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刑存废这个问题的争论不休，是否应该废除死刑也是很多学者在研究的一个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死刑存废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死刑存废论文篇1：《浅析死刑的存废》

[摘要]死刑制度自古以来一直是刑法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死刑本身的独特性，在刑法学研究领域也是相当活跃的一个部分。在现代文明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国家都反对滥用死刑，除了对少数极其残暴的犯罪分子之外，关于死刑的存废问题，在世界上还要存在多久，是不是越早取消越好，就成为了重要议题。

[关键词]死刑;刑法;存废

死刑是刑罚最重的一种，不同国家不同的人还存在观点分歧，最突出的体现就是死刑的存废问题。就其阶级性而言，死刑的存置体现着统治阶级的意志，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自1765年贝卡利亚发表《论犯罪与刑罚》以后，旷日持久的死刑存废之争即拉开了序幕。

一、死刑起源与发展

死刑是人类社会应用最久的刑罚，早在自由刑和财产刑应用前很久，死刑就存在了。关于死刑起源，学术界说法颇多。但是，无可争议的是，原始的同态复仇(或日血族复仇)是死刑产生的本源。马克思曾经清楚地提示了死刑与原始社会复仇制度之间的关系：“死刑是远古的以血还血，同态复仇习惯的表现。”从历史上考察，在氏族制度的初期，凡氏族成员受到外族侵害，都被认为是对整个氏族的凌辱，受害的氏族要对加害的氏族进行血亲复仇。在西方则有《汉谟拉比法典》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等说法。随着氏族制度的逐渐瓦解，血亲复仇日益松散，逐渐被私人复仇所代替。“只不过随着国家的出现，死刑的决定权、执行权由国家享有，并且要经过一定程序。除‘死刑来自复仇’的说法外，还有‘来自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的禁忌’等多种说法，但赞同者寡。”国家建立后，私人复仇从此由国家的刑罚所代替。对此，恩格斯指出：“我们今日的死刑，只是这种复仇的文明形式。”

17世纪以来，随着启蒙思想中所倡导的人权理念的勃兴，刑罚中的死刑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抨击和限制。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只就部分政治犯罪、人身及财产犯罪规定了死刑，但到1838年则废除了对政治犯罪的死刑。1965年，英国以试行五年为条件对普通杀人犯罪废止了死刑，现已正式废止。

二、死刑的现状

目前世界各国对待死刑的政策不尽相同。大致上，各国立法对死刑的规定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相对废除死刑。又称部分废除死刑。这种情况是指法律规定只对普通刑事犯罪废除死刑，对叛国或者政治犯罪、军事犯罪则保留死刑;或者宣告和平时期废除死刑，战时对某些犯罪恢复死刑。目前相对废除死刑的国家共有18个。

(二)绝对废除死刑。又称完全废除死刑。指在宪法或法律中明确规定废除刑事法律中的死刑，或者在所有刑事法律中均无规定死刑。目前世界上以法律规定的形式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近40个。

(三)实质上废除死刑。又称实际上废除死刑或事实上废除死刑。指法律条文中虽规定有死刑，但是在过去若干年内从未执行过死刑或者从未判处过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死刑条款形同虚设。从实质意义上讲与废除死刑并无二致。目前，世界上实际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有30个。

(四)保留死刑，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种情况是指法律上仍然规定有死刑条款，亦运用死刑条款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不特别指明死刑使用的时效限制，但却规定对死刑适用严格限制条件，比如死刑的适用范围、适用对象、适用程序、执行方式等等。目前保留死刑的国家绝大多数有这种严格限制性规定，并且呈明显的“限制渐强”的趋势。由此可见，限制或废除死刑的做法也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趋势和不可逆转的潮流;不过，由于世界各国存在彼此差异较大的国情环境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故而在世界范围内对死刑存在或废止的理性探讨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息。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现状

(一)现阶段我国保留死刑的必要性。由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还不具备废除死刑制度所需要的环境和条件，这就决定了我国死刑制度的废除必然要走一条从保留、严格限制到彻底废除的理性之路。

1.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经济条件。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现阶段我国生产力相对滞后，物质生活尚不丰富。这使人们十分注重经济因素，使人们对经济财产类犯罪的评价相当严厉，以至对此类犯罪与杀人等严重犯罪同处死刑在观念上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从预防刑的角度来说，侵犯重大经济利益的犯罪会严重损害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从而间接危害人的生命权，特别是像我国这样经济基础薄弱、民众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对人们来说如果将重大财产经济类犯罪处以死刑，可能较其他刑罚方法更容易接受。所以，为了彻底剥夺严重经济犯罪人的再犯能力和以儆效尤，死刑的存在就不失为一种具有独特预防功能的严厉威吓手段。从经济体制方面来看，我国过去长期实行的是公有制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虽然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已转向市场经济，但经济体制的转变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带来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革。所以无论从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是生产关系的发展状况而言，我国均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经济背景。

2.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政治背景。众所周知，法制是政治民主的形式，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变革与国家的民主政治息息相关，刑法的发展与变革也是如此。在我国现阶段，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虽然已付诸实施，但是，建设一个高度民主与法制的国家则需要相当长的过程，完全实现这个目标还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包括逐渐转变一些非民主政治的观念。就死刑而言，废除或保留死刑，固然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物质条件是否具备的问题，但从另一角度来讲，很大程度上也是一个转变观念的话题。我国死刑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由于立法者的多方面因素的照顾和考虑或者立法观念的保守和落后，学术界要求限制死刑的呼声并没有得到重视，使97新刑法中的死刑条款并没有明显减少;而且由于我国历史传统上重刑主义的影响，我国政府在死刑方面的政策历来就是决不废除死刑，要运用死刑这一最强大刑法方法的威慑力来维护全国各族人民的政治权利及其他民主权利，所以当前情况下，要求废除死刑也是不现实的。

3.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人文背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历代统治者推行严刑峻罚，以达到治国平天下、遏制犯罪的目的。在统治者长期的强化下，也使民众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的报应复仇的意识，甚至“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还是至今流行的观念。因此，要淡化在死刑问题上的报应观念，并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事。总体说来，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很大，社会治安情况不好，严重犯罪较多，每 年被执行死刑的罪犯的数量仍相对较大，一些西方国家总是指责我国滥用死刑，这是带有偏见的。我国关于死刑的政策，可用“不可不杀、不可多杀、防止错杀”三句话来概括，在适用死刑的问题上，我国一直保持慎重的态度。

4.我国现阶段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背景。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严重猖獗的犯罪活动，死刑的存在既能给那些猖狂的犯罪分子以最严厉最沉重的打击，同时对潜在犯罪人而言，如果废除死刑，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死刑的存在既可起到有效遏制犯罪之功效，又能避免因废除死刑而带来的种种不利局面。死刑在我国有着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几千年来，我国统治者对死刑的运用一直非常重视，尤其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更是刑罚体系中的重要刑种。时至今日，这种重刑主义的思想乃至复仇、报应观念在我国仍经久不衰，即使对立法者也不例外，对民众来说，死刑已被大家从心理上接纳、承认。因此如果突然废除死刑，可能会导致局面失控，尤其是我国这样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只有保证刑罚之强大威慑力，尤其是死刑的最大威慑作用，方能保证国家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鉴于此，我国在死刑问题上不能操之过急，而是依据国情、形势、环境的发展需要予以保留。

(二)死刑在我国终将被废除。死刑是从原始社会血腥的血亲复仇制度的遗留演变而来的产物，它必然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废止。虽然现阶段我国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从发展的、历史的和世界的角度来看，死刑在我国也终将被废除。这是因为：

1.废除死刑是国际大环境的要求。随着人权 运动的兴起以及人权思想的传播，逐渐地废除死刑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立法的发展方向，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趋势和潮流，而且国际合作领域也竭力促进废除死刑的运动。所以，保留死刑既有损于我国的大国形象，又不利于我国与他国及国际社会的正常交往，并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也成为影响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因此，从国际环境来看，我国终将走向废除死刑的道路。

2.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也必然促使中国汇入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也会随着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发生变化，人们就有可能重新来关注、审视和思考剥夺生命权的死刑制度，从而就有可能形成珍惜个体生命的价值观念，形成相对理性的刑罚价值观念，使废除死刑的阻力得以减少而压力得以增强。

3.死刑违反人道主义原则。贝卡利亚在首倡废除死刑之时，曾声称“如果我要证明死刑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有益的，我就首先要为人道打赢官司”。尽管他并未具体论证死刑的不人道性何在，但他却把死刑的不人道性作为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众所周知，生命权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而死刑所剥夺的就是人的生命权。所以，以剥夺生命为唯一内容的死刑是对人性和人权的否定，是对人权的严重践踏。人的生命除自然消灭外，无论是他人剥夺，还是法律剥夺，都是残酷的，违反人道主义原则的。

四、我国死刑制度的完善

在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而运用死刑惩罚极少数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则是切实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利益、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必要手段。从防止错杀、尊重人的生命权利、推进刑罚的文明与进步以及建设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等诸方面看，尽量减少死刑的立法，应当成为我国现行刑法完善死刑制度的一个主导动向;而扩张死刑的观点既不符合党和国家关于“保留死刑，限制适用，严禁错杀”的死刑政策，在实践和理论上也是缺乏根据的，应当予以严正的否定评价。事实上，死刑并非控制和预防犯罪的唯一手段，更不是最佳、最必要的手段。正视我国现行刑法中死刑立法过于宽泛的局面，尽可能地限制和减少死刑罪名及其适用数量，不仅符合当今世界限制死刑适用并在条件成熟时最终废止死刑的先进刑罚思想和发展趋势，而且也是对我国现行立法中死刑虽然广泛适用、但实际收效甚微之实践进行理性思考的应有结论。

在具体的完善上，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一)减少死刑的数量。首先是减少刑法分则中规定死刑的条款。减少死刑总是有一定范围的，如果减少，就应减少没有被害人的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大部分经济犯罪不涉及暴力，不宜适用死刑，还有一些非暴力犯罪，如传授犯罪方法罪，既不涉及暴力，又无直接被害人，完全可以不适用死刑。另外，我国刑法在立法技术上还应作重大改革，不应把很多犯罪中的杀人情节都按故意杀人来处罚。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刑法中“死刑”二字的出现次数，更加明确了我国刑法中死刑适用的犯罪的种类。还有，对于一些司法实践中实际很少有被判处死刑的罪名取消死刑，这对打击犯罪的影响并不大，但对提高我国的国际声誉的作用却是巨大的。其次，减少适用死刑的数量。在这方面，其实我国建国以来的刑事政策一直都在追求这个目标。我国在适用死刑的政策上，一直都在“坚持少杀”、“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是一贯的政策。虽然这一政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坚持的力度不同，但可以说，一直是发挥作用的。现在，在司法实践中，被害人有明显错误的激情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往往都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刑事司法轻刑化的可喜进展，这一趋势应该坚持并得到提倡。

(二)调整我国刑罚的整体结构。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有五种，由轻到重依次是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之间，存在着刑罚轻重的不协调。有期徒刑最高15年，数罪并罚也只有20年，罪犯服完一半刑期就可能释放;无期徒刑名义上是终身监禁，但罪犯服刑满10年就可能假释;接下来的死刑，有一个缓期二年执行，如果被判死缓，一般都会减为无期徒刑，有的还会减为有期徒刑。这就造成死刑立即执行高高在上，其他所有刑罚都望尘莫及的情况。从死刑到死缓以至下面的无期徒刑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真空，给准确量刑造成了困难，有时甚至是不得不适用死刑。一个比较好的方案是将有期徒刑数罪并罚的最高限制提高为25年或30年。对无期徒刑必须服刑满25年或30年才得假释，对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只能减为终身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死刑立即执行保持不变。这样一来，对严重犯罪量刑的选择余地就更大了，严重犯罪的量刑也有了梯次，不必动辄就用死刑立即执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会得到更多的表现。

(三)调整死刑的适用范围。从我国情况看，废除死刑并不是朝夕之间的事，必须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应逐步消除障碍，为最终废除死刑创造条件。反映到立法上，应从刑法总则性规定人手，通过完善死刑适用的原则、对象条件、死刑执行制度及死刑复核程序等内容，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 的适用。同时分则条款切实贯彻总则死刑立法精神与条件，将死刑的适用范围严格限制在某些特别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某些特别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罪，侵犯人身权利、涉及人身权利的特别严重的暴力犯罪，特别严重的毒品犯罪，危害特别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危害特别严重的战时军职犯罪以及某些特别严重的国际犯罪这几类犯罪中。同时对除以上犯罪外的一些并不严重的犯罪应限制其适用。而对经济犯罪的死刑则予以取消。在此基础上，通过总则与分则规定相结合的方式，有效地对死刑立法予以控制。

(四)限制死刑的适用对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美洲人权公约》等国际性文件规定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政治犯和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些规定已被许多国家采纳，从而使死刑的适用对象受到严格限制。对审判时怀孕的妇女和犯罪时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这在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不必多说。对于政治犯是否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应该区别对待：如果是政治犯同时又实施、参加、组织、策划、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如爆炸、杀人等，其普通刑事犯罪行为应单独定罪，可以适用死刑;如果是单纯的政治犯，不涉及其他普通刑事犯罪，就可以不适用死刑，这也是国际通行做法。对于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人不适用死刑，笔者认为完全可以规定人我国刑法。对年迈者的特别照顾，我国古已有之，在封建社会，对年迈者不可刑讯。现在将被指控犯罪时已满70岁的不适用死刑规定人《刑法》，对我国的司法实践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实践中遇到已满70岁的人被指控犯罪的人本来就很少，这有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形象，对我国的法制又没有什么冲击。因此，规定此条应尽快列入日程。

(五)统一死刑复核权的行使。根据刑法规定死刑的复核权属于最高人民法院，但为了适应同严重刑事犯罪作斗争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将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死刑复核权的下放对于及时惩治严重的刑事犯罪活动、震慑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经济发展曾发挥了重大作用。但也应看到，死刑核准权下放在程序上为死刑适用范围的扩大开了一个缺口。为保证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及判决的正确性，建议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

(六)完善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司法实践认为，对具备自首、立功等法定的从轻情节，或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后态度等主客观因素证明，尽管罪行极其严重，但尚有挽救、改造可能的犯罪人，可适用死缓。为严格控制，建议立法上予以明确。同时死缓也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通过严格的程序，从制度上堵塞这一漏洞。

五、结语

死刑作为最古老的刑罚手段，无论在哪个国家都要经历从滥用到慎用、从苛酷到轻缓直至废除的过程，这一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死刑正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我国现行死刑制度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是在充分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吸收国际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形成的。但是，我们应该从立法、司法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减少死刑的适用。这既符合我国的国情，也顺应目前的国际趋势。同时，我们也应该坚信，随着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达，我国最终必将跨入废除死刑国家的行列。

死刑存废论文篇2：《浅谈死刑存废问题》

摘要：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废除死刑也逐渐成了世界潮流。本文基于对“杀人偿命=非人道主义”理论的质疑,从人道主义、人权、民意等角度对死刑存废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关键词：死刑存废 人道主义 人权 民意

元朝的马致远在《任风子》第二折中曾如是云:“可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这般说才是。”也许就是从那时起,“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理论便开始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播种扎根、代代相传。现如今,在生产力和文明都显著进步的中国社会,这个说法依然常常被人们挂在嘴边,尽管多数情况下是出于一种超越理性的情感。“杀人偿命”是否真的“天经地义”,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对于老天是否赋予我们杀人以偿命的权利的不确定,并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武断地否定“杀人偿命”这个说法,并为其扣上不人道的罪名。

自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以尊重生命权为由提出废除死刑的见解以来,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且仍在进行。人类社会发展到当代,死刑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开始面临严峻的挑战。目前全球已有一百多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除了死刑;没有废除的国家也在尽力将死刑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内。废除死刑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世界潮流,并且开始向“杀人偿命,自古已然”的中国蔓延。

在那些要求废除死刑的声音中,笔者注意到了这样的一个理由:“杀人偿命”、“以牙还牙”的刑事正义观是野蛮时代血腥复仇的残留或变体,已经被“教育型”思想所替代。有学者认为,宽容、人道精神始终没有从根本上战胜原始的带着假正义面具的复仇冲动。人们有理由厌恶、憎恨杀人犯,这是健康正直的社会心理,但是杀人犯的生命始终应该受到尊重。更有甚者提出,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

仔细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得出他们所持观点的这样几个关键词:人道、人权、人性。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在面对死刑时,开始为尊重罪犯的生命打开一扇大门,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但是,令笔者敢到尤为不解的是,“杀人偿命”怎么就成了一种野蛮时代的原始复仇冲动了?保全杀人犯的性命,就可以称其为敬畏生命、维护人权了吗?“人道主义”和“杀人偿命”是两个对等的概念吗?究竟何为人性、何为人道、又何为人权呢?

谈到死刑的存废问题,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提起人权这个话题。法律赋予人权利,或者用宗教的观点来说,天赋人权。因此即使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罪犯,也享有一些基本权利。人们从保障人权的角度提出废除死刑,那么,倘若这样做就真的保障人权了吗?笔者认为,这里出现了罪犯和受害者人权之间的矛盾。当受害者的生命被剥夺之后,罪犯和受害者的矛盾已经变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甚至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时候,所谓的“保障人权”,究竟是要保障谁的人权呢?罪犯先剥夺了受害者的人权,法律再剥夺罪犯的人权,这并不是野蛮原始的“以牙还牙”,而正是法律在履行其正义职能的体现。有学者提出,处死一个杀人犯并无法补偿或抵偿被他杀死的受害者的生命。但是,改判为终身监禁就可以抵偿受害者的生命了吗?把他关在牢里一辈子就保障了他的人权吗?就算他的人权以此得到了维护,那受害者的人权又何去何从呢?古今中外的各种历史事件告诉我们,对于剥夺他人生命尤其是有意且恶意剥夺生命的这种极端犯罪,只有用生命的代价进行补偿才是真正的保护人权、落实人权入宪的正义之举。如果说法律一意孤行,执意要要保障少数罪犯的人权,而这一举动却不可避免地对会多数人的人权造成威胁,那么人权的意义又何在呢?

其次,关于人道主义的问题。什么是人道主义呢?笔者认为其精髓就在于把“人当做人看待”。有人提出,出于“对人命的敬畏和对人性的尊重”,应该废除死刑。正如上文中已经提到,有人认为“只要承认罪犯是人,罪犯便拥有国家和法律都不得剥夺的生命权,因此应当全面废止死刑”。笔者不禁想问,在这位学者的心目中,人是什么?不把别人当人看待并残忍践踏他人人权的人,还能称其为人吗?人与人之间的敬畏与尊重应该是相互的,当这种平衡被打破,这个破坏者还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把他当人看?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人不是野草,不可能“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即使有的罪犯不值得我们将其当作真正的人看,作为一个生物,他的生命也是不容轻易践踏的。这意味着在面对死刑时,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尽一切可能地避免冤假错案。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以“敬畏生命和尊重人性”为由,放弃对那些视他人生命如草芥的杀人犯处以极刑。对如此生命的敬畏,实际上是对他们极其犯罪行为的姑息和纵容,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和残忍,甚至是对广大人民公平正义观的一种伤害。

有人在谈到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将“杀人偿命”与“人道主义”直接对等设问,对此,笔者是否可以肤浅地理解为废除死刑就是人道主义,保留死刑就是非人道主义的杀人偿命?通过前文的论述,想必读者已经明白,“杀人偿命”与“非人道主义”之间根本就不能划等号,尽管他们彼此有一定的关联,但这二者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对等关系。

我们一直在强调以民为主。即使现在大多数专家学者都在奔走呼喊废除死刑有它的合理、合情、合法性,但这个决定由谁做呢?既然提到以民为主,广大人民的利益与呼声必然不可忽视,尤其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我们都很清楚,民意影响着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但不能干预甚至决定一些立法或者具体案件。这与普通大众缺乏专业法律知识、容易受媒体影响甚至容易使自己情感战胜理智有关。但是,当民意调查时发现远远超过半数的普通大众都坚决主张保留死刑时,难道这成千上万的人都集体失去理智了吗?大家没有法律知识难道还没有生活常识吗?如果说一种刑罚的废除会让社会大众感到不安和不公,那么这个社会远远还没达到可以废除这种刑罚的地步。死刑就是这样一种刑罚。真真切切的生活经历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刑罚对犯罪的威慑力和对正义的伸张力,起码就目前而言是这样的。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曾经说过:“如果法律不帮助人们,人们就会从法律之外的行动来满足自己的报仇激情,法律就别无选择,就只能满足这种渴求本身,并因此来避免私人报复的更大邪恶。”因此这种民意是不可忽视的,废除死刑的决定不是几个专家在其极其狭窄的圈子中就能做出的。

此外,在谈到死刑存废的问题时,总有专家学者将我国与西方国家与世界进行比较,其比较结果使人颇有我国人民尚未开化之感。似乎在他们看来,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死刑看做一个不折不扣的酷刑,是对人权的践踏和对“生命至上”理念的藐视,而我国不少人民却带着一种深深扎根于非理性领域的、要求发泄被压抑冲动的深层心理极力呼唤死刑,实际与正义无关。对此,笔者认为,中外对于死刑的不同看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具体国情,其实并无优劣或者先进落后之分。谈及法律,每一个国家都有其特殊性;所谓的“国际惯例”,难道都得一一拿来做为法治化中国的模板吗?国际上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对于中国而言,这是不是历史的必然趋势,尚不清楚。但是,有一点不可否认的是,不论存废,都得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跟风似地响应所谓的“人权”号召。

不管在中国死刑是存是废,“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句话想必还是会被人们挂在嘴边,长久地流传下去。这个看似简单甚至血腥的原始哲学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中国人对一种大正义的追求和对人权的真正维护;这并不是一种原始的复仇冲动,而是人们对自己心目中的人道主义进行的诠释。

参考文献:

[1]张千帆.宪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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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锐.死刑存废理由之辨析.法商论丛.2010.

死刑存废论文篇3：《我国死刑的存废问题》

摘 要：本文分析了我国死刑的由来、死刑的存废问题，并提出相关的对策。死刑不但不人道，还违背了社会契约论。因此，在刑法学界一直存在着死刑的存废问题。废除死刑的观点认为死刑误判无法挽回，其刑法较为野蛮。而保留死刑的观点是因其具有最大威慑力，并与社会契约论相符。

关键词：死刑;制度完善;保留与废除

死刑内容体现于对犯罪人生命的剥夺，在刑法中死刑的刑种最严酷。死刑的设立对于稳定经济秩序、维护社会秩序、保护民主权利、保护公民人身权利、保护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保护劳动群众集体所有财产和国有财产、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国家安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新思维、新思想、新事物纷纷涌现，引发了人们对死刑产生的利弊的慎重考虑。死刑的设立，一直存在着争议，现实中很多司法案例都说明死刑的存废矛盾的存在，比如最近一直引起人们关注的聂树斌案件等等，一直引发社会的反思，错案、冤案的发生让人们开始考虑该如何限制死刑，还有没有必要设立死刑。死刑存废矛盾愈发激烈。在此，本文依照法理，对已经成为刑法界争论焦点的死刑存废问题进行分析。

一、死刑存废的问题

死刑有着与其他刑法方法所不同的独特特征，同时，它也具有着一般刑罚的特征。生命是人身权利、利益的载体，是人的存在方式，而死刑剥夺了犯罪分子的生命，故称为极刑。人所拥有的所有权利都依附于生命权利，一切权利都以生命为基础。一个人如果被剥夺了生命权，那么就意味着失去一切。根据法律规定，死刑不仅仅剥夺犯罪人政治权利终身，而且还剥夺了其生命。判处死刑就是判处了最严厉的刑罚，犯罪人一旦失去了生命权利，那么依附于人身权利和生命权利的其它权利也都不复存在。

判处死刑对犯罪人所造成的痛苦远远大于其他刑罚。刑罚的严厉程度与痛苦是成正比的，而刑罚方法的不同决定着其痛苦的大小。任何一个有知觉的犯罪人都会对生命的终结充满强烈的恐惧，而且，执行期越是临近，心理上就越是害怕。由此看出，死刑带给犯罪人的痛苦远远要比其他刑罚大得多。作为心理依据，其在心理学上也有着一定的研究。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挽回。只要生命尚存，任何的刑罚都是可以通过释放或者财产的返还来进行补偿与补救的。这种无法挽回性使死刑成为最严厉的刑罚。正因为死刑的这种无法挽回性，人们对死刑刑罚的存在性产生了怀疑。

在唐朝，唐玄宗年间，就有减少死刑的律法颁布。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第一次死刑废除运动从委内瑞拉和圣马力诺开始，之后，在尼泊尔、阿根廷、瑞典、哥伦比亚、挪威、巴拿马、巴西等国家也开始了废除死刑的行动。在二战结束后，苏联、以色列、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家也相继废除了死刑。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半数国家的刑罚中已经没有死刑的存在。而且，虽然有些国家还是保留着死刑，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以更慎重的态度来对待死刑的执行，在执行死刑的问题上，并没有太多的犯人被处以死刑。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发现，采用死刑作为刑罚的国家越来越少，就算一些国家保留了死刑，但是，也有将来废除死刑的趋势。与此同时，支持死刑恢复的压力尚存。

1997年，我国在死刑条文的司法适用性上、一级死刑立法技术问题上都做出了相应的修改。在我国现今的刑法典中，死刑罪名有68个。

二、死刑存废的理由

死刑的存废一直存在着分庭抗衡、互相对峙的局面，在主张废除死刑的同时，保留死刑的观点也相应存在。先探讨一下废除死刑其理由有哪些。死刑的废除具有现实性;死刑的判处会对整个刑事司法体制造成干扰;死刑不存在合理的经济性;死刑未具有可分性;死刑容易被滥用;不具有可靠的民意测验结果;死刑的执行与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相违背;死刑与宪法相违背;死刑不人道;死刑属于歧视之刑;死刑难纠误判;死刑不是报应的手段;死刑没有特别预防功能;对于个别预防而言，死刑为不必要之刑;死刑属于野蛮刑罚;死刑与社会契约论相违背。

与主张废除死刑相对应，保留死刑的观点也有其根源：虽然死刑不具备经济性，但死刑并非一定要废除;死刑的废除与国情不符;死刑符合民意;死刑的保留不与基督教原始教义相违背;死刑的保留不违宪;终身监禁比死刑更残忍;杀人与死刑是相适应之刑罚;将杀人犯处死是尊重生命价值的体现;死刑非野蛮之刑罚;死刑之利大于滥用与错杀之弊;为了彻底剥夺犯罪人的再犯能力，死刑刑罚是必要的;死刑具有最大威慑力;为了避免私刑，死刑是其必要手段;死刑是报复杀人者的必要手段;死刑源于杀人犯的自由意志;死刑未与社会契约论相违背。废除死刑与保留死刑的争论焦点集中体现于以下方面，两方的观点针锋相对，互不相让。

(一)死刑的难纠误判

受刑人一旦被执行死刑，就无法再挽回生命，人死不能复生。主张废除死刑的重要理由就是误判难纠的问题，而误判难纠却存在着极大的弊端。死刑的判处与终身监禁不同，受刑人一旦被执行死刑，那么生命将永远无法挽回。而终身监禁时，受刑人在误判的情况下，可以恢复自由。因此，主张死刑废除者，将误判难纠作为死刑废除的重要依据。对此，主张死刑保留者却提出了其后果仅仅是对死刑之利追求的必要代价。死刑存废论双方都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有的思想甚至是偏颇的，也就是说，双方的理论基础以及言论不具有全面性。但是，从基本理论上，死刑存废的双方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死刑存废双方既存在不合理的因素，同时还存在合理性因素，这样就造成存废矛盾的延续。在实际中，有国家的政治需要以及利益取向决定了死刑的存与废。在死刑存废的问题上，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因素，这取决于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时期对政治的不同判断。

(二)死刑不人道，是野蛮之刑罚

主张废除死刑者的观点认为，酷刑不能够让真心改过，死刑的野蛮助长、促成了人们的残忍心理。而有些死刑废除者认为，死刑野蛮，因为死刑是原始时代野蛮习惯的遗留之风，死刑标志着野蛮的存在，是原始复仇习惯。另有观点认为死刑是出于杀人者死的报复手段，毁灭了仁慈、宽忍的美德，并促使人产生残忍、杀戮、仇恨等情绪和思想，其表现了人性劣行的一面。死刑的存在会将善良人性的真相掩盖，看似公正的死刑，只不过满足了复仇欲，使人性残忍与野蛮因素得以滋长。死刑是不人道的，其充满了残酷性，受刑人在被判处死刑的一霎那，所受的都是屈辱、不人道、无比残酷的惩罚。针对废除者的主张，死刑保留者提出了相应的反对意见。这种观点认为禁止杀人与死刑不相矛盾。不可避免地，刑罚虽然具有较为消极的作用，但是作为废除死刑的理由，消极作用理由并不充分。这种观点认为，死刑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比消极作用要大，死刑既挫败了一些谋杀犯的潜在动机，又对某些谋杀犯产生了刺激。相当一部分死刑保留论者的观点认为，不处死杀人者，才是迁就、姑息、放任野蛮行为。而且，保留论者认为，与死刑不人道的观点相比，终身监禁更为残忍。与其让罪犯受终身监禁的活罪，远不如死刑人道。该观点在于，终身监禁要承受一辈子或几十年的痛苦，缓慢的、长期的痛苦更加残忍。而死刑的痛苦则是短暂的、暂时的。 (三)死刑有最大威慑力

死刑保留论者认为死刑可以有效阻止人进行犯罪活动，是最严厉的刑罚。人对刑罚的严厉性程度与刑罚的畏惧程度是成正比的，使人产生的畏惧感越强烈，说明刑罚越厉害，毫无疑问，死刑是刑罚中威慑力最大的。分析一下死刑威慑罪犯活动的因素，第一，许多人认为谋杀恐怖程度过甚，因为谋杀会被判处死刑，因此，人们才会觉得谋杀可怕，而不杀人、不犯罪。第二，谋杀后，怕被处死刑而产生了恐惧，因此不杀人、不犯罪。无论是哪种因素，都可以证明死刑具有极大的威慑力。

三、我国死刑制度的政策和建议之我见

(一)我国死刑制度政策之我见

纵观历史，废除死刑是刑罚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废除条件因国家的国情不同而决定。就我国目前的发展情况，死刑还会继续保留。原因有：第一，社会心理基础不足，与近代西方国家不同，我国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发展，但是因经济起步晚，相对较为落后，再加上人口众多等因素的存在，缺乏权利意识的发育。从我国历史来看，一贯有着杀人偿命的文化传统，而且，该传统观念也迎合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社会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死刑的废除不能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根基所在。第二，治安形势还有待提高，在我国每年发生的强奸、抢劫、伤害、杀人等恶性案件频率居高不下，这些高危案件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都造成了极大影响。就现实而言，我国死刑的废除不具备现实性。第三，物质条件不丰富，死刑的存废取决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物质生活水平低，人的生命价值就低，因此，社会受到犯罪的影响较大。

(二)我国死刑制度建议之我见

为了能够更有效地降低死刑执行量，就必须要减少死刑罪名。死刑的原因复杂，涉及问题多，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现象。在完善我国死刑制度时，可结合以下方面进行对策的研究。

1.尽可能推行人道的死刑执行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就明确了枪决或者注射的方式来执行死刑，注射的方式可以改变不人道、野蛮的死刑执行方式。

2.减少死刑适用，增加长期刑。为了有效避免放纵犯罪，应使有期长刑和无期徒刑的执行拥有更大的回旋空间。为了使有期徒刑的刑罚具有现实性，可将期限设立为三十至五十年，还可以采取对犯罪人加重处罚力度的方式来进行刑罚。

3.完善死缓制度。死缓的制度是为了限制死刑的适用而创造的，虽然我国目前还不能废除死刑，但是却可以进一步对死缓制度进行完善，并显著区别于死刑。可通过扩大刑罚的种类来进行刑罚。具体包括：驱逐出境、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利、罚金、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这十种。

4.减少死刑的罪名。有必要对我国刑法中的死刑罪名进行筛选和裁减，可参照和学习国际经验做法，将死刑的罪名降低，例如：制造毒品、强奸罪、故意杀人罪、防火、武装叛乱、分裂国家罪、背叛祖国罪等。

5.减小犯罪率。上层建筑取决于经济基础，要想社会和谐，就必须控制犯罪率，从而才能确保群众的安居乐业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应从缩短贫富差距的方面着手，尽量消除两极分化，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犯罪的根源，促进社会的稳步发展。

死刑的存废问题与国家的经济、历史等问题密不可分，而死刑的存废的争论的趋势也必然会继续下去。我国目前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是，通过1997和1998年签署的公约，已经表明了我国会以尊重人权为前提，朝着尽早废除死刑的目标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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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黄晓亮.论死刑存废问题的实质[J].河北法学，2008(2).

论文摘要 我国作为一个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海外投资活动日益频繁。但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相关的对于海外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却并不健全。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的较为成熟和完善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进一步完善对于海外投资者权益保护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如在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方面，关于合格投资和合格投资者的界定方面，以及承保险别的规定方面，都有很大的需要完善的空间。

论文关键词 海外投资保险 合格投资 承保范围

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是指海外投资者的本国政府对投资者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可能遇到的政治性风险提供的保证或保险，在投资者申请保险后，如果其投保的风险事由发生，致使投资者的利益受到损失，则由国内保险机构赔偿其损失的制度。由于我国在这一领域存在不小的空白，所以，本文在对比和分析欧美发达国家的相关规定之后，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提出了一点设想。

一、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立法方面还存在很大空白。没有正式的立法，仅存的法律规范只是一些行政规章和管理办法，不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形式零散且内容陈旧，产生了与现实脱节的情况，远远不能满足保护海外投资的需要。另外，其规定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仅仅局限于一些特定的经济实体，一般是国有公司企业。这一范围不能满足保护我国海外投资安全的需要，使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的海外投资行为得不到保护，违反了平等适用的原则。

二、我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建构和完善

（一）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
1.各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类型
在各国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设置中，主要的类型有两种：第一种为同一制，即保险事务的审批和操作运营由同一主体负责施行，一般是在国家管理下设立的专门机构。这些机构本身独立，自主经营，如美国的“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是直属国会领导下的政府公司，既是法定保险人，又是业务执行人；第二种为分离制，即分别设立审批机构和执行机构，审批权限与经营权限分别由两个不同的部门行使。其典型代表为德国的“信托股份公司”和“黑姆斯信贷担保股份公司”。这两家公司负责执行投资保险业务，而审批和决定保险申请的职权，仍掌握在政府部门联合组成的职权委员会手里。即联邦政府是法定保险人，执行则由两个公营公司负责。
2.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机构的具体设置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模式，即将保险的具体经营业务和审批权限区分开来，由政府专门主管机关发挥管理与协调作用，对具体投保申请进行审批。但这一部门不宜设置过多审批层级，以避免多重管理、层层审批的现象出现。而专门的公司则负责以自负盈亏的方式经营专项具体业务。建议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承办。但该机构不应单单行使其保险职能，而应与我国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中国驻外各使领馆保持密切合作，这样才能起到全面保护海外投资的作用。
（二）合格投资者的范围界定
1.各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不同规定
各国的投资保险制度都要求合格的投资必须有合格的投资者。对于合格投资者的确定标准，各国的规定不尽相同。美国倾向于限定国籍和资本属于美国公民或法人所有的份额，日本倾向于限定住所，而德国的规定中包含了对于国籍和住所的要求。可见，判断合格投资者的标准包括国籍原则、本国住所原则和资本控制论，即要求投资者和承保机构所在国有密切的联系。但国籍原则仍是判断合格投资者最主要的标准。
2.我国对于合格投资者范围的界定
鉴于对美日德三国相关规定的比较分析，我国在对合格投资者的范围进行界定的时候，也应当遵循以国籍原则为主资本控制论为辅的标准。其具体范围如下。
第一，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此处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应作广义的理解，包括大陆自然人、港澳台自然人、海外华侨与海外产业继承者。
第二，中国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中国法人是指依中国法律设立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法人，包括国有公司、集体公司、私人公司和混合公司。其他经济组织是指较为松散的联营组织和合伙等未取得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
第三，其他符合条件的法人、机构和其他组织。这一规定是借鉴了美国的资本控制论而产生的。即允许部分虽为外国法人，但其资本的绝大多数由中国自然人和法人控制的外籍经济实体参与投保。这样的规定有利于我国保险机构向东道国进行代位求偿，甚至通过国际法院提起索赔诉讼。而将我国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在这类企业中所有或控制的资本比例限制为95%以上的目的在于充分周全的保护我国企业所有或控制的资本的安全和我国的海外经济利益。
（三）保险机构的承保范围

三、合格投资的条件限定

（一）各国关于合格投资的普遍规定
合格的投资包括投资项目合格和投资形式合格及存在合格东道国三个方面。
合格的投资项目一般是指投资者所要进行的经营活动必须符合投资者本国利益，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且限于国外新项目的投资。
各国对承保投资的投资形式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美国规定合格投资的形式可以是现金投资、实物投资、权益投资；德国的规定为产权投资、捐赠资本、类产权贷款和再投资；日本的规定为股份、股本、长期贷款、不动产、采矿权或其他权利。
在合格东道国方面，美国的要求较为特殊，即合格的东道国必须是事先已与美国政府订有双边投资保证协定的国家；必须是友好的发展中国家；且人均国民收入在896美元以下。而日本和德国的规定相对较为宽松，并不以同东道国订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作为承保前提，但是也要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等状况较为安全。
（二）我国关于合格投资的具体规定
通过对世界各国关于合格投资限定条件的比较和参考，我国海外投资保险中的合格投资，应当符合以下条件：第一，投资项目必须有利于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且必须得到东道国政府的批准并能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是“新”项目或“新”投资，包括对现有海外投资项目的扩建、现代化、技术改造和发展等；第二，投资的形式应当包括实物投资、产权投资、有形财产、无形财产以及劳务和长期贷款等。一般只要是东道国及我国法律允许的适当投资，都不应对其在投资形式上予以限定，都可给予承保；第三，必须存在合格的东道国。以订立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或国际公约为标准，并在此范围内优先考虑友好的发展中国家。将合格东道国的范围进行这样的限定，是基于保证我国海外投资安全和便于行使代位权的需要。

四、结论

经济基础的变动带来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和进步。在海外投资保险领域，我国目前存在的矛盾就是法律更新的脚步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速度。但值得庆幸的一点是，当今世界存在大量的已制定成文的海外投资保险法律法规，一些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经发展得较为完善和成熟，我国可以在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制度和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海外投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来对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系统的完善和周密的补充。另外，在制定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时还可以参考《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中的相关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自有的法律体系更加系统，完善，也更加能够切实、有效地发挥鼓励和保护我国海外投资的积极作用。

死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古老的刑罚,也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最严厉的刑罚。当今世界有些国家废除了死刑,有些国家仍保留着死刑。我国从目前的政治、经济实际出发,保留死刑,坚决贯彻 少杀慎杀 的政策,因此,认真研究死刑的法律适用,是我国当前极为重要的课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议死刑制度的存废全文如下：

【摘要】死刑是剥夺他人生命的刑罚，死刑的起源可以追述到原始社会的血亲复仇，这种思想一直影响着后来的民族。1764年意大利的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到了死刑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问题，再次让人们把目光投向了死刑制度的存废问题。一直到现在，死刑制度的存废不仅是我国刑法学界讨论非常热烈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一直持续关注的问题。

一、死刑存废的争论

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提出处死公民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是必要的。第一：某人在被剥夺自由之后仍然有某种联系和某种力量影响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的时候才有必要。第二，对一个公民判处死刑是预防他人犯罪和根本的和唯一的防范手段。除了这两个理由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处死一个公民。该书中作者还对死刑的威慑力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对人类心灵产生较大影响的，不是刑罚的强烈性，而是刑罚的延续性。在这一点的基础上，作者提出长期苦役这种长时间剥夺自由的刑罚比短暂的死刑表演更能体现出刑罚阻止人们犯罪的作用。同时，作者还提出社会上存在很多并不惧怕死刑的人，出于狂热或是对现实的绝望，对于这些人来讲，死刑并不具有威慑力。而对于死刑是否正当的问题贝卡利亚持否定的态度，死刑本身就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这种杀人行为正是法律憎恶并惩罚的，所以这是矛盾和不能让人理解的。

贝卡利亚的论断是有宗教渊源的，基督教教义中说死刑是违背上帝旨意和道德的。随着西方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发展，“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自由”等观点开始深入人心，废除死刑的理论也迅速发展起来。人权运动发展更是让废除死刑成为了国际社会的趋势。在国际人权领域，生命权是绝对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死刑是残酷和不人道的刑罚，所以应当被废除。

废除死刑运动发展的同时，同样有一些学者坚持应该保留死刑。比较有影响的就是传统的报应主义思想。康德是报应论在近代的杰出代表。他认为，罪刑相适应是一种等害的对应，即你让他人失掉什么，你自己便失掉什么。刑罚所造成的损害应该与犯罪所造成的损害有一种对应关系。基于此，他认为死刑对于谋杀罪是绝对必要的。黑格尔是报应主义者的另一重要代表人物，但他与康德在具体主张上有分歧。原则上，他反对康德的等害报复主义，但他认为在侵害生命的情况下是一种例外。因为生命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与之兑换，生命与生命才是等价的。所以他主张对于杀人，死刑是正当的。报应主义思想是原始社会同态复仇观念的发展，他们赞成等价的报应，因此队为死刑是应该保留的。

二、死刑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存在的价值

从上文中一直以来废除死刑的争论可以看出，双方争议的主要有两点，第一，死刑是否符合道德，是否具有正当性;第二，死刑和其他刑罚相比是否具有更大的威慑力。

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本身就是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而这种杀人行为正是法律憎恶并惩罚的，这是矛盾和不能让人理解的。贝卡里亚认为，生命权是一种神圣的自然权利，是绝对不可剥夺的。国家的权力来源于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而让予出来的部分权利，但每个人在割舍自己的权利而组成国家权力时，保留了自己的生命权，因而国家无权剥夺任何人包括罪犯的生命。死刑的存在，意味着对他人生命权的侵犯和不尊重，意味着对社会契约的违反。正是基于此，贝卡里亚进一步指出：“体现公共意志的法律憎恶并惩罚谋杀行为，而自己却在做这种事情;它阻止公民去做杀人犯，却安排一个公共谋杀犯。我认为这是荒谬的。”①既然法律憎恶并禁止杀人，那么任何国家和个人都不应当去杀任何人，即使他是十恶不赦的罪犯。由此可以看出，贝卡利亚认为死刑是不具有正当性的。

报应主义认为死刑具有正当性，主要理由是死刑和杀人具有等同性。但是我对这点持否定态度。首先，刑罚和犯罪危害程度应该相当，就是刑法理论一直遵循的“罪行相适应”原则，但是相当就一定是要求等同的方式吗?答案是否定的。生命虽是无价，但是对于每个人的意义是不同的，有的犯罪分子对于生活抱着求死的态度，对于他们活着比死更艰难?一命抵命不是正中下怀?犯罪侵害什么，刑罚就剥夺罪犯什么，实际上也是做不到的。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害对应的惩罚是什么?对于杀人，又为什么一定要适用死刑呢?

我们再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考虑死刑存废问题，也就是死刑的边际效益问题。所谓死刑的边际效益，是指既然死刑比无期徒刑更严厉，它便应该带来更大的效果，这不是讲死刑有没有效，而是讲是否比无期徒刑更有效。这是要和无期徒刑相比较才能得出的关于死刑的这种边际效益，贝卡里亚与边沁都持否定态度。贝卡利亚认为人们的精神往往更能抵御暴力和极端的但是短暂的痛苦，却经受不住时间的消磨。死刑虽残酷，却是短暂，相比于此，长期剥夺自由的刑罚更具有威慑力，对于犯罪分子或者旁观者都是如此。当然反对这个命题的功利主义者也大有人在。比如说，在历史上有英国著名的刑法史学家史蒂芬，在当代有美国主张保留死刑的强硬分子哈格，他们都认为死刑的威吓效果要大一些。

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死刑的威吓大于终身监禁，是由一种简单的三段论得出的结论。他们认为，刑罚的威吓作用来自于人们对受刑罚惩罚之苦的一种畏惧。而刑罚越严厉，有理性的人就越害怕，所以威吓的作用就越大，而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因此，其威吓作用便越大。两者的观点谁更有说服力一点?我选择前者。刑罚的正确性与否在于其是否能够阻止人们的犯罪。对于犯罪分子来说，死刑判决即剥夺了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一个罪行多么严重的犯罪分子都有可能洗心革面，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为何刑罚就不能宽容一点，给他们一次机会呢?同时，死刑对于旁观者来说也具有负面的作用。贝卡利亚认为，随着死刑的执行破坏了人类的善良美德被，人类的心灵变得麻木不仁，甚至通过死刑的执行而使人们在欣赏中变得日益冷酷无情，或者唤起观众不正常的怜悯感。贝卡里亚讥讽到：“在大部分人眼里，死刑变成了一场表演，而且，某些人对它怀有一种忿忿不平的怜悯感。”“杀人被说成是一种可怕的滔天大罪，我们却看到有人在心安理得地实施它。这一事例使我们获益匪浅。”所以，我们不得不思考，死刑是否还有继续存在的意义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死刑废除是符合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死刑废除在中国的可行性问题

死刑废除无论从刑法理论上或者国际社会的要求来讲，都是必然的趋势。近年来，我国一直存在的死刑制度，一直都是国际社会质疑中国是否具有人权的重要理由。同时，很多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在东窗事发后选择潜逃国外，而外国一直以死刑作为庇护的理由反对引渡，以致于他们逍遥法外。我们都明白，应该废除死刑。但是理论是一回事，现实又是一回事，中国刑法在废除死刑的道路上困难重重。

首先，中国同态复仇思想根深蒂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史，特别是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的影响之下，我国公民的传统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中国法制史也不过短短几十年，法律的思想并没有根植于中华民族的土壤。在很多问题面前，自我救济的方式优于法律手段，人们对于法律的信任程度并不高。如果说法律废除死刑，那么杀人再也不需偿命对于很多有着“同态复仇”思想的中国人是不能接受的，他们对于法律的信任度会再次降低，那么中国法律发展的前景必定堪忧，社会也许会更加混乱。

其次，刑罚的成本问题。我国法律中死刑是最为严厉的刑罚，判处死刑的案例也非常常见。如果废除死刑，代之的可能是无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相比，死刑的成本要小很多。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国家将其收监执行，不仅要保证其最基本的生活需要，还要有专门的监管人员看管，同时，对于其改造和教育的人力和物力也巨大的。如果所有的死刑都用无期徒刑代替，那么监狱将人满为患，国家将会有大把的资源都会用于此。

最后，死刑的可替代刑问题。如果死刑废除，那么对于原本应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必然要代之以另外的刑罚制度。上文中我们假设是以无期徒刑取而代之，我们忽略掉上文中所提到的执行成本问题，我们来讨论在实践中执行是否罪刑适应的问题。众所周知，我国的无期徒刑在实践中的执行期限，很多都并不是终身，这是因为我国存在减刑。犯罪分子在监狱立功就可以减为有期徒刑，有期徒刑也适用减刑制度，很多人会利用这样的制度，最后执行的期限也许就是数十年，这样罪刑也太不相适应了。

所以，综上所述死刑废除目前为止在中国是不可行的。死刑废除要建立在国家经济、政治、文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但是我们应当朝着死刑制度一步步迈近，这也是近年来我们一直的努力方向。从我国的死刑的发展状况来看，我国的死刑政策已经有所转变，并开始走向限制死刑、减少死刑罪名和减少死刑的司法适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强调保留死刑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有提出慎用死刑，1979年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典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刑罪名，但是随后不久，因为严重经济犯罪和刑事犯罪的攀升，截止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在补充刑事立法中增设了50多个死刑罪名，由此，我国的死刑罪名已经达到近80个，1997年刑法修订时，我国刑法贯彻“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政策，新刑法47个条文了68种死刑罪名，其中包含经济类犯罪和财产性犯罪。

2011年公布的刑法修正案(八)再一次废除了走私文物罪、票据诈骗罪等13个罪名的死刑。2014年刑法修正案(九)草案拟取消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等一共九项罪名的死刑。减少死刑罪名的同时，我们也限制死刑适用的条件，比如对于正在怀孕的妇女、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些都是限制死刑的实际成果。随着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法律体系的健全、国民素质的提高和国际人权运动的发展，废除死刑是必然的趋势，我们相信死刑废除的日子必然会到来。

注释：

①切萨雷?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黄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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