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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开始了波澜壮阔的改革进程,中国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改革,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了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然而,政治改革在中国何以发生、其发生的内在依据以及政治制度供给的主体是什么?本文采用不同于传统的分析方法,引入了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从政治制度供给的视角来分析中国政治改革的历史必然性及改革中政府的角色定位问题。
政治改革的发生,首先要产生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但并不是有一定的政治制度需求,就一定能够产生相应的政治制度供给;或者说,政治制度供给并不一定完全满足政治制度需求,也可以理解为潜在的政治制度供给不一定成为现实的政治制度供给。
原因主要在于政治制度需求与政治制度供给存在社会收益与个别收益的差别。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制度需求是制度服务的接受者的需求或社会需求,是在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且这里的制度收益通常指制度的运行收益,制度成本也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与制度需求不同,制度供给一般是制度决定者的供给,它是由制度决定者生产和提供的。制度供给虽然也是在制度成本和收益分析的基础上决定的,但它所依据的不是制度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而是制度的个别成本和个别收益。“不仅如此,决定制度供给的个别成本也一般不是指制度的运行成本,而是指制度的变革成本”。制度的运行成本和变革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运行成本是指维护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运转而必须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耗费,是在该制度建立起来并投入运行之后才产生的费用;变革成本则是为建立一种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所必须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一种过渡成本。一旦一种制度或制度结构建立起来,变革成本就会终止,运行成本随即发生。
既然制度需求是由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决定的,而制度供给是由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决定的。由于制度的社会成本、社会收益与个别成本、个别收益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其社会净收益与个别净收益之间也必然存在差异和矛盾。当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制度接受者或社会成员产生新的制度需求时,只有新制度的个别潜在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即制度变革者感到有利可图时,才会提供新的制度安排,这时政治制度供给才能满足政治制度需求,政治改革才能发生。否则,虽然新制度的预期社会净收益大于原有制度的社会净收益,但新制度的预期个别净收益小于或等于原有制度的个别净收益,这时推行政治变革对制度供给或决定者来说显然是不划算的。在此种情形下,潜在的制度供给不会形成现实的制度供给,虽然社会有政治制度的需求,但政治制度的供给者往往缺乏制度供给的意愿和动力,政治改革当然难以发生。因此,“制度变革与其说取决于制度需求,不如说是取决于制度供给”,政治制度变革是在社会政治制度需求的前提下,政治制度的供给者或决定者主导的政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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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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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香港,波澜再起。自2月以来,香港激进团体发起多次“反水货客”行动,后演变成“反对内地游客来港自由行”。3月,一批戴着口罩的激进者响应网上号召,以“反水货客”为名,在新界上水、屯门以及九龙尖沙咀集结,指骂、围攻内地旅客,追着旅客并脚踢他们的行李箱和物品。作为回击,有内地网民高喊取消供港制度,“以惩治高傲的香港人”。供港制度――这一延续了数十年的对港物资供应制度,再次被公众的视线聚焦。
回归18年,中央政府为保障香港的繁荣与稳定不遗余力,供港制度便是为一项对香港的“仁政”。
“仁”――儒家的核心精神之一。孔子的“仁”是一种含义极广的伦理道德观念,其最基本的精神就是“爱人”。孟子从孔子的“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发展成包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为“仁政”。
先秦兼并战争连年不断,百姓民不聊生。名士们可以自选列国而效力,百姓们自然也追随治下稳定的政权。彼时,人口即意味着生产力,统治者要想取得一方基业的稳固,必然要争取平民百姓的支持与定居,从而增加物质生产,壮大国力。于是,在政治上,“仁政”体现为“民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里的“贵”,是“重要”的意思,是统治者得以施行统治的基础。“夫仁政,必自经界始”。仁政的基础是”制民之产”,让老百姓有生活上的基本保障。而“仁术”,即为“施行仁爱之道”,见于《孟子?梁惠王上》篇,是孟子在与齐王讨论用牛换下羊以行衅钟之礼时所说。有了“仁政”,还要辅以“仁术”方得以行之。如果说长久以来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的各项照顾性政策是“仁政”,那么供港制度便是其“仁术”的具象表现。
1963年春夏,华南地区遭遇大旱,香港亦深受其害,被迫开始限制居民供水。然而此时的香港正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上升阶段,遭遇缺水的瓶颈无疑是一个噩梦。面对香港的困境,周恩来主动伸出援手,批准建立深圳水库,引东江水支援香港。自1965年3月起,广东省每年向港方出售不少于6820万立方米生活用水。1979年,双方达成连年增加供水量的协议,至2000年供水量已达7.8亿立方米。供港制度从此产生,并陆续拓宽了其供应面。
地域狭窄的香港,人口稠密,最便捷的获取日常生活物资的方式就是从大陆取得。从供水开始,供港物资的种类陆续增加,逐渐形成了包括食品、水、煤炭的供应格局。目前,香港市场上90%的蔬菜,95%的活猪,100%的活牛和河鲜产品,都来自于内地,有力地保障了香港居民的日常食品消费需求。仅以食品供应链条为例,“香港近九成的食品来自进口,其中六成来自内地。而广东毗邻港澳,是港澳市场蔬菜的重要来源基地,其90%以上,每年近80万吨的蔬菜来自广东。”与内地食品安全由数个部门分段管理不同,供港食品形成了一个严格的监管链条,具体体现如下:
其一,所有供港蔬菜都需要有“出生证”,必须出自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香港方面认可的供港蔬菜备案基地。所有供港蔬菜严格实施登记制度,且必须来自注册登记的种植基地和农户。一旦发生食品事故,这种信息追溯机制能够快速地找到生产商,解决问题并消除隐患。这就从源头上增加了食品供应商的的安全压力,降低了发生食品安全事故的风险。
其二,形成独立的食品供应系统。大陆对供港食品实行出口配额管理,由商务部在每年年初制定各项供港物资的出口配额任务,并分配到各省市进行生产。但这并不意味着由政府负责食品的生产,而是由市场上的企业来进行食品生产、经营管理和市场供应。这套系统相对封闭,生产目的性很强,增大了供港食品的安全系数。
其三,实行严厉的监管手段。内地检验检疫部门和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同负责供港食品的监管,监管机构职能集中,权责统一。以深圳检验检疫局为例,其配合国家质检总局的政策就制定了十项严格制度以确保供港水果卫生安全。在供港食品模式中,在严厉的监管高压线前,供港生产商一旦违规,将面临撤销供港澳资格的严重后果。
然而,供港食品之所以要求严格,并不是内地刻意而为之,而是因为香港的食品检验要求本身就非常严格。“香港按照风险大小对食品生产经营者进行风险管理,对最低风险的一类至少每12个星期检查一次,对中等风险的一类至少每8个星期检查一次,对高风险的一类至少每4个星期检查一次。”来自内地的食品要获得香港准入的通行证,就必须实行香港方面的严格标准。另外,供港制度并非无偿“供港”,供港物资的提供者是市场企业,这是基于市场环境下的正常买卖行为。如果内地不肯供应,香港并非就活不下去,依然可以向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物资。
长时期以来,官方一直强调,保障供港食品稳定安全是政治任务,这给内地居民一种供港物资是“特供”的错觉,也使得部分内地居民留下“供港制度是特权制度”的印象。供港制度的背后主导者是中央政府,这也为这项制度蒙上了一层“特供”的面纱。接二连三的“”事件极大地激怒了内地人,对供港制度的误解也使得不少内地网友抱着“恩主”的心态,高喊取消供港制度。时至今日,供港制度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又是什么造成了香港这部分年轻人对殖民地时期的留恋和盲目的排华?
香港经济地位的下降,部分港人殖民心态的残留,以及内地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是矛盾产生的重要原因。
首先,经济地位的下降。十九世纪的香港,尚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渔村。自1842年英国割占香港岛开始,香港被港英政府统治经营155年,并在20世纪逐步成长为国际型城市。大陆解放前夕,内地大量资金、设备、人才流入香港,加上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大陆遭曾到西方国家的禁运与封锁,香港成为大陆与西方世界沟通的唯一窗口,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促成了香港在20世纪中叶的繁荣。而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中国,沿海城市发展迅速,对香港的地位造成威胁,漫长的海岸线存在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其中最有可能对香港地位造成威胁的是上海。“大上海有着中国10%的生产力,有着雄厚的工业经济基础,有着先进的技术条件,更有着良好的商业传统和江浙两省的坚强后盾。”从1990年到2007年,上海的GDP从占香港的21.3%一跃而至占香港的77.7%,足见其发展势头与潜力。必须承认,香港的经济地位已大不如从前。
其次,港人的心理不平衡和殖民心态的残留。回归之后的香港立刻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发展遭到重创。加上内地的经济发展状况逐渐赶上甚至超过香港,部分香港人开始怀念起港英统治的时代。与此同时,内地的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前往香港旅游观光的内地居民也逐年增加。然而在部分香港居民眼中,内地人还是一副“暴发户”的形象,加上部分内地游客确实素质不高,做出有辱形象的事,更增强了这部分港人的优越感。内地游客前往香港大量购物、内地居民前往香港生产被认为侵占了香港人的资源,引起港人不满。
此外,频发的内地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的内地居民不满。近年来,珠三角的某些超市开始销售“供港蔬菜”,受到消费者的热捧,原因就在于供港食品的监管力度更严,安全性更有保障。难道仅仅是因为两地的食品监管标准不同?“2011年《中国的对外贸易》白皮书中显示,2010年中国出口美国、日本、欧盟的食品安全率也非常高,达99.5%以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内地食品安全率低下,事故频发!”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为何作为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居民就能够享受到比大陆居民更有保障的食品提供?供港制度引起部分内地居民不满的根本原因在于,这更像是一种区别对待的制度体现。
然而,如前文所述,香港人多地少,第一、第二产业早已转移,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必须由大陆提供。供港制度有必要长期保持下去,这直接关系到香港的社会稳定,高喊取消供港制度的网民并非真正理性的网民。香港的激进者也毕竟只是少数,这些人不能代表香港,更不可能达成目的。但这股反对内地游客、支持的激进潮流已显示出其不良影响:引起陆港两地民众间的误会,激化对立情绪,为香港极端反对派找到了提供了新的利用话题,并给了境外敌对势力制造了实施分裂、分化图谋的机会。对此,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重视,并探寻合理的解决途径。
优化陆港两地交往机制,着力解决交往难题。近年内地游客的大量入港确实对香港居民的生活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反水客”中的“水客”即指来往于陆港两地的走私者,如何应对两地人民的交往给香港带来的压力是两地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只有合理地疏导缓解这些压力,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内地游客对香港居民生活的冲击,才能从根源上化解不满情绪。
陆港两地都要加大对民众关于港情、陆情的宣传与普及。香港民间对大陆人不满的声音经过一些居心不良的人的放大,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境外媒体的大肆渲染,已对香港居民的认识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模糊了内地人对于香港乱象真相的认识。对网络上的激进声音与不实消息,两地官方要及时澄清网络谣言,发布事实真相,引导民众理性对待激进事件,防止事件继续发酵扩大。另外,要严惩扰乱社会秩序、破坏公共财物的激进分子,震慑这些破坏两地关系稳定者。
逐步提升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内地食品安全问题的频发,让不少内地居民对内地的食品安全失去信心。供港制度本不是“特权制度”,但与内地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一对比,难免让内地居民心生不平,造成“我们省吃俭用把最好的都留给你们”的错觉。大陆居民对供港食品的热捧反映了内地不健全的食品监管现状,也是造成部分网民对待激进事件更加激进的推手。
尽管香港社会长期存在着激进的声音,但我们要清楚地知道,绝大多数港人是爱港爱国的,绝大多数内地居民也能够理性看待这一系列风波。两地人民交往中存在误解与隔阂是正常现象,加以合理的引导与解释就可以帮助两地人民认清事实与真相,化解矛盾。供港制度是一项“仁政”,它极大地保障了香港居民日常生活的稳定与香港经济的发展;供港制度又不是一项“仁政”,因为其本质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业供给制度,并不是一项特权制度。评判一项“仁政”是否得当的方式不在于施政者得到了多少回报,而在于它是否切实给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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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西方国家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时期,期间围绕着资格(如财产、教育程度、种族、性别等)和权力进行过多次博弈。英国经过多次选举法改革,才逐渐取消了对选举权的限制,在社会组织不断发展的条件下,形成以“普选权”为特征的政治制度,并在20世纪后半叶通过对自由资本的规范和对社会的干预,形成了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现代社会福利国家制度。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或多或少地效仿了这种制度,形成西方政治社会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框架通过以宪法为主体的法律制度得到贯彻落实,基本内容包括:以政治竞争和政权轮替为目标而动员社会的选票政治,在政治组织机构上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以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制度。
1.通过选票政治实现政党竞争和政权轮替。欧洲是政党政治的发源地。从17世纪英国议会中围绕王位继承问题出现的派别,发展到当今活跃在各国和欧盟政治舞台上的政党,政党政治无处不在。政党是组织和动员社会的主要政治力量和政治组织形式。政党政治以竞争为主要手段,以掌握政权为主要目的,在多数西方国家建立了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体制,使不同的社会利益和诉求在竞争中得到表达,并借此保持政局的相对稳定,防止执政党腐败,并提高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竞选中获胜的政党不仅可以通过执政地位贯彻自己的政策主张,而且可以获得立法的优势地位,从而影响国家发展方向。因此,政党一般将其工作重点放在选举活动上。为赢得选举胜利,各政党都全力以赴,推选候选人,制定竞选纲领,筹集竞选经费,想方设法进行竞选活动,以赢得选民支持。选民也通过对于执政党的选择表达自己的意愿。但是,由于选票政治需要调动大量的资金用于拉选票,所以它实际上已经脱离了人民的意志而成为资本和利益集团的工具。
2.三权分立政治组织结构 。现代西方国家议会制度的核心是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相互独立,相互制衡,其根本目的在于使政治权力受到有效控制。但是,在当今西方社会,“三权分立”已经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政治现实,媒体的独立地位和广泛影响力已经为其赢得了“第四权力”的称号。同时,在所有权力机构中,议会的作用也相对突出。议会又称国会,是现代西方国家的代议机构。它由人民通过普选产生的代表组成,以“表达全体人民意志”自居,一般享有立法权、预算权和行政监督权,因此地位十分凸显。以“议会制”国家英国为例,议会是英国的最高立法机关,议会负责制定、修改、补充和废除法律;议会是行政权力的来源,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的不信任案,内阁必须辞职;议会还负责审议和批准政府的财政预算和财政决算。
3.政治上相对“中立”的职业文官。文官是职业公务人员,与通过随执政党更迭而获得任命的“政务官”不同。该制度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引入加以改造,以防止“政党分赃制”的弊端。其基本特征包括:公开考试与择优录用、严格考核与论功行赏、无过失终身任职、在政党政治方面保持“中立”等。职业文官是西方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比利时从去年6月13日国会选举无法产生绝对多数后,无政府状态持续超过一年,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尽管没有政府,但比利时政局仍然稳定,各项工作仍有条不紊地进行,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官体系的支撑。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波兰尼对于西方社会的观察是富有深刻洞见的。今天世界发生的一切似乎都在显示,波兰尼所描绘的“19 世纪的社会和政治历史看上去又要重演,不同的只是今日的舞台已经大大扩大了”。 波兰尼的分析反映的是以民族主权国家为边界的时代特征,而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已跨越国界,经济全球化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扩张。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人们传统的经济生活,把世界各国纳入了一个统一市场和统一行为规范下的经济体系之中。经济活动在扩大的边界内进行,但是社会和政治活动却仍然局限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内,对市场的肆意行为无法形成制约。西方社会花费了几个世纪才形成的三者相互制约的体制就这样出现了失衡和不对称的状态。具体来讲,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大利益集团。从20世纪90年代起,跨国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经济行为主体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私人资本不仅富可敌国,而且权可敌国。跨国公司在公司经济规模、雇员人数、经营地域发展战略等方面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和承担者。在经济、政治的各个领域,跨国公司正在越来越多地代替传统的民族国家行使各种权力。跨国公司逐渐脱离国家,成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行为者,它们要国家在国际上代表它们的利益,却通过向国外转移资本而摆脱国内的再分配义务。为了维护公司利益,它们往往通过各种手段或直接或间接地对民族国家的政府施加压力,影响政府的决策。作为利益集团的典型代表,跨国公司对政治决策过程进行广泛介入,已成为现代民主体制中重要的利益协调者和社会动员者。欧盟内利益集团的游说对象不仅包括国家和超国家两个层级的议会,也包括专家小组,还包括欧盟委员会或部长理事会。美国的利益集团为了左右政府决策,常常使用内部游说、影响选举、外部游说、提起诉讼等几种主要策略对议会、行政和法院施加影响,参与美国的立法过程、行政决策和司法审判。
2.力量失衡导致的贫富不均日益加剧。强势和全球化的资本与弱势和民族化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导致分配领域里权力向资本大幅倾斜,并进一步导致全球范围内的贫富悬殊,西方发达国家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英国最富裕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价值为85.3万英镑,最贫穷的10%人口的人均资产只有8800英镑,相差几乎100倍。美国0.1%高薪族占据了全国总个人收入逾10%,他们平均每年收入逾170万美元。相反,基层人员的收入数十年来不升反跌,造成美国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收入差异。在2008—2009年间,法国最贫困家庭的生活水准持续下降;而同期,那些最富裕家庭的收入却继续上升。底层生活水准下降的同时贫困人口也随之增加,共增加了33.7万人,达到817万。生活在贫困线之下的法国人增加了0.5%。市场机制将劳工和移民带出了世代生存的土地,去追逐工作和富裕,从而加剧了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失衡的局面,积累起越来越多的社会不满情绪,罢工抗议浪潮迅速席卷欧美各国。英国《独立报》评论认为,这些抗议行动预示着自1968年革命狂热以来最大规模的公众反抗斗争的开始。“占领华尔街”运动现已蔓延到美国多个城市。这场抗议活动受到了“阿拉伯之春”抗议运动的启发,目的是反对经济不平等和1%的特权阶层。它的口号“我们都是99%”现在已经为全球各地这类行动团体所采用并有进一步向全球扩散的趋势。
3.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全球市场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力量失衡引发的各种问题在许多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突出,政治制度出现空前重负,经济社会和政治相互促进和制约的格局变成了相互抵消和限制的格局。
首先,欧洲福利社会通过影响政治而获得的经济福利由于资本的外流和全球性的竞争而难以为继。西方发达国家一方面要通过寅吃卯粮、高筑债台来维系入不敷出的福利财政,另一方面又要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抑制过高的劳动力成本,使本国的产品恢复国际竞争力。这种处于腹背受敌的状态,引发了大量的社会不满和抗议,从而加剧了政治制度的脆弱。
第二,反映社会情绪的媒体加入了批评政府的行列,并且通过优化了的传播媒介和渠道,使对政府的批评能够快速扩散、加倍放大,有时产生“蝴蝶效应”。在德国,媒体对默克尔政府政策的诠释极大地削弱了她的执政能力,她领导的政党已经在六次地方选举中失利,基民盟及基社盟目前在选民中的支持率跌落到32%。英国媒体对政府也批评不断,认为联合政府面临着内忧外困:经济疲软、医疗保障制度和刑法制度改革的急速转变、利比亚战争等使得局势对联合政府来说十分困难。有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民众对反对党工党的支持率为41%,对执政的保守党的支持率为35%,对执政联盟中的自由民主党的支持率为13%。在欧盟其他国家内部也孕育着各种不满情绪,包括对北约军事力量的过度使用。可以说,由于多重社会失衡的出现,西方社会内部的多重不满也在生成和蔓延。
第三,极右翼民族主义抬头,在选举中得票率不断上升。当国家化的政治力量难以应对全球化的市场时,一种选择就是重新固化民族国家的边界,重弹狭隘民族主义的老调,进而制止外来移民的涌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实行保护主义政策等。还有一些极端势力采取更为激进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从伦敦骚乱到挪威袭击爆炸事件,这些都表明整个西方社会矛盾凸显,民众不满情绪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纷纷组建或发展区域性经济集团,走区域一体化道路。从一定意义上说,欧洲联盟成员国希望通过一体化形成一种新的有保护的边界,一方面通过欧盟大市场的建立,使资本和市场的力量获得比民族国家更大的自由活动空间;另一方面则对外采取保护措施,对内力促提高竞争力,让欧盟市场内的社会和经济力量重新达到某种程度的平衡。欧盟的组织结构恰恰体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不平衡的状态。 具体地体现在各个不同领域里的不同权能。
1.欧洲经济一体化。欧洲一体化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通过一体化、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的建立,放大了欧洲国家的经济边界。特别是关税统一,明显有别于外界的“欧洲经济”区域开始形成。同时,在农业、竞争政策、对外贸易等领域建立共同政策,为各国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保障。其次,统一大市场的建设。《欧洲单一法令》在共同体的新边界内建立了统一大市场,促进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的流通。最后,经济与货币联盟的建立。欧元的启动意味着货币层面的一体化最终实现。此外,欧盟还设立了欧洲央行与央行体系,并确立了四项标准,以规范通胀率、财政赤字、汇率与长期利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化,使成员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逐步向欧盟一级转移和共享主权权利,基本完成了经济力量对传统国家界限的突破,使得经济要素能够在大欧盟的范围内重新配置,从而创造新的财富。这一经济规律也是欧盟不断扩大的内在逻辑。
2.欧洲政治一体化。作为一个里程碑式的条约,《罗马条约》在政治上完成了欧洲一体化目标、内容、机构及其职能的最初设计。从《罗马条约》到《里斯本条约》,欧洲政治一体化在不断推进。从某种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一个政体创建的过程。但是,政体创建却远不像共同市场建设那样顺利。民族国家作为最终决策者的力量一直在影响着主要权力向欧盟的让渡。在这种情况下,欧盟采取了多种妥协形式,设立权能不同的各种政治机构,以应对一体化程度不同的各种功能领域,如在对外经济贸易领域里具有超国家权力的欧盟委员会、欧洲法院,在各种决策中实行一票否决的各成员国政府和部长理事会、名义权力的增长超过实际权力增长的欧洲议会,以及保留了多种权力的各国政府,及正在发挥作用的次国家机构、私人机构、非政府组织等。与经济力量相比较,欧盟的政治架构显得分散和杂乱,往往很难形成对经济力量产生促进或制约作用的合力。
3. 欧洲社会政策。欧盟的民族福利国家制度与统一大市场体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常常出现相互抵消的势力。市场的扩大本来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经济福利的提升。这些积极的现象在欧盟发展的历史过程中都曾经出现。特别是早在《罗马条约》中就预先将“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不断改善生活和就业条件”作为一体化发展的目标,在此后的发展中,欧盟又不断地提高社会政策目标,强调对于劳动者的保护,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与工作条件的改善,健康与安全,工资平等,同工同酬,事故与疾病的预防等方面做出了规定,在职业培训、成人教育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要求,致力于“共同欧洲社会模式”的建立,但是,由于社会政策领域最核心的权力——通过国家税收手段和社会保险方式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再分配,依然留在民族国家手中,而民族国家的社会组织也是通过向本国政治制度施加压力而获得利益,这种游戏规则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脱节。
如前所述,二战之后的西方政治体制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体系。经济全球化打破了边界的限制,欧洲一体化则试图建立起新的边界,使失衡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重新达至平衡。但是在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却呈现出了不平衡发展的状态。欧洲一体化是经济的巨人,政治的矮子,而社会对经济来说仅仅处于补充和从属的地位。对于欧共体早期成员国而言,政治一体化是一个比经济一体化更高的战略目标。欧洲的战略家们的意图是在更高的层面上创造一个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平衡的体制。但事实上,这个过程要比“规划”艰难的多。所以就根据不同的功能领域而形成了多层治理的、 “特殊体制”和在许多领域里都没有通过政府进行治理的特殊的“欧盟治理”模式。这种治理体系仍处于动态发展之中,且非常软弱。一方面,由于多个行为体参与决策过程,且成员国国家利益各有不同,加之缺少权威的政策制定中心,欧盟以寻求共识为主的决策过程困难重重、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决策权的多层面和多领域分配使其很难接受民主监督,合法性缺乏问题一直困扰着欧盟。
但是,由于经济权力的转移,欧洲传统的民族国家也无法像过去那样行使职权。在本质上,欧洲国家的政党政治有与美国相类似之处,各党派可以为了选票,不顾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在削减赤字、加税和增加债务上限的问题上争论不休,也为了选票实行债务财政,寅吃卯粮,将危机尽量拖延给下任政府。但是欧洲与美国不同点在于欧盟的存在和民族国家权力的削弱和转移。
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统一的欧洲大市场逐渐形成,欧洲联盟的经济职能不断扩张,而相应的政治职能和社会职能却仍掌握在民族国家手中。尽管欧盟所介入的政策领域的范围随着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拓宽,但总体而言,欧盟介入程度还远未达到主权国家政策领域的深度和广度。例如,与欧元统一共同货币政策不相称的是,欧盟目前实行的仍是分散化的财政体系安排,区内财政政策的各项功能主要是通过各国分散化的财政政策来实现的。其中的结构性问题在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动力要求更加统一的政治支持,而政治动力却必须来自于利益不同且组织分散的成员国。因此法德两大国这对“欧盟的双引擎”总是要作为推动欧洲一体化继续发展的动力,否则欧洲发展缺乏了政治动力就会陷入更大的失衡。
上面讲到,进一步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社会代价在现阶段是巨大的。这个状况在欧盟发展早期是相反的。在外部经济条件良好的情况下,欧洲的扩大和社会都意味着机遇的增多,资源的配置合理和福利的增长,不仅资本获利,而且民众的福利也可以增加。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内部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很大,福利支付方式很不同的欧盟成员国之间寻找平衡,而习惯了传统组织方式和社会福利的各国民众并没有产生均贫富的“欧洲认同”,也没有强制性的政治力量可以强行执行,法德领导人,以及所有支持财富以某种方式转移的政治领导人都会面临社会反对力量,从而形成了一个难解的“结”。
所以,从结构上来看,西方发达国家(这里主要介绍的是欧盟,北美问题虽然简单,但性质雷同)的病根在于市场边界的扩大带来的传统国家边界内部经济政治和社会力量的失衡,实行西方民主制国家的选民为了自身的利益通过选票向政府施压,但是政府支持、规范、干预大市场的能力都被削弱了,这中间就出现了断裂。有些政府选择支持本国大企业到世界市场上竞争,这将加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紧张局势,出现类似波兰尼描述的世界大战前的态势。我们预测,在世界各种力量找到制度平衡之前,西方社会要面临15-30年的调整动荡期。
欧洲国家试图通过一体化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若干挑战,但是欧盟体制应对危机和冲击的能力却非常有限,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面临多重问题。选票政治在民族国家内已困难重重,而欧盟治理体系的局限及其权能的不足则将制约欧盟的未来发展。建立适应大市场的大政府,使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关系重新达到相互平衡的状态还任重道远。欧盟在未来很有可能还要经历很长时间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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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政策学者十分关注对政府可以用来实现其目标的各种基本工具或用具的理解。他们的兴趣从最初的归纳性创建有关通用性工具的广泛列表以供政策分析者使用,转移到对工具的各组成元素的更简洁的、但仍然有用的规范的发掘努力上。从通用性工具到完全规范化政策的转移,需要设计者不仅仅了解基本的组成元素。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西方人性基础上制度设计的政治哲学分析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制度优于人性是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政治制度哲学的鲜明特色。西方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无启示,中国传统性善论可能是人治的痼疾。法德兼治是符合人性发展的制度安排。
【摘 要 题】制度设计
【关 键 词】制度/人性/政治哲学
【 论文正 文】
政治哲学是政治科学家形成概念、模式、远见、理论和方法的理论基础和有力武器。西方政治哲学中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基础上的宪政制度设计,对我国实施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西方政治哲学是关于政治价值、政治现实的实质、政治分析的知识假定的思想体系,具有规范性、解释性、分析性等特点。在研究论题方面,政治哲学与实际问题、政治性的道德问题有关;在研究对象上,政治哲学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取向;在研究方法上,政治哲学遵循规律和制度研究方法,即从一定的原理和原则出发描绘政治发展的趋势,阐明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建立规范。施特劳斯说:“政治哲学就是要试图真正了解政治事物的性质以及正确的或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两方面的知识。”(61)可见,制度和人性是政治哲学的基本视野和范畴。
西方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和共识就是制度优于人性,一种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就是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
1.柏拉图由道德“理想国”转向崇尚法律。
崇尚法律是柏拉图晚年思想的特征。在这之前,他先是把理想国的监国者——哲学王置于整个城邦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垄断城邦的所有政治权力,实行绝对的人治。在他看来,一个具有真知的统治者是用不着法律的,统治者应该是善的化身,治国的手段应该是道德教化,国家的任务是实现德行,国家的目的在于善。但“三十寡头”暴政和苏格拉底的死,使他修正道德治国,从人性的角度说明法律的必要性,自己戏称为“一个老人清醒的消遣”。他说:“人类必须有法律并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会像最野蛮的野兽那样坏。”(12)“人性总是把人类拉向贪婪和自私,逃避痛苦而毫无理性地去追求快乐。”“不能过分相信统治者的智慧和良心,即使是一名年轻英明的统治者,权力也能把他变成暴君。”“国王的权力只有有所限制,他才能长久地保持这权力,从而限制其他人。”(21)
休谟精辟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政治作家们已经确立了这样一条准则,即在设计任何政府制度和确定几种宪法的制约和控制时,应把每个人视为无赖——在他的全部行动中,除了谋求一己的私利外,别无其他目的。”(117-118)孟德斯鸠大声疾呼:“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说也奇怪,就是品德本身也是需要界限的!”“从事情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54)麦迪逊也说过:“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治有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在组织一个人统治人的政府时,最大的困难在于必须首先使政府能够管理被统治者,然后再使政府管理自身。
毫无疑问,依靠人民是对政府的主要控制;但是经验教导人们,必须有辅助性的预防措施。”(264)杰弗逊说得更直截了当:“自由的政府,不是以信赖,而是以猜疑为基础建立的。我们用制约性的宪法约束受托于权力的人们,这不是出自信赖,而是来自猜疑。……因此,在权力问题上,不是倾听对人的信赖,而是需要用宪法之锁加以约束,以防止其行为不端。”(22-23)这样的共识,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无论怎样善良和聪明,毕竟是“脆弱的人”,政治统治者并非十足的“善”或“智”,我们对其善德和智慧可以毫无保留地加以信赖的政府在现实中也很难找到,政治思想家不得不从一开始就应正视出现坏政府的可能。另一方面是因为人具有二重性,是自然和社会的统一,但“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了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摆脱得多些或者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程度上的差异。”(140)所以,坏人是如此,好人也不例外。人类社会正常秩序靠得住的是制度,而不是人性。
3.“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的命题,是当代新自由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者波普(1902-1994)一针见血提出来的。
波普认为,“大多数人的统治”之说不能成立,它不仅会导致“民主悖论”,还不符合现实,因为统治总是少数人的统治,从来没有过人民自己统治自己;即使多数人的统治是可能的话,多数人的权力也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因此,民主的核心不在于由谁来统治,也不是所谓的多数人统治的制度,而是政治的科学方式的体现和合理化,是被统治者能够批判并推动统治者的一种方式,是人民能够有效地控制统治者的权力的一种制度。在他看来,国体重要,政体(形式、程序)更重要。他说,不要认为只要有好的统治者或优秀的统治阶级就能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还不如说是好的制度。……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正因为这样,设计使甚至坏的统治者也不会造成太大损害的制度是十分重要的。”(491)任何好的统治者也可能受到权力的败坏而滥用权力,但好的制度则可以使被统治者对统治者施加某种程度的控制,使其不得做于民有害的事情。他在1963年就能有这样清晰的语言概括,值得深思。
由此可见,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制度优于人性构成西方政治哲学“不变的风景线”。
邓小平有一重要视角,就是对社会政治中存在的问题“都要当作制度问题、体制问题提出来,作进一步的研究。”[9](288)“考虑从制度上解决问题”。[9](349)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邓小平的政治理论,是一种政治制度理论,他的政治哲学,是一种政治制度哲学。[10]
邓小平用“制度”根源解释了““””,同时也形成他的政治制度哲学。众所周知,““””结束后,当时的局势严峻,千头万绪,邓小平两大历史性贡献之一,就是领导全党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说明:是制度决定人而不是相反;制度思维必须代替人性思维、个人崇拜。邓小平这一科学而深刻的制度理论分析框架,既解释了历史,又创造了历史。
在1978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一个宣言书中,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9](146)领导人说的话不是“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不能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不能跟着改变。它隐含着告诉人们,避免““””悲剧,靠的是制度和法律,而不是领导人(人性),是制度决定领导人,而不是领导人决定制度和法律。这一思想由于其智慧的光芒而被吸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中。
针对当时有些同志把许多问题都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上,邓小平十分精辟地指出:““””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更深层次的根源,这就是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工作制度上存在着一些根本的缺陷。他在指导《决议》时指出:“过去有些问题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我们说,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这样。那时大家把什么都归功于一个人。有些问题我们确实也没有反对过,因此也应当承担一些责任。”[9](333)“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9](298)他还结合红军时代中央革命根据地打AB团历史讲到,实际上,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客观上,环境紧张,主观上,脑子发热,分析不清,听到一个口供就相信,有个没有经验的问题。毛泽东说过,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显然那时他认识到有比品质更重要的根源。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再一次反思:“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9](336)“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9](297)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更是一语中的:“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9](333)是制度的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不是与此相反;更重要的是人的好坏掩盖了制度的好坏。
邓小平认为,我国实际存在着的领导职务终身制“是我们制度上的缺陷”,“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整个制度的问题”。[9](350)如果制度上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相当长的时间,让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11](311)这充分说明,在邓小平的视野中,制度已成了他思考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基本框架。在1992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第二个宣言书中,为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他把它提到制度的战略高度予以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所以“军队、国家政权,都要维护这条道路、这个制度、这些政策。”[11](371)领导人可以改变,但道路、制度、政策(法律)不能变,这同1978年说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追求的基本特征。
邓小平亲身感受了““””的人治,以不同性恶论的“路径”和分析角度得出与波普同样的结论:与其说需要好的统治者,不如说需要好的制度。
我们知道,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制度设计,背后隐含的是对人性堕落、道德沦丧的警觉和无奈,而且西方宪政的理念与制度设计,是建立在预设的人性缺陷的基础上的,因而这种制度设计本身必然是有缺陷的。它背离了这种制度设计最原始的意义,即通过对权力的限制达到对权力的保护。但这种制度设计充分实现了对权力的规范和制约,有效地达到了限制公共权力的目的,这一点正是我们缺乏的,应实事求是地承认。
因为一则西方政治哲学的这一分析框架:建立在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思想凝聚着人类政治文明的科学认识成果;二则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而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体制,有可能重蹈中国古代“德主刑辅”的传统人治老路。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是以“制度”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而以“人”为主导因素的制约机制,把对权力的制约,完全放在了“人”的因素上面,它与现代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模式实行的结果,是更深层次的集权专制。[12]笔者认为,能否充分吸取制度的性恶论角度这一合理内核,当前极具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当然,性善论基础上的制度预设,更多地是从积极方面鼓励人们、尤其是掌握政治权力的人通过自我的道德修养,防止政治权力被滥用,其主观动机是好的。建立在性恶的人性预设上的制度安排,能够有效的实现限权与法治,但并不能真正地实现人的善良本性的回归;只有正视人性缺陷的同时,看到人性的另一面,在压制人性中最坏的可能基础上,调动、鼓励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从而在权力行使过程中真正做到合乎人的善良本性与愿望。这应当是现代宪政主义追求的目标。
但是,性善论的弊端在于它无视人性缺陷的一面,一厢情愿地认为仅仅依靠人自身的道德修养,就能够对权力的滥用进行有效地防范。它本质上与法治相对立,为人治权力演变为专制统治提供了人性基础。[13]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尤其不能忘记。如果说性恶论基础上的权力分权和制衡制度设计对法治国家建设极具现实意义,那么性善论可能是人治退出历史舞台的顽疾。
依法治国,同时以德治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继承和发扬。“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14](135)因为“承担这些立法、司法和行政事物的,当然不会是人以外的神。在这里,德治主义又可以被赋予新的意义,即并不希望产生一位圣明天子,而是对分担三权的‘治者’必须有‘德’的要求。在法被要求伦理化、而运用法的法学家们亦被要求高度伦理性的今天,有必要在新的意义上把握法治主义和德治主义,并使两者相辅相成。”[15]日本学者1998年提出这一“法治与德治两极互补”构想,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我们不是说个人的品质、性格不是问题,而是说讲这些东西不能教育人民群众。每个人都有他的品格,品格里面都有好、不好的方面,假如强调了不好的方面,就如同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一样,苏联人也认为没有讲出个道理来。几十年的历史,光用性格解释不了。法国著名作家雨果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充满了对拿破仑第三的仇恨,其阴险、狡猾描写得淋漓尽致,却没有把那段历史解释清楚。而马克思而不同,他以广阔的视野、深刻的观察和分析,写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变这部历史名著,对这段历史作了科学的解释。恩格斯说得好:“主要的人物事实上代表了一定的阶级和倾向,因而也代表了当时的思想。他们行动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里,而是从那把他们浮在上面的历史潮流里吸取来的。”[16](12)
制度教育人、塑造人。制度既是人生存的保障和规范,又是影响人发展和实现其才能的重要因素。“制度告诉个人能够、应该、必须做什么,或是相反。”[17]这种限制或制约是维持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罗尔斯也认为:“社会的制度形式影响着社会成员,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想要成为的那种个人,以及他们所是的那种个人。”[18](285)就经济制度来说,它不仅仅是一种满足人们现存欲望和抱负的制度图式,而且也是一种塑造人们未来欲望和抱负的方式。马克思其实对制度决定人性有精彩的论述:“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说人不成为其人……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他眼看着这些人为了他而淹在庸碌生活的泥沼中,而且还像癞哈蟆那样,不时从泥沼中露出头来。”“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19](411-414)
邓小平反对从人性上挖掘““””、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源,并不等于他回避、掩盖毛泽东的错误,更不等于他忽略品格重要性的制度思考。他要求《决议》实事求是、恰如其分,同时,“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他提出“四有”人才,首先是“有理想、有道德”;干部四化也是先得“革命化”。这说明邓小平政治哲学包含着道德的前提。
邓小平说过,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做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在制度问题上,道理一样。制度不是万能的,这是东西方的共识。美国法律哲学家博登海默说:“由于始终存在着这样一种危险,即人们在运用一些服务于有益目的的制度的时候有可能超越这些制度的法定范围,所以在某些历史条件下可能会发生把管理变成强制、把控制变成压制的现象。如果法律制度为了限制私人权力和政府权力而规定的制衡原则变得过分严厉和僵化,那么一些颇有助益的拓展和尝试也会因此遭到扼杀。”[20](403-404)邓小平也明确指出:“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11](164)政治体制改革是他心中不懈的追求、不熄的圣火。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表达到: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障。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四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靠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可见,邓小平这里已经超越了波普:选好制度,也得选好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人与制度辩证统一,不可分割。
邓小平政治哲学的制度视角不仅解释了历史,说明制度好坏决定人的好坏,而且大大推动了中国法治代替人治的历史进程,他是法德兼治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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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是高校受教育的主体,受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影响,一味严格管控和说服教育容易使其产生逆反心理,与教育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教育者充分信任大学生,给予其相对充分的自主性,重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律意识,尊重大学生张扬个性,并给大学生提供张扬个性、发挥个人特长的舞台,充分发挥大学生自主创新作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旨在促进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推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发展。 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关于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建议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关于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策建议全文如下:
摘 要: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重要的思想舆论发布阵地和领域,也已经成为当代大学生的普遍生活方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领地,它的作用发挥日趋显著。本文在研究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措施,进一步论述了当前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与意义。
关键词: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期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是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首要问题。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适应现代科技发展的需要,具有不同于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显著特点,是计算机网络技术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结合。充分利用网络媒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新特点
当前,九零后大学生已经成为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特点表现为追求新奇刺激,思想开放,个性鲜明,行为独立,富有创造力。同七零、八零年代的大学生相比,他们在教育活动中主动性多于被动性,在网络媒体下主动地接纳信息,选择信息,发布信息,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
(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新特点
在传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者与学生往往是对立的,思想教育者是高高在上的思想权威,其主要职责是进行思想理论灌输。而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中,网络思想教育主体是网络传播中的把关人,他们制造、传播、监控网络信息,兼具信息传播者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身份,他们具有高新技术和广博的知识以及良好的品质,但不一定是思想权威。他们不具有特定的身份,甚至可以不被称为教育者,不进行说服,而提供选择和引导。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的新特点
网络时代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迎来了更为广阔的天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摒弃了传统“说教式”、“灌输式”的方法,借助多媒体的优势向大学生提供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形态逐渐立体化、动态化,教育形式也随之变得更为丰富和全面。如网上讲座、BBS论坛、网络博客,红色网站等等,这些都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平台,这是传统的思政教育模式无法比拟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更加生动形象、具体直观地表达教育者的教育诉求。同时,教育工作者也可以通过网络媒介充分了解和掌握自由发表言论的大学生思想动态,并给予正确的引导,把握他们的政治方向,使思想教育更富针对性、及时性。
面临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特点,我们应当积极利用网络时代下新媒体、新技术去开拓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领域,强化网络马列主义教育阵地的建设。对照新时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新特点,高校应从以下几方面不断加强。
(一)加强对大学生的自我教育
大学生是高校受教育的主体,受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的影响,一味严格管控和说服教育容易使其产生逆反心理,与教育者的初衷背道而驰。因此,教育者充分信任大学生,给予其相对充分的自主性,重视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律意识,尊重大学生张扬个性,并给大学生提供张扬个性、发挥个人特长的舞台,充分发挥大学生自主创新作用。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
中共中央16号文件指出,要“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形成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牢牢把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权”。建设高水平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关系到教育方向的把握是否正确,教育内容的落实是否到位。高校应采取有效措施,倡导思政理论课教师运用多媒体技术展开教学,为学生提供全方位的教育服务;倡导辅导员队伍利用网络媒体开展日常教育和思想教育,着力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扎实、网络技术熟练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使这支队伍既能熟练地应用新媒体新技术手段,又能准确鉴别网络信息良莠,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创新利用网络创新性地开展工作。
(三)转变思想政治教育的模式
新时期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网络媒体信息传输功能的优势,引导为主,监督为辅。高校要弘扬时代主旋律,坚持以科学的政治理论武装学生,以正确的网络舆论引导学生,以健康的网络文化鼓舞学生,提升大学生思想素质和道德水平,营造健康向上的网络舆论环境,依托网络媒体占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阵地的制高点。高校应依托网络媒体,开展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教育性于一体,大学生喜闻乐见的网上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帮助大学生远离网络垃圾,树立正确的网络观。
三、加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微观实施策略
(一)加强工作领导
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应当引起高校相关负责部门的切实重视,在政策制定上有所体现,并重点贯彻实行。高校应当实时关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当前形势和最新进展,并以此为依据调整工作部署;高校应重点关注网络舆情的最新动态,并建立合理的分析与反馈机制,明确责任到个人,切实推动网络思政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应重点落实建设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机制,发现实际工作中的难点,并采取措施及时解决。高校学生工作部以及各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应该定期召开工作研讨交流会,从网络思政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入手,就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展开针对性调研,创新工作形式,开拓工作思路,结合本校学生实际情况总结出针对性强、切实有效的应对方案。
(二)加大校园网站及学生论坛的建设力度
高校学生工作部在推动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时应重点关注校园主页、相关新闻网站及学生论坛建设,结合各高校校园文化特色积极推动互动交流平台建设,并以教育、服务和管理作为学生工作立足点。校园校园主页、相关新闻网站的建设要明确政治方向,体现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主旋律,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校园社区传播正能量的重要媒介。除此之外,应当加强校园网站的服务性功能建设,设立学生入学生活指南、勤工助学途径、职业生涯规划、就业咨询与指导等专栏,利用网络教育平台加强辅导员老师与学生的沟通交流,为广大学生解答疑难问题、引导学生走出生活和学习中的迷惘,逐步提高学生对校园网站的关注度,从而相应减少学生浏览校外娱乐新闻及交友网站的时间。
此外,应加强学生工作部、学院学工办以及一线辅导员的官方博客和微博建设,并实时更新校园动态和个人工作心得,通过分享个人经验引导学生以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投入到生活和学习中,加强对学生的心灵引导。
(三)强化对校园网络舆情动态的管理和引导
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以网络舆情动态的掌握和反馈作为工作中的重点环节。建立网络舆情动态监管工作团队,对学院及班级工作QQ群、校园贴吧、学生论坛、学工部及学院学工办官方微博等网络平台,实时掌握校园网络舆情导向,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要及时识别和处理不良信息,将其中妨害校园安全稳定的不良敏感信息和重大恶劣突发事件及时向学校学生工作部、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保卫处等部门进行报告,防止不良信息对学生群体造成大面积负面影响。
(四)加强校园社区网络平台管理队伍的建设
高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应包括学工部相关负责领导、一线辅导员、学生班主任、专业老师和学生干部,注重提高思想政治教育队伍自身的政治理论水平,并对其进行网络技术、网络文化培训。队伍成员分为三种身份:网络技术员、网络信息员和网络信息评论员。网络信息的提取、反馈,及时跟踪学生的思想变化,发现问题以及不佳势头立即上报主管部门是网络信息员主要任务;
同时,网络信息评论员还负责网络信息的监控、引导正向舆论等工作,并利用校园BBS论坛、微博、QQ等网络互动工具加强与学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建议大学生合理分配上网时间,适当降低对娱乐信息及交友论坛的关注程度,引导和鼓励他们在课余时间里自主性地从微博或博客中浏览全球实时政治和重要新闻,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社会主流价值导向及时传播出去;网络技术员还要建设和监管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网站,在及时处理网络舆情的同时提供必要的技术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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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社会学来讲,政治是人类社会中存在的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现象,它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个社会现象非常复杂,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以及从不同学科角度,不同的学者对他的论述也不相同。而且政治内涵的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因此对政治的阐释也充满了争议,始终没有一个确切公认的定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全文如下:
政治神话最重要的功能之一,就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而神话之所以发生功能, 最基本的条件是被人相信,神话只有在被相信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时,才会成功地达到其目的 。神话制造者如果要使人相信他的神话,他便必须显示他的言说与时代流行的理论观念、信 仰是相符合的,如此,神话往往便被拖入非神话的论说里,其结果是神话结合在一般意识形 态的架构之中,因此,政治神话往往是建立在意识形态中一些普遍的信仰之上的。当它自身 流行并成为信仰之一时,它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样,探讨政治神话演变 的原因,必须结合对当时意识形态的分析;而意识形态又是决定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社 会组织及结构的。所以,我们必须在一个较为广阔的背景下,才能深入了解政治神话演变的 契机与过程。下面,我们结合当时的意识形态背景,来分析商周秦汉之间政治神话的演变过程。一
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 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 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 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
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 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 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 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 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 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
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 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 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 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代之礼 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 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 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 3年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 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 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 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
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 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 ,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 式 ,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 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 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 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
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 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 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 就 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 是 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 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 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 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 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 位。《礼记·曲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 赋为次,养器为后 。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 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
相应于这种权力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在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乃是氏 族起源神话。无论是夏、商、周、秦,都有叙述其氏族起源的神话。据《史记·夏本纪》记 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 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接下去,历叙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种种事迹,并由此建立夏朝, 禹成为夏氏族的始祖。
《诗经·商颂》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 BA5F氏之女,为 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 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 。五教在宽”。封於商,赐姓子氏。
《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 巨人迹,心忻然说 ,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 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 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与此相仿佛的是秦民族的氏族起源神话。《史记·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 大业。
考察夏商周秦三代的氏族起源神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共同内容。第一,文化功绩。氏族 的始祖同时又是文化英雄,如夏禹乃是治大水开九州的英雄,契为辅佐大禹的功臣,后稷是 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符合“英雄即祖先”这一基本准则。第二,传承谱系。每一个氏族起 源神话都记载了完整的传承谱系。第三,感生情节。这三个特征的形成显然与其功能有关。 神话,尤其是政治神话,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氏族起源神话 是否是纯粹的政治神话尚可讨论,但它具有政治功能却是毋容 置疑的。它除了团结氏族以 及维系文化传统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乃是进行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如果按照韦伯的 权力基础的三种划分的理论来区分开的话,那么,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属于韦 伯所说的传统性权力。因此,先秦时代在论证一位君主的权力为合法时,它只须证明两点: 第一,这位君主的先祖乃是有功绩的氏族部落的首领,具有授命于天的神性。第二,这位君 主与氏族部落的首领有着正统的血缘关系。因此,上述前二个特征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元 素:始祖作为文化英雄的身份是君主权力合理合法的基础,血缘承续的正统性乃是子孙享 有权力的保证。那么,其中最具神话特点的感生情节又是如何产生,发挥着何种功能呢
夏商周秦的氏族起源神话中的始祖感生的情节,原本是原始宗教观念下的产物,直到后来, 随着意识形态中核心观念的变化,才渐渐承受起一定的政治功能。由于夏朝的感生神话有 可能经过汉朝人的增饰加工,我们以商周秦的感生神话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简狄吞卵而生契这一情节,据郭沫若等学者说,由于在母系社会中,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 父,因此有感生情节的产生,它反映出殷契时代正处于父系社会的初期。这一观点早在本世 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已产生,这几十年尤为盛行,似成定论。但近年开始遭 到挑战,林祥庚指出,无论是地下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表明殷契周稷时代早已进入父 系公社时期,乃是父系公社制度的晚期,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 见《殷契周启时代社会性质再认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看来,感生 情节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感生情节反映的乃是当时的图腾崇拜观念。所谓图腾崇拜乃是一种关 于氏族与各种动物、植物、有的甚至是非生物之间的超自然的亲属关系的概念。一般认为, 它乃是过去整个人类所信奉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宗教。在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 认为生育乃是由于图腾进入了妇女体内,而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如生活在澳 州的土著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某一图腾进入母体的结果即所 谓“图腾魂”或称“婴儿魂或婴儿胚胎等,它是一种与图腾有关的使妇女怀孕的超自然物体 。 图腾魂一般居住在图腾圣地,妇女如要怀孕,就必须到图腾圣地接受婴儿魂”C· A·托卡列夫等主编《澳大利亚大洋州各族人民》上册第275—278页,三联书店,1980年。 。在中国的原始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哀牢山有些彝族信仰龙图腾,认为河或水塘里 的岸石为龙图腾的象征,简称龙石,当地的彝族妇女不生小孩或者生下怪胎,就要到河里或 水塘洗浴,设法与龙石接触,如坐在龙石上或者把衣服拴在上面,或者以脚踩龙石,如此这 般妇女才具有孕育的能力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史前研究》1981年创刊号 。。玄鸟乃商族的图腾,这在商朝君王的命名以及其他材料中可以找到各种痕迹加 以证明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痕迹》,《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因此,商族感生神话的实质乃是妇女向图腾祈求生育。
象这类神话都是在原始的生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神话,随着人类对两性生殖过程的逐渐认识 ,图腾崇拜便会演变为祖先崇拜。上文我们说过,氏族社会中产生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商周时 期依然是氏族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然而,感生情节并不因此而消逝,而且也不象化石一样 ,仅仅作为一种原始形态孑遗而存留,在以后的历史条件下,它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文化 功能。
如上所述,感生在图腾崇拜观念盛行的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殖方式,每个人都是图 腾祖先的化身,每个妇女都可以通过图腾胚胎的进入而怀孕。然而,当人们对生殖过程有了 相当深的认识之后,无性生殖便成了一种奇迹,而奇迹乃是支撑信仰的重要因素。感生情节 赋予氏族始祖一种神性的背景,从而有助于建立对始祖的崇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 “神话底功能,乃是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 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184页。 因此,感生情节在稍后的一些神话中也反复出现。
一般认为,周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商族起源神话一样,也是图腾受孕观念下的产物。于省吾 说:“姜源所履的巨人之迹正是周人远祖的图腾,因而受孕生子。”于省吾《泽螺 居 诗经新证》,第208页,中华书局,1982年。孙作云进一步论证道,《大雅·生民》 说 姜源履帝迹而生子,显然是对于“履大人迹”这一原始、野蛮的传说的一种粉饰或误解。而 所谓“巨人迹”,乃是熊的脚印,熊乃是周族的图腾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周 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中华书局,1966年。。我认为孙作云的说法不太可信。首先 ,熊称为大人只有在现代东北方言中这样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上古语言中得到证实。始居 于西北的周族是否也如现代东北人一样称熊为大人,颇可怀疑。且“大人”与“巨人”并不 能完全等同。其二,尚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熊为周族图腾。孙作云论证道,黄帝号“有熊氏 ”,即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而周族出于黄帝,因此周族也以熊为图腾。我们上文说过,周 朝的姬姓与黄帝的姬姓可能是种偶合并不一定有血缘上的联系,即便有联系也不能如此推 论 。有虞氏舜据传也出于黄帝,孙作云说其乃是以凤鸟为图腾的,如此说来,出于黄帝的并不 一定与黄帝信奉同一图腾。这样,周人以熊为图腾就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在我看来,周族起源神话其初始可能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只是这图腾不能遽定为熊。 不过,至少到《大雅·生民》的创作时期即西周时,这一神话已经发生了变异,从“履大人 迹”到“履帝武敏”,即把始祖的诞生直接归之于天帝而非图腾,三弃三收这种奇迹般的存 活更是显示出天意。始祖从商族的玄鸟之子变为周族的天帝之子,表明西周时的天命观念较 之商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渐渐和祖先崇拜观念一样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在图腾崇 拜观念已经逐渐消退的情况之下,感生情节的保留,乃是由于这一情节具有神化祖先的文化 功能。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能发现商周二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同。周 族后稷的降生更多了几分神秘和命定色彩,而他几遭遗弃而奇迹般的存活,更是显现出天意 。象这样将始祖的降生归结为天的意志,表明意识形态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天命观念 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 商周时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一向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有了较为一致而 愈趋详密的结论。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商人上帝与祖先的密切关系,郭沫若说,在殷商时代, 人的祖宗神就是至上神,他说:
殷人的帝就是帝喾,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一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29页。。 日本学者赤冢忠则认为:
所有被殷人祭祀的神,诸如祖先神、族神、先公神、巫先、天神、上帝六 大类,原先都是固 有的族神,只是在殷民的祭祀中被分类地组合起来了。上帝作为对殷王的命令统治人间,依 靠其对天候的支配,也成为统治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神。殷人诸神最终都由上帝统治,而所 有祭祀的观念,都汇集于以上帝为中心的祈年祭中赤冢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 ——殷王朝的祭礼》,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
这说明商人的上帝虽然是作为商代自然界、人世间的至上主宰,但其神格却是由族神转化过 来。由此可见,商人至上神的观念很有可能是由祖先神脱胎而来。张光直先生经过更细密的 分析后说:
商朝的上帝又有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特征。其一,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没有 一定的居所。其二 ,上帝不受人间直接的供奉。其三,上帝与子姓远祖之间的关系有些纠缠不清,有几位远祖 是神,甚至于上帝的化身,而且所有的远祖都可以很容易的宾见上帝或其他的神张 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4页。。
这种天、祖不分的观念形态使得商朝极少有独立的至上神祭祀,即使有,在整个祭祀体系中 也占微不足道的地位。
时至周朝,上帝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天、祖观念的分离。周人的祖先世界不 再是混融的一团,他们把上帝与神界放到了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而把人王当作天 子,不复把上帝与祖先合二为一。在西周的文献材料中,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对至上神的敬畏 之情。《诗经·周颂·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 C02C 民, 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尚书·泰誓》载周武王云:
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 ,类于上帝,宜于 冢士。以尔有众, 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 ,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大盂鼎》铭文也云:
显文王,受有大令。
周朝最显赫的几位帝王,都是受上帝之命而行事的,显然,上帝具有绝对高于他们的地位。 因此,从西周开始,出现了以祭祀至上神为主的宗教仪式,这就是 和郊。虽说《国语·鲁 语上》云:“商人 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但这种严格的祭法 大概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祀 仪推想出来的。从卜辞中看,商人的 祭与郊祭无论如何乃是以祭祀 祖先神为主要目的的祭 祀仪式,帝的地位虽高于一切祖先,但它可以和许多祖先同时受祭。然而在周朝,对上帝的 郊祭并不是任何祖先神都可以配祭,唯有后稷、文武王等“有德者”才能配祭上帝。《礼记 ·祭法》载:
周人 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
郑注云:、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 。此 谓祭 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明、宗…… D63 A、郊、祖、宗,配有德者是也。
随着天命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意在君权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周朝的 感生神话中出现履帝武敏以及三弃三收等显示天意的情节并不奇怪。三
春秋以后,政治权力的交替与社会地位的升降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篡弑之事不断出现,因此 ,在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当中,天命的作用有着超越血缘的趋势。
在春秋时期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是具有代表性的大事,拿齐国的陈氏 来说,作为齐国的异姓大族而窃取齐国国君的权力,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最为脆弱,因此, 陈氏对其地位的合法性论证与辨解就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神话的一个有趣课题。《左传》的成 书应在公元前386年之前详见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六辑,中 华书局,1979年。,作者应当看到了陈氏篡齐,因此,在《左传》对陈氏家族的一 些记载中往往通过神话来预言其当政的必然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人杀太子御寇 ,陈敬仲逃亡到齐,然后回朔道: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 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 ‘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 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 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 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 :‘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 ,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段记载,很明显乃是陈氏执齐国之政之后所编造的政治神话,以此为陈桓子始大於齐,成 子执齐政的历史进程提供依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陈氏篡齐的过程中,为政权合法性作 论证的已不再是姓族起源神话,而变成卜占、筮占等方技术数。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三家分晋 这一事件中,《史记·赵世家》云: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 “我之帝所甚乐, 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 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 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 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 配而七世之孙。’”
这里,赵简子射死熊与罴的情节,象征着晋国将有大难,而赵简子将灭范氏、中行氏而崛起 ,因为熊罴乃是范氏、中行氏之图腾祖先。帝赐二笥皆有副,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将克二国於 翟,皆子姓也。天帝赐其儿翟犬这一情节,翟犬代表代国的祖先,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必有代 。到了其后嗣,将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这些梦兆,最后一一实现。同样,此一神话 乃是为赵氏成为诸侯提供依据的,只不过陈氏用的是卜兆与筮兆,而赵氏用的是梦兆。这里 虽无感生情节,但卜筮、梦占等神话的功用和感生是一样的,都旨在表明天意的存在。不过 ,尽管陈氏、赵氏为篡夺,但他们两族都有较悠远的氏族渊源,如陈氏称黄帝为其高祖,而 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可以追溯到颛顼、大业,因此,他们可以同时利用天命和血统为自己的 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黄帝地位的突然隆盛,大致上发生于这一时期,可能即与陈氏篡齐的 政治事件有关。
当政治权力转移到刘邦手上时,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平民出身,军功起家的刘邦丧失了 血缘承续的传统优势,其出身和地位使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挑战。刘邦之父称刘公, 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名闻不彰,再上溯似无可再溯。刘邦没有可夸 耀的家族世系,他所依靠的只能是其逐鹿中原、百战百败而得天下的奇迹以及其个人魅力。 这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性的权力基础转变为克里斯玛基础。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权力合法性论证的氏族始祖诞生神话就失去了作用,新的政治神话 应运而生。
在刘邦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神话因素。《史记·高祖本纪》载: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 则见蛟龙於其上 ,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祖被 酒 ,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 行,何畏”乃前,拔剑斩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前, 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 :“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 妪因忽 不见。……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 芒、砀山泽岸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 ,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争欲附者矣。
在刘邦的传记中,包含了这样几种神话性情节:1感生。2异貌。3夜斩白蛇。4隐居 常有云气。2、4两个情节,乃是相术及望气之术非常流行,成为一般人的通常观念之后的产 物,而夜斩白蛇则是五行观念普及后的产物。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汉初,方术信仰及五行 观念已经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之一。而感生情节依然具有很强的证明天意的神化效果 ,因此,在图腾崇拜观念早已消失的汉初时代,它依然是政治神话中的常用情节。
综上所述,感生情节原本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它反映了原始人类的生殖观念,当人们 对两性生殖过程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感生情节被视为奇迹,因而具有了神化先祖的政治文 化功能。而一种政治技巧当被证明为有效时,它会被反复应用,所以,在以后的历朝历代, 帝王的感生情节一直是开国神话中的必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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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是一门研究社会事实(客观事实:社会行为、社会结构、社会问题等;主观事实:人性、社会学心理等)的拥有多重范式的学科,起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从社会哲学演化出来的现代学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形势与政治课论文范文: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问题 全文如下:
作为一门学科,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中期,那时在中兴大学和东海大学成立了最早的两个社会学系,紧接着,台湾大学的社会学系于1960年成立。在70年代,辅仁大学和东吴大学也于1972和1973年分别建立了自己的社会学系。1983年,政治大学将其原有的人类学--社会学系改为社会学系。1993年,世界新闻学院成立了偏重于社会学的社会心理系。最后,社会学研究所于1995年在台湾最高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内正式成立。在这之前,已有不少社会学家在研究院中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内供职。
在上述的社会学系(所)中,台湾大学和东海大学设有硕士和博士课程,东吴大学可授硕士学位,而中兴大学、辅仁大学和世界新闻学院只有本科。清华大学在1987年开设了独立的社会学硕士课程。此外,台湾大学农推所的研究生部长期开设农村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课程。而“中央研究院”是一个非教学的研究机构,不为学生提供任何学位,但大多数研究人员都在上面提到的各社会学系中担任全职或半职的教学工作。
其他广义上与社会学相关的系(所)如社会工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系)、社会福利、儿童福利、社会政策、保健、医学社会学等,自80年代起,在许多大学和院校得到发展。这些系(所)虽然按照定义不是社会学系,但也有不少社会学家。
根据1995年的最新估计,在台湾,约有150名社会学家工作在教学或研究机构,而1985年时只有81名,在过去的10年间几乎增加了一倍,他们之中80%有博士学位,而1985年时只有约一半人有博士学位,这一变化具有重要意义(Chang,1996;瞿,1986;)。在台湾,社会学与其他建设完备的社会科学或人文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和历史学相比,其学术社团仍相对较小,但却比心理学和人类学有更多的师资。社会学在质量和数量上的发展也改善了其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社会学家心中的地位。1983年时,在上述7门学科中,社会学自我评估居第六位,仅高于人类学(萧,1984)。但到1995年,在社会学家眼中,社会学已上升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经济学和心理学(Chang,1996)。
总的说来,在战后的台湾,社会学作为一门学术性的社会科学学科,其发展史相对较短。战前台湾处于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之下,在1895至1945年期间,台湾从未有过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因此,战后台湾社会学的发展也无日本时期的遗产可继承。战后台湾进入了后殖民时代,开始经历国民党的统治,在1948年以后的20多年中,社会学一直未被视为合法的现代社会科学。由于国民党的精英们误认社会学是社会主义或是激进的、反政府的,所以在50、60年代的大学中,社会学即便是未遭有意的压制,也得不到发展和鼓励。
更重要的是,在40年代后期国民党政府败北时,只有少数几个社会学家来到台湾。共产党执政后,大多数社会学家留在了大陆,所以建立于大陆的中国社会学传统并未真正地移植到台湾。没有殖民地的遗产,也没有大陆的传统,所以,台湾战后初期社会学发展所经历的,与其说是“认同危机”,还不如说是“传统的断裂”。回想起来,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学的建设完全是一种创新的努力,而不是对某种已有的东西的恢复和改革。
新社会学始于60年代初,战后世界体系中美国的核心地位和美国化社会学对其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对台湾大学建立社会学系给予了直接的帮助,并为台湾提供了新一代受过美式训练的台湾社会学家。美国社会学的影响直到70年代才有助于台湾社会学的制度化,但同时也使台湾社会学产生“依附性”结构,在这种结构中,后来社会学中国化的自觉运动在80年代转向了本土化,甚至台湾化。
大陆出生的社会学家属于战后台湾社会学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今天,他们中的大部分已故去或已退休。在150名在位的社会学家中,多数是台湾出生的,属于第三代或第四代。第三代台湾社会学家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是主干力量,如今他们的年龄大多在45岁到55岁之间。第四代社会学家是第三代社会学家从前的学生,80年代后期才进入社会学界,年龄大多不足40岁。从现今社会学家的生活经历和年龄结构来看,台湾社会学事业可以说主要是由台湾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来挑大梁。
萧新煌曾以“世界体系中的范型分工”为分析工具,把台湾社会学60年代至80年代的发展描述为“依赖性发展”,它完全地反映了美国社会学从60年代帕森斯功能主义一家独尊,到70年代多元范型兴起这一范型转移的过程。从1960年到1981年,在123篇中文写成的期刊文章中,所引用的1051种英文参考文献大多数是美国社会学家的著作。那时,所有中文的社会学教科书实际上都不过是美国社会学入门教材的翻版。在这些教科书中,没有战前大陆社会学家和战后台湾第一二代社会学家所做出的经验资料和研究成果。美国社会学的普适性从未受到怀疑和挑战,文化特性和“国家社会学”等问题也从未被视为合法的问题。到了1980年,台湾社会学的地位仍处于战后美国社会学所发展出来的核心范型的边缘。
然而,从80年代开始,自由主义社会学家在中国化名义下提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的要求。社会科学社团(特别是社会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开始进一步反省自己所研究的问题,急切地想把社会科学与社会现实联系起来。因此,根据70年代初期以来台湾所经历的广阔的历史背景,来正确评价这场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走向本土化的自觉运动,是十分重要的。
1972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许多知识分子开始从整体上重新认识台湾和自己。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开始要求政治改革。随着民族主义的危机意识的增长,产生出一种意料之外的集体意识来处理当时台湾所面临的生存问题。由于外交上受挫,注意力中心便直接转向了内部的改革,台湾的现实开始为许多年轻一代知识分子所关心,乡土文学运动是第一个有意识的努力,不少年轻的台湾作家从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身上寻求文学理念,试图用台湾的社会现实主义来取代60年代一直支配台湾文学的西方现代主义。这场运动在70年代中期的“乡土文学”争论中达到高潮,从此,社会现实主义在台湾文学界确立了自己的合法地位(萧,1996)。这一本土化转向也扩展到其他诸如音乐、表演艺术和电影文化等领域。社会科学家自我发现和自我批评可以看作是这场自7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知识分子全面的本土化意识的进一步展开。从时间上看,是与7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第三代社会学家作为新生力量出现是相符的。
在80年代初期,从美国归来的受过高等训练的社会学家的人数日益增多,随着他们投入到这场运动,台湾的社会学景观大为改变。根据1983年的一项对社会学家的调查,对当时的社会学状况,大多数接受调查的社会学家对过去20年的社会学进展十分不满,自我批评的表达包括:缺少临界质量,缺乏特色和没有发展主流等,缺乏理论洞见和经验工作也是对1983年前的社会学的普遍评论。大多数社会学家还非常关注,在国民党统治的数十年中,社会学发展所受的政治影响。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只有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才能养育出成熟的社会学。如同以后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所表明的那样,社会学作为一种经验科学和批判的理智活动,有助于台湾民主化的形成。更为直接的是,有不少社会学家作为拥护民主的知识分子,参与发动、动员和保护了来自复苏的市民社会的民主力量。
对于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要求,大多数社会学家在80年代赞同这种自觉的努力,这是很重要的,也是必然的。社会学为何要本土化,许多人认为,它对台湾社会学发展的根基是必需的,它有助于社会的发展并能产生社会学的文化和历史认同。但他们很快强调,社会学本土化和中国化的目的并不是要停止学习西方社会学,或鼓吹建立一种国家社会学。本土化应该被理解为一种集体的觉醒,而不是一种幻觉的产物。如同萧新煌根据调查资料所总结的,本土化社会学应是一个双重概念,既要有社会学的普遍性,也要有相关的文化性和民族性。换言之,社会学本土化不仅要通过把社会学知识深化到台湾现实,以促进台湾社会学的基础发展,而且要通过提供得自于丰富多彩的文化特性的新元素,来充实世界社会学。从本质上讲,社会学中国化的理念是本土化和全球化的结合(萧1984,1987)。
最终,对台湾社会学本土化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步骤。首先,应促进对战后台湾所经历的社会转型及其相关问题做有力度的研究。其次,要注意中国独特的社会观念、文化特色和历史现象(萧,1987)。
从发表的文章和专家的评价来看,由于60年代以来社会学家人数的增多,专业的领域和产出都有重要的增长和扩大。根据瞿海源对台湾社会学家1951-1985年间所发表文章的研究(1986),文章1969年前为1.86,1970-1974年间为1.59,1975--1979年间又上升至2.42,最后,在1980--1986年间一跃为3.65。比较一下1975-1979和1980-1986这两个时间段所发表的文章,有5位以上作者的领域数目,在10年间从5个上升到13个。1986年,最密集的研究领域有:人口统计、社会问题、家庭、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化、研究方法、城市社会学、社会理论、复合组织、团体互动、女性研究、社会政策、社会福利以及文化。
近来,Chang(1996)搜集了952篇台湾社会学家1991--1995年间发表在杂志和论文集上的论文,根据他的估算,可以进一步看出,台湾社会学家在过去20多年中研究专业的延续和变化。诸如社会学理论、人口统计、社会变迁、发展社会学、社会分层和城市社会学这样的密集领域,在1980年后仍然占据中心地位,90年代研究趣旨上升的领域有: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环境社会学和文化研究,这再次反映了台湾社会学对大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的回应,这些问题也是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新焦点。
目前大部分台湾社会学家仍然用中文在本地刊物上发表文章,但他们用外语(主要是英语)写作在海外期刊上发表的兴趣正日益增长。从1991年到1995年,150名社会学家中有30名把他们的文章给了50多家海外或国际性刊物,这标志着台湾社会学家正缓慢而有长进地加入国际社会科学社团。
在今天的台湾,社会学正逐渐被认为是一门上升的智力事业,在社会科学的学术社团中已建立了合法地位。社会学家被视为是一群倾向于自由主义并对当前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进行批判的学者。对大多数人来说,社会学家不仅是引起麻烦者,也是解决问题者。人们日益期待社会学家能提供灵活的理论来解释变化的社会现实,对各种出现的社会问题提出可行的解决方式,并乐于扮演拥护和批评者。的确,在今天的台湾,除了教书和研究,各种社会学家还担任着多重社会角色。“政府机构”、大众媒介和市民社会组织在遇到相关的社会问题时,都希望得到社会学家的指点、评论或参与。台湾社会学家现在已是“被需要的”和“有用的”了。在自由化和民主过渡时期更是如此,不少社会学家已经在推进各种社会运动和保护民主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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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的原则是根据思想政治工作的客观规律和人们的主观意图制定的。由于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思想倾向,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人会有不同的思想特点,因此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应是多种多样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新时期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再认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当前时代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高校的扩招工作也在不断的进行。在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相当关键,应当很好的结合新的发展时期之内学生的基本特征和工作开展的难点等,制定出健全的方案和政策,以更好的实现工作的改革。在工作之中不仅应当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同时还应当很好的坚持与时俱进的观点和思想,很好的应对环境和工作政策的变化情况。总的来讲,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存在有思想观念落后以及工作的内容滞后等情况,在今后还应当及时的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思想,不断的实现对工作的创新,以更好的增强工作的质量。
明确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主要的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等,是真正意义上实现工作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点,所以还应当重点的对此环节的内容加以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对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看到市场经济为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部分学生对集体主义取向持否定的态度,部分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淡化。
他们的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甚至出现了部分学生对西方价值观念主动迎合的现象,学生对物质主义、个人主义崇拜备至。这就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这种情况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何针对这一新现象、新问题,积极地采取措施化解问题,这种情况也给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成为摆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重任。
根据上文针对当前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现状进行分析可以明确今后改革的核心方向和应当遵循的原则。下文将针对主要的对策和工作开展的思想理念等进行分析,旨在更好的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事业的发展。
2.1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思想
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是切实的增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水准和最终效益的关键点,所以在实践工作的开展过程之中还应当对此方面的内容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大学生是其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形成的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在此阶段之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可谓是有着重大的意义。所以在实践的党建工作开展过程之中应当树立起正确的理念和坚定的原则思想,同时对工作的开展方向和今后的发展趋势等进行集中性的分析,全面的坚持正确的、科学化的育人观念,在实践之中应当逐步的形成现代化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全面原则。
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之中还应当很好的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最大程度之上调动起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吸引学生大力的配合相关工作的开展,始终的坚持人性化的发展观念,全面的尊重广大学生的个性化差异,同时增强学生对于工作的认同程度,使得传统工作之中单纯的教育理念得到全方位的改进,实现新的发展局面。
2.2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和人才素质提升
除了上述分析到的以人为本思想理念的应用之外,在实践之中还应当对工作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一定的创新,以更好的保证其可以符合当前社会和环境发展的需求。实现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应当多多贴近学生的实际生活和工作,贴近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多多运用丰富并且实际的例子对教学的内容进行全面的充实,在今后还应当及时的转变工作理念和工作思想,避免出现教学过程之中出现空洞的情况,同时还应当不断的提升学生对于相关工作的重视程度和认同程度,以更好的实现工作的发展,实现工作效应的增强和完善。
此外还应当着重的强调其中队伍以及人才素质的建设,不断的强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管理,最终使得相关教育事业可以呈现出崭新的面貌,真正意义上使得广大大学生可以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为其今后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总的来讲加强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相当关键,正如上文所分析到的,随着当前时代和经济不断向前发展,高校的扩招工作也在不断的进行。综上所述,根据对当前现代化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情况和今后发展的核心方向等进行系统性的分析,从实际的角度着手对工作的主要思想和主导性的理念等进行了综合性的分析,旨在更好的实现相关事业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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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生命线,是同企业整个经营治理相互渗透,共同作用于企业治理之中。这就要求从企业生死存亡和发展的战略高度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企业经营治理范畴之内,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职能和作用。同时,也要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效益中心,从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生产经营和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为企业改革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创新的措施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煤矿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职工思想的价值取向逐渐多元化、功利化与动态化的方向发展,生活和工作的压力直接影响着职工的工作热情,所以加强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种必然选择,积极探索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
政治思想工作其实就是对人的工作,对煤矿企业来说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工作,随着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煤矿企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新形势下,我国煤矿企业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不明确。
根据实际经验分析,部分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的经营管理的相脱离的,这样既费时耗力,收效又不大,忽视了对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的促进作用,在日常工作中出现了党政分工与企业安全生产与经营管理相脱节的现象。
2.政工人员的素质不高。
煤矿企业中一些政工人员的素质与企业的发展不相适应,专业水平不足、缺乏工作热情的现象出现。工作不能与实际相结合,工作方法和手段老套,工作思路得不到创新,这样就导致了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容易造成职工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逆反心理。
3.企业职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企业对思想工作的重点往往放在说上,忽视了该对员工做点什么,就造成了思想政治工作缺乏有效的工作平台,对员工积极性的调动也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致使员工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热情不高。
1.要深刻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企业要把思想政治工作当做煤矿安全生产管理的重点工作,首先要保证煤矿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对思想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煤矿职工在作业过程中时刻面临着自然灾害,越是在困难的时候,思想政治工作的威力显得就越重要,就越要在这个时候将思想政治工作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保持紧迫感与使命感,要在政治的高度上,关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把思想政治工作带到日常工作中来;还要与职工打成一片,及时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以及工作情况,做好员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2.围绕中心工作加强对职工安全思想教育。
安全生产是煤矿工作的重点,是煤矿企业永恒的主题,煤矿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对安全生产的先进代表进行表彰,对于三违人员进行批评教育,论文格式可以通过开展职工安全知识竞赛、职工安全责任区以及职工家属爱心恳谈等方式来增强职工的安全意识,保证安全生产。企业要围绕生产经营来开展工作,实现高产高效。企业可以通过开展先进基层党组织、体质增效等活动,把员工的思想政治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结合起来,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让员工享受到企业发展带来的成果。企业还要围绕管理展开工作,坚持政治思想工作的中心,不断增强工作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保证工作能够达到实际的效果。
3.确立政治思想工作者的主导地位。
新形势下,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用发展的眼光、新的思路与方法来看待问题,不断改变旧的观念,从传统思想中解放出来,不断更新观念、解放思想,走出各种政治误区。新时期,煤矿企业政工干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以身作则,政工干部的主要是培养和教育人,其工作性质就决定了其要以身作则,只有这样企业员工才能信服,思想政治工作也才能得到顺利开展。
4.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
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经营管理理念,始终围绕员工来展开思想政治工作,首先就是要尊重人,煤矿企业要始终坚持把员工摆在主人翁的位置上,让职工参与到企业的经营与管理过程中来,使他们的地位、权利以及责任得到充分的尊重,还要加强对员工的理论教育,使员工的思想观念得到及时的更新,不断提高其职业道德水平,使员工与客观形势的需要相适应。其次,就是要关心人,要注重人文关怀,为职工提供公平竞争的机会,为劳动、知识、管理以及技术等创造氛围,提供条件。还要加大对员工的生活福利的投入,让员工感受到企业温暖。还要注意做好信访工作,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要为员工办实事。最后,教育人,随着煤炭企业的不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也越多,因此,企业要注意对员工素质的提高,为员工的发展提供平台。企业要不断拓宽员工培训渠道,提高培训的质量,让职工能够熟练的掌握各种技能,使员工的综合素质得到不断提高。
5.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的创新。
要加强对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首先就要解放思想,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来武装员工的头脑,让员工从实践中来体验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把员工从旧的理论中解放出来。其次,要保证思想政治工作、企业文化建设以及企业制度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用科学的理论去分析以及认识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问题。要对科学理论与知识进行运用,对实际问题进行思考。还要借鉴现代管理经验,结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对方式方法进行创新。企业在做好思想政治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还要以人为本,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内部环境,加强对企业文化的建设,不断增强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时效性。
6.对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促进企业的稳步发展,培养一支高素质的队伍。因此,要根据时代的变化,不断更新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增强内容的时效性。随着经济结构、社会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坚持与时俱进。对我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内容的创新可以有以下几个途径:
(1)根据企业发展的主旋律,适当开展当前形势的教育,为员工营造一个学习与竞争的环境;(2)使现代企业制度与市场规范接轨,充分调动员工学习和实践的热情;(3)围绕煤矿企业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积极引导员工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断增强企业员工辨别是非的能力;(4)根据企业管理思想、模式的发展,煤矿企业应积极实施文化建设、组织建设等,不断加强对党政精神的学习和贯彻力度(5)加大宣传力度,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与信誉。
目前,企业通过宣传思想工作、建设企业文化、科学的组织建设等形式将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落实到员工活动中去,成立检查监督小组,不断完善督察制度以及责任追究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的顺利进行,使思想政治工作在内容上不断创新,使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适应新形势的变化,要坚持与时俱进原则,使思想政治工作服务于生产、经营、管理的每一个环节,在内容上、形式上、方法上不断创新,开展好煤矿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的不断创新,为煤矿企业的改革发展提供思想动力与政治保障,促进煤矿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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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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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各行各业发展的生命线和根基,为各行各业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们对广播电视需求的不断提高,这对广电事业的快速发展既提供了全新的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的挑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新时期广电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实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工作作为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以及建设小康社会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有利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在科学技术发展的过程中,广播电视事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家、党委以及和人民群众对广播电视的需求量也在不断增加,而广播电视要想适应这种发展变化,就必须要加强全方位的资源整合,积极不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变化,迎接广电网络企业新的发展变化,深化广电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实践,跟上时代形势的发展。
报告指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我们党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全局,着眼世情国情党情深刻变化,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因此,这就需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要紧跟新时期发展,满足时代发展需求,争取做到全方位的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造工作方法。为此,对新时期广电思想政治工作的改革与实践的探讨有其必要性。
在广电企业发展中,思想政治问题也在不断突出,具体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思想偏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广电企业的大多数职工对思想政治工作以及相关的价值认识,存在很大的偏差,尤其是人们对市场经济的高度重视,使得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地位都开始被削弱,并且呈现逐渐递减的趋势。甚至于一些企业的领导和干部在工作中,错误地认为工会、宣传、组织这些属于非经营性工作,都是一些无用功,这样,只会增加内耗,根本没有任何用处,而且还会制约和影响经营工作的发展。为此,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下和管理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被广电企业管理者束之高阁,呈现着难以重视,少管少理的现象。比如在工作中,一些政工人员虽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其劳动成果基本上得不到认可,为员工改行和跳槽增加了机会;又比如,一些年轻的干部,他们认为做政工,没出路,报酬少,做技术,有前途,工资高。因此,从整体上讲,整个企业缺乏新鲜的血液,自然就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
2.后备不足
由于思想认识不到位,一些企业在选择和配备人才的方向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比如企业在选择人才时,入口过于宽松,与专业技术人才选择相比,专业背景和理论知识都相对不足,造成其出口不畅,一些干部若是考取会计师、或者是工程师等证书,企业没有给予充分的帮助和支持,既制约了人才的发展,同时,也影响到了企业的发展。而且更为主要的问题是一些综合素质较高、喜欢政工工作,并且对企业有足够了解的工作人员,在用工制度、学历、身份等因素的限制下,根本无法进入政工队伍,导致人才后备力理严重不足,这也是导致企业政治工作发展缓慢的一个关键因素。
3.创新不足
除了企业缺乏对政工的重视不足以外,还缺乏应有的创新力度。在长期的工作中,一些政工干部虽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由于其思维过于传统化,缺乏变通性,使得政工工作缺乏创新力度,自然其工作底气也就不足。通常情况下,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缺乏培训教育。企业在人才的培训方面,对于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投入比重较高,而对于政工人才的培养投入却严重不足,从而影响了其发展。
其次,培训渠道单一。大多数广电企业对于政工培训,只是局限于职能方面的教育,但是在学习的形式上以及培训渠道上,都过于单一,这样,收效甚微,加上培训工作断断续续,创新更是无从谈起。
第三,缺乏对新形势下政治工作要求的充分认识,并且未能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职工心理动态,导致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缺乏针对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文化领域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国有文艺院团焕发生机,文化市场监管效能显著提高。为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免费开放范围不断扩大,就更加需要贯彻精神,进一步繁荣文化艺术生产,促进我国文化产业蓬勃发展。因此,在新时期下,广电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要想有所发展和适应时代要求,就要坚持以下工作原则和要求:
首先要根据形势发展需要,采用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建立一支守纪律、有能力、有信念、有理想的员工队伍,以思想政治工作为中心,紧扣工作方向和时代主题,做到抓重点、抓民主、抓根本、抓载体,同时,建立长效机制,从而切实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和教育效率。
其次要立足于长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不懈、解放思想,运用科学理论来提升自己,做到以人为本,培养高尚的情操,建立一支有经验、有水平、有热情的年轻工作队伍。同时,要积极开展作风教育,树立科学有效的工作机制,及时发现、树立、培养和推广典型,促进企业的成长与创新。
在社会主义社会化背景下,市场经济体系也在不断改善与发展,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改变管理模式下长期以来的垄断经营式发展,要面向市场经济变化,以市场为导向,直面面对当前经济的强烈冲击。但是由于我国国情和体制的原因,大多数的广电企业虽然有所完善,但是整体发展状况隐患仍旧较多。为此,提出了以下相关问题的思考:
1.转变观念
对于任何一个企业而言,创新的思维与观念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同时,对于广电企业也不例外。从某个角度上讲,广电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就是创新的思维方式。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引导下,我国企业改革力度不断加大,对企业员工思想政治思想和工作创新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广电企业击破要立足于做久、做大、做强为目标,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贪污贯彻各项规章制度,转变观念,为企业的发展创建一支新型人才队伍。
2.立足现实
在广电企业发展中,要立足于现实,做到实事求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关键和核心,加强教育内容的创新,抓住时代脉搏,使得思想政治内容更加具有丰富性、时代性和发展性。与此同时,要从实践出发,使得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更加充实,具体从以下方面入手:一要服从于与服务于经济建设,围绕企业中心任务开展工作,继续深化教育内容;二要做好理论指导,全面解决员工的重大问题,促进企业员工的团结与发展。三要积极适应现代发展,加强企业制度建设,着眼于企业的全面发展,提高政治工作的知识化、科学化以及信息化,坚持以为人本,从而实现企业员工的全面发展。
3.重视创新
在企业发展中,要重视创新,建立企业长效用人机制,使得政工力量不断充实,创新人才机制,选择配置高素质人员,使得企业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相互促进、相互结合,实现企业的长效发展,同时,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工作氛围,创新企业文化,做到人人参与,开发新的人力资源,督促政工人员与其他岗位的相互交流,增强工作人员的才干。
另外,要加强积极探索,以创新的政治工作为载体,坚持平等性原则,树立全新的思想教育观,实现思想教育的渗透性发展,同时,要增强政治工作的科技含推动企业新动向,大胆创新,积极吸收现代化管理方法。
总而言之,广电网络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必须要加强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的分析,为时代为导向,顺应社会发展要求,与此同时,要做到坚持与创新的结合,坚持主动性与借鉴性的相互统一,推进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创新发展,使得作用得到充分发挥,从而适应新形势下广电网络企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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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各样的思潮强烈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教育工作急需进行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教育内容具有广泛性,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具有青春和活力,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性人才资源。对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以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国外的腐朽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是具有开发性的,只有积极地同外国进行交流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带给中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外国的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乘虚而入,强烈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意识。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外国的腐朽思想极易对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自然成为了西方分裂势力进行思想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其次,网络消极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近些年来,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国际性和开放性而充斥着各种黄色、暴力、反动的信息内容,这些不良信息正慢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着腐蚀。有的大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将虚拟社会当成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渐渐与现实社会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思想意识歪曲,社会交际能力减弱,为将来进入社会和团队合作埋下了巨大隐患。再次,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到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具有严峻性。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使其对家庭和学校具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旦步入社会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加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其在思想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极易引起大学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和不平衡心理。因此,就业问题所引起的消极心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首先,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定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更在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和谐。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大学生本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新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现阶段存在着走形式等问题,没有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价值观,在教育工作上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发展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线,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使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贴近生活并且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学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高校应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处于中心地位,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和讲解知识,缺少必要的互动和交流,使老师不清楚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学生也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种单调和乏味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研究热情,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只是应对期末考试,这样的教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高校应该积极建立开放的和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对老师进行角色转变,使其从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变成知识的引导者,将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到学生的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领悟这门课程所蕴涵的知识精华。
再次,积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设备或者其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广泛性,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科研设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书籍资料等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现实社会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可以分为传媒资源、法治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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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改革正在全国轰轰烈烈进行着,这次的新教改重新重视学生健康快乐的成长,更加强调学生德智体各方面能力全面的培养。高中政治课堂教学要以教材为出发点,精心设计课堂问题,有效联系时政热点,努力构建高效课堂。这样才能适应新高考制度,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打击精心准备的:浅谈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教学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针对未来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课面临的新挑战,本文从智慧魅力、节约科学、点燃绽放三个层面就如何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打造高中政治高效课堂,阐述了应对策略。
2014年9月3日,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未来高考考生总成绩将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成绩组成。这就意味着政治学科将退出高考科目,考生只参加政治学业水平考试。如何应对高考的这一新的挑战,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热情,打造高效课堂,就成了摆在每一个高中政治教师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从教师、课堂、学生等方面谈谈新高考制度下高中政治高效课堂的教学策略。
1.教师要有教育智慧
教育智慧是教育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只有智慧的教师才能打造出高效的课堂。笔者认为,要做智慧教师,就必须善于积累和反思。
作为教师,特别是政治教师,所教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方面面,更需要长期的积累。这种积累包括知识的积累、素材的积累、经验的积累等各个方面。
知识的积累要靠不断地学习和课堂实践,可以通过读书、学习、培训等途径完成。
素材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生活、实践、讲座、读书……
经验的积累主要就是在实践中进行了。亲身的教学实践可以积累经验这是毋庸置疑的,此外,笔者还特别主张观摩听课,从中得到经验或者总结教训,不断积累,不断提升。
所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讲的就是人需要常常反思。教学反思是教师进步的阶梯,是教师进步的重要途径。教学反思的主要途径就是坚持写教学日记。
在积累和反思中,教师驾驭课堂教学的能力逐渐提高,课堂的高效也将不断凸显。
2.教师要有人格魅力
所谓“亲其师才能信其道”,做学生喜欢的、有人格魅力的老师十分重要。
有人格魅力的教师首先是一个有自我定位,有自我追求的教师。正确自我定位的老师显诚实,不断自我追求的老师有活力。只有这样,才能让学生喜欢你的学科,喜欢你的课堂,喜欢你的为人。
其次,有人格魅力的教师必须是心态乐观的教师,会赞美,会期待的教师。
积极乐观的心态才会引导学生对人和事有所赞美、有所信任。赞美、信任具有一种能量,它能激发学生变得自信、自尊,从而获得一种积极向上的动力。
高中政治教师不仅仅承担着传授知识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引领学生正确“三观”的形成,引领学生良好品质的养成,所以说,学会点头,习惯微笑,用赏识的眼光去看待取得进步的学生,用鼓励的话语激励后进的学生,这样的老师一定是有魅力的老师,这样老师的课堂,一定是高效的课堂。
高效课堂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教学目标,因而必须是节约的、科学的课堂。
1.高效课堂是节约的课堂
著名学者周有光说过,“教育最应该取消的是无效劳动”。在新高考制度下,实现节约课堂,必须克服灌注式课堂、放羊式课堂和纯表演式课堂,真正做到以下两点:
一是要真正实现导学案教学。高中政治教学使用导学案,更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激发学习兴趣,培养政治素养,提升综合能力。
二是注重集体备课的作用。俗话说,想走得快,自己一个人走,想走得远,大家一起走。高中政治涵盖经济、政治、哲学、文化等多方面,很多观点需要政治组全体教师智慧火花的碰撞。
2.高效课堂是科学的课堂
课堂上事例的严谨性、语言的专业性、课堂的逻辑性,这些都是高效的科学的课堂必备的内容,在这里,笔者再强调两点,一是关注比较新的领域──脑科学,二是遵循青少年智力发展节奏。
脑科学是当今世界最活跃和最有突破性的学科之一,脑科学在为教学提供生理学基础的前提下,尝试着对传统的教学研究领域进行整合。作为政治教师,要具备前瞻意识,真正把脑科学的研究与我们的课堂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英国教育家怀特海认为,大体上,青少年的智力发展经过了三个阶段──浪漫阶段、精确阶段、综合运用阶段。一般来说,教育的全过程受这三个阶段的支配,浪漫阶段一直延续到13岁或14岁,从14岁到18岁是精确阶段,18岁到22岁是综合运用阶段。作为高中政治教师,只有遵循学生的智力发展节奏,循序渐进,科学引导,高效课堂才有希望。
高效课堂的灵魂是“相信学生、解放学生、利用学生、发展学生”,课堂最宝贵的教学资源是“学生”, 必须让学习发生在学生身上。
1.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在每一个年轻的心灵里,都存放着求知好学、渴望知识的火药,教师要做的就是去点燃它,而不是越俎代庖。一句话,把课堂还给学生,点燃学生思维的火花。
专家经过实验得出学生对所教内容的平均回忆率,教师讲授5%,学生阅读10%,视听并用20%,教师演示30%,学生讨论50%,学生实践75%,学生教别人90%。由此可见,课堂要始终以学生为主体,课堂教学要始终以学生在知识、能力上的发展为目的。新高考制度下,学生学习政治的压力相对减轻了,而高中政治教学内容与学生现实实际又联系紧密,此时把课堂真正还给学生,让学生的思维真正动起来,把所学理论知识与实际结合起来,自己主动去思去悟,课堂高效必然显现。
2.绽放学生个性的光辉
新课程的学生观认为,每一个人都有与众不同的个性,这种个性在一刀切、一勺烩、一锅煮的传统教学中不可能实现,只有在多元互动教学中才有可能实现。高中政治课关注学生生活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政治教师更要正视学生的差异性,珍视学生的独特性,尊重学生不同的个性选择,对待优生,期待他有所进步,对中间生,期待他更加优秀,对优等生,期待他全方面的发展。这样,在学生的独学期间,他会更加认真,对学时会有所互补,群学中有帮助、有进步。这样的课堂不仅仅是知识层面的高效课堂,更是学生成长道路上的高效课堂!
高效的课堂可以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教师做东,向每一位学子发出思想的邀请;高效的课堂可以是一段旅程,教师来做导游,携天下英才而同游;高效的课堂还可以是一篇美文,教师与学生共同读之、听之、观之、品之,令唇齿生香,多年后回味绵长。
[1]王义堂、田保军、王硕旺《新课程理念与教学策略》中国言实出版社
[2]崔允漷《有效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王策三《教学认识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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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法制转型从清末变法改制开始。清末效法大陆法系进行法律移植,形成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雏形。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依据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创造了近代民主共和法律模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变迁的开端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历史制度主义研究视角中,制度替换往往发生于旧制度危机日益严重并将发生崩溃的"临界点"时期,决定政治走向的行动集团如果把握了行动的主导权,就可能在制度变迁中成功实现制度创新。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来突破中国封建王朝路径依赖的惰性,把中国带入民主宪政的轨道。从新制度主义视角分析,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集团是晚清政治舞台上势力很弱的政治集团,其先天不足的因素包括组织涣散、意识形态凝聚力与整合力不足、改革所需的资源匮乏以及臣民文化对变法的阻滞等,这些都决定了戊戌变法不可能完成近代中国制度创新这一伟大历史使命。
【关键词】:戊戌变法 历史制度主义 制度变迁 制度创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政治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制度主义,引起了处于政治学研究困境的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大流派之一的历史制度主义在继承传统制度对重大制度替代和宏大政治变革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将行为主义对行为主体在制度变迁和政治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引入了研究视域,它将研究的核心放在了制度对于行为主体如何产生影响,以及由制度、行为和观念共同作用、相互影响于具体的历史境遇中塑造某种政治后果具有必然缘由。这一研究方法的优点是它避免了行为主义的太过微观琐碎以及对社会历史背景现存限制性条件的忽视,克服了传统制度分析模式的单一边界条件的缺点。历史制度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
(一)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强调社会因果关系中的“路径依赖”在社会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路径依赖”意味着系统具有自我强化或正反馈作用,认为行为者一旦步入某一路径,便会沿着此路径演进,系统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原本可能更加优化的政策也可能失去实现可能性或者改变这种路径而另辟途径将是难度很大的事情。经济学家诺斯从供给需求的角度指出,导致路径依赖的根源是交易市场发展的不充分和报酬的递增形成的交易费用的显著或高昂所决定的。诺斯认为:“制度高昂的初始建构成本、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合所产生的组织学习效应、制度的优势所产生的合作效应、制度的盛行所产生的适应性预期、被制度配套意识形态所影响的行动者的主观主义模型等,都是导致制度自我捍卫和路径依赖的原因。” [1]
对于经济制度上的路径依赖特征,诺斯认为同样可以用来分析政治制度的变迁,但与经济制度相比,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特点,表现为“集体行动的核心地位强化了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和对制度的维持强向、政治制度的高密度限制了制度创新的空间、政治权威和权力的不对称性便于支配方巩固自己的权力和既存制度、政治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导致政治生活中缺乏明显的纠错机制、政治产品供给的非竞争性使得制度创新的动力不足等,这此特性都进一步强化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2]
(二)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
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中夹杂着制度变迁的“临界点”或“关键节点”。在新制度主义看来,所谓“临界点”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能够打破旧制度产生新制度的路径突破和路径替代时期;“关键节点”通常归结为重大的外部冲击,诸如战争、经济危机等打破原有政治制度,为制度变迁找到突破口和产生理由,这节点上的制度处于断裂状态,各方利益集团处于博弈争斗状态,新制度可能产生。
(三)制度变迁的利益博弈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导致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剧烈的社会环境变化引发了不同社会集团巨大的利益冲突。旧的政治制度由于其先天的惰性使其不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主动改变,它会由于自身的惯性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刚性而进入“路径循环”状态,这种封闭循环使得新旧制度难以实现有序对接,当旧制度难以容纳环境剧烈改变而带来的冲突时,往往会导致旧制度的崩溃,新制度的创立。制度创新的动力之源来自于行动者对于新制度能够带来比旧制度更多利益的期望以及旧制度所引发的政治博弈和人们对旧制度存在合法性的怀疑。在旧制度走向崩溃的“临界点”上,制度选择的走向存在多种可能性,各种政治力量围绕各自的利益诉求和政治理想进行激烈政治冲突和力量博弈,这种合力决定了政治制度的最终走向。
中国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以人治、集权、保守、宗法继承、抑商重农为特征,在服务于皇权统治的路径中运行着。伴随这种路径的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传统臣民文化这种非正式制度。封建帝国的运行由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君权轨道上难以脱离。这一切注定了因为缺乏政治创新而在东西文明激烈碰撞之际,中国必然失败的历史宿命。
鸦片战争的爆发把中国强行拖入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之中。变局促使封建知识分子中的一些开明分子开始寻求“应变”之道,在晚清政治中出现了一些人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的政治新气象,尽管很多都是昙花一现。早期开明的士大夫们看到了西方技术层面的先进,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理念指导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甲午海战的惨败促使人们进一步对中国封建政体的反思与醒觉。
甲午战后清王朝为了偿还赔款,向列强大举外债,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进而使得列强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肆无忌惮的掀起了势力瓜分狂潮。中国处于瓜分豆剖的局面,财政亏空更使这台陈旧机器的运转雪上加霜,清政府只能“横征暴敛”,导致民变四起,正如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指出:“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付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下,各地会党,发作待时”[3],内忧外患的政治危局促使惊醒,在康有为的领导下和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第一次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改革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开始变法,在以后的103天中他发布了一系列的推行新政的政令,史称“戊戌变法”,又叫“百日维新”。在政治上,措施主要是改革行政机构,裁撤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政,提倡向皇帝上书言事,取消旗人享受国家供养的特权。但一些比较激进的具有资本主义内涵精神的措施却没有被采纳,如康有为在1898年6月对于新政的建议提出“拟定开制度局,立宪法,设议院,建设新京,议开懋勤殿以议制度” [4]。即便维新是以挽救危局为目的且措施多有折衷但变法在后党疯狂的镇压下崩溃瓦解只维持了103天,除了留下一个京师大学堂外,一切回复照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革派在改革中所设想的君主立宪还未成形就夭折了,一个没有结出果实的花朵随即凋谢。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一次失败的制度替换运动,它没有打破中国几千年以来君主专制的路径依赖,没有成功地实现君主立宪体制的制度创新。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分析,戊戌变法仍有一定的制度创新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尝试打破传统的路径依赖,成为近代以来制度变革的先锋
制度变迁一般可以分为渐进型制度变迁和突变型制度变迁。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是统治集团在在政治体制能够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基础上通过对局部不适合形势发展的政治体制进行必要的变革。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是指制度的更替通过剧烈的、暴力的和全局的方式实现。在以渐进式变迁为主的制度替换过程中,也存在突变型制度变迁,在政治活动中矛盾双方不能在现成的制度架构内协商成功达成妥协,在政治资源中占有优势的一方凭借掌控的话语权,利用暴力机器胁迫对方,以实现有利于自己的制度变迁。晚清政府在19世纪末期已经处于危机之中,只有突变型的制度变迁才能打破传统政治制度的“路径锁定”状态,实现制度创新。但发生于1898年的戊戌变法却是中国近代以来一场渐进型的制度变迁,康有为等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试图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体过渡。虽然这种渐进型的制度变迁最终命运是以失败告终,但它毕竟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制度创新的尝试,解放了思想,为后来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作用。
(二)探索从君主专制转向君主立宪之路的路径替代模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动力。当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社会变革就会到来。清朝末期危机四伏,统治阶级内部旧制度的构建者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势下,一部分人开始认识到不变革将会亡国灭种,于是一场旨在挽救王朝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然而,任何政治改革都会触动既得利益者敏感的神经,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15世纪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说:“再没有什么比带头采取新的制度更困难的了,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的成败更不确定更没有把握了,再没有什么比这事施行起来更加危险的了。
因为新制度的倡导者使所有那些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都变成了他的敌人,而所有那些可以从新制度得到好处的人们则只是他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 [5]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希望通过模仿日本,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政体来取代君主专制政体,以实现制度变迁的路径替代,然而,渐进式制度变迁已经无法突破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王朝“路径锁定”状态。这样一群势单力薄又缺乏任何政治资质的改良派,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来发号施令,试图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这注定了失败的结局。但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以来试图仿效西方进行资本主义改革的第一次尝试,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虽然步子迈得不大,但毕竟已经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康梁”的一小步,却是中华民族探索新政治制度的一大步。
(一)利益集团的“搭便车”行为
戊戌变法的组织依托之一的强学会,其成员构成复杂,鱼龙混杂,有不少人加入强学会是带有功利性的,是为了捞取升官发财的资本,并不是真心支持变法,甚至有破坏分子混入其中。维新派人士为了壮大自己的声势,不加甄别地将一些封建官僚动员进入强学会,不仅使强学会的组成人员复杂而且矛盾也日益突出。
(二)行动资源不足制约着创新主体的行为
从历史上看,凡是在制度创新上取得成功的创新集团都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丰富的创新资源。在具备较高创新能力的前提下却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制度创新主体就很难突破现有的制度路径锁定状态,实现既定的制度替换的目标。制度创新资源主要有军事、经济、政治资质和组织等资源。
首先是军事资源严重不足。在变法之前,光绪皇帝也意识到军队的支持性作用,而自己却无军事调动权,他只有将全部希一望寄托于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身上,通过职务提拔,希望他能支持变法,袁世凯效忠后党集团,在了解光绪皇帝的意图后立即向荣禄报告,于是政变爆发,手无寸铁的维新派只能任人宰割,在镇压维新派人士后,一切恢复原状,制度替代宣告破产。
其次是制度创新的经济资源缺乏。改革旧制,修铁路、奖励农耕、建立现代化的海军等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此时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捉襟见肘,为了偿付甲午海战失败的赔款,只能大举外债。这些借款除了偿还对日赔款外,还用到政费、利息、军费、佣金、贪污和折扣等上面去了。列强通过对清政府借款把持了中国的海关税收。所以,戊戌变法过程中颁布的很多发展经济的措施因为无钱支持只能作罢。
再次是政治资质太浅。戊戌变法,其领导者康有为只是一个工部主事,并且维新集团中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其所依靠的光绪皇帝也是毫无实权的“光杆司令”,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变法,失败是可想而知的。
最后是组织不力。戊戌变法的政治组织强学会无法克服组织内部一些投机分子“搭便车”现象,不能形成一个纪律严明的组织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进而在变法过程中不能形成上下合力协同效应。
(三)制度创新主体意识形态内聚力与整合力不足
政治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现的是该集团主流的价值取向、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表现为道德、政治理想、宗教、哲学等形式。意识形态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包括教化、批判、整合、导向和控制等功能,其中整合功能对于制度创新主体来说十分重要,对于解决制度创新过程中利益集团“搭便车”现象很有帮助。
维新集团因为没有搭建起一个合理、严谨、合乎逻辑的意识形态框架,没有形成共同的价值认知目标,更无维持集体行动的动力机制,是其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戊戌变法也缺乏深厚的思想基础,推动变法的动力不是源自维新集团成员对传统体制的深恶痛绝,而是来自外部,即列强对于国家领土的蚕食和瓜分的阴影。
(四)难以抵制臣民文化对于制度创新的阻滞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惰性在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以后,皇帝就成为权力的代表,因此,他的权威神圣不可侵犯,于是君主世袭“君权独尊”成为“积习”。所以在改革前后提出“君民共主”,试图利用皇帝的权威来发号施令是很自然的。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发布“密诏”,实行“勤王”运动,可以看出臣民文化对其影响的深远。臣民文化不仅使现代公民文化在皇权崇拜、愚民的专制主义的土壤上难以自发成长并开花结果,也使得西方的先进文化难以为国民所接受。因此,若要在中国成功实现制度替代,就必须对中国的臣民文化进行彻底的清理和淘汰,培育适合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公民文化。
中国作为后发型国家在制度发展历程中若能模仿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走上制度创新之路是最好不过了,但在模仿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改革者应该立足中国的国情,结合传统文化中的合理成分,嵌入到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之中。作为制度创新的主体必须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以先进理论和科学的意识形态作为指导建立具有强大内聚力与整合力的创新团队来完成制度创新的路径替代,这是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只有具备求实、创新、坚定精神的人才能担此任。面对社会混乱、主权失落、领土残缺的局面“康梁”举起了制度创新的大旗,然而其组织松散,意识形态混乱,创新资源缺乏等,注定了在这个积淀厚重的专制主义沉渣的国家构建民主宪政政体失败的命运。但戊戌变法作为开启了中国近代制度变革先声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重要的启示,至今为后学者探索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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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理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主题和形态。从古雅典到现在,民主理论几经变迁,呈现出丰富的多样性。古典民主意味着自由而平等的公民,通过公民大会等形式直接参与城邦的治理。这种参与并不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参与本身就是目的,公民只有参与政治,个人的道德才能趋于完善,人性才能充分展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滥觞。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雅典民主为人类提供了一种集体管理的新形式,广大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通过选举担任各级政府官职。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雅典的民主政治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其实质上是以雅典工商奴隶主为领导的奴隶主阶级对于奴隶、非公民群众实行专政的工具。
在雅典全盛时代,自由公民的总数连妇女和儿童在内约为90000人,而男女奴隶为365000人。构成雅典居民人口大多数的奴隶丧失自由,不享有公民权,因而不能参预政治活动。和在其它希腊国家一样,奴隶主可以恣意虐待和惩处奴隶。在手工作坊、矿山、农场,奴隶被迫以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工作。事实上,恰恰是在奴隶的艰辛劳动的基础上,奴隶主自由民才有进行政治活动的可能;恰恰是在对奴隶实施压迫和专政的前提下,才有奴隶主自由民的民主。它在充分发挥积极作用,促成雅典政治、经济、文化日臻繁盛的同时,又残忍地窒息、限制了社会另一部分成员的自身发展能力。它既是伟大文明的催化剂,又是社会不公的暴力机器。所以雅典的民主其实是建立在奴隶制度之上的民主,奴隶制度是其民主政治制度实现的根源。
在号称全盛的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公民的范围非但没有扩大,反而进一步缩小,由于公元前151年通过的特别法令规定只有父母都是雅典公民的人才可成为雅典公民,于是雅典的居民中一下有5000家失去了公民权。并且从此以后,雅典失去了从其他城邦补充自由公民的可能性。在伯里克利时期,享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总数约有30000人至35000人,而公民大会的出席人数通常不超过2000人至3000人。作为雅典普通公民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了谋生的需要,常常不能出席约10天举行一次的公民大会。因而,他们表现自己的意志、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大大减弱。
其次,虽说雅典的政治是抽签选举,任何人都有机会凭借抽签来当选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雅典的政权是掌握在工商业奴隶主上层人物的手中。因为当选国家公职人员是没有工资的平民很难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担任公职。财力雄厚的工商业奴隶主垄断着十将军职位,操纵着国家的内外政策。由于十将军职位可以连选连任,所以,这在雅典民主政治中留下一个明显的漏洞――很容易形成将军的集权,在实际上控制政府。
原则上,任何成年的城邦男性公民,都有权参加选举。每次选举时,由每个部落选出一定的候选人,然后再在这些候选人种抽签选举。抽签的主体成分复杂,既包括一些素质较高的人,也包括一些素质较低的农民和手工业者。
令雅典人民引以为豪的“陶片放逐法”也有其弊端。陶片放逐法是克里斯提尼所创的维护民主政体的制度。指定此法的目的是为了防范那些对民主有潜在威胁的人。陶片放逐法作为对民主制度的保护措施,体现了民主精神。但是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的背离了初衷,其蕴含的民主精神遭到破坏,沦落成为打击政敌的工具。为了流放阿里斯泰德,泰米斯托克利在城中散布流言,激起人民对他的嫉妒,结果阿里斯泰德被放逐。在感情的驱使下,人们有时会陷入不理智状态,这是人的本性。因此在任何政体下,“决策人都有可能陷入感情用事的泥淖”。而集体的感情用事,往往较之个人感情用事的破坏力更大,所以民主制同样应该警惕集体的非理性,避免权力滥用。
雅典自组成海上同盟之后,逐步加强对同盟国的控制,使同盟国降至附庸地位。公元前454年把同盟贡金增加到400塔兰特,并将同盟金库由提洛岛移往雅典,同盟贡金的用途由雅典公民大会决定。雅典利用同盟国的贡金和其他捐税收入,供应国家开支。雅典的法律、币制和度量衡制也向各盟国强力推行,雅典还向各同盟国派遣监察官和军事移民。这样,雅典不但是海上同盟的领导者,而且是统治者,海上同盟变成了海上霸国。雅典海上霸国的建立,充分暴露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对外扩张、掠夺的本质。
雅典的对外扩张,不仅引起了雅典霸权控制下的各邦的反抗,而且遭到希腊另一霸国――伯罗奔尼撒同盟的盟主斯巴达的反对。雅典和斯巴达都企图称霸全希腊,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这种矛盾发展的结果,雅典和斯巴达终于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史称伯罗奔尼撒战争。这次战争从公元前431年爆发,到公元前404年结束,席卷了希腊各国。在这次大规模的互相火并的战争中,希腊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都急剧地尖锐起来。
雅典民主政治有其局限性,亦有其闪光点。在古代君主专制盛行的情况下,创造出法制基础上的差额选举制、任期制、议会制等民主的运作方式。这种先进的古代政治制度,为公民创造了广泛的参政机会,激发了公民的自由,开拓精神,推动了雅典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性。所以我们应该批判性的去看待雅典的民主政治。
浅谈雅典民主政治制度的局限性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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