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家肖邦相关的共141个结果:
在整体上而言,浪漫主义运动由欧洲在18世纪晚期至19世纪初期出现的许多艺术家、诗人、作家、音乐家、以及政治家、哲学家等各种人物自发组成,但至于浪漫主义的详细特征和对于浪漫主义的定义,一直到20世纪都仍是思想史和文学史界争论的题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肖邦钢琴音乐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美学特征相关探讨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肖邦是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具有重要地位的作曲家之一,是西方音乐史上唯一一位以钢琴创作为主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也是浪漫主义音乐语汇的创造者之一。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旗帜鲜明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时期几点重要的美学观念――反叛一切理性的束缚,注重自我情感的抒发、对本民族音乐的重视和其作品中潜在的标题性等。这些美学观念都构成了肖邦音乐的独特艺术魅力。
关键词:肖邦钢琴音乐浪漫主义美学特征
整个19世纪的欧洲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欧洲人民不仅在日常生活上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在思想文化领域也受到了更大影响,进步人士纷纷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观念。自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后,涌现出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观念,呈现出多种思想风格特征。在文学艺术领域,也出现了反对传统和古典、要求解放创新的呼声。19世纪20年代,西方音乐进入到了“浪漫主义时期”。受文学、建筑、美术等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音乐艺术也逐渐形成了其独特的美学观念。1830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促使了欧洲各国人民意志奋发和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形成了进步的浪漫主义思潮,出现了以维也纳的舒伯特、法国的柏辽兹、德国的韦伯、舒曼和门德尔松、波兰的肖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进步的浪漫主义作曲家。
肖邦(Fryderyk Chopin,1810~1849)波兰作曲家、钢琴家和音乐教育家。波兰自18世纪后半叶就一直处于民族危机中,肖邦的音乐创作思想正是伴随着波兰民族解放斗争而形成的。他一生的创作主要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波兰时期,与西欧浪漫主义音乐不同的是,波兰的浪漫主义具有更为强烈的爱国主义色彩和民族意识,在肖邦后半生的音乐创作我们可以看到他的音乐作品中处处受着波兰民族音乐观念的影响。第二时期是巴黎时期,肖邦后半生生活在法国巴黎,巴黎是19世纪西欧的重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浪漫主义文学、美术等艺术在这里得到了极为辉煌的发展和繁荣,同时也对肖邦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纵观肖邦一生的创作,他在吸收古典音乐精华的同时又勇于突破传统、敢于创新,他赋予了练习曲、叙事曲、夜曲、波罗乃兹舞曲及玛祖卡等一系列音乐体裁以新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还深入挖掘和提高了这些音乐体裁的艺术表现力。他的钢琴音乐充斥着极为细腻的情感,充满着诗情画意,形成了肖邦独特的音乐风格特征。在他的音乐创作中深刻地显现出了浪漫主义时期的美学特征,具有鲜明的代表性,这也使他成为浪漫主义音乐语言的缔造者之一。
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独立价值”、“尊重人的本性”的理念,深深的影响的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他们普遍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个人经验,追求思想与心灵的自由和解放,力图摆脱传统“理性”的束缚,强调人和人的本性,用各种音乐体裁与形式来抒发内心的真实感受,因此,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内心心理刻画就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美学特征之一。
作为浪漫主义钢琴传统精华代表者的“钢琴诗人”肖邦,在他所创作的大量钢琴音乐作品中,也不难发现浪漫主义时期这种“人性”的美学观念。他所创作的作品从不拘泥于传统的音乐模式,所表达的都是他内心的真实感受,是他对自己的祖国、人民、生活、爱情和对大自然真诚的描绘。和同一时代的舒曼、门德尔松等音乐大师一样,肖邦是一位真正的抒情大师。
在这里仅以他的两部钢琴协奏曲为例,《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是肖邦表达自我情感的典范之作,它体现了肖邦个人情感和对爱情的体验。第一乐章主部与副部的对比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它采用双主题的形式,第一个主题采用的是小调,充满了浪漫的气质,第二个主题是大调,明朗、平静。主部主题由慢的微妙的内心情感变化,衬托出副部主题悠扬如歌的旋律。尽管色彩不同,但同样都是抒发自己内心情感的。第二乐章是一个慢板,用变奏的手法写成,音乐非常的优美,抒发着肖邦内心细腻的情感体验。
肖邦曾对这个乐章有过这样的描绘:“他不是雄壮的,而是富于浪漫气质的,这是明月之夜的梦幻”。我们从中能体会到肖邦对大自然的真诚赞美。末乐章有两个主题,第一主题是克拉科维亚克舞蹈节奏,让人联想起民间舞蹈的场面。第二主题则充满了对美好生活和对爱情的向往。再看他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更加富有天真质朴的情感,第一乐章中,主部主题以优美的旋律表达出了凝神沉思,崇高优雅的意境。第二乐章的第一主题也是柔情似水,令人感到这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在末乐章里,肖邦明确的标有“纯朴,极其优雅”的说明,以其明晰的钢琴织体表达出了轻松愉快的心情。
肖邦的其他每一部作品都是他内心的真诚表白,对个人内心情感表达的重视,构成了浪漫主义时期美学特征的重要一方面。
19世纪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尤其是东欧一些弱小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长期遭受外来民族的压制,资产阶级大革命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各国先后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受此影响,浪漫主义时期各国的音乐家普遍对本国的民族、民间音乐和相关的民族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将自己的创作普遍根植于民族、民间音乐的文化土壤,在自己的创作中反映民族的精神,同时也表达了作曲家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
肖邦是西方音乐史上著名的爱国主义作曲家。谈起他的作品,首先离不开波兰这个伟大的民族,他对本民族和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肖邦所生活的波兰时期,正是波兰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时期,再加上他从小生活在民间音乐的环境当中,这深深地影响了肖邦今后的音乐创作,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普遍带有波兰民族音乐的特征。肖邦的创作内容多和波兰民族和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他的优美的音乐使得波兰民族音乐成为普遍接受的世界性音乐语言。
肖邦音乐的民族性体现的最为鲜明的是他的波罗乃兹舞曲和玛祖卡舞曲。波罗乃兹舞曲是肖邦的民族意识体现的最为强烈的体裁,他将民族音调和爱国情感融入其中,把这种体裁从形式到内容都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降A大调波罗乃兹舞曲》是一部歌颂人民的光荣和伟大的宏伟之作。《升f小调波罗乃兹舞曲》体现出了一种强大的内在张力,第二乐章的宁静、朦胧的沉思反衬出激情迸发的巨大力量,使该作品体现出深刻的戏剧性,反映了肖邦对祖国被受奴役时内心的矛盾。玛祖卡舞曲是肖邦创作中最具波兰民间乡土气息的题材。它源于波兰的乡村舞曲,肖邦将这种题材艺术化,使其具有丰富多样的情感变化。他的《C大调玛祖卡》鲜明的描绘了民间生活的各种画面,充满的民间的乡土气息。《B大调玛祖卡》以其强烈的重音、旋律的大跳,生动的表现出民间舞蹈中人们兴高采烈的气氛。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不同程度的倾心于标题音乐,他们常将音乐与文学、戏剧、绘画和大自然等相结合,将某一特定事物或内心情感用音乐描绘出来,甚至为了表达明确意图而为音乐添加文字性说明。这反映了浪漫主义作曲家对富有诗意的、描绘性的器乐音乐的兴趣,并强调音乐与其他姊妹艺术的联系。
肖邦的钢琴音乐作品从表面看似乎全部是无标题音乐,但我们仔细研究就会发现,有许多体裁形式的作品中是有其潜在的标题性的。正如斯塔索夫在谈论肖邦的音乐作品时所说:“他的前奏曲、夜曲、练习曲、玛祖卡舞曲、波罗乃兹舞曲、即兴曲,不论从形式上来看好像多么小和多么有局限性,他们的内容都非常的伟大和深刻,并且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们都像他的壮丽的叙事曲是一样属于‘标题音乐’,甚至‘标题音乐’的最顽固的敌人都不能怀疑肖邦的第二奏鸣曲(降b小调)的‘标题性’”。肖邦的性格温和、内敛,是不愿将内心的情感直接表露的,他在进行音乐创作时虽然有明确的创作意图,但从来不在乐曲上加任何的标题性文字。在他的《g小调夜曲》的手稿上写道:“《哈姆雷特》剧观后作”。但最终还是将这句话划掉在旁边写道:“不,还是让他们自己猜吧!”在肖邦的许多作品,如叙事曲、波罗乃兹舞曲,甚至练习曲中都有其明确的创作意图。他这种充满朦胧诗意的风格正是他音乐的独特魅力。
以肖邦的《第二叙事曲》(F大调)为例,这首叙事曲是肖邦作品中标题性最为鲜明的一首,它是根据密茨凯维支的长诗《斯维切济湖的姑娘》中获得灵感的,这首叙事曲的标题性与诗歌的情节相联系。诗歌的内容大致是这样:“在斯维切济湖畔有一个青年猎人,他遇到一位不相识的少女;月明之夜他不只一次与她在湖岸的森林幽会,他想少女海誓山盟表达爱情;但青年不忠于他的誓言,又爱上一位从湖中又上来的仙女,当它处在滔滔的湖水中时,他才认出这位仙女原来就是森林中的少女;美丽的斯维切济姑娘狠狠的惩罚了这位负心郎,毫不动心的把这个青年拖到湖底”。叙事曲的第一段是田园式的音乐,旋律淳朴、优美,描写的是斯维切济湖畔的美景和一对青年男女在湖岸的森林幽会的情景。第二段音乐充满了不安的情绪,与第一段形成了鲜明对比,仿佛描绘的是狂风吹过卷起湖水的景象和少女内心的变化。第三段音乐中我们又听到了第一段的主题,但它却带着一种哀诉的情绪,他表现的是仙女的形象。突然音乐急转直下,最后一段音乐像狂风暴雨般袭来,表现出了少女的绝望与愤怒。结尾句充满了悲哀的情绪,表现出了少女将青年拖入湖底而死去的情景。这首充满了戏剧性的叙事曲将自然美景与人物内心的情感完美的统一起来,是肖邦标题音乐的典范之作。另外,在他的即兴曲、奏鸣曲、波罗乃兹舞曲等题材的作品中性标题的音乐也很多。
综上所述,肖邦以其独特的音乐语言为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上述三个方面的美学观,加上肖邦在处理音乐旋律、和声及钢琴织体等方面的特殊手法,使其钢琴音乐具有独特的“肖邦式风格”。他的钢琴音乐成为浪漫主义时期钢琴音乐的一座高峰,对后世的浪漫主义作曲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1]A・索洛甫磋夫.肖邦的创作[M] .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2]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
[3]蔡良玉.西方音乐文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
[4]钱人康.肖邦的叙事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6.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社区图书馆是建立在社区里的基层图书馆,多数由公共图书馆与社区联合创办,具有区域性、普及性、多样性等特征。由于各方面原因或多或少都存在经费不足、藏书陈旧、可利用书籍不多、服务单一、社会效益差等情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社区图书馆建设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区图书馆作为社区文化的重要文化设施之一,无论在丰富居民文化生活,传递科学信息方面,还是在进行社会教育等方面已经或正在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区图书馆进行阐述,即图书知识大众化,图书信息实用性,读书形式多种多样,寓教于乐,并提出社区图书馆在建设与管理方面的几条举措。
【关键词】:社区图书馆 图书馆建设 类型 必要性
随着城市居住环境的发展,社区图书馆已成为图书馆事业发展中的新生力量,它的发展依然要依赖于公共图书馆提供的物质的、人力的及管理、技术方面的支持和援助。作为收集、储存、传播及利用知识、信息途径之一的图书馆,要求其提供最广的知识信息服务于社会大众。但是公共图书馆馆藏优势在现阶段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作用也未能充分发挥。而当前社区文化的兴起和发展无疑为困境中的社区图书馆提供了可以大显身手的舞台。
社区图书馆以其特有的功能,担负着社区文化建设和教育培养市民的重任,因而成为社区文化教育中心。社区图书馆是社区内各种信息的集散地,在给居民提供学习、阅读、文化休闲的同时,更是传播文献信息的信息港,为居民工作和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因此,建设并完善社区图书馆是发展社区文化的必然选择。
社区图书馆是根据现代都市人聚居形式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图书馆模式,基本特点就是向社区居民开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阅读需求和信息交流为目的的。不同于公共图书馆,社区图书馆是根据现代都市人聚居形式的变化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图书馆模式。基本特点就是向社区居民开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阅读需求和信息交流为目的。社区图书馆要充分体现“阅读的便利”和“资源的节约”的原则。“阅读的便利”,就是要能使居民不出社区就能享受图书馆的服务;“资源的节约”,倡导的是一种社区内所有家庭和单位的资源共享。社区图书馆最主要的任务是:满足人与人的沟通和往来,避免由于“都市病”带来的人群的隔离和疏远,给读者营造“家的感觉”,培养居民对图书馆的认同和热爱,使之主动参与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和管理。
2.1读书的便利
社区图书馆按街道社区分散设点,一般可以在几个或者一个社区范围内设立一个图书馆。它贴近群众,融入社区文化生活之中。一般只需几分钟或十几分钟就可以到馆借阅,深受人民群众欢迎。
2.2图书信息实用性
社区居民最讲实惠、实在,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生活在实实在在的生活实践中,他们最关心的生活、学习、就业、经营、生财等方面的事情,不爱空谈。这就要求,社区图书资料要尽量与居民生存与发展贴近一些,多提供一些对居民有用的信息。只有这样,居民对图书馆才有兴趣,社区图书馆存在才真正有价值。
2.3服务多样
社区图书馆由于具有以上两个特点,从而可以为读者提供较为方便、周到的服务,利用了解读者阅读需求,与读者进行感情沟通,及时得到服务效果反馈,同时它可与社区信息服务及其他文化教育娱乐活动互相配合,开展形式多样、灵活的服务,成为社区文化生活部可缺少的部分。
3.1分馆型
县以上各级公共图书馆都可以探索在社区建立图书馆分馆。这样可以将公共图书馆的读者服务工作直接延伸到社区,直接面向社区的居民群众。从而使公共图书馆的服务深入到社区,深入到群众的家门口。
3.2物业型
随着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城市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日趋完善。政府应该通过城市规划和政策导,规定房地产开发商在住宅小区的设计中规划建设小区图书馆。并将其作为物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住宅小区的居民提供良好的文化服务。
3.3共建型
公共图书馆及各类图书馆,可以与社区共建图书馆。其方式可以灵活多样,有房出房,有书出书,有人出人,共同建设,社区管理,群众受益。
3.4联合型
社区主管部门或者街道党委政府牵头,发动社区内的有关机关、团体及企事业单位。联合建设社区图书馆,既为本单位职工服务,也为社区居民服务,努力做到社区资源共享。
4.1对城市社区图书馆的建设尚缺正确认识
社区图书馆的建设,还未明确纳入社区文化建设的硬性目标当中,社区文化建设的内容较多,但图书馆是其基本设施之一,完全可以统一纳入硬任务中,作为城市社区文化建设考核的项目之一。笔者认为,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取决于领导者的认识,地方领导对社区图书馆建设难以摆上重要工作位置。那么,城市社区图书馆就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后劲。
4.2城市社区图书馆缺乏科学的规划
各地中心城市的高校及大型图书馆,应当重视社区图书馆的发展,并就馆舍的要求、馆藏的内容、馆藏的数量、图书馆理人员的培训等方面,提出统一规划和指导性意见。虽然近年来中国经济步入良性发展轨道,各级政府都意识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性。但对城市社区图书馆来讲,仍然缺乏远见的规划,缺乏严密的、科学的、人性化的认证。缺乏与中心图书馆相配套而网点分布合理的规范社区图书馆。
4.3社区图书馆建设资金不足
资金问题,是制约社区图书馆发展的实质性问题。各地社区领导应对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给予足够的重视,保证用房与藏书的经费。只有在思想上给予足够的重视,才能想方设法,筹集起必要的资金。可以利用社区的服务项目,创造出的利润用以补充图书经费的不足。
5.1重视城市社区图书馆各项功能的实现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区图书馆建设必须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信息需求、知识需求、休闲需求,要充分发挥社区图书馆的继承、融合、社交、知识、信息、休闲等功能,使社区成员从社区图书馆中获得收益。社区图书馆建设的成功与否,以社区图书馆功能的明确和充分实现与否为标准,如果其功能得到全面实现,会使政府和社区成员投入很少、获得却很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很高,从而促使社区图书馆的良性发展。 5.2争取国家财政的支持是社区图书馆发展的组织保证
社区图书馆建设是一项社会公益事业,政府的支持是实现图书馆事业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当地政府应从政策上给予社区图书馆经费上的保证与支持,加大政府行为力度。不仅要把社区图书馆建设纳入当时精神文明建设的议事日程,而且要为社区图书馆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要积极争取国家财政拨款,由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管理,派专人负责,力争把社区图书馆建设纳入城建配套设施(如医院、学校等)之列。
5.3充分应用现代化技术,加速网络化建设
网络化建设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图书馆服务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现代化图书馆中,读者不仅可利用图书馆的馆藏,而且还应方便地利用其他图书馆的文献信息,先进的网络、通讯、计算机技术为此奠定了坚定的基础。而社区图书馆服务除了现存图书馆设施的功能,对特定社区的定向延伸、辐射外,还要发展图书馆事业网。一方面,社区图书馆要把服务的触角伸入到社区图书馆服务网络,增设服务网点,形成社区图书馆服务网络。另一方面,建立以计算机为主,以网络为依托的计算机网络,实现信息快速及时的传递。
5.4提高管理水平,树立平等服务观
作为社区图书馆的管理人员,其直接接触的是各种层次的社区成员,因此必须具有博学多才的综合素质。他们既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以读者至上,服务第一”为宗旨,开展多层次便民利民服务,与社区成员加强沟通,才能更好地为社区成员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社区文化服务的特点是共享,人们都承认自已是社区的一员,而共享其文化。因此,社区图书馆服务的基点应是公开与平等。图书馆的核心是读者,图书馆是为满足读者需要而设置的,图书馆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思想。坚持平等的服务原则,所有读者都可共享图书馆的各项服务。
5.5增加服务的特色化和家庭化是城市社区图书馆的发展
目前,各地已涌现出一批可喜的特色服务项目,它们是社区特色产物,反过来又促进社区特色的发展。社区图书馆应根据社区独特的经济文化建设,人文环境及人们对文献信息的特殊需求来策划图书馆服务工作。如本地区的旅游经济,历史名城的文化古迹及服装、饮食、果园、水产等种种不同的因素,都可能成为一个社区独特的景观。为此,城市社区图书馆要抓住机遇,开展颇具特色的图书馆服务,即特色服务,这是社区图书馆的发展规律。
新时期社区图书馆建设综述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各方面的改革都已经进入了深水区。改革必将会对现有的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虽然改革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出发,但在一定时期内,势必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国煤炭企业正处于转型期,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为保证煤炭企业能够顺利转型,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做好员工的信访工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煤炭企业信访工作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的实施,大型项目数量的增加和施工周期的不断压缩,施工企业在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不断压缩的投资周期,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及提高内部收益率的角度考虑,依然会存在将工程分解后以不同的方式分包出去的现象。本文分析了现实中常见的三种分包行为,并结合实际提出了相应的法律风险防范措施,为当前施工企业工程分包的法律风险防范提供借鉴意义。
在煤炭企业,信访工作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群众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业务工作,它是企业领导同员工保持联系的桥梁,是体察民情的窗口、获取信息的渠道,直接关系到员工的切身利益,关系到企业的和谐稳定,同时又是接受监督的一种方式和反映各方面情况的一面镜子。因此,做好信访工作非常重要。作为一名从事煤炭企业信访的工作者,结合工作实际,笔者就新时期煤炭企业的信访工作现状和特点、存在问题和原因及建议和对策,同大家浅谈一下自己的见解。
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煤炭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化,信访案件层出不穷,虽然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信访工作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从整体上看,形势依旧严峻。尤其是随着法律法规等各项政策的不断完善,原来或者早期合法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就煤炭企业来讲,主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访诉求更加具体化。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全民追求物质资料的积累和物欲享受提供了依据,同时贫富差距也不断加大,民众享受国家经济发展巨大成果的意识逐渐苏醒,信访诉求开始增加,并集中体现在事关切身利益的现实问题上。主要表现为:职工个人工资待遇的问题,养老金、工病亡遗属抚恤金、医药费报销问题,退休工残待遇问题,社区棚户区改造、子女就业等问题。
第二,信访形式花样百出。一是集体访,有些群众或某些特殊群体为了达到引起重视、尽快解决问题的目的或者为了谋取小群体利益,有组织地集合到一起,集体上访扩大影响,尤其表现为企业给职工福利分房期间,多数职工为了谋取个人的最大利益,群集上访,一度扰乱到机关办公秩序;二是寻机访,一些群众专门选择重大节日活动和一些重要会议期间上访,表现为每年国家召开两会期间,都有群众赴京上访,要求解决个人问题;三是突然访,发生纠纷矛盾因处理不当,矛盾激化引起上访。我们作为煤炭企业,安全问题是头等大事,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安全意外,伤病亡家属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为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会不择手段进行突访;四是重复访和缠访;五是无序访和越级访;六是胁迫访。
第三,信访渠道多样化。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新兴媒体得到迅猛发展,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对于访民来说,如果信访渠道不通畅,访民会直接通过网络、报刊、论坛、聊天等方式直接散发信访信息,进一步制造轰动效应。在信访过程中,一些访民由于对企业缺乏必要的信任,在这种情况下,不经任何正常渠道就到处散布。
从总体上来说,当前之所以会存在许多影响煤炭企业稳定发展的问题,与煤炭企业正处在大变革时期密切相关,具体分析还有以下原因:
一是部分历史遗留问题成为职工群众上访的重要诱因,主要是遗留的历史问题因缺乏政策支持而得不到有效的解决。上世纪九十年代,煤炭行业一直处在低谷,为了减人提效,部分企业施行了让职工自愿买断工龄的措施,部分职工在买断工龄,钱拿到手后,眼见煤炭企业发展壮大起来,又想回到企业,端起铁饭碗,但此时的政策并没有给与支持,就导致当时大批职工围堵上访,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是部分职工观念陈旧,等靠思想和平均思想成为职工上访的重要诱因。在日常工作中,由于员工不能适应新的改革措施,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在工作、生活中遇到问题,直接找单位领导摆困难、讲条件,如果单位不予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就直接找上级部门“告御状”。
三是部分干部工作作风漂浮。对于信访工作,个别领导干部缺乏必要的认识,在处理群众利益问题时,方法简单,与群众形成对立或对抗,以致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四是信访体制不完善。一是信访渠道有待进一步疏通,部分企业内部存在信访渠道不够畅通的现象;二是“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原则需进一步细化、完善;三是没有及时将《信访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结合信访实际具体化。
3.1 完善信访收集、分析及通报渠道
首先,要完善信息的收集及分析整理,将定期排查和不定期调研相结合,对一些具有倾向性、预警性的信息,要有通畅的收集渠道,要全面分析、梳理上访信息的特点和规律,建立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同时,要加强信息沟通,加强工作协调,及时通报上访工作办理进展。
其次,要建立多元化的信访渠道。现代煤矿的发展,其信访渠道和信息建档跟踪反馈制度,也应与时俱进。在继续维持好传统信访渠道的基础上,更应本着方便、快捷、保密的宗旨,积极转变思维,开拓眼界,主动求变、求新。例如陕西陕煤澄合矿业有限公司王村煤矿现在实行的“一箱一表一落实信访工作法”,坚持每月月底包队干部到基层区队进行信访调研,将收集材料汇总后,交矿领导批示,相关部门落实,办公室进行监督,这种做法将职工的抱怨转化为正常渠道的倾诉,缓解了职工心理压力,拓宽了信息渠道,此方法实施三年以来,矿未发生一起上访事件。随着信息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开通电子公务邮箱、内部网站、微信、易信平台等新型信访渠道,也已成为当前拓宽信访渠道的重要途径之一。只有确保信访渠道的多样化、便捷化、实用化,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煤矿信访稳定工作的需要,满足各个年龄段、不同工种、不同文化层次职工的诉求与需求。
3.2 职能部门要转变观念,变“被动”接访为主动预防
3.2.1 加大下访强度。信访领导要从制度上规定,定期组织信访工作人员下基层深入一线进行调研,了解职工关心的焦点、热点问题,组织信访工作人员制定有效的预防和解决方案,把矛盾化解在信访前。 3.2.2 解困抓帮。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信访行为,要求信访干部始终把关心和解决弱势群体生活摆在企业重要议事日程上,根据困难职工人数和困难程度的不同制定具体的帮扶措施,形成运转自如的扶贫帮困的长效机制,尽可能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
3.2.3 回访抓稳。延展信访救助至销案后。新形势下信访干部应改变以往上访案件销案即止的处理方式,着眼于社会关系的修复和解决,实行对疑难不稳定案件进行定期回访,努力把信访的救助延展到涉访案件结束后,准确掌握当事人思想倾向。
3.3 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接访人员
信访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要做好新时期煤炭企业的信访工作,首先就要培养有综合素质的专职接访人员。
一要有高度负责的责任心。即在接待上访、处理信访工作中,要有强烈的责任心,在工作中讲究方法,要从操作层面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不能仅仅是读读文件,而是要与群众面对面交心,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要讲明政策,理顺情绪,化解矛盾,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要及时掌握信息、及时反馈信息,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
二要有勤奋学习的上进心。即要干一行、学一行、钻一行、爱一行,只有勤奋学习才能提高自己办结信访事项的能力。要认真学习《信访条例》等业务知识,学习信访工作要领,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同时,还要不断扩展知识面,要根据信访工作、上访群众的需求,增加对法律、经济、企业改制等方面知识的学习,以便更好地开展工作,解决问题。
三要有换位思考的同情心。信访部门杂事多、麻烦事多、费时耗力的事多,一些老上访户、缠访户常常有出格的举动,接访人员时时经受着考验。只有具备了换位思考的同情心,才能不嫌弃、不厌倦,认真对待这些困难事,才能对待困难群众的诉求,做到不辞劳苦、查清事实,促进问题的解决。
四要有真心诚意为职工排忧解难。煤炭企业信访工作就是要求每一个接访人员从解决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做起,真心实意地帮助他们解决好工作中的实际困难;要更加深入职工群众,了解民意,想法设法解决职工群众的合理诉求,竭尽所能为群众多办实事。即使有些问题一时半会还解决不了,但只要把工作做实、把道理讲透,工作耐心细致,还是能让职工群众信服,从根本上减少和化解问题。
总之,新形势对煤炭企业信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要做好新形势下煤炭企业信访工作。需要信访工作者不断学习好新的业务理论知识,掌握好国家、企业的有关政策、制度,运用好工作方式、方法,以对组织、对企业、对职工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信访稳定工作,为企业和谐健康发展、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文艺复兴处在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美术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教育是现代意义上美术教育的先驱,观念上,人们改变了对艺术家的态度,艺术家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怀有特殊才能的天才;美术教育及教育方式也有了崭新的开始,教育模式逐渐从作坊向学院过渡,施教者和学习者都获得了自由的人格;教育目的也走向人人可受教,之中有天才的道路。直至今天,人们还能透过每一种变革,感受到这场革命的影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世界美术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期即是文艺复兴时期,这个时期绘画的表现主题受到了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虽然宗教题材所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这种思想推动和成就了一批美术大师,这一时期的美术作品影响了全世界美术的发展。
关键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美术
14世纪在意大利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着时代向前迈进,随之在15世纪影响了整个欧洲的思想,一场空前的思想复兴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起来。这场运动是欧洲文学和艺术发展的一次飞跃,也成就了欧洲科学技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并推动了欧洲历史文化的大繁荣时代的到来,历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为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在经历了近千年的黑暗与衰落之后的再生时代。
中世纪时期欧洲人们思想愚昧,社会文化落后,社会等级非常森严,____会就趁虚而入,基督____盖地的深入到了人民中来,宗教开始影响人民的生活和画家的表现题材。当然,这个时期的画家选择绘画自然题材作品不单是表达自己对自然的热爱,更多的是通过自然题材的形象来象征传达自己内心的宗教信仰。以形象的自然刻画来表达内心精神的真实,这种绘画特点在这个时期普遍存在。
“文艺复兴”运动出现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出现,文艺复兴给人们一次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步伐,同时,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飞跃和文化艺术的繁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关系发生变化,资产阶级需要建立新型社会模式,宗教控制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需要崇尚自然和科学,更加注重体现人自身的价值。随之,美术也要冲破封建宗教意识,开始注重“人性”和对人自身的表达,开始真实地表达真实的自然世界。终于冲破“神性”和宗教的束缚,表达“人性”的美好。达?芬奇的著名美术作品《蒙娜丽莎》就是那个时代典型女性的作品,画面是以风景为背景,女性形象蒙娜丽莎呈现出无尽的优雅气质,脸庞上稍有微笑,却又有着若有有无的悲伤。达?芬奇刻画了一个内心情绪复杂、面庞带有微笑却又夹杂忧伤的少妇形象。这已经不再是宗教题材的人物形象了,不再是神的传播者了,而是崇尚人自身美感和内心情感表达,所以,这段时期的美术作品都富有鲜活的生命力,饱含着艺术家的灵感,同时也是美术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产生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中世纪时期,人被压榨的无所作为、消极和自卑,人的价值根本就是微不足道。而文艺复兴时期提倡的人文主义思想, 大力提倡人性要得到解放,人需要自由,需要关注人自身的价值和创造力,打破“神性”的束缚,实现“人性”的解放和追求;关注人的现世生活,重视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强调维护人性尊严,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主义和禁欲主义,强调追求物质幸福及肉欲上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的人们转而关注自身及个性,对生活的追求也变得世俗化。人文主义思想也给艺术家带来了重大的影响,指引他们在思想上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变革。他们不再受到宗教的管制和束缚,不再有打压,变得大胆起来,敢于在绘画作品中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表达“人性”,表达自己对人的自由的追求,对人自身的关注。如威尼斯画派著名画家提香的名作《乌尔宾诺的维纳斯》,它是一幅女性的裸体画,其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像之前中世纪时期的作品一样,不再是神圣得高高在上的样子,而是像普通世俗生活中的少妇。提香不仅将画中人物表现成清醒的模样, 而且眼神中充满了企盼的神情。提香的这幅作品是对禁欲主义权威的挑战,体现了人类肉体的生命力,同时还表达了肉体的诱惑,而这些都体现出了作者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
技术创新,是文艺复兴时期一个重要方面。其中,在美术上最为显著的技术创新之一就是15世纪尼德兰画家扬?凡?艾克对于油画技法的革新。中世纪时期的画家在绘制油画作品时,一般采用蛋彩颜料。由于这种颜料会在几分钟内干掉,画家在作画时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必须在画板上一小块一小块地迅速作画,而这不利于画面长时间的精细刻画。直到15世纪初用油作为媒介剂调色的技术才引起艺术家们的普遍重视。当时的调色油多以蓖麻仁油做媒介, 但这种油干燥时间过长,延长了绘画的制作周期。
扬?凡?艾克首先在曝晒浓缩后的蓖麻仁油中掺入一定成份的具有挥发性的植物油,这样配置的调色油干燥时间大大缩短,这样画家在作画时限上不再受很大的局限,有利于长时间的精细作画。颜料的透明性赋予了他的绘画珠宝般的质地,它们似乎能从内部发出光亮。例如他的名作《根特祭坛画》,每一个细节都以自然写实的手法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这种表现手法是以油彩的发展为前提的。尼德兰的油画技术传入了意大利, 并在意大利发扬光大,意大利的威尼斯画派在油画的依托材料上又进行了革新。
综上所述,文艺复兴时期的美术在整个美术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是美术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为近代美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指明了方向。
试论文艺复兴时期美术的意义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党内民主建设是一项艰巨的实践过程,近些年来一直是热点问题为党内外所关注。作为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程度高低直接影响到国家民主和社会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关键和突破口。这些都要求我们要善于把握党内民主建设的重点,不断探索发展党内民主的路径。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及路径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新时期,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力。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对于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发展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党内民主建设至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应从推进党务公开、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完善党代表大会制度、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等路径着手。
(一)概念:什么是“党内民主”?
目前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尚未达成统一的认识。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对党内民主的实质作过这样的界定:“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
①这种观点意在强调党员的主体地位。另外,还有学者对党内民主概念的理解重在强调制度体系的建设。如颜杰峰认为,党内民主就是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全体党员依照平等、多数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和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制度。
②除此之外,林尚立还认为,党内民主不仅是一种制度形态,而且也是一种基本的政治生活,是科学的制度和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有机统一。
③通过借鉴以上有关党内民主概念的观点,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党内民主,就是全体党员在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参与、管理党内一切事务的政治生活中所形成的一系列制度体系。
(二)党内民主建设的现实意义
1.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一方面,党的先进性是党的本质属性,党内民主是党的先进性的体现和必然要求,没有党的先进性就不会有真正意义的党内民主,党内民主建设就会失去方向和意义;另一方面,党要保持先进性,就必然要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通过党内民主建设来实现党的先进性目标,没有党内民主建设,党也就不会有真正的先进性。坚持党的先进性与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统一互动的关系,统一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实践之中。
2.加强党内民主建设是带动人民民主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党内民主建设对人民民主建设起着关键、示范和引领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核心地位,决定了不断推进的党内民主建设必将带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将人民民主不断推向更高的层次和更深的程度。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党内民主建设至今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员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目前党员权利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党员实际参与党内事务的权利很难落实,相当多的党员难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本应享受和行使的对党内事务的参与权、选举权、管理权、监督权,因而导致许多党员对党的事业缺乏应有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创造力。
(二)党的代表大会和党委全委会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因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和运行机制,党的代表大会的职权难以落到实处。党代会的职权经常被全委会、会或工作会议、扩大会议所取代。全委会在党的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是同级党组织的领导机关,负有重大的责任。但是党的委员会不是常设的,它在闭会期间,其职权是由会行使。长期以来,全委会的职责履行得不够充分,作用不够明显,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全委会形同虚设的现象。
(三)民主集中制贯彻不彻底: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的民主集中制尚未得到充分贯彻实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主不够,集中过多。民主范围狭小,程序简单,存在圈内的几个领导拍板决定的现象。二是集体领导不够,个人专权过多。在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上,某些主要领导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个人操纵一切,提交党委会集体讨论只不过是通过形式上的党委会决定使之“合法化”;三是在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从私利出发作,有的则对组织或上级的决定合意的就执行,不合意的就不执行。四是党内监督难、监督“一把手”难上加难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实践过程。当前,发展党内民主应该着力于以下五个方面:
(一)大力推进党务公开:党务公开是实现党内民主的前提条件。在具体实践中,应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明确公开内容、创新公开形式、规范公开程序、扩大公开范围上,不断提高党务公开的质量。要着力解决目前一些党组织党务公开中存在的该公开的不公开、前期公开后期不公开、公开时避重就轻、成绩公开问题不公开、公开不公开随意性较大等问题,切实增强党务公开的实效性。④
(二)切实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权利的实现和保障程度,直接反映着党内民主的发展程度。推进党内民主,关键是要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管理权和监督权,拓宽党员参与和了解党内事务的渠道,为党员参与民主管理和决策创造条件。通过建立党内下情上达的呈报制度和反馈制度,拓宽党员反映和表达对党组织意见的渠道,保证基层党员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能够及时反映到上级党组织,使各级党组织的决策能够真正体现广大党员的意志。
(三)进一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党的代表大会制度是党的根本制度,是党内民主的最重要的载体。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当前要着重做好三项工作。第一,实行党代表常任制,任期与同级党的代表大会相同。实行党代表常任制,有利于各级党代会代表,在参与重大决策和监督代表大会决议的执行情况方面发挥作用。第二,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必须每年举行一次,不得无故取消或延迟。第三,完善党的各级代表大会的议事规则。这是开好党的代表大会并发挥其应有作用的关键。
(四)改革党内选举制度:党内选举制度的完善及其有效运作,是衡量党内民主水平的重要尺度。因此,要改进候选人提名制度,扩大候选人预备人选和候选人的差额比例,实行自上而下的提名与一定范围内的党员群众民主推荐候选人相结合;要建立健全与党内选举制度相配套的党内任期制;要引入党内竞争和竞选机制,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和范围等等。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党内选举才能真正体现广大党员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
(五)完善党内民主监督制度:党内监督是党内民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党内民主建设起着重要的保证和保障作用。当前,完善监督制度主要应完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完善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公信力,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的使用以及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落实党内监督的条例,还要进一步实行和完善巡视制度。此外,还要加强民主监督,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时效。(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①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466.
②颜杰峰.党内民主含义考析[J].理论与改革,2009(1).
③林尚立.党内民主:改革开放以来的探索与实践[J].探索与争鸣,2002(6).
④卢琼华.党内民主建设的回顾与前瞻[J],组织人事学研究,2009,10,13-16.
新时期党内民主建设的问题及路径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中国东北,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本败降,史称“东北沦陷时期”,亦可称作“伪满时期”。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国难痛史,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中极为残暴的篇章。在中国近代史、中日关系史和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均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留下了惨痛的历史教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东北沦陷时期的教育在东北社会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小学校教育作为一种常用的教育机制,对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各个方面都产生着深刻的启迪作用。因此,研究东北沦陷时期小学校的教育,是对东北社会事业的一种发掘和再认识,以求达到新的共识。
关键词: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发展
东北地区,包括东北三省、内蒙东部及原热河地区,即日本侵略者所说的“满蒙地区”,在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长达14年的沦陷统治阶段,日本制定了一整套的殖民教育体系,这个时期在这殖民教育体系中,小学校教育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既具有全国一般性的特点,又具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
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顾名思义是研究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的、小学校的教育。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先具体介绍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意义,再详细论述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状况,最后归纳总结。在研究方法上,将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结合起来。这样不仅研究的内容可以更丰富和深入,而且观点的得出也能够更准确和深刻。
教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又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任何社会和国家,如果忽略了教育的存在便不可能进步和富强。沦陷时期的东北教育史是中国教育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沦陷时期的东北小学校教育史又是东北教育史的不可忽略的部分。因此,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的形成和发展,将会丰富和深化东北教育史的研究内容,进一步揭示东北教育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中国教育史中的地位。
沦陷时期是中国教育事业饱受苍伤和打击的发展阶段,全国范围内的小学校教育皆呈现出满目疮痍的现象。这一时期,东北小学校教育既作为全国小学校教育体系整体中的一部分,又作为东北独立的教育体系而存在。因此,既呈现出全国性的一般特点,又带有很强的特殊性。
小学校教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不管哪个国家都在积极致力于小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处在沦陷时期的东北地区,以王道立国,注重道德教育,并且,国民素质的基础始于小学校的教育。小学校的教育可以为我们传授爱国情操,培养高尚人格提供平台。所以,小学校的教育势必要求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在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地区的很多小学校都被迫停办了,加之日本的入侵,使中国社会陷入了空前危机。东北地区自大同二年起开始大力兴办新式基础教育。
(一)沦陷时期满洲帝国文教部的小学校教育
小学校修业以六年为限,分为初、高两级,前者为四年,后者为两年。要求按照当时民国时期的法规规定要满六岁才能进入小学校接受教育,但是最终都没能实现,二更多的情况是年满七、八岁或年满十一、十二岁才有机会获得进入小学校学习的机会。还有专门设立的管理小学校的相应级别的机关,有省立、市立、县立、区立和私立的区别。省立、市立、县立大多办学选址会在省城或县城,所以它们的各项设施都还比较完备,规模也还比较可观、宏大。然而,区立或是村立的设备不完备的不计其数。在这时的私立小学校是发展得最好,师资和设备都是最好的,但是能上学的儿童家庭少之又少。在这个时间段内,满洲政府制定了二十年施教的计划,力图循序渐进的普及小学校教育,已达成我国没有文盲的长久愿望。
(二)官办小学校教育的发展
按照发展后的中国东北沦陷地区对的形势来看,旧时政府制定的教育体系难以满足后来小学校教育发张的需要,迫切需要探索新的办学途径和办学理念。由此借鉴后来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初二日,清政府下诏:“人才为政事之本。作育人材,端在修明学术……着各省书院……县均改设小学堂。”初步决定在各省设定小学堂。接着又先后颁布了张百熙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张之洞等人的《奏定学堂章程》,确立了各等小学堂的办学章程和办学宗旨,形成了较完整的小学教育体系。1905年“奉天将军赵尔巽设立学务处,通饬各属一体兴学,以小学为教育之本也”将各州县的书院、私塾、庙宇改设为小学堂。吉林省将军达桂上奏,“兹将旧有崇文书院改为学务处,并于东西南北四处,各设初级小学堂一所,每堂共招学生二十名,计共学生八十名,教以初级浅近之学。”这是吉林省兴办新式小学堂的开始。同年,黑龙江省将军程德全颁行《为奉上谕停止科举创办学堂通行各属遵照由》,要求:“各副都统衙门及地方长官,均宜体察地方情形,将应办学堂切实开办。”第二年,黑龙江各府县开始创设小学堂。到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奉天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2040所,学生80938人;吉林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60所,学生7364人;黑龙江省共有官办普通小学堂131所,学生5605。
(三)学制改革过程中不断成熟的小学校教育
教育,尤其是启蒙教育,无论在任何国家,以何种形式存在,归根结底都是为其本阶级利益服务的。同时,它也可以成为辅助对他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侵略的一柄利刃。这把利刃甚至比其他的侵略方式更为锋利,因为它所泯灭的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观念。
沦陷时期我国的教育一般没有约定俗成的用来规定其程度和模式的相关法律条例,沦陷时期,我国初等国民教育制度,分为初级小学校及高级小学校两个阶段,初高两级合校的称为两级小学校。
进入初级小学校的儿童年龄必须在七岁以上,修业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校入学则要在初级小学校毕业之后才有资格,其修业年限为两年,我国在小学校教育制度制定之处就明确了这六年期间是完成初等国民教育的阶段。正因为这项制度最开始是由我国制定的,中途也没有进行相应的变革,所以它的体系沿袭了旧政权时代教育制度的一些特点。因此,在中国建国之初,这些制度都有待于创新,然而在教育方面仅仅注重教育内容的变革和恢复因事变而停办的学校,不可避免的又走了原来的老路。于是到了大同二年便设立了国立教员讲习所,用来以培养建国精神为其就基本要义。并且给在职教员以再教育和训练,用以努力促进我国教育至上,提高教员素质至上。同年七月,公布了私立学校规程,期望通过此条例来统治约束任意创设的私立学校。又在康德三年一月制定小学校之教科规程为初等国民教育为依据之方针。所用的这些举措都是以革新教育和促进教育向上为目的。尤其实在康德二年到康德三年期间,在各省或一些特别市各指定一所学校为实验小学校。给予补助,配置日常主管事务的人员和优秀的教员。依照新教科规程整顿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以期和国策相符,使我国这种独特的教育方针能在这些努力的促进下早日实现。
总之,诸多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一时期的小学校教育不论是在学制还是配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许多的弊端,不断深入地去探讨和研究沦陷时期东北地区的小学校教育这条路还得继续。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档案管理工作对我国国有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状况起到重要作用,新时期我国档案管理工作还存在很多不足,应创新档案管理方式,提高档案管理水平,促进我国国有企业健康发展。就新时期如何创新国企档案管理工作的若干问题进行思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如何创新高职档案管理工作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高职档案是高职院校发展历史的缩影,对高职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等职能起着重要作用。目前,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外部环境的日趋复杂,高职的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适应新时期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的需要,创新高职档案管理模式,提高档案利率效率,促进高职的长远健康发展。是高职档案管理工作人员亟需关注的课题之一。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知识在现代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对知识的管理也日益成为现代管理的核心部分。高职是人才、知识和科技的密集的场所,承担着教学、科研等与知识经济密切相关的职能。所谓高职档案就是在漫长发展过程中,高职在教学、科研等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有价值的文字、图表、声像等记录,这些记录是高职几代师生共同智慧的结晶,不仅在传承高职文化、反映学校各个学期师生活动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服务学校科研和教学工作、服务社会等方面作用显著。然而,由于传统思想和现实条件的制约,高职档案管理中存在诸多的问题,例如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高职领导对档案工作不重视,高职档案服务方式单一、信息化手段落后等等,这些问题成为高职档案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的桎梏,导致高职档案的功能大打折扣,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创新档案管理的思想和手段,切实提高高职档案管理的有效性。
1、加强宣传、提高档案意识
长期以来,高职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部分领导认为档案管理可有可无,在资金、办公场所、人员配备上投入较少,影响了档案工作的顺利开展。部分科研人员不愿意配合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不能及时将科研成果进行归档,一些职能部门也不愿意将材料送交档案部门,造成很多珍贵的档案材料积压或者丢失,导致高职档案管理工作进展缓慢。部门师生也认识不到档案的重要性,甚至不知道档案室的具体位置。鉴于此,高职要加大对档案重要性的宣传,提高高职领导、师生的档案利用意识,一方面高职可以利用学校网站、校园广播、校报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在广大师生中间普及档案知识,改变人们对档案工作的神秘感和陌生感。另一方面,档案室要积极组织多种形式的讲座和培训,让广大的师生学会如何利用档案、如何查询档案资料,充分发挥高职档案的价值。
2、推进高职档案管理的现代化
信息化时代,高职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现代化的档案管理设备和工具,在部分高职,由于对档案管理工作的不重视,导致档案管理部门的设备严重不足或者老化,计算机、扫描仪、刻录机、服务器等都十分短缺,高职档案工作的效率大打折扣。为此,高职要加强计算机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加快档案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进程,从档案资源的产生到归档都进行计算机操作,实现档案管理的信息一体化,实现一次输入、反复利用的效率,大大提高工作效率,也让档案管理人员从繁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进行更深度的档案产品开发,以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同时,为方便利用传输和联网,可以将馆藏一些纸质档案转换为电子文件,以机读目录、卡片。通过建立档案信息数据库,充分发挥计算机的密集存贮和快速检索功能,这是档案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工作。另外,档案管理工作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优势,将有价值的档案信息公布在网上,提高档案服务的广泛性,同时也是带动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的有效方法。
3、培养合格的高职档案人才队伍
高职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适应知识时代对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高职要加大对档案管理人员的开发和培训力度。一是通过继续教育来解决档案管理人员知识老化的问题。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高职档案管理人员存在严重的专业性不强、知识面窄的问题,通过培训可以让档案工作人员学习先进的档案管理前沿知识,了解高职档案管理的最新理念,掌握档案管理的先进操作技能,这样才能胜任当前对档案工作的要求。培训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可以请一些专家来进行定期培训,提高档案人员素质。也可以组织档案人员参加一些档案工作的学术交流活动,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也可以选拔优秀的档案工作人员到高职进行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更新老化的知识,回来后可以起到帮传带的作用,让更多的档案工作人员从中受益。为了提高工作人员参加培训的积极性,高职可以将继续教育与职称进行挂钩,鼓励档案工作人员通过多种方式来提高自己的档案服务意识和能力。
4、促进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高职档案信息具有一定的潜在价值,只要善于开发和利用,就会最大化的提高高职档案利用的效率,实现高职工作的应有价值。广大的高职师生是高职档案工作的主要服务对象,为了提高档案资源开发的针对性,档案管理人员要充分调研用户对档案的需求,加强与科研部门、教务部门以及其他职能部门的沟通,从而确定档案资源的开发的主题和内容。在档案资源开发的前期,档案管理部门要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加强各种信息的收集和整理,不断丰富档案资源数据库,为后续的档案资源开发提供基础。同时,在信息化社会,高职师生对档案信息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单个高职档案室的信息资源产品难以满足用户的实际需要,因此高职应该加强对其他高职和科研院所之间的联系,联合其他高职进行档案资源产品的开发,不仅弥补了高职档案管理部门人力不足的难题,也实现了资源共享,提高了编研质量。另外,高职档案管理部门也可以采取与校内外科研部门、经济部门等跨系统的横向联合方式,来共同进行档案信息编研开发,使开发出来的产品更具针对性、时效性。
5、拓展服务方式,提高服务主动性
高职档案管理工作的重点是提高发挥档案的价值,提高档案服务的质量。因此,高职档案馆必须转变服务观念,将工作重点由传统的整理转向档案信息的重组和创新,将档案中大量固化、凝结状态的信息,据用户和市场需求,按专题重组和创新,为用户提供综述、报告、发展展望等知识重组类服务,变被动的、低档次的、知识备查服务,为积极主动的、高层次的、超前的知识配送服务,使档案馆现藏档案信息的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档案馆适应时代要求,开展信息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当然,在提供信息为社会服务时,要注意运用前瞻性思维方式,科学地预测市场需求,为社会开发档案信息,使开发出来的产品具有超前性、针对性,以满足用户的需求。
总之,随着高职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高职档案工作已经从手工作业向现代化管理过渡,从封闭式管理走向开放式服务,从单一的管理走向复合式的应用,正成为现代高职科研、教学职能的重要保障,高职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机遇,需要所有档案管理工作提高认识,创新工作方法,充分发挥高职档案的价值。
相关文章:
7.从文书工作与档案管理教学特征看教学改革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近年来,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趋势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的挑战,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统领,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是贯彻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性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思想政治教育是高等院校对当代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途径,对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进一步深入,各种各样的思潮强烈冲击着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需要,思想教育工作急需进行创新和改革。
关键词: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创新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其教育内容具有广泛性,包括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大学生综合素质教育、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等等。大学生是一类特殊的社会群体,他们具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并且具有青春和活力,是社会和国家未来的重要战略性人才资源。对当代大学生一定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其能够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社会价值,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贡献出更多力量。高等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开展工作时必须以当代大学生的实际情况为基础,采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循序渐进地深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首先,国外的腐朽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国际地位也不断提高,当今世界是具有开发性的,只有积极地同外国进行交流合作才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然而,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改革开放在带给中国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外国的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乘虚而入,强烈冲击着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观念意识。
当代大学生是一个思维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其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尚处于形成和发展期,外国的腐朽思想极易对大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念的形成造成负面影响。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但是,由于中西方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方国家从未放弃过对中国进行思想侵略,不断利用“民主”“人权”等借口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大学生作为国家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自然成为了西方分裂势力进行思想侵略的主要对象之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正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其次,网络消极文化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近些年来,网络技术取得了飞速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越来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互联网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的同时,也因其国际性和开放性而充斥着各种黄色、暴力、反动的信息内容,这些不良信息正慢慢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进行着腐蚀。有的大学生过度沉迷网络,将虚拟社会当成了躲避现实生活的避风港,渐渐与现实社会产生了距离和隔阂,思想意识歪曲,社会交际能力减弱,为将来进入社会和团队合作埋下了巨大隐患。再次,巨大的就业压力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造成冲击。
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已经成为了近些年来的主要社会问题之一,受到金融危机以及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大学生就业问题越来越具有严峻性。当代大学生成长于相对比较安逸的社会环境中,使其对家庭和学校具有很强的依赖感,一旦步入社会往往显得不知所措,加上就业形势的日益严峻,使其在思想方面存在巨大的压力,极易引起大学生对社会的敌对心理和不平衡心理。因此,就业问题所引起的消极心理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首先,对思想政治工作进行科学定位。中国正在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的和谐不仅在于生活方式的和谐、产业结构的和谐、民族关系的和谐,更在于人们思想方面的和谐。高等教育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其不仅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而且具备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切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大学生本身,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目的在于使大学生在新时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
高校思想教育工作现阶段存在着走形式等问题,没有贯彻落实素质教育的价值观,在教育工作上也没有投入足够的人力物力财力,而且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课程的考核仅仅局限于期末考试成绩,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特征。因此,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进行创新发展必须首先对其进行科学定位,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发展目标,以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为基线,使大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型人才。
其次,改革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方式和内容。创新和发展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需要使相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贴近生活并且联系实际,使思想政治教学更加人性化和民主化。高校应该改革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模式,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下,老师处于中心地位,单方面地向学生传授和讲解知识,缺少必要的互动和交流,使老师不清楚学生的真实学习状态,学生也没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理解。这种单调和乏味的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学生学习这门课程的积极性和研究热情,学生的学习动力也只是应对期末考试,这样的教学从根本上无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宗旨。高校应该积极建立开放的和民主的课堂教学环境,对老师进行角色转变,使其从原来的知识的传授者变成知识的引导者,将学习的主动权重新交到学生的手中,积极引导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实践和研究领悟这门课程所蕴涵的知识精华。
再次,积极整合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所谓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即为了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所需要的各种软硬件设备或者其他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具有理论意义上的广泛性,包括专业的师资力量、教育科研设备、与思想政治教育有关的书籍资料等等,随着网络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从现实社会扩张到了网络虚拟社会。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还可以分为传媒资源、法治资源、行政资源等等。
相关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管理的对象日益广泛,包括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市政建设、社会秩序、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现代行政管理多应用系统工程思想和方法,以减少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的支出和浪费,提高行政管理的效能和效率。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在政府改革中的实践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分权与自治、廉价政府、小政府、大社会等理论都为我们进行政府改革提供了较好的解决手段,但是真正在利用过程中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将其运用到政府改革实践中来,必须将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与措施掌握起来,研究更加详细的理论知识,从基础上找到可行的解决策略,才能一往无前地走下去。
(一)分权与自治
进行分权与自治的改革,必须对政府的职责进行限制,实现权力分解与人民自治。马克思指出:“公社制度只要能够在巴黎与各个重要分支结构中进行下去,旧中央集权政府也会在外省上给生产者建立相关的自治机关。那时的中央政府的权力与职能更加重要与简单。”在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中央集权的政府想独揽政权的办法是不可行的,只要敢于放权,勇于在分支机构中获得更多更好的经验与启示,就会给中央带来更多的实惠。作为一个上层政府领导,应该在人民自治与权利义务鲜明的地方政府数据调查中,能够获得更加准确的消息,而不是闭门造车,那样只能凭主观猜测,不了解下层民众的疾苦,只重视对自己私欲的满足,所以对民众没有帮助,更会对政府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带来伤害。
(二)廉价政府
自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起义之后,他们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巴黎公社,并取得了很多成功,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过程中,发现政府应该从简而制,不能浪费众多资源,只有这样才能不剥削劳动人民的血汗钱,在进行长期的总结与实践理论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已经形成了一种全新的廉价政府的观点,我们看到现在的“反腐倡廉”的口号与工作,是从其中的理论中获得的。马克思指出,对政府和工作人员生存与活动的开支要节省下来,创造新的政府财政成本管理模式;政府机构及工作人员应该进行周期性的精简,在新的社会主义里尽可能限制自己的开支,缩小政府规模及管理范围,减少官吏的数目。当然,廉价政府的目的就是促进民众生活的提高,政府要为民众着想,不能为了自己的私欲而压制民众的生活发展,所以减轻人民的负担,就必须降低政府工作人员的工资,将政府内部的资金渗透到民众生活支持中去,才能实现其目的。
(三)小政府,大社会
将更高的职权交给地方政权,让他们在自治过程中,灵活准确地发挥自己的能力,处理事情会更好;对市场与社会中存在的各项问题都进行自主解决,与各行各业的地方人士联系在一起,关注他们的真实生活,各个点又联系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在全社会的建设中实现一个“大社会”的自主权延伸。这样简化的国家管理方法是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对于发展公民社会与遏制中央政府的恶性发展有着较好的帮助。从国家这个大环境出发,逐个进行思想转变,对于地方政府的好的管理方法进行筛选,避免不好的方法出现,互相借鉴,在各地方政府的联合建设过程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促进了国家长期稳固的发展。
(四)社会公仆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在消灭旧国家系统之后,应该将原有政府中的合理职能交给更适合拥有它的新政府的公仆。马克思在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研究中,获得了许多经验,尤其是在对人民群众有益、真正帮助民众建立新生活的公仆认识上,有着众多自己的理论,他非常推崇“为人民服务”的政府,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是在众多的人民公仆的共同努力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找到正确的人,来办正确的事,通过对公仆职能的强化渗透,来稳固自己与民众的关系,才能发挥政府更多更好的能力,带动社会的进步,将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内容都重视起来,帮助穷人致富,去除不良的社会现象,才能为国家的前进打好基础。
(一)地方自主管理权的扩大与监督能力的提升
中央政府应该协调不同阶层的地方政府,在原有的体系中经常出现的失误上,获得更多的启示,从而能够对失误现象进行一一解决。但是我国社会组织结构比较复杂,各地方存在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建立相关的体制的同时,经常遇到各种困难。改革开放以来,下放权力的实施力度不断加强,取得成效也较高,各地方的权力增大了,民众获得了更多的实惠,但是人大代表或者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是存在许多工作缺失现象的。
近年来看到的“表哥”、“房姐”、“房妹”等现象,都是地方政府人员随意运用自己的权力,获得自身利益,他们提升了自己的“身价”,但是也压榨了社会人民群众的血汗钱,所以要扩大权力,更要扩大监督,加强民主责任感,权力与责任并行,义务更加全面,对服务社会、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达成有一个更新的认识。对每个细节事项都要进行关注,帮助我们找到更加良好的监督机制,及时向上级领导反映,对外公布真实信息。中央政府虽然下放了地方管理权,但是要看它是否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对那些真正有利于人民的政府人员要进行奖励,同时又要严厉打击腐败人员,这样才能使之平衡。
(二)廉价政府的推行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廉价政府”就是要削弱政府的物质享受,但是目前来看,中国政府的“三公消费”严重,习近来提出的打击腐败、打击浮夸的理论已经大力开展,但是真正在短时间内就扫清一切障碍,是不可能的,所以要建立“廉价政府”,必须要认识到我们现在国家的政府现状,不能只提口号,要进行互相监督,互相揭发,不能漏掉一个小的细节,更不能对相关的权力放任其发展而不管将来的结果如何。
调整政府机构人员的工资,并对其在联动控制中呈现出来的相关资金运用情况进行及时上报,观察工作人员是否存在公款吃喝的现象,一旦发现就要进行严厉打击。对于地方政府的用款情况要全面掌握,对会计账簿与相关的事宜进行监督审核;合理裁员,科学管理,干部带头廉洁奉公;从民众那里听取意见与建议,对于现实中存在的政府机构的贪污、浪费现象进行全面披露,呈现更加透明的政府情况,用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来确保新型政府机构的建立。
(三)政府职能的转变
马克思非常推崇公社制度,在进行社会力量的建立与推动过程中,由社会人民群众建立的人民公社是完美的,他们从自身的发展与社会组织的全面进步上获得更多的经验,从而能够提出相关的意见与建议。而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他们只考虑自身利益,没有将群众放在眼中,也就会失去对民众的管理权,从而被社会所抛弃。
中国现在的政府改革要想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就必须借用公社实践中的好的理论,将我国政府对区域控制中的过宽或者过紧的现象呈现出来,我们可以看到我国政府都未能恰当地处理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这样,必须转换政府职能,明确哪些事情不用中央政府直接参与,哪些地方应该进行大力监督,地方政府要进行大力开展的事务,只要它是正确的,中央政府应该进行大力扶持,掌握更加良好的解决手段,从自身的发展要求与民众的期望上入手,让地方政府来承担一部分责任,并发挥自己的能力,解决更多地方事务,使之能够更加和谐有序。对于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协调能力也要提升上来,要看到经济市场中正确的发展轨迹,不能人云亦云,要纵观整个社会的发展状态,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够带动政府的全面进步,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
另外,要想将政府职能转换得更好,民众也要参与进来,政府广征意见与建议,看到自身的缺失与优点,好的地方大力提倡,不好的地方要扬弃。
(四)公务员管理制度的完善
马克思认为全体民众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所以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与勤务员,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解忧。必须对公务员管理制度进行完善,控制公务员工资水平,在入选之前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工作之后也要进行周期性的考核,观察其是否真正“身在其位,心在其位”,如果存在工作懈怠,或者不工作只享受的情况,要进行严厉的打击,他们不能分担社会责任,又压榨民众的血汗钱,这样的公务员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公务员不能脱离群众,要时刻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利益,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断进取,发挥自己的能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对现实中存在的政府管理问题进行及时上报,做个监督者,同时又要替更多的人着想,竭力为社会做贡献。在相关的管理制度中,要明确奖罚规定,对于公务员自身能力的培养效果要做出评价,时刻观察他们的行为与工作情况,出现问题要大力惩罚,有贡献的,要大力弘扬,从而能够遏制“恶势力”的出现,对建立和谐社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于马克思主义行政管理理论中的经典论断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其主要是站在人民群众角度来进行阐释的,所以要想将其中更加科学的理论应用到我国政府改革中来,必须以民众为核心,强调“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对权力执行与监督控制的内容做好捕捉与完善,才能确立更好的政府管理制度,帮助民众提升个人价值,实现和谐社会的建立。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编辑是一种工作类别,也是一类职业身份。指对作品等进行编写。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士,中文被称为“编辑”或“修改”,编辑属于一种职业,其对应英文词汇为Editor。编辑工作的主要负责人为主编或总编辑(总编)。研究编辑基础理论、编辑活动规律及编辑实践管理的综合性学科,属于人文科学范畴。编辑工作是现代出版事业的中心环节。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电视新闻编辑应具备的素养和能力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键词:电视新闻,编辑能力
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科技的进步、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信息传播速度的不断加快,同时人们在精神追求上也有了更高的标准,对于电视新闻的要求也有所提升。因此电视新闻也由预制式逐渐向直播式转变[1],这样就对电视新闻编辑的素养和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电视新闻栏目与报纸和广播新闻栏目的根本区别在于,电视新闻不光只有文字上的表述,在节目播出时还要有新闻现场的视频资或系列的图片资料。这样对于电视新闻编辑来说,需要有更高的新闻素养和相关的能力,下面将主要从6个方面对这些素养和能力进行描述。
1.1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辨别是非的能力
在新的发展时期下,对于一个合格的电视新闻编辑来说首先的就是要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自觉自愿的与党和国家保持高度的一致,致力于全党全国的大局,使新闻栏目能够正确引导社会的舆论导向。在坚定的政治立场的支撑下,还要对于发生的新闻事件有充分的辨别能力,在突发事件面前保持头脑清醒,对事件的中的是非对错有一个正确的辨别,采取正确的方式向广大观众报道整个新闻事件,避免自身栏目的报道给观众造成歧义,从而误导了广大群众。总之,坚定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对新闻事件的辨别是非的能力是一个合格的电视新闻编辑首先具备的素养和能力,也是电视新闻节目水准的重要保证。
1.2 新闻素养和敏锐的观察能力
一个合格的新闻编辑需要具备的基本素养就是新闻素养,表现在这个新闻编辑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2]。而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不仅要知道新闻中潜在的意义更要对新闻有一定的策划和报道能力,同时还要对新闻报道所受到的效果有一定的预测能力。这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在拥有新闻素养的同时,还要拥有对于新闻事件的敏锐的观察能力,运用这种能力在众多的新闻稿件中发现真正具有新闻价值的优秀稿件,从而保证新闻节目播出的效果,这是在新时期下电视新闻编辑必须具备的能力。
1.3 专业知识素养和一定的新闻采编能力
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不管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都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电视新闻编辑也不例外。对于一个电视新闻编辑来说,专业知识素养是其进行新闻编辑工作的基本保证[3],为编辑者的工作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与此同时,一定的新闻采编能力也是新时期下电视新闻编辑需要具备的能力之一。在新时期的发展背景下,社会上的各行各业都在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文化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高,并且在当前的发展中,几乎涵盖了科学技术、经济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就要求电视新闻编辑者的专业能力需要多方发展,紧跟时代发展方向。而采编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采编工作顾名思义就是采访与编辑工作。其中的采访是电视新成型中的一个基本性的工作,一个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只有具备一定这方面的能力,才会真正理解工作在新闻一线的记者的辛苦付出,才会认真的对待每一份来之不易的新闻稿件,进而编辑出更趋完美的新闻,促进电视新闻的高质量发展。
1.4 美学素养和审美能力
电视新闻的美主要表现在其展现出来的语言文字以及画面,因此,若想增加新闻节目的观赏性,就需要编辑人员具备一定的美学素养和正确的审美能力。新闻不同与普通作品的是,它能够使观众获得精神和思想上双重享受,与文学作品相比,需要更能使观众产生共鸣。一个成功的电视新闻栏目是能够将新闻中的文字、语言、影响资料等要素完美的糅合在一起,这就需要电视新闻编辑能在大量的影像资料中挑选出最适合、最能吸引观众的视频、影像资料,同时对于呈现出来的画面的色彩上也有一定的调节能力,使其更符合观众的审美需要。这就是新闻编辑的美学素养和审美能力的重要体现,因此电视新闻编辑的美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电视新闻栏目的质量有着重要的作用。
1.5 技术素养和剪辑能力
新时期下电视新闻编辑需要具备的技术素养主要体现在剪辑工作上,剪辑工作涵盖了三个环节,即大量新闻的剪辑组合工作、单个新闻的剪辑成片、切换导播工作。这样就需要新闻编辑人员具备一定的剪辑能力,保证新闻节目及时有效的推进。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现在的新闻节目大多是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推进的,这样的呈现方式需要在电子计算机技术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因此,要求我们的电视新闻编辑人员在工作的过程中,要注重对新技术的充分掌握,保证新闻播报的质量和连贯性。
1.6 文学素养和策划协调能力
在当今的新闻行业中,采集拍摄和编辑工作已逐渐分离,电视新闻编辑需要对记者采集回来的新闻稿件进行一定的加工修改,这就要求编辑人员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从而保证新闻的质量。而在策划协调能力上,这是一个新闻编辑获得有效新闻信息的必需能力,协调好自身与一线记者的关系,保证沟通交流的顺畅性,从而促进自己的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一位优秀的电视新闻编辑人员,不仅要对每一份新闻稿件有一定的额加工修改能力,还要回协调和策划好新闻节目播报的流畅性,这样,才能确保新闻节目的效果。
在社会发展迅速的今天,传媒行业一直走在发展的前端,新闻栏目更是站在整个传媒行业的前端,其竞争性可想而知,因此要想在竞争激烈的新闻栏目中占据有利地位,作为促进电视新闻栏目发展的重要支撑的新闻编辑,需要在工作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养,同时,除了需要具备的上述六个方面的素养和能力外,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能力和素养,在新时期下,我们的电视新闻编辑只有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的探索发现,并注重自己知识能力储备的不断提升,这样不仅使自己在新闻行业中创造属于自己的天地,更是电视新闻栏目发展的重要支持。并且电视新闻编辑在不断提升自我能力素养的同时还要不断加强自身的思想意识教育,强化责任意识,具备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始终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投入到自身的工作中去,保证新闻节目的深度、思想以及质量,促进电视新闻的更好发展。
相关文章: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
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论文】相关文章: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20世纪80年代初期,音乐治疗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从而开始了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之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时期下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和应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治疗学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门交叉学科,并于改革开放时期传入了中国。伴随着社会的整体发展,其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也得到了更多的重视和肯定。鉴于此,本文从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谈起,并对其今后的发展前景和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以期获得更加深刻和本质的认识。
关键词:音乐治疗学 发展历史 前景和应用
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史中,音乐和医学一直都有着极深的渊源,素有“医艺同源”的说法。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所以原始人经常手舞足蹈,念念有词,试图赶走病魔。虽然带有宗教和迷信的色彩,但却是医学和音乐最早的融合。此后历朝历代的文献和典故中,都经常出现一些利用音乐治疗疾病的事例。如中国第一部医书《黄帝内经》,就详细探讨了人体的心、肝、脾、肺、胃和音乐中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相互关系。三国时期的音乐家嵇康在他的《养生论》中记载,一位公主在意外中双目使命,此后郁郁寡欢,没想到学会了演奏古琴后,心情却慢慢好转起来,最后高寿无疾而终。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也表示,自己在心烦的时候尤其喜欢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在瞬间好转。此外还有《吕氏春秋》、《西使记》等,都记载过音乐治疗的事例。而当代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开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音乐治疗学专家刘邦瑞教授,在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音乐治疗学问题》的文章,让中国的音乐和医学工作者第一次认识了现代的音乐治疗学,并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应用的热潮。如张伯源、邱宜斌、杜青青、王旭东等,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索,并成立了中国音乐治疗学会,建立了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北京回龙观医学院等多个实践基地,并在中国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等高校开设了相关课程。理论研究、临床应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全面开花。到今天,中国的音乐治疗学的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治疗效果越来越明显,群众对其认可程度也越来越高,表现出了旺盛的发展势头。
(一)加强音乐治疗学科的自身建设
正所谓“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学科本身的完善和健全,才能对其应用打下良好的基础。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一门年轻的、交叉的学科,所以在自身的学科建设上还有着多方面的不足。比如在全国范围内尚没有一个统一的培养和应用标准,高校或培训机构培养出来的人才水平层次不齐等等。以上种种,都严重阻碍了这门学科的应用和发展。所以引导其朝着科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已经是刻不容缓。具体来说,首先要制定出一个全国统一的音乐治疗师职业资格认证标准和考核体系。所有的从业人员都要达到这个标准后才能上岗,使从业人员的技能和素质得到最根本的保障。其次是建立以高校为主阵地的人才培养基地。相对于其他培训机构来说,在高等教育中培养音乐治疗学人才,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
所以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按照从课题――方向――专业――学院的路线,继续推进音乐治疗学人才的高质量培养。再次是建立监督和管理音乐治疗学行业的学会机构。前文中提到的中国音乐治疗学会,侧重于理论研究,尚没有一个负责职业监督、认证、审核工作的机构。所以要尽快建立起该机构,以此来保障音乐治疗学行业能够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最后是提供更多的学习机会和渠道。高校是音乐治疗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但并不是惟一的学习渠道和场所。应该给那些大学校园之外的,想要学习音乐治疗学的人以学习渠道和机会,比如可以和高校、医院、学会等机构练手,建立起较为固定的培训机构,定期展开培训和考核等。所以说,只有通过学科自身的健全和完善,才能真正保证这门学科的发展。这也是当下的中国音乐治疗学界的首要任务。
(二)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前文中提到,音乐治疗学在中国是有着悠久发展历史的,并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民族的审美习惯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要在使音乐治疗学在中国得到更好地应用和发展,则必须要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具体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开发丰富的民族音乐资源。中国的民族音乐历史悠久,类型丰富。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与西方音乐相比,民族音乐在音乐审美风格上,无疑有着更强的认同力。所以应该将民族音乐视为是音乐治疗的重要资源,除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外,还能够推动民族音乐的传承和发展,可谓是一举两得。对此音乐治疗师和理论研究机构,应该有选择的将民族音乐进行归纳和整理,使之成为一个个系列,并予以有针对性的运用。其次是挖掘市场的巨大潜力。音乐治疗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乃是人民群众对其的认同,所以开发音乐治疗的市场潜力也是尤为必要的。特别是从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自改革开放后,在物质和精神文化建设获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效应。
体现在人的心理和生理健康方面,则是人们的心理压力越来越大,长期处于亚健康的状态,不少人都患有精神和心理等方面的疾病。在正是当代中国的真实写照,更是音乐治疗学大展身手的好机会,所以应该扩大音乐治疗学的应用层面,使之真正和普通群众结合起来,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只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最后是与中医相结合。中医是中国的特色医学,其作用和价值已无须赘述。因为音乐治疗学是从西方传入的,所以以西方医学理论为基础。而如果能够将其和中医相结合,则不但能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而且还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推动音乐治疗学的普及和发展。比如中医讲究养生,对此就可以选用一些节奏舒缓、曲调圆润的民族音乐,来满足人们对静心静神的需要。所以说,只有做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才能从根本上推动音乐治疗学在中国的发展。
(三)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领域
2003年,美国音乐治疗学家罗伯特在中央音乐学院讲学时强调,当代西方的音乐治疗学领域,已经有了极大的扩展,涵盖智力缺陷、心理和情感障碍、听力和视力损伤、胎教等个多个方面。所以中国的音乐治疗学也应该与时俱进,扩展音乐治疗学的应用范围,使其作用和价值得到更加广泛地发挥。具体来说,包含医疗、心理、精神、教育、儿童发展、老年康复等多个类型。与之相配套,要加大对音乐治疗产品研发和推广的力度,比如可以把一些有着良好治疗效果的音乐加工成音像制品,并进入音像市场、广播电视市场等。还可以研发一些高科技的音乐治疗康复产品,如音乐电疗仪等。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完善,让音乐治疗的领域得到扩展,并在更广阔的市场中获得良好的信誉和竞争力。
(四)利用音乐治疗学解决普遍问题
中国有句俗语说得好,“好不好,看疗效”,只有亲眼看到和亲身经历过音乐治疗,才能对其作用有真正的认识和感受。而如何才能获得这种“亲身”的效果呢?结合当下的实际情况来看,利用音乐治疗解决一些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问题,正是一条捷径所在。比如空巢老人问题。2010年前后,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了1.5亿人,占到了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随着生活环境的巨大变化,加之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只能独守空巢,因为长时间的封闭,使他们很容易产生孤独、抑郁和惆怅,严重影响了个人的身心健康和家庭和睦。
而针对这种情况,音乐治疗则有着自己的独到之处,其能够以一种潜移默化和润物无声的方式,作用于老年人的心理,对于缓解老年人的孤寂、焦虑等情绪有着显著的疗效,帮助老年人重新树立起自信心。而且对于那些体弱多病,需要加强锻炼的老年人,音乐还可以减少他们锻炼时的枯燥看和劳累感,使体育锻炼成为了一种趣味活动。此外还有独生子女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音乐治疗则正好有着独到的功效,通过对这些普遍问题的处理,能够让更多的人都认识和肯定音乐治疗,这对其普及和发展来说是极为重要的。
综上所述,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算起,音乐治疗学在中国也已经有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默默无闻到多方关注的发展历程,并一步步表现出了自身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可以预见,其是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首先要完善学科的自身建设,然后则是根据中国的实际状况,发挥出其在中国的特有优势,并通过解决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让更多人认识和感受到该学科的作用。也相信在所有人的共同努力下,中国音乐治疗学一定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本文为2014年度山东省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中国音乐治疗学的发展及其应用》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4311。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挑战及途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在大学生中培养坚定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确保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重大工程,是社会主义高校的重要使命,也是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需要。当前各种新兴媒体的兴起、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的凸显以及人们价值观的多元化,对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带来了诸多挑战。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重情感、抓信念;重层次、抓机制;重效应、抓榜样;重平台、抓载体。
[关键词]高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1]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要从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高度,抓好大学生的理论学习,在广大青年中培养一大批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后,提出了中国梦的重要论述,指出“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2]他在2013 年5 月4 日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再次强调:“中国梦是我们的,更是你们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3]中国梦的丰富内涵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作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高校作为青年的聚集地,要把培养造就一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青年者,国家之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谁把握住青年,谁就可以把握未来。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对青年一代的培养。
(一)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措施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因此,培养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保证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的根本措施。
青年学生是一个知识程度较高、思想较为开放、思维较为活跃、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群体,但由于他们的社会阅历不够丰富、社会经验相对匮乏,思考问题不够全面和成熟,容易产生偏激想法,对西方一些错误的思想和观点缺乏鉴别力和敏感性,容易受其影响。另外,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转型期的到来,社会也出现了贫富分化、消极腐败等不良现象,而西方敌对势力往往以此为借口,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加大渗透力度,恶意放大个别社会不良现象的负面效应,扰乱思想、混淆视听,青年学生即是其渗透的重点对象之一。所有这些都要求我们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真理的优势,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加大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教育力度,切实增强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感,用马思主义理论牢牢占领广大青年的思想阵地,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意识形态。
中国共产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而保证党长期执政除了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外,希望在青年。为此,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和扩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为党和社会主义事业赢得青年、赢得未来的基础工程、战略工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确保党和国家的命脉牢牢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确保党的事业薪火相传,后继有人。
(二)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由其历史使命决定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要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高校工作中的中心地位,着力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才。胡锦涛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高校必须把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赢得青年,才能赢得未来。
因此,在高校中培养大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这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体现中国高等教育社会主义性质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国家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项重要使命。这就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要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要政治素质高、立场坚定、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也证明,我们不仅培养了成千上万的在各条战线上作出突出贡献的高级专家和学者,而且也培养了一大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事业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大学阶段正是青年学生增长知识、认识世界的关键时期,是他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高校应当把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使命。
(三)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大学生自身成长成才的需要
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要求与青年学生的成长需求、发展方向是一致的。根据《“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纲要》,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党史、革命史和改革开放教育,了解国家发展历程,学习和掌握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了解国情,认识社会,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坚定理想信念,培养大局意识,提高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对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自觉走与实践结合、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道路。概括起来,就是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具备以下素质:一是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二是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三是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与时俱进的历史使命感;四是具有健全的人格。应该说,这种素质要求既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体现,也反映了当代青年的发展愿望。
当代青年身处社会大变革时期,他们对自身的追求、发展考虑得较多,从小就为了未来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学外语、学唱歌、学乐器,从小就接受各种专业知识的学习,而相应的价值引导和道德教育却往往被忽视,在人生理想、价值观上往往充满了困惑和迷茫。因此,在高校中开展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对大学生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能够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指明方向,使他们少走弯路。
自2007年团中央下发《“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纲要》以来,各高校积极响应,结合自身实际进行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随着社会形势和经济状况的发展变化,高校在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中,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一)网络新兴传播媒介的快速兴起对培养方式的挑战
近年来,微博、微信、QQ群和各类社交网站等都成为青年学生最热衷的交流园地,这些新兴传播媒介与传统的媒介相比有三个较为典型的特征:一是开放性,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和影响是不受时间、地点等条件限制的,尤其是微博和微信的广泛应用,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和其他人沟通,甚至是从未谋面的人;二是互动性,传统媒体的信息传递与宣传教育功能基本上是单向灌输的,主体与客体的界限非常清楚,而网络新兴媒体的兴起,为受众提供了交流互动的广阔平台,人们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发送者,尤其是随着个人受关注度(或是粉丝人数)的快速提升,反过来又极大地刺激了个人参与的热情;三是不可分辨性,虚拟性是网络新媒体区别于传统媒体的关键特征,在网络媒介上,虚拟的个体在虚拟的环境中进行虚拟的活动,这就造成了信息的“杂乱无序”和“真假难辨”。这些特征交织在一起,给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二)多元化的价值观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价值观培养的挑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与融合也在日益加深,社会经济结构也在发生着多元化的变化,与此同时社会阶层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和分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从而产生了多元化的价值观,这对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不利影响。而大学作为思想的集散地,自然也成为各类思想和价值观碰撞、交锋、传播的地方,大学生人生阅历简单,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价值观和自身的判断标准,年少冲动和感情用事又恰恰使他们在面对各种思潮的时候表现出接纳的盲目性,而强烈的自立意识又很容易使他们高度自信,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甚至攻击性。在多元化的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以及自我意识的影响下,实用主义、自由主义、反权威思想、反传统思想在青年学生中颇有市场,自我设计、自我奋斗、自我实现的英雄主义成为他们梦想成功的途径。这些都加剧了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难度。
(三)社会转型期中社会矛盾激化对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社会环境的挑战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各方面都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同时也到了矛盾凸显期,进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即: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贫困陷阱”后,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飞阶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阶段由于自身矛盾难以克服、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外部冲击,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陷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阶段。《人民论坛》杂志在征求50位国内知名专家意见的基础上,列出了“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十个方面的特征,包括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2012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4]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的各种矛盾和问题确实也在开始显现。其中城乡差别、地区差别、阶层差别,成为当今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国有企业改制、农村土地征用、城市房屋拆迁,这些现代化中绕不过的重大举措,衍生为尖锐矛盾爆发的导火索。当下人们普遍存在着压力感、失落感、孤独感、急躁感、不公平感等。这些群体心理的存在,更容易使无名之火燃烧,人们动不动就走极端,心理底线和行为底线一再失守。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进行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培养,一方面显示了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其艰巨性。
(一)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原则
在高校中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既是一项战略工程,也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全面、深入地推进这项工程,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获得提升和突破,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是我们正确开展工作的前提。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的核心和本质,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当代大学生、青年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培养和造就一大批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永远跟党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5]笔者认为,实施好这项工程,需坚持以下基本原则:
一是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社会实践的锻炼,让青年学生增进对社会实际的认识和了解,在“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的同时,熟悉国情,加深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深化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认识,坚定理想信念,增强为实现民族复兴、祖国强盛而积极奋斗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二是日常培训与长期培养相结合的原则,建立并完善学生骨干的跟踪培养机制,通过长期不间断的全面培养,促进学生骨干形成自我反思、自我教育、自我培养的良好习惯。
三是前期选拔和后期使用相结合的原则,让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在实际的工作中得到提高。建立重点培养对象信息库,切实加强跟踪培养,为他们的成才发展提供切实帮助。各级团组织要探索完善定期向党政部门积极举荐优秀青年人才的机制,积极推动把“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纳入各级党委、政府的人才培养规划,推动党委、政府把优秀的青年人才纳入相应的后备人才培养范围。
(二)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途径
应该说,在团中央下发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纲要》中已明确了培养方法和途径,如对大学生骨干要通过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志愿服务、对外交流、课题研究;对共青团干部要通过理论研讨、参观考察、挂职锻炼、出国培训;对青年知识分子要通过社会服务、国情考察、高端研讨等。并明确提出了各自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格局。这是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纲领性文件。笔者认为,在坚持“纲要”精神的同时,新时期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还必须结合新的情况和高校实际,探索一些新的途径。具体来说要做到以下“四重四抓”:
第一,重情感、抓信念。情感因素是人的认识形成的重要因素。青年大学生具有年纪轻、阅历浅、易冲动、求知欲强、可塑性大的特点,他们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对自我的认识、对价值的追求、对意识形态的辨别很大程度上受到自我以及他人情感的左右。因此,在进行培养时要善于重视学生的情感变化,只有掌握了他们的情感变化,才能“因材施教”。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重要的是抓理想信念的培养。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资本主义国家新经济形态的发展,加之中国转型期各种乱象的产生,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一元化的指导地位受到了质疑,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开始滋生蔓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和“失败论”等错误观点冲击着年轻人的头脑。因此,我们必须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强化青年的马克思主义信仰教育,增强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创造力、说服力、感召力,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来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思潮,引领大学生健康成长。
第二,重层次、抓机制。《“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实施纲要》中特别指出要加强机制建设,要通过规范培养时限、科学安排内容等途径健全培养机制。对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一是要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制,构建校、院、班三个培养层次,覆盖学生社团干部、理论学习骨干等每个群体以及学术活动、文化活动和体育活动等多个层面;二是要建立选拔、培训、使用机制;三是要建立学习保障机制和考核机制;四是要建立跟踪培养机制以及骨干和准骨干的联系和辅导机制。
第三,重效应、抓榜样。榜样教育历来是十分重要的教育方式。榜样具有十分重要的辐射效应,能够起到“培养一个,带动一群”的效果。因此,在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工作中,我们要注意发掘榜样,比如身边的优秀同学、杰出校友等。这样的榜样生活在大学生中间或与大学生存在共同点,容易引起大学生的共鸣,对大学生具有很大的引领作用和影响力。榜样教育对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重平台、抓载体。高校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要注重搭建平台和借用载体。要给他们提供思考的平台、交流的平台、发展的平台,努力引导他们剖析社会、批判现实、思考问题、加强交流,更全面地发展自己。要全方位地利用各种载体,形成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立体网络。一是要充分发挥“两课”的作用,用系统生动的教学活动夯实广大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二是要注重发挥校园文化的作用,利用高校优美的校园环境、高尚的校园文化形成培养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合力,充分利用校报、广播、网络、橱窗等宣传阵地,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校园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三是要积极发挥实践锻炼活动的引导作用,让大学生走入社会,了解国情,在实践中收获,在实践中成熟成长。四是要积极发挥学生组织的自我培养功能,让大学生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
总之,培养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系统性工程。高校要深刻认识培养大学生青年马克思主义者的战略意义,采取多种措施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三月底四月初,当人们在关注着美军以什么方式攻占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也正为中国第一季度GDP增长达9.9%而兴奋时,谁曾想一场SARS疫情突然降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恐慌造成人人自危,一时间各大城市的商业网点从人头攒动到万人空巷。商业企业在市场风险面前遭受了空前的重创,眼镜零售业也概莫能外。市场一片风声鹤唳,我们终于看到了商业经济不堪一击的脆弱一面,也清楚地认识到了人们真正最关心的还是生命健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SARS时期的市场营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正 一场灾难性的事件过后,肯定会引起社会各方面发生重大变革。从市场营销的角度来看,后SARS时期,企业的市场营销主要在营销理念、营销方式、营销管理等方面出现新的发展趋向。一、营销理念更应突出以人为本有人戏称:“SARS过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营养专家。”这当然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但也说明经历过SARS袭击的人们对其健康的极度关注。在遭受健康危机的同时,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活,思考生命的真谛。
【关键词】: 后SARS时期 直复营销 市场营销 营销理念 网络营销 以人为本 营销危机管理 消费者 “非典”疫情 职业技术学院
有人戏称:“SARS过后,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营养专家。”这当然是一个夸大的说法,但也说明经历过SARS袭击的人们对其健康的极度关注。在遭受健康危机的同时,人们也在重新审视自身的生活,思考生命的真谛。
一直以来,大都市的人们享受着物质生活的富足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多彩,习惯于外出就餐,到闹市区购物,到热点景区旅游,热衷于喧闹聚会和通宵达旦的夜生活,以为这就是理想的生活模式。SARS暴发后,人们被迫留在家里,看电视、上网,读书、享受与家人相守的亲情,人们突然发现:在家的感觉真好!SARS过后,许多人开始意识到:简约消费,保护环境,回归自然,与地球上的其它物种和谐相处,才是生命的真谛;科学、文明、健康、有益,适度的消费,才是现代人的消费模式。与此同时,讲究个人卫生,注重公共卫生,实行分餐制等“非典”时期的卫生要求将逐渐固化为新消费习惯,卫生、文明、适度将成为新的消费时尚。这样的大背景,为企业营销行为指出了方向。企业营销在后SARS时期,更应突出以人为本的营销理念,通过诉求人性,安全、健康,利用此类概念获取消费者的认同,企业产品从其研发、生产、销售和服务等方面更应关注消费者的本质需要和终极目的。可以断言,未来的消费者对安全的需求、对健康的投资会极大地增加。相应地,各种有助于增进身体健康、保障生命安全的消费品和消费服务将倍受青睐。健身运动、营养保健、安全保险等健康产业也因此会大展宏图,获得巨大的发展空间。
直复营销源于英文词汇“Direct Marketing”,即直接回应的营销、主要包括网络营销,直邮营销、电话营销、电视营销等方式。直复营销起源于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国家得到迅速发展。
在我国,消费者由于长期形成的“一手钱一手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店铺购物传统观念和消费习惯,对直复营销这种非现场购物始终心存疑虑,抱有抵御心理。而突发的“非典”疫情,打破了人们的抵御心理。为了避免相互接触,搭挤公汽,许多人不得已开始尝试网上购物、电话购物。通过实际体验,消费者亲身感受到各种直复营销方式的方便、快捷,省心、省力、又省时间等诸多优点,正适合现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节奏加快的需求。这种亲身体验,将促成消费者新的消费方式和习惯形成。因此,直复营销方式特别是网络营销不但不会随着“非典”疫情的结束而消失,而且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必将得到迅速发展。从这一层面上讲,“非典”为我国发展缓慢的直复营销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发展契机。目前各商家急聘网络营销人才,改善配送体系,变革分销渠道,也正是为直复营销的迅速发展创造条件。
“非典”肆虐期间,许多饭店关门,旅游业陷入瘫痪,商场里只有以洗手液、消毒液为代表的一批消毒卫生类商品俏销甚至脱销。“非典”过后在武汉的不少商场里,所谓“非典”卫生用品却占据货架的半壁河山,普遍面临滞销的窘境。“非典”期间供不应求的俏销品,如今却成了商家眼中的“鸡肋”。它充分反映了许多商家面对危机的不成熟之处。
危机中蕴涵着商机,商机处理不当也会变成危机。从美国的“9・11”事件到中国的“非典”危机,现代工业建立的以“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严重挑战。“效率”体系的致命弱点在于将危机当做偶然的、突发性事件,当做可以用成本核算和概率统计来取舍的“项目”。自“9、11”以来的一系列事件揭示了系统性危机不再只是一次性“突发事件”,而是系统运转复杂化必然伴生的现象。复杂社会系统必须具备防范危机的意识和能力,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加强危机管理。危机的必然性打破了过去以追求“效率”为惟一核心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率”与“防范危机”逐渐成为新型管理思想的“阴、阳”两极。“追求效率”是“阳”,“防范危机”为“阴”。“阴”“阳”互动,形成以危机管理为驱动之一的核心竞争能力策略。“非典”之前,经济发展是企业惟一的硬道理,后“非典”时代,发展经济和防范危机成为“阴、阳”相合的一对硬道理。
今天,经历了SARS洗礼的中国,民族空前团结,政府更加务实,企业更加成熟,消费者更加理性。这一切必将促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迅速地健康发展。
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肖邦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钢琴作曲家之一,是波兰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欧洲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以波兰民间歌舞为基础,同时又深受巴赫影响,多以钢琴曲为主,被誉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肖邦是人类钢琴音乐历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以自己独特的音乐鉴赏力和创作能力,一生中为人类带来了近二百部优秀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是以浪漫主义音乐为基础,并将具有特色的波兰的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独属于肖邦的音乐特色。十九世纪起,古典音乐被浪漫主义音乐所取代,音乐家开始用音乐来表达个人的情感,而肖邦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代表。
【关键词】肖邦 钢琴音乐作品 民族特色 研究
在肖邦的音乐作品当中,将浪漫主义这一音乐风格表达到了极致,在肖邦的手下,钢琴拥有了生命。肖邦钢琴曲当中能够将他的国家经历过的战争和英雄气概表现的淋漓尽致,同时也包含了很多感慨国家前途和未来的曲子。肖邦在进行音乐创作的过程中,以自己独有的音乐天赋改变了传统的音乐形式和风格,他将自己国家的民间曲调融入到钢琴曲创作当中,并进行了再创造的过程,无论是歌曲的体裁还是风格都是音乐历史上的一种推进。
肖邦从小就跟随波兰著名民族音乐家埃斯涅尔进行学习,因此,民族音乐对肖邦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伴随着年龄的增长,肖邦在进行钢琴曲创作的过程中开始尝试将民族音乐融入其中。在民间调式的影响下,更加细腻的旋律从肖邦的钢琴作品中体现出来。也正因为如此,肖邦创作出来的钢琴曲也具有了歌唱的性质。当肖邦将民族音乐融入到钢琴创作当中的时候,传统的波兰没有伴奏的民族音乐忽然之间就能够通过钢琴的旋律被哼唱出来,歌曲的音调与器乐音调就这样融为了一体,将钢琴音乐的优美与真挚的民间音乐巧妙的表达了出来[1]。
同时,和声语言在肖邦的创作之下也变得更加的生动,这是建立在丰富性旋律提高的基础之上的,肖邦将钢琴独特的特点与和声创作相结合,促使和声方面对以后的钢琴音乐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肖邦的和声创作,将钢琴的语言能力进行了深刻的挖掘,将弦外音和形象融入到了古典主义的和声方法之上,特殊处理了七和弦,单独的和声体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其效果更加能够吸引人。肖邦这种创作手法革新了和声手法,弦外音和属功能的出现,都使音乐增加了厚度。同时,清晰的声部和复调性的伴奏声部是肖邦创作过程中最为重视的创作语言。在严谨的古典主义创作方法的基础上将波兰的民族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当中,促进了丰富的和声色彩的形成和和声语言的多变性[2]。
弗里几亚和利底亚调式时传统的波兰民间旋律当中经常使用的调式,其中当然还包括传统的大小调的应用,在肖邦创作的音乐作品中,不仅由于运用了民族音调而使音乐作品更加的质朴,还将三度并置的方法应用到了转调上,在此之上进行着同一旋律片段在不同调式上的重复。这是波兰民间音乐当中经常出现的一种交替调式手法。
民族特色不仅存在于肖邦钢琴音乐作品的旋律、和声调式语言之中,同时还存在于节奏和结构当中。肖邦将波兰的民族语言以切分、舞曲、不对称等节奏在他的钢琴音乐作品当中进行了充分的展现。波兰的民间舞曲库亚维亚克、奥别列克和马祖尔三者之上产生了玛祖卡舞曲,肖邦将其中的三拍子节奏挑选出来并进行了重新的创作和运用,从而产生了肖邦独具特点的玛祖卡舞曲钢琴音乐作品。这部曲子能够充分将肖邦对祖国的思念进行充分的表达,在前半部分对于民间生活的热爱是通过欢快的形式进行展现的,而炙热的爱国之情是通过紧凑而跳动的节奏体裁进行展现的。马祖尔舞曲充分体现了肖邦独特的音乐语言,四连音和五连音在其中与规整的拍子进行了结合,与歌唱性的旋律进行了完美的组合[3]。
在表情符号的节奏上,肖邦表达浪漫主义情感的时候喜欢充分运用rubato和stetto。在演奏肖邦音乐的过程中,最能够体现肖邦民族语言特点的就是rubato这一舞曲节奏。肖邦运用rubato的过程中往往属于即兴的发挥,这也是受到波兰民间音乐所影响而来的。例如,马祖卡舞曲当中,肖邦在很多的段落都运用了rubato,这一应用在休止符和附点音符当中更是明显,将时值尽可能的拉长,而缩短了它后面的音,并在其他的段落将挪用的时间进行了补充。这种创作手法就将诗歌一般的灵性融入到了波兰音乐语言中[4]。
在肖邦创作的所有钢琴音乐作品当中,最能够体现肖邦特色和显示肖邦成功之处的作品往往是练习曲、前奏曲等短小精悍的钢琴小品,这些作品当中将诗情画意进行了充分的表达。高超的技术性是肖邦练习曲的主要特点,看上去给人一种枯燥乏味的感觉,然而练习曲当中的旋律和歌唱性质只有在你称心聆听的时候才能够充分的显现出来,并且这感觉是非常的激烈的,这也促使旋律化音型形成了肖邦的练习曲令人难以忘怀的特点,令人久久难以忘怀。肖邦的练习曲彻底的将单纯的技术性联系模式进行了改革,将富有诗意的旋律建立在了高超的专业技能的基础之上。在肖邦所有的练习曲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c小调练习曲十中的第十二首,它被称之为“革命”[5]。
而更能够将肖邦的创作特点进行充分展示的要属肖邦的24首前奏曲,这部作品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音乐格言”。其中将肖邦的梦想和思考以及他对生命和大自然的热爱和认知充分的以精炼的语言进行了表达。在作品当中,器乐与声乐的结合。充分运用的复调和化彩妆试音都是民族特点旋律的充分表达,促成了前奏曲的精炼和震撼。人们只要听到第一个音符,就能够马上体会到肖邦的思绪。其中《d小调前奏曲》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战斗精神在这首曲子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就能够被人们所感知到,充分表达了肖邦的内心世界。
肖邦从小被民族音乐所感染和熏陶,再加上他个人的音乐天赋,在创作钢琴音乐的过程中,有效的将民族音乐的种种特色融入到了钢琴音乐作品当中,使钢琴音乐更加具有歌唱性,同时是对传统钢琴音乐的一种深刻的改革,对今后的钢琴音乐具有着深刻的影响。
[1]曲歌.试论20世纪下半叶中国钢琴音乐作品的民族特色[D].吉林大学,2010.
[2]李蕾.从肖邦的玛祖卡舞曲和波兰舞曲的创作中观其民族精神[D].东北师范大学,2008.
[3]梁晶.探析肖邦波兰舞曲的创作与演奏[D].辽宁师范大学,2014.
[4]徐德贞.肖邦钢琴音乐与贝里尼歌剧音乐共性特征初探[D].福建师范大学,2010.
[5]史辉.肖邦钢琴作品在高师练耳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13.
浏览量:7
下载量:0
时间:
咨议局是清朝末年立宪运动中,于1909年9月于各省成立的省级民意机构,咨议局议员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意代表选举。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史论文范文:探究广东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易学清(1840 -1920),字兰池,广东鹤山人,晚清和近代著名藏书家、教育家。宣统元年,广东咨议局成立,易学清被推举为议长。在咨议局存在的短短两年时间中,易学清一直躬亲力行、兢兢业业地履行着议长的职责。但是,或许因为易学清风采不如副议长丘逢甲、议员陈炯明等人,学术界对咨议局时期的易学清尚未有相应的关注。易学清为何被推举为咨议局议长,而他对此项工作又如何应对? 带着浓厚传统士绅印记的易学清在这一新式机构中的作用为何不受人注意? 又为何被称为“摇铃议长”? 文章力图通过对史料的爬梳整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求解,厘清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的作为和地位,也为了解传统知识分子向现代的艰难转型提供认识的视角。
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清政府公布《咨议局章程》和《议员选举章程》,要求各省设立咨议局,作为“采取舆论之所,俾其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1]按照《咨议局章程》的规定,广东设立咨议局筹备处,进行宣讲动员,指导地方初选和复选,最终选出咨议局议员94 人。①宣统元年九月,广东咨议局正式成立。在成立大会开幕前,93 名议员(惠州议员练毓璋因病缺席) 按照规定, “用单记投票法,分次互选”[2]12议长。
广东咨议局议长的选举在程序上来说比较符合《咨议局章程》的规定。虽然在广东地方议员的先期选举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各种弊端: “有些选出的议员,根本在个人的能力上是无法执行议员的职务的。选举时似乎有不忠实的现象出现,如错计票数,受贿等。”[3]23 但是,咨议局议长的选举则比较严肃规范: “各执事分给议员选举议长票,各议员乃分班到写票处填写,各自投筒既毕……视票数符合,遂拆视。”[4]结果易学清得票45 张,丘逢甲得票35 张,其余人皆在5 票以下。根据《咨议局章程》,得票必须超过半数,也就是47 张才符合规定。因此又进行第二轮选举,易学清得53 票,丘逢甲以29 票列第二,易学清当选为广东咨议局的议长。
在两轮选举中,易学清都以高票领先。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易学清的身份资历。这是广东咨议局大多数议员之所以将票投给易学清的最直接的原因。《议员选举章程》规定,咨议局的议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或在本省地方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满3 年以上著有成绩者; 或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中学以上之学堂毕业得有文凭者;或有举贡生员以上之出身者,或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 或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资本或不动产者。[2]8 按照这些条件选出的广东咨议局的议员,拥有功名的不在少数在咨议局议员中,进士身份的只有3 位,分别为易学清、丘逢甲和陈念典。易学清为同治七年进士,丘逢甲为光绪十五年进士,而陈念典为光绪二十九年进士。在传统社会中,身份资历是知识分子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尽管科举考试已于光绪三十二年正式取消,但整个社会对“进士”所代表着的学历与资望的敬仰并没有随之消失。因此,拥有传统功名的议员在行为选择中很容易把票投向功名更高的人士,而易学清无疑是议员中最具有资格的。
第二,易学清的态度倾向。咨议局虽然是新设立的独立于行政衙门之外的机构,用以筹办宪政,办理自治。但是在咨议局中工作的议员依然以拥有传统功名的占多数,占据了咨议局议员数的80. 6%,如上表所示。接受新式学堂或者法政教育的毕竟只是少数。在这些议员看来,易学清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无疑与他们是一致的。在选举议长时得票位居第二的丘逢甲,时也颇有名声,且受过传统教育与新式法政教育,无疑是议长的理想人选。但是,丘逢甲刚过不惑之年,年富力强,并逐渐有走向革命的苗头。这种多样发展的可能性,对于态度趋向保守的广东咨议局议员们来说,不如选择易学清来得稳妥保险。
第三,易学清的人际交往。易学清在近代声名颇显的原因为其藏书家的身份。易学清“家存先世遗书,厅壁楼槅皆贮满”[5],喜欢搜罗古籍,金石书画甚丰。易学清的藏书之地名为“有是楼”,爱好藏书的知识分子往往与易学清在此相谈甚欢,他也因此结识了大批文人雅客。但是,易学清人脉广泛更主要的原因是其曾经主讲端溪书院与羊城书院20 余年,门下弟子无数。这些人脉资源使得易学清轻而易举间便可与广东地方的各种组织、机构取得联系。如光绪三十四年广东新教育总会成立,“公推易学清先生主席”。[6]118 广东自治研究社成立后,易学清为骨干成员; 广东咨议局筹备处成立后,易学清为“议绅”之一。[7]在这些组织机构中的工作经验和阅历资望,无疑是易学清被推举为咨议局议长的重要原因。
清政府制定的《咨议局章程》,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各省咨议局议长的主要职责为“全局事务”。[2]13 广东咨议局在《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了《广东咨议局议事细则》,详细规定了议长在议案的提出、讨论、审查、修正、表决中的具体职责和要求。[8]尽管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易学清也不可能对督抚、议员等提出的涉及整顿武备、改良吏治、兴办实业、清理财政等各方面的议案都有全盘了解,即便是成就比较出色的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也不可能做到。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的作为主要集中于常规工作事项以及禁赌、勘界、家庭工艺厂等重要议案上。
第一,主持咨议局三次常年会议与两次临时会议。广东咨议局存在的两年时间中,易学清主持召开了广东咨议局三次常年会议和两次临时会议。按照《咨议局章程》,常年会议会期从九月初一日至十月十一日,为期40 天,必要时可延长10 天。临时会议会期最长为20 天。每逢开会,易学清需“临席报告一切书函,然后宣告开会”;[8]在会议讨论激烈时,有权制止纠纷; 有权宣布议案的表决以及会议的中止等等。根据现有资料,易学清在三次常年会议中,只因事缺席宣统元年十月十八日第十四次的议事。[9]295 相较于一般咨议局开会,少则数个、多则二三十人缺席的状况来说,易学清对待工作的态度无疑更为端正。临时会议是为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召开的。比如广东咨议局第一次临时会议为解决禁赌问题,“议长暨常驻议员等均以非开临时会会议不足以维持全局”,[10]308故而向两广总督袁树勋申请召开。在非会议期,易学清亦有相应职守,“不得不常川到局,以免旷废之弊”[2]14。
第二,设立特别审查会和研究会。广东咨议局特别审查会的设立是在宣统元年九月三十日的第三次议事会议上由易学清提出的,为解决“联合教育会劝学所”和“调查公款支配学费”这两件“关系重大”的议案。[9]266 经过议员表决之后,特别审查会的成员由易学清选派组成,分为法律审查会、财政审查会、庶政审查会、请议审查会、资格审查会,审查提交咨议局的相应的重大议案。广东咨议局研究会以“增进议员智识为宗旨”,易学清充任该研究会的会长。在易学清的规划下,研究会搜集各方提交的议案和议员发表的意见,而后“分派众议员互用研究,为将来议案之预备。”[11]同时,易学清还须“审定认为应行编辑者,按月呈送”[3]22给两广总督备案。
第三,关注重点议案。广东咨议局作为由民众选举出的办理地方宪政的机构,成为表达舆情的重要平台,其议案涉及整顿吏治、财政税收、教育实业、公共事业等各个方面。作为议长的易学清,在讨论一般议案时,往往只是例行会议流程,但是对禁赌、勘界、工艺厂等他关心的重点问题,则投入了相当精力。
关于禁赌议案。禁赌议案是广东咨议局影响最为广泛且深远的议案,是常年会议讨论的重点内容。广东赌风向炽,赌馆遍设,对民生经济影响巨大。但因赌饷是广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故屡禁无成效。咨议局成立后,禁赌提上日程,咨议局也成为禁赌的核心力量。易学清为此特地联合其他常驻议员上书两广总督,要求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安荣公司案”②后,负责登记投票的书记邹鲁和书记长古应芬先后辞职,身为议长的易学清先是居中调节, “极力挽留”,[12]但不久“可议员”集体辞职。易学清也领衔上电资政院,表示“粤赌害大势难缓禁,疆吏部臣必借筹款抵以宕期,殊不可解”,“学清等四十余人辞职理由原系查照九月十日议案办理,业经呈报在案。至议请禁安荣变相山票一事,其否决议员自为舆论所不容,非学清等各存意见所至。是非不明,天下大乱,君子所谓痛心也。”[6]154时隔两日,易学清又上电: “学清等原为禁赌无期,查照议案辞职,苟非得有确禁期限,亦未便遽行入局。”[13]可见易学清支持禁赌的决心。对广东咨议局集体辞职的举动,资政院表示“禁赌问题业经本院提议昨为议案,俟议决后即行电知。所有议长、议员勿得各持意见,相率辞职。请饬望即照常入局任事,同维大局”[14]。
关于勘界的议案。澳门勘界议案是由香山勘界维持会提交于宣统元年十月初四日的第五次议事会上。因《光绪中葡条约》未曾明确“澳门属地”的大致范围与“现时情形”,葡澳当局屡次越界侵权,引起界务纠纷。为解决问题,宣统元年中葡双方在香港举行澳门勘界会议。勘界议案就是对这一会议主题的舆论表达。从事情的性质而言,勘界案“本属外交,不在本局议事范围之内”。[10]336 但是有议员提出,这一议案“安有不成为议案之理? 盖外交全恃民气。舆论者,民气之发生,而咨议局则舆论之代表也。此事不认为议案,是失代表舆论之责任。”[9]273易学清也深有感触,直接宣布赞成这一说法的议员起立,得到全体议员的认可。易学清也是广东勘界维持总会的重要成员,曾先后几次致电澳门勘界大臣高而谦,表示“澳地关系全粤门户,万难割弃”,[15]并集采“粤人之公意,论列勘界三办法”[16]与高而谦商榷。在召开咨议局第一次临时会议中,易学清再次提出澳门勘界问题,并具呈两广总督。鉴于咨议局对此问题锲而不舍的关注,两广总督也答复道: “此事葡人无理,大损我国主权”[17]。
关于举办家族工艺厂的议案。这一议案最早为两广总督所提出,即“酌提尝产,举办家族工艺厂”的议案。③ 对于这一议案,咨议局议员意见纷呈,各不相让。易学清对此总结认为: “提拨祖尝一节,人多不任”,[9]264但对于设立家族工艺厂的提议,觉得有助于达到“国无游民,而人知自爱”[9]262的目的,故而将举办工艺厂的议案提交给审查会。不仅如此,易学清还与前湖北按察使、在籍士绅梁鼎芬联名,由两广总督张人骏代为上奏,提出要“振兴工艺局厂,现就增步制造旧厂,改建工艺局。并办家族工艺厂,附设该局之内”[18]788,“以化游惰而浚利源”。[18]308 在宣统二年的第二次常年会议上,易学清又主导拟定了家族工艺传习所学则。除此此外,易学清还关注粤汉铁路、振兴女子小学的议案等等,不一而足。
丘复在《愿丰楼杂记》中谈及“广东可议员”时曾说: “正议长易学清为老翰林,有‘摇铃议长’之号。”[19] “摇铃”是广东咨议局会议开始和结束的标志,在议员争执不下时,也可以“摇铃”制止。丘复此语表示易学清在咨议局期间无所事事,只充当了“摇铃”的功能。这一看法颇值得商榷。易学清任职广东咨议局议长期间,工作虽然不是很出色,但确实也兢兢业业、恪职尽守。易学清之所以给人以“摇铃议长”的印象,原因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探究。
第一,从主观方面而言,易学清任职咨议局议长时,年近七旬。作为已“垂垂老矣”的议长,在议员讨论议案时,易学清并不轻易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看法,而更多地起着引导和居中调节的作用,在众说纷纭中选择倾向性意见,进行表决。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广东咨议局议事细则》对其职责的要求。
第二,从客观方面而言,作为咨议局副议长的丘逢甲更有魄力,抢占了不少属于易学清的光芒。丘逢甲41 岁当选为副议长,正年轻有为,无论是切中时弊的议案还是纠举官吏的作为,都得到了舆论的不少褒扬。与丘逢甲相较,易学清不免显得有些逊色,这是其一。其二,咨议局的成立初衷虽然是以地方自治相标榜,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两广总督的制约。即便是咨议局已经讨论决定可行的事项,易学清也力图有所作为,但如果得不到掌握实权的两广总督的支持,也只能流于空想。
尽管如此,不能因之否认易学清在广东咨议局任职议长期间所作的努力。除咨议局常规工作之外,对时政要事,易学清并没有置身事外。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易学清限于年龄问题,来往奔波不便,便推选丘逢甲、陈炯明、沈秉仁3 人前往上海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宣统三年,易学清参与张謇发起的倡议,联名致电军机处,表示“国事危迫,天下汹汹,缩千万语为两要言,哀吁钧处代奏: 俄旧约万不可徇,东锡督万不可更。救亡大计,乞先决定。”[20]即便局势发展至宣统三年十月二十二日第三次常年会议之期时,武昌之役已经爆发,社会动荡不安,易学清依旧准时参加。虽然“登台仅对众一言曰: 今日开局。”[3]60但也表现出其对咨议局议长职责的重视。易学清有一点为人所诟病的是,在广东宣布独立时,由咨议局召开的九善堂、七十二行商总商会等各界参加的大会,易学清“称病不出”。其实,用后来者眼光来审视处于传统转型中的易学清,不免有点苛责。
易学清出生于鸦片战争发生之年,正逢社会开始转型之时。但易学清仍按照传统惯性,接受正统教育,取得进士功名,而这些无疑奠定了其一生基本的思想倾向和行为操守。虽然相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易学清已经功德圆满,身退之后安享作为在籍士绅的优越生活,但是,时代的变革毕竟留下了印记。易学清参加了广东新教育总会、地方自治研究社、咨议局等新式机构,并努力践行作为其中一分子的作用。这说明,作为社会精英分子的易学清,一直践行着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信念。
在这些机构中的作为,或许在易学清看来,是其以士绅身份领导地方民众的另一种方式。但是,这种“领导”毕竟是有限度的。在温和的不改变现有政权基础、不损失既得利益的变革中,作为士绅的易学清可以赞同,可以作为表率。但是,当激烈的变革,如武昌起义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发生时,则无论从年龄上、情感上,还是心理上,他已经失去了面对这一变革的应对能力,或者不愿应对。在无所适从中选择逃避,也只是在时代鼎革之际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无奈之举。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台湾日据时代为1895年至1945年之间台湾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时期,基于各种不同的观点,也有人称为日治时期、日本时代、日本统治时期或是日本殖民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解密1949 年以来国内对日据时期台湾政治与涉外关系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原始资料难以获得,意识形态与政治宣传对学术的影响较大,加上日据时期台湾官方使用日语,日据台湾史研究成果数量与学术水准受到限制。随着学术交流与精通外语的史学工作者的增多,状况日益改善。2005 年,陈小冲的专书《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成为国内日据台湾史研究的一个代表作。该书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系统性研究方面为大陆学界做出贡献,而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和史料的开拓方面还有待加强。在推进系统性研究的同时,资料的发掘也取得进展,如对载有丰富日据初期海峡两岸关系史料的泽村繁太郎所著《对岸事情》一书价值的新发现。
日本据台初期,曾遭遇台民反抗、治理困难等重重困境,日本朝野上下曾有“台湾卖却论”,但终未付诸行动。1898 年后藤新平就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实施改革,使弃台言论逐渐销声匿迹; 同时,中国因连年战争,国力衰退,加之支付巨额的战争赔款,债台高筑,即使当时日本有意售台,清廷也因国库将罄而无能为力。
1897 年后,台湾总督以陆海军大将充任,除拥有立法、行政及司法全权外,可兼任台湾军司令官。1918年及1920 年,日台当局两度修订官制,“台湾施行律令须以内地法则为原则”,但总督之律令权依然如故。台湾总督名义上受日本主管大臣管制,权力不及朝鲜总督,但在台湾岛内却是“土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20 世纪40 年代,台湾即有人指出,这不过是“由外暴之奴化政策而转为内诈之同化政策”。近年来大陆学者对于台湾总督府的文官制度等具体问题又有更为深入的研究,认为台湾总督府虽沿袭日本本土的文官制度,并深受日本本土政治影响,但同时又派生出独有的官僚体系。台湾总督府官僚不但与日本本土官僚享有同样官等,在薪金、住宿、服饰等方面比本土官僚还有更为优越的特权。此间,台湾政治社会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政治构造。在频繁的官制修订中,台湾总督府陷入了官僚人数膨胀和集团“惰性化”的怪圈。
台湾警察是权力的化身,在日本所有领土和殖民地中,台湾地区的警察密度最高。对于日据时期的警察制度,大陆研究者在大量日文原始资料基础上出版了专书。作者认为,日据台湾50 年的殖民统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警察政治”。日本警察在台湾“番地”的前20 年,是征服“番地”的讨伐者,而后30 年,则扮演着“番地”文明进程的监督者,及原生态文化野蛮破坏者的双重身份。有人指出,日本在台警察制度的运作极有效率。它没有简单移植日本国内的警察制度,而是结合当时台湾的社会经济生活现实,有效加以改进。保甲制度的完善可说是这种改进的一个典型例证。日本当局对其在台警察的监督“恩威并施”,大致说来并没有让在台警察“为所欲为”。
“同化”与“皇民化”是日本在台殖民统治的重要途径。在研究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和殖民扩张主义政策时,如何认识“同化政策”是个重要问题,但对于这一问题,学者们各执己见。例如君岛和彦认为: “皇民化政策的特征,就是完全无视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将其纳入日本的版图并强制推行日本化,不仅进行经济方面的掠夺,而且推行拥戴天皇,抹杀民族的皇民化政策。这就是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黄新宪认为“皇民化是帝国主义时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是一种同化运动”,皇民化在同化的基础上形成,可被视为同化的一种“深入形态”。而冯玮指出,将“皇民化政策”等同于同化政策,并将其视为“日本殖民统治的特征”,不仅客观上使日本殖民统治政策及其形式抽象化、空洞化,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统治的实态,更使我们难以认清日本殖民扩张主义的隐蔽性和欺骗性本质。
日本推行同化政策的真实目的是竭力利用“当地的历史和文化”并寻求某种“共同性”,以维护特权,建立霸权,这也是日本整个殖民统治和扩张的特点。在另一篇文章中,冯玮指出政治“存异”,即强调日本和台湾政治地位的不平等,以及文化“求同”,即通过灌输“皇道主义”精神培养台湾民众对日本的“认同意识”,是日本在台湾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本质特征。这种特征是漫长的日本“西学”历程的政治结论,同时也是日本在朝鲜和“满洲国”推行的殖民统治政策的前导。
关于日本对台“同化政策”的效果,1990 年代初,有论者指出在台湾人民的强烈抗拒下,该政策“无疑遭到了根本的失败”。绝大多数台湾人民虽吸收了部分日本文化的优秀成分,譬如守法、敬业、卫生、礼貌等等,并不能证明某些学者所称台湾人已经日本化,或所谓日据时代台湾文化已与大陆形成差异性。也有观点认为日本对台湾民众的同化不可忽视。有论者以雾峰林家为例,指出二战时期在日本高压之下,部分台湾民众不得不改变前期刚性角色,逐步地、被动地沦为日本体制内顺从的“皇民”。
在当时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妥协不能被简单地视为变节; 强权迫使下的屈从,并不意味着对固有民族和文化传统的背叛。然而,它却确乎是一道深刻的伤痕。有论者指出,日本的统治措施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了他们对祖国文化传统的误解和偏见。经几十年的同化,民众心理的变化是复杂的,有对固有文化的坚持,也有对异族文化或多或少的接受或认同,更有对祖国情形的疏离感。国民党政权在1945 年接收台湾之前,对台宣传并未充分考虑到经过长期的同化后,台湾民众的心理与思想已发生潜移默化的变化,有效宣传的缺失是导致台湾光复后很快就浮现出种种危机的一个内在原因。
大陆学术界的早期研究认为,所谓“皇民化运动”,既是以暴力为主、欺骗为辅的手段强迫台湾同胞同化于日本,同时又是在“内台如一”的幌子下对台湾工农大众加紧奴役与掠夺。后来的研究则更为细致,认识到皇民化运动在不同时期侧重点的不同。1895 年日本殖民当局采取渐进措施,对台湾人进行“皇民”意识的培养; 1937 年中日战争爆发后,他们以激进措施,企图在强化台湾人“皇民”意识基础上向其灌输“皇民奉公”观念,使台湾彻底成为日本帝国的南进基地。1941 年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成立“皇民奉公会”,为将台湾人民训练成“皇民”,以使台湾不但在物资上成为日军南进基地,而且在人文上成为日军南进的支撑点和人才养成所。该会受到台湾民众普遍抵制。但也有部分人逐渐变成亲日情结相当浓厚的“皇民世家”。这批人以日本为奥援,谋取种种特权与好处。光复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没有采取妥当措施处理“皇民世家”问题,此成为光复初期岛内政局不稳、社会动荡的一大因素。
有学者将“皇民奉公会”作为“皇民化运动”正式开始的阶段。有人提出异议,指出正式提出“皇民化”目标的,是海军上将小林跻造。1936 年9 月,小林被任命为台湾第十七任“总督”,上任伊始就提出“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三大统治目标。到“皇民奉公会”成立时,“皇民化运动”已历经5 年余。“皇民奉公会”仅标示着“皇民化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从目标看,前一阶段重在文化改造,后一阶段重在社会动员; 从实施手法看,前一阶段主要采取威逼高压手段,后一阶段改以强制与笼络、软化相结合; 从运作机制来看,前一阶段“皇民化”业务分解于各类不同行政系统,后一阶段则有专责机构与人员; 从作用对象看,前一阶段只针对台湾本土社会,后一阶段则强调“内台一如”,要求居住于台湾的日本人也要介入。
美国华裔学者荆子馨( Leo Ching) 认为,皇民化之下,“不当日本人是不行的”感觉成为压倒性的存在焦虑与政治欲望。因此,“‘皇民化’在日本殖民主义的一般倾向中,既不是‘同化’的逻辑延伸,也不是突如其来的强化”。对于皇民化运动的效果,大陆学者则认为,在日本殖民者的欺骗宣传下,确曾有一小部分人受到皇民化运动的影响,甚或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从犯”。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运动是以失败告终的,台湾同胞以坚韧不拔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力地抵制了日本殖民者的皇民化运动。“多数台湾人无论从表面的生活方式,还是从内在的文化思想上都没有变成‘皇民’,始终还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
台湾人民能顽强抵制“皇民化”运动有深刻的文化上的原因: “台湾人民与中华传统文化有一种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当然,皇民化的影响还是有的,并且延续到现当代。大陆研究者对此亦有充分认识,认为“皇民化运动”虽然从总体上讲是失败的,然而也确实造就出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其共同特点是以“皇民”自居,且以此为荣。“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情绪使他们心中有一个永难解开的‘日本结’,从而造成他们与普通台湾民众之间存在一条难以填平的沟壑。”
有关皇民化的研究主要是对皇民化运动的概念解读和框架展示。陈小冲利用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展示了某些皇民化的具体面貌和实施细节,发现皇民化运动几乎囊括了人生从生老病死到居住、衣着、丧葬、信仰、仪式、娱乐等所有方面。在皇民化运动中,一切“都处于殖民主义同化政策的操弄下,是以将台湾人改造成为大日本帝国臣民作为其终极目标的,即便是讲究卫生等等行为,也不能不染上殖民同化的浓厚色彩,因为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这就是台湾人在向日本靠拢,是台湾人日本化的具体体现”。但有论者认为殖民政府利用行政权力建立天皇制政治意识的目的,只是想让台湾人遵循天皇至上、日主台从、日尊台卑的礼治秩序而已,并非真要让台湾人同化成日本人,提高台湾人身份,让台湾人平等地分享属于日本帝国“国民”应有的种种权益。
皇民化运动时期,日本兵中曾有一些台籍“志愿兵”。虽有小部分确是志愿加入,但仍有不少“非志愿”的、被强征的情况。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一定负面影响。
史学研究带有主观性,它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真实。原因不仅在于史料的限制,也在于人们从不同角度的解读。日据台湾史就是这样一段历史。近年来,台湾岛内有人片面美化日本殖民统治,称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是台湾人的大幸”等等。据此,有人指出在“内地延长主义”招牌下,日本在台湾推行的其实是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有人以教育为例,指出作为日本“本土中特殊地区”的冲绳与作为“海外殖民地中特殊地区”的台湾在所享受政策上的截然不同。当然,台湾学界也有学者认识到日本政府对日本人与台湾人的差别政策。之所以有不少学者正面评价日据历史,其中一个原因是日本统治台湾的措施确有欺骗性,如鸦片渐禁政策等。
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实行鸦片渐禁政策。此间,当局曾对鸦片瘾者进行过三次调查,公布结果表明,瘾者人数呈递减趋势,日人借此在国际上作文章,宣扬其鸦片“治绩”。时至今日,仍有不明真相者认为日本将台湾视为新领土,视台人为“皇民”,确有诚意实施鸦片禁政。长期以来,大陆学界囿于资料的限制,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
1994 年,连心豪指出,伴随着近代以来两次侵华战争,日本精心策划了一场新的鸦片战争。其流毒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并不在英国发起的鸦片战争之下。日本对华贩毒手段狡黠,又为继起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的硝烟所遮蔽,因此该问题长期被忽视。日本据台时期,以鸦片专卖制度作为治台重要工具,并以台湾为大本营,向对岸的闽南、潮汕、青岛、大连等地伸张、辐射贩毒网络,这是日本对华鸦片战争之张本。在20 世纪初开始的禁烟运动中,各地军阀成立各种禁烟机构,实际上明查暗纵、明禁暗倡,征收鸦片税捐,大饱私囊,闽南地区也不例外。
2000 年,朱庆葆研究指出,鸦片渐禁是出于占领的考虑,使台湾总督府一石二鸟: 日本标榜禁烟,可获国际同情; 出于所谓人道上的考虑,禁而不严,又可获台湾人认可。实际上,该政策早期为财政服务,为开发台湾提供助力; 晚期在战时体制支配下,有力配合了日军全面侵华。这种实行专卖的、宣称以禁绝为目的的鸦片渐禁政策,既能欺骗国际舆论,又可增加财政收入,被日本视为重要的“治台经验”,而将其推广到中国大陆。这与较前台湾著述的看法是一致的。1993 年,台湾出版的《日本过台湾者》一书,即认为鸦片渐禁是“明禁暗放”,渐禁政策表面上日本统治当局强调人道上的考虑,免得吸食者一时受不了禁烟之苦,实则有两项主要考虑因素: 一是如果采严禁措施,势必招来吸食者的抵抗; 二是若采渐禁而专卖制度,年收专卖利益可抵军费等各项开支。
徐振伟也认为,因日本不愿放弃鸦片专卖所带来的丰厚收入,后来虽然表面上采取严禁和断禁政策,但暗地里仍实行渐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台湾仍有8500 多注册烟民。直到台湾光复前夕,全岛尚有吸食者2000 多人。如果再加上秘密吸烟的人数,实际数字要远远多于上述数字。同时,他从周边国际因素方面加以考察,指出美国在菲律宾的禁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压力,迫使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开始大张旗鼓地禁烟,为国际联合禁烟提供了契机。
最近的研究在继续论证、延伸上述观点。此外,李理指出,在日据台湾初期鸦片渐禁政策确立过程中,以水野遵为代表的台湾总督府所起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六三法”是日本据台初期的基本法,1896 年3 月由日本帝国议会以法律第63 号发布,其最大特点就是确认了委任立法制度,即台湾总督在其管辖区域内,可制定具有与日本法律同等效力的律令,不受日本帝国议会的牵制。“六三法”曾引发日本朝野及学界的热烈争论,也有人为之美化。李理指出,“六三法”争议的真正核心是谁有权来制定台湾的法律。“在整个的争议过程中,台湾人民根本就没有发言权,他们只是被统治的客体”。台湾总督发布的“紧急律令”的事后追认权要由天皇来敕裁,这意味着天皇对台湾的行政权因不受议会监督而更为有效。日本议会围绕“六三法”的争议,是政党势力与军方势力在台湾统治方针问题上的较量。政党所倡导的“以议会为中心主导台湾统治”的方针,不等于否定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更不等同于要把日本宪法实施于台湾。
此类论文还有许多,此处不赘。
对于日本在台湾的统治效果,不但日本方面多有美化,台湾地区也有不少美化倾向。譬如认为台湾的现代化是日本所奠基,日本人的“改良”使台湾在20 世纪初期逐渐由“化外之地”迈入“现代化”。简立欣撰文指出,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都对台湾的现代化做出了贡献,不能刻意忽略清朝在台湾的洋务运动对于日本殖民地经营的影响。台湾洋务运动虽未完全成功,但也为台湾社会及经济奠定了基础。
关于日据时期的少数民族政策,即“理番政策”,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山地少数民族实行“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概因少数民族语言问题,有关研究较少。研究主要集中在“理番政策”的残酷性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反映方面。殖民者对原住民在经济上残酷压榨,在精神与文化上严重摧残,激起民众激烈反抗。“雾社事件”后,虽然总督府对“理番政策”进行了调整,但其对山地的经济掠夺本质没有变化。日本的殖民掠夺与清代政府对原住民的经济保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有着本质的不同。在半个世纪的殖民过程中,日本对台湾的“理番政策”根据情势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甘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在日本“理番政策”作用下,台湾少数民族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及社会文化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了台湾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的调适与反应。
1945 年台湾光复后,台湾学者主导了台湾原住民的调查研究。1949 年以来,两岸隔绝,客观上限制了内地学者对台湾原住民的系统调查。在此问题上厦门大学林惠祥开创了大陆地区的台湾原住民研究,其学生陈国强著述亦丰。从成果的形式看,皆属整体、宏观概括,这是大陆学者在台湾原住民研究方面的一个特点。近年来,台湾学者出现了片面强调台湾原住民与南岛语族的区域文化关系的错误倾向。大陆学者呼吁“以最新的民族志调查研究为基础,通过多学科整合研究,重建台湾原住民的民族起源、历史与现状、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等重要课题,是新时期大陆学者责无旁贷的历史任务。”
早期武装抗日的史料方面,1970 年代,台湾文献委员会开始对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档案进行整理翻译出版的工作,相继出版一系列档案史料,包括《台湾前期武装抗日运动有关档案》与《台湾北部前期抗日运动档案》等。前书收录了1895—1915 年台湾民族运动的前期———武装抗日部分除罗福星案与余清芳案以外的台民抗日史料档案。后书主要收录了1898 年、1999 年台湾北部前期的抗日运动档案。
日据初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它同福建省的密切联系及来自对岸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认识到: “欲收岛民统治之全功,其着眼点不唯在岛内之镇压与民心之收揽,必采取如下方针,即注意对岸福建省特别是厦门的民心,察其趋向,反过来谋求岛民之安堵,以达统治之目的。”这引发了总督府“对岸经营”的政策导向。
面对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者采取了镇压与招降等多种手段。对台湾抗日武装的安抚、诱降早在桂太郎、乃木希典总督时代已出现,那时是小范围试探性的实施。儿玉源太郎时期,在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主持下,招降规模扩大。日本殖民统治初期台湾人民武装抗日斗争虽为台湾史研究焦点之一,但盖为维护抗日义军的形象,早期抗日斗争中抗日武装集团的“归顺”问题在较长时期内被研究者忽略。
2002 年,有研究指出,大规模招降的实施主要是因为日本殖民当局的暴力镇压并未收到多大成效,它不但激起台湾人民的加倍反抗,也引起国际社会的谴责,导致日本国内对台湾总督府治台政策及相关官员能力的质疑。因此,儿玉、后藤面对台湾抗日武装集团提出的苛刻的归顺条件,也能照单全收。但这种让步并不意味着日本殖民者的损失,经历“归顺”后抗日武装内部情况被暴露,武装力量削弱。日本殖民者利用时机重新部署兵力,对“归顺”后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1902 年林少猫被害,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告一段落。
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台湾人民与大陆人民在爱国与革命运动中遥相呼应、互相支持,但同时亦应注意到,革命党人不敢公开反对帝国主义,且对统治台湾的日本殖民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辛亥革命前台湾与大陆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关系,明显地带有个别的自发的性质。不论是兴中会或同盟会,都没有认真考虑过在台湾开展革命活动的计划。革命党人对台胞的抗日虽十分同情,但不敢公开支持,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具体表现。
辛亥革命后,台湾以农民为主体的“驱逐日人”、“光复台湾”武装斗争的新高潮,是在大陆资产阶级革命影响下促成。而罗福星起义,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直接领导的反抗运动。这与过去单纯自发的农民反抗斗争,已有所区别,是属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期国民党人中,除了孙中山外,还有人长期参加和关注台湾革命,但学界未予公正的研究。陈在正指出,林森在台十余年,并两次参加台湾的抗日活动,这段经历,对其以后的思想、行动都产生很大影响。
一战期间及以后,关于台湾同化会和议会设置运动,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研究主要侧重于阶级角度。有学者认为,随着经济力的增长,地主资产阶级开始以改良主义者面貌出现,这是台湾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林献堂是其代表。初期台湾地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主要在他领导下展开。
对于台湾同化会,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长期流行,如认为: 板垣退助是殖民同化运动的元凶,台湾士绅参与同化会是一味附合日人,同化会是一个只会向日本殖民者磕头作揖的团体等等。对此,陈小冲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板垣倡导的同化是: 在使台湾人靠向日本的同时,也应当给予他们相应的权利和待遇,这种观点并不为总督府所接受。板垣的同化论没有在台湾发生作用,说他是台湾同化运动的元凶并不符合实际。林献堂参加同化会目的是“希望日本政府对台人松弛压力,能放宽束缚,俾台人得减轻痛苦”。以林献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台湾士绅及青年学生所追求的目标则与板垣大相径庭,这种“同床异梦”导致同化会很快被总督府所分化。
仅一个多月时间,总督府便寻借口将其解散。但1914 年末至1915 年初昙花一现的同化会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利的新的斗争方式,并诞生了台湾民族运动的新的领导者和骨干力量,为日后台湾民族运动做了组织上的准备。同时,它促成了台湾民族运动总目标的确立。同化会的失败,使台湾士绅和青年知识分子意识到,总督专制统治和日本人对政治经济资源的垄断是台湾人受压迫的症结所在,而总督专制统治的法律依据即“六三法”,使台湾人丧失发言权。由此开始了以撤废“六三法”为近期目标,以设立“台湾议会”为长远目标的斗争。这些是同化会积极的影响。
在1927 年分裂前夕,台湾文化协会领导层内部大体分化为三种力量: 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站在改良主义立场,幻想在日本统治下实现其所谓“地方自治”; 左翼以连温卿、王敏川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主张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统治; 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介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其分裂不可避免。但陈小冲认为,文化协会的分裂并不是一两个人阴谋或篡权行为所导致,而是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
1927 年成立的台湾民众党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性质的政党,它曾经历一次大分裂,导致日本殖民者乘机将其取缔,使台湾民族运动受挫。陈小冲认为分裂原因,除日本殖民当局的镇压策略外,最根本的还在于民族运动的内部矛盾,尤其是围绕台湾民族运动中要不要开展阶级斗争这一问题。该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冲突,最终导致分裂。
王晓波也指出,民众党成立后,中央委员会认为党纲不明确,易遭任意解释而在运动中造成紊乱,于是有“党纲解释案”和“关于阶级问题的态度”之提出。但蒋渭水与彭华英的解释案对阶级问题的态度有根本立场的不同。蒋案认为民众党虽非农工阶级党但却是农工阶级的“代表”,彭案则认为民众党并不代表农工阶级但可“考虑”农工之利益。民众党最后通过了彭案。蒋渭水派为内部团结而在“解释案”上让步,但民众党的运动路线还是在蒋指导下蓬勃发展。此点不能见容于士绅地主阶级,彭为此而辞职,再次显示了林献堂派与蒋渭水派的路线矛盾。
台湾民众党主要人物———蒋渭水信奉中山学说,同时也受到新文化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成长与抗争的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台湾民族运动的历程,他舍弃富足生活,挺身领导救亡运动,并为之献身的经历验证了这样的历史: 参加民族运动的台湾各阶层人士无论出身、经历、思想有何不同,都在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而探寻出路。这一时期为“日本统治确立后的_运动”,与此前“传统领袖领导下的地方性斗争”不同,这时台湾渐次出现新型领导人物,堪称是“进行整体台湾人民的斗争”。民众党曾展开鸦片反对运动,并通过各种途径使国际社会关注台湾的鸦片之害,国际联盟调查委员会甚至为此派员到台湾调查,使台湾总督府不敢再一味因循消极放任态度,开始采取一些积极的矫正和治疗措施。
关于1920 初至1930 年代中期的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钟安西指出,林献堂提议摒弃台湾自治的口号,而争取民族自治的实质内容———台湾议会的设置,真实意图是: “以停止撤废六三法来阻绝内地延长,以设置议会来削夺总督权力,在不刺激日本政府下,取得实际民族自治,含着意在言外,绵里藏针的意思”。因感于时势多艰,所期目标难以一蹴而就,须留有进退余地,不便在时机没有成熟时率尔托出真意,招致当局扼杀。请愿者仅在第八次请愿后某些比较有利的时机在舆论上明确提出要求设置独立的自治议会,其余时候均隐约其辞,带有弹性。此次台湾民众在特殊环境下以特殊方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自治的爱国运动虽终告失败,却产生了不可抹杀的意义。
该运动从根本上说是殖民地台湾的知识分子和部分上层人士要求实行民族自决、削弱以至摆脱日本殖民统治的_运动,最终实现台湾民众回归祖国的愿望,“从一开始就蕴含了必定要失败的结局”。有人不认同该运动民族自决的目标,认为该运动从本质上说,属于改良主义运动,即使他们的愿望实现,台湾人民仍摆脱不了受压迫的殖民地“二等公民”地位,充其量如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与真正的民族自治,还相距甚远。
有台湾学者分析参加议会设置请愿的签名问题,对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提出怀疑。陈小冲提出不同见解,认为仅摘取几个孤立数字去判断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群众基础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看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响应程度和群众对这项运动支持的“持续性”如何。
20 世纪20 年代社会主义在中国大陆与日本大为流行,台湾受此影响,在社会文化界研究谈论社会主义之风亦盛,并进而影响社会与_运动的发展。1926 年至1931 年间以《台湾民报》及《台湾新民报》为战场,文化人陈逢源代表右派,求学大陆的许乃昌、蔡孝乾及台湾社会文化运动健将蒋渭水( 先右后左) 代表左派,在中国未来应该走社会主义抑或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上,有过延续数年的辩论。
1928 年4 月15 日,台湾共产党在上海成立,成为台湾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但在相当时期内学界对于台共的研究并不深入。台共正式名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由于台湾当时是日本的殖民地,共产国际决定台共在组织上隶属于日共,接受日共领导。但因日共党组织屡遭日本政府破坏,台共和日共关系中断,台共实际上更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局和中共指导下开展活动的。不仅台共的成立、起落受到中共影响,其瓦解亦然。
1931 年,在陷于“左”倾机会主义的中共影响下,台共开始犯“左”倾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错误,羽毛未丰就过早地暴露,最终导致台共的瓦解。台共领导岛内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本质上是中华民族反帝反封民族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台共与中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台共解体固然受中共影响,而中共又受到共产国际在1930 年代急剧左倾的影响,如此链条作用促成台共斗争的失败。台共曾在政治大纲中提出“台湾民族”、“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等焦点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争论焦点和敏感问题。宋帮强指出,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民族论”并不能成立,它是日共忽视了台湾的特殊性而生搬硬套列宁的民族殖民地理论的产物。台共政治纲领中的“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是指台湾摆脱日本统治的“独立”,先自我解放,然后再回归祖国。
台湾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台湾人民反日抗殖斗争不断发展的形势和时代的要求,也是台湾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台共在台湾存续的时间短,但台共领导的斗争历史,使台湾经历了共产主义思想和运动的洗礼,一代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经受了锻炼,对台湾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台籍精英不断寻求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之途,曾谋求有限的台湾自治,而未能如愿。抗日战争爆发后,部分台籍精英投身祖国抗战,认识到台湾解放的出路在于回归祖国,因而发起复省运动,有文章探讨了其中的探索与转变过程。
关于台湾共产党,近20 年有不少著作问世,如陈芳明《谢雪红评传: 落土不凋的雨夜花》,卢修一《日据时代台湾共产党史》等。此类著作以传记、口述类较多,且多集中在对领导人物谢雪红、翁泽生等人的评述方面。大陆学者也有新研究,认为蔡孝乾与台共的关系尽管只维持了几个月,却影响到谢雪红与翁泽生的关系,加深了翁、谢之间在建党初期就已存在的误解和矛盾,是造成台共内讧的因素之一。1949 年以后,这些内斗严重影响了台盟的发展,伤害了在大陆的台湾同乡之间的感情,造成了长久难以弥合的心理鸿沟。
与台湾民主国相似,日据时期部分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曾为“先独立,后回归”而提出“台湾独立”的主张。20 世纪80 年代以来,“台独”理论者出于意识形态需要,对反抗运动史进行片面的解读,认为台湾人追求“独立”的历史可追溯到20 世纪20 年代。他们认为日据时期台湾人与祖国的关系建立在想象的基础上,荆子馨进而提出: “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不是想象的( imagined) 共同体而是幻想( imaginary) 的共同体”。对于此类论断,大陆学界提出不同看法。陈小冲指出,日据时期台湾人开展所谓“台湾独立”运动实际上是“殖民地人民反抗和谋求摆脱殖民宗主国统治的正义斗争”,是针对日本殖民者的,并且所谓的“台湾独立”仅仅是“走向与祖国相结合的一个步骤”而已。
在台湾历史上,曾出现过主张“台湾独立”、“台湾自决”的日据时期抗日自救运动,也产生了战后海外“台独”运动。鉴于历史和现实原因及海外“台独”运动的有意混淆,有些人对两者关系产生模糊认识。研究者指出,日据时期台湾抗日自救运动是台湾人民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祖国无力援救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主张台湾“独立”、“自决”的正义解放运动。虽以“独立”、“自决”、“自治”为斗争目标,但始终坚持“中华民族主义”。“台独”运动虽借用抗日自救运动提出的“台湾独立”、“台湾解放”、“自立”、“自决”、“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等口号,但其谋求台湾脱离于祖国之外的意图是与日据时期抗日自救有着本质区别的,两者也没有一脉相承的关系。许维勤亦指出,台胞在大陆所倡导的“台湾独立”的抗日理念,严格地说是限定于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争取独立,而不是抽象的; 这种独立是与争取回归祖国相并列的,二者不可割裂。
另外一些通论性论文也佐证了上述观点,陈在正对台湾人民为摆脱日本殖民统治、争取台湾回归祖国的英勇斗争进行了系统梳理。季云飞认为,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形式和内容,随着台湾岛内对敌斗争形势变化而变化,同时也受制于祖国大陆革命形势变化而变化。台湾人民的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的成败与大陆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的成败休戚相关。
台湾民众抗日史的通论方面,1987 年向山宽夫用日文写成《日本统治下における台湾民族运动史》,20世纪90 年代末由杨鸿儒等人翻译出版。该书认为虽然台湾的民族运动无法最终胜利,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之为殖民地统治,台湾人抗日民族运动之为殖民地民族运动,两者皆值得给予极高的评价”。大陆学者安然2005 年在台湾出版了《台湾民众抗日史》一书,继1990 年代薛军力、徐鲁航的《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史》①之后,再次全景式地展现了台湾民众“孤悬海外”的艰苦岁月,苦守“汉节”的赤子之心。它充分注意到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时刻与祖国命运连在一起,把回归祖国视为历史的必然归宿,这与此前成果的观点是一致的。
它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根源是日本的军国主义野心,日本对台湾的觊觎与其侵略扩张史同步,故该书上限始于14 世纪末,日本形成倭寇、侵扰中国沿海之时。下限为二战后台湾民众与日本复活军国主义做斗争为止。虽然该书主体为日据时期台湾民众的反抗,但前后追溯达四百余年,从较高视野展现出日本侵台、台湾民众抗日等历史问题的历史背景和脉络。并对战后“保钓”运动、“慰安妇”索赔等台胞反抗日本的活动进行了论述。1992 年厦门出版的《李万居评传》是大陆研究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台籍人物的代表性著作。此外,也有一些通论方面的文章。
由于地缘与历史传统关系,闽粤移民台湾的历史绵延数百年。1895 年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台湾住民被认定为所谓“日本国民”。该年日本颁布《清国人入境台湾条例》,传统闽粤移民渡台的历史进程遭致中挫,台湾社会历史进入以内生性发展为主的新阶段。“日本对台湾的占领及伴随而来的台湾与大陆之被强制分离,很大程度上构成为台湾历史特殊性的原点。”
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台湾人,即台湾籍民。这些人大批移居福建,其类型主要有原台湾居民、“归化”籍民与新编入台籍者。关于台湾籍民,日本与台湾学者较早展开了研究,如中村孝志、梁华璜、戴国辉、林满红、后藤乾一等人。他们主要利用日本外交史料馆所藏《外务省记录》及台湾方面档案。大陆相关研究的展开则相对迟缓。
由于台湾籍民除少数散居粤、沪、浙、香港等地外,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据时期长期困扰闽台当局的棘手问题。日籍台民作为日本臣民,有别于原本即是日本人的所谓“内地人”,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在中国大陆,他们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权利,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拥有特权。这不但诱发了部分台湾人在大陆的不良行为,还引起闽地不肖子弟的羡慕,千方百计去获取台湾籍,出现一批“假冒日籍台民”。
除了以非法途径取得的台湾籍民身份外,当然还有不少合法的“归化”者。光绪二十九年外务部档存有几则关于“归化”的史料,1992 年,这些史料被台湾史的研究者所发现和利用。当时,“归化”台湾籍民问题已相当严重,不能不引起福建当局高度重视。福建方面想要对光绪二十三年以来所有“归化”者进行清理,并透过中日交涉,确定此后该问题的原则。然而日方坚持独立处置权,对福建当局的建议,大多敷衍了事或干脆拒绝。当时的清政府危机四伏、软弱无力,对于因福建“归化”台湾籍民这种“交涉细事”只得“从缓商酌”。
1990 年代,林真对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情况,闽台当局的措施、态度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认为在抗战前夕,厦门的台湾籍民人数为13,000 人左右,福州约2,000 人,加上漳泉地区数百人,全省台湾籍民在2 万—2. 1 万人左右。其中未登记者7,000 - 8,000 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日成为交战国,作为“敌国国民”的日本籍台湾人在战争中究竟站在哪一边,引起了关注。出于某种程度的不信任,这些往日特权人物成了日谍嫌疑,被押往内地监视居住。赵国辉《日据时期在厦台湾籍民的司法管辖》一文,指出由于日本从中国获取了领事裁判权,并在甲午战后将其改写成单方权利,加之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缺失,日据时期厦门对籍民的司法权完全操控于日本股掌之中。
1937 年以前,由于有治外法权的保护,在福建的台湾籍民确有不少为非作歹者,给人们带来不良的印象。以来自崇安的台湾籍民为主组成的台湾义勇队,在李友邦领导下,开展一系列的宜传解释工作。有论者称“人们改变了对大陆台湾籍民的看法”,“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并冰释误会”; 也有论者称“抱持此看法的人究竟有多少,不无疑问”。陈小冲折中了前述两种观点,认为台湾义勇队的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但也应看到,台湾义勇队的活动仅限于浙东、赣南、闽北及闽西,其发行的刊物和丛书传播范围也不广,其影响力有限,尤其是台湾浪人活动最猖獗的厦门、福州地区,基本未能触及。
林真指出,造成台湾籍民整体不良形象的政治因素,实乃日本侵略手段产生的效果。台湾总督府为隔断台民与祖国的联系,蓄意制造闽、台人之间的矛盾,使之处于对立地位。抗战爆发后,日本“以华制华”,强征台民当兵,并充当前锋,将厦门华人产业强行拨给台民经营,按日、台、华三等分配口粮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加剧了闽、台人的矛盾,引起当地人民的恶感和仇恨,使大多数台湾籍民成为“中日矛盾中首当其冲的替罪羊”。
总之,台湾籍民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台湾期间的畸形产物。虽然有些不法之徒在福建从事非法活动,但绝大多数的台胞与福建人民和睦相处。即使在日本帝国主义者严密监视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祖国人民一起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台湾义勇队即为例证。
台湾义勇队由李友邦集结散居于大陆的台胞组成,可被视为台湾籍民的一个特殊组织形式。大陆学界对于台湾义勇队的研究比较多,但多偏于通俗性论述,深度还有待挖掘。史料方面,《台湾义勇队档案》2007 年由福建档案馆整理出版。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处关于义勇队的资料亦有陆续发表。1939 年2 月,以台胞领袖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在浙江金华誓师。义勇队具有正规军编制,以“保卫祖国,收复台湾”为宗旨,转战浙、皖、闽各省,是直接参加祖国抗战、影响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台胞抗日队伍。① 台湾义勇队在各地区的活动以及与朝鲜义勇队的关系亦有相关论述。
抗日义勇队一开始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与政治上的帮助。李友邦本人始终拥护这一政策,接受中共帮助。中共浙江省委派遣党员在其内部落实党的指示,使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队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民党当局对台湾义勇队的态度则是抱有戒心因而摇摆不定: 政治需要时,便予以支持; 否则便弃之不管,甚至取缔。
对抗战时期在大陆的其他台胞抗日团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台湾少年团、台湾革命同盟会②等组织。对其他组织,如台湾工作团、粤东工作团、闽台协会、国民党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等,则很少涉及。日据时期旅居海外的台湾人国籍问题错综复杂。台湾总督府原本规定,1895 年5 月8 日至1897 年5 月8 日的国籍选择期限后,未离开台湾的台湾住民拥有日本国籍,离开者等于放弃日本国籍。但事实上情况极为复杂,如1898 年10 月28 日,台湾总督发布内训第49 号《有关台湾住民户籍处理案》,表明对于情节有“可斟酌之余地”者,可让其入籍。自此开启以漏籍名目申请入台湾籍的方便法门。
2008 年,《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由台湾文献馆组织翻译出版,为该项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往往受制于文字,因此时档案多以古式日文书写,明治、大正时期不少档案还是以毛笔行草书写,不易辨别理解,令研究止于表面。台湾文献馆为发掘整理更多档案,以利于学界,特拟计划,从1991 年甄选专人从事“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的翻译研究工作,到1996 年出版中译本11 册后,鉴于总督府档案浩瀚,难期竟功,决定选择专题翻译研究的方式,分为教育、涉外关系、邮政、原住民、官制、宗教、殖产、卫生等八项专题。《日治时期籍民与国籍史料汇编》即为总督府档案专题翻译中的一部,是《籍民与南进》之后的第二辑,收录了“台湾总督府公文类纂”中有关籍民及国籍的史料,其中漏籍问题是其主体。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