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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全文如下: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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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画艺术在技术上是一直伴随着印刷术的发明与发展的。古代版画主要是指木刻,也有少数铜版刻和套色漏印。独特的刀味与木味使它在中国文化艺术史上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与地位。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新兴版画在现代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兴版画是绘画的一种体裁、样式,是画种之一。有人说版画只不过是一个小画种。孰不知正是这个小画种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作出了突出的历史贡献。我们称版画为新兴版画,当然是指它与古代版画不同,古代版画基本上是复制版画,画的作者与刻作者不是同一个人,新兴版画则是创作版画,从作画到制作都是作者亲自完成的。另外从内容上看,新兴版画从它诞生的时候起,就受到普罗美术思潮的洗礼,倾向性明显,同情劳苦大众,表现劳苦大众。我们不妨略为了解点有关情况。
新兴版画是鲁迅先生提倡的。鲁迅最初介绍欧洲版画是从1928年12月初与柔石等合组“朝华社”时开始的。成立这个社团的目的就是为了“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1〕。1929年编《艺苑朝华》计划出版12辑,结果只出版了5辑。在第5辑《新俄画选》的小引里,鲁迅介绍了多取版画的原因有二:“中国制版之术至今未精,与其变相,不如且缓,一也;当革命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二也。
《艺苑朝华》在初创时,即已注意此点,所以自一集至四集,悉取黑白线图……”〔2〕从19 世纪末西学大兴之后,我国一直在热衷于介绍西方艺术。西方绘画传入很早,三百多年前已经开始,其主要渠道有:一是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绘画的复制品;二是西方画家到中国传授西方绘画技法;三是随商品广告而传入我国的香烟牌子、布牌子、糕点盒子上面的洋画片、照相布景的景片;四是新兴办的美术教育;五是数量有限的留学生。除少数留学生能到国外去见到西方绘画真迹外,对大多数人来说接触到的多是复制品或印刷品。不少复制品就是印刷品。西方绘画一向重视色彩,而印刷的复制品,经常是色调失真,根本看不清色彩关系的油画、水彩,拿来作为临摹的范本,使人的视觉产生许多误差,所以鲁迅才说“与其变相,不如且缓”。 鲁迅“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3〕,但他认为老看那些制版未精的艺术品,对我国艺术发展是不利的。同时又考虑中国处于革命年代,版画制作起来容易得多,有顷刻能办的优点。
中国新兴版画真正兴起来确实与中国革命有密切的关系。鲁迅开始介绍欧洲版画是1929年,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美术家联盟成立,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兴起。左翼文艺是以文艺大众化作为中心思想开展的。左翼文艺关注的是人民大众的苦难生活。艺术家从同情他们的遭遇到歌颂他们的觉醒。这在美术创作来说应该是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虽然历朝历代的画家有接触到劳动题材的作品,但和现代画家从根本上关心劳动者的命运,寻找摆脱贫困之路,寻找彻底解放并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新观念是绝对不同的。将艺术事业与劳苦大众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这是过去从未明确过,甚至是过去从未触及到的课题。
因此鲁迅才写出:“近五年来骤然兴起的木刻,虽然不能说和古文化无关,但决不是zhǒng@①中枯骨,换了新装,它乃是作者和社会大众的内心的一致的要求,所以仅有若干青年们的一副铁笔和几块木板,便能发展得如此蓬蓬勃勃。它所表现的是艺术学徒的热诚,因此也常常是现代社会的魂魄。”〔4〕那么什么是“现代社会的魂魄”? 中国近现代社会一直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列强侵略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把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国人民饱经侵略压迫之苦,而不得不奋起反抗。30年代新兴版画诞生的时候,也正值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民族危机又一次加剧,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的时候
。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兴起之日,也就是新兴版画发展壮大之时。构成现代社会的魂魄,应该是救亡图存、反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新兴版画正是在艺术品当中体现了这种精神,否则“新兴”二字就没有意义;仅只从复制木刻发展为创作木刻,还不能概括中国现代版画的全貌。所以有时候争论起现代木刻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见并不完全一致。的确,李叔同、丰子恺都刻过木刻,而大家公认现代版画还是由鲁迅提倡、发展壮大的,原因主要是从画作的内容来认识新兴版画。从“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上出现的胡一川的《流离》、《饥民》和汪占非的《五死者》为最有代表性。在他们之后,则有江丰的《要求抗战者!杀》、《码头工人》、陈铁耕的《母与子》、野夫的《黎明》、陈普之的《黄包车夫》、夏朋的《清道夫》、力群的《病》、张望的《负伤的头》等。这一系列作品,从题材上考察都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作者们面对人民的苦难,怀抱深切的同情;对于社会黑暗,他们愤懑痛恨;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深感忧患。他们用自己的作品激发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起去反抗和战斗。因此新兴版画是时代的写照、社会的魂魄,是以清醒的意识,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中国现代美术的现实主义作品正是由新兴版画开拓的,它是以崭新姿态出现在艺坛上,发挥了它特殊的战斗作用。它虽然是艺术品,但是它是有倾向性的艺术品,在社会生活当中它就带有政治性。从事新兴版画的人就要被捕,蹲监狱,就要为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作出很大的牺牲。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也就脱离不开政治,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明显的。当然艺术并不等于政治,鲁迅早就告诫:“木刻是一种作某用的工具,是不错的,但万不要忘记它是艺术。它之所以是工具,就因为它是艺术的缘故。斧是木匠的工具,但也要它锋利,如果不锋利,则斧形虽存,即非工具,但有人仍称之为斧,看作工具,那是因为他自己并非木匠,不知作工之故。”〔5 〕把艺术作为战斗的武器也是从新兴版画开始实践的,在实践中不断提高着理论的认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更加高涨。美术家到战地写生,选择与抗日有关题材作画,如徐悲鸿、司徒乔以当时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作画,唐一禾画《七七的号角》,吴作人画《不死的城》,张善zī@②以自己擅长画虎来表现《怒吼吧!中国》,王式廓也画过《台儿庄大战》,但和当时非常活跃的木刻、漫画相比较,则不仅数量少,而且也不像漫宣队的宣传画以及像李桦木刻《怒吼吧!中国》、马达木刻《保卫大西北》,那样直接宣传抗日、表现抗日,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如“小画种”那样激动人心。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我国美术活动中心,也从沿海城市向内地转移,由城市生活转移到深入农村和部队生活。过去在城市中想要解决而实行起来非常困难的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艺术家更多地接触社会,接近生活,对劳动人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和了解,表现人民大众也就有了现实依据。特别是不少过去在上海从事普罗文艺运动的美术家来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开始生活在人民政权之下,体验到了新旧社会的不同光景。他们实际参加了抗日斗争生活,成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士艺术家。他们是战士又是艺术家,这在美术史上也是从未有过的。八路军新四军多数是拿枪的战士,又增加了以艺术作为战斗武器的文艺战士。
把艺术作为战斗武器比起30年代初期更加明确,艺术作为武器在抗日战争中发挥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版画家们到了40年代,更多地是通过艺术形象的塑造来发挥艺术的政治作用。在这一点上又较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延安木刻是这种进步的突出代表。古元的《减租会》、《哥哥的假期》、《离婚诉》、《区政府》;彦涵的《抢粮斗争》、《当敌人搜山的时候》、《快把她们隐藏起来》;王式廓的《改造二流子》;胡一川的《牛犋变工》;罗工柳的《马本斋将军的母亲》,不仅反映出当时的斗争生活,而且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这些翻身作主人的劳动人民成了画面的主人。这一点也是与过去表现劳动人民题材的美术作品的不同之处。谁是美术作品的主人公,这不是小事,社会上有各式各样的人物,过去时代的美术品表现的不是王公贵族,就是士大夫、仕女形象,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广大劳动人民是没有地位的。
新兴版画在画面当中成功地塑造了一批劳动人民,这不能不说是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新兴版画首先迎来了人民美术的诞生。这种质的飞跃首先由新兴版画来实现,是与当时的战争环境、物质条件十分困难,没有条件从事大幅的油画和国画制作有一定的关系的。新兴版画的作者过去也多有油画和国画的基础,从后来的发展看,一旦条件变化了,版画家也有不少转入其他画种,因此抗战时期的延安木刻不是什么大画种和小画种的问题,而是五四以来新美术所一贯追求的新的绘画所取得成绩的集中代表。新美术到了延安时期有了质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新兴版画来完成的。
新兴版画所起的政治作用也在周恩来同志把它们带到国统区举行的木刻展和新开辟的解放区举行的展览中看出来。起码它帮助新解放区人民认识了解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生活,看到了新的人与人的关系,对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诬蔑性宣传起了很大的作用,因此说新兴版画为新中国建立过功勋是一点都不过分的,今天看起来也仍然是优秀的历史画卷,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艺术不再是个人的无病呻吟,作者的关注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命运,作者的自我是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融合在一起的。
另外,从艺术形式方面来考察,新兴版画也是从借鉴外来形式转向了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提到这个问题,应该感谢从前“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功绩。“鲁艺”木刻工作团曾将全国木刻第三次流动展征集到的作品带到敌后,在晋西双池镇、沁县、长治等地开过多次展览会。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观众很多,当然是农民和八路军战士。
当新兴版画真的和观众见面的时候,群众并不满意,根据“鲁艺”木刻工作团的归纳集中,意见主要是两条:“第一,内容不够深刻,不够丰富,不够生动,最好有头有尾;第二,形式不美观,满脸毛,不好看,最好有颜色。”〔6〕艺术到群众中去了, 艺术家接触到人民群众的意见了,双边关系大大改善了,于是,如何作到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提出来了。光有为群众服务的愿望和感情还不够,还需要从作品内容到形式作多方努力,于是“鲁艺”木刻工作团率先向民间美术学习,利用旧形式表现新内容。这种旧瓶装新酒的作法仍然不能让人满意,主要原因是内容与形式不统一。一件艺术品,如果不能做到新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相统一,当然还谈不上是好作品。直到古元、彦涵等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品问世之后,内容与形式的问题才在他们的艺术实践中得以突破。他们的实践体现出深入生活的重要。
在他们投身于火热斗争生活之后,从观察、体验当中认识生活,了解生活,捕捉形象,确定题材,形成主题鲜明的好作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更加明确了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条真理,延安木刻从理论到实践都证明了这条原则应是文艺创作所必须遵循的。脱离了这条原则,艺术创作的思想感情问题、群众欣赏者的关系问题、艺术形式问题,都不好解决。有了这个第一位的原则,其他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源泉问题解决之后,如何借鉴中外古今优秀作品经验,特别是向我国丰富的民间美术传统(其中如年画、剪纸等是在民间有着深厚群众基础的艺术形式)学习,以实现让群众喜闻乐见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这都是些历史经验,主要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企盼新的艺术能和时代同步,与国家民族同命运,同广大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从而发挥艺术的社会功能,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所积累起来的成功的经验,是开拓现实主义美术创作所创造的经验,是现实主义艺术的必经之路。
建国以后,从战争年代逐渐过渡到和平建设时期。新兴版画又在解放区美术成绩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出现了四川版画、北大荒版画、江苏版画以及各地的新成绩。新兴版画在题材、体裁的多样化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个性化以及风格的多样化方面也有很大进步。个性风格正从群体地域特征当中突出出来,四川的牛文、江苏的黄丕漠、北大荒的晁楣、云南的李忠翔、李秀、浙江的赵宗藻、赵延年、上海的盛增祥、广东的肖映川,都为新兴版画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的工业版画、农民版画、儿童版画所取得的成绩,都一再向我们揭示版画不仅不是一个小画种,而且是新中国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尽管当今版画展览看的人少,卖不出高价钱,在艺术商品化过程中不占优势,但是它所体现出的艺术规律,仍然值得重视和发挥,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自己的艺术,需要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艺术。
〔1〕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载《南腔北调集》, 《鲁迅全集》4卷36页。
〔2〕鲁迅:《新俄画选》小引,见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3〕鲁迅:“连环图画”辩护,载《南腔北调集》。
〔4〕鲁迅:《“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专辑”序》, 张望编《鲁迅论美术》。
〔5〕鲁迅致李桦信,1935年6月16日,载《鲁迅书信集》。
〔6〕罗工柳《鲁艺木刻工作团在敌后方》,原载1960年第23 期《版画》,收《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五十年》。
@①原字为土右加冢
@②原字为孑右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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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流派:指在中外艺术的一定历史时期里,由一批思想倾向,美术主张,创作方法和表现风格很多相似或相近的艺术家们所形成的艺术派别,统称艺术流派。它是在社会的各种矛盾斗争中,在艺术论争和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及相互之间的借鉴和颠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世界艺术史上最早的三大艺术流派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经常说到的艺术流派是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产物。不同艺术流派的出现是艺术家在一定的世界观的指导下,运用自己丰富的情感和艺术修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来满足人们特殊的精神需要时所流露的美学主张、思想倾向等。不同的流派相互之间的竞赛和斗争是推动艺术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艺术流派 艺术 美学 流派
艺术流派的产生是艺术发展到成熟阶段才出现的现象,需要不同特点的艺术品作基础。形成艺术流派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具有一定数量的艺术家队伍和较为丰富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段。事实上,艺术创造作为一种特殊的精神产物,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内容,艺术流派侧重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区分各种具有不同特点的艺术派别。17世纪以来,在艺术史上出现了产生重大影响的艺术流派,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
古典主义艺术起源于17世纪的法国,随后波及英、德等国家,指的是以古希腊和古罗马艺术为典范的艺术,一般具有明晰、严谨、形象、和谐的特点,歌颂理想主义、气魄宏大,多以神话、圣经和历史故事为题材。古典主义艺术以希腊的雕塑为最高范本。希腊雕塑表现了非常具体的形象,神总是作为人来表现的,在人体的形象中,神性由特殊转为普遍的人性,但是虽然在个别的形体里神还是要保持他们的普遍性,体现了古典艺术的静穆、典雅和理性主义精神。雕塑是最适宜表现这种特征的,因为它只以静态的方式存在。
拉斐尔对古典主义有着重大影响,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伟大的画家之一,拉斐尔的艺术以优雅、秀逸、和谐、高度的完美为标志,他的作品充分体现了安宁、和谐、协调、对称以及完美和恬静的秩序。如[意]拉斐尔《圣母子》作品,这一点与古典主义主张的典雅、和谐是一致的。18世纪以前的古典主义具有注意细节的真实强调典型化;具有强烈的政治倾向和理想,艺术作品普遍比较理性化;对于形式的要求很严格,艺术语言精练细腻。到了18世纪下半叶,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法国酝酿着一声场巨大的革命风暴。他们厌恶了过分娇柔和胭脂粉的洛可可艺术,期待着更雄壮、更高尚的艺术出现,大批艺术家以对新的现实主义的探索使古典主义传统丰富起来,掀起了学习和研究古代艺术的热潮,出现了一场新的复古运动,这场运动在艺术史上被称为新古典主义。
19世纪上半叶,经过大革命的洗礼,法国的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确立,此时的政治环境比较宽松,追求个人情感的表达、强调自我成为新的社会时尚。精神需要自由,而古典主义所措以表现的英雄与神的形象毕竟是有局限的,它已经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这个矛盾导致了古典主义艺术的解体,接踵而来的是浪漫主义的艺术。
浪漫主义强调主观、个性、感情和非理性,是与学院派古典主义针锋相对的艺术,向往回归自然,表现理想,抛弃了古代希腊罗马的艺术传统,以强烈的激情和想象焕发出艺术的个性。与古典主义艺术相比较,浪漫主义艺术所表现的是人的主观世界,从物质的现实世界中退回到人的心灵世界里,追寻每个人自己内心的理想美,突出自我的主观性,从而激发了艺术家的创作情感。
在艺术创作中,浪漫主义不再把自然作为原型,而是以它为假托,以一种诗情画意的想象和热情来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寄予个人的情感。浪漫主义艺术家一般都以一种超越现实的精神表达自己对理想生活的追求,追求那种多姿多彩的境界。浪漫主义的特征是有理想性。对理想的追求使浪漫主义艺术家对艺术创作保持激情;有抒情性。浪漫主义艺术家注重表现心灵的世界,侧重心灵对于生活的感受;有非真实性。
在艺术手法上多采用想象夸张,并不追求细节的真实性。神话故事《西游记》,其中孙悟空七十二变,就是运用了丰富的想象与夸张手法;又如英国浪漫主义艺术的先驱者之一布莱克,代表作《上帝创造亚当》,画面上上帝伸着长翅在空中急速向前飞驰,身体下面是被蛇缠绕的亚当,二者的形象都处在十分夸张的色彩和线条的律动中,对上帝的形象做了突破性的处理和想象,在技法和材料上也做了大胆尝试,运用了油画和水彩相结合,这种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把人们带到一种梦幻的、神秘的气氛中。而在法国,浪漫主义运动影响更为深远,以籍里柯、德拉克洛瓦等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绘画艺术代表了一个新的高度。
现实主义是19世纪西欧出现的与浪漫主义相对立的一种艺术思潮,它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现实,在艺术形象中能最充分地表现现实生活的典型特征。由于现实主义艺术家的作品大多是对所处的社会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的现实主义。
法国画家库尔贝在1855年个人画展的前言中,最早直接使用并解释了“现实主义”一词:现实主义像自己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以及形成的艺术流派,在人类历史上可谓由来已久,是人类艺术史上最为重要的艺术创作方法和创作流派之一。现实主义流派一般有三个特征。一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代表作有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让书中的人物“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有的事,而不是我希望他们做的事。”二是追求典型化,艺术家要对现实生活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创造,努力树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赵树理在《小二黑结婚》中描写了在当时土改时期由政府做主、自由恋爱这一普遍现象。小二黑和小芹追求幸福的这一勇敢的人物作为典型人物,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事实。赵树理把握了典型时期的典型人物,给我们展现了那个时期的生活现实。三是追求思想倾向的隐蔽性。它将表现主观感情、思想倾向与再现客观社会生活情景有机地结合起来。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倾向性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把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
总之,艺术风格是艺术家在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合乎规范而又独具个性的个体特征。艺术风格由创作个性、创作方法和艺术语言等因素所决定。艺术史上主要的风格类型有崇高与优美、悲剧与喜剧、简洁与繁富、自然与雕饰等。艺术流派以趋同化的艺术风格为标志,其形成有自觉与不自觉之分。艺术史上早期主要流派有: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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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希望后代能够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直到现在,每逢春节,北方同宗的男人还会相聚一次。这与在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宗族组织形式有关。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探浙江历代名人的名字文化的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探浙江历代名人的名字文化
一、引言
“名人”首先应该是有名字的人,现在的“名字”在古时候只相当于名,古人不仅有名,还有字。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字,只有那些有文化、有地位的人才有这个资格。名字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历史、民族、地域文化等信息。我们以浙江97位名人(百度搜索“浙江古代名人”和“浙江近现代名人”筛选而得)的名字为对象,分析其中的一些规律并作出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名人的常见用名是笔名,如:“鲁迅”、“矛盾”,我们考察时分别记为“周树人”、“沈雁冰”。有些名人有原名,后来又改了名字,如:“郁达夫”原名“郁文”,“夏衍”原名“夏乃熙”,我们以后用名字为研究对象。有个别名人有多个名字,我们采用最常用的,如:章太炎,初名学乘,后更名绛,后又改名炳麟。
二、单字名和双字名
单字名就是用一个字命的名,如“吴平”的“平”就是单字。双字名就是用两个字命的名,如“邵飘萍”的“飘萍”就是双字。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我们发现:古代的人名中有26例为单字名,如“陈亮”、“范钦”、“高明”;30例为双字名。近现代中只有两例单字名,其余均为双字名,如“余秋雨”、“周信芳”、“范文澜”。由此可知,人名的用字向双字化发展,单名逐渐消失。我们认为,有三个主要因素可以解释此种现象。
(一)社会的进步
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还比较低的时候,人们不太注重名字,随便有个称呼就是了。尤其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下层民众,没有正式名字的情况并不少见。甚至,即使到了近现代,我们还是会发现没有完整名字的人。例如鲁迅笔下的阿Q,虽然是小说中的人物,但也是社会现实的反应。然而,随着民主、科学、平等的观念深入大众,人们对于名字的重视程度提高了。尤其是那些有了受教育机会的人,总是要有一个正式名字的。正是这样,有确定名字的人越来越多。如果普遍使用单字名,而我们的姓又使用的比较集中,最常见的100个姓氏总计约占汉族人口的87%。这样,势必导致大量的重名现象。
(二)人口的增加
我们看一下汉代以来,浙江人口数量的增长情况。 [2]西汉元始2年(公元2年)约有55万人。唐天宝元年(742年),人口达到436万。北宋祟宁元年(1102年),人口可能在600万人以上。明初洪武26年(1393年)有1049万人。乾隆41年(1776年),人口超过两千万。鸦片战争时期,人口为2700多万。20世纪30年代,人口达5588万。由此可以看出,浙江人口的历史发展状况。人口越来越多,为了避免重名,人们倾向于选择双字名。
为了更加形象,我们将浙江省人口数量的历史变化绘图如下:
(三)“字”的消失
在古代,名人是有“字”的,如:黄宗羲,字太冲;王羲之,字逸少。即使在近现代,也仍然有人用“字”,如周树人,字豫才。只是,[3]五四前后,“一名主义”推行,人们逐渐不再用“字”。“字”通常是有两个字组成的。以前,平辈之间通常用对方的“字”,或后加“兄”,或前加姓来称呼。而“字”的消失,将给人们在对那些单字名的平辈的称呼上带来困难,直呼其姓名,显得不够尊重;单单是叫一个名字,不符合汉语双音节的发音习惯,很不顺畅。如:沈括,直接称“沈括”,显得生分,态度傲慢。称“括”,很不舒畅。如果称呼双字名的人,单称名,不用姓,既显得亲切、友好,又在发音上顺畅。如:称戴望舒为“望舒”,称黄宾虹为“宾虹”,都是十分恰当的。因此,双字名的繁荣发展就成为一种趋势。
三、特殊用字
我们在考察人名的时候发现名字中有一些特殊的用字,有些字有着一定的意义,有些没有意义。我们归结为三类:
(一)蕴含家族、宗族思想
宗族、家族观念在我们的文化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人们总是希望后代能够光宗耀祖、振兴家业。直到现在,每逢春节,北方同宗的男人还会相聚一次。这与在古代宗法社会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宗族组织形式有关。“株连九族”的惩治制度也让人们重视对同宗后代家族观念的培养。体现这一思想的字有“祖”、“宗”、“家”。如:“黄宗羲”、“吕祖谦”、“全祖望”、“朱家骅”。意在提醒其不要忘记祖宗,要有家族、宗族观念,为家族争光添彩。但是,从我们考察的语料来看,近现代使用此类字的例子已经很少了,只见到“朱家骅”一例。这可能与社会发展进步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人们知识水平的提高,政治渐趋民主,经济渐趋繁荣,生活渐趋富裕,人对人的依附关系逐渐减弱,宗族观念开始淡化。
(二)蕴含出生次第
出生的先后在古代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只有嫡长子才有资格继承王权。在家庭内部,父母年老之后,也是由长子主管家中事务,协调各方关系。兄弟要尊重、听从兄长。名字中表示次第的有“伯”、“仲”、“叔”、“季”,这些是较为常见的。如“俞平伯”、“李叔同”、“高季琳”。此外,“赵孟睢薄ⅰ吧趁虾!薄⒅械摹懊稀币脖硎敬蔚凇!懊稀庇小芭判械谝弧钡囊馑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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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旅游,是一种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教育意义的旅游资源,是无形的财富,是巨大的宝藏。现如今,随着人们文化水平和思想意识的不断提高,红色旅游对人们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建设中的名人资源简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本文介绍了黄冈市大别山红色旅游概况,分析了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建设中的名人资源,提出了加强名人宣传的措施。要充分认识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发掘利用的战略意义;加强从事历史名人研究的专业性人才培养;深入发掘和利用历史名人资源。
【关键词】 大别山;红色旅游;品牌建设;名人效应;黄冈市
大别山地处中原,河南、湖北、安徽三省交界于此。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改革开放步伐由南方进入中原,湖北境内大别山个别环境资源优秀的地方开始零星地对旅游资源进行开发,如“天堂寨”等。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湖北省黄冈市以红安、罗田、团风、蕲春、麻城、英山等大别山周边县市为依托,开始有序成规模地对大别山旅游资源进行整合开发。湖北省黄冈市依傍于大别山下,正积极致力于大别山红色旅游建设,目前已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些成绩既离不开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导向,也离不开微观层面的地方政府和群众的辛勤努力。
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4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纲要》中肯定了红色旅游的教育功能和文化保护功能,指出红色旅游对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深远的意义。发展红色旅游,有利于加强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爱国意识;有利于促进老区经济和老区生活发展。发展红色旅游是加强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保护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促进革命老区经济发展、培育国民经济新增长点的有效手段。红色旅游已经上升到国家政策阶段,这充分表明,国家将大力发展红色旅游产业。
湖北省委、省政府对大别山旅游的发展高度重视,已连续几年斥巨资将红安建设成为湖北省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7年6月25日,中共黄冈市委、黄冈市人民政府在《关于加快发展旅游经济的决定》中提出实行“一心三区”优先发展的总体布局,即以“黄冈城区为中心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形成大别山红色旅游区、大别山生态旅游区、大别山宗教旅游区”。湖北省投资10亿元、耗时2年多修建一条全长408公里的大别山红色旅游交通示范区公路,贯穿红安、麻城等7县市22个乡镇,连接大别山旅游经济带三大片区和大别山南麓重要景区。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大别山地区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也刺激了地方发展红色旅游的积极性,同时也让投资者增加了信心。
名人文化在地方历史人文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的特点是具有地缘性,进而很自然地产生一种亲切感和自豪感。虽然有的名人史实时代久远,但由于与我们同居一地,近现代的名人,甚至还可能与我们沾亲带故,因而很容易被我们接受。进行名人文化研究,就是通过对本地历史名人有意识的大力宣传和弘扬,形成并显示出一种强大而持久的渗透、浸润和普及的亲和力,有效地将客观的无生气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融入观光者的情绪渲染中,增强景观对旅游者的吸引力。
以鄂东地区的黄冈市来说,其在历史上曾经涌现出一大批优秀文化名人,至今影响深远。在文学领域,有以《赤壁赋》名动天下的苏东坡;在科技领域,有以活字印刷术闻名世界的毕升;在医药领域,有《本草纲目》的作者李时珍等。其他领域更有中国司法鼻祖皋陶、清朝湖北首个状元刘子壮、革命先辈董必武、李先念、陈锡联等等。这些文化名人都是黄冈人民孕育的杰出人才,值得后辈敬仰。
值得一提的是在近现代革命史上,黄冈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 黄冈人民就积极响应。黄冈 200 多人直接参加武昌起义, 黄州是湖北最早光复的地方, 不少革命志士加入同盟会, 同知会等革命团体, 王汉、张振武、詹大悲、田桐等为辛亥革命做出突出贡献。中国共产党诞生时期, 中国共产党内就有陈潭秋、蔡和森等早期领导人来自湖北黄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境内中共地方组织迅速发展, 农民运动蓬勃兴起, 共有农协会员60.9 万余人, 占全省农协会员 22.6%。土地革命时期,爆发了著名的黄麻起义, 建立了红色政权, 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红一军、红十五军、红四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先后在此组建、重建或改编。抗日战争时期, 先后在此组建了抗日游击第五大队、第八大队。当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是人民解放战争中的重要战略转移, 也使大别山成为今天声名显赫的名山。抗战时期, 新四军、游击队在此转战。解放战争时期, 刘邓大军也转战于此。许多重要领导人都在大别山留下战斗的足迹。这片红色的土地出了董必武、陈潭秋、张浩、李先念等无产阶级革命家, 诞生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500 多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
这些有名和无名的革命先烈在大别山这片沃土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是留给大别山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发展大别山红色旅游,就有必要对这些财富进行挖掘和弘扬。
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之中,对于名人效应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仍存在很多问题需要认清并及时解决。
第一,充分认识历史名人文化资源发掘利用的战略意义。在可持续利用的多种资源中,历史名人文化资源是高层次的、永久性的资源,是悠久厚重历史最直接的体现者和传播者,具有很高的开发与利用价值,应积极开发、宣传并利用。但由于认识上的不足,致使历史名人文化资源没有很好地融入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主流中。如,在有些图书馆、广场、公园、出入城路口等地方很难看到历史名人雕像和对应的古文物;历史名人文化的相关知识没有纳入全市、全省宣传教育范畴;丰富的、具有特质的人文资源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被作为支柱产业去做大做强。
第二,加强从事历史名人研究的专业性人才培养。历史名人资源的发掘与利用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具有较高文化素养、政治素质、专业素质、开拓创新精神的专业技术人才,但是目前此方面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却很少,需要加以积极培养。
第三,深入发掘和利用历史名人资源。一些历史名人资源在开发保护中存在“浅表”、“单一”问题。如景点单薄,规模较小,许多相关的遗址尚未得到开发;很多纪念馆规模小、藏品少且均为一般常见文物资料、展板设计简单,且一室多用,不能凸显纪念意义。
举凡文化名人,不管其属于哪个国家、哪个民族,都是宝贵的人文资源,都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信息。在人类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里,在其奔腾不息的进程中所积淀的举世惊骇的文化瑰宝,无愧为永恒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而与之相伴随的是,每一历史时期必将会产生一批文化名人,他们委实是这些宝贵文化遗存的杰出代表和集中体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优秀文化的创造者和传统文化的积极继承者。
所以,在大力发展大别山红色旅游过程中,黄冈地区应依托本地文化名人和革命前辈的影响力建设本地区有特色的旅游品牌,以在竞争激烈的旅游市场中对自己进行合理的定位,在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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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每一个朝代的变更替换莫不与赋税有关,赋税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紧密相连。其中最有影响的三次农村赋税改革分别是“两税法”、“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这三次改革促进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探讨其中的成因和经验教训,对当前各地的农村税费改革工作会有裨益。
唐朝中后期,随着均田制的瓦解,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到处流亡。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租庸调法再也无法维持下去,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为了维持财政收入和缓和阶级矛盾,公元780年,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颁行两税法。主要内容是:1.取消租庸调和杂税。2.不分主户、客户一律以现在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纳税。3.放弃按丁征税的办法,改为按照资产和田亩征税,根据资产定出户等,按户等征收户税,先“定税计钱”,再“折钱纳物”,按田亩多少征收地税。4.每年分夏秋两季征税。
两税法首开费改税的先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进步意义:1.简化了税制,将名目繁多的杂税统一为户税和地税两种。2.扩大了纳税面,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3.两税法按资产和田亩征收,实际上是资产税,弱化了人身控制,这比租庸调法按丁征收的办法合理。两税法改革在历史上影响深远,反映了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发展的基本趋势,即收费标准以人丁为主向土地为主的转变。
明朝中期,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由于土地兼并集中,豪强瞒漏,造成大批农民失地逃亡,加上统治集团腐朽,民贫财竭,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挽救日渐衰微的政局,公元1581年,内阁首辅张居正在清查土地的基础上,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主要内容有:1.赋役合并。把田赋和各种名目的徭役合在一起征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2.取消力役。把原来按户丁征派的办法,改为按照丁银派役,差役都由政府用货币雇佣。3.一律征银。用征收货币的税赋制度取代了以往征收实物和力役的赋役制度。4.国家统一征收。明代的一条鞭法是继唐代两税法实施八百年后又一次较大的税费改革,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进步意义:1.新法按田地多少征收赋役,使政府从掌握大量田地的地主手中增加税收,又使无地、少地的贫民和工商业者减轻了负担。2.简化手续的征收办法,限制了豪强地主舞弊瞒漏和胥吏里甲层层盘剥。3.以银代役计亩征银的规定,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并使得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促进了城镇手工业雇佣劳动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为清初真正完成这一变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入清后,由于土地兼并和农民逃亡,导致丁额无法落实,加上富户转嫁负担,编审赋役不公,不断激起农民反抗。为缓和矛盾,稳定统治,也为了解决丁银难征的难题,康熙五十一年规定:以前一年全国丁银额为准,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至雍正二年,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摊丁入亩”赋役新政,“丁徭与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傜役也”,从此彻底取消了人头税。乾隆时,除少数户籍未定省份外,已推行全国。
摊丁入亩是一条鞭法的延续和发展,施行也比较彻底,对以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1.地丁合一,统以田亩为征收对象,使赋役一元化。2.存在两千余年的人头税从法律上被废止,农民不再被强制束缚在土地上,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身的自由。3.摊丁入亩简化了税收原则和手续,把土地多少作为收税的唯一标准,减轻了农民的负担,稳定了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摊丁入亩作为我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最后一次重大改革,完成了自唐朝两税法以来我国封建社会役入赋,人头税归土地税的赋役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赋役制度改革上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
通过对历史上三次重大的赋税改革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历代的赋税制度是不断进步的。1.每一次重大的赋税制度的变革都是对之前的赋税制度的修正,使之趋于合理,行之简便。2.三次赋税改革,虽不可能根治乱收费、滥收费问题,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了省费便民、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加强中央财权集中统一和遏制腐败等效果。3.征收标准由以人丁为主向以田亩为主演变,由征收实物向征收货币过渡、封建政府对农民的人身控制逐渐松弛。但综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历代赋税改革的根本目的无非是确保政府的财政收入,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需要,并不是真正地要减轻人民的负担。三次赋税改革对于整个国家长远来说,并没有成功,根本原因是当政者的改革并没有在本质上改变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根本解放。
反观我国现状,2006年后,农村税费改革进入综合性制度创新阶段。农业税全免,农民负担明显减轻,农村税费制度得到了规范,密切了干群关系,维护了农村社会稳定。促进了农村综合改革的进行。中央财政实际用于“三农”的各项支出逐年增加,实施了很多支农、惠农政策,大力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革,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深受农民的欢迎,标志着我国农村赋税改革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我们也应当看到,农村赋税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如何保证改革的长期效应任务还是更加艰巨,对此笔者仅提几点思考意见和看法。1.建立廉洁高效、精干县乡村治理机构,规范政府行为,不再向农民开乱收费的口子,是农村税费改革的关键。2.要把赋税改革与增加农民收入、增强县域经济相结合。农村税费改革不应只是简单地减轻农民负担,更为重要的是要设法增加农民的收入和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3.全国上下都要真正重视解决“三”农问题。例如,农民工的就业、培训、子女上学、农业人口转城市人口、还有农民工的思想道德教育问题等都应该成为各级政府重点考虑的问题。4.应抓住历史机遇,使农民最为关心的援助工作迈上新的台阶。农业税的取消,虽然使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是农民还有其他的经济支出,如生产资料的支出,医疗、教育和日常能源消费等支出,在农村“因病致贫”、“因学致贫”现象大量存在,国家公共财政应加大对农村社会援助的资金投入,增强农民生存的安全感。5.借鉴历史上三次赋税改革的经验教训,我国农村改革必须实行依法治税、依法行政,将改革纳入法律轨道。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赋税改革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行,只有农业、农村、农民的良性发展,才有整个国家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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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民主制也称议会制,是一种民主政治制度,特点是其政府首脑需要获得议会的支持才能工作,而这种支持一般通过信任投票的方式得到体现。因此,在采用这种政治体制的国家中,立法体系与行政体系并不完全分立。议会民主制的政府一般拥有多个党派,而且政府首脑与国家元首分开。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历史上以色列议会民主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政治体制是关于国家政权管理形式及有关国家政治活动的一整套规范体系,1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且相似的地域条件、社会状况和历史背景往往会造就相似的政治体制,战后中东诸国纷纷建立起各种类型的君主制国家正印证了这一点,只有以色列例外,它是中东唯一的议会民主制国家。以色列的这种议会民主制既沿袭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又结合了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以色列国家的现实状况,对于稳定以色列国内政治、促进以色列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治体制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如各国特定的政治历史环境、经济文化传统、宗教因素、领袖人物的个人经历等,都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而色列成为中东诸国中唯一的民主制国家,这种政治体制的形成受以下几种因素的影响。
(一)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的影响
从第二圣殿被毁,犹太民族就进入了大流散的历史。在大流散过程中,主体犹太人不可避免地受到居住国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复杂多样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宗教及生活习惯,无论是塞法迪犹太人、阿是肯纳兹犹太人还是东方犹太人除了同属一个种族、有共同信仰外,其他方面千差万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之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纷纷移民到巴勒斯坦,致力于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以色列是一个新的移民国家,它没有任何封建专制的传统,也就不存在旧有封建专制势力的影响和阻碍现象,这也是以色列与其他中东国家最大的不同。
此外,致力于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民族精英们大都生于西方,接受的是西式教育,民主政治的观念在他们的思想中已经根深蒂固,在以色列建国过程中,他们自然会优先选择用西方的民主政治体制来管理以色列国家。
(二)对伊休夫政治体制的继承
以色列的议会民主制政体直接来源于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自治机构―伊休夫。1918年犹太复国主义者们举行了三次预备会议,规定了一个新的政治代议机构即伊休夫的组织结构、职权范围、选举制度等,确立了伊休夫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以及地方委员会的三级自治机构。2事实证明,伊休夫建立起了代议制民主政体的雏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效的维护了伊休夫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为以色列建国创造了条件,也为以色列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8年,以色列宣布建国后,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就爆发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在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以色列也根本来不及重新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体制,只能大量承袭伊休夫原有的体制。
(三)以色列建国时期的现实状况
以色列建国初期局势十分动荡。以色列匆忙宣布建国,建国前的准备并不十分充分,“根本没有经历一个有秩序的过渡阶段,只能最大限度的承袭伊休夫的政治制度和组织机构。”3况且,伊休夫作为犹太人的政治代议自治机构,在巴勒斯坦已经存在了几十年之久,它的政治体制结构已经深入人心,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尤其是伊休夫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在建国后有很多人仍然当选为议会议员,对以色列议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影响很大。
此外,以色列建国时期党派林立的政治现状,也促使以色列不得不实行议会民主制度。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过程中,为了把复国主义的力量整合起来,锡安主义者中的有志之士纷纷建立党派,尤其是在伊休夫建立之后,实行代议民主制和比例代表制,政党数量迅速发展,到英国委任统治后期,伊休夫已有十几个拥有相当影响力的政党。这些政党在长期的复国主义运动中,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政治纲领、领导机构等,有些政党甚至拥有强大的武装力量,甚至“每个政党其本身就是一个国家”。4当时实力比较雄厚的政党有工人党、宗教党、进步党以及赛法拉迪党等几大政党,且谁也无法单独建立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只能实行议会民主制,由一大党组建政府,并与其他几各大政党结成联盟,共同执政。这样一来,每个政党都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且各党之间求同存异,更有利于以色列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和大多数西方国家一样,以色列实行议会民主制度,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基于三权分立的原则,以色列的国家机构分为议会、政府和法院。
(一)以色列议会
1949年2月14日,立宪议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第一个重要法令―《过渡法》,立宪议会更名为议会,成为以色列最高立法机构。由于领土面积狭小,无法划分选区,所以以色列议会实行一院制,共设有120个议席。议会议员主要是通过普选的方式,直接、平等、秘密的进行,按照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分配议席(比例代表制,即是参加竞选的各政党根据得票多少按比例来分配议席的制度)。这种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能最大程度的满足各地犹太人的政治需求,给那些怀有政治理想的人带来希望,最大限度的体现了以色列的民主。
议会的职能主要包括立法、监督以及总统选举。立法是议会最根本也最重要的职能,任何议案的通过都要经过议会的三次“审读”5之后,再经主管部长、和总统签字之后,才能正式成为法律。监督职能即是议会对政府的监督,主要表现为议会在政府组成和辞职方面的权力;三是议会及其委员会有权对政府的年度预算及政府工作进行质询和检查。此外,议会还负责选举总统。
(二)以色列政府
政府是以色列国家的行政机构,它是在每一届大选或上一届政府辞职后,由总统授权议会中最大党团的领袖作为而组建的,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的监督。由于以色列多党并立的现状以及比例代表选举制的实行,历届议会中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单独在议会获得简单多数,为了获得组建政府所需要的多数席位,党派之间必须实现联合,即组建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成立后,必须经议会进行信任表决,表决通过后,政府才能正式成立。每届政府任期4年,但一旦议会对其通过不信任案,政府就必须辞职,联合组阁的政府十分脆弱,充满矛盾,很容易引发内阁危机。
以色列政府作为国家的行政执行机构,权力广泛,包括代表国家采取任何行动的权力,决定国内外政策之权,执行各种法令甚至法案创始权等。政府权力虽大,却十分脆弱,多党组成的政府常常因为党派间的矛盾和纷争而瓦解,很少有内阁能执政至届满。以色列政府的这种现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一个不稳定的政府,就难以实施一个长期有效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不能对迫切的政治问题作出决断,不利于政府的运作和施政。6但这种局面是由以色列多党林立的现状和比例选举制度决定的,且由来已久,难以改变。
(三)以色列司法机构
以色列的司法权属于法院,在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下,法院完全独立,不受议会和政府干预。以色列法律规定,法官不得参加任何党派,不得在政府任职,亦不得竞选议会议员。法院的法官是由9人公众提名委员会7提名,后由总统任命,终身任职。以色列法院包括普通法院、专门法院和宗教法院。⒈普通法院,又分为地方法院、地区法院和最高法院三级,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地区法院拥有对地方法院的上诉管辖权,最高法院拥有最终上诉管辖权。⒉专门法院,是用来处理劳资纠纷、军队及青少年轻微犯罪等特殊领域的诉讼。⒊宗教法院,分为犹太教法院、伊斯兰教法院和____法院。犹太教法院又分为地方拉比法院和犹太教最高法院,负责审理和犹太教有关的诉讼案和主管婚姻事宜;伊斯兰教法院和基督____分别负责受理与伊斯兰教和基督____的诉讼。
以色列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对促进以色列国内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色列的议会民主制,不是简单的照搬挪用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是具有鲜明特点的议会民主制。
(一)实行单一比例代表制的选举制度
单一比例代表制是以色列议会民主制的一个最突出特点,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最大特色。欧洲的多数代表比例选举制度,与以色列的单一比例代表制不同。以色列领土面积狭小,全国只设一个选区,任何政党、团体及个人只要在征集到2500名选民的签名支持,并缴纳一笔保证金,提交党内候选人的名单,即可参加竞选。如果该党团能够获得全部选票的1.5%以上(2006年第17届大选后提高到2%),即可以在议会中占据席位,选举结果出来以后,各党派就可以根据其获得的票数多少来按比例分配议席。单一比例代表制成为独具特色的以色列政治的一部分,为世人所瞩目。
(二)没有一部成文宪法的民主制国家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法治的现代化国家,却没有一部成文《宪法》,而是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基本法作为国家的法治基础。这源于以色列建国初期特殊的国际国内局势。1948年,以色列仓促宣布建国,国内政治局势不稳,而国外则强敌环伺,以本―古里安为代表的国家领袖们认为,立宪就势必要明确规定世俗政权和宗教之间的关系以及职权,如果在立国之初就立即立宪,不可避免的会引起各方势力无休止的辩论,一旦处理不当,就会引起宗教界或某一方世俗势力的反对和不满,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新生的以色列政权也极有可能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于是以色列政府采取了回避的方法,颁布了一系列《基本法》,对国家行政、立法、司法的职能和权限都作了具体规定,成为以色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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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是对普遍而基本的问题的研究,这些问题多与实在、存在、知识、价值、理性、心灵、语言等有关。在东方,哲学一词通常用来说明一个人对生活的某种看法(例如某人的“人生哲学”)和基本原则(例如价值观、思想、行为)。而在学术上的哲学,则是对这些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地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毛泽东在哲学史上的地位全文如下:
毛泽东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创造了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想武器。
我们说毛泽东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科学体系,根据在于它是世界哲学史上新产生的独一无二的哲学体系,并且为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科学真理。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是由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两大层级系统构成的有机体系。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第一个层级系统是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理论系统。第二个层级系统是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最基本的原则“一以贯之”,从而把两大层级系统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系。
毛泽东元哲学理论系统,是由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这“三大论”合成的深层结构。毛泽东的立场论,是毛泽东提出的人们在思想、言论、行动时的立足点和出发点的理论。它是由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思想立场,自觉的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和坚定的独立自主的行动立场三个层次结合而成的统一整体。毛泽东的观点论,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一般规律的观点,即哲学世界观的理论。它是由实事求是的一元观和知行统一的认识观、对立统一的宇宙观、人民大众的历史观这四大观点构成的完整世界观。
毛泽东的方法论,是毛泽东提出的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和办法的理论,即毛泽东的学习方法、认识方法、思想方法、历史方法和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的理论。它是由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调查研究的认识方法、矛盾分析的思想方法、阶级分析的历史方法、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五类方法理论构成的系统。毛泽东元哲学理论思想系统里立场论是前提、观点论是核心、方法论是工具,这“三大论”既有相对独立性,又互相依赖,成为有严密逻辑结构的深层哲学系统。
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系统,是由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军事哲学思想、经济哲学思想、文化哲学思想、道德哲学思想等众多分支应用哲学系统结合而成的具有表层结构特点的庞大系统。毛泽东的政治哲学思想,包括中国革命的逻辑,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新民主主义论哲学基础,民主与专政的辩证法,人民民主专政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执政党的建设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包括战争的认识论,战争的唯物史观,战争的辩证法及战略和战术等。毛泽东的经济哲学思想包括中国经济建设的逻辑,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国家、集体、个人三兼顾的分配原则,独立自主、向外国学习的原则等。毛泽东的文化哲学思想包括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观,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文化美学,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及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文化工作的辩证法等。毛泽东的道德哲学思想包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艰苦奋斗的道德情操和严于律已、自我批评的道德修养原则等。
毛泽东提出的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基本的原则,贯穿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方方面面和自始至终,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里的活的灵魂。正是这个“一以贯之”的最基本的原则,把毛泽东哲学思想深层结构的元哲学系统与表层结构的应用哲学系统联结为一个活的有机整体。毛泽东元哲学思想系统的立场论、观点论和方法论的三大理论是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深层的本元、根基和前提。毛泽东应用哲学思想是毛泽东的立场论、观点论、方法论这些深层的元哲学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展开和体现。所有这些,使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成为既有骨胳又有血肉的交相生辉生动活泼的新哲学体系。
毛泽东新哲学思想体系吸取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华,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上,毛泽东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概括为“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第一人。固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早已为马克思和列宁所提出,可是,他们的论述散见于他们的全部著作中,他们既未把“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也未全面系统讨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毛泽东在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里,才第一次把马列零散的论述集中概括起来,加以提炼抽象,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三者并列提出,并且明确指出它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很显然,这本身就是对马列主义哲学独特的新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人类哲学史上创造了实践唯物主义的新哲学体系。他不仅提出了这个新哲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重点探讨和阐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打破了历史观上唯心主义大一统的局面,实现了伟大的哲学革命。列宁继马克思之后,重点探讨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唯物主义反映论和辩证的认识方法论,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列宁主义哲学的新阶段。毛泽东直接从列宁出发,重点探讨和阐明了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并用以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问题中的方法论问题,形成了科学的立场、观点、方法的元哲学和一系列应用哲学相结合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新的特质,从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推进到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阶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促进、深化、扩大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再到毛泽东的历史的唯物的辩证方法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150年的历史发展逻辑。
应当指出,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出现了多学派的局面,影响最大者有斯大林的哲学、西方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哲学思想三大家。斯大林首先扛起了保卫列宁主义的大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体系概括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主义原则,在落后的俄国建成了社会主义。但是,斯大林有严重的形而上学,扼杀了马列哲学思想中辩证法这个活的灵魂,其哲学思想的理论水平比列宁后退了许多。
以卢卡奇、柯尔斯、葛兰西为代表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打起了反列宁主义反映论的旗帜,强调马克思哲学中的实践原则、辩证法原则和主体人性原则,提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许多发人深省的新问题,但是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往往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唯心主义同流合污。毛泽东哲学思想也与列宁哲学有关,但毛泽东是直接继承和发挥列宁的反映论的,他不仅坚持了列宁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而且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了认识论的实践论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论。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大大扩展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外延,丰富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内涵,从而把马列主义哲学推进到新阶段,使社会主义在落后的中国建立并巩固起来。可以说,列宁之后,马列主义哲学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即斯大林的“正题”,本文新马克思主义的“反题”,毛泽东的“合题”。可见,列宁之后真正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发展方向的,既不是斯大林,也不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中国的毛泽东。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是地道的中国哲学,它吸取了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对中国哲学实现了伟大的革命变革,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为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为此,毛泽东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哲学作了系统的研究总结,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中国哲学在内容方面包含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法的宇宙观和社会道德论的优良传统。在表现形式方面更有独特的中华民族形式,那就是文章短小精悍,文字言简意赅,表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风格具体形象,生动活泼,为老百姓喜闻乐见。毛泽东不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渗透到中华民族文化形式中去了,而且把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提高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水平,从而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具体化为中国的哲学,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实现了中国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化,收到双重效果。
毛泽东不仅吸取了中国哲学的精华,而且剔除了中国哲学中的糟粕。中国古代哲学是封建时代的哲学,自然带有封建性的内容。中国现代哲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产物,其中自然有许多是反动的东西。毛泽东不仅剔除了中国古代哲学中封建性的东西,而且同中国现代哲学中的实用主义、国家主义、唯生论、民生哲学、力行哲学等反动学派进行了无情地不懈地斗争,并在同它们的斗争中成熟发展起来。
中国的古代哲学和现代反动哲学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大一统;按其阶级属性讲,是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的哲学,为封建地主阶级或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农大众服务。毛泽东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尖锐武器打破了中国哲学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的大一统局面,坚定地站在中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不仅提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哲学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丰富源泉,而且力主哲学为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服务,使哲学成为人民大众锐利的思想武器,从而对中国哲学进行了一场伟大的革命。正是在毛泽东倡导下,哲学走到人民群众中间来了,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亿万人民群众学哲学用哲学的伟大壮举。毛泽东创造的新哲学体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大众的哲学体系,是中国哲学发展到当代取得的最大成果。
毛泽东新哲学体系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为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尖锐的思想武器,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具有长期的普遍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命运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命运紧密地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把马列主义当圣经顶礼膜拜,只知照抄照搬马列主义,党内盛行把马列主义教条化,主观主义,无的放矢,理论脱离实际,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惨败,几乎陷入绝境。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以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勇敢地同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第一个在党内举起了“反对本本主义”的大旗。
在中国革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他明确地在《〈共产党人〉发刊词》里提出了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之统一”作为党的一切活动的最基本的原则,并对这个原则作了系统深刻的阐发。毛泽东强调在贯彻这个原则时,既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形式相结合,更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具体内容的特殊性相结合。由于毛泽东实现了马列主义哲学的实际化,从而克服了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毛泽东在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统一起来时,不仅善于运用和应用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尤其重视对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经验教训进行哲学的概括和总结,以实现实际的哲学化。他多次讲他的理论主要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总结。毛泽东不仅自己这样做,而且教育党内广大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理论,不断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使之升华为新的科学理论,克服盲目实践的经验主义。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理论学习,善于把实际哲学化,从而大大提高了全党的理论水平,这是中国革命事业能够不断取得胜利的最根本的保证。
打开毛泽东的著作,我们看到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如一根红钱贯穿其中,哲学思想渗透在每篇著作之中,哲学思想是每篇著作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总是把具体实际问题提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应用哲学理论说明具体实际问题,联系具体实际讲解一般哲学道理,从来不空谈一般哲学理论。由于毛泽东把哲学实际化,实际哲学化,实现了哲学与实际的统一,所以,他的哲学思想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易为广大干部群众理解、接受和掌握,能够成为人民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尖锐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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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在各种媒体上名人广告是大行其道,这是广告商、名人本身以及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名人广告在流行的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名人与产品之间缺少相关性、名人光环掩盖产品光彩、名人广告中出现虚假广告等。要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名人自身必须谨慎选择代言广告;另一方面要加强广告监督管理,健全广告法律制度,明确名人所负责任。
【关键词】名人;广告;产品
开名人做广告之先河者,是曾在《甲午海战》中扮演邓世昌的著名演员李默然。上世纪80年代,由他所做的“三九胃泰”广告,走进了千家万户却引起了观众的不满:观众无法接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和商业利益挂钩。时至今日,名人做广告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然而这一现象依然值得我们关注。
(一) 名人与产品之间缺少相关性
广告玩的就是创意,可有些广告的创意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某些名人和产品分明沾不着边,偏偏硬往一块凑,根本不考虑和产品缺乏相关性的名人能否说服受众。汰渍的广告相信大家都看过,郭东临拿着一袋被遮住商标的洗衣粉四处乱跑,走东串西,向人们展示这袋洗衣粉的神奇功效。在这则广告中,产品本身没有问题,广告的创意也没问题,问题是产品代言人不适合产品。毕竟家庭主妇才是洗衣粉的消费主体,郭东临凭什么向人们推荐洗衣粉呢?
(二) 名人光环掩盖产品光彩
曾经,步步高广告中的一句“喂?小丽啊?”很受观众的喜爱,至今朋友间开玩笑还经常可以听到。让步步高深入人心的不是什么大牌明星,而是一位形象算不上英俊的普通男士——许晓力。在许晓力之前步步高公司也曾聘请施瓦辛格、李连杰等为其做广告,然而宣传效果远不如预期的好,明星完全成了广告的中心,受众看完广告后,只记住了某个名人做了广告,至于什么产品,丝毫没记住。因为名人的魅力值太高,产品宣传反而显得暗淡无光,受众说的更多的是“看,李连杰……”“看,施瓦辛格……”,而不是“看,步步高”。
(三) 名人广告中出现虚假广告
虚假广告可以说是当前名人广告中存在的最主要问题,给名人广告带来了很恶劣的影响。名人做广告本来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但就目前的广告市场来说,不少名人重利甚于重形象,使得虚假广告漫天飞,引起了受众的强烈反感。“新兴医院”是虚假广告的一则经典案例。在一系列广告中,新兴医院先后花巨资聘请了唐国强、解晓东做其形象代言人,向人们讲述了一段送子神话。然而不久之后,有着“送子医院”之称的新兴医院就被揭露出其“问题医院”的真面目。唐国强、解晓东也因此和虚假广告划上了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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