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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关键词:鲁迅;小品文;战斗作用
一、鲁迅的战斗性与小品文
小品文是散文的一种,它在我国出现较早,距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明清时最为盛行。“五四”以后,小品文发展非常迅猛,小品文的创作开拓了一个新时代,除了体现反封建的纳入外,更重要的是表达了被压迫人民的情绪和愿望。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杂文、小品文写得酣畅淋漓,像尖刀,像良药,似匕首投枪,表露了对人民的真挚爱戴和对敌人的嘻笑怒骂。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小品文创作的思想和艺术倾向是复杂的,反映了当时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动态和思想潮流。其中有表现无产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的篇章,也有只是表现小资产阶级思想与旧世界融洽和妥协作品。
30年代后,围绕小品文开展两种力量的斗争。进步和落后,革命和反动这两种力量为营磊,分庭抗礼——团结在“左联”周围的一批小说作家,也用小品文为体栽,来反映当时血淋淋的现实生活,而日趋落伍的林语堂,则以他先后创办的 《论落》、《人世间》、《宇宙风》等刊物,大肆兜售和贩卖“幽默”、“性灵”和闲适的小品文鼓吹闲情逸致和玩世不恭,对麻痹人民的斗志方面,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阵营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鲁迅写下了《小品文的危机》,,他严厉地指出:“小品文已成了‘小摆设’、‘小玩意’小雕虫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癞蛤蟆之类,虽不如士大夫们的‘清玩’讲究,但对青年的麻醉作用,却是一样的。”青年本是有作为的,小摆设的小品文,只有将他们“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①
二、鲁迅对小品文的贡献
鲁迅在从事文学活动之初,曾广泛涉猎过小说、散文、诗歌等多种文学体裁, 但最终却只对杂文,尤其是小品文情有独钟。鲁迅之所以弃医从文,决不仅仅是“为了当时的文学家之所谓艺术”。他忧虑的首先是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存状况和生存权利。严酷的现实已容不得他做虚无缥缈的幻梦,而需要的是重塑灵魂、狙击黑暗的战斗。于是,鲁迅便自觉不自觉地与小品文相遇了。由于小品文的特性,使它在沟通作者与读者、生活与艺术的联系中,可以省却形象感知过程中若干繁缛、拖沓的中介环节, 以短兵相接的形式迅即对社会现实作出反应。这就从根本上适应了时代对文学的要求和鲁迅的文学选择。
鲁迅的命运是十分坎坷、不幸的,还在孩提时代,他就因祖父的下狱和父亲的病故而饱尝了社会的冷眼和欺侮。在南京求学期间,他又看到了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这样造成的心理创伤尤为深痛,一种压抑感、孤立无助常常困扰着他,使得性情本来聪颖、敏感、内向的鲁迅,越发变得刚强而沉默,执著又孤独。他从小是带着怀疑、憎恶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大量积累的是否定和反抗性情绪。其中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作为家庭长子和破落户子弟在东奔西走寻找出路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对社会问题的特别敏感和执着关注的禀性,身处愁惨苦痛之中,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上流社会的腐败就入心入耳,对时局的动荡和趋向就感受得深切。这些,既是他成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前因,又对他杂文家气质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酵母作用。
他嘲笑和反对一切不敢正视苦难的怯懦、出世遁世的“僵尸的乐观”、闭着眼睛看一切都圆满的自欺;但同时,正因为一切都是有限的、不圆满的, 因此他要对这一切,尤其是他强调的“当下”、“现实”以究诘、怀疑、否定、超越,用不满作“向上的年轮”,为了将来而永不停息地作无所谓希望也无所谓失望的搏斗。这种二元对峙的关系以及产生的张力是他沉重的悲剧力量的泉源,是他进击人生的最深沉的哲学基础,也是他“永远不满”地“尽是骂这个骂那个”的心理依据。
在当时,与鲁迅并肩战斗拿起小品文武器的,还有瞿秋白、李大钊、郭沫若、冰心等作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五四”反封建的清新的时代精神,矛头直刺封建主义,表现了人民要求个性解放,民族复兴的进步愿望。鲁迅指出了危机之所在,也点明了小品文的性质,“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醉,它给人的愉快是休息和修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②鲁迅批判了林语堂的幽默,不过是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③茅盾也指出,“‘自由意志’的肥皂泡一经戳破,原来倒是几根无形的环绕的线在那里牵弄,主观超超的性灵客观上不过是清客的身份。”④
在鲁迅的带领下,进步作家纷纷拿起小品文这轻型武器去反映生活。当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作品,如吴伯萧《天冬草》、郁达夫《政权和民权》、柯灵《猎人与鹰犬》、唐韬《新脸谱》、王统照《北国之春》等,都从不同的角度,选取不同的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三、小品文的明天
今天,小品文仍然保持了它过去的本色,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中,起着医生和助手的作用。它短小轻快,内容丰富,它及时地反映着现实,时时更新着内容,针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和错误的思想行为,毫不留情地进行揭露和讽刺,成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不可缺少的一面镜子。
注释:
① ②鲁迅《小品文的危机》,见《南腔北调集》第168页。
③ 鲁迅《论语一年》
④ 茅盾《小品文与国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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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鲁迅塑造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鲁迅借助悲剧艺术震撼人心的力量,希望能促使人们觉悟,奋起争得做人的资格。
关键词:鲁迅;农民形象;封建势力
一、前言
鲁迅弃医从文,主要目的是为了“立人”,改革社会。在鲁迅的早期小说中,农民的命运受到深切关注。鲁迅笔下的农民形象大致有四种类型:一是逃避现实者:阿Q;二是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三是抗争失败者:祥林嫂、爱姑;四是迷信愚昧者:柳妈。鲁迅着力描写他们处于沉迷不醒,昏聩、麻木、愚昧、沉滞的精神状态,作者期望通过揭示病态的原因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达到改革社会的目的。本文将对这四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展开论述。
一、逃避现实的阿Q
在鲁迅刻画的农民形象中,逃避现实者阿Q的形象,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具有永久艺术生命力的典型形象,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阿Q的生活道路,虽然并不是当时所有农民共同的生活道路,但就其悲惨遭遇来看,阿Q的受压迫、受剥削、被凌辱、被愚弄的命运,却是广大农民所共有的。有压迫就应该有反抗,但是,阿Q的性格却使他的所谓反抗,通过扭曲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他一生的“行状”里,他的性格显示出很多弱点或者说病态。
阿Q生活地位极其低下,不过,“阿Q又很自尊”。这种自尊心在阿Q身上并没有变成反抗的力量,相反,却在找理由自譬自解,用“你还不配”的精神胜利绝招来逃避现实,在瞬息之间把现实中的弱者地位荒谬地化作幻想中的强者地位。
阿Q的精神胜利法更恶劣的发展,就是欺凌弱小,借以转嫁痛苦。他要取得实际胜利,但他所致胜的,不是欺凌过他的对手,而是并未欺凌阿Q,反被他所欺的弱小而无辜的人。阿Q这种欺凌弱小的恶劣行为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
鲁迅曾指出:“我觉得中国人所蕴蓄的怨愤已经够多了,自然是受强者的蹂躏所致的。但他们却不很向强者反抗,而反在弱者身上发泄,兵和匪不相争,无枪的百姓却并受兵匪之苦,就是最近便的证据”。①中国近代蒙受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奇耻大辱,在统治阶层中形成了从残酷的失败中寻找荒.唐的“胜利”的自欺欺人,不思变革自强的病态心理,这种“病”也传染给了苦难深重的下层民众。
逃避现实者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弱点,一种愚昧、落后的精神状态和病态的心理。鲁迅描绘的阿Q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②对国人具有深刻的针砭作用。“可惜中国人对于羊显凶兽相,而对于凶兽则显羊相,所以即使显着凶兽相,也还是卑怯的国民。……要中国得救……只要青年们……反过来一用就够了。对手如凶兽时就如凶兽,对手如羊时就如羊”。③鲁迅是这样寄望国人以阿Q为镜子来改革“国民性”的。
二、屈从命运的闰土、七斤
屈从命运者闰土,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村,在《故乡》中,闰土以一个活泼机灵、能干的勇敢少年形象出场,可是经过二十年的生活重压,他变得像“石像”一般,迟滞麻木。闰土身上的这种巨大变化,正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破产农民的真实写照。尽管闰土质朴勤劳,但驯服老实的他屈从地停留在一条封建统治者规定的界线上,恪守这些统治者制造的许多“法规”、“等级”。 闰土把生活的贫困和灾难归罪于自己的命运不济,屈从命运的闰土,捧着香炉和烛台,安分守己,心中的反抗意识也就灰飞烟灭了。
《风波》中的七斤,与阿Q相比显得较为单纯。但七斤依然是个愚昧麻木的人,当赵七爷胡诌什么“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他深信不疑,以为真的要掉脑袋,他认为是命里注定自己该倒霉,既是命运的安排,就只能屈从了,垂手等待死神的降临。“非常模糊”的他,除了屈从命运是别无他途的了。
《风波》和《故乡》都是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发生的,此时人民群众尚未真正摆脱封建专制文化的束缚和影响。鲁迅通过对屈从命运者闰土、七斤的形象描写,揭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矛盾:农民被封建主义残酷压迫剥削,生活极其悲惨;他们精神上愚昧麻木,却没有为改变自己悲惨境遇而奋斗的思想和行动。鲁迅同时也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深入挖掘,揭示如果人们不觉悟,中国难有光明的前途。
三、抗争失败的祥林嫂、爱姑
抗争失败者祥林嫂,是鲁迅精心塑造的一个勤劳能干、善良、倔强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
祥林嫂被迫嫁给一个比自己小十岁的丈夫,二十六七岁上就当了寡妇,她希望用自己的劳动来换取继续活下去的权利。可是,灾难和痛苦的折磨,严重损害了她的身体和灵魂,而来自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的毒辣的“无影脚”也常常踢打她的灵魂。因为她是一个再嫁的寡妇,根据封建阶级的宗教道德戒条,一个再嫁的女人,死后下地狱,阎王爷要把它锯成两半分给两个在阴间相争的丈夫。对于善良的祥林嫂来说,没有希望的来世比今生所受的压迫和痛苦更加使她感到悲哀和恐怖,封建的神权迫使祥林嫂连死也得不到“灵魂的安息”。她从精神和肉体上被彻底摧毁,终于带着对于地狱惩处的无尽的恐惧,结束了她的苦难生命。
祥林嫂的一生是苦苦挣扎的一生。作品通过祥林嫂的不幸遭遇,深刻地揭露旧中国的黑暗,是对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的无情鞭挞和血泪控诉,祥林嫂的悲剧代表着封建社会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
同为抗争失败者,爱姑的形象似乎比祥林嫂有了几分亮色。爱姑是一个不甘沉默,敢于公开挑战的泼辣的农村妇女形象,但她同时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品。她的丈夫移情别恋,却受到封建势力慰老爷的公开保护,爱姑不甘屈服,她斥责丈夫的不道德行为,为自己的人格和地位进行抗争。但最后,爱姑还是放弃她坚持了三年的抗争,默默地去承受被夫家遗弃的苦痛。爱姑之所以败在七大人手里,是因为七大人有政权做后盾,在封建宗法制度下,妇女是可以被任意欺凌和宰割的。爱姑的个人自发反抗,自然不是封建政权的对手,她的抗争失败是必然的。
四、迷信愚昧的柳妈
迷信愚昧者柳妈,是一个对鬼神虔信的劳动妇女形象。她是一个“善女人”、“吃素,不杀生的”。然而,柳妈的因果报应谬说却给祥林嫂带来精神上的莫大威胁,给她增添了更大的新的痛苦。她向祥林嫂渲染地狱的恐怖,并非由于她心地歹毒,而是出自她对鬼神的虔信。在迷信愚昧的柳妈看来,祥林嫂在抵抗生活中的不幸时,没有真的死去,而活了下来是“不合算”的,再嫁以后才死,在阴间的苦痛更大。在封建迷信思想的熏陶下,柳妈认为被迫再嫁的祥林嫂是犯了罪的,为免死后受苦,应该赎罪。被压迫者对旧传统、旧观念的相信和奉行,实际上起着加深自身苦痛,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这是最触目惊心的,也是鲁迅最忧愤的地方。
五、结语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强烈地反映了农民被压迫生活的作家,从上述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系列中可以看出,鲁迅是从被压迫农民的角度提出了反封建的问题。“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④鲁迅借农民形象表明了他对农民命运深切的关注和深刻的思考;并且有意识的地运用悲剧的形式,揭示封建制度是造成悲剧的总根源,暴露愚民政策,揭露封建思想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毒害,用悲剧艺术震撼人心,达到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意义的目的。“唯其具有泪与悲,才能更动人,引人震惊,催醒人,才更具有振其帮人的力量。”⑤鲁迅对被压迫农民表现出“幽愤深广”的人道主义关怀。可以说,这样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非常有生命力的,鲁迅创作的乡土小说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在农村日益富裕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鲁迅农民题材的小说有其现实意义。在不断关注繁华城市建设的今天,作家要敢于直面当下的农村变革现实,关心九亿农民的命运,关注在今天社会急剧变化下农民的生存状态、思想状况。描绘出具有时代特点、充满鲜活个性的农民形象。这就是鲁迅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以他的农民形象为典范给我们新的启示和指导。作家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鼓手!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创作才具有其积极价值,作家的社会责任感才得以体现及张扬。
注释:
①《坟·杂忆》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一版)第一卷 225页.
②《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全集第七卷81页.
③《华盖集·.勿然想到》全集第三卷61页.
④《南腔北调集·怎么做起小说来》全集第四卷512页.
⑤《走向鲁迅世界》447页.
参考文献:
[1]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2]冯光廉.鲁迅小说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3]陈鸣树.鲁迅思想和艺术[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
[4]刘正强.鲁迅思想及创作散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6.
[5]李彪.鲁迅悲剧艺术论稿[M].天津: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6]彭定安.走向鲁迅世界[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7]吴宏聪,范柏祥.中国现代文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Abstract: There are four types peasants’ images in Lu Xun’s novels. Lu Xun hopes to promote people to be awake and strive for the quality of conducting a person.
Key words: Lu Xun; peasants’ images; feudal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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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他的《在酒楼上》是一部充满诗意却又隐含着深意的小说。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在酒楼上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关键词:鲁迅 庸众 启蒙 日常生活 诗化叙事
摘要:《在酒楼上》是鲁迅小说的经典文本,其人物设置模式、话语类型选择表现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其诗化的整体叙事风格又对其生命哲学的表达恰到好处地进行了融合。
《在酒楼上》写于1924年,是鲁迅描写知识分子命运的著名小说,历来众说纷纭。本文拟从文本形式的角度,重新解读《在酒楼上》的深层意蕴及其艺术风格。
一、“独异个人”与庸众
“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模式,是鲁迅小说经常采用的一种人物设置方式。这里的“独异个人”指思想见解超越一般人的清醒者,庸众则为社会的一般不觉悟民众。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起,鲁迅就开始运用这种人物设置模式。此后如《药》《头发的故事》《长明灯》《孤独者》《伤逝》等都运用到这种模式。美籍华人学者李欧梵说:
“独异个人”和“庸众”正是鲁迅小说经常出现的两种形象。我们完全可以为他们建立一个“谱系”,从而寻找出鲁迅小说叙述表层下面的“内在内容”。这样读出的作品意义虽然有异于人们常做的对鲁迅小说的肯定,它们却可能显示出更能真实地表现出作为创作性的作家的鲁迅的特点的某些侧面。{1}
本文正是希望从这样一个角度介入《在酒楼上》的解读。本文认为,《在酒楼上》关于吕纬甫的故事,其实暗含着一个关于“独异个人”和庸众的故事。文中的吕纬甫以前很激进:“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现在则有点落后:“两个学生,一个读《诗经》,一个读《孟子》。新近又添了一个,女的,读《女儿经》。”当叙事者“我”对他的思想变化表示不可理解时,他竟然说:“他们老子要他们读这些;我是别人,无乎不可的。这些无聊的事算什么?只要随随便便……”以前是为了讨论中国改革的方法而打起来,现在则是随随便便。因此,比之以前的吕纬甫,现在的他不仅思想落后了,而且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而造成这一变化的,显然是生活所迫。文中屡次写到吕纬甫的物质困窘:“我每月有二十元,也不大够敷衍。”如果联系到《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伤逝》中的涓生、子君,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清醒知识分子失败的“谱系”:在不被庸众所理解的中国,这些思想先进的“异类”,逐渐被逼入生活的困窘和失败。
然而,揭示《在酒楼上》暗含着一个“独异个人”与庸众的故事,其意义并不仅仅在指出它显示了启蒙知识分子失败的命运。本文这里还有更深层的含义。如果联系到《呐喊》中的篇章,《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陷入失败的困境时,依然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药》中的夏瑜虽在狱中,还不忘对“红鼻子阿义”进行革命启蒙;那么,《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早没了“狂人”、“夏瑜”对理想的激情。诚如李欧梵所说:“这里已不再有‘狂人’的理想,不再有《故乡》中所表示的虽然微弱,但依然存在的对下一代人的希望,甚至不再有《头发的故事》里N先生那种借以肯定自己的冷嘲。他对生活已经厌倦了,他将在‘模模糊糊’的教学生涯中,走上厌世者的道路。”{2}是否走上厌世者的道路,暂且不论;这里描述的吕纬甫思想的消沉是相当准确的。因此,同是“独异个人”和庸众的对立模式,《在酒楼上》和《狂人日记》是有差别的。
本文认为,这种差别显示了鲁迅精神世界的某种变化。在《呐喊》时期,鲁迅为了“听将令”,往往在小说的末尾留下一个光明的尾巴。这说明此一时期的鲁迅依然对启蒙怀抱着些期望。然而,在“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历了一回同一战阵中人们还是会那样”{3}后,鲁迅表达了对启蒙深深的失望:作为启蒙知识分子的吕纬甫们,都在庸众的围困中走向了没落,启蒙哪里还有希望呢?“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失败和疏远。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铁屋子’毫无毁灭的迹象。”{4}因此,作为一种叙事模式,对于“独异个人”和庸众故事的处理,《呐喊》和《彷徨》是有变化的。这种变化清晰地展示了1924年间的鲁迅灰暗的心境。
二、启蒙与日常生活
在1997年前后,人们对《在酒楼上》的阐释开启了一种新的解读模式。{5}传统的评论认为,吕纬甫在“一石居”为我讲述的两个故事――为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显示了吕纬甫思想的消沉:由以前的关注国家民族大事到现在的关注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与传统评论不同,这种解读模式认为,吕纬甫的两个故事并非表达他思想的消沉,而是传达出了一种不同于“启蒙”的新的声音:对日常亲情的重视。评论家们经常引用吕纬甫描述他在弟弟坟上的这段叙述进行论证:
我当时忽而很高兴,愿意掘一回坟,愿意一见我那曾经和我很亲睦的小兄弟的骨殖:这些事我平生都没有经历过。到得坟地,果然,河水只是咬了进来,离坟已不到二尺远。可怜的坟,两年没有培土,也平下去了。我站在雪中,决然地指着他对土工说:“掘开来!”我实在是一个庸人,我这时觉得我的声音有些稀奇,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待到掘着圹穴,我便过去看,果然,棺木已经快要烂尽了,只剩下一堆木丝和小木片。我的心颤动着,自去拨开这些,很小心的,要看一看我的小兄弟。
由“忽而很高兴”、“可怜的坟”、“这命令也是一个在我一生中最伟大的命令”、“我的心颤动着”,评论者认为吕纬甫在这里非常动情地表现了一种对亲情的重视。吴晓东说:“从启蒙立场着眼,写这两件事是为了表现吕纬甫的‘颓废消沉’、‘随波逐流地做些无聊的事’,然而,当我们暂时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只关注吕纬甫讲的故事本身,就会感到其实是两个十分感人的故事,有一种深情,有一种人情味,笼罩着感伤的怀旧情绪。”{6}
不可否认,这种解读模式有其合理性。而且,挖掘并强调吕纬甫对亲情的重视,是这种解读模式的重要贡献。然而,当这批评论家们“忘掉叙事者潜在的审视目光”,认为“‘我’和吕纬甫的辩难,正是作者两种声音在冲突、在对话、在争辩。最终很难说哪一种是主导性声音”{7},从而认为吕纬甫对日常生活的重视和叙事者“我”对启蒙的强调在文中是两种对等的声音时,本文认为是可以商榷的。
从文本的叙述看来,吕纬甫在文中不断地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解,固然来自叙事者的审视,然而更来自他的自责。他们见面刚一开始,吕纬甫就开始了对自我的解嘲:“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在这个自我解嘲中,他已经否定了自己现在的行为。等到叙述完“为小兄弟迁葬”后,他更是说:“倘若先前的朋友看见我,怕不会认我做朋友了。――然而我现在就这样。”一股无奈的情绪喷涌而出。后来,在叙述完“为阿顺送花”以后,他又开始了对自己的责备:“你不知道,我可是比先前更怕去访人了。因为我已经深知道自己之讨厌,连自己也讨厌,又何必明知故犯地去使人暗暗地不快呢?”可见,尽管吕纬甫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中躬行着日常生活的温情(比如,他这次回来“给小兄弟迁葬”和“为阿顺送花”,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孝顺母亲的缘故),却并没有从这种温情中感受到幸福,反而是一种自责、一种痛苦。如果联系到《野草・过客》中老翁对过客的劝说:“你不要这么感激,这于你没有好处。”以及同一时期,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同我有关的活着,我倒不放心,死了,我就安心。”{8}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鲁迅的眼中,吕纬甫正是一个为温情所困的“过客”。日常生活的温情常常会销蚀勇士进取的勇气,使他不得不有所牵挂――也许吕纬甫的转变正是为了母亲的缘故。而这是鲁迅所不愿意的,所以在文末,“我”最终与吕纬甫分道扬镳,并且“觉得很爽快”。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认为,《在酒楼上》确实体现了日常生活和启蒙两种声音,但两种声音并非对等,而是启蒙压倒了日常生活。因此,如果纯粹从吕纬甫个人命运的角度看,它体现了鲁迅对启蒙深深的怀疑和失望;而如果从启蒙的声音对日常生活声音的压制看,鲁迅最终还是选择了启蒙。这表明,正如人们在鲁迅的《野草》中看到他对绝望的反抗一样,《在酒楼上》他对启蒙的选择也体现了他这一生命哲学。
三、诗化叙事
诗化叙事是中国现当代小说的一种重要叙事方式。一般而言,废名、沈从文和汪曾祺的小说被誉为中国诗化叙事的代表。鲁迅的部分小说,如《社戏》《故乡》,也被称为是诗化小说。而之所以将上述作家的小说称作诗化叙事,或者诗化小说,大致根据这样一些标准:“语言的诗化和结构的散文化,小说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以及意象性抒情,象征性意境营造等诸种形式特征。”{9}本文认为,《在酒楼上》也是一部诗化小说,根据在于这部小说通过对事件的叙述营造出了一种“象征性意境”。为阐明这一观点,这里引进中国古典诗话中的“神韵”概念。
神韵,是中国古典文论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一般认为,神韵说到清代的王士祯手里有了重要发展。但是,王士祯并没有对神韵的内涵做过明确的界定,而只是在他的各种具体诗论中通过引用司空图和严羽等的诗话对神韵的特征做了一些说明。同时,神韵作为一个概念,早在王士祯之前就已经在运用,因此王士祯的“神韵”说也仅是神韵的一种。所以,本文不想通过对王“神韵”说做具体的界定来确定神韵的内涵,而是从“神韵”概念的发展来确定神韵的大致内涵。根据钱钟书的考证,最早提出“神韵”这个概念的应该是南齐的谢赫:“谈艺之拈‘神韵’,实自赫始;品画言‘神韵’,盖远在说诗之先。”{10}可见,神韵最早是作为一个品画的术语出现的。而在谢赫那里,“‘神韵’与‘气韵’同指”,“‘气韵’非他,即图中人物栩栩如活之状耳。”{11}因此,按钱钟书的解释,在谢赫那里,神韵指的是人物画中人的精气神。在中国的山水人物画中,向来有“形似”与“神似”之分,这里的“神韵”指的是“神似”。之后,神韵开始由品人物画,扩及品山水画,再而扩及品诗。“诗文评所谓‘神韵’匪仅依傍绘画之品目而立文章的品目,实亦径视诗文若活泼刺之人”{12},在这里,钱钟书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于诗歌神韵的见解,即之所以用神韵来品读诗歌是由于人们把诗歌看作是一个“人”,换句话说,诗歌神韵其实指的就是诗歌的“精气神”。用我们的话说,诗歌神韵指的就是诗歌通过情景所渲染和流露的那股情感气氛。而这样一种情感气氛的营造,其实就是我们通常理解的意境营造。从这个角度看,《在酒楼上》显然是一部具有神韵(意境)的佳构。
小说一开始写“我”的无聊:
所住的旅馆是租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味,入口如嚼泥土。窗外只有渍痕斑驳的墙壁,帖着枯死的莓苔;上面是铅色的天,白皑皑的绝无精采,而且微雪又飞舞起来了。我午餐本没有饱,又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的想到先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门,出街向那酒楼去。
“我”本是来访友的,可是朋友没有访到;在这种失意的情况下,住的地方不好,吃的也不好,天气又相当差;于是只好去买醉。短短一段话,将不如意的事情聚集起来,在絮絮叨叨的叙述中,一股浓浓的愁绪瞬间弥漫。接下来,事情变得愈发糟糕。作为一个寻不到出路的漂泊者,“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而南来又只能算是一个客子”,“我”在S城不仅没有遇到给自己以精神动力的朋友,反而遇到一个比自己更不如意的吕纬甫,并且讲了两个伤感的故事。而非常不巧的是,这两个伤感的故事与“我”的遭遇又构成一种同构关系,都在说明往事不可追:“吕纬甫在做这两件事时,是很虔诚,很认真的……因为这两件事里包含有他过去的太多美好的东西:小弟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和我很相投’,顺姑也是一个可爱、能干的姑娘,曾经好心做荞麦粉给他吃……因此吕纬甫做这两件事的深层动机是为了寻找‘旧日的梦的痕迹’。但本是很认真去做的两件事,抱美好的希望的两件事,却都以失望和模糊收场。”{13}当年激情的战友寻不着,却碰到了一个颓唐的吕纬甫;吕纬甫本身的变化已经很让人伤感,他的两个故事所暗示的“往事不可追”更是让人绝望。所以,整部小说其实一直笼罩着一股无形的伤感和苦闷,正如中国的山水人物画,在线条、色彩的组构中凝聚着一种无形的韵味。因此,这是一部典型的具有意境营造特点的诗化小说。而伤感与苦闷的情感气氛,一方面烘托了吕纬甫和“我”的无奈,另一方面又衬托了鲁迅在绝望中坚守启蒙的坚强,使小说的情感意绪和主题意蕴达到了完美的融合。
作者简介:朱云,研究生,陕西安康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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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对看客现象的揭示和批判,是他国民性批判的一个最主要的内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小说对“看客心理”的批判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试谈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当前,高校大学生的心理问题日益突出。教育部在2011年颁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基本建设标准》中就要求各高校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的主渠道作用,根据心理健康教育的需要建立或完善相应的课程体系。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充分利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促进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使这一门课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是我们每一位育人者的责任。但该课程的开展,也存在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强、缺乏吸引力、授课对象不分类清晰、缺乏有目的教学等问题,从而影响了授课效果。
一、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力量有待提高
目前,岭南师范学院担任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的教师全部由二级学院的辅导员担任。年轻的辅导员们几乎都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心理知识的学习以及相关的培训,多数辅导员并不是在与自身专业相关的学院工作。以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为例,四个辅导员都是文科出身,其中两位辅导员刚就职,对学院各个专业在学习、培训和就业等方面的情况了解不深,在给学生授课的时候尤其针对“学习”这一讲的时候,未能很好地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给予学生指导。刚刚入职的辅导员由于工作经验不足,课堂上缺乏对学生熟悉的案例的切入及分析,不能很好地结合与同学们相近的例子来阐释相关的理论知识。
(二)教学内容针对性不够,缺乏吸引力
调查发现,大学新生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最关心的内容有:克服自卑及建立自信、提高心理承受能力、如何完善自我、如何提高人际交往能力、恋爱与性等方面。目前,岭南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自我认识、人际关系、学习、恋爱与性心理。这些内容并不能完全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而且由于这一门课只有8学时,因此每一讲内容只有2学时,有些内容只能粗略提及,无法深入详尽地进行分析,有些问题只能点到即止,如恋爱与性心理。
(三)授课对象不分类,无法进行差异性教学
根据调查,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不同性别、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对于心理健康课程有不同的需求。但是目前岭南师范学院一般都是以专业为单位的大班授课,无法根据学生的年级、性别、家庭背景等的差异进行教学。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有其独特性,若能根据学生的差异性展开授课,因材施教,效果会更加明显。因材施教是指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及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的发展。
下面笔者将以岭南师范学院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2015级大学新生为例,探讨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在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当中使用的可行性。根据调查数据,该年级新生的基本情况为:2015级的大一新生一共有504人,男生315人,女生189人,男女比例为17:10;其中农村孩子353人,城镇学生为151人,农村与城镇的比例为7:3,总而言之,该年级学生男生居多、农村孩子居多。
以近几年授课结束后学生提交的心理课程论文来看,绝大部分学生的课程论文都是抄袭应付了事,较少学生能在课程结束后根据自己的体会认真完成相关论文,这既能反映学生的学习态度问题,更能直接体现这门课是否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以及学生能否在该门课程中获得实质性的指导。因此,作为授课老师,应该以积极态度对待自己的课程,如何让学生爱上课,如何上好课,都是值得反复斟酌的。
二、改革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教学模式的建议
(一)提高授课教师的专业水平
大学生心理是否健康,对其大学生涯的学习生活是否能顺利开展有着极大的关系。作为一名大学新生,刚进入大学的时候会有各种困惑,如果能得到老师的专业指导,将会极大地减少在新环境中的心理障碍。因此,学校应当重视对相关教师的培养,创造更多的机会让辅导员学习相关的理论知识并定期召开相应的备课会,促进各位授课老师的交流,了长补短,也能让刚入职的辅导员学习更多。此外,辅导员自身也应积极主动地加强心理健康知识的学习,并根据所从事的学科属性主动了解各专业学生的不同情况,以便能在给不同专业的学生讲授时给予学生更好的指导,平时要注意积累相关的案例,用最贴近学生的案例使课堂教育的效果更加实用。
(二) 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应当辐射整个大学生涯
前面已经提到,根据调查,不同年级的学生对大学生心理健康知识有不同的需求。但是目前这一课程主要在大学新生入学后、中段考试前给予授课。总的来说,该课程开展及时,有利于大学新生在懵懂阶段及时调适自己,适应大学生生活。但是这虽然能及时解决大一的“迷茫”,可大学生接下来还会面临大二的“彷徨”、大三的“疯狂”、大四的“绝望”,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没有辐射整个大学生涯,非常不利于学校对其后续的大学生活进行追踪和指导,大大削弱了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在大学生涯里的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应当辐射整个大学生涯,契合学生不同阶段心理的发展需求,满足同学们的心理诉求,减少大学生心理问题的发生。
(三) 根据性别开设男女特色班
踏入象牙塔大门的青年们,如放飞的小鸟,想着能在自由的大学殿堂里自由飞翔。大学,也是恋爱的黄金时期,由于传统教育的局限性,学子们被禁锢的恋爱欲望在大学里得到释放,但如果没有适时的、适当的指导,学子们的恋爱之花不一定能开得健康灿烂,在恋爱中令自己的身心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的例子也是屡见不鲜。由于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在大学新生入学之时就开设,这对大学生的恋爱行为能及时地加以引导。
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和女性各显示出不同的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如果能分别针对男女生开展区别教育,效果会更加明显。目前我院是按照以行政班或者专业为一个班级来进行授课的,男女比例悬殊。如电气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男女比例为11:1。因这门课本来存在课时短的局限性,教师根本无法针对男女生不同的生理和心理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授课,未能达到更好的课堂效果。
如恋爱与性心理这一讲,如果能针对性地开展对男生的责任教育与对女生的自爱教育,相信教育效果会立竿见影。因此,开设男生心理健康特色班和女生心理健康特色班,让大学生在属于自己性别的课堂上更好地认识自己,让男生和女生都能根据自己的特性去扬长避短,让男生更谦逊更阳光,更有责任与担当,让女生更自信更乐观更自爱,让教育达到真正的目的。
(四)开设农村生源、贫困生心理健康指导班
岭南师范学院的生源以广东省为主,其中又以粤西地区为主,绝大部分是农村生源,贫困生又占为数不少的比例。根据笔者的经验,农村学生较城镇的学生更加容易出现心理问题。美国精神分析家哈内认为:很多心理问题的产生都是由于对环境的适应不良而引起的,如果人原有的心理定式不能随着外界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当人的思想、情感、态度、意志等因素来不及协调时,个体就会承受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就会与别人发生矛盾和冲突,当这种矛盾和冲突积攒到一定程度时,个体就会产生迷茫、空虚、焦虑、压抑、紧张等不良情绪。当踏入大学之门的农村大学生(尤其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的)面对跟自己之前生活不同的人与事物,更容易产生自卑、焦虑等心理问题。
因此,笔者建议,专门针对农村生源及贫困生开展心理健康课,在自我认识、学习、人际交往、恋爱与性心理健康等方面给予他们及时的指导,会大大降低他们在大学最初的日子里的不适应及盲从,早日平衡自我、实现自我。除了学生本人受益,学校更是因能在特殊群体学生的心理问题出现之前就给予及时的引导,从而减少了这类学生今后出现心理问题的概率,使得大学生心理健康课更加有效率、有效果。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是一个复杂的工程系统。时代在改变,大学生的思想及心理也在不断变化。作为教师,我们应当对变化及时做出调整,变被动为主动,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根据学生的个性和需求改变自己的授课内容,让大学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体会到心理健康课对于他们大学生涯成长的指导与帮助,提高心理健康课在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课程在大学生心目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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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毕生从事着国民性的批判工作,我们读鲁迅 的小说会发现,他的小说时时不忘揭露和批判我们中 国人的劣根性。中国民众的奴性、保守、愚昧、麻木、卑 怯、精神胜利、看客心态、自私、狭隘等,在他的笔下暴 露无遗,鲁迅也由此受到了非议。有人说,鲁迅是反动 的,他丑化了中国人,在人格上丧失了民族的自尊和 自信。作为一个深刻而清醒的文学家,鲁迅深深地懂 得“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但作为一个苦苦寻觅中国 出路的知识分子,他看到了中国民众身上的种种劣根性。他认为只有唤起作为民族基础的大多数—普通民 众的觉醒,中国才有出路,才能走出困境,才能在变革 中向前发展.
如小说《祝福》,作者以悲愤的心情和凝重的笔墨,描 写了祥林嫂悲惨的命运,揭示了造成祥林嫂悲惨命运 的不仅只是封建礼教,还有鲁镇上和他同处一个阶级 的普通百姓。当祥林嫂带着丧夫失子的不幸再次来到 鲁镇时,鲁镇上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理,不断地引诱 祥林嫂讲出自己的不幸,把她的眼泪变成了他们无味 的生活中的调料。当祥林嫂的“故事”不再新鲜,他们 又拿她头上的伤疤取乐,在祥林嫂对生活产生极大的 绝望时,他们又在她的面前提出了“地狱说”,最后使 她的身心完全崩溃。他们就是这样不断地、无情地、残 酷地玩赏着祥林嫂的痛苦,以至于使她完全走向了死 亡的道路。通过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描写,可以看出, 鲁迅“对于国民性中这种缺少生命的尊重,少同情,多 隔膜是何等的深恶痛绝,在他看来,麻木的人们隔岸 观火,欣赏别人的苦难,是如同看戏。而只会看戏做戏 的民族是可悲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题研究》第10 页)。在《阿Q正传》中也有这种感情的表露,当阿Q 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他立刻又去欺负比他弱小的 小尼姑,去摸她的头皮和面颊,使得小尼姑陷入了非 常难堪的地步。对于阿Q的这场表演,一直有一群热 心的观众,那就是路边酒店里的人们,当他们看到弱 者受欺时,没有同情,没有援助,反而大声地起哄、喝 彩、助威。阿Q为了满足这伙鉴赏家,“再用力的一 拧,才放手”。“‘哈哈哈!’,阿十分得意的笑。‘哈哈 哈’!酒店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在这里,鲁迅不仅写 出了对弱者的同情和对看客愤怒,也写出了这无聊卑 劣的笑声里所隐含的我们民族的悲哀.
《孔乙己》是鲁迅认为自己写得最满意的小说,他 用冷静客观的笔调,写出了一个传统知识分子被吃的 悲剧。主人公孔乙己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但他在封 建科举制度的毒害下,除了满口之呼者也外,一无所 能,穷困潦倒,却自命不凡,成了人们的笑料。为生活 所迫,他偶尔也做些小偷小窃的事情,最终被打断了 腿,在生活中默默地死去。作者在揭露封建科举制度 吃人的同时,还揭露了孔乙己在精神上的被吃。作品 从一个独特的视角,通过酒店里一个小伙计的眼睛来 看孔乙己在众人取笑中的尴尬和痛苦,写出了人与人 之间的冷漠和无情。孔乙己每一次“不幸”的遭遇都成 了酒店里众人取笑的材料,他们鉴赏孔乙己屈辱的伤疤,使得“孔乙己 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他们讥讽他连半 个秀才也没捞到的悲哀,使“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 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他们嘲笑他腿被打断 的痛苦,使孔乙己感到万分的难堪,露出乞求的眼色, “很像恳求掌柜,不要再提”,在众人鉴赏的目光里, “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 走去了”。看客们每一次的鉴赏,都会“引得众人都哄 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气息”。在这哄笑中,我 们看到了低级无聊和卑劣无耻,也看到了人生的苦难 和不幸。一面是毫无同情和怜悯的无聊的取乐,另一 面是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的屈辱与痛苦。孔乙己就是这 样生活在众人取笑的屈辱和痛苦中,并渐渐地被这屈 辱和痛苦吞噬了。作者没有直接写孔乙己的悲哀,而 是以乐写哀,反而让人感到更加的悲哀。对于这种缺 乏诚和爱的国民性弱点的针砭,在《明天》里也表现得 很突出。寡妇单四嫂子带着幼小的儿子宝儿生活,境 况十分困苦,却从来没有人诚心诚意地帮助过她。宝 儿病危了,从庸医何小仙到流氓蓝皮阿五,到不怀好 意的红鼻子老拱,以至到整个村里的人都想从她身上 乘机捞一把,都在袖手旁观地看着她即将失去儿子和 失去儿子后的痛苦。小说以《明天》为题,不仅写出了 单四嫂子这类穷苦人对未来的希望,同时更写出了鲁 迅对中国明天的希望:“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 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还要 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我之节烈观》)。这清 晰地表明了鲁迅写这类看客的主要目的.
通过研读鲁迅小说中对看客现象的揭示,我们就 会深刻领会鲁迅的良苦用心:他是要通过揭露和批判 我们中国人的劣根性,找出我们民族衰败的病根,为 变革时期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因此,我们不能把鲁 迅的揭露和批判看作是丑化了中国人,丧失了民族的 自尊和自信,而应回到历史去重新审视鲁迅,对鲁迅 做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可以说,对看客心态的揭 示和批判,是鲁迅对传统文化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 也是他对中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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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画也称“士大夫甲意画”、“士夫画”,是画中带有文人情趣,画外流露着文人思想的绘画。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画的某些创作思想和艺术实践就出现了,但是文人画作为正式的名称,是由元代画家赵孟頫提出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元代文人画的艺术表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从北宋苏东坡开始推崇文人画以来,文人画到元代受到了长足的发展并且主导了绘画的主流。俞剑华先生在《中国绘画史》中说:“所谓文人画者,以气韵为主,以写意为法,以笔墨情趣为高逸,以简逸幽淡为神妙”。所以文人画重写意,重气韵,重视笔墨在画中的运用。
文人画自北宋以欧阳修、苏轼、文同、米芾等文人士大夫提倡以来,得到了后世文人的重视,并且亲身参与和体验。到元代时,文人画已经成为绘画的主流,文人画重意境轻形式,追求平淡自然的审美趣味得到文人的倡导,确立了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和审美追求。水墨写意这一表现形式成为绘画的正宗,文人通过水墨写意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以及自己的人生境界,书如其人,画如其人,书画表现的不是客观物象,不是自然中的山水、花鸟,它表现的是作者主观的心境,是文人对世界,对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这一体验和感悟通过绘画,通过感性思维把自然物人格化,以达到与自然、精神、人格相契合的愿望。文人画的种种审美价值观到元代得到了普及,成为文人画的审美标准,使文人画大兴于后世。
元代文人画注重写意,文人画家提出把书法归结到画法上,元初画家赵孟?在享有极高的画名外,他的书法艺术亦为历代所重。他非常强调书画的相互关系,并明确提出“书画本来同”的说法,竭力主张把书法用到画法上。元代文人画家在重视绘画的同时也重视书法,往往文人画家在书法上也有一定的造诣,元代还流行着一种“士大夫工画者必工书,其画法即书法所在”[1]的说法。
像元初的赵孟?和元四大家不仅仅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同时也是有名的书法家。明人王世贞曾说道:“文人画起至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他的这扇大门就是沟通书画的大门,以书入画,以书法的书写方式作画。元代画家在重视书法与绘画相结合的同时也重视绘画与诗歌的结合,这种结合最普遍的就是在画面上直接题诗。在画上直接题诗可能在唐代就有了,在经过两宋的发展,到元代才达到了一个高峰,这不仅仅表现在山水画上,其他如花鸟画、人物画等等画种上都有直接题诗。元代很注重诗与画的关系,元人杨维桢在《无声诗意序》中阐述道:“东坡以诗为有声画,画为无声诗。盖诗者心声,画者心画,二者同体也。
纳山川草木之秀描写于有声者,非画呼?览山川草木之秀叙述于无声者,非诗呼?故能诗者必知画,而能画者多知诗。由其道无二致也。”正是由于元代文人对诗画的重视,再加上书法和绘画的结合,从而使元代文人画形成了诗书画印同时融合在一个画面的特殊艺术追求。题画诗在元代也很盛行,有很多文人都作有题画诗。例如,杨维桢的《题苏武牧羊图》《题春江渔父图》、倪瓒的《题郑所南兰》、王冕的《墨梅》等等。
在画上直接题诗的普遍化也是元代文人画的表现特点。这主要是因为文人画是由有很深厚文化修养,具备有一定的作诗能力的人所倡导的,所以说这一现象能够在元代广泛被人接纳和吸收绝不是偶然的。其次在画上直接题诗可以充分发挥诗的优势,弥补了绘画的不足,深化了绘画的主题。因为绘画只能表现某一瞬间和空间的各种物体的形态,它不能突破或者只能部分突破时间的局限。像元季四家之一的倪瓒,他的画中往往有很长的题跋以及诗,题跋和诗往往占据了整个画面大量的篇幅,但其本身已经和画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又加深了画的意境,在形式上形成了融合与统一。在画上题诗有的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艺术见解,有的是配合画来增强绘画的意境,有的则纯粹只是为了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不管怎样,他们都是通过诗歌和题跋来加重画面的文学趣味和诗情画意。
例如,倪瓒的《六君子图》,画上题有作画的经过,作于至正五年,画幅中题有元黄公望、朽木居士、赵觐、钱云等诗。其中黄公望的题诗:“远望云山隔秋水,近有古木拥披陀。居然相对六君子,正直特立无偏颇。”此诗写出了此图的所写之景。远景的云山、中景的秋水、近景的树木和披陀的,把近景六棵小树比喻成六君子,使他人格化。这首诗抒发了黄公望对倪瓒《六君子图》的审美感受,同时也与画融合增加了画本身的意境和价值。至于表达自己的某种艺术见解的王冕在其《墨梅图》中的题诗就最能体现这点。
画中诗写道:“吾家洗研池头树,个个华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这首诗体现了作者的艺术见解和追求,作者追求的是一种纯净内敛,柔韧素雅,不炫耀色彩的艺术效果,这种艺术形式刚好符合了梅花本身的特质,纯净内敛但不娇弱,柔韧素雅但不过于朴素,色彩艳丽但不娇艳炫耀。美国著名艺术史家高居翰先生在他的著作中也研究到画家的这一艺术追求。他写道:“‘个个华开淡墨痕’指的是自然与人为艺术之间的互动与和谐,这是画家追求的目标,见于诗中,也现于画上”。[2]这种追求体现了元代文人画的共性,他们追求的是笔简而意足,平淡而幽远,借自然山水来建构体现道家和禅宗意识的超然境界。
在文人画占主导地位的元代,在画中题诗来直接配合画面,使两者相互补充和结合。这在以前是没有的或者是少有的,唐人题款常藏于石隙树根处,宋人开始在画上写字题诗,但一般不使之过分侵占画面。但是到了元代则完全不同了,画面上的写字和题诗开始多了起来,有时多达百字十数行,占据了画面的很大部分,有意识地使之成为整个画面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元代这一转变的根据是什么呢?
魏晋玄学盛行引起了文的自觉,其中也包括了艺术精神的自觉,玄学中对自然的宁静和幽远的一种追求与尘世中的纷扰枯燥形成了明显的对照。文人士大夫开始把心境落向于自然之中,在自然中满足他们艺术性的生活情调。自此以后,山水画、山水诗被文人们所崇尚。而元代处于一个被外族所统治的特殊时代,大量的文人受到了政治和现实的压抑,传统的仕途之路被封闭,精神上失去了寄托。
所以文人士大夫只能把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上,参禅悟道在元代也广泛被文人所崇尚,当时很多文人都和禅宗、道教有密切关系。文人艺术上的创作是一种主观即兴情感的宣泄,也是一种内心心灵的一种寄托,试图通过自然中的清远和虚静来超脱世俗的烦扰。而魏晋玄学和禅宗对自然的新发现给画和诗提供了融合的连接点,这种融合在文人大量直接参与艺术创作的元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从此以后,这一融合被普遍接受和倡导,再加上和绘画相通的书法,三者相互结合和补充,形成了以后中国画的一种审美意识,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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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婚》发表的1925年,正值新文化倡导的 自由离婚 在舆论与现实实践中轰轰烈烈开展之时。相对于鲁迅的其他小说,《离婚》自问世以来,阐释既不充分,理解的歧义也最多, 难读 ,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感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小说《离婚》中鲁迅对爱姑的矛盾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她和鲁迅以往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大胆泼辣,敢于反抗不幸的婚姻,社会的黑暗,爱姑的命运悲剧却无法避免。爱姑的不幸,是鲁迅对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路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同时爱姑婚姻悲剧也远距离的无意识投射出鲁迅自身婚姻中的隐痛,本文将从小说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进行鲁迅对爱姑形象矛盾心理的分析。
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
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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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一生经历丰富而又复杂,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陈独秀,供大家参考。
陈独秀,中国共产党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这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他在近代中国宛如一个启明星,带给渴望自强独立的国人以希望。而这其中,《新青年》便是他的舞台。陈独秀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18年和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蔡元培1917年在北大任校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任命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在北大任教几达两年之久;五四抗议运动后他被捕入狱,1919年秋获释后回上海。然而,陈在北京出现意义深远,不仅由于他的言论——正是在这期间他从一个进步人士转变为政治激进分子——而且也由于他为不断壮大的北大文化叛逆团体发出了第一声呐喊。陈去北大任教时把创办于上海的杂志《新青年》迁到了北京,这个刊物在1917年已经成为中国文化争论的首要阵地。 陈独秀本人在思想和气质上都是一个叛逆者。这与他的成长环境密不可分。他1879年10月出生于皖南怀宁的一个小康绅士家庭。出生几个月后他父亲就死了,对他进行启蒙教育的是祖父,陈回忆说,他是一个粗暴易怒、神经过敏、苛刻挑剔的老人,是个鸦片鬼,严厉的工头。“老白胡子”死时陈独秀才8岁,这时他并没有完全形成传统社会所培育的怀疑性格。此后又有许多教师管教他,最后一个是他的兄长,为人随和,不是那种要求很严的教书匠。然而,年轻的陈独秀并不是因为向往(别人要求他掌握的)知识传统才努力学习的,他的动力来自他后来很伤感地描述过的东西:“母亲的眼泪,比祖父的板子,着实有威权。”可见,陈独秀在这时已有了相当的责任感,同时幼年生活使他拥有了顽强的毅力和不屈的性格,这为他以后27年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基础。
科举考试同样促进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思考。1896年陈独秀以优异成绩通过秀才考试。给他带来声誉的应试之作,是他改头换面故意模仿的古代八股文,但却赢得了昏聩考官的赞赏。应试成功只激发了陈对传统课程的兴趣。一年后他第一次离家勉强去南京参加乡试。在九天的严格考试中,几百名应试者像囚犯一样被关在为他们准备的闷热、臭气熏天的号子里,当时正值夏季,在小号子里他既不能直立又无法平躺。陈落榜了,由那些怪现状他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他个人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正是这次考试,开启了他的革命事业,他在摸索着前行。
此后不久,陈就投身于激进的时事评论,尽管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一直是个不引人注目的评论家。他多次去日本在弘文学院学习过一段时间。他与革命运动有联系,但并未参加,这也许是因为他反对那种狭隘的具有种族主义痕迹的民族主义。但无论如何,他显然是同情革命的。章士钊是他当时的朋友之一,此人当时是《苏报》最负盛名时期的编辑,陈与章及其他人的合作,在上海和安徽创办了几种改革派报刊,文章大部分用方言写作以吸引更多的大众读者。后来陈也为《甲寅杂志》撰稿,这个杂志持反袁世凯的温和自由主义态度,为谨慎起见,在东京发行。陈自己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一期1915年9月在上海出版。
1916年9月,杂志改名为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新青年》,它的问世,结束了陈默默无闻的历史,如此,一颗耀眼的新星闪耀。
当时的社会形势是:1915年,上海已成为现代大众出版中心。可以想象,大部分出版物是轻松的消遣读物:《滑稽时报》、《莺花杂志》、《笑林杂志》是其中几种月刊。但《新青年》并不是当时唯一自称内容高度严肃的刊物。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后来持续了几十年。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不久被亲袁世凯的日本政府查禁。
但《新青年》很快确立了自己的特殊地位,吸引了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力,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以来,还没有一个杂志能做到这一点。陈在开始他新历险的发刊词中向读者响亮地宣称: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 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这里同样是他不懈斗争的阵地。陈的敬告青年包括一些特定的忠告:精神上要独立而非奴隶的;人生态度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眼界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思想上要实利的、科学的,而非虚文的、想象的。这些并非新见解;《新青年》在创刊第一年,肩负起了梁启超十年前未能完成的巨大的思想启蒙任务。虽然这些见解并不新鲜,但与先前的比,还是有极其巨大的差别。《新青年》早期读者们看到的,是大量、集中的辩论,是具有不同个人风格和趣味的大杂烩。陈本人爱好生气勃勃、态度鲜明、开朗大胆的行文方式,对诸如法兰西文化的伟大,东西方的根本差异,现代文明的历史等这些大问题最有兴趣。他也擅长精雕细刻的写法,如他所作的近世两大科学家传:俄国生物学家伊凡〃梅克尼科夫(1845—1916),德国化学家威廉〃奥斯特瓦尔德(1853—1932)。《物种起源》的译者,曾留学日本的老革命家马君武,为德国进化论者海克尔(Ernst Heackel,1834—1919)写了一个具有学院派特征的详细介绍。曾在明治大学获得政治学学位的高一涵,非常精细地著文讨论了共和体制下公民的意义和自由与自由权的区别。
这个杂志的基本调子是善于煽动而拙于分析。曾选译了马威克(W. F. Marwick) 和史密斯(W. A. Smith)所著的《真公民》(The True Citizen)中的一章,并以恰当的格言开头:“儿童者,成人之根基也”,“凡当为之事宜善为之”,“使汝功败垂成者,唯汝躬耳”,“天才无他,劳与勤而已”。《亚美利加》和《马赛曲》作为爱国赞歌的典范刊登了出来。翻译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他被抬高为“其自强不息勇猛精进之气,尤足为青年之典型”。奥斯卡〃王尔德的《遗扇记》在该刊连载,称其“摹写英国政治及社会生活之特征”。该刊对“妇女问题”颇感兴趣,陈独秀翻译的马克斯〃奥雷尔(Max O’Rell,1848—1903)的《妇人观》(Thoughts on Woman)预示了五四时期这个问题成为最重要的社会争论之一,其中有这样的智慧妙语:“常誉妇人之男子,非知妇人者也;常毁妇人者,亦终不知之。”出于介绍这个组织的热情,全文翻译发表了梁启超12年前简要介绍过的《美国少年团戒律》(The Boy Scout Low),其戒律有恭敬、忠诚、谦虚、节俭、友善,而且告诫人们要坦然微笑着面对艰难困苦。
这个杂志介绍的内容,的确有些庞杂。例如,既有从赫胥黎(T. H. Huxley)布道书中选的《论改进自然知识的合理性》,题目翻译成了更容易理解的《现代思想的科学精神》,也有伯克(Edmund Burke)的演讲《美洲殖民地的自由精神》。
总的印象是混乱,“今其国之危亡也,”陈独秀1916年写道,“亡之者虽将为强敌,为独夫,而所以使之亡者,乃其国民之行为与性质。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在这里,他将国民性提升到了救国图兴的高度。
到1917年,《新青年》的发行量已由1915年的每期1000份增加到15000—16000份。它因此实际上成了自由的北大知识界的大本营。1918年初成立了编委会,其中成员计有陈独秀、钱玄同、胡适、李大钊,以及稍后加入的高一涵。每月的编委常提出新颖的题目出版专号。比如胡适1918年6月编辑了“易卜生专号”,直到1920年,《新青年》绝大多数文章表达的是激进思想的一般观点,而一旦置于陈独秀的独断控制之下,它就成了中国第一个主要的马克思主义杂志。从《新青年》的历史和几个早期撰稿人的思想中,似乎可以看到新文化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探索的大部分历史,看出他们从文化激进主义向社会和政治激进主义的逐渐转换。
显而易见,在1917—1919年《新青年》已经吸引了各种支持者时,这些就成为《新青年》同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也是自由派向来追求的目标。高一涵的第一个观点可以解释为努力使政治与个人无关,把文化视为人的道德政府的产物,这种传统观点要修正,而代之以这样的观念,即政府仅仅是文化的工具,反映社会公民的价值观。由此转弯抹角得出的结论是,渴望在知识分子间建立一种新关系,以作为文化和国家的代表力量。但新文化激进主义走得更远,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们大胆的、真正的革命企图是,以包容广泛、注重实效、自由无羁的怀疑精神,作为培养人的性格、调节人的行为的基础,以取代儒家大一统的道德教条。
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缔造者,他在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国振臂高呼,将新思想通过《新青年》传入中国,带给渴望变革的国人思想的引导,虽不能说是百家争鸣,但这里已成为一个各种新思潮相互交流、相互碰撞的平台。为中国革命有一定的指导,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虽然它只是在小范围内传播先进思想,但引导了一批革命先驱。使民主和科学思想进入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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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及策略的研究十分引人瞩目。从文献来看,对李鸿章外交思想和策略的把握,既存在着完全否定的意见,也有赞誉有加,甚至把李鸿章奉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外交家的观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论文人物李鸿章,供大家参考。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是晚清重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每当揭开中国近现代史,就不可能不面对李鸿章及其所代表的晚清政府。纵观李鸿章一生,可圈可点处众多,但是在皇权体制下,没有实现其抱负,这是民族和个人的悲哀。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国之大器,百年不遇。建国后对李鸿章的评价大有偏颇,往往把李鸿章脸谱化为卖国贼,这个观点和历史是不符合的。我们应该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的态度和原则,来重新审视这一风云人物,做出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不平等条约的签定与洋务运动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两件事。这两件事决定了历史与后人对他的评价。但是,其中所掩埋的历史事实有多少,我们谁也不知道,因而我们所给出的评论,都不能作为最终的评价标准。甚至那些史学家们给出的评论,我觉得也是有待商榷的。在我看来,李鸿章不能算卖国贼,但的确是功过参半,从某个程度上看,可能过更大些。
不过,我觉得我们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不能只看到他所做的那些事,还要关注他的内心情感。要知道,他所做的并不一定是他愿意做的。“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此为李鸿章临死前所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从这首诗中,我们也能读出作为一个一生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的君子胸怀。
古今的历史人物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我个人的感觉也是复杂多端。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尽力了,但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个失败者,没有改变中国现状,没有带领中国走向富强,他的洋务、派留学生、组建北洋海军、都是为了维护其封建统治、也是维护自己的利益,洋务的失败、北洋舰队的失败、作为北洋舰队的统帅、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李鸿章对自己的评鉴“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将”,说明晚年的李鸿章已经认识到西方制度的优越,而他没有也不敢去推掉那间‘破屋子’,再去建一座新的。说明他的软弱和封建的本质同时也是在维护自己,在不触动封建体系的一切运动都注定是要失败的,封建体制下的洋务、海军都只不过是“披着狼皮的羊”终究是打不过狼的。作为北洋舰队统帅慈禧为自己寿宴挪用巨额军费,难道李鸿章不知道军费意味着什么,孰轻孰重难道他不知道吗?他没有劝谏、也没有阻止,这又说明什么,一个为军费而愁的北洋大臣死后而有巨额财产,这又说明了什么,难道这也是历史的错误吗?也是帝国主义的强逼吗?他的一切都是在说明一个共同的问题:
没有带中国走向富强的李鸿章终究还是个失败者。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总结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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