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特殊侵权民事责任与一般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区别相关的共113个结果:
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有加害行为,具有客观上的损害事实,加害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四个方面。环境侵权作为一种侵权行,应满足侵权构成要件但是环境侵权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也有其特殊的规则原则,关于环境侵权的特殊之处,从《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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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经费投入不足且来源途径单一,体育场地设施严重匮乏,专职体育教师短缺,课外体育活动开展状况较差。诸多原因严重影响特殊教育学校体育教学的开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特殊教育教学有效性的对策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特殊教育学校由于其教学对象和办学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特殊教育要立足长足发展就必须寻求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近年来特殊教育学校培养了大批特殊教育学生,使他们逐渐自强自立,走上了良性发展的成长轨道。因此要积极总结行之有效的特殊教育教学方法,以便能更好的培养学生,有助于学生成长和成才。
【关键词】特殊教育;教学方法;有效
特殊教育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和教学组织形式及教学设备,对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旨在达到一般和特殊培养目标的教育,它的目的和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要求和特殊儿童的教育需要,发展他们的潜能,使他们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完善人格,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我国人口众多,残疾儿童和青少年的绝对数量也处于世界前列。为了更好的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稳定发展,为了促使残疾人能更好的融入当前的社会,开展有特色符合残疾人身心的特殊教育。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下,2010 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也对特殊教育提出了专门的要求,体现了国家对特殊教育的关心和支持。纲要指出,要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做好保障工作,以此夯实特殊教育发展的基础。党的教育方针要求,要以人为本实施素质教育,抓好教育改革。不管哪类教育其中的教学形式与方法,都是教育值得关注的问题所在,教学方法的有效性与否也是特殊教育领域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所在。
(一)一些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未从学生的实际出发。教学应该是建立在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基础之上的活动,但当前一些特教教师在教学方法的利用上没有完全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一就常规来说,特殊教育教学的目标是以提高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为主,以教授学科知识为辅,一些教师没有理会到特殊教育的特殊性在哪里。特殊教育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方法的选用应该首先应该是建立在提高特教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基础之上,只有学生自己能够具有独立进行生活适应的能力后才能进一步去学习学科知识,也才能进一步成才。一些教师将传统学校的教学方法简单移植,没有根据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出发使教学方法缺乏现实性和可操作性而言,加上部分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陈旧,跟不上学生的实际需求。因此一些特教教师的教学方法应该加以改善。
(二)部分特教教师的知识储备无法满足学生的需求。部分特教教师,尤其是一些年长的特教教师,其知识结构、知识储备和教学方法都停留在自己年轻求学时间段的时候。没有及时根据自己的工作年限和学生的实际需要及时的相应的调整自己、充实自己的特教知识储备,造成自己的教学方法用了一年又一年。而新媒体下的教学相比较起传统的教学而言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和变化性在,因此特教教师的知识储备一旦不能跟上时代的变化自己也会被历史的洪流和社会的发展所淘汰,更别说要去教育好学生,去教育学生都是很难的事情了。因此部分特教教师的知识结构和知识储备需要加大力度进行改善以便能更好的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将学生的发展建立在特教教师自身的发展基础上的发展才是科学之道。
(一)改善相关教学方法。教学方法的运用是否高效得当是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所在。让特教学生能够真正学到一些行之有效的东西。通过学习促进其能够更好的独立生活和适应社会。
教师要转变思想,与学生共同探索、汲取信息和知识,使得不同领域的信息都能让学生接触到、理解到,实现教学相长。对于特殊教育领域中由于学生的多样性和个体性等特点的存在,特教教师要注重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的应用。特殊教育的教学理念是基于差异教学的思想,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而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特教教学,抓住不同特教学生的特殊点之所在。做到因材施教。因此,特教教师应该注意到对于低年级的中度弱智的学生,主要是培养自理能力,让学生自己能够自己处理自己的相关事务,能够不需要大人帮助,自己穿衣、吃饭、如厕甚至自己做饭吃,就是取得的最大的效果。而对于中、高年级的特殊学生主要是要训练其基本的劳动能力,让学生能够通过特教教师合理的教学方法学会简单的扫地、做家务等活动。因此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程度的特教学生选择适宜的教学方法是特教教师应该考虑的实际且重点的问题,只有这样教学效果才能有效提高,特教学生也才能够进一步很好的适应社会,立足社会。
(二)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特殊教育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起步较晚,其师资培养工作的开展也较晚,但建设一支数量足、质量高的特殊教育教师队伍一直是我国落实特殊教育发展规划的重要措施之一。因此在国家高度重视的基础上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显得尤为重要。只有拥有高素质的特教教师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学生。当前制约教师发展的主要问题在于知识储备不丰富和教学方法相对陈旧,因此特教教师应该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通过利用业余时间进行继续教育,即使提高自己的知识储备。以使自己的知识量能够更好的适应新时代下学生的实际需求。而鉴于部分特教教师教学方法的陈旧,特教教师应该积极改善自身教学方法,通过观摩一些优秀教师的教学方法以及总结和修改自己的教学方法等途径改善自身。而学校应该及时的开展一些讲课比赛、专题讲座等形势注重对特教教师的继续教育,从而真正提高特教教师的整体素质。
此外特殊教育学校在新媒体时代下也应该积极对自身进行改变。特殊教育学校必须重新定位自身,努力成为融合教育的支持者;特殊教育学校的功能从单一教育功能转变为多重服务功能,即为特殊儿童提供评估服务,承担起“资源教室”的功能,成为融合教师、社会、家庭三者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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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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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当今社会的一大主题,也是一大难题,创新不仅关系到国家,社会,而且还关系个人。课程教学创新关系到学生的素质教育全面发展,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创新应该放在首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东南亚风格引入色彩构成课程的教学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东南亚风格是近几年热门的一种室内设计风格,其家居轮廓简洁圆润、线条流畅,材质天然、色彩为回归自然的大地色系、图案采用动植物图案元素等方面内容,如果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色彩构成的课程教学之中,可以引导学生在项目式的设计实践过程中把东南亚风格融入自己的设计作品之中。在这样一种教学创新下,不少学生都能设计出兼具新颖创意与区域特色的优秀设计作品。
“东南亚风格”主要指的是室内设计中的一种风格流派,也是近几年大热的一种家装风格,不论是餐厅、工作室、家庭住宅都很喜欢采用东南亚风格来进行室内装修。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设计风格呢?这样一种室内设计风格又应该如何运用于色彩构成课程之中呢?这些问题将是笔者在下文中要展开讨论的内容。
(一)地理位置。东南亚(Southeast Asia)位于亚洲的东南部,包括中南半岛和马来群岛两大部分。中南半岛因位于中国以南而得名,南部的细长部分叫马来半岛。
东南亚地区共有11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东帝汶、新加坡,面积约457万平方千米。
(二)气候特点。东南亚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是 92°E-140°E ,10°S-23°26’N,绝大部分是热带雨林气候和热带季风气候。北纬10°至南纬10°为热带雨林气候;北纬10°至北纬20°之间以热带季风气候为主;中南半岛北部有小面积的高山高原气候。
(三)经济发展。东南亚各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形成了以季风水田农业和热带种植园为主的农业地域类型。
东南亚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最有活力和潜力的地区之一。东南亚地区除新加坡外其余国家经济均落后,在未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中,东南亚在政治、经济上的作用和战略地位将更加重要。东南亚是中国的南邻,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必经之地。在历史上,绝大多数国家就与中国有友好往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关系密切。在悠久的历史交往中,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就结下了深厚的友情。在未来的历史进程中,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进步,双边和多边的友好合作关系也将进入一个不断发展、更加密切的历史时期。
“东南亚风格”一直以来主要指的是室内设计中的一种风格流派,因此笔者在此主要总结其在室内设计中的风格特点。
(一)轮廓与材质。东南亚风格是一种结合了东南亚民族风情岛屿特色及精致文化品位的家居设计方式,家具的外轮廓简洁圆润,线条流畅生动,家具的材质大都就地取材,广泛地运用木材和其他的天然原材料,如室内常见如藤条、竹子、石材、青铜和黄铜和木制的家具。
(二)色彩特征。东南亚风格的室内设计注重手工艺、重视细节设计和软装饰,室内设计多以暖色调为主。家具材质因多用木材和其他天然材质,所以深棕色、土黄色、咖啡色、浅米色等回归自然的大地色系构成东南亚家居的特色。斑斓的色彩其实就是大自然的色彩,明黄、果绿、粉红、粉紫、孔雀蓝等等香艳的色彩化作精巧的靠垫或抱枕,跟原木色系的家具相衬,香艳的愈发香艳,沧桑的愈加沧桑。同时,东南亚地区因多信奉佛教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金色、白色、紫色、暗红、墨绿等色也是室内设计中常用的色彩。
(三)图案元素。东南亚风格的装饰图案常采用自然元素的动植物,阔叶类植物、大朵的花卉、吉祥的大象、骆驼、蒙面纱的美女及椰子壳、香蕉、咖啡豆等植物果实都是家居装饰图案中常用的元素。也因为东南亚地区的民众多信奉佛教的关系,常常出现佛教相关的莲花、佛手、忍冬花纹、飞鸟、鱼等元素作为家居的装饰元素。
“构成”是一种造型概念,指的是将不同形态的几个元素重新组构成一个新的元素。构成课程的学习是设计专业学生必须的基础课程,是现代艺术设计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课程是一种艺术训练,引导学生去了解造型观念,训练抽象构成能力,培养审美观,为今后的设计专业学习打下基础。
构成课程一共三门,由平面构成、色彩构成、立体构成组成,统称为“三大构成”。色彩构成是“三大构成”课程学习中的第二门课程,在上一门的平面构成学习中学生已经学会在二维空间中通过点、线、面的形式来描绘物体形象,通过探索各种元素的构成规律,设计出既严谨又有无穷律动变化的装饰构图。色彩构成课程则是通过引导学生学习色彩知识,根据人们长期形成的对色彩的感觉,而产生的一种思维定势,而立体构成是建立在前面两者的基础上,在三维空间中遵循美的原则,使用各种材料将元素组合成新立体造型的过程。立体构成所研究的对象是立体形态和空间形态的创造规律。因此,色彩构成是一门承上启下的课程,在整个设计类基础课程的学习中及其重要。
笔者之所以想到要把东南亚风格引入自己的课堂教学之中,是基于所处的区域及所在学院的发展方针和东南亚风格未来持续热门的发展前景这几个方面因素来考虑的。
笔者所居住的城市是广西自治区的首府南宁市,广西南濒北部湾、面向东南亚,西南与越南毗邻。2003年10月8日,中国国务院温家宝在第七次中国与东盟(10+1)领导人会议上倡议,从2004年起每年在中国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这一倡议得到了东盟十国领导人的普遍欢迎。从2004年11月以来至今,中国―东盟博览会已成功举办了十届,促进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国―东盟博览会是中国境内唯一由多国政府共办且长期在一地举办的展会。其以展览为中心,同时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交流活动,搭建了中国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平台。 在东盟博览会举办的这十年里,南宁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其中最有的特色的便是东南亚各国的文化艺术都在这座城市里遍地开花,街上随处可见的东南亚风味餐馆、东南亚服饰品店、东南亚风格建筑等等,这些都受到了南宁市民的喜爱,东南亚风格在这个区域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
尽管东南亚风格在本区域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设计行业对精通东南亚风格的设计类人才的需求也非常大,但笔者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本区域现有的高校中还未有一所高校的设计专业把这样一种极具特色的设计风格引入到课程教学之中,因此笔者在对东南亚风格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把这种风格引入到自己的课程教学之中。
项目式教学是我国高校设计专业教学中常用的一种教学模式,是通过把企业或公司的实际设计项目引入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在课程学习中去完成某个具体的设计项目的一种实践教学方法。
在以往的色彩构成课程教学中,笔者也会在后期让学生做一些设计项目,虽然学生的作品中不乏优秀的设计作品,有创意但却不具备特色。经过笔者这几年的教学探索,笔者便决定在运用项目式的教学模式中,把东南亚风格引入色彩构成的教学课堂。色彩构成课堂学习中,在带领学生学完色彩构成的基本知识之后,便给出了学生一个具体的设计项目,要求学生自组3-5人的小团队共同合作来完成设计项目。笔者给出的这个设计项目的主题及内容要求都是与东南亚风格有关的,因此也就引导了学生开始自主去调研东南亚风格的特征,及其运用到设计中的方式,并把收集到的资料与设计元素运用到了自己的设计之中。通过为期一个月的课程训练,学生不但对东南亚风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也设计出了兼具创意与地域特色的设计作品。
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笔者认为只有引导学生把作业变成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生才能设计出更好的作品。笔者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了色彩构成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后,学生对这种平时极少接触到的风格非常新奇,因此也就有了极大的热忱去调查研究这种风格,并把所了解到的设计元素与个人的创意结合后运用到了自己的设计之中,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区域特色又不失新颖创意的设计作品。
虽然东南亚风格在建筑与室内设计中盛行,但是在平面设计中却及其少见。笔者认为东南亚风格是一种极具魅力与区域民族特色的设计风格,其包含的色彩特征、图案元素若能运用到平面设计作品中,将会是一种新颖而又充满地域风情的设计风格。在今后的设计专业课程教学中,笔者将继续把东南亚风格引入到自己的课堂之中,让学生在四年的设计专业学习中学到有特色的专业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学生今后的就业能力。
笔者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得出了一些教学经验及体会,于是有了上述关于教学改革的思路,这也是笔者对教学创新的一次思索,期望笔者的探索能为我校设计类专业在今后的教学改革中提供些许参考,也期望自己的研究能为高校的教学改革与创新做出一份贡献。
本文也是笔者所参与的2015年度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时代审美需求下的艺术设计学人才培养研究与实践”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期望通过自己的这些教学探索,能为课题的完满结题尽一份力。
在此,谨向那些曾经在历史的长河中,用双手创造美、追求美的散落在民间的艺人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他们的存在,为我们今天的艺术创作激发了无穷无尽的灵感,也向那些在教学生涯中,推动教学事业不断前进的优秀教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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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自高丽忠烈王迎娶了忽必烈长女齐国大长公主忽都鲁揭里迷失之后,大批怯怜口随公主进入高丽,他们大多在高丽政坛身居高位且多次往来于元丽之间,由于身份的特殊性,在元丽往来中他们往往拥有着双重身份,并最终对元丽关系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怯怜口身份的特殊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元朝公主下嫁高丽时,大批怯怜口作为随行人员进入高丽。他们既是公主的“私人”,又在高丽朝廷中任职。在元丽交往之中,他们既是元朝派往高丽的督官,也担任高丽使臣出使元朝。怯怜口身份上的这种特殊性,使得他们在高丽政局和元丽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怯怜口 元丽关系 双重使臣
元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高丽元宗十五年),元世祖忽必烈幼女忽都鲁揭里迷失(齐国大长公主)嫁给高丽世子王谌,元丽“自是世结甥舅之好,使东方之民享百年升平之乐”,双方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元朝公主入高丽,不仅携带大量财物,同时带来大量的随行人员,包括奴婢、从臣、怯怜口等。由于元朝公主在高丽的特殊地位,这些随行人员在高丽受到重用,尤其是与公主联系紧密的怯怜口。这些怯怜口,作为公主私属人口,不仅在高丽朝廷身居高位,而且经常作为高丽使臣出使元朝,在身份上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本文试图以齐国大长公主的怯怜口为例,分析怯怜口身份上的特殊性。
1.元朝公主的“私人”
有元一代,中国对韩国的关系由消极的领导变为直接的主宰。将公主嫁入高丽便是其控制高丽措施中重要的一环。齐国大长公主嫁入高丽后,倚仗元廷的威势,置府摄政,干涉高丽政局。在高丽朝廷之上,公主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历史上比较罕见的。除朝会、巡幸、宴餐、狩猎、接见使臣外,公主还可以干涉高丽国王的决策。公主参与政事,尤其是在涉及元廷利益的大事上,往往得到元廷的认可,甚至鼓励。但高丽远在元朝之外,公主仅仅依靠元廷的支持是不够的,还需要强大的经济、人力基础来保障其摄政活动的展开。由于怯怜口作为最为信任的近臣,被蒙古统治者委以各种重任,其本身也成为统治阶层的一部分。因此怯怜口与公主联系最为紧密,维护公主在高丽的地位和利益是他们的首要责任。
2.高丽朝廷中的“公人”
作为“私人”为公主服务的同时,也在高丽朝廷任职,而且官职不断升迁,地位较高。
怯怜口随齐国大长公主公主进入高丽之初,均被授予正五品中郎将官职。高丽授予怯怜口正五品武官职位,这是元丽不均衡实力对比下高丽对元朝“事大”的体现。印侯在元宗十五年(1274)入丽到忠宣王二年(1310年)的37年里,官职从正五品中郎将升到从一品重大匡,甚至在忠宣王即位后被封为“平阳君”,在高丽政坛平步青云,成为齐国大长公主入丽怯怜口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张舜龙在元宗十五年(1274)逝世到忠烈王二十三年(1297)的24年里,6次升迁,官至从二品佥议参理。除印侯和张舜龙外,史书中记载的随齐国大长公主入丽的怯怜口,还有卢英、郑公、和车信。他们虽然与印侯、张舜龙同属齐国大长公主怯怜口,但在高丽政坛之中的地位,“非印侯舜龙之比”。
怯怜口作为高丽朝廷中的官员,即公人,自然要履行职责。职责之外,怯怜口在高丽朝廷具有很高的地位,表现在:第一,干预高丽国王决策。第二, 参与高丽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争夺。
1.元朝派往高丽的督官
怯怜口随元朝公主东来高丽,并在高丽任职。但是他们与元廷的联系并没有削弱,反而可以说更加紧密。这一点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怯怜口的一些官职是由元朝政府授予的。“(忠烈王七年)冬十月己亥,元�龋骸�于本国金州等处置镇边万户府,以印侯为昭勇大将军、镇边万户,赐虎符及印”。哈丹之乱时,印侯破敌有功,‘帝以侯为镇边万户府达鲁花赤,赐玉带一腰、银一锭、鞍一面赏之。”达鲁花赤是元朝派往各地的最大监治长官,即督官。元朝向高丽派遣达鲁花赤,作为控制征服地区而设置的最高长官。他们的职责是纳质、助军、输粮、设驿、供户数籍等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权利极大。(忠烈王七年)张舜龙被元“授宣武将军、镇边管军,总管征东行中书省都镇抚。”(忠烈王十八年)“帝赐舜龙双珠金牌,进副知密直。”
第二,怯怜口在高丽积极维护元朝的利益。
“王闻乃颜大王判,遣柳庇请举兵助征。宰枢曰:‘请待帝命。’侯曰:‘父母家有变,奚暇待命!’王从之,练兵将亲征,以侯为中军万户侯白王,令赴征。”
“哈丹之侵,王召宰枢议备御。侯曰:‘上亲将出东界以断贼路。贼如闯入近境,上入江华,令臣等将兵御之。’王曰:“民为邦本,予岂先避以挠民心?贼随长驱而至,予为三军之殿以全社稷。’遣侯御之追至燕岐,与韩希愈、金忻击破之告捷。”
乃颜叛乱和哈丹入侵时,怯怜口都带兵亲征。可以看出,怯怜口虽身在高丽,仍然元朝授予其官职,他们的职责在于监督高丽统治,维护元朝利益,是元朝中央政府的长期驻外统治代理,具有某种驻外使节性质。
2.高丽派遣入元的使臣
自忠宣王至恭愍王,元丽之间的“甥舅关系”延续百年。这段期间,两国之间的使臣尤其频繁,忠烈王时期次数最多。这是元丽两国“甥舅关系”刚刚建立,藩属关系开始步入稳定化的结果。怯怜口作为高丽的官员,在任职期间(集中于忠烈王在位时期)也曾多次作为高丽使臣出使元朝。
高丽派遣怯怜口作为使臣出使元朝,一方面是由于怯怜口作为元朝来人,高丽可以通过他们加强与元朝沟通;另一方面,作为高丽官员,怯怜口在丽元交往中适当地维护高丽利益。正是由于这种特殊身份,他们能够广泛地介入到高丽的政治生活中,参与高丽国内的种种事务。
怯怜口身为元朝公主的私属人户,随元朝公主进入高丽,此后世代定居。他们既是元朝公主的私人,又在高丽朝廷之中担任职务,成为公人。另一方面,他们不仅由元朝授予官职,是元朝派往高丽监督其统治的督官,还作为高丽官员充当使臣多次出使元朝。怯怜口的特殊身份使得他们在高丽朝廷以及元丽交往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怯怜口的双重身份是具有倾向性的,其中公主私人和元朝督官的成分更多。作为公主家臣的怯怜口,正是依靠元朝和公主的权势以及支持,才能在高丽朝廷中任职,作为使臣出使元朝,成为高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
[1]朴延华.元朝对高丽控制与干涉―达鲁花赤和札鲁忽赤[A].朝鲜・韩国历史研究(第十辑)[C].延边大学出版社.2009.
[2]喜蕾.高丽史中的回回人张舜龙[J],回族研究.2000年(3).
[3]舒键.怯怜口与高丽政局初探―以蒙古人印侯为例[A].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三辑)[C].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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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小学生行为习惯的养成教育越来越受到教育行政部门的重视。我认为要增强教育的效果,就要从教育理念的转变和教育模式的改革入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强化特殊教育中小学生行为养成教育的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日常生活中,通常要求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学会约束自己,而这些明文规定是否真的对小学生的行为能够加以规范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几十年来,尤其是课程改革的这些年中,是否需要思考,到底怎样进行养成教育才是真正的实现高效教育,特别是在特殊教育中,强化小学生行为养成教育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关键词】强化;思考;养成教育;特殊教育
在小学阶段,儿童处于生长发育的重要时期,需要接受新鲜事物以及养成良好道德品质的最佳时期。在最早的《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虽然有明确的条文规定,但是,行为规范纵然规定了要如何在日常中怎样规范自己的行为,教师也在用各种方法去约束和劝服学生,例如说理教育法,奖惩法以及榜样示范法,到底学生在日常行为习惯中,是否能够做到。
在新课改之后,素质教育虽然占据整个教育的主体,但是应试教育却充斥着整个教育体系,学校、家庭与学生仍然将学习作为第一位的,只要学习好,在以后的工作中才是最有用的,至于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或者说都会慢慢顺其自然的。但是不可否认的出现了很多问题。
学生在上大学后,与人沟通困难,礼貌差,学习缺乏主动性等等,这无疑是在学习过程中不重视行为习惯,只单纯的追求学习成绩。当自己在社会中占有主动权的时候,已经不能掌控自己的行为习惯。
在孩子有意识的时候就应该树立自身的行为习惯。例如在调查过程中,很多学生不能在学校与老师主动打招呼,尊师重道的习惯是孩子进入学校第一要学会的,但是很多时候被忽视,这明显是与学校的风气有关系,良好的校风校纪是学生养成教育首要的。
礼貌用语也在减少。甚至在礼貌上有所偏差时,学生之间会大打出手,当教师在问责的时候,家长不允许自己家的孩子受委屈,不论教师怎样判断,双方家长都会与教师发生冲突。这使得学生在内心深处判断自己从来没有错,错误只有是别人的。即使犯了错误也不会主动承认的。
学习缺乏主动性。在调查中也发现,在家长的监督下完成作业的占据了三分之二,甚至有的学生必须在有教师的监督下才能更好的完成家庭作业,于是很多课后辅导班就随之出现,一些小学的课后辅导班就只是监督小学生的家庭作业,这些行当的出现虽然是迎合家长的时间问题,但更多的是小学生自主性差,并且这些学生理所应当的认为是自己应该在课后班完成作业是正常的。在上大学后更是不能够自主学习,导致多数学生“挂科”。
当然,还有有关劳动卫生方面也是不能够独立的,小学生的个人卫生完全的依靠教师及家长,尤其是特殊教育学校中,个人卫生不能保持,每天让生活教师纠结于学生的个人卫生,有些学生甚至都已经到六年级也不能独立完成,虽然特殊群体与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同,但是也不能该独立的不独立,有些事情反而独立,例如破坏公物等。诚信节俭也是特殊教育群体的最大问题,小学生从小生活在自己独立的世界,每天的生活千篇一律,但是小学生的好奇心是天性,当做错了事情,不能够承担责任,大多
纵然是改善了学生养成教育的方法,例如有些教育机构渗入了社会工作理念,但是不能够长期坚持,使得很多口号成了空口号,一般是理念比较新颖,但是结合各个教育机构的实际情况就成了摆设。
实际工作中,社会工作理念要从个案工作的特征可以看到使用个案工作的条件:其一,是以个人和家庭为服务对象,即以某个出现行为习惯欠佳的学生为教育对象;其二,是建立一对一的专业关系。即与某个出现行为习惯欠佳的学生建立关系。
而这些对于特殊教育中小学生的行为习惯养成教育显然是毋庸的,家庭的缺失使这种理念根本无法实行,考虑到实际情况,需要生活教师与教学的教师紧密结合,及时沟通,尤其是心理教师加以干预,从小学生行为表现特点,注重对行为规范教育序列化;从小学生思想品德形成的特点,注重对其行为规范教育内外化过程的研究;从小学生年龄特点,注重对小学生良好行为养成的研究。使心理教师能够对特殊教育群体在学生中强化小学生的自理自立的能力。虽然也是渗入社会工作理念,可以更好的理论联系实际,在特殊教育群体中广泛使用,既可以形成传统的“助人自助”,也可以让学生真正“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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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素质是指人在先天遗传素质基础上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所获得的稳定的在创新活动中必备的基本心理品质与特征。能够打破常规、突破传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直觉力、丰富的想像力、预测力和捕捉机会的能力等等,从而使思维具有一种超前性、变通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海洋元素在服装立体构成艺术中的研究与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海洋生物品种之多样、造型之奇异、色彩之丰富、纹样之独特,为现代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最直接、最生动的创作原型和素材。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通过多元的创新设计方式将它们巧妙地应用在服装的造型、色彩、纹样以及质感之中,能够起到出奇制胜的艺术效果,从而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带来更大的设计空间。
关键词:海洋元素;仿生设计;服装设计;创新应用
自由奔放,深邃富饶的海洋有着无穷的魅力,为服装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源泉。那些在海水里生长的五彩斑斓的鱼儿、优雅灵动的水母、婀娜多姿的海藻、奇异神秘的珊瑚,缠绕着我们内心深切的思念,带给我们无穷的呼唤和向往。千姿百态的海洋生物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意元素,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带来了新鲜的感官刺激,将有利于设计师创造出个性突出的原创风格,带来全新视觉感受。
海洋生物种类繁多,造型千奇百怪。据全球海域数据的调查报告显示,目前已知的海洋生物已有21万种。大致可分为鱼类、软体动物、棘皮动物和腔肠动物等。其中,鱼类品种最多,一般有流线形、子弹形、平扁形和异形等。软体动物通常是具有石灰质外壳的贝类,大多是左右对称的扇形、放射形以及螺旋形。棘皮动物的身体几乎都呈放射状对称。腔肠动物周身遍布着长满刺细胞的触手,大多呈铃铛形、伞形、花瓶形、树枝形、蘑菇形等。浩瀚的海洋承载着太阳系中最为丰富多彩的生命群落,为我们带来一场迷幻奇异的视觉盛宴。其主要分为暖色调、冷色调、黑白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海洋生物纹样主要有几何纹样、点式纹样、流线型纹样、波纹式纹样。这些生动的造型、绚丽的色彩和质感独特的纹理,都将给设计带来丰富的灵感启示,为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提供多样化的创意空间。
在日新月异、信息泛滥的21世纪,服装设计师要做到“独树一帜”,就必须激活尘封的神经,找到创意的突破口,迫切需要一种视觉冲击力超群的形式让感官神经为之振奋,以实现新的设计高度。海洋生物外形奇异而古怪,形态多样,变化多端。将海洋元素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超束缚性的、突破传统的创作形式应用在服装设计上,将给服装设计带来另类视角,更加具有创意性和时尚性。海洋仿生元素能够有效地拓宽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创作思路和思维方向,是值得挖掘的创意元素。这种从自然界中挖掘出来的创作思路,给服装设计师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同时也使服装更具情趣化、个性化。
2.1 海洋生物形态的借鉴
海洋生物形态通常是结构复杂的有机体。设计师在提炼设计元素的过程中,可分析、归纳出海洋生物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之间的相似之处,对其进行高度概括和简化,尝试运用仿生设计思维结合立体造型手法来进行设计构成,为服装造型设计带来更为广阔的创意空间。
海洋生物形态应用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的具象仿生,常常带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将海洋鱼类常见的流线形、子弹形、铅笔形、平扁形等作为原型,通过外形的直接仿生或进行分割、组合手法后将其运用在服装的整体或局部造型中,有效增添服装的灵动感,如鱼尾式裙摆、鱼鳍造型的立体肩部等。在进行创意服装设计时,可运用抽象仿生手法,提取怪异鱼类身体的某一部分特征,进行概括、简化,得抽象的形,利用机玻璃、细铁丝、无纺布、新型科技面料等材料与各类针织、梭织面料等混搭使用,运用折叠、弯曲、堆积等服装立体构成技法,采用缝合、粘贴、钻孔、衍缝等工艺手法,能够塑造出让人产生无限遐想,个性张扬而又风格独特的服装作品。
海洋世界承载着大自然无尽的奇思和妙想,等待人们去感知。不同形状、不同结构的海洋生物所传达的视觉信息和心理感受都有着天壤之别,设计师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对事物的感知度,在进行服装立体构成设计时,可吸取海洋生物的造型特点,从中提取单个或多个元素,运用意象仿生,采用非常规服装立体构成技法,通过扭转、拼接组合体、弯折、几何体的立体空间塑造、特殊分割、夸张等手法使面料自然形成设计师主观感受下的形,人们不仅能在服装中意会到海洋鱼类的奇特造型,服装的空间造型也随之富有内涵,使服装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海洋元素与服装时尚而完美的结合。
2.2 海洋生物色彩的借鉴
色彩是服装立体构成设计的重要因素之一,色彩因变化使服装造型美丽而生动。从异彩纷呈的海洋元素中吸取灵感,不仅能够增强服装的时尚表现力和感染力,而且还能深化服装风格、烘托气氛,激起人们的心理共鸣。海洋生物色彩主要分为暖色调、冷色调、黑白灰无彩色、金银光泽色以及对比色系,为设计师提供了多样化的思路。鱼类颜色最为丰富,给人以开朗活泼之感,主要包括金色、银色、黄色、绿色、蓝色等高纯度色彩,设计师可以采用强烈的颜色对比形式,将其运用在服装局部立体造型之中,如衣领、袖口、肩膀等局部,使原本端庄、安静的服装变得活跃且生动起来。软体类中的贝类色彩以米黄色、白色、咖啡色为主,让人宁静祥和。我们可以通过色彩渐变的形式,使用印染、扎染、拼贴等工艺手法,并结合服装立体构成的特殊分割法应用于服装中,彰显出个性、自在的优雅品味。头足类和腔肠类一般以白色、粉红色、浅绿色、红色、蓝色等具有通透性的色彩为主。将其色彩通过透叠的形式,使用穿插、排列、堆叠等手法应用于服装的整体或局部、服装配饰设计中,都将为服装整体形象增添神秘、清新的另类时尚气息。
2.3 海洋生物纹样、质感的借鉴
海洋生物具有很强的纹理和质感,将其巧妙地应用于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将有效地延长人们的视觉注意力,使服饰语言更加丰富而具有内涵。
鱼类纹样丰富多变,大致包括线形纹、几何纹、圆点纹和不规则纹。例如,在进行服装局部造型设计时,可借鉴炮弹鱼、狮子鱼、孔雀鱼、蝴蝶鱼等个性鲜明的鱼类纹样,采用针织、棉麻、皮等材质,通过编织、折叠、填充,褶皱等方法,创造出美妙精致的现代时尚立体造型,增强服装风格的表现力。软体类以贝类纹样最为别致,以螺旋纹和波浪纹居多,拥有完美的形式美和极致的凹凸质感。在服装整体造型设计中,可对海螺和贝壳自身特有的纹理进行仿生,与各种材料巧妙的结合,如采用梭织、针织、麂皮绒和毛皮等材质,运用解构并重新建构等方式,并灵活运用回转、重合、分割、渐变等立体构成手法,形成丰富新颖的肌理质感。腔肠类生物纹样壮丽大气,珊瑚纹样和质感尤为生动,有密集的树枝纹、圆形孔状纹、花形纹以及绒毛纹等。在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中,将珊瑚纹样进行简化概括后,采用棉麻、针织、皮毛等材料进行创意组合,通过镂空、褶上刺绣、乱褶、刮纱等立体构成手法,使服装立体造型的表情更加丰富,造就一种时尚另类的感官刺激。
在风起云涌的时尚界,服装设计潮流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设计师必须要有敏锐的时尚嗅觉。海洋生物奇异神秘的造型、色彩、纹样为服装设计带来无限的想象空间,将其运用于服装立体构成设计之中,能够有效地增强服饰的艺术感染力,突显现代个性时尚品位,更能有效拓宽服装设计的创新道路。
[1] 凌雅丽.服饰创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2] 董庆文.立体构成与服装设计[M].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
[3] 袁利,赵明东.打破思维的界限[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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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管理创新是指由于企业财务管理在实现了量的渐进积累之后,由于相关因素的影响和改变,实现了质的突变飞跃,这一交替演进过程就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继承和创新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财务管理创新的一般路径探索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财务管理创新的一般路径探索全文如下:
摘 要:企业管理创新有可遵循的规律,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管理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归纳财务管理进步的一般规律,包括:财务管理的对象从单一要素到多要素的综合、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管理的方法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从注重物到注重人;管理的手段从手工到应用各种工具,等等。由此可开拓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一般路径。
关键词:财务管理;管理创新;创新路径
管理科学的进步具有一般规律性,掌握这些规律,对于企业实现管理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管理创新一般被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应用型创新;一种是原发型创新。前者是指企业新采用一种已有的理论与方法;后者是指企业新创立一种理论与方法。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管理创新,掌握管理科学进步的一般规律都是重要的。对一般规律性的把握,有助于企业找到管理创新的路径。笔者通过对企业财务管理演化一般规律的描述,为企业财务管理创新提供了一般的路径。因为任何一个阶段的财务管理的进步都是与企业当时所处的环境背景相联系的,都是为了满足在特定的背景下企业特定的需要。如果企业进入了这样一个特定的背景,有了这样一种特定的创新的需求,企业就可以遵循这个演变的规律,找到企业财务管理创新的路径。
财务管理对象是随着企业竞争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从有形的资本到无形的资本,从单一的资本金到虚实结合的多维度资本,还有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资本。总之,财务管理的对象由单一的要素发展到多要素的结合,并由企业内部扩展到企业外部,对象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不断扩大,新的对象不断出现。随着战略管理的发展,财务管理的对象还会扩展到诸如智慧资本。
(一)从单一要素到多要素
财务管理是随着筹集资金的出现而产生的,大约在15-16世纪,起初的职能只是筹集资金和简单的分配,所以那时财务管理的对象是那些筹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设备和原料的货币。
到了19世纪末,工业革命的成功、生产技术的改进和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企业规模的扩大,股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主要的企业组织形式,引起资金需要量的增加,筹资作为企业日常管理工作的一部分,在企业的运营中越来越重要。1897年,美国财务学者格林(Green)出版的《公司财务》中阐述了企业中的筹资问题,提出了资金成本这一概念。随着金融市场的兴起,筹资方式增多,发行股票和债券成为企业主要的筹资渠道,金融中介如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商业银行及信托投资公司,成为企业筹资的主要对象,于是股票、债券作为虚拟资本在这一时期也成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在会计账簿中出现。这样,财务管理的对象从资金扩展到虚拟资金(股票和债券)。
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罗弗(W.H.lough)在《企业财务》中提出企业财务管理除了筹集资本以外,还要对内部资金的周转进行控制。当时英、日的财务管理学者也十分重视资本运用问题。1922年奎因坦斯(H.W.Quaintance)出版了《管理会计:财务管理人门》(ManagerialAccounting:anIntroductiontoFinancialManagement)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管理会计”之后,也开始重视生产成本。
二战以后,投资管理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建立了一系列的投资分析评价的指标,如投资回收期、投资报酬率、货币的时间价值等,财务管理同时也向这些指标转移。
20世纪80年代后,市场竞争的发展,企业经营从以规模取胜发展到以速度取胜。尤其是知识经济、网络经济、全球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务管理已不能适应企业的发展。以无形资产为中心地位的资本结构的形成,改变了企业资产的结构,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商誉等无形资产在企业的总资产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成为企业收益的决定因素。财务管理从传统的财务资本管理转向对知识资本的管理。
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代,信息为财务管理带来很多方便,财务管理无论是在投资、筹资环节,还是在利润分配环节,都需要大量的有关信息。财务信息业成为财务管理对象之一。另外由于企业受信息传播速度加快、媒体空间扩大、产品寿命周期缩短以及无形资产投入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为内容的风险投资在企业投资总额中的比重日趋上升,而高新技术产业的高风险性特点,使企业的投资风险不断增加。而企业要想在现代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不得不投资于高新技术,于是企业在做财务决策时,把风险资本也作为财务管理的对象,并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因素,美国风险投资协会(NVCA)曾对风险投资这样表述“风险资本是新兴的、迅速发展的、蕴藏着巨大潜力的一种企业的权益性投资”。
(二)从企业内部到企业外部
19世纪20年代以前,财务管理只有筹集资金的职能,管理的对象也就是企业筹集到的资金和盈利之后要分配的资金。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导致经济普遍不景气,有的公司甚至面临倒闭,投资者利益严重受损,政府开始对企业进行监管,于是财务管理也随之转向了内部控制,财务管理的对象也从那些虚拟资本扩展到企业日常运营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另外由于管理会计在这一时期从财务会计中分离出来,对生产成本的控制也成了财务管理的重点。企业内部资金的耗费和会计中的一些资产类账户引起财务管理者的重视,企业实物资产成为财务管理的重点。这时由于经济环境的限制,财务管理的对象只局限于企业内部的资金、生产资料,等等。
然而在投资管理时期,财务管理中资金的运用被分为两部分:企业内部的资金运用和企业外部资金的运用——投资。企业对外投资,是为了获得更多收益,于是用来衡量收益的资金报酬率这一概念在这一时期出现,艾荣菲莎(IrvingFisher,1867-1947)在19世纪末提出的资金时间价值在这一时期备受关注。这样,资本的耗费从内部扩展到外部,企业资本的流动延伸到企业外部,财务管理的对象从企业内部运用的资本扩大到企业外部投资对象运用的资本。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财务管理进入跨国财务管理阶段,由于高新技术的发展,电子计算机的出现,企业的经营更加复杂,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缩小企业间的距离,国际市场向企业敞开大门,跨国公司发展迅速,财务管理也随之变化,从管理本国资金发展到管理多国资金,投资、筹资都开始国际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延伸到国外资金。
新经济时代的电子计算机的应用,网络的普及,财务管理的国际化、网络化,远程处理财务问题和集中式管理成为现实,信息作为企业的一种资源,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务管理者作决策时不再以货币信息为唯一依据,而是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部门的各种资料组合起来,做出基于全面可靠的信息决策。财务管理的对象也扩展到企业内部和外部的网络资源。
财务管理方法是企业财务管理者在进行筹资管理、投资管理、利润分配中所采取的方法。下面从几个方面阐述财务管理方法的演进。
(一)从经验管理到科学管理
筹资是财务管理的起点,起初筹资方式、渠道比较单一,筹资对象有限,企业规模小,金融市场不发达,所以筹资没有标准的方法,只要找到有资金的人就可以了,资金的数量也没有相对标准,完全依靠个人经验以及当时的筹资对象。
直到1910年,米德(Meade)出版了《公司财务》,主要研究企业如何最有效地筹资,财务管理才有了初始的理论形态,开始向科学管理迈进。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不断完善,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
在筹资方面,引入科学管理理论较晚,主要出现了一些学派,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如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
投资管理发展较晚,科学化程度高,如投资项目决策程序科学化,提出了一些量化的投资分析评价指标,资本报酬率、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投资项目的决策过程中,开始运用科学的方法,遵循科学的程序,并同宏观大势相联系,做出项目决策。1951年,美国财务学者迪安(JoelDean,1951)在他的著作《资本预算》中就提出了企业在投资时要利用资金的时间价值评价投资项目,成为投资理论的源泉。
19世纪以前,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企业融资的渠道和方式比较单一,因此分配收益也没有专门的理论方法,只是根据企业和股东的需要简单地在所有者和企业之间进行分配。直到二战后,股利理论的发展才使分配决策程序科学化。1956年3月,美国著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
财务管理方法发展到今天,理论模型多种多样,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精细,统计学、运筹学等其它学科在财务管理理论中的应用,使财务管理方法更加科学化。
(二)从定性到定量再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财务管理中的一些筹资、投资理论模型的发展始于二战后,二战前的财务管理只注重内部生产,筹资财务管理的主要职能,虽然发展早,但只提出了一些诸如资金成本、时间价值等一些基本概念,没有固定模型来分析筹资的数量和成本。
到了二战以后,随着投资的兴起,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筹资管理开始逐渐成熟。在筹资分析方面,财务管理从对一些出现的问题的本质认识发展到用一些数学模型进行量化分析,如解决怎样分配普通股和债券的资本结构理论,早期以格兰特(gurand,1952)为主的融资理论学派。1958年,莫迪格莱尼(FrancoModigliani,1958)和米勒(Merio.H……Miller,1958)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著名论文《资本成本、公司财务与投资理论》中提出了MM理论,用于分析企业筹资的资本结构,提出的MM定理构成了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的核心。后来该理论形成两个分支:以法拉(Farrar,1967)、塞尔文(sharevell,1966)及贝南(brennan,1978)等为代表的税差学派,将税收差异引入企业融资结构的理论中;以巴克特(betker,1978)、阿特曼(altman,1968)为代表的破产成本学派,研究企业破产成本对资本结构的影响问题。在此基础上,斯科特(Scott)、罗比切克(Robichek)、梅耶斯(Myers)、考斯(Kraus)、李真伯格(Litzenberger)等人提出了权衡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后,众多学者开始在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企业融资结构问题,把融资理论推向了定性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新阶段。该时期的理论有罗比切克(Robichek,1967)、梅耶斯(Mayers,1984)、斯科特(Scott,1976)的平衡理论,后来的詹森和麦克琳(jensenandmeckling)用代理理论、破产理论和财产所有权理论来分析信息不对称下的企业融资结构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哈里斯与雷斯夫(HarrisandRaviv,1990)阿洪与泊尔顿(AghionandBolton,1992)等人对代理理论下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作了进一步研究,建立了控制权理论。
投资理论在二战后的发展也是以量化模型为主,哈里。马科维茨(HarryMarkowitz,1958)在他出版的专著《组合选择》中,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并指出风险和收益的计量是资产组合理论的关键。托宾(James.Tobin,1958)于1958年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的《作为处理风险行为的流动性偏好》中,阐述了对风险收益的理解,对投资理论作出很大贡献。到了1964年,夏普(WilliamSharpe)、林特尔(JohnLintner)、莫森(JanMossin)在马科维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通过分散投资减少风险的观点,从而建立了资产定价模型(CAPM)。托宾(JamesTobin)在资本市场线的基础上提出了“分离理论”,泰勒(J.L.Treynor)提出了“特征线”,试图通过基金资产组合与市场组合之间的关系来定系统性风险。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发展的基础上,诺斯于1976年在《经济理论学刊》上发表了一种全新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模型(APT)”。另外还有针对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布莱克(Black)、斯科尔斯(Schole)提出的B-S期权定价理论。随后(E.Peters)提出了分形市场假说(FractalMarketHypothesis),利用混沌理论研究市场的随机性和确定性。
上述理论模型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进一步改进,加入了一些不确定性投资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关于测量和评价投资风险数学模型的理论,如风险资产的结构、最优资本配置原则、分散化分析、风险资产组合,等等。企业在投资时还可以利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风险,提高投资收益。都为投资理论的发展做出很大贡献,金融市场的发展也带动了企业投资管理的创新,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国际投资也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而悄然兴起,主要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尤其是90年代以后,国际投资的数额急剧增加,从1980-1985年年均126亿发展到1995年2195亿,可见跨国公司的经营促进了投资的国际化,同时也完善了投资理论,使其应用面向国际投资市场,形成了国际投资理论,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1956年3月,美国著名的财务管理学教授詹姆斯。E.沃尔特提出了关于股利分派和股票价格的理论模型,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教授约翰。林特纳(JohnLintner)也首次提出了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理论模型,阐述了分配股利的行为。1961年莫迪利亚尼教授和米勒教授提出了不变形定理,也称“股利无相关假说”,指出公司的股利支付比例与股票市价无任何关系,成为股利理论的基石。这个时期的分配理论也是随着金融市场和企业筹资多样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到了90年代以后,金融市场的完善,企业筹资和投资的发展,经营的复杂化,财务管理中的分配管理更加多样化,企业根据发行的股票种类制定各种股利政策,同时还根据本企业的性质制定相应的高股利政策或低股利政策,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并利用财务预算的结果在企业和所有者之间分配利润。
(三)从关注物到关注人
从财务管理对象的变化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企业的生产经营主要依靠机器设备,虽然人的技术知识在生产中也占一定地位,但从未被重视。在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
W.舒尔茨就在他著名的演讲中,提出并解释过“人力资本”的概念,在经济的发展中,人的因素显得越来越重要。直到80年代后,计算机的普及,信息在生产经营中地位的提高,使人们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信息、知识、技术以及接受、利用、加工、创造这些信息和技术的员工在整个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重要,知识成为企业价值的主要决定因素。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Galbrainth)在这时首先提出知识资本概念,为新型企业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在现在的新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增长也不再依赖于厂房、机器等有形资产,知识资本承担了这一重任,成为企业中最有价值的资本,包括反映学习知识的能力、掌握技能的能力、发明创造力和完成任务能力的人力资本和为支持人力资本最大化的结构性资本,如企业的所有制、企业的计划、领导力、企业的数据库、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程度、企业的设备结构、企业的产品品牌和企业的公众形象,等等。
财务管理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投资的重点转向无形资产投资:知识资本——人才的取得日益重视起来,企业开始关注用什么渠道和什么方式取得知识资本,如何降低知识资本的成本,怎样优化知识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的关系,如何提高知识资本的效益。企业的价值不再体现在企业的规模或者企业流通在外的普通股和债券的市价上,而是体现在所拥有的知识资本上。在分配收益时,知识资本也要与财务资本共同参与企业收益的分配。使用知识及利用知识、创新知识的能力成为重要的分配依据。与此相适应,企业传统的收益分配格局将被打破,企业员工的工资及其他形式的报酬提高,资本所有者的报酬会相对减少。将来知识资本的拥有者可能成为企业主要股东,分配理论也会随之创新。
综上所述,财务管理方法的发展也是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从简单的筹资、投资、分配,到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进行筹资、投资。一开始是定性的管理,逐步发展到利用数字模型的定量管理。在统计学、运筹学等一些其他学科应用于财务管理中之后,从单纯依靠数字分析问题到数字和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模型理论,也就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国际筹资、投资的发展,为企业经营开辟了更广阔的空间,是财务管理理论朝国际化方向发展。总之,这些变化说明财务管理的方法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创新,总会有和其它方面相匹配的财务管理方法出现。
财务管理手段是财务管理者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工具。在财务管理发展初期,只有筹资功能,职能的单一性决定了手段的低级性。直到20世纪初,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提出后,财务管理也开始向科学化发展,开始把重点转移到内部控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1914年杜邦财务分析体系提出后,标志着财务管理进入数字管理时代。
(一)从人工到利用工具
财务管理的工作主要是对一些会计方面信息的处理,而会计方面的信息主要是数据,所以在发展初期,经济环境决定了只能依靠人工。到了财务管理向科学化发展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量化模型,但是工作中的计算量加大了。后来简单计算器的出现,财务管理工作才开始运用简单的工具——计算器。之后计算机的发展,大大减少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量,同时也使财务管理理论的发展迈进了一大步,将统计学、运筹学等复杂的运算应用于财务管理理论中。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单一记账功能的财务软件的应用,大大简化了财务管理者的工作,方便了数字模型的应用,尤其是运筹学在财务管理决策中的应用,简化了财务管理决策的程序,同时也减少了在决策中人为因素的影响。
到了80年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些数据信息储存、传递、分析更加方便,核算型财务软件也开始应用于财务管理工作中,应用范围从单机模式扩展到具有一定数据共享能力的小型局域网,大大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
90年代以后,MRP、MRPⅡ、ERP等管理型软件的应用,将财务管理渗透到企业中的各个部门。人机财务管理系统,以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和其他管理系统提供的数据为主要依据,对企业财务管理中的结构化的问题进行自动或半自动实时处理,而对那些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问题,则通过提供背景材料,协助分析问题,找出可能方案,确定各种可能的结果,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为企业决策者制定正确、科学的经营决策提供帮助。在计算机财务管理系统中,财务管理者可以准确及时地获取大量所需信息,并根据企业的具体管理问题采用计算机工具、技术和方法建立模型,解决财务管理活动中的综合性问题。
(二)从单一功能系统到多功能相结合的复杂系统
财务管理起始于筹资,所以在财务管理产生时,只有筹资功能,另外传统财务管理以企业内部情况为管理重点,提供的信息也局限于一个财务主体,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虽然财务管理有了筹资、投资、分配等功能,但是企业设置的财务管理部门主要的工作还是会计记帐,作一些简单的预测分析。
当前,以Internet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发展,交互式Web应用的出现,电子商务浪潮作为网络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引擎彻底改变了企业的生存环境,从大规模的生产到个性化生产,从企业以产品为中心到以客户为中心,从企业间产品的竞争发展到信息和人才的竞争,从单个企业间的竞争到供应链竞争,从区域竞争到全球化竞争,从以规模取胜到以速度取胜,这些变化使财务管理在管理过程中的手段随之提高,尤其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加快,通讯手段的飞速发展,信息得以高速流动,资源高度集中,电子商务浪潮的掀起使企业财务管理走向网络化,IT环境的形成,信息可以被实时动态地获取、存储、加工和传递,尤其数据平台的建立,将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客户、企业与其他职能部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也将企业的财务流程和经济业务流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供应链管理的发展,也是财务管理网络化的一个动因,在供应链管理中,财务管理用信息流将物流和资金流整合起来。这样,财务管理的网络化为企业经营在资金和商品之间的传递节省了大量时间,降低了经营费用,加速了企业的资金周转,同时在企业做财务决策时,也可以在这个链上获得及时的信息。可见,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财务管理手段的变革,使财务管理从一个简单的系统成为渗透到企业各个部门甚至供应链上的各个企业的复杂系统,网络成为财务管理的主要手段,基于网络的财务软件普遍应用。除此之外,财务管理的外延不断扩展,如知识财物、财务智能,使财务管理更准确地把握企业全局经营活动的总体概况,出现了智能分析型财务软件,如财务雷达预警系统,可以保证企业执行计划的有效性,增强管理控制职能,业务环节上的预警机制如短缺预警、应收账款预警等,都是财务智能的应用。
财务管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理论方法的发展异乎寻常,硕果累累。然而,纵观其发展,无论是理论的提出与完善,还是方法手段的改革,都是站在企业一个部门职能的角度。财务管理的目标就是利润最大化,筹资、投资等财务管理的职能实施的目的只是针对短期的企业经营中出现的问题。SC梅厄(SCMyers)教授曾指出:尽管财务管理理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它对战略规划却几乎没有影响,财务理论必须扩展,以协调财务和战略分析。
自20世纪80年代起,战略因素被引入财务管理理论方法中,首先是应用于管理会计中,英国学者肯尼斯西蒙兹(Kenneth Simmonds)在80年代初首先提出了战略管理会计的概念,之后有关战略成本管理(Strategic Cost Management,即SCM)的理论初步形成并在2006年内得到深入研究,把成本管理提升到企业战略的层次上,从战略高度对企业生产运作的总体成本进行全面了解、控制和改善,从而努力寻求并创造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美国管理会计学者桑克(ShankJ.K.)和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于1993年出版了《战略成本管理》一书,使战略成本管理更加具体化。
1998年,英国教授罗宾。库珀(RobinCooPer)也提出了以ABC(activity-based costing,作业成本计算)为核心的战略成本管理体系。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的成本管理理论界和企业界也开始加强对战略成本管理的研究,提出了具有代表意义的战略成本管理模式——成本企划(其本质是一种对企业未来的利润进行战略性管理的战术),SCM得到了快速发展。战略成本管理和战略管理会计的发展证明,现代财务管理理论已经有了战略的特性:全局性、长期性。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和战略管理结合的越来越紧密,财务管理的视角从企业本身转移到市场竞争者、供应链上的企业,战略眼光从眼前转移到产品的生命周期和企业的长期利益。
上面是对财务管理历史演进规律的总结,将上面的总结归纳在表1中。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财务管理的对象、方法还是手段,它的创新路径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逐渐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弗勒在他所著的《第三次浪潮》中说过:“每个时代都产生出与它发展速度相适应的组织形式”,财务管理也不例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新事物的出现,促使财务管理不断创新。
如表1,财务管理的对象、方法、手段三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管理对象不断出现,内涵更加丰富;方法不断更新,越来越智能化、人性化和复杂化;手段不断改进,越来越先进,更多地应用了现代信息技术。财务管理的内涵更加丰富,外延也延伸了,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未来财务管理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地创新,会出现更深层次的对象、多样化的方法、先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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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的艺术设计中,构成艺术是一切艺术设计的基础原理,作为现代艺术中的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影响非常深远,并且也深入影响到了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理念。现在,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构成艺术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现代风景园林模块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构成艺术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的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构成艺术广泛应用于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使园林艺术得到丰富的表现形式和极大的扩展空间。本文从构成艺术与现代风景园林的关系、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主要的构成方法,及其空间构成三个方面阐述了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构成;园林;景观;设计
构成艺术的表现形式是一种抽象化的形式,这一形式的主要作用就是用现实的景物体现设计者内心情感的变化,在一般人看来,这一形式或许有些夸张,或许有些抽象,但是在现代的风景园林设计中,却能够充分的相互融合,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风格。当前,我国的风景园林工程中,主要就是应用这一艺术表现形式来展现某一园林的具体特点,相信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其一定能够表现得更为优秀。
在二十世纪后期,艺术领域逐渐凸显出同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这一形式被称之为构成艺术。最初的构成艺术发展方向较为狭窄,主要应用在绘画领域,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其逐渐向其他领域过渡,并最终应用于风景园林的设计之中。构成艺术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其体系,最终形成了系统并且健全的理论。它是一切艺术设计的基础性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艺术领域所占的比重也愈来愈重。构成艺术注重审美,需要具备一定的审美理念,在此基础上才能够进行基础元素的组合。最终想要表现的效果是一种视觉上的冲击,并且能够给人带来感性上的认识。从中我们能够发现构成艺术中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具有创造性的,这也正与园林设计的要求相吻合,风景园林在进行设计的过程中,需要不断进行创新,这样才能够为人们提供不一样的视觉感受。设计师可以从构成艺术中寻找新鲜的灵感,并且将这种灵感应用在风景园林中,这样最终就形成了风景园林设计与构成艺术之间独特的纽带。在现代忙碌的生活中,为人们提供一处舒适的风景园林景观,是设计最重要的要求。
2.1 整体和谐原则
首先在风景园林的设计中,我们应该遵循和谐的原则,这种和谐不是单方面的,也不是局部的,我们要将园林中的各种景观进行合理的设计与分布,达到一种整体性的美观。这就需要构成艺术在其中发挥作用了,园林的设计最重要的要求就是能够形成整体,包括亭台楼阁的设计、花草树木的搭配,不能出现色彩上的冲突或是形式上的矛盾,这样设计出来的园林景观就会具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要达到形式上的统一、色彩上的一致、风格上的相互协调。只有做到上述几点,才能设计出令人满意的风景园林景观。
2.2 以人为本原则
从根本上来说,风景园林的景观设计还是提供给人们休息消遣的平台,所以在设计时要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就是以人为本。只有按照人的需求进行设计才能创造出符合人们需要的园林景观。因此,在以人为本这一原则的要求下,就要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设计,主要考虑的因素包括人们的审美、对功能的不同需求,要想达到这一需求,就要融入构成艺术的抽象化特点,这样才能保证满足上述的要求,同时也能够令园林景观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给人们带来一种美的享受。
2.3 体现地域特色原则
在进行风景园林的设计时,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不同的环境具有不同的特点,充分体现出该地域的特点,能够为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另外,在设计时融入地域特色,对周围的环境进行合理的利用,不仅能够节约成本,还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态环境不被破坏,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对园林景观进行设计,充分体现出构成艺术的艺术理念,使整体的园林景观不仅具有当地的风情,又在此基础上富有一定的艺术气息,为人们带来了一种艺术感的表现形式。
3.1 点是形态基础
众所周知,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点构成的,在设计学中,点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点,而是相对较小的形态。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点赋予创作者很大的想象空间。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点能够快速的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是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基础内容,有助于创造出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动态的艺术美。
3.2 线是视觉语言
线是由无数个点组成的,可以分为直线、曲线两种,其中,直线在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中又被划分为水平线、垂直线和斜线,曲线又被划分为几何曲线和自由曲线。不同的线条能够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如在我国的古典风景园林设计中,直线的应用比较多,给人一种宏伟、大气的美感,在西方的风景园林设计中,曲线的应用比较多,给人一种庄重、对称的美感。
3.3 面是整体效果
面的形态表现涵盖了点和线的表现,对现代风景园林设计的整体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在现代风景园林的设计中,首先应该对现代风景园林的面积进行一个整体的规划设计,合理的分配园林的各要素组成;其次,通过点、线将整个园林连接起来,表现出现代风景园林整体感。不同面的规划设计,其表现的美感形式也会不同,其中直线形面能给人一种简洁、有序的感觉,曲线形面能给人一种舒适、自然的感觉。
3.4 体是三维形态
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体能够表现多角度的艺术美,为欣赏者提供立体的视觉效果,比面更能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在构造艺术中,构成体的点、线、面的不同,能够形成形态各异的几何体。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比较多样,如树林、花草造型、立体的建筑物等。
3.5 色彩是基础内容
古语云“色先于形”,说明色彩的视觉效果比形态的视觉效果更能吸引观赏者的注意力。这是由于色彩具有烘托周围环境的氛围、丰富情感、展现不同的文化特色等特点。在现代风景园林设计中,不同的色彩能够表现不同的情感,在运用色彩时,需要结合色彩立体结构、色彩变化特点等,为观赏者创造多角度的色彩美感,有助于更好的满足现代风景园林设计审美需求。
3.6 空间是视觉要素
空间是将其他要素进行组合的三位体,包括平面、立体和色彩三个方面的视觉要素。现代风景园林设计是在一个比较大的空间进行结构艺术各个基本要素的组合,来填充现代风景园林的空间层次,展现其设计美感。
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人们的工作之余,还需要进行园林景观的设计,这样在人们经过了一天的繁忙工作后,还能够有一处休闲娱乐的地点,可以丰富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幸福指数的提升。同时,在现代的风景园林景观设计中融入构成艺术,是一种艺术与园林结合的成功例子,不仅能够发挥各自的优势,并且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一种富有艺术气息的园林景观,有利于加快城市的现代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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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既管理社会的公共事务,又执行阶级统治的政治职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特殊教育机构行政管理问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特殊教育机构行政管理问题全文如下:
1.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
特殊教育机构具有明显的文化特性,虽然是以一种事业单位的形式存在,但其本质还是一个文化机构,所以它的组织结构不应该按照政府部门的行政等级结构来进行设置,而是应该减少管理层次和职位,构建一种平行的组织结构,有效消除机构中的等级差别,明确其管理与教师之间只存在分工不同而无地位区别。为了制衡行政权力,特殊教育机构要努力打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教师要积极主动地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的素质,明确自身作为一个教育服务人员的态度,从官本位的禁锢中脱离,从而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教学当中来。此外,管理者应该把权力进行适当的分散下放,建立一个开放透明的管理制度,充分调动基层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全面发挥他们的教学能力,促进学校的发展。
2.对管理方式进行转变
特殊教育机构一般很少关注到基层教师的积极性,也没有对教师的创造性予以足够的重视,仅仅是通过权力特殊教育机构行政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张萍对他们进行支配,让他们听从命令,完成既定的教学任务,维持学校的基本运转。这是一种家长式的硬支配管理模式,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教育原则。因此,学校应该改变这种传统的管理模式,摒弃一言堂,把民主的观念引入到管理当中,强调团队合作,倾听基层教师的意见和建议,信任他们,包容他们,培养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在取得他们理解和支持的同时,也激发他们工作的积极性,共同完成教育目标。而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管理人员也要学会信息化的办公手段,利用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教育方针,提高管理工作的效率。此外,学校也可以推行精细化的管理方式,做到“各尽其事,各负其责”,把管理责任进行明确化和具体化,并及时进行工作反思,发现工作当中的问题,以避免同样的问题在往后的工作当中再次出现。
3.对管理机构进行优化
针对特殊教育学校管理机构臃肿,管理人员素质低下、缺少责任心以及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对学校行政机构进行精简,去芜存菁是一种非常有效的解决方法。通过制定严格的任岗机制、奖惩机制以及分流机制,去除那些尸位素餐的人员,留下真正具备管理能力的人员,也可以利用部门调整手段,取消一些职能重合的部门,提高管理的工作效率。就用人制度来讲,应该打破铁饭碗,破除终身制,根据实际的需求来设置岗位,举行公开的招聘会,利用公平竞争对应聘人员进行择优录用,并以劳工合同的形式,实现人员岗位的双向选择。此外也应通过建立完善的竞争机制、约束机制以及激励机制,激发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竞争意识,并让他们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中,有效有序地进行管理工作。
4.对管理人员进行评价
在特殊教育机构里,行政管理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学校也应该建立起一套针对行政管理人员的评价机制,对那些具备切实工作能力以及愿意长期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进行相应的褒奖和待遇的提高,以提升他们对学校的归属感,并积极投身到学校的管理工作中去。这一评价机制应当根据特殊教育学校管理工作的内容、特点和性质来进行建立,要对工作进行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客观全面地反映出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而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采取定期考评的形式,对平日的管理工作进行阶段式的督查,而后通过反馈机制,把考评结果反馈给各部门以及个人,以帮助他们改善自身的问题,提高工作能力。与此同时,他们也有权对考评结果进行个人陈述,以确保考评的公正和公开。如此,通过稳定管理工作人员的队伍,便可以留住优秀的人才,也吸引更多的人才走入管理岗位,提升管理的效率,促进特殊教育学校的发展。
由于特殊教育机构的特殊性,在其行政管理当中存在着行政权力泛化、服务意识薄弱、行政机构膨胀等问题。而本文就这些问题提出了四条对策,对行政权力进行制衡;对管理方式进行转变;对管理机构进行优化;对管理人员进行评价,希望能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起到一些建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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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全体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营造全党注重党内民主的政治生态,关键是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入手,为全体党员创造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党内民主环境;培育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民主习惯和政治文化;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生态问题令人关注。在中国,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党内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民主。当下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发展民主可能削弱权威,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
政治生态,是对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所处状况,以及人们之间政治关系和谐程度的生动比喻。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增强、反腐败也更多地要走向治本的情况下,政治生态的治理成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政治生态好,表明政治环境舒适、政治系统运行正常、党内关系和谐,反之就是不好。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态,离良好和健康尚有不小距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民主的发展。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全面深化阶段,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这些深层次问题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形势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状态。从这个背景观察,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全面反映政治现实复杂性和系统性的指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态到底怎样?前些年腐败现象泛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到政治体制和干部用人制度中,政治生态自然很难得到人们的正面肯定。正因为此,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近两年来,“有腐必反、不留死角”的大力度反腐使腐败分子风声鹤唳,对仍呈蔓延之势的腐败起了急刹车的作用。与之相应,党的作风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如何看待仍在持续进行着的反腐败?反腐败确实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效果,老百姓的信任开始恢复,对反腐败取得进一步进展有了更多的期待。一种观点就此认为,这说明,良好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在笔者看来,反腐败和党风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确实有目共睹,赢得了民心,也说明,即使是反腐败这样的攻坚战,只要我们党有决心有勇气,照样能够开展起来,立见成效。但是,对这些成果要有清醒、科学、理性的估计。无论在反腐败行动中已经揪出了多少腐败分子,对一个想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取得的成就都只是初步的。当前的反腐败仍然以治标为主,处在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中,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仍然胶着。让掌权者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在持续,但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远未建立。就此而论,说良好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显然为时过早。比较适当的判断应当是:我们制止了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概念上讲,生态由众多现象和因素集合而成,十分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性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我国,看政治生态,首先要看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态。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对整个政治生态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生态不良,首先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系列表征。
(一)官本位观念依然浓厚
所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就是把官当做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把官职当做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像金本位把黄金作为衡量一切物品的价值的标准一样。这种以官为中心和标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落后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但在我国社会,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典型表现是,任何社会都会根据人们贡献的大小,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但在我们这里,这种分配往往以官职的大小为标准。不在官系列的,也往往参照官职来确定级别,通常被叫做“待遇”。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是极其强烈的,让人们都以官为中心转圈圈,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个人或事业的成功与官位联系起来,似乎不混个一官半职,没有相当于官职中某个级别的待遇,这辈子就不成功。这种观念,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些日子有报道,就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有着较多现代人文底蕴的学校,也以本校毕业生中出了多少国家领导人、有多少人当了省部级干部作为荣耀,作为办学成功的标志。这就难怪国企不愿意走出能认定自己是省部级还是厅局级的旧体制,也难怪一些和尚、道士都要为正局副局、正处副处斗上一斗了。
如果说,社会上官本位观念源远流长,有其不可控的理由,那么,至少在执政党内部,官本位应该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对共产党的设计,共产党应该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党内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党的普通一员,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特殊党员。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本位的病毒在我们党内似乎并无减弱,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被强化了。在党内,“一把手”专断,官大一级压死人,把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关系变成猫鼠关系,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说到官本位的原因,一些人往往把它归咎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这个观点,貌似正确,实为谬误。官本位在封建制度下产生,这是事实。但如果官本位现象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这种现象只可能逐步衰微,而不是越来越强化。如今,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很难把责任诿于历史、诿于传统、诿于古人了。当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官本位,跟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和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导向密切相关。其实,正是我们在体制设计上不断突出“官”的核心地位,才使官本位观念难以禁绝。没有制度的保证,官本位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二)产生“四风”的根子尚未铲除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现象。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针对“四风”展开,目的明确,成效显著。中央作出的“八项规定”及与之相应的若干要求,具体而有针对性,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甚至以前官员们常有的聚会、请客,也几近绝迹,足见力度之大、震慑力之强。但是,踩了急刹停住了车,不等于发动机熄火。“四风”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的只是暂时收敛,进入“冬眠期”,有的则在“转型”,改头换面,以新的形态出现。例如,在中央的强力整治下,前些年屡禁不止的强拆等公然侵犯群众利益、导致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尖锐对立的现象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为官不为的现象显然有增加的趋势。有的借口上面管得严,不让做的事不做,该做的事也不做。有的一方面高喊约束、限制政府权力,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维护既有权力,以取消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作姿态,来应对正在向前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的把形式主义搞到极致,民主生活会开得像模像样,既有推心置腹,也有诚恳批评,但完了之后原本怎么干还怎么干,党内的“双面人”现象无处不在。 说产生“四风”的根子未除,从当下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就可见端倪。表面上看,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群关系普遍受到重视,各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地方把这次活动作为契机,试图从体制上解决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但是,这往往是那些有觉悟有责任感的干部、特别是处在“一把手”地位的领导干部的主动作为,并未形成体制的力量。在相当多的地方,即使在活动中发明出来并被广为宣传的联系群众的做法,也往往不是由于真正形成了使掌权者向人民负责的倒逼机制。相反,那里的官员之所以努力缓和与老百姓的紧张关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和群众联系的必要性,不如说是因为在这方面上级给他们设定了底线。换句话说,我要联系群众,是因为上级领导要求我联系群众,而不是我愿联系群众。这样的“联系群众”,往往极易“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极易蜕化为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三)人身依附关系有固化的趋势
官本位也好,“四风”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权力依附。众人围着权力转,不想官本位都不可能;“四风”猖獗,说到底是因为官可以不向民负责,哄好了上级领导就等于维护好了自己的利益和未来,“民”在其中显得无足轻重。在党内,“一把手”的权力和其他干部的权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普通党员则只能无条件服从。党内关系的扭曲和不正常,盖源于此。
产生权力依附的最主要原因,是权力配置不科学。科学的权力运行体系本来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这一点,在党组织设计中是体现了的:权力机关产生执行机关,执行机关领导部门和下级组织,下级组织领导党员,党员反过来通过选举代表产生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产生代表和权力机关这个环节没有坐实。结果权力失去了约束和控制,变成了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依附。权力依附状态的长期存在,使得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严重变形,乃至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上级,上级依附更上一级,唯上级马首是瞻,下级的批评、讨论、参与都难上加难。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行政体系中存在上下级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存在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便难以避免。因此,用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来说明政治生态不健康,是值得质疑的。在笔者看来,这是把下级服从上级与人身依附关系混淆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服从仅止于履行职责,是公权力提高运行效率的内在要求。掌权者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权力的使用者,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在党内,普通党员才拥有主体地位。无论身为上级还是下级,最终都须向权力的主人负责。只是这种负责是更直接些,还是更间接些,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政治体系内拥有权力的人,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都避不开最后要向权力主人负责这一条,这就为上下级关系规定了底线。处在下位的掌权者只是在这个原则下听命于处在上位的掌权者,是角色的服从,而非失去自身的服从。与此相比,人身依附关系则完全不是这样。譬如,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必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君主是权力的所有者,大臣不仅在履行职责时唯君主是从,而且自己的一切,乃至身家性命,都维系在君主的喜怒哀乐上。
既然政治生态不健康,原因在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又与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关联,那么,改变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就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党内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内同志一律平等,使权力受到约束,使党的各级领导向普通党员切实负起责任,掌权者向大众切实负起责任,真正把被颠倒的干群关系颠倒过来。一句话,即发展民主。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一条根本途径。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党内对民主的探索趋于敏感,学界似乎也在有意回避民主。
一是对发展民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缺乏认识,采取“鸵鸟主义”态度,看不到民主实际上是民众诉求日益强烈的必然。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人们的民主诉求?民主到底是一种必然,抑或仅仅是国家管理中可供选择的一种手段?在一些人眼中,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可用也可不用的手段而已。与这种认识相呼应,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民主与广大民众的素质有关。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掌权者对搞不搞民主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想搞民主,就可以说,因为老百姓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不愿意搞民主,则完全可以用老百姓不具备民主所需要的素质来搪塞。其实,把民主和素质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误识。
无数案例表明,民主和人们的素质并无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在人们素质普遍不高的民主政治初期,人们的参与度往往很高;在多数人进入中间阶层、社会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反倒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激发人们民主诉求的是利益。市场经济靠释放人们的利益追求作为基本动力,而利益追求必然刺激人们从最初生存、温饱的需求逐步发展到当家做主的要求,这也正是为什么民主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有利益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大到哪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是和素质有关,而是和利益所承受的风险有关。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存在较高风险时,他们往往会积极参与民主过程,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当人们认为无论谁掌权行权,自己的利益都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被侵犯的风险时,他们就缺乏参与的动力。美国社会不可谓文化素质不高,但即使是每次总统选举,民众参与率也不过在50%~60%左右。2012年利比亚举行卡扎菲政权结束后的首次大选,民众参选率超过60%。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利比亚选民的素质比美国还高。
和素质问题相关,有的人拿文化传统说事,断言华人社会不适合搞民主。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也显而易见。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这一点确实无可否认。然而,缺乏的原因何在?特别是,在近代先是西方各国、后来波及日本等国的民主政治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像日本一样跟上历史潮流?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与其说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合搞民主,不如说由于我们国家长达5000年的超稳定封建结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导致了民主政治实践的缺乏。而如今,既然我们已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不二选择,那么,发展民主就是一个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问题。至于说华人社会能不能把民主搞好,新加坡民主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二是在民主问题上搞历史虚无主义,看不到民主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主动放弃阵地和旗帜。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高举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科学这面旗帜的意义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科学技术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永远不能改变落后、挨打、受人欺负的境遇。民主这面旗帜,则是和共产党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和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立志解放全人类,发誓要把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让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生活。正是相信这种承诺,老百姓才支持和认同共产党,愿意跟党走,即使陪上自己和亲人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民主是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在发展民主问题上的任何犹疑,都会造成对执政党借以立足的基本信义的损害,都会直接削弱党掌权和执政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垮塌,是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为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然而,2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苏东教训的总结,还是有不少看法停留在先出结论、再找依据的浅层次上,甚至热衷于追究是哪个人、哪种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似乎只要找出这个人或这种思想来,把他批倒批臭,我们的江山就可以确保无虞。这是很可笑的。苏联、东欧国家出问题,关键在执政党出问题。而执政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执政前信誓旦旦地给了民众许多承诺,执政后却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承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政治领域的“当家做主”上,都给民众开了空头支票,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党,要想长期执政,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
三是把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民主本身的缺陷,对问题的批评、纠错变成了对民主的否定。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都不缺乏对民主的向往,但是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怎样运行,人们却往往一知半解。这自然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把市场经济拒之门外有关系。即使对旧世界持强烈批判态度、把民主作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也短于这方面的实践,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是零碎的、苏俄式的,对作为制度的民主没有什么体验。在不少人眼里,民主或许只是决策时听取大家意见的做法,或是领导人容忍不同观点的肚量。这些不完全的认识,在实践上导致了民主的碎片化。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自以为对西方民主有长期观察的学者一方面反对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民主实践解读民主,简单化地断言“民主即一人一票”、“民主即票决制”,非但未能帮助人们对民主作全面、科学的理解,反而加深了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狭隘和偏见,助长了借否定西方民主而拒绝民主的倾向,实在不可取。
民主既不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也不是一种热热闹闹的做法。民主是由许多环节环环相扣连接成的一个闭合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特定的运行规则。随意颠倒它们的逻辑,或是把这个环节的做法张冠李戴地用于其他环节,都会带来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就像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如果民主……定义得不正确,到头来我们会危险地拒绝我们并没有充分认清的东西,反而得到某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2]例如,通过大家参与、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显然只能在决策环节运用。如果在决策后的执行环节也滥用这种形式,必然造成“决而不行”的后果。又如,分工负责是落实民主决策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属于决策后的执行环节。如果在决策之前滥用这种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滋生部门决策、部门立法的弊端。再如,选举是任何民主都不可能避开的形式。但是,这一形式只适用于民众(在党内是党员)或民众的代表(在党内是党代表)向掌权者授权的环节,其他环节并不适用。我们干部任用中屡屡遭到诟病的“以票取人”、“唯票取人”等,即是这种滥用的典型案例。以上问题往往被当作当下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依据。其实,这些并非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民主形式的误用带来的问题;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对民主的基本规律规则缺乏把握的表现。
发展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自然,发展民主也不必然带来政治生态的改善。相反,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比较之下,发展民主会削弱权威,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正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路径,才需要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以最大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深水区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应当把发展党内民主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二是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解决授权问题,即“权为民所赋”问题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整体上看,既然民主是由若干个环节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闭合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发展民主就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过,从推进改革的策略看,在改革初期,从这个闭合系统的链上找到那些比较容易入手的环节,先行突破,带动整个改革,是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事实上,各国的改革也是选择哪个环节的都有:有的选择决策环节作为切入点推进民主,有的选择在权力监督环节扩大参与,有的则在推行大规模选举上做文章。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全面深化阶段,这种选择性改革开始失效。在思考一个方面的民主的发展时,若不同时对其他方面统筹思考和解决,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难以取得更深一步的进展,甚至会变形。
例如,如果民主仅仅停留在决策环节,而权力透明公开运行未得到实现,掌权者就完全可以在什么决策需要参与、什么决策不需要参与的问题上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把不重要的事情拿出来交给公众,而在重大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独断权力。其结果,就是决策民主逐渐形式化,失去了价值和吸引力。又如,如果把选举权交给了公众,但在权力如何使用、如何监督方面缺乏可操作的参与方式和程序,那么,对即使由自己选出来的人,公众也很容易失去控制权,权力滥用和腐败同样不可避免。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人认为,我国村民自治之所以会出现相当严重的贿选、家族势力统治乃至黑恶势力把控的现象,是由于我们在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群中推广民主造成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把选举权交给农民,而在于让农民投票选出的人一旦掌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基本不受控制地使用权力。是因为我们只推广选举民主,没有配套以决策民主和民主监督;不是农民得到的民主多了,而是少了,是到农民手里的民主打了折扣、缺斤短两造成的。 二战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表明,选举民主只解决授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后面的环节不健全,人们一旦将权力授出,便再无法控制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当然,协商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的替代物,恰恰相反,它是对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以为“协商民主”可以取选举民主而代之,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二)党内民主的重点在实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没有推进党内民主。相反,在不少领域,党内民主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又存在党内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政治生态恶化的状况?根子在于,虽然党内民主在其他方面发展出了丰富的内容,但党员作为权力主人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授权民主发展得不够,和其他方面相比明显落后、失衡,“权为民所赋”的原则在党员身上没有得到体现。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授权民主长期得不到推进,民主就会停滞不前,半途而废,变成“半拉子工程”,乃至会使已有的民主发生变形。
授权民主不推进,党内民主便难以继续深入,这在党代会常任制问题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党代会常任制从1988年开始进行试点,至今已经27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这项改革居然仍停留在试点阶段,迟迟未能全面铺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党内的授权民主难以落实,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党代会实行常任制,最初的想法是要改变党代会5年开一次会、党代表5年举一次手的状况,让党代会活动起来,让党代表在平时也能切实履行代表的职责。但是,党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章中规定的党代会的最重要的职权之一,就是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作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让党代会发挥作用,那么,党代会如何真正成为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主体,进而党代表如何真正通过选举产生,就成为难以回避的、或迟或早都会提出来的问题。一些长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方,前些年开始探索党代表直选和乡镇领导班子直选,并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但是对于党的现行干部任用制度而言,这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地方和局部的探索是难以承揽如此重大的使命的。后来类似尝试纷纷被叫停,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反过来讲,如果把党代会常任制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党代会赋权这项最重要的职能却无法实现,党代会常任制就始终摆脱不了尴尬。这同样是个大问题。
至于缺乏授权民主而使民主变形,这在不少地方是已经存在的现实。拉票跑票,就是其中典型者之一。作为常识,我们认同投票是体现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把投票扩大到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对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有深深的顾虑。于是我们往往为投票划定严格的范围,比如让局级以上干部投票推荐副部级以上干部;选拔一个地厅级干部,只准许那些有被选拔资格的干部参与投票;等等。这种设计,看似合理,道理上也说得过去:我们要搞民主,但不能一下子把民主扩大到普通人,而应该让那些素质和觉悟高的人先“民主”起来。然而,这些“觉悟和素质高的人”带给我们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拉票跑票,甚至出现了像衡阳选举案这样严重的集体性贿选事件。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既然每个参与者都既有资格推荐,又有资格被推荐,那么,希望被推荐,或是推荐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就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意愿;既然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少,是“熟人社会”,那么,和相关人打招呼就会变得很方便,表达“意思”的成本也不会太高;既然别人也有可能这样做,那么,不做的人必然吃亏,这种背后的较劲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愈演愈烈的强大动力。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案:一是方式方法不变,着重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下功夫,使参与者通过提高觉悟“良心发现”,自觉杜绝拉票跑票;二是维持原有做法,但加大惩罚力度,使当事者一旦被揭出,便永远淘汰出局;三是把参与者的范围扩大到“拉”和“跑”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无法进行的地步,当事者只能靠自己的人品、政绩和承诺来获取大家的认同,也即公开选举。唯有第三种方案才是治本之举。
这里绝不是要说,只有西方式的普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认为西方式普选才是标准的民主,是一种简单化和误读。我们绝不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因为任何简单照搬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还有因不适应而给民族和国家发展带来致命伤害的可能。这是一条必须守住的政治底线。但是同时,在中国,把选举民主中的赋权者扩大到什么范围才是合适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无论就国家管理方式而言,还是就行政运行效率而言,或是考虑到人口、亚文化等因素,县这一级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我们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依照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镇,尔后在5~10年内把直接选举发展到县一级,我国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得到彻底改观。至于对更高层的代表和官员的约束,遵循用下层代表约束上层代表、再由上层代表约束官员的间接民主方式,或许更符合中国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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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职工因工死亡,其近亲属按照下列规定从工伤保险基金领取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未参加工伤保险期间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工伤保险赔付与侵权损害赔偿竞合时部分兼得模式的构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现代工商社会,工伤事故常见频发。工伤保险赔偿和民事侵权赔偿已经成为解决工伤事故最为有效的两个途径。那么,这两种赔偿关系如何,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受害人该如何行使权利,这是我们应该研究的。
关键词:保险赔付 侵权赔偿 兼得
在我国,由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或者法律之间相互抵触,我国各级法院在处理工伤保险赔付和侵权损害赔偿竞合案件时,往往理解不一,处理各异。这不仅损害了中国法制的统一性,更是对工伤职工权益的一个侵害。
从法律属性上看,工伤保险赔付属于社会法调整范畴,其立法宗旨在于保障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或患职业病而获得医疗救助和经济补偿,减轻用人单位的风险,维系社会公平稳定,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而侵权损害赔偿,由民法调整,目的在于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属于私法领域的赔偿。工伤保险赔付的作用是补偿和对企业的免责,而普通侵权赔偿则为补偿和惩戒。通过法条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对于护理费、医疗费等赔偿项目,工伤保险待遇的补偿标准或者较为苛刻,或者偏低,权利人所能获得的救济较为有限。工伤保险赔付的标准和数额大大低于了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况且每当处理此两种关系试用的时候,法院总是采取回避态度,这就影响了赔付赔偿的效率。对此我们必须要加以研究。国内外对此问题形成了四种模式:选择模式、补充模式、兼得模式、免除模式。
工伤保险制度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而民事侵权制度属于民事法律的范畴,两者是并行不悖的赔偿机制,从此角度看,兼得模式是最为理想的选择。而兼得模式最大的问题就是它违反了“受害人不得因遭受损害获得意外收益”这一侵权法公认的基本准则。为此,在不违背法律基本准则并能最大化保障受害人权利的前提下,本文认为,部分兼得模式是较为理想的选择。
“部分兼得模式”的核心内容应当为:以所损害的财产状态为标准,将工伤保险赔付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赔偿项目,划分为实际损害和可得利益损害两部分,对于两种赔偿制度中相同并且重复的实际损害的赔偿项目采取“就高原则”进行认定;对两种赔偿制度中的可得利益损害,允许权利人兼得;对于两种赔偿制度特有的赔偿项目,权利人亦可同时取得。该模式的建立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工伤保险请求权与民事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能否竞合?二是对可得利益允许受害人兼得是否违背“受害人不得从损害中获益”的原则?
第一,工伤保险赔偿请求权和民事侵权赔偿请求权并不是完全的竞合。工伤保险属于社会保障的范畴,其宗旨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生存权。换句话说,工伤保险即是一种国家福利,只是这种福利不是针对全体国民,而是仅针对遭受工伤的这一类特殊的人群。其与侵权损害赔偿在哲学基础、归责原则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目前,关于工伤保险给付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关系,我国法律未作规定,根据一般的公平观念,本文认为,工伤保险待遇和侵权损害赔偿属于两种不同的制度范畴,一种是国家的福利,一种是受害人私力救济的手段,受害人同时享有该两种请求权并不违背公平原则。
第二,此模式不违反“受害人不得因遭受损害获得意外收益”的侵权法的基本准则。普通人身侵权损害赔偿采取的是完全赔偿原则,既要赔偿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害,也要赔偿受害人可得利益的损害。受害人遭受的实际损害是指现有财产的额减少或丧失,可以根据相关证据确认其具体的损失额。目前,我国对可得利益的赔偿大多采取的是“定型化赔偿”,即不考虑受害人自身的因素,统一设置固定的赔偿标准和期限进行赔偿,而没有根据受害人自身的不同情况,采取主观的计算方法,此做法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其可能与当事人所丧失的可得利益有差距。事实上,无论采取何种计算方式,可得利益的计算只能是一种建立在推定合理的基础上的一种估算,与未来实际发生的真实损失必定存有差距。对于工伤保险赔偿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可得利益部分,允许权利人兼得并不会产生所谓“溢出利益”。因而,该处理模式,并不违背“受害人不得因遭受损害获得意外收益”的基本准则。
综上所述,构建部分兼得模式理论上的障碍已经扫除,从保护受害人角度考虑,构建部分兼得模式在实践中也是必须的。四种模式,单从赔偿数额上看,部分兼得模式的赔偿额仅仅低于兼得模式,但兼得模式自身存在无法逾越理论上的鸿沟,而部分兼得模式排除了理论上的障碍,并协调了各方利益的平衡,法律的公正得到了更好的体现。因此,部分兼得模式不失为一种合理的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部分兼得模式中,应当采取“就高原则”的具体赔偿项目有:停工期间的生活护理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医疗费、就医食宿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外省市就医住宿费和伙食费)、康复费治疗费(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康复费、康复护理费、适当的整容费、后续治疗费等)、辅助器具费(侵权损害中的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供养亲属抚恤金(侵权损害中的被抚养人生活费)、丧葬补助金(侵权损害赔偿中的丧葬费);应当兼得的赔偿项目为:工伤保险中的原工资福利待遇和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误工费、残疾赔偿金和一次性残疾补助金金、死亡赔偿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当同时享有的项目为:伤残津贴、营养费、精神抚慰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和伤残就业补助金、陪护人员住宿费和伙食费。
综上,对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的保护,是人格权中最主要的权利保护,当一个自然人失去了生命健康权,究竟应得到多少赔偿,现行各种法律法规所确立的赔偿标准及赔偿数额不尽相同,因此,也无所谓“受害人不得因遭受损害获得意外收益”。工伤情况由第三人侵权造成的,部分兼得模式整体上能够充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不受非法侵害,而且不违背“受害人不得因遭受损害获得意外收益”这一侵权法不可逾越的鸿沟。因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部分兼得模式在程序上会遇到一些困难,但通过上述分析,这些问题通过现行的司法程序是可以合理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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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誉是指能在未来期间为企业经营带来超额利润的潜在经济价值,或一家企业预期的获利能力超过可辨认资产正常获利能力(如社会平均投资回报率)的资本化价值。商誉是企业整体价值的组成部分。在企业合并时,它是购买企业投资成本超过被合并企业净资产公允价值的差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侵犯商誉才是认定商标侵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商标侵权的认定标准到底是什么?笔者以为,只有“侵犯商誉理论”才是商标侵权认定的终极标准。
有论者认为“售前混淆”构成侵权,因为:“它增加了消费者商品搜寻的成本,影响了消费者福利;它不正当地利用了商标权人的商誉;它违背了商标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基本宗旨。”有论者则认为:“由于售前混淆在很大程度上与传统的商标法理论不甚相符,因此,与其将其作为一种商标侵权行为来看待,毋宁将其留给反不正当竞争法来加以规制。”其实, “售前混淆”的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并没有产生混淆,勉强把此种行为纳入混淆理论的范围,不仅“名实”不符,还有“混淆”商标侵权之“混淆理论”的危险。
该理论认为,商标权是法律赋予商标所有人对其注册商标进行支配的权利。其权利范围是:核定注册的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所以凡是未经许可,在与商标权人“相同”的商品或服务上,使用与商标权人商标“相同”的商标的行为(即使没有造成混淆或淡化),即构成侵权,这就是所谓的“商标权理论”。
学界熟知:商标保护起源于假冒他人标示的禁止,虽然这种假冒行为欺骗了消费者,但是由于“个体消费者是分散独立的个体,他们对于使用某个特定商标的商品的购买量不大,个体消费者几乎没有发现商标侵权的积极性。聚集这些人进行集体诉讼的难度很大。”为了解决以上难题,法院赋予商标的所有者以诉因,代理受到欺诈的消费者起诉假冒商标者,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消费者保护理论。
商标作为公平竞争法的一部分,从反假冒侵权基本原则发展起来,最后逐步形成独立的商标法律制度。因为假冒他人商标者不正当地利用了商标权人的商誉进行商业活动,所以假冒商标行为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从而受到商标法的规制。
由于商标具有区分相同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来源的功能,所以消费者可以根据商标一步到位地锁定其期望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商标具有降低消费者搜寻满足其愿望的商品或服务的功能,此即所谓的“商标之降低搜寻成本理论。
由于各种混淆或假冒行为无疑都会增加消费者的搜寻成本,所以“商标之降低搜寻成本理论”可以成功地解释各类混淆或假冒行为。
关于商誉与商标权之间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商誉是围绕着商标的磁性光环,能一次一次地吸引顾客。商标不过是代表商誉的符号,并无独立的价值。”正如论者所言:“商标本身并不重要,它不过是更重要的东西即商誉的有形载体,商誉是实体,商标不过是其影子,只有商誉才是需要法律保护以防止他人侵占的财产。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霍姆斯也认为:
“商标只是在保护其商誉的范围内授予禁止他人使用的权利。正如论者所言:“商标所承载的商誉既为商标权的取得提供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决定着商标权的保护范围以及商标侵权的认定标准。
总之,“商誉理论”可以完满地解释驰名商标淡化之“弱化和丑化”行为,“弱化”是试图利用商标权人的驰名商标,以侵占其良好商誉;而“丑化”是试图通过扭曲商标的正面形象,以损害商标权人的良好商誉。这样“弱化和丑化”在损害商誉上得到了统一。至于
“驰名商标商品化”的问题,“商誉理论”也可以完满地解释,未经许可销售他人驰名商标的行为人,无疑是看中了该“驰名商标本身”所蕴含的巨大的商誉,所以此种行为侵犯驰名商标之商誉亦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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