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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望权,又称见面交往权,是指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亲或母亲一方享有的与未成年子女探望、联系、会面、交往、短期共同生活的权利。《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 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评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望权的法律保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评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望权的法律保障全文如下:
探望权制度,起源于英美法系国家,即不与未成年子女一起生活的父母一方基于自然血亲或拟制血亲身份关系而依法享有的在一定时间、地点,以一定的方式与未成年子女进行感情交流、短期共同生活的义务和权利。同时也是未成年子女所享有的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离婚率骤然上升,离婚后孩子的健康成长受到人们普遍关注。大多数单亲家庭中的孩子只能接受一方的教育抚养,未与子女一起生活的一方很难见到孩子,这严重阻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基于这种特殊国情,于2001年把探望权制度规定于婚姻法中,为父母子女之间亲情的维系和保障子女利益方面提供了法律依据,促进了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探望权制度本身立法存在的缺陷,使得探望权在实践过程中并未达到立法的预期效果。
(一)探望权的内涵
探望权在日本实务中称为见面交流权,我国婚姻法中称为探望权,我国台湾地区称为见面交往权。夫妻离婚后,双方之间基于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都归于消灭,但离婚不能消灭父母对子女之间的身份关系。基于这一关系,父母离异后有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有权对不直接抚养的子女进行探望。因此,只要父母子女之间的这种亲权存在,探望权就是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的法定权利。
《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义务。”可见,在我国的法律中,探望权的权利主体是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包括生父母、非婚生子女的亲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义务主体则是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或母。
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行使的方式没有做出明确规定,仅仅是规定了行使探望权的时间、方式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所以,当事人双方只能就权利的行使方式进行约定,而不是对权利本身进行约定。父母应本着有利于子女的利益的角度出发,按着协议优先的原则,确定探望时间和方式。
法律在规定探望权的同时,也对探望权的行使做出了限制。《婚姻法》第38条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我国法律采用了概括主义的立法模式,没有列举“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具体情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对于中止探望权的情形也没有做出具体规定。
(二)探望权案件执行的特点
与普通民商事案件执行相比,探望权案件的执行具有以下特点。
1.从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看,探望权案件执行当事人之间具有亲情或血缘关系。一般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执行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是陌生人关系,而探望权纠纷发生在家庭成员之间,是亲人之争、熟人之争,因而这类案件的执行当事人之间必然具有亲情或血缘关系,难以做到案结事了。
2.从执行理念上看,探望权案件执行具有特殊的执行任务。鉴于探望权是基于亲情关系而确立的人身权,在执行的时候就要有特殊的任务,也就是既要执行判决书上确定的义务,又要维持当事人之间良好的亲情关系。因此,对这类案件的执行,就不能简单地施以强制措施。
3.从执行标的上看,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标的具有特殊性。民法意义上的执行标的,通常是指债务人用以履行义务的对象,包括所有或有权处分的物、行为。但在探望权案件的执行中执行标的是义务人的协助行为。
4.从执行的过程来看,探望权案件的执行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普通民事案件的执行,往往是一次执行完毕,而定期探望权纠纷案件的执行内容往往具有长期性和周期性。探望权的实现不是一次性就能完成的,一般都确定为一月一次或数次行使探望权,直至子女成年。
5.从执行性质上看,探望权案件执行既涉私益又关乎社会公益。与一般民事案件的执行一样,探望权案件的执行满足了当事人因亲子血缘关系而衍生的亲权,此为私益;但另一方面,也是其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因为如果其不行使探望权,必不利于抚慰离婚给未成年子女所带来的精神创伤,不利于更好地对子女进行教育,此为公益。
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制度的规定弥补了婚姻法中探望权制度的缺失,使我国婚姻家庭制度更加完善,为解决因探望子女而引发的各种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但是,从司法实践来看,探望权不仅执行难度大,而且也与人们预期的效果相距甚远,在实践的应运中有很大的难度。
(一)没有充分体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早在 1991年12月29日,我全国人大会批准的《儿童权利公约》,正式承诺“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需的保护和照料,考虑到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此后,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开始从一般的保护儿童权益向“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发展。
在2001年修订婚姻法新增了探望权的规定,探望子女的权利法制化,是我国婚姻家庭法的一大进步。既然非直接抚养方同样承担对子女的抚养义务,那么自然也应当享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探望权不仅可以满足父或母对子女的关心,抚养和教育的情感需要,保持和子女的往来,及时充分地了解子女的学习生活情况,更好的对子女进行抚养教育,而且可以增加子女与非直接抚养方的感情交流,减轻子女的家庭破碎感,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但是,自古以来,我国的亲子关系都是以社会为本位。所以,我国的探望权主要从离婚夫妻的角度来规定,立法条文也表述为:“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
虽然探望权的出发点是保障未成年人的利益,但是,我国探望权的规定更加侧重于对父母权利的保护,没有从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出发,没有注重父母子女关系的整体协调;没有体现探望权的实现既要关注父母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子女的利益,以促进父母子女的整体福利的实现。从条文来看,探望权的主体是父母,所指向的对象是未成年子女。我国婚姻法关于探望权的立法的出发点还是以成年人为中心,虽然立法者的目的一定是为了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但是,从法律条文所体现的信息,人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未成年人还是被看作需要照顾的“物‘,他们需要被成年人安排生活,照顾起居,进行教育等等,好象他们的一切都是成年人给予的,子女还没有被上升到”人“的角度来被对待。
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对探望权进行规定时,他们的出发点和价值取向与我国有所不同,至少立法技术上要表现的更加科学与合理。在美国,根据联邦法律及各洲法律的规定,法院确定探视权首先考虑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就美国而言,首先从子女的最大利益出发,将子女置于探视权的主体的首要位置。法律明确规定,父母离婚后,子女有权与父母保持来往。如法庭在审理后认为进行探视不会严重危害子女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可以准予无子女监护权的父母一方享有合理探视子女的权利。美国的法律对父母探视权行使设置了许多限制性的规定。这样的权利的前提是对子女有利,其重点不是对成年人权利的保障,而是对子女利益的保障。
(二)探望权主体范围比较狭窄
由于探望权是亲权的延伸,通常赋予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也是如此规定。依据婚姻法的规定,享有探望权的主体只限于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这是对探望主体的极大限制,它排除了子女的近亲属尤其是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探望权,这是有悖常理的。
在美国,宪法上祖父母没有探视孙子女的权利。但是,美国的每一个州都先后制定《祖父母探视法》,允许祖父母探视孙子女,有的州甚至扩展至其他亲戚。1993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决议案,号召各州制定法律,允许祖父母行使探视权。1995年,”统一法律委员“起草《州际儿童探视法》。当时的克林顿总统宣布1995年为”祖父母年“.美国有的州对兄弟姐妹的探视权进行了规定。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如果父母和子女曾经生活在事实上的家庭之中,品行良好的父亲有权利要求维持恰当的探视权,即未婚父亲的探视权己得到法律的认可。
《加拿大离婚法》第12条规定:”配偶任何一方,或配偶双方,或任何得到法院的许可并为提出申请者,或任何这样的人,对婚姻关系中的子女应有同等的探视机会。“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度)及对子女的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的全部或者一部分;还规定家庭法院可以对交往权的范围作出裁判并对其行使作出对第三人有效的详细规定。
《瑞士民法典》第274条之一专门规定了第三人的个人交往,”在特殊情况下,如果有利于子女的利益,个人交往的权利也可以也可以给予其他人,尤其是子女的亲属。论文格式前款个人交往权的限制,适用有关父母交往权的规定“.《俄罗斯联邦家庭法典》第67条赋予亲属交往权,”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有权与未成年人孩子来往。如果未成年孩子的父母(父母一方)拒绝向近亲属提供与孩子来往的机会,监护和保护机关可责成父母(父母一方)不得妨碍来往。如果父母(父母一方)不服从监护和保护机关的决定,孩子的近亲属或监护和保护机关有权向法院提起排除妨碍的诉讼。法院应从孩子的利益出发并考虑孩子的意见解决争议。如果不执行法院的判决,对有过错的父母一方采用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措施“.
婚姻法只拟定了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享有探望权,而在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被撤销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是否也应有探望子女的权利,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法律虽无明确规定分居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一方控制子女,而拒绝另一方与子女接触、联络和相聚的情形屡见不鲜,由于无法可依,遭到拒绝的一方当事人要与子女相聚就得不到法律的救济。若将其纳入探望权的适用范围,这类纠纷就可得以解决,更有利于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和实际上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将未成年子女作为探望权的客体,与我国立法旨意不相符未成年子女要求会见未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乃基于血缘上的固有权利,未成年子女思念父或母更甚于父母思念子女,对其要求与父母接触、交往之权利不能无故加以剥夺,也不因父母之间的离异而加以阻碍。父或母因离婚而享受探望权,子女亦然。因此,探望权是一种双向性权利。'5无论民法设立的监护权,还是婚姻法规定的探望权,都是为子女利益考虑而设立的,故探望权不应当仅从父母利益出发,而更应从子女的利益出发。探望权不仅为父或母之权利,更应为子女的权利。所以,未成年子女不但不是探望权的客体反而应当与父母一样成为探望权的主体。我国婚姻法在规定探望权的时候只是明确不予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子女享有探望权,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将探望权的目标对象指向未成年子女,显然与上列的精神不符。
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来看,探望权的主体不仅是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还及于未成年子女和其他对子女事实上抚养的第三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承认子女的探望权,我国婚姻立法亦有借鉴的必要。事实上,未成年子女虽然依法律规定其行为能力受到制约,但是其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的事实不可更改,不管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不管是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作为人的角度而言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把未成年人当作探望权所指向的对象,也不应该把他们作为成年人所掌控的对象,要充分保障他们的权利、尊重他们的意见才是立法的本意,而不是相反。探望权立法的的宗旨在于保障未成年子女和其父母双方的权益,片面追求保障一方的权益都不符合立法的本意。
(四)探望权中止的规定可操作性不强
我国婚姻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新《婚姻法》第38条规定如果出现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事由,人民法院中止其探望的权利。为了防止探望权的滥用,对其作限制性规定是必要的。但是,这一规定对中止探望的具体事由没有明确的规定,对中止与恢复探望的程序没有规定。中止探望是否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向人民法院的什么部门申请?人民法院是通过审理程序还是执行程序来解决?当事人是否要提出民事诉讼?探望权是否自动恢复?这样的基本原则性的东西法律不作规定,实际上增加了探望权的纠纷。
再者,探望权在很大程度上是亲权的延伸,作为基于亲子血缘关系而衍生的自然权利,有着深厚的人性基础,若法律没有一个明确合理规定,而仅以法官的经验、良知以及法律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其作出取舍,不但有悖自然法则,也难以让人信服。中止探望权对探望权人影响巨大,也可能影响到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因此立法及司法解释都规定中止探望权的主体只能是人民法院,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人民法院中止探望权必须经过审理,查明事实,询问双方当事人,并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如果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已经消失,就应当允许恢复探望权的行使。人民法院接到有关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当认真审查当事人目前的情况,在确认当事人不存在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情形后,可以恢复当事人的探望权。
实际上,探视权作用是双重的,它可以减轻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的不良影响,帮助子女与父母继续维持已经存在的关系,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但是,如果当事人为了保持与子女的密切联系而行使探视权,探视权的行使通常会给原来的配偶带来许多烦恼。美国的法律也规定,如果出现行使探视权给原配偶及家庭,特别是对子女的生活有所干扰时,法院会做出禁止探视权的决定。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7条规定中止探视权的理由为”严重危害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健康“.另外一些法令授予法院自由裁量权,只要法院认为探视权的行使可能影响未成年人最大利益时,就可以发布命令中止探视权。
《统一结婚离婚法》第402条规定,在衡量子女的最大利益时,要考虑:
(1)子女、父母一方或双方对监护权或者探视权的意愿;
(2)、子女对谁作其监护人或进行探视的意愿。
(3)、子女与其双方或者一方及其他的兄弟姐妹和其他任何对子女的最大利益实现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之间的交互作用和相互关系;
(4)、子女对住宅、学校、社区调整的意见;
(5)、所有涉及个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
而且当子女达到一个合理的成熟年龄,法院通常对子女的意愿给予相当大的重视。关于子女对监护权和探视权的意见由法官私下查明,子女因此不会被强迫公开站在父母一方来反对另一方。为了实现子女的最大利益,一般情况下法院会允许品行良好的父或母探视子女,在种类案件中,法官考虑的极为重要的方面是子女的最大利益,是子女的生活环境的连贯性和心理成就的永恒性。如果父母行使探视权有害于子女最大利益的实现,法院将限制其权利的行使。
由于我国建立探望权制度时间不长,实践经验不多,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着种种缺憾与不足,既一定程度阻碍了司法审判实践的顺利开展,也严重制约了探望权制度应有作用的发挥。为此,笔者对完善探望权制度,谈几点粗浅的看法和建议。
(一)建立我国的亲权制度
亲权是近现代各国民法规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保护教养关系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我国一直以来没有象西方国家规定亲权制度。但是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基于规范亲子保护教养的实际情况,也初步形成了相关的法律规定。我国《婚姻法》(第21、22、23、36、37、38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章第8-2条),《民法通则》(第16、1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若干具体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20、21、22条)之中,散乱的规定了监护制度。
但是,一直以来,由于法律规定散乱,体系不完整,法律概念混乱,内容规定过于概括抽象,导致司法实践中操作不方便,出现不少问题。就离婚后的父母子女关系而言,一方面,法律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还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同时,法律还规定,离婚后,夫妻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权取消对方对该子女的监护权。
事实上,夫妻离婚后,子女只能够随父母一方生活,这时的直接抚养就是监护权或者亲权,对方共同行使监护权或者亲权事实上成为不可能,或者说只能处于停止的状态,但是他的义务是存在的,就是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这时候他享有的权利只是探望权,还有其他的期待权比如遗产继承权等。除非出现对方死亡或者丧失行使亲子监护能力时,他才可能真正获得法律规定的监护权。现实生活中,许多的未成年人由于父母滥用保护教养权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但是能够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获得救济的鲜有耳闻。所以,应该将分散在各法中的关于亲权的规定统一,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亲权制度,将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在亲权法中进行规定。探望权作为亲权的细化权利,应当在亲权法中一并规定。明确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准确定位探望权的性质,厘清探望权的权利义务内容,可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离婚后亲权的行使采用多样的形式,由原来绝对的单方行使亲权向双方共同行使与单方行使相结合。实践表明绝对的单方和绝对的双方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途径。在我国现在的体系下,完全采用的是共同监护,但是离婚父母与其未成年子女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共同监护实际是没办法实现的,比如,夫妻一方被长期监禁而离婚后,被长期监禁的一方根本无法承担共同监护的责任,要强制其履行共同监护的责任,也会有损法律的威严。在确立我国的亲权制度的时候可以允许多种形式,实行双轨制。单方行使亲权与共同行使亲权并存。
在一般情况下,共同行使亲权更有利于子女的利益。但是,如果共同行使事实不可能实现的时候,法律应当作出规定,从子女的最大利益出发,由法院衡量各种情况,确定一方行使亲权,但是同时应当明确对方有探视子女的权利。法院在选择了直接抚养方行使亲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权利过度集中于父母一方,可以将子女的财产的监护权全部或者一部分交由另外一方来行使,这样可以更好的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55条规定,”夫
妻离婚者,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的行使、负担,依协议由一方或双方共同任之。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一方、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益关系人得请求或依职权酌定之……法院得依请求或依职权,为未行使或负担权利义务之一方酌定其与子女会面交往之方式期间……“台湾地区的这种规定值得我们学习。采用双轨制更加有利于保障子女得权益,同时还体现法律对离婚父母自主意志的尊重,又能够体现社会为了未成年子女得利益而进行的必要的社会干预,也更能适应社会现实生活的需要。
(二)扩大主体范围
法律既要符合时代的潮流同时也要兼顾传统。把探望权的主体限制在父母与子女之间,肯定有立法者自己的考虑,但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应对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探望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感情需要给予必要的重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包括父母子女,但是一个家庭并不是完全由一代父母子女组成。在家庭关系中,除了夫妻关系、父母子女关系外,还有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等。就子女的健康成长而言,父母的探望对其影响固然大,而兄弟姐妹的探望、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探望,其作用也不容忽视。我国计划生育的国策已经实行多年,已经对几代人的生活观念,行为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对夫妇一般只能生一个孩子。独身子女的增加,生理年龄的增加,使得我国三代甚至四代同堂的家庭越来越多,一旦离婚,使其他的近亲属失去一个原本和睦的家庭,而且还要失去的对亲人的交往权,显然于我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相抵触,一个没有伦理基础的法律规定,不能说是一个良法。
按照中国的传统,祖孙之间、兄弟姐妹之间是十分亲密的亲属关系,从尊重民俗和倡导良好的亲属关系方面,赋予近亲属间保持联络与相聚的权利符合国民的意愿,也顺应中国几千年来深深植根于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而且,我国现行《婚姻法》、《承法》均规定祖父母与孙子女、兄弟姐妹互为第二位的抚养义务人,且彼此为第二顺序的法定继承人,如果连接触、联络、相聚的机会都没有,本该朝夕相处共享天伦的他们陌同路人,势必给履行抚养或继承义务和行使权利带来尴尬与困惑。如不赋予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一定的探望权,有违基本人情,也与我国良好的传统伦理与善良民俗不符,事实上使探望权失去其伦理的基础。因此,赋予离婚的子女的近亲属在特定条件下的探望权是法律应有之义。但是,其他近亲属享有的探望的权利的内容显然不能和父母同样。他们没有权利实施那些必须由父母亲自进行的权利和义务。除非出现父母丧失监护能力,被依法指定为监护人,才能享有法律规定的监护权。
适当放宽探望权的主体范围,赋予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近亲属探望权,在此同时也要将他们作为协助实现探望权的主体,这样更能够体现权利义务的一致性。在我国有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社会家庭生活状况,传统上几世同堂的现象很多,尤其是在农村,许多夫妻离婚之后,子女通常由祖父母或者外祖父母带养,如果法律上不明确他们的协助义务,就会给探望权案件的执行带来实际困难,所以在法律中应当明确实际照顾或者被委托抚养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人有协助实现探望权的义务。
同时,法律不应当仅仅对法定婚姻的当事人规定探望权,对于婚姻被宣告无效、婚姻被撤销或解除同居关系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的探望子女的权利作出明确的规定。此外,我国法律虽无明确规定分居制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父母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期间,一方控制子女,而拒绝另一方与子女接触、联络和相聚的情形屡见不鲜,由于无法可依,遭到拒绝的一方当事人要与子女相聚就得不到法律的救济。应当将其纳入探望权的适用范围,将更有利于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和实际上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的合法权益。通奸、强奸、卖淫、缥娟等非正当行为所生养的非婚生子女的权利依据《婚姻法》第25条的规定和婚生女同样,非婚生女的父母依法也要享有探望权,其探望权的实现方式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要适用法定婚姻的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
(三)明确抚养方履行协助义务的内容
我国婚姻法只是原则的规定,离婚后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从该法条的规定来看,没有明确看望的具体内容,以及履行协助义务的具体内容,实践中很难操作。对探望的时间、地点、方式的确定通常采用协商为主,协商不成由法院判决的方式。在美国,决定探望的方式和时间等由法官在考量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从有利于子女的利益出发来做出决断。加我国婚姻法所确立的基本原则也是如此,但是我国为制定法国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相对受到束缚,然而在裁决探望的内容时,法律只有原则规定,法官只能从维护子女的利益出发,在综合衡量双方情况的基础上,依照实际情况做出判决,这其中的自由裁量的成分一定会占据很大的比例,这与我国司法制度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所以,法律应当明确,法官在决定探望的内容时,所应当参照的情形,减少最终所作的判决上的人为色彩。直接抚养方协助的义务到底有哪些,法律应该加以明确。直接抚养方不得对未成年子女灌输对非直接抚养方实施探望不利的言语。在直接抚养方为了阻止对方履行探望的权利故意离间子女与对方的关系,故意贬低对方的人格,使子女对对方产生隔阂,进而产生不愿与对方见面的情绪的情况下,对方有权申请变更子女的抚养关系。笔者就曾经碰到这样的案例,一对夫妇调解离婚后,刚满4周岁的孩子随男方生活,双方对子女的探望问题也达成协议。
但是不久,女方找到法院说去探望孩子时,孩子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是坏妈妈,你不要我了“.以后再去探望,孩子说的话更加难听。她问孩子是谁这样说的,孩子说是爷爷、奶奶和爸爸说的。她的前夫也表示,既然孩子不要她,她就不要再来看望孩子了,孩子的抚养费也不要她给了。其实男方的意思很明白,就是对孩子灌输妈妈不好的观念,以此达到独占子女的目的。其实,男方这样的行为就是一种变相的不履行协助义务的行为,法律应当明确当事人有这样的行为时,而且这样的情况如果严重危害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和感情的健康,这时候如果对方申请变更直接抚养权的,应当准许。
在明确有关探望权实现有协助义务的主体后,还应当明确各该主体应当如何履行协助义务,履行什么样的义务。对于协助的义务,在履行时应当明确为积极的协助,而不是消极的协助。因为,一般情况下,子女和共同生活之亲人的关系较之另一方要融洽、亲密一点,如果出现子女对另外一方有抵触情绪,不愿接受探望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的父母采取的态度将会决定探望能否顺利进行,如果她(他)采取消极的态度,探望很可能就无法进行;如果他(她)采用积极的态度,劝说子女与对方会面交流,可能探望就会顺利进行,探望权人的权利可能就会实现。所以,法律应当明确,直接抚养方的履行协助义务的方式应当是积极的方式。另外,法律还应当明确,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有义务,不在子女面前贬低对方,人为造成子女同对方的隔阂,影响探望权的实现。以上的义务应当同样适用于其他有协助义务的主体。
(四)设立损害赔偿制度
探望权是离婚后非直接抚养与子女接触的最主要的途径,是专属的人身权利,如果直接抚养人故意设置障碍,阻挠非直接抚养人行使探望权,实际上侵犯了非直接抚养人的合法权益,是一种侵权行为,这种侵权行为必然给探望权方精神上带来极大达到伤害,既然实施了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应当规定,直接抚养方应当对对方因此受到的伤害做出赔偿。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的规定,来保护非直接抚养方的权益,在适用时主要体现对违反义务方的惩罚性。设立这样的惩罚的目的还在于促使相对方履行协助义务。
探望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复杂问题,但非有浓厚的社会学、法学以及司法实践的基础,是无法对此问题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研究。尽管笔者尽心竭力试图对此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想法,但终因学识及能力有限,无法对此问题进行更高层次的研究,所提出的观点也流于表面。种种遗憾,只能待日后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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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健康与教育不仅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还与其成年后的健康、收入以及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是故,研究儿童健康和教育的影响因素对于理解和制定有关儿童人力资本的政策尤为重要。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成长环境父母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1、相信孩子,就是对孩子独立行为的信任和肯定,是对孩子自我价值的认同。信任孩子,是给孩子的爱的最好诠释。对孩子的教育态度影响着对孩子的教育方式乃至教育成效。世界上鲜有“天才”,但如果我们相信我的孩子就是“天才”,并和孩子一起朝着“天才”努力着,那么,若干年后,我们的孩子也许就会成为“天才”。
2、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疑心自己的孩子。家庭是孩子的避风港和加油站,是孩子最应得到信任、理解和支持的地方。我们家长尤其是妈妈要注意:在任何时候都要站在自己孩子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怀疑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会认为:“就算全世界都抛弃自己,妈妈也会站在我身边”。
3、绝不打击孩子的自信心。我们家长应该多站在孩子的角度看问题,了解孩子的兴趣和意愿,多分享孩子的成就感,鼓励孩子勇于追求。妈妈要掌握好自己“唠叨”的分寸,言多必失,如果我们的关爱方式伤害到孩子的自信,就会得不偿失。本末倒置了。
4、鼓励孩子比苛责更有效。我经常提醒自己:“今天我表扬我的孩子了吗?今天我鼓励我的孩子争取进步了吗”这不仅是一种教子方式,更是家长对孩子寄予美好期望心理所体现的一种积极心态。所以说,没有不称职的孩子,只有不称职的父母。
5、赏识孩子。请多给孩子一些赏识,哪怕所有人都看不起他,我们家长都应该眼含热泪地去相信他、欣赏他、鼓励他,努力挖掘孩子身上的亮点,为他感到自豪和骄傲,帮助他树立起自信,保持良好的心态,让他在人生的长河中自信自强,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迈入成功的殿堂。
6、激发孩子的潜力。需要换一个角度去审视自己的孩子,因为我们所了解的只是他作为我的孩子所展现出来的一面。对孩子的信任,做孩子的朋友,能够激发孩子内心的动力,让孩子体会到被尊重和认可的快乐。他们会在父母充满信任和友好的目光中,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成功,实现他们心中的理想。
7、在错误中找孩子的优点。每个孩子都免不了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而孩子正是在不断犯错误、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所以,重要的问题不在于孩子是否犯错误,而在于父母采取何种态度让孩子认识并纠正错误。善于在孩子的错误中发现优点,用赏识的态度去教育孩子纠正错误,比严肃的批评和打骂更有作用。错误是成功的向导。如果不能从孩子所犯的错误当中寻找孩子的优点,也就是失去了找到成功的方向。诗人泰戈尔意味深长地说过:“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着在门外了。”
8、尊重孩子的选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逐渐地形成独立意识,其表现主要是产生了对
事物的主观认识以及有意识地选择。这是孩子进入社会性人格角色的积极因素不。孩子的选择可能还有幼稚不成熟的,但对他来说,这份选择的得出与一个成人所做出选择的过程是一样的。尊重孩子的选择是好妈妈最应具备的教子素质之一。没有无用的孩子,只有失败的教育。任何孩子都可以成才的,但前提是要发挥出孩子的主观能动性。要让孩子健康成长和发展,我们家长必须尊重孩子们的自主选择,这并非是父母推卸责任,而是培养孩子的自主能力和社会责任感,让他们逐渐成熟起来的必要选择。
9、自己的孩子不和别人比。孩子的心理是敏感的,也是脆弱的,如果我们家长总是拿别人家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做比较,他也许就会觉得你的爱从他的身上转移到了别人家的孩子身上,他会变得更加自卑、甚至将委屈乃至怨恨转移到别人家的孩子身上。
10、打击孩子比溺爱更恶劣。孩子的天性决定了他们更愿意接受肯定的心理暗示而排斥否定于自已的因素。在某些时候,我们家长对孩子的否定甚至打击,极有可能造成了孩子消极情绪的产生,甚至一蹶不振,不思进取。对家长来说,如果溺爱是给孩子的慢性药,那么,打击则是孩子无法面对的暴风雨。
11、微笑面对孩子的错误。懂得宽容别人,也要懂得宽容自己的孩子。容许别人犯错误,更要容许自己的孩子犯错误。对于孩子,宽容是一种最好的说教。微笑是一种最好的说教。微笑面对孩子的错误,让孩子在宽容快乐的环境下成长。在接纳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必能心胸宽广。在容忍中长大的孩子,将来必能极富耐性。
孩子的成长过程是不断地学习自立的过程。家长要给孩子充分的空间和信心去独立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困难、坎坷,不要怀疑孩子的能力。能力的养成需要锻炼和实践,我们家长应放手让孩子去体验生活,吃一点苦头也许会成为孩子成长的基石。家长爱孩子,请从相信他们开始吧!
我的孩子是个开心快乐的小女孩。曾经我和很多家长一样,对孩子的期望很高,希望孩子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反而感到,让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才是最重要的。
做一个好的家长,首先要做孩子的好朋友,有问题和孩子平等协商,而不是只是对孩子宣布自己的决定,给孩子的成长创造一个宽松平等和谐的环境,有利于孩子民主意识的形成。 还要让孩子多读书,知识全面,明白道理,教育她做一个善良的人,不论何时何地都要拥有善良的本质。
这个需要平时春风化雨般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我常常给孩子读一些感动人心的真情故事。随着孩子渐大鼓励她看很多这方面的书籍。在平时的生活中也随时教育孩子学会尊敬老人,照顾弱者,对人有爱心。这个教育的效果在我生病的时候得到充分的体现。春节前我因为腰部受伤卧床月余,女儿天天给我洗脚,洗袜子。虽然以前女儿从来没有给我洗过脚,但是一看到能干的妈妈病倒,女儿立刻像长大了很多,每天等外婆做好了饭就给我端到床前,到晚上就倒好洗脚水刷牙水端到我面前,一边走还一边喊着:“洗脚大王来了!”
接触现实生活得到的知识比书上来得更形象。这个是我的另一点体会。我本性里是一个渴望流浪的人,只是因为现实生活的限制,没有那么潇洒罢了。但是我只要有时间,哪怕是骑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天气并不暖和,也带着孩子去郊外玩。即使在同一个地点,即使在同一个季节,每次去看到的景物也都会有不同。也会有不同的收获。到了大自然中总会让人心情愉悦,比去人多的商场要舒服的多。孩子常常因为狗尾巴草又长了一些,叶子变红了变绿了而欣喜,还有什么比这种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更让人喜悦的呢!有机会的时候我也会带她出门旅游,见多自然识广。知识也就自然而然的增长了。
宽严适度,不要太骄纵孩子,也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疼爱孩子是父母的天性,一个拥抱,亲吻一下都是必需的,但是对于孩子的要求不加选择的一味答应,就容易让孩子认为一切都是应当的,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切不可让她以为一切都应该她独享。要教育孩子学会分享,照顾别人。在家里也是这样,有什么好吃的大家一起吃,不要全部都给孩子吃。对于孩子的要求,只要是合理的,在自己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答应,但是对于那些虽然合理家长却有难度或者根本不合理的要求,家长一定要耐心解释,而不要只是简单的拒绝。 奖惩分明。孩子有了错误,一定要让她知道错在什么地方,而不要简单粗暴的打骂,分析原因,明白道理。有进步及时表扬,有问题及时解决,尤其在学习上,如果孩子实在达不到你的要求,也不要太着急,不要给孩子很大的压力,在她耳边说:“你看人家谁谁的孩子怎
样怎样,而你怎么这么笨啊!”一个聪明的孩子或许就会因为你这几句话而变的越来越笨的。 教育孩子以好的同学为目标,不羡慕,不嫉妒,努力去做好自己就可以了。对于孩子的点滴进步都要及时表扬奖励,当然表扬奖励并不是只是物质的奖励,有时一句夸赞的话就会让孩子信心十足啊。
我还给孩子写博客,记成长日记。随时记下孩子调皮或者懂事的瞬间。那次女儿回家后先去了洗手间涮牙,这可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我猜一定有问题,后来女儿来到我身边,我闻到女儿身上有一股小卖部里卖的辣条味道,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刷牙了,我一方面对女儿的狡黠感到可笑,另一方面也立刻指出了她的错误,女儿被我发现了秘密,笑的倒在床上,直叫着投降:“妈妈,你真是无影鼻子,天下无敌!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她知道,我是一直最反对吃零食的,农村出来的我觉得家常便饭是最营养的,零食除了好吃对身体没有任何好处,只是偶尔买点解馋罢了。那天,我接着打开电脑把女儿的狡黠记到了博客上,然后让女儿帮着我修改,估计下次她一定不敢随便自己买东西了。因为妈妈是很厉害的,有超级鼻子,火眼金睛。
教育孩子的方法很多,很多专家也有很多的有关教育孩子的书籍。而我上面所写的,不成文,不成籍,只是一个妈妈的一点感受而已。若有可看之处,与大家共勉。我始终认为,让孩子健康快乐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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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离婚》发表的1925年,正值新文化倡导的 自由离婚 在舆论与现实实践中轰轰烈烈开展之时。相对于鲁迅的其他小说,《离婚》自问世以来,阐释既不充分,理解的歧义也最多, 难读 ,是很多研究者共同的感受。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小说《离婚》中鲁迅对爱姑的矛盾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爱姑是鲁迅小说《离婚》中的人物,她和鲁迅以往小说中的女性不同,她大胆泼辣,敢于反抗不幸的婚姻,社会的黑暗,爱姑的命运悲剧却无法避免。爱姑的不幸,是鲁迅对五四时期女性的出路问题进行的严肃思考,同时爱姑婚姻悲剧也远距离的无意识投射出鲁迅自身婚姻中的隐痛,本文将从小说的显在结构和潜在结构进行鲁迅对爱姑形象矛盾心理的分析。
小说中的爱姑处于辛亥革命后的大背景下,受到新思想的影响,无法忍受自己作为物品一样随便丢弃,开始向不幸的婚姻发出呐喊,进行反抗和斗争。为了能够讨回一个公道,她闹了三年,声称要闹得夫家家败人亡才罢休,可见爱姑是一位大胆泼辣的女性。
显在结构:对封建伦理下女性命运的同情与反思
在那个时代,爱姑身上体现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敢于向封建的族权和夫权发起挑战,这种品质无疑是让人感到欣喜的,但是她的反抗最终却走向了失败,究其原因,有以下两点:
爱姑反抗由最初的坚决,毫不妥协到最后的顺从让步,这和她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爱姑在大庭广众之下称自己的丈夫和公公为“老畜生”和“小畜生”,一门心思的想着如何让夫家家败人亡,逢人就开始诉苦,称这几年自己是如何的艰难,看到父亲为自己的事情折腾了三年,准备有想要放弃的念头时,爱姑就立马不高兴了,开始讽刺道“连爹也看得赔贴的钱有点头昏眼热了”。作为女性,她没有母性与女性的柔美,爱姑性格中的桀骜不驯,粗俗,残暴,在对其行为和语言的白描当中就体现了这一点,这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也是鲁迅所厌恶的。
爱姑为抗争到底,闹了三年,打了无数回架,也没讲和,施家招架不了爱姑和他父亲庄木三,请来了“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进行调节,爱姑对七大人抱有很大的期望,她认为知识分子是讲理的,会主持公道,认为“自己是三茶六礼定来的,花轿抬来的”“自从我嫁过去,真是低头进,低头出,一礼不缺”,他向七大人申诉,认为自己遵守伦理纲常,三从四德,是符合封建制度的妇道标准的,不应该被抛弃。爱姑的言行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欢喜”。爱姑的不是彻底的对封建势力的反抗,是对想做夫家的奴隶却又做不成的不满而斗争,所以他要找七大人的诉苦,说说自己的委屈,让他替自己讨一个公道,爱姑这种行径却让她陷入了奴性的泥淖,为了保住自己的奴隶地位,向自己的主子哭诉自己的合格,以免失去自己奴隶的身份。在一个民智未启的时代,爱姑寄希望于别人寻求公道,依仗着自己娘家的势力盛气凌人,用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撒泼,她反抗封建礼教,但她的的思想武器仍然是封建礼教。她不是通过自身的努力而寻求真正的解放,将自己的依附中心放到别人身上,最终自己只会让孤立无援。
爱姑生活在辛亥革命后,尽管辛亥革命具有不彻底性,但它以共和取代专制,传播了民主共和的观念,爱姑身上表露出了鲁迅其他小说中女性所没有的时代气息,她是鲁迅笔下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她能够大张旗鼓的离婚,挑战封建权威,但是在骨子里爱姑和辛亥前的女性是没什么区别的,究其深源,作为政权和意识形态的代表者的仍然是地主阶级,七大人和蔚老爷这类人构成了封建统治的基础,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护卫者。爱姑的丈夫暗地里?A上了小寡妇,爱姑要和他离婚,从理由上来说是天经地义的,认为自己是有理由抗争到底,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知书达理”的七大人身上,在七大人面前,爱姑始终都是一副怯弱的模样,当爱姑鼓起勇气对七大人述说自己的委屈时,刚开始说了几句,“爱姑自己是完全孤立了;爹不说话,弟兄不敢来,慰老爷是原本帮他们的,七大人又不可靠,连尖下巴少爷也低声下气地像一个瘪臭虫,还打“顺风锣”。但她在胡里胡涂的脑中,还仿佛决定要作一回最后的奋斗”。一发现七大人面部表情一变,她立刻就打了寒噤,七大人的一个“来……兮!”,只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吓得她不由自主地说:“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三年的努力付诸东流。从悬想要闹得他们(夫家)“家败人亡”,“走投无路”到这一声低低地应承,爱姑的勇气在顷刻间化为乌有,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起我们对爱姑自身的思索,――正是这一低低地应承揭示了比沉默更深的悲剧内涵[1]。
潜在结构:鲁迅自身的婚姻隐痛
小说中爱姑与丈夫无爱的婚姻在某种层面上也是鲁迅自身婚姻隐痛的投射,王富仁在《鲁迅的婚姻爱情生活一一影响他思想情绪和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写到:“我们应当重视一个作家的社会经历,但也应该重视他的私人生活与私人生活环境。假若说一个人的社会经历更多地决定着他的基本政治思想倾向,那么,他的私人生活则更多地影响到他的感情情绪,并且两者又是可以相互过度的:私人生活环境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整个社会生活是各种不同的私人生活的粘连体。[2]
1906年,对鲁迅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远在日本的鲁迅,收到了一份母亲送给他的“礼物”:与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结婚,这对追求婚姻自主,个性解放的鲁迅来说是一个噩梦,出于对母亲的爱,对母亲寡居生活的同情,他选择了服从,在这段20多年的婚姻中,鲁迅一直扮演的是一个孤独,寂寞,痛苦的牺牲者形象,对这段无爱的封建包办婚姻,鲁迅无限痛苦,他的爱情被这个吃人的礼教吞噬,他与朱安只是保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鲁迅面临着一个自己所不爱但却是一个无辜的女子,在当时,他对朱安的遗弃,就将意味着把她抛到封建世俗的冰窟中受人歧视和戏弄,而要顾全朱安女士起码的生存权利,他自己便要付出一生的痛苦代价,便必须放弃个性解放的正常理想。[3]在小说《离婚》中,爱姑的婚姻也是一个封建伦理制度下的牺牲品,她的反抗是无望的,她反抗的方式和目标都具有封建色彩,他是以一种封建的方式向更浓重的封建色彩反抗,最终只落下一个悲惨的结局。朱安和爱姑都是是封建制度下的牺牲品,我们不能说朱安就是爱姑的原型,爱姑的泼辣与反抗这是朱安不具有的,但她们都是有一个不幸的婚姻,对于封建制度下女性的悲惨命运,鲁迅充满同情,对吃人的礼教充满血泪的控诉,这也是鲁迅对自己不幸婚姻的呐喊与挣扎。
在一方面,爱姑在封建制度这张大罗网的斗争中,鲁迅是给予了无限的同情,女性追求自由独立意识的觉醒,对于不公平制度的奋力反抗,这是鲁迅对深受数千年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女性的期望,但是残存在女性骨子里的“愚弱”的粗野,浅陋的精神状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觉醒,中国的女性依然被吃,依然在“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中窘迫生存,这也就决定了鲁迅对爱姑的同情是有界限的。另一方面,隐性的批判是鲁迅对自身封建包办婚姻的隐痛,无爱的旧式婚姻,鲁迅,爱姑,朱安他们都是被吃人的封建礼教吞噬了爱情,对于吃人的礼教,鲁迅是刻骨的痛恨,对于同样作为牺牲品的朱安,他也是无限深沉的同情,他一直没有同朱安离婚,他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这恐怕也是鲁迅笔下的婚姻爱情都是缺少幸福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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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在财产方面的法律后果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二是债务的清偿;三是对生活困难一方的经济帮助。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离婚案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笔者就如何保护离婚妇女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权问题谈点肤浅的认识。
根据规定,在共同财产的分割上,首先要坚持合法、自愿的原则进行调解,由双方协议分割。调解不成时,法院应根据财产处理的五项原则,结合财产的实际情况以及财产的来源、数量等进行判决。如果双方另有约定,而且约定合法有效的,按约定处理。那么,在执行上述规定时,如何使女方权益不受侵犯,笔者认为:一是耐心询问,避免遗漏。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为夫妻共同财产。法律对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做出明确的规定,但很多当事人并不全然尽知。特别是有的妇女是“两不知”,一是不知法律规定的共同财产范围,二不知自己的家底,特别是男方的收益和债权等。法官在庭审中应耐心询问,并予以提示和引导,以便女方主张权利。二是查清事实,搞清财产。由于当前我国国民素质和经济状况决定,民事当事人的举证能力较弱,特别是妇女。因而,在推行当事人举证责任的同时,法官要尽举证指导责任,以明确当事人的举证权利与责任。特别是一些需要相关部门出具的财产证明,比如银行存款情况、证券公司的股权情况等,法官应走出去,避免坐堂问案。三是合理分割,适当照顾。对离婚双方的共同财产,应依法分割。当前,双方争执焦点大都在住房上,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掌握的原则是:对不宜分割使用的夫妻共有房屋,应在双方条件等同的情况下照顾女方。笔者认为,下列情况,女方应多分财产:第一,男方有过错的,主要有重婚,虐待或遗弃女方等行为的;第二,女方抚育子女的;第三,女方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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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和医学科学进步,青少年躯体性疾病发病率有所降低,但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发生率逐年上升。临床实践和研究证明,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特点、行为方式与其家庭养育方式密切相关。良好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良的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会导致其出现心理疾病。鉴于前人研究多采用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研究则以确诊为心理障碍患者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结果揭示出青少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与对照组相比,疾病组的父母较多采用“惩罚严厉”、“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较少采用“情感温暖”这种积极的教养方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父母给予子女情感温暖,就会使子女产生愉悦的情感,会让他们更加的接纳自我,反之,如果父母对子女持有拒绝、控制的态度,会造成子女自卑、焦虑、退缩、过分顺从、无安全感、攻击性强或反社会行为。另外,如果父母过分保护和偏爱子女,会使子女形成依赖性人格,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最后,父母给予子女过多的惩罚甚至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而在子女遇到困难时不能给予即使有效的帮助也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和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缺乏情感温暖、惩罚、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会增加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危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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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是鲁迅最后一篇现代题材小说,它的精彩之处又是什么呢?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鲁迅《离婚》的精彩之处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内容简介
离婚:作品写于1925年,作品中的女主人爱姑,是一个性格泼辣,敢作敢为的人。她为了维护自己独立的人格和权益,在封建势力面前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但在交锋后,她的梦想全部化为了泡影。属一个乡下女人的不幸。鲁迅有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那个爱姑在“七大爷”的威严之下,竟不敢说她早已想好的话了。有什么办法呢?他们是官,且有势。而她,只是一个乡下人。
写作背景
鲁迅的这部小说虽然没有像《伤逝》《祝福》那样产生非常大的社会影响,但是这一主题却反映了“五四”启蒙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先驱们在关于妇女解放运动过程中,面对几千年的封建道德伦理观念向前突进时的困顿与艰难;同时,也是作为“五四”先驱的鲁迅,在进行妇女解放的运动中,从自身婚姻的不幸中看到了足以代表当时整个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因此,《离婚》不再有像《祝福》中所揭示的“礼教吃人”和《伤逝》中“娜拉出走后怎样”这样鲜明的主题来供大家激烈讨论。看过《离婚》之后留给读者的感觉是深刻而复杂的,无论是对整个事件的描写,还是对人物的刻画,都让人感到一种复杂和矛盾,这种复杂和矛盾不是以简单的方式呈现的,而是隐含在当时的大背景中,是社会外因和人自身内因交织混杂在一起的,鲁迅先生本人也是在这种交织的矛盾和困顿中书写《离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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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以确诊为心理障碍的78例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探讨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进行测查。结果:疾病组和正常组在SCL-90和EMBU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父母缺乏情感温暖、惩罚、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会增加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危险性。
关键词:心理疾病;父母教养方式;青少年
随着社会和医学科学进步,青少年躯体性疾病发病率有所降低,但是心理疾病的发病率发生率逐年上升。临床实践和研究证明,青少年的人格、情绪特点、行为方式与其家庭养育方式密切相关。良好的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不良的教养方式不利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甚至会导致其出现心理疾病[1-3]。鉴于前人研究多采用健康人群为研究对象来考察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关系,研究则以确诊为心理障碍患者的青少年为研究对象来分析父母教养方式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以铜川矿务局精神卫生康复中心的78例青少年心理障碍患者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1名,女47名,年龄13~19岁,平均(16.7±1.25),父母受教育程度高中及以上的有22例,高中以下的有56例,他们的心理障碍分布如下:精神分裂症的有15例,强迫症的有5例,焦虑性神经症的有22例,抑郁症的有17例,恐惧症的有5例,社交恐怖症的有14例。所有诊断均由精神科医师做出。为了便于分析青少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之间的关系,同时选取了78例健康被试组成对照组,其中男31例,女47例,年龄13~19岁,平均(15.8±1.34)岁,两组均自幼与父母共同生活。
1.2 方法:症状自评量表(SCL-90)和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对正常人群和心理障碍患者进行统一施测。SCL-90共90个项目,包括10个因子,每个项目采用李克特5级计分[4];父母教养方式量表(EMBU)由岳冬梅等人修订,其中有反映父亲教养方式的6个因子(58个项目),反映母亲教养方式的5个因子(57个项目)[5]。所有数据采用SPSS17.0进行录入和分析。
我们分别对两组被试在SCL-90和父母教养方式问卷(EMBU)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详见表1~2。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除“敌对”因子外,疾病组在SCL-90其他因子上均显著高于对照组。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我们发现在“父亲情感温暖”和“母亲情感温暖”上,对照组均显著高于疾病组,在父母“惩罚严厉”、“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上疾病组均显著高于对照组。
(表1,表2略)
本研究结果揭示出青少年心理疾病与父母教养方式密切相关,与对照组相比,疾病组的父母较多采用“惩罚严厉”、“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较少采用“情感温暖”这种积极的教养方式。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2,3,6]。父母给予子女情感温暖,就会使子女产生愉悦的情感,会让他们更加的接纳自我,反之,如果父母对子女持有拒绝、控制的态度,会造成子女自卑、焦虑、退缩、过分顺从、无安全感、攻击性强或反社会行为。另外,如果父母过分保护和偏爱子女,会使子女形成依赖性人格,以自我为中心,不能很好的适应环境。最后,父母给予子女过多的惩罚甚至为一点小事就大打出手,而在子女遇到困难时不能给予即使有效的帮助也会导致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因此,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心理健康的发展和人格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父母缺乏情感温暖、惩罚、拒绝、过分保护和偏爱等消极的教养方式是青少年产生心理疾病的重要原因之一,会增加青少年心理疾病的危险性。
[1] 王秋英.家庭养育方式与中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的性格研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8,12(5):276.
[2] 钱铭怡,肖广兰.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自我效能、自尊与父母养育方式的相关研究[J].心理科学,1998,21(6):553.
[3] 蒋 奖.父母教养方式与青少年行为问题关系的研究[J].健康心理学杂志,2004,27(1):72.
[4] 张明圆.精神科评定量表手册[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22.
[5] 岳冬梅.父母养育方式评价量表(EMBU)[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1,11(2):213.
[6] 宫翠峰,李 涛,薛秀梅,等.青少年心理疾病与家庭养育方式的关系[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2,10(2):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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