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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儒林传下·服虔》:“有雅才,善著文论,作《春秋左氏传解》,行之至今。”现在说的文论不是古代的文论。现代说的文论,狭义上是指文学研究的理论,广义的泛指文化研究的理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和文论的现代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当代是西方有史以来“叙事”最受重视的时期,也是叙事理论最为发达的时期。尽管流派纷呈、百家争鸣,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构成了当代叙事理论的主流。国内学界一直聚焦于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出现了多种跨学科的研究派别。本文重点评析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揭示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多层次对话,并简要评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主题词:后经典叙事学跨学科新发展多层次对话
叙事理论(尤其是叙事学、叙述学)(1)已发展成国内的一门显学,但迄今为止,国内的研究存在一个问题:有关论著往往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西方经典叙事学,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90年代以来的西方后经典叙事学。(2)正是因为这一忽略,国内的研究偏重法国,对北美较少涉足,而实际上90年代以来,北美取代法国成了国际叙事理论研究的中心,起到了引领国际潮流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初,不少西方学者面对叙事学在解构主义和政治文化批评夹攻之下的日渐衰微,预言叙事学濒临死亡。就法国而言,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研究确实走向了衰落。但在北美,叙事学研究却被“曲线相救”,在90年代中后期逐渐复兴,并在21世纪初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3)
究竟是什么力量拯救了北美的叙事学研究?笔者认为这一拯救的功劳首先得归功于“女性主义叙事学”。(4)顾名思义,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将女性主义或女性主义文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相结合的产物。两者几乎同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但也许是因为结构主义叙事学属于形式主义范畴,而女性主义文评属于政治批评范畴的缘故,两者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各行其道,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联系。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是美国学者苏珊·兰瑟。她是搞形式主义研究出身的,同时深受女性主义文评的影响,两者之间的冲突和融合使她摆脱了传统叙事学批评的桎梏,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兰瑟于1986年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宣言性质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5)该文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名称,并对该学派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还出现了其他一些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之作。(6)在笔者看来,这些论著在20世纪80年代问世,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们知道,从新批评到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文论在西方文坛风行了数十年。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各派政治文化批评和后结构主义的日渐强盛,形式主义文论遭到贬斥。
在这种情况下,将女性主义引入叙事学研究,使其与政治文化批评相结合,也就成了“曲线拯救”叙事学的一个途径。同时,女性主义批评进入80年代以后,也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叙事学的模式无疑为女性主义文本阐释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分析方法。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叙事学成了美国叙事研究领域的一门显学,有关论著纷纷问世;在《叙事》、《文体》、《PMLA》等杂志上可不断看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在与美国毗邻的加拿大,女性主义叙事学也得到了较快发展。1989年加拿大的女性主义文评杂志《特塞拉》(Tessera)发表了“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专刊,与美国学者的号召相呼应。1994年在国际叙事文学研究协会的年会上,加拿大学者和美国学者联手举办了一个专场“为什么要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相互交流了从事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经验。《特塞拉》杂志的创建者之一凯西·梅齐主编了《含混的话语:女性主义叙事学与英国女作家》这一论文集,并于1996年在美国出版。论文集的作者以加拿大学者为主,同时也有苏珊·兰瑟、罗宾·沃霍尔等几位美国学者加盟。
就英国而言,虽然注重阶级分析的“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势头强劲,但叙事学的发展势头却一直较弱。英国的诗学和语言学协会是国际文体学研究的大本营,该协会近年来较为重视将文体学与叙事学相结合,(7)出现了一些兼搞叙事分析的文体学家,但在英国却难以找到真正的叙事学家。法国是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发祥地,女性主义文评在法国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在法国却未成气候。这可能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1)法国女性主义文评是以后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与叙事学在哲学立场上互不相容。(2)法国女性主义注重哲学思考,而叙事学注重文本结构。
女性主义叙事学有两个目的:(1)将叙事学的结构分析模式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从而拓展、改进和丰富女性主义批评;(2)从女性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女作家的作品为依据来建构叙事诗学,从而使叙事诗学性别化和语境化。纵观女性主义叙事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笔者认为第一个目的大获成功,但第二个目的却可以说是徒劳无功。女性主义叙事学家旨在改造脱离语境、男性化(研究对象主要为男作家的作品)的叙事诗学(或叙事语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聚焦于女作家作品中的叙事结构,以为可以借此考虑源于性别的结构差异,改变女性边缘化的局面。但叙事诗学(叙事语法)涉及的是叙事作品共有的结构特征,这跟通常的语法十分相似。
就拿大家熟悉的主语、谓语、宾语之分来说,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写的句子,句子中的主语、谓语、宾语都是无需考虑语境和性别差异的结构位置。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也是如此,对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叙述的区分,“间接引语”与“自由间接引语”的区分等等都是对叙事作品共有结构的区分,这些结构与语境和性别无关。为了将叙事诗学性别化,兰瑟于1995年在美国《叙事》杂志上发表了《将叙事性别化》一文,该文对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的小说《在身上书写》进行了分析,分析聚焦于叙述者的性别与主题意义的关系。以此为基础,兰瑟建议将“性别”作为一个结构成分收入叙事诗学。她认为“我们可以对任何叙事作品的性别进行一些非常简单的形式描述”:
叙述者的性别可以是有标记的(marked)也可以是无标记的。倘若是有标记的,就可以标记为男性或是女性,或在两者之间游移……虽然在异故事叙述[即第三人称叙述]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通常没有标记,然而在大多数长篇同故事叙述[即第一人称叙述]和几乎所有的长篇自我故事叙述[即“我”为故事的主人公]的文本中,叙述者的性别是明确无疑的……我们可以根据性别标记和标记性别的方式(究竟是明确表达出性别还是用一些规约性的方式来暗示性别)来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8)
在具体文本、具体语境中,“性别”可谓充满了意识形态内涵。但在兰瑟的这种区分中,“性别”却成了一种抽象的结构特征,既脱离了语境,也与意识形态无关,只是成了一种“区分异故事叙述和同故事叙述的作品”的“形式”特征。这毫不奇怪,因为只有脱离千变万化的语境,才有可能建构叙事作品共享的叙事诗学。女性主义叙事学家通过研究女作家的作品发现了一些女作家常用的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若这些成分已进入叙事诗学,那么这些研究对叙事诗学就不会产生影响。只是在作品阐释中,我们可以追问究竟出于何种政治文化原因,(特定时期的)女作家更为常用某一结构或手法。但倘若这些成分在以往的叙事诗学中被忽略,那么就可以将其收入叙事诗学,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不过是对现有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
实际上,绝大多数叙事结构或叙述手法都是男女作家的作品所共享的。尽管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强烈批判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脱离语境,但他们在分析中却大量采用了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叙事结构具有双重意义:(1)脱离语境的结构意义(就像“主语”总是具有不同于“谓语”的结构意义一样,“异故事叙述”也总是具有不同于“同故事叙述”的结构意义);(2)叙事结构在具体历史语境中产生的语境意义(不同句子中的主语或不同作品中的“异故事叙述”都会在交流语境中产生不同的意义)。叙事诗学关注的是第一种意义,而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关注的是第二种意义,但第二种意义是一种语境中的附加意义,要了解它首先需要了解第一种意义。正因为如此,叙事诗学为女性主义叙事学提供了技术支撑。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叙事学对叙事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就在于展示了脱离语境的叙事诗学如何可以成为政治文化批评的有力工具。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后经典叙事学多种跨学科派别之一。另一个影响较大的派别是修辞性叙事学。(9)有学者认为20世纪中期以来的叙事形式分析有两条主要发展轨迹,一是源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性叙事研究,二是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结构主义)叙事学。(10)但在笔者看来,这两者并非像80年代中期之前的女性主义文评和(结构主义)叙事学那样构成平行发展的两条轨道,而是出现了多方面的交融:(1)叙事学界将关注情节结构的亚里士多德视为叙事学的鼻祖。(2)叙事学家对叙述视角和叙述距离的探讨总是回溯到柏拉图、亨利·詹姆斯、珀西·卢伯克和韦恩·布斯等属于另一条线的学者。(11)(3)热奈特的《叙述话语》这一叙事学的代表作在叙述规约的研究上继承和发展了布斯的《小说修辞学》的传统;布斯所提出的“隐含作者”、“叙述者的不可靠性”等概念也被叙事学家广为采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不少学者的论著中,这两条线倾向于交融为一体,形成“修辞性叙事学”。
在《叙事/理论》一书中,戴维·里克特提出了“结构主义叙事学”与“修辞性叙事学”的对照和互补的关系,认为前者主要关注“叙事是什么”;而后者关注的则是“叙事做什么或者如何运作”。(12)在提到“修辞性叙事学”时,里克特是在广义上采用“叙事学”这一名称,泛指对叙事结构的系统研究。严格意义上的“叙事学”在20世纪60年代诞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而里克特的“修辞性叙事学”始于40年代美国芝加哥学派R·S·克莱恩有关叙事的“修辞诗学”。这种用法恐怕过于宽泛。然而,我们不妨借用里克特的措辞来界定我们所说的“修辞性叙事学”:它将研究“叙事是什么”的叙事学的研究成果用于修辞性地探讨“叙事如何运作”。
1990年,具有叙事学家和修辞学教授双重身份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术语评论:小说和电影的叙事修辞学》一书面世,(13)其最后一章为修辞性叙事学的发展作了铺垫。1996年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出版,(14)该书发展了费伦在《解读人物、解读情节》(1989)中提出的理论框架,成为美国修辞性叙事理论的一个亮点。1999年,迈克尔·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一书问世,(15)该书很有特色,但同时也不乏混乱。笔者对这些著作均已另文详述,(16)在此不赘。总的来说,修辞性叙事学具有以下特征:(1)聚焦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2)采用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来探讨修辞交流关系,同时发展自己的结构分析模式,如费伦的“主题性、模仿性、虚构性”三维度故事分析模式、拉比诺维茨的四维度读者分析模式(见下文)。(17)(3)可能是受布斯的“隐含作者”的影响,修辞性叙事学很少关注作者创作时的社会历史语境,因此与十分关注真实作者之意识形态创作动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对照。但修辞性叙事学家一般关心实际读者和作品接受时的社会历史语境。
另一个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为认知叙事学。(18)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认知叙事学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认知叙事学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并蓬勃发展,固然与其作为交叉学科的新颖性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其对语境的强调顺应了西方的语境化潮流。认知叙事学论著一般都以批判经典叙事学仅关注文本、不关注语境作为铺垫。但笔者认为,认知叙事学所关注的语境与西方学术大环境所强调的语境实际上有本质不同。就叙事阐释而言,我们不妨将“语境”分为两大类:
一是“叙事语境”,二是“社会历史语境”。后者主要涉及与种族、性别、阶级等社会身份相关的意识形态关系;前者涉及的则是超社会身份的“叙事规约”或“文类规约”(“叙事”本身构成一个大的文类,不同类型的叙事则构成其内部的次文类)。为了廓清这一问题,我们不妨看看言语行为理论所涉及的语境:教室、教堂、法庭、新闻报道、小说、先锋派小说、日常对话等等。(19)这些语境中的发话者和受话者均为类型化的社会角色:老师、学生、牧师、法官,先锋派小说家等等。这样的语境堪称“非性别化”、“非历史化”的语境。诚然,“先锋派小说”诞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期,但言语行为理论关注的并非该时期的社会政治关系,而是该文类本身的创作和阐释规约。
与这两种语境相对应,有两种不同的读者。一种我们可称为“文类读者”或“文类认知者”,其主要特征在于享有同样的文类规约,同样的文类认知假定、认知期待、认知模式、认知草案(scripts)或认知框架(frames, schemata)。另一种读者则是“文本主题意义的阐释者”,包括拉比诺维茨率先提出来的四维度读者:(a)有血有肉的实际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受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世界观的影响;(b)作者的读者,即作者心中的理想读者,处于与作者相对应的接受位置,对作品人物的虚构性有清醒的认识;(c)叙述读者,即叙述者为之叙述的想象中的读者,充当故事世界里的观察者,认为人物和事件是真实的;(d)理想的叙述读者,即叙述者心目中的理想读者,完全相信叙述者的所有言辞。在解读作品时,这几种阅读位置同时作用。不难看出,我们所区分的“文类认知者”排除了有血有肉的个体独特性,突出了同一文类的读者所共有的认知规约和认知框架,因此在关注点上也不同于拉比诺维茨所区分的其他几种阅读位置。绝大多数认知叙事学论著聚焦于“文类认知者”对于(某文类)叙事结构的阐释过程之共性”,集中关注“规约性叙事语境”。
在探讨认知叙事学时,切忌望文生义,一看到“语境”、“读解”等词语,就联想到有血有肉的读者之不同社会背景和意识形态,联想到“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框架。认知叙事学以认知科学为根基,一般不考虑读者的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考虑不同批评方法对认知的影响。我们不妨看看弗卢德尼克在《自然叙事学与认知参数》中的一段话:
此外,读者的个人背景、文学熟悉程度、美学喜恶也会对文本的叙事化产生影响。譬如,对现代文学缺乏了解的读者也许难以对弗吉尼亚·吴尔夫的作品加以叙事化。这就像20世纪的读者觉得有的15或17世纪的作品无法阅读,因为这些作品缺乏论证连贯性和目的论式的结构。(20)
从表面上看,弗卢德尼克既考虑了读者的个人特点,又考虑了历史语境,实际上她关注的仅仅是不同文类的不同叙事规约对“叙事化”这一认知过程的影响:是否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直接左右读者的叙事认知能力。这种由“(文类)叙事规约”构成的所谓“历史语境”与由社会权力关系构成的历史语境有本质区别。无论读者属于什么性别、阶级、种族、时代,只要同样熟悉某一文类的叙事规约,就会具有同样的叙事认知能力(智力低下者除外),就会对文本进行同样的叙事化。就创作而言,认知叙事学关注的也是“叙事”这一大文类或“不同类型的叙事”这些次文类的创作规约。当认知叙事学家探讨狄更斯和乔伊斯的作品时,会将他们分别视为现实主义小说和意识流小说的代表,关注其作品如何体现了这两个次文类不同的创作规约,而不会关注两位作家的个体差异。这与女性主义叙事学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十分关注个体作者之社会身份和生活经历如何导致了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如何影响了作品的性别政治。虽然同为“语境主义叙事学”的分支,女性主义叙事学关注的是社会历史语境,尤为关注作品的“政治性”生产过程;认知叙事学关注的则是文类规约语境,聚焦于作品的“规约性”接受过程。
认知叙事学在发展过程中,建构了多种叙事认知研究模式,对此笔者已另文详述,(21)在此不赘。
世纪之交,西方学界出现了对于叙事学发展史的各种回顾。尽管这些回顾的版本纷呈不一,但主要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已经死亡,“叙事学”一词已经过时;第二类认为经典叙事学演化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三类则认为经典叙事学进化成了以关注读者和语境为标志的后经典叙事学。尽管后两类观点均认为叙事学没有死亡,而是以新的形式得以生存,但两者均宣告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已被“后结构”或“后经典”的形式所替代。在当今的西方叙事学领域,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十分奇怪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后经典叙事学家都认为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但在分析作品时,他们往往以经典叙事学的概念和模式为技术支撑。
在教学时,也总是让学生学习经典叙事学的著作,以掌握基本的结构分析方法。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叙事理论百科全书》,其中大多数辞条为经典叙事诗学(叙事语法)的基本概念和分类。可以说,编撰这些辞条的学者是在继续进行经典叙事学研究。这些学者以美国人居多,但在美国,早已无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经典叙事学家”或“结构主义叙事学家”,因为“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已跟“死亡”、“过时”划上了等号。这种舆论评价与实际情况的脱节源于没有把握经典叙事学的实质,没有廓清叙事诗学与叙事批评之间的关系。(22)
经典叙事学主要致力于建构叙事诗学,而后经典叙事学则在很大程度上将注意力转向了批评实践。如前所述,叙事诗学必须脱离语境来建构,而对作品进行的叙事批评则应考虑社会历史语境。当学术大氛围要求考虑语境时,向批评的转向也就成为一种必然。就叙事批评而言,确实出现了从脱离语境的经典批评到考虑语境的后经典批评的演变进化。但就叙事诗学而言,则可以说后经典叙事学是换汤不换药。上文探讨了兰瑟力图将“性别”收入叙事诗学的努力。若想进入叙事诗学,像“性别”这样的因素都难以逃脱抽象化、形式化和超出语境的命运。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叙事诗学模式都是脱离语境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模式,从实质上说只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一种补充而已。通观后经典叙事学和经典叙事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三种主要的对话关系:
(1)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经典叙事学的结构模式之间的互惠关系:后者构成前者的基础(经典叙事学对“同故事叙述”和“异故事叙述”的区分就构成了兰瑟之“性别”模式的基础),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2)后经典叙事学家自己建构的结构模式与他们的批评实践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得以拓展(通过批评实践来发现一些以往被忽略的形式结构)。由于这些结构模式是对经典叙事诗学的补充,这一关系也可视为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
(3)当后经典叙事学家采用经典叙事学的模式来展开批评时,也就出现了更为直接的经典叙事诗学和后经典叙事批评之间的互惠关系:前者为后者提供技术支撑,后者使前者在当前的应用中获得新的生命力。正是由于后经典叙事批评对经典叙事诗学的大量应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97年再版了米克·巴尔《叙事学》一书的英译本;伦敦和纽约的劳特利奇出版社也于2002年秋再版了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在此之前,该出版社已多次重印这本经典叙事学的著作。2003年11月在德国汉堡大学举行的国际叙事学研讨会的一个中心议题是:如何将传统的叙事学概念运用于非文学性文本。不难看出,其理论模式依然是经典叙事学,只是拓展了实际运用的范畴。
既然存在这样多层次的对话,应该说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诗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并非演进替代,而是互补共存。叙事诗学毕竟构成后经典叙事学之技术支撑。若经典叙事学能健康发展,就能推动后经典叙事学的前进步伐;而后者的发展也能促使前者拓展研究范畴,更新研究工具。这两者构成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结束本文之前,笔者想简要探讨一下后经典叙事理论的其他一些特征和发展趋势:
1. 关注文字以外的叙事
经典叙事学尽管在理论上承认文字、电影、戏剧、舞蹈、绘画、照相等不同媒介都具有叙事功能,但实际上聚焦于文字叙事,不大关注其他媒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其他媒介的叙事,转向了文字叙事与电影等非文字叙事之间的比较,转向了同一作品中文字叙事与绘画、摄影叙事的交互作用。美国《叙事》杂志2003年第2期登载了斯图尔特写的一篇专门评论“画中读者”的论文,(23)该文对西方绘画史上各种有关阅读的绘画进行了颇有见地的分析。不少表面上静止的绘画暗示着过去和未来,构成一种令人过目不忘的叙事。
2. 关注(经典)文学之外的叙事
受文化研究和政治批评的影响,不少后经典叙事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妇女、黑人、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转向了传记文学叙事和大众文学叙事。此外,在西方当代叙事研究领域,还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倾向:将各种活动、各种领域均视为叙事的“泛叙事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后经典叙事学家关注非文学叙事,如日常口头叙事、新闻叙事、法律叙事、心理咨询叙事、生物进化中的叙事,如此等等。这有利于拓展叙事研究的领域,丰富叙事研究的成果。然而,这种泛叙事研究往往流于浅显,真正取得了富有深度的研究成果的仍然当首推小说叙事研究。
3. 对经典概念的重新审视
后经典叙事学家倾向于重新审视经典叙事学的一些基本概念,例如“故事与话语的区分”、“叙事性”、“叙事者的不可靠性”、“情节”、“叙事时间的本质”、“叙述声音”、“叙述过程”,如此等等。这些探讨有利于澄清概念,拓展和深化理论研究,但也出现了一些偏颇和混乱。(24)
4. 利用国际互联网进行学术探讨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网上对话成了西方叙事理论研究者日益喜爱的学术交流手段。(25)在NARRATIVE@ctrvax.Vanderbilt.Edu网站上,只要一位学者发表一点看法,提出一个问题,一般马上会得到多位学者的回应,而且往往一个话题会引向另一个话题,不断激活思维,拓宽视野,使讨论持续向前发展。在讨论中出现的偏误,也能在众多眼睛的监督下,及时得到纠正。网上对话是信息时代特有的交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代表了学术研究方法的重要转变。从传统研究在故纸堆里爬梳到后现代时期的网上无纸笔作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叙事进程。不过,互联网上的探讨难以替代书面论著,就目前的情况看,只是构成了对书面论著的一种补充。
2000年美国《文体》杂志夏季刊登载了布赖恩·理查森的如下判断:“叙事理论正在达到一个更为高级和更为全面的层次。由于占主导地位的批评范式(paradigm)已经开始消退,而一个新的(至少是不同的)批评模式(model)正在奋力兴起,叙事理论很可能会在文学研究中处于越来越中心的地位。”(26)理查森所说的“叙事理论”主要指涉后经典叙事学,根据这几年的情况来看,理查森的预言很有道理。无论在研究的深度还是广度上,后经典叙事学都取得了长足进展,当今更是呈现出旺盛的发展势头,值得国内学界予以更多的关注。
(1)国内将“narratology”(法文的“narratologie”)译为“叙事学”或“叙述学”。“叙述”一词与“叙述者”紧密相联,宜指话语层次上的叙述技巧,而“叙事”一词则更适合涵盖故事结构和话语技巧这两个层面。笔者曾将自己的一本书命名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001,2004),旨在突出narratology与聚焦于文字表达层的文体学的关联。
(2)国内20世纪90年代出版了不少与西方叙事(述)学相关的著作,但一般均聚焦于经典叙事学,未关注后经典叙事学。进入新世纪以来,情况依然如此。针对这一现象,笔者在与人合著的一部新作中(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著:《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将于2005年出版),集中对90年代以来北美的后经典叙事理论展开了探讨。
(3)正是由于这种发展趋势,纽约和伦敦的Rout-ledge出版社将于2005年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百科全书》(由美国学者David Her-man, Marie-Laure Ryan和德国学者ManfredJahn主编);牛津的Blackwell出版社也将推出国际上第一本《叙事理论指南》(由美国学者James Phelan和Peter Rabinowitz主编)。两本书的撰稿人员均以北美学者为主。
(4)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与女性主义文评的差异以及女性主义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批评的偏误,参见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评析》,《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有关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话语分析模式,参见申丹:《“话语”结构与性别政治——女性主义叙事学“话语”研究评介》,《国外文学》2004年第2期。
(5)Susan S. Lanser,“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Style 20 (1986): pp.341-363, reprinted in Feminism:An Anthology,edited by RobynR. Warhol and Diane Price Herndl, pp.610-629(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91).
(6)影响较大的著作之一为Robyn R. Warhol,Gendered Interventions: Narrative Discourse inthe Victorian Novel,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9.
(7)参见申丹:《小说艺术形式的两个不同层面》,《外语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2期。
(8)Susan S. Lanser,“Sexing the Narrative: Propriety, Desire, and the Engendering of Narratology,”Narrative 3 (1995), p.87.
(9)“修辞”一词在当代西方文论中是个含义十分复杂的词。在解构主义学者的手中,“修辞”几乎成了“解构”或“颠覆”的替代词;在“文化研究”的领域中,“修辞”又转而指涉权力或意识形态关系的运作。后结构主义、后现代语境下的“修辞”一词十分强调语境对话题(内容)之选择的决定作用。但修辞性叙事理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传统的“修辞”内涵,主要指涉作者与读者进行交流的方式或技巧。
(10)(12)参见David H. Richter,“Preface,”in David H. Richter ed.,Narrative/Theory,New York:Longman, 1996, p.IX。
(11)参见申丹:《视角》,载《外国文学》2004年第3期。
(13)Seymour Chatman,Coming to Terms: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 in Fiction and Film,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14)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Michael Kearns,Rhetorical Narratology,Lincol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1999.
(16)申丹:《修辞学还是叙事学?经典还是后经典?———评西摩·查特曼的叙事修辞学》,《外国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多维进程互动———评詹姆斯·费伦的后经典修辞性叙事理论》,《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申丹:《语境、规约、话语———评卡恩斯的修辞性叙事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年第1期。
(17)Peter J. Rabinowitz,Before Reading,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James Phelan,Narrative as Rhetoric,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139-141; 215-218.
(18)(20)详见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学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19)参见Mary Louise Pratt,Towards a Speech Act Theory of Literary Discourse,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Sandy Petrey,Speech Acts and Literary Theory,London: Routledge, 1990.
(21)Monika Fludernik,“Natural Narratology and Cognitive Parameters,”in 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ed.) David Herman,Stanford: CSLI, 2003, p. 262.
(22)参见申丹:《经典叙事学究竟是否已经过时?》,《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该文对将解构主义视为“后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观点提出了批评。尽管由于哲学立场上的对立,我们不能将解构主义视为一种“叙事学”,但在叙事批评实践中,解构主义和叙事学有可能呈现出某种互补关系,参见申丹:《解构主义在美国》(《外国文学评论》2001年第2期)以及《〈解读叙事〉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外国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23)Garrett Stewart,“Painted Readers, Narrative Regress,”Narrative 11 (2003), pp. 125-176.
(24)参见申丹:《“故事与话语”解构之“解构”》,《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
(25)参见申丹:《究竟是否需要“隐含作者”──叙事学界的分歧和网上的对话》,《国外文学》2000年第3期。
(26)Brian Richardson,“Recent Concepts of Narrative and the Narratives of Narrative Theory,”Style 34 (2000), p. 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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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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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的。本文阐析了道家“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现代价值,揭示了道家“崇尚自然”“崇尚和谐”的现代意义。
[论文关键词]道法自然;生态环境;生态伦理思想
[论文正文]
关于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道家思想认为由“道”生出天、地、人等宇宙万物。道教主张“道法自然”而不是“征服自然”,认为“天道”与“人道”是一致的,同时主张“归真返朴”的人生宗旨.其中具有若干有价值的合理因素。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在很大程度上均是人为因素所引起的。是人性的异化所导致的结果。道教的生态伦理思想,给人类提供了发人深省的智慧,在今天愈来愈显其独特的价值,值得认真研究。
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人类自身所造成的。要想摆脱这种危机走出困境,还要靠人类自身的醒悟和能力去加以解决。这其中除了靠发展科学技术、调整社会结构以及对自然保护实行立法之外,还必须从价值取向的角度重新审视与检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和行为。在20世纪中期,人们为了珍惜和善待自己所生存的外在环境,而创造了生态伦理学这门应用学科。它试图借助道德手段来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取得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
1923年德国人施韦泽在他的《文明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指出,由于现代技术经济实践的破坏性后果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所以应当寻找科学措施、法律措施,同时也寻找道德措施去禁止人们对自然的一些做法。人类应当从自然的全局出发来认识自己与自然交往行为的正当与否。至此.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形成。尽管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诞生于20世纪中期,但这并非意味着生态伦理思想是现代人的专利。实际人类文化的传统中,尤其是在中国老庄道家文化传统中就存在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虽然这些生态伦理思想是朴素的、直观的,但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的萌动,做了良好的文化铺垫。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的这种理论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物我一体的整体观念之上。通过“道”的范畴体现出来。“道”是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在老子看来,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而道就是这个整体的本原。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因此,“道”是“天地之始一万物之母”。
此外,老子在将“道”视作天地万物的总根源、总法则的同时,还着重阐发了“道法自然”的思想。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地道,道法自然。”又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常自然。”在“道”家看来。人是自然的一部分,道、天、地、人都是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它生化万物,而又使万物长养,但不去主宰他们,一切听其自然。
道家的上述以“道”为本、道法自然和天地人一体的思想.其反映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就是把人与天地万物视作并列的关系.要求破除人类的以自我为中心主义。即:既承认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又强调人与自然不应成为一种对立、紧张的关系。道家的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处理的思想.实际上则潜含着一种生态伦理观念。它告诉人类应该通过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秩序,保护生态环境,消除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回归到人与自然融合无间的和谐状态。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的主要内涵主要表现出以下三个方面:
1.“知常日明”与尊重自然规律。老子提出的“知常日明”的生态伦理思想是指,具有了解和把握事物生长变化的内在规律的能力才是真正的智慧。倘若不认识规律,而去乱做妄为,必然会招致凶险的结果。老子曾说“不知常,妄作,凶”,实际上是在两千年前,对人们不遵守客观规律.与自然规律对着干的行为的一种警告。当今生态环境每况愈下,由于乱砍乱伐,导致森林资源日益贫乏,造成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空气污染、水污染、噪声污染等造成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和损害,使环境质量急剧下降。能源的不合理开采与利用,造成了惊人的浪费和损失。这种种恶果的产生,都与人的任意妄为和生态意识、环境意识淡薄有着密切关系。如果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只考虑眼前利益,那么未来是不堪设想的,人类也必将受到大自然的更大惩罚。
2.“知和日常”与自然和谐。“知和日常”指和谐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本规律。天地万物都包含阴阳两种自然的力能.而阴阳二气的统合又形成冲气。所谓冲气是指由阴阳二气相互交合而形成的一种平衡、和谐的存在,它代表了事物的理想存在状态。因此,老子哲学中.“道”作为万事万物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表征事物和谐状态的一个范畴。而“崇尚自然”“崇尚和谐”则是老子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所在。如果人类所生活的自然界的循环系统遭到破坏,使物种遭到灭亡,导致生态失衡,那么人类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从上述意义来说,道家“知和日常”的观念可谓一种高超的生态智慧。
3.“知止知足”与可持续发展。在老子看来,自然作为循环往复的开放系统,和谐乃是维持这个开发系统所应遵循的法则。故人类要想做到尊重自然就必须懂得“知止知足”才能“可以不殆”的深刻哲理,懂得人遇事不可随意而为的道理。所谓“知止知足”.就是指时刻不放纵自己的欲望.时刻使人的欲望与自然界的承受能力保持合理的张力。它体现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就是根据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进行适度开发.有限度地索取。当前.环境危机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只顾眼前的利益.只顾满足当前物欲的膨胀相关联。正是在这种眼前利益和私欲的驱使下,人们去无节制地乱伐林木.过度地使用地力、开采矿藏、捕捞水产、施放污染物以及过度地自我生殖等等.更是与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不相符合的。
1.理论意义。
道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与当代生态伦理学相衔接的可能性。这表现在两方面。其一.道家、道教“道法自然”的自然主义具有鲜明的科学精神,这为它与当代奠础于生态学之上的生态哲学相衔接提供了可能性。其二,道家、道教由天人合一的人类学本体论出发的生态伦理思想与传统伦理学相比具有诸多独到之处。
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的内核在于.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同质性是非实体性的。道是成己、成人、成物又升华己、人、物的善。这可以作为建构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基点之一。道家、道教的生态观和生态伦理思想对发展当代生态伦理学确定具有重大的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与不足。道家、道教生态伦理思想是科学未充分发展前思辨的产物.含有不求改造环境等消极因素。这些局限性和不足只能在当代生态哲学的视野中得以弥补和克服。
2.实践意义。
当前生态环境恶化主要是因为存在这种错误观念和行为:只承认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的主宰和自然的征服、索取者.而不承认人也是自然的呵护者。实际上,大自然不可能有什么主人。人也不可能永远和完全主宰自然。如果说人有优胜于自然之处.那就是他在合规律、合自然的过程中.施展其能动的主体性力量.最终实现其自己的目的.使自然为人类服务。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人与自然的统一。实现人、社会、自然三位一体的持续发展。人们若想将自身利益和子孙后代的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就必须把眼光放长远些.明白善待自然,也就是善代人类自己的道理。而善待自然的举措可以选择种种.但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显得格外重要。而从生态理念上走出价值误区.除建构健全的现代生态意识外.很重要的就是从传统文化中开掘瑰宝。从这方面说.道家的生态伦理应属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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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p#分页标题#e#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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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是人最基本的感情联系,也是人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它需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维系。然而在网络环境下,许多大学生过分沉溺于网络交往,造成热衷于各种“网事”,“踏着铃声进出课堂,宿舍里面不声不响,互联网上大述衷肠”。这些沉迷于网络虚幻情感世界的同学对现实感情比较淡漠,他们游离在大学生的主流群体的边缘。由于对网络虚幻情感的沉迷,对近距离的关系反而疏远了的情况。特别是家庭的关爱对他们来说更是成为?一种束缚和负担。许多大学生宁愿在网吧不分昼夜地上网,也不愿意给父母打电话或是写信。还有些学生除了要生活费外,和父母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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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关键词: 严复;家庭伦理;积极性;保守性;现代意义
论文摘要: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以进化论为指导,融会中西,形成了与古代不同的家庭伦理思想。他主张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血缘亲情和家庭教育。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既具有开新的特点,又打上了传统封建伦理深深的烙印。批判地继承这一思想,有利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家庭美德的建设。
论文正文:
浅析严复的家庭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严复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在中国正处于积贫积弱、遭受列强瓜分的民族危亡时刻,严复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和讲学等形式,宣传民主、科学和进化论的思想,积极主张维新变法,批判腐朽落后的封建思想,以求中华民族的革新图强,体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也体现了这一变革时代的特征,既具有批判、启蒙和开新的特点,又留下了封建残余思想的深刻印记。
一、总的说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是建立在比较基础上的中西兼容,以新式思想为主。具体而言,可以把他的家庭伦理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概括如下。
(一)提倡婚姻自由
首先,严复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说:“匹合之制所以最善者,以其最便家庭教育之故,故吾国多妻之制,往往为新学家所深垢。”批判中国当时有钱人和贵族的一夫多妻现象。其次,反对早婚,主张晚婚。他在给熊纯如的信中曾说:“吾国前者,以宗法社会,又以男女交际不同西国之故,遂有早婚之俗,而末流或至病国,诚有然者。”把早婚提到导致国家落后的高度,虽有夸张的成分,或者说严复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落后的真正原因在于封建经济和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但他的确指出了早婚的危害性。并且,严复还讲了反对早婚的理由。“男不知所以为父,女未识所以为母,虽有儿女,犹禽犊耳。”认为比较适宜的结婚年龄是男子三十岁和女子二十岁。再次,严复主张满汉通婚。他认识到满、汉两族各有优点,通婚则可以取长补短。如果继续实行满汉禁婚,则对满人最为不利。最后,严复反对封建婚姻中的门户观念。他说:“故无论复之嫁女娶妇,固不论财。”可见,严复在子女的婚姻上没有传统的门当户对、嫌穷爱富的思想。这对于上流社会比较普遍的“政治联姻”、“经济联姻”是一大挑战。另外,严复还主张婚姻自主。他说:“昏嫁之事,宜用自由,使自择对。”这是对中国几千年“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婚姻模式的叛逆,具有启蒙意义。严复还认识到青年人经济上的独立对婚姻自主的重要作用。他说:“甚且舍祖父余荫,食税衣租而外,毫无能事足以自存。如此而日自由结婚,不待父母之命,庸有当乎?庸有当乎?”
(二)主张男女平等,倡导妇女解放运动
严复形象深刻地描述了封建社会里妇女受压迫的悲惨遭遇。他说:“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控诉了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对妇女的残酷迫害,并认为女子缠足和吸食鸦片是中国礼俗中对民力贻害最深的两件事。他认为男尊女卑的观念是人为设置,并非天然形成的。“中国妇人,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他还指出了妇女自立的途径。“禁缠足、立学堂固矣,然媒灼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仍无自立之日也。”并且,他特别强调读书和参与社会实践对妇女解放的重要作用。“盖读书者,阅古人之世;阅世者,即读今人之书。”严复认为,妇女自强有利于国家强盛。“故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这一认识可谓很有远见。严复不仅指出男女的不平等、妇女受压迫和束缚,而且,还认识到经济上不平等,女子经济上不能独立是根本原因。他说:“支那妇人,又凡事仰给于人,除倚市门外,别无生财之术。”女子在经济上依附于男子,则她们在人身、人格等方面不可能真正独立,必然处于依附和被支配的地位。这一见解是相当深刻的。所以女子参与劳动,取得经济收人不仅有利于妇女解放,而且有利于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说:“一家无坐食之人,则家累轻。”他还从经济角度分析了他家乡30年前盛行的溺女之风,并大声疾呼:“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可见,严复一方面强调亲子之情,另一方面反对重男轻女,女孩应该同男孩一样受到父母的疼爱和呵护。更难能可贵的是严复还较早地认识到了妇女参政的重要性。他说:“吾国近十余年来,始有男女平权之说,浸假言自由婚姻矣,至于今则言女子参政权矣,此其为是为否,哲家不敢轻下断言,但就事实上之实验,科学上之研究,有可言者,请为诸公更一及之。”最后,严复认为妇女地位的提高、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符合社会进化的法则。“既言男女婚配之进化,则女子地位关于社会进化者亦有可得而言。”
(三)提倡孝亲敬长、慈爱子女,重视父子亲情
他指出:“孝亲敬长固矣,而不宜使髦奎之人,沮子孙之发达。”严复的家教思想中重“孝”。在他写给夫人朱明丽的一封家书中说:“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问其母,此儿真不孝也。”在写给女儿严殡和严谬的信中夸奖她们能勤学写信,鼓励她们经常写信给他。由此可见,严复非常注重与子女间的沟通和了解,注重亲情的培养。他不仅深爱着自己的亲生儿女,而且怜爱亲属中的其他晚辈。这一点从他写给外甥女何纫兰的信中可见一斑。“吾年日老,姊妹所出只汝一人,故于汝身更加怜爱,较之子女有过无逊。吾甥当善体此意,以慰老人,切切!”另外,严复还教导子女要赡养父母,使父母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子女有所成就,父母也引以为荣。尽管世界进化、前进,但“孝”的思想不可丢弃。“故世界天演,虽极离奇,而不孝、不慈、负君、卖友一切无义男子之所为,终为复载所不容,神人所共疾,此则百世不惑者也。”严复认为子“孝’,并不是片面的,他还高度赞扬母慈的伟大。“慈母之于子也,幼劳顾恤,若忘其身,母苦而子乐也。至得其所求,母且即苦以为乐,不见苦也。”
(四)阐述了兄弟姐妹相处的原则,要求儿女之间要重视姊妹亲情
首先,兄姐要关心、疼爱弟妹。在写给次女严谬的信中他说:“小弟弟不赖学否?不好哭吵要东西吃否?汝是姐姐,须得疼他,他自然不同你淘气了。”其次,长子拥有严父一般的权威,弟妹要敬重长兄。他是这样说的:“吾儿当知,迷信事小,而我诸子中,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却是极大关系。谚云:‘长兄为父嫂为母’;又云:‘父有长子,称曰家督’,况大哥年将知命,可为汝父有余,乃以嫡母忌日,叫汝代劳拜佛,汝缘不信宗教,或他见解,虽露不豫之色,兼有无谓语言,使大哥伤心,岂非该死?惟是大哥本身,亦有不对之处,因他当下见汝曹如此,便应呼到面前,扎实教训一番,劈面大骂,才是做家督正理。而乃容忍不言,骨肉之中过于世故如此,亦是不合也。”严复在这里所强调的长兄的权威是建立在亲情互爱基础之上的,不同于封建宗法社会嫡长子继承制中的长子所拥有的那份权威和独尊地位。另外,严复还强调在姻埋姑嫂的关系中,长嫂应贤淑大度,发挥表率作用。“人家有大小,有灿理,有姑嫂,甚至婆媳,但凡相处,皆有难言,惟有打头者系贤淑大度之人,处处将私心争心与为己心除去,然后旁人见而服之,不致互相倾轧。”
(五)重视教育,提倡科学的生育观
他在谈到中国传统的生育观时指出:“故最要莫急于奉生,教育子孙次之。‑ ”说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重视生育,但不重视教育。严复认为父母当用“善”来教育子女。“此犹庄周以非指喻指,非马喻马,而齐桓公亦云仲文教我以所善,不若教我以所不善。其为特色,天下父母当自知之。”严复还认识到教育是提高女子地位,改善女子生活,解决女性问题的一条有效途径。他说:“姑(故)女子教育,所不可不巫者,一曰妃(配)偶关系,二日遗传关系,而最后则有生计关系。”严复主张优生,用遗传学和进化论思想来解释优生的道理,希望以此来改进国民的素质。他说:“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并且,严复还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了中国人只重视生育的数量,而不重视生育的质量。“设使娶妻一人,生子四、五人,而均须仰食于不足自给之一男子,则所生之子女,饮食粗弊,居住秽恶,教养失宜,生长于疾病愁苦之中,其身必弱,其智必昏,他日长成,亦必有嗜欲而无远虑,又莫不巫巫于嫁娶。于是谬种流传,代复一代。虽半途夭折之数极多,然所死之数,必少于所生之数。”由此可见,经济贫困与生育质量低下已进人恶性循环的矛盾状况,深刻揭示了中国极度贫穷和人民意识不觉醒的社会现实。
(六)对西方家庭伦理思想应采取谨慎的态度,倡导有取舍的吸收
他说:“即在西洋诸国大抵莫不行匹合矣,而自由结婚之余,亦未尽离苦趣。夫妇道苦,由是而二弊生焉,一曰不事嫁娶,一曰轻为离异。”可见严复看到了西方社会婚姻自由的一些负面影响,对独身主义和轻易离婚持否定态度。另外,对盲目崇外、心醉欧风的不良社会风气严复提出了批评。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中可取之处严复持肯定态度,提倡继承。而对只注重感官肉欲的不负责任的爱情婚姻观提出批评。他如此说道:“又睹东西之俗,通脱逾闲,由是怨旷既多,而夫妇之道亦苦,不知中国数千年,敬重女贞,男子娶妻,于旧法有至重之名义,乃所以承祭祀,事二亲,而延嗣续。而用今人之义,则舍爱情肉欲而外,羌无目的之存,今试问二者之中,何法为近于禽兽,则将惊然而知古礼之不可轻议矣。”
二、正和其他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可能超越时代的局限一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思想仍占主导地位,再加上严复自小熟读典籍,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所以他的家庭伦理思想又有着保守性和批判不彻底的特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对女性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片面之处
如严复认为,为人太太的天职是:“家中照管门户、教束儿女,系做太太人天职,非不得已不要常出门也。”他认为在新式人物中这种美德已荡然无存。“承先持门户教子孙为第一要义,此之美德,岂是新人物中可求?‑”他还认为“世间惟妇女最难对付。”与孔子的“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并且他认识到,男女因生理方面的区别,因此分工有所不同。“故女子以生生为天职,其力以储能为多;而男子之力见于事功,固多效实。”认为女子的天职就是生育,对女子在参与改造社会、改造自然的活动中所起作用认识不足。毛泽东曾说:“妇女能顶半边天。”显然,严复是看不到这一点的。
(二)在爱情婚姻观上尽管与前人相比有较大突破,但受传统影响依然存在
在他晚年所作的《读经当积极提倡》演讲稿中倡导隆古教化、纲纪不变。他说:“治制虽变,纲纪则同,今之中国,已成所谓共和,然而隆古教化,所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夫义妇贞,国人以信诸成训,岂遂可以违反,而有他道之从?‑ ”他还说:“今日吾国所谓女权,无非与男子争权。既与男子争权,则不得不过于智育,过于智育,则女性必衰。女性之衰非他,一曰不事嫁娶,二日不愿生育,此欧、美之已事。”把争取女权仅仅看作与男子争权,反映出严复的矛盾心理。女权解放运动主要是指让女子从男尊女卑、受歧视、受压迫的不合理的社会体制中解脱出来。与不事嫁娶、不愿生育并无必然联系。严复在对待自己子女的婚姻问题时,这一保守心理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说:“吾俗向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于洛生提出先与他的女儿相处,看彼此是否情投意合,然后再决定是否婚约。严复的回答是:“告以不能。”而且把青年男女为婚姻自由而私自出走视为一大罪过。他说:“故务弱其民,男秉义程,女守洁清,而寄毅逃嫁,皆大罪矣。”
(三)家教思想中尚有一些世俗的内容
如他教导长子严豫说:“故愿吾儿一听父言,必变此计。吾非望汝媚世阿俗,然亦甚不愿吾儿为无谓之件俗。”要求儿子不要像他那样为无谓而怜俗,对社会宜采用较为现实的态度。这一点仅就家庭教育而言并无可厚非,但鉴于当时中国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革命形势蓬勃发展这一社会现实而言,其世俗和保守的一面也清晰可见。
(四)始终没有认识到封建专制制度对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女性人格独立的束缚作用
通过分析他生前的著作和他给亲友的书信,可以看出他认识到了经济落后和教育不发达是社会腐朽、人民素质低下的原因。主张走教育救国的改良道路,而不是通过革命的方式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在其知识分子思想中的体现。如他在《拟上皇帝书》中说:“且臣知陛下之所以谦让逾巡,终不忍言变法者,重以子孙轻改祖、父之道故也。此诚陛下孝治之隆,不可及之盛德也。然而臣愚窃以谓[为]过矣。”虽然有在一定程度上变革祖宗之法的要求,但对涉及根本的封建政治制度“祖、父之道”却采取了妥协退让的办法。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这已被历史所证明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
以上大致勾勒出严复家庭伦理的正反两方面。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思想中既有积极探索、以求变革、突破xxx成规的可取之处,又有相对保守、谨小慎微的矛盾特点。这既根源于时代的局限性,也根源于阶级立场的狭隘性。这一点对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学者都不能苛求。严复毕竟给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家庭伦理遗产,这是毋庸置疑的。我们要结合今天的社会现实,既大胆吸收其中积极合理的内容,又勇于批判其中封建性的残余,建设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家庭美德。
(一)严复的家庭伦理中注重亲情和弘扬“孝”道,有利于维护家庭和睦和社会稳定
据报道,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进一步加快。2009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 67亿,占总人口的12. 5%。与上年度相比,老年人口增加725万,老年人口比重增加0. 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龄化程度进一步加重,10年来,我国高龄人口增加了近一倍。2009年,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2000万左右。在我国人口老年化和高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今天,弘扬“孝”道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家庭作为个人生活、休息、娱乐的场所,对处于激烈竞争和急剧变动状态中的当代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一个和谐安宁、充满亲情、幸福美满的家庭氛围有利于消除人的疲劳和巨大的工作压力。当然,美好的亲情关系不仅需要全体家庭成员精心的培养和细心的呵护,而且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崇高的共同目标才能得以维持。子女对父母的关心和孝敬是培养亲情必不可少的一环,而且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地发展。现实社会中存在的部分年青人不养老、不敬老的行为,不仅是对亲情的践踏和伤害,而且毒害了社会风气。
(二)严复认为对待爱情婚姻应持严肃、认真的态度,值得借鉴
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曾说:“爱情里确实有一种高尚的品质,因为它不只停留在性格上,而是显出一种本身丰富的高尚优美的心灵,要求以生动活泼、勇敢和牺牲的精神和另一个人达到统一。”爱情既是神圣高尚的,又是纯洁无瑕的。它应是婚姻的惟一基础,对待爱情和婚姻采取严肃、认真的态度,尤为必要。应该说当今的大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是持严肃和慎重的态度,但是,也有部分青年对恋爱和婚姻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只图一时新鲜,违背了爱情的初衷。比如大学生中就比较流行“只求曾经拥有,不求天长地久”的观点,甚至有些人把恋爱视为一种时尚追逐,把拥有男友女友当成一种装饰,就像脖子上的项链,成了炫耀的资本,缺乏理性思考。正如有学者指出,恋爱与婚姻虽然不是人生的惟一目标,却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丰富的生活内涵和文化外延,直接影响到青年人精神生活的社会定格和个体质量。因此,青年人在婚恋生活中不仅仅局限于跟着感觉走,还应当进一步通过对爱的思考去增强自身爱的行动自觉性和科学性,从而消除自发性和盲目性。
(三)摈弃严复对女性社会地位的片面认识,提倡男女平等,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严复在女性社会地位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也曾正确地指出,平等并不是抹煞男女生理心理上的差别,“夫精神本于体力,而女子体力,以经数舍逊于男子,此学者所共识。”今天所强调的平等主要是人格独立和权益平等。现在有些单位在招工时或提出特别要求或提高标准不愿录用女工。因为我国人口太多,为减轻就业压力,有些人甚至提出让女性回到家庭中去。这些是明显不合理、不可取的,是男女不平等思想的表现。在农村地区,生育观上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比较普遍,为了生男孩,在怀孕时查出是女孩,采用堕胎的办法也时常出现。当然,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遗留远不止这些,应引起足够的重视。
(四)严复主张树立科学的生育观,有利于顺利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提高人口素质
我国由于实行晚婚晚育、优生优育、提倡一对夫妻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生育质量普遍提高。但是,每年仍然有为数不少的畸形和弱智儿童出生,优生、优育的观念有待进一步普及。有些人还抱着多子多福的思想。未来的竞争必定是高素质人才的竞争。现代家庭应重视对子女的全面教育,为中华民族在本世纪中叶的腾飞培养优秀的人才资源。
(五)学习严复对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进行重大革新的做法,我们应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和建设当代中国家庭伦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历史转型时期,这使当代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面临巨大的道德困境:传统的家庭道德正在解体,现代家庭道德尚未形成,后现代家庭道德又滋生和蔓延开来。l我们只能去积极适应这种变化,而不能固步自封、因循守旧。对今天家庭生活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比如家庭功能进一步社会化,人员流动异常频繁等,要采取宽容和接纳的态度,以有利于家庭形态、家庭结构和家庭功能本身的生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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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老舍作品;文化批判;现代化思考
论文摘要: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建设新文化的历史重任,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直到今天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与学术价值,值得我们认真去梳理和阐发。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老舍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这已成为学界的共识。许多学者也对此多有具体的探讨,诸如老舍与中国传统文化,老舍与北京地域文化、与旗人文化、与__文化等等,都曾是人们探讨过的热门话题,这些探讨成果丰硕,深化了人们对老舍这位作家丰富的思想文化蕴含的认识。然而,这些探讨多是从老舍作品中提取某些文化类型,进行印证演绎和意义诊释,并未能深人到老舍所处的时代语境中,揭示老舍文化批判思想生成与发展的复杂诱因,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从中了解到老舍何以要选取文化批判的独特视角来展开他的文学主题提炼和文学想象。而这些,就是本文要试图完成的研究课题。
一
老舍是携带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于192b年正式登上文坛的,他的文化批判视角也正是在这部小说中初露端倪,随后延续和深化加强,并逐渐形成其小说鲜明的主题特点。而实际上,老舍在走上文坛之前的20年代初,即已立志从事文化批判和新文化建设了。那时,他曾表达过这样的志向:“我们每个人须负起两个十字架……为破坏、铲除旧的恶习,积蔽,与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我们须预备牺牲,负起一架十字架。同时,因为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我们也须准备牺牲,再负起一架十字架。”从这段话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老舍此时已经有了清醒的文化批判意识,一方面,他立志要对传统“像大烟瘾那样有毒的文化”进行“破坏、铲除”的去弊工作,另一方面,他又决心要“创造新的社会与文化”,推动中国文化的更新。事实证明,老舍这段话决不是一时冲动的激情表白,而是切实落实到了他以后的文化活动中了的,包括他的从教与从文。
探究老舍这一时期文化批判思想形成的原因,无疑与近代以来的文化启蒙运动分不开。近代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便艰难迈上了现代化的道路,那时的思想先驱们外鉴西方列强的先进富强,内审国家的积弱积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民族自尊心,努力探索并推动着中国迈向现代化。在先后历经“技术现代化”与“制度现代化”道路探索失败之后,他们纷纷将目光聚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试图从中找到阻碍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深层病根和推进我们民族现代化的新的动力资源。
五四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就是近现代思想家们这一思想行为的显著体现。这场运动高扬西方“科学”与“民主”的启蒙精神大旗,对中国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和否定。并以“民主”与“科学”为新文化建设的价值目标,以更新国民的价值准则和伦理道德观念,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其历史意义巨大,影响至今。
家居北京的老舍,那时正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处在同一个时空,近距离的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耳闻目染,常见习闻,自然而然从中获取到思想话语资源,并由此形成他文化批判的思想视角和话语表述的基本形式。
《老张的哲学》较早显示了老舍对“封建有毒文化”的现象观察与本质揭批。赵姑母与老张分别作为传统文化的两个载体得到了较为生动的表现。作为封建礼教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执行者的赵姑母,虽然慈祥、善良,但思想陈旧,格守古训,在温情脉脉中将侄女迫害致死却并不自觉,这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可悲可叹的人物;而老张则是一个十分令人可憎的人物,他是一个拜金主义者,凶恶狡诈,欺压良善,投机专营,可谓封建专制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老舍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描写,对其背后蕴含的封建伦理与制度文化的弊病进行了暴露与批判,虽然这种批判还欠缺某种理性自觉的深度和高度。
老舍第一次自觉地进行有深度的文化批判,当是1928年创作的长篇《二马》。这部作品意在“比较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并重在揭出其“背后几千年的文化”的遗留。老马自尊自傲,自私自利,因循守旧,懒惰成性,不思进取,无所事事,只知有家、不知有国,是老一代中国人的代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象征。老舍对此感到担忧,并予以批判嘲讽,老舍指出:“完全消极,至少可以产生几个大思想家。完全积极,至少也叫国家抖抖精神,叫生命多几分乐趣。就怕像老马,像老马的四万万同胞,既不完全消极,又懒得振作起精神干事。这种好歹活着的态度是最贱,最没出息的态度,是人类的羞耻。”而反观英国人,他们务实、懂科学、爱国、进取,尽管有些民族偏见与民族歧视,但有更多值得欣赏和肯定的地方。通过中英两国民族性格、文化心理与文化价值观念的比较,老舍对民族精神老化和产生“出窝老”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剖析和批判,肯定了英国文化和英国民族精神。
这部作品对中英两国民族性格的比较极易使我们联想到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大论战。如何评估东西文化,如何革新东方文化,这曾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文化主题。陈独秀和梁漱溟各自作出了不同解答,并引起争论。比如陈独秀认为中西文化性质迥异,绝不相容,须输人西学以革新中国文化。而梁漱溟也认为中西文化有别,指出,西方文化“意欲向前”,中国文化“意欲自为调和持中”;西方文化是一种既进的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待进的文化等。但梁漱溟不认为中西文化这种差别有优劣之分,他们只是中西方民族生活不同样式而已。因此梁漱溟坚信,尽管目前中国文化存在弊端需要改革,但世界文化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老舍对中英两国民族性的比较,毫无疑问可以看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评估中西文化思潮的延续。但不同于陈、梁二人的评估显得那样的抽象和理性,老舍以小说形式表述的这种比较更让我们觉得真实和生动。在比较中,老舍将重点放在对老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病态的暴露和批判上,由此产生的想象和叙事成为这部小说最耐人寻味的部分。而在文化理想的构建上,老舍则与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的六点希望接近,他把懂科学、爱国、进取、务实等作为理想的国民精神,认为“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的理想了。’,老舍尤其着重对“国家观念”的强调。由于传统家族制的中国社会结构导致我们的国民缺乏现代意义上的“国民意识”和“国家观念”,这也是导致近代以来民族、国家日渐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老舍特别注重对国民国家观念的塑造。老舍曾在多部作品中暴露和批判了我们国民“国家观念”的缺乏,他曾明确指出,“我们的人民没有国家观念”,并认为“没有国家观念的人民和一片野草似的,看着绿汪汪的一片,可是打不出粮食来”,因此,他把“引起中国人的爱国心,提起中国人的自尊心”视为“是今日最要紧的事’,。老舍对国民劣根性及其背后隐藏的传统文化弊端的暴露批判无疑是准确深刻的,他的那些主张也很具有时代针对性,有许多时代的合理的成分,甚至有超越时空的思想价值。
二
到了30年代,中国思想界关于中国走何种现代化道路的战略研讨以及由此引起的中西文化之争又热闹起来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社会科学词汇,已在当时报刊上被较多地使用。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纪念创刊一周年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结果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现代化趋向问题的大讨论。随后不久,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十位教授联名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号召开展文化建设运动,又引发出新一轮的文化论争。这次论争无论是讨论的深度和广度,都可以说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超越,是中西文化、现代化道路理论探讨的新阶段。它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已大大超出了以往争论的范围,即使是一些老问题,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文化语境的诱发下,老舍在30年代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考又有了深人拓展。他写的好几部作品直接就是“借故事说文化”。1934年,老舍就曾计划写部长篇《二拳师》,拿武侠故事表达对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如他所说:“内中的主角是两位镖客,行侠仗义,替天行道,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可是到末了都死在手枪之下。我的意思是说,时代变了,单刀赴会,杀人放火,手持板斧把梁山上,都已不时兴;大刀必须让给手枪,而飞机轰炸城市,炮舰封锁海口,才够得上摩登味儿。这篇小说假如能写成的话,一方面是说武侠与大刀早该埋在坟里,另一方面是说代替武侠与大刀的诸般玩艺不过是加大的杀人放火,所谓鸟枪换炮者是也,只是显出人类的愚蠢。”。显然,老舍计划中的这部作品意在表达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必然性事实的清醒认识和对现代化带来的负面问题的普惕。遗憾的是老舍这部作品未能写成。但以这部作品的材料浓缩成的短篇《断魂枪》则继续着他对文化问题的思考。
《断魂枪)反映的是文化转型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小说一开头,就将世界正在发生的剧变形势简要的勾画了出来:东方的大梦没法子不醒了。炮声压下去马来与印度野林中的虎啸。半醒的人们,揉着眼,祷告着祖先与神灵;不大会儿,失去了国土、自由与主权。门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枪口还热着。他们的长矛毒弩,花蛇斑彩的厚质,都有什么用呢;连祖先与祖先所信的神灵全不灵了啊!龙旗的中国也不再神秘,有了火车呀,穿坟过墓破坏着风水。枣红色多德的镶旗,绿笠皮箱的钢刀,响着串铃的口马,江湖上的智慈与黑话,义气与声名,连沙子龙,它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
这段时代速写把近代末期西方强势文化对落后的东方文化的强烈冲击生动准确表现了出来,这里有军事侵略,面对西方的洋枪洋炮,东方的长矛毒弩与厚盾不堪一击,东方被迫成了殖民地。这里有西方先进科技文明的涌人,击垮了东方的农业文明,并导致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火车“穿坟过墓破怀着风水”,沙子龙的镶局被迫改成了客栈,“今天是火车、快枪、通商与恐怖”流行。这就是近代末期正在发生剧烈变化的东方与中国。
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自然有着严重的文化失落感,如 镇师沙子龙曾经以一条“五虎断魂枪”横走西北为年无敌手,那曾是何等的威风八面!可如今,镰局改成了客栈,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也没了用处,“他的武艺、事业,都梦似的变成昨夜的”了,这是何等的伤感与无奈!而另一个问题也立即浮现了出来,那就是沙子龙那套没了现实用处的绝技“五虎断魂枪”还有没有传承下去的必要呢?这却是个令人颇费思量的严肃问题,“传”还是“不传”,在沙子龙和他的徒弟与孙老者那里有不同的看法,孙老者和沙子龙的徒弟们希望沙师父传授绝技,可沙子龙却死了心,宁愿被世人耻笑和遗忘也坚决不传。对此,老舍批评道:“许多好技术,就因个人的保守,而失传了”。。总之,这部小说借一个武侠故事将近现代时期社会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与信息记录了下来,并传达着老舍对此进行的严肃思考。
此外,《老字号》这部作品也从另一个方面演绎着他的文化批判主题。《老字号》写一老字号商铺三合祥死守老规矩,在时代已变的情况下经营方式却一成不变,结果将铺子经营垮掉的故事。小说反映的是现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所带来的人们思想观念与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问题。钱掌柜死守旧规矩经营着铺子,结果将老字号三合祥弄垮,而周掌柜则积极改革,虽然他的做法不合“规矩”,却能实实在在的挽救铺子的颓势,后来,“周掌柜上天成领东去了”,并最终吞并了老字号三合祥。钱掌柜经营的老字号的垮掉和周掌柜经营的天成的成功,充分表明了在社会转型期,只有积极改革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而因循守旧必遭淘汰。这正应了老舍在(大地龙蛇·序)中的一句话:“一个文化的生存,必赖有它自我的批判,时时矫正自己,充实自己。以老牌自夸自傲,固执的拒绝,更进一步,是自取灭亡”。
另外,老舍还在这篇小说中反映了社会现代化中出现的道德失范问题,并表现出几分反感和优心忡忡的心情。老字号三合祥“官样大气”颇有“君子之风”,不愿意使用那些下三烂手段赚取买卖,虽然最终被挤垮了,但它讲规矩,有气度,令人欣赏和敬佩。而新起的两家商铺正香村和天成却不然,它们不讲规矩,没有气度,只要能赚钱,便使尽手段,虽然它们在竞争中最终取胜了,但却很令人厌恶和鄙视。一个经营作风正派,却赚不了钱,一个经营作风不正,唯利是图,却能赚钱,如何处理这样一对矛盾,实在是一个问题。这部小说虽然重在形象演绎唯改革才能发展这个理,但改革中出现的这些道德失范的问题,直到今天都还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确实需要认真探究。虽然,老舍并未能在小说中提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这也不是他这篇小说探讨的重点),但他的感情倾向还是偏向于传统的。
三
抗战时期,老舍站在文化的高度来认识抗战的意义。他认为:“抗战的目的,在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有文化的自由生存,才有历史的繁荣与延续—人存而文化亡,必系奴隶。”。将文化的价值看得高于国家和民族的范畴意义,高于个体的存在,这是老舍此时所持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价值观。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老舍认为“在抗战时期,来检讨文化,正是好时候,因为我们既不惜最大的牺牲去保存文化,则文化的力量如何,及其长短,都须检讨。我们必须看到它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因此,抗战将老舍对文化的反思批判推向了高潮。探讨“抗战与文化”的关系也成为了老舍抗战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他留下了两部集中探讨“抗战与文化”关系的作品供我们今天解读,这就是《大地龙蛇》和《四世同堂》。
创作于1941年的三幕话剧《大地龙蛇》,是老舍接受东方文化协会委托,要他以“东方文化”为题写成的一个作品。在这个剧本中,老舍试图对“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东方文化?东方文化将来是什么样子?”以及“抗战与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作出自己的解答。老舍一方面肯定了我们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固有的精神价值,认识到了我们“固有文化的力量”,认为“我们的大字不识的军民,敢与敌人的机械化部队硬碰,而且是碰了四年有余,碰得暴敌手足失措—必定是有一种深厚的文化力量使之如此。”。另一方面,也指出这种文化在抗战背景下存在许多弊端,如重“修身齐家”却忽视“治国平天下”,“重气节,同时又过度的爱和平”,以及诗词书画等文人文化对民族精神的消沉麻醉作用,使人丧失行动能力等等。《大地龙蛇》中的赵摩垛就是这种传统文化的典型体现。
为此,老舍主张对我们的文化进行转换更新,一是激活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消解病态苍白的“静”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的“动”的力量。赵摩垛的走出家庭,服务抗战,实际就是老舍这一思想的形象注解。二是建设刚强自信的文化,如老舍所说:“必须不再以隐忍苟安为和平,而应挺起腰板,以血肉换取真正的和平。”剧本中的赵兴邦就是这样一个文化典型。《大地龙蛇》尽管在艺术表现上有些欠缺,但老舍在其中表达的关于“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却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它显示老舍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
写于抗战后期的长篇巨著《四世同堂》,继续着老舍对“抗战与文化”命题的思考。基于“这次的抗战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大扫除,一方面须赶走敌人,一方面也该扫清了自己的垃圾”的考虑,这部作品处处透露出老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批判意味,可谓老舍文化批判之集大成之作。小说中许多人物形象如祁老人、钱默吟、祁瑞宣、马老寡妇等都分别是某种文化的符号载体,他们背负传统文化的重荷,在日寇铁蹄蹂蹄下屈辱痛苦的生活着,经受着抗战的检验与淘洗。通过抗战的“爱克斯光’,老舍从他们身上照出了我们传统文化的许多不足,如祁老人的只知有家、不管国家,在北平都快沦陷了的时候,他还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八十大寿,在他心中,家庭是中心,比国家更重要,“只要咱们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这种狭隘苟安的思想在当时具有普遍性,可谓中国家族制度文化的典型体现;钱默吟则是中国传统道家文化的典型体现,他注重自我修身,消极隐逸,整天沉醉在诗词书法和种花养草中而不能自拔;祈瑞宣则折中敷衍,在忠孝不能两全之间痛苦仿徨;马老寡妇奉行“忍”字哲学,说什么‘旧本人厉害呀,架不住咱们能忍”,这种“以德抱怨”的中国伦理文化在抗战时期显得是多么的可悲可笑。所幸的是,抗战最终激活了他们身上传统文化的“固有力量”,残酷的战争现实使他们最终丢掉隐忍苟安的幻想,由愚昧走向觉醒,由怯弱走向坚强,由隐忍走向抗争,并迎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这部小说一方面基露和批判了传统文化的诸多弊害,另一方面也着意地表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因子经过现代转化呈现出的强劲生命活力,如钱默吟在九死一生之后发生惊人的转变,成为一个有很强行动力的除奸杀寇的复仇大侠,祈老人和祈瑞宣等人也最终抛下精神重负,走向抗日的道路。这无疑是融合了老舍许多的文化理想的。
解放后,老舍在未竟之作(正红旗下)中继续进行着他的文化批判工作。他暴露批判了旗人文化在清朝末年的蜕变与腐朽,养尊处优无所事事的旗人们把全部聪明才智都用在了吃喝玩乐这样一些“小刺激与小趣味”上,结果玩物丧志,最终导致了清朝的灭亡。由此教训的反思,老舍其实在提醒我们要时时更新文化,让它永葆活力。
综上所述,在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老舍持续地进行着自己对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思考,自觉承担着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新文化建设的历史重任,其所具有的高度文化使命感和清醒深刻的文化认识,为许多现代作家所不及,值得我们高度肯定。他曾探讨过的许多社会文化问题,比如“文化激活”,“文化失落感”,“道德失范”,“文化传承”,“文化更新”等等,不但在当时具有时效性,即便在今天也依然有着积极的思想价值。一些是他过去发现但未能找到对策的文化问题如“道德失范”等,至少也给我们今天以某种启示。这,足以显示老舍思想的敏锐和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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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的权变伦理思想在孔子那里并未做出详尽的阐释,但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奠基人,孔子的思想意蕴、处世原则和方式,是对经与权生动鲜活的诠释。本文从个体的人伦道德层面、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方法论层面对权变思想及其在现代的积极意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权变;个体;社会;方法论
孔子的一生处事为人则处处体现"权"。但在《论语》中仅三处提到"权",如:"子罕"篇"未可与权";"微子"篇"废中权";"尧曰"篇"谨权量"。《(论语集注·微子第十八》)在《论语·子罕》(以下只注篇名)中提出:"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意思是说,可以同他一道学习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取得某种成就;可以一道同他取得某种成就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事事依礼而行;可以一道同他事事依礼而行的人,未必可以同他一道通权达变。"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春秋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后来被引申为灵活变通,借指在面对具体境遇中的道德冲突时,行为主体在选择道德行为时的权衡变通。
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孔子重礼,推崇仁政,"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八佾》)。孔子的权变思想突出一个"变"字,不是毫无章法、随心所欲地乱变,而是以礼为前提的。我们可以说,权变是实现礼的手段,是具体的措施方法,礼是根本原则,二者相比较,权变则是围绕礼而进行的。正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道是原则性;权是灵活性。灵活性,在表面上看,似乎是违反原则,但实质上正是与原则性相合。"可以说"权变"是一种度时势,审轻重,而不失其节的为人处世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彰显。
孔子承继了以"周礼"为核心的旧传统,以宗法血缘为切人点,发掘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内在的根据-仁,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仁"、"礼"结合的仁学思想。在孔子看来,正是以伦理关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性才构成了人之为人的根据--仁。孔子思想中的"权"的概念,是"仁礼"结合的理想人格实现途径。具体说来,孔子的权变思想主要可从个体对人伦关系的把握来认识。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孝亲是个人实现"仁"的根本。
在孔子看来,"孝"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今之孝者,皆谓能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人区别于动物在于"孝",而"孝"不仅是"养",更在于"敬","敬"就要求"礼"的规范。"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子路》)孔子看来,孝道和恕道有所冲突或矛盾时,应以孝为上。
父子相包庇隐瞒真情,虽不诚实但符合亲亲原则,这即是"权"的意思。
在君臣关系上,孔子的原则是尊君,"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但孔子反对愚忠,如:"人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先进》)他主张君臣关系的处理根据客观条件,权衡利弊做出不同的选择,反对无谓的牺牲。
《(八佾》)孟子曾评价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任而任,孔子也。"《(孟子·万章下》)在孔子看来,君上若不是明君,是不能侍奉的。这都无一例外地反映了孔子在审时度势时的弹性。
朋友关系是儒家人伦关系中较为平等的一种伦理关系。"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学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孔子主张朋友关系的处理要遵守信用原则,但守信并非不分曲直,而是以"义"为基础。如机械地遵循"言必信,行必果",《(子路》)在孔子看来,不过是"硁硁然小人哉"。
(同上)以我们今天看来,能够做到言必信,行必果的人,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可孔子为什么还说这样的人是小人之类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人只管一味践行自己诺言,并不能够真正懂得明辨非。"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即使是最好的朋友,好心的规劝也要适度,否则将会招致反感而自取其辱。这既是一个度的问题,也是一个权的问题,如何把握确定这个度,也必须由权变来解决。
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也就是说,在处理各种人伦关系的过程中,孔子杜绝四种毛病:不凭空猜度,不毫无变通,不拘泥固执,不主观武断。孔子把权变作为通向个人品德之最高境界--中庸的必经途径,对于现代人们的个体修养与发展无不令人深省。
"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维护传统并不把传统凝固化。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孔子根据本国的现实基础对传统进行损益革新,以期通权达变而形成新兴的统一的文化和政治格局。孔子的权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倡导的"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以及一系列的治国方针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例子。例如: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结合我国具体的国情,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无疑是权变思想在现代的精彩运用。
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离不开人才。在人才任用方面,孔子认为应当"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子张》)。即是说,一个人在人性与大的德行方面保持着善,不逾越道德界限,日常生活中小的方面有些问题便没什么大碍。在对人才的功过评价方面,孔子对管仲,曾有过批评,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八佾》)但在管仲是否仁德的问题上,孔子认为应主要看他辅佐齐桓公建立丰功伟绩的而不是求全责备。孔子为我们提供了合乎逻辑顺乎人性的用人准则与评价标准,其中"权"的运用达到极致。
我国著名学者孙绵涛先生曾提出用人标准是"德重主流,才重一技",这实质上是孔子的用人标准的现代版。
孔子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家,相传门徒有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子曰:"有教无类。("《卫灵公》孔子对弟子没有门第、职业以及地域的区分,人人他都教育。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
孟伯武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为政》)对于四个人的提问,孔子分别给予不同的回答。在孔子看来,教育对象不同,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方法、方式都要避免遵循一个固定模式,做到因材施教,灵活权变。孔子的教育理念与方法对我国现代的教育改革仍不失为最好的典范。
孔子的"权"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周礼,根据不同的情况而作出相应的变化。"权"实际就是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而矛盾的特殊性又包括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两种情况。因此"权"本身还意味着判断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主流,这一点从前面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中可以体现出来。可以说,"权"作为一种方法论体现了在两难与多难价值冲突中根据仁义标准来进行价值优先判断,权衡其善恶、福祸、利害、轻重、缓急与得失,从而决定是否行权。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找出与实际相符合的原则、方法、策略,而不是用原则来生搬硬套现实生活。由是可知,儒家的经权问题既是一个关注普遍性与针对特殊性的问题,又是一个遵守道德原则性与掌握灵活性的问题。因此,现代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在与时俱进中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与原则,才能在求变、创新中达到个人与社会的健康和谐的发展。
[1]王连龙.论孔子与"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1(5).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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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实践
[论文摘要]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过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的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
一、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出场
任何思想都是时代的思想。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首先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使然。马克思对自己思想出场的历史语境有着极为深刻的敏感性。马克思出场的历史语境和出场路径都是现代社会,即资本全球化的社会。正是在对资本全球化社会的批判性反思中,马克思得到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雇佣资本与劳动》、《资本论》等关于现代性批判的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一反以往思想
家以研究资本社会“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为主要目标的致思路径,他主要从“病理学”的角度对资本全球化社会进行了批判和反思,从而奠定了开启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基点。马克思现代性视领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他在思想史上最早清醒地洞察到,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并不像它所声称那样具有“普遍性”,“理性王国”的价值理想承诺也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纯净和透明。在现代性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承诺背后,深深蕴含着一种特殊主义的、非理性的权力关系,它体现的是特殊者的特殊利益,贯彻的特殊者的特殊意志,因此,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在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压制性、排它性和垄断性的专制话语,以之作为现代人的价值基础和价值尺度,等于树立了一个虚假的偶像,现代人自以为获得了绝对可靠的价值的阿基米德点时,实质上这价值基点的底部已裂开了一个巨大的深渊。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商品开始的。马克思认为,商品作为现代社会的细胞,它以最直接的形式体现着现代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对现代性的解剖必须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商品看似简单,实则充满了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的这种谜一般的性质就是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在马克思看来,商品的物化和商品拜物教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日常意识,也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完成形式,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关系严密地遮蔽起来了。这里,马克思的旨趣在于通过分析物质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形态——商品和商品拜物教揭示出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已变成物与物的关系,成为人们无法驾驭并统治人们的异化关系。这种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启了现代性解读的根本性的路径,为当代人反思理性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点。资本是马克思现代性诊断的核心。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解剖,确立了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从而完成了他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的全方位考察。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永不停息的运动方式造成的现代社会的动荡不安变动不居构成现代性的基本症候之一。“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另Ⅱ的联系了。资本是天生的国际派。对于剩余价值的无止境的贪欲使资本充满了不断膨胀和扩张的冲动,它力求冲破各种地域的限制,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寻求更大的空间。这样就使得资本不断越出本国范围,去开辟世界市场。“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儿嘲当一国资源、市场满足不了资本最大限度地追逐利润的要求,进而限制了资本原始积累和资本成长的时候,雄心勃勃的资本就必然会超越国界,到全球任何一个地方去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去开拓新的世界市场。因此,全球化乃是资本自发运动的必然逻辑结论。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他认为,正是凭借资本运动和世界市场,资本主义才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广泛的经济体系,把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卷人世界经济体系中,从而完成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可见,在马克思的诊断中,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基础和动力,构成了各种现代性现象的核心和灵魂。但马克思绝不仅仅停留于此,他借用“异化”的概念对现代性作出了更深层次的反思。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四个层面对现代性进行了反思:一是劳动产品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灌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的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二是劳动本身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使人的智慧和体力都获得发展,劳动者在劳动实践中会感到一种创造的幸福和愉悦。但是,在异化劳动中,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三是人的本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使人的自由
自觉的特性丧失,变成了像动物一样的生存。四是人与人的异化。在他看来,异化现象是可以被扬弃的,他指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_3I(n¨。从上面的分析中可看出,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正是在他对现代性批判反思的进程中逐渐展现出来的。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视野
从“感性人的感性活动出发”去“改变世界”、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交往实践观,其根基和路向对启蒙现代性两大基石——大写的、抽象的人和大写的、绝对理性具有本然的变革性,造就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层面。它不仅否弃作为传统社会精神的旧形而上学,而且否定“人”的抽象性,将其视为在变革世界的历史行动中、在“社会关系总和”中的存在者。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发动的哲学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启蒙以来的现代性观念的变革来完成的。马克思认为,现代性所强调的理性精神是有特定社会历史内涵的,是建立在现代实践基础之上的,这种理性精神是现代化时代的时代精神,具有普遍的意义。然而,马克思以前的现代性并未自觉到理性精神的现实经济基础,并未意识到现实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性。它把理性理解为人的本质,把自由、平等理解为人的天赋权利或某种绝对理性的体现。启蒙学者们还试图按照理性的要求,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永恒正义的资本主义国家。这就回避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把资本主义制度理想化了。正如马克思在批判博爱学派时所说的:博爱学派是“在理论上把现实中随时都要遇到的矛盾撇开不管”,“那样一来,这种理论就会变成理想化的现实”。
大写的、抽象的人和抽象的理性不仅构成了以往现代性的两大轴心,也同样构成了白笛卡尔以来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对他们的批判,正是开启马克思历史观和现代性视域的真正起点。康德认为,主体不能无条件地认识外部世界,把握绝对真理。理论理性发挥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能提供必然性的知识,而不能把握自在之物,不能为人的自由实践活动提供准则。在理论理性之外,还有更高的实践理性。只有依赖于实践理性,才能使我们通向自在之物的领域,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因此我们必须迈向实践理性。黑格尔则试图把理眭提升为超人的客观的绝对精神,将理性彻底本体化,试图用这种无限的、绝对一体化的理性来设置和安排现代社会生活。他完成了对一切的颠倒,完成了对世界的“理性的颠倒”,但是,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已经向启蒙运动所批判的超人的客观精神——上帝靠拢,从而使现代性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暴露出其理论的局限性。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物本身出发去规定物,而是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去规定物,从自我意识外化出抽象物。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一反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从理性出发研究社会和人的致思路径,马克思是从可以经验地观察到的现实个人的感性实践出发的。现代性的发端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对主体的发现,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选择。但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抽象理性认为现实世界的历史运动,源于作为自我意识的理性在不同的、依时间进程展开的每一个现实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而这个意向本身即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历史性。马克思对这种抽象主体观进行了彻底解构。他认为,主体不过是被抽象地理解的和通过抽象产生出来的人,人的主体性不能够脱离主体而存在,必须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来理解主体。实践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基本活动是物质生产实践活动。马克思强调了人的类本质的实践生成性,把人带到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存在过程之中。
这样,对主体问题的考察就由理想存在的类本质的分析深入到了对现实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本质的分析中,实现了从抽象人到现实人、具体人的转变。马克思看到,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不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而且发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指出:“生产条件自身具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劳动本来是人的现实活动,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现实性同时也是人的现实性的丧失。“这种现实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对现实社会生产关系的揭示使马克思认识到,人不是抽象的理性存在,人的本质是由特定的社会关系造成的,是特定的社会规定性。只有从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去理解人,才能把握到现实的人。马克思进而指出,人的自由、平等并不是人先天的自然权利,而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历史时代,自由、平等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
的缺陷不仅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而且受到资产者的偏狭眼界的束缚。马克思指出,他们的思想不能越出小资产者的生活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也就是小资产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解决办法。与之相反,马克思新哲学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种哲学立脚点的转变,使得马克思用新的态度、新的眼界看待现存社会,从辩证发展的过程中、从暂时的历史必然性中把握现存社会。“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因此,问题不在于如何加强和完善理性,维护现代社会秩序,而在于超出这种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提出变革现代社会秩序的历史任务,引导人们改造扭曲的现存社会关系。所以,在马克思看来,启蒙理性所允诺的人间正义、平等、自由、人权的王国,在政治解放这一制度框架中是一张无法兑现的期票。只有在人类解放即共产主义这一制度性安排中才能真正克服启蒙理性的缺陷,实现真正的理性社会。这时的理性已经超越了某一个特定阶级的私利这一狭隘的历史视野,而是代表全人类利益的和谐一致,社会理性表现为消除一切形式的自发性对人的支配,从而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合理关系,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王国。只有在这种自由王国中,才能真正实现“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正是从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事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指出,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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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深化的需要和学科自身发展的规律,正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在分化与整合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自主发展;在内涵与外延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内涵发展;在传承与创新上,更加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创新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新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这些必将会使全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人们的思想意识发生变化,同时也会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深远影响。现代性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动力、新的思维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全球化环境带来的是一个开放、多元的信息社会,改革开放也使我国呈现出了多远化的发展趋势。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思想政治教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社会,思想政治教育也开始渗透到经济、文化、生态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复杂的经济环境决定了人们思想的多样化,在这个前提下,个体的社会化状况也变得更加复杂。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当前所处的经济环境相适应,进而推进个体的社会化。在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信息、网络得到迅猛发展,人们可以从更广阔的领域获得各种信息,信息的传播必然会对人们的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加快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进程。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倾向于工具化和实用主义,大多数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让人们树立起服从社会,服从集体,牺牲个人利益以利于群众利益的意识,用来规范和约束人的活动。因此,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个体的自身利益以及个体的价值诉求。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以人文关怀为主题的活动逐渐增多,个体的主体意识有了很大提高。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渐开始重视个体的生存发展需要,弘扬和培育人的主体性,培育个体自主、自立、自我负责的独立意识和能动、创造的精神。
时代呼吁着人的主体性,个体也殷切希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和培育人的主体性,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化必然会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趋势之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强,世界各国联系日趋紧密,各国面临着激烈的、复杂的国际环境,因此,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也呈现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在国际化背景下,国家发展既有基机遇,又面临严峻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增强了国际化意识,在思想观念上要更加开放,我们要打破闭关保守的思想,积极地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政治地交流、碰撞。在比较中,增强相互了解、相互借鉴,积极吸收其他国家的优秀东西来提升、发展自己。在吸收别国优秀思想的同时,我们也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观点,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对国民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仅面临机遇,还有很多挑战。因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培养人适应国际社会发展的能力。面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种文化、思潮,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国际化环境中,还要提高环境的适应能力,以积极地心态面对国际挑战。
由于当今是一个民主与法制民主与法制并存发展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人们的行为受到约束。但是,社会上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公平、违法违纪现象,这些不和谐因素的存在,使得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首先是群众认同的思想政治教育制度,制定相关政治、标准约束人们的不合理行为,保证人们在这些制度、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才能使得人们对制定的政策、标准积极认同,然后规范自身行为。其次,需要建立保障机制来保障制度的权威性。例如:建立评估机制,规定固定的时间对人们一定阶段的思想政治行为进行评估,让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后发扬正确点,改正不正的行为。还可以建立鼓励机制,对思想政治觉悟高的人进行表扬、奖励。对差的行为进行批评、惩罚,以此来激励人们提高思想政治觉悟,做守法的好公民。最后,如果制度建立的好,在群众中有好的反映,必然会引发群众的积极参与,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意识,约束自身行为,使思想政治教育制度的建立真正发挥实效。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等,虽然各个社会、各个国家都事实上存在,但把这些教育综合在一起,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体系,确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学科体系,这就是中国的创造,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的特色,首先在于它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分向。不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主义方向,同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经验、发展新理论、开辟新道路。广大人民群众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客体,因此,广泛的群众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特征。并且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和主要的教育内容,以广大人民群众为主体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将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更富有时代特征。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思想政治教育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符合中国国情,我国自古以来,就有重德治、讲礼仪、重伦理的传统。正是这种文化传统,不仅留下了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形成了民族的习惯。它的合理成分和精华因子为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发展奠定了浓厚的文化基础,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发挥巨大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 ,是一个全面、深刻的变革过程,也是一个系统整合运行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需要观念的现代化,实现教育观念的现代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开放的大舞台,要确立开放的教育观念,并建立开放的教育体系,才能与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同时,思想政治教育也需要发展的观念,不但要继承、弘扬传统并赋予传统以新的活力,而且发展、创新并形成新的理论与方法。思想政治教育还需要创新性的观念,要在理论和实际上高度结合,思想与行为协调一致,在结果表现上要富有特色和创新精神。
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化,教育内容必须要现代化。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前提下,还须选择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内容和环境开展教育,用具有现代发展趋势,体现时代特点的人和事来教育引导群众,选择和创造开放环境、信息环境、创新环境的内容来感染群众、激励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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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是耕耘希望的园地,是孕育明天的摇篮,学校德育在正确引导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是完成素质教育任务的重要途径。全面培养学生素质,是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提高人的素质的基本内容。所以,抓好学生思想道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现代中专生思想道德之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主要阐述了要在中专学生中开展爱党、爱国及正确的道德观念教育,使之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新时代的合格的中专生。
【关键词】中专生 思想 教育
目前,在多元文化大背景的冲击下,在市场经济理念引导下,以及在传统文化教育的部分弱化甚至缺失下,虽然大部分中专学生的政治倾向、人生态度、竞争意识、奉献精神等与时代变革的步伐基本一致,呈现出积极、进取、务实、开放的特点和变化。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存在着一些错误或不尽正确的观念,比如,政治信仰模糊、理想追求迷茫、价值观念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等。如果不对这部分学生进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不仅会对他们自身将来的发展造成危害,还将给社会带来消极影响。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进行正确领导、积极教育,使之回到正确的轨道中来。
广大青年学生应该铭记,今天的幸福是靠先烈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和艰辛的汗水换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了经济翻番,让人民过上了幸福的好日子,无数的艰难险阻,都离不开共产党人的奉献。只有对国家、民族的发展表示深刻理解的人,才会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有对中共党史进行深入细致学习的人,才会珍惜今天的幸福。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推动中国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是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培养四有新人的基本要求。
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的基础性工程,是引导人们特别是广大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项重要工作。中专学生受校内外各种因素影响,对确立科学崇高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实用主义太强。现在部分大学生功利心理太重,急功近利,他们要求学什么,必须有用,过分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知识的学习则不重视。
虽然他们在初中阶段也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邓小平理论等,但只是掌握了一门知识而已,并没有真正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难以牢固树立科学崇高的爱党爱国理想信念。因此在中专学生中广泛开展中共党史的学习教育显得那么迫切而意义深远。
中专学生可塑性强,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但是他们观察事物是表象的,看问题比较孤立和片面,抵制不良风气、防止上当受骗的意识薄弱,道德观念不明确。有些人对不良的诱惑缺乏应有的警惕,往往会陷入泥潭。因此,我们要运用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来对学生进行教育,提升学生群体的思想品德素质水平。培养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基础。
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教育,不仅要使学生有知识,会做事,更重要是会做人。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学生的基础文明建设和社会公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和德育教育的切入点,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加大投入,并坚持不懈地抓下去。公德教育不仅仅只是唤醒学生的公德意识,更重要地是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规范教育和加强管理,包括公德行为方式的选择和行为习惯的养成。
加强管理是为了更好地育人,而优良的育人环境,优良的校风校纪的形成,一方面要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必须有一定的管理措施作保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是养成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只有思想教育而无具体措施,容易流于空对空,文明习惯、优良传统、优良作风不容易养成。学生懂得应该怎样做,在行动上却又往往不去做;只有管理措施而不强调养成教育,就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行为,学生虽然知道必须这样做,但在内心里并不自愿,甚至往往形成抵触、逆反心里,只有把养成教育和管理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自觉的文明风尚和文明习惯。
在日常管理服务中,我们要强调环境对育人成才的影响,在大力加强养成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管理。好的文明行为将得到巩固,强调管理也是教育,并不是片面强调管理,而是要在管理的过程中加强教育管理,尤其是注重加强“养成”教育。教育是为了提高自觉性,而管理则是使这种自觉性形成习惯,使各项管理制度和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只有形成文明的习惯,社会公德才能形成。实践证明,公德教育就应以社会常规教育为起点,进行养成教育,使学生懂得和遵守最基本的公共道德。这不仅是思想道德教育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学生做人最基本的条件,决定着学生能否以一个文明人的姿态步入社会。同时要加强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学校内部形成的特定的文化环境和精神氛围。它包括共同遵循并得到同化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校园精神、校风、学风以及校园文化设施等。学生正确人生观的确立,高尚道德品质的养成,健康审美趣味的提升,无不受到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的影响。所以,加强校园文化建设必将对素质教育的实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学校教育是加强当代学校理想信念教育的一个重要和有效的途径。
我们应当在新的形势和新的条件下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改变传统的理想信念教育模式,创新学校理想信念教育,以增强对学生理想信念教育的实效性。在实际工作中,学校应多举办一些关于学生树立正确理想与信念的讲座,关于理想与信念的交流活动,或者多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多与社会接触,还应提供通畅的社会信息,让学生对社会各方面的问题有明朗化的认识,以便形成理性正确的思想观念,以此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总之,理想信念教育是中专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主题教育的核心内容之一,关系到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其重要性,把握好内容、载体、策划、实施、效果评估等各个方面,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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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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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批判的终结思想哲学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 20 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
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 ( 即理论活动 ) 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 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 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霍克海姆认为,与传统理论不同,批判理论独立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一个系统的过程。在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中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的东西,证实它们的不真实性,从而加以否定。他说:“批判理论关注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2] ,它不在于揭示某些社会弊病,并提出救世良方, 而是把一切弊病看作现存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必然造成的,它拒绝承认现存社会结构中具有任何有用的、适宜的和富有价值的因素。批判理论从具体的、现实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出发,去认识他在资本主义制度中所遭受的异化,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危机、经济危机和文化意识形态危机,寻找个人解放的道路。批判理论拒斥对社会历史作抽象的、逻辑的探讨,要求具体地分析社会历史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进程,它认为社会历史是一个主体 - 客体统一的和运动着的总体。
因此,批判理论超越一切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人的立场和政治实践,它除了对废除社会不公正感兴趣之外,再无其它要求。也就是说,批判理论是从属于反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斗争的,是这个斗争的产物和一部分,它自从诞生那一刻起就是独立于资本主义社会而对这个社会展开批判的。
霍克海姆认为社会批判理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批判理论怀疑既定的社会存在是现实的人的先决条件。
霍克海姆说,尽管批判理论“产生于社会结构,但它的目的却不是帮助这个社会结构的任一要素更好地运行;不管从它的主观意图还是从其客观意义来说,都是如此。相反,当较好的、有用的、恰当的、生产性的和有价值的范畴被人们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加以理解时,它怀疑它们,并拒绝承认它们是我们对之无能为力的非科学的先决条件。”
因为,“在采取了批判态度的人看来, 现存社会整体的两面性是一个有意识的对立。他们认为现存经济形式及由此产生的全部文化都既是人类劳动的产物,又是人类目前能够并且已经给自己提供的组织的产物。因此,他们认同于这个整体,并认为它就是意志和理性。这个整体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同时,他们也感受到,社会可以与非人的自然过程、可以与纯粹的自然作用相比拟,因为由战争和压迫支撑着的文化形式并不是一个统一的自觉的意志的创造物。这个世界不是他们自己的世界,而是资本的世界。”
批判理论之所以认同现存世界的整体,其目的正在于否定这个整体。因为这个整体无非是由劳动分工和阶级划分构成的社会结构,无非是由个人活动之间的盲目作用决定的,一旦批判理论使个人活动从盲目性之中摆脱出来,纳入有计划的范畴,就能够实现对这个社会结构整体的否定。
其次,批判理论与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不同。
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在一种“确定的框架”中活动,他与既有社会是统一的。批判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不接受既定框架的思想。批判理论的主体“‘作为’科学家,学术专家把社会现实及其产物看作是外在于他的东西”,但他的目的则在于“试图消除个人目的性、主动性、合理性与那些社会建立于其上的劳动过程关系之间的对立”,“期待一种新型的劳动组织”,把知觉给予的客观实在“认作是原则上应该由人类控制的产物、或至少在将来会实际上由人类控制的产物”。
因此,“批判思想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个人的总和的功能。相反,它的主体是处在与其他个人和群体的真实关系之中的、与某个阶级相冲突的、因而是处在与社会整体和与自然的关系,网络中的特定个人。这种主体与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数学点;他的活动构成了当前社会。”
再次,批判理论的唯一功能就是变革社会。
霍克海姆认为,批判理论超越于阶级利益而不受这种利益所局限。持批判态度的人“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只是对具体历史状态的表达,而且还是促进变革的力量。” 批判理论不准备系统阐述某个阶级的感情和观念, 它是与那些要求替无产阶级代言的理论不同的。同样,批判理论与一切资产阶级学说也是不可调和的,因为,它“不会为既存的现实服务,而只能吐露那个现实的秘密。不管在任何特定环节上可能发现的荒谬和错误有多么不可辩驳,不管那种可能表明是复仇行为的错误有多么多,批判理论事业的总趋向是不接受所谓人类健全理智的制裁。”
批判理论并不寄希望于财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合作方式所带来的生产率的增长,而是谋求社会性质的变革和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对于持批判态度的人,“他的职业就是斗争”,通过他的斗争实现社会的根本变革。由于批判理论具有超越于阶级利益和超越于现实社会的性质,所以,它彻底变革社会的功能是具有充分保障的。
第四,批判理论的目标是彻底消除现存社会的非正义和追求未来社会的合理状态。
霍克海姆说:“批判理论追求的目标─ - 社会的合理状态, 是由现存的苦难强加给它的。”现存的苦难是批判理论的动力和源泉, 因为现存的苦难能够促使人们要求建立起一个合理社会的趋向,而不至于使思想成为偶然地认识到自己的东西。同样,正是现存的苦难把追求未来合理状态的努力放置在对现在的批判之中。在批判理论看来,对现在的批判本身就是把当代社会转化为一种正义社会的活动。
对于批判理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它形成了永远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动态统一,它对社会矛盾的描述不限于对具体的历史状况的表达,而且旨在促进社会变革。所以,批判理论是一种超越现在的现实,它关于消除社会分裂和非理性状态的见解,它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在其批判中不断地得到更新。
第五,批判理论以自我再生的总体为根据。
霍克海姆认为,在传统理论那里,主体与客体是分离开来的,客观事件是不依赖于理论的,客观事件的必然性所意味着的是对观察者的独立性。因而传统理论深深地陷入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论,它永远不可能成为伟大历史变革主体的自我意识,无法成为作为一种真正现实力量的理论观念。批判理论作为最先进的理论,是与社会形式向未来社会形式转变的过程一致的。
它的概念和理论结构处在与历史发展相平行的发展中,批判理论自身的内容也不断受到“根本怀疑”,批判理论家不断地重新开始。它在构造社会发展图景时,在构造具有历史性的存在判断时,让整个理论结构不断适应全新情况。批判理论家在对消除社会不公正的关心中也不断否定着自己的理论。因此,批判理论的行动原则就是:思想活动的内在本性使它面向历史的变化,面向人们之间公正关系的建立。
在法兰克福学派以后的成长过程中,霍克海姆对批判理论作出的上述规定得到了证实。马尔库塞、弗洛姆,甚至哈贝马斯都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方面表现非凡的人物。他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对发达工业社会的“单面性”的指责,对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性的怀疑都体现了不屈的批判精神。但是这种批判远非是积极的,因为它把现实的社会存在与现实的人割裂开来,把批判的主体限制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少数科学家、学术专家之列,试图超越一切阶级,用所谓“正义”与“非正义”来取代革命阶级的价值评判,所以,它走上了绝对怀疑论的道路。它不仅怀疑现实存在的合法性,而且对自身的存在也产生怀疑。在这种绝对怀疑的前提下,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也必然会在“不断超越”的要求中化为乌有。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以“否定的辩证法”作为其哲学基础的。
早在 1941 年,马尔库塞在其《理性与革命》这部专门探讨黑格尔主义的著作中就以其特有的理论敏觉嗅到了否定的辩证法的思想,试图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提供“否定的”哲学基础。 1947 年,霍克海姆与阿多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出版,标志着他们亲手建立起来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哲学基础─ - 否定的辩证法已初具体系的雏型。 1966 年,阿多尔诺发表了《否定的辩证法》这部专门著作,从而使否定的辩证法理论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阐述。
在《理性与革命》中,马尔库塞极力去发现“批判的黑格尔”,他不仅在早期黑格尔那里发现了作为政治学范畴的国家整体和作为伦理范畴的文化整体的否定内涵,而且,通过对黑格尔逻辑体系的考察,把握客体、主体、实在、因果性等一系列范畴所标示的否定统一体;通过对黑格尔精神哲学的考察,揭示制度化了的交换关系整体、法律制度整体对个体的否定,并进一步超越这种否定,从未来的意义上理解被黑格尔规定为普鲁士现实的“在共同利益之中统一起来的自由个体的联合”。马尔库塞甚至干脆把黑格尔哲学称作“否定的哲学”。
在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逻辑学”、“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分篇考察中,马尔库塞继续探求可供社会批判理论汲取的质料。马尔库塞认为,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自我意识必然证明其自身的世界被分成了对立的两个领域,一个领域是人在其中受制于他的劳动,以至于劳动限定了他的整个存在;另一个领域是一部分人占有和拥有另一部分人的劳动,由于这种拥有和占有而使其成为主人。”
由于这两个领域的存在,自我意识就只能从其“对立”的意识中获得自由。因为,作为客体的整体束缚了我的自由,致使自由是走出思维的领域,进入自我意识完全实现了自己的世界。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现实持积极的“否定态度”。在马尔库塞看来,这种积极的“否定态度”正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所正在身体力行的。
“否定的辩证法”这个词是由阿多尔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来的,它是社会批判理论彻底反传统的标志。就如阿多尔诺在其《序言》的第一句话中所指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蔑视传统的词组。”
辩证法这个概念已经蕴含着否定的含义,即通过否定达到肯定,马尔库塞在《理性与革命》中也已极力证明“否定性”是辩证法的基本特征。阿多尔诺认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还不够,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社会批判理论的绝对否定性。因为,在社会批判理论这里,否定就意味着批判、革命。既然他们从不准备在现实社会中发现物质革命的主体,去完成物质的行动,而仅仅期望通过自己的理论批判去实现社会变革,那么在他们理论的旗帜上写上“否定的”一词,也许能起到惊世骇俗的作用。
阿多尔诺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尊重客观事实的思维方式,是关于社会和自然的对抗的普遍解释原则。当然,作为普遍解释原则的辩证法决不停留在对表层的解释上,而是要求对现实的内在联系作以批判性反思,因此,辩证法只能是否定的。阿多尔诺认为,否定的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开始了它的思维进程的。
否定的辩证法的任务就是去“探求思想和事物的不相称性,在事物之中体验这种不相称性。”否定的“辩证法不必害怕被指责为不管事物的对抗性是否被平息都坚持客观的、对抗的固定观念。在未平息的总体中,任何个别的事物都是不平静的。”因为,“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
阿多尔诺所理解的辩证法只有一个原则,即绝对的否定,他说:“被否定的东西直到消亡之时都是否定的”。不过,阿多尔诺一再声明,这种绝对否定的辩证法决不进行抽象的否定,而是进行现实的否定,即坚持不懈地否定它不愿意认可的现存事物,即使否定之否定也不会意味着肯定,他说:“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 如果认为否定之否定能够走向肯定和同一性的话,那只能是一种一开始就从肯定性出发的唯心主义幻想。
“否定的辩证法”是“社会批判”的哲学表述。在《否定的辩证法》一书中,阿多尔诺表明了一种思想倾向,即对一切现实的和有可能成为现实的东西的作出绝对的否定。当然,对于社会批判理论来说,一切现实的存在无非是传统的凝结,对现实的批判也就意味着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因为,在他们眼中,现实存在着一切,无论是观念形态还是物质形态的东西,都已经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桎梏,人类的未来必须以现实的一切彻底毁灭的前提下。这无疑是一种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对社会革命一词的误解。人类社会的发展是历史的延续,不仅人的现实存在必须不断地从传统的存在中汲取其精华,而且,关于人类社会未来的设计也需要以传统的存在为前提。所以,面对传统必须作出理性的抉择。
从黑格尔到马克思,否定都是事物前进和发展的环节,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来实现的。而社会批判理论则把否定看成是绝对的东西,认为现实和未来之间是绝对对立的,所以它用以取代现实的所谓未来,只能是虚幻的、不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性的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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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就是用现代先进教育思想和科学技术武装人们,使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方法与手段以及校舍与设备,逐步提高到现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培养出适应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竞争的新型劳动者和高素质人才的过程。具体包括教育观念现代化、教育内容现代化、教育装备现代化、师资队伍现代化、教育管理现代化等。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思想品德的现代化课堂教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思想品德的现代化课堂教学全文如下:
摘要:现行的初中思想政治新课程力求倡导课堂教育的实践性,提倡教师要构筑新的教育理念,突破旧有的封闭、单一、机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创新,达到真正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
关键词:思想品德 课堂教学
思想品德教学要从低效走向有效,从有效迈向高效,这是思想政治教学的必然趋势。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是一种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复杂性活动。教师角色得到恰到好处的运用,学生的主体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激活初中思想品德课堂的关键。当然,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对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活思想品德课堂的方法多种多样,它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为整节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得生动、活泼、自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那么学生才会真正感到上思想品德课就是一种享受。
新课程改革势不可挡,课改前的中学思想品德课的主要弊端在于传统的教学方法填鸭式的“满堂灌”。教师滔滔不绝地讲四十五分钟,不留给学生充分的主动学习时间。而现行的初中思想政治新课程力求倡导课堂教育的实践性,提倡教师要构筑新的教育理念,突破旧有的封闭、单一、机械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上创新,达到真正调动和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实现课堂教学的高效。作为一名初中思想品德教师,下面我就自己在平时的教学实践中谈点体会。
现代化教学手段是指各种电化教育器材和教材,即把幻灯机、投影仪、录音机、录像机、电视机、电影机、VCD机、DVD机、计算机等等搬入课堂,作为直观教具应用于各学科教学领域,具有形象性、多样性、新颖性、趣味性、直观性、丰富性等特点。为此,我们的思想品德课教师要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学习,让现代化教学手段应用于课堂教学中。思想品德课现代化的教学方法的运用强化教材内容的真情实感,使知识变抽象为形象,化疑难为浅易,能深化学生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能提高课堂的学习效率。
俗话说:“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写文章讲究一个好的开头,这样能紧扣读者的心弦,讲课也要讲究有一个好的导入,这样才能先声夺人、先声引入,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开启学生思维之窗,激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可见,好的导入在教学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直接关系着课堂的教学效果。这样,学生就能自觉、轻松、愉快的去学习新知识,获得新感受。当然,导入设计要符合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符合学生实际和课型的需要,力求做到短小精悍,形式多种多样。诸如:
1、 激励式讲法
教师设计导入时,运用情感去感染、感动、激励、鼓舞学生,充分唤起学生与教师的“心理共鸣”,从而导入新课的教学方式。譬如引导学生学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框题时,不妨告诉学生一个震惊国内外的消息:中国天宫一号升天并与神八几次对接的消息,捕获学生的心,滋生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爱国心,然后,话题一转,那么我们青少年学生如何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呢?学生在老师设置的“悬念”中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
又如学习《学会合理消费》一框题时,可从当今学生,社会青年甚至一些中年人盲目的攀比心理,引出随着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还应不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呢?以此引出课题,引起学生对将学内容的重视,从情感和理智上引起学生的注意,对学习《学会合理消费》做了很好的铺垫。
2、图片导入法
在课堂导入设计时,老师不妨从网上下载相关图片、视频做成演示稿展示给学生欣赏。借助多媒体,图片或视频展示增强直观形象性,让学生乐学爱学。如:学习《我知我家》时,我课前以《春运表情》为题制作一组图片。图片内容为2012年春节前各地旅客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迫不及待地踏上回家的路途时的各种表情:一票难求、不知疲倦、乐在心里。让学生感受到了人们回家的迫切心情,进而导入新课《我知我家》。
3、故事导入法
初中生正好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初期,可塑性强,导入时利用故事无疑是拉近师生情感距离的良机,教师可根据思想品德教材内容的特点和需要,选讲他们熟悉的或与其生活联系紧密的故事片断给学生听,也能提升其兴致,进而导入新课。如 :学习《诚信是金》时,我选用了《夏洛的网》小猪威尔伯未来的命运是成为熏火腿,他因此心惊胆寒。在他感到极端的孤独和无助的时候,蜘蛛夏洛出现了。夏洛承诺,她将会制订计划来拯救威尔伯。学生可能提出不同的观点,对于各种观点,我要引导学生得出,不同的态度会导致的不同结果。进而出示课题《诚信是金》。
4、穿插社会热点导入法。
以社会热点导入,能引起学生注意,为新知识学习做好心理准备。如学习《世界文化之旅》时,我请学生做新闻播音员,有感情地播报如下新闻:我是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特派记者。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节目将在2012年5月1日至5日的12:30—13:00推出大型系列直播《文化之旅》。我们将带领观众在假日休闲之余领略一番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朋友们,请关注大型系列直播节目《文化之旅》。
传统的思想品德课教学模式过分强调教师的教,忽视学生积极主动地学,因此,如何在实践中突出学生的“主体参与”意识,树立“人本观念”,是我们必须关注和解决的大问题。传统教学模式是引导学生掌握知识,实行教师满堂灌,学生被动地记和听。而素质教育则是要求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即把学生视为具有多方面发展需要和发展可能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主动参与教学活动的人。进而让每一位学生都成为课堂组织管理的参与者,都能以主人翁的姿态从事学习,全身心地为实现课堂学习目标而努力。
1、创设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
教师要坚持民主,营造民主,平等的充满信任的教学氛围。教师应以良好的人格魅力去影响学生,用积极饱满的情绪感染学生,激起学生对学习本学科的的喜欢,让学生自觉参与的欲望,毫无顾忌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创意。在教学中,教师应把微笑鼓励带进课堂,说话的语调亲切、热情,教学语言生动形象,从而创造民主、和谐的课堂氛围。
2、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师不仅要传授知识,同时还要对学生进行心灵的沟通与交流。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的师生关系能使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更和谐、更融洽。进而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到知识。如果师生关系对立学生根本无心学习,甚至讨厌上这节课,那么教学质量从何而来呢?因此必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
3、、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学习的最佳催化剂,兴趣是学生学习最好的老师,要促进学生主动学习,必须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的积极性才会调动起来,这是教学中应该长期坚持的一项任务。因此,教师每堂课都应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学生,用生动幽默的语言,适度得体的行为,来营造轻松愉快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课堂学习兴趣。
俗语讲,“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严格来说,学生除了掌握基础理论知识外,还应掌握运用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和技巧。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启发、引导学生运用不同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思想品德课必须改变单向灌输,以知识传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在思想品德课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应启发、引导学生善于把不同知识重新组合解决问题;善于从不同角度来观察、分析问题,开拓思维,大胆提出自己的独立见解等。在教学中始终坚持把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学的最终目的,力求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力提高所产生的最实际的效应就是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学习政治的积极主动性,保质保量的完成课堂任务,提高课堂效率。
思想品德教学要从低效走向有效,从有效迈向高效,这是思想政治教学的必然趋势。思想品德课堂教学是一种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复杂性活动。教师角色得到恰到好处的运用,学生的主体角色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激活初中思想品德课堂的关键。当然,任何一门艺术都是一门精深的学问。对于调动学生的主动性,激活思想品德课堂的方法多种多样,它既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又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为整节课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使整个教学活动进行得生动、活泼、自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机会,为学生创造良好的课堂氛围,那么学生才会真正感到上思想品德课就是一种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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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遍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现代性是随着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而产生的,这一时期就是社会科学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人类历史发展进入十七世纪以后,西方社会开始面临一场“普遍危机”。这场危机波及整个西方世界,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政治文化遇到冲击,经济秩序亟待调整。然而这场“危机”一方面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不小的“威胁”,而另一方面则使得人们开始探索新出路——开始求新求变。这个大背景,为后来的社会科学现代性发展创造出一个时代背景。
在这场新探索的征程上,近代科学诞生。新的科学体系,新的科学思想开始传播。社会大众开始挑战权威和专制,解放思想,对自然有了新的认识,人类发展步入一种新的求索期。人们更加注重观察与实验,在自然学科基本概念构建过程中,为了准确证实,一些经验(这里指实验)被当作科学研究和检验的方法。同时,人们开始重视数学语言,运用数学语言开始准确地描述一些规律性问题。
经历了一系列历史上重大改革之后,西方社会开始真正追求理性、自由、科学这些“精神”。我们观察哲学史,不难发现科学与近代哲学是相伴而行的,近代哲学家显现出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他们具有良好的自然科学素养。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近代哲学为了迎合这种契机,开始向认识论转向。近代哲学主要产生了经验主义和唯理论两个阵营。经验主义强调观察,而唯理论,顾名思义强调理性。但是无论是哪个阵营我们不难发现,这两派虽说各有论据,但是归根到底都是在强调理性。近代哲学延续了哲学的思辨精神,并以实践为指向,把自然科学作为参考,进而想要改造社会,改善生活。
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变化开启人类思想领域的新航向,为广大受众提供了新的思想,这为社会科学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也为社会科学创造了许多前进式的理论。人们走下神坛,开始用社会科学新的知识构建社会。
社会科学思想是随着历史发展并与时代紧紧结合的。早期社会科学思想与当时最典型的机械论(Mechanism)相结合,换句话说机械论成为社会科学普遍特征。机械论是在物理学经典理论的基础上产生的。机械论的前提假设是“人性论”,运用数学化的逻辑思维和推导过程,建立起一个较为完善的机械论图景,进而分析社会各种现象。
机械论的开端可以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霍布斯主张人和世界都是机器,世界是遵循因果规律解释的大机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就是“物体”。之所以说机械论的产生对社会科学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是因为机械论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科学最早产生的范式模型。机械论范式在社会科学现代性进程中发挥着深远影响。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斗争的工作,我们也可以将它认为是一种哲学思维。这一理论的目的是要让人的全面解放这一宏伟目标得以实现,进而成为推动社会快速前进的动力。
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创造性的力量,人们需求推动创造,创造的过程力求创新,在创新的过程中,旧事物必然会遭受冲击和反对。由此一来,新事物源源不断地涌现,在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里,近代文明逐渐萌生,不得不说自由主义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剂。抛开自由主义的话,我们也无法论及所谓的民主,更不用谈及在民主政体里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了。
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凭借的不仅仅是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在思想领域它也需要新的观念和理论的支持。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政治观念的更迭转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社会科学框架的变化,引领着社会科学逐渐走向新的康庄大道。
1. 理性思想将主体的能动性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它将主体的能动意识与自然本性区分开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的创造力,它说明主体的认识能力并不是自然本能可以比拟的。因此,理性思想成为了社会科学现代性的核心观念,奠定了人这一主体思维范畴和模式。
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将理性思想视若珍宝一般,它像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入封建神学的躯体之中,撼动了这一专制制度长久的统治地位。理性思想并不仅仅指称为人性论思想,它还涉及人道主义自由、平等、民主的价值观与世界观。社会科学家们将科学与自由推崇到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以及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将人们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随着理性思想的不断完善与丰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并在社会科学各领域产生了深远影响。
2. 启蒙思想将视角由群体转向个体,它更加重视个体的内在变化与发展,唤醒人们内心深处的“自我”,并将这个“自我”不断提升,不过启蒙思想在关注“自我”的同时,并没有盲目的排斥“其他”。以此同时,启蒙思想在鼓励人们不断寻求自我价值肯定的同时,也要求人们在“必然的当下界限”中去认识与把握。在具体学科的研究上,主张各个学科专注于自己的研究对象上,研究对象的细化使得科学研究的对象更加细化与深入,这也促进了社会科学的蓬勃兴盛。
从经济学这一领域来看,之前,社会经济遵循的是自然规律的指导,商品的主要功用是自给自足。随着启蒙精神的影响,理性主义在经济的发展中开始发挥作用,数学的精确计算被引入进来,齐美尔的货币经济理论就是具体科学对经济产生影响的最好示例。同理,在其他思想领域中,启蒙思想的渗透让这些不断变革的思潮相互作用与影响,共同建构着新的社会理念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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