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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机械论;目的论;哲学思维方式
论文摘要:16—18世纪是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和物理学迅速发展的时代。而经典物理学又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代表。经典物理学取得的辉煌成就使得物理学成为其他学科的典范。因而为物理学所信奉的机械论思维方式也深深影响着其他学科,包括生物学,甚至哲学。到了19世纪自然科学开始从研究静态事物的科学转移到研究自然界的动态过程,机械物理学之外的其他自然科学学科开始蓬勃发展。这些学科的诞生证明了自然界本身的合目的性,它具有多层次的、能动的辩证性。在这种情形之下,西方哲学界也以独特的思辨方式对自然科学的成果作出了自己的综合和思维方式的提炼。
一、机械论的思维方式
19世纪以前的经典数学(尤其是几何学)与物理学(尤其是力学)的新的方法论原则排除了物质现象归结为某种精神的力量,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由自然原因来解释。霍布斯哲学是鲜明的机械论哲学。即使是持有神论观点的笛卡儿也避开目的因素来探讨自然。根据斯宾诺莎有关神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他认为涉及神的目的的说法无疑是荒诞的。休谟作为基督教之异端在生前就是出了名的,他强烈反对以终极因为设定的目的论。休谟论证了我们的知识不能超越经验的范围。由人工产品有建造者推论出其他自然产品也有目的性的建造者是非法的类比。依据经验,我们无权推论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休谟认为,在经验的限度内有两个相关联的东西,则我们可以从甲推知乙。但神的知识超出经验的范围,也就超出了知识的范围。我们只能假定一个被我们赋予了道德涵义的上帝。拉美特利是机械论思维方式的极端代表,他在笛卡尔将动物看作是机器的基础上,进一步把人都称为是机器了在他看来,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可以用机械作用来说明。“人体组织足以说明一切”,“心灵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空洞名词。”霍尔巴赫也信奉机械唯物主义的严格的自然因果决定论。人的一切活动在他看来都可以还原为自然因果作用。人是没有自由意志的,只能受生理规律的支配。所以,到了l8世纪法国启蒙哲学那里,机械论成为了支配性的思维方式,它的进步意义在于破除了因为神学的异化导致的蒙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更加趋于客观化。
二、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
近代机械论与目的论发展到近代德国哲学那里走向了调和,这种调和是将机械论纳入到目的论,而不是简单地拼凑在一起,是目的论对机械论的扬弃,这个方向恰恰正是辩证法的方向,它首先是由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兹的思想开始表现出来的。
文德尔班认为在近代哲学中“目的论信念不得不明确地放弃科学的方法阐述特殊现象的权利;只有在形而上学的整体概念中,莱布尼兹、还有一部分英国的自然研究者,最后在两个敌对的原则间找到一种令人满意的均衡。”的确,作为近代经验论哲学与唯理论哲学的后期代表,从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我们看到了为近代分歧思想的融合所做的努力。莱布尼兹建立的思想体系试图去调和机械论与目的论之对立,从现实意义上来看这也是调和科学与宗教的对立。单子论是德国古典哲学以前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中最具思辨色彩、哲学意味最浓的理论。单子无法实指,单子是精神性的。莱布尼兹甚至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声称单子是隐德莱希(ente]echy意为圆满的实现、生命的原理)。而单子是多,单子无窗户,它们之间的和谐是由一个外在的上帝决定的。物质世界的规律、次序是可循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用机械论解释自然中的一切事物。但通过莱布尼兹对单子特征的描述,我们可以分析出莱布尼兹认为单纯的机械论解释是不够的。每一个单子都处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因内在的必然性而实现其本性。由此可见,他反对机械论式的外在决定论。作为整体的自然则需要一个较高的理性的指引。莱布尼兹并不回避上帝:上帝是一切现象的终极原因。莱布尼兹将体系构建的基本思路概括为:力学导源于形而上学。(参看FrankThilly的Ahistoryofphilosophy的莱布尼兹的部分。HebryHoltandCompa—ny,October,1926.).
如前所述,在莱布尼兹的思想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机械论与目的论的调和倾向。然而,以莱布尼兹为代表的唯理论所坚持的是一种外在的自然目的论,仍然带有机械论的色彩。只有到了康德那里,机械性与目的性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关系才得到了具有说服力的实质性阐明,目的论深化为内在的目的论。
三、康德的内在目的论
对康德而言,如果我们采取“反思的判断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设想万物不可能由盲目的偶然性产生,并假设有一个比人类更高的理性(上帝),他具有直观的知性,能够根据机械规律解释一切,但我们却做不到。(在这种眼光看来,我们必须假定上帝那里,一切才都是必然被决定的。在上帝眼中,没有偶然。)在机械论自然观占主流的情形下,康德提出了目的论自然观。但是康德的自然目的论与前面提到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论绝不是一回事。在康德看来,目的性的概念表示一种原因的主体与其结果的关系,但是我们不应当用超自然的原因来解释这种因果关系,因为这样的话,目的性概念就超越于人类的理解之上,变得神秘而遥不可及。康德对于带有物活论倾向和有神论色彩的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的批判表明把目的性的概念直接运用来规定有机的自然世界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自然的目的性只是合乎人类主体的合目的性,只是一种主观“反思判断力”而已。
一名机械主义者不可能询问事物是为了什么但如果我们是以目的性的方式来思考,那么不去思考一个终极的目的都是不可能的。那么康德自然目的论观点是否与牛顿力学所代表的机械性思维方式相违背呢?为此,在自然统一性问题上康德提出了有关机械论与目的论的二律背反命题:
“命题:物质的东西的一切产生都是按照单纯机械规律而可能的。反命题:它们的有些产生按照单纯机械的规律是不可能的。”
在康德看来,这对表面上看起来相互矛盾的二律背反的命题其实并不矛盾。这两个命题表面上看之所以矛盾是因为把这两个原则视作知性概念的规定性判断原则,而没有看到目的论原则作为主观反思性判断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机械因果性归结为规定的判断力,而把自然目的性归结为反思的判断力。所以,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目的论原则,则不仅不会与机械论原则矛盾,而且还可以当作机械论原则在使用过程中的有效补充。
况且,机械论原则贯彻到底,往往会得出一种外在的第一推动力,牛顿的做法就是典型的例子。与休谟一样,康德反对超自然的理陛实体,因为神学不应该插足自然哲学。当涉及有机物和作为整体的自然时,就必须在机械论之外引进目的论作为辅助原则了,从而达到对自然最为高度统一的表象。“这种表象决不表明我们对自然总体有了一个知性的概念规定,而只是用来使我们的知性与原理达到主观协调活动的一种反思判断,它表明的毋宁说是主体的人的道德性质。”康德就要为自然本身的目的论寻求自然本身的根据,从而严格地将目的论限制于人的世界。
我们看到,与浪漫主义对自然科学的排斥不同,莱布尼兹、康德哲学中调和了机械论的目的论体现了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认可和合理定位。启蒙运动之后,目的论中的终极目标不再是一个静止的、外在的客体,而是一种建立在过程中的内在的理念。这时的目的论不仅仅是在自然哲学中与机械论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或本体论模式,目的论的触角已延伸至哲学家们的整个哲学体系,目的论已成为哲学体系建构过程的方法论的指导原则以及这种哲学体系的价值取向。在目的论思想深化的这种契机中,外在目的论与内在目的论的区分对于目的论思想本身来说是尤为重要的。它深化了目的论的层次,赋予了目的论思想新的生命。如果说莱布尼兹的目的论思想基本上是外在目的论,那么康德哲学的目的论则是内在目的论。康德通过批判唯理论的外在目的论走向内在目的论,并在“人是目的”的总的原则下由内在自然目的论走向道德目的论,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道德目的论也是康德整个哲学的皈依。
众所周知,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知道什么;通过实践理性批判,康德回答了人可以做什么、可以希望什么;但这两大批判的完成使得康德将自然界的必然与道德实践的自由对立起来,而这两者的统一性又不具有理论上的可能性。然而这两者的统一却是可以设想的。“康德认为,既然人本身是自然的存在同时又是超感性的存在,是现象同时又是自在之物,这里就有了一个把两个世界结合起来的立足点。……所以康德认为,合目的性问题可能是解决自然界与自由统一的关键。”在康德看来,我们对审美经验、有机体、作为整体的自然、历史进行的判断是一种合目的性判断。这种判断力既不是通过数学性、机械性的分析而获得理论知识的知性的力量,也不足采取道德行动之无条件命令的那种理性的力量。这种判断力所主张的既不是科学的必然性也不是形而上学的深刻洞见。但正因为我们人类具有反思性的合目的判断,可以将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连接起来,我们人才成为完整的生命。所以通过判断力批判的建立,康德试图回答最后的问题:人是什么?
在知识论中我们可以对现象进行理论的把握,但理论知识只是认识,而生活除了认识之外还有着宽广的领域,我们并不是生活在理论中。所以除了理论理性之外,还有审美和道德。在审美里,不再有那种先验的必然性的理性,这里的“理性”(仍有某种意义上的先天的东西可寻)是作为寻求一种不确定的只起调节作用的“理性概念”,只是在感性的层面提供一种不确定的“秩序”。审美判断并不是从一般到个别的依照原理的求证,而是从个别到一般的“于‘混沌’中见‘秩序’,于‘现象’中见‘本质’,于‘必然’中见‘自由”’。审美——趣味判断体现了合目的的一般原则,而当我们以审美的眼光观察自然,把自然也当作艺术作品时,就得出了前面已经论述过的自然目的论。正如叶秀山写道的:“然则,我们如果反过来以同样的态度‘看“自然’,在那复杂纷繁的现象中,仍有某种秩序“在’,在那流逝的时间中,有那神圣持久的力量在,在那‘铁箍’一样的‘因果律’中,跳动着‘自由’的‘生命’。‘自然’本身——‘事物本身’原本也是那样‘巧夺天工’。无论那崇山峻岭·,那潺潺小溪,夏日炎炎,秋虫唧唧,无不显示自然之‘造化’,似乎在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自然’的‘机巧’与‘理性’的‘机巧’原是‘异曲同工’。”)
在康德的合目的性的视角中,自然、人类社会构成了一个大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部分互为因果,彼此依存。此中各物自有其内在目的,依此目的实现其内在的规定性。而人作为有理性的自然存在物,是唯一能规定自己的目的并对自然做出价值判断的存在,因而他是自然的最终目的。之所以人是最终目的,是因为它的成为可能是不需要任何其他目的作为条件的;也就是说,人不依靠自然设定目的,人将自然作为手段以实现自身,人是自由的。在康德这里,当自然目的论达到它的最高观点“人是自然的最终目的”时,判断力批判讨论的目的回归实践理性了,自然目的论转向道德目的论了。因为追根到底来说,自然发展的目的不是肉体性的人,而是精神性的人;只有道德的人才是自然发展的最终目的。康德的人本主义思想充分体现在道德目的论中。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结论性地写到:“——既然这个世界的事物作为按照其存在说都是依赖性的存在物,需要一个根据目的来行动的至上原因,所以人对于创造来说就是终极目的;因为没有这个终极目的,相互从属的目的链条就不会完整地建立起来;而只有在人之中,但也是在这个仅仅作为道德主体的人之中,才能找到在目的上无条件的立法:因而只有这种立法才使人有能力成为终极目的,全部自然都是在目的论上从属于这个终极目的的。”这样,自然的必然与道德的自由在目的论的维度中得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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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企业要利用适当的市场经济手段,找到适合现代企业市场营销的方式,制定出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市场营销策略,以保证企业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方式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企业逐步以市场主体身份参与到市场竞争当中,并与其他企业开展公平竞争。但是,我国企业与外国企业相比,在市场营销观念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一是国外企业市场营销管理观念主要为社会营销,而我国大部分企业营销观念还存在产品观念和推销观念。二是对于市场的把握。我国企业对市场的把握还处于商品自由交换的场所这一初级阶段,而实际上,在营销学看来,市场就是人口与需求的组合。这点上,在我国部分企业设立分厂时可以看出端倪,企业设立分厂时,往往人情的影响比较重,而对该地区及周边地区的人口和购买力重视不够。
【关键词】现代企业 市场营销
(一)企业营销方式以促销为主要手段,非常单一。目前,我国企业在制定营销策略时,往往会优先安排电视广告和基层促销,而对其他的营销手段重视不够。目前,我国在市场营销组合方面研究比较深入的有 4P 和 7P 等基础理论,理论方面虽然比较丰富,但企业在应用这些营销理论方面还缺乏相应的经验。同时,企业制定营销方案时,虽然大都采用电视广告和基础促销,但是只重手段不重效果的现象十分普遍。因此,很多企业虽然花大力气做了市场营销但是却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
(二)企业营销网络的筹划和调整不灵活。
激烈的市场竞争要求企业在营销过程当中及时对营销网络进行安排和调整,最大限度的避免市场风险,提高企业效益。以企业销售渠道建立为例,企业在建立销售渠道时,一般要考虑四个因素:市场因素,特别是目标市场;产品因素;企业因素以及政策法规因素。综合考虑四个因素以后,对销售渠道进行长度和宽度进行筹划,一般在缩短销售渠道的同时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比如广泛性分析、选择性分析或者独家分销。当建立销售渠道以后,一是要根据目标市场变化和企业发展策略调整对具体的销售渠道进行改进,二是要根据竞争对手不同,采取不同的销售策略,或成本领先或差异化策略。
(三)企业优秀营销人才不足。
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当中,逐步提高了对企业营销的重视,但是受制于我国优秀营销人才不足现状,很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处于劣势。激烈的市场竞争追根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因此必须注重优秀营销人才的培养。我国营销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比较晚,国内营销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国外在营销学理念研究早在 20 世纪之初就已经开始,并在网络营销方面也取得了较大的理论成果,我国在网络营销方面 SEO 队伍和 SEM 队伍方面缺乏具有全国统一标准和培训机构,大多都是单干和自己组织,缺乏统一的行为组织规范。
因为市场营销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其认识也是不断改进的,由于市场营销理念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市场营销内涵及其本质的认识也日渐清晰。市场营销观念的核心是企业如何处理好企业、社会和顾客三者的利益关系,市场营销从生产观念开始,经过了推销观念,市场营销观念,生态营销观念,社会市场营销观念,绿色营销观念和大市场营销观念等。结合以上市场营销的观念,我们可以认为,营销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营销的本质是争取获得最大的企业利益,即“以消费者为中心实现利益上的双赢”,只有满足了顾客的需求,那么才能实现企业的利益。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方式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对市场营销本质的认识逐渐清晰,市场营销无处不在,已经不仅仅是企业的行为,其他组织,例如非盈利性组织同样需要市场营销。但是对市场营销的本质的理解越来越接近于满足以消费者需要为核心的市场营销理念的回归。
(一)生态营销 当今世界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全新的观念,为了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在当代市场营销中需要要正确地处理好消费者欲望、消费者利益和社会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经济的持续、快速和长久的发展,需要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化的经营。市场营销不仅要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同时也要符合消费者自身和整个社会长远的利益。因此,实施绿色生态营销是历史的必然。
(二)服务营销 现代市场营销观念是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中心,现在不仅要给予消费者以物质上的满足,还要满足非物质的服务需求。随着市场竞争压力越来越激烈,现代市场营销学家们已基本形成了共识,那就是如何在供远大于求的压力面前,追求产品利润的最大化,“本来竞争的关键,不在于工厂能生产什么样的产品,和生产多少产品,而在其产品所提供的附加价值”。在信息地快速传播和当今科学技术相当普及的条件下,不同的企业在生产同类或近似产品,其制造水准、设计已不相上下,使得一些有形产品的有形部分的基本属性如功能、品质和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很小。面对如此多的商品,消费者已经不再仅仅依据商品的有形属性,而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商品的无形属性的一面。一定程度上,顾客为何要购买某企业的产品,主要取决于企业能否提供给消费者更优质的服务。即企业:怎样提供商品和怎样服务顾客,而不是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因此,服务营销将各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引向更高层次的领域竞争。在将来的市场竞争中,服务营销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意义。
(三)信息营销 市场信息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旦这一资源被开发利用,就会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且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果。西方企业界一致认为,信息比技术更重要,技术可花钱买,而没有信息则两眼一抹黑,它是买不到的。随着网络的发展,信息的传播速度得到空前的发展,谁能第一个觉察到这种信息,谁就能获得高速的发展。
(四)创新营销 在知识经济时代,最为稀缺的资源就是创新。企业市场竞争的目的就是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点就是不断加强技术和管理的创新。企业只有通过持续的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才能提高企业的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加强企业适应市场需求的能力。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加强理念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等。生产出更多能满足市场需求的新产品,从而使产品及其服务在客户心中树立良好的形象,形成较高认可度、知名度等,进一步提升企业的品牌形象。
从现代市场营销方式的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不应该只局限于企业自身利益和满足顾客需要,要求企业以发展循环经济为手段,以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为切入点,创造和传递新的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为营销驱动力,以全球市场为视野,制定企业具体地详细地发展战略,确保企业永久经营。
[1]王信领,王孔秀,王希荣.可持续发展概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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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理解的“现代性”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历史实践,并且形成了民族国家的政治观念与法的观念,建立了高效率的社会组织机制,创建了一整套以自由民主平等政治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科技哲学论文范文:透视现代性。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科学把宗教的真理的桂冠争夺了过来,并发展成为现代社会的根本现象,但笛卡尔以来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努力并未成功,科学主要因为对自然的巧妙控制得到了社会的青睐,但在科学划定的秩序下生活的现代人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感。
关键词:现代性 理性 主客统一 世界图像 焦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种种新的思想文化现象。从七十年代开始,西方许多人文学者提出了“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说法,用来界定新的文化现象。国内相当多的学者紧跟这一文化现象,介绍和评价后现代思潮的文献层出不穷。本文认为要想研究后现代,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现代”或“现代性”。当然,这个问题要想说清楚,应当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史等多个角度来阅解。但这不是一篇论文能完成的事。故本文选择一个角度,从思想史的角度来透视“现代”或“现代性”,希望勾勒出关于“现代”或“现代性”的纵深背景。
现代作为一个历史分期,是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的。按照瑞士著知名学者汉斯•昆的说法,现代这个术语“最初用于17世纪法国启蒙主义,它用以表明西方由怀旧的文艺复兴阶段进展到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精神的历史时期”。[1] 现代性意指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它包含了一套相互关联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流行的看法认为,现代和中世纪是截然对立的两个时期,其实,现代社会的基本观念和原则仍然和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有共同点。在中世纪宗教文化里,上帝是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圣经》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和行动的指南。真理、道德和价值都源出于上帝。但随着社会世俗化的发展,上帝在15世纪左右开始遭到欧洲人的冷漠甚至批判。以至最后“上帝死了”(尼采的话)。在这样一个主流文化渐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重新确立真理、道德与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的问题。但文化的转型是一个慢长而又令人痛苦的过程,实际上直到17世纪以后,失去了上帝关爱的欧洲人才摆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怀旧感和沮丧心理,找到了一种新的优越感和自信心,“其基础是从哥白尼和笛卡尔以来的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的成果。” [2]现代科学的伟大成就证实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哲学则试图说明理性的胜利,人们对以一种独立的姿态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充满了信心,理性就被思想家们(主要是哲学家)逐渐推崇为真理、道德和价值的源泉和基础,科学也被逐渐推崇为理性的“代言人”。
康德在他的著名的“什么是启蒙”(What is Enlightenment?)一文中这样说道:启蒙运动使人民从自我强加的受监护状态中解放出来。人不依赖于外界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这样一种受监护的状态不是由于缺乏理智,而是由于缺乏……勇气和决心来使用自己的理智。要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康德为什么要这样评价启蒙运动呢?中世纪的____教义告诉人们说,我们要时刻依赖三位一体的神的帮助和引导才能寻找到人生的真理和幸福。同时,在探寻真理的过程中,人
收稿日期:
基金项目:河南师范大学2001青年基金资助项目(521403)
作者简介:张伟琛,科技技术哲学硕士,河南师范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讲师,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
们还需要教会和牧师的带领,理性(即康德所说的理智)仅仅是上帝赋予我们理解圣经话语的辅助工具,虔诚的信仰才是第一位的,因为“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的《圣经》故事是理性无法通达的。但当上帝以及上帝的话语逐渐退居到社会和文化的非核心地位后,对理性的贬低就没有理由了。因为即使人们承认理性达不到完全理解上帝的程度,但如果上帝对我们根本就没有意义的话,理性的缺陷就不是一个问题。而按理性的运作规则(观察、实验、逻辑推理、测量和计算)而来的科学显然和由启示、信仰而来的神学有一定区别。神学曾被视为确信无误的,因此是真理。科学要想取得神学的地位,就要说明自己才真正配得上“真理”这个称号。
笛卡尔首先开张了这一话题。他采取了从主客符合的角度为科学作合法化辩护的策略,这种辩护策略的形成既有受中世纪神学影响的原因,还有科学自身的原因。但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涉及到柏拉图主义。
柏拉图在他的一系列哲学对话录中,详尽地阐明了下述观点,即认为有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理念世界隐藏在我们的感性世界的背后;并且指出,认识了这一理念世界,不仅能帮助我们理解杂乱无章的感性世界,而且能为我们提供个人的和政治的活动的准则。柏拉图的思想对于欧洲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之后直到尼采为止的西方的宗教、哲学以及科学全都不同程度地脱胎于柏拉图的观念,或者用怀特海的话说,是对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系列脚注而已。
按照柏拉图的理念说,真正的知识并不直接涉及到用感官所感知的复杂多变的感性世界,它只涉及到纯粹的思想对象——理念,它作为一种由感性世界来接近的模式而隐含在感性世界的背后。柏拉图同时又认为理念对理性是透明的,即可由理性来认识。由于数学——主要是几何学——在柏拉图看是一个明晰的和有秩序的领域,因此,数学就成了认识理念世界的灵感来源和最佳手段。数学在17世纪以后又被进一步推崇为理性的“试金石和真正保证”。[3]
作为柏拉图哲学要旨的理念说后来经过复杂的过程演化为中世纪的天国说。本文越过这一问题,直接过渡到下面这个问题上,即中世纪神学如何通过科学的早期形态——自然神学——对科学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自然神学是新兴科学早期历程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它是____神学与新兴科学相互影响、相互妥协的结果。在自然神学家看来,科学并非像有些神学家指责的那样,容易使人贪图生活的舒适,分散人们对上帝的注意力,因而是一项脱离宗教价值取向的事情;相反,由于自然是一部上帝创造的和《圣经》同样丰富、深刻的作品,科学又恰恰是对“上帝展现在宇宙中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的揭示”,[4]因此科学也是一项宗教事业。英国皇家学会宪章就要求其会员应把该学会的研究用于为“上帝的和世人的利益服务”。这些以鉴赏家自居的科学家自信他们能够把上帝的精美制品客观地、准确地展示出来,他们相信他们以独特的方式体验到了仅仅阅读《圣经》的前人所不曾体验到的对上帝的敬畏——它是由上帝超凡的技艺激发出来的。
尽管如此,自然神学家对宗教的理解,还是日益脱离传统____的信念。当波义耳将上帝和斯特拉斯的大钟制作者相类比时,上帝的神性活动就在这个类比中遇到了障碍,因为时钟一旦开始走动以后,就独立地进行其机械活动。牛顿也仅仅把上帝作为一个第一推动者或偶尔在行星出现不规则运动时出来校正一下的工匠——这不是原来那个时时刻刻关心着人类的上帝。随着鉴赏家对上帝荣耀的惊讶和赞叹之情的消遣,上帝就成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假设。拉普拉斯就径直宣称他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但是,自然神学设立的人与自然的二元格局却在新兴科学中保留下来:一方作为现成的物的集合,一方作为旁观者。
科学自身的原因,我们可以通过伽利略的工作来说明。伽利略坚信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几何学的语言来写的。(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传统中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后者后来通过哥白尼、布鲁诺和开普勒等人进入新兴科学)伽利略把数学推理和实验观察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新兴科学的全部努力方向:把自然规律作为可测量的数量关系表达出来。这样,他之前的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概念就开始显得不适当了。伽利略在消解掉自然的质的多样性和等级差异,用数学的齐一性来说明自然时,对不能数学化处理并且难以实验控制的部分作了这样的处理:它们被归为人的感觉,被认为是人的感官对第一性的质(即数学化的质)的反应,被降格为第二性的质。伽利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假设在人的心灵之外不存在不可以还原为数学方程的东西,这样把自然还原为一个数学方程系统就更容易取得进展”。[5]伽利略的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纯粹切合数量关系的机械世界,而被剥离下来的文化、历史和精神的部分则被笛卡尔等人重新组装到另一个世界,即心灵世界里。心灵在这里成了“处理机械自然中为物理学无法解释的一切感性经验的倾倒垃圾的场所”,[6]正如尘世在宗教那里成了收容天国抛弃下来的苦难的场地一样。
这样,一条由柏拉图所指示,中世纪有其痕迹,后由伽利略、笛卡尔等人深挖的将观察者的意识同被观察的世界分隔开来的形而上学鸿沟,产生了以后哲学家们努力解决的全部认识论问题:这就是主客符合或二元统一的问题。客体是作为凝固的现成的切合数量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体是心灵:它有理性的内在能力,能作数学化推理;有外部感官,能表象。后者作为知识的载体如果能够和前者一致起来,新兴科学就完全能够达到神学所标榜的确定无误性的真理标准。并且宗教改革后的思想家们倾向于认为,《圣经》讲述的更主要是人类灵魂的拯救及其精神方面的知识,而对自然知识,《圣经》只是表达了适应古代读者的通俗性认识,“而它的不清晰段落将由新兴科学的‘清晰后果’来解释。” [7]
宗教神学家们也讨论过类似认识论的问题,即如何获取上帝的真理或者说_如何真实领会上帝的话语。要想获取来自上帝的真理,有三种渠道:一是通过圣灵的直接感动来和上帝沟通,但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也很短暂;因此,第二,遵循一种程序化的宗教礼仪被认为是行之有效的;第三种渠道就是随着基督_帝召领的日子越近,他的生命中的灵性部分就越增长,当他的生命终止时,他就和上帝完全合二为一了。这三种渠道以一种变式在后来同样以追求真理为目的的科学活动中继承下来。它们是:第一,推崇直觉和灵感;第二,科学方法论对科学的工作程序作出规定;第三,人们对真理降临持乐观的态度。这样,“神学的全部危险,它的独断论以及它通过确定性的保证对于思想的控制,都全部出现在把科学视为不会错误的哲学里了。” [8]
当启蒙哲学家们在为科学作真理辩护的时候,一幅关于外部世界(客体)的图像已经由科学家们完成了。描绘出关于人类心灵(主体)的图像就成了解释科学之为真理和如何获取真理(从而帮助其它仍处在混乱和冥顽之中的形而上学、政治学、伦理学和美学等走向真理之途)的首要工作。既然科学家们的工作被检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把科学的方法和原理用于分析内部世界的秩序上。在笛卡尔确立心灵为独立的实体后,洛克、贝克莱、康德直到20世纪中叶哲学家们投入了无比的热情对人的“内在剧院”(塞拉斯语)的结构和功能展开“科学”考察。洛克首先对之进行了这样的解剖:心灵被认为是一个盒子一样的东西,其中包含了与牛顿的质点相类似的精神等价物,这些精神的质点被称为“观念”,这些“观念”是清晰的、独立的实体,它们来源于外部世界,就象沙粒落入沙漏降临于人的心灵之中。康德后来又对“沙子”落入“沙漏”之后如何被有序“堆放”作出了说明。有了这样一幅关于人类心灵的基本能力及其运用的可靠的、清晰的图画,知识的标准和知识的形式及其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得以确定。这个繁杂的工作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循环论证,它的结果自然是科学的。但既使如此,哲学家们还是遇到了棘手的问题。
这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分界面”难题。既然心灵是独立的实体,那么在它里面所发生的一切,便只能内在地为它所具有,心灵与世界便不可避免地具有一个分界面,心灵如何能突破这一内在的界限达到对世界的认识成了一个头痛的难题。
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立场导致了哲学上的分歧。一种立场认为,心灵能够越过界面达到客体、实在或“绝对理念”。它又分为两种情况。一种象笛卡尔或黑格尔,他们通过引进一个抽象的概念把两者统一起来,如笛卡尔引进了“上帝”概念,黑格尔引进了“绝对理念”概念;另一种情况是辩证法,这种学说通过相对与绝对、主观与客观二对范畴的辩证运动使主客两者在一个未来的、不确定的进步境况中统一起来。前者被人们批判为抽象的思辨,后者同样不具有任何操作性和前瞻性而被判定为和信仰没什么两样的形而上学。
另一种立场认为,我们的心灵不能超出自身达到客体或物自体。它也可细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以康德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不能达到物自体,但我们自身的先天能力可以对杂乱无章的现象(由心灵的外部感官的活动引起的)进行统摄和整理,从而获得科学知识。另一种以马赫为代表,他认为我们的认识只是感觉的复合,科学的任务就是用数学来表达这种复合关系。康德和马赫等人留下“物自体”和不可知论的困惑。这两种立场的哲学家都未能解决这一认识论的难题。
二十世纪以后,随着哲学的反心理主义和“语言学转向”,认识论的问题又被哲学家们从新的角度作出了规定。但是,只要哲学家们没有彻底摆脱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他们的成功就是自欺的。胡塞尔、早期维特根斯坦的工作都是对这一问题的最后一搏,但他们都未成功。
维持根斯坦是语言学转向之后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他的早期著作《逻辑哲学论》中宣称语言和世界(客体)具有同构关系。这当然是众多哲学家企盼达到的结果。维特根斯坦的前辈主要从心理发生学的角度来论证这个命题。维特根斯坦径直下此断语,会不会有独断的嫌疑呢?
维特根斯坦把理想语言系统逐次还原为语言、命题、基本命题、名称,又把本体论系统(世界)逐次还原为世界(事实总和)、事实、原子事实、对象(实体)。这样两个系统自下而上地具有映解的关系,因而他推侧语言和世界可能具有同构同型的结构。但是两者的共同的逻辑结构是什么?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就能圆满解决语言(主体)和世界(客体)的统一问题。
维特根斯坦似乎意识到正面回答这一问题的难度。他之前的哲学家们都试图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但都失败了。维特根斯坦的聪明之举在于他承认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这并不表明哲学家无能,而是对这个问题只能保持沉默。原因是这样的:试设A集合表示语言,B集合表示世界,C为两者共同的逻辑结构;A能陈述A外的一切事实,即世界B,若A能陈述C,则C不属于A,属于B,故C不是A的逻辑结构;结论和前提矛盾,故A不能陈述C。这看似是一个圆满的答案。但一个不能陈述的问题是不是和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根本就不存在呢?如果这个问题不存在,那么它赖以生成的哲学根基是不是也是虚设的?循此思路,后期特根斯坦开始了对先前工作的反思和批判。他后来认识到,“一个词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类似于“棋子是什么?” [9]讨论椅子、树叶所共有的某些属性,虽然可以帮助我们学会使用相应的词,但是并不存在一组既可以用到这一类的所有成分,同时也可以用到它的个别成分的特征。椅子和树叶都是自然界的不同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一张重迭、交叉的相似之网,没有唯一的一个共同之处,有的只是“家族相似性”。是语言游戏,是我们在生活形式中对它们做了如此这般的使用,决定了词的使用,并不是一幅相应的图画决定着词的使用。“说命题与事实相符或不相符显然没有意义。” [10]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思想提示我们,他的早先努力实际上是“在用那些用以掩饰欺骗的概念(如心的概念)被抛弃以后去维持某些哲学欺骗的企图。” [11]这种哲学企图从笛卡尔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上半叶。它的目的和中世纪的神学家一样,就是要“使某种当代的语言游戏、社会实践或自我形象永恒化。” [12]
笛卡尔以来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对科学作真理定位的努力并没有成功。20世纪的哲学家、科学史家和人类学家一致认识到,合乎理性的知识类型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理性”偏偏用来称赞科学事业呢?如果认为中世纪的神学家的工作是对假问题的虚幻解决,那么后来的哲学家们做的是类似的工作。神学家曾对沟通天国与尘世、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存在多方论证,哲学家则对沟通心灵与外部世界的某种心理结构或逻辑形式冥思苦想。
但科学的确取得了成功,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科学的成功,的确受益于笛卡尔以来的哲学家为科学创造的有利于其发展的文化氛围。“科学总是由一圈卓越的光环包围着”,它总是被标榜为“真理”、“人类的最高目的”。[13]另外,世俗化的社会需要也是推动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根本的原因是科学对自然过程的巧妙而成功的控制,使科学代替宗教成为现代社会的最主要构成和最根本的现象。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现代的本质或者说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就是“世界成为图像”。世界成为图像不是指世界就是图像,而是说“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世界被把握为“持久地在自身面前具有如此这般地被摆置的存在者”。[13]这是一个公共的机械制图,这样的世界观使我们的注意力“聚集于一组经过挑选的可证实的事实”,[15]有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它向什么方向运行。(因此,无论多少人见证了上帝的恩惠,在新兴科学看来都不是客观事实)
中世纪的世界是一个洋溢着神性的恩光并依照伦理秩序活动的世界,人们是通过历史(一部宏大的诗篇和寓言)来理解世界的。人与世界的秩序是由造物主安排的,是前定和谐并带有神威的。一旦世界被理解为由于我们的观察、表象和操作而和我们相遇,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就以和我们面面相觑的方式从天国走了下来成了数理世界(仍然高居于生活世界之上),世界的伦理秩序也由于人的抽身而去而被改造为有利于人的操作的数量秩序。同时,人也由于摆脱了与世界的历史因缘,变成一个纯粹的、中立的旁观者,从而为他成为“任性和放纵于他的专横的自我”,以及为他“施行其对一切事物的估算、计划和铸造的无限制的暴力” [16]铺平了道路。
笛卡尔的“机器”隐喻帮助欧洲人重新安排了实在——“如果我们是用水桶从水中打水,那么水就自然应该以水桶的大小为单位而存在,同样,电子也是依靠这种推理而存在的。” [17] 一个符合伦理的、有机的自然就转换成了一个纯粹由无生命的粒子构成的机械系统,它依靠机械力的作用而运动,人操纵自然的行为就合法化了。而培根的方法则“支持通过手工操作、技术和实验实施对自然的权威”。 [18] 西方暴力知识的时代就是这样开其端的。
世界成为图像和人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但是,当匍匐在十字架前的人以高昂的姿态站立起来,用理性来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时,他们又遇到了新的焦虑和困惑。
随着天国的帷幕徐徐拉上,原来毫无遮蔽的人的心灵也不得不封闭起来。人对幸福和自由的追求也作了这样的调整:从主要向上帝领取爱和关怀转向向自然索取享受和快乐,并从取阅上帝转向取阅人。但由于自然能提供给人们的物质财富是有限的,并且取阅人又是相互的和自反的,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和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由此失去了上帝庇护下的平静和恬淡,内心总是难以摆脱掉焦虑和压抑。并且这种焦虑和压抑还在这样以下三个层次上持续着。
首先是新的世界秩序使人从服从上帝和君主的意志转向服从数学化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的总体需要,人的感性和个性的需求被遮蔽和压抑着。但压抑和反抗是相伴而生的,现代人的乐观向上的激情一旦在梦中减弱,来自“无意识”(弗洛伊德语)底层的岩浆就开始烧烤着忙碌一天的现代人的神经。其次是“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地增长”。[19]在世俗化的现代人把天国的享乐看作是虚幻的自欺的后,人就把在世的享乐视为人生的首要追求。这种享乐生活引起的同样的生存竞争在凯恩斯消费主义的推波助澜下,把人们带入了一个生产——消费——生产的“单向度的社会”(马尔库塞语)。实际上当人试图带着愉快的心情开始新的生活时,又发现自己不知不觉中被现代化的大生产线束缚着。人类刚刚摆脱了对原罪和地狱的恐惧,现在又被效率所左右,被科技所裹挟。同时,科学这种有着真理桂冠的话语又被整合到政治、经济等语话中,成了政治活动和经济生活合法化的辩护词,人们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批判意识。人们满足于社会提供的需求,同地又被社会不断制造的虚假需求牵引着,人们就在需求的满足和追逐中消耗着高昂的“主体”。
20世纪下半叶西方学者开始对理性、科学、现代性进行批评性反思。反思的结果促动了后现代思潮的到来。他们在反思中发现了这样的悖论:既然自然被认为是其自行长期进化的结果,现代人对它的秩序无疑应和持神创论观点的人士一样,应持敬虔和尊重的态度,那么对它的大规模控制和改造就意味着对和谐的破坏;但如果无为主义流行的话,那么同样由自然进化而来的人的理性能力为何又要压抑自己呢?并且康德这样的思想也被重新重视起来:限制理性,为宗教留下地盘。但是,既然启蒙哲学家们误读了科学并且中世纪的教会曲解了上帝,那么新阶段的科学和上帝应是一个什么形象呢?这些问题在21世纪后被西方学者更广泛和更深入地讨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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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dernity
ZHANG wei-chen
(Institute for 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 453002,China)
Abstract:Science has derived the laurel of truth from the religion,and run to a fundamental phenomenon of modern society.But the efforts for defending the truth of science by torchbearer has lead to noting.That science is in people’s good graces because it has a ingenious control over the nature.However,people living under the order delimited by the science meet with new anxiety.
Key words:modernity; reason; identity; world picture; anx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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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之一。亦称“民族性格”。指各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凝结起来的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心理状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在民族共同地域、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历史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形成的,往往与民族的历史遭遇和所处地位有密切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相关论文范文:转变思维方式,推进民族复兴。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要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全党必须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怎样做到这一点呢?这就要转变思想,使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时代精神,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要求,具有和合性、开放性、创新性。
人们思维方式的形成与发展,同民族、国家以至人类历史发展之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任何一种思维方式的形成与转变,既受历史条件的制约,又受时代精神的制约。反过来,顺应时代潮流而形成的新的思维方式,会促使人们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并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上个世纪上半叶的时代主题是战争与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空前的大劫难,战后世界人民期盼和平。但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冷战不断。与此相适应的极性思维方式在上个世纪从初期一直持续到70年代中期都占据着优势地位。所谓极性思维,是指用两极分裂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对抗的方法解决矛盾双方冲突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当着革命形势完全成熟,为了人民的利益与社会的进步,用对抗的方法、暴力的手段解决矛盾冲突,争取革命胜利,是正确的。
俄国十月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夺取政权,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但是,历史条件发生巨大变化、时代主题转换之后,沿着思维的惯性继续坚持这种极性思维方式就不对了,就会阻碍历史前进的步伐。在世界当代史上,美苏争霸世界,导致国际矛盾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由此产生了冷战思维方式。冷战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国际间的极性思维方式。它不符合世界人民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的时代潮流。它对人类历史前进的步伐是起阻碍作用的,这就必须以新的思维方式代替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方式。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和合思维方式,恰恰就是当今世界应该占据优势地位的思维方式。
所谓和合思维,就是用对立面双方有机统一的观点认识矛盾,并用和谐共存与相互交合而尽量避免冲突的方法解决矛盾的思维方式。新中国建立之后,由于世界大背景的影响,加之我们党在战争时期形成的思维方式的滞后作用,我国有近20年时间没有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直到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变化作出敏锐的正确的反应,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的思维方式才由极性思维转变为合思维。这一转变,不但使我们党和国家摆脱了持续20年的愈演愈烈的“左”的束缚,而且使国家步入现代化的最新快速轨道,走向繁荣富强。
和合思维方式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强调,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这就要实事求是。在高科技兴起与蓬勃发展,改革(Reform)代替了革命、成为世界性浪潮的条件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思维方式必然要表现出新的形式,这就是和合思维方式。如同“实事求是”一样,“和合”是一个既古老又富于新意的概念。中国传统哲学占主导地位的是一种整体有机的思维方式,强调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注重综合。如何综合呢?这就是异质的有机结合,矛盾不断地转化,如同《易经》上说的“生生之谓易”。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合”又成了时代特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就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和合思维方式。
随着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合思维方式越来越渗透进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它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之中:在政治方面,我们党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在经济方面,我们党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路子;“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在文化方面,我们党提出“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如此等等。和合思维方式是我们党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共性规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个性规律的现代辩证综合思维方式的中国化表现形式。
“全球化就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的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与共同行动的过程。”(注:胡元梓、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中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20世纪70年代,在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发达国家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以信息经济为基础,全球化表现出国际劳动分工日益深化和世界市场体系不断迅速扩大,资本国际化与金融国际化使各国经济更加密切、融为一体,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本身已成为全球化的工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全球化的浪潮已冲击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领域。面对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只有扩大对外开放,积极融入这一历史潮流,才能使经济在新世纪得以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贫富差距。它所包含的风险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等发达国家运用其在资本和技术上的控制力,在全球实施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他们还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直接或间接地干预、控制发展中国家。
在融入全球化历史潮流的进程中,我国不但要制定自己独立的发展战略,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制度创新,进一步调整对外开放的格局与策略,而且要进一步推进由封闭思维向开放思维的转变。当然,这两方面是融为一体的。
邓小平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以后清朝康乾时代,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邓小平的话告诉我们,闭关自守和相应的封闭思维方式,从我们的“老祖宗”起——只少从明朝正德、嘉靖年间开始——就有了。所以,不挖出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就无法彻底克服它和牢固树立开放思维方式。笔者认为,国人的封闭思维方式的根源有三:
其一,“中央之邦”的思想。由于地域特点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国人把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小邦,而本身在长期发展的农耕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这样一种封建帝国走向后期之后,形成的僵化观点难以像汉、唐时期那样“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注:《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8页。),善于经碰撞而融合外邦文化。西学东渐以后,中学为体的思想在几段历史时期都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
其二,中国古代历史上缺少创造现代开放式的文明所必需的制度资源。开放的思维方式是同工商业文明与海外开拓联系在一起的,而这又是以契约关系与契约精神的普遍化为基础的。而中国古代恰恰缺少这个东西。中国古代维系其封建社会的传统制度资源发掘得越完善,利用得越充分,越类似于现代社会制度的效能,那么,它对现代文明的阻滞作用越大。
其三,近代以来中国的开放是在屈辱与痛苦的过程中被迫实行的,加之革命的艰难曲折,我国人民对主导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的西方列强有一种强烈的抵制情绪。按照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Institutionalism)的分析方法,我们应从宏观史学的视角来研究影响当前改革与发展进程的深层历史性与结构性的因果链。在简述了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后,我们来谈谈当前吧。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党和人民在邓小平的反复教诲下,在不断收到开放政策结出的硕果的实际教育下,逐步地由封闭思维转向了开放思维。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旧思维定势的作用,我们的开放思维仍然是不充分的和跟不上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这具体反映在我们的具体工作方式中缺少深入、全面开放的底蕴:
第一,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把发展等同于增长。尽管党中央在1995年就提出实行“两个根本性转变”,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但是,许多地方在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盲目上项目、重复建设还是不断,由此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严重。之所以产生这一现象,是因为政府行政规则和干部提拔任用制度中存在某种弊端,我们的过渡态的体制与制度还不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所说的,我们党过去是“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相应地,我们的政府是全能的政府。党和政府长期形成的封闭的思维方式,不是短时期相对的开放格局所能完全扭转的。这样的思维方式、管理方式以及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能适应入世以后经济社会进一步开放的需要的。
第二,制度创新的紧迫感不强。把上述第一个问题背后涉及的各地方掌权者思维方式和工作运作方式上的弊端再深追一步,就是对于我们的制度错位和缺失状况的扭转缺少紧迫感。世贸组织的规则是针对政府的,政府应该为我国的企业积极参与全球化搞好制度供给,并在释放民间力量、整合民间资本与人力资源上下功夫。但现实的状况是,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与管不好的事,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却很不够。这里存在着认识上的滞后,也存在着已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对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阻滞作用。不管有多大的阻碍,都得加快政府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因为问题的紧迫性在于:入世以后,世贸组织规则在我国的实施是有时限的,由不得我们渐进式地、由易到难地推进。当今的改革,是以外在动力为第一推动力,是以全方位开放来推动的。
第三,越是落后地区越封闭。近些年来,盲目上项目,以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来求得所谓发展与一时致富的事情,多发生在落后地区。
如何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树立开放思维方式呢?
其一,要树立新发展观。单纯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必须摒弃。在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已经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今天,不讲求质量的经济增长是无法导致吸引外资和使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是硬道理,也应包括整个社会发展在内。必须把发展看成是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不断减少贫富差距,不断促进社会进步的过程。必须使发展成为惠及子孙后代的发展,成为经济、社会、环境、生态、人口、物质资源等多方面良性循环的发展。这样才能同全球的进步观念达成共识与同人类的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形成共同的行动。
其二,要树立全球意识。当今世界,人的解放与发展已进入全球性的物的依赖性阶段,科技发展、管理发展都有人类共同规律可循,经济运行的总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的总的规律也是人类共同的。这些规律的运用,当然要同各国国情相结合,形成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世界。但我们不能因为强调特色而延缓这样或那样一些方面的进步。人类共性总的说还是大于各国特色。拿人类政治生活来讲,实行选举制,建立制衡机制与文官制度,树立法律至上观念等等,是人类文明相互交融,长期演化、选择的结果。我们这方面之所以不足,既有现实的国际、国内既定格局的根源,也有前述封闭思维方式的历史根源。我们应该像鲁迅先生讲的,要有汉、唐时期那样“雄大魄力”。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我党历史上已进一步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全国各地已逐步形成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行政民主推动政治民主、基层民主促进中上层民主的思路。树立全球意识,有利于我们吸收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加快我国进步的步伐。但与此同时也必须注意,全球化毕竟是西方主导的,国家的主权、安全,国家利益必须列为首位。融入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冲突,又相互融合的过程。
进一步树立全球意识与开放思维方式,从国内来讲,将逐步消解民族心理中多重积淀的农耕社会、人治社会、官本位社会的痕迹;从国际来讲,将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的异质和合当中大放异彩,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中华文明成为具有蓬勃生机的人类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三,要树立环境意识。这方面中国人本有优势,我国传统哲学是强调尊重自然的。党的十六大报告已有了“三个文明”的提法,将来,随着我国更好地实现了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还应有第四个文明——生态文明的提法。现在,发达国家越来越强调生态现代化,即利用人类智慧去协调经济发展和生态进步。它要求多生产绿色产品,生产过程要降低资源消耗和克服污染在生物环境里的转移,强调环境责任制度和预防环境灾害等。党的十六大报告则提出我国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环境管理是跨国的,甚致是全球性的。树立环境意识,是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进一步克服落后的封闭思维,确立开放思维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代我国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是什么?它对思维方式的转变有什么要求?在时代主题转换和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的大背景下,当代我国最大的变化就正如党的十六大报告讲的,我国已“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在竞争中,谁能率先、谁能独占鳌头,就看其是否具有创新的自觉性和是否具有较强的创新思维能力了。选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取向之后,我国的现代化已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而且,我国不是重复发达国家已走过的现代化道路,而是在高科技时代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当代世界的新经济与传统工业社会的经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是,在知识的创新性上要求高。所以,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创新思维方式的要求比任何一个以往时代都强烈。并且,创新不仅表现在经济领域,而且表现在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因为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将冲击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要求后者与之相适应。创新思维方式的反面,是惯性思维方式。要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我们必须实现由惯性思维向创新思维的转变。
当前,从阻碍社会发展的角度讲,我国的惯性思维方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重积淀的传统观念。这里既有从古代社会积淀下来的传统观念,如官本位观念、人治观念、民本观念、官办工商观念等;又有当代社会积淀下来的新的传统观念,如“左”的观念、小富即安的观念等。这多重积淀的观念之间也是有渊源关系的。二是,唯书、唯上的思维习惯。不是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而是以本本定是非,这种思维方式仍有很大的市场。
面对在过去条件下正确与可行的、但在新条件下不正确与不可行的办法,不善于进行否定性的辩证思维,而是沿着常规走路;遇到矛盾与困难,不善于正视它并以更广阔的视野和富有想象力的思路,寻找解决办法,而是对上级等、靠、要。这一类思维习惯还左右着我们许多同志的思想。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我理解,关键的关键在善于创新思维。作为科学术语的创新(Innovation)是美籍奥地利经济(史)学家熊彼特发明的。他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后来分成两个分支:技术创新理论和制度创新理论。我们党吸收了这当中的合理因素。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江泽民把创新提到民族进步灵魂的高度,对我们与时俱进地通过创新推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是有极大指导意义的。从民族进步的视角认识创新,这就是一个宏观史学的方法了。这里揭示的是一个四维世界:技术创新维、制度创新维、文化创新维在时间流逝维中交替演进。我们用它来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社会进步的历程吧: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属于技术创新,当然模仿的成分很重,但总要结合中国实际吧。我们现在对它批判的多,但当时可是石破天惊的事,至少它开始扭转了“中央之邦”的封闭思想。其后的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属于制度创新。
前者因敌不过守旧势力而失败,但它激发了人们的制度创新思想;后者虽最终也失败了,但其丰富的人文精神意义更深远,同时也揭示了中国在制度上因历史积淀过于深厚其创新难度极大。再后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属于文化创新。这个在质上依次递进的文化创新,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成重建国家这个首要任务奠定了基石,但民主与科学却只能被当作工具使用了。以上是历史演进的一个循环。其后,在中国依次产生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这个制度创新阶段,从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到实现总体小康目标这个技术创新阶段。当然,历史的进步是综合性的,这里只是抓住社会发展的主要特点来阐述而已。之所以把最近的这一历史阶段称作技术创新阶段,是因为周恩来说过“建成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和邓小平说过“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页、第90页、第274页。)。
到20世纪末,我国已实现的目标,被1990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称为“小康水平”,即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达到丰衣足食。”这是属于以技术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目标(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社会目标)。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今后20年我国的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应该是一个以制度创新为关键环节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目标,这个阶段可简称为制度创新阶段。为什么这么说呢?
其一,从现实可能性讲,今后20年,中等收入者群体会越来越扩大,他们的有序政治参与要求也是与时俱进的,我国有推进制度创新的基础。而且,我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越高,积留在人们脑海中的经不住历史检验的沉淀将被冲洗得越多。
其二,从必要性讲,“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的制度瓶颈必须冲开。而且,没有一个好的制度环境,科技第一生产力就难以正常地发挥作用。
其三,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讲,按照上述创新—进步的历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依次经历的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一个循环;再逆循环,从上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下一步,应该是顺循环,从上述的技术创新,再进入制度创新—文化创新。这像一条以制度为中轴、以文化和技术为上下两端极值的正弦曲线。由于受特有文化环境和既定利益格局的制约,下一步仍可能是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未来,还应再有文化创新阶段,才能实现更成熟的制度创新。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个极有远见的提法。经过循环往复的技术、制度、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创新,不断克服因循守旧惯性思维,树立新的民族精神,并将它灌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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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伦理型”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侧重反映人伦―政治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其中“孝”是最基本的原则。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所以,判断人的标准往往比较注重身份、地位、伦理、道德。
“认知型”是指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认为个体是自由的,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判断人的标准为注重个人的行为、表现,注重个人奋斗,注重个人成就。
东方思维具有“伦理型”特点,因为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和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哺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其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有序。古代君主为了唯护君臣关系向来是推崇儒家学说,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
西方思维具有“认知型”特点,因为西方哲学家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西方智者们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造就了无数的科学理论和体系,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替父承认刮痧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电影中大同为了不影响父亲办绿卡而说是自己给儿子刮痧,并且没有因为刮痧事件而责备父亲,反而设法隐瞒。这种行为体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伦理纲常,父亲在子女心中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爷爷得知自己给孙子刮痧引起了麻烦时,独自一人找到大同的老板昆兰,用手语和图画向其说明是自己给丹尼斯刮痧的,而不是大同。昆兰无法理解大同为什么要说谎,大同的妻子简宁一语道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深受群体取向价值观的影响,思维上整体优先,以群体的和谐、利益为重,注重亲情和人情,父慈子孝。
“整体性”是指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善于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注重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靠主体的主观经验和感受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宏观调控,定性把握,横向联系,群体共存,经验积累。
“分析性”是指西方人在处理事情时倾向于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据严密的分析和逻辑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微观分解,定量分析,理论思辨纵向深入,个体独立,科学实验。
在电影《刮痧》中对于刮痧是中医疗法还是虐待儿童的争论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文化依赖传统经验及形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思维模式注重推理实证,讲究理性与论证。在《刮疹》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疹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
大同认为刮痧是中医治病的方式,通过刮痧所造成背部的刮痕是身体有疾病的表现。而法官等其他西方人只相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相信在背部进行刮痧能治疗肚子痛,而背部的刮痕正说明这是一种虐待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源于中西方医学来源于不同的思想基础。中医学基本是建立在庄子的哲学基础之上,《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天人一气”、“万物一体”的宏观宇宙观。
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理论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大相径庭的。影片中爷爷不禁自问:“刮疹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这体现了中医的治病理念是崇尚“整体和谐”而西医则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方法。
“意向性”是指中国人在处理事情时,总是会把情考虑在其中,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情作为判断事物的重要标准。理是定的而人情是活的,善于经世致用的中国人总是能在处理繁杂的事务中运用好“情”。
“对象性”是指西方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所以形成了西方人反对以情感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科学认知为基础,以事实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排除主观因素而强调客观因素。
在电影《刮痧》中昆兰在法庭上没有应大同的要求做证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电影中,大同请他的朋友昆兰在法庭上替他做证,即使昆兰是出版法方面的律师而非家庭法方面的律师,大同依然坚持让昆兰替自己辩护,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为朋友就得“两肋插刀”,但是当昆兰看过丹尼斯背上的瘀痕后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证人席上,昆兰选择让证据说话,并没有因为大同是自己的朋友而徇私枉法。
大同认为昆兰背叛了自己,他愤而辞职,与昆兰分道扬镳。在中国,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以价值选择优先于真假问题,寓事实与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正是这种价值判断型思维,而非事实判断型思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意向性。中国人认为法律只适用于陌生人之间,家人和朋友之间进行交往时一般只注重情理,至于法律法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遵守。而在西方处理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规,所以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这也就不难理解昆兰为什么拒绝为大同做证了。
中国儒家传统以“人情”为依归,人们在人情的相互往来中实现了物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共享。而西方人往往是理智超越情感,公事公办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即使对家人和朋友也要做到依法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不讲人情,没有亲情和友情,在电影中昆兰亲自去唐人街的中医馆尝试了刮痧后在法庭上为大同做证,以自己身上看似像伤痕的刮痧痕迹为证据向法官证明了大同的清白,这不仅体现了昆兰与大同之间的真挚友情,亦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美国一切都以证据为依据,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近人情,但却从侧面证明了美国是一个讲求证据的法制国家。
“后馈性”是指中国人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崇古敬老的传统表现在学术上重经史、社会上崇祖先、心理上怀古旧和思想上好常恶变,求稳怕乱。中国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因而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
“前瞻性”是指西方人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传统。西方人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进而运用预见、理性和科学信念,面对未来,不断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当着老板昆兰打儿子这件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大同打了儿子丹尼斯以后,大同的父亲说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句话出自《朱子家训》: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对症下药,量体裁衣。
后来(清)吴獬著的《一法通》也有提到:堂前教子,枕边训妻。所以爷爷对于大同打孙子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是经历几千年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是权威,是圣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向后看,立足于过去”的后馈性思维特征。而昆兰不能接受大同所谓的因为给他面子而打了丹尼斯的说法,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不再时兴以圣贤之言作为论据,较少引用前人的名言。西方人注重“唯真”、“唯实”、“唯理”、“唯法”。所以昆兰认为丹尼斯与保罗打架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与大人无关,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同的做法。
随着全球经济化、一体化,中西方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冲突油然而生,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从冲突到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和真诚的心去感受文化的差异,彼此尊重信任,随着深入的交流互动,我想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冲突会越来越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融洽。电影的最后大同教丹尼斯讲中文正暗示着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文化冲突也会逐渐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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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潮是基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之下的哲学体系。通过批判、超越西方近现代主流文化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手段,使人们更好的认识到诸如科学带来的弊端等一系列问题。是当代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状况产生的哲学思想。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网络技术与后现代哲学全文如下:
“网络”或“互联网”是当代科学技术成果,一种发明,来自于想象和需要,像从前人类曾经有过的所有技术一样,人类技术发明的动机是为了自己的方便,比如人们不满意用脚走路,于是就发明了轮子。但是轮子和脚的模样一点也不相像。同样的道理,无论互联网是否曾经受到蜘蛛网的启发,互联网与蜘蛛网也不相像。
互联网所创造的文化精神状态与形而上学传统教育我们的精神状态一点儿也不像。这里的关键词是“相像”,与这个词的“家族相似”的词语还有“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等等。这些词加起来,形象地勾画出了传统哲学认识论的基本特征,这个基本特征人为地划分出认识的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把这里所谓“形式”理解为我们常说的“表达工具”,比如说文字、说话的声音、美术作品中的色彩和线条,这些“认识的形式”与它们所要表达的对象之间,有一种反映、代替、代表、相像的关系;这里所谓“认识的内容”,就是我们常说的观念、意义,或者直接就是外部世界中我们感觉到的客观事物。
我这里的说法可能与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归纳有所不同,但我认为就精神实质而言,我与他的说法是一致的。换句话说,我这里忽视恩格斯所重视的唯物论与唯心论、可知论与不可知论之间的区别,而重视它们之间的一致性。再换句话说,恩格斯所谓的“哲学基本问题”只是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不是当代哲学的基本问题,更不是网络哲学中的基本问题。
我们不知道网络技术的初衷是否要模拟蜘蛛网的功能。也可能发明轮子是为了模拟脚走路的功能,但无论怎样,这里的关键词是“不像”,它们之间一点也不相像。所谓“不像”就是发明了一个原来世界上所没有的东西。“发明”与“发现”的区别就在于“发明”可以无中生有,没有根据,没有原因。并不“反映”、“代替”、“代表”、“模拟”、“表达”在它自身之外的一个东西,与世界上现存的东西保持距离,发明一个新东西,与原来的东西没有关系,它自己就是一个东西。
以上的道理在性质上完全是哲学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没有谈论网络技术本身,我讨论哲学,或者说与互联网有关的哲学、后现代哲学、与原来的哲学关系不大的哲学。关于这两种哲学的区别,我仍然抓住“像”与“不像”的道理不放。“像”的哲学建立在寻找因果关系这种心理习惯基础上,寻找最基本的原因、哲学的纯粹性、第一哲学、本体论等等,这些被认为是不可以怀疑的。我曾经把这形象地表达为“竖”的哲学传统(横竖的“竖”);“不像”的哲学忽视因果关系,不承认黑格尔所谓“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我把它比喻为“横”的哲学。进一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特征是“横”的而不是“竖”的。“横”的哲学特征,通俗讲,比如把本来并没有关系的因素并列在一起,忽视主体或身份的作用、强调同时性和多角度并且变化的速度极快、忽视学科之间的界限、忽视中心的作用、忽视目的,还有最重要的一条,忽视“相像性”即“真的”与“假的”之间的区别。
毫无疑问,对“竖”的哲学传统而言,“真的语言”或者真理性质的语言与假的或虚构的语言或具有文学性质的语言之间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这两种语言之间的区别是传统形而上学的生命线。尽管我下面的话可能会产生理解上的障碍,但是这里我不得不再一次加快说话的速度,“竖”的哲学传统用各种方式引诱人们相信,当我们说出一个名词或人称代词时,这个名词或人称代词与它所代表的对象之间有指向关系、因果关系、通达关系,这种关系是所谓“真理语言”的理论基础。而“横”的哲学却说,这里的指向、因果、通达关系实际上并不存在,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完全是人为的、任意的,可以表述的与可以看见的东西之间永远有一条鸿沟。这个立场也不同于维特根斯坦,因为他让我们对不可说的东西保持沉默。但是“横”的哲学立场恰恰相反,认为语言的天性就在于喋喋不休地说,却从来也说不到点子上。换句话说,“说话”就是词语自我衍生和复制,与语言自认为被表达的外部对象无关。也可以说,就效果而言,说话就是说假话。当我这么说时,与鼓励人们说假话的道德判断毫不相干。
互联网就是一门与广义上的语言或者与说话有关的空间技术。一旦上了互联网,我们就成了用语言工作的人。在互联网中,我们的精神状态就是“横”的精神状态,从效果而言,就是通行“说话就是说假话”的精神状态。我这里当然不是指在聊天室里网友相互不用真实姓名、可以胡说八道之类的情形,而是指我们并不在乎与我们聊天者的语言是否真实,我们的快乐体验与消息的来源者、与真实性,与事物本身无关。“竖”的哲学立场所坚持的原则在这里失去了意义。
无论我们是否承认,“横”的精神状态实际是一种艺术状态,人生活在艺术中,人喜欢以艺术方式生存,而计较“真假”只与功利性的商业目的有关,与人的快乐和情趣没有直接的关系。艺术性质的生存状态是我们大多数人一生的常态,既不是艺术家的专利,也与我们是否追求功利目的无关。这里我并不直接谈论在互联网上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说法叫做“冲浪”,像是一些高难动作的极限。我这里转引两个经典思想家的例子,他们说明了什么是幸福的精神状态,也就是我这里所说的艺术生存状态。在我看来这两个古典作家的描述与我们“网上冲浪”的感觉是相似的。换句话说,远在互联网产生之前,人类就萌生了类似的精神状态。
第一个例子来自18世纪启蒙作家爱尔维修,他在《论教育》中劝告人们,幸福状态与人们习惯上所认为的那样恰恰相反。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人人都想拥有别墅、有很多的情人,总之,是真正享有自己所欲望的物质对象,而爱尔维修给人们的劝告是,最好是没有别墅,没有情人。为什么呢?因为人在享受自己欲望的对象时,将会在这种享受中感到莫名其妙的乏味。换句话说,人们在拥抱自己的目的本身时,会感到乏味无聊。但是同样不可思议的是,人们会为了自己的目标和事业而终生忙碌,无论是大目标小目标,大事业小事业。比如为了得到名声、财富、美丽的妻子等等。为了得到这些,人们各干各的,并且在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追求中渐渐变老。
无论人们是否得到了自己向往的东西,一般来说,在得到自己追求的东西之前,人们已经养成了一个几乎难以改变的精神习惯,这就是各种不同的欲望本身。即使年龄已经使人们没有能力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了,这些欲望的习惯却还顽固地保持着。在这种情况下,爱尔维修的说法是,一个不幸的守财奴完全可能没有别墅而死,而另一个想得到美丽情妇的有才学的人也会最终没有情妇而死。按照习惯看法,这两个人都是不幸福的,但爱尔维修不这样看。他认为,就像一个对着镜子欣赏自己的风骚女人一样,我们上面提到的守财奴和那个有才学的人都是幸福得不可思议:他们追求的目标不一样,但却以同样的方式享受着幸福。守财奴数着他的金钱,享受着自己将来拥有一切可以用金钱换来的东西,比如一座别墅;而漂亮女人照着镜子,也预先领受着美貌将给自己带来的奉承。
这些不同种类的幸福有什么共同特点呢?用爱尔维修的话说,就是“欲望状态乃是一种幸福状态”。我在这里加上一句,这种幸福状态不但与得到欲望的对象无关,而且可能以得不到欲望对象为前提。换句话说,幸福状态也是自恋状态,漂亮女人还没有被人奉承,但是她已经在提前享受奉承了。这叫做“预料的快乐”,与预料的实现没有关系的快乐。这种快乐虽然不强烈,但更为持久。人的想象力并不会随着身体的衰弱而衰退。爱尔维修的结论是“在所有的快乐中,预料的快乐也是我们的一生中给我们幸福最多的一种。” 爱尔维修这句话也说明了我的立场:人的生存状态是艺术状态,即人最大的幸福来自想象中的热情,并且为此而甘愿吃苦。幸福在于追求快乐这种精神习惯本身,即使这样的习惯导致与初衷相反的结果,因为后一种情况并不能证明人没有真正享受到快乐。人享受过了,即使还没有得到欲望的对象。
无独有偶,卢梭在他的《忏悔录》中也描述了类似的精神状态,他从对华伦夫人的思念中得到了更多的幸福,而真正得到她时,由于紧张和恐惧,并不感到快活。当华伦夫人不在场时,卢梭感到真正的自由和畅快,并且他的爱情更加热烈,比如卢梭不由自主地抚摸华伦夫人房间的家具。他用隐晦的语言说,他爱华伦夫人的方式对华伦夫人的贞洁是没有什么风险的,但卢梭说他用自己的方式,也就是用想象的方式已经大大地享受过了,并且保全了自己纯洁的感情。卢梭的这种感觉和我们上网冲浪的体验是相似的。比如卢梭的方式使对方看不见他、这是一种孤独的快乐、但极为方便、保持距离又没有距离、呼之则来,挥之则去,而且这些方式与华伦夫人本人的身体无关。卢梭把这种不可思议的幸福状态称为“增补之链”,德里达说是一种“危险的增补性”。卢梭的爱情方式与被爱的人本身无关,不必事先征得对方的同意。
我以上列举的例子在哲学史教科书中是从来不提的,我称它们是一种微妙精神,一种“横向”思维。它的特点是与对象无关,或者说,与源泉、原因、根据这样的问题无关。就像我前面讲的,不模仿、不表达对象,与对象一点也不像。
为什么把网络中的精神状态称作“冲浪”?冲浪是一种极限运动,或者叫高难动作,日常生活中体验不到,无法实现的东西,在“冲浪”中可以体会到。比如在网络中寻找,但在通常情况下,在找到目标之前,我们早就移情别处,一路上总是遭遇意外,走岔路,就像爱尔维修说的,人们并没有得到所欲望的对象,但人们已经享受过了。和享受相比,最初愿望的实现已经变得不重要了。点击鼠标本身构成一个事件,无数的点击组成无数事件之间横向的联系,或者叫做没有联系的联系,这些联系形成的图象是任意的,网络冲浪者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转移自己的兴趣方向,并使头脑始终处于高度兴奋状态。
网络对人的诱惑力还在于,它几乎取消了时间性问题,因为在网络中的一切因素都是同时发生的并列关系,一种空间关系。这种关系极好地演绎了人的想象功能,是有形状或画面的想象。网络给人的快乐甚至不是爱尔维修说的“预料的快乐”,而是预料之外的快乐,因为走神或走岔路是我们在网络中最常见的精神状态。总是遭遇陌生,总是在慌乱中做随意的选择,除非你关闭网络,这个过程就没有完结。选择,就是选择一条路,无数的选择组成了无数条路,这些路形成了复杂的网络,四通八达,永远不会出现无路可走的情形。
现在,我们回到“替换”这个词涉及到的哲学问题。在传统哲学看来,与“被替换的东西”相比,“替换者”是不真实的,是一种模拟,但是对网络中的精神状态而言,虚拟的空间就是当下的感受本身,就像爱尔维修和卢梭在前面例子中说的,是幸福本身。一种愿望状态是设计出来的,是人生活的真实状态,我把它叫做艺术的生存,想象的东西和现实的东西是一回事。在现实生活中如此,网络生活中更是如此,网络使许多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现象成为现实,网络不是替换而是创造了许多在网络之前人类感受不到的精神状态,丰富了人类的想象力。
换句话说,有了想象力,人就能做从前认为做不到的事。这与中国哲学和艺术传统相去甚远,因为我们的传统,比如道家强调寡欲,言不尽意之说对启发创造性并没有太大用处。无中可以生有,问题是,从无中生出丰富的有,没有想象力不行。我把想象力解释为“想到的能力”,在语言上就是说出来的能力,正是在这方面,我们的传统文化缺少力度,缺少许多微妙精神。
“想到的能力”不发达,是因为有一种不好的精神习惯,这种精神习惯教育我们在“不可能”的精神面前止步不前,为“想到的能力”设置障碍。互联网则要把不可能的精神状态变成可能的,从而极大地扩张了人类“想到的能力”,在这一点上,互联网导致一种由技术引发的精神启蒙,一种新的启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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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法治思维?简言之,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诸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准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因此,法治思维需以法治概念为前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全文如下:
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也是迄今为止,党和国家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法治作为一次全会的主题被提出,由此,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为当前国家工作的重点内容,依法治国、法治思维也就成为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1]。法治思维作为一种正确的主观意识,能够促进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能够促进法治国家的建立,理清法治思维重要性的哲学依托,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践行依法治国。
法治是迄今为止人类能够认识到的最佳治国理政方式。简言之,法治就是依法而治,即管理国家、治理社会主要依靠法律这种普遍、稳定、明确的规范和规则,那么法治思维就是将法治的各种要求运用于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更简单的来说,法治思维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它要求崇尚法治、尊重法律,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推进工作[2]。
相对于法治思维,人治思维是指人们以信奉人之治为核心形成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法治思维的核心,是以法律为准绳,而相对的,人治思维的核心,是以人,是以某些个人为标准来判断是非对错,来处理国家事务。
那么由此可见,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是存在着矛盾的,甚至可以说,法治思维与人治思维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是根本性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信奉人治思维,还是法治思维呢?
在1958年,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3]主席的这句话也成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此后的中国便陷入了规则难行的境遇,陷入了“人大于法”,“人治”大于“法治”的境遇。由他亲自领导编撰的1954年《宪法》变成了一纸空文,全国上下一片混乱,国家主席刘少奇手持宪法,却维护不了他作为国家主席的权利,甚至维护不了他作为公民的个人权利,“”十年,给国家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给人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痛苦和伤害。这也是“人治思维”取代“法治思维”给我们上的代价惨重的一课。可见,人治思维并不可靠。
邓小平同志在1988年《总结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中提出:“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经过改革开放后30余年的艰辛探索,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只有法治才“靠得住”,并最终把法治确定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由此,也正式提出了依法治国。法治有比人治更加优越的特点,就是它不会因为领导人个人观点和想法的改变,而对国家造成任何不良的影响,它比人治更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权威性[4]。
可见,“人治思维”与“法治思维”之间是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起源于几百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哲学阵营的冲突和斗争,起源于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辩证关系,这也是几百年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根本矛盾。人治思维奉行个人主义,崇拜并且依靠个别伟人的力量,认为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力量能够影响历史前进和发展的方向,而法治思维则相反,认为个人的力量和能力是不可靠的,是不足以影响历史的发展和前进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如果把国家全部的希望寄托于一两个人的威望上,那么这个人如果出现了变动,后果就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法治思维崇尚依靠客观事实,要寻求一种更加可靠的,更加稳定的,更值得信任的治国理政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要制定法律,靠客观事实的力量来约束、制约人和社会的发展,所有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和轨迹,都证明了唯物主义的观点是正确的,个人的主观意识是起源于物质的,它能够反作用于物质,但却不能决定物质,要想国家平稳发展,人民生活安定,要想实现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成功转型,就必须确立法治思维的主导地位,就必须要依靠法治思维。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新的法治十六字方针,要求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分别从立法部门、执法部门、司法部门以及全体民众四个方向提出了法治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都要懂法、守法、用法,那么怎么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怎么才能够实现这样一种法治社会、法治国家的状态,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形成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是一种以法律规范为基本准则的逻辑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也就是将法律作为判断是非对错的准绳,说到底,法治思维是一种意识,是一种能够促进事物发展的正确的意识。只有具备了法治思维,才会主动的运用法治方式认识和解决问题,这种正确意识能够促进我们全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部门懂法、守法、用法,才能彻底全面地实现依法治国,法治社会、法治国家也才能顺理成章的形成,这也正是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的现实体现。
坚持法治思维是依法治国的根本前提,这是由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能够阻碍事物的发展这一哲学原理所决定的。能否运用法治思维来思考问题,是关系到法治中国建成,关系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更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有坚持法治思维,才能够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实现法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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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 public administration)[1] 是运用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的一种管理活动。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工作。行政管理系统是一类组织系统。它是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分系统。
行政管理最广义的定义是指一切社会组织、团体对有关事务的治理、管理和执行的社会活动。同时也指国家政治目标的执行,包括立法、行政、司法等。狭义的定义指国家行政机关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又称为公共行政。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
在当今时代,作为社会科学的哲学思维,对现代化发展的实际作用到底有多大?有多少?这大概谁也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是谁也不能忽略了一种规律:伟大的实践孕育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必将有力地指导伟大的实践。
如此看来哲学并非没有用,只不过是它的作用容易被人忽视而已。反思哲学被人所忽视,大体有两大原因:第一,哲学社会科学自身作用的特点所致。它的特点一是有远用而无近用,它的影响往往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反映出来。二是有大用而无小用,它产生的影响往往是对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对社会的公共决策的影响,而不是对个人具体工作的影响。三是有潜用而无明用,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先是在思想意识接受,继而才转化成个人的思维方式,再影响人的具体行为方式。第二,社会环境影响所致。战争或和平时期、计划或市场经济的不同环境,对社会心理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用主义、拜金主义更容易左右人们的思想,人们更趋浮躁,判别事物价值的标准更直接、更具体。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被忽视也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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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在阅读现代西方哲学及其相关著作时发现,“现代西方哲学”的名称英译内涵丰富,不能仅凭字面理解,需要对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我国传播的历史做认真探究之后方能有正确的结论。“哲学”一词的英文对应词是“philosophy”。毫无疑问,“现代西方”的对应英译为“Modern Western”,从翻译学的视角看,按照直译原则肯定是没有问题。问题是译成“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国内读者的理解会明白无误,但如果同国外的同行或学者进行交流,他们是否会首肯或赞许呢?这里就直接涉及到西方哲学史的发展及时间概念的划分问题。
实际上,西方人所指的modern philosophy 并不等于国内普遍所说的“现代哲学”。modern philosophy 这一类课程的内容涉及的是17至19世纪的哲学,[1]相当于国内表述的西方近代哲学。英语中找不到与“近代”相对应的词,early modern(现代前期)这一词组接近汉语中“近代”含义。我国所说的“现代”大约与英语中“later modern”(现代后期)相近。但是西方学者们不大用“现代后期哲学”这一说法,而更倾向于采用“Contemporary Philosophy”(当代哲学)作为学科名称。而Contemporary Philosophy涵盖的内容都是关于20世纪的哲学。这在外国人是很自然的事。英语“contemporary”的原义为“同时代的,当代的”。当代哲学涉及到生活在20世纪至21世纪的哲学家的学术成果。当代哲学即20-21世纪哲学。然而这种时间概念却难以让中国人接受。我们所说的“当代”只是指20世纪的后半叶,“现代”大约指20世纪的全部。“现代”这一时间概念在有的学科里比20世纪稍长一些,在有的学科里稍短一些。
这个时期,英美国家流行的主要是分析哲学的各个支派,在欧洲大陆国家主要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和解释学。
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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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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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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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交易主要是在网络的虚拟环境上进行的交易,类似与现实世界当中的商店,差别是利用电子商务的各种手段,达成从买到卖的过程的虚拟交易过程。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加快网上交易方式创新促进中国期货市场现代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加快网上交易方式创新促进中国期货市场现代化全文如下:
1.期货交易的产生和发展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早期传统的期货交易方式是有纸化交易、公开叫价制度。这种方式现场的“市场人气”较旺,很容易表现出市场真实状况,有些交易所至今仍然采用这一形式。第二个阶段。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无纸化证券和期货等代替了有纸化运作,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撮合交易制度代替了公开叫价制度。特别是一些新兴的交易所发挥后发效应,一开始就采取了“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网上交易和撮合成交的形式,无纸运作代替有纸运作成为主要形式。第三个阶段。网上交易服务,网上在线交易和其他交易方式并存。网上交易仅仅限于经纪公司与交易所之间的交易,散户与交易所之间的交易主要通过经纪公司的网络“间接”完成。当前以网上交易服务为主,如提供交易行情、交易咨询、交易结算与过户等等。
与传统交易方式同时并存的有电话、电报乃至书信等委托申报交易形式,但主要是电话或刷卡委托形式。
第四个阶段。网上交易服务,网上在线交易为主要形式。随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高度发展,投资者不仅需要接受网上提供的增值交易服务,而且需要直接在网上与交易所联机下单,进行实时网上交易。
当前,全球网上期货交易正处于由第3个阶段向第4阶段转变的时期。即公开叫价制度仍然在一些传统交易所保留,同时电话委托、电报委托、书信委托等仍然存在,特别是电话委托仍然是主要形式。网上交易服务将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网上直接交易成为可能,并将逐渐成为重要形式。
2.传统期货交易与现代期货交易的区别。
(1)我国传统期货交易方式至少有4大要素:经纪人、交易池、公开叫价、有纸交易。即通过经纪人传递买卖信息,进行有纸化交易,“红黄马甲”在交易厅(池)活动,用叫喊与手势公开叫价。
(2)现代期货交易方式有5个要素:有纸交易被无纸交易所替代——虚拟交易对象出现;交易厅(池)被无交易厅(池)所替代——虚拟的交易厅(池)空间的出现;电子计算机和网络系统成为主要硬件设施,固定网络与无线移动网络相结合形成虚拟空间;虚拟经纪人从事交易、结算、过户等逐日结算制度(Marked to Market);按“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约定原则进行计算机撮合交易等。
3.网络期货交易方式具有6个方面的特点:提高了交易速度;突破了时空界限,可以24小时交易,并且跨交易所进行套利活动;减少了市场交易者的交易成本,如降低佣金费用,网上佣金一般在2‰左右;提供了一种更公平的交易系统,无论市场参与者是否聚居在同一城市,只要通过许可就可以在参与同一市场的交易;具有更高的市场透明度和较低的差错率;电子交易逐渐取代交易厅和减少经纪公司和经纪人数量。
全球电子交易所联盟的成员使用巴黎交易所开发的NSC交易平台,联盟的每一个交易所都通过一个公用的应用程序界面(API)-HubAPI联接到中央交易系统。根据全球电子交易所联盟的条款,联盟的所有成员都可以通过单一的链接技术进行这一市场上所有的特别交易待遇——允许使用交叉保证金,同时联盟成员也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协调机制以确保电子交易的规则和秩序。
网上期货交易指投资者利用互联网络资源,获取商品的即时报价,分析市场行情,并通过互联网委托下单,实现实时期货交易。从理论上说,所有的基础证券与衍生品都能进行网上交易,但由于多种原因,网上交易的品种仍然较少,网上交易的期货等衍生品更少。
网上交易主要有两种形式:
(1)信息增值服务为主要形式。投资者经由交易所交易厅执行委托的网上交易,网站提供信息服务,经纪公司提供许多增值服务,如经纪公司的系统可以在一台计算机屏幕显示全国最佳的买价、卖价,使委托能实时在相关的交易所电子自动交易系统上执行。
(2)网上“直接”交易形式。不需经由交易媒介执行委托的网上交易。如由芝加哥期货某交易商(Kottke Associates LLC)推出的第一个网上交易系统Chicago Future.com,它致力于以电子方式执行交易及清算期货契约,即不必经由其他交易媒介执行委托。
经由此种方式,无论在何时何地,交易商均可于数秒之内获取其账户信息,执行并清算期货契约,执行委托并查看其仓位。但是其速度较慢,不能够满足需要。
在计算机与网络技术的基础上,交易所之间、经纪公司与交易所之间的联网经营成为可能,网络技术促进了期货市场创新,其主要有两类模式:
1.合并与联盟——把单个交易所相似的功能如管理和清算等整合在一起以获得规模效率,能够提供更多的交易品种,建立比以前单个交易所更大的客户群体。如:(1)美国的联盟。2003年5月纽约商业交易所和纽约商品交易所决定采用美国科技公司On Exchange的结算软件,这一计划使得两家交易所同时拥有一种结算系统。(2)欧洲的合并。1998年德国期货交易所和瑞士期权和金融期货交易所合并,创建了欧洲期货交易所。(3)国际间的合并。1984年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建立了交易所间的交易联网,通过建立相互对冲双方交易所的持仓,包括货币、利率、股票指数期货等;等等。
2.改制与创新——期货交易所一般采取会员制、公司制两种形式。传统的会员制存在着许多弊端,如交易所有所有者、决策者、交易所的利用者均为交易所的会员,会员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对交易所的事务进行表决。但每个会员具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同会员在交易所内利益是不均衡的。为此,许多交易所选择了股份制模式,1993年斯德格尔摩交易所实行股份制;1998年11月14日,澳大利亚交易所的股票在自己的市场上市交易,成为世界上第一家上市交易所;2001年德国法兰克福证交所也上市成功,等等。交易所和经纪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又为网上交易和服务奠定了制度保证。
1.国外的网上交易是从网上证券开始的。网上证券的发展为网上期货交易的发展积累了经验。1995年,以Discover Brokerage Dire.公司为首的几家经纪商率先引进网上交易系统,允许客户通过因特网发出交易指令,开辟了网上证券交易的先河。目前,美国网上证券的规模正以每季度30%——50%的速度增长,截至到2001年,美国网上账户已经达2100万户,资产总额达到9410亿美元,网上交易占交易总额的比例已经达到20%左右。预计2002年全世界实行互联网经纪的机构可高达3000家,拥有8000万户投资者,互联网账户资金将高达2万亿美元的规模,到2010年几乎所有的证券投资者都将通过网上交易进行投资。
2.我国网上证券的探索是从1997年开始的,一些网站先后推出网上期货证券交易平台。2000年4月13日,中国证监会颁布《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并于2001年2月首次公布了第一批具有开展网上证券委托业务资格的22家证券公司,截至到2003年2月,我国网上证券委托资格的券商达到86家。2003年3——4月,网上交易创下两项历史新高:一是网上委托交易量占深、沪证券交易所3——4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15943.38亿元(双边计算)的比重达到14.38%.
二是截至4月底,我国网上委托交易的客户数累计达517.50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465.50万户)的14.93%.
3.我国网上期货交易方兴未艾。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同,我国对于衍生品网上交易都采取了谨慎的政策。由于期货交易风险较大,当前我国网站主要是信息增值服务,而较少有客户“直接”进行期货证券交易的网站。我国三个期货交易所均采用了“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电子交易、电子结算和过户的方式,期货交易所、期货经纪公司均提供了一些网上信息增值服务,经纪公司与交易所之间采取网上交易形式,而客户均通过经纪公司进行委托代理交易。2003年SARS以来郑商所、大商所、上商所推广资金管理电子化、开通交易所与会员单位的远程交易,推进了网上期货交易。
到2002年,深圳11家期货公司共有6家开通了网上交易,部分期货公司的网上交易量高达30%.
1.“券商+期货”——可借鉴的网上期货交易模式之一。
在网上期货交易没有国家政策的情况下,许多证券公司采取了“券商+期货”的网上交易模式。这种证期紧密合作的模式也是一些新型期货经纪公司区别传统期货经纪公司的独特之处。投资者在这种模式下享受到真正的“一站式服务”,通过DDN专线,投资者可以在证券营业部任一台电脑的股票自助系统可以随时切换到期货界面,进行期货行情接收和交易。泰阳期货是湖南省首家实现银期转账,正式与省工行、建行签订全面合作协议的期货公司,投资者可以非常方便地将自己银行账户上的资金在期市与股市中自由划转。
首创期货是北京第一家推出方便期货投资者的“银证实时转账”服务的期货公司,在首创期货开户的期货投资者,只需要拥有工行北京分行的活期储蓄存折,再到首创期货签署相应的协议并办理银期转账开通业务,就可以通过首创期货提供的网上、电话、现场自助三种方式使用该种业务。至今有些期货经纪公司的网上交易比例已占其总交易量的75%.
2.网上期货交易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近几年来,网上期货交易已经在一些交易所和经纪公司试点并取得显著的成效,中期协于2002年12月30日公布了《期货经纪公司电子化交易指引》,但与期货网上交易迅速发展相比,网上期货交易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还存在欠缺。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网上证券委托暂行管理办法》,并没有将网上期货交易作为规制和管理对象,虽说我国获准网上证券委托资格的券商达到86家,但没有一家网上期货经纪公司,至今没有网上期货交易的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许多网上期货交易探索具有某些试点性质。
网上期货交易是期货交易的发展方向,将逐渐取代许多传统期货交易,这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但这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政府及监管部门应积极引导,规范试点。作为国家管理机构应该给网上期货交易以合法的规定,并对符合条件的期货经纪公司授予名正言顺的“网上期货委托交易”权利,并将网上期货交易纳入中国证监会网上交易统计系统。
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交易所通过兼并资源重组奠定了基础,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整合我国期货证券资源,促进我国期货证券业升级和发展。如:
1.香港交易所率先垂范,将香港期货交易所、香港联交所与中央结算公司合并组成统一联网运作的香港交易所,而且2000年6月27日香港交易所股票上市成功。今年4月29日,香港交易所推出网上订购和发送数据服务:网上订购数据产品;灵活有效的送货渠道,网址下载、电邮、邮寄光盘;信用卡网上付款、支票付款;产品资料和样品;提供“我的户口”:显示订户资料和过去订阅产品的详情。
2.上海证券交易所如果与上海期货交易所整合,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发具有代表性的指数(如180指数)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推出股票指数期货,可以充分发挥期货交易所在期货交易管理和风险防范方面的优势,同时,股票指数标的物与股票指数期货交易分开,也有利于避免过度投机。
3.上海证券交易所如果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整合。通过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可以将上海、深圳两个相互分割的市场和几乎完全相似的交易系统整合起来,以方便投资者投资,减少上市公司两边上市的交易成本,也可以避免两个市场相互竞争的竞争成本。合并后的交易系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统一管理和经营,深圳交易所则重点建设风险投资基金的创业板市场(GEM),形成上海主板和深圳创业板的联动发展。两市的结算与登记系统的并轨以及中央结算与登记总公司的建立与运作,已经探索了一条路子。
4.加快期货交易所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建设,尽快实现发达国家通行的“期货转现货”(Exchange of Futuresfor Physicals,简称EFP)交易创新,以帮助生产和经营企业通过期货市场实现套期保值。
5.进一步加快“异地同步”电子计算机交易步伐,鼓励和支持生产企业和经营企业积极参与套期保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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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处我说过,宋明理学在主张我们应有的通向和谐的态度是敬这一方面是正确的。由于墨 子刻 和陈素芬关于对某种信仰的需要都仅仅进行了提示性的——尽管总归是内容丰富的讨论, 所以在本文,我将回到对信仰和敬的对比上。我相信在他(她)们的讨论中,敬对于他(她 ) 们孜孜以求的东西来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礼在其中心处是与敬相联系的,并因而处于圣 贤政治学的中心。另外,儒家政治中没有任何观点能够忽视礼,而礼与敬的联系是中心性的 。在这部分完成前,我们还需要面对强调敬和礼的危险倾向,并且也会看到我们讨论对圣贤 政治的理解可以警惕这些危险。
敬在其对人的有限性和不完美性的完整意识中包含了很多理想。依照保尔•伍德罗夫(PaulWoodruff)的分析,敬是由指向于敬的对象的敬畏感,对于其他不完善的人的尊 重(因为他们有跟我们同样的敬畏的对象),以及对实践我们共有理想的失败的羞耻感组成 。极其重要的是,我们的敬或敬畏的对象只是超出我们全部理解能力之外的完善的理想,所 以也带上了神秘的色彩。特定的个体或特定的机构—不论有多么好—都不能当作敬的对象。 我们 敬畏的理想是超越于我们批判地评价的能力之外的,然而现实的领导者们和法律永远也逃 脱不了批评。当然,推动我们去批评那些没能实践我们理想的人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对理想的 共有的敬。在别处,我曾对个体道德决定的尊重进行过讨论;在政治背景中,敬也是批评的 激发因素。伍德罗夫尖锐地把敬和另外一个更熟悉的政治美德——正义相 比较:
正义的激发能力非常小。它是一个相当枯燥的德性。他更多的是靠明智的思想而非训练有素 的感情来指导。与之相反的德行,如同情、敬畏、勇气等是一种感情的能力,它们的活跃 促使人采取或避免行动(概略地讲,那是因为感情是激励人的感觉)。所以,弱者不能依靠 正义去限制强有力的最高统治者。因为正义与敬畏不同,它不是一种激励性的抑制。[5](P174)
接下来,他说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共同的敬用超越了个人兴趣的感情,如同相互尊重的感情 ,去团结他们。这些感情遭受了领导工具的刺激……这是因为有敬的地方没有获胜者和失败 者。成功与失败都为他们受敬畏约束的程度而弱化了”[5](P175-176) 。在我们继续讨论敬之前,先让我们看一下我们对完美主义的批评者感受到的他们称之为“信 仰”的某种东西。作为深刻的与儒学民主的可能性相结合的一部分,陈素芬主张“对于儒学 来说,在当前的历史背景下,要成为一个可行的、实践的哲学,它能够也必须重建,以提倡 民治政府(government by the people)”[3](P145)。可是,她承认民治政府的可能 性已经遭受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挑战,这些人对她的英雄——杜威大为不敬,声称民治政府是 毫无希望的理想主义。像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和莱因霍德•尼布尔(REinho ld NEIbuhr)这些批评家攻击道,用陈素芬的话说,“理想主义在个人行为中可能产生好的 结 果,但在政治上它是极度有害的”[3](P152)。 这听起来很熟悉,因为一些对儒家政治学说的批 评也是沿着这个路子来的。同样,如果我们听到陈素芬通过放弃“终极解决”方式的完美主 义来 进行反驳的话,应该是不会惊讶的。尽管如此,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励我们去追求一个更好 的世界呢?
陈素芬说杜威和儒家都需要没有狂热的承诺,她说:“他们寻求理想的努力变得更加坚定, 恰恰因 为他们不会迷失自我,以为理想是容易,或者必然可能达到的”[3](P1 52)。用杜威自己的话说 ,是“信仰”使这种固守成为可能。他写道:“相信智慧的力量能够通过对当前理想的投射 来想象未来,并创造实现它的手段,这样的信仰是对我们的拯救。” 陈素芬补充道:“信 仰 作为一种行动趋向,一种在没有成功的保证下去努力的意愿,一种对待未知和不确定的积极 态度,是儒家天下观的实践哲学的重要部分。”[3](P153)
对杜威而言,“信仰”似乎意味着超出我们经验基础之上的自信,无论何时何地,都相信会 有好的结局。历史不会是这种态度的基础,否则它就不是信仰。陈素芬说这与“天真的乐观 主义”是不同的,虽然我很难去寻找这不同。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法的:与显 然缺乏理性证明的宗教信仰不同,杜威的信仰缺乏超验的基础。如果陈素芬在这点上是正确 的:在杜威的意义上说,“民主作为理想需要我们相信不断趋近理想的可能性”[3](P153) ,我担心我们是否情愿献身于民主事业。我也对她在孔子那里发现了这种态度表示质疑,《 论语》中有如下说法:“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与?”[注:①参见《论语》第十四篇。 有趣的是墨子刻说唐君毅“认为除非人对这个世界的整体变换的实 际可能性有了信心,他们才能果断行事。”该看法像杜威的一样与《论语》不一致。]所以陈素芬 (和杜威 )在认为保证理想主义不退变成狂热这点上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理解的信仰是不合适的。
墨子刻对参与“论述1”的人能够激发“坚决行动”的方法表示钦佩,尽管对其潜在的认识 论 存有质疑。新儒家唐君毅“相信人们不会坚决的行动,除非人们相信整个世界道德转换的切 实的可能性”[2](P68)。如墨子刻所说,他在 唐君毅以及其他人那里发现的思想训练是这 样的:对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的理解可产生“充满信仰和信心的心灵”[ 2](P94,238), 它反过来导至坚决的行动。墨子刻虽然喜欢这个过程的终极结果,但深深怀疑这些阶段中的 第一步,即我们是否应把对全部知识系统的理解作为目标。当然,他说:“以我的观点, 拒 绝了马克思不合宜的乌托邦主义,并不是说必须拒绝他重构西方现代性的宏伟的乐观主义 决心”[2](P559)。他相信,历史不会成为乐 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二者任何一方的基础,所 以,这只是一个采取哪种态度的“精神上”的问题。在批评理查?德•罗蒂的单调的功利 主义的世界图景时,墨子刻宣称,我们是不可避免地在一“宇宙框架”中构思、追求我们 的目标的,所以我们应该以一种虔诚的态度来面对该“宇宙框架”[2](P7 55)。虽然他依旧 为儒学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所困扰,但这里他又一次倾向于他与儒学的灵性相结合的姿态 。
我相信,陈素芬和墨子刻通过讨论信仰、精神性、乐观主义的决心以及虔诚,所追寻的核心 态度是敬[注:②确实“虔诚”是希腊词eusebia的另一种翻译,这是伍德罗夫与敬相联 系的词之一〔Woodr uff 2001, 225-6〕。]。这并不是说敬能解释一切,这是肯定的,但它也确能支持 行动与决心。民主需要敬的支持,这将导至“没有狂热的献身”,而这正是陈素芬所寻找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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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于领导者来说,是否能够正确地分析、思考并解决问题,是衡量其领导力水平的基本标准;是否具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哲学思维,是对领导艺术的更高要求。领导者的哲学思维有其自身的表现方式和特征,并在领导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领导者;哲学思维;特征;作用
领导作为一门系统科学,有其内在的规律,也凝聚着哲学智慧。高超的领导艺术,得益于博大精深的哲学思维。善于运用哲学思维,应是领导者决策的显著特点。
一、领导者的哲学思维
领导者的哲学思维,就是领导者的理论逻辑思维,是领导活动中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辨证思维活动。
(一)哲学思维
哲学思维的本质是辩证思维。辩证法的本意是在辩论中揭露对方的矛盾并克服这些矛盾来求得真理的方法。苏格拉底把辩证法当作通过对立意见的争论而发现真理的艺术;柏拉图则把辨证法看作通过揭露对方论断中的矛盾并加以克服的方法;亚里士多德在逻辑学意义上将之作为形成概念、下定义和检验定义是否正确的思维方式;黑格尔认定辩证法为揭露自身矛盾的思维方法,是适用于一切现象的普遍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唯物辩证法。哲学思维本质界定为在对立统一中把握对立面的辩证思维。它表现为从有限寻求无限,从暂时中寻求永恒,从相对中寻求绝对,从有条件中寻求无条件,最终形成对宇宙最高原理的把握,是在思维运动中从存在与思维的对立统一关系中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最普遍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是思维方法中的最高层次。
(二)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
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看,领导者哲学思维的基本要求如下:
1.领导要善于通过现象揭示本质,即把握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坚持认识过程中的两次飞跃,即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获取大量真实有效的感性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矛盾分析和逻辑加工,实现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指导实践的目的。
2.领导要善于把“两点论”和“重点论”统一起来,把握矛盾问题的精髓,即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既善于全面地思考问题,又善于重点地对待问题;既善于研究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又善于找出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确矛盾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性。
3.领导要坚持以国家和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以为人民谋福祉为根本目的,一切思维和实践活动必须紧紧围绕这一根本原则。
4.领导要善于客观的体现矛盾的目的性即联系性。既体现矛盾的相互依存,又体现矛盾的相互贯通,不能忽视甚至割裂矛盾相互包含、相互排斥、相互转化的微妙动态关系。具体工作中,领导者首先要突破传统思维,追求内涵的创新性,根据单位的客观条件、基础和环境,客观全面分析;看到自身与他人条件的差异是基础,不迷信权威、不拘泥于传统、不盲目从众是关键。其次,领导要超越平常规矩,追求方法的非逻辑性。发展就是一个不断超越即成现实,追求和实现理想的过程,也是一个超越常规的过程,更是领导者哲学思维价值厘定的过程。它注重事物的非逻辑的、甚至反逻辑的联系。再次,领导要能打破既定模式,追求角度的灵活性。
二、领导者的哲学思维的具体要求及特征
(一)广纳百家之长,根据情况发展对治之动。
广泛吸取哲学思维指导决策的成功经验不仅指“通古”,更蕴含着“纳今”。以古鉴今,不仅是文化复归的期求,也是与时代发展相契合的。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近些年来,有时代主题的转化,有中心任务的转化,这些转化有效的引领了我们国家的前进和发展。实践证明,不抓住时机适时“转化”,就会贻误大局。
(二)科学运用辩证思维方法,秉持逻辑正态。
正确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帮助人们科学的推断,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恩格斯说:“不应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上天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如使用演绎方法,不能只注重一般原理知识,而忽视归纳,那样就难以发现现实中的特例而犯错误。黑格尔说:“用分析方法来研究对象就好像剥葱一样,将葱皮一层一层地剥掉,但原葱已不存在了。”[2]如领导决策如果只讲综合而没有分析,则决策方案过于笼统,缺乏现实操作性,难以实施。当然,这并不否认使用分析与综合方法时,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一定问题上,两者各要有所侧重。
(三)强调哲学思维指导领导决策的自觉性,重视实践的期求。
哲学思维与领导决策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提高决策水平必须加强接运用哲学思维的自觉性,须从以下方面入手。其一,认真学习和精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基本原理中的基本观点,如唯物论、联系与发展、对立与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认识与实践、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社会基本矛盾、社会意识形态等,把握哲学思维的丰富内涵。其二,熟知领导学的基本理论,掌握领导决策的程序、方法、原则与特点等。其三,积极参与决策实践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概括、总结哲学思维运用于领导决策的经验与方法,使哲学思维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三、领导者哲学思维的作用
(一)哲学思维是领导者制定正确决策的思想基础
调查研究是制定领导决策方案之基。首先,通过调查研究,了解实情,包括世情、国情、党情、民情、z,才能找出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其次,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客观依据,才能在多个方案中准确选优,始终坚持我们党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决策的第一信号,对民情的调查研究对于决策方案的选择尤为重要。再次,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把握整体上的齐全性。最后,通过调查研究还能识破假象、错觉。
客观实际是确立领导决策目标之本。决策的制定要做到“三个不能,一个必须”。“三个不能”指决策目标一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二不能从外国模式出发;三不能从本本出发。“一个必须”指决策目标的制定必须实事求是,坚持从实际出发。
(二)哲学思维是领导决策成功实施的思想保证
客观规律是领导决策实施的基本前提。领导决策的实施是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它受客观规律的制约。规律是事物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否则,再好的事先设计也难以为继。
根据和条件是领导决策实施的主要依据。可能性有两个基
本因素,即根据和条件。根据是决定事物性质的根本矛盾,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是指与某一事物相联系的,对该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作用的各要素的总和,是事物发展的外因。可能性则是根据与条件的辩证统一,无根据就无可能性,有根据但无条件是抽象可能性,只有既有根据又有条件才是现实的可能性。离开了根据和条件就无可能性。
整体与部分相关联是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原则。表现在三方面:其一,整体与部分相互依存。整体由部分组成,整体是部分的合成,离开整体,部分不存在,黑格尔说:“割下来的手不是手”。其二,整体与部分相互包含。整体包含部分,部分中也包含整体。其三,整体与部分相互作用,整体决定部分,部分影响整体,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大于或小于部分功能简单相加之和,这取决于结构是否合理;二是整体的性质不是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的有机结合。这一思想原则,是领导决策实施中需把握的重点,
(三)哲学思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科学发展观对领导决策来源和决策实施的检验以是否促进社会实践全面、协调和持续发展为标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离不开领导干部深入实际详细的调研,做到透过现象,分析本质,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十六字方针,既通观全局,又洞察细节。这是领导者的当前工作任务,也是实现我们国家和社会长远发展目标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徐桂林等,《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与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J〕,河北北方学院报,2008年四月
[2]芦建英,张金萍《哲学思维方法与创新思维能力培养》〔J〕,山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年6月
[3]武文芳,《提高领导者的创新能力》〔J〕,大庆社会科学,200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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