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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传统商业道德伦理中也有很多值得现代商业伦理建设积极吸取和学习的亮点,本文将略加叙述。中国现代商业伦理建设是极为紧迫和重要的任务,从传统文化中梳理精华,结合西方主流文化的共同之处,更能将现代商业伦理深入人心。我们必须寻找切实可行的操作模式,不能丢弃如此宝贵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 商业 伦理道德 现代
这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力推进和入世后市场经济主体及行为的复杂化,新闻媒体中有一个话题日见趋热:市场要不要讲道德?什么样的商业行为才是我们应该提倡和遵行的?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的时间比较短,大量问题涌现,商业诚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的一大问题。中国商业伦理的建设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关注。很多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时均源从西方主流管理学和经济学相关领域中寻找理论,动辄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等等,本文拟略换思路,讨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是否可寻找些重建现代商业伦理的契机。也许国人于传统文化中能接受和汲取的会更多更深。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商业伦理发展中所提倡的4P理论(产品、价格、渠道、促销)其实也和这些思想息息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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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一百年来,传统司法制度几乎被视为落后和守旧的代名词而被束之高阁,移植西方法律以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成为法学界的主流思想。反思历史,正视现实,我们会蓦然发现传统司法制度依然具有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的不可忽视的价值,即文化认同、补充国家制定法与司法改革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传统司法制度司法改革法律移植
论中国传统司法制度的现代价值
肇始于20世纪初的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起点,一百年来,我们沉迷于法律移植的喜悦之中,认为移植西方法就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本土资源”学者大声疾呼之后,学仁开始反思我们移植的西方法律是否契合于中国本土文化?是否会产生水土不服问题?为此中国的传统司法制度对建设法治国家而进行的司法改革到底有无价值?若有,又有哪些价值?回答这些问题可能会对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不无裨益。
时下存在一种悖论,即过度强调现存司法制度各种问题形成的历史成因,忽视了现实中各种外在社会制度和观念对司法制度的消极影响,从而把现实中的一切司法问题推卸于古人,而忽略对现有制度和观念的批判和改造;二元对立的理解东西方司法制度和法律文明,凡是西方的司法制度就是先进的、文明的、合理的,只要是传统的司法制度就必然是落后的、黑暗的、不合理的,从而在实践上盲目移植西方司法制度,否定传统司法制度,忽视对传统司法资源的创造性改造和对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的本土转化。基于此,探讨传统司法制度对当代司法改革的价值就有其必要性。
法律就其功能而言是用来解决诸多社会问题和调节各种社会矛盾的,但其自身的变革却往往更依赖于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这一点对于后发国家的法律现代化而言尤为重要。清末修律、国民政府的法律改革之所以最终失败或流于形式,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法律改革者们往往倾向于关注法律自身的变革,而忽视了与之相配套的外在社会环境的改造和培育。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法律变革之所以成功,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成功地处理好了这一问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历史,联系现实。窃以为当代中国的司法改革应该从司法制度自身的变革和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和改造两个方面着手并使之有机结合起来。
任何司法制度都不是孤立的存在于社会当中,而是与其外部社会环境处于经常的互动之中。司法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在于社会现实的发展变化,它对司法变革的推动往往比学理上的争论和道理上的说教来得更为根本、持久与现实。因此基于中国的社会现实,要彻底实现司法改革,必须重视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社会环境的培育。具体而言应该着手于以下几个方面:经济方面,继续深入健全和发展自由平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培育发达的、自治的“市民社会”,逐步建立起能真正表达并切实维护不同阶层利益的群众自治团体和社团组织;政治方面,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推动中国的宪政进程,从体制上解决行政权、党委及其他拥有权力的集团和个人对具体司法审判直接或间接的干预,真正实现司法独立和依法审判;思想文化方面,大力培育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和法治观念。同时我们还应该意识到中国的司法变革是一个复杂的、渐进的综合性社会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通过仅仅抓住某一方面的变革而毕其功于一役。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注重司法制度本身的变革,使之符合并更好的地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西方现代司法制度已经运行了数百年并在逐步演进中日臻成熟,与世界发展的一般趋势相吻合。而中国属于后发型国家,对于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我们当然可以有鉴别的拿来为我所用。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可以完全忽视自己民族的传统司法制度呢?答案是否定的。从法律移植和法律融合的角度讲,吸收西方先进司法制度的同时不应忽视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孟德斯鸠说过:“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
威尔逊也曾说过:“凡法律非能通万国而使同一,各国皆有其固有法律,与其国民的性质同时发达,而反映国民的生存状态于其中……” 这倒不是要否认法律移植的可行性,而是说如果想使法律移植尽可能的达到预期效果,移植时必须考虑移体和受体之间的相似性。如果移体和受体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社会环境方面越相似;两者之间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越相似,功能越互补,法律移植的成效就越明显。另一方面,法律移植的关键在于本土化(即法律融合)。移植过来的法律制度必须融入受体的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之中,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史记中有一段记载恰好可以形象地说明这一问题:“鲁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鲁,三年而后报政周公。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太公亦封于齐,五月而报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后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
从中国传统司法制度自身而言,在当今社会仍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有些学者认为传统司法制度的很多内容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截然相反,即便有一些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规定,但在司法审判过程中却并不执行。有学者曾说:“有规则是一回事,怎么实行又是另一回事”,这样的论断很有代表性。当然这些学者得出这样的观点有其合理之处,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传统司法本身的制度规定与其实际运作不是同一概念。传统司法制度为什么在实行过程中变成“另一回事”,除了司法制度本身的缺陷和漏洞之外,恐怕更应该批判阻碍甚至扭曲制度发挥作用的一些法外因素,诸如社会政治体制、传统社会文化,以及一些学者所讲的“社会潜规则”。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以为在今天的司法改革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有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司法制度容易得到人民大众的普遍心理认同。
毋庸质疑,我国司法变革的一个重要资源是西方运作成熟的先进的司法制度,因此在这一过程中法律移植是不可避免的必然途径,但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成活,能否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关键在于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否实现本土转化,能否将其融入中国社会的制度和文化之中,为人民大众所认同并自觉遵守。而在这一过程中传统司法制度恰恰可以提供一些有益功用和价值。
首先,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都存在于自己所熟悉的传统和习俗之中并以此为基础发展的。传统和习俗不是保守的代名词,它向人们提供了某种身份与认同,提供了一种归宿感和安全感。对于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传统和习俗的认同和依赖远远超过新生事物,并且他们对新生事物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站在传统和习俗的角度和立场上的。其次,中西方司法制度虽然风格迥异,但它们最初是对不同社会所面临的相同问题所做出的解决方式,因此它们存在许多暗合与相似之处。
诸如死刑复核制度、告诉制度、自首制度、军民分诉制度、诉讼时效制度、证据制度、回避制度、鞫谳分司制度、翻异别推制度、录囚复察制度、诉讼代理制度和诉讼强制措施等等。这些制度在当代有没有借鉴价值另当别论。至少通过研究、分析这些制度上的暗合与相似之处,通过立足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司法制度来学习和理解西方的司法制度;运用西方先进的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实际,重新阐释和改造我们传统的司法制度。这样可以使我们对移植过来的陌生的西方司法制度有一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能更好地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并发挥其应有的社会功效。
第二,传统司法制度与移植的西方法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作用。
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民族独特的法律资源优势,西方司法制度也并非就尽善尽美、完美无缺。实际上基于天人相分、个人本位、权利至上等观念建立起来的西方对抗式司法正面临着“诉讼爆炸”的窘境,同时中西方司法实践证明诉讼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争议,有些案件用审判方式解决也不一定最好。而被西方人誉为“东方经验”的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中的调解和调停制度,一方面既照顾到当事人要求明辨是非的心态,同时又一定程度上避免当事人之间撇开面子,甚至反目成仇的现象发生。这对西方司法制度恰好是一个有益的补充。
此外,传统司法审判中国家制定法与成例、断例(典型司法案件汇编)相结合;官方成文法和民间习惯相结合的“混合法”模式 也为世人所称道。实践证明这种模式在社会生活中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复杂多变的,人们的行为也是多层次的,因此想要制订一部囊括调处某种社会关系所有社会行为的法典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传统司法的“混合法”模式则较好的解决了这一问题。这一模式强调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有明文规定的,依法判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法官可比照适用类似的成例、断例;在民间风俗和习惯不违背国家制定法的前提下承认其相对的法律效力。这样的模式一方面可以“以例补律”,使现有法律体系尽可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
另一方面成文法与民间习惯相结合,既维护了国家法律的权威性,又使当事人真心接受判决,易于执行,可以收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同时司法过程中把民间习惯、成例、国家制定法有机联系起来,既有利于补法之不足,又为新的法典编纂和法令制订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从西方司法实践来看,很多民商事案件的审理,也都承认习惯的相对效力;大陆法系吸收判例法的经验,英美法系借鉴成文法的立法模式,两大法系在法律渊源上日渐趋同,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司法中“混合法”模式的合理性。
第三,传统司法制度可以为当代司法改革提供借鉴。
中国有几千年辉煌灿烂的法律文明史,曾经创造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虽然用现代的眼光去审视,它与现代文明背道而驰,其中也不乏糟粕性的东西,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司法制度就一无是处,应该全盘否定,相反其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譬如,古代法官责任制度、调解制度和法官审判可以参照成例、断例等制度在当代有其值得借鉴的地方。简易灵活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对今天的司法实践,尤其是在法治各项配套机构和制度严重滞后和不健全的广大老少边穷地区有着及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更多的传统司法制度的当代借鉴价值还需要我们在实践和研究中进一步发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毋庸置疑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原因,传统司法制度中能借鉴的东西远无法与西方司法制度相比,但也不能对其全盘否定,一竿子打死。这是因为任何的制度问题和社会问题都有其产生的历史依据,我国现有的司法制度存在的很多问题,与传统司法制度和法律文化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通过对传统司法制度的产生、发展、运行及其背后的各种制度和文化因素进行深刻的研究和反思,这样我们就能更全面准确地把握现有司法制度及其外部社会环境的缺陷,明确司法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从而有选择的向西方学习,而不是盲目照搬,使移植过来的司法制度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更好地发挥出它的社会功效。这一点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继承与创新是时代永恒的主题,对待中国传统司法制度如此,对待今天的司法改革依然如此!我们今天进行的司法改革和法律变革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社会工程。正如一位美国学者在回顾西方数千年法律历史时所做出的评述:“(法律的)演变和改革是缓慢的,循序渐进的。……保留几百年前的某些标准,遵循祖先的某些习俗和传统,是理智的,也是必须的。” 面对这一宏大的社会工程及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诸多错综盘结的复杂问题,我们必须认真应对,方能逐步推进中国法制的现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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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是一个严整的体系:思想现代化是其灵魂,管理现代化和技术现代化是其双轮和两翼,而政经现代化则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同时,由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制约,众长之和的集成有高低之分,从而使现代化具有多种层次。一般地说,“集大成”可称之为专业现代化。相应地,“集小成”可称之为基础现代化。而介于二者之间的“集中成”,可称之为专业基础现代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全文如下:
现代化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和认识的问题。
自从中国被鸦片战争的炮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洪流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这个首先应该回答的问题,也一直萦绕在中国人的心头,意见纷呈,争论不休,不时掀起波澜。
阵阵喧闹已渐远去,唯有问题兀自留下。在这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新一代中国人若不对这个关系到民族前途命运的问题交上自己的答卷,将何以向祖先交待、向历史交待、向世界交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因此之故,在历次文化讨论(更确切地说是现代化讨论)中,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总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最近杜维明教授提出“现代性中的传统问题”,已将讨论推进了一步,很有启发性。故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这个命题入手,对有关问题略加省察,庶几可为引玉之砖乎?
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化,其实只是对现代化概念的一种狭义的理解,即发生于西方,蔓延于全球,目前仍在进行的现代化。
现代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可以把自己所属于的那个时代称作现代。所以,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文化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化的过程,都是现代化过程。
如果可以把人类文化分为价值系统和知识系统两个方面的话,那么,不管那一方面的更新,只要发展到足以促成新旧范式的转化,都可看作现代化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这两方面是相互影响的,即知识系统的现代化往往引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同样,价值系统的现代化也往往引起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这两个方面的现代化也常常是交织在一起、同时进行的。
这个过程是由人类的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造成的。由于世界是异常复杂的,加之每个个体和社会的经验、知识构成、环境等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任何一个个体和社会也不可能揭开世界的全部奥秘,它们往往从不同角度去认识和体会世界的不同方面。当它们的认识和体会所得社会化,并足以改变某一文化范式时,现代化就发生了。
新知识和新价值的社会化当然不是说用新的因素去完全代替和更换旧的因素,而是用新的因素去补充和更新旧的因素。因此,从本质上讲,所谓现代化,就是由新的因素引起的文化系统的调整与转型过程。
现代化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
从发生机制看,学者们一般把现代化分为自发型(indigenous)外源型(exogenous)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指在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新质,并且新质的发展导致了社会范式的转化。后者指当另一社会将这种新质引入本社会,并导致本社会范式的转化。
就狭义的现代化而言,的确可分为这两种类型。但如果考虑到广义的现代化,我想应该再加上第三种类型,即文化融合型。
有时,虽然从总体上看,文化并没有产生新质,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同社会的文化发生融合,从而导致相关社会范式的更新,这也是一种现代化。所谓文化融合,意味着某一社会吸收了其他社会的文化,而所吸收的文化对于本社会来说是新的,足以改变本社会范式的更新。所以我把这种情况称为文化融合型现代化。在历史上这种例证不胜枚举,而各种由民族融合造成的民族文化融合就更不用说了。
事实上,外源型现代化也是一种文化融合,只不过它所引入的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现代化文化而已。
从范围和规模看,现代化可分为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
地区性现代化指发生在世界某一地区的现代化,如上文提到的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的希腊化文明的形成。中国早期华夏文化对四夷文化的渗透、同化也是一种地区性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始于西周初年的分封制,一直到汉武帝时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才算大致完成。当时华夏文化较为发达,四夷文化相对落后,因而对于四夷地区来说,这是一个现代化过程。从文化史的角度,可把这一时期称为华夏化时代。
在历史上,世界性的现代化发生过三次。第一次是人类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其主要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和文字的使用。第二次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文明时代。这一时代的根本特征是什么?过去的看法是,它是以对超越的向往和超越实体的出现为典范的。不过,最近犹太思想家鄂尔堪纳对这一提法作了修正。他认为,第二序思想的出现,即反思能力的出现,是轴心时代文明发展的突破。所谓反思能力,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1]。第三次就是下文将专门讨论的狭义现代化[2]。
从涉及的领域看,现代化可分为全方位的和局部的两种形态。前者涉及政治、经济、思想、艺术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如三次世界性现代化就属这种情况。后者只涉及人类生活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如古代中国对印度佛教的吸收,主要是思想领域的事情。
所有广义的现代化都可以为狭义的现代化提供借鉴。这正是我们探讨广义现代化的原因。
最近一个时期,现代性这个概念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人们似乎在寻找现代性的确切含义。其实,现代性是一个历史概念,其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对相辅相成的概念。现代性是现代化所造成的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文化特征或特性,现代化则是现代性形成与实现的过程。这意味着,现代性是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的。
现代化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随着现代化的不断发展、不断深入,现代性也不断实现、不断变化。而某种典型的、具有深远意义的现代性的实现过程,便呈现为现代化的某个阶段。
就是说,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现代性的内涵是在不断更新的,不同的现代化阶段具有不同的现代性。因而,现代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当新的现代性形成以后,以往的现代性就退居次要地位,甚至逐渐进入传统领域,逐渐转变为新传统,尽管这种新传统不同于现代化之前的旧传统。
现代性是相对于传统性而言的,二者固然有所不同。然而,现代性与传统性是完全对立的吗?
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人们一般都想当然地以为,现代性当然不同于传统性,因而二者当然是对立的。
这是一种错觉。
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是血肉相连、难舍难分的。就知识系统的现代化而言,一方面,新的知识系统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要以传统知识系统为基础。另一方面,一些已有的知识被以不同方式运用到新的知识系统中,在新的知识系统中复活了。因而,在现代性中我们总可发现传统的影子。
就价值系统而言,我以为在人类的轴心时代,各大文明的基本价值就已经确立。在其后各个时期的价值系统的转型中,尽管我们不能说在实质内容上没有新的发展,但是,传统的价值观被运用到新的价值体系中,更是一种普遍现象。我们不是经常注意到这种现象吗?许多被我们当作现代性的东西,一查古典,原来早已有之。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在轴心时代以后,人类的每一次重大转折,总要回过头来从轴心文明中汲收智慧,就是这个缘故。这也是雅斯贝尔斯把人类那个辉煌时期称为轴心时代的原因。
当然,并不是所有传统都可以直接运用到现代化中,它们往往要改头换面,采用现代的形式,即所谓新瓶装旧酒。有些传统,还需要加以改造,才能重新被运用到传统中。
就这样,传统性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为现代性。这个过程,我们可以称为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即化传统为现代的过程。所以,在某种意义和程度上,我们毋宁说,现代性就是传统性。人们之所以将二者对立起来,主要由于这种传统性被遮上了一层现代的面纱。
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这种关系,我们从现代化的过程中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现代化首先意味着新质的产生或引进。这些新质好象现代化的酵母,在旧的文化系统内部引起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的变动、调整与革新。在这个过程中,新旧因素相互影响、相互适应、相互促动,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就传统而言,有些方面被摒弃,也有些方面以新的形式凸现出来,甚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从而令新质相形见绌。也就是说,经过现代化的洗礼,传统再生了、复兴了。
按照我的理解,所谓现代性就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那些因素。准此,那些引起现代化的新质固然是现代性,而那些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扮演重要角色的传统因素同样是现代性。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现代性中包含着传统性,而传统性中亦孕含着现代性。这就是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辩证关系。
当然,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在文化各个层面中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这又导致各个文化层面的发展形态有所不同。一般说来,知识系统产生了更多的新质,所以它的发展模式是多变的、跳跃的;相反,价值系统,特别是其实质内容,则继承了更多的旧有因素,所以它的发展表现出更明显的恒常性和稳定性。
如果按照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这种文化分类法,也许问题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翻阅历史不难发现,人类的精神文化在轴心时代已经发展到空前的高度,此后,它的发展虽然时有起伏,但一直没有达到轴心时代的高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轴心时代的精神文化的繁荣程度是绝后的。相反,物质文化的发展是在不断更新的,高潮迭起,且一浪高过一浪,当它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度以后,又会被另一个高度所取代。所以,我们虽然可以说现代的物质文化繁荣的程度是空前的,但不可以说它是绝后的。至于制度文化的发展,则介于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之间。
对于外源型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来说,情况要复杂一些。由于知识本身就具有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知识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价值系统是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每个民族都有一套独特的价值系统,它是一种文化的本质,也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所以,价值系统之间的引进和融合是一件相当困难甚至痛苦的事情。同理,物质文化之间的引进与融合最为容易,制度文化次之,精神文化最难。
从现代化的结果看,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关系如何呢?
自发型现代化,其新旧因素是融为一体、密不可分的。一方面,新质是在已有文化的基础上产生的;另一面,在新的社会范式中,许多传统的东西以种种方式被保存下来。
在外源型现代化和文化融合型现代化所铸造的新的社会范式中,新旧因素所占的比例是千差万别的。旧文化被完全同化者有之。如先秦鲁国本属东夷故地,后成为周公的封地。周公之子在鲁国推行全盘华夏化的政策,“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史记·鲁世家》),“启以商政,疆以周索”(《左传》定公四年),从而使这一地区全盘华夏化了。新旧因素平分秋色者有之,如地中海东部和西亚各地始于亚历山大时代持续到____时代之初的希腊化文明就是希腊文明与亚洲文明的混血儿。当时希腊文明是一种较发达的文明,上述地区将希腊文明与当地文明融合起来,改变了其文明范式,形成一种希腊化文明。对于当地来说,这其实是一种现代化过程。已有文化对新因素进行一定程度的同化,然后纳入自己体系者有之,如中国哲学对佛教哲学的吸收。如此等等。
当然,在这千差万别中,并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一般来说,越是深厚、强壮、发达的文化,就越有生命力,其在新的文化范式中就占越大的比例,并成为一种主导性文化。至于若干种文化势均力敌,那么它们之间的引进与融合,将立足于本社会的文化去吸收、引进其他文化。也就是说,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本社会的文化,仍为主导性文化。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较为弱小、落后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将被较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同化掉。也就是说,那种弱小、落后的文化将面临失去自我的境地。反之,一种较为强大和发达的文化的价值系统,则会吸收和同化其他弱小、落后的或与自己势均力敌的文化的价值系统。
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新旧文化的因素并不是机械地拼凑在一起的,而是水乳交融,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主导文化对从属文化中与自己秉性发生冲突的部分进行同化。
那么,如何理解狭义现代化即我们这个时代仍在进行中的现代化?它是如何演变的?又将往什么方向发展?
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而言,我们仍可以说,现代化就是由新质的产生引起的整个文化系统的调整。
在三次世界性现代化中,前两次是各个文明在相互隔离的状态下进行的。我之所以称之为世界性的,那是因为它们具有世界意义。但是这第三次不仅具有世界意义,而且是在世界一体化过程中进行的。因此,这场现代化事实上是和世界秩序的变动、调整交织在一起的。
亨廷顿教授认为,冷战结束以后的多极的世界新秩序主要由七个或八个文明构成,它们是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3]。尽管如此划分世界文明是否合适还有待商榷,我也不同意将世界新秩序的主要特征归结为文明的冲突的观点,但是亨廷顿教授把文明作为世界新秩序基本单位的见解,的确是极有眼力的。
我想,文明也正是我们研究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基本单位。
从历史和可以预见的未来看,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西方的现代化过程;第二阶段为西方现代化向其他文明推广,亦即其他文明引进、吸收西方文明的过程;第三阶段为其他文明自身的现代化,确切地说,为各文明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第四阶段为包括西方在内的各大文明之间相互调适、相互吸收、相互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的过程。
由于这场现代化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广泛性等原因,各个阶段之间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是交叉进行的。
西方是这场现代化的发源地,并且现在仍处在现代化的最前沿(对于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场自发型现代化)。
有些学者认为,现代化最早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些学者主张现代化是从17、18世纪开始的。这是因为,在持后一种观点学者的头脑中,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化和现代性已经进入传统领域。
如果从文艺复兴算起,则西方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期即文艺复兴时代,其现代性是文艺复兴运动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文学艺术领域的风格与精神,而人文主义是其基本特征[4]。第二期为工业化时代,其现代性当然是工业文明。第三期即当代,或可称为后工业化时代。如何理解其现代性? 西方学者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现代性包括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三项内容。我想,工业文明仍应为现代性之一,只是退居相对次要的地位而已。
这三个时期的现代性同西方传统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文艺复兴”(Renaissance)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生”。文艺复兴运动旨在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使这一古老传统“再生”。工业文明虽然起初主要表现为知识的更新与创造,但仍离不开已往的科学技术成就。至于西方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我们仍可从西方传统中找到其根源。
亨廷顿教授曾把现代化之前的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归纳为八条: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5]。看来,在三项现代性中,个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遗产。民主政治的基础则是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制、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等遗产。正如亨氏所说,西方传统文明中的各种代议机构“提供了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为现代民主体制的代议制形式。”[6]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而马克斯·韦伯早已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作过精彩论述。在这里,我想补充的是,市场经济与西方传统中的商业文明恐怕也不无关系。
可见,西方的现代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的传统性;西方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
不过,西方现阶段的现代化已经发展得相当充分。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化又处在一个新的转折点上。
有人说,世界(主要指西方)将进入“后现代化”时代。我不赞成这个提法,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现代化”这个概念。
在我看来,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包含若干发展阶段。当这整个变革过程结束以后,即文化进入一个新的持续稳定的态式以后,现代化才算完成,才会出现后现代化的问题。但是,现在并没有迹象表明,现代化过程即将结束,或现代化即将完成。因此,所谓“后现代化”,那不过是现代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不过是新的现代性实现的过程。
那么,新的现代化阶段和新的现代性将是什么呢?
我以为,关于西方的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这个问题,只有置之于更广泛的现代化背景中才可以看得清楚。
当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入第二阶段,问题要复杂得多。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来说,现代化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属外源型现代化。
当现代化的浪潮无情地冲击着这些古老的土地的时候,人们往往为两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困扰着,一个是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另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他们思考着,争辩着,甚至斗争着,由此形成了种种观点。
关于西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过去普遍的看法是将二者等同起来。但是到晚近,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二者区分开来。例如亨廷顿教授在阐述了古典遗产、个人主义等八条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后指出:“它们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至于非西方社会对西方和现代化的回应,他总结出三个模式:“拒绝现代化和西方化;接受两者;接受前者,拒绝后者。”[7]亨氏尽管把西化和现代化毫不含糊地区别开来,但是他似乎并没有提供出二者之间的明确界限。
我的意见是,把二者完全区分开来不但是困难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我不赞成西方文明的那些主要特征“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但不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的观点。如上文所述,西方的现代化在某种意义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其现代性就是其传统性。换言之,一些西方文明的主要特征,既是西方之为西方的东西,也是西方之为现代的东西。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西方现代化之现代性中的传统因素全部过滤掉,仅就其现代性中的纯粹新质而言,在发生学上,它仍然是西方的。因此,西方以外社会的现代化,只要是引进西方的现代化,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西化过程。
不过,尽管这种西化就是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化就等同于西化。从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进程看,其他文明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即西化过程,仅仅是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
当这个阶段结束以后,甚至在这个阶段进行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从实质上说,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那便将传统与现代化完全对立起来,完全否定传统。事实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的观点,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以成立,那就是一些弱小文化完全为西方的现代化所同化,实行全盘西化,从而失去自我。对于一种较为强壮的文化来说,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毫无疑问,世界各大文明,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是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和壮大的,它们发源于不同的地区,形成于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以至亨廷顿教授说:“文明是人类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人类以此与其他物种相区别。”[8]因此,任何一种大的文明都不可能被其他文明完全同化或吞并(我以为在亨氏所列的八个文明中,只有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四个是最基本的,其他四个都可并入这四个文明中)。
由于各个文明的独特性,所以每一个文明都有自己的优势,也都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各个文明之间可以相互吸收和融合的根据,也是其他文明吸收西方现代化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基础。
由于各文明都有深厚的底蕴和完整的文化系统,或者用亨廷顿的话说,“文明是最高的文化归类,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所以,各个文明对其他文明文化的吸收,是立足于本文明的。它吸收其他文化的最终目的,是发展和壮大自己,而不是认同其他文明,取消自我。这就是说,各种文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其传统的价值系统仍然是其文化的核心部分。
然而,既要保持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文化,进行现代化,这是可能的吗?
对于西方以外的社会,吸收西方的知识系统,并不困难,因为那些东西拿来可用,一般不需刻意改造。
价值系统和引进和吸收要复杂得多。价值系统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不但具有排他性,同样具有互补性。所以,吸收西方现代化的价值观,同样是必要的。
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需要进行。一是对于西方的价值观,相容的部分可直接拿来,不相容而有必要吸收的部分,则需要一番改造功夫。二是,对于传统的价值系统,与现代相容的部分,可直接继承,虽有冲突但有必要继承的部分,则需加以整理,使之适合现代的形式。由于价值系统的稳定性,故传统价值系统的基本内容会保留下来的。
事实上,这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传统的现代化过程。如上所述,对于西方的现代化来说,这一工作早已进行。而其他文明似乎刚从欧风美雨中觉醒,对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认识。
照理说,世界现代化进程由第二阶段转入第三阶段,即西方以外的社会对西方现代化的吸收转入各自传统的现代化,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但是,这一转折被政治因素严重干扰了。一开始西方就是用船坚炮利打开一个个古老文明的大门的,后来又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这严重阻碍了各文明现代化的进程。所以,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这是一次迟到的转折。
对于各文明的现代化来说,第一阶段,即吸收西方现代化阶段或西化阶段,是一种外部引进型现代化过程;而第二阶段,即传统的现代化阶段,则是一种自发型现代化过程。当然,后一过程是由前一过程引起的。
当各大文明的传统充分现代化以后,各个文明之间的相互引进、相互吸收便提到日程上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有望形成一种普世的现代性。这种普世的现代性,是由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性构成的。这便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第四阶段。
尽管西方文明最早进行现代化,其知识系统也明显比其他文明发达,但这不意味着它在总体上是一个比其他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它也有自己的局限性,也存在吸收其他文明文化的问题。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有识之士早已指出,其他文明尤其中华文明正可弥补西方现代化的不足。
向其他文明学习,从中吸取新的智慧,是西方文明健康发展之道。很有可能,这正是西方现代化目前所面临的转折的正确方向。这个转折,意味着西方现代化由自发型转向外源型(对于引进其他文明的现代化而言)或文化融合型(对于吸收其他文明的古老文化而言)。
这就是说,在新的时期,不管是西方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将把目标转向其他文明中那些古老的、尚未经受现代化洗礼的传统。
就目前的情况看,西方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已为世人所共睹,但其他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仅仅初露端倪,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不过,当各大文明中具有普世意义的部分都进入公共领域并形成普世的现代性以后,各个文明仍会保持各自的地方色彩,其情形类似于儒道之于中国文化。儒道分别产生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本属地方文化,但随着文化的融合,它们都作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进入公共领域,成为统一的中国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尽管如此,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至今仍保持着各自的地方色彩。
以上所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与世界秩序的演变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入侵其他文明之前,各个文明之间是相对独立发展的。西方的入侵,标志着各个文明现代化的开始,也标志着世界一体化的开始。在世界化过程中,西方凭借其最早现代化的优势,成为当时世界上的优势文明。当时的现代化,便意味着西化。当其他文明的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开始认同自我,回归传统,从而走出西方的阴影,在一体化的世界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个现象就是亨廷顿教授无可奈何地发出的“西方的衰落”的悲叹。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亨廷顿的世界新秩序与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新转折吻合了。应该保持清醒头脑的是,不管是世界现代化,还是世界新秩序,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谁也奈何不得。
可见,到目前为止的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正是世界秩序在一体化中调整的过程。
学者们业已指出当今世界存在着两股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潮流,这就全球化和地方化同时进行。实际的情况是,经济的和科技的全球化与价值理念的地方化交织在一起。这种现象是西方的现代化与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之间、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之间关系在世界现代化过程中的综合反映。
至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应该如何进行现代化的问题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了。
如所周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中、西、体、用四个范畴而展开的,并形成中体西用派、西体中用派和全盘西化派等主要观点。
中体西用为洋务派所倡导,认为“中国学术精微,纲常名教,以及经世大法,无不毕具”[9]。所以,不必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只需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以补己之不足。在中西或新旧关系上,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种现代化是十分有限的和片面的,只适合现代化进程的特定阶段。其是其非,且留下文分解。
全盘西化是五四时期一批热血青年提出的。此派将现代化完全等同于西化,主张在全盘引进西方文化的同时,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其豪言壮语大家耳熟能详,兹不赘述。
西体中用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在80年代提出的,用以概括康有为等人的观点。李先生本人力主此说,并为之“新释”[10],成为此派在新时期的代表人物。
在近代,西体中用派是作为中体西用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针对后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拒斥,康有为反其道而行之。指出:“臣窃闻东西各国之强,皆以立宪法、开国会之故。国会者,君与国民其议一国之政法也。盖自三权鼎立之说出,以国会立法,以法官司法,以政府行政,而人主总之。立定宪法,同受治焉。……今变行新法,固为治强之计,然臣窃谓政有本末,不先定其本,而徒从事于其末,无当也。”[11]这就是说,西方的政治制度,即“立宪法、开国会”、“三权鼎立”是本,其他都是末。
对于中西体用的关系,严复作了更加清晰的界定:“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12]严复进一步指出,如果“西艺”是指科学技术,“则西艺实西政之本。”[13]
李泽厚先生自称,他的中体西用论,“从历史说,则可看作是对康有为改良思想更为明确的继承和发展。”“所谓‘更为明确’,是对‘西体中用’中的‘体’,我作了一种以前没有的新解释。”
我体会,李先生的“体”大概有三层含义。一是“把‘体’说成社会存在”:“‘学’(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不能够作为‘体’;‘体’应该指‘社会存在的本体’,即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因为这才是任何社会生存、延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学’不过是在这个根本基础上生长出来的思想、学说或意识形态。”他的一个小标题“‘体’乃新解:衣食住行为根本”对此表达得更为直接、明确。
第二层含义是导致这个“体”发生变化的科学技术和现代大工业:“现代化首先是这个‘体’的变化。在这个变化中,科学技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科学技术是社会存在的基石。因为由它导致的生产力的发展,确实是整个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发生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和因素。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来规定这个‘体’。所以科技不是‘用’,恰好相反,它们属于‘体’的范畴。”“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化。我提出的‘西体’就是这个意思。”
第三层含义是西学:“如果承认根本的‘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如果承认现代大工业和科技也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本体’和实质”;那么,生长在这个‘体’上的自我意识或‘本体意识’(或‘心理本体’)的理论形态,即产生、维系、推动这个‘体’的存在的‘学’,它就应该为‘主’,为‘本’,为‘体’。这当然是近代的‘西学’,而非传统的‘中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又仍然可说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
李先生一方面说包括学问、知识、文化、意识形态在内的“学”“不能够作为‘体’”,另一方面又把显然属于“学”的范畴的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似乎有一点逻辑混乱。
李先生对“中用”的解释也是全新的:“这个‘中用’既包括‘西体’运用于中国,又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看来,“用”即西学之“用”或中学之被“用”。
在这种西体中用的格局中,中国传统文化占有什么地位呢?严复从体用一如的观点出发,主张从“体”到“用”都学习西方,用西学代替中学。康有为虽然没有从正面否定传统,甚至打着孔子托古改制的旗号,但其实质与严氏无异。
在这一点上,李先生表达得“更为明确”。他说:“要用现代化的‘西体’――从科技、生产力、经营管理制度到本体意识来努力改造‘中学’,转换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有意识地改变这个积淀。”“在新的社会存在的本体基础上,用新的本体意识来对传统积淀或文化心理结构进行渗透,从而造成遗传基因的改换。”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用”是关键。“在这个‘用’中原来的‘中学’就被更新了,改换了,变化了。”
可想而知,如果“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学’应用为实现‘西体’(现代化)的途径和方式”,如果“中学”被“西学”所“改换”,那等于说,中国传统只是作为现代化过程中的一种手段而存在,而在新的文化结构中,完全失去了作为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价值,完全失去了主体性。
这等于把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给消解了。对于这一点,李先生也没有掩饰:“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或文化传统是一个庞然大物,首先必需分析它、解构它,然后才可能谈得上继承和建设”。然而,依这种西体中用的模式去解构,中国传统将成为什么样子?我想,不过几块残砖断瓦而已,谈何继承与建设!
因此,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两说而提出的,但其实质,与全盘西化派并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一个用露骨的方式推翻传统,一个以温和的手段消解传统;一个欲将传统杀得片甲不留,一个欲在被解构的传统废墟中捡得几块残砖断瓦;一个激进,一个渐进。如此而已。因此,所谓西体中用派,确切地说,就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
从世界现代化进程看,中国的现代化一定存在一个西化阶段,所以在特定时期,西化主张对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的确会起到一些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象西化派,包括激进的西化派和温和的西化派所坚持的那样,把全盘西化当作现代化的总方针,那显然是我们不能接受的。
它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谈语词问题。李先生对“体”、“用”的新解,新则新矣,义则未达。
在汉语语汇中,尽管人们对“体”、“用”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万变不离其宗。也就是说,“体”、“用”都是名词,前者为事物根源性的、主要的部分,后者为事物派生性的、次要的部分;二者相对而立,相互依存。这个原则是不能变的。而李先生只把“体”当作名词,把“用”释作动词“运用”、“应用”,这就完取消了“体”、“用”的对应性,完全消解了二者作为一对范畴的意义。
所以,尽管李先生称他的“西体中用”说是“针对”“中体西用”说而提出的,但我实在看不出二者之间有什么“针对”性。洋务派的“体”、“用”是从汉语语汇中自然发展出来的(参见下文),而李先生的“体”、“用”是他自己生硬制造出来的,和汉语语汇中的“体”、“用”不可同日而语。
看来,一心想“改换”传统文化“遗传基因”的李先生,连“体”、“用”这对传统范畴的基本意义也“改换”了,其“改换”不可谓不彻底。
除了语词问题外,在思想上李先生的第一个失误是他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
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体”?是衣食住行、经济形式、科学技术,还是政治制度、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李先生提供给我们的答案是前者。在这一点上,李先生更接近于严复而与康有为有异(康氏以西方的政治制度为本,严氏主张“西艺实西政之本”)。他说:“我讲的‘体’与张之洞讲的‘体’正好对立。一个(张)是以观念形态、政治体制、三纲五伦为‘体’,一个(我)首先是以社会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为‘体’。”
所谓社会存在,说到底,是人的存在。这也正是李先生讨论社会存在问题的出发点。
李先生把社会存在、科学技术乃至西学作为“体”,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说:“我在1979年出版的《批判哲学的批判》一书里,把制造――使用工具作为人与动物的分界线,作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也就是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这也就是‘西体’。”
由人与动物的区别来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这个思路当然是正确的。问题是,人与动物的分界线到底是什么?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学者们提供了许多不同的答复。或许这种分界线本来就有若干种,而不是唯一的。我想,如果依此来界定“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那就一定要抓住人与动物的最本质的区别。这样,问题非得上升到人性论的高度才可以讨论。制造和使用工具的确是由猿过渡到人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如果把它作为人性论的范畴,那显然是过于肤浅了;而如果因之推论“人类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存在的本体所在”,则是危险的,甚至可能导致本末倒置、混淆是非。
我很赞赏根据人和动物的本质区别来推究人类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思路。其实,这正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而孟子的论述最精彩、最有代表性。李先生说:“我以为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这还是张之洞那一套,我是极不赞成的。······我认为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李先生不赞成此种看法,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无可厚非;但如说“这倒恰恰违背了原典儒学的精神”,作为一种知识,不可不辨。
衣食住行归根结蒂属于生理本能的范畴,李泽厚先生以之为“体”的“根本”。孟子是怎么看生理本能的呢?针对告子“生之谓性”的论断,孟子连续反问道:“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孟子·告子上》)如果只把生理本能当作人性,那么人和动物还有什么区别?针对告子的“食色性也”之论,孟子也作出了同样的反驳(《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意思是说,生理本能是人和动物的共同特征,不能据以将二者区别开来,就象不能根据白色把白羽、白雪和白玉三种事物区别开来一样。所以,生理本能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性,不能把它当作人性。
那么,什么是足以判别人禽的人的根本特性即人性呢? 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从上下文看,人不同于禽兽的“几希”,指仁义礼智之端绪,即“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等“四端”。这在孟子看来,就是人之为人而不同于动物的本质特征,即人性;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即仁义礼智,即人的精神生活。
然而,人毕竟也是一种动物,毕竟也有生理本能。精神生活和生理本能在人这种存在中的地位各是如何呢?孟子提出了其著名的“大体”、“小全”之说。赵岐曰:“小,口腹也;大,心志也”;“大体,心思礼义;小体,纵恣情欲。”(《孟子章句》)朱子曰:“贱而小者,口腹也;贵而大者,心志也”;“大体,心也;小体,耳目之类也。”(《孟子章句集注》)综之,“大体”即心,即精神生活;“小体”即感官,即生理本能。
孟子认为,“大体”和“小体”的功能是不同的:“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等感官不会“思”,故为物所蒙蔽,并会被物引向歧途。心是会“思”的。心之“思”的对象是什么?即“思则得之”的“之”字指什么?“思”是孟子的一个特殊的哲学概念,其对象就是仁义礼智,也就是人性:“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告子上》)
应该如何处理“大体”和“小体”的关系呢?既然“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所以孟子主张:“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 (《孟子·告子上》)
孟子进一步认为,对“大体”、“小体”态度的不同,决定了一个人的修养层次:“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 (《孟子·告子上》)
孟子的这些见解都是极其深刻的,至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时下那些腰缠万贯而心灵空虚的人们,不就是“以小害大”、“以贱害贵”吗?不就是“养小以失大”吗?
因此,“四端”、仁义礼智、精神生活,就是人之为人从而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征,就是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就是“体”。这表明,将“道德”、“心性”作为社会的本体,正是原始儒学的精髓。
不过,李泽厚先生声称,他对“体”的新解已经在孔孟原典中找到了根据:“孔子很注意发展经济,讲‘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宋明理学所特别推祟的孟子,也讲‘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即第一位的问题是吃饭。孟子说‘盍反其本’,这个‘本’乃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等等。”李先生不要忘了,孔孟的这些话都是关于政治的(孔子回答“子贡问政”、孟子回答齐宣王的政策咨询),其“本”为政事之“本”,而非人之为人的“本”,亦非“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这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按照孟子的学说,把衣食住行作为“体”、“本”,不但没有抓住人的根本特征,反而泯灭了人禽之别。这大概是以人禽之别为出发点的李先生所始料不及的。
所以,在各种社会存在中,衣食住行只是基本的,而不是根本的,更不是“社会存在的本体”。
由这种对“体”、对“社会存在的本体”的理解,李先生作出的第二个错误判断是:一定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长在其上的观念形态、政治体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定带来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我们在引进现代西方大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要全面实行现代西方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并以之“改换”中国传统文化。
其实,这也正是所有西化派的基本立场,不管激进的全盘西化派,还是温和的全盘西化派。严复体用一如,以西学代替中学的主张不正是如此吗?其他如陈序经说:“文化本身上是分开不得”[14],“中国事实上是趋于全盘接受西洋文化”[15]。胡适也说:“一方面学习科学,一方面恢复我国固有文化,……老实说,这条路是走不通的。”[16]在这个问题上,李先生特别引用了李大钊的一段话作为自己的根据:“他(指孔丘)的学说所以能在中国行了两千余年,全是因为中国的农业经济没有很大的变动,他的学说,适宜于那样经济状况的原故。现在经济上生了变动,他的学说,就根本动摇,因为他不能适应中国现代的生活、现代的社会。”[17]
这的确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文化产生的过程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融合的过程是不同的,这是两个问题,应该区分开来。
世界本来就孕含着无限的潜在的知识和价值。因其无限,所以人类永远也不可能穷尽它。由于各个民族、各种社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们只能发现这个潜在世界的某个侧面或某个部分,并由此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文化。
诚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是在一定的经济形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一个民族为什么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经济形式呢?这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总要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生存,而自然环境就是一种必然因素;另一方面,由于潜在世界是无限的,人们发现它的哪一侧面或哪一部分又往往是偶然的。这就是说,各种必然因素和偶然因素决定了一定的经济形式,而一定的经济形式又决定了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从发生过程看,一定的经济形式同一定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确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潜在世界也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只是由于各种必然的和偶然的因素才使某些社会发现了它的某些侧面或某些部分,而另一些社会发现了它的另一些侧面或另一些部分。所以,各个社会所发现的知识与价值,本来就潜在地为全人类所拥有,它们也必然潜在地适用于各个民族、各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它们既是民族的、时代的,又是超民族、超时代的。时下人们常常重复这样一个似乎矛盾的真理:越是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其奥妙就在这里。
所谓“潜在地”是说各种已被发现的知识与价值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各个社会在采用其他社会的文化时,要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各取所需。
因此,在文化融合过程中,那些已经形成的完整的文化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是完全可以分离的;人们在引进某一文化体系的某一部分时,完全不必连同其整个体系一起引进。这就是说,当一定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它们不但适应其所由来的那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也可适应其他类型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我们说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变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也要具体地看待。如果可以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若干由浅入深的层面的话,愈往深层,所受经济基础变化的影响就会愈小。这个道理已在上文强调过了。
其实,在继承自己的传统时,也是如此。有人说,由于儒学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我们在吸收其合理因素的时候,不可能避免其不合理因素。诚然,就一个思想体系本身看,它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但是,在历史过程中,这个思想体系的各种因素是完全可以分开的。例如,仁和礼是孔子的主要思想,也就是说,在孔子思想中,仁学和礼学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共同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但是,战国时期的大儒孟子和荀子就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和礼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思想体系又是可以分开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一个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尚可分开,何况一个庞大的文化系统。
这种论断并非象牙塔里的抽象演绎,在历史和现实中,我们不知道可以找到多少例证!当年我们在引进印度佛教的时候,并没有连同引进它所由生的印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东亚四小龙在引进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并没有根除反而有意识地强化了自己的传统;……难道这不说明问题吗?亨廷顿教授在经过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更具普遍性的结论:“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程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8]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接着,李先生自然地得出了第三个错误判断,即存在着“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现代化与传统在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尖锐的冲突和不断的交锋,真是千头万绪。”这也是所有西化论者的一个基本立场。
关于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相互包容、难舍难分的关系,上文已有所讨论,兹不赘述。
值得注意的,倒是李先生由“现代化与传统的尖锐矛盾”推导出前现代与所谓“后现代”的对立。李先生说:“例如,对待自然,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强调人与自然和谐或重视人回到自然怀抱,现代化则重点致力于征服自然,改变环境;前者重视精神的自由享受,后者首先着力于物质生活的改善。对待社会,前现代和后现代也许更重视财富平均,社会福利,而现代则主要是个人竞争、优胜劣败。对待人际关系,前后现代都追求心理温暖,现代则基本是原子式的异化的个人。对待人生,在前后现代,伦理和审美占重要地位,人本身即目的、超功利、轻理性,否认科学能解决人生问题;现代则突出工具理性,关注于目的、功利、前景和合理主义,人自身常常成了手段。在思维方式上,前后现代均重直觉、顿悟和个体经验,现代则重逻辑、理智。在前后现代,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几乎无分轩轾。现代则是明星、天才、领袖、名家、奇理斯玛(Charisma)的世界。”
从这些描述可以看出,前现代和“后现代”都强调精神生活,更具有人文色彩;而现代更重视物质生活,更具有功利色彩。李先生是怎样看待前现代和“后现代”的这种相似性的呢?他说:“所有这些描述,是非常粗陋和简单化了的。之所以作这种描述是想指出,尽管前现代与后现代有某些接近或相似之处。但两者在根本实质上是不相同、不相通的。现代与后现代尽管在表面上有些不同,在实质上却更为相通和接近。”为什么?李先生答道:“因为现代和后现代基本上建筑在同一类型的社会存在的‘本体’之上,即大工业生产之上,与前现代建立在农业小生产自然经济基地的‘本体’上根本不同。”
原来还是“社会存在的本体”在作祟!上文我们已经说明衣食住行之类包括大工业生产和农业小生产不是“本体”,所以李先生在这里的推论也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本文的观点,衣食住行之类固然是人类得以生存的基础,但是,当满足了最基本的生活条件以后,人的精神生活则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物质因素的制约。子不云乎:“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贤我,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苍,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不难想象,在前现代的一个遥远岁月,物质生活极为贫乏,而哲人庄子却在那里“逍遥游”;两千多年以后,美国已“走向后现代化社会”,物质生活异常丰富,而哲人李泽厚也时常在那里享受“后现代”的恩惠。两者有什么“根本不同”呢?至少我绝不认为前者的精神生活质量比后者有丝毫逊色!
如此看来,历史就不需发展、社会就不必现代化吗?非也!非也!李先生说:“我不同意绝对的文化相对主义。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认为任何文化、文明均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从而不能区分高下优劣。原始文化与现代文明、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都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不能用同一标准去衡量,人们在这不同文化里的生活和幸福也是不能区分高下优劣的。这样,就甚至可以推论根本不必现代化。”对此,我深表赞同。
那么,如何看待社会的发展呢?按照本文的看法,由于文化各个层面的发展模式不同,所以至少从轴心期以后,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物质文化的发展,其次是制度文化的发展,最后才是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个规律仍然适应于我们时代的现代化。所以,前现代与“后现代”的主要区别首先在于物质文化,其次在于制度文化,而不在于精神文化。
当然,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也不是漠不关心的,物质生活的发展肯定有助于精神生活。但是,由于精神生活的独立性,物质生活的这种影响是有限的。这正如李先生所说:“除了物质生活,人各有其不同的精神需要,并且这种需要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也推动、影响、制约物质文明的发展,影响着物质文明所采取的具体途径。”这种“渗透在物质生活本身之中”的“精神需要”之实现,其实也就是我所说的物质生活对精神生活的影响。
这正是我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分野。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对现代化概念的理解是狭隘的,甚至可以说是落后的。他“把发展科技生产力作为进入现代社会的根本关键”,认为“在这个最根本的方面――发展现代大工业生产方面,现代化也就是西方化。”这种对现代化的理解,不但是西体中用说的一个重要根据,也是其他西化派的思想根源。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工业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并且一些学者已经不再把它作为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或现代性的主要内容了。
在以上诸说之外,傅伟勋教授曾经提出“中国本位的中西互为体用论”。他解释道:“此辞的真意是,只要有助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西学西潮不论体用,皆可吸纳进来,而与中学融为一炉。”[19]
傅先生大概混淆了中西文化的体用和中西文化融合的体用这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诚然,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但是,中西文化融合,并不是两种文化系统机械地拼凑在一起,并不是中体与西体相加,中用与西用相加。实际情况是,在中西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种新的体用关系,它必然会打破和取代过去的体用关系。文化融合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其根本原则的。这个根本原则就是体,相对而言,其他东西,不管本来是体还是用,统统都属于用的范畴。
这个根本原则、这个体,就是我们进行文化融合和现代化的立足点。既然是立足点,它就是独一无二的,要么立足于中国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要么立足于西方文化或其某种因素,而不可能既立足于前者,又立足于后者。因而,“中西互为体用论”是难以成立的。
其实,所谓“本位”,也就是立足点,也就是体。傅先生一面讲“中本互为体用”,一面又强调“中国本位”,却没注意到二者之间的内在矛盾。
如此看来,对中国现代化的种种设想,都在不同程度上误入歧途。
迷途知反。
中国现代化是全球现代化的一部分,它实质上是由吸收西方现代化引起的一次文化整体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从全球现代化的趋势看,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大致可分为三阶段,一是引进西方现代化,也就是西化的阶段。二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化阶段。三是中国文明由一种地方文明成为普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为全世界广泛认同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吸收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一切优秀成分,以完善自己的现代化。
依此,中国现代化的第一阶段远未完成,第二阶段亦未真正开始。所以,目前的主要任务有二,一是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现代化,二是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并且可以同时进行。
方针是什么?许多人认为,“体”、“用”这对范畴是早已过时的陈词滥调,连提出西体中用的李泽厚先生也说自己是不得已而用之。他“多次强调,如果没有‘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这两种思想、理论、主张、看法以及语词,我也就不会提出和使用‘西体中用’。”
但愚见以为,“体”、“用”虽然古老,但不陈旧,更谈不上过时,它们深刻体现了中国古人的智慧,有极强的生命力,而以之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尤其中西文化的关系,是十分允当的。我甚至认为“中体西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一种方针和宗旨,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套用李泽厚先生的话说,“关键在于解释”。所以,我也想尝试着对“中体西用”作一番新解。
诚如李泽厚先生所说,体用这对概念“含义模糊,缺乏严格的定义或规范”。严北溟先生主编的《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体用”条下有三条义项,我觉得归纳的很好。其一,“体指形体、形质、实体;用指功能、作用、属性。”其二,“体指本体、本质,用指现象。”其三,“体指根本原则,用指具体方法。”[20]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说之体用即属体用第三义。严复批评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21]这是以体用的第一义攻第三义,不足为据。
且严氏有所不知。洋务派的体用,非指西学之体用,亦非中学之体用,而是中国现代化之体用、中国新文化之体用。也就是说,其体用实“即一物而言之也”,此“一物”就是中国现代化或中国新文化,因而洋务派本来没有违背体用一如的原则。严复此误,或为一时疏忽,但后世学者不假思索便随声附和,以至谬种流传,不亦悲夫!
我仍然沿用洋务派对体用的用法。
事实上,何者为体、何者为用是相对的。我以为,根据上文对人的根本特征和社会存在之本体所在的理解,用来分析社会文化现象,体用可作三层解释。其一,在整个人类生活中,文化为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李泽厚先生所说的社会存在为用;其二,在文化体系中,价值系统为体,知识系统为用;其三,在价值系统中,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质为体,其具体内容或构成为用。
不幸得很,按照这种解释,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即所谓社会存在,无论在哪个层面上也不能当作“体”。看来,是李泽厚先生把事情搞颠倒了。
按照这种解释,洋务派中体西用说之局限性的思维方式根源也显露出来了。原来,他们对体用的理解只停留在第二层面,即以价值系统为体,以知识系统为用。体作为根本原则当然是不能变的,故传统的纲常名教不可变;而知识系统作为具体方法是可变的,故西方的科学技术作为一种新知识可以吸收。这就是洋务派的逻辑。
应该如何用体用范畴来处理中西关系或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呢?由于知识系统的兼容性和相融性,所以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易于实行的。关键在于价值系统。所以必须超越以上对体用解释的第二层面,超越洋务派,而将问题深入到第三层面,深入到价值系统内部。
就这个层面而言,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不能变;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具体内容为用,是可变的。
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什么呢?是中国的人文精神。说详本书《绪论》第一部分《中国学术思想的特点》和第×部分《中国哲学的形成和早期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系统的核心和根本特征,当然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所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只有中国文化的核心和根本特征是体,是不可动摇的,其它都是用,都是可以改造的。
因而,在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中国文化最高层面的体仍为体,这是立足点。用包括两类,一是中国文化的其他部分,二是被引进的西方文化。就后一类而言,不管它在西方文化中本来是用的部分,还是体的部分,都转化为中国现代化之用。换言之,中学有体的部分,有用的部分,而西学只能是用。中国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和吸收,正是中学中之用的部分与作为用的西学之间的融合。
这就是说,对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新文化中的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现代化中,这种中体西用的模式具有普遍的意义。印度对西方文化的吸收何尝不是印体西用?同样,西方对中国和印度文化的吸收又何尝不是西体中用(当然不同于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西体印用?
其实,对于文化发展的这个基本规律,古人早有明察。尽管当时还没有运用体用范畴进行分析,但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其核心部分是永恒不变的,其边缘部分是可变的。
先来看中国第一个历史学家孔子的意见吧。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所说的“礼”已不仅仅指礼仪制度,而是泛指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孔子认为,在文化的发展演变中,有“因”即不变的部分,也有“损益”即可变的部分。正因为“礼”中有永恒不变的部分,所以,就这部分而言,“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哪是“因”的部分、哪是“损益”的部分呢?《论语·八佾》载:“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看来,关键在于内在精神。这就是“礼之本”,这就是人文精神,也就是“因”的部分。自然,那些“玉帛”、“钟鼓”等外在的礼仪制度,是非本质的部分,是可以“损益”的部分。孔子还进一步认为,对于礼仪制度的“损益”也要根据“礼”的内在精神:“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帽由麻改纯,不违背礼的内在精神,且较节省,故孔子接受这种改革;但由“拜下”改为“拜上”,则“泰也”,违背礼的内在精神,故孔子反对这种改造,坚持传统。
对于这种历史观,《礼记·大传》表述得更加清楚:“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必自人道始矣。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微号,异器械,别衣服,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则有矣。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亲亲”等是价值系统的核心内容,是人文精神的体现,是本,是体,故“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其不可变革者”。而“立权、度、量”等属制度文化,“异器械”等属物质文化层面,这些都是末、是用,故“此其所得与民变革者也。”
古人常常将人文精神归结为“道”。尽管人们对“道”的理解不同,但几乎所有哲学家都认为“道”是不可以改变的,以至董仲舒得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汉书·董仲舒传》)的论断。唐代韩愈又明确提出“道统”之说。其“道统”之“道”,非客观之“道”,而是关于“道”的思想学说。所以他说的“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并不是说孟子死后就不存在道了,而是指关于“道”的思想学说中绝了。
遗憾的是,这些深邃的思想被洋务派的政治家们忽视了,否则他们不会把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排除在改革方案之外的。至于今人一方面把这些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东西当作保守落后甚至反动的毒素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一方面陷入不知所措的境地,尤其可悲。呜乎哀哉!
所以,我主张不仅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大工业生产,而且也要全方位地引进西方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包括意识形态、伦理道德观念、社会政治思想、政治制度、经济体制等各个方面。所谓全方位,并不是说要将传统文化抛弃,全部换上西方文化,而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引进西方文化,作一些结构上的调整。这个过程,是用西方文化“充实”、“改进”中国文化,而不是象李先生说的那样“改换”中国文化。所谓全方位,也不是说引进全部西方文化,而是有选择地引进,选择的根据就是中国的现实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当这些西方价值被引进中国以后,会逐渐地被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同化,这是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也会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过,不同的文化层面所受渗透程度是不同的,愈往深层,所受渗透的程度就越轻。至于中国的人文精神,是不能有丝毫动摇的,因为它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与根本特征,是体中之体。
说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中国对佛教的引进和吸收,这件事留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实在是太丰富、太深刻了!
佛教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大行其道,首先归根于中国的现实需要,具体地讲,就是儒学的缺陷和危机。余敦康教授曾经指出,从汉代开始,儒学的发展偏于外王而忽视内圣,以致在心性之学的研究上毫无建树。在某种意义上,蕴含于孔孟儒学中的许多关于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内容也失传了。但是,一旦礼法名教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异化,追求外在事功的道路被堵塞,迫使人们不得不退回到内心世界去寻找精神支柱,儒学这才真正显露危机。同佛教的那一套系统完备的心性之学相比,不仅汉唐经学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连孔孟儒学也相开见绌[22]。
佛教之在中国兴起,还要归因于佛教的中国化过程。陈寅恪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释迦之教义,无父无君,与吾国传统之学说,存在之制度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说能于吾国思想史上发生重大久长之影响者,皆经国人吸收改造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荡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23]
这个中国化过程,意味着民族本位是万万不可丢掉的。陈先生接着说:“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态度,自六朝时已如此。虽似相反,而实足相成。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者。”
当今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包括对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吸收,当以此为鉴。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陈寅恪先生在发出上述精辟见解之后,又语重心长地提醒世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诏示者也。”
应该如何全方位地进行传统的现代化呢?
固然,就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趋势而言,目前的主流仍然是西化,而其他各大文明传统的现代化刚刚揭开序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学术界所讨论的现代性仍然是西方文明的现代性。例如,为学者所认同的现代性的三项内容,即市场经济、个人主义和民主政治,无一不是在西方文明的土壤中形成的。然而,按照笔者的看法,西方以外的各大文明传统也必将象西方文明传统那样完成现代化,并形成自己的现代性。而这种现代性,也必象西方的现代性那样,由一种地方知识转化为普世知识。
无疑,基于中国传统的现代性尚未形成。但我想,首先应该搞清我们的传统是什么,祖先留下来哪些遗产。亨廷顿教授曾经把西方文化的传统(当然是优秀传统)列了一个清单,我们也可以这样作。
我尝试着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遗产列了十七条,不一定恰当。它们是:
1,人文精神。说详上文。
2,德性学说。本书绪论指出,中国文明的特质形成于殷周之际。正是由于殷周之际的宗教批判运动,导致了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巨大差异。就道德观念而言,中国人认为道德的根据是人的内在品质,也就是德性。而西方人却认为,道德的根据是外在的上帝或外在的理念。这也是中西人性论的差别。
3,自由观念。现在人们一谈起自由,便想到西方,殊不知中国早就有别具一格的自由观念。说详第三卷第五篇第一章。
4,哲学人生。西方的人生价值主要寄托于上帝,寄托于宗教。自从周初的宗教批判以后,中国的人生价值,就主要寄托于自性、寄托于哲学。所以,中国人的人生观,是一种哲学人生观,即对人生抱着哲学的态度。过去儿童入学,首先要读四书,而四书是儒家哲学的最重要的典籍,它们必对中国人的人生观发生深刻影响。
5,实用理性。这个概念是李泽厚先生提出来的,很妙。
6,直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极高的审美气质,人们尚未充分意识到它的价值。
7,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不是西方的专利。西方的个人主义,主要就人与人之间、就社会立论。与此不同,中国的个人主义就人的内在心性立论。它充分地肯定每个人都具有同样的心性,主张“人皆可以为尧舜”。
8,集体主义。
9,伦理情怀。中国古代的农业经济决定了血缘的稳定性,而这又最导致了传统的价值系统弥漫着伦理气息,使中国文化很有人情味。
10,民族意识。统一的汉民族意识是在汉代开始形成的,它不仅促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使中华帝国最终保持统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一直保持连续性的重要因素。
11,忧患意识。中国知识分子一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向自觉而觉人,以自己的良知去唤醒社会的良知。他们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12,学术思想。中国古代学术昌盛,高潮迭起,辉煌灿烂。不管人文领域,还是科技领域,都可以这样说。其中最突出者有二,即人文领域的哲学和科技领域的中医学。它们必将在现代社会重放光彩。
13,文学艺术。这也是中国古代最突出的成就之一。毕加索曾经说,在世界艺术之林,中国艺术是最杰出的,我想这不是溢美之辞。
14,古代汉语。主要指它的书面语。不掌握这种书面语,就休想真正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真正进入传统。方块汉字不但是汉族各方言共同的书写形式,而且为其他少数民族广泛运用,甚至被引进到其他国家。这种文字与直觉思维之间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
15,德治思想。
16,民本思想。
17,文官政治。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从知识分子中选拔人材,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社会管理系统的先进性和民主性。看来,这个传统目前在逐渐恢复。
凡此种种,都应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都应该在新的文化范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它们大抵是中华文明中永恒的、不可革除的部分,大抵是具有普遍意义并可以转化为普世的现代性的部分。
传统的现代化大概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进行。一是我注六经,即对传统进行现代解释;二是六经注我,即将传统纳入新的思想体系。
按照这种中体西用模式所形成的文化会不会是一种大杂烩、大拼盘呢?这种顾虑是可以消除的。
首先,如果认真比较一下中西文明的主要遗产,就不难发现,其互补性远远大于冲突性,它们完全可以在一个新的文化范式中和谐共处,并逐渐互相同化。
中西文明固然有很大不同。但是,不同并不仅仅意味着冲突,它还意味着互补。过去的研究者往往片面地夸大冲突而忽视互补,并导致一系列的误解。这种偏差已到了非纠正不可的时候了。马克斯·韦伯说从儒教和道教中不能发展出资本主义,或许是有道理的。但他进一步推论儒道会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就过于武断了,现有东亚的经济奇迹为证。韦伯的败笔就在于错把互补当冲突。
其次,中体西用不是将两种事物简单地相加,而是一个创造、创新的过程。在这方面,宋明时期的儒学大师们引进佛学,并发展出理学这种新范式,仍可为我们提供许多启发。
《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已隐隐地感觉到,古老的中华文明经过一番痛苦的磨难与调整,就要以新的风姿展现它的价值、它的博大与精深!
我在重新解释中体西用的过程中,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我的新释尚可备一说的话,那么从洋务派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关于中、西、体、用问题讨论的轨迹,正好构成一个马鞍形。
这就是说,一个本来正确的方针,由于提出者的片面理解和时人的情绪化等因素,被一步步地偏离了;而当事情发展到极端,又开始一步一步地回归。真是物极必反、反者道之动!当然,这种回归不是原路返回,而是有所超越、有所创新。唯其如此,这个轨迹才是马鞍形的。
这个马鞍形的意蕴何止于此!它不正是中国国际地位失落而后提高的过程吗?不正是我们民族自信心丧失而后恢复的经历吗?……所有这一切,当然都不能孤立地看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李泽厚先生奉为“西体中用”派之典范的康有为,最终归于“中体西用”。他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吾国经三代之政,孔子之教,文明美备,万法精深,升平久期,自由已极,诚不敢妄饮狂泉、甘服毒药也。”[24]他甚至提倡以孔教为国教,认为“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25]在他看来,“吾国人之所以逊于欧人者,但在物质而已”;“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所以“中国救急之方在兴物质”,“吾所取为救国之急药,惟有工艺、汽电、炮舰与兵而已。”[26]于是,他对自己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的所作所为悔恨不已:“追思戊戌时,鄙人创议立宪,实鄙人不察国情之巨谬也!”[27]这些观念与洋务派并无二致。
如何看待康有为由改良主张向“中体西用”回归呢?流行的观点认为,这是倒退、这是随落。这种评价显然过于粗暴和简单化了。君不见,康氏的结论是他在游历欧洲各国达十一年之久,并对中西作了认真的比较研究后得出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鄙人于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小住巴黎,深观法俗,熟考中外之故,明辩欧华之风,鉴观得失之由,讲求变革之事。”[28]所以,这种回归固然不完全正确,但必有其深层的、理性的根据。
事实上,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向传统回归的,何止康氏一人、又何止改良派!毋庸讳言,有些鼎鼎大名的激进派人物不是也和康有为一样最终走上了回归传统之路吗?这个奇妙的现象恰与上述那个马鞍形不谋而合,怎能不令人反省、发人深思呢?
[1] 参见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5-36页。
[2]由猿到人的进化或许也可看作一次世界性现代化过程,其特征有直立行走、制造和使用工具等。但这一过程只具有生物学和文化发生学的意义,而不具有文明性质。
[3]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3页。
[4] 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艺复兴精神”不仅改变了思想和文学艺术领域,而且也改变了包括政治、经济、教等各方面。现在多数学者不再认同这一看法。参阅菲利普·李·拉尔夫等著、赵丰等译《世界文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09—810页。
[5]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0-63页。
[6]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2页。
[7]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63页。
[8]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26页。
[9] 张之洞:《劝学篇·自序》。
[10] 李泽厚:《漫说“西体中用”》,原载《孔子研究》1987年第1期,收入《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再说“西体中用”》,原载《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收入《世纪新梦》,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下引李说,皆见二文。
[11] 康有为:《请定立宪开国会折》。
[12]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3]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14] 陈序经:《再谈“全盘西化”》。
[15] 陈序经:《中国文化的出路》。
[16] 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
[17] 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
[18]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70页。
[19]傅伟勋:《中国大陆讲学三周后记》,见刘志琴编《文化的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20] 严北溟主编:《哲学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卷》,上海辞书出版社第349-350页。
[21] 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
[22] 余敦康:《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第269-272页。
[23] 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24]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25] 康有为:《孔教会序二》。
[26] 康有为:《物质救国论》。
[27] 康有为:《国会叹》。
[28] 康有为:《法国大革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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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企业文化管理部门和工作者只是规划者、组织者、辅导者和督促者,但由于直接推动组织变革,所以企业文化管理工作会赢得公司的高度重视并成为企业管理的职能机构。即使没有专门的机构,企业文化工作者的价值也会充分得到体现。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打造现代企业文化全文如下: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伴随着人类的共同劳动而产生的。但作为一种管理理论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出现的。关于企业文化的定义有很多,但核心内涵大同小异。我国著名经济学家魏杰先生在其所著《企业文化塑造――企业生命常青藤》一书中给企业文化的一个定义是:所谓企业文化,就是企业信奉并付诸于实践的价值理念。
1、中国传统文化的涵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具体地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儒释道互补、其他诸子百家为辅为基础形成的一种人伦文化。
2、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诸子百家及佛家文化在许多方面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经营理念和管理原则是相通的。如儒家尊仁德,道家讲无为而治,法家严赏罚,兵家重谋略,佛家信因果等,都可以给现代企业管理提供借鉴。如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等思想,可以指导企业家和员工更好地做人做事。互敬互爱,忠于职守,廉洁奉公,诚实守信,竞争合作。
经济大国日本,其企业文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就源于儒家的人本文化。西方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给北京光华德鲁克研究会上讲到,“管理者不能依赖进口。即便是引进,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也不能大批引进。中国的管理者应该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他们深深植根于中国的文化,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可见,传统文化是现代企业文化的根基。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精粹,建设现代企业文化为现代企业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企业已逐渐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就整体而言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仍不尽人意。主要体现在:
1、企业文化建设处于低层次,表现出急功近利的趋势
企业及企业家的“小我”观念,短视行为,使其企业文化的建设处于低层次、追求单一经济效益的状态。缺乏“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为民族振兴而做企业的“大我”境界。企业价值观的形成、传播处于被动状态。一切以经济为中心,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阻碍了企业文化向更高层次的飞跃。靠智慧赚得“小赢”。
2、企业文化建设重形式轻内涵,收效甚微
有些企业对于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关键理解片面。一方面表现为,认为搞文体活动、贴标语、出版报,搞精神文明建设就是企业文化了。当然,这些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员工压力,增强了凝聚力,但是并没与深入人心,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比如员工和企业家的道德问题,重情疏法、见利忘义、腐败堕落的现象依然严峻。另一方面表现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管理脱节,其结果是各搞各的,企业文化建设成为无的放矢,意义不大。
3、盲目引进国外先进经验,消化不良
企业文化是美国人在研究日本经济取得巨大成功之后提出的,之后相关理论研究不断深入,成为指导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建设实践的“圣经”,造就了一大批世界一流企业。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一些企业界的有识之士,大胆引进西方及日本的管理经验。盲目的崇洋媚外,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舶来品”未经改造,导致消化不良。
4、古为今用,脱离实际
如今,国内弘扬传统文化热情高涨,重新认识到圣贤文化的教化作用原本是好事,但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忽略了企业文化建设具有的时代性。有一些企业家,一厢情愿地在企业推行传统文化教育,完全复古,显然是与现代企业、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
1、弘扬创新文化,谋求企业长远发展
《易经》开篇就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君子处世,应该像天一样,坚强刚毅,奋发有为,永不停息;《易经》还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指事物处于穷尽局面则必须变革,变革后才会通达,通达就能长久。这句话强调事物的动态的、发展的,重视事物的新生、更新,主张积极变革;《礼记》中提出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则从动态的角度来强调不断革新,加强思想革命化。这些思想成为历朝历代人们变法图强、力主创新的理论依据。
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根本和动力源泉。企业要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提供良好的创新环境,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培育有利于创造型人才成长的企业文化。首先,企业必须构建有利于调动员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给创新者以物质和精神上的鼓励;其次,要营造民主宽容的氛围,鼓励探索,接纳挑战,宽容失败。让创新意识成为员工的价值取向,让创新行为成为习惯。
2、弘扬仁爱精神,打造战无不胜的企业团队
儒家文化的核心就是“仁”,“以人为本”是儒家管理思想的基本特征,重视人的现实生活状况和心灵的慰藉。对于企业,可以借鉴儒家的“仁爱”思想作为企业领导和员工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通过提高他们的道德修养,实现对内强化团队凝聚力。领导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不能单纯把员工当作赚钱的工具。领导者实行仁爱管理,从物质和精神等多方面调动员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爱护员工、尊重员工,激发员工的责任心和自豪感,让员工对企业产生归属感,这样才能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员工与员工之间要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员工之间相互关心,才能精诚合作。“兄弟同心其利断金”、“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企业战无不胜。 3、弘扬传统诚信文化,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的诚信,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到了儒家那里,“信”成为经世致用的道德规范。治国做人,都离不开“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民无信不立”、“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孟子继承了孔子关于“信”的基本思想,并进一步把“朋友有信”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并列为“五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道德评价的基本标准和伦常规范。荀子也把是否有“信”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道德标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在许多方面都各有主张。但不论是那一个学派,对诚信都是持肯定态度的。我国历代商人都尊崇“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以义求财”、“欲而不贪”的基本道德。
以传统诚信为本的伦理规范与当代市场经济中信誉至上的原则是相通的。市场经济就是诚信经济,讲信用,重信誉,是其根本要求。在商品经济时代,有些商人见利忘义,道德沦丧。做假账、夸大宣传、“地沟油”、“毒奶粉”等让那些黑心的企业名誉扫地,永难翻身。诚信,就是要让企业流淌道德的血液。
诚实守信价值观的弘扬,有利于培养和形成人们的信用意识,有利于促进市场经济良性运转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4、弘扬传统“和合”文化,追求和谐发展
中华和合文化源远流长。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和发展。到了春秋末年,孔子更是把它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强调“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等,中国古代先哲们通过对天地自然、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作大量观察和探索,提出了和合的概念,对和合现象作本质的概括。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合,指融合、合作。二者连起来是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各个事物取长补短,达到最佳组合,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初期的“大鱼吃小鱼”似的残酷竞争中碰壁了,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于是“竞争合作”、“合作竞争”等概念应运而生。其实,我们的祖先早就提出了“和气生财,合作制胜”的企业和合文化思想。
和合文化是调节人的内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良药”,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文化源泉。现代企业要弘扬和合精神,选择“和气生财,合作制胜,和谐共生”道路,才能真正做到“双赢”,并成为“环境友好”型企业。内部员工之间要和睦、企业与客户之间要和气、企业与企业之间要合作、企业与环境之间要和谐。在具体管理活动中,采取“多元化”、“差异化”战略,避免你死我活的竞争,力求把蛋糕做大,实现“双赢”;牢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恩并回馈消费者;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环境。
1、对传统文化应采取“扬弃”态度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千百年的发展演化,在历史长河中巨浪淘沙,不可避免有陈旧过时,甚至是文化糟粕。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首先要区分其中的积极和消极的因素,不能全盘复古;其次,中国的传统文化多为哲理,在指导现代企业管理实践时,必须将其化为具体的行为准则;再次,在建设现代企业文化时,还要引进西方先进的企业文化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古今中外兼收并蓄,有机融合,形成自己独特的企业文化。
2、企业家应该率先垂范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斯隆商学院教授沙因认为,企业领导者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创建和管理文化,最重要的才能就是影响文化的能力。现代企业文化的建设,首先要造就一批高素质的企业家队伍,让他们在企业文化中起组织、示范和推动的作用。企业家的思想、行为与企业文化建设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企业家们应该用优秀的传统文化滋养自己,培育自身高尚的道德、远大的理想、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率先垂范。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要很好地掌握它绝非易事,而要将它应用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中,更是不易。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躇而就,它需要企业家们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从企业的高层领导到中层领导再到基层员工逐级的传递,在实践中潜移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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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程教育具体的学习过程中,面对一个问题,积极的学习者不会只接受一个答案,或是等待老师告诉你该持什么样观点或立场;也不会只局限于到某本书或教材的某章某节上去寻找答案。积极的学习者会主动尝试多种解决方法,建立自己的想法,经过主动探索后决定自己要做什么,该怎么做。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学远程教育相关论文:现代远程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的关系。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现代远程教育与信息技术教育的关系全文如下:
关键词:教育信息化 信息技术教育 现代远程教育
**县位于**省宁夏回族自治州南部,是国列高寒阴湿贫困县,办学条件落后,教育资源匮乏。近年来,在上级部门的关怀和国家项目的支持下,我县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事业有了长足发展。下面是我县推进教育信息化的几点做法和体会。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社会。信息化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教育信息化和现代化。我们认为,教育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更新教育观念,教育思想必须实现现代化。传统的黑板加粉笔的班级授课模式已远远跟不上信息时代教育发展的步伐。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新时代的战略决策。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明确指出:素质教育的宗旨、重点和目标是: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以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致意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为目标。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教育战线正在积极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基于以上理念,我们认识到,必须把现代教育技术有效的运用到现代教学中,我们才能跟上现代教育发展的步伐,才会不至于被历史的洪流所淘汰。为此在全县教育系统开展了一场“更新教育观念,运用参与式教学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研讨活动,组织教师参观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学习现代教育理念。通过参观和学习,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现代教育技术是推进素质教育进程,实现教育现代化的有效途径,是提高民族地区教育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
正是由于广大教师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教育技术在现代教育教学中的重要性,所以大家都积极努力尝试采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教学。
基础设施建设是开展信息技术教育的前提,没有现代教育技术设备,就无法开展信息技术教育。为此,我们采用依托项目和自筹资金两种渠道来解决设备问题。
1、1998年, 国家“一期义务教育工程”项目为全县54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2000年“儿基会”项目为10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2004年“中英**基础教育”项目为15所中学和105所小学配备了投影器。以上设备总价值约为7.5万元。
2、2004年,国家“现代远程教育工程试点示范”项目为116所中小学配备了价值约为35万元的远程教育光盘播放设备(含一台34英寸彩色电视机和一台DVD播放机)。
3、2004年,**省“二期义务教育工程”项目为30所中小学配备了价值约45万元的“卫星小站”设备,这套设备含一台多媒体电脑、一台29英寸彩色电视机、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套卫星地面接收设备,能接收、播放由鑫诺卫星传送的教育视频节目和IP节目。
4、2004年,“中欧**基础教育”项目为我县建立了9个教师学习资源中心,为每个中心配置了2台多媒体电脑、一台34英寸数字彩色电视机、一台DVD播放机和一套卫星地接收设备,总价值约为18万元。
5、鼓励学校积极采取贷款、集资、捐助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再加上县财政补贴,为7所中学和16所乡(镇)中心小学装备了24个微机教室,共有微机610多台,价值210 多万元。
6、2007年11月,国家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项目在我县开始实施。该项目为我县配备模式一学校20个,模式二学校141个,模式三学校11个。
通过以上途径,我县已建成一个“上有天网,下有地网(互联网),县城及周边学校有微机教室,山区教学点有光盘播放设备”的全方位立体式信息技术教育系统,为全县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设备保障。
加强远程教育的组织实施和管理,建立切实可行、便于操作的制度,是保证现代教育技术设备正常运转的必要措施。为此,县教育局成立了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一制作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学校工作职责》、《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卫星教学收视点管理制度》等10多种管理制度,印制《设备使用登记册》、《资源目录登记册》等记录表册,与各学校签订了《远程教育工程试点学校工作协议书》。制度中明确规定有卫星小站的学校要征订1份以上《中国教育广播电视报》,便于下载录制教育电视台的视频节目和IP节目,并规定各校于每学期开学写出工作计划,学期末写出工作总结报送教育局电教馆。并且确定了32名电教专干,制定了电教专干的工作职责,并要求每个项目校确定一名专职或兼职电教管理人员。电教专干由教育局和学区(校)共同管理,一经聘任,其工作岗位一般不得变动。每学年对电教专干考核一次,对常规工作任务完成出色,教学应用与研究卓有成效的电教专干,县教育局将给予通报表彰;对于工作不力、敷衍了事、不能按时完成各项任务的电教专干,县教育局将严肃追究其工作责任。各学区、各中学都成立了校长任组长的远程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本学区(校)远程教育工作。同时,各学校也相应制定了切合自身实际的工作制度。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使远程教育工作有章可循,管理规范,做到了天天有人抓,时时有人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开展远程教育,运用信息技术教育整合各学科的教学,以信息技术教育促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教师的信息技术教育观念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是关键。因此我门更加重视对教师的现代信息技术培训工作,力求达到校长懂,教师会,专干精。
县上先后举办了六期培训班,对所有校长和管理人员进行了专业和管理方面的培训。各学校的培训活动有计划、有课表、有检查、有落实,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训教师3000多人次。通过培训学习,校领导和广大教师的观念有了重大转变,对教育信息化的认识,由过去的陌生、为难、困惑转变为积极的认识、学习、运用。各学校根据各自实际,由设备管理员和技术人员负责,把项目培训和新课改结合起来,在不同模式的应用上下功夫,广泛开展远教资源应用和设备维护等方面的校本培训。具体做法是:第一,积极选派既爱好电教工作,并有一定专业基础的教师参加省、州举办的各类信息技术、远程教育培训班,成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的带头人。第二,经常收看播放优质课光盘让广大教师观摩,感悟现代信息技术的美妙、舒心和魅力,激发老师对信息技术教育的向往和兴趣。第三,依托项目配套的多媒体教学软件包,以周为单位,采用“一带多”、“一帮一”、“合作学习”等形式,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开展校本培训。对教师有计划的进行计算机培训,抓好从最简单的汉字输入、Windows操作系统、电脑画图到能用Word 、Excel编写教案,用Powerpoint制幻灯片,制作简单多媒体课件等阶段性、螺旋式的提高培训。第四,与老师签订达标责任书,给部分教师给压力,指定内行教师帮扶,规定达标时间。目前我县运用课件讲课,搜集网上信息,下载资料,撰写论文的教师人数越来越多,有部分教师能自己制作课件。公务员之家
没有研究,就没有新的成果,没有竞争,就不会产生动力。为了深化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进行课堂教学,每个学区、每所中学每学期都举办两次利用多媒体课件观摩教学。在送教下乡活动中,鼓励教师尽量采用多媒体课件。教育局每年都要举办一次多媒体课件制作大赛,有多人在省、州级大赛中获奖。新治街小学要求每位教师每周至少上一堂多媒体课,并将此作为年终考核、评先选优、职称评定、福利发放的依据,从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教师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上课的热情和积极性。
我县在现代远程方面取得了一点成绩,这是上级部门大力关怀的结果,更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应该清楚的看到,这刚刚是迈出的第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任务还很艰巨。我们要戒骄戒躁,继续努力,促进我县现代远程教育工作迈上新的台阶,推动我县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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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纸艺术是最古老的汉族民间艺术之一,作为一种镂空艺术,它能给人以视觉上以透空的感觉和艺术享受。剪纸用剪刀将纸剪成各种各样的图案,如窗花、门笺、墙花、顶棚花、灯花等。每逢过节或新婚喜庆,人们便将美丽鲜艳的剪纸贴在家中窗户、墙壁、门和灯笼上,节日的气氛也因此被烘托得更加热烈。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现代化设计理念完美演绎传统剪纸艺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剪纸是以纸张、树叶、金银箔纸、树皮、布、革为载体,以剪刀或刻刀为工具而形成的一种镂空艺术。剪纸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而且是作为民间最普及的艺术形式,其跨越民族跨越区域的广泛流传特性,也成为我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中国民间艺术的瑰宝,也成为世界的艺术宝库中一种珍藏。同时,也反映出这种简单的艺术形式的良好群众基础,剪纸利用自己特定的表现语言,表现出了美丽和吉祥的寓意,以自己的特殊形式传达着中国的传统文化。
在剪纸艺术两千年的发展史,使的它浓缩了中华文化的传统理念,世世代代的传递着这个中华古老民族的审美情趣、人文精神和思想感情。随着中西方艺术理念和艺术价值的融合过程中,以现代化的设计理念来诠释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不仅有利于剪纸艺术的发掘,而且可以使我国古老的民间艺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镂空艺术,主要分为阴刻和阳刻两种表现方式,但是无论那种表现方式,任何一个剪纸所呈现出来的画面都必须连续在载体上出现,以纸张为载体来说,所有作者想要借用的事物之间必须相互联系的在一起,整体完整的出现在同一张纸上。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剪纸的过程中,要有充分的构思,借用线条将各个事物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对作者的版面布置有很高的要求,同时,剪纸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各事物之间的联系不能太过于生硬,这就要求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充分发挥想象,利用点线面将各个事物之间极富艺术感的连接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作者以整体性为主要的指导思想,采用其他的表现手法将各事物之间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艺术来源于现实,但是又不拘泥于现实,有着超越自然法则的空间形式,剪纸作为构建特定的层次性方面,和其他艺术形式相比,有着更明显的层次性特征。剪纸艺术作为一种雅俗共赏艺术形式,就是因为剪纸艺术表现的是一种充满空间层次感的世界,剪纸中所表现出的事物之间并没有因为剪纸载体的限制而出现跳跃,各事物之间进行有条不紊的排列组合,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在剪纸艺术中无论是在构图、还是对于具体构图的表达都体现出了一定的层次性,体现出现代设计理念中秩序重构以及多样性统一的法则。在构图的过程中,或者按照某一具体的逻辑顺序,如由远及近,或者利用构图的对称,或者利用构图事物的具体细节表达,将这一镂空艺术的美感发挥到极致。
浪漫在我国传统剪纸艺术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线,无论是作者在创意构图到具体表现,从具体事物的表现手法,从剪纸的效果还是欣赏着的角度,浪漫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因素。在传统的剪纸艺术中,尤其在北方,剪纸艺术多用来作为出嫁或者是春节等喜庆的节日出现。剪纸的能工巧匠们多利用一些动物的憨态可掬的形象来表现出喜庆吉祥的寓意,他们在表现手法中多用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表现手法。这种浪漫主义非纪实手法,作者利用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来对剪纸内容进行重构,在剪纸的整个画面中,作为一种表现形式可以逃脱自然法则,添加作者的想象和升华,是整个画面具有诗情画意和想象的趣味在里面,让整个画面呈现在欣赏者面前时,获得一种愉悦的心情。
“一把剪刀多有用,能剪龙、能剪凤,能剪老鼠会打洞;能剪鸡,能剪鹅,能剪鲤鱼戏天河。”在这句赞美我国剪纸艺术的歌谣中,不仅展现了我国传统剪纸艺术的风采,同时也不难发展,即使现在还看现代剪纸,所借用的事物也无出其右,我国在剪纸艺术中的继承性是非常之强的。在我国传统的剪纸艺术中,不难发现通常借用一些具体的动物或者花卉来代表吉祥的寓意,这与我国古典诗词歌赋的借代手法是相同的,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体现方式。例如,牡丹意味着富贵;鲤鱼意味着富足和连连高升;龙凤者主要在婚庆时使用,意味着夫妻二人举案齐眉、幸福美满。在现代剪纸的设计手法上面继承以上各种深入民心的借代事物的同时,与时俱进的增加了很多现代元素,让整个画面在呈现出中国古典特色的同时,也不失现代的美感。
在图5-1中,作者继承了传统的一些表现事物的手法,如剪纸中的龙凤图案、着装古典服饰的男女,当然作为婚庆窗花必不可少的繁体“?”字;同时增加现代元素,最主要的“心形”图案,和 “我们结婚啦”充满现代气息的独白。在画面上,借用传统和现代元素最明显的对比则是繁体“?”字和“心形”图案,繁体“?”字代表中国古典剪纸在用于婚庆时必不可少的表现元素,和现代人在婚庆时必不可少“心形”图案同时出现在同一张剪纸艺术品中,让欣赏着在驻足观看时,既有中国古典的吸收,又有现代元素的借鉴,老少皆宜,美不胜收。
一张张剪纸窗花,贴出的不仅仅是对来年幸福生活的向往,不仅仅是对一对新人祝福的地久天长,更贴出的是中国几千年灿烂文化的延续,贴出的是中华儿女的精气神。小小的剪纸,剪刀与纸的艺术,体现的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我国社会最底层人们的创作智慧。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文艺复兴,他们甚至说不上什么叫做艺术,然而他们却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着艺术家的作为,他们才是我们看的见、摸得着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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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皮影艺术的审美特点我国传统皮影艺术最大的审美特点是地域特色及剧目的丰富性,审美精神的儒家道德伦理性及艺术表演的符号写意性。我国皮影艺术具有一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独特而完整的艺术体系。其流行地域非常辽阔,从东北到西南,几乎全国各地都有皮影艺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传统皮影艺术的审美特征与现代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我国的戏剧艺术之中,皮影戏作为一个经过千百年起起伏伏历程的艺术形式,传承至今。除了其有着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之外,还有的就是使观众和演员都达到了精神相统一的状态,演员富有情感地控制皮影,观众有着相应的情绪反应,有着十分鲜明的互动。这种精神呼应不单单是培养了观众的热情,亦是皮影艺术发展的根源。
关键词:传统皮影艺术 审美特征 现代创新
皮影戏,这样一种独特的、饱含情感的艺术类型,能够将观众和演员的情绪调动到最高点,演员们和观众的呼应互动,让皮影艺术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那么对于其满足现代需求的方面,也应该别出心裁做好创新。
(一)皮影戏之美,通过的是控制皮影表演来实现。皮影表演亦是完整表达其内在的视觉艺术的过程。如果艺术是人主观情绪的一种表现,那么视觉艺术的展示是根据客观的要求而来的。在皮影表演之中,包含了演员了解脚本和皮影的操纵性能的技巧。还有的是皮影的造型、皮影设计、布景等等客观体现。这种艺术的美感展现,需要演员有着很深的知识累积和文化素养,以及对生活的体悟。皮影的表演艺术不是依样画葫芦的模拟就可以结束的,也是一个长期的生活经验、价值观的沉淀。
说起皮影戏的美时,立马很快就会有一种印象,那就是美观和大方的造型、流畅的轮廓、精致的雕刻。有些像剪纸,又有种年画的韵味,总的来说,按照当今的说法,它是一个平面设计成品。通常是选择牛皮或驴皮做完雕刻和镂空步骤,融合阴阳设计,透明或不透明,有种穿透感、装饰感,极具民俗特征。为了真正达到一种形神兼备的效果,只有演员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制造皮影的工匠足够的审美情趣。唯有表演艺术与皮影制作达到了渗透和融合,才能在皮影戏表演中有种特殊的美感。
(二)浓缩空间和扩大的时间
在框架式的传统戏剧舞台上,表现的内容大大被限制,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随着现代艺术风格的不断变化,其他类型的戏剧有了广泛的自由空间。皮影戏却不一样,它有小舞台特有的优势,就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舞台也是精致的、浓缩的世界。也跨越了舞台的限制,丰富的创作使得皮影可以在陆地上、海洋和空中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在小小皮影戏舞台中,最大程度的发挥如与鸟在空中飞行,和鱼类一起游水,各种栩栩如生的景象。皮影戏浓缩了空间,却又在其中无限扩展。
(三)透光材料展现舞台气氛
皮影戏营造其气氛的阶段中,是需要在某些前提下产生的。首先,皮影是一种高度假设性的表演形式,人工皮影角色的运动是一种机械化的动作,是一种夸张,皮影戏的颜色被夸大了。除了这些,皮影艺术中相当重要和独特的一个方面是皮影角色的雕塑,由于皮影戏是透光的艺术雕刻,在屏幕上,镂空雕刻着透光的线条,有着相当强烈的效果,其具有一种特殊的美和装饰感,,雕刻皮影亦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单单使用颜色的画线做不到这种美感。皮影的材料是牛皮或驴皮,是在它的本色与水性涂料颜色综合后所呈现的,效果十分惊人。当然,皮影戏背景也不同于其他的艺术,主要的风景全部是透光的,观众在白布之上进行欣赏。如有的场景中,具有植物活力的透光松树,一汪安静的湖水里的磐石……组合出一个美丽安静的环境。不仅使得观众有身临其境的强烈感觉,营造的气氛中预示着可能会有一个特定的东西打破静谧,所以观众有情感联系在表演中。使用该种特殊的材料和工艺,带来的超乎寻常的情调和秘密感,这是皮影戏艺术与生俱来的魅力。
(四)观众的注意力辅助艺术烘托
获得足够的观众注意是相当难的一件事,尽管观众来到这里是因为皮影戏,但是观众厅亦是一个世界,在这之中充满了令人分心的因素,尤其是年幼的孩子更会受干扰。
那么,如何能够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为此历代的艺术家,耗费了很多精力去博得观众的关注。比如用高超的技术做好设计的场景布置,通过生动和幽默的环节、吸引人的唱段、精彩绝伦的特技、勾引人好奇感的故事情节,加强观众的感知,让观众有种审美的趣味,这样观众会更感兴趣,愿意跟随情节了解剧情。因此,观众的审美心理活动开始有了一种无形的集中,演员也由此获得了观众的注意力。
皮影戏艺术,必须有上述的吸引力,让观众去除各种各样的干扰。对表演而言,特别重要的是尽快将这种吸引力散发,努力地吸引观众。在开戏之初,观众的注意力假如耗散多了一分钟,现场表演的失败便多了一分钟。所以,观众的关注可以说是强大的艺术辅助,能让整场戏都熠熠生辉。
(五)观众的情感参与独特的戏剧美学
高标准、高质量的皮影戏表演,开始就可以让观众有浓厚的审美趣味,并注意观察故事情节的发展,由此,观众开始一系列的心理活动。经过这个过程,能提高审美皮影艺术的推动力。观众们时时关注着剧中人物的命运发展,有了不断的思考,有助于理解剧情。随着情节的发展,配合着演员的声音在观众脑海中展现剧情,这是观众的情绪参与。观众的情绪参与在皮影戏剧之中,是所有的皮影戏演员最希望的艺术效果的追求,也是皮影戏的生命,亦是皮影艺术家和观众最紧密的沟通与互动的体现。
随着现在的科技进步,历史悠久的皮影戏在中国不断传承,也需要发展和前进。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也应该按照现在的发展,时代和科技的要求,做好皮影的改革。原始的皮影戏,其中有古装人物,唱古代的神话。现在,不仅仅是继承传统的表演形式,也要做好修改和创新。从皮影角色来说设计一个个新的脸谱。从皮影材料的选择来说,不单单只是牛皮、驴皮和其他动物毛皮,使用新的塑料板、有机板等来制作,用着新材料生产更多丰富的皮影道具,由此满足情节的需要。设计表现出个性和特点的作品。能综合动画的特点,木偶表演,卡通造型。创造生动有趣的反映出皮影特征的新的皮影戏,就是改革和发展原先的传统皮影戏。
当然了,在脚本的创作内容之中,改掉过去的皮影戏只有历史、传统的古老的主题,要不断地创造新的现实热点主题的生活,反映出新时代生活,受人欢迎的内容。不仅在唱歌中继承秦腔的传统艺术,还需要去吸收好的现代音乐,歌舞音乐与之集合,使皮影这种古老的艺术有着新的变化和面貌。设计反映现代生活的脚本,用老式的技艺,反映当前新的生活艺术形式。将皮影戏在社区、街道和城镇乡推广,让古老的皮影艺术不断被关注和继承。
皮影戏有其独特的特性,它的简单形式与艺术表现力,是其他任何形式中都不可替代的。它是我国表演艺术中的一朵奇葩,有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和独特的艺术价值,应该大力提倡。特别是文化相关职能部门应该在资金上大力支持。在脚本中提供可行的创新,切实的支持和帮助这一古老艺术永久的继承下去。
通过以上详细的分析和探讨,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得知,不管如今的科技如何的突飞猛进,皮影的艺术有着不可或缺的意义,其中的独特审美特征给了观众一定的享受,不仅仅把美丑、善恶、古今结合与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也由于这个原因,更是有着大量的皮影艺术家挚爱该事业,不管皮影艺术如今多么困难,亦需要为其奋斗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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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改变,人们对环境装饰要求越来越高,促进了室内装饰设计的迅速发展。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室内装饰的结合是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化设计道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融入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的室内装饰种类很多,带有中国风感官的设计备受注目。这些设计利用传统的民族表现手法,通过对民族文化特色的继承来进行再创作。这些设计的出现有助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传统艺术。本文通过逐个解读传统工艺美术与现代装饰设计,深度剖析传统工艺美术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融入现象。
关键词:传统工艺美术;现代室内装饰设计;融入
近几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建筑业兴起,人们迫切的想要提高生活质量,对室内的要求也显著提高。由于我国现代室内设计没有太长的发展历史,在实践的过程中受到了西方设计的冲击与排挤,具有中国特色的设计发展受限。紧跟世界潮流并具有自己的特色成了当今室内装饰的难题。所以要把握中国传统工艺可以充分拓展设计空间的特点,为现代室内装饰提供借鉴。
传统工艺美术是指具有百年以上历史传统并且世代相传技艺精湛的工艺技术,它需要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以及完整的工艺流程。工艺美术是我国传统艺术的一个重要分支,具有悠久的历史,是美术发展的原始形态。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明清时期的木工艺,充分显示了传统工艺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特征。我国的传统工艺美术可以分为许多种类,按照工艺可以分为雕塑工艺、画绘工艺、锻冶工艺、剪刻工艺、烧造工艺、编扎工艺、髹饰工艺、织染工艺等几大类。
工艺美术起源于社会的生产实践,包括社会生产与劳动生活。最早的工艺美术生产出的工艺品就是日常生活的用品。我国的工艺美术具有实用与审美的统一性,是内在使用价值与外在审美特征的完美结合,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精神需要。我国的工艺美术还具有民族传统性,可以反映中华民族自身独具特色的审美取向,在世代发展的过程中积淀形成了与其他民族不同的特征,是民族文化的升华。材料工艺性也是我国传统工艺美术的重要特征,一般选用天然的材料,以手工制作为主,工艺流程完整固定。
室内装饰是一种综合性艺术,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室内环境舒适与方便的追求而出现的,创作的基本思想是以人为中心,强调使用功能与审美情调的融合,既重视空间的舒适性,又强调审美性。
室内装饰设计是受实体羁绊的艺术、“戴镣铐的舞蹈”;是使用特性和审美特性并重的艺术,要坚持功能与审美的统一;是强调形式美感的艺术,要淡化思想,突出凝练性;是体现设计个性的艺术,通过与众不同的手法呈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
中国传统美术可以充分为现代室内装饰设计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运用参考。传统工艺是为了美化生活而制作出来的,具有很强的装饰性。种类繁多,与目前的多元化设计相契合。许多对生产工具装饰的技艺具有科学性,可以激发设计师的灵感。主题宽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独具特色的象征性符号满足现代室内装饰简洁的视觉效果。中国传统工艺与现代的设计具有很强烈的对比冲突性与差异性,可以增添建筑内部的时代感与民族感。由于工业产品的挤压,目前的传统工艺品已经变为小众文化,将其融入到现代设计中是对民族文化的保护与继承最有效的方法。
传统工艺美术在运用到现代室内设计的过程中,要符合室内装饰的朴质特点,契合环境,适度装饰,将装饰融入环境,成为环境的亮点。设计风格要互相适应,与其他装设的配合要相得益彰,具有整体美。在保持整体美的基础上还要突出现代感。减少过于复杂的工艺品的运用,重视新工艺与新手法。遵循现代设计理念,使设计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方法。在设计时,可以将传统的造型直接引用到设计方案当中,也可以将传统图案进行重组或者结构,替换其材质。在充分掌握造型规律后,可以对传统元素进行再创造以产生新的表现形式。将传统工艺的精髓而非形式融入室内设计,实现装饰中国化,在设计实践上大力探索,推进美术进步。
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将现代室内设计加入地方文化、主题、材质三个方面的传统文化元素,并将传统工艺美术的不同方法综合运用。
例如南京某酒店以宋朝时期的江南庄园为模板,将典雅华贵的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得恰到好处。
随着建筑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原有形成定式的装饰感到审美疲劳,所以传统工艺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的传统工艺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是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可以为现代室内装饰设计提供充分的借鉴作用,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使其在吸收主题、材质与地方文化元素的同时,对建筑内部进行装饰,将传统与现代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工艺美术在现代室内装饰设计中的融入问题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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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文明冲突的过程中,我国传统文化遭遇现实困惑,主要有民族信仰、道德、理性和人文等内在精神的失落,有文明素质低级化、庸俗化趋向以及全球化过程中的 西化 趋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不仅是推动我国的社会发展,贯穿古今,更是贯穿着整个世界的历史。身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传承中华文化,不断发展与延续这些神奇而美妙的文化则是我们这些中华子孙的不可推卸的责任之一,只有不忘历史,才能真正地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我国的传统民族艺术开始与现代文明产生冲突,面对这种状况,我们该怎样做呢?本人将在此就该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
前言:传统民族艺术,即指在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发展历史中所逐渐形成的能够代表这个民族或国家的一项艺术特色。尤其是在中国,因为我国的民族数量丰富,所以,在我国的发展历史中,所形成的民族传统艺术精粹更是丰富而多彩。但是由于传统民族艺术的更新速度无法跟上社会的文明发展,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的冲突已经越来越明显。
传统民族艺术是通过我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而逐渐缓慢积淀所形成的,既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更是我们国家引以为傲的财富,但是由与其形式较为保守而老旧,而无法跟上现代社会发展的步伐;而现代文明的发展,却是一种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发展速度快而迅猛,内容更新快而迅捷,所以,这两种文化相互冲突是可想而知的。那么,这些冲突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本人将对此进行简单的分析。
(一)性质上的差异
传统民族艺术是一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在思想上、行为上都有着自己的特色的、有着自己的要求的一种文化,是长时间的发展而形成的,是人们心中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现代文明只是在新世界的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只是一种为了摆脱传统文化中的“糟糠”而提出并得以发展的文化,其发展的时间短而快。所以,这两种文化在性质上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冲突的出现也就是必然的。
(二)生活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渗透以及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侵入少数民族的生活领域。面对新鲜的事物与思想,各民族为了能够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开始跟随现代生活的发展步伐,而逐渐地开始抛弃自己原有的一些传统民族艺术形式,而只是把这些艺术当做是赚钱的工具,最终导致传统民族艺术的流失,使得国家失去了一项引以为傲的“瑰宝”。导致我们的现代文明在生活上与传统民族艺术出现冲突。
(三)思想方面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如何提高中国综合实力以及军事实力则成为了每个中国人所关心的问题,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开始忽视了中国传统民族艺术的发展与保护;面对如此强烈的物质需求,使我们的精神领域开始出现腐败、俗化,而消磨了我们原有的传统民族艺术的思想,最终于传统民族艺术开始出现思想上的冲突。
(四)行为方面
每一个民族都拥有属于自己本族的行为,是自己所要遵循的规定。但随着现代文明在少数民族的深入和影响,一些民族开始变得不满足于传统艺术的发展速度,开始放弃自己本族的传统艺术,而开始兴起了现代文明中的一些快餐文化,淡化了传统艺术中的一些有利的因子,导致了传统民族艺术在行为上与现代文明间的冲突。
由此看出,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冲突并不小。那么,面对现在和谐社会发展的要求,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相互和谐发展是全社会的要求。
通过以上的介绍,可以看出,促进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的相互和谐的发展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强烈要求,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去完成这项任务呢?我们要怎样做才能够让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呢?本人提出了以下几个观点。
(一)加强政府对传统民族艺术的保护
要做到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和谐发展,最为根本的前提就是要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发挥他们的作用,加强对传统民族艺术的保护力度,实施一系列的奖励政策,来鼓励少数民族对本族艺术的保护,并可以通过对该艺术人才的选拔,将传统民族艺术搬上国家性的舞台,同时让现代的“文明人”看看真正的传统民族艺术,让所有人都领略到传统民族艺术的精髓。
(二)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发展相结合
虽然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有冲突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就没有相互关联之处。那么,我们在现代文明发展过程中,就可以利用这些相互关联之处将二者结合起来,发展真正地拥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例如,中国传统民族中的文字与现代书写的融合,传统民族的建筑风格与现代建筑的相互结合,再如将传统的民族服饰融合到现代的服装设计上等等,通过这些形式的融合,不仅能够促进传统民族艺术的保留与发展,更能够在世界上展现出真正的属于中国的美。
(三)加强传统民族艺术的教育
想要将传统民族艺术真正地传承下去,就一定要做到紧抓教育。因为,教育人类之本,通过教育,才能够让下一代认识到、并传承上一代的知识成果。那么,为了能够让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相互和谐发展,就一定要对学生进行相应的教育,让他们从小就建立起与传统民族艺术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对于传统民族艺术的认识,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培养出符合社会文明发展要求的人才,为社会文明发展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相互和谐发展的建立培养出更多建设性人才。
现代文明之所以与传统民族艺术相冲突,还有一大原因就是传统民族文化与现代生活相互分裂,而使得现代人无法感受到民族传统艺术的气息与渲染,而少数民族的人们也无法适应现代生活所带来的冲击。所以,我们可以将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的生活相互结合起来,使二者融合为一体,这样既能够不断地促进现代人对传统民族艺术的认识与接收,还能够帮助少数民族适应现代的生活,逐步走上文明发展的道路。
(一)建立民族传统艺术保护区
当然,面对各族文化发展的同时,也绝对不能够忽视传统民族艺术的保留,因为这些都是国家的瑰宝,是不可以流失的,是要不断传承下去的。那么,当地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相应的民族传统艺术保护区的形式,将一些即将流失的艺术保护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地做到及发展了现代文明,又传承了民族传统艺术。
(二)传统民族艺术对于现代文明建设重要性
传统民族艺术是我们国家不断发展过程中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更是整个社会的瑰宝和文化中的精华。虽然在现在看来,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之间显得冲突不断,但是若没有传统民族艺术为基础,我们又将怎样发展起现在所谓的“文明”呢?所以,本人认为,传统民族艺术对于我们的现代文明建设是极其重要的。
(1)传统民族艺术为我国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我国的现代文明是从“五四运动”中所提出的“反对儒家文化”所开始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反对儒家文化”并不是指要抛弃传统,而是要“去其糟糠”,也就是说,我国的现代文明是在传统民族艺术的“去其糟糠”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然后再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引入,毛邓思想的提出,一直到今天的“高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试问,若没有这些传统的民族艺术的保驾护航,这些先驱们要怎样找到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道路的呢?所以,传统民族艺术为现代文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的基础与保障。
(2)中华民族传统艺术是中国的代表:现代文明不论发展的多么辉煌,多么成功,它始终无法成为中国的代表,因为它是全世界的一个发展趋势。但是,传统民族艺术不同,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就比如说一提“京剧”,有谁不会想起中国?一提起“丝绸”,有谁会怀疑那就是中国呢?所以,传统民族艺术是不容忽视的,因为他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国际竞争力。
(3)中华民族传统艺术为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在中国现代文明建设中,正是因为传统民族艺术中所表达出的思想与情怀,为我国的建设者们提供了一系列的思想保障,不断地维持着他们的思想,使其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思想,从而保证了我国发展的持续性以及发展方向的正确性。若没有这些民族传统艺术的思想约束,我们还能够建设出现代的中国吗?
民族传统艺术是我国发展的思想保障以及软实力培养的前提,所以,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重视传统民族艺术的发扬与传承是极其重要的,且更是必要的。
总结: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由于性质以及发展速度间的差异,导致二者难以平衡发展,但是,二者能否得到和谐发展又切实地关系到了我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与经济的建设。所以,要如何才能够促进我国传统民族艺术与现代文明建设间的相互和谐发展就成为了现代专业人士们所应该努力去探索的问题。我相信,通过我们各界人士的努力,一定能够出去他们之间的冲突,最终达到共同发展,为我国的建设提供更为强而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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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阶段,现代环境艺术设计需要更多地体现出良好的创意。运用西方现代派的设计理念和手法,是一条有效的环境艺术设计创意途径。然而,西方环境艺术设计毕竟是按照西方文化思维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理性思维来展开的,与我们民族的审美习惯和思维方式存在着一定差异。因而,按照西方现代派理念所设计的环境艺术作品,在现阶段的中国难免就会产生“水土不服”的“不良反应”。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传统艺术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其在设计中的应用并不少见,当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将传统文化和传统素材与现代设计相结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和喜爱。如何做好环境艺术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何促进设计中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是环境艺术设计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内容。本文也正是基于此,对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进行阐述,并揭示其形式和未来发展趋势,期望可以为环境艺术设计的发展提供一点借鉴
前言:文化传统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精髓,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世世代代滋养着华夏的人民,让人们在文化的长河中得到洗礼。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于生活的需要,已经不仅仅满足于温饱的解决,而更多的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需要和享受。环境艺术设计便应运而生。环境艺术设计的存在和发展为人们提供了更为舒适的生活环境,并在生活的环境中满足精神世界的需求。如何将现代化的环境艺术设计与传统文化融合在一起,如何将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元素与现代进行完美的结合,是其需要认真对待和严肃思考的重要内容。
1.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民族性
上个世纪开始,人们对于“泊来”文化的追求达到空前高涨,东南亚风的流行,欧美复古风的盛行都让我国的传统文化渐渐躲至角落,险些被人遗忘。但是随着人们理性的回归,经过徘徊和盲目跟从阶段之后,环境艺术设计的视角也逐渐回归到我国的传统文化元素中。环境艺术设计中的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便是反映我国的民族特点。环境艺术设计必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上,兼收并蓄地吸收外来文化,弥补本民族文化的不足之处,发展本民族的特点和特色,基于我国人们的基本需要和基本生活方式进行设计,才能使环境艺术设计活灵活现,具有民族根基。否则,环境艺术设计便成为无水之木、无根之源。
2.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文化性
环境艺术设计还要注重传统艺术的文化性。环境艺术设计的现代化加入传统元素,并非是对传统元素的简单罗列,而是要根据传统元素所表现的文化内涵进行整合,而后统筹规划。世界格局已经向东方倾斜,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开始关注东方世界,关注东方世界的文化。环境艺术设计中要体现我国民族的文化特色,反映我国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元素反映相同的民族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更多的应当是反映我国先进、文明、科学的文化,将我国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3.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地域性
环境艺术设计的地域性最重要的便是理性回归之后的本土化。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中要更加注重从传统内部衍生而出的东西,注重自己的独特性,注重融入发展地区或者我国特色地区的文化内容,追求文化的地域性、地方特色、民族文化。将地域的文化要素纳入环境艺术设计中,在环境艺术设计中反映文化的地域性。这是一种文化的反弹,也是一种文化的反思,更是一种文化的运用。在环境艺术设计中提出文化的地域性具有重要意义。
传统文化要素纳入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要注重传统文化要素的表现形式,运用显微之处彰显深刻文化内涵,力争做到“一滴水见太阳”的特殊效果。并通过对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未来发展趋势预测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在现代环境设计中的运用。
1.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形式
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形式多种多样,设计者要运用自己独特的构思和想法将其灵活运用,使其展现不一样的特点和特色。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注重绿色植物的运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对于植物一直有一种内心的偏爱。无论对于梅花的歌咏还是对于君子兰的赞颂,无不彰显了我国民族文化中对于绿色植物所反映出来的精神内涵的深刻寓意。因此,在进行环境艺术设计时候,如何让绿色植物展现传统文化则应当被设计者纳入考虑范围。比如在进行环境绿化设计时候,可以运用竹进行装点,结合环境需要,表达竹的清高和气节,彰显传统文化中竹的深刻内涵。
第二,注重装饰物的作用。现在环境设计中对于装饰的运用已经越来越灵活,因此将具有传统元素的装饰物应用于环境设计中可以让环境设计更加灵活,在单调的环境中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比如统一空旷的环境中放置我国传统的百宝格,在百宝格中放置形态各异的中国瓷器进行点缀和装饰,既可以体现环境的高雅之风,又可以体现环境主任的品位之高,更可以使整体环境体现出浓烈的人文气息,可谓一举多得。
第三,注重空间的自然设计。我国传统文化崇尚自然,自古就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然情怀。因此,在环境设计中加入自然元素,也正与传统文化理念想契合。在环境的设计中可以运用玻璃的通透感打造视觉上的自然效果,也可以在休息区添加自然景观,在自然景观中设置天然休息区,让人们感觉到如同在大自然中畅游,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2.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未来发展趋势
环境艺术设计是一门艺术语言,它用含蓄的语言进行着环境与人之间的交流,让人们充分感受到环境所带给人的舒适感和愉悦感。也这正是传统文化所寄予的意义和将其运用到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基础。正所谓“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者也”。因此,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是话语无形,但却时时处处都在,如同空气一般,不觉其存在,但却让人愈加无法离开。这是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的未来发展趋势,更是传统文化要素在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得最高境界。
我国传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则当属儒、释、道思想的传承文化,三家思想均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道法中人与自然的融合。传统文化讲究情与景的契合,探究天与人的合一。因此,传统文化要素若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达到可持续发展,达到完美的协调发展,则需要在环境设计中减少技术的应用,减少工业化技术的应用,更多的运用自然手段进行环境艺术设计。只有不断建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策略,深化环境艺术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才能让传统文化要素得到潜移默化的应用,才能让传统文化要素更好地为现代化环境艺术设计服务,并让人们得到更好的精神享受,进行精神世界的净化。同时,设计者也要提高自身的传统文化修养,将自身的专业知识与传统文化交融一起,将具象的知识与无形的文化交融在一起,在进行环境设计时候,随手拈来的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环境设计中出处点染的尽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要做到传统文化要素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中物质与精神双重的可持续。
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已经让人们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建设,环境艺术设计加入传统元素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但是将传统元素与现代环境艺术设计相结合并非一蹴而就的,想要将两者完美融合,需要设计人员不断的进行实践和摸索,在实践中不断进行创新尝试,从而抓住环境艺术设计所需要传统要素的关键环节,通过不断的改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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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艺术形式,民族声乐演唱能够带给人们美感、情感以及灵感。因此,要想将作曲家写出来的音符与文字变成优美的旋律,并且深刻地表达出歌曲的美好感情,就必须在演唱当中合理利用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形式。纵观我国现代民族声乐发展情况,不难发现,我国古典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现代民族声乐吸取传统戏曲艺术精华,并推动了传统戏曲艺术效果的发挥。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声乐演唱是艺术表演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民族声乐演唱本身就是一种能赋予人们美感、情感和灵感的艺术,也正是因为这样,只有当在演唱的过程中,充分利用好民族声乐的艺术表现形式,才能使作曲家写在纸上的音符和字变成富有生机优美的旋律和言语,并能表达出歌曲的思想感情。与此同时,我国现代的民族声乐深受我国古典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通过对传统戏曲艺术精华的萃取,对于传统戏曲艺术效果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作用。
民族声乐演唱是一门表演艺术,并且与一般的艺术不同,民族声乐演唱者的表演是发自其内心的感受。与此同时,声乐演唱也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在现代民族声乐的发展过程中,深受传统戏曲艺术的影响,并通过对传统戏曲艺术精华的凝练萃取,形成了具有特色的现代民族声乐体系。
(一)融真情实感于歌词“吞吐”过程
在我国传统的戏曲艺术之中,其艺术的代表性特点就是“字正腔圆”,“以字带情”,在我国传统戏曲艺术漫长的发展史里面,核心的组成部分就是“字”,而传统戏曲的精髓就在于对“字”的吞吐发音。在这个过程中,演员对“字”的吞吐发音效果的掌握程度也是影响到民族声乐的表现效果的重要因素。而在我国的现代民族声乐表现过程中,也是深受传统戏曲艺术对“吐字”的效果的影响。具体的来说,就是在现代民族声乐的表演过程中,通过对吞吐字的“准”“正”“清”的追求,将情感有效地融入进民族声乐表现过程中,并在进行民族声乐的表现过程中,根据情感的不同变换,选取不同的“吞吐”词语的形式,提升现代民族声乐的效果感染力。
民族声乐在表演的过程中对情感的主要表达方式是通过吞吐词语来完成的。与此同时,声乐演唱中“吞吐”词语的形式应该来源于民族声乐表演者的生活,进而才能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融入其真实的情感,这也是我国传统戏曲表演传递给现代民族声乐表演的宝贵价值,经过现代民族声乐是艺术家的再创造后,才能进一步通过融情感于“吐字”过程中,体现出现代声乐演唱过程中艺术表达的真实性。具体的来说,在进行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过程之中,只有不断地寻找在演唱之中的切入点,才能够找到演唱的出彩点,提升歌曲对人们的感情度。例如,我国著名的民族声乐表演艺术家郭兰英老师,在其进行《我的祖国》这一著名民族歌曲的演唱过程中,通过对“宽”与“河”这两个词的“吞吐”发音技巧的巧妙掌握,给整个歌曲添加上了演唱者对祖国浓厚的爱的情感,增强了整首歌的艺术感染力,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传唱大江南北的经典歌曲。
(二)融真情实感于演唱“运气”过程
在进行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演唱者的“气”的功力是决定延长效果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国的传统戏曲艺术家也普遍认为“气”乃歌唱之本,而“运气”的能力则是民族声乐演唱者要掌握的基本技能之一。针对这样的情况,民族声乐演唱者和戏曲演唱者都要将“运气”作为重点培养的能力之一。“运气”的基本功就在于利用好演唱者的“丹田”部位,首先“气沉丹田”,然后再利用演唱者的腹部活动来控制丹田之中蕴含的“气”,保证民族声乐演唱的艺术表达效果,最终演唱出一首美妙的歌曲。与此同时,在民族声乐演唱进行运气的过程中,演唱的“运气”要和演唱者的情感表达方式和演唱方式具体的结合在一起。具体的来说,不同的民族声乐音乐作品所包含的情感因素也不一样,因此,民族声乐演唱者在表演的过程中需要演绎的方式也不同,这就需要声乐演唱者融情感于“运气”过程中,提升现代声乐演唱的艺术表现效果。
(三)融真实情感于“唱腔”变化间
我国传统的戏曲表达方法之一就是利用唱腔来表现歌曲的思想情感,在我国的传统戏曲中,大部分都具有着浓郁色彩的不同唱腔曲调,并通过利用这些各不相同的唱腔曲调,深刻反映出戏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过总结,可以发现,我国传统的戏曲表现形式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种是拖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通过对腔调的拉长,在戏曲中添加上相应的艺术表达词语,进而有效提升戏曲的艺术表现力;第二种是润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该唱腔主要是通过对戏曲演唱过程中应用到的腔调的润色、修饰,提升戏曲腔调的表现力;第三种是甩腔的艺术表现形式,该唱腔主要是通过唱腔的快速变化,来提升歌曲的情感表达能力。这三种唱腔对现代民族声乐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主要就集中在通过选择不同的唱腔技术,来表达出歌唱者不同的思想情绪过程。
具体的来说,在现代民族声乐演唱的过程中,唱腔技巧的表达是多样性的,并且唱腔的表达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民族声乐演唱者选曲上。由于声乐演唱作为一种艺术的表达主要源自于生活,并且声乐演唱的过程主要是民族声乐演唱者将其生活中的情感表述的过程。但是,丰富多彩的唱腔为民族声乐演唱者提供了很多的素材。同时,民族声乐演唱者还需要关注其生活中的情感元素,并且生活中的情感元素更加多样化,从生活中引进的情感才能够更好地打动观众。
(一)把握演唱节奏,将个人情感和演唱融为一体
对于同一首歌而言,民族声乐演唱者不同,演绎出来的歌曲就会带给听众不同的感受,这和演唱者的专业素养、文化修养、审美观点等方面密切相关。“世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就算是同一位演唱者在不同时期演唱的同一部作品也会由于个人的情绪、外界环境、阅历的不同而发生改变。一般情况下,民族声乐演唱者都希望能够将其情感融入其中,一旦把握不到位反而会影响声乐演唱的效果。但是在演唱过程中将自己的个性、情感融入其中,依旧能够感动听众,让广大听众朋友们所喜爱。因此,将民族声乐演唱者有个性的民族声乐演唱融入到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是声乐演唱中情感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把握作品的情感变化,恰当寻找演唱共鸣点
在声乐演唱表演的过程中,和传统戏剧艺术表演一样,民族声乐演唱者需要把握作品的旋律变化,从而采取最有效的情感表达方式将其表演出来。因此,声乐演唱是要求能够表达一定的情感和内容的,要想把观众打动,首先要看一下是否能够将自己打动,如果自己演唱的歌曲不能将自己感动,何来的打动听众呢?演唱不能只依靠娴熟技巧和高亢声音,声音高亢但是没有情感的声音就不能打动听众;技巧完美,但是没有情感帮助也不会得到听众的认可。要想打动听众,必须将情感充分地融入作品中。相反,将情感过分的夸张表达作品,其结果同样事于愿违,依旧打动不了听众。因此,民族声乐演唱者需要把握情感表达过程中的情感变化,进而实现将情感完美地表述出来。
(三)运用丰富的想象,寻找演唱中的共鸣点
声乐演唱作为一种艺术,在声乐演唱表演的过程中还需要民族声乐演唱者运用丰富的想象,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只有运用好想象才能表达出丰富的情感。同时,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想象越丰富,其情感表达的将会更加充分。为了进一步增强声乐的感染力,民族声乐演唱者应该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创立声乐的背景、形象和意境等,从而使得声乐演唱的过程更加传神。但是,声乐演唱的想象不是凭空出现的,想象也应该源自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实际生活,再经过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再创造就能够将想象到的意境很好地融入到声乐演唱中,进而就能够将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情感表达出来。通过想象,主要是在民族声乐演唱者的头脑中形成生活中有关情感的意境,进而将其通过演奏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运用丰富的想象来表达民族声乐演唱者的情感出来是很重要的。
在声乐演唱的过程中,民族声乐演唱者首先应该把握作品的内在情感因素,然后在表演的过程中将这些情感传达给观众,从而与观众在情感方面形成共鸣。同时,通过对我国传统戏曲艺术表达方法的研究,能够有效地帮助现代声乐演唱者将真情实感融入到演唱过程中。因此,现阶段研究传统戏曲艺术对现代民族声乐的影响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本文为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传统民族声乐与现代民族声乐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YB2014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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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其中涵盖着丰富的设计元素,而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东方文化的宝贵财富,它题材广泛、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流传久远,是其他艺术形式难以替代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本文首先对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特征及巴楚艺术文化进行了分析与简述,从而引出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应用的重要性的探讨,并从四个方面谈到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实际应用,以期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进行升华性的研究,在现代设计中进行再创造,引出新的文化内涵,让传统文化在现代设计中发扬光大。
从新石器时代开始,随着材料工艺、科技的不断变迁,以及与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国已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艺术体系,在这个艺术体系当中又涌现了一个新的研究话题――“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的风格也越来越多元化,而一般的设计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个性需求了,所以我们选择从巴楚传统造型艺术进行深入研究,挖掘其中更加传统的,有内涵的艺术元素,将新鲜的血液注入现代设计当中,让传统文化能够与时俱进、能结合实际应用将其传承和再创造。
1 巴楚文化简述
研究表明,巴楚文化地域性很强,它是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主要分布于川、陕、鄂、湘、黔五省交界区域的历史文化。巴楚文化的母体是巴文化和楚文化的结合,其物质文化存留不多,但其精神文化和民族特性却长久地保存下来了。
巴楚传统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巴楚传统文化的形成有很多特殊的、社会的、历史的原因,著名考古学家谭维四先生总结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民族融合的结果,然后是文化交流的结晶,其次是国家间频繁往复的征战和结盟的结果,最后还有生态环境和和自然地理条件的因素。在各地域中,巴楚保留了较为完整的本地域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建筑风格、民族服饰等,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艺术,因而受到世界广泛关注。
2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及其特征
造型艺术就是塑造艺术形象,它可以是立体化的塑造,也可是平面化的塑造。所以当巴楚文化的元素融入造型艺术当中,又是另一种的独特的风格。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重要的一部分,如青铜器之虎钮?T于,其形象给人一种猛虎勃发而不可侵的威武气势,其特征是运用夸张的手法将虎的头部的比例明显加大,突出了虎的脸部那种栩栩如生、勇猛的表情,意在表现巴楚人民百战不殆。
漆器也是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中不可缺少的元素,传统代表有虎座立凤木雕,造型是华丽而壮美的,在制作工艺上,用塑,雕,刻等技艺手法将虎的憨厚,凤的俊逸表现的淋漓尽致。
同时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在色彩的表现形式上也显得十分独特,艳丽的色彩对比十分强烈,给人一种强有力的视觉感受展现了勇往直前的民族胸怀。如虎座凤架鼓和虎头镇墓兽,它们是巴楚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漆器造型艺术作品,它们的主要颜色是红色和黑色,红色艳丽,黑色深沉,互相衬托,相互渲染,形成宏伟大气、神秘瑰丽的风格。
1 现代设计需要新鲜内容和民族特色
在现代设计中,我们可以在其中融入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图案,巴楚传统图案装饰极具传统、古朴之美,是完全可以与现代设计嫁接的。巴楚传统图案中明亮的色彩、丰富的造型以及生动的意蕴,可以使现代设计的表现形式丰富而新颖。同时也可以使设计富有民族性,将传统生活的气息融入设计当中,碰撞出新的艺术火花,而这正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创新设计。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寓意丰富深刻,文化内涵也是十分深远的,而且它还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的重要部分,它展现出来的艺术风格,体现了巴楚先民的对当时所处地的认识和理解,这也是他们内心最真的情感表达。在现在的设计中,对于传统元素的运用也是比较广泛的,标志设计尤多,可以发现巴楚艺术是现代设计不可缺少的内容。
2 巴楚文化艺术需要保护、传承和发扬光大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发展至今,是巴楚先民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它具有生命力和延展力,它并没有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而是作为一种优秀载体存在;它是一种民族精神,有值得文脉传承下去并发扬沿用的价值,所以我们必须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在漫漫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过程中传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而将巴楚传统艺术引入现代设计之中,正是现在快速发展巴楚艺术的一个良好的突破口、一种另辟蹊径的好办法。不仅可以将巴楚文化艺术中所包含的民族气质和精神展现在世人眼前,还能触发更多更好的巴楚文化艺术的再创造。
3 现代设计与巴楚文化艺术的融合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与现代的融合,是一种双赢的效果。不仅是对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一种保护和发扬,更是换了一种方式将巴楚传统造型不适合现代的一部分转化过来,使其与时俱进,得以延续。对现代设计来说,面对设计个性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我们从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去看,可以开辟一条新的视觉道路,这同样是一种创新,可以给设计提供更广泛的思考源泉。
民族的繁荣昌盛离不开文化艺术的兼容并蓄,而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恰恰是紧贴人们崇尚美好的审美习惯和追求的,这就容易产生民族情结和引人思考。
面对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所有设计的从业者使出浑身解数,期望从传统造型中找到一条适合设计的发展道路,所以我们必须不断尝试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运用到实际设计当中去,并且通过分析运用几种不同形式的方法进行实质性的突破。
1 直接应用
通过分析得出,我们可以不改变造型的原有形态,将巴楚造型艺术元素直接灵活运用到现代设计中,这不仅延续了巴楚文化,将其精髓进行了不断的发扬和传承,同样也使整个设计富有美感,更能让人体会其蕴含的深刻寓意。在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外观设计中,博物馆的两边外墙各有一幅巨大的浮雕,而浮雕的取材就是远古巴人的造型艺术符号:包括白虎图腾、三峡鱼、朱雀鸟等,它们寓意深刻,象征着巴楚先民与长江同呼吸共命运的坚强不屈的精神意志。它们是在生活中孕育出来的韵味悠长的传统造型艺术形象,是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中的虎座凤架鼓的造型可以转化成图案纹样,直接运用到壁画,彩绘等部位,它也可转化为设计的符号化图案,直接运用到书籍装帧封面设计中――《巴楚文化源流》,此书以虎座凤架鼓的造型为主要元素设计,用虎座凤架鼓所代象征的民族精神,说明此书的内容――巴楚文化的源流,其过程是不畏艰险的,意义非凡。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白虎图腾元素的直接运用――《巴楚文化》,其图案元素象征着巴楚的传统文明,使整本书带有浓浓的民族气息,传达着坚强不屈的民族精神。
代表巴楚先民精湛的刺绣丝织工艺品――一凤斗二龙一虎,其所绘图案纹样精美巧妙到了极点:图案中每一个单元以凤,龙,虎三种元素组合而成,构成方式采用连续纹样,可以上下左右无限延伸。凤,龙,虎形象饱满丰富,盘绕纠缠,头尾相趋。在现代室内外设计当中常常需要用有民族特色设计独到的屏风、窗棂或浮雕来装修、装饰,而像这种造型图案纹样正好可以为现代设计所参考和使用。
2 融合创作
把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通过各种设计手法进行变化加工灵活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使得设计栩栩如生,视觉感新颖独特。如巴楚第一奇洞的大门设计,是将虎座凤架鼓的元素通过点线面的重叠和形状的重复进行改造,在采用单纯黑、黄、红、金、白色的颜色后,在将主次颜色通过黑、白、灰变化其明度或纯度,做出等级色组成的画面,使形象具有审美感染力和表现力,形成画面效果所具有的秩序感、节奏感,最终达到赏心悦目的效果。
在设计时我们还可以进行设计的打散重构,如 “福”字的设计,提炼出巴楚文化中凤形象的头和“福”字的右部进行重构,从而产生新的美感。这一设计想法将巴楚文化元素通过设计的手法很好的运用到了字体的设计中,当然在字体设计中还可以采用重复、渐变、放射、对比、统一等手法来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体现在设计中,使得不同的方法可以给人不同的美感。就如运用二方连续的手法进行花样的重复,将彩瓶上的花纹平铺在设计画面中,最后设计出来可以运用到实际中当作餐布、壁纸等,使画面的效果十分的有韵律感。
3 推陈出新
受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的细节、结构、颜色等启发,我们完全可以进行再创作,展现出不一样的设计。如作品一凤斗二龙一虎,我们通过细节分析,它的图案形式两个特点,一是利用单位纹样的横竖参错布局,排列成具有联结穿插效果的四方连续图案,二是它是以曲线造型为主,线条流畅,具有曲线美。由此我们可以通过其细节进行图形设计的再创造,我们可以将一凤斗二龙一虎减化,夸张,变形,最后想象成巴楚妇女的头发,然后根据四方连续的方法,以一个点为中心,这些曲线就以中心进行发射,最后创造的图形可译为,巴楚文化是从一个原点开始发展的,经过曲折的发展过程和巴楚妇女的繁衍努力,巴楚文化最终被人们给传承了下来。
从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虎座立凤的结构来看,它抛弃了对自然物象的忠实摹写,取不同物象的局部结构,我们可以通过综合、变形、夸张等艺术处理来进行现代装置艺术的设计。打散重构是此类现代设计常用的手法,就是把初始图形依次各个拆分,然后采用重叠、交错、反复、反向、倒换等方式再创造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崭新的形象。例如为了表现出凤对空间的占有和展翅欲飞感觉,可以将打散的多杈鹿角分插于其背上,新的凤的形象诞生了。我们还可以运用这一手法将图形设计进行另一种方式的再创造,如可以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中凤的造型自然的形态分解成一些各式各样的碎片,然后抽象成几何纹样,将人的手掌的剪影,穿插到凤的翅膀的部位,使用巴楚青铜器的造型轮廓,将凤装在这个轮廓里,其意思可以表达为:手掌象征着行动,凤代表着人类,青铜器轮廓代表人生的种种困难和死角,要想找到突破口,必须通过行动才可以, “不飞则已,一飞冲天”。
4 相得益彰
在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大量运用到现代各种设计的实践中,我们不仅要深深体味到这些民族“图腾”承载着很多象征的含义,这些本身就是巴楚先民从生活中创造出的大众最熟悉、最亲切,最贴近生活的文化因素。我们还要进行大胆的创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抽象化、符号化,然后通过联想和想象,进行推陈出新,革故鼎新的再创造,不仅可以使这些巴楚传统造型元素既不失去传统文化的古味,又有现代的特色。
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与现代设计是相辅相成、互相衬托的,在现代设计作品中离不开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的身影,而这些造型元素本身就包含了许多美学上的原理,这些基本的原理不仅可以将这些规律运用到以后的设计作品之中去,促进设计在不断的创新中更好地发展,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将巴楚传统造型艺术元素进行升华性的研究,将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注:本文系“2015年度湖北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巴楚艺术发展研究中心开放基金”项目“新媒体语境下对巴楚传统造型艺术的调查及再创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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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变迁,我国的设计领域渐渐在被“全球化”遮弥,传统装饰艺术日益被机械化的现代设计所替代,但是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社会的艺术价值、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且现代设计如有了传统装饰艺术的融入,则会为设计作品注入更多意想不到的生命力。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对艺术设计而言,国外新观念、新思潮的不断涌入与中国的现代设计思想相互碰撞。中华传统装饰艺术传承发展了五千年,它对于中国整个艺术史的影响是巨大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入了解、认识、探索并传承传统装饰艺术,将其发扬光大。
关键词:传统;装饰艺术;现代;艺术设计;影响
现代设计的“民族化语言”[1]伴随着时代的潮流应运而生,民族文化元素受到高度重视。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升高,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并以迅猛的速度被挖掘。
中国传统装饰艺术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影响极其深远,在漫长的艺术发展历程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和创造精神,以其生生不息的延续性和包容性而自立于世界并绵延不绝,不论是在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它都会是全世界人民共同享有的文化资源。中国要深入认识中国传统装饰艺术的各方面,并从中挖掘、撷取精华,将传统装饰化元素有机地融入现代设计中,不断创作出既具有中国气派,同时又具有现代感的设计作品来,让中国的设计发扬光大,引领世界潮流。
(一)中国传统装饰艺术概述
从古至今,人类追求艺术的脚步就没有停止过,中国的传统装饰艺术不仅仅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认识及对生活的期盼,更重要的是为后人留下了最宝贵的艺术遗产,直至今天演变成一个有着绝对深度与影响力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体系。传统装饰艺术在中国的艺术长河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二)装饰的概念
装饰即人类以满足实用性为前提,利用不同材质和工艺技术进行的创造性造物活动。创造的物品具有功能性与审美性统一的特点,起到美化生活的作用,并通过这一创造活动反映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风貌。中国工艺美术家陈之佛先生曾提到:“装饰的本意,无论是对于构造的、平面的,都以实现其调和为目的,以能显现调和美的价值便是要着。”
传统装饰艺术所具有的价值体现在多个方面。
(一)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
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体现在它表现了人类生活之美。从原始的艺术中就可以看出,原始人类对图腾和巫术的狂热崇拜。这些现象全都体现了传统装饰艺术的生活价值。
(二)传统装饰艺术的人文价值
装饰是人生存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人劳动创造的一种成果,这种活动或成果无疑是人类的文化表现,而且人类的装饰意志、动机,从一开始便是文化性的。中国传统装饰艺术作品里都蕴含着人文价值,对中国人来说,这些意蕴都是特定的,只要出现此类的艺术作品,大家都心领神会,都知道设计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并达到共鸣。
(三)传统装饰艺术的美学价值
1.意蕴之美
传统的装饰艺术的意蕴之美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相一致的。按照性质来分,意蕴之美包括民俗意蕴、伦理意蕴及宗教意蕴等。
2.形态之美
一件艺术品给人们视觉最直观的享受是其形态之美,让人们接受一件艺术品并引起共鸣,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人们在第一眼看到这件艺术品的时候,能够被其形态所吸引,然后才会关注这件艺术品的内涵等更深层次的理解。这里说的形态包括艺术品的造型、色彩、纹样、虚实变化等表象的诸因素。装饰艺术中的构图需要留白,不求饰满,修饰太多反而给人一种繁琐压迫、呼吸不畅的感觉,所以要适当注意“空”的作用,“空”也是非具象的内涵的补充,这也正印证了传统装饰艺术的本意――装饰的装饰,不装饰的不装饰,这才是装饰的根本。
3.工巧之美
这里所说的工巧主要是指在传统装饰艺术创作中的技术和表现艺术的技巧,前者是具象的外在体现,后者是抽象的创作智慧。其中“工有巧”就是指技术的运用,而“合此四者”中的“合”就是指的表现艺术的技巧,这些因素都具备了,就“为良”了。可见工巧的在传统装饰艺术中的作用之关键。表现技巧经过提炼,使艺术简约化、精粹化、抽象化,表现为以少见多,小中见大,质朴透丰富,单纯浑厚。
随着时代的发展,设计语言日趋国际化,这种国际化产生于多个国家民族文化的交融,民族艺术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使传统装饰艺术得到发展,并在现代设计中广泛应用。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表现在构造传承、图案传承、精神传承等方面。
(一)构造传承
古代的中国人就很讲究整体造型的协调统一,跟周围的环境也要融合起来,室内家具要组合的井然有序,院子里的景物要布置的浑然天成,每一个元素都要服务于整个空间造型,就连天花板都要进行设计修饰以达到整体视觉效果。直至今天的造型设计也深受影响。今天的器物只是为了适应当代人的审美观做了一些外形的改变,但是构造原理是不变的。
(二)图案传承
图案是一种符号,是全世界最直接的沟通桥梁,图案也是最能体现地域、时空特色的符号。中国的脸谱艺术用不同的图案代表了不同的身份,一直传承至今。古人创造的龙纹,帝王的服饰都刺绣着龙的纹样,直到今天我们的设计作品中还经常出现龙的身影,用来表现恢弘的气势,有很多服装上也都刻画着龙的纹样。
(三)精神传承
精神传承主要指的是传统装饰艺术在哲学、宗教、道德、时代风尚、民俗习惯等方面的延续。纵观历史,从原始社会的图形、象形文字、彩陶、青铜纹饰及分门别类的造型艺术,中国文化符号总有一些恒常的主题,而它们的表现形式,即它们的造型方式,却随着每个历史朝代的更替而转变,总是与当时当地的材料工艺、艺术技巧、社会风尚相适应,具有鲜明的时代、地域特色。
每个地域、时代的民族精神文化有很多差异,作为新一代的设计者应该把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现代设计理念相融合,使之成为具有民族化个性的设计语言,充分体现我们神秘的东方色彩,使中国的平面设计更具有本土化特色,为国际艺术设计的丰富性提供中国本土的智慧和想象力,从而使我们的设计在国际上拥有独特的竞争力。
传统装饰艺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是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提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丰富了现代设计的内涵,指引了现代设计的潮流。
(一)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
翻开艺术史,不难看出在整个现代艺术发生发展的历程中,传统装饰艺术所给予的深刻影响,可以说,没有传统装饰艺术的启迪和现代艺术家对传统装饰艺术的认识和借鉴,就不会有现代设计艺术的发展和当代面貌,所以说传统装饰艺术奠定了现代设计的基础。
(二)传统装饰艺术提供了现代设计的元素
现代设计创作是由设计元素组成,而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很多元素都传承至今,成为了现代设计中非常重要的设计元素。传统装饰艺术可谓博大精深,古人的智慧也异常高超,创造了许多让处于信息科技发达时代的我们都惊叹的艺术。比如龙的这种形象到今天一直在沿用,为很多设计提供了准确而富有内涵的元素;还有民间的剪纸、刺绣等元素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视觉元素。作为当代设计者,只有深入地了解挖掘传统装饰艺术中的内涵,才能在设计中更好地运用它们。
(三)传统装饰艺术丰富了现代设计的内涵
设计的动力来源于人类对美的不懈追求,而传统装饰艺术是体现这一点的最直观的态度。装饰之道就是通过对创作物的色彩、材质、造型、实用功能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在达到实用性的目的同时给人以美的享受,甚至在个性化的今天,创作物可以舍弃实用性,但不能舍弃其审美价值,可见人类对美的追求达到了另一种高度。传统装饰艺术的目的跟现代设计的目的达到了高度统一,也使得现代设计更加丰富多彩。
(四)传统装饰艺术指引了现代设计的潮流
在现代社会发展下,传统装饰艺术无疑是我们发扬中国特色艺术设计的潮流引线,它代表了中国的古代创作者最原始的设计形态、设计观念、设计元素等,是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装饰艺术。近年来,现代设计领域就开始刮起了“中国风”,运用最具代表性的图案、色彩、造型等进行设计,使设计更具有韵味。作为新一代设计者的我们应该继续探索并深入挖掘传统装饰艺术的内涵,发扬具有我们中华民族特色的“中国风”设计,使之成为现代设计的潮流,所以说传统装饰艺术其实引领了现代设计的方向及潮流。我们应该根据现代人们的需求进行进一步的加工制作,使设计更符合现代社会需求。
综上所述,传统装饰艺术在现代设计中的影响很大,在整个艺术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要尽可能地深入了解、探索、挖掘并发扬这些艺术形式与精神,让我们的设计能够为世人所认可、接受,在世界设计领域立于不败之地,让全世界都了解中华五千年的璀璨文明与精神,让先人的创造继续传承下去。
从根本意义上讲,装饰艺术使作为人类特有的艺术秉赋和智慧,使人类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途径,是最普遍的艺术形式。现代的科学技术日益发达,也影响着设计领域的技术和理念,要想成为一个有价值的设计师,在让自己的设计素养得到更加深厚的同时也应该学习现代设计技术的一些技巧,利用这些技巧,让它们更好地服务于设计创作。
[1]民族化语言在设计领域指的是不同民族创造具有各自民族文化特征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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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教育是我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一直绵绵不断地延续至今。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传统道德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道德和人格教育,并臵于学校教育的核心地位,对教育的传承与人才的培养产生了巨大影响,尤其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几乎成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经典和范本深深的影响着社会的发展。本文结合传统道德对教育、政治、社会生活的影响浅析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深渊影响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传统道德 教育 政治 社会生活 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教育始终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这是由道德教育作用所决定的,它是从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各按一定的伦理道德准则和规范约束自己,从而达到社稷长存,社会安定的理想境地。通过道德教育,使统治者“修己”、“正己”,使普通百姓“安分”、“守己”,这样社会才能保持安定。《大学》就概括历代教育家关于道德教育的基本思想,明确提出:“自天子以至庶人,一切皆以修身为本。”只有修身,也就是加强道德修养,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正是基于此种原因,传统教育始终把人格的培养臵于教育的核心地位,从孔子、孟子、庄子,直至于宋明理学,都有把“成人”“做人”,培养“仁爱”之心作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孔子就把“知、仁、勇”作为君子应具有的三种品德,“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在孔子看来,智慧是人发展的前提,仁爱是人发展的核心,勇敢是人发展的表现。孟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品格。为此,他大力提倡:“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在他看来,世上最为珍贵的
东西不是物质财富和权力地位,而是在于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礼记〃大学》把儒家重视人格道德教育的思想概括为“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这一观点在事实上,已成为传统道德教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对我国传统教育的传承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我国传统道德教育的主旨,以史为鉴,去其糟泊,取其精华,通过扬弃,对今天我国道德教育提供可借鉴的经验。笔者从教育、政治、社会生活三方面进行论述。
一、“中国传统道德对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教育,长期受儒家思想影响,重在教化,强调“立身做人”,在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的关系上,坚持以教化为先。《礼记》记载:“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许慎《说文解字》)。儒家思想创始人孔子就明确表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他认为,为政的关键在于取得民心,而得民心的最有效措施就在于实施道德教化,善政不如善教。所以,他大力提倡以德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有格”(《论语〃为政》),在他看来,用道德去引导百姓,以礼来教化百姓,则不仅人心归附,而且百姓有廉耻之心。这充分体现了传统教育重德教轻刑法的思想。继孔子之后,孟子又将儒家“德化”的思想发展至“德政”,并认为这是治国之经,“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慝矣”。“德政”是“王天下”的必要条件,“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孟子大力提倡教化,并由此而达到“德政”,他的结论是“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民心者得天下。从中国古代的读书教材(四书五经)上不难看出,中国古代道德教育主宰着中国教育的发展方向,道德教育几乎就是教育的主要内容,这足以说明道德教育的影响和历史意义之深远,从某种意义而言中国的教育是从道德教育开始的,今天我们倡导的“德育强校”和古代的道德教育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道德对今天的教育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不仅如此,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还有更深刻的历史影响和现实意义。
受儒家思想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教育,是教人“成人”的教育,孔子创办学校实施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培养他心目中理想的“君子”,即具有完善人格的“成人”。孔子的学生子路曾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悼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人矣”(《论语〃宪问》)。孔子论及一个人格完善君子的标准,必须具备智慧、廉洁、勇敢、才艺诸种完美的品格和素质,并辅之以礼乐的修饰,在这样的教育熏陶之下,才能使受教育者在人格的全面发展上取得进展。显然,孔子教人“成人”的德育观已涉及到人的主体知性潜能,德性的修养,及审美情趣的培养,亦即真、善、美全面发展的人格规范问题。在孔子看来,追求君子最高境界的理想人格,即“成人”,应是学校教育的最高目标,这一思想对今天素质教育,强调学生全面发展仍有着积极意义。荀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成人”的德育教育目标观,并将“成其人”的过程,荀子从知、情、意和真、善、美相互统一的角度,探讨了人的全面发展,主张“不全不粹,不足以美”。这种“成人”的德育教育目标观在传统教育思想中,极富有启迪的意义。在教育目标上重视品德的教育,通过教育以养成理想的人格,以达到知、情、意与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全面发展的“成人”境界;在教育内容上,提倡通过后天教育,培养仁智统一的理想人格,而儒家经典,百家之书皆应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最后是在教育的途径上,强调主客观的结合,既要依靠个人立志、自省、力行的主观努力,又要依靠师友教育与切磋的客观环境,才有可能形成理想的人格。孔子所倡导的教人的“成人”德育教育目标观,在我国历史上影响重大,培育了中华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性格,人要有人格,国要有国格,在人类社会千百年成败兴衰的变迁传演中,这种求仁尽义的传统,始终一脉相承,维系着民族的独立和统一,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
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所构成的,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激之以志、导之以行的过程。因此,形成一个人完整的道德认识,并将其转化为道德情感和信念,再将道德情感和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习惯,从而构建德育教育的完整过程。在我国传统德育教育过程中,古代教育家抓住受教育者认识上的笃信,感情上的陶冶,意志上的锻炼,行为上的表现,将德育教育视为知、情、意、行的一个完整过程。
二、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对政治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道德观的影响下,历代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大都继承儒家“德教为政之本”的思想,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汉初思想家贾谊就说过:“教者,政之本”;唐代政治家魏徴也提出:“人之治莫大于道德教化也”。这种为政以德,德为政本的儒家思想,对传统教育的影响是极大的,德育已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任务。孔子办教育的主旨就在于使受教育者通过教化,能“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从中可以明确看到,孔子把德育作为教育之本源,他的教育目标,无疑就是培养“弘道”,“志于道”的“士”和“君子”。孔子所提倡的道,其核心就是儒家的“仁德”。《论语》中就阐释了孔子教育的思想及内容,“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即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用此来陶冶学生的品行,这是德教的文化载体。所谓“行”,即道德品行,要求学生以身作则,躬行践履,要求做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所谓“忠”,就是忠诚待人,所以,他的学生评价孔子说:“夫子之道,
忠恕而己矣”(《论语〃里仁》)。所谓“信”,就是信实不欺,信守如一,正如孔子自己所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里仁》)。儒家所倡导的文、行、忠、信,其核心就是“仁”和“礼”。“仁”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最高目标和道德思想,“志士仁人,无求身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里仁》)。礼则是仁的外在表现,孔子多次表示“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人而不仁,如礼何”(《论语〃八佾》)。孔子“以德主教”的思想,乃是他教育思想的核心和本质,对于中华民族无论在思想上,还是道德上各方面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传统教育在延续和传演中,重视德育教育,形成了“以德主教”的教之本源观,从而确立了德育教育在传统教育中的优势地位,正如儒家经典《大学》在开篇之言所表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内容,实质是用阶级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教育年轻一代的问题。我国传统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从根本上反映了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在《论语》一书中曾记载,孔子与他人谈论“仁”的地方,多达百余次,并以此为标准,来评论人的道德与言行。对于“仁”,孔子解释为“仁者爱人”,他将爱人作为正确处理人伦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准则,“仁爱”的思想也成为儒家传统道德思想的核心,并成为实施和维护伦理关系,规范系统——“礼”的基础。“礼”的核心是“正名”,即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关系,并得出“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结论。可见,“礼”不仅是国家上下尊卑政治行为的标准,也是等级社会中个人立身处世的行为规范。“仁”与“礼”两者是内外统一,是形成传统道德的重要因素。孔子的理想是“克己复礼为仁”,“礼”是具体行为规范,是道德的外在表现;而“仁”是爱人的情感体验,是道德的内在表现,内外合一,内外共存,礼是仁为存的根据,是内心仁爱的外在流露和表现,孔子就明确表示:“人而不仁,如礼何”?
孟子也将“恻隐之心”定为“仁之端”,而将“辞让之心”,定为“体之端”(“体”即“礼”),在他们眼中,人只有具备仁爱之心,礼才得以存在和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教育观的引领下,中国古代的选择人才从政的标准就十分的清晰,尤其是汉武大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中国儒家思想的道德化推崇到了空前的历史地位,到了唐代的科技考试的兴起,宋代的发展,明代的盛行,清代的畸形化发展都把选择人才框定在道德的标准上。中国的道德教育和政治思想的发展如因影随行,或者说中国的道德教育一步步促进了中国政治的中央集权化发展。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永远常青。
三、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立体多元化的具有深远影响。例如孔子引入“仁爱”思想于德育教育之中,将道德规范的“礼”与道德情感的“仁”统一结合起来,为“礼”的认同遵守找到了内在动力,实现了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化,体现了道德主体性思想,也为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德育内容,即“重义轻利”,“取义成仁”,“天下为公”,“先人后己”等提供了依据。“仁爱”思想作为传统德育教育的内容基础,在儒家看来是渊源于人的本性,孔子就认为:“仁者,人也”,从而将“仁”看作人自身所固有的天性。孟子继承孔子的思想,提出了:“仁,人心也”的主张,他强调:“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弗见耳”(《孟子〃告子(上)》)。儒家思想家将“仁爱”提高到人之天性和人之为人的标志地位,有利于提高国民道德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仁爱”既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它又外显于“爱人”的行为规范上,被孔子定为“一贯之道”的“忠恕之道”,其实就是仁爱之心的外显行为表现。“恕”是爱人的低层面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虽是一种消极方式的“爱人”表现,即便如此,也能保证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和谐与平和。“忠”是爱人的高层次的要求,“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甚至“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由此,“忠”也体现了将他人利益、国家的利益臵于自己之上的崇高境界,也表现出中国传统美德“天下为公”的奉献精神,这种道德教育,是孕育、激励历代志士仁人生发“天下为公”精神与行为的动因之所在。所以,“忠”是积极主动的“爱人”表现,是儒家“仁爱”思想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忠恕之道”为“仁爱之心”在实际行动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并在实践中,奉行“将心比心,推己及人”的原则,体现了道德最本质的含义:尊重他人,有益他人,不加害于他人,和谐共处,它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准则,为人己关系的协调指明了正确的方向,从而将道德情感转化为道德行为,并升华至道德义务,这在传统德育教育中有着深远的积极意义。
为真正落实“仁爱”教育,儒家主张以“孝悌”作为起点和根本。孔子说过:“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孟子也明确指出:“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并反复强调:“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可见,“孝悌”在传统道德教育中居于重要地位。在传统的社会之中,“孝”是用以维系家族中纵的关系,是针对后辈对前辈而言。“悌”是维系家族中横的关系,是针对平辈中弟弟对兄长要尊敬。这样,当权者就通过孝悌之道,把人际社会上下左右的关系全部加以控制协调,以维护社会的稳定。
“仁”的教育核心是“爱人”,在儒家看来,爱是由近及远,有次第等级的,从爱父母兄弟始,而后扩而充之,到爱长辈、朋友,并升华至爱君主、社会、民族、国家,即调整人际关系,首先是从调整与父母兄弟间的关系开始,然后再进一步调整与朋友、君王,乃至整个社会、民族、国家的关系。正由于对父母兄弟的爱表现为“孝悌”,所以它是“爱人”的基础,是实行“仁”的教育根本,正如《孝经》所言:“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孟子也认为:“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乃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可见,“孝悌”自然也必然地成为“仁”之根本。同时,“孝悌”也是“忠”的基础,孔子就说过:“孝慈,则忠”。从小培养孝悌的良好品德,“少成若天性”,长大后,自然移孝为忠,以事父母之心事君,正如民间俗语所言:“忠臣出于孝子之门”。这样,从孝亲始,至忠君终,达到了“仁”的教育最高境界,从而使社会秩序得以长久维持,国家得以长治久安。儒家典籍《大学》所言:“孝者,所以事君也;悌者,所以事长也”,充分表达了儒家以“孝悌”作为“仁”的教育根本政治目的。中国传统德育教育,正是以“仁爱”教育为其主要内容,将道德情感与道德行为融为一体,并通过孝悌作为纽带,以维系封建社会等级尊卑秩序的“礼”,从而达到统治的长久,这种以德治国的主张,对今天社会发展与治理,无不有启示作用。
古代教育家认为,对道德规范的认识是德育教育的起点,提倡将道德的“闻”、“见”、“知”放在德育教育的首位。孔子就强调“知德”,所谓知,即培养学生的道德认识,他曾讲过:“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孔子有两句名言,“知者不惑”,“知者乐”,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具备了丰富的道德知识,才能分辨善恶、是非、荣辱、决定取舍而不迷惑,才能将道德规范视为自己内心精神上的需要而感到快乐。因此,他极力主张“知德”,“知礼”,“知仁”,“知道”,即对道德规范有一定的认识,才可能具备分辨道德行为是非善恶的能力,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所谓情,即内心体验与道德情感的形成,孔子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即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知道如何爱和如何恨。可见,以“仁”为核心的德育教育内容,包含着爱与憎的两种内心体验和情感。孔子主张,人的情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化升华过程,“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知之”只是低层次的情感,而乐之则是高级情感,道德教育可以促进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在道德意志的锻炼方面,孔子就强调学生要“志于仁”,“志于道”,在他看来,“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在教育过程中,他十分强调学生要接受严格的意志锻炼,要做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为此,孔子要求弟子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也就是坚硬的东西,就是磨也磨不薄;最白的物品,即使染也染不黑。他鼓励学生要有松柏精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雕也”(《论语〃子罕》),人就应像松柏一样能经得冬天严寒的考验。孟子也提倡通过意志的锻炼,形成相应的高尚节操,“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在孟子看来,唯有受过严格而又艰苦的意志锻炼,才可能养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有气节的君子。德育教育,如果仅停留在认识阶段,而不加以转化至信念,道德就会失去规范行为的作用。只有当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信念,才能对道德行为发生指导和约束作用,从而形成道德规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表示:“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一语中的,对今天德育教育仍不失借鉴意义。所谓行,即道德行为阶段,中国古代教育家十分重视“践履”或“躬行”,孔子就将“躬行”视为德育教育最重要的阶段,并放在教育的极显著地位。他认为身教重于言教,并在许多场合说过:“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这些论述,表明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能仅凭他说得怎样,而是先看他做得如何。这实际已涉及到言行一致的问题,亦即如何把道德观念转化为道德行为的问题。孔子认为,只有言行一致,才是真正的道德,作为一个君子,必须说得和做得一致,这种思想,在传统德育教育中产生了很大影响。著名教育家朱熹就十分重视学生的“践履躬行”,在德育教育过程中,他主张穷理(认知)和笃行(实践)并重的观点,“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他认为行是加深知的重要手段,只有通过道德的践履,才能够加深对道德观念的认识,也才能在此基础上树立明确的信仰。所以,他归纳说:“方其知之,而行极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朱熹《性理精义〃卷八》)。综上所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教育过程,注重知、情、意、行的整体培养,强调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推崇言行一致和诚信,对今天的德育教育仍起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孔子在德育方法上就主张“克己”,其意是指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道德规范,他所谓“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就是通过自我言行的约束,从而达到礼的道德规范上来,所以,他教育弟子,“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求诸己”,也就是遇事反躬自问,严格要求自己,随时检查其言行举止是否符合“仁”的道德标准,在他看来,一个人如能约束自我,“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其言行举止就是一个合乎道德标准的君子。孔子还认为,“内省”是形成良好道德的日常必用的修养方法,“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即看见别人好的道德品质,就虚心学习,向其看齐;见到不好的品德表现,就要联系自己,反省检查,引以为鉴。所以,孔子向学生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意思就是说,反省过程,自己如果问心无愧,没有内疚之处,那还有什么值得忧愁和畏惧的呢?他的学生曾参就将其师的德育方法概括为“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后来,朱熹将此方法发展为“省察”,就是要求学生对人欲之私意在“将发之际”和“已发之后”进行反省和检察。他说:“谓省察于将发之际者,谓谨之于念虑之始萌也。谓省察于已发之后者,谓审之于言动已见之后也。念虑之萌,固不可不谨,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朱熹《性理精义》)。他要求每个人通过省察,揭去违背道德标准的昏翳,谨慎从事,达到“存天理”而“灭人欲”的境界。为此,朱熹在德育教育中大力提倡“无时不省察”的方法,“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则陷于恶而不自知”,可见,内省的方法在古代教育家心目中地位之重要。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从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引领着广大读书人的价值追求,从这个角度而言其影响是深远的。
综上所述,就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而言,其主旨与内容,已远远超出了狭隘的功利性范围。对个人而言,道德教育能使一个人安身立命,被社会所容纳,并充分体现自己人生的价值;对家族而言,具有荫泽后人,荣耀门庭的意义;对社会而言,具有使社会保持一定秩序与发展的作用;对国家民族而言,具有保江山,稳民心的社会教化功能。《礼记〃学记》就将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必由其学”。在古代教育家看来,接受教育不仅是受教育者个人之事,而且是有关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大事。正因为如此,传统教育非常重视人的德性培养,提倡发奋斗志,强调道德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发扬不计个人得失成败,不问个人安危荣辱,养成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在我们今天的德育教育中,仍有其实际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传统道德》教材
2、《论语》
3、《孟子》
4、《大学》
5、《礼记》
6、朱熹《性理精义》
7、许慎《说文解字》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涵盖了所有积极向上的,富有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优良品德。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因素以及人文因素,运用与时俱进的发展性眼光来审视当今校园中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师德是重中之重的传统美德一点都不为过。教师曾一度被誉为太阳底下最崇高的事业。教师作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关键词: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师德 行为世范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在我校已经开展一段时间了,而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几千年前开始,我们的祖先就从分利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规范世人,治理国家,而且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证明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有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这根准绳来约束我们的精神和灵魂,我们的民族会更加兴旺,我们的国家将会愈发的飞黄腾达。作为当代的一名教师,如何将师德演绎的更加精彩则是一门深奥的学问。需要每位老师仔细推敲,耐心琢磨,才能将师德独具的魅力彰显出来,与学生的尊师爱友遥相呼应,浑然一体。
孔子云:“其身正,毋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毋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对于肩负着教育祖国下一代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教师来说,要想给学生立规矩,首先自己就得遵守规矩。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为达到行为世范的作用,不仅要教好书,还要育好人,时时刻刻都要为人师表,给学生树立一个良好的教师形象,师德不仅是对教师个人行为的规范要求,而且也是教育学生的重要手段,起着“以身立教”的作用。教师要做好学生的灵魂工程师,首先自己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能以德治教,以德育人,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教育工作者。
《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明确指出作为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应该具备的六种品行,即: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终身学习。这六条规范是每一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规范教师的育人行为。
为贯彻落实东丰县下发的相关文件,以《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中的精神为宗旨,联系自己的教育教学实践,坚持以人为本,塑造学生的日常行为,把我们本土的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下去,发扬光大。
一、为人师表,行为世范。
教师是为国家输送人才的阶梯。我对这份输送人才的教育事业充盈着无限的热爱。在这份爱的驱使下,脚踏实地,默默奉献,忠爱人民伟大的教育事业。事业是伟大的,教师是平凡的,伟大正寓于平凡之中。因为,平凡中,我们一如既往的奉献着我们的青春。人们常把教师比喻为“红烛”、“春蚕”、“铺路石”,意在表达教育这一职业的无私和伟大。世人给教师带上了无比美丽的“花环”,我们更应当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让这个“花环”更加绚丽夺目。所以,教师从自己执教之日起,就该对教师这一职业有充分的认识,才能彻底清除“拜金主义”观念,摈弃道德滑坡等不良风气,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奉献给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就像陶行知所说的那样:“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因为我们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只有爱的付出,才有爱的收获。因此,作为一名教师的我,一直坚信以爱为本,用爱来感化学生,来净化学生心灵的那片沃土。作为一名教师我感到无尚光荣,教师对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因此要做好教育工作,就必须热爱教育事业。忠诚教育事业是教师职业道德培养的灵魂。古人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声和则响清,形正则影直。”学生天生就具有向师性,学生每天面对着什么样的老师,他就会向着自己所崇拜的形象去发展自己。教师所传授的知识,对学生来说大多数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知识,学生对新知识的第一印象会给他们留下根深蒂固的影响。教师的教授内容必须准确无误,科学严谨。明代思想家黄宗羲曾说:“道之未闻,业之未精,有惑而不能解,则非师矣”。教书育人是一项职责重大的严肃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作为新时代的教师首先要热爱党的教育事业,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并为之贡献终身。
作为一名教师,良好的师德则是润物细无声的甘霖,当学生们干涸的心田得到沐浴时,才能绽放娇艳的花朵。教师必须关爱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他们在品德、智力、体质各方面都得到发展。古人云“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对后进生,做为教师要多加关爱,使他们能够在这温暖大家族里得到成长壮大。不能对学生感情用事,厚此薄彼。为人师表,注重身教重于言教。教师工作的示范性和学生所特有的向师性,使教师在学生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教师的思想感情,处事哲理、人生观点、道德境界、品德修养甚至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会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对学生有着熏陶诱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这就要求政治教师言教、身教,并且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学生总是把教师看作学习、模仿的对象。教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往往被学生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模仿在行动上。教师的人格影响,不仅对学生在校起作用,甚至以后在社会上还会长时间起作用。所以,政治教师需要处处为人师表,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作出表率。教师要把学生造就成一种什么人,自己尺应当是这种人。要学生刻苦学习,自己就必须学而不厌,手不释卷;要学生认真劳动,自己必须热爱劳动;要学生讲文明礼貌,自己必须谈吐文雅,远离粗俗。
“为人师表,教书育人”。教师这一神圣的职业,担负着培养、教育下一代的艰巨、繁重的任务。孔子曾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一名老师,传的不仅仅是学之理,更应该是人之道,一名老师,职为授业,更为树形。所以教师要有完美的人格,让他的一言一行引导学生并使之达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目的。所以教师要具有崇高的师德,不管是教书,还是育人,都能让他的学生心服口服的接受,百分之百的信任。传道、授业、解惑是我们的天职。只有发自内心地忠爱教育事业,才能无怨无悔地付出,同时最大地享受教育生活。忠爱教育事业,就是要爱岗敬业,默默奉献,把满腔的爱融入教育工作之中。教育事业需要的事我们教师实实在在的付出,不是在工作中投机取巧,更不是在名利面前斤斤计较。
二、甘于奉献,辛勤耕耘。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关心爱护全体学生是“欲叶茂先培土于根“的基础性工作。关心爱护每一位学生,尊重学生人格,平等公正对待学生,不偏不倚。对学生强调严慈相济。中学生心里发展处于最微妙的关键时期,我们要适应孩子的心里发展需求,所以,我们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要提高教育孩子的语言艺术,尊重学生,是孩子走向良好,健康的发展道路的必要前提条件。
教育不仅是艺术,也是爱的共鸣,是心和心的呼应。只有走进学生心灵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爱是教育的原动力,教师关爱的目光就是学生心灵的阳光。对学生冷漠,缺乏热情,决不是一个具有良好师德的好教师。爱如涓涓细流,滋润着每一位孩子的心田。教师只有热爱学生,才能教育好学生,才能使教育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可以说,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根本。
我要用我的情感去点燃学生的情感,让师爱、母爱和友爱汇成一条小溪,涓涓流入学生心田,塑造一批又一批具有爱心和良好品质的国家栋梁。
三、为人师表,做学生的表率
古人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德是一个人一生中永无止境的追求,对于一个教师而言更是如此。从我走上讲台的那一刻起,我就愈发地感觉到“师德”这一词语的沉重。我们常说:“一年树木,百年树人。”但是我们教师应该立足现今,着眼未来,以苦为乐,甘于寂寞,勤勤恳恳,充当人梯,时代赋予我们这个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我们就要为后代着想,为家长负责,为学生负责,为我们祖国千秋大业负责。
教师的道德是教师的灵魂,师德是教师职业理想的翅膀,教师的工作是神圣的,也是艰苦的,教书育人需要感情、时间、精力乃至全部心血的付出,这种付出是要以强烈的使命感为基础的。“育苗有志闲逸少,润物无声辛劳多”。作为一名教师,最重要的是要热爱教育事业,只有充满了对教师职业的无限热爱,才会在教育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同时,作为一名教师,应该热爱学生。 热爱学生,就必须对每一个学生一视同仁,不能偏爱一部分学生,而冷淡或歧视另一部分学生。每一位学生都渴望得到老师的爱,尤其是那些家庭有过特殊变故的学生,容易形成特别的性格,这就要求我们做思想工作时应真诚相待,热情鼓励,耐心帮助,用师爱的温情来融化他们心中的坚冰,让他们在愉快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每一个学生都希望得到老师的爱,师爱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它能使学生感觉到教师的温暖,产生愉快的情绪,激发学习的兴趣,感受到别人对他的希望,集体对他的信任,从而收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再次,教师要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敢于正视自己,解剖自己。凡是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给学生树立好的榜样,凡是要求学生不做的事,自己坚决不做,以免给学生留下坏的印象,言传身教比单纯说教有效百倍。
新时期的教师要求德才兼备,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求教师要通过言传身教辅助学生的成长,要把师德体现于具体行动中,强化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强调热爱学生的同时不断完善教育教学水平,作为一名教师,应具备刻苦钻研,严谨治学的态度,要有活到老,学到老,教到老的进取精神。作为一名教师,需要时时刻刻孜孜不倦地吸收新鲜知识来充实自己,以适应时代发展需要为宗旨,把中华传统美德中不可或缺的师德做好,向社会提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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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摇篮,父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奠基人,对孩子进行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健康成长有着很大的帮助。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家庭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千百年来,家庭教育问题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在不同的时代,家庭教育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就汉代家庭教育而言,侧重强调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均注重自己的品德修养,以及相互间的积极影响,与后世“棍棒之下出孝子”的家庭教育理念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也反映出汉代家庭教育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关键词]汉代;家庭教育;品德修养
自古以来,家庭是社会构成的最基本单位,它既是个人生存的重要依托,也是社会构成中的重要元素。所以,无数健康和谐的家庭就会构成和谐的社会,而良好的家庭教育则是和谐家庭的重要保证。因此,千百年来,人们对家庭教育的重视是一贯的。但是,过去许多人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家长对儿女的教育,其实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虽然不同时代的家庭教育存在不同的特点和侧重,但家庭教育的共性则是,不仅父母教育子女,夫妻之间还存在期待和劝勉,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表率和示范,晚辈对长辈的规谏和交流等均属于家庭教育的内容。[1]也就是说,家庭教育不仅包括家长对孩子学业、技能等方面的教育,更包括道德层面的修养教育,以及相互间的影响等。在以两汉时期为代表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早期,家庭教育的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通过对这一时期家庭教育的特点进行一番梳理和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两汉时期的家庭教育内容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扑责不是家长对孩子进行教育的特权
所谓扑责,是指杖责或鞭笞。千百年来,“棍棒之下出孝子”是众多家长教育孩子时最直接有效的理念和方式,甚至被奉为家庭教育中的真理。正如《史记•律书》所云:“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其实,整个两汉时代,家长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很少采取杖责或鞭笞的方式。据我们统计,整个前四史中,“杖”字仅仅出现308次,与之搭配成的名词或术语只有“授几杖”“衰杖”“法杖”或“鼓杖”等,而且这些词汇或术语大多不属于家长教育范畴,其中家长用杖责方式对儿女进行教育的方式仅有3例。一是《汉书•陈万年子咸列传》载,陈万年因儿子陈咸不听话而举杖责打,“万年大怒,欲杖之”。二是《后汉书•刘平传》所载,薛包的后母厌恶自己,责其分家独自生活,薛包不愿意。“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欧杖”。三是《汉书•崔烈传》所载,崔烈花钱买官后,因儿子抨击其行为属铜臭之举故而恼之,而“举杖击之”。上述仅有的三例属于家庭教育中的特殊情况,并不是家长对儿女的常态教育行为。不仅如此,有时候儿女犯了错,家长恼怒自己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反而要杖责自己。据《后汉书•淳于恭传》载,“后崇卒,恭养孤幼,教诲学问,有不如法,辄反用杖自箠,以感悟之,儿惭而改过。”该句话的意思是:叔父淳于恭在教育不听话的侄子时,不但没有杖责侄子,反而要杖责自己的失职,结果使侄子大为感动,使其羞愧而自觉改过自新。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家长以杖责方式教育儿女的方式比较少见。相反,我们发现,杖责行为出现比较频繁的记载多见于皇帝、官员对臣子或下属的责打。从心理惯性的角度来说,这些情况体现了皇权的优越性,而家长很少扑责儿女则体现了家长爱护儿女的天性。同时说明,在家庭教育中也基本上不存在后世所谓的“家庭暴力”。
二家庭成员注重品德教育和相互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家风”或“门风”是家庭成员在长时间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一种较为稳定的生活模式。在日常生活中形成良好的“家风”或“门风”是所有家长的共同心愿。但良好“家风”和“门风”的形成取决于所有家庭成员的道德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且要通过所有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在潜移默化之中形成所谓的好家风或好门风。两汉时期的个体家庭教育已经开始注意家庭成员的道德修养,强调相互影响的重要性。首先,家长自觉注意道德修养,并影响儿女。在汉代个体家庭教育中,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子女进行说教,而是注重自身修养对儿女起到的表率作用。正所谓,“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凌,则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2]具体来说,两汉时期,家长的品德在家庭教育中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据《史记•高祖本纪》载,高祖刘邦临终写《手敕太子》,反省自己年青时认为读书无益的错误,告诫太子刘盈要勤奋学习,对开国元勋“萧、曹、张、陈诸公侯”要以礼相待。据《后汉书•郑玄传》载,东汉郑玄以书信的方式教诫儿子郑益恩时,要求他“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蔡邕作《女诫》篇教育女儿:“……夫面之不饰,愚者谓之丑;心之不修,贤者谓之恶。愚者谓之丑,犹可;贤者谓之恶,将何容焉?”蔡邕要求她不仅要注意日常的梳理打扮,更不可忽视心灵道德的修饰。第二,父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作表率。据《后汉书•张湛传》载,张湛“矜严好礼,动止有则”。张湛严于律己,不但做好妻子儿女的表率,即使对待乡党,也是“详言正色”。被周边地区的士大夫奉为楷模,“三辅以为仪表”。《汉书•王陵传》亦载,王陵与刘邦有故交,秦末分别起兵,后王陵归顺刘邦,项羽为了逼迫王陵投降于己,于是把王陵的母亲抓住作为人质,“欲以招陵”,但王陵的母亲悄悄对汉使说:“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勿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上述事例中的父母均身体力行,以“好礼”“忠”“义”等良好的道德准则,在精神上给予儿女们极大的教育和表率。其次,儿女以良好的品德影响父母。与父母重视儿女品德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行来感化或影响父母。
据《后汉书•乐羊子妻》载,有一天,别人家的鸡跑到乐羊子家,婆婆据为己有,并“盗杀而食之”,乐羊子妻载饭桌上“对鸡不餐而泣”,且曰“自伤居贫,使食有它肉”。意思就是说,都怨自己不能干,让家里这么穷,否则,就不会让餐桌上出现别人家的鸡了。婆婆听后甚为惭愧,“竟弃之”。《三国志•吴书•全琮传》亦载,父亲全柔“尝使琮賫米数千斛到吴,有所交易。”儿子全琮竟然“皆散用,空船而还”。父亲大怒,全琮解释说:“愚以所市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悬之患,故便赈赡。不及启报。”意思是说,我们要买的东西并不是很着急,而如今连士大夫们都没米吃了,救人性命乃头等大事,所以,我就把米救济给缺米的人了。最终全柔对儿子的行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认为全琮很有出息。上引事例中的乐羊子妻和全琮,分别以高尚的品行和急人所难的大义之举,分别影响了自己的婆婆和父亲。这种事例无论是在汉代,还是在今天的家庭教育中,其意义尤为突出。第三,晚辈对长辈可以规谏。两汉时期,晚辈对长辈的规谏也应该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而且这种规谏文献中是经常见到的。据《后汉书•杨厚传》载,“厚母初与前妻子博不相安,厚年九岁,思令和亲,乃托言疾不言不食。母知其旨,惧然改意,恩养加笃。博后至光禄大夫。”杨厚对母亲不能善待异母兄长杨博的行为不以为然,用绝食的方式进行抗议,终使母亲幡然改悟。同时代的典籍中也对晚辈的规谏持赞同,甚至鼓励的态度。《孝经》云:“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所以,有人认为,谏诤是善意的,作为臣属、子女,能够在君主、父母有不义行为时,不是听之任之,而能够以谏诤的形式加以劝阻,使他们往好的父母发展,这就维护了个人、家庭的利益。而且,谏诤对愚忠、愚孝有一定的抵制作用,具有一定的民主性[3]。所以,谏诤不仅在国家治理中,而且在家庭事务和家庭教育中具有积极的意义。从总体上来说,两汉时期,品德修养是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如果父母能够严于律己,就可以为儿女做好表率,就可以树立良好的家风和门风,反过来,儿女们具有良好的品德也可以给父母带来积极的影响。上升到国家、社会的高度,德政和德教是汉代士人的理想追求,也是他们对统治者斗争的武器[4]。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汉代的家庭教育对推动社会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
三家长重视子女的学业教育,家学盛行
两汉时期,修习经学的风气较为流行,尤其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被统治者认可之后,很多儒生通过修习经学得到察举、征辟,一跃成为公卿,从而提高了家庭声誉和门庭地位。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载,“自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并封侯,天下学士糜然乡风矣”。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兴家”的理念迅速流行起来。而且,专门从事教授的人也迅速增多,其中有一部分教授之人侧重于对子女或族人的传道授业。我们这里所说的授业角色,主要是指家庭(或家族)内部成员。在封建时代,父辈是家庭或家族之长,他们担任着家庭教育的主要角色[5]。汉代典籍中,有关家传学业的记载比较多。如《汉书•刘向子刘歆传》载,“刘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少子刘歆,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汉书•王吉子骏传》载,王吉与儿子王骏,“吉兼通五经,能为驺氏《春秋》,以《诗》《论语》教授,好梁丘贺说《易》,令子骏受焉。骏以孝廉为郎。左曹陈咸荐骏贤父子,经明行修,宜显以厉俗。”《后汉书•耿弇传》载,耿弇父耿况“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弇少好学,习父业。”从上引事例和文献所载我们发现,两汉时代,很多家庭中的授业学习大多是儿女受长辈的影响而自觉学习,并不是因家长的强迫而学习。同时,到东汉时期,很多家庭的儿女自觉继承并发扬了父辈的学业,也就是所谓的子传父业。据统计,《后汉书》中有关子传父业且影响较大的记录就达近二十条。正如吕思勉先生所云:“谓汉世百家之学皆衰非。”[6]这应该是对汉代家学教育发展情况最中肯的评价。汉代教育执行的是“通经致用”的原则,昭帝、宣帝时期,治经儒生更多地以经术参与到政治活动和政权建设之中,经学在施政过程中的作用大大增强。家长鼓励子女研习经典与汉代的选官制度存在很大关系。客观来说,家长鼓励子女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走上仕途,进而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在任何时代均具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在汉代家庭教育中,单纯就学业教育而言,家长对对子女的规划和管理是得当的,对后世的家庭教育也产生巨大影响。
四汉代家庭教育的特点对当前家庭教育的启示
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来的特点是那个时代社会现实的产物。这一产物虽然产生在两千多年以前,但其本身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对促进当时社会的发展和家庭的稳定起到重要作用,即使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这些积极因素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
首先,就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力而言。千百年来,人们一直认为,父母(尤其是父亲)是家庭的主宰,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儿女必须无条件执行父母的决定,否则就是家法伺候,“棍棒之下出孝子”就是最好的诠释,这种观点直到今天仍或多或少地存在。其实,汉代家庭教育中,强调更多的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而权力是次要的。也就是说,对儿女的品德修养、学业,乃至择业、择偶等方面,父母均有权参与,但都不是强行做主。相对而言,在各方面高度发展的今天,很多家庭中父母的“霸权”仍然顽固存在着,他们肆意干涉着孩子的方方面面,从小学择校,到读大学专业的选取,甚至在配偶的选择等,时时处处闪现着父母的干涉和权力,从而引起儿女的逆反和反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家庭教育与管理中,有些父母的思想和认识远远落后于汉代的家长,这也是现代家庭教育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第二,在儿女的教育与择业方面。两千多年以来,“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随着汉代“经学”兴盛,尤其在设立“五经博士”之后,家庭生活中,父母非常希望儿女“通经致仕”,但父母更多地是为儿女创造一个比较宽松的教育环境。他们虽然很希望自己的儿女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但一般不会强迫。也就是说,年轻人是否通过修习经学而走上仕途,往往取决于自己的爱好或志愿,而不是父母的决策,更不是迫于父母的高压。即使在一些经学大师的家庭教育中,父母也是对儿女进行引导,而不是强迫。汉代个体家庭中,父亲是儒生或官员,而儿女从事其他职业的情况是常见的。这种家庭教育中的“民主”不但保证了家庭的稳定与和谐,也可以让年轻人更容易发挥自己的特长和爱好。所以,这种情况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应该更具有实际意义。
第三,在儿女的品德修养与熏陶方面。汉代家庭教育中,在品德修养方面最明显的特点是父母的表率作用与相互影响。汉代父母并不是单纯对儿女进行说教,而是更强调家长自身品德修养的表率作用。也就是说,家长一方面要求儿女“近有德”、尚节俭,注意心灵美的陶冶,同时,父母的言行非常注重坚持道德准则,为儿女树立好榜样。与父母重视对儿女进行品德修养教育相映成辉的是,儿女也可以用自己良好的品德或行为来感化或影响父母的不当之处。有时,儿女还可以用劝谏或交流的方式来影响父母。上述这种情况则是现代家庭教育理念中“言教不如身教”的最好证据。现代家庭教育中,对孩子的品德修养教育方面,很多家长停留在“言教”层面,而且不少父母没有起到表率作用,其教育效果可想而知。虽然我们不能强调每个家长都要去读一下汉代典籍,但其中的一些典型事例,其借鉴价值是很高的。从总体上来说,汉代家庭教育所呈现出的特点虽然有时代的因素,但其普遍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两汉时期,统治者以“孝”治天下的理念对中下层个体家庭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在家庭教育事务中,家长虽然具有较高的权威,但在对儿女进行教育时,十分强调家长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同时,所有家庭成员注重加强品德修养,并相互产生积极影响是当时家庭教育方式的主流。过去,有学者认为,“家长握有儿女的教育权、择业权。家长不但有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主观意向教育子女的权力,还有权为子女选择教师,为子女择业定向,而不考虑子女个人的需要和意愿。”[7]这种观点应该是针对后世的家庭教育而言的,套用到汉代是不恰当的。因为,两汉时期,在家庭事务中,家长的绝对权威尚未完全确立,更多强调的是家长的责任和义务,加之特定的历史环境,在当时的家庭教育中还存在不少“民主”的成分。这些“民主”的成分,对现代家庭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喜茹.两汉家庭教育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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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思勉.秦汉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686.
[7]王玉波.中国古代的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6.
家庭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和学校教育的基础、补充和延伸。家庭教育伴随人的一生,影响人的一生,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至关重要。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清醒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对于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乃至整个社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家庭是人才成长的摇篮,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中最基本的教育
在人的一生中,不论是出生前(胎儿阶段),还是出生后(婴幼儿时期、学生阶段到长大成人),都要接受来自家庭成员、成长环境等潜移默化的熏陶和影响,在这一过程中获取知识、形成情感、养成习惯,这就是家庭教育。通常来讲,家庭教育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胎教。胎教可以说是人一生中受到的最早、最初的家庭教育。日本胎教、学前教育专家七田真说:“每个胎儿都是天才,胎教影响人的一生,孩子的教育应从胎儿期开始。”资料记载,我国古代时期就出现过胎教,现代社会,胎教更是成了孕产期妇女的必修课。调查显示,有90%以上的产科医生提倡胎教,80%以上的孕妇接受这一早教方式并身体力行。现代科学认为,胎儿的素质是可以随胎教的进行而发生变化的。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等从事临床的产科医生,通过使用B超、胎儿镜、脑电图等仪器,对胎儿医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证实:怀孕24周后的胎儿具有一定的听觉功能,大部分出生后的婴儿,对在母体子宫内曾经听惯的音乐有记忆表现。实验证明:经过胎教的婴儿比一般婴儿学话、走路均早,并且反应灵敏,记忆力强。
二是婴幼儿教育。孩子呱呱坠地,开始去接触一个大环境,并且通过反复不断的模仿练习,来构建自己的世界。作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婴幼儿接触的对象主要是父母,在这一时期,父母成为他们模仿的主要目标,父母的待人处事态度、道德观念、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时刻影响着孩子。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学到知识、动作技能以及日常行为习惯,由于婴幼儿判断能力还未真正形成,他们在模仿他人时,不会考虑某种行为是否正确、适当,因此,父母在对婴幼儿教育时,更应小心谨慎,重视细节把握,为孩子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三是学生教育。这个阶段应该说是人的行为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也是孩子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对一个人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研究表明,人接受新知识和技巧的能力在学生时期到达巅峰,这个时候积累知识和能力,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尽管孩子步入校园,开始从学校获得知识,但家庭教育不可或缺。我国古代就有“养不教,父之过”的说法,不允许父母推卸教育责任,可见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相比,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但社会上也有一些人认为,家庭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并不重要,孩子能否成才主要在学校和老师。这种观点在中国教育领域里也占有一席之地,致使有很多家长认为教育孩子,学校老师占主要责任,其实这是错误的观点。老师教给孩子的是基础文化知识,而孩子的人际关系、思维模式和生存能力都要靠家庭教育去养成。事实告诉我们,因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好,但在其他方面却有着让人遗憾的缺陷。考上了名牌大学,生活却不能自理,导致辍学、跳楼的悲剧。有着渊博的知识却找不到好工作,只因没有好的职业操守,只会纸上谈兵等等,这一系列问题不断提醒我们,家庭教育在当今的教育体系中地位特殊,十分重要,必须给予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是人生中接受的最初、最基本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起点和基石,如果没有家庭教育,人就很难再继续进行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更不可能成为优秀的人才。家庭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是人成长、成才的奠基工程。
二、良好的家庭教育是孩子成才的有力保障,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一剂良方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是父母的希望,孩子接受的第一次教育来自于父母,源自于家庭,良好的家庭熏陶对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使孩子保持一个快乐、向上的心态,而快乐是成功之道。为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成功,成为社会栋梁之材,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这是基础和前提。家庭环境,主要分为外在环境和内在环境两个方面,外在重点指物质层面的富足,内在则是指家庭氛围的影响,在整个家庭教育中,后者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一项统计表明,在全世界500多名诺贝尔奖得主中,有13名诞生在5个家庭中。通过对这几个家庭跟踪研究发现,这些人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都有良好的家庭环境,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同时也发现有些获奖者虽然家庭清贫,父母文化水平也不高,有的甚至是孤儿,但他们从家庭中养成了良好的品行习惯,学到了不屈不挠的精神,培养了坚韧不拔的毅力,在精神层面,他们足够富有。可见,良好的家庭环境传导给孩子的更多的是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而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我们客观分析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就不能忽视家庭环境的影响。另外,家庭教育环境对社会的影响也不容忽视。良好的家庭环境能够培养出身心健康的孩子,反之,孩子就容易步入歧途,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年离异家庭超过百万,这些家庭中,有近三成的孩子由于得不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心理与行为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环境,从而出现品行障碍,产生危害他人、危害社会的行为。笔者在对吉林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调研中发现,吸毒犯罪人员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低龄化,戒毒人员中40岁以下占84.6%,20岁以下占6%,这些人员绝大多数缺少良好的家庭成长环境。著名心理专家郝滨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事实证明,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关系个人的成长进步,关系社会的和谐稳定,应引起足够重视。
三、抓好家庭教育的几点建议
重视并强化家庭教育是孩子成长成才的必要保障。德国著名教育家福禄贝尔说过:“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当权者的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的手中。”这句话高度概括了家长在教育子女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抓好家庭教育,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是要因人施教。“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每个家长的心愿,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些父母忽视客观事实,经常一厢情愿地“帮助”和“促进”孩子成长,采取了一些拔苗助长、措施过当的教育方式,导致事与愿违,严重的还造成了一些悲剧。其实,每个人一出生,就意味着开始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人,但其后天发展与父母的教育密切相关。“教子如种树”,教育孩子,父母应在“根”上下功夫,充分考虑孩子自身的性格特点,重视孩子心理与行为发展的顺序渐进或个性需要,在教育过程中,注重方法,因材施教。要区别对待,根据每个孩子的自身特点,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教育计划,科学合理设定培养目标,既要符合实际,也要贴近生活,同时满足孩子的个性化需要,要让孩子沿着自己喜爱的、正确的发展道路健康快乐成长。
二是要注重方法。家庭教育看似简单,其实大有学问,不同家庭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孩子成长的路径也会千差万别,最终成长轨迹就会各不相同。在长时间的相处中,父母采用什么样的方法教育培养孩子,决定着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是什么样的命运。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来的竞争与其说是孩子的竞争,不如说是家长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教育方法的竞争。好的教育方法能够培养出优秀的孩子,反之,不仅不能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我们常说“孩子是父母的翻版”,孩子犹如一台复印机,反映了父母的思想、言行、作风、为人处事等方方面面。有什么样的父母,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孩子在日常生活中所反映出的良好行为和不良行为都是父母教育和影响的结果。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父母的言行、表情、神态以及行为方式、情感态度、生活习惯等都直接成为孩子的模仿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孩子,一定要注重方法,父母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方法科学、方式得当,唯此,才能收到理想的教育培养效果。
三是要互相尊重。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可怕的,哪怕父母与孩子之间也不例外。众所周知,当今的家庭教育不再是单向,而是双向互动的;不是居高临下,而是平等、相互尊重的;不是显性,而是隐性的。父母不仅仅是孩子的教育者,更是一个终生学习者。孩子也并不仅仅满足父母物质上的给与,更需要的是和父母的真诚交流。因此,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应与孩子好好沟通,互相了解,换位思考,多给孩子一些关爱。要将心比心,想孩子所想,懂孩子所需,能够就孩子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沟通,在沟通中增进了解,解决分歧。做好家庭教育,父母要善于做倾听者,能够理解孩子的观点立场和情感诉求,能够站在孩子的角度想问题、做决定。唯此,家庭关系才会和谐融洽,家庭教育才会取得预期效果。
四是要强化德育。道德选择能力的培养是家庭教育的核心。人们常讲,智力教育没跟上,孩子就会成为次品;体育培养没搞好,孩子就容易成为废品;品德教育抓不好,孩子就会变成危险品。而德育的根在哪里?在家庭。父母平时在家的一言一行无不是德育的行为,每个孩子的行为举止,无不可以从父母身上找到影子。当下,一些父母总是抱怨孩子不好管,不听话,感到最大的困惑就是“知行脱节”,殊不知,正是因为父母自身的一些行为观念不到位,误导了孩子,使其养成不良习惯,尤其是在品德教育方面,作为父母更应格外注意。与其总是用语言灌输,不如拿行动引领,如应在孝敬老人、乐于助人、文明礼让等方面作出表率,用实际行动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道德素养。现代社会物质生活极大丰富,要教会孩子“节制欲望”,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在老大爷倒地扶不扶等关系道德素养问题上立场坚定,敢于伸手。
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儿童就好像是一块大理石,要把它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家庭、学校、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和偶然出现的因素等6位“雕塑家”的共同努力。家庭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教育的作用尤为重要。社会在不断发展进步,人才从培养到竞争正逐步走向国际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承担培养社会人才责任和义务的每一位家长,都应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不断转变观念,改变教育行为,充分认识家庭教育的重要作用,不断将其功效发挥到极至,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一、家庭教育对儿童教育的重要影响
1.家庭教育是育人的起点和基础。父母对孩子进行学前教育是儿童接受幼儿园、学校教育的基础,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让孩子在进入社会接受集体教育之前,保证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保证。在孩子入园或入校之后,再配合幼儿园、学校的教育方式,培养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的重点是以品德教育作为主要内容,即培养孩子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和良好行为习惯。行为习惯主要包括生活习惯、学习习惯、劳动习惯等,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都离不开家庭的影响。如果父母对孩子从小就培养其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劳动习惯,不溺爱孩子,让孩子通过父母的教导养成热爱劳动、干净卫生的良好生活习惯,可以让孩子在以后的集体生活中能够更加独立,成为倍受欢迎的人。另外,在学习上,要适当地对孩子的学习状况进行监督和辅导,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都会成为孩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基础和重要起点。
2.家庭教育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家庭是儿童生命的摇篮,是一个人出生后感知世界的第一个场所。幼儿时期是人生熏陶和染化的开端,许多基本能力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如语言表达、基本动作和生活习惯等。3岁到6岁之间是学龄前期,在这个时期是人的身心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家长在此时期要做好家庭教育,从而实现孩子早期智力的开发。家庭教育具有强大的权威性,因为子女在物质生活需求方面和伦理道德等方面都对父母长辈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父母的教育比较容易被孩子接受,家长应该合理有效地利用这一特点,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品德和行为习惯。父母教育的效果如何,要看家长树立权威的强弱程度,父母权威的树立不能是对孩子一味地限制,而是要建立在尊重孩子的基础上,采取刚柔并济的方法,使父母在孩子心目中树立起慈爱而威严的高大形象。
3.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感染性。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亲缘天性是无法分割的,父母的喜怒哀乐都会对孩子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当父母开心的时候,孩子也会感染到快乐的气氛;而当父母情绪低落时,孩子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和波及。另外,父母对待事物的处理方式也是孩子效仿的重要模板。如果家长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容易感情用事,脾气暴躁等,长此以往就会使孩子就会盲目地吸收这些缺点。如果家长在面对一些突发事件时,能够沉稳淡定、处变不惊,则会逐渐感染子女的处理方式,让孩子字处理事情时能够保持沉着冷静的心态,培养孩子良好的心理素质。因此,家长要做好榜样,为孩子的将来打好基础。
4.良好的家庭教育可以优化孩子的心灵。孩子随着年龄的不断增长,由家庭步入社会大环境,孩子会接触到家庭以外的人、事、物,社会中的真善美、假丑恶都可能进入孩子的视野中,这个时候就要求家长在日常生活中抓住日常的琐事,帮助孩子辨别社会中的是非。让孩子真切的感受到真善美的积极阳光,假丑恶的阴暗卑鄙,引导孩子发扬真善美,抵制假丑恶,优化孩子的心灵建设。
5.家庭教育可以促进学前儿童自我意思发展的关键。自我意识是进行自我教育的前提条件,也是实现教育的关键。自我意识主要表现在自我选择和自我调控能力的形成方面。如果儿童能够对自己生活中的事情做出正确合理的选择,同时具备自我调节能力来实现自己目标的能力,不怕挫折,勇敢面对,那么就可以比较顺利、健康的成长,幼儿时期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对以后儿童入学甚至今后的学习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自我意识可以培养孩子对自己正确的评价,正确、积极的看待自身的不足之处,并积极改正,积极乐观的面对生活中的荣誉和挫折。
二、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是整体教育的组成部分之一,同时也是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它是指家长对子女实施的教育。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也是孩子的启蒙教育,对以后的学校和社会的教育起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人生目标,所以家庭教育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个人的未来。我国在家庭教育中一直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如过度保护,很多家长过于注重孩子的表面需求,而忽略了内心的需求,对于孩子过分地保护,使其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过分溺爱,很多家长对孩子过分地宠爱,逐渐形成了一种家长包办的形式,使孩子丧失了独立生活的能力,过分依赖父母等,这样容易造成孩子的身心严重失衡,会出现暴躁、冷漠等问题;漠不关心,孩子为了引起父母对自身的注意,经常会做出一些叛逆的行为,而这些行为容易让孩子误入歧途,所以家长对孩子的教育和关心是必不可少的。
三、幼儿教育的发展目标
目前,很多的国家改变了传统的幼儿教育方式,注重培养幼儿的素质、性格和智力三方面,同时也培养幼儿的个体性和社会性,体现幼儿教育的社会价值。幼儿教育的发展,我们从性质上来看,主要是强调幼儿的全面性发展,使其成为有尊严、有价值的个体,同时也为幼儿的发展奠定教育基础;从构成上看,幼儿教育中主要包括身体、知识、能力、智力、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以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要注重幼儿教育各个领域之间的相互渗透与共同发展。虽然每个国家在教育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但是幼儿教育的内容基本反映出发展幼儿教育的影响。
四、家庭教育对幼儿教育的影响
1.家庭气氛。家庭气氛的好坏直接影响幼儿的发展。良好的家庭氛围,可以使孩子更加的开朗、活泼、热情、大方、诚实、懂事等;与之相反,不好的家庭氛围会使孩子形成自私自利、嫉妒、懒惰、没礼貌、没教养等品质。
2.教育态度与方式方法。家长应根据不同孩子的不同性格选择适当的教育方式。如果家长采取的教育方式合理,那么孩子很容易显示出独立自强、积极的一面;反之如果教育采取的是顺从和溺爱,那会容易造成孩子的适应能力差,使孩子形成任性、蛮横的态度。
3.家长的文化素质。家长的文化素质会潜移默化地对孩子产生影响。父母的文化素质高,对孩子的要求和期望就会很高,希望孩子能够得到全面的、完善的教育,同时在学习和做人方面对孩子有较好的指导。反之,如果家长的文化素质偏低,其本身思想不上进,那么对孩子也不会有太高的要求,更加不会关心孩子的学习与身心的发展,只懂得娱乐而忽视了孩子。
为了让孩子能够得到更好的家庭教育,一方面我们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努力营造和睦的家庭气氛,认真仔细地学习家庭教育知识,提高教育孩子的水平。家长应为孩子的一生负责,对家庭有高度的责任心,让孩子在和睦的环境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平时加强与子女之间的交流,更好地了解孩子,并引导孩子健康快乐地发展。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发展相当重要,只有在保证家庭教育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对孩子进行幼儿教育,家庭、学校、社会是一个不能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联系紧密,互相牵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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