愿沦为男性附属品的独立个性,深切渴望女性话语权。
然而,杜拉拉与《北京人在纽约》中的阿春不同,与女强人阿春相比,杜拉拉不仅仅是会呼风唤雨的女强人,卸下“女强人”面具后的脆弱也构成了这一女性形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杜拉拉职场成功女性的形象必然打破了传统女性的定位,但也跳出了极端女权主义的泥淖。传统女性主义认为妇女受压迫归因于男女差异境遇,因而以“求同的路径诉求妇女的解放”[],而杜拉拉恰恰是选择了一种承认两性差异的方式来寻求平等。在《杜拉拉升职记》中,杜拉拉没有将自己摆在一个与男性对立的位置,也并不试图征服或是被征服,而是通过不断的碰撞、了解和沟通,化解彼此由于经历不同所造成的世界观、价值观冲突,从而化解矛盾,在事业圆满后也收获了爱情的圆满,实现两性之间的平等与和谐,回归了一种家庭与事业的平衡。
二、语境分析:中国社会变迁的一阈
社会语境是我们解读电视文本的钥匙,只有将文本放入到宏观的社会语境中,把握动态的社会发展情境,才能够解码电视文本中隐含的真实面貌。《渴望》、《北京人在纽约》以及《杜拉拉升职记》三部电视剧分别出品于中国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深刻阐释一系列的中国社会变迁才能够捕捉到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嬗变的根源。
社会变迁的步伐从未停止,新中国成立后经历的社会起步与动荡、改革开放洪流冲刷中国大地再到中国现代化转型号角的吹响,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国家、多元文化、开放社会是现代化的基本特征,故而,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结构以及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各方面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一,政治变迁。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今,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从新中国建立到度过了六十年代的大动荡、大分化和大改组,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为呈现欣欣向荣的蓬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确立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引入一条民主化的路径。民主政治,是凭借公共权力,和平地管理冲突,建立秩序,并实现平等、自由、人民主权等价值理念的方式和过程。在社会学中,依据男性和女性群体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差异形成的一种适应社会的主观意识,即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的概念相对。中国传统男权统治社会中,女性作为社会主体所该有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被剥夺的,而民主政治的趋向打破了这种格局,从政治制度上认同了男女平等的地位,创造了男女平等对话的模式。
第二,经济变迁。改革开放后的计划经济加剧向市场经济转型,高度市场化搅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经济回报的提高也进一步吸引了传统家庭主妇迈出家庭的门槛进入到职场,女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家庭,开始走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形成一道道独特的女性职场风景。“女性就业不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发展的基本保证,同时也是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内在需求,是衡量社会文明与进步程度的重要指标”。女性职业形象的塑造也进一步打破了传统性别的刻板印象。
第三,文化变迁。一方面,在转型语境中,中国社会主导文化逐渐后退,九十年代开始大众文化更以一种娱乐化的形式逼退主导文化、重塑精英文化,唤醒了深埋在大众心中的自我个性的声音。大众文化的崛起打破了中国主流文化一枝独秀的局面,形成了中国社会文化多元、开放、包容的局面。而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一直奉行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加速了中西方文化的传递与交流,西方思潮的流入,也进一步导致各种文化价值观念交织与冲突。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广大女性的知识形象也越来越受重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已经消亡,现代社会中,知识水平或文化教育程度也成为了衡量男女的同样指标之一。
第四,社会结构变迁。至2011年,我过城镇人口比重首次超过了50%,这也标志着我国城市化进程已经蔚然成风。城市化进程使得过去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大量农村人口转而成为城市人口,被新兴城市创造出的就业机会所吸纳,而迅速增多的城市女性也更多投入到就业岗位中。另一方面,城市化也促进了中国传统礼俗社会向现代法理社会的迅速转型,依法治国也从法律制度上进一步明确了男女权利与义务的对等。
作为社会性文本的典范,无论是《渴望》、《北京人在纽约》还是《杜拉拉升职记》,这三部电视剧都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特定时期女性生存与发展的普遍境遇。而通过语境分析,又可以看到社会现实与电视文本间的文化镜像意义,因而,以下将借助三个考察电视剧文本中对应的典型女性,考察分析中国现实环境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与中国社会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照。
首先,《渴望》一剧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而电视剧内容设置的时代背景则跨越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可以说是对中国刚刚迎来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一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可以说,中国社会刚经历完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动荡时期,还未喘息又将面临改革开放带来的剧烈转型之痛,这种社会形态的变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冲击也是史无前例的,也因此,传统文化形成一种迅速而决绝的抵抗姿态,电视剧作为一种媒介传播方式成为了捍卫中国主流社会价值观的重要阵地,隐含于该社会性文本之下的是那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写照。
因而,在此时期的电视文本中,“女性形象不可避免地要屈服于一种强制性的、带有性别歧视的凝视”[]之中。扩大而言,传统社会中“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延伸令女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也是依附于男人、孩子或者是家务劳动中,正如刘慧芳所传递出的美好价值一次次体现于照顾弃婴、操持家务、传宗接代、体贴丈夫、孝敬公公等琐碎凡事之中的。刘慧芳的善良、美丽为那个时期的大众树立了一个具象的可衡量的道德标杆,而从这个完美道德标本中流露出的却犹如在传统道德和封建礼教压迫下被彻底磨灭了性情与个性的女人形象,形成了忍让的女性气质以谋求在男权制度下的认同。此外,刘慧芳身上还闪现出另一种主流社会价值观,即女人所蕴含的母性光辉,爱、无私、奉献都是对于母亲刘慧芳的道德“枷锁”,再一次显现了中国社会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心理需求。
而后,《北京人在纽约》出品时间晚于《渴望》几年,是在90年中国市场经济确立的背景下诞生的。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内开放的市场观念、转变的经营模式、革新的生活消费方式,无疑刺激着这一时期国人的神经,新奇、刺激而又恐惧的气氛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大氛围。打开的国门涌入的不仅仅是西方现代化如火如荼开展的文明景观,西方张扬个性、突破常规、力求创新的新思潮也如暴洪般涌入,双重文化的碰撞、光鲜物质的刺激,引发了以“洋插队”的留学生为主的一次大规模移民潮。《北京人在纽约》就是反映当时社会一批知识水平相对较高的精英分子在面对变革迷茫被被美化的“美国梦”所吸引,走上一条前往美国“淘金”却遭遇生存挣扎之路的社会现象。女主角阿春的人生脉络阐述的女性形象也正是表现了该时期社会变迁在中国女性身上烙上的印记。 改革开放以及出国潮的高涨,给长期屈从于男权制度压抑下的女性带来了一丝希望的曙光。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有着深厚的女性主义思潮,西方社会的这种女性自我意识的崛起和成熟也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灌输到中国女性的心田,并且推动了一批具备新知的女性开始寻求摆脱“弱者、他者和附庸”的形象。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将个体存在的需求从低到高依次分成:生理、安全、社会、尊重和自我实现这六个层面的需求。中国社会的开放是导致这一时期女性“复归”声潮产生的导火线,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则为女性通过就业走入公共领域视野提供了丰厚土壤。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传统性与现代性相互交织的矛盾也深刻反映了在那一时期女性形象上,通过艰辛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后往往陷入一种个体的的孤寂,最终也因为婚姻、家庭生活的落败而又陷入到被社会否认的境地。
电视剧《杜拉拉升职记》拍摄的时代背景是中国现代化转型时期:中国在市场经济的洪水猛兽中以一种“中国模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无数的“中国奇迹”,而在中国日益占据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背后,确实隐含着无数由于片面的、激进的追求高速的经济发展、社会改革二产生的隐患,一种“不均衡”、“不持续”的危机正步步逼来。中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这些主要声音也迫使中国主流价值取向的转向,寻求回归与平衡成为了现下时代主旋律。
一个特定的时代,总有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社会心理,并对社会所推崇的女性形象产生重要影像。这一时期指引中国女性发展的是一种全新的理念,正如英国的新女性主义者多丽丝・莱辛在其《金色笔记》中提出:“人类社会是由女性和男性组成的,无论是男性统治女性还是女性统治男性,都是片面的过激的行为。她认为解决女性自由的唯一途径就是摆脱消极无为的思想,积极投入到生活中去,肩负起个体对社会的责任,和男性共同面对困境。只有两性间相互支持、和谐共处才是女性乃至男性实现自由、幸福生活的唯一出路”。因此,《杜拉拉升职记》正是一种顺应时代的言说方式,以杜拉拉为典型的中国新女性不仅仅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而是从家庭、事业这些具象的追求上升到一种心灵层面的追寻和满足。西方的新女性主义倡导者就认识到:“一味追求所谓‘女性话语’的建构有可能诱发新的两性之间的对立甚至斗争,两性和谐共处,既不取决于男性霸权,也不取决于女性主义,而是不仅‘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对方的努力’,还更取决于男性与女性认识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社会性别的努力,这正是当代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以,以主流倡导的女性形象为原型的“杜拉拉”就是以和谐为终极目标,通过对男性个体的认同,实现与其在爱情、婚姻和责任等方面的和解,最终实现彼此的双赢,进入到平衡的发展状态。
早在公元四世纪文学家多纳特斯(Alius Donatus)就曾说“戏剧是人生的模仿”“习俗的镜子”“现实的影像”,而电视剧就是戏剧在现代传媒中的展演。社会性文本以社会现象为描述对象,文本内容透露出中国社会变迁中女性形象嬗变的轨迹,与此同时,文本也对社会产生反向作用,显现出的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走向。
[1]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本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第309页。
[2]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陶铁本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崔丽媛.《流行时尚潮流下职业女性在家庭伦理剧中的形象建构》[J].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第30卷第2期.2013年4月.
[4]王丽英.社会学基础[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5]郝朝帅.《“女性意识”再思辨――解读今年电影中的职场女性》[J].艺苑.:观点关注,第32页.
[6]杨凤.《范式转换:新旧女性主义之间》[J].思想战线,2010年第5期.
[7] 刘海明.劳动就业中女性权益保护[J].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2).
[8] 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M].张卫东,张生,赵顺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6页.
[9]陈飞强.稳定与变迁:女性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对《中国妇女报》女性人物的分析[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年2月.第1期.
[10]薛晓颖.莱辛作品的生态女性主义解读》[J].太原大学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
[11]彭丽华,林桂敏.莱辛与良性和谐的新女性主义[J].求索,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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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心理学要求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为“知人善任”,那么我们必然要在承认两代农民工心理特点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认真剖析两代农民工不同的心理状态。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中国制造业农民工管理模式的变迁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中国制造业农民工管理模式的变迁
近年来,劳动力密集型企业依靠廉价劳动力实现了产品的低成本化,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了后发优势,从而带来了中国经济高速腾飞。而容纳了大批农民工的制造企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企业的代表,必然会在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套严格有序、适应自身发展的管理模式,本文将从人性假设论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
1957年美国着名的行为科学家麦克雷戈在《企业的人性》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经济人假设”和“社会人假设”,之后他结合马斯洛等人的观点,提炼出“自我实现人假设”概念。在他看来,管理的基础在于如何看待人性的本质。“经济人假设”是一种建立在人性恶之上的管理思想,而“社会人假设”将物质利益放在次要因素,更看重人之间的友好相处;“自我实现人假设”则是构建在人性善基础上的管理方法。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一是人都是懒惰的,他们会逃避工作。二是大多数人的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是矛盾的,因此要想达到组织目标必须靠外力。三是大多数人会为了满足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他们会选择那些在经济上获利最大的事去做。四是大多数人是缺乏理智的,不能克制自己,易受别人影响。
“社会人假设”观点和“自我实现人假设”观点内容综合如下:一是人天生勤奋,愿意工作。二是人有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愿望。三是人不是天生就不负责任的,而是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让员工了解组织目标。四是在现代工业社会条件下,普通人的智能潜力只得到了部分发挥。五是大多数人在解决组织的困难问题时,都能发挥较高的想象力和聪明才智。六是人的自我实现要求和组织要求的行为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如果给人提供适当机会,就能将个人目标与组织目标统一起来。
20世纪8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改革造就了沿海经济特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第二、三产业尤其是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大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的推行,加快了科技进步和农业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生产要素得到重新配置,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国家做出政策调整,开始准许农民工在不改变城乡二元制度的前提下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工群体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转型中衍生出的新兴产物,开始了他们“候鸟式”打工务农新模式。
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队伍日渐壮大,尤其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农产品的销售不畅,更是成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制造业转移的直接推力。2006年国务院研究室出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年共有1.18亿人农民进城务工,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3.8%。
近年来,80、90后在走出中学校门后选择跟随他们的父辈进城打工,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及一系列新的社会变化开始出现。与他们的父辈所处的经济转型期不同,他们面对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世界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区域分工明确;“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双重经济形态并驾齐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中国制造业萧条;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迫在眉睫,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拉大;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分离所造成的问题尚待解决。
三、中国制造业新老农民工相异的心理特点
管理心理学要求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为“知人善任”,那么我们必然要在承认两代农民工心理特点存在差异性的基础上,认真剖析两代农民工不同的心理状态。
在国家公布“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小城镇”政策以及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后,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开始涌入城市。通过大量资料研究发现,背井离乡的老一代农民工的内在心理主要有三个特点:
一是经济利益的刺激:城乡之间经济收入悬殊构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因素,据国家统计局推算:2001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2366.4元。其中,非农业收入1066.4元,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率为55%。有关专家在农村实地调查中发现:农民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每亩纯收入分别为200元和1000元;而进城打工每年纯收入为5000元。
二是城市文明的吸引:城市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现代文明的象征。封建社会君主为巩固统治所采用的“重农抑商”政策,将社会劳动力紧紧地捆绑在土地上。而20世纪90年代国家政策的转变,使得原本就渴望感受现代生活的农民,能够有机会走出农村,睁开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他们希望能够通过进城打工来获取“农转非”身份的转变。同时,城市丰富的社会资源,例如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同样构成城市吸引农民进城务工的拉力。
三是土地情结深厚:老一代农民工虽然选择进城务工,但他们所呈现出的是“候鸟式”迁徙方式,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流动,很多人依旧有着“落叶归根”的思想,认为自己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据1999年清华大学的调查显示,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10.3%的人表示不再回乡。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老一代农民工完善自我、事业发展的时期,他们的个性早已在改革之前形成,计划经济的时代背景赋予了他们保守、谨慎的性格特点。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来说,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他们的幼年、少年及青年的成长期,换言之,是他们的性格塑造时期,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所表现出的是带有鲜明的“个人意识”色彩的心理特征:一是注重内在自我的充实:新生代农民工成长在物质生活相对富裕的时期,相较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他们更看重内在自我的丰富。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对深圳富士康集团的“新生代农民工”所做的抽样调查中,超过90%的人明确表示:出来打工,见识处在第一位,金钱则排在其次。同时他们更看重沟通,认为尊严高于一切。二是职业发展意识凸显:老一代农民工“小富即安”的心理,使得他们普遍缺乏长远的就业目标。
而新生代农民工则不同,当他们认为一个企业无法提供给他们职业上升空间的时候,他们会选择离开。但这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加上低学历不具备竞争优势,种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使得他们在企业中晋升加薪的可能性变低,因此在现实中新生代农民工被挤压在一个尴尬的局面中。三是乡土情结式微: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经历与城市孩子更为相似,他们没有像父辈一样的务农经历,对土地的感情淡薄,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回村种田是不可能的事情,父辈们“候鸟式”的生活方式已经彻底过去,“扎根城市,在城市中拥有自己的住房、汽车和社会保障”成为他们的价值取向。四是心理抗压能力相对薄弱:与他们的父辈不同,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食不果腹的艰难岁月,这种经历的缺失使得他们缺少自我排解压力的能力。同时新生代农民工是在他们刚走出校门,没有任何社会经验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城市,开始了打工生涯。年龄上的稚嫩也使得他们心智不成熟成为必然。据广东省调查显示,珠三角经济带的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打工的平均年龄为26岁,而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的外出务工平均年龄为18岁,90后的平均年龄为16岁。
经济利益是构成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决定因素,根据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老一代农民工符合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根据经济人假设,农民追求的是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在选择进城之前,农民将根据市场情况、自身处境、自身利益,从而判断是否继续自己的经济行为。他们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其中务工成本包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两个方面:经济成本包含路费、生活花销、培训费用等,非经济成本包含思乡情感、社会受歧视、子女受教育权利等;而务工收益包含货币收益、技能收益、文化收益等。因此,当务工机会成本越低,务工收益越高,农民非农化转移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代表的企业普遍采用以“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萝卜+大棒”管理模式:一是金钱刺激成为企业用工的首要手段,虽然相比较于美国工人阶层而言,我国劳动力报酬远低于他们工资水平,但是农民在外打工收入远高于他们种田务农所得。通常打工收入是务农所得的2倍以上,部分人甚至高达7-8倍。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沿海地区企业制定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劳动力工资增长机制,使工人工资与企业利润同步增长。二是建立健全严格的控制、监督和惩罚制度是企业管理工人的另一措施,企业内部形成严格组织层级制度,按照马克斯·韦伯的“官僚组织理论”,管理者建构的是以“决策权高度集中、组织结构层次化、权力运行单向化”为特点的组织形式。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老一代农民工为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劳动极大地改善了物质生活条件,丰富了精神文化生活。然而,随着我国今年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转型,尤其是在新生代农民工出现之后,这种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管理方法开始显得不适应企业的发展。2010年1月至11月,发生在富士康集团的14起跳楼自杀事件就是这种管理模式弊端的极端案例。在2011年中央电视台所做的抽样调查中,新生代农民工普遍没有企业归属感和职业上升空间,这反映出这种传统的管理方法无法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
根据前面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心理特点的关键词有:自尊、沟通、自我价值。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符合“社会人假设”,我国经济发展的大局要求现代企业转变管理模式,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特点,笔者提出了新的管理方法:
一是转变传统“以企业利润为核心”的价值取向,树立“员工高于一切”的价值观。现代企业更加注重人的因素,把人看做是企业最重要的资产,信任员工,尊重员工,这有利于员工企业归属感的形成。二
是改变过去自上而下的“命令—服从”式沟通模式,建立双向沟通渠道,让员工参与到企业内部管理中去,满足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
三是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实行轮岗制,提高员工自身的竞争力,为每个员工制定属于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规划”,有利于企业将员工放置到能够发挥他们特长的岗位上,从而达到企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四是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努力将非正式组织利益与企业利益融合在一起,积极与非正式组织里的领导沟通,以了解员工动态,从而增强员工间的凝聚力。
目前,我国企业发展方式的转型带来了管理模式的改变,过去单一的物质刺激管理开始向人性化管理迈步,这中间不可避免地将出现一定问题。因此,对适应中国企业发展的管理方式的探索,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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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的文化,在反思的同时我们不可能不审视文化中的向标。本文主要通过对“狼形象”的梳理来探视现代文学中的复魅现象。借此来探讨文学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系。
关键词:文学;狼形象;复魅
1、狼形象的恶化
随着文明的演进和发展,狼形象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恶魔化”历程。从神话和图腾崇拜中半人半神的狼,逐渐演变为半人半兽的狼,直至到了后期被定性为单纯象征了兽性和野性的一种动物符号。人类远古神话阶段笼罩在狼身上的神性光环消失不见了,自然界中的一个真实物种被简化成了“恶”的代名词。
西方中世纪兴起过捕狼的热潮。“10世纪英国国王埃德加(Edgar Le Pacifiqu)统治时期,下令全国灭狼,有捕捉300只狼以上者给予奖金,因此在欧洲大陆相继形成了一个捕狼高潮。”风靡一时的猎狼运动使欧洲大陆的野狼数量急剧减少,但并没有给野生的狼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对狼来说,真正的灾难发生在__诞生后。__禁止将神性赋予自然界,开始了对自然的祛神秘化,人成了自然界中的独白者。正如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所说:“人与剥去了昔日神性光环的自然环境分离,人获准掠夺不再神圣的环境的权利。人类曾经怀着敬畏之情看自然,而这种情感遭到了犹太一神教的排斥,犹太教、__和伊斯兰教都是如此。”野性和兽性是与宗教推崇的光辉人性截然相反的,对人性的颂扬把狼从神圣的祭坛赶了下来,它们不再是人们的文化英雄、救世主。
人类进入农耕与畜牧社会后,人与狼之间的竞争变得更加激烈。野狼在丧失了自己的狩猎地后,为了求得生存有时会捕捉放牧在草场上的牛羊。这种天生的狩猎本能并不能为人所谅解,狼成了人类私人财产的竞争者。这个形象被固定化,人们的仇狼情结也逐渐积淀下来。
文学艺术,是作为唯一符号动物的人的情感体验载体之一。对于人类的艺术活动来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性化而显现出来了。”对狼的种种情结通过各种艺术形式传承下去,人们的仇狼情结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文学中随处可见:
秦国之俗,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淮南子》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栗,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白居易:
《杜陵叟》
汉人乃步卒,吾人则骑士。驹犊群岂能抗拒豺狼。
——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
虐人害物的暴政、残暴无序的统治等等都可以以“豺狼”喻之,汉民族对狼的仇恨从这些诗句中可见一斑。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中,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左拉的《人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玛佐夫兄弟》、《地下室手记》等,都有关于狼的描写。作品中的狼形象被抽象为“兽性”的代名词,它们和人性相融合,狼性(兽性)已经成为人物性格的一部分,人的面具下涌动着野兽的气息。狼,作为一种程式化的象征,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作为恶的象征流传下来。狼形象从自然中实体的狼走向了人的内心深处,楔入了文化与人格的互动关系中。这一固定化的程式在二十世纪有了新的改变。
2、现代性中的复魅
“复魅”(又叫“返魅”reenchantment),是对“祛魅”(disenchantment)的反拨。魅,在这里是指自然所具有的神秘性、主体性,以及人对自然应有的敬畏之心。古人认为自然具有主观性和创造性的力量,与之对应,古希腊的有机论即是一种“附魅”的自然观。“祛魅”这一概念最早由马克思·韦伯提出,他否认自然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和感觉。人在科技光环的笼罩下,把自己看成了具有神性的无畏“上帝”,世界上只有大写的人(Man)具有统治权,自然由此被科技祛魅。
“在祛魅的自然中,关于自然的现代科学导致了自然本身的祛魅。关于自然的机械论的,祛魅的哲学最终导致了整个世界的祛魅。”现代科技的进步,世界的祛魅和世俗化消解了传统、历史。在一个近乎科技万能的社会里,人却面临着全球性的生存危机。这些迫使人们反思自身的所为,重新审视自然与人的关系以及人类中心主义学说的弊端。
复魅的自然观就在此背景下产生。“复魅”这一概念最早由大卫·格里芬提出,作为后现代的哲学家,他认为自然应被看做一个有机整体,不再是机械论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的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在科学复魅,自然复魅的过程中,人认识到了“单靠科学,即使我们的科学比现在再发达一百倍,我们也不能生活得更美好。”恢复了人和人、人和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人们才能向“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poetically man dwells on this earth)靠近。
3、中西新变:狼形象的现代表征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了世界,人类陷入各种工具理性的控制中。人却发现自己在创造性的扩张中失落了的恰恰是人的本性,现代人渐渐走向了精神的荒野。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在对抗人的异化过程中,西方兴起了一些新的文化思潮。
六、七十年代以来首先在英、美兴起了新时代运动,这股运动以对文化的反思、“朝后看”为特征,是对理性统治的回拨。与之相随的是一系列回归:发现自我、重归原始、原始思维等等。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狼形象有了一定程度的回归。杰克·伦敦的系列小说,如:《野性的呼唤》、《白牙》、等彰显的是对野性的呼唤;法利·莫厄特的纪实性作品《与狼共度》(Never Cry Wolf)中对一个狼家庭的描绘,让我们重新认识了狼性中有悖于传统观念的一些品质,如团结、忠诚、友爱等;贾平凹从《废都》开始就尝试着寻找狼性,到了他世纪末的实验小说《怀念狼》,狼身上洋溢的旺盛生命强力成了他追寻的主角,并且更强烈地呼唤英雄的重构。
文学作为人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为一种整体而存在的。文学作品不只是作家主体意识的凝结物,更是社会中诸种因素的集合。生态文化的发展使人们重新认识人类、认识自然,不再以自己的利益为标准来衡量划定动物的善恶。这些都促使人们对狼进行再认识,狼的形象不再是单一的,它重新走向了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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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
一、前言
鲁迅弃医从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立人”,改革社会。在鲁迅的早期小说中,农民的命运受到深切关注。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逃避现实者:阿Q;二是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三是抗争失败者:祥林嫂、爱姑;四是迷信愚昧者:柳妈。鲁迅着力描写他们处于沉迷不醒,昏聩、麻木、愚昧、沉滞的精神状态,作者期望通过揭示病态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文将对这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
一、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生活地位极其低下,不过,“阿Q又很自尊”。这种自尊心在阿Q身上并没有变成反抗的力量,相反,却在找理由自譬自解,用“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绝招来逃避现实,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作幻想中的强者地位。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①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②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③鲁迅是这样寄望国人以阿Q为镜子来改革“国民性”的。
二、屈从命运的闰土、七斤
屈从命运者闰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迟滞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驯服老实的他屈从地停留在一条封建统治者规定的界线上,恪守这些统治者制造的许多“法规”、“等级”。 闰土把生活的贫困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屈从命运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心中的反抗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
《风波》中的七斤,与阿Q相比显得较为单纯。但七斤依然是个愚昧麻木的人,当赵七爷胡诌什么“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他深信不疑,以为真的要掉脑袋,他认为是命里注定自己该倒霉,既是命运的安排,就只能屈从了,垂手等待死神的降临。“非常模糊”的他,除了屈从命运是别无他途的了。
《风波》和《故乡》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此时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鲁迅通过对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的形象描写,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被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精神上愚昧麻木,却没有为改变自己悲惨境遇而奋斗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同时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入挖掘,揭示如果人们不觉悟,中国难有光明的前途。
三、抗争失败的祥林嫂、爱姑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劳能干、善良、倔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二十六七岁上就当了寡妇,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继续活下去的权利。可是,灾难和痛苦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而来自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毒辣的“无影脚”也常常踢打她的灵魂。因为她是一个再嫁的寡妇,根据封建阶级的宗教道德戒条,一个再嫁的女人,死后下地狱,阎王爷要把它锯成两半分给两个在阴间相争的丈夫。对于善良的祥林嫂来说,没有希望的来世比今生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加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怖,封建的神权迫使祥林嫂连死也得不到“灵魂的安息”。她从精神和肉体上被彻底摧毁,终于带着对于地狱惩处的无尽的恐惧,结束了她的苦难生命。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作品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祥林嫂的悲剧代表着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同为抗争失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爱姑是一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但她同时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移情别恋,却受到封建势力慰老爷的公开保护,爱姑不甘屈服,她斥责丈夫的不道德行为,为自己的人格和地位进行抗争。但最后,爱姑还是放弃她坚持了三年的抗争,默默地去承受被夫家遗弃的苦痛。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手里,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权做后盾,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是可以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爱姑的个人自发反抗,自然不是封建政权的对手,她的抗争失败是必然的。
四、迷信愚昧的柳妈
迷信愚昧者柳妈,是一个对鬼神虔信的劳动妇女形象。她是一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然而,柳妈的因果报应谬说却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莫大威胁,给她增添了更大的新的痛苦。她向祥林嫂渲染地狱的恐怖,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在迷信愚昧的柳妈看来,祥林嫂在抵抗生活中的不幸时,没有真的死去,而活了下来是“不合算”的,再嫁以后才死,在阴间的苦痛更大。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熏陶下,柳妈认为被迫再嫁的祥林嫂是犯了罪的,为免死后受苦,应该赎罪。被压迫者对旧传统、旧观念的相信和奉行,实际上起着加深自身苦痛,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也是鲁迅最忧愤的地方。
五、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生活的作家,从上述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系列中可以看出,鲁迅是从被压迫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了他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并且有意识的地运用悲剧的形式,揭示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总根源,暴露愚民政策,揭露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用悲剧艺术震撼人心,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意义的目的。“唯其具有泪与悲,才能更动人,引人震惊,催醒人,才更具有振其帮人的力量。”⑤鲁迅对被压迫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不断关注繁华城市建设的今天,作家要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关心九亿农民的命运,关注在今天社会急剧变化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描绘出具有时代特点、充满鲜活个性的农民形象。这就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具有其积极价值,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体现及张扬。
注释:
①《坟·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一卷 225页.
②《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全集第七卷81页.
③《华盖集·.勿然想到》全集第三卷61页.
④《南腔北调集·怎么做起小说来》全集第四卷512页.
⑤《走向鲁迅世界》447页.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陈鸣树.鲁迅思想和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刘正强.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5]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天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6]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7]吴宏聪,范柏祥.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ypes peasants’ images in Lu Xun’s novels. Lu Xun hopes to promote people to be awake and strive for the quality of conducting a person.
Key words: Lu Xun; peasants’ images; feud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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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形象是整个民族历史发展和现代表现的主要环节,文学的发展一直是体现民族形象不断变化的表征。现代文学在语言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的今天,融合了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但同时民族特性也是其根本内容之一。本文从民族形象与文学开始论述,分析了现代文学的民族性,讨论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
“民族历史的叙述是建构民族形象不可或缺的一环”,“民族这个形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学来表现的”。因而,文学始终都承担着对民族历史的叙述。
1.民族形象与文学对民族历史与形象的审视和叙述,历来是小说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如王德威所说:“小说的流变与‘中国之命运’看似无甚攸关,却每有若合符节之处。在泪与笑之间,小说曾负载着革命与建国等使命,也绝不轻忽风花雪月、饮食男女的重要。小说的天地兼容并蓄,众生喧哗。比起历史政治论述中的中国,小说所反映的中国或许更真切实在些。”在国度、族群之中,与生俱来的生理上的特征时时都会提示他们自己来自何处。远离了曾经的家国,在日益向新的民族文化的融人过程中,他们的视角摆脱了过去的单一文化的束缚,能够“同时以抛在背后的事物以及此时此地的实况这两种方式来看事情,所以有着双重视角,从不以孤立的方式来看事情,这意味着一种观念或经验总是对照着另一种观念或经验,因而使得二者有时以新颖、不可预测的方式出现:从这种并置中,得到更好,甚至更普遍的有关思考的看法”。
民族形象不仅是政府的事,也是每一个公民的事,每一个中国人都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形象。从最细微的国民个人的一言一行,到企业、机构等在对外经贸往来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乃至一件出口商品质量的优劣,都影响着人们对一个民族的形象的认知与评价。民族与个人是分不开的,个人形象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形象。在国外,一个人给他人留下不错的印象,就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其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形象也会因此而提升,反之亦然。民族形象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的,不能不说是成难毁易。确立一个民族的形象需要多年时间,失去形象却只需要几分钟。建立良好的民族形象,不是装出来的、遮出来的,不是支离破碎的行动,不是一种简单意义上的包装,而是要从根本上,持续长远地增强民族吸引力。只有内铸好品质,方能外树好形象。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友谊的不断加深,交流与合作的不断深入,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民族形象更趋正面。随着中国迅速发展壮大,世界更加关注中国。相应地,中华儿女们在与世界日益密切的互动中,也需要自觉地展示和提升良好的民族形象。我们只有弘扬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不断丰富民族特色文化内涵,创作出更多的文化杰作,才能让国家和民族的形象更加美好。
2.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永久性的话题,不仅在与西方文学的对比关系中得以体现,同时也在反映在中国现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对照关系中。纵观对现代文学的民族性的定义,往往通过“传统、本土、中国”等文字来体现传统的中国文学,而现代文学在强调这些品格时,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融入“现代性,世界性”等观念。而这些不同品格性质的文化概念,也正是困扰现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关键点。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并不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古代性”来体现,和30年代“前锋社”等所宣传的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民族性”有许多形式上的区别。新中国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发展使得中国的传统文学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上都与西方文化和文学发生许多的碰撞和关联,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中,西方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起到了一些补充和丰富过程,同时,中国现代文学也给予西方文学更多的色彩,可见,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具备一定的复杂性和兼容性,而不再是传统的纯粹性,不能通过独立化的形式来对其界定。“民族”在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意义上作为现象可以说早已有之,但不论是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古代,由于种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相对封闭,“民族”在中西方的古代都处于自然状态,缺乏“自我意识”。本质上,“民族”是近代以来的产物,是以政治诉求为中心内容的民族主义的产物,“民族”的现象和国家的现象固然在民族国家出现以前很早的时间就已经存在,但民族主义作为历史力量的崛起。
3.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性与民族性的思辨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不可避免受到现代文化复杂性和兼容性的影响,具体来讲,也就是中国现代文学不但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在文化的融合过程中吸收了西方文学的一些优点,但是它不能单纯地被定义为中国古代文学或者西方文学,而是第三种文学,即中国现代文学。不难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已经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民族性有很大的差别。中国古代文学在当时的社会和经济背景下,具备着封闭性,其文化的内涵与表现形式都相对单纯,“世界性”与“民族性”在理论上是相对或矛盾的范畴。而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无论从其内涵还是表现形式上,都要复杂得多,它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在赞美西方文化。特别是现代文学在语言文字的表达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渲染较多,它在传承中国文字的同时,也在吸收西方文化中简洁、清楚、直接的特色,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表现形式更加直白。由此可见,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西方性”它们是相互融合相互统一的。正如朱德发、贾振勇所说:“中国现代文学既有世界文学范围的现代性的同质性,更有特定民族、特定时空的异质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普遍主义的现代性和种族主义的民族性在20世纪中国这一特定时空相遭遇而孕育的独特个性。”“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心理折射和精神展现,民族性是它在20世纪历史选择中形成的一种性格和品质,因此,从宏观的理论角度看,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性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文学。”,我个人认为这个定性是非常准确的,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具备兼容性,它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影响,它的内容和精神方面也就具备了这两种文化的特色,所以,它具有文化“间性”。
但是,社会上有部分人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已经不再具备传统文化的精髓,只是对现代西方文化的模仿和学习,因此,它不具有文化独立性和民族性。对于这样的观点,我本人持反对意见,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在其表现内容和形式上与现代西方文化具有许多非常相似的地方,但是这样的情况正体现着现代文学出现与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文学形式,并不是单纯地模仿和复制,也不能以此来判断中国现代文学不具备民族性。事实上,中国现代文学在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时,其发展的主导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语境,并且中国现代文学在融合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充满了创造和变异,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即现代传统。
4.语言的民族特性
要判断一种文学是否具有其国家民族性,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语言,语言是体现文学“民族性”的重要内容。孙中山认为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有五种力量非常重要,这五种力量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对于语言与民族之间关系,他的观点和论述是这样的:“如果外来民族得了我们的语言,便很容易被我们感化,久而久之,遂同化成一个民族。再反过来,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同化外国人。如果人民的血统相同,语言也相同,那么同化的效力便更容易。所以,语言也是世界上造成民族很大的力。”孙中山先生的这一观点至今仍受到许多人的质疑,部分人甚至认为学习外语也是本国文化的沦丧表现,其实不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具有其科学性和可实践性的,根据语言反映文化传统,文化传统缔造语言特色的这一文化与语言的关系,不难看出,不同国家的语言与其文化传统紧密相连,而掌握一门语言是开拓沟通的有效途径,在人具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对方的传统和文化习性才能更容易被自己接受和认可。这也就体现了孙中山先生所说的“若是我们知道外国语言,也容易同化外国人”。
5.结束语
中国现代文学具有世界性、现代性、中国性、本土性,但这些特性在具体的中国现代文学中,其内涵都可以包容到民族性中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从根本上是民族文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构成要素,与民族形象的构成息息相关,通过现代文学的形式生成构建“民族形象”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和合理性,也只有在体现民族性的同时才能让现代文学在与世界同轨发展的同时保持自己的个性。
参考文献:
[1] 魏韶华,武菲菲.“改造民族灵魂”能够统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总主题吗?——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再思考[J].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2010,(1):38-43.
[2] 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的阐释链与“新传统”的生成[J].新华文摘,2009,(3):90-93.
[2] 韩书堂,李克.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民族性[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6):149-153.
[2] 杨春时,肖建华.中国现代文学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双重变奏[J].学习与探索,2007,(4):17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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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塑造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于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下的一项重要经营战略和发展手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企业形象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优秀企业形象的塑造
物流企业本身要想成功的塑造自身形象,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科学的做好企业形象的定位。对于一个企业的形象塑造来说,准确地进行定位是塑造过程的重要核心。物流企业本身要结合当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和自身的特点,对企业形象的基本模式与方向进行确定,突出企业形象的差异化与个性化。举例来说,著名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其奔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成熟、理性、条理分明的成功人士,而宝马汽车给人感觉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物形象。其次,企业品牌形象的树立。对于一个物流企业来说,其物流服务是企业的重要商品,而价格因素则是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属性。很多企业选择在发展初期,通过低价销售的模式,迅速的占领市场。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其从长远层面上看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物流企业本身的服务,其价格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更要关注其商品的服务属性。一个商品的品牌形象,不仅仅包括了其商品的质量,其更与消费者的价值体系和消费观念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之一。一个物流企业如果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那么企业的营销工作开展则可以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渠道进行。再次,公共关系的树立。作为企业的各类关系中,公共关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位的特点。公共关系的加强,可以更好地对企业进行宣传,让企业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让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可以更好地得到社会支持。通过积极开展各项公共关系活动,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并且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可以更好地树立自身的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这是企业实现长效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其形象的塑造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各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明确目标。最后,人员素质的提高。对于物流企业来说,人员自身的素质形象与企业的整体形象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提高员工的自身素质,可以更好地约束员工行为,让企业的员工具有更加规范的工作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的形象塑造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企业形象的提高也可以让员工获得更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让员工队伍的凝聚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对于现代化的物流企业来说,一个优质的企业品牌形象,可以更好地发团结员工,并且像一块磁石一样,把广大员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员工的聚类效应不断挑战新的高点,不断创造出企业新的辉煌。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现代物流企业来说,其企业的实际形象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优秀的企业形象可以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且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影响效果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与此同时,物流企业的企业形象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企业的实力。
一、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
如今知识更新换代加快,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实现知识型企业的转型,要实现这种转型便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科技型人才,因此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尤为重要。因此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进而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企业文化主要包括行为、物质、精神和制度四个方面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发展内核。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充分激发出企业员工的工作学习热情,刺激其劳动积极性,正面引导企业员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从而促使企业稳健发展,实现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机结合,促进企业的文化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特色企业文化统筹兼顾,促进企业发展,大方面来说可刺激中国市场经济,为国内企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纵观我国国内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意识到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创造企业自身特色文化的意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正确管理模式系统,并没有进行严格规划,造成企业竞争力较弱。反观现在国内有名的企业“海尔”。是由一个连年负利润营销的濒危小企业转变为如今全国知名的大品牌企业,原因则是它在领导者所创造的优秀企业文化下逐渐发展茁壮。因此,创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对于实现企业科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合理发挥人力资源,实现资源最大利用化,对企业转型有着积极影响。实现优秀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统一,让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中,对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以企业文化为导向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系统的管理,是实现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建议
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建设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一个鲜明的企业文化进行引导渗透。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应注意以人为本的管理宗旨,充分认识到知识型人才、劳动型人才等的区别,注重引导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企业内部的和谐良好的竞争工作氛围,实现企业员工在合作中进步的良性循环。接下来针对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几点研究建议。
(一)创造优秀企业文化,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一个企业要想发展首先需要具备吸引人才的文化实质,并能产生一定的市场经济效益,因此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及其必要。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站在市场发展的角度,联系发展目标宗旨,创造出属于企业自身的特色文化,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丰富企业精神内涵,规范企业员工行为准则。打造企业文化首先需要建立端正的企业价值观,围绕企业价值观为核心逐步打造包容兼顾、独具内涵的企业文化。发扬企业精神,鼓励员工在企业精神的影响下树立工作价值观,带动企业追求精品、追求卓越、求真务实,实现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精神有机结合,保证企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紧跟市场发展潮流,实现企业文化的基础建设。企业还需要诚信经营,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集体服务的企业宗旨,保证工作质量,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企业形象,同时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创造基础前提。
(二)建立正确独到的人才观
人才资源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优秀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可以说是企业发展的血液,为企业提供知识科技基础,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做出贡献。因此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需要树立独到的人才观,善于纳贤,为企业输送新鲜的血液。在招聘企业工作人员时,应该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选用责任心强、专业知识素质能力过硬、具有创新能力、善于团队合作、能吃苦耐劳的优秀人才。举个例子,日本的享誉世界的电器制造公司:松下公司,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就具有独到的人才观。他的观点认为,人才的质量决定了公司的质量,人才是推动公司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他十分重视企业员工选拔,并且他认为,只有拥有集体意识、对工作有热情、具有创新意识、能够自主经营的人才可以担当公司重任。这样独特的人才观使得松下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优秀企业。企业应该善于选用人才,并考虑企业员工的自身特点,安排适合其发展的岗位,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
企业文化的打造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做保障前提。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促进企业文化的丰富有着重要意义,而日渐丰富完善的企业文化对企业人才资源管理又有着导向作用。因此企业应该把握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平衡点,鼓励企业工作人员参与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来,促进企业文化不断创新丰富。同时人力资源在优秀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逐步建立自身工作价值观,工作积极性提高,钻研探索兴趣被激发,从而进一步主动建设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真正实现了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良性循环,这就需要企业家善于在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中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同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将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统筹兼顾。
三、结语
优秀企业的建设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内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企业家提高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实现企业稳健发展,进一步创造经济效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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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自身的价值出发,文学与道德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属性是文学的社会属性之一,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亦是文学突出的功能之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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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景象的生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文学出版机制运行状况的反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自国家提出高校应用型建设的教育方向以来,以就业而非学术为导向,培养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和竞争能力的应用型人才,成为转型高校的培养目标。中国现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和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必修课程,在教学上要与时俱进,开展有意义的探索,不仅需重塑教学体系,更要落脚于教学模式的具体创新,帮助学生构建知识体系,培养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力并将其内化为人文素养,以适应当前人才培养的需要。
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现实语境
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变,不仅确立了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支撑,也使培养应用技能型人才,即既有专业素养、技术实力,又有创新创业能力以及较强的职业适应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成为当前教育改革目标的必然选择。现今很多高校都在适时向应用型院校转型,这使得应用技术人才成为高校的培养目标,毕竟社会更多需要的是应用型人才。高校应用型转型以及应用型专业的蓬勃发展,不仅是坚定不移地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社会管理全面创新的重要举措,也为针对不同学习条件、学习风格、学习能力及水平的学子,实施不同进度、广度、深度的教育模式,使他们未来走上社会能够找到更为契合自身能力水平的职业发展之路提供了现实依据。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中文及相关专业的基础课之一,历来备受重视。20世纪80年代,众多博士点、硕士点的建立,不断强化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为一门基础必修课程,在汉语言文学及相关文科应用型专业中都有开设。随着应用型专业转型的不断深入,中国现代文学在教学上也出现了一些阻遏学科发展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学生的学习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一些应用型专业,如戏剧影视文学、播音主持艺术等,和专业技术课相比,部分学生严重忽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他们认为那些文人墨客和风花雪月与自己所学的专业没什么关系,因此缺乏主动学习的积极性。由于不重视,导致课上不专心听讲,课后的文学品鉴时间也被挤压殆尽。作为文科专业基础课程的中国现代文学,其教学核心是让学生了解文学史,感受文学的精神,体验文化的魅力。阅读作品对中国现代文学学习的作用巨大,学生若缺乏阅读量,就难以理解教师讲授的内容,也无法掌握品鉴文学作品的法门,更不能感受文学作品无限生动、具有丰富内涵的精神世界。诚然,出现如此现状不排除学生在就业压力下产生的急功近利心理的消极影响,但更为复杂的原因还有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本身的定位不够精准。只有正视和认真思考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才能够夯实课程改革的基础。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已开设多年,无论是相关教材的出版,还是各高校教师团队的建设、教学设备的改进以及教学方法的完善等,都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高校应用型转型背景下,在专业导向的指引下,原有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已不适应文科应用型专业转型的需求。中国现代文学既是文科应用型专业的基础课程,也是主干课程,其教学成效直接作用于文科应用型专业毕业生的素质和能力,直接影响着培养质量。当前,社会对人才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体现新的专业特色,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是发展的题中之意。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改革的有效路径
(一)确定注重基础、突出能力、追求创新、发展个性的培养目标
当前,应用型转型院校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出能够很好地适应社会、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的具有一定人文素养和综合能力的应用型人才。经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仅要掌握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相关理论知识,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专业技术,能完成管理工作,更要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为此,各高校纷纷提出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的教育理念。同样,中国现代文学除注重学生的素质教育,包括文化素质和思想政治素质,更注重能力的培养,弱化学术探讨。这里说的能力涵盖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专业能力,在工作中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人际交往、协调关系、适应工作环境等能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要打通学科专业知识与当下社会人生的联系通道,因材施教,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根据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感悟,以宽广的人文情怀去感知与体验,以较强的审美感悟力及探究和判断力,展开对社会的审美与思辨。第一,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核心。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多注重学术,人文关怀不够。这是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没有热情、缺乏激情的重要原因。从根本上讲,中国现代文学不只是一门“学科知识”,而是与每个人的人生意义、人生追求有着强烈关联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该注重研究经典作品,透析其中蕴含的审美意象和精神传承,也就是说,要将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作为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核心。第二,将创新能力的培养渗透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教学实践中。“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学生的开拓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是学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素质。文学是人学。“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一个时代的优秀文学作品是这个时代的千姿百态的社会风俗画和人文风景线”。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经典作品,为学生呈现出一个宏大的信息源,反映着创作者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注,对自然的关怀。其中既有本体层面的终极关怀,又有现实人生层面的人间情怀。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自觉主动地去研究、解读,创造精神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内化、升华。第三,将阅读感受积极转化为审美感悟能力。文学以对美的寻求、揭示、建构和表现,满足了人类的审美需要,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并因此确立了自身存在的根据和价值。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对经典作品包含的文化、艺术品格和思想价值的解读,积极培养学生的审美性情感,使其具备正确感知世界的能力。第四,在对作品的梳理中加强语言表达及写作能力的培养。对于文科应用型专业学生而言,能说、会写是他们必备的基本素质与技能。深厚的专业基础、高水平的写作能力、高水准的交流沟通能力,是应用型专业毕业生将来立足社会的本领,其功夫的高下直接决定着未来职业的发展。在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中,学生通过阅读经典文学作品,表达和写作能力都将有大幅度的提升,而在梳理作品思路的过程中,分析能力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二)教学内容既以文学为本位,追求文学的生命力,又不拘泥于课本
一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都较注重文学史知识的传授,追求的是学科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模式呆板、僵化,不能深刻地解读作品,仅停留在对文学知识的讲解层面。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缺乏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修炼。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之所以能够延续,就是其作品中体现的个性特点,正是这些差异性的特质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而中国现代文学呆板、僵化的教学模式,恰恰扼杀了文学作品的生命力。应用型转型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以文学为本位,突出作品的审美属性,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审美力和情感体验力。首先,在教学中要“精选”作品,开拓学生的思维。“精选”的作品既要突出文学审美的标准,尽量选收艺术成就高的作品,也要使学生思考当下的生存状况,积极地寻求答案。其次,在教学中要“精讲”作品,引导学生进入广阔世界。即要求教师摒弃对“深厚”理论素养的炫耀,为学生梳理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思想、艺术特征,打开通往无限生动、无限丰富的文学作品世界之窗,让他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现代人的精神追求,有效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激情。最后,在教学中要“精练”作品,培养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传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几乎没有“精练”作品的概念。这是一种“把文学感受与分析能力的培养放到重要位置”的教学理念,目的是进一步强化课程的文学品性,把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作为重要的目标,使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阅读和写作能力得到提高。在“精练”作品的过程中,深度考量其中所包含的人文情感,将其渗透到学生的思维中,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三)创新教学方式,增强教学吸引力,不断提高教学实效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创新教育教学方法”,“注重学思结合,倡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由此可见,为了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应改变以教师为主的授课模式,以学生为主,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要创新教学方式,吸引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帮助他们从简单的知识接收变为深入的认知建构。第一,合作探究,促使学生进行主动的认知建构。首先要求学生课前对作品有一定的了解,形成自己的阅读体验;然后,在课堂上请同学做体验报告;再后,其他同学可以对报告展开讨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进一步拓展观点;最后,教师进行引导性的总结。引导学生在实际的讨论中学会感受、思考、判断,而不是从教师那里直接获取知识。在这样的课堂上,教师不是知识的传授者,而是课堂的组织者;学生也不是被动地接收知识,而是建构着自己的认知体系。第二,创设情境,促进教学实效性的提升。创设有效的教学情境,有利于导入新课,能激发学生探索研究的热情。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授课内容,设计一些有创意的、学生可以自由发挥的环节。如针对重点问题,让学生用一个新颖的表演形式来“表演”问题,然后教师再根据学生的“表演”查缺补漏,因势利导。在这样的情境中,没有枯燥乏味,有的是学习的乐趣,学生进行的是有效的、有意义的学习,大大提升了课程教学的实效性。第三,注重课外拓展,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课外学习的辅助作用,帮助学生在教学计划之外,开展与课堂教学联系紧密的、有意义的课外活动,如成立话剧社,把经典的艺术作品搬上舞台。在丰富的课外活动中,学生充分感受着艺术的魅力,思考着作品的思想精髓,在对作品的讨论中,拓展自己的文学体验,获取文学知识,感知文学精神,形成个人独特的文学思想。在高校应用型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新的挑战。积极应对挑战,致力于学科的改革转型,是应对社会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的必然之路。综观当前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僵化陈旧的教学模式已不利于新形势下的人才培养要求。因此,需要重新定位课程的教学内核,精选教学内容,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设计全新的课程教学安排,将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和提高综合素质作为发展的题中之意。
要想确保我国教育的不断发展与实力的不断增强,就必须要不断促使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具体的教学改革实施的过程中,有效规划培养人才的目标,课堂是教学的关键场所,教师必须实施科学、可行的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在具体的课程教学过程中实施人性化、开放化的教学策略,促使教育实践的有效实现。
一、教学重点的转变
教师在对文学课程的内容以及知识进行讲授的过程中,必须对文学教学内容进行重点讲解,对客观事物的学习重要性给予讲解,使学生对文学内容的真实性进行自我探索与分析,充分发挥自身的想象力,加强对文化实践价值的重视。教师还需要将文学派系以及文学运动进行有效的联合教学,使各个学生对文学的动力给予充分的了解,过去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没有对学生的拓展性学习给予充分的重视,学生的学习过程都较模式化,阻碍了学生的正确文化思想的有效形成。在中国现代化文学课程教学中,不仅要对学生讲解课程的具体内容,还需要对有效学习的方式给予重视,教师可以根据一些辩论赛、文学活动等,使文学在学生心中塑造成良师益友的形象,培养学生洞察力,使学生在课程教学中能够互相合作,互相帮助,使语文素养的不断提高。
二、教学方式的转变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需要转变教学方式,建立开放性的一种学习方式,为中国现代化文化课程提供动力,将创痛的教学逐渐向现代化教学的方式转变,教师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建立有效的师生交流,一同建立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有效发展路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进行改变,采用现代化教学方法将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方式充分的实现,设计合理的学习任务,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的发挥出来,师生通过建造社会化与互助化的学习社群,一同享受文化的学习过程,营造开放性的学习课程,将自我知识的构建以及能力的培养有效的实现。
三、考核方式的转变
首先,单纯对课程培养目标的要求给予重视,没有将整体目标与实际教学与阶段性学习考核充分的联系。传统的章节教学中,其要求较不具体与明确,这对学生自我评价造成了困难,对学生阶段性的成果的考量也不够强,不能进行自我调控。只在期末进行一次考试,没有对学生的改进与发展功能进行充分的评价,盲目追求学生考试分数,并没有真正关心在考试过程中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也没有对学生其他方面发展中的不足给予重视。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考核方式还不够开放,绝大部分的信息与文化、生活的关系脱离,考核程度没有使学生的人文精神与社会意识得到拓展,课程的综合性内容也没有很好的实现,学生学习的知识不能将自身的真正水平充分的反应出来,社会实践也没有纳入到考核中,致使学习内容与社会实际严重脱离,特别是在考核中,只重视知识的检测,没有设计对学生的人文素养的提高。
四、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策略创新的有效方法
(一)明确评价的内容与标准,实现自我测评
自我测评能够促使学生的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增强,也是促使学生后设认知能力不断提高的一种关键方法。在进行评估时,必须使学生对专业培养的目标有所明确,同时使其内化为课程学习时的主动追求,另外,还需要对此课程的学习整体目标以及具体章节要求给予充分的了解,促使学生在具体章节学习过程中,能够对自身的学习有所反思,将存在的距离充分明确,能够及早的改正,获取与课程目标要求统一的学习成果,促使学生在自我测评以及反思的过程中掌握学习的方法。
(二)对学习评价体系的不断完善
在学生群体中开展课程全新的学习方式,可以开设一些小论文的比赛,采用口试制度,教师进行点评,将传统的学习思路有所改变,除了加入鄙视内容以外,还需尽可能的提供合理、有效的学习体制,文学教学内容必须教学要求、标准充分的结合,加设口试以及自主发挥的部分,促使各个文学学生能够综合评价。中国现代文化课程学习的主要目标就是促使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在文学课程的各个学习阶段,学习的内容必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小论文的撰写能够促使学生的学习思路不断的提高,口试制度的剑客能够将学生只会读写,不会说评的不足有所改善,学生可以根据口试内容进行答辩,促使学生的知识学习以及自身能力的不断提高。
(三)考核方式的开放性
走出考场,实现研究课题的开放性考核方式。学生能够将课程目标有效的完成,主要是在是不是将所学习的知识内化为全面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在对课程的整体评价考核时,给学生一个全面的命题,在较充裕的时间范围内,走出考场,根据资料的有效查阅,对问题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学生的知识体系以及能力体系充分的调动起来,并对学生的解决问题能力充分的考查。
五、总结
综上所述,要想使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不断提高,促使学生自身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使学生具备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就必须要将中国现代文化课程教学重点、教学方式以及考核方式进行不断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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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存在两种文学潮流 :一是激昂凌厉地前行于历史潮流中紧贴政治脉搏的文学 ,一是坚韧地潜行于文化追求的文学。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文本阅读成为本课程教学效果好坏的关键。本文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进行分析与研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现状;对策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是普通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必修课,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中一直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即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及作家作品,对于当下高校改革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来说重点在于讲解作家作品,而对其他新闻或者汉语国际等专业来说则是集中讲解作家作品,因此对于这门课程来说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成为授课重点。而要学好中国现代文学这门文学课程,关键点就在于需要学生认真阅读文本,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自己对于文本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和把握,才能逐渐提升学生分析和把握作品的能力,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1]但是现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当下学生的阅读状况差强人意,严重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正如有学者提出的:“我们都说要培养学生的分析和理解能力,可是如果学生连基本的作品都不去阅读,连起码的阅读能力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他们连分析和理解的对象都无从把握,那么培养分析和理解能力不就成了一句空话了吗?”[2]笔者就所在学校中文系2013、2014级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研究,调查研究学生的实际阅读情况,从而因地制宜提出解决对策和方案。
二、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现状及特点
在本次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调研中,采取自制问卷调查法,问卷一共有20道题目,其中有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其他均为结构式选择题,主要就学生对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特征、行为、态度等多方面进行调研,以期全方位多角度地探讨学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文本阅读的现状。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整理与研究发现目前学生就中国现代文学的文本阅读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态度和行动不匹配。在这次调查中一共有368名学生参与问卷调查,98%的学生都认为阅读对于学习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很重要或重要,并且78%的学生很喜欢或喜欢该门课程,20%选择一般,其余2%选择不喜欢。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学生在思想上对于阅读的重要性和中国现代文学都持认同态度,都认为其对于个人发展与成长重要而且有益。而2%选择不喜欢这门课程的学生都是在高考志愿填报中,汉语言文学并非其第一志愿。然而在被问及每天的现代文学经典阅读时间的选项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选择的是每天的阅读时间在一个时以下,或者周末有时间多读一点,平时不怎么阅读,或者选择从来不阅读。在课余时间里最愿意做的事情里选择阅读的人员较少,很多选择了上网、QQ及微信聊天、兼职、应付英语及计算机等众多考试或者什么也不干。这就可以看出现在的学生对待阅读思想上很重视但是行动上不匹配的特点,阅读情况不理想已是不争的事实。
二是课时偏少时间不够,心态浮躁。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从1928年开设至今,课时的安排几经变化,就笔者所在学校而言就经历了从200课时减至150再到100在到90课时的这样一个过程,其他如新闻专业和汉语国际专业就只有40课时。[3]随着时间的发展和学科的建设,这门课程的内容被大大地丰富而课时却在急剧地减少,造成教师在上课时只能择经典作家重点讲解其他内容则只能简单带过。因为课时不够,很多作家作品教师讲解不透彻,学生当然也无从理解,从而不能很好地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使得课堂效果大打折扣。在高校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专业课时被一再削减,一方面是为了减轻大学生的负担,但是另一方面也是高校被市场化的结果,所有的学生都面临毕业就业的问题,为了提高就业率,学校为学生增设了大量与就业接轨的公共基础课程诸如计算机、英语、就业指导等,专业课程被一再压缩,课余时间也相应的减少。一方面是课时减少,另一方面因为各种考试的存在使得学生心态很浮躁,更多的课余时间是拿来应付各种考证,以至于功利主义学习成为一种常态。
三是阅读氛围不强,缺乏阅读目标。大学本是一个最适合读书的环境,然而现在的校园里充斥着各种功利主义,或许是在培养着各种如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精致的功利主义者”,在课余学生们关心的是如何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好的工作或者怎样努力考取研究生,从而使得就业前景更乐观。更糟糕的是,因为就业率的压力,学校和各院系正在有意无意间成为这一思潮的推手。大部分学生是在努力学习,但是这种学习是以应付各种考试为目的,因此没有一个更好的、专业的、纯粹的阅读氛围。因为没有形成XIANDAIYUWEN2016.01教学研究一种健康积极的阅读氛围,使得学生缺乏阅读目标,缺乏自觉自主去阅读的能动性。学生的阅读目的性不强主要源于如下原因,一是中国现代文学内容丰富,名家经典层出不穷,而教师在课堂上对很多作家作品的讲解都是在文学史的授课中蜻蜓点水的带过,因此没有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学生对着教材或者书目没有明确的阅读目标。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是专业课程,在课程结束时是要以考试的方式来进行的,十二年的中小学学习已经让学生们形成一种为考试和分数而读书的学习模式,学生需要的是直接应付课程考试的答案和要点,因此很多学生表示他们只是翻翻故事梗概简单了解故事情节应付了事,只要考试过关就万事大吉,至于在这门课程的学习中自己的各方面能力到底是否得到提升就不是他们的关注重点。因此在这样一种功利主义心态之下,学生们普遍感觉缺乏阅读目标。
四是电子产品和设备的巨大诱惑。目前智能手机和QQ、微信正以其巨大的诱惑力对国人进行殖民和笼络,看似进入了一个全民写作和全民阅读的时代,但是充塞其中的是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内容则是娱乐性和趣味性的大众读物,现代文学作家作品则由于其严肃性文学性强和年代久远被学生们所不喜。因此大量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和泛阅读对于学生的专业学习来讲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反而是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消磨了大量宝贵的时间。朱光潜曾在《谈读书》一文中说到:“书是读不尽的,就读尽也是无用的,许多书都没有一读的价值,多读一本没有价值的书,便丧失了可读一本有价值的书的时间和精力,所以须慎加选择。”[4]被调查的学生中,有92%的学生都选择了平时在课余甚至上课时间用微信和QQ进行聊天刷屏的选项,这一数据令人惊叹,因此,这种消遣休闲型阅读与功利性阅读成为学生阅读中最主要的两大选项。
三、对策及建议
造成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阅读情况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一直以来教育系统和学校层面的缺失,教育改革一直是一个呼声很高的话题,素质教育也一直努力在以各种方式推进,但是实质上因为高考这根“指挥棒”的存在,中小学阶段的应试教育实质从未真正改变过,学生在长达十二年的中小学受教育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为应付考试而进行功利性学习和阅读的习惯,一到大学课堂里,自主学习和阅读的能力短时间内难以形成,而中国现代文学往往是放在大一开设,因此自觉主动阅读情况不理想。二是社会层面就业压力的存在,造成学生心态浮躁,读书功利。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用人单位的择人标准往往是用各类等级证书和获奖证书来体现,为了在毕业后有更好的就业前景,一进大学校门的学生更是不敢松懈。一旦功利性考试完成后,就是彻底的狂欢,消遣休闲型阅读替代了功利性的阅读,真正为提高自身素养、提升文学鉴赏力的经典阅读对学生来讲是镜中月,水中花。针对目前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中学生的阅读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和应对。一是合理采取多媒体教学设备,增加课堂信息量。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可以更加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教学时间,增加课堂的知识量和信息量。多媒体教学设备还可以集图、文、影、声于一体,对学生形成多重感官刺激,从而激发学生对现代经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提升阅读效果。采用多媒体教学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针对本校及部分二本院校的实际情况,存在如下问题,一是多媒体教室资源不足,在运用多媒体教学资源的时候出现排队现象,不能满足所有课程都用多媒体教室授课的现象。二是部分授课教师只是简单地把多媒体设备当成是无尘黑板,简单的把授课框架做上去,课件制作粗糙,达不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三是利用多媒体教学给学生播放影视资讯,偏离课堂带动阅读提高学生分析和理解力的初衷。最主要的一点,无论多媒体教学设备如何运用归根到底还是要落实到教学效果,在课前学生要有很好的阅读习惯,课后在带着问题和兴趣进行更深层次的精读方能达到很好的教学效果。二是增加课时。学校在针对每个专业的课程开设上应更加谨慎而不是跟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很强的公共课进行削减,在不增加学生负担的前提下增加针对专业素养的专业课时和选修课时,使得本课程能有更多机会给学生讲的得更透彻更生动,学生能有时间在教师的带领下学会阅读,爱上阅读,从而增强学生的阅读兴趣,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三是开出具体书目与教师指引相结合。给一门专业课程开专业阅读书目是非常必要的,这样会使得学生在开始这门学科之时就有了清晰的阅读目标,使得好学之生可以帮跟随着授课计划的进行而相应的开展阅读,巩固教学效果。在我校中国现代文学课程开课的第一节课上,教师就会给学生开出具体的阅读书目,包括精读篇目和泛读篇目。但是光有书目是不够的,大部分的学生很难认真自觉主动地去阅读文本,因此在开出书目之后,授课教师还需要引导学生跟着教学进度一边学习一边阅读,也就是在每次上课后告知学生下次课要讲解的作家作品,要求学生提前阅读,只有学生提前阅读文本了,才能真正在课堂上进行师生互动,提升学生分析理解鉴赏的能力,进一步激发学生在课后去进行文本的精读,把阅读带入到一种良性循环的状态,逐渐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和良好的阅读氛围。四是建立阅读小组或者读书会。现在各大高校都有名目繁多的校园活动和校园社团,学生的课余时间也是流连其中。文本阅读也可以利用社团等群体以校园活动的方式来营造阅读氛围,宣传发动学生们沉下心来认真阅读。比如建立阅读小组或读书会,有相关专业老师任指导老师,定期进行读书交流活动,或者以宿舍为小组举行读书会,互相讨论交流阅读心得。授课教师也可以利用学生愿意进行电子阅读和刷屏等习惯建立QQ群或者微信群,在课后向同学们推荐经典阅读文本,交流阅读体会,带动学生更加合理、理性、有效的利用课余时间,或者说从低效或无效的浅阅读、消遣休闲型阅读中夺回学生。五是图书馆和资料室的配套服务更新缓慢。图书馆和专业系部的资料室作为给学生提供阅读资料的重要职能部门,在图书资料的更新方面有待加强,现在图书馆的书籍尤其是文科书籍过于破旧成为常态,或者是教师推荐学生阅读的作品在图书馆的存量不够,满足不了学生的借阅需求和借阅欲望。因此图书馆或者专业系部的资料室应该定期更新相应的报刊杂志和图书书籍,合理设置开放时间,更新配套设施,方便学生去图书馆或资料室查找或借阅图书。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大部分毕业后将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如果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不理想的学生成了老师,只会带出一批又一批阅读习惯不好、阅读情况堪忧的学生,进入一种恶性循环。而加强文本阅读的指导或许会改变这种循环向着良性方向发展。俄罗斯学者利哈齐夫曾说:“‘读书’和‘崇尚书籍’能够为我们和未来的后辈保存自己崇高的使命,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立场形成过程中、在伦理和审美价值的选择中保持崇高地位,以便不让各种低俗读物和无内容、纯消遣的俗气污染我们的意识。”[5]
注释:
[1]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2]刘勇,李春雨:《现代文学大学课程教学的几点考察及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3]李婷:《对中国现代文学课程教学的思考与实践》,现代语文,2012年,第2期。
[4]孙琴安:《名家谈读书》,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
[5]吴晓都、王焕生译,[俄]德•谢•利哈齐夫:《俄罗斯古典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在华夏民族内部沧海桑田巨变的过程中应运而生。中国现代文学利用了具有时代特征的语言形式阐明现代化的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形式上对传统文学进行了革新。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本文以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为研究视角,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旨在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民族文化贡献力量,推动现代文学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前言
伴随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提高。文学作为人们修身养性的重要文化产品,在陶冶情操、愉悦精神方面甚至精神文明建设层面发挥重要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文学的消费者数量不断攀升,使得文学市场欣欣向荣。现代文学面临如此发展环境,必须进一步挖掘古代文学资源,提高现代文协的发展水平,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因此,笔者针对“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一题的研究谈论具有现实意义。
一、中国现代文学语境概述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历程,中华民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中国的国门从此打开,中华儿女开始漫长的屈辱与斗争的历程。广大知识分析不堪接受侵略的屈辱,文学界开始觉醒,中国现代文学开始产生。那么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哪些岁月如斯?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面临何种语境上的危机呢?笔者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娓娓道来:
(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有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自发革新的一种文学发展形式。现代文学倡导通过直白的语言文字表达内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政治生活的期待、对民族兴亡的认知。现代文中,字里行间流露出科学民主思想,在艺术表达形式上创新、多样,话剧、新诗、现代小说、杂文、散文、散文诗都是现代文学的体裁。在抒情方式、叙述方式、描写手段以及结构特征上,无不体现新时代的创造思维。从鲁迅的小说《呐喊》《彷徨》《朝花夕拾》等,到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屈原》都是现代文学的轨迹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十年”,1917年到1927年之间,是现代文学的“第一个十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期,“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成为这一阶段的基本思潮与核心思想,虽然在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是也埋下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资源衔接不当的伏笔;1927年到1937年之间,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十年”,是现代文学发展历程中的丰收期,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等文学形式在这一阶段发展开来,正式拉开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序幕;1937年到1949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转折期,受到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现代文学具有了一定的政治色彩2。新中国成立之后,文化产业得到迅速的发展,穿越小说、科幻小说、都市言情小说等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但是也使得中国先到文学的发展与古代文学资源的轨迹出现偏离,而且偏离的越来越远,所以现阶段中国现代文学进入了“瓶颈期”。
(二)中国现代文学语境面临的困境
迄今为止,中国现代文学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伴随中华民族走过了苦难艰辛、走过了战争屈辱、走向了发展和平。但是纵观现代文学作品中,却没有一部小说能够与“四大名著”相媲美,没有一位诗人能够与李白相提并论,没有一首情诗能够与《无题》相抗衡。文学是一种感性的社会人文科学,本应该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形式,理应根据时代特征反应时下百姓的真实境遇和心声,但是又不能过分的脱离历史的母体。在历经风霜雨雪之后,岁月如斯带来了“大浪淘沙”般的洗礼,然而中国现代文学的真正优秀作品却鲜少出现,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只是机械的伴随光阴荏苒,却不知“回首往事”。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出现了严重的“断裂”局面,使得文学发展呈现“物是人非”的本源缺失现象3。
二、古代文学资源分析
(一)古代文学资源阐述
中国古代文学是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丰富的。从百家争鸣时代的《论语》《孟子》到汉代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安风骨”到唐代诗词歌赋的振兴,从宋词的唯美到元曲的大气,从明史上的《水浒传》到清朝的《红楼梦》,无不展现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绚丽多姿、旖旎多彩。古代文学资源当然不仅仅局限在一本书、一行字上,里面包含的智慧、涵盖的生活热情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和追逐的实质。或许是时代索然、或许是社会使然,亦或是生活造就,每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都饱含了人民群众无尽的情思、历史的苍凉、社会的兴衰4。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人类文明伴随时光任然不断发展,但是灿烂的人类文明不应被淹没在洪流中,我们既需要时代创新又要回首往事。所以在发展现代文学的过程中需要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挖掘和传承。但是现阶段,我国现代文学对于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明显捉襟见肘,所以在日后的发展历程中首先需要在理念上进行转变,再现古代文学的辉煌和真实。同时,对古代文学资料进行研究和梳理的过程中,要在多角度、多维度的视野上进行评价,对历史文学的评价要建立在科学客观的角度上进行,切记不可将现代化的主观思维过分的应用到其中,更不能对古代文学资源进行刻意、肆意的褒贬。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本是同宗同源、同气连枝的,具有一脉相承特征。没有古代文学资源中的“天人合一”何来今日的“以人为本”?没有古典诗词的寓意深刻何来散文诗的诗情画意?现阶段,物欲横流、生活节奏加快,返璞归真势在必行,使得人们在嘈杂生活之间感受到心灵的净化。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中,不能摒弃古代文学资源,应当在充分挖掘古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现代社会发展的特征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实际,保证二者没有冲突、一脉相承,共同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
四、结语
希通过文章的讨论分析,全面激发文学创作工作者对古代文学资源的关注力度,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够通过有私下的方式方法对古代文学资源充分挖掘、并在其基础上实现创新,为我国文学辉煌的明天注入显现的血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
注释:
1.徐汉晖.现代文学中的古代文学资源[J].文艺评论,2015,02(01):79-82.
2.吴承学.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J].文学评论,2015,01(02):208-218.
3.吕双伟.关于“古代文论现代转换”命题的思考[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06(03):131-136.
4.吴晓东.古典语境在现代文学中的移植——何其芳对中国古代志异文本的改写[J].名作欣赏,2011,10(07):3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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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主要是发现理解人和人性,不仅具有反封建革命的意义,还具有不同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丰富阅读体验。但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处于内忧外患的特殊时期,因此同其他国家和时代关于蛮性书写书籍之间具有显著差异性。笔者通过梳理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来寻找蛮性同启蒙、文明以及人性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蛮性题材美学价值发展。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蛮性
前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蛮性”书写备受人们关注,基于作家的经历、创作思想和思想资源各不相同,同时,加上环境和文学语境的不断变化,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各具特色,内涵复杂多样,不仅是对启蒙和救亡的诉求及焦虑,还承载着作家对人和社会的乌托邦理想,为作家们提供特殊的现代性审美价值及体验,并且能进一步探索人性和人的深层次心理状况。
1、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类型及特点
1.1植根乡土—书写“蛮性”之美
在中国新文学开始时,乡土农村就出现蛮性这一特征,作家对故乡和农村的风俗习惯用批判的眼光进行审视,并揭示和批判农村的蛮荒愚昧及落后。早在乡土文学第一个十年时期就出现了“蛮性”书写作品,但数量不多,且立意和宗旨同乡土小说较为相似。研究显示,值得人们关注的是“蛮性”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色彩,其中,东北和西南为两个浓墨重彩的版块。不管作家是东北的还是西南的,其笔下的地域不仅为故事的发生地,同时,还为作品提供复杂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作品的感染性及可读性。且作家能通过特定地域,让人们认识蛮性和人性理论,合理的批判道德等,最后将“蛮性”的生存及生命价值发挥得淋漓尽致。
1.2触碰心灵—对个体解放的意义
研究显示,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是表现中国农村边远地区的野蛮生存状况及原始旺盛的生命力,还希望通过书写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来窥探人性及心灵深处的隐私,便于很好地理解人性内涵,观照人生存困境的诗性和质询人为解放自身的途径方法。说到蛮性的这个特点,很多作家便会提高曹禺先生的《雷雨》,该作品为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最高成就。事实上,曹禺先生的创作也很好地将关于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事实折射出来,该事实为“蛮性”书写的大量出现同当时政治文化之间具有直接关系,在发展中受到政治、传统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中影响较为严重的为政治、地域文化,其对大多数作品艺术风貌和思想水准起到决定作用。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潮流前一些成就比较高的作品,试图超于潮流,他们不仅辨析整合伦理,不依赖于抒写特定地域风情,同时,还用一定方法碰触人性深处,寻找“蛮性”的无限可能,最终摆脱概念束缚。
1.3转向革命—“蛮性”的升华及纯化
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部分作家的眼光便转向乡土中国的蛮荒,在人们生存的蛮荒中具有一定的力量之美,但没有人能明确这股力量的来龙去脉。直至20年代中后期,人们发现蛮性同乡土联系暂时被分割。“蛮性”为一种让人们在受到迫害或是不公时自发发出的殊死反抗力量,该种力量已经被纳入到革命视野中,具有明确的合法指向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变革和阶级革命。
2、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的价值
2.1连通“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
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特点为启蒙和救亡双重变奏,换言之,启蒙和救亡二者一会相互促动,一会又相互压倒。同时,启蒙和救亡还相互交缠渗透,出现了像“蛮性”书写这样的钮结点。通过上文所述,便会发现“蛮性”作为一种书写题材,不仅是启蒙者借用的“辟人荒”和“立人”途径,同时,还是救亡者号召“革命”及“反帝”的方式。因此,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指明对感情和人性国民性的思考,同时还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将“蛮性”书写放在钮结点上能帮助人们更好的认识蛮性的价值。
2.2新的审美品格极端体验
中国现代文学的“蛮性”书写不仅限于思想内涵上,“蛮性”作为一种写作题材,在现代文学发展后两个十年中,该种题材承载的启蒙和救亡内容有限,钮结点为主要贡献价值。在促成审美风格多样化上,“蛮性”书写具有一定的成就和价值,并且该种成就及价值是其他题材作品难以替代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蛮性”书写逐渐深沉博大凝厚,呈现出摄人心魄的“极端体验”之美以及雄健壮阔的“力之美”。
3、总结
“蛮性”在中国现代文学上作为一种创作题材,并不是只有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是当时中国环境较为特殊,因此,关于“蛮性”创作风貌较为独特。不管是启蒙诉求还是救亡迫切需求,作家均将眼光转向“蛮性”,逐渐深入认识“蛮性”,并探索和尝试表现内容及方式,为创作提供多样化新质,代表中国现代文学“蛮性”书写成就。
参考文献:
[1]章敏.典妻习俗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J].湖南社会科学,2014(1):199-202.
[2]黄晓艳.上海——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地位[J].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7):103-104.
[3]叶永胜.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老人”书写[J].文学评论,2013(1):62-68.
摘要: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含着深厚的人文情怀,对于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在人文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浅谈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之间的关系、两者融合的有机途径,以及两者结合产生的教育价值。
关键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高职;人文教育
面对新一轮的教育改革,高职语文教学实施人文教育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在高职语文教学中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缺乏兴趣,难以对其进行阐释,导致其教学流于形式,为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增加了障碍,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基于此,本文简单阐述了人文教育的内涵,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以及两者结合的途径展开阐述,期望能够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一、人文教育的内涵
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的体现,因此,人文精神的内涵就是人文教育的内涵。人文教育是对人价值的肯定及尊重,而且人文教育凸显了人的精神追求(包括情感、审美、道德、认知、创新与创造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人类对真善美的追求,总的来说,人文精神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生活之根。人文教育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主旨在于: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观能动性,强化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学生自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独具特色的学习联系,形成良好的学习体系,从而全面提升学习质量。人文精神着重强调人的兴趣爱好,尊重人的自由追求与发展,强调人的创造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自我完善,因此,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人文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途径
(一)在尊重学生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被广大人民群众认同且赞美的文质兼美精品,承载了人类高尚的思想情感、高贵的理想判断,是对丰富人生的记载,囊括了知识、能力、意志、观念等等,涵盖了多种人文素养,是优秀精神文化的集成品。但是,由于经典诞生的时间较为久远,空间、时代背景、文化环境等均与如今的信息化时代具有较大的距离,大部分学生对于这种“距离”难以理解,同时也缺乏学习兴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充分挖掘文学经典的现代意义及其深刻内涵,做到立足于“传统”,着眼于“现实”,积极寻找切合点,消除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做好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且保留经典特色。如在讲解《家》时,教师可以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通过家族中人物关系,引导学生对家的理解与思考,且与学生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与学生的情感产生共鸣,从而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可以融合学生的就业,对经典进行解读,帮助学生更加深刻掌握经典的内涵。再如《狂人日记》讲解时,传统的阐释往往重在揭示异化现象,也就是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而且该小说的人物、时空、时代背景、文化背景等与现代社会有较大的“距离”,若单纯进行说教,学生难以吃透,难以转化为自己的认知,而且该小说中的四种异化现象在现代社会具有较高的普遍性,因此,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系自己的实际生活,将现代社会中出现的“影子”与《狂人日记》对应,如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生活或者工作压力、亲情的淡化、自然环境的破坏、人格扭曲等,从而有效培养学生的文化批判能力。
(二)优化教学内容,制定科学教学目标
中国现代文学经典蕴藏着深厚的教育资源,因此,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面面俱到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高职语文的教育对象全是中文专业学生,其语文水平低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太多的急功近利案例严重影响着学生的判断,使得学生忽视经典学习,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对文学经典教学具有明确的认识,制定科学而操作性比较强的教学目标,即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性专业人才,并且不奢望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内掌握文化经典的学习技巧,可以量化文言文知识,鼓励支持学生根据兴趣爱好,多涉猎经典,让学生自主学习。另外,要有专业与非专业的明确划分,对待专业的学生,经典阐释需要从时代背景、作家生平、社会思潮等多个领域入手,并且与现代社会发展相比较,引发学生对经典作品的思考;针对非专业学生,在教学过程中,要注重学生阅读的内心感受。总之,文学经典作品的阐释不能停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系统进行剖析解读。除此之外,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以及内在发展需求,需要因材施教,不得将教学目标设置过高,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要尽可能征求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内容设置要适宜,满足学生的心理需求,才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
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经典涉及领域的不同,将经典进行分类归纳,形成良好的文学经典作品阐述管理体系,从而实现其教学的有序性。如处世待人,可以将《荷塘月色》《阿长与〈山海经〉》分为一类。在《荷塘月色》的讲解中,可以将其观点与学生的现实生活相联系,如其中包含的品德修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等,根据学生的学习情绪,专门设置一个学习专题或者话题,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经典的魅力,从而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再如在《阿长与〈山海经〉》的讲解中,可以将令人讨厌却富有爱心、人情味的保姆——阿长的形象与学生实际生活中遇到的人相联系,如环卫工人等,让学生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宽容、欣赏等,帮助学生树立良好的价值观,督促学生自主能动性的提升。
三、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所产生的教学价值
(一)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培养适应社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重点任务,而人才的培养离不开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指导,在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的融合,即:在尊重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基础上,注重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的与时俱进,优化教学内容(根据学生的内在发展需求进行调整),制定科学的教学目标,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体系,进行文本整合,并且积极鼓励支持学生多实践,学生可以自主创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让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作品的魅力,而且学生还要不断强化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强化科学认知,自主涉猎不同性质的经典,开阔自己的眼界,在良好的教学氛围中,潜移默化地将兴趣、感悟等转化为学习行动力,在全面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条件下,及时纠正学生三观的认知偏差,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二)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在高职语文教学中,强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可以通过利用先进的互联网技术(视频、音效、动漫等功能),帮助学生更加直观、真切地感受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其魅力,从而有效的帮助学生更加深刻理解经典,激发学生对文学经典的学习兴趣,将兴趣转化为学习的行动,从而对学生起到情操陶冶的作用,同时有效、全面、深刻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另外,可以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学习实践活动,鼓励支持学生自主组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兴趣学习小组,学生在实践学习的过程中,彼此交流沟通,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经典作品的赏析之中,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便会潜移默化将从经典作品中感悟出来的思想情感与自身经历结合起来,将学习到的知识转化为自身素养,教师起到辅助的作用,能够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人文教育的顺利开展。总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结合产生的教学价值不仅仅体现在有利于帮助学生树立正确且高尚的三观,也在于提升学生的综合文化素质,为培养高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中文人才打好基础。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阐释与高职人文教育是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的两大内容,两者的结合,对提升高职语文教学水平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整合两者的优势,取长补短,培养出适应社会发展,具备高素质复合型、创新性中文专业人才,同时,为高职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白春超.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思路——以《嬗变》、《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6).
[2]刘洋.现代曲剧对文学经典的立体阐释——试论曲剧《阿Q与孔乙己》的艺术创新[J].南腔北调•河南戏剧,2012,(2).
[3]赵黎明.阐释•想象•创造——从《雷雨》的苏州评弹改编看现代文学经典教学[J].群文天地,2011,(12).
[4]WangHaitao.RenjianCihuacanonizationprocedureofreflection,theformationmechanismofthediscussiononliteraryclassicsandlivingcircumstances[J].NanyangNormalUniversityJournal,2013,(1).
[5]李晓璐.被文学史书写的经典——论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学经典变迁[D].天津师范大学,2009.
[6]张立群.后现代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从文本到权力[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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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凝聚着现代中国丰富的历史体验,是现代中国人文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现代文学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文学教育的终极目的与文学是人学思想
古希腊雅典德尔菲太阳神庙的传世格言是“认识你自己”,这也是古希腊哲人的崇高使命,像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人无不致力于提升人的理性能力,促使人认识自己。与古希腊哲人的理性追求不同,耶稣基督给世人带来的爱神、爱人如己的福音与诫命,爱成为人最大的理性。其实,无论是释迦牟尼,还是老子、庄子、孔子等人类的先知,无非教导人如何认识自己的理性,以及突破自我,爱人如己而已。这便是人类教育的终极目的。费希特曾说:“人受教育的目的就是观察天国。”[1]的确,观察天国,就是瞩望人存在的最理想状态,就是体验生命的极乐状态,就是重新发现直面神的音容笑貌。人生在世,舍此目的,更有何物?古典时代,人类的科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就是神圣世界的律令和人类社会的法则,教育也是围绕着此等核心事件展开的。进入现代,人类的科学研究慢慢地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等三大领域,其中自然科学研究慢慢成为统领一切的学科,人文学科原来的中心地位被自然科学取而代之,甚至其基本原则也受到自然科学的殖民。与此相应,现代教育也慢慢转变为工具性教育,教人成人的人文教育受到挤压,沦为点缀。正是针对这种倾向,英国学者舒马赫曾高声疾呼:“首先而且也是最重要的,教育的目标就应该是传播价值观念,让我们知道活着要做什么。毫无疑问,我们当然也要传播技术知识,但这一定只能居于次位,因为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果不先弄清楚承受权力的人有无足够知识使用权力,就贸然赋以重任,那可就真是不用大脑,胆大妄为了。全人类眼下就有生命之虞,原因并不是我们对科技的技术知识不足,而是因为我们不以智慧运用这些知识,反而以流于毁灭世界的方式使用它们。只有当教育能培养更多智慧的时候,才能帮得了我们。我认为教育的本质乃是传授价值,但是除非价值体系已变成我们自己本身的价值体系,构成我们心灵的一部分,否则就无法在生命历程中为我们指引迷津。”[2]
的确,舒马赫意识到人文教育在整个教育中的终极目的地位,他的呼吁振聋发聩,对日暮途穷的现代教育具有重要启示意义。文史哲等学科在传统的人文学科居于核心地位,它们的研究和教育就更应该明确自己的终极目的。冯友兰曾说:“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3]其实,这不但是中国哲学的传统,更应该是整个人文学科的传统,哲学如此,文学亦然。如果文学不能启发人的灵性,不能抒发心灵,不能反思人生,不能培育人的精神自觉,不能提升人的生命境界,那么,文学的意义到底何在?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诗的立场天然地就是非实践的,是反思的,是审视的。它站在现世的功利活动的另一面,它关注着这个世界,但并不参与这个世界;它要反思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种种事业到底让我们失去了什么?它要看看人类的种种奋斗、争夺、忙碌到头来离当初的希望到底有多远?它要审视人间的种种苦难、不幸和悲剧是不是源于我们本性深处的贪婪和邪恶?很显然,文学不是站在一个现世的立场看世界的。所谓现世的立场就是理性和计算的立场,理性地设立一个功利性的目标,周密安排必要的计划,并诉诸行动把它实现。文学站在现世立场的另一面,以良知观照人类的现世功利性活动,提示被现实围困住的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文学的立场是超越的,所谓超越就是对现世功利性的超越。”[4]人性的可能性是无限的,自然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但在现实社会,通过道德、法律、经济制度等人们只能保守着有限的人性现实,而遮蔽了更为广大的灵性空间。文学就是要把人从狭隘的世俗世界、功利世界、道德世界中解放出来,把人带入灵性空间,充分展示人性与世界的丰富与复杂性。文学就是要让个人突破个体化原理与社会化原理的制约,重新领悟到众生的生息相通,突破世俗世界,让人性向更丰富、更美好、更自由的境界成长。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知道文学教育到底应该干什么。丹麦著名的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早就说:“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一个国家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戏剧还是历史作品,都是许多人物的描绘,表现了种种感情和思想。感情越是高尚,思想越是崇高、清晰、广阔,人物越是杰出而又富有代表性,这个书的历史价值就越大,它也就越清楚地向我们揭示出某一特定国家在某一特定时期人们内心的真实情况。”[5]
无独有偶,我国著名学者钱理群也曾指出,文学史的研究目标“是在发现与揭示特定历史时代人的生存境遇、体验与困惑,描述人的生命涌动轨迹”[6]。因此,文学史研究和教学根本目的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传授,更不是文学技法的梳理和铺陈,当然也不是为了论证某种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和权威性,归根结底是为了让人深入探索人性,更新眼光,提升精神,是与历史深处的鲜活生命对话,同时也就是与每个人的人性可能性对话。这其实就是回归到“文学是人学”思想的根源处。1957年,钱谷融为了反驳当时甚嚣尘上的几成教条主义的唯物主义文学观,发表了论文《论“文学是人学”》,系统地阐述了该思想。在他看来,过去杰出的哲人、杰出的作家们都是把文学当做影响人、教育人的利器来看待的。一切都是从人出发的,一切都是为了人。一切艺术,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它的最基本的推动力,就是改善人生、把人类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的那种热切的向往和崇高的理想。伟大的诗人,都是本着这样的理想来从事写作的。改善人的生活,必须先改善人自己,必须清楚人身上的弱点和邪恶,培养和提高人的坚毅、勇敢的战斗精神[7]。应该说,“文学是人学”表达的是文学不容置疑的真谛,其实也是常识。但即使是常识,从1949年到1976年间受“左”倾教条主义影响,它饱受批判,无法得到普遍接受;近二十余年,竟然由于世俗化浪潮的工具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它也无法在大学文学教育中得到较好的普及。
二、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
当前大学中文系的文学教育的主干课程是各门文学史,包括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再加上文艺学基础理论。这些课程教学中都存在着非常惊人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就是说,文学是人学思想基本上被大学师生弃若敝屣。我们可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为例透视一下这种去人学化倾向。一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如前所述,文学史本来是要探索人的心灵的历史,但当前大学文学史教育中奉行的基本上都是客观的知识主义倾向。那些动人的作家故事,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他们应和着时代探索的精神苦旅,他们塑造的人物的人性内涵,他们表达的人学见解,等等,在既有的教学中大都被忽略了,反而是文学流派的兴衰、文学运动的起落、作家的创作特点、创作方法的嬗变等知识性的东西占据着核心位置。例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第一个十年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社等文学团体,第二个十年是左翼、京派和海派,第三个十年是沦陷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文学,如此构造出来的文学史格局中,文学的人学内涵几乎无法凸显。二是把文学视为技法的技术主义倾向。在既有的文学史框架中分析文学作品,无论是文学史教材还是大学教师都是把相关作品划分为主题和形式技法两部分来分析,但这种分析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对于大部分教师来说,似乎一部好作品是因为写了个好主题,再加上采用相应卓越的创作方法。例如,分析鲁迅的《狂人日记》就主要分析他的传统文化批判主题和象征主义、意识流技法,而分析《阿Q正传》就是分析它的国民性批判主题和创造现实主义文学典型的技法。三是价值观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文学就是关于诸多价值观的不同表达,而价值多元是现代人面临的基本处境,但是承认价值多元并不就意味着只能陷于无能为力的价值相对主义。可是,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诸多完全相反相悖的价值观均得不到有效的分析和反思,各自的局限性和可能性没有被梳理清楚,无论是教材还是教师都对之采取置若罔闻的态度。例如,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鲁迅、沈从文、张爱玲、赵树理、柳青乃至革命样板戏等的价值观念彼此差距甚大,有些乃至扞格难入,但是少有教材和教师能够对之进行人学层面的价值反思的;更多的是采取所谓表面上看是兼容并包而实质上是相对主义乃至犬儒主义的价值立场。可以说,知识主义、技术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都是把文学教学去人学化的倾向。在这些倾向的主导下,文学无法带来心灵的启迪,无法拓展人性的可能性,更无法在理性和情感上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因此,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学习文学史仿佛就是为了记住那些基本的知识点,就是知道文学史发展的脉络,然后就是应付考试,拿个毕业文凭了事。如此学习文学,无疑是对文学的极大嘲弄,是对文学的人学内涵的彻底颠覆。此种去人学化倾向的原因难以尽数,兹举其要者简略述之。
就社会思潮而言,整个社会的实用主义思潮伴随着市场化、世俗化浪潮滔滔而来,裹挟一切。人文科学本是灵性之学,难以适应此种思潮,被边缘化就是不可避免的宿命,文学亦难逃此劫。在普遍响应的文学无用论中,文学研究者和教学者自己也丧失了自信,慢慢地接受强势的自然科学法则的殖民统治,放弃了进一步发展人的灵性之要求。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知识主义和技术主义倾向,主要是受到自然科学的强势殖民所致。而大学文学教育的价值相对主义则主要是受现代社会的相对主义思潮影响。现代社会崇尚民主,尊重多元,本是好事,但是民主、多元的另一方面往往就是“怎么都行”的犬儒主义式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思潮显示的不是现代人在价值方面的包容和强大,而是无能无奈和放任自流,其骨子乃是抹平一切价值差别的虚无主义倾向。应该说,在金钱至上的消费社会中,这种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倾向直接影响了大学文学教育。例如,中国当代文学中,那么多作家大肆书写色情和暴力、表现出颓废情绪的,就很难得到义正词严的分析与批判。此外,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也受到现代文明的专业化倾向影响。专业化是现代文明的根本特征,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而言,专业化是促进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对文学等人文学科而言,专业化却有百弊而无一利,尤其是文史哲等传统人文科学也在专业化的名义下分道扬镳,这就直接决定了文学的人学视野急剧地变得狭隘,甚至丧失了人学的基本特征。我们很难想象像苏轼这样的大文学家对儒家、道家、佛教的哲学和相关的历史典籍毫不知情就能够成为大诗人,而现在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学生就对文学知识以外的哲学、历史等知识极其孤陋寡闻,如此又如何能够理解文学的人学内涵呢?当然,当前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无疑也受到当前中国行政化的大学体制的严重影响。大学行政化已经饱受社会舆论诟病,但是要作出些许改变却是难于上青天。别的且不说,单就全国较为统一的文学教科书而言,就严重地加剧了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既有的由教育部推广的大学文学教科书基本都是由多人(三四十位专家)参加编写的,这种集团作战式的教科书基本不可能突出个人创见,更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人学蕴涵,所能做到的只有所谓尽可能客观的知识梳理。也许像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那种个人著述永远不可能成为现有体制中的教科书。
但是,作为人学的文学需要恰恰不是集体的协作,而是个人的突破,是个人的精神阐扬。现代大学体制的设定也促成了文学的去人学化倾向。可以说,现代大学体制主要是建立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法则之上的,而与人文学科的要求相去甚远。现代大学体制中师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机械的功能关系,彼此构成一种交互的功能符号,而不是一种血肉相连、生命可感的有机联系。这种师生关系明显不利于文学的人学传达。大部分大学文学教师仅靠教书谋生,一个讲授文学的教师对文学的美感往往是无动于衷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学学制培养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博士、硕士进入大学中文系的教师行列中,更是加重了这种去人学化倾向。受现代大学体制的影响,学习文学的大学生往往也认为只是到大学来学点文学知识,不再精心地阅读文学经典,只想获得一张大学文凭到社会上去占有一点生存资源而已。对于大部分大学中文系学生而言,文学似乎都是与人生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东西。可以说,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倾向已经使我们民族内在的人文素质受到极大的伤害。鲁迅在《科学史教篇》中曾说:“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8]环顾当今世俗化的中国社会,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缺乏美上之感情、明敏之思想,在物欲狂欢底下乃是人生之枯寂真相,因此,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乃是迫不及待的。
三、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再人学化
其实,面对当前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去人学化倾向,也有一些专家学者表现出深广的忧虑,并尽可能地作出努力,超越现状。清华大学中文系徐葆耕教授在近二十年教授《西方文学》时就尽可能地恢复文学的人学面貌。他曾说:“把教材写得千篇一律,枯燥无味,已成为现今教材建设的通病和痼疾。这种通病和痼疾的病源在于,以为文科教学仅传授某种固定不变的知识和观点,而不是启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提高他们的素质为依归。”[9]他就把西方文学视为人类心灵的一种历史,要从心灵深层揭示西方文学生生不息的运动历程。他所教授的《西方文学》就颇获学生好评。台州学院蒋承勇教授在西方文学研究方面也试图突出人学的立场,他在《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一书中说:“西方文学在不断地与自然、社会、自我的交互作用中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人学’的西方文学也始终描绘着西方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西方文学不仅表现人们为展示人的本质力量、争取自由与解放的外在行动,也表现他们因丧失自我、丧失自由时的内在精神痛苦,回荡着不同时期社会中人对自我灵魂的拷问之声,贯穿着深刻而深沉的生命意识和人性意蕴。可以说,一部西方文学史就是西方社会中人的精神发展史,也是西方文学人文传统的演变史。”[10]因此,他在专著中以文学作品为依据,以人为基点,透析西方文学中“人”的观点的历史嬗变,力图建构西方文学中“人”的观念递变的基本框架。这都是非常可贵的在文学教学研究中的再人学化努力,不但对于外国文学史教学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教学也同样意义深远。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苏州大学文学院朱栋霖教授也试图重新把文学是人学思想贯穿到文学史编写中,从而引导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倾向。
他曾如此发问:“所谓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甚至整个文学史的叙述与把握,是否可以有一个比社会学更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什么是贯穿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何根本性因素激发与规约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纷繁复杂现象与诸种创作方法更迭、流派纷呈重组?我想,20世纪对人的发现,人对自我的认识、发展与描绘,人对自我发现的对象化是关键,这也就是说,‘人’的观念的演变是观察与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所谓‘人’观念,包括人对自我的认识,人的本质,人性、个人、个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人的权利、人的地位以及人生观、人道观、义利观、荣辱观、幸福观、爱情婚姻观、美丑观、友谊观等,人的未来与发展等。我们是什么?我们从哪里而来?我们应该是怎样的?我们可以拥有与享受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发展与实现自我?我们向何处去?”[11]长期以来,我们文学史的叙述基本上依附于政治、历史等外在社会学论断,无论是对作家作品的价值判断,还是对文学史分期等重大问题的梳理,大都如此。我们不是高扬革命意识形态,就是猛摇现代化旗帜,但无论是革命还是现代化,无非是社会学层面的潮流。朱栋霖举重若轻地拈出了人的发现和人的观念演变,由此透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实在是重新呼应了钱谷融于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文学是人学”之语。但这绝非老调重弹,钱谷融意在呼唤人道主义,而朱先生的“人的发现”具有远为宽阔、远为开放的人学观念,把“文学是人学”真正落实到文学创作的根源中了。但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中,由于参编人员众多,史识难以统一贯穿,这种人学思想尚难以统一整体的文学史叙述。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笔者以为,今后大学文学教育的再人学化要充分地汲取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经验,可以继续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首先,要加大力度推进富有人学思想的、探索性的、独创性的个人文学史著述,若可能的话,应该鼓励大学教师采用此类著作为教材,而把那些没有独创性的、由众多专家学者协力编撰的偏重于知识性传授的文学史著作列为参考书。教材是大学教育的根本,大学文学教育的去人学化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教材的去人学化。而鉴于文学学科的独特性,只有少数独创性的个人才有可能提振大多数的精神,而不是相反,因此,要务必尊重、推崇少数独创性的个人著述。其次,在具体教学中,大学文学教育必须再次把重要作家的人生故事和人生经验复活起来,让学生能够体味到文学家是如何以他们的独特人生为这个世界增添色彩的。我们既有的文学史基本上是没有作家的人生故事的文学史,也就是没有作家的个人生命体温的文学史,这种文学史是很难感动读者的。再次,对具体文学作品分析中,必须要尽可能地深入到人学思想中来分析,要发掘文学史的人性内涵,要探索人性的复杂性和可能性。例如,钱理群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里对曹禺前期悲剧中生命的挣扎和宿命的分析就非常有人学内涵,从而也打动人心。最后,必须确立文学的超越性立场[12],也就是人类性的宏阔视界,对相关的价值问题进行精辟而到位的价值分析和追问,要引领我们的心灵不断地向真善美之极境迈进。有论者在论述苏州作家范小青曾说:“她善于从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发现深藏的佛理玄机,善于通过对生活的哲理点化启迪读者去发现人生的辩证法,从人们熟视无睹的现象中感悟智慧。”[13]其实,大学文学教育也就是要引领学术从日常世界去感悟智慧。当然,大学文学教育要求大学师生把自己真正地放入人学的广阔天地之中去,但要意识到文学从根本上不是给我们提供什么客观知识的,而是让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处境,超越狭隘的自我,提升我们的生命境界,弘扬我们的卓然爱心的。育人,成人,这才是文学的人学目的。
一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没有人会反对审美批评,源自对于审美批评的内涵、地位以及与其它批评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因而存在争议。我认为,审美批评和其它文学批评并不完全是同一层面上的,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它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只有审美批评健全和完善了,真正构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具有可操作性,变成思维性的东西,其它文学批评才可以真正建立起来。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人说文学的本质就是审美,这当然是不准确的,因为文学显然不只是审美,但另一方面,我们说审美是文学的基本特性这却是没有错的。文学最重要的特性就是“文学性”,即泛审美性。前苏联美学家斯托洛维奇认为,艺术与其它形式的劳动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它不仅有意地创造审美价值,而且创造这种价值是艺术创作的基本任务”②。文学当然不只有审美性,它的其它特性包括思想性、历史性,还有伦理、道德、友谊、爱情、时代、阶级、民族、社会等,文学是人学,一切与人有关的东西都可以在文学中得到展示和表达,但无论是人性,还是思想,抑或情感,这一切都不能独立于文本和文学而存在,都必须通过审美方式来完成,否则它称不上文学,或者不成其为好的文学。鲁迅曾引普列汉诺夫的观点:“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底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底观点去。”人“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并不想到功用,但可由科学底分析而被发见。所以美底享乐的特殊性,即在那直接性,然而美底愉乐的根抵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①。的确,人们看事物和现象,首先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的,但仅只是从功利的角度来看,所看的对象并不能转变成艺术的对象,于文学来说,一个作品如果只有功利性而无审美性,那么它就不是文学作品。
从阅读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就是让人获得美的享受,而其它的受益则是深层次的或潜在的,需要通过理性分析才能够认识到。对于文学来说,其思想性、社会历史的价值和意义也非常重要。然而,文学中最重要的并非思想,而是思想的呈现,即作家通过文学的方式把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从而对人对社会发挥作用,这一过程才是重中之重。此外,“真实性”、“历史性”等都是文学的重要特性,但其重要性显然不能和“文学性”相提并论。虽然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小说所反映的现实比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还有价值,即便如此,任何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不能以巴尔扎克小说所反映的生活来作为证据。同样,历史上也有一些作品在思想上成就突出,甚至比历史和哲学更早地提出某些重大的思考,然而,在思想上,文学的作用和地位都非常有限。就真实性而言,文学不能和历史相提并论;就深刻性来说,文学没法与哲学相比。所以,真实性和思想性只是文学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文学的充分条件,也可以说,文学不能是虚假的,不能没有思想,但这与其说是文学的本质,还不如说是人的本质,因为真诚和思想也是人的原则和生活的原则。生存是人的第一要务,人本质上是功利的,但人在满足了生存的同时,也会无功利目的地去审美,阅读文学就是其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很少有人是为了获取知识而阅读,更多的人冲着审美享受而阅读。文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给人故事的同时,作品的思想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思想,给人知识和教益,很多读者甚至最终忘记了审美和消遣娱乐的东西,而哲学和历史却在他们头脑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象,正所谓“得鱼忘筌”。所以,文学首先是文学,然后才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反映和表现,没有经过审美酿造的生活和思想无论多么真实、深刻和丰富,都不过是生活的记录和观念的演绎,称不上真正的文学。一部作品如果不真实,或在伦理道德上存在问题,当然不足以构成一部好作品。
然而有些作品,问题虽然很陈旧,思想上也缺乏建树,但却优美动人,这仍不失为优秀的文学作品。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张爱玲,其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都非常有限,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学史地位。再比如巴金,其思想非常简单,道理也非常浅显,但这并不影响他文学大师的地位。所以,文学在思想上的深度虽然重要,但是文学的重要作用是让思想对读者产生作用,而不是提出思想本身。既然审美是文学最重要的特征,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不可或缺的;既然审美特性是文学的基础特征,其它特性都是建立审美的基础上,那么,审美批评对于文学批评来说就是首要的批评,其它文学批评都是建立在审美批评的基础上。别林斯基曾说:“当一部作品经受不住美学的评论时,它就已经不值得历史的批评了。”②就是说,文学批评首先是审美批评,然后才是其它批评。文学的审美性与历史性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身并没有层次,但人对文学的认识和把握却是可以从理论上分层的。有人说:“文学作品的阅读是对审美对象的审美占有,阅读动机和期待,阅读效果和作品价值的实现都是审美的,在低层次上是娱乐、消遣、解颐,在高层次上是品味人生,理解生活,陶冶情性,精神解脱和慰藉,净化、提升人的灵魂境界。至于了解历史事件,学习各种知识,认识时代面貌,掌握各种阶级观点,是审美的副产品,在本质上不是审美化的阅读期待和阅读效果。阅读过程是审美化的。除了艺术传达外,阅读-审美欣赏是审美再创造的过程,它和写作-审美创造过程中的经验十分类似,同样经历审美感知、审美理解、审美想象、审美体验等心理过程,最后把作品描写的一切整合为审美意象。”③我认为,这种提法非常有道理。
今天提倡审美批评,这不仅是理论的问题,更是基于文学批评的现状。基于当前文学史研究和审美批评的现状,我本人也反对文学史书写的“审美中心主义”①,非常赞同“不能用纯审美标准重写文学史”②的观点。作为一种基础批评,在很多文学批评中,文学批评家更多地关注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分析得头头是道,而对审美批评不屑一顾,成为直接跳过或撇开了审美批评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没有审美价值的文字作品,无论多么深刻和真实,可以成为好的哲学作品或者历史作品,但不可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五四”时期至20世纪80年代,社会文化批评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这既有文学的原因,也有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当然那时现代传媒尚不发达,文学是非常重要的大众消闲方式,社会和文化都非常重视借助文学来实现目的。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胡适、鲁迅等就期待借助新文学运动来实现中国文化变革,从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变革。当时的知名作家凭借其强大的号召力,创作了大量的兼具文化性和社会性的作品,启蒙问题、国民性问题、救亡问题、人的问题、妇女问题、革命问题、农民和农村问题等等,社会思想文化中几乎所有重大问题在文学中都有反应,很多问题甚至就是由文学发起和推动的。既然社会和文化问题是文学的焦点或者说亮点,那么,文学批评中关注社会文化问题也就是非常自然的,这一创作背景也造就了地位显赫、声势浩大、成就卓然的文学批评中的社会文化批评。
50年代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的中国文学可以说是高度政治化的,文学不仅是中国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为政治在文学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文学批评是政治批评模式,这同样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那时的文学批评非常明确,就是“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有时甚至是政治标准唯一,而审美批评变得可有可无。这给中国当代文学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文学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文学上,当今可以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90年代以前,一篇报告文学可以改变很多人的命运,可以对政府的决策都产生影响,但今天,报告文学甚至连主人公的命运都不能改变,相关部门完全可以对之置之不理,视而不见。有人认为文学在未来会消亡,这当然只是一种悲观的看法或者预言,但在这个网络和电视取代文学作品的时代,80年代之前文学的那种崇高地位的确将难再现。除了一些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以外,纯文学的读者非常少,而且越是优秀的文学读者越少,没有读者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影响。任何时代都有纯文学,但今天的中国更接近纯文学的时代,文学越来越回归本位,也即越来越回到文学本身,回到审美,文学的审美性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本位和主体,虽然这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文学越来越边缘化,但却意味着文学越来越走上正常轨道,五四时期文学那种巨大的启蒙意义,50年代之后巨大的政治效应都不再有了。文学变了,文学批评也应该相应地变化,今天,文学批评如果继续沿袭那种文化模式、社会模式、政治模式,就是错位的。
三
如何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我认为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充分学习古今中外审美批评的经验;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重新整合、丰富发展新的审美批评体系并使之系统化。其实,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审美批评是一种泛审美批评,即重文学性、艺术性的文学批评,在文学中地位显耀。这种文学批评也高度重视作品中的社会、文化、思想、伦理道德等特性,但更强调其文学性,更关注文学的特性;在审美批评上,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也重视理论上的建构,但更重视实践,更注重文本的把玩、品味和细读。比如,“诗言志”、“诗缘情”、“兴观群怨”、“经国之大业”都可以说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文心雕龙》从第六卷开始,基本上都是讲文学的艺术性问题,属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范畴。可惜的是,中国古代像《文心雕龙》这样体系化的、理论化的文学理论著作极为罕见,而大量的文学论著则是文学批评,比如“诗话”、“词话”、“小说点评”、“赋话”、“文话”、“联话”,黄霖先生还提出“句论”①的概念。这些“话”、“点评”等也提出了一些理论问题,也有对理论的探讨,但更多地则是对作品的赏评,内容包括对作品的介绍、典故介绍、源流介绍,写作技巧分析、风格分析、词句分析、形象分析、意境分析等,表述多很简单,也没有什么逻辑性,没有过多的阐释和论述,三言两语有时甚至就是一个字,比如小说点评中的“好”、“妙”等,但这是建立在充分的对作品的品读的基础上,具有丰富的审美内涵。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审美,有所谓“两美”、“三美”、“四美”、“七美”、“十美”之说,对于作品的美也区分得非常细,比如“粹美”、“盛美”、“醇美”、“精美”、“健美”、“华美”、“秀美”、“高美”、“圆美”、“优美”、“壮美”、“清美”、“内美”、“外美”、“质美”、“和美”、“大美”、“真美”、“阴柔之美”、“阳刚之美”等,区分之细腻,这正说明中国古代审美批评的发达与成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当然也重视真与善,并且真善是比审美更高的层次,社会批评和伦理批评不能脱离审美批评,它建立在对作品具体感悟、细读的基础之上。所以可以我们看到,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情”、“景”、“境”、“文”、“辞”、“意”、“韵”、“气”、“趣”“味”、“象”、“形”、“神”等这些非常具体的、更强调艺术性的术语、概念构成了核心范畴。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非常重视写作技巧、文学作品的形成过程、文学风格等具体问题的研究,重视对文本的品尝和玩味,在充分欣赏的基础上得出评价。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古代文学审美批评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以及具体的操作模式都值得我们借鉴的主要资源。审美批评其实也是现代文学批评传统。纵观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自近代以来就产生了大量各种各样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包括两大体系,一是社会文化批评,其成就显著,影响巨大,对推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社会文化批评贯穿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始终,最早可以追溯到梁启超,“五四”时期陈独秀的文学批评就是典型的社会文化批评,此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批评,创造社的文学批评,左翼文学批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延安文学批评、国统区胡风等人的文学批评等都可以说是社会文化批评。二是审美批评,虽然其地位不像社会文化批评那样显赫,但同样影响巨大,成就非凡,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审美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王国维,此后,周作人、废名、朱光潜、李建吾、沈从文、林庚都是审美批评的代表人物,为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批评的建构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从流派来看,“京派”和“新月社”的文学批评偏重于审美批评。现代文学审美批评虽然深受西方审美批评的影响,但它同时也对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总结,是建立在充分的文学创作实践基础上的,所以,中国现代审美批评具有双重性,即兼具西方性和中国现代性,也兼具学习性和创新性,是一种既不同于西方审美批评,又不同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新型审美批评。
在中国现代文学时期,社会文化批评和审美批评是互补的,社会文化批评是彰著和显在的,而审美批评则似乎是低调而隐在的。如果我们把社会文化批评比作“花朵”,那么审美批评就是“绿叶”,不仅只是“衬托”,更重要的是“扶持”和不可或缺,就现代时期的文学批评来说,正是审美批评成就了社会文化批评。对于文学来说,首先是审美的必备条件,然后才有可能追求更高的目标比如立人、改造国民性、思想启蒙等,对于文学的评价和批评也是这样,首先是对文学进行艺术上的判断,在满足了审美的要求之后,才有必要对文学进行社会思想文化的评判。事实上,现代文学时期,对于大多数文学批评家来说,审美批评和社会文化批评是绝难分开的,比如鲁迅和郭沫若的文学批评,都是既重视审美批评又重视社会文化批评,只是有所侧重而已。我把现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分为审美批评与社会文化批评两种类型只是理论上的大致区分而已。50年代之后,文学审美批评并没有从理论上被否定,但事实上,在文学批评实践中,政治批评具有绝对的权威地位,政治批评变成了文学批评的基础,也可以说是优先的批评,审美批判反而可有可无。这完全违背了文学的基本原则和基本规律,教训深刻。80年代中期以后,审美批评在理论上得到重视,有人主张恢复中国文学批评的审美传统,但实际上,审美批评由于太琐碎,太细致,操作性不强,社会反响欠佳,所以并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和推广。80年代中期,真正得到恢复的是社会文化批评,与此相对应,受到冲击的是政治批评。90年代之后,西方各种现代文学批评理论被介绍进来,这也大大冲淡和延缓了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重新建构。建立在审美批评基础上的现代文学批评是成功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进步都起积极的作用,而缺乏审美批评之基础的文学政治批评则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这正好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审美批评的重要性。今天我们重建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既要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正面经验,也要学习当代文学批评的负面经验。同时,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还需要充分借鉴和吸收西方现代各种文学批评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在西方,审美批评是正统的文学批评,现已发展得相当完善。20世纪,审美批评与各种现代批评相结合从而产生了很多新质素。比如俄国形式主义从语言的角度重新研究文学,对文学的审美本质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们认为,文学的根本目的不在审美目的,而在审美过程。
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感知是自动感知,而文学的感知则是审美感知,实现自动感知向审美感知转化的手段是“陌生化”,作家应该尽可能延长人们对事物的审美感知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非常重视从语言、形式、美感的角度来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很多精湛的文学批评,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再比如英美新批评,非常重视对作品的细读。瑞恰兹认为,诗歌语言是一种情感语言,而科学语言是一种符号语言。布鲁克斯认为,文学批评只应当关心文学作品本身。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一个重要的不同就是,文学语言常常具有反常规性,诗意常常是在词语的不协调和碰撞中产生的。韦勒克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认为文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分析和解释作品本身。他也非常强调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文学语言具有歧义性、暗示性、情感性、象征性等特点。新批评对文学作品的具体细读,对文学语言与非文学语言的仔细甄别,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审美批评。其它西方文论如原型批评、意象批评、语义学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表现理论、叙事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等都或多或少具有审美批评的因素,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充分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文论的审美论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是非常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充分吸收的基础上融会贯通,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一方面要整合各种审美批评的理论,另一方面则要发展,从而建构完整的、体系化、具有操作性的批评理论与实践。我认为,审美批评本质上是作品批评,是对作品从艺术即审美的角度进行分析与评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来说,重要的不是建构抽象的审美批评理论,而是探寻具体的作品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及其途径,纯粹审美理论属于美学理论范畴,而审美批评则是实践范畴。大致来说,我认为,审美批评要对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系统性的综合、归纳、整理以及更细致、更深入的研究。
一、文学的审美特征问题,包括审美意蕴、审美感觉、审美知觉、审美认识、审美情感、审美理想以及审美风格上的悲剧、喜剧、优美、崇高、卑下、庄严、可爱、诙谐、幽默等,这些都属于美学范畴,但却是文学审美批评的基础,所以一方面需要清理、借鉴,更重要的是具体化,比如崇高在各种文体中是如何表现的?卑下的审美情感与日常情感有何区别?审美感知和认识与日常感知和认识有什么不同?我相信这种具体研究对文学的审美批评是非常有实践意义的。
二、文学呈现方式问题,包括写实、理想、变形、象征、夸张、荒诞等,特别是对于叙事性文学作品来说,这些呈现方式对其审美特性具有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对于现实生活与审美、理想与审美之间的关系研究得比较多,但对于现代文学中的荒诞、变形文学方式的审美研究还很薄弱,荒诞如何具有审美价值?变形如何具有审美价值?文学理论界和文学批评界都缺乏充分而有效的研究。
三、文学技巧问题,包括叙事、描写、抒情、议论、反讽、布局、篇章结构、线索、时间、空间、修辞等。其实,作家是非常重视写作技巧的,作品的好坏,从作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技巧的问题。同样的材料,同样的内容,写作的方式不同,其审美价值也是不同的。读者有时只看到了文学作品中的内容,只是凭综合感觉感受到了作品的美,而忽略了作家的写作技巧,其实,内容也好,美也好,都与作家的写作技巧有关,文学批评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揭示作家写作技巧与文学审美之间的关系。叙事如何产生美?修辞如何产生美?反讽如何产生美?我认为这些都文学审美批评的基本问题。
四、文体问题,主要是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四大文体。传统的文体比较单纯,而现代文体则出现了新的审美趋向,除了交叉融合比如“诗化小说”、“诗剧”、“散文诗”等以外,更重要的是各种文体都出现了新的发展,出现了“变体”,出现各种与传统文体迥异的文体,比如“情景剧”、“荒诞剧”,“新小说”、“意识流小说”以及各种后现代主义小说、后现代主义诗歌、后现代主义戏剧等,它们在审美原则和审美追求上与传统的小说、诗歌和戏剧有根本性的不同。事实上,文体也具有审美性,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审美价值。具体诸如人物、典型、情节、情境、冲突、意境、意象等如何构成?如何具有审美性?过去的文学批评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是非常简化的,缺乏更深入的分析和剖析。
五、语言文字问题,主要是字、词、句、段落、篇章、语音、音调和节奏等问题。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的“文学性”或者说审美性就表现在语言的表述之中,文学语言与科学语言和日常语言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它的“诗性”,文学语言更注重修辞、旋律和节奏,更注重形象,那么,文学语言的“诗性”是通过字词句章表现出来,这同样需要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当然,重建中国当代文学的审美批评,将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但作为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项迫切任务,不论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来说,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来说,审美批评的重建都是一项紧迫而关键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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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形象塑造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欧美,于20世纪80年代末传入我国并已成为当前我国企业在激烈市场竞争下的一项重要经营战略和发展手段。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企业形象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优秀企业形象的塑造
物流企业本身要想成功的塑造自身形象,就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科学的做好企业形象的定位。对于一个企业的形象塑造来说,准确地进行定位是塑造过程的重要核心。物流企业本身要结合当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和自身的特点,对企业形象的基本模式与方向进行确定,突出企业形象的差异化与个性化。举例来说,著名的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其奔驰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成熟、理性、条理分明的成功人士,而宝马汽车给人感觉则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物形象。其次,企业品牌形象的树立。对于一个物流企业来说,其物流服务是企业的重要商品,而价格因素则是商品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属性。很多企业选择在发展初期,通过低价销售的模式,迅速的占领市场。但是这种行为对于企业来说,其从长远层面上看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物流企业本身的服务,其价格因素固然重要,但是更要关注其商品的服务属性。一个商品的品牌形象,不仅仅包括了其商品的质量,其更与消费者的价值体系和消费观念有着更加直接的联系,是企业的无形资产之一。一个物流企业如果具有良好的品牌形象,那么企业的营销工作开展则可以以更加丰富的形式和渠道进行。再次,公共关系的树立。作为企业的各类关系中,公共关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方位的特点。公共关系的加强,可以更好地对企业进行宣传,让企业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让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可以更好地得到社会支持。通过积极开展各项公共关系活动,企业的整体经济效益可以得到有效的提高,并且对于社会的发展和和谐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企业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可以更好地树立自身的形象,获得社会各界的认同和支持,这是企业实现长效发展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基础。对于企业来说,其形象的塑造是一项系统性的工作,各项工作的开展都需要进行科学的规划,明确目标。最后,人员素质的提高。对于物流企业来说,人员自身的素质形象与企业的整体形象具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提高员工的自身素质,可以更好地约束员工行为,让企业的员工具有更加规范的工作行为,进而对企业的的形象塑造产生积极的影响。与此同时,企业形象的提高也可以让员工获得更强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让员工队伍的凝聚力得到大幅度的提高。对于现代化的物流企业来说,一个优质的企业品牌形象,可以更好地发团结员工,并且像一块磁石一样,把广大员工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发挥员工的聚类效应不断挑战新的高点,不断创造出企业新的辉煌。
二、结束语
总而言之,对于现代物流企业来说,其企业的实际形象对于企业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优秀的企业形象可以让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并且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其影响效果具有多面性的特点。与此同时,物流企业的企业形象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企业的实力。
一、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发展的积极意义
如今知识更新换代加快,企业要想生存发展必须实现知识型企业的转型,要实现这种转型便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科技型人才,因此企业以人为本的发展宗旨尤为重要。因此拥有优秀的企业文化进而进行人力资源管理至关重要。企业文化主要包括行为、物质、精神和制度四个方面的文化。企业文化是以企业价值观为基础的企业发展内核。创造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充分激发出企业员工的工作学习热情,刺激其劳动积极性,正面引导企业员工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从而促使企业稳健发展,实现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的有机结合,促进企业的文化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将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和特色企业文化统筹兼顾,促进企业发展,大方面来说可刺激中国市场经济,为国内企业市场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纵观我国国内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尚未意识到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没有创造企业自身特色文化的意识,对人力资源的管理缺乏一个科学合理的正确管理模式系统,并没有进行严格规划,造成企业竞争力较弱。反观现在国内有名的企业“海尔”。是由一个连年负利润营销的濒危小企业转变为如今全国知名的大品牌企业,原因则是它在领导者所创造的优秀企业文化下逐渐发展茁壮。因此,创造一个优秀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而人力资源作为企业发展的必要资源,对于实现企业科学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高素质的人力资源管理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合理发挥人力资源,实现资源最大利用化,对企业转型有着积极影响。实现优秀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的有机统一,让企业文化渗透到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中,对于实现企业经济效益最大化有着深远影响。因此,以企业文化为导向对人力资源进行科学系统的管理,是实现企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举措。
二、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的相关建议
人力资源在企业发展中起着基础性的建设作用,实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需要一个鲜明的企业文化进行引导渗透。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应注意以人为本的管理宗旨,充分认识到知识型人才、劳动型人才等的区别,注重引导激发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实现企业内部的和谐良好的竞争工作氛围,实现企业员工在合作中进步的良性循环。接下来针对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提出几点研究建议。
(一)创造优秀企业文化,树立良好企业形象
一个企业要想发展首先需要具备吸引人才的文化实质,并能产生一定的市场经济效益,因此创造属于自己的特色企业文化及其必要。企业应该结合自身发展实际,站在市场发展的角度,联系发展目标宗旨,创造出属于企业自身的特色文化,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丰富企业精神内涵,规范企业员工行为准则。打造企业文化首先需要建立端正的企业价值观,围绕企业价值观为核心逐步打造包容兼顾、独具内涵的企业文化。发扬企业精神,鼓励员工在企业精神的影响下树立工作价值观,带动企业追求精品、追求卓越、求真务实,实现企业价值观与企业精神有机结合,保证企业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紧跟市场发展潮流,实现企业文化的基础建设。企业还需要诚信经营,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利益,坚持为人民集体服务的企业宗旨,保证工作质量,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企业形象,同时提高自身市场竞争力,为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创造基础前提。
(二)建立正确独到的人才观
人才资源是推动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石,优秀高素质的人才资源可以说是企业发展的血液,为企业提供知识科技基础,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做出贡献。因此人才对于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企业需要树立独到的人才观,善于纳贤,为企业输送新鲜的血液。在招聘企业工作人员时,应该结合多方面因素考虑,选用责任心强、专业知识素质能力过硬、具有创新能力、善于团队合作、能吃苦耐劳的优秀人才。举个例子,日本的享誉世界的电器制造公司:松下公司,其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先生就具有独到的人才观。他的观点认为,人才的质量决定了公司的质量,人才是推动公司发展的重要基石,因此他十分重视企业员工选拔,并且他认为,只有拥有集体意识、对工作有热情、具有创新意识、能够自主经营的人才可以担当公司重任。这样独特的人才观使得松下公司发展成为世界瞩目的优秀企业。企业应该善于选用人才,并考虑企业员工的自身特点,安排适合其发展的岗位,实现人才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相互促进发展的良性循环
企业文化的打造需要人力资源管理做保障前提。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于促进企业文化的丰富有着重要意义,而日渐丰富完善的企业文化对企业人才资源管理又有着导向作用。因此企业应该把握人力资源管理与企业文化建设的平衡点,鼓励企业工作人员参与到企业文化的建设中来,促进企业文化不断创新丰富。同时人力资源在优秀企业文化的引导下逐步建立自身工作价值观,工作积极性提高,钻研探索兴趣被激发,从而进一步主动建设企业文化,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真正实现了企业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良性循环,这就需要企业家善于在企业员工的工作生活中加强企业文化的渗透,同时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将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文化建设统筹兼顾。
三、结语
优秀企业的建设需要优秀的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实现以企业文化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对企业内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和积极影响,企业家提高对企业文化的重视,实现企业稳健发展,进一步创造经济效益,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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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代作家是现代文学的见证者和创作者,他们不仅给现代文学创作了很多作品,而且以研究学者的角色对现代文学提出可建设性建议。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文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著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摘要]传统文化是指民族在历史发展中沉淀下来的文化精华,是民族文化中哲学、美学和艺术的结晶。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文化发展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哲学、美学体系。这些传统文化以诗歌、戏剧、小说和散文等文学形式传承下来。在上世纪五四运动之后,一些传统文化被当做阻碍历史发展的精神枷锁抛弃,因此,我国的传统文化一度出现与现代文学隔离的现状。在21世纪的今天,发扬传统文化是国力的体现,在现代文学中体现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学发展的新目标。
[关键词]传统文化;现代文学;批判;继承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是民族特色和民族风貌的集中体现。目前,尽管世界的发展正朝着全球化迈进,但东方人和西方人还是有明显的区别,东方人的内敛含蓄和西方人的外向粗犷并没有随着全球化发展而改变。尽管同为东方人的民族特征,但表现在不同的民族和国家也明显不同,像中华民族和邻近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民族相比,虽然都具有内敛含蓄的相同点,但民族区别还是存在的,这就是不同的传统文化在不同民族体现出来的不同印记。提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但不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全部,中国传统文化除了儒家思想,还包括佛教、道教思想,这我还是广义的传统文化,如果细分起来,传统文化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古诗、古文、诗词、国画、医学、戏剧、民族音乐。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原始文化、古代文化、近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从社会层面上可分为宫廷文化、官方文化、文人文化和民间文化;从社会功用来分,还可以分为名号文化、服饰文化和礼仪文化等。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限于汉民族文化,由于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因而中国传统文化也吸收了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就是在当前,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还有自己的特色,这些文化特色和不同民族的信仰有关。从信仰来看,我国汉族人民和大多数民族信仰佛教和道教,这样就形成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但我国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像西藏地区藏族人民信仰的喇嘛教、回族人民信仰的伊斯兰教以及部分民族信仰的萨满教、____,这些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它们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传统文化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被人们一代一代继承下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一些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外来文化的冲击,有的正逐步退出人们的生活。像我国传统礼仪文化中的关于婚姻方面的“问名、纳彩”等文化形式,以及结婚典礼中的拜天地仪式,在当前的社会中逐步被西方神父证婚仪式所代替。而一些传统的文化游戏,像充满文化气息的对对联、猜灯谜等高雅活动也成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要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除了在生活中体现,最主要的还是通过文学艺术形式加以传承。
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学中的体现
我国的传统文化能流传至今,除了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利用之外,更多的则是通过文学作品的形式传承下来的。我国的文学作品是以诗歌开始,然后发展到散文、戏剧、小说这些形式。在我国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记载了我国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劳动、生活、祭祀等活动。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哲学得到了告诉发展,“诸子百家”用他们的散文记录了自己的思想,使后人了解到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内涵。到了汉朝,儒家思想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我国的文人都是用儒家思想来作为行事标准。这种文化思想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都有体现。儒家思想对人的要求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品德的要求是“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目标是“治国平天下”,天下太平是每个人的最终理想,因此“文死谏,武死战”成为一种最伟大的献身。一些有抱负的文人就将忧国忧民的思想写进了他们的诗歌中,这些诗歌在《乐府诗》和“建安七子”的诗歌中体现为对战争的不满;在太平年间,诗人们希望人们安居乐业,所以对于国家用人制度、赋税政策造成的内乱忧心忡忡,这种思想从魏晋时代的鲍照、左思一直延续到唐宋时期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宋朝的范成大、范仲淹的诗歌中。他们用自己的诗歌表达对国家对人民的关心。因为儒家思想的最高准则是“平天下”,因此对于国家完整看得高过自己的生命,对于维护国家的尊严也超出了自己的生命的爱惜。因此才有苏武北海牧羊十八年不变节,辛弃疾的“栏杆拍遍”的愤慨,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牵挂,才有南厓海战后的十万军民跳海为宋帝殉葬的壮举,才有后来郑思肖的“宁可枝头抱香死”的不屈。进入元朝之后,我国的戏剧得到了高度发展,一些生活趣事,历史典故被编成戏剧广为流传,这种老少皆宜的文化形式不断传承了历史文化,还将人们生活中的一些礼仪文化进行了传播。进入明朝以后,小说又得到了空前发展,当时的小说种类繁多,不同题材的小说都宣传了不同的文化,像才子佳人小说中,大量的诗词唱和,表现了封建时代男女相爱的含蓄委婉;而流传后世的《三国演义》不仅宣传了儒家的忠君思想,还将我国的古代军事文化做了细致的描写;《水浒》宣扬的是我国的侠义文化;《西游记》则是描写了我国的佛教文化。我国明清时期的戏剧对传统文化的传播,都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像戏剧中对于爱情的描写都是突出忠贞不移,在极端情况下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倾向,像《桃花扇》,将个人情感和国家民族气节结合在一起;而《清忠谱》则是为正义,为尊严不惜牺牲个人性命。这个时期流行的小说也是以宣传儒家思想的忠恕、信义、仁义为主,除了四大名著,像《儿女英雄传》《三侠五义》这些在民间广受欢迎的通俗小说,宣传的是朋友之间的仁义,为了正义而奋斗的主题。《金瓶梅》和《红楼梦》虽然描写的是家庭生活,没有直接歌颂仁义,但对于两个大家族走向衰败时,那些落井下石的背义之人还是进行了讽刺。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
现代文学是从五四运动之后开始的,以现代白话文写成的诗歌和戏剧、小说,它们和古代文学相比,无论是形式还是表现手法都有较大的区别。现代文学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播有个从隔离到传承的过程。
1、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化的隔离
五四运动的爆发是在我国民族处在落后、衰微的状态之下,一代热心青年在为民族为国家的落后深感痛心的同时,在积极寻找落后的思想根源,认为中国的落后主要是几千年来思想体系建立在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体系之上造成。因此,五四运动在文化上对我国的儒家思想进行的彻底否定,将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引进到中国。五四运动之后的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隔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形式上,用白话文代替了八股文,用现代诗代替了律诗。另一个是在表现内容上,现代文学受西方影响,表现的是人物个性和命运,对于传统文化中的忠孝和节操对人性的压抑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现代文学摈弃了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引进了西方一些思想家的哲学思潮,像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这种隔离在上世纪前半叶表现得还不明显,在新中国建国之后,尤其是“”时期,现代文学对我国的传统文化隔离现状发展到了彻底否定的地步,不仅否定了儒家文化,也否定了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好在这种状态随着“”的结束得到了改善。
2、传统文化在现代文学中的体现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的现代文学虽然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隔离状态,但由于作家的思想观念不同,一部分人认为传统文化落后,但也有一部分作家在作品中用现代的文学眼光来传承传统文化。沈从文在他的小说中以反映湘西地域文化为主,他的代表作《边城》就将我国传统的道教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儒家的“和”“仁”“信”等思想通过小说反映出来。巴金的《家》《春》《秋》是用批判的态度来描写封建家族,但对于封建家族方面的文化也有所涉及。在张恨水的系列小说中,通过对生活在下层的民间艺人生活的描写,将我国的民间曲艺和家族文化都做了比较细致的描写。老舍的《四世同堂》描写的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家族的遭遇,其中对于国家兴亡的关心和我国古代作品中对于国家兴亡的看法是一致的。丰子恺的散文集《缘缘堂随笔》通篇都充满了传统的佛教思想,将爱护生灵,体现童真作为表现主题。叶圣陶等人的作品也同样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疾苦,和我国古代诗人对民生的关注相似。解放后,赵树理写的一系列“山药蛋”派作品,像《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等反映农村生活题材的作品,其中也蕴含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结束后,我国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得到了彻底解放,文学作品出现了异彩纷呈的局面,出现了大批既有现代文学特点又有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学作品。像莫言的《红高粱》,内容是反映国家兴亡与个人的关系,但表现方式上又综合了西方的文学表现手法。阿来的《尘埃落定》,表现的是我国藏族土司文化小说中有大量的佛教文化的表现;而陈忠实的《白鹿原》反映的是“民族的秘史”,涉及到了我国传统的儒家精髓,而白鹿两家秉承的“耕读传家”的治家传统以及家传的“修身齐家”的人格理想都对儒家思想做了诠释。在当代现代文学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方面,值得一提的是黑龙江籍作家迟子建,她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反映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生活,其中对于鄂温克的历史、生活现状以及他们信奉的萨满教都做了详细描写。《伪满洲国》则是将伪满时期的下层百姓作为表现对象,表现了东北地区特有的传统文化。在她的所有作品中,都是以表现东北地区的传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为主,向世人展示了东北黑土地上的特色文化。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一些著名作家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来,像王蒙对老子的研究,刘心武对《红楼梦》的研究。可见,随着时代的发展,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学对现代文学发展的主要作用,离开了传统文化,文学也失去了民族特性。
[参考文献]
[1]骆素青,刘义婧,赵秀忠.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J].中国宗教.2011(07).
[2]翟文铖,杨新刚.“传统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10(01).
[3]朱德发.重探60年五四文学革命研究的误区———质疑“彻底反传统文学”论[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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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农村农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且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9亿,其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12528万人,占农民工总量的46.6%①。可见,数量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正逐渐成为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到2020年要实现1亿农民工进城落户,这意味着,将有大量的农民工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重大转变。但事实上,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面临艰巨任务,他们多数在城市从事技术含量不高,薪资水平较低,工作环境、居住条件较差,社会地位不高,职业发展前景堪忧的工作,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令新生代农民工心理承受着巨大的煎熬。伴随着社会的转型与变革,各种压力与矛盾会使该群体心理健康问题加剧,心理矛盾与冲突凸显,因此,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杭州市作为浙江省的省会城市,经济发展较快,人民生活富裕,农民工数量较多。据浙江省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10年,杭州都市圈共有农民工545.2万人,其中,杭州市的农民工数量最多,为218.3万人,占杭州都市圈农民工总量的40%和市常住人口的25.1%②。现有研究较多地探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群体特征、权益保障等问题,但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关注不够,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心理健康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以随机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九堡客运中心站、城站火车站等抽取的新生代农民工为研究对象,共发放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55份,有效回收率85%。有效样本的平均年龄为24.21(+4.38),众数为23,年龄跨度从16-35岁。其中,男性123人占48%,女性132人占52%;已婚103人占40%,未婚150人占59%,离异2人占0.8%;受教育程度情况,小学11人占4%,初中103人占40%,高中或中专104人占41%,大专及以上37人占15%。
(二)工具
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该量表由90个项目组成,包含9大因子:躯体化、强迫、人际关系、抑郁、焦虑、敌对性、恐怖、偏执和精神病性,各项目采取5级评分制。该量表在国内外精神卫生领域得到广泛应用。
(三)方法
以SPSS16.0为统计工具,对收集整理的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等统计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概况
1.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
本研究将新生代农民工SCL-90各因子得分及总分与全国常模比较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表)。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显著低于全国正常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心理健康状况不容乐观。
2.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
根据SCL-90评分标准,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2,则为阳性因子,提示可能有轻度心理问题;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被认为可能有中度及以上的心理问题。据此,本文以3分为分界点,在SCL-90中,任一因子大于或等于3,则认为该研究对象可能有中度及以上心理问题。统计结果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率为19.61%(M±SD=2.53±0.47)。其中,强迫症状(M±SD=2.91±0.55)和敌对(M±SD=2.74±0.79)这两个因子检出率最高,皆为9.41%;其他(M±SD=2.63±0.71)和人际关系敏感(M±SD=2.72±0.60)两项的检出率分别为7.06%和6.67%;躯体化(M±SD=2.21±0.75)和偏执(M±SD=2.47±0.53)检出率最低,均为3.53%。另外,抑郁(M±SD=2.61±0.65)、焦虑(M±SD=2.46±0.64)、恐怖(M±SD=2.31±0.61分析)、精神病性(M±SD=2.34±0.69)检出率分别为5.88%、4.31%、4.31%、3.53%。
3.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比较
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通常正常人检出率范围是(3.79%-29.1%)①。其中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偏执较其它因子比正常组得分更高。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根据统计,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问题检出组各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正常组:躯体化T为8.07***、强迫症状T为15.06***、人际关系敏感T为13.37***、抑郁T为11.68***、焦虑T为11.02***、敌对T为10.75***、恐怖T为10.99***、偏执T为13.08***、精神病性T为9.72***、其他T为10.84***、组内均分T为15.53***。其中,强迫症状因子均分最高接近3(M=2.91,SD=0.55),其次分别为敌对因子(M=2.74,SD=0.79)、人际关系敏感因子(M=2.72,SD=0.60)、抑郁(M=2.61,SD=0.65)、偏执(M=2.47,SD=0.53)、焦虑(M=2.46,SD=0.64)、精神病性(M=2.34,SD=0.69)、恐怖(M=2.31,SD=0.61)、躯体化(M=2.21,SD=0.75)。可见,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检出组心理健康状况令人堪忧,急需关注与介入性疏导。
(二)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的群体差异
研究以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存在性别、婚姻状况、薪资水平的差异。
1.性别差异
用独立样本T检验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的性别差异,发现男性在SCL-90各因子中得分均低于女性,且其强迫症状(t=-2.43*,P<0.05)、焦虑(t=-2.35*,P<0.05)、恐怖(t=-4.45***,P<0.001)三因子及心理健康总均分(t=-2.16*,P<0.05)显著低于女性的得分,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男性心理健康水平高于女性。
2.婚姻状况差异
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工进行差异分析,在本次调查中离异者仅有2人,故本研究仅对未婚、已婚新生代农民在SCL-90中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统计可见,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除敌对因子得分略低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该因子的得分,其他因子均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且在强迫症状(t=-2.36*,P<0.05)、焦虑(t=-2.50*,P<0.05)、恐怖(t=-2.66**,P<0.01)、精神病性(t=-2.24*,P<0.05)这四个因子的得分显著高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得分,这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水平。
3.年龄段的差异
研究显示,不同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差异显著,且在强迫症状(F=3.16*,P<0.05)、人际关系敏感(F=2.84*,P<0.05)、焦虑(F=2.55*,P<0.05)、恐怖(F=6.06**,P<0.01)、偏执(F=2.70*,P<0.05)五个因子中差异达到显著。经多重比较发现,16-20岁年龄段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低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1,P<0.05),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四个因子得分都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8,P<0.05;TukeyHSD=0.37,P<0.05;TukeyHSD=0.36,P<0.05;TukeyHSD=0.42,P<0.01)。21-25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则表现在恐怖因子中,得分显著高于26-30岁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TukeyHSD=0.32,P<0.01)。
四、讨论与分析
(一)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水平
本次调查显示,杭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总均分和各因子得分均显著高于全国常模,与廖传景等人(2010)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这说明,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整体状况不容乐观。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对城市生活有较高的期待,然而,现实中又因政策制度、文化水平、职业技能等限制,他们大多在城市从事着强度高、压力大、条件差的工作,在与城市居民交往过程中,经常遭受来自于城市社会的歧视、排斥,使他们更易形成警戒、防御心理,出现不良心理现象。本次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敌对因子得分偏高,检出率也偏高,分别为9.41%、6.67%、9.41%。然而,新生代农民工由于语言习惯、教育水平及心理、价值取向与城里人有较大差异,特别是由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缺乏,他们能更深刻地感受到作为“外地人”与本地人在人际交往、社会地位、制度性身份上的心理落差和心理隔阂,尤其是体现在具体的制度性安排上,他们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而更易产生敌对、人际关系敏感、强迫心理。同时,这也充分反映了他们内心的郁闷、紧张。所以,政府、用工单位、社会组织等要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问题给予更多关注,多渠道、多层面为他们构筑社会支持系统,真正让他们从心理上融入城市社会。当然,新生代农民工自身也要加强对客观社会支持的利用,克服自卑心理,勇于表露心声,积极争取和善于接纳他人提供的帮助和关心,寻求他人的理解和支持,实现身心健康。
(二)突出心理关怀的性别特征差异
由统计结果可见,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SCL-90中得分普遍高于男性,仅偏执因子低于男性,且强迫、焦虑、恐怖因子达到显著,这一结果与有关研究相似。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恐怖性、强迫性、焦虑心理多于男性,说明女性比男性更关注自身感受,对自身状况更加敏感,对周围生活环境、工作稳定性、人际环境有更强烈的安全需求,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在当下竞争社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无奈。在工作压力不断增大的前提下,女性新生代农民工更容易感受到安全感的缺失。因此,用工企业和社会各界应针对女性心理需求,积极为女性农民工营造和谐、安全的心理环境,尽可能地满足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归属。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偏执分数较女性高。一方面,可能由于社会性别角色对男性“坚韧、强健”的期望使得男性更倾向于表现坚强、健康的一面,也更容易忽略对自身病症的症状与表现。另一方面也说明,男性新生代农民工在生活、工作中较女性更为固执己见,不善于听取吸收他人的意见建议,更容易造成人际紧张。基于此,我们要针对不同性别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提供不同类别的心理关怀。要从心理安全、人际脱敏、性情宣泄等方面,增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关怀;对男性新生代农民工来说,要帮其树立正确的观念,端正不良态度,纠正不合理行为方式。
(三)加强对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关注
本研究结果显示,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好于未婚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水平,且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对生活满意度也更高(T=2.63,P=0.008),与蒋善等人(2007)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婚姻关系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心灵避风港湾”,为新生代农民工带来更多的安定、幸福和满足感,改善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状态。因而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在处理人际关系、职业规划、生活方式等方面会表现出更多的理性和成熟性。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整体年龄较小、务工时间较短、薪资水平较低、生活阅历较浅等原因,他们大多缺乏对人生规划、职业发展、人际关系的整体考虑,对个人、生活和职业方面的问题处理方式较为有限,他们更注重仗义、易于冲动,容易凭感情办事。因此,我们需要更多地关心帮助未婚新生代农民工,特别是在人际交往、个人感情方面,要加强对他们的心理疏导和精神关怀。
(四)重视低年龄段新生代农民工心理需求
年龄段较低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焦虑、恐怖、偏执等因子上的得分高于年龄段高的群体。原因主要是:(1)低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处于青年早期,正处于确立自我同一性、防止社会角色混乱、避免孤独和建立亲密感的重要时期,在此阶段的他们对爱与归属有强烈的需求,他们的自我效能感、自主意识和精神诉求较年长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强烈;(2)由于他们年龄较小,工作资历浅,职业技能低,收入待遇少,他们在工作与生活交往中往往处于弱势,不易体验到安全感和稳定感。因而他们的恐怖、强迫症状、焦虑心理等程度相对较高。所以,社会大众要加强对年纪较轻新生代农民工的关爱,帮助其建立安全、和谐的社会支持系统,提升其心理健康水平。
五、结论与研究的局限
杭州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水平,且在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敌对三个因子检出率较高。这一定程度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活适应状况不佳,存在一定程度的孤独感、挫折感、被剥夺感与抵触情绪。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组的新生代农民工其心理健康程度具有差异性。因此,城市政府及社会各界应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特征及内部差异,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系统,改善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本研究主要通过对在杭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来了解该群体心理健康状况,样本具有一定限制性。另外,本次研究主要基于心理症状层面考察新生代农民工心理健康状况,对社会支持、人格特征等影响因素缺乏探讨,后续研究可对这些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进一步寻找影响该群体心理健康的诸多因素。
1新农合运行现状
萝北县是鹤岗市的市辖县,位于小兴安岭南麓与三江平原交汇处,临近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县包括8个乡(镇),总面积6784平方公里,人口23万。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3所,其中医院、卫生院16所,拥有诊疗床位633张,医疗技术人员1005人,防疫人员180人。萝北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经过近8年的探索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状况良好,全县应参合人数42948人,实际参合人数42906人,实际参合率达99.90%。截至2014年,人均筹资标准从2007年的5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0元。筹资总额由219.3万元增至1181.3万元,增长444%;受益人次由14470人次增至26694人次,增长54.2%。补偿面不断扩大,农民的就医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筹资难度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渠道主要以政府投入和个人筹资为主。大多数农民感到补偿报销比例仍不够高,药价与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与期望有较大差距,导致部分农民在参合后又退出,影响了农民的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同时以政府提高补贴比例的方式促进农合基金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合筹资难题,随着补偿比例的不断提高将会形成较重的财政负担,加大政府压力,影响新农合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民受益程度小。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补偿种类日渐科学丰富,补偿标准不断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进一步扩大,但“看病贵”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逐年上涨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医疗费用的自负比重,尤其是大病治疗费用,农民的实际自负费用并没有明显降低。三是基层诊疗水平低。农民参与新农合都期望能够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对基层诊疗机构的服务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但多数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还比较落后,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服务水平不尽人意。尽管报销比例高,大部分农民仍选择到县市医院,甚至到外地医院就医,乡(镇)卫生院的就诊人数和病床利用率逐年下降。同时由于乡(镇)卫生院所能提供的工作环境、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与城市医院相差较大,人才吸引力不足,缺乏充足的专业医护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合运行的基础。四是跨区保障难实现。随着新农合的推广,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仍然没有参合,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常年在外工作,在本地参合无法得到真正的受益,而在异地就医报销程序比较繁琐,转移接续困难较多,降低了农民工群体加入新农合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县市行政区划内的农场,其行政体制相对独立,医疗服务水平接近县市医院,更靠近相对偏远乡(镇)农民的驻地。部分农民出于就近就医的考量选择在农场医院就医,但农场医院并不在县市农合体系之内,部分农民就近不方便的问题比较突出。
3完善新农合的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补偿范围和受益程度。科学设置补偿项目,实现对农民就医支出项目的合理覆盖,增加农民补偿受益种类;进一步扩大推行新农合就医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比例补偿,引导农民选择县直医院和就近的乡(镇)医疗机构就诊,降低农民医疗负担;适当提高补偿的封顶线,扩大普通门诊就医的补偿额度,扩大农民受益面。二是丰富筹资渠道和缴费选项。以积极的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动员社会力量融资,通过捐资捐助、政策倾斜等方式吸收实业资本和闲散资金,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实业团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多元的筹资渠道;允许农民从自身经济情况和医疗需求出发,参加低、中、高等多个等级的合作医疗模式。自愿多缴的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医疗服务选项、更优质医疗服务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调动农民参合筹资的积极性。三是完善保障机制和区域整合。以财政重点扶持的方式,采买和配备必需的医疗设备,夯实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农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硬件基础。同时坚持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坚持双向转诊制度,通过长期的帮扶协作,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运转,降低农民就医负担。四是拓展医疗机构与合作体系的整合,建立联保联销渠道,探索域内就医报销一卡通,对异地就医报销和垫付经费按照当地医保医院模式实行统一标准补偿,居民交叉就医补偿资金可以在上级机构的统筹下实现基金的定期互转互补。五是探索商业保险参加合作医疗。商业保险参加新农合虽已不是新鲜事物,但从试点实施的范围看仍属刚刚起步,但其对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见的。各地应当结合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科学统筹农合基金向商保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以政府购买保障服务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参合居民在新农合基本医疗补偿的基础上,由商业保险机构给予一定比例的二次补偿,而不需额外缴费,提高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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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所关注的焦点问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农业农村农民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1新农合运行现状
萝北县是鹤岗市的市辖县,位于小兴安岭南麓与三江平原交汇处,临近俄罗斯联邦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全县包括8个乡(镇),总面积6784平方公里,人口23万。全县共有医疗卫生机构53所,其中医院、卫生院16所,拥有诊疗床位633张,医疗技术人员1005人,防疫人员180人。萝北县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来,经过近8年的探索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运行状况良好,全县应参合人数42948人,实际参合人数42906人,实际参合率达99.90%。截至2014年,人均筹资标准从2007年的55元提高到2014年的470元。筹资总额由219.3万元增至1181.3万元,增长444%;受益人次由14470人次增至26694人次,增长54.2%。补偿面不断扩大,农民的就医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筹资难度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渠道主要以政府投入和个人筹资为主。大多数农民感到补偿报销比例仍不够高,药价与定点医疗机构服务质量与期望有较大差距,导致部分农民在参合后又退出,影响了农民的参加新农合的积极性。同时以政府提高补贴比例的方式促进农合基金增长,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合筹资难题,随着补偿比例的不断提高将会形成较重的财政负担,加大政府压力,影响新农合的健康发展。二是农民受益程度小。近年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不断提高,补偿种类日渐科学丰富,补偿标准不断提高,参合农民的受益面进一步扩大,但“看病贵”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逐年上涨的医疗费用,使农民医疗费用的自负比重,尤其是大病治疗费用,农民的实际自负费用并没有明显降低。三是基层诊疗水平低。农民参与新农合都期望能够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对基层诊疗机构的服务水平要求也不断提高。但多数乡(镇)卫生院的医疗设备还比较落后,医务人员的专业素质相对较低,服务水平不尽人意。尽管报销比例高,大部分农民仍选择到县市医院,甚至到外地医院就医,乡(镇)卫生院的就诊人数和病床利用率逐年下降。同时由于乡(镇)卫生院所能提供的工作环境、发展机遇和福利待遇与城市医院相差较大,人才吸引力不足,缺乏充足的专业医护人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农合运行的基础。四是跨区保障难实现。随着新农合的推广,相当一部分的农民工仍然没有参合,其原因主要是认为常年在外工作,在本地参合无法得到真正的受益,而在异地就医报销程序比较繁琐,转移接续困难较多,降低了农民工群体加入新农合的积极性。另外,一些县市行政区划内的农场,其行政体制相对独立,医疗服务水平接近县市医院,更靠近相对偏远乡(镇)农民的驻地。部分农民出于就近就医的考量选择在农场医院就医,但农场医院并不在县市农合体系之内,部分农民就近不方便的问题比较突出。
3完善新农合的几点建议
一是扩大补偿范围和受益程度。科学设置补偿项目,实现对农民就医支出项目的合理覆盖,增加农民补偿受益种类;进一步扩大推行新农合就医分级诊疗制度。完善市、县、乡三级医疗机构住院比例补偿,引导农民选择县直医院和就近的乡(镇)医疗机构就诊,降低农民医疗负担;适当提高补偿的封顶线,扩大普通门诊就医的补偿额度,扩大农民受益面。二是丰富筹资渠道和缴费选项。以积极的政策优惠吸引和鼓励动员社会力量融资,通过捐资捐助、政策倾斜等方式吸收实业资本和闲散资金,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实业团体与个人相结合的多元的筹资渠道;允许农民从自身经济情况和医疗需求出发,参加低、中、高等多个等级的合作医疗模式。自愿多缴的农民可以拥有更多的医疗服务选项、更优质医疗服务资源和更高的报销比例,调动农民参合筹资的积极性。三是完善保障机制和区域整合。以财政重点扶持的方式,采买和配备必需的医疗设备,夯实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农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硬件基础。同时坚持城市医院对口支援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坚持双向转诊制度,通过长期的帮扶协作,促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运转,降低农民就医负担。四是拓展医疗机构与合作体系的整合,建立联保联销渠道,探索域内就医报销一卡通,对异地就医报销和垫付经费按照当地医保医院模式实行统一标准补偿,居民交叉就医补偿资金可以在上级机构的统筹下实现基金的定期互转互补。五是探索商业保险参加合作医疗。商业保险参加新农合虽已不是新鲜事物,但从试点实施的范围看仍属刚刚起步,但其对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的积极作用是可以预见的。各地应当结合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实际,科学统筹农合基金向商保机构购买大病保险,以政府购买保障服务的方式,委托有资质的保险机构参与新农合经办服务。参合居民在新农合基本医疗补偿的基础上,由商业保险机构给予一定比例的二次补偿,而不需额外缴费,提高农民抵御大病风险的能力。
0引言
农民工,我国特有的一批劳动群体,基本都是来自我国各地乡镇农村,三五一伙或者少数成批的进入城市各个行业从事较简单、技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是我国劳动大军中重要的一个群体。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我国农民工的数量为1.2亿人左右。2013年农民工总量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广大的农民工队伍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我国各项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参与者,为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城市繁荣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农民工迅速填充在各个行业领域,尤其在建筑行业领域中队伍尤为强大,但是从另一个侧面发现,特别是施工企业这个高危险性、事故多发的行业中,农民工在诸多工伤事故中占到伤亡总数的80%以上,农民工已成为发生伤亡事故的主体,每年各地发生的农民工伤亡事故屡见不鲜,这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分析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差,受教育程度低,导致自我安全意识薄弱;其次缺乏必要的安全知识和自我防范能力。鉴于以上原因造成安全事故的几率大大增加,给安全生产带来巨大压力。因此,下大力气加强农民工的安全意识,使安全教育制度落实到位、落实到人,逐步提高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降低发生安全伤亡事故的频率等等,这些是现今企业管理者首当其冲的重要责任和义务。
1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的凸显问题
1)农民工整体受教育程度低,素质差。调查显示当今我国农民工文化程度普遍偏低,80%以上农民工只有初中以下文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半路辍学在家。由于家境困难才导致他们进城打工,由于文化水平低,只能去从事些依靠力气的纯劳力工作。而且由于工作的不固定性、随机性和流动性,造成他们对待从事的工作不能很好的、系统的掌握专业知识,只能知道的一知半解,对于企业开办的安全、技术培训教育也都是走形式,左耳进右耳出,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没有起到应有的培训效果,短时间内对于工作技术水平的提高也难见成效。有因必有果,以上这些原因就为农民工作业安全和人身安全埋下了隐患,由此造成全国各地安全伤亡事故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安全形势严峻。
2)安全教育表面化、形式化严重,教育者与被教育者脱节。安全培训教育一直都是企业一个头疼的问题。部分企业对于安全培训工作重要性认识不足,积极性不高,常常是从节省安全培训教育经费考虑,将日常应有的安全教育培训大大缩水,更有甚者从不培训,伪造培训人员签字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3)针对性不强,培训效果甚微。少数企业培训纯粹走过场,为了培训而培训,培训者和被培训者脱节,讲的只管讲,听的只管听,至于效果怎样无人过问,也没有必要的交流,起不到培训应有的良好效果。
4)安全教育无法起到应有的效果。农民工在企业接受安全培训教育后,只是单纯的接受书本上的教育学习,不能很好的将教育的内容同生产工作相结合,不能举一反三,无法使安全教育的效果真正落到实处。
2农民工安全教育基本原则和目标
1)基本原则。a.统筹规划、分工负责。把农民工安全培训工作纳入企业总体工作规划之中,按照企业分级管理,职能部门各负其责,将农民工安全教育工作相互配合、有序运行。b.突出重点、讲求实效。发挥企业和院校结合的作用,创造机会多请一些专业院校的老师、能够针对性的、有侧重点的对农民工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提高文化水平,增强安全保护意识。
2)主要目标。通过企业不间断的安全教育活动,将各行业农民工的安全教育意识有显著提高,在生产工作中对于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有一套完整系统的方法并能够熟练掌握和应用。逐步减少生产伤亡事故,促进我国经济迅猛发展。
3农民工安全教育培训的工作方法及内容
3.1制定实施培训规划,系统化的组织安全教育培训
针对于我国建筑企业的安全教育培训,主要从企业级安全教育、项目部安全教育及班组安全教育三个等级逐一对企业农民工进行教育学习,系统化的提升农民工文化水平和安全防护意识,降低安全事故发生几率。
1)公司级安全教育:主要由企业安全部门负责进行安全教育工作,对刚刚进入本企业的农民工进行基础的安全教育,主要介绍企业生产现状,存在安全隐患的部门和岗位。讲解工作中用到的各岗位安全操作规程,从进入企业第一步就树立“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安全生产,人人有责”的思想。
2)项目部安全教育:相对于企业级的安全教育,项目部的教育工作将更加具体化,重点讲解本项目部在建工程的施工特点,工程进展情况,需要农民工重点掌握的一些劳动纪律、安全纪律及各级规章制度。
3)班组安全教育:建筑企业的施工班组是企业生产的前沿阵地,是农民工即将开展工作的实际操作前线,也是容易发生安全事故的主要部位。进入班组后,将由班组负责安全教育的工人师傅对刚刚加入班组的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这是三级教育的最后一站,也是最细致、最繁杂的教育环节,此环节的安全教育培训掌握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农民工在今后工作中对于安全事故的预防和降低安全风险的能力有着重要的意义。此环节主要讲解:a.农民工将要从事的工作岗位的性质,工作部位情况等;b.在工作中会经常使用的机械设备的性能,防护装置的作用和使用方法,本工种的安全操作规程和岗位责任及有关安全注意事项;c.讲解可能发生伤害事故的各种危险因素和危险部位,并培训农民工如何发现事故隐患,发生事故后如何报警求助及如何紧急处理险情等实用的安全培训。进入企业的农民工必须严格经过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才可以正式持证上岗工作。
3.2明确培训重点,实施分类培训
根据农民工的不同需求,有侧重的安排各种形式的培训教育活动,逐步提高培训质量和授课效果。
1)依据企业农民工文化水平的差异,将安全教育培训分批进行,首先对素质较高,接受能力较强的农民工开始教育。并同时结合当下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例如互联网、新闻媒体、杂志等大家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农民工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接受所培训的知识。其次,对于文化水平低,接受较慢的人员,可以让先期培训的人员进行培训前的交流,通过农民工之间的交流将复杂、繁琐、不易接受的安全教育知识变得容易接受起来,这样对于提高大家学习的积极性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特殊岗位工种教育。由企业组织安排将重点岗位的农民工接受特殊岗位工种的安全教育,此教育由市级负责此项工作的培训机构专门培训,考核合格后发给上岗证后,方可上岗。
3)不定期、不定次数的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各级企业要有专人、专部门不定期、不定次数的对农民工进行安全生产的再教育。利用身边发生的事故案例,结合本企业的实际情况对农民工时时敲响安全警钟,时刻提醒他们安全生产的这根弦要牢牢绷紧,绝不可掉以轻心。安全为天,不安全不生产的安全理念已逐步深入每一个生产者心中。安全教育与培训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而每一个参与此项工作的个人无疑是安全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和根本所在。这就要求各级企业必须真抓实干,通过安全教育培训让农民工对于安全生产做到“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只有采取了一系列的方法和手段,才能稳定提高农民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素质,逐步强化安全为天的理念,真正做到人人重视安全、人人懂得安全,才能真正提高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和企业从业人员的安全技能和素质,有效地减少作业中人的不安全行为,为企业经济效益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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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是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乡村旅游在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到成熟阶段,并且在开发中不断创新,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益的实证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虽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石榴红村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慈惠街道办事处最西部,南临汉江,北连107国道和汉渝铁路,西与新沟农场相接,是一个以培育和种植绿色蔬菜为主的农业自然村。全村占地面积200亩,建筑面积10540平方米,常住农民256户共786人。乡村旅游开发之前,农民以蔬菜种植为生,没有其他的致富门路。据统计,2004年石榴红村主业为农业,旅游收入为零,人均收入仅3700元。在我国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2005年该村确立了以旅游致富的思路。经过几年的发展,目前石榴红村已被确立为武汉市乡村休闲游示范村,基本上形成了以“春桃、夏榴、秋桂、冬梅”四个不同主题为特色的新农村建设示范带和乡村旅游观光带。
(一)初级阶段: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
从2004至2005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开发的初级阶段,该阶段主要进行了村容整治和景观规划。新调任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朱虎带领村民拆牛栏、猪圈、土厕所,挖沟渠、修路、开鱼塘、建果林,完成了村容的初步整治。在村容整治的基础上,石榴红村进行了有步骤的景观规划。首先,针对村民先祖多从安徽、江西迁来,确立房屋改造为“粉壁、黛瓦、飞檐、马头墙”的徽派风格。在房屋改造的同时,村委会还邀请景观设计专家对村景进行了规划。经过规划设计,村民房屋前后建设了绿色植物种植区,村内新修了水泥路、彩砖人行道,安装了太阳能路灯,电力、电信、闭路电视、自来水、太阳能热水器等设施实现了户户通,建成了4000平方米的文化休闲小广场和共1700平方米的会议室、医务室、图书室和警务室。至此,一个规整有序的徽派风格村落建成,一套套干净整洁的“农家乐”向游人开放。
(二)发展阶段:农家乐的兴起
从2005至2007年,是石榴红村乡村旅游的发展阶段,该阶段农家乐正式兴起。期初,最先参与房屋改造的4家农户自发经营农家乐,由于游客供不应求,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其他村民见状也争先恐后地按统一规划进行了房屋改造,经营农家乐项目,为游客提供住宿、餐饮等旅游产品。至此,石榴红村以“住农屋、吃农饭、干农活、享农乐”为核心的农家乐正式兴起并初具规模。
(三)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从2008年后,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进入成熟阶段,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该阶段,由于石榴红村知名度不断提高,游客逐渐增多,乡村旅游在经营农家乐的基础上开发了蔬果采摘、菜地认养、休闲垂钓、野趣烧烤等休闲体验式旅游项目,提高了游客的参与性。至此,石榴红村休闲体验乡村旅游逐渐形成。
在对石榴红村农民收益情况进行调查之前,笔者先对收益这一核心概念进行探讨。收益,名词,等同于利益、好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在其书中他这样对收益进行定义的:那部分不侵蚀资本的可予消费的数额。20世纪初期,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尔文?费雪发展了经济收益理论。在其《资本与收益的性质》一书中,首先从收益的表现形式上分析了收益的概念,提出了三种不同形态的收益:精神收益、实际收益和货币收益。194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把收益概念发展成为一般性的经济收益概念,他定义收益为:“在期末、期初保持同等富裕程度的前提下,一个人可以在该时期消费的最大金额”,此定义没有明确说明什么叫做“同等富裕程度”,因而引起了许多争论。本文针对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发展的实际情况,将农民收益解释为农民所获得的利益与好处,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
(一)调查对象和调查方法
1.调查对象
针对部分农民外出务工的情况,笔者选择常住农民256户作为调查对象,进行入户调查,旨在客观全面的了解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的收益情况。
2.调查方法
笔者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其中以问卷调查为主、访问调查为辅。此次调研为了覆盖石榴红村所有农户,我们对256户常住农民进行入户调查,共发放问卷256份,当场回收250份,问卷回收率97.7%。调查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当地农民的人口特征和收益情况。
第一部分共设3个问题,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是否从事旅游行业等问题,其中针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受访者增设所经营旅游项目的调查。关于对人口特征的调查是为了判断选取的调查样本的结构特征与该村居民的总体结构特征是否一致,关于对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民进行旅游项目的调查是为了了解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方式和乡村旅游对农民的惠及程度。
第二部分从被调查者家庭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两个方面进行调查,共设4个问题。精神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者在乡村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精神收益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经济收益方面,主要询问被调查农户的收入来源以及在乡村旅游开发前与开发后年人均收入。
(二)调查分析
1.人口基本特征
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被调查农民当中:男性占52.8%,女性占47.2%;大部分年龄段在45~54岁(占38%)和55岁(23.6%)以上;从事旅游行业的农户有56户(占22.4%),其中单纯经营农家乐项目的农户有14户(占5.6%)、单纯经营蔬果采摘项目的农户有35户(占14%)、同时经营农家乐和蔬果采摘的农户有7户(占2.8%)(见表2.1、2.2)。根据笔者与石榴红村村委会相关领导的访谈得知,统计结果基本符合石榴红村农民的实际情况,因而保障了调查结果的可靠性。根据以上数据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一方面,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乡村旅游惠及的农民较少;另一方面,农民参与乡村旅游的形式比较单一,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2.农民收益情况分析
(1)精神收益情况分析
通过表2.3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民普遍认可在乡村旅游中获得了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同时“增加了居民自豪感”(90.4%)、“提升了居民主人翁意识”(84.4%)。
(2)经济收益情况分析
①通过表2.4的分析可以看出:石榴红村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100%)和农业生产经营(97.2%),收入来源于旅游经营的农户不足四分之一(56户占22.4%)。笔者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得知,石榴红村大部分农户家庭都是以青年人外出务工、中老年人进行农业生产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模式,只有少部分农户(56户占22.4%)以旅游经营为主要收入来源。
②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发现,乡村旅游开发前后石榴红村农民收入有明显增长。如图2.1所示,开发前有24.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小于2000元,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少部分农户(占11.2%)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没有农户年人均收入在10000元以上。乡村旅游开发后,石榴红村所有农户年人均收入都在2000元以上,其中6.8%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2000-5000元,17.2%的农户年人均收入在5000―10000元,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四分之一的农户(占25.6%)年人均收入在15000元以上。由此可见,乡村旅游开发给石榴红村带来了明显的经济收益,农民的收入普遍有所提高。
3.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得出以下结论:①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主要体现在乡村旅游“改善了乡村环境和交通状况”(100%的赞成率,下同),并极大地“提高了地区知名度”(93.2%)。②在经济收益方面,石榴红村农户年人均收入整体有所提高:乡村旅游开发前,大部分农户(占6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2000―5000元;乡村旅游开发后,一半以上的农户(占50.4%)年人均收入集中在10000―15000元。③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旅游收益分配不均衡。石榴红村从事乡村旅游经营的农户不到全体农户的四分之一(占22.4%),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只有农家乐和蔬果采摘两种形式。
(一)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
要改变石榴红村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的现状,笔者认为首先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把蛋糕做大。旅游规模的大小直接取决于旅游景区景点的数量和吸引力,景点多、吸引力大、游客停留时间长,旅游规模自然扩大。因此要扩大石榴红村乡村旅游规模,需要引进投资建设吸引力大、独具特色的景点,如建设乡村茶园,培育优良茶树品种、传播茶文化艺术、举办茶艺比赛等,或开发培育花卉产业,来吸引游客、留住游客,从而产生规模效应,使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惠及更多农民。
(二)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
针对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的现状,笔者认为需要丰富并创新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具体而言,政府要开拓思路,激励农民发现其自身经营特色,使农民之间形成错位经营、互补经营。比如部分农户可以经营乡村茶庄,吸引游客来此采茶、品茶、学茶艺等,或者有些农民擅长民间艺术如折花、剪纸等也可将此开发成特色旅游产品,从而丰富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同时也使其收益来源多样化。
(三)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
目前在石榴红村中,通过从事旅游经营获得较多乡村旅游收益的农户主要有三类:一是占据优势地理位置的农户(主要是位于文化休闲小广场附件的农户),二是靠自身营销争取到较多客源的农户,三是与村干部关系好或者有亲戚关系的农户。这一现状直接导致其他农户无法或较少获取乡村旅游带来的经济收益,因此,笔者认为必须均衡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机制,一方面扩大乡村旅游规模,使未从事旅游经营的农民加入到旅游行业中来,从而获得旅游收益;另一方面,建立资助基金帮扶获得旅游收益较少的农民,针对部分农民由于乡村旅游景观建设失去土地进行补偿等,从而使乡村旅游收益分配更加合理。
本文以石榴红村农民为研究对象,对农民收益进行界定(具体包括精神收益和经济收益),通过问卷调查法和访问调查法对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前后获得的收益进行实证研究。具体而言: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获得了明显的精神收益;另一方面,石榴红村农民在乡村旅游开发后经济收益虽整体有所提升,但同时存在经济收益惠及农户较少、农民参与乡村旅游形式单一、收益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最后提出了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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