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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倡廉,亦称“惩腐倡廉”。即反对腐败,倡导廉政。政治伦理学术语,属政治道德范畴。廉政建设的基本内容。思想道德建设的集中体现。要廉政就必须反腐,而反腐才能廉政,古今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共产党历来坚持“反腐倡廉”,尤其在经济体制转换的改革开放的时期,更是把“反腐倡廉”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行动纲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反腐倡廉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为官莫要贪,凡贪必被擒。惩治腐败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成果的重大因素,已经成为决定中国今后走改革开放道路的重大关切和凝聚人心的重要条件。报告关于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目标是在十七大基础上的推陈布新,这些变化是在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党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的新形势下及时提出的,反映出党治国理政方略更加成熟,更加充满自信。
四川省政协主席李崇禧涉嫌严重违纪被调查,他成为2012年以来继李春城、郭永祥之后,四川省被中央纪委立案调查的第三位官员,也是中国第18位落马的省部级干部。李崇喜的腐化堕落不是一朝一夕的结果,而是在他的权利和欲望慢慢膨胀中逐渐演化的必然。官员们一定要认清形势,不要铤而走险,不要有侥幸心理,在腐化堕落的路上越走越远,成为党和人民唾骂的罪人。下面主要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待反腐倡廉这一问题。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壮大是波浪式推进、螺旋式上升,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反腐倡廉建设创新首先要源于继承。经过长期实践,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反腐倡廉道路。各地各部门也形成一批贴近实际、各具特色、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这些都是我们来之不易的宝贵财富。创新就是要在充分继承这些经验做法的基础上,顺应形势的变化,批判地总结、吸收、反思和超越。反腐倡廉建设创新不是另起炉灶,不是心血来潮时的“作秀”,不求“轰动效应”,拒绝“形象工程”。开展新项目、采取新举措、取得新成效是创新,把过去开展的老项目做深、做实、做出特色也是创新。其次,反腐倡廉建设创新要立足实效。创新的由头,往往都是工作中遇到了各种“疑难杂症”,需要创新制度机制、方式方法加以解决,或者发现可以预见的难题需要拿出“预案”。这种创新带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可操作性,同样,也只有这样的创新才具有鲜活的持久的生命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适合内容的形式,能够充分表现内容。因此要遵循对立统一规律,正确把握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在2014年3月9日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发表过如下讲话:“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
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
科学的方式方法是实现目标的有效手段,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创新,既要注重内容,反对形式主义,同时也要兼顾形式,反对形式虚无主义。目前,反腐倡廉建设领域不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难度不断加大,需要我们在工作中不断探索新方法、掌握新手段、开辟新途径。
一要应用科学的方法创新反腐倡廉建设。学习掌握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现代管理学、心理学、组织学等理论和知识,学习借鉴经济工作的理念、组织工作的作风、宣传工作的做法等,积极运用心理分析、数据统计等方法,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
二要采用科技的手段创新反腐倡廉建设。充分发挥电子技术、信息技术客观公正、可查可控的物理属性,以电子政务为载体,以权力监控为重点,将信息技术与业务工作相结合,与制度设计相协调,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技含量。三要运用统筹的观念创新反腐倡廉建设。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和检察、审判机关以及公安、审计、组织人事部门的协调配合,推进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不断增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合力。
任何事物都有其重点,重点是两点中的重点,两点又是有重点的两点。反腐倡廉建设创新,不可能面面俱到、一蹴而就,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以点带面、统筹推进。
一是要突出重点,反对均衡论。近年来,纪检监察机关赋权越来越重,工作领域越来越广,工作任务越来越多,党委政府对纪检监察机关高看一眼,重大决策部署、重点工作项目要求纪委直接参与和推进;基层群众对纪检监察机关信赖有加,把纪委当成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保护神。纪检监察机关在工作中要始终保持思维清晰,避免出现“全能化”倾向,切忌平均用力,事事沾边,疲于应付,忙不胜忙,影响实效。要抓住矛盾的主要环节,抓住问题关键节点,集中力量创新突破,取得纲举目张、举重若轻的效果。
二是要两者兼顾,反对一点论。反腐倡廉建设的工作任务,大都涉及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部署,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每一项都不能懈怠。纪检监察机关要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统筹安排、整体推进反腐倡廉各项工作的创新,努力把教育的说服力、制度的约束力、监督的制衡力、改革的推动力、纠风的矫正力、惩治的威慑力充分发挥并紧密结合起来,使各项工作相互渗透、相互促进,形成整体合力,不断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针对性和实效性。应该始终坚持以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制约监督权力为核心、以制度建设为载体、以科技手段为保障,教育方面充分挖掘廉政教育资源;监督方面积极推进领导干部诚信体系建设;制度方面健全完善部门权力内控机制;纠风方面全力打造亲民服务品牌;惩治方面不断探索查办案件的新办法和新手段,等等,以重点工作的突破引领面上工作的推进,初步建立起了具有自己特色的惩防体系建设基本框架,人民对反腐倡廉建设的满意度逐年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内容,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从哲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指掌握权力的人在一定的动机和目的支配下所产生的以权谋私行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腐败的动机和目的,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决定的。腐败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其最终源头在于经济领域。腐败意识的产生主要是 由该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总和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因此,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而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反腐倡廉工作的根本在于改革和完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革完善经济体制的过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腐败现象将逐渐减少。
(二)用实践的本质原理分析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途径和关键
从实践的本质来看,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主体 性与客体性。实践的主体性是指实践自始至终按照主体的自觉意图和要求进行的特性。它虽然不等同于主观性,但却包含着主观性。实践的客体性主要指实践作 为对象性活动的受动性和被制约性。它虽然不同于客观性,但却以现实的形式包 含、体现着客观性。显然,人的任何实践活动是在一定思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同时又受着客观因素的制约。从个体角度来看,人的实践行为是受一定时期思想文化背景的影响,同时在制度上也有着其客观的现实可能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政治制度的不健全为腐败行为提供了客观可能。
唯物辩证法认为:社会历史领域内的一切活动都是由人发动和承担的,都是活动 的承担者和活动对象的辩证统一。
在2012年11月15日在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发表过如下讲话:“我们要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社会历史活动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社会历史的主体是社会历史活动的承担者,即从事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社会历史的客体是指已被纳入社会实践活动范围内的、为历史主体所认 识和改造的客观对象。在两者的关系中,主体的认识水平,它所操纵的技术手段 和驾驭的自然力,制约着对客体认识和改造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制约着客体对象的发展。唯物史观进一步认为,人民群众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是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在反腐倡廉工作中,腐败现象是客体,人民群众是主体,反腐倡廉工作必须为了人民群众,并且依靠人民群众,以人民群众的满意程度为标准。人民群众是反腐倡廉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反腐的各项工作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持参与,离不开人民群 众的创造力,人民群众是当前反腐倡廉工作的基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我们的反腐倡廉工作才能取得根本的胜利。
综上所述: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方针,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目标就更明确,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准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利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绝不允许搞特权。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组织之上,对违反纪律的行为必须认真处理,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遵守纪律没有特权、执行纪律没有例外。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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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摘要: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对中国教育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保证。要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首先必须深入研究、深刻理解、全面贯彻,要在实践中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把握好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它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把握好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
关键词:哲学思考;思想;素质教育;客观性
论文正文:
关于素质教育思想的哲学思考
建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峰回路转,在曲折中前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作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提出了“科技兴国”、“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基本国策。素质教育是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指导今后教育实践的政治思想保证。它的提出,对中国的教育改革命运和前途有长远的决策性意义,我们必须认真研究、深刻理解、切实贯彻、全面实施。
客观性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基本的原则,坚持客观性原则,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客观性与必然性、现实性与可能性,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的统一,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要正确地反映客观实际并非易事。素质教育的形成,正是经过反复实践、反复认识的结果,它表明我们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认识的深化。
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在于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国情,邓小平同志再三强调研究国情,把国情作为我们办事情的出发点。研究国情的实质是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如果不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指导就必然脱离实际,也就是违背客观性原则。我们过去教育经历了许多曲折,很重要一条教训就是脱离国情。建国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探索怎样根据中国国情来发展教育,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后来由于经验不足,也由于国情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有偏差,参与了应试教育的作用,曾多次出现急于求成的情况,影响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党和国家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对提高民族素质的重要作用,高度重视素质教育。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地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教育和质量。”邓小平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把提高民族素质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和改革的根本目标和任务。
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在整个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必须牢牢记住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和1994年全教会上进一步强调,要“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素质的轨道上来”。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素质教育的客观性及其指示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党和国家的素质教育来自于对国情的深入了解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全面贯彻实施素质教育呢? 我国的教育,是在旧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例,科技教育文化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发展壮大的,只有对国情的深刻理解,我们才能真正懂得素质教育的正确性,并自觉地为之奋斗,才谈得上理论联系实际,谈得上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
关于素质教育问题,不是哪一个人心血来潮想出来的,也不是自上而下传下来的,它是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中,广大教育工作者对教育进行不断探索形成的共识。它始于80年代后期, 90年代初期,它是各国教育的共同趋势,是这个特定时代赋予教育的历史使命。
总之,认识素质教育的客观性,要十分重视对国情、省情、县情的研究,要反对本本主义和一切主观主义的东西,学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会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完成,使我们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更富于自觉性和创造精神。
万物都是作为系统而存在,作为过程而发展的,普遍联系和辩证发展的观点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任何的诸要素都是互相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它们的有机统一形成事物的整体。如何用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素质教育,也是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所必须的。
素质教育是通过科学的、抽象的理论形式来反映我国教育实际的,从形式上看他是主观的,从内容看是客观的,是客观内容与主观形式的统一。素质教育是一个非常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包括社会各界的普遍理论与大力支持。不了解其中各子系统的联系和关系,就不能把握其整体,不能从整体上把握事物,就不能认识其本质和规律性。
如何把握素质教育的整体性,及其内部诸方面的有机统一,这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我们不可能一下完成这个任务,但必须努力去研究他、实践他,以期取得一定成效,有助于素质教育协调而健康地向前发展。下面试从三个方面略加分析。
从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看,我们习惯把素质教育称为面向全体、全面提高、主动发展,它简明而形象地指出了素质教育的本质所在。以其具体内容而论,它涉及到更多的方面和关系,要充分认识其整体性,必须做全面考察。素质教育是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来的,它是在经济文化不发达的13亿人口中实行的。它要达到的目标是: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它要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和需求,为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合作、学会纪律、学会审美,为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实施素质教育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关键是转变教育思想。教育思想集中表现在办什么样的教育,怎样办教育和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等根本问题上。由于思想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所以,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会有什么样的教育行为、教育实践。素质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思想与“应试教育”的教育思想有质的不同。
可见,素质教育是由前提、保证、目标,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手段、措施等构成整体。其中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澄清。
一是搞素质教育还要不要考试了? 邓小平同志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情况和学习效果的一种重要方法,如同检查产品质量是保证工厂生产水平的必要制度一样。”因此,考试是一种教育评估手段,不同点是素质教育把考试作为推动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手段,所以素质教育不是要考试而要对考试进行改革,有效地利用考试这个手段。只要学校存在,考试就永远不会完结。
二是搞素质教育不是就要多搞活动? 本来,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渠道,二者都应抓好,但课堂教学是主渠道,所以素质教育绝不等于活动教育。
三是是不是条件差的学校就不搞素质教育了? 素质教育是各级各类学校必须遵循的办学指导思想,所以无论条件如何,都应该搞素质教育。
四是打牢基础与升学选拔是什么关系? 应该明确,推行素质教育不是不要升学率,而是要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只要全体学生整体素质全面提高了,拔尖人才自然会脱颖而出。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元论,他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列宁曾经指出:“实践主义(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毛泽东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科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他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他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
社会生活本性是实践的。人们正是通过社会实践认识社会的本质及其规律,并依据社会的规律去改造社会,使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使主体客观化。素质教育是在教育实践中取得的科学认识,为我们提供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挑战,培养跨世纪人才的理论武器和战略举措。
然而,它毕竟是精神的东西,理论只有掌握群众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素质教育的实践性,也内在地蕴涵在素质教育的内容中,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根本目标和紧迫任务,党和国家把素质作为关系到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问题提到了我们面前,所以说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刻不容缓。
遵循实践性原则,我们在实施教育进程中,还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在实践中深化对素质教育的认识,丰富和发展素质教育“三个要求”的内容。
遵循教育的实践性原则,我们要注意在实施过程中坚持科学理论性和革命性的统一,理论性是实践的前提,素质教育是符合我国教育实践的科学真理,在实施中要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目标指导的原则,因为目标制约着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的学习活动,教育媒体的选择和教育评价。二是整体优化原则,要从素质教育这个系统的整体出发,努力探求各要素功能的优化组合,实现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要素功能之和。
三是因材施教原则,教师要从学生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的放矢地进行素质教育。
四是内启动原则,在素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启动学生的内因,点起他们内在因素,使其主动接受外因的积极影响,并转化生成为自己的“营养”,成为进步的内在动力。这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这一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有效运用。
五是群体合作原则。在“教育社会化”的大教育观念指引下,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家庭教育的基础功能和社区教育的依托功能,构筑教育社会化体制,以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和谐发展,促进学校各方面工作整体优化,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素质教育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人们要真正把握他、驾驭他,是很不容易的。有时会产生顾此失彼,当强调这一方面又可能忽视别一方面,抓住主要矛盾又放松了次要矛盾,注意了特殊性又忽视了普遍性,或是相反。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的标准,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增加素质教育的科学预见性,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进程中实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
坚持素质教育的实践性,就是要在科学世界观指导下敢于探索、勇于实践、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因循守旧,具体行为是错误的,脱离实际,为所欲为是不可取的。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领域及教育方向、教育思想、教育政策、教育内容和方法诸方面的重大变革,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在社会转型中的自我完善。实践表明只要我们对素质教育的客观性、整体性和实践性正确把握就能在实施中由不自觉到比较自觉,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十七大和第三次全教会、胡锦涛同志谈话精神为指导,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我们的伟大目标就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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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潜在的安全、环保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吸取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中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核电建设中好与快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文化管理的关系、保守秘密与普及核知识的关系,以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这是我国核电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核电; 科学发展; 关系。
正值我国核电由适度发展向积极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将世界核电包括中国核电发展推向了风口浪尖。核电究竟安全不安全? 可靠不可靠?
是继续大力发展,还是及时“刹车”? 中国核电该何去何从? 这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建设不能停滞,但是必须做到科学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反思和汲取世界核电事故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好核电发展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人类核电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核事故: 一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二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综观三次核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反应堆设计不当,日本福岛核电站还存在选址不够科学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归结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是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当,或称“人因失误”。人为因素的失误,其核心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员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核电事故的发生,既要从科学技术即“硬件”方面找原因,又要从文化管理即“软件”方面找原因。
因此,要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依靠科学技术与加强文化管理的关系,做到二者并重,缺一不可。首先,要不断创新核电技术,提升核电科技含量。核电工业属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设备设计与制造的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核电技术先进与否,科技含量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能否可持续发展。先进的科技是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此,要高度重视核电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高度重视先进核电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其次,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以避免和杜绝“人因失误”而导致的核事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强国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国。同样,“强企”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企”。文化管理是核电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管理,核电企业要做到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核电技术再发达,核电设备再先进,也是靠人来管理和使用的。因此,大力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电安全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对于实现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大力弘扬“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不断打造企业员工认同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道德素质提升为中心,全面培育企业员工严谨求实、坚守责任、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四是将文化管理尤其是核安全文化管理贯穿于核电站设计、勘探、运营以及退役治理全过程。
核安全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识,以及安全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核电站的安全文化越普及得深入,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安全的地位就越高。核安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态度。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对安全及有关安全的制度、措施的认知和遵守。因此,应把安全问题与核电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起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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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弄清模糊逻辑的研究对象首先必须得清楚逻辑的研究对象,因为模糊逻辑只不过是在经典逻辑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一门分支学科。只要搞清楚了逻辑的研究对象,那么模糊逻辑的研究对象也就容易理解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逻辑的研究对象呢?对这个问题有着各式各样的回答。“关于逻辑的对象,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观点:(1)逻辑是研究思维的;(2)逻辑是研究客观世界的;(3)逻辑是研究语言的;(4)逻辑是研究推理形式的有效性的。”这是国内著名的逻辑学学者陈波所作出的归纳。在书中陈波对以上四种观点进行了一一的剖析,指出了各种观点的优劣所在,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这一观点在张清宇主编的《逻辑哲学九章》中李小五撰写的第一章《什么是逻辑》也得到了认可。通俗地说就是:逻辑研究的对象就是推理的正确性。更严格(更带学术性)地说就是:逻辑研究的对象就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
逻辑研究的对象就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和专家的认可,我本人对这一观点也无异议。弄清楚了逻辑的研究对象进而就可以进入我所要谈论的问题了,模糊逻辑的研究对象又是什么呢?在这里,我想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1)模糊逻辑的产生背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大致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精确的现象,它可以用精确的语言来加以描述。例如,2+2=4;贵阳市是贵州省的省会;茅台酒是中国的国酒,等等。可以看出这一类现象它们都具有精确的定义和性质。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还有一类难以被精确的描述和定义的现象。例如,花溪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究竟何为风景优美呢?):他的父亲是个高个子(多高为高个子呢?);张老师是个中年人(中年人被定义为多少岁呢?),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数不胜数,与“精确现象”相对应我们称之为“模糊现象”。为了用严谨的科学手段去研究模糊现象、分析模糊性质,模糊数学应运而生。而模糊逻辑就是在模糊数学的基础之上派生出来的分支学科之一。(2)模糊逻辑的研究对象。前面已经提及逻辑的研究对象是推理形式的有效性,而具体到模糊逻辑来说,它的研究对象就是模糊推理的有效性。那么什么又是模糊推理呢?模糊推理和精确推理它们之间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下面将对这些问题作出讨论。首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模糊推理,与精确推理一样,模糊推理也由概念、判断这些基本的逻辑元素组成,但是模糊推理有自己独特的推理方式。模糊推理所推出的结论并不具有绝对的真假,它的结论只能用隶属度来刻画,例如前例中的张老师是个中年人,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模糊判断句,在这里我们就不能用传统逻辑中的绝对的真假来刻画中年人这一概念了,比如40岁是中年人为真,难道41岁是中年人就被看做是假的吗?因为在二值逻辑中只有真和假这两种结论。对于二值逻辑中这一无能为力的问题在模糊逻辑中却能轻易的解决,我们用查德表示法来描述这一事例,查德表示法是通过分式的和来表示模糊集合中的所有元素及其隶属度,其中分母代表元素,分子代表隶属度。上例我们可以表示为(A)=(0.5/张老师),意思是说张老师是中年人从程度上来说只有0.5。这里就抛开了绝对的真假。但对于模糊的现象也做出了精确的刻画,之所以要对模糊现象精确化主要是为了模糊推理能够在机器上实现。其次,对有效性进行讨论。陈波对推理的有效性进行了比较精辟的归纳,并提出了五点要求,他认为一个推理是否有效最好能够同时满足以下五个条件:(1)保真性。(2)内容相关性。(3)独立性。(4)题材中立性或普遍适用性。(5)简单性。虽然陈波提出了这样一个框架,但是对于任何一种逻辑推理要同时满足如上五个标准几乎是不可能的。这里我只针对模糊逻辑的有效性发表自己的一些浅显看法。在模糊逻辑中通常用到的推理有模糊假言推理和模糊条件推理,其中,模糊假言推理又最具有代表性。模糊假言推理之定义是:已知模糊命题A(大前提)包含模糊命题B。如存在与A不完全相同的模糊命题A1(小前提),则能推出相应的结论B1.我们把这个推理过程称为模糊假言推理。例如:
(1)若吃的东西营养丰富,则人的身体会好;那么若吃的东西营养比较丰富,则人的身体会怎样?
(2)若中国在清朝晚期很强大,则不会被帝国主义国家欺负;那么若中国在清朝晚期不是很强大,则会不会被帝国主义国家欺负?
由于模糊假言推理的大小前提都是模糊的,所以其结论也是模糊的。这与传统逻辑所要求的精确性是完全不同的,那么应该如何对模糊推理进行精确的描述以使之能够为机器所识别呢?我们可以从人的经验和模糊数学两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我们首先对形而上学做一个大致的了解以便更好地理解后述问题。形而上学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上来加以解释,狭义上的形而上学是指对世界本质是什么的探讨,也就是常说的“本体论”;广义上的形而上学除了“本体论”之外还应该包含“认识论”的这一部分,也就是探讨世界是否可知这一问题。在这里仅就狭义上来对模糊逻辑的形而上学问题进行讨论。
对于是否有一种唯一正确的逻辑系统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大致区分出三种反应,这是有益的:
一元论:只有一种正确的逻辑系统;
多元论:正确的逻辑系统不止一种;
工具主义:没有“正确的”逻辑;正确性这一概念是不妥的。
虽然这三种提法都各自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从逻辑学目前的发展形式综合来看我认为第一种提法显然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如果我承认了第一种观点,那么模糊逻辑就是~种错误的逻辑,这显然不是我欲讨论的问题。我个人倾向于赞成第二和第三种观点,第二种观点显然我必须赞成,那么对于第三种我重点的讨论一下。逻辑的工具论可以分为激进工具论与温和工具论两种,激进工具论者认为逻辑纯粹是一种为人们服务的工具而己,没有正确与错误的划分,只能看其是否方便实用;而温和工具论者则认为,逻辑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凡具有保真性的逻辑就是正确的逻辑;但逻辑的选择则是相对于特定的目的是否方便与充分实用而言的。激进论的观点显然过于绝对,他们对逻辑这门科学的定位是不正确的,温和工具论的观点比起绝对工具论来更能够让人接受。具体到模糊逻辑而言,它是逻辑学这门学科的一个分支学科,其基本的逻辑原理与传统逻辑是大体一致的,它只是对传统逻辑的一些很难解决的问题从模糊的角度来加以解释和论证,它也是一种正确的逻辑,同时它也是一门工具,目前,模糊逻辑已经应用于很多高科技领域,例如,运用模糊逻辑实现对病人的诊断;运用模糊逻辑实现对机器运行的自动控制等等。
对逻辑的分类而言,不同的论者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在各种划分方法之中,我本人比较赞成陈波的分类。陈波把逻辑分为:(1)基本逻辑,(2)应用逻辑,(3)广义逻辑三大类。我个人认为在这里模糊逻辑被划分到应用逻辑之列我认为是很恰当的,在模糊逻辑中并无太多的高深理论要大家去研究,而最为重要的是如何把模糊推理应用于具体的实践之中使之转化为科技成果。
可以看出,模糊逻辑是一种正确的逻辑,同时它也是一门工具,模糊逻辑的许多理论对传统的二值逻辑是非常有益的补充。
模糊逻辑是一门新兴的逻辑学分支,它与经典逻辑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有自己的特点,它的许多理论对二值逻辑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在这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它已经被证明了是一种更接近于人的思维方法和推理习惯的逻辑系统。虽然,它还有很多的缺陷有待完善,但是模糊逻辑被广泛应用的事实已经表明,在将来,模糊逻辑会越来越多地被各个领域所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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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我国核电由适度发展向积极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将世界核电包括中国核电发展推向了风口浪尖。核电究竟安全不安全? 可靠不可靠?
是继续大力发展,还是及时“刹车”? 中国核电该何去何从? 这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建设不能停滞,但是必须做到科学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反思和汲取世界核电事故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好核电发展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人类核电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核事故: 一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二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综观三次核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反应堆设计不当,日本福岛核电站还存在选址不够科学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归结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是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当,或称“人因失误”。人为因素的失误,其核心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员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核电事故的发生,既要从科学技术即“硬件”方面找原因,又要从文化管理即“软件”方面找原因。
因此,要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依靠科学技术与加强文化管理的关系,做到二者并重,缺一不可。首先,要不断创新核电技术,提升核电科技含量。核电工业属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设备设计与制造的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核电技术先进与否,科技含量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能否可持续发展。先进的科技是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此,要高度重视核电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高度重视先进核电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其次,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以避免和杜绝“人因失误”而导致的核事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强国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国。同样,“强企”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企”。文化管理是核电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管理,核电企业要做到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核电技术再发达,核电设备再先进,也是靠人来管理和使用的。因此,大力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电安全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对于实现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大力弘扬“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不断打造企业员工认同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道德素质提升为中心,全面培育企业员工严谨求实、坚守责任、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四是将文化管理尤其是核安全文化管理贯穿于核电站设计、勘探、运营以及退役治理全过程。
核安全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识,以及安全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核电站的安全文化越普及得深入,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安全的地位就越高。核安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态度。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对安全及有关安全的制度、措施的认知和遵守。因此,应把安全问题与核电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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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中西哲学对“本体”问题之思考
20世纪即将结束,当人们回顾这一个世纪的哲学情形时,不免深深感到人们并未摆脱“物自体”,“本体”的困惑和萦绕。
不错,人们以为早已告别了“物自体”,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似乎早将康德的“物自体”“消化”掉了:“本质”通过“现象”“显现”出来,于是有“现象学”——“显现学”、“现象学”到了现在,胡塞尔扬弃了黑格尔的“辩证的”、“历史的”“过程”,把“本质”与“现象”统一,看作是“直接的”,无需任何外在的“符号”的介入,“本质”直接地“显现”出来,这才是“理念”。“消解”辩证的、历史的“过程”,也就是“消解”“本质”与“现象”的界限,“理念”不是,一个“思辨”的“概念”,而是一种“生活(生命)”的“体验”;当胡塞尔把一切经验的、科学的“知识”都“括出去”时,留下的才是最纯粹的、最严格意义上的“事物”——“回事物本身”竟然是现代现象学奠基人胡塞尔的口号,意味着现代现象学要“显现”的,和黑格尔一样,仍是那个“本质”、“本体”、“物自体”。“现象学”——“显现学”并不止于“表象”,恰恰相反,它是对“表象”的一种扬弃,从“本质”的“显现”来说,现象学正是“本质论”、“本体论”。
于是,从胡塞尔的现象学到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存在)论”的过渡就是比较容易的事,因为胡塞尔本也不是停留在“现象”——“表象”上,恰恰相反,他考虑的是把“表象”“括出去”以后留下的“事物本身”的事。
当然,海德格尔不同于胡塞尔,他所理解的“事物本身”不是“理念”,而是“存在”。从“理念”的眼光看,“表象”世界——经验世界、现实世界总有点那么“不对头”,它本“不该”是这样,而“该”是那样……,所以“理念”的世界,是一个“应该”的世界,是一个“理想”的世界,这一思路,是由康德开始,或更早从柏拉图开始到胡塞尔是一致的;“存在论(本体论)”的思路则不同,它看出来的世界,是一个存在、本体的世界,即在万千“表象”、“经验”世界的后面——或上面……,有一个更深层、更纯粹的世界“在”那里。这就是“诸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分,是由亚里士多德开始了的思路。“理念论”和“存在论”都对“表象”——“经验”世界取否定态度,但“理念论”的“本质”在“思想”——“理想”里,是为“思想体”,我们通常所谓“本体”(noumena),就是这个意思;但对“存在论”来说,“本质”不在“思想”里,它是比“表象”更真实的实在,是“实体”(*682???sub-stance)。从这个意义来看,“理念论”强调“主体性”,常对“世界”说“不”;“存在论”则强调“客体性”(不一定是“对象性”),常对“世界”说“是”。
所以“现象学”不光讲“现象”,而恰恰是要讲“本质”;并不是要抛弃“本体”,而恰恰是要“抓住”“本体”,这样,它的口号才能是“回到事物本身”。
人为什么会不满足于“表象”——“经验”世界?也就是问人为什么不满足于单纯的衣、食、住、行,而总觉得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人不是无缘无故地提出“物自身”、“本体”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有“理路(由)”,有“根据”的。
康德说,我们的科学——经验知识,一方面来自“感觉”,由感官接受来的外来信息后被称作“感觉材料”(sense-data),另一方面有先于感觉的逻辑结构形式,这样“综合”起来,我们对“现象”界,就能“把握”住它们的规律。不过在这个领域里我们只是“逆来顺受”,并谈不到有“物自体”的问题。好在人不仅仅是一个“科学家”(认知者),而且还是一个“实践家”(行动者)。人为什么会行动?人之所以要“做事”,说明了原有的“事”并不合我的“意”,人的“实践”,蕴含了一个对原有“现实”的“否定”意思在内。
“实践”根据的是“应该”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事”本不该“这样”,于是我要“改造”它,使之成为“那样”。“应该”的原则,意味着有不同于“这样”的“那样”(另一个)“事”“在(思想里)。这“另一个”(那样)的“事”,就成了“应该”的“事”,“本该”的“事”,于是“本来”“该”的“事”就和已经“这样”了的“事”相区别开来,在“应该”、“本该”的“理想”、“命令”中,“本体”、“本来该的事”、“物自体”的问题就已蕴含在内,聪明人、有哲学头脑的人就会“感到”这个问题的存在,而有哲学训练的人就会由此提出一种学说和理论来研讨这个问题。康德就是这样的哲学家。
当然,康德讲的是一个“原则”,而无关乎具体的“这样”或“那样”的事物,但“这样”不能“限定”“那样”在“实践”、“行动”和“应该”的领域里是非常明显的。就“原则”来讲,现存世界的一切的“这样”,都“限制”不了“应该”,因而,事实上,“应该”、“理想”上的那个“那样”,同样也是“不受限制”的,因而是“不确定的”。没有任何的“理想蓝图”是十全十美的,因而人类永远有权(有理由)“行动”、“实践”,人永远有“改造”“这个”“世界”的权利。
“理念论”同时显示这样一个道理:事物本不像我们“感受”的那样,所以,恰恰是“物自身”保证了我们“自由”“行动”的权利。如果世界只是像“表象”“显示”的那样,则人的一切行动都只有“必然”环节的意义,而无“自由”、“道德”的意义。“物自身”、“本体”、“本质”问题的提出,是人的“自由”觉悟的表现,海德格尔把这个问题(不同于“存在者”的“存在”问题)的提出,叫做一件“大事”(Ereignis)。
很多人并不意识到“本质”、“本体”问题的存在,有些人一辈子也不会提这个问题;然而绝大多数人总会或深或浅地“感受”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确实客观存在。无论愤世嫉俗、揭竿而起,或是消极遁世、浮生如云,或是沧海桑田、世态炎凉,或是金榜题名、衣锦荣归…….所有一切人生之荣辱穷通,无不揭示出一个大于、强于“表象一经验”世界的“本体”世界之存在。这是“表象一经验”世界的“另一面”,是古代希腊人说的“反宇宙”,是一个“他者”。
这个“他者”,不依我的意志为转移,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不能成为“知识”,不能为“我”所“用”。“他者”大于、强于“我”。
“我”是“有时限”的。古代希腊人坚信,“人”是“会死者”。“人”有许多的特性,譬如会说话,会思想……,但最要紧的特性是“人”是“会死者”。海德格尔告诉我们,一旦人有了这个“死”的觉悟,“人”就成了“Dasein”而“Dasein”使“sein”“明”起来,也就是说,使“sein”这个问题明白地提了出来。并不是说,从此人就能够把握“sein”,构成一套学问,形成一套“科学体系”,来“教导”别人“sein是个什么”。sein、本体、本质、物自身不是经验科学的对象,早已为康德所揭示,而海德格尔所提出的,乃是这个问题之所以提出的另一个理路(理由、根据):Dasein使sein“明”。“人”只有把自己看作Dasein,有了Dasein的觉悟(发现),就会确认:“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或者说,有一个“本体”(sein)“在”那里,“本体”即是“在”,即是“物”(Ding)本身。Dasein是受限制的,而sein则“不受限制”,但又并非抽象的,相反它是实实在在的,是“真(理)”(Wahrheit)。
对于“抽象”(abstract)的理论、公式、公理,人们只要“学习”就行,但对于实实在在的“真(理)”,人们只能服从。sein支配着“Dasein”。sein是Dasein的“命运”,Dasein的“命运”掌握在作为“他者”的sein手里。
于是,列维纳说,“他者”不是“日月山川”,而首先是“他”“人”、“他人”大于、强于“我”,掌握“我”的“命运”的不是“天地”,而是“他人”,所以他从海德格尔的思路出发,但得出不同的结论:“伦理学”早于“本体论”(存在论ontology),因而“伦理”正是“原物理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西方的哲学从理论的深层次上回到了“伦理学”自然就是我们中国人很愿意看到的,尽管列维纳本人不愿意承认这种向东方哲学的靠拢,而认为他的学说能在柏拉图那里找到渊源,无求于东方。
其实,东方的思想,中因的传统思想,也并不限于“伦理学”。它的思路,要比柏拉图、康德的“理念论”更为宽阔些,或许也没有“存在论”和“理念论”那样尖锐的对立,但中国的哲学思路,同样是“形而上”的。
我们汉语用“形而上”来译希腊的“metaphysics”是非常确切的。希腊文“meta”或为“后”,或为“元(原)”或如海德格尔所释,为“超越”,是指一种与“physics”,的关系。希腊文这个字或译“自然”,或译“生长”,在我们中国人看来,大概就是“世上(间)”的“万事万物”,而所谓“世上(问)”,也就是“地上”,是“属”“地”的。就中国古代传统来说,凡“属地”的都为“形”,是“完成”了的,“完形”了的,“成形”了的;而“不成形”的东西,或“未成形的”东西则只是“象”——“象”是在“天” 上的,“天蔷象”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古代,“象”和“形”是有区别的。“象”是“气象”,如“风声鹤唳”、“行云流水”,“云”在“天”上,而“水”也是“天”上下来的,“象”是“不受限制”的,犹如希腊古代的???o
“象”不能提供具体的“知识”,因为它“不成形”或“未成形”;但“象”却为人提供“消息”(message),“预示”着“地上”事物如何“变化”,它是“解释学”(Hermenutic)研究的课题。在古人看来,“天”、“支配”着“地”、“天垂象”,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象征”,“气象”为“气侯”、“征候”,有所“预示”,但不是“确定”的,不可“命名”的。“象”“无名”,因为它“无形”。“无形”不等于“空无”,不是绝对的无,而只是说,“不成形”、“未成形”,实是未“成”、“形”是“成”了的,确定的,可以“命名”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一种“征候”,所以“象”并不能光靠“视觉”。“形”是“视觉”性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当然也可以摸到、感到,“象”不仅要靠“视觉”,而且要靠“心”(思),所以“象”不仅仅是“感觉”,而且要“心思”、去“领会”它。光是“看”“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象”不能光是被动地(passive)“接受”(accepting, reception),而且要主动地(active)去“领会”、“会”是“会合”、“迎接”(meet),是一种“应”,所以对“象”,不能是“感受”,而是“感应”,这或许就是汉朝人讲“天人感应”的原因。“感应”得来的不是“科学知识”,把它当成了“科学”,就成了“伪科学”。
但是关于“象”的“感应”,是“形而上”的,亦即在“形”之“上”的,是对“天”的一种“领会”、“理解”。“形而上学”乃是一种“象学”,而不是“形学”;“象”是“气象”、“征候”、“消息”,所以也是“气象学”、“征候学”、“消息学”(解释学),而不是“物理学”、“自然学”。
在这种“学”的指导下,即有此种哲学意识的人,不仅“看”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而且还要“看”到在这形形色色“后面”或“上面”的“气候”、“消息”,从“显”的东西,“看”出“隐”的东西,从“现象”“看”到“本质”、“本体”、“物自体”。一切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来说,都是通过“形”来“显示”(指示,zeigen, show discover……)那个“本体”性的“象”,会欣赏的人要从焚高的鞋、齐白石的“蟹”中“看”出它的“意目”“看”出另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看”出它的“意思”“看”出那其中“万千气象”就是古人说的“气韵生动”。不能做到这点就会是“视而不见”,“视”只是感官的“见”则是有“心思”“心智”的所以我们说“见识”“见”与“识”不可分的“形”是“视”而“象”才是“见”才是“识”。
“视”、“见”如此“听”“闻”也是如此“听”是感觉式的、感官式的,“闻”是心智式,的所以我们把“见”和“闻”连用,“见闻”就不仅是感觉的,也是心智。的所以才有与“视而不见”相应的“听而不闻”之说。
中国古代哲人告诉我们“大象无形”“大音稀声”“象”与“音”相应“形”与“声”相对。“声”是感觉式的,“音”则是心智式的。在古代“音”与“言”不分,“言”是“语言”。这样“音”果然可以“高于”“声”“音”“显示”一种“意义”、“消息”和“语言”一样,在古人看来,一切大声、小声的,甚至无声的(silence)都在“说”些“什么”,都在向人们“倾诉”“请求”“命令”些“什么”,在向人们提供“消息”用“解释学”的话说都在“传达”些“什么”,这些“什么”,在古人思想中,就是“天命”、“天道”。所以“道”是“言说”。
然而“道”也是“迹”(轨迹痕迹)在“闻”是“说”在“见”是“迹”故而有“迹象”之说“闻”之“说”不是般经验科学的“学说”不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是“本体”、“物自体”向我们“说些”“什么”;“迹象”则既非“图(绘)画”(painting)又非一般的“文字”;“图四”是“形”,“文字”则可以是经验科学的而“迹象”则在科学上、概念上是“朦胧”的“本体”“物自体”原本是“暗”、是“玄”是个“问题”康德说的“问题性概念”“河图”“洛书”被认为是古代传授“本体”性知识的“(天)书”,它的“图”不是“图画”,它的“书”也不是般的“文字”,而正是此无形之像“无声之音(言)”。这里的“图画”不是“形”之“模仿”,这里的“文字”,亦非记录“有声之言”,而是记录了“无声之言”,是“无字书”,是“天书”这此“轨迹”发出“无声之音”在向我们“诉说”、“评判”、“请求”、“命令”着些“什么”在向我们传授着“道”——“无形之音像”“无声之音(言)”。这样“象学”“音学”合而为“道口学”。
“道”在“天”上“天”可以是“明”的(白天)也可以是“暗”的(黑夜);但“天”上的“象”因其无“形”而不是确定的,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清楚的。所以我说海德格尔由-Dasein“明”出来的Sein是个“暗”的、“玄”的东西是一个大“问题”像“黑夜”样这点是列维纳所着重揭示的,海德格尔本人在后来也特别说到“天”、“地”“人”、“神”的“合一”关系。就中国传统来看,在“天”之“道”如果真的那样“明”,则不必为“非常道”会“无以名之”,而要“强名之曰‘道’”。老子特别看出了一点,强调“道”之“玄”“妙”(不可言)性,似乎在“天”之“道”被“埋”在了“地”“下”样。
“天”(日)烛照“地上”一切,使它“明”起来,成为“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但“天”自己只“显现”为“象”“天”还有“烛照”不到的“地方”(处所)这个“处所”在“地”(之)“下”。所以在古人看来,“道”亦“深”,亦“远”。“远”在“天上”,而“深”入“地下”。然而既“深”且“远”之“道”,却支配着“人”之“命运”。
“人”“生”“天”“地”之“间”。“人”或是从“天”上来的(上帝创造人),“人”或是从“地”下来的(地为母胎),或是“天”、“地”之“交”(会)产生的,不论怎样,“人”都在“天”、“地”的“中间”,头顶“青天”,足踏“大地”,为人在天地之间,耕耘劳作,立功、立言、立德,都是上承着“天”,下禀着“地”,但“天”、“地”对“人”保持着它们的“神圣性”、“神秘性”,“天”、“地”这种“不可测性”,正是那原始的“本体”之“思”的“激发剂”。古人仰观日月星辰,俯察山川大地,不禁升起“敬”意,亚里士多德如此,孔子、老子亦复如是,中外古贤哲人概莫能外,所以康德,叔本华才说“人”自然就有一种“形而上”的倾向。
“本体”、“物自身”,合“音”(言)“象”之“道”或“哪”或“暗”其实都是同样性质的,“明”也好,“暗”也好,它都是“不可限定”、“不可测”的,即不是经验科学所能把握的,“象”和“音(言)”最终不能完全转化为“形”和“声”。无“形”之“象”不确定,无“声”之“言”又何能“确定”?“天何言哉?”雨露滋润着草木,“地”何言哉?沃土生长着禾苗。“凡可言说的,都能说清楚”,故“不(可)言说的”(沉默的,silent)则“不(可)清楚”,这正是维特根斯坦的“形而上学”之“情结”。
“地”上的、“天”、“地”之“间”的“形形色色”,当然是“明明白白”的,一时不清楚的,慢慢可以让它清楚起来,一时“无以名之”的,可以按情形给它起个“名”字,但“天”上、“地”下所“隐藏”的那个“本体”、“物自体”、“道”,却是“原则上”不会“清楚明白”的。不错,“人”得“天”、“地”之菁华,得“天”(地)独厚——“上帝之宠儿”、“天之骄子”,有“神而明之”的能力,但“人”不能“避免”(躲避)“黑暗”。“人”用不着等到真的“死”了才能“体验”“黑暗”,那时“人”已无感、无知、无识,“体验”不出来了;然而日夜之交替,四时之轮转,无不“提示”着“黑暗”之“存在”及“不可避免”。“黑夜”之中,如无半点星光,四周“寂静”,则如同进入“坟墓”,大自然不给你“提供”任何“信息”,此时如果你是个“失眠者”,则可以亲身“感”到这种“境界”,这是一种“混沌”(chaos)的“境界”,列维纳以此来提示人们对sein(il y a)的体验,这是一般人都能体验得到的。及至第二天清晨,阳光普照大地,则“形”、“声”一切如“常”;有哲学智慧者,不必患有失眠症,尽可安睡于夜晚,而可以在阳光普照下,“见”到“天象”,“闻”到“天籁”,“见”到“无形之象”,“闻”到“无声之言(音)”,这在古人看来,即是“得”“道”。
无论西方人、东方人、中国人都是富有哲思的民族,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在很古的时候已经开发出这种对“本体”、“物自身”的“形而上”的哲思,从体会的深刻程度来看,可能我们的祖先要胜于西方的古人;不过后来东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西方人依靠经验科学的发达以及逻辑学的完善,由经验科学到“超越”此种学科,而进入“形而上学”的哲思,并由此而运用逻辑推演的方法,使“形而上学”具有“科学”的形态,这是中国哲学后来发展所欠缺的。且不说“哲学一形而上学”作为“科学”一个“超越”形态在近现代所受到的批评及其自身确实存在的缺点,就学科体系之完善及思维之缜密来说,是中国哲学家理应向西方学者学习的地方,但在学习的同时,切莫要把我们传统中那深入之处丢弃了。
西方人在从“经验”“上升”为“超越”、“本体”、“本质”时,善于用“验科学”的方法,有“分析”,有“综合”,有“感觉材料”,也有“抽象概念”;而中国传统则往往是“艺术”式的,从“一滴水”“见”“大千世界”(经验之“全”),从这个意义说,的确更具“审美”、“艺术”的意味。不过中国的传统往往更多地直接进人“本体”、“本质”、“物自身”、“超越”的“形而上”层次,在这方面,就不是“审美”、“艺术”式的,既不是所谓“具象”的,当然也非“抽象”的。
中国传统对“本体”、“本质”、“物自身”,这类“问题”的思考方式,就像它思考的“对象”(问题)本身一样,不是经验的概念和范畴所能“限定”的,因而“无以名之”,或“强名之”也可以,但不免以偏概全,需要用许多的话来阐释。
其实西方的哲学也遇到这个问题。哲学对“本体”、“本质”、“物自身”之“思考”,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学科、科学)?它和“(经验)科学”、“宗教”还有“艺术”有何种关系?可能水不会有最后的答案。
学科的困惑,来自其思考“对象”(问题、题目、课题)之困惑。“本体”、“本质”、“物自体”……的困惑,是西方哲学的“世纪”的“困惑”,而扩大开来看,又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持久的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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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管理:直接从管理核心切入,由领导班子和管理者团队引领并身体力行(不仅仅是重视),紧扣核心价值驱动要素,从组织和个人全面致力改善组织状态。企业因企业文化管理而获得管理者素质的提升、核心员工保有率的提高、品牌价值提升、竞争优势保持等高价值回报。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关于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的哲学思考全文如下: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直接影响着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进程,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面临着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而且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中自身存在着不平衡性与矛盾[1]。在遭遇严峻挑战和自身矛盾的境遇下,建设充满现代精神的国有企业文化需要我们进行科学的较深层次的研究与探讨。从哲学的视角来考虑国有企业文化建设问题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
1.1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
国有企业担负着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重任,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如果国有企业文化得不到健康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也就难以兴盛。特别是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全球化环境下,国家之间的文化在竞争之中占有重要地位。加强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的经济发展,促进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提高我国的文化在世界的竞争力。
1.2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
在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中,文化建设与企业发展战略是紧密联系的,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处处体现着企业文化[3],当从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建设先进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国有企业文化,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经营管理理念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使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改革,国有企业在文化建设中和不断地深化改革中能增强企业凝聚力,促进企业的发展。
2.1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是国家的精神财富,也影响着国有经济文化的建设,在国有经济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对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注重树立和谐的文化价值观,倡导企业之间和谐相处,和谐发展以实现企业之间的可持续发展,还要吸取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我国的国有企业正在不断的改革发展中,只有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在发展中不断地开拓进取,不断地创新,才能够不断地发展壮大。
2.2继承和发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
我国的国有企业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化建设中继承和发扬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精神有利于促进自身的建设,也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要继承和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科学理性的精神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继承和弘扬科学理性的精神能够促进企业中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提升科技水平。还要发扬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随着社会发展的瞬息万变,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有企业在企业发展中,如果不进行及时的开拓创新,不与时俱进,将得不到可持续发展,最终会被淘汰,这对提升我国的经济实力是无益的。开拓创新是企业寻求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企业增强实力的必不可少的方式之一。所以国有企业文化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精神,以文化建设的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促进企业的创新、与时俱进。
2.3借鉴东西方企业文化的优秀部分
美国企业文化中具有探索、创新、怀疑、实证、理性和独立的精神,而且美国企业的管理中注重全面质量的管理。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形成了人本主义的企业理念,企业员工忠于企业、信任服从领导的安排,企业内部团结一致,大多数企业以为整个社会服务为经营理念。这些优秀的企业文化因子都是值得我国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中进行吸收和借鉴的。
2.4建立现代国有企业文化建设体制机制
我国的国有企业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在建设国有企业文化时,要建设相应的建设体制机制。首先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要负责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在提出经营管理理念方面,要从企业文化建设的目标和内容出发,在提出了正确的经营管理理念后,总经理和党委书记还要身体力行,做出表率作用。
2.5建设国有企业文化建设管理体制
国有企业文化建设是是一项大的工程,企业文化的建设离不开企业的领导们的努力,因此为了更好地建设企业文化,需要建立相关的管理体制,将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落实到领导的工作中去。可以建立考核机制,将文化建设工作作为领导考核的指标之一。还可以建设激励机制,通过绩效评估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进行评估,对那些为企业文化建设做出成绩的部门或者个人给予一定的奖励。以此来促进企业文化健康、有序的发展。
总而言之,国有企业是我国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有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影响着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关系着我国国家经济的发展,建设国有企业先进文化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和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在企业文化建设中,可以继承和发扬本国优秀的文化精神,吸收和借鉴东西方企业文化的优秀因子,在机制方面建立现代化的国有企业文化体制机制和管理机制,促进国有企业文化的健康发展,增强企业文化的实力,从而提高国家文化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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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事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和积极成效。2012年11月,党的从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做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决策,从10个方面绘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是相对于野蛮而言的。迄今为止人类经历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等等。但从生产方式角度看的以往的文明,其着眼点主要是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这无可厚非。因为在生产力水平很低或比较低的情况下,人类对物质生活的追求总是占第一位的。然而,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特别是工业文明造成的环境污染,资源破坏,沙漠化,“城市病”等等全球性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人类越发深刻地认识到,物质生活的提高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精神生活;发展生产力是必要的,但不能破坏生态;人类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必须保护生态平衡。
所谓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形式。它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主旨,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据,以未来人类的继续发展为着眼点。这种文明观强调人的自觉与自律,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处共融。这种文明观同以往的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有着明显的不同点:生态文明突出生态的重要,强调尊重和保护环境,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尊重和爱护自然,而不能为所欲为。生态文明并不是要求人们消极地对待自然,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在把握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地能动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使之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一)人与自然应协调发展
自人类进入工业社会以来,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人们最大限度地改造自然,以获得物质上的满足。就在人类肆无忌惮地征服自然时,世界各地都凸显出各种不同程度的环境问题,它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环境问题日益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环境问题,其本质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人靠自然界生活……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动物只能消极、被动地适应自然,而人可以能动地改造自然。自然先于人的存在,而劳动是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的纽带。首先,劳动肯定是以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这说明了人对自然界有依赖性,并且也充分地肯定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其次,劳动会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形式中,这就使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随着劳动的发展日趋密切和丰富起来.。显然,人类劳动的社会性彻底把人和自然区别开来,人虽然源于自然,但又不等同于自然。人对自然的依赖性预示着人要遵循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而人作为区别于自然的存在,也可以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改造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人的实践活动应符合客观规律
人在本质上是实践的,而生产实践是其他一切实践的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从事物质资料的生产,同时,客观地要求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表现在把整个自然――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人的生命活动的材料、对象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的确,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是离不开自然界的,衣、食、住、行都源于自然,并且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促使人类不断进行革命,三次科技革命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自然、掌控自然,方便了人们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自然改造,使自然更好地顺应人的意志,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实践无论是对自然还是对人类的作用都具有两重性,这也就要求人们在实践时,不仅要考虑主体人的利益和需要,还要考虑对自然的利弊问题,以及要预测某种实践后自然对人类的回馈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要求人类对自然逆来顺受。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要充分认识、利用客观规律,在不违背自然法则的前提下改造自然,服务社会,造福人类。
(三)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人类要想生存和繁衍下去,就必须同自然打交道。实践是将人和自然联结起来的纽带,在实践中,人是认识、改造的主体,自然则是被认识和被改造的客体。从这个角度看,人与自然是主客体关系,因此,坚持人的主体性原则,是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类为了社会美好的明天,更应积极主动地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大力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利用科技本身的力量带领人类走出自然困境,人类可以开发新的绿色能源;通过新技术、新设备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或资源的循环使用率……
总之,人与自然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人在自然面前具有能动性,自然的本性和规律又制约着人。人在实践中应坚持主体性原则,但又不能将人视为“宇宙的中心”。人类应为社会的发展而大力发展经济和生产力,但又不能忽视自然因素,更不可以将人类的发展建立在牺牲自然环境的基础之上。我们所能做的,就是要在充分认识自然、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让自然和社会在平衡和谐的态势中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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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不仅要研究实践理论为,还要研究社会现实。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几点思考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近二十年来,随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观点的确立、国内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改革的深入,国内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体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做了大量的研究并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的新局面,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发展的新契机。“从传统哲学解释中突围,在现代制高点上创新”已成为现实的理论运动。
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并非马克思、恩格斯自己制订的,是移植于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此体系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苏联学者遵循斯大林的指示,按照当时人们的理解水平编写的,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内容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分割成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四大板块。“两个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四大板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结构,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人为地进行了简单地拼排,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世界观与方法论、辩证法与认识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抛弃了辩证思维的灵魂而丧失了自身的活力。
在教学领域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理论被概念化、公式化和教条化,活生生的唯物辩证思想因缺少时代特色而变成了一种可以普遍套用的空话。在哲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哲学困于传统哲学的物质本体论的思维模式而止步不前,很多学者不得不提出要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四大板块”结构体系未能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变革的实质,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旧哲学的根本区别首先在于思维方式上的转变,没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仅片面强调抽象的物质本体论,忽视了感性的实践基础和主体性原则,从而造成了具体的、现实的人的缺失。
要保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和活力,我们就必须以现实为基础,既要强调世界的客观性又要强调人的主体性。要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我们必须回到实践这个逻辑起点,以实践为基础构筑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首先,我们必须以实践本体论替代物之本体论。原来的物质本体论追求的是世界的本质、本原,认为“世界统一于物质”。实践本体论关注的是生存论意义上的人与世界的关系,追求的是对人和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终极关怀,把人的存在本身作为哲学所追寻的目标。实践本体论还坚持“世界统一于物质”的观点,但是本体由原来的物质本体转换为实践本体,从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就由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转换为在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对象关系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两个层次即主体与对象以及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与改造关系,这两个方面和两个层次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论述的。
以此为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本体论部分都贯彻了实践本体的观点。其次,在辩证法部分,辩证法也是人为了生存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即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所以辩证法的基础也是实践的观点,也应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再次,在认识论部分,虽然以前的认识论部分对于实践是非常重视的,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实践与认识是辩证统一的,但实践也仅仅是认识的基础。我们认为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的,认识领域的对象不仅指向外在世界,而且涉及人自身,认识与存在的相关性则相应地展示为认识与存在的“互融”,这个互融的过程也就是实践的过程。因此,认识论部分坚持实践本体论也不存在矛盾和冲突,认识论与本体论在实践的基础上是形成统一的。最后,唯物史观部分以实践本体论为前提就更无矛盾可言,因为实践本体论是生存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形成人类社会,也才有历史观可言。
早在八十年代,吉林大学的高清海先生就提出:“实践一元论”的思想。高先生认为,“两个主义四大块”的体系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那种分割并列的结构必然要使内在的关系人为地外在化,即使单纯从行文和讲述的需要出发,在这种前后并列的结构中,也不能不从唯物论中剔除辩证法的内容,从辩证法中剔除唯物论的内容。因为在一本教科书里总不能同样的话前后不断重复地去说。辩证法与唯物论人为地拼凑在一起是不能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关于“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这两部分的内容的关系同样如此。他认为“两个主义四大块”在理论上由于没有理解马克思提出的“实践”学说的真实意义,因而就不能把自已的理论建立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在一方面不能不从内容中失落了“人”,而变成重物轻人的自然理论,远离了现时代的精神;
在另一方面,又不能不落入旧哲学的本体论的思维模式,从而丢掉了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的理论实质。因此,高先生提出以了“实践”观点为基础去改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他从原来抽象的“物质”基点转移到与人的生存生活直接相关的“实践”基点。以实践为基础,从主观和客观的基本矛盾出发,以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为基本线索,坚持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相统一的原则提出自己独特的体系结构。高清海先生的“实践”观点的提高从思维方式上是一个突破,它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引入一个新境地。
到了九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很多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从多角度提出了诸多理论观点。主要代表人物有李秀林、肖前、黄楠森、杨耕等。李秀林在和王于、李淮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第四版)中也对“四大板块”结构体系进行了改革。首先,他们进一步强调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全书以科学的实践观为基础和轴心,贯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容及其各部分的相互关系;以实践观和物质观的统一,阐释了包括自然、社会、思维在内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的价值论、方法论,以及人论的一些问题全书力求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逻辑,突出和体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体化”的思想.这一体系改革理论虽然也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但只限于在内容上的补充和调整以及章节,结构上的增减和变动,因此没有完全脱离苏联板块体系和思维模式。
以上这些学者在发表论著时,虽然在论的角度和具体观点各有差异,但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力图重新把握、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把实践的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作为贯穿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部原理的中心线索来展开论述,或者说都力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唯物主义来把握。正如高清海先生所阐述的“突出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以此为基点去重新审视、理解、阐释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这些年来这一领域理论研究的共同特点,也是它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这一成果最后凝结成为绝大多数学者所赞同的“实践唯物主义”的范畴和名称。[1]
可以说,以实践作为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原则,已被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它不仅是走出苏联模式教科书体系桎梏的突破口,也是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点。但现实是很多学者对实践的理解不尽相同,甚至相当贫乏,从而影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改革。对于实践的理解前人更多的是从认识论上把握它,强调实践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来看这远远不够,对于实践我们还应更深层地挖掘其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内在本质及逻辑关系,只有从更高的境界理解实践的内涵,才能真正找到科学改革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正确途径。
实践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体,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也是客观见之于主观。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不仅要研究实践理论为,还要研究社会现实。马克思曾经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髓”。[2]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其哲学体系改革是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发生深刻变化,社会现实不断挑战理论领域的背影下开始的。现实性是学术研究的内在特性,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领域往往与社会发展的要求息息相关,其研究成果也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实践性的品格,它的产生和发展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不在于它可以超越历史条件,而在于它总是基于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的源泉植根于实践之中。因此,对现实重大问题的研究不能不占首位。
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要求研究者必须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当中,理性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实践活动,科学地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邓小平也多次指出,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们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他始终强调要研究新的实践。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我们党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是我党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实践的理论创新。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改革必须把握“实践观点”这个入口,把“实践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发展相结合、和社会现实的挑战相结合,这样才能在理论上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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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讲究个性、尊重个性,并试图塑造自由个性的时代;同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秩序,谋求秩序,并试图构建良好秩序的时代。一个良好的现代社会总是既要保证人的个性化发展,又要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当代中国正在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其核心主旨可以说就在于解决好个性与秩序的现实问题。然而,在当代,特别是立基于风险社会的现实,人的个性与秩序有着十分复杂的矛盾关系。
个性是个人比较稳定地保持着的独特的人格、思想、社会形象和能力体系,主体性和差异性是个性两个最为重要的特征。个性的主体性是指人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性的方面;差异性则是指个体因为各自的独特性而彼此区别的方面。个性因此体现为个人较为稳定的主体性与差异性的统一。与生活中人们对个性的理解不同,从哲学的角度看,主体性才是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没有主体性的差异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个人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社会之中的。如果说相对于社会而言,个人往往代表着个性的话,那么,相对于个人而言,社会就代表着秩序的方面。在某种意义上,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可以视为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一古老问题的现代表述。社会秩序是社会存在的一种有规则的状态;这种规则所束缚的主要是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人藉此时间和空间上的结构顺序所需要获得的是整个系统的功能——协同彼此的行动,分享自然和社会的资源,以保障自己的存在和发展。[1] 35-36社会秩序并不神秘,一定的社会秩序总是人们活动的产物,社会秩序是由有个性的个体相互作用、合力的结果。比照于个性的主体性、意向性与差异性,社会秩序表征着人的活动的受动性、外延性与同一性的方面。
当我们把主体性理解为个性最为本质的特性时,就不难看出人的个性是历史地形成的。马克思十分清楚地把个人区分为“偶然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历史也因之表现为一个从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的发展过程。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性个人的差别主要在于对包括社会关系在内的社会历史条件的主动驾驭与否。马克思认为,“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2] 122按照马克思的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我们可以推论:在人的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个人绝对地从属于群体,个人的主体地位没有确立,所以谈不上严格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极少数所谓有“个性”的人也必然遭受悲剧性的历史命运。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在那个阶段社会秩序以压倒的力量战胜了个性。在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也即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们着力于个性的伸张,反抗以往旧秩序对个性的压抑。当然,个性的伸张依然需要秩序,但不再把秩序看成先于个性的存在状态,而是往往把秩序看成个人契约达致的一种结果。但是,这种获得丰富和发展的个性依然是异化的——与此相对,社会秩序对于个人而言也总是表现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个性。只有在人类更高的发展阶段,也即人的发展的第三个阶段,“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发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2] 89-90人的个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发展,到达自由个性的境界。自由个性的阶段必定是个性与秩序完美统一的阶段。
总的来看,目前人类已基本进入人的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当代全球化也因之表现为“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范围内的确立。中国已经积极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但从人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的情况十分复杂。当代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社会主义大国,一方面,她必须尽快摆脱封建血缘的“人的依赖关系”,另一方面又必须把“自由个性”的高远理想具体化为行为的规范,尽量减少“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从个性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处于努力使偶然的个人向有个性的个人、自由个性发展的初级阶段。无论是从世界,还是从中国来看,目前个性发展的阶段就决定了个性与秩序之间还远没有、也不可能达到完美统一的状态。不过,我们依然可以先从一般的意义上理解个性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一方面,社会秩序是个性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人的个性发展是现代社会秩序是否良好的重要判断标准,或是其合法性的重要根据。离开人,秩序并没有独特的价值,人们追求秩序一定是秩序能满足人的需要。人们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最初是为了获得一种本体性的安全,但现代社会中,人们追求的秩序有着更高的合法性标准,而不止于一种本体的安全。作为社会秩序的组织者、维护者,政府往往成为社会秩序的代言人,而确如保罗·库尔兹指出的,在当代社会,“无论社会接受什么样的政府,都必须以人类自由——即为保证每个人类个体在经济上、社会上以及文化上最大限度地发展他或她的个性的那个自由为基础。”[3] 64如果我们把历史看成是有个性的个人对偶然的个人的生成的话,社会秩序则只是人们个性发展、解放的手段,是否有利于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人的个性的发展已经成为衡量现代社会秩序合法性的标准。一种社会秩序,如果不能允诺和保障个性发展的自由,这种社会秩序就不可能获得人们的持续认同,这种社会秩序就面临着合法性的危机。
另一方面,个性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形成的,社会秩序既为个性的形成提供条件,也以内化为人的社会性的方面对个性形成一种制约与规训。有个性的个人,即主体性的个人之所以可能,来自于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全面、充分的占有与驾驭。对于个人而言,这些社会条件、社会关系总是编织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之中,对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的占有与驾驭也就是社会秩序的内化。对于有主体性的个人来说,这种内化首先不应该理解为一种受动和压迫,社会秩序的内化以“一般化的他者”造就了“宾我”,使个体自我成为可能。“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为他自己的行为举止。”[4] 176也就是说,个性化与社会化并不矛盾,只有在社会化中才能个性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个性才得以可能。同时,社会秩序也是个性、自由得以扩展的条件,没有秩序就没有确定性,个性的主体性就无从显现,个体的自由也就成为空中楼阁。当然,社会秩序的内化必然表现为对个性的某种规范,只有这种规范才能保障其他个性的显现。也就是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使得作为复数的个性成为可能。从根本上,与其说秩序对个性的规范是出于秩序自身的需要,不如说是出于其他个体个性、自由成为可能的需要。
如果说个性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来都很重要的话,那么在当今世界和中国,个性与秩序的关系则因为其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而被极端地突现出来了。
首先,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社会秩序具有立体多维的层次。在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社会主要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界限的关系总和,相应地,社会秩序也主要用来描述、解释和规范一个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稳定性。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生、发展,社会秩序逐渐现实地展示出全球秩序(类秩序)与民族—国家秩序(群体秩序)的双重面相。在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秩序与众多民族—国家内部秩序的相互关联更为明显、强烈。确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2] 68而且,在世界交往的层次,就全球秩序而言,不仅包括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秩序问题,而且还包括跨越民族—国家界限的个人(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之间的秩序问题。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社会化了,全球社会业已形成。这些立体的、作为复数的社会秩序构成了个性形成的重要历史条件,必然对当代人们的个性产生重大影响。更为棘手的是,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对个性的制约与规训在现实中有时是相互矛盾着的——例如全球秩序与民族—国家内部秩序,使得个体无所适从,产生种种焦虑,甚至是出现身份认同的危机。
其次,个性为虚假的意识形态所蒙蔽。不同社会秩序对个性制约的矛盾使个体产生身份认同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种意识形态撕扯的结果。各个层次的社会秩序不仅需要为自己的正当性进行辩护,而且会提出和努力实现基于自己利益的全方位、立体的社会秩序构想(当然也包含其对个性进行独特理解的辩护),并把它说成普遍的、唯一合理的。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社会秩序主张总是包括自己的和世界的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的合法性总是相互支持的。为了获得内部成员,乃至全世界的认同,意识形态作为其辩护工具就在所难免。意识形态是“系谱学意义上的第一科学,……它是一种最伟大的艺术,因为在一个控制良好的社会,所有的这一切都必须成功地协调起来。”[5] 133但是,既然作为一种“艺术”,意识形态归根到底就不可能是科学,其越来越抽象的普遍性也掩盖不了其虚假的方面——这正是马克思批判意识形态的根本原因。意识形态越是隐蔽、越以貌似真理的方式出现,个体受其影响、控制就越深刻,既有的社会秩序就越是能得到更好的巩固。但在本质上,只要意识形态有虚假的成分,受其辩护的一定社会秩序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异己的。#p#副标题#e#
再次,个性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被异化。在生产力和交往的不断发展下,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在可能性上说,每一个作为主体的个体都能放眼于整个世界,以“万物皆备于我”的方式运用世界的一切物质、精神文明成果。马克思是这样描述的:“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2] 89同时,个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以自己个性化的活动方式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这都是开天辟地以来未有的事情。个性的发展因此也获得了广泛、丰富的关系。但是,“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2] 89。这不过是“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在全球扩展、确立的一个结果。这样一来,在世界历史条件下,这些广泛、丰富的社会关系“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2] 121加之意识形态对个性的蒙蔽,在这样的时代形成怪异甚或畸形的个性是完全可以理喻的。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是,当今时代个性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复杂关系蕴涵着极大的风险。诚如吉登斯指出的,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特征之一是就是外延性和意向性这两“极”之间不断增长的交互关联。这种关联就其具体内容来说,具有变动不居的即时性特征,一切固定的事物及其关系都烟消云散了;就其相互影响来说,具有复杂的非线性特此文章采集自778论文在线征,一极的事件会在另一极上产生不同甚至相反的结果;就其产生的后果而言,具有有机的整体性,牵一发而动全身,荣损与共,谁也不能置身于外。人的个性活动与整个世界的秩序状态之间处于高度敏感依赖的状态。这“既引出了希望,也引出了一种威胁。说希望,是因为哪怕是小的涨落也可能增长并改变整个结构。结果,个别活动不是注定不重要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一种威胁,因为在我们的宇宙中,稳定的、永恒的规则的安全性似乎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危险的不确定的世界中。”[6] 373这就是所谓“高后果风险”。许多学者已经揭明,人类已经进入所谓风险社会,我们正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
这样,一方面,全球化与高度现代性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空间,而形形色色的强调个性、差异的所谓后现代思潮则从观念上引导和助长了人们日益个性化的追求;另一方面,一个社会,甚至整个人类的秩序状态变得越来越脆弱,受到越来越多的不可预知因素的影响,秩序的畸变可能性越来越大。风险不仅意味着秩序的可贵,而且意味着获得和维续一种秩序的难度、成本增大。风险社会使得追求秩序的人们往往进退维谷,因为建构的力量有可能以放大的方式走向反面,转化为一种解构的力量。而且这一切从根本上是不能简单地用数字和公式的外衣来加以标识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秩序的畸变往往是个性化追求的客观后果。由此出现一个深刻的悖论:在风险社会中,社会秩序为个性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同时,人们的个性发展又在更深的层次上不经意地摧毁着社会秩序成为可能的基础。
目前,虽然人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个性与秩序的复杂性关系,但只要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听之任之。对存在的领悟总是意味着某种应然的规范。笔者以为,从如下几点着手是十分重要和紧迫的。
首先,对个性发展、秩序稳定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反思性是对所有人类活动特征的界定。随着现代性的发展,个体行动的反思性特征获得了普遍化,充斥在日常生活和哲学意识当中,并形成当代社会世界的一种一般的存在维度,直至被制度化为现代性的重要动力,当代的所谓高度现代性也被称为反思性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动力的反思性并不等于自我意识,它是根植于人们所展现、并期待他人也如此展现的对行动的持续监控过程,它体现了持续发生的社会生活流受到自我监控的特征。[7] 62同时,与内在于所有人类活动的反思性相区别,现代性的反思性是社会活动依据新的知识和信息进行自我修正的那种敏感性,而哲学社会科学在现代性的反思性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经由前述,风险社会所蕴藏的危机表明,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状态,不仅要有利于个性的发展,而且应该对个性发展可能导致的非线性后果有超前反映、反思监控的作用,将危险尽量减少。为此目的,我们必须真正地发展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充分发挥其社会反思的功能,有意识地进行个性、秩序的研究,对现实的个性与秩序的关系状况进行持续的反思性监控,以便个体或社会作出及时修正。
其次,从个人来看,应在清除虚幻意识形态的同时确立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对于个人而言,尽管理性总是有限的,但审慎的理性行动在当代比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重要,作为对个性进行制约、规训方面的人的社会化更需要一种类意识、类责任的培育。在一个个体本位的时代,由于表面上的自身独立性往往声张的是个体的权利,而认为个体的许多行为是纯粹私人的。可是,在全球化的当代阶段,人活动的意向性与外延性的强相关性使得传统的责任观已经遭受质疑。我们不仅需要责任意识,而且需要的是一种类的责任意识。同时,我们的责任意识不光是一个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它还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正因为如此,这种类的责任意识不仅应该超越个人主义、小集团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等种种虚假的意识形态,而且应该成为个体权利、个性自由是否合理的一个限度标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只有不脱离对人类同伴的责任和对我们居住的地球的责任的时候,才是合理的。就个性的主体性而言,自由自觉的活动必然包括对自己活动受动性的深刻认识,对受动性的认识恰恰是主体能动性的最高表现。
最后,走向公共性的追求。如前所述,个性与秩序分别代表着人的活动的主体性、意向性、差异性与受动性、外延性、同一性的方面。追求个性与谋求秩序都是当代之所需。换言之,个性与秩序的矛盾问题是如何在一个差异多元的条件下获得某种同一的问题。传统的方式要么强调同一(秩序),要么强调多元(个性),都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合理的解决途径是从两极到中间——走向公共性的追求——这也是罗尔斯、哈贝马斯、泰勒、阿伦特等当代西方诸多大家的着眼之点。就其原初涵义而言,公共性是与个体性、私人性相对的。今天,公共性则更应当理解为对多元的个体性、私人性和同一的普遍主义、极权主义的双重超越。对于个体而言,公共性意味着超出自身去考虑他者并获得自我在场的现实体验;对于社会而言,公共性则意味着一种“让公开事实接受具有批判意识的公众监督”(哈贝马斯语)的秩序建构原则与价值理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社会而言,走向对公共性问题的关注都是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来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8] 45归根到底,公共性的存在论基础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共在于世——“‘公共’一词表明了世界本身。”当然,这个世界“并不等同于地球或自然。它更多地与人造物品以及人类双手的创造相连,与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中的人类的事务相连……这个世界就像一件中间物品一样,在把人类联系起来的同时,又将其分隔开来。”[8] 40只有关注和着力于公共性,个性与秩序才是同时可能的。同样,正是在公共性的讨论中,对个性、秩序的反思性监控,对虚假意识形态的去蔽才是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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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如何在学校教育目标中摆正体育和德育、智育、美育及劳动技术的关系,一直是人们所关注的问题。从目前我国大学体育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迫切需要从时代的高度对体育与德育、智育、美育和劳动技术的相互关系作一个教育哲学层次的深入研究。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制订学校体育方针的重要理论依据,是确定课程改革目标体系和评价体系的理论基础,是教育教学实践中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此,如何理解与处理好体育与其他 “四育”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影响着社会、学校对体育工作的具体态度,而且还影响着学校体育的发展与改革。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谈谈应该如何理解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位置与关系问题。
这里的教育构成通常是指教育目标中所包含的德、智、体、美、劳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在现代,随着社会生活和人生需求复杂化及教育技术的进步,教育领域日趋拓宽,过去的那种过分倾斜“一育”或“二育”的现象早已不合时宜了,现代的教育即使涵盖德、智、体、美、劳仍然不意味着把应实施的教育包容在内。此外还有各项教育交叉衍生的,如心理卫生、青春期咨询与指导,以及作为各项教育共同基础的劳动教育等。因此,当前我们如何正确地理解和把握教育目标中德、智、体、美、劳五项教育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前,对“五育”及其相互关系的看法十分模糊,基本上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其一是把教育目标中的理论分类与课程设置的学科分类混淆起来,并由此将“五育”与科学教育等同起来,认为数学、物理、语言等是智育,思想品德、党团员活动是德育,音美课是美育,体育课是体育,劳动课是劳动教育。这种把“五育”分割开来的错误根源在于把理论思维中的抽象范畴实体化了;二是把“五育”并列起来,同时也就是割裂开来。“五育”是对教育目标进行理论研究时的科学抽象,因而不能并列地阐述“五育”的关系。那么我们怎样正确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告诉我们,只有在从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综合过程中,才能全面深刻地理解“五育”的关系。尤其是需要指出“五育”不属于同一层次,而分别属于心理发展、身心发展和实践能力发展三个不同的抽象层次。后一层次内包含了前一层次的内容,又综合了本层次的新内容。
遵循从抽象到思维中具体的理论方法论,可以看到,教育目标的第一层是促进受教育者心理发展的抽象层次提出的目标和任务,这就是智育、德育和美育。当把心理发展的目标同其生理基础联系在一起考察时,就进入了教育目标的第二层次,这就是体育。与前两个层次的教育目标相比较,更具体、更现实,不仅是前四育的综合,而且是将前四育中培养、获得各种知识和能力在个体实践中的创造性运用的最基本的劳动技术教育就是第三层次。本文在此主要是要简单阐述一下教育目标的第二层次,剖析一下体育与智育、德育、美育的相互关系。
从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的层次上提出的第二目标和任务,比前一层次具体化了。在心理发展的抽象层次上,生理发展暂时被排除在研究之外,因此从理论研究的逻辑要求来看,把体育与前三育并列起来显然是不科学的。当理论研究从抽象走向思维中的具体,从对心理发展的抽象分析进入对身心发展的综合研究时,体育的位置便出现了,体育与前三育的关系也就清楚了。生理发展是心理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脱离生理发展谈心理发展,这是理论研究中的一种科学抽象;而在现实教育中,必须把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忽视甚至损害生理健康的知识传授和训练不仅是片面的,而且是有害的;反之,不注重心理素质而孤立发展体质、体力和身体技能的体育也同样是片面的。从现代教育的角度来看,对体育的传统理解和解释必须扩展。现代学校体育的内涵是指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和谐发展。因此,体育不仅内在地包含着德、智、美三育,而且从体育基本内容和主要任务来看,应该是营养、保健、身体技能、技巧和身心健康发育这四方面的有机统一。
身体活动对大脑和心理发展的影响,这是当代心理学、生理学、人类学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揭示了身心发展的内在统一与不可分割性,并提出一系列通过身体活动来开发智力的新途径。这些阐述发展体育与智育的新见解和新成果应该成为体育教师密切关注和积极参与的研究课题。
体育与德育的关系是当前学校体育必须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体育是培养个体意志极为有效的手段,体育不仅能培养竞争意识,而且能培养合作意识,并能求得二者内在的统一;体育不仅能培养竞争胜利者的良好心态,而且能锻炼对竞争失败后果的承受力;体育能培养学生严密的组织纪律性、集体责任感、荣誉感,培养对规范的服从并在客观规范的制约下发辉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品质。这一切不仅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而且是现代人和未来人所不可缺少的身心素质。
体育与美育同样密切相关,人体健美是现代人审美追求的主要内容,而体育显然是塑造内在的心灵美。勇敢、坚韧、礼貌、克制、协作等高尚情操和良好心态,不仅具有道德价值,而且具有审美价值。所有这一切心理品质的培养和塑造,在学校体育中不应属于副产品,而应作为与身体素质,体育技能技巧同样重要的主产品。
从以上对体育与德育、智育和美育的关系分析可以看到,他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又分属不同层次,体育还担负着前“三育”所没有的特殊使命。因此,在制订当前与未来的教育目标和教育目标分类时,必须确立身心和谐发展的现代体育观。从对体育与德、智、美“三育”内在联系的剖析中不难看出,体育是培养身心全面发展的现代人之基础和重要途径。用这样的观念和眼光来反思当前的大学体育模式,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当前大学体育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明确改革发展的目标和方向;有助于我们树立未来的体育价值观,并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认识理解体育在大学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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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就是劳动、教育和培养,简称劳教。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位于欧洲东部的前苏联引进,但形成世界上中国独有的制度。劳动教养并非依据法律条例,从法律形式上亦非刑法规定的刑罚,而是依据国务院劳动教养相关法规的一种行政处罚,公安机关毋须经法庭审讯定罪,即可对疑犯投入劳教场所实行最高期限为四年的限制人身自由、强迫劳动、思想教育等措施。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劳教制度废除的法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劳教制度废除的法哲学思考全文如下: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特点主要分为人本主义和伦理主义。而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本主义就是要求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认为人是宇宙的主人。《管子?牧民》中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国家的盛衰,关键在于民心。而将此描述地更为透彻的是贾谊在《新书》中说的――民为国本。古往今来“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也”。如此极具政治眼光的名言,正是人本主义(民本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哲学基础。
正是因为秉承这一传统的法律哲学思想,在建国后的一个非常特殊历史时期形成的劳动教养制度,其初始目的便是以人道和人权的理念为宗旨,以一种非常手段解决特殊历史时期的阶级斗争、社会治安方面、劳动就业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劳教的性质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其在具体实施操作中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偏离了其最初的目的和宗旨,单纯地注重惩戒。部分案件的办理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主观臆断,结果导致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和处罚不均衡的严重错误,以至于被误认为是一种权力的工具。劳教制度已经不具有现代法制应有的宽容性, 从情理上讲,可以驯服人, 但不会把人变好。而简单地升格为法律也只是赋予劳动教养制度以合法地不能改变其恶法实质。
伏尔泰名言: “如果你想要好的法律, 那么就烧掉你现有的法律, 并去制定新的法律”。 对于现行劳动教养制度, 革新、取代都不如废止来得彻底。不破不立。废止是必要前提。唯此, 我们才能真正从现实出发, 制定或完善各项法律制度, 实现良法之治。
从实证的视角观察,我们将不得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立法者在一定的规则下制定出法律,体现了人们的意志与愿望。诚然,根据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的追求和物质要求也在不断变化。基于这样的情况,一些法学者将法律作为一种主观的东西,同时将其理解为一种意识。然而李步云教授对法哲学有了自己的看法,法能够反映事物的规律和各种关系,同时它本身又是独立于人们意识之外的一种社会存在。” 劳教制度做为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处罚措施,其本质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更是建国初期,人民要求维护新生的政权,清扫反革命以及顽固分子的建立的一种强制处罚措施。由此观之,劳动教养理应随着社会发展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唯物论强调:“物质决定意思,意思是物质的反映,意思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劳教制度在建国初期反映了当时复杂的局面,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审时度势做出的决定,而绝不是我们主观的东西,同时它又是一种在人意思之外的客观存在。如今的劳教制度也仅仅是反映了我们当时面对的形势做出的反映。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社会告诉我们,劳教制度已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法制建设的需要。
对此,笔者认为在建设法治国家必须面临一系列制度的更新和观念的变革(劳教制度的废除就是司法层面的重大改革和进步)。我们必须改变长期存在的法学理论滞后于法制建设实践的状况,以充分发挥法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 在立法过程中充分保障宪法规定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 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要切实担负起监督宪法实施的职责, 坚决纠正违宪行为”。 劳动教养制度的继续存在, 是不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求的, 是违背现行宪法及有关法律的,理应立即废止。
李步云教授在阐释了法的客观性与法的物质性的基本含义时,这样说道:法的客观性与法的物质性要求法的内容必须能够能动的反映现实社会关系;法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同时有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和规律。而如今劳教制度的性质已然发生的变化,不但不能正确反映现实的社会秩序与社会关系发生的变化,而且也违背了其最初设立的人道的宗旨。其本身发生蜕变说明其已经不能正确反映社会存在。再者,劳教制度的独立品格、以及自身的逻辑结构各方面、沦为一种工具已经充分说明,其无疑是阶级斗争的有害遗产,它的实质是在刑事司法程序外剥夺公民权利。
然而某些学者曾说,劳教制度从创立至今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教育挽救了大量轻微犯罪和违法人员,为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预防和减少违法犯罪,做出了重要贡献。其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已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主张坚持劳教制度应当改革,而不应当废除 。笔者认为该学者只看到了劳教制度在建国初期的积极意义,而一叶障目。但我们应坚持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当我们用法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劳教制度是否应当废除时,应该看到提出废除劳教制度的目的和目标。
同时,从维护国家形象的角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劳动教养违反国际义务,有损国家形象未经正式法庭的审判不得剥夺公民自由,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原则。《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是这一原则的最权威的国际人权法依据,根据该条的规定: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平等地享有一个公平公正的法院,以保护我们自身的合法权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作了细化。
我国早在1998年就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4条第1款明确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公平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劳动教养除了与上述人身自由权原则相悖外,劳动教养还面临两个指控:一是强迫劳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8条之三项(甲)规定:“任何人不应被要求从事强迫或强制劳动”;二是酷刑。这些无疑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形象。为此,从全局的整体的利益去考量劳教制度,我认为劳教制度在当下情形中,已经不能够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予以废除。
首先,在立法理念上,渗透着国家优位主义,对劳教人员缺乏必要的权利保护,任何一项法律的创制都必然受制于一定的立法理念。国家优位主义和人权保护主义是支配和影响法律创制的立法理念。国家优位主义以义务为本位,着重强调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保护,而个人利益也仅仅是在配合这两种利益的前提下才予以立法考虑;人权保护主义则主要以权利为本位,突出地表现个人利益,同时将个人利益视为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存在的基础,一旦离开了个人利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下,我们仍然在观念上习惯于将义务凌驾于权利之上。这种立法理念在劳动教养立法中,显得尤为突出。第一,思想上,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其司法性与理论性却相对较弱,法制的基础不够牢固;第二,内容上,过于偏重实体的规范,忽视一定的程序规范;第三,教养人员的法律地位,义务多、权利少,对劳教人员合法利益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
其次,在体系结构上,关于劳教的相关规定,没有一部统一的法典,相关的规章制度的内容庞杂而不明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该部法律的内在本质。劳动教养制度虽然对于预防犯罪,防卫社会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与劳动教养相关的一系列法律在立法上显现出一种杂乱无章、不能清晰明辨各种法律之间的关联,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制定的主体,其中既有立法者、也有“两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还有六部委的联合规定;
第二,文件的权威和效力,有立法者(全国人大及其会)颁布的合法的基本法律、国务院的行政法规,也有省部级的地方规章;
第三,文件的内容来,部分规定前后矛盾;部分文件与司法解释甚至有的立法性质,大大超出了司法机关的权力范围;
第四、从全国来看,没有一部涵盖劳动教养实体法、程序法、执行法这样一部完整统一、规范的劳动教养法典。这种缺陷,与我国依法治国的方针完全背离,严重制约了和破坏了劳动教养制度的充分发挥,不利于保障人权。
最后,在规范内容上,劳动教养相关的法律规范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缺乏统一性。自其设立以来,相关机关虽然也曾组织制定和颁布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目前就现行的规定而言,明显处于一种滞后局面,依然不能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
总而言之,法哲学所关乎涉及的是法与法学的一种精神气质,体现的是一种价值诉求和意义根基,而自由和权利的问题则构成了法哲学的灵魂。以法哲学的视角观之,劳教制度已经没有了权利和自由可言,规制不完备,任由由其发展的话完全有可能沦为残害无辜的一种可怕工具。
诸多事实表明,乱象从生的劳动教养制度不可能给中国社会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它的巨大负面效应足以让中央政府改弦更张、从善如流,反思现有的治理模式,我认为这也是劳教制度被废除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我认为以后在解决相关法律的问题上,应当在集中探讨与解决存在的现象和法思想中主客观的关系问题以及辩证法一系列辨证规律与范畴的科学含义中,去思考和评价它。同时我们还应当在今后的学习中应当明确法哲学的深入研究就能够“大大增进唯物论与辩证法作为法理学方法论的作用和意义,它有助于扩展法理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高法理学的研究水平。”进而拓展我们的视野、看问题的全面性。
刘新.中国法哲学史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0.
[法]伏尔泰. 哲学辞典;[英]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 邓正来,张守东,李静冰译.法律、立法与自由: 第1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26.
赵明.李步云与当代中国法哲学.现代法学.2003(3).
胡锦涛. 纪念宪法施行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2.12.5.
胡训珉,杨永生.劳教制度的改革构想.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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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之一,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制胜的法宝,要在新形势下发扬光大。要带领群众发展致富,把解决好群众的利益问题作为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内容,维护好群众的合法利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入贯彻群众路线的哲学思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指出,贯彻群众路线,知是基础,行是关键。知的过程有两个环节,一是解构,即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解放思想;二是建构,即建立起符合客观规律的认识,实事求是地开展实践活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解放思想是不容忽视的关键环节。思想不解放,就会被主观偏见所束缚,群众路线活动就可能沦为重形式不重内容、重方式不重效果的形式主义、教条主义;思想不解放,就会被习惯势力所左右,不能及时研究新情况,解放新问题,群众路线就可能在简单做法和狭隘视野中止步不前。今天的中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能否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形成推动改革发展的强大合力,把改革蓝图变成现实,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和百姓的幸福。要使群众观点、群众路线落实到每个党员行动上,贯彻到治国理政实践中,就要从哲学的高度思考存在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群众路线”从各种观念痼疾中解放出来。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形式和内容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倡导群众路线需要一定的形式,但这一形式需要以“内容”为依托。践行群众路线,如果不解放思想,不肯开动脑筋,对时代的特点认识不清,对自身的使命认识不清,不能从“内容”即实际问题和需要出发,就很难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脱离内容的形式主义也就在所难免。事实上,一些党员干部非但没有洞悉时代的能力,还用旧眼光、旧观念来解读中央提出的号召,他们根据过往的人生经验,认为所谓群众路线教育不过是刮一场风、下一阵雨,在姿态上要高调跟进,形式作足,但不必太认真,以免自找麻烦。
说到底,“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子的东西”。反对形式主义本来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当反对形式主义的活动以形式主义的面目出现并落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窠臼,就会出现荒.唐可笑的局面。文山会海式、道德教化式,重形式不重内容、重方式不重效果的“群众路线”很容易把“好经念歪”,非但不能让群众信服,反而让群众更加反感。
要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活动必须动真格、实打实。走群众路线绝不能抄近道走小路、敷衍了事,不能好大喜功、华而不实,更不能弄虚作假、文过饰非。党的以来,在新一届党中央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加大了反腐力度,保持高压态势,反腐败斗争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展。当然,严惩只是一个方面,走群众路线还要标本兼治,解决产生腐败的深层次环境问题。如果任由权钱交易、裙带关系占据政治权力场,正直能干的人受到排挤,不仅会使坏人大行其道,而且可能使好人变坏,并最终形成阻碍社会发展的利益集团,使社会公权蜕化变质。
要从形式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活动必须注重从源头上清除形式主义“既省力又讨好”的可能性,在用人、政绩考核上把求真务实放在第一位。加强民主监督,推行政令一定要公开透明,把政府处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构筑制度保障和推进法治建设方面迈出更大的改革步伐。此外,还要把握群众需求,根据工作业务确定抓手,坚持问题导向,群众路线才会出实效,避免务虚。针对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的不同情况,设置不同活动主题,明确不同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和具体办法,防止一刀切,走过场。
教条主义与形式主义一脉相承,都有着唯心主义的思想根源,只是教条主义不像形式主义那么一目了然,有些教条主义打着“群众路线”的幌子,以群众代言人的身份出现,甚至能受到群众的欢迎。然而,教条主义的“群众路线”外表“道德在手、正义在胸”,实则思想带着枷锁,视野狭窄,固执地理解某些理念、信仰、权威之见,是一种肤浅的幼稚病,在实践中违背客观规律,贻害无穷。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两种群众路线上的教条主义思想尤其需要警惕。
第一种教条主义打着为弱势群体谋福利、求平等的旗帜,固守马列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话语,企图回归传统社会主义,认为改革开放在某种程度上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与群众路线不相融,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历史实践已经证伪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式教条主义。现实的经济生活永远会溢出人的计划,而绝对平均主义对个体体力、脑力、智力、能力等差别视而不见,“一刀切”的模式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容易挫伤生产者的积极性。此外,由于任何人都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体,弱势群体也并不是天然的正义化身,他们痛恨贪污、腐败等现象,但往往也痛恨为什么自己没有贪污/腐败的门路;为什么能享受到“好处”的是另一些人而不是自己。
此外,弱势群体中的有些人之所以要求平等,是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如不考虑自然人性的弱点,进行简单的财富转移,无异于鼓励懒惰的、消极的生存方式,本来就不富裕的社会一旦失去竞争的活力,就只能承受积贫积弱的命运。即使发达国家,如西欧,在“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实行了大半个世纪后,也面临着入不敷出的问题。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不能从传统文化那个抽象的“人”和抽象的“平等”出发,不能均贫富,而只能从现实出发,动态地调节效率与公平,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第二种教条主义打着为群众争取自由、民主的旗帜,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持全盘接受的态度,卖力宣传西方的这个思想、那个理论。把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当作充满人性光辉的普世价值,企图以西方的多党选举和民主政治为样板来改造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抽象的平等一样,抽象的民主、自由同样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启蒙理念强化了它们的天然合理性,然而,一旦脱离了客观的规律和束缚,一旦丢掉了推进社会发展的初衷,被人们当作“神圣的人性”来崇拜,几乎可以肯定会走向自身的反面。20世纪后期以来民主的含义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它更像是一种游戏规则,是政治家煽动、利用公众的手段,对于一些强国来说,它也是用来颠覆弱小国家的工具,民主霸权主义者在国际社会强行推行民主,但所到之处不是民主的繁荣而是民主的恶果。
现实世界从来都不是一张白纸,任由人们实施理想蓝图。无论自然、社会还是细胞体系都有着三个基本运动方向:它们可以发展、衰落或是暂时维持一种均衡状态。在时间性存在中,均衡只是抽象的理想状态,实际上不进则亡,没有选择的可能。自然系统、社会系统都是广义的自组织系统,它们有自己的运行规律,作为自组织系统的元素,人类的行为只有符合外部系统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到现实的约束条件,才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干预效果,否则再美好的理想也是虚幻的。即使是解决生态危机也不能通过遏制生产力,只能通过新方法提高生产力。
事实上,支撑教条主义的落后文化与落后的生产力相关,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现代化大生产之上,教条主义就不能彻底根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来推进现代化大生产实践才能使群众真正受益,“三个有利于”始终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从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群众路线就不能止步于主观意愿打造出的漂亮口号上,不能为满足某些人的教条想法而让群众付出失败的代价,而要遵循客观规律,实事求是,通过推进客观实践,让群众真正受益。
为了保证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顺利开展,我们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即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三步骤:思想教育、改进作风、解决问题。一些人曾狭隘地认为,在教育实践活动中只要贯彻好上述三步骤就可以了,不需要在方式方法上动什么脑筋了,这是一种思想误区,同样需要解放思想。作风问题的顽固性、反复性提醒我们,探索做好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没有止境。目前所采用的方式方法是必要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还不能就此止步。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我们所采用的方式方法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主观色彩比较浓厚
一些方式方法只是面对问题而生发的条件反射式回应,具有简单和笼统的特点,使之生效必然要依托于进一步细化的方式方法。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科学方法论,面对复杂性和流变性兼具的社会生活,面对繁复、冲突、多元、海量的现象世界,真正起作用的方式方法不是主观的价值意愿,而是深入的、契合社会发展的、有取有舍的灵活做法。一种成熟的社会实践方法总是有一个从主观向客观的过渡。以深入农村调查研究为例,要取得实效,并不仅仅取决于“对群众的感情有多么深厚”、“脚上沾有多少泥土”,在镁光灯下做样子不行,脱离实际搞成““””时期那种“上山下乡”更不行,真正有成效的应该像费孝通那样,求真务实,开动脑筋,带着超越现象的理论问题,在与农民建立深层信任关系的基础去调查。
(二)一些方式方法建立在“党群外在二元关系”的基础上
从一定意义上说,党群关系既是外在的互动关系,又是内在的共鸣关系,党与群众不仅要面对面,更要肩并肩。从党群外在的二元关系出发,与端正自身,让群众满意相比,内在的共鸣关系、肩并肩的奋斗更重要,对党员干部的要求更高,它要求共产党人洞悉历史发展规律、统揽大局,不只是要让群众“不抱怨”,更要肩负起掌握群众动向、教育和引领群众的重任,拿出让大多数群众信服的新理论和新措施,组织群众、发挥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要求社会治理从过去的“政府权力本位”向“公民权利本位”自觉转向,培养公民对公共事务的责任意识和参与意识,把群众的满意度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从这个角度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有许多方式方法有待研究。
(三)“路径依赖”的问题
贯彻群众路线上的“路径依赖”并非坏事。井冈山精神、沂蒙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等,都体现了党同人民的血肉相连、鱼水相依,是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生动教材。贯彻群众路线不可能不从过去汲取思想养分,只是前进的道路没有止境,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走。一方面,贯彻群众路线需要路径依赖;另一方面,也需要有对路径依赖的反思意识,只有在方式方法上不断谋求新思路,才能避免躺在过去群众路线的功劳簿上,避免在执行群众路线中出现偏差。
贯彻群众路线的方式方法之所以要不断探索、不断创新,主要在于随着时代的发展,国情、世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国情看,在经济转型的背景下,传统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出现了分化,大量新的社会阶层不断涌现,并呈扩大增多趋势,呈现出结构多元、就业形式多样、收入差距拉大、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差异较大等新特点。多阶层、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增强了社会流动性、激发了创造活力,但同时也导致党群关系更趋复杂。群众的利益诉求呈现碎片化、显性化、复杂化特征势必影响党的群众基础和阶级基础。另外,改革开放也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精神面貌多方面的深刻变化,当今中国人的价值判断具有独立性、差异性、多样性和可变性,在数字化、网络化、信息化时代,人们面临的是一种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多样化的价值判断,这些新情况给党凝聚民心增加了难度。
从世情看,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在政治和文化交流方面变得更为频繁,不同国家的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在发达国家资本和技术输出过程中,往往附带着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私有化的发展道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在-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指导力量。近年来,西方敌对势力一方面图谋利用民族宗教问题挑拨党群关系,公开支持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建立非法组织、从事分裂破坏恐怖活动;另一方面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蓄意把一些社会问题无限放大,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个别问题扩大化、一般问题政治化。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具有浓烈政治色彩的信息在互联网中随处可见。在全面对外开放的环境背景下,党群关系无疑会受到外部影响。
为了适应新形势、新变化,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有必要从简单的方式方法中解放出来,与时俱进,用新的方式方法来凝心聚力。当然,新的方式方法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将是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这一过程需要执政党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不能缺位。首先,在从严治党上不能缺位,这是底线。其次,在服务和组织群众上不能缺位。为此应立足于社会转型的现实,认清哪些群体是先进的可以依赖的,哪些群体是中间的、可以争取的,哪些群体是落后的,需要警惕与批判的。没有区分意识,被流行意见牵着鼻子走,迎合落后群众的主张,将可能导致改革的成果前功尽弃。
再次,在教育群众上不能缺位。教育群众的重点是用先进的思想武装人,用科学的精神塑造人,扩展人的理性,使人在长远目标中追求行为最优,使人在发挥潜能中提升幸福。另外,好的群众路线并不是一味地迎合群众,有时人的某些需求会导致事与愿违的结果,对需求做出调整也是一种需求。二是不能越位。首先,要充分相信群众。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稳定并不是对立的,真正的社会稳定必须创造条件使每个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积极参与到社会发展中。
为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就要允许试错,并及时调整。其次,要舍得放权。在政府职能转变过程中要杜绝“变相审批”、“隐性审批”、“灰色地带”,进一步激发企业投资创业的积极性,增强群众对改革的信心。再次,要拜群众为师。围绕科学技术而不断发展的社会化、信息化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被新的科技和社会实践所锻造出的群众能人辈出,群众中不乏思想活跃、有创新才能的人,要不拘一格降人才、真心拜群众为师,而不是为显示自己的领导地位瞎指挥、把说服力欠缺的东西硬塞进群众的头脑中,只有这样才能不在新时代的发展面前患失语症,才能被群众心悦诚服地敬重和跟随。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是人们行动的“总开关”,“三观”紧密相连,共同建立在一定的思想视野上。思想视野是“总开关”质量高下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思想视野狭隘,总开关就会存在问题,表现为世界观不符合科学的世界图景,价值观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人生观缺乏无私奉献、积极进取的机制,该努力时不努力,该自律时不自律,出现这样那样的“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在执行群众路线的过程中,无论形式主义、教条主义还是方法上的简单化,从根本上说都是“三观”的问题,都或多或少是由思想视野狭隘导致的。
人和人的思想视野不同,因此才有了千姿百态的人生。今天,我们谈论思想视野的问题不应仅仅局限于个体层面,而应把它看作是人类思想转型期的一个共性问题。一些领导干部往往意识不到自身存在思想视野狭隘的问题,个体无意识来自于集体无意识,让人们从狭隘的思想视野中解放出来不亚于世上任何艰辛的革命,就如从“地心说”扩展到“日心说”,布鲁诺在1600年遭受火刑,付出生命的代价。
当思想视野不开阔、理论与现实不相匹配的时候,我们不能削足适履、用理论裁剪现实,而只能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现实出发,以科学为武器,自觉地扩展思想视野,校正或创新理论。解决“总开关”的问题,目前有以下两个关键问题需要正视。
第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来源和基础,但马克思主义不是超越时空的万应灵药。恩格斯说过,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2](P374)从理论视域上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维多利亚的资本主义时代,它的自然科学来源是19世纪的牛顿力学世界观下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进化论。承认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有“过时”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肯定而不是否定。试问,如果马克思主义一点没有“过时”的问题,它还需要发展吗?把马克思主义“神化”的人往往以令人敬畏的政治姿态出现,如王明就标榜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除了“左倾”政治后遗症,“神化”马克思主义还有地位和利益的因素,理论上的画地为牢很多源自于维护真理的名义下的名利牵绊。
随着科学的每个划时代发现,唯物主义需要改变自己的形态。当代物理学经过相对论、继而量子力学的革命,正向着量子论和相对论结合的新的高度迈进。宇宙处于膨胀中已得到新科学发现的支持,天体物理学展示了宇宙空间的分子如何在原子核的基础上形成,以及原子核又是如何在恒星大熔炉里诞生。当代人类实践在内容、形式和功能上也有许多新的时代特点,以微处理机、新功能材料技术、新传感技术、新通信技术等在内的新技术群,造就了具有全新特性和功能的主体性工具系统、方法系统和信息传输与处理系统。在近一百年间,现代交通工具和电信技术已经使地球缩小了99%。克隆技术无疑将打破传统的生育观念和生育模式,基因技术则可能改变千百年来的伦理观,这对全人类的影响是无可比拟的。
如何重新认识人自身?如何深入理解“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这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找不到现成答案,而如果忽略了统摄主体与客体的整体系统(宇宙、自然、生命、社会、信息的演化过程)的存在,忽略了整体系统的永无止境的动态性及其对主体与客体的决定作用,不进行世界观的更新,人就会不自觉地把自己当作观察世界、改造世界的“永世长存、人定胜天”的主体,这显然是虚幻的,这就为唯物主义演变为唯心主义、辩证法演变为形而上学,乃至在无形中为错误的价值观以及人生观开了方便之门。当前在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为群众所诟病的作风问题,一方面是人品的问题;另一方面,从深层挖掘的话,也是用来武装他们头脑的理论资源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第二,对中国道路的理论说明问题。践行群众路线的根本是团结和带领人民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改革、开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中国道路的坚定信念既是广大党员干部贯彻群众路线的动力,也是在深水区改革中用来引领、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赢得民心的总动员令。但目前我们所习惯的思路和话语方式,都还不足以描述和分析我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不足以从理论上说明中国道路,这是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过程中一块被忽略的隐形短板。当党员干部心中存疑的时候,他就不能够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普通群众心中存疑的时候,他就不能充满热情地参与社会发展。
由于中国道路没有在哲学上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话语在对外交往上还停留在反驳和辩解的层次,难以与外部世界的声音相抗衡,对于中国的发展模式,有“国家资本主义”、“北京共识”、“威权主义”等各种说法;对于中国的未来走向,更是声音杂多,包括“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等,这些说法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影响了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许多论调还严重影响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利益。
真正的话语权是对世界未来提出一整套知识与价值体系。从目前人类思想文化更新换代的进程看,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根本之道也只能是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使之反映时代本质和未来趋势,代表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包容人类尚未得到完全表达的普遍意志,是不同于旧文化、旧思想的先进文化、新思想的代表,为此需要思想视野的扩展,或者说考察事物的思想坐标系的更新。同一事物从不同的坐标系去考察,会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坐标系本身无好坏,但大的可以容纳小的,小的无法容纳大的,小的不断地被大的所取代,这是客观实践提出的要求,在这一过程中,人不断地变得“渺小”(“日心说”中的人比“地心说”中的人要“渺小”),人“渺小”一次,客观实践和认识扩展一次。
因扩展思想视野,对人进行重新认识而来的“渺小”并不会降低人的“尊严”,因为“尊严”本身就有虚幻的成分,它只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有正向作用,超过了这一范围,就会起物极必反的阻碍作用。我国三十多年前做出改革开放的决定,实质上也是思想坐标系的一次更新,当人们不再拘泥于一个“抽象的人”,不再生硬地实施理想的社会工程,客观实践便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这也提醒我们,在消除“四风”等问题上,用理论创新来为整个社会注入客观向上的氛围,远比强调个人思想修养更明智、更有效果。
从狭隘的思想视野中解放出来,用理论创新解决“总开关”的问题,这是深入贯彻群众路线,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途径。思想解放将会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而任何划时代的理论创新都具有超越地域性的特征,都是在哲学上突破陈腐教条的结果。因此,要顺应时代要求,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用政治解放带动思想解放,用政治权力赋予学术自由,突破禁区,进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开展思想大讨论,培育和完善思想市场,为思想人才的成长创造条件,让新理论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诞生,把认识短板补足,从根本上把群众路线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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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核电的开发和利用存在着潜在的安全、环保等问题,一直以来都备受人们关注。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吸取日本福岛核电事故中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核电建设中好与快的关系、科学技术与文化管理的关系、保守秘密与普及核知识的关系,以及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这是我国核电发展的根本所在。
[关键词]核电; 科学发展; 关系。
正值我国核电由适度发展向积极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2011 年 3 月 11 日,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了严重的核事故,将世界核电包括中国核电发展推向了风口浪尖。核电究竟安全不安全? 可靠不可靠?
是继续大力发展,还是及时“刹车”? 中国核电该何去何从? 这一系列问题不可回避地摆在人们面前。
鉴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我们认为,中国的核电建设不能停滞,但是必须做到科学发展,这就需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认真反思和汲取世界核电事故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的深刻教训,正确处理好核电发展中的几大重要关系。
在人类核电发展史上,有三次较大的核事故: 一是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二是苏联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三是日本福岛核电事故。综观三次核事故,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反应堆设计不当,日本福岛核电站还存在选址不够科学的问题,这类问题可归结为科学技术方面的问题; 二是操作失误和管理不当,或称“人因失误”。人为因素的失误,其核心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员工自身素质等方面出了问题,这类问题的根源可归结为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的问题。换句话说,核电事故的发生,既要从科学技术即“硬件”方面找原因,又要从文化管理即“软件”方面找原因。#p#分页标题#e#
因此,要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必须正确处理好依靠科学技术与加强文化管理的关系,做到二者并重,缺一不可。首先,要不断创新核电技术,提升核电科技含量。核电工业属于高科技产业,尤其是设备设计与制造的技术含量高,质量要求严。核电技术先进与否,科技含量高低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核电站能否安全运行,能否可持续发展。先进的科技是促进核电又好又快发展的物质基础。为此,要高度重视核电技术的研发与创新,高度重视先进核电设备的研发与制造。其次,要不断提高人的素质,不断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和文化管理,以避免和杜绝“人因失误”而导致的核事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了文化强国的战略部署。强国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国。同样,“强企”离不开文化,文化可以“强企”。文化管理是核电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好的文化管理,核电企业要做到科学发展是不可能的。因为核电技术再发达,核电设备再先进,也是靠人来管理和使用的。因此,大力加强核电企业文化建设特别是核电安全文化建设,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素质,对于实现核电又好又快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为此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是要始终坚持“安全第一”、安全大于天的指导思想; 二是要大力弘扬“事业高于一切、责任重于一切、严细融入一切、进取成就一切”的核工业精神,不断打造企业员工认同并践行的核心价值观; 三是以道德素质提升为中心,全面培育企业员工严谨求实、坚守责任、甘于奉献的精神品质; 四是将文化管理尤其是核安全文化管理贯穿于核电站设计、勘探、运营以及退役治理全过程。
核安全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观,体现了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共同认识,以及安全在认识中所处的地位。核电站的安全文化越普及得深入,企业员工对安全重要性的认识越深刻,安全的地位就越高。核安全文化同时也是一个个人态度。核电企业员工对安全的态度首先体现在他对安全及有关安全的制度、措施的认知和遵守。因此,应把安全问题与核电企业每一个人的工作态度和思维习惯,以及单位的工作作风紧密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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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科学创新理论及研究开发的思维方法与现代科学理论及创新思维方法相吻合。科技革命可以看作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原动力,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现代科技革命对传统的食品加工产业的加工方法、检测标准、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供了新颖的技术研究平台,为适应科技发展的需要,食品科学技术在不断创新的同时,也促进科技革命的进程。
关键词:食品科学当代科技革命创新发展
所有自20世纪以来出现的科学与新技术革命实例统属于当代科技革命范畴,其主要包括以化学、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天文学等基础学科为重点的科学革命,以及以现代自动化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空间技术、海洋工程技术、电子计算机与微电子信息技术、激光光纤超导技术等应用技术学科为重点的新技术革命[1]。在当代科技革命不断推动人类经济与精神面貌日益改善的进程中,人类-科技-自然协调发展模式将成为新时代亟待展现的主题,科学技术与人类及生态环境关系的问题将成为当代科技革命关注的热点。毋庸置疑,当代食品科学技术革命推动了食品工业的迅猛发展,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良性发展相悖的伪应用技术不断在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被淘汰。在食品原料生产基地建设、食品及副产物精深加工技术、天然食品添加剂加工技术、功能活性因子活力保护与保持技术等方面,可以深刻体现出科技革命和科技新思潮演变对食品科学技术良性循环发展的支撑作用[2]。食品科学是在农学、园艺学及生物化学等多种学科方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交叉复杂、应用性强的工科专业,多学科知识的积淀与创新造就了高水平的专业技术人员及研究平台,食品科学领域的发展时刻展现着当代科技革命的历史推演成果。
我国食品学科发展历史悠久,自1902中央大学创办农产与制造学科开始,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期间经历了萌芽期(1902—1952)、发展初期(1952—1978)、发展期(1978—90年代中期)及快速发展期(90年代中—)四个阶段,可以说我国食品学科的发展受到过战争因素的洗礼,经历过““””的停滞不前,而今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推动作用下,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食品科学技术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3]。目前我国的食品学科本着科学、规范、拓宽的原则,已发展成科技含量较高,学科方向系统性强的朝阳学科,如果没有当代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推动力,就不会有今天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完善的发展,因此科技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原动力。
人们对食品科学认识程度的提高和当代科技革命的兴起紧密相连。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现了农业机械化种植与养殖、规模化加工,并通过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兽药、激素及初级食品添加剂等以促进农畜产品生产与加工的增值,在提高食品数量安全,满足国民温饱的同时,严重忽视了食品质量安全对消费者造成的潜在危害以及对人类生存环境造成的破坏。随着食品科学技术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及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诸如农药残留超标、重金属污染、微生物繁殖及各类添加剂肆意使用等问题已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安全、营养、便捷、风味”的饮食理念成为食品科学领域改革与完善的主要目标。与此同时,食品科学专业通过充实完善及科学发展,引领食品加工企业良性循环发展。作为任何一名食品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必须牢记“每一份良心创就每一块食品”。
当代科技革命使整个科学方法和科学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食品加工模式上,由单纯的传统加工模式转变为“方便-安全-营养”的现代加工模式。现代食品加工的创新理论与高新技术在新科技革命的形势下越来越显示出其勃勃生机。但是由于科技条件及科技成果应用的局限性,目前对于某些食品加工过程中品质劣变的机理与控制技术的研究欠缺,相关现象的追溯与解释过于模糊,食品加工产业所涉及的各类标准与规程尚待优化集成。这些都给食品生产者在处理具体的质量问题时带来模棱两可、无所适从的困惑。但这些并不能否定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性。正因为食品科学领域存在着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抓住当代科技革命所赋予科技发展的机遇。由此,我们可以提出发展食品科学技术的对策思路是:坚持以食品加工开发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为指导,立足绿色食品的主体地位,积极引进现代产业化高新科学技术(包括食品加工的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弥补特色食品、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安全检测等方面的不足。在当代科技革命的条件下,加强产学研合作,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食品科学技术的创新发展[4]。食品科学发展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学术繁荣都是通过吸收当时最新的科学文化成果进行创新实现的,要实施食品技术科研成果与食品加工企业的示范和推广的有机结合,坚决反对食品加工企业、食品科学技术研究机构两张皮的局面。
食品安全事件的频繁发生与揭露不断提醒建立完善的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重要性。首先,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需针对本区域食品加工企业产品生产类型进行细致统计与分析,依据国家相关标准及现代分析技术建立品质控制的检测方法及感官鉴评方法,做到监管方法的科学性与时效性,尽可能避免采用非特殊现象实施评价而造成的食品监管的盲目性,如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粮油食品的可燃问题等;其次,依据区域资源优势,建立特色优质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结合生态环境保护、副产物精深加工等问题,完善政府职能部门对区域龙头企业的扶持办法,如抓住本区域食品加工技术的瓶颈问题,扶持建立特色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中介服务机构及产学研创新联盟体系,实现现代食品加工技术与现代食品加工企业的有效对接,高效发展区域优势食品加工产业。
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发生将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该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的成果,可为确立我国食品科学技术发展重点提供科学性的依据。能源危机、气候环境污染及食品资源短缺问题日渐突出,创新型食品科学技术发展的关键是节能减排,提高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的综合利用程度,并明确提出加快把食品生物技术培育成为高技术领域的支柱产业和国家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是基于对生物产业发展前景以及新世纪新科技革命战略机遇的判断,也是加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大举措[5]。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原有食品加工方法、检测手段、质量控制预警体系乃至食品科学技术的理论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完善,符合当代科技革命阶段性发展目标。
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已明确科学理论的发展与革命往往会引领应用技术的革命,从而导致应用技术的创新变革,最终推动社会生产力的整体发展[6]。食品学科的发展史同样表明,虽然政治、经济等因素影响着食品学科发展的进程,但是科学技术进步仍然是其直接动力来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食品检测技术是食品安全科学发展的核心标志,也是一个国家食品质量监管与控制能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针对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了攻关研究,在精密检测仪器设计、食品安全预警模型构建及不安全因子协同评估等方面成果显著,并基于单元技术成果集成,初步建立了食品安全预警系统。突破检测技术壁垒将成为保障我国食品安全生产的关键,新科技革命已经带动了智能芯片技术及计算机控制技术的持续发展,通过自主研发与引进改造相结合的创新模式,研究制定了系列适应现代食品工业发展的高新检测方法与标准,提升与完善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体系及食品质量监控体系,产品国际市场接受力度大大提高,如通过技术创新与集成,我国制定并实施了新的浓缩苹果汁生产及质量控制标准(GB/T18963-2012),有效推动了我国果汁加工业的技术进步;再者,酶联免疫及蛋白质组学等分析技术的发展亦显著提升了食品不安全因子检测和食品毒理学评估的水平。由此可见,食品安全标准检测技术的进步及科学性革命是食品科学发展的直接动力来源之一。
当代生物技术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生物遗传学等领域发展迅速,在推动并促进生物技术从传统技术研究领域转化为高新技术领域的同时,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利用分子克隆、DNA重组、细胞融合及活力保持等技术可以对食品加工过程和食品品质进行改良,并且通过分子标记等技术,可实现危害或功效作用机制的有效评价,更为准确地实现构效关系的定量与定性分析;利用宏基因组学技术可获得优质传统发酵制品中的特征性表达基因,有力克服了传统培养与分离方法对不可培养微生物的失效性。由此可见,生物技术的进步对食品科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食品科学的变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由于食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带给了国民富足且多彩的饮食享受,也给人类健康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效应,其中食品加工业所带来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健康问题直接影响着居民的生活质量,如何将当今科技革命带来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理念嫁接于我国食品加工业,不断提高加工型食品的市场接受力度,是每位食品科学技术研究工作人员值得思考的问题。
知识大爆炸的时代即是科技与知识频繁更新的时代,努力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是食品科技人员,尤其是一线工作人员的首要任务,食品研发人员与食品加工具体操作人员知识层面严重脱节是目前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食品加工操作人员自行对加工工序简化与调整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产品生产有章不遵、品质难以保障。同时众多食品企业研发机构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的引进较为滞后,单凭嗜好性为评价指标的勾兑或调配方式成了某些食品企业研发部门开发产品的主要形式,涉及食品营养协调、质量安全评估及食品重组性能的研究较少。定期开展技术培训、学术讲座及学术交流可成为食品加工企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学习和掌握先进的加工技术和方法的主要方式。
创新意识是科学研究的源泉,依据“安全、营养、健康、便捷”的创新原则,实施产品升级是食品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食品科学技术研究领域存在的问题是,重复性跟踪研究较多,产业化应用技术成果较少,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如在人工合成抗氧化剂和防腐剂的安全性受到普遍质疑的今天,通过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开发天然的具有抗氧化及防腐性能的食品添加剂或应用产品,将开启食品加工业的新纪元。总之,从意识形态及创新体制等多方面对食品加工业进行彻底变革,才能真正营造食品科技创新的良好环境。
一方面,目前食品科技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主要原因在于实验室科研数据与企业生产放大的差距较大,个别科研人员缺乏团队精神,科学研究不够严谨,研究结果可信度与可靠性较低;另一方面,我国一些食品企业产品开发与科技更新意识淡薄,忽略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的附加值,甚至形成了企业与科研机构独立行事、互不信任的局面。以企业为技术示范基地进行科学技术成果实践验证,或开展校企联合攻关,是食品科学技术长足发展的必由之路。
遵循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积极总结食品科学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及新挑战,时刻围绕特定时期的重大科学问题及技术瓶颈进行不断创新,才能有效应对新时期科技革命的更大挑战,正确处理各时期人们饮食、营养及健康之间的关系是当代科技革命赋予食品科学发展的根本使命。
[1]赵建军.世界新科技革命与自主创新[J].理论视野,2006,(6):30-31.
[2]夏道宗,王慧铭,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其伦理学思考[J].浙江中医药大学学报,2008,32(6):710-711.
[3]章海风,路新国,等.现代科技革命对餐桌安全的影响[J].中国食物与营养,2009,(1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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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孙长颢.营养与食品卫生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7):477-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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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既是知识体系,又是意识形态。哲学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它以抽象的概念体系来反映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现实的社会运动,体现特定的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存在主义哲学与非连续性教育
(一)人发展的非连续性
就人的发展一般过程而言,生命会按照一定的方向和预定的目的,持续、不间断、呈一定规律性地发展下去。但由于个体存在的多样性和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多变,人并非总是按照既定的路线去发展。在人的连续发展过程中,常常存在一些突如其来的事件和不可预测的外在因素,引起生命发展顺序的局部中断、停止或转向。这些非连续性的发展主要发生在与理性思维相对的非理性领域里,例如人情感的突然转变、兴趣上的转向等,一次偶然的事件、一场特殊的经历都可能会突然改变人原本的情感、愿望和兴趣。“世界上没有规定人的本质的天然规则,人必须自己创造自己。人是一种具有主体生命的设计者,他在自己的选择、决定和行动中创造自己,成为自己。”因此,人的发展是非连续性的自我生成或自我创造。海德格尔将此在生存状态分为本然的存在状态与非本然的存在状态。通常情况下人们会选择以非本然的状态存在,通过压制自己的个性而与他人保持一致,从属于他人,将自己隐藏于大众的决策意见中,拒绝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逃避做出自我抉择,与公众的想法亦步亦趋,此种状态被称为沉沦。在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彻底的转变和飞跃才能达到本然的存在状态,进行非连续性的自我创造或自我生成。斯普朗格由此提出,可以通过“觉醒”的形式实现自我飞跃式的非连续性发展。他认为觉醒是生命过程中非连续性、非阶段性的瞬间生成,是人在某一时刻的突然顿悟。博尔诺夫对此加以发展,意识到一时的“觉醒”对克服生存危机的重要性。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
德国现代教育学家博尔诺夫批判性地吸收发展了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化教育学派的非连续性教育思想,并基于此发展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传统的教育学理论往往把教育看作是一系列连续的活动,儿童是在这种连续的教育活动中循序渐进、不断趋向完善的。博尔诺夫将以往的传统教育观点归结为两种典型,一种是积极塑造的工艺学观点,一种是消极的顺其自然的器官学观点。前者把学生看作是随意加工的原始材料,教育者可以按照一定的目的对其进行塑造,后者认为学生自身的发展有其内部的发展规律,应不受外界的干扰和控制,因此,教育不能随便干涉学生自身自由的发展。由此,博尔诺夫指出:“且不论教育的本质是积极的塑造还是自发的发展,有一点对这两种看法来说是一致的,这就是教育活动的连续性。”可以看出,博尔诺夫肯定人在发展过程中存在连续性的假设,并指出以往的教育是按照确定的目的和已知的规律去塑造培养人,因此对于儿童施加的教育便是连续性的,这种观点基本揭示了教育过程的本质。但在他看来,这并不全面,教育者还需承认和充分重视非连续性因素如危机、唤醒、告诫、号召和遭遇等在教育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否则,它将必然干扰甚至导致教育的失误或失败。“在人的生活中会有一些突然出现的、非连续性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把这些事件纯粹的视为外来干扰。相反,这些事件具有重要的积极的作用。”博尔诺夫认为,人的非连续性发展是由个体的复杂多样性和生活中各种偶然性因素综合影响而形成,教育需在承认其连续性的基础上,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并将其看作是对人的一生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属于这类事件的有威胁生命的重大危机,突发的对新的更高级生活的向往,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状态的号召和告诫,以及对今后生活起决定性作用的遭遇等等。”博尔诺夫将这些事件看作是教育非连续性的原因,同时也将其看作是非连续性教育的形式,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因此,运用危机、唤醒、号召和告诫、遭遇等非连续性教育形式在人的生命发展过程中施加影响,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作为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是十分必要的。
二、非连续性教育的现实启示
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是基于存在主义哲学对人的理解、并重视发展人的非连续性教育的基础上而形成的。非连续性教育并不是一味否定之前的连续性教育,而是将被人们长久忽视的非连续性教育引入公众视野中,使其作为连续性教育的补充。突出强调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转变传统教育观念,为全面理解教育提供一个全新视角
教育过程是连续性教育与非连续性教育的有机统一,非连续性教育是对连续性教育的补充。非连续性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给人们揭示了非连续性教育形式的内容,提供了进行非连续性教育的途径,还在于它打破了人们的传统教育观念,使人们真正认识到了这些非连续性事件对人的生命过程所产生的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形成了对教育过程本质的全面认识。教育过程中,对人的培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给受教育者教授精心组织和安排教育内容时,总会时不时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干扰,从而影响教育者按照既定目的培养人的过程。由于人的复杂性、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更加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教育过程中不连续性的成分,使得教育难以按照预先设定的固定轨道发展,总会因为突发性的因素偏离轨道,偏离之前的教育目的。既然这些外在的复杂的因素不为教育者所控制,且深深地影响着教育的进程和效果,那么,不妨换一种视角,改变原有传统的教育观念,认识和重视这些非连续性因素在教育中的独特作用,并通过相应的教育措施加以引导,使得非连续性因素产生积极的作用。教育者不能固守成规,对教育中的非连续性因素视而不见或消极回避,而应是大胆地正视和面对教育中会出现突变的现实,积极地采取相应的对策,为学生提供切实有效的帮助,保障教育向着有利于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发展。
(二)为现存的教育问题提供新的解决思路
在当今这个社会高速发展、信息交流迅猛的时代,信息获取手段的多样和便捷使学生接触到的外界事物异常丰富起来。学生学习知识的手段不再仅仅局限于教师的讲授,可以通过多种途径获取信息。这样一来,各种非连续性因素也跟着学生与外界交流的增多而变得更加活跃丰富起来,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和行为。现实生活中,学生在与外界进行交流、与他人进行交往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困惑、不解,会出现一时情绪的波折、会遭遇一些不可避免的危机、挫折。这些看似很平常的遭遇,或许会在学生的内心世界里出现很大的转变。当下,出现的许多教育问题如青少年心理疾病、自杀事件和青少年犯罪等都反映出教育在这些问题上的缺失。这些教育问题的产生不是一时的涌出,而是教育对学生非连续性教育常年忽视的一个结果。学校教育注重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学习,却轻视了学生在情感、态度上的轻微转变,忽视了一系列非连续性因素对学生自身的干扰。因此,教师应当用非连续性的观点去剖析教育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扎根于学生的生活,情系于学生的生活际遇,从分析非连续性因素的影响入手,解答学生的困惑,帮助学生走出困境。教育应当意识到人的一生中会遇到各种挫折、危机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教育者应通过一定的挫折教育、危机意识教育等生存领域的教育,让学生在挫折中更清楚地认识世界、认识自我,磨练学生克服困难的意志和勇气,增强学生抵抗生活中各种苦难与不幸的能力。
1哲学思想与古代建筑
回顾中外古代建筑史,可以发现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巨大引导作用。宗教建筑因其在建筑艺术和建筑技术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西方古代建筑史的重点研究对象。宗教建筑中“神性”和“人性”的较量,或者说是宗教和世俗之间的斗争是研究宗教建筑乃至整个西方古代建筑史发展演进的一条重要线索。神性占主导的时期,宗教领袖作为神在人间的代表被无限崇敬,建筑利用幽暗、压抑的空间体现神的崇高和宗教领袖的权威;人性占主导的时期,建筑体现出世俗化的倾向,宗教神秘感和压抑感明显减弱,取而代之的是人性的张扬和对世俗生活的美好期望。古埃及的金字塔和神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以及神在人间的化身———法老的崇拜和敬畏。金字塔以其高大沉重的体量和简洁精准的几何形体反映出神权和皇权的威严和永恒。神庙建筑利用强烈的秩序感和压抑的空间感体现出神的强大和神秘。
神权政治成为古埃及建筑的主宰。古希腊具有自由宽松的社会环境,创造了丰富的精神文明,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源泉。古希腊的建筑追求人性美而不是宗教精神,体现了平等、民主的世俗精神,优雅而明亮,功能也更加实用化。而古希腊建筑中精美迷人的比例尺度以及完美细腻的人体雕刻都明确体现了古希腊自然哲学的思想。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法则的理念与古埃及的神权建筑的精神内涵有着本质的不同。雅典卫城充分表现了这种世俗情怀和审美追求。古罗马统治者通过宏大壮丽的建筑炫耀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古罗马帝国的空前强大。古罗马城市中拥有巨大尺度穹顶的建筑和纪念帝王个人功绩的广场都强烈地反映了这种精神追求和需要。万神庙、竞技场、凯旋门、凯撒广场、输水道等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进入中世纪后,神学再次占领了统治地位,建筑也变回了神权统治的工具。适合世俗精神需要的希腊十字式教堂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适合宗教崇拜需要的拉丁十字式教堂,集中式的穹顶因为降低了宗教领袖的神圣感和向心力也被教廷打压。哥特式教堂体现了这一时期世俗精神针对宗教权威的抗争。高耸的室内空间使人们对天的向往远远超过了对宗教领袖的关注。哥特式教堂成为建筑师和工匠们宣扬自身工艺、审美,歌颂世俗之美的载体,在神高阔威严的空间里顽强地表达人性的存在。文艺复兴的光芒穿透了中世纪的黑暗,带来了智慧的复苏和人性的光辉。拥有恢宏的集中式穹顶的佛罗伦萨大教堂和圣彼得大教堂都体现了人文精神的回归。文艺复兴之后建筑出现了一段时期的波动性变化,古典复兴、浪漫主义、巴洛克、洛可可粉墨登场,建筑特征不再统一,但各自都明确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思想。
这一时期哲学思想不断变化,建筑形式也随之变化。建筑形式的变换印证了人们的思想上的变化;相反,了解当时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更能理解建筑发生的变化。古代欧洲建筑如此,古代亚洲建筑亦是如此。中国古代建筑是基于古人的哲学思想而产生的。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和城市规划都源于天人合一、宗法思想、阴阳五行等哲学思想。例如,中国古代建筑多用木材而不用石材与中国古典阴阳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卑宫室”传达了儒家思想中不过多追求奢侈高大建筑的观念。群组建筑内各单体的等级关系和空间序列表现了古人重宗法、重伦理、重社会秩序的世界观。儒家思想长期处于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统治地位,使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相对于欧洲哲学思想的阶段性变革而言变化较少,也因此影响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速度。鸦片战争后,工业革命以及资本主义哲学思想在中国逐步传播,使得中国建筑界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很多适应工业化需要的新建筑。日本的桂离宫体现了传统日本哲学中的禅宗思想。桂离宫从整体布局到每一栋建筑,再到建筑的每一个细节,都深深地烙下了禅宗思想的烙印。纵观世界古代建筑史可以看出建筑随着思想变革而产生的时代性变化,建筑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人文历史环境对人们建筑观的影响甚至决定作用。
2哲学思想与近代、当代建筑
20世纪“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作品深刻体现了建筑师个人的世界观对其个人建筑设计的影响。而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论战的焦点不在设计手法上,而在建筑哲学上,也就是建筑观的论战。当代世界著名建筑师都持有一套深具哲理和个性的建筑思想。哲学因素在建筑大师的建筑设计中发挥了显著的引导作用。关注当代建筑师的作品,首先要了解建筑师个人的建筑思想、建筑哲学和建筑观。当代建筑理论的发展呈现了多元化的特点,愈加明显地体现了哲学的引导甚至决定作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解构主义建筑和非线性建筑的出现。解构主义建筑是基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哲学发展起来的。解构主义哲学强调打破现有单元化的秩序,包括社会道德秩序、伦理秩序、个人思想准则甚至由人的内心抽象的文化底蕴所形成的无意识的民族性格等等。而解构主义建筑则运用相贯、偏心、反转、回转等手法,具有了运动而不安定的外部形态。非线性建筑植根于德勒兹的哲学思想,以“平滑”思想和“游牧空间”去“生成”建筑,像植物生长一样,用自然的状态实现建筑设计,而不是将建筑与自然对立起来。非线性建筑是非线性哲学的物质实体,而不是简单的建筑视觉设计。也正是因为如此,业内将一部分空有其表而无其实的建筑定义为“伪非线性”。直接将哲学理论作为建筑设计理论是近一时期建筑理论发展的特点之一。这种理论上的哲学思想的明晰和外向性表达,给建筑设计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回眸最近半个世纪的建筑理论的发展,可以发现建筑师不仅从哲学思想中汲取灵感,甚至将哲学思想直接作为建筑设计理论的源泉和根基。哲学与建筑设计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哲学直接引导了建筑设计的进行。同时建筑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将实用功能与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使建筑设计有了完全不同的思路和手法。
3哲学对建筑设计的引导作用
3.1理解新建筑
从传统的艺术、力学或者施工技术发展的角度分析当下建筑界各种新理论和新作品的出现,不易得出令人信服的理由,但从哲学层面去思考,认识到建筑是建筑哲学的表达的时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会有这样那样的建筑理论和新颖建筑迸发出来。例如在中国国家美术馆投标中,库哈斯的设计没有采用传统的走廊加展厅的排列方式,而将展厅设计成“街”,展品的分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设计不仅体现了建筑师对建筑功能的认识,也体现了他对人、对文化、对行为方式的新理解。用哲学视角分析蕴含丰富哲学思想的新建筑,更容易理解建筑师的初衷和建筑作品的内涵。脱离哲学思想的新建筑往往徒有其表,哗众取宠。
3.2创新建筑设计
创新建筑设计,就是要打破常规,打破思维定势。思维定势对于建筑设计来讲,可以理解为“用别人的建筑观来做自己的设计”。大家都这么做,就是所谓的“常规”。建筑方案最吸引人目光的首先是“想法”,其次是艺术性,最后是功能造价等技术性问题。或许“首哲学、次艺术、后技术”是人们审视一个设计作品的常规顺序和心理状态。从哲学层面上入手,建筑师综合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建筑技术,产生的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更符合时代要求的设计理念并将这个设计理念作为核心展开设计,可以找到创新建筑设计的突破口。“本土建筑”寻求地域历史文脉的传承性。“山水城市”具有深刻的生态学哲理,其目的是建立“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相融合的人类最后的环境。日本建筑师安藤忠雄融合东西方文化理念,反对机能主义,认为建筑是人与自然的中介,是一座脆弱理性的庇护所。光、水、风教堂系列是安藤忠雄表达其建筑思想的杰作。作为非科班出身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凭借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建筑界特立独行的鬼才。创新建筑哲学可以提升建筑设计的品味,使建筑更具深度,更有内涵。建筑外在表现形式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哲学思想的创新。从哲学高度审视建筑的社会功能,实现利用建筑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理想,是建筑设计进入更高的境界的途径之一。
3.3创新建筑理论
“反映人的精神需求并解决社会问题”是新时期人们对建筑、对建筑师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创新建筑设计必然要求创新建筑设计理论。与时俱进的建筑设计,要求从实用功能、精神需求两个方面满足人的需要。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满足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较低层次的建筑目标;社交需求是很多建筑正试图达到的目标;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是建筑的高级目标。让建筑满足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首先要分析需求要点,整理设计目标,然后才是寻找途径实现该目标。缺乏哲学分析手段,建筑师很难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哲学与建筑设计的跨界联姻,使建筑理论有了新的突破口。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必须适应人类物质、精神需求的发展。今后的建筑设计理论已经不再满足于外观、空间、功能、安全等较低层次需求方面的内容,更多地关注了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哲学思想的创新。马斯洛晚年提出“超自我实现”需求,犹如音乐家在演奏音乐时感受到的短暂的“忘我”体验。建筑应该帮助身处其中的人实现“忘我”,达到人类需求的终极目标。建筑设计满足人们更高层次的需求必然要求将建筑设计上升至哲学高度,用更高的视角、更宽广的思维去审视、去思考。建筑设计理论的发展对哲学的依赖程度也会逐步加深。
4总结
纵观历史,建筑自古以来便是人们头脑中的世界观在物质世界的反映,体现了人们的物质要求和精神追求。建筑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和取得的重要成就,都反映了社会哲学发展的成就。哲学引导建筑设计是历史的选择,也是今后前行的途径。社会在发展,思想在进步,利用发展的哲学引导建筑设计,可以使建筑更好地体现人文精神,解决社会问题,满足人们不断提高的物质和精神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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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有普遍性,但中国哲学又有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主题是 究天人之际 ,故 推天道以明人事 是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哲学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唯物主义视阈中的虚拟经济
马克思以其极其敏锐而深刻的哲学判断力,从认识论悖论入手指出了这种“客体世界观”的根本缺陷。“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作为人类存在方式的实践,是人类直接生存于其中的客观物质活动。人类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中确证世界的存在。由此发展出完全不同于“唯客体”的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人以生产劳动的方式存在,人类的实践活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过程。因此,物质生产劳动成为人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过程。而生产劳动需要人的实践活动作用于客体之上,人与客体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人需要依据自身的生命需求用一种特殊的实践方式即生产劳动创造出劳动产品,而这些劳动产品是自然与人相互联系的纽带,是事物客体在人生命中的体现,表现为人维持生命的物质与意识的反映。因此,人以实践的方式与客观事物并存,也因为实践与客观事物相互渗透,并通过对方来表现自身的存在方式,形成了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得出结论:事物是普遍、内在联系的,客体就是凝固了的内在联系的过程,事物的本源是过程,主客体联系的过程,也就是矛盾的过程。一切矛盾就是过去一切联系结果与现在一切联系结果斗争的过程。辩证唯物主义为虚拟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支持:
1、全球经济处于普遍联系中,中国经济只有在不断的和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过程中,才能不断催生新的经济能量,经济才能充满活力。而真正能与世界经济紧密融合的便是虚拟经济。换言之,虚拟经济是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的钥匙,是中国不断获得经济发展动能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凯恩斯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超越在于看到了“流量”的重要性,虽然凯恩斯未能解释货币———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社会权力,但毕竟已经认识到流动性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只有“存量”没有“流量”的经济是一潭死水,虚拟经济在促进流动性方面则有着巨大的优势。当然,虚拟经济的发展会带来负面影响,甚至相当强烈。一方面,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易创造出双重价格体系;另一方面,可能对资源配置产生误导,影响国家经济安全。但不能因为惧怕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性和负能量就割裂了中国资本市场与世界资本市场的联系,割裂了联系就等于割裂了中国经济发展发动机上的纽带。能量有正负之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后必然波及到中国,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只能在实践中勇敢的面对并加以解决。世界本身就是一个二律背反,害怕和回避矛盾的后果是陷入更大的矛盾。观察经济社会发展要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审视,经济发展就是在正负能量不断对冲的矛盾中螺旋式的前进,每次大的波动后正能量都会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带动世界经济螺旋式的发展。从这个角度说,虚拟经济本身也是一个二律背反,矛盾是动力的源泉。
2、虚拟经济非常灵活,把全社会的资金都吸纳进来,事实上,当今社会每个人都被编织到金融网络中,即使没有投资股票证券,也难以逃脱,如社保金、医保金等,都与虚拟经济有联系。虚拟资本是系统性权力,弥漫于整个社会,形成支配全社会的金融权力,既不定型又弥漫在每个人身上。
3、应正确看待经济稳定性。经济的稳定性一直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通常根据一些经济指标来衡量,例如通货膨胀率,存贷款利率差、实际汇率波动指标、政府财政赤字等等。另外,人们的心理预期也是衡量经济稳定性的重要指标之一。辩证法认为,事物的稳定是相对的,事物的稳定性恰恰建立在不确定的基础上,稳定有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对事物的稳定无影响,不确定的范围确定确定性,这是辩证法认识对深层世界的认识,与旧唯物主义追求绝对的精确性相对立。把辩证法用于经济发展中我们就能认识到,这种不确定性即风险性,应当允许并重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波动,波动带来了风险性,但波动正是稳定的载体,波动代表机体内部新生力量的动力在突破旧势力的桎梏,是矛盾运动的表现。辩证法认为,每个层次要引起下个层次的变化,能量是不同的,所以每个层次的变化只能引起一个层次的变化,对其他层次无影响,各层次是相互绝缘的。08年金融危机引发全球经济海啸,其破坏范围广,穿透力强让人们难以预料,关于金融危机为何破坏力如此巨大,下文将做专门阐述,总而言之,是由于没能正确对待虚拟经济造成的。
4、经济发展是个综合性过程,是在物质化社会系统整体性推进发展中同时发展的。无论是研究实体经济还虚拟经济,都不能只从经济学科角度去观察,应用政治学、经济学、哲学三种学科综合思索。当今中国,政治哲学强调人民性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是不是人民,是判断某个经济政策的重要评判标准。所以,在制定某项经济政策时,首先应把人民的利益考虑进去,还要综合考虑社会、文化、国际环境等诸多因素,中国资本市场发育的20多年,虽然问题和矛盾频现,但总体上国家和广大人民通过资本市场获得了巨大财富,国家资本不断增值,这是符合辩证法事物发展规律的。
5、提倡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忽略和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石,物质生产和交换永远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是虚拟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保证。
二、辩证的看待两个问题
关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等问题,需要借助辩证唯物主义原则进行解析。
(一)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
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在经历了长时间资本市场泡沫积聚后的一次负能量的猛烈释放,是在虚拟经济畸形发展,攫取大量虚幻财富在西方人心里生成的“幻象”破灭后的集中爆发。把虚拟经济看成虚幻经济,游戏经济,完全脱离其现实存在的根基,任意创设虚拟的金融衍生产品,其本质已经完全脱离了唯物主义所坚持的世界观,当时的华尔街金融体系推崇‘游戏经济’,金融衍生品成为锻炼人的意志与想象力的工具。从马克思唯物主义本体论上理解,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不能理解为一种“直观对象”的存在关系,而是一种感性互动的存在方式,是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彼此独立而又统一的子系统。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应该存在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就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互动的过程,虚拟经济需要实体经济作为基础,实体经济也需要虚拟经济加以激活,正常情况下,张力内的经济的波动可以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与此相对立的“原像—镜像”关系实际上割裂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导致虚拟经济从应该坚持事物发展规律引向唯心主义的危险行为,当张力被强行拉伸,虚拟经济本身的风险性就会因为过度的投机行为加深,不确定性变得难以被认识,这势必产生极其惨烈的后果,“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的、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实体经济以实物或服务的流动作为其运行的形式,而这些形式都是以资金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在虚拟经济中,资金是以膨胀的信用化形态出现的,如果资金的信用化膨胀进入到实体经济中的生产循环,则就形成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紧密互动。由于这种虚拟的信用资金弱化了实体经济所需要资金的作用,因此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互动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虚拟经济的膨胀及波动促成了金融泡沫的生产,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因此,发展虚拟经济,并不是否认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是忽略社会因素任意虚设,更不能完全脱离实体经济跨越发展。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质而言有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既然把虚拟经济放在唯物主义视野中考察,就应承认它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承认其的现实基础,完全脱离现实基础的“虚拟经济”就其本身而言不是虚拟经济,是游戏经济和虚幻经济。虚拟经济是对现实基础的抽象和放大,且放大的比例应该在一定限度之内。承认虚拟经济的现实基础是实体经济,也就承认了虚拟经济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都是社会经济领域内的问题,二者之间联系密切,既具有矛盾的普遍性又有矛盾的特殊性,在对待二者关系上,尤其应注意研究特殊性,特殊性是事物的本质,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原因,是事物之间区别彼此的根据。既不能用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发展虚拟经济、评判虚拟经济,也不能因为虚拟经济的特长就否认实体经济的存在意义,忽视其存在的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崭新的制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在中国,无论虚拟经济还是实体经济,都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发展的,在发展中必然碰到许多问题,对于这些带有特殊性的问题,不能简单地用国外的或过去的经验去套,唯物史观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把所有问题都放在我们所处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全面把握,中国社会是一个有机体,所有问题都应该在这个有机体中通过实践加以分析解决。或许,哲学的“贫困”在于它无法为所有学科提供该学科本身解决问题的方法,但哲学的魅力正在于它可以对所有学科进行批判和衡量,提供解决问题的正确思维和道路。
(二)虚拟经济的经济安全性和风险性
乌尔里希•贝克曾说过:“风险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经济行为的‘准自然的’组成要素。”因此,虚拟经济也具有高风险性,这是由其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虚拟经济并不包括物质生产活动,因此其本身并不能创造财富,但却可以对实体经济创造出的财富进行再分配,这也是其虚拟性的表现之一。随着虚拟经济的规模不断地扩大,势必会增加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我国现在的市场经济中的也面临着微观性、不确定性与盲目性等消极因素。“作为虚拟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资产,包括期货、期权、掉期等衍生工具的价值,具有规避风险和发现价格的功能”,因此虚拟经济对经济系统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性能够有效地予以克服或减少,并由此为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切实保障,对于现代化风险投资和规模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点原因:
1、随着经济虚拟化程度的加深,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弱,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逐渐取得相对独立,不再依附于实体经济,但是虚拟经济的价值系统由于对整个市场经济体系产生影响,从而对实体经济的价值系统的影响却越来越强。
2、实体经济的价格主要受自然资源的制约,呈现出稳定的态势。但是,虚拟经济交易的载体是虚拟资本,而虚拟资本以资本化定价为基础,其价格主要受到人为心理因素的影响。因此,虚拟经济极容易产生频率较高的波动性。3、虚拟经济的重要功能体现在资本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提供的风险定价和交易机制,并提供了一个降低了交易费用的稳定环境,从而使得经济得以稳定增长。虚拟经济既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风险性,又促进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并对现代经济增长起到了相当大的贡献,这实际上加强了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异化”。基于以上原因,现代经济的危机发生主要并首先来自于虚拟经济领域,虚拟经济导致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从而增加了实体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因此经济系统的稳定运行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是虚拟经济的安全。虚拟经济的安全运行能有效地抵御来自内部及外部的系统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和国民财产的持续稳定的增长。当我们还在庆幸08年金融危机没有大规模波及中国的同时,一些经济学者把这些庆幸归功于中国尚未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人民币自由兑换没有打开等因素,但这种庆幸不能成为束缚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虚拟经济本身就是二律背反,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消极因素,当前很多经济学者热衷于从如何消除这些消极因素进行研究,这在哲学上是否犯了蒲鲁东式的错误?“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起来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马克思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由此可见,正确认识虚拟经济的消极因素及其可能带来的对市场经济体系的风险,建立起虚拟经济的风险预警系统对于问题的处理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如何在日后避免金融危机对国家经济的影响,从哲学角度考虑,那就是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下如何引导、转化、控制这些消极因素所带来的负能量,把它的破坏力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负能量带来的冲击做到最小化,从而降低风险,这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不要企图消除它,消除了消极因素,就消除了虚拟经济本身。
三、基于历史哲学维度的审视
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虚拟经济的性质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再一次被抽象,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行大量的金融衍生品,用虚拟经济的方式掠夺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的急速增殖和财富的大量累积,发达者愈达,贫困者愈贫困,资本主义的掠夺方式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地球变的越来越小,整个世界都纳入到一个交织联接的网络中,所有国家、所有民族都难以置身其外……各个领域突飞猛进,‘一日千里’、‘瞬息万变’通常只是一种形容,如今许多已经成为了现实。在这种形式下,任何闭关自守、试图封闭起来求发展,任何为我独尊、企图称霸天下,任何固步自封、陶醉于以往成绩,任何因循守旧、拘泥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都必将被时代潮流做淘汰”。对于虚拟经济性质批判的观点,笔者对其本身并不否认。但马基雅维里早就深刻的认识到,我们要关注的不是应当怎样,而是实际是怎样,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这是马克思基于历史哲学高度的深刻思考,是马克思对自身的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根本所在。某些固守在观念中的不适时宜结论必定会被历史所淘汰,与其义愤填膺的坚守马克思所做的某些结论,不如用马克思的方法解决现实的问题,以此获得自身的利益,才是真正马克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所谈论人性一样,任何人性的都要放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考量,我们在评判一种经济形式时,也应放在现存的社会关系和国际环境中考察,是拒绝融入国际资本市场,失去话语权,用一种阿Q精神的批判来自我安慰还是接受这种新兴事物主动与世界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接,赢得话语权,参与世界资本市场蛋糕的分配,其中的道理不言而喻。08年的金融危机虽未大规模波及中国,但直到现在中国也不得不为发达国家“埋单”,这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克罗齐指出,历史就是在善与恶之间不同转换,进化并非由恶而善的转变,而是由善而更善的转变,在这转变中,从更善那个阶段看去,恶也就是善。这里的善恶不是伦理道德维度的善恶,而是历史哲学维度的善恶。新兴的事物在起初总是以“恶”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冲击着人类的活动和思维方式。当今世界,虚拟经济已经成为最重要的一种经济形式,它所生成的虚拟生产力和虚拟生产关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们获得财富的观念,对于虚拟经济的“善”和“恶”,即虚拟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风险有待人们重新认知。风险是一种不确定性,虚拟经济在带来重重危机的同时,也酝酿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增长。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其洪水猛兽般的“恶”带来了世界性的灾难,但是,就是在这种“恶”中,“善”的萌芽开始发育,人们更加理性的思索虚拟经济的未来,当这匹脱缰的野马被重新拉回正确的轨道,能否给人类社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空间,历史终究会给出答案。问题不仅仅在于解释和批判,“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能不能既立足本国、坚持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又具有世界眼光、加强同各国的交流与合作;能不能既保证自己的经济安全、有效抵御各种外来冲击,又趋利避害、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能不能既扎扎实实做好当前的事情、不急于求成,又高瞻远瞩、准确地把握世界的发展变化;能不能既保持优秀传统、继承和发扬前任留下的好东西,又与时俱进、大胆进行改革创新……”这才是当下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真正思考并加以实践的责任。
一、哲学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被称为“爱智”。虽然人们对于什么是“智慧”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那就是哲学这一“爱智”并不等同于人们制造或生产出某个产品。它不是某种具体知识,而是人们对于人本身、人的活动以及人所生活的社会的一种理性反思。在古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看来,别的学科都是与某种实际用途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哲学产生的情况却不同,它完全超越了实际用途。面对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哲学倡导人们以理性的态度、向善的心理、高尚的情怀对待这些事物。哲学本身就是目的,学习哲学、掌握智慧,这本身就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二、以人为本,提高哲学素养
众所周知,以人为本的理念已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在关注自然、社会的同时,当然也少不了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追问。因而,哲学教育应当从这个角度出发,培养受教者的哲学素养,锻炼受教者的哲学技能。
1、培养哲学精神
哲学教育是我国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环节。就像恩格斯所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但理论思维仅仅是一种天赋的能力。这种能力必须加以发展和锻炼,而为了进行这种锻炼,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从哲学的本性出发,这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理论反思意识和批判意识。唯有通过这种理性思维活动,才能不断激起我们对真理的积极探索,从而推动人类认识和社会的发展。
2、锻炼哲学技能
哲学的学科特点与其他不同,“处处留心皆学问”这句话,在哲学这里最合适不过。这是最基本的一种能力,可以让学习者从中体会到哲学的有用之处。再者,哲学为人们提供理想、信念和价值导向。它需要通过职业化实现其专业化。有了专门从事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人才,才能纠正哲学非专业化的弊端,才能培养哲学的学术品位,才能推动哲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从事哲学教育的工作者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扎实的理论功底,应该善于研究教学的艺术,因此,需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不断地接受再教育。
3、创设哲学教育情境
哲学教育不应当只局限于一种职业教育,而更应当是一种哲学精神的培养。如果把哲学当作每个人的“终生大事”,从事哲学教育工作成为从教者的一种需要,他便会充满激情的去演绎这给他带来莫大幸福的事业,而不再是千篇一律地把哲学教材当作一般性的知识来讲授。“生活哲学化”和“哲学生活化”,将会使我们的梦想插上翅膀,在真正的哲学的殿堂里,尽情享受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感悟更多关于宇宙、关于人生及其意义的启发。
三、结束语
哲学的用处就在于它是一门改变人自身、而不是改变人的客观环境的学问。如果一个人有了这样一种深厚的哲学教养,他就不会去随波逐流,他就能体会到心灵的自由,以及与这种自由相伴随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不断地在认识过程中“转向”或者“回头”,从而逐渐摆脱偏执而走向超脱,摆脱流俗而走向明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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