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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众多,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也是西方在初识中国时所产生的第一印象。对于这一印象,西方旅行者、商人、传教士以及学者等均多有阐述。从他们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西方对中国人口问题的认知。当然,这种认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在18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人口的看法也发生相应的变化。同时,也应看到,这种变化是同西方人口思想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总体来看,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关系是18世纪人口问题所关注的中心问题。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如何保持“均衡”,人口“增殖”是如何发生的?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当时讨论的焦点。18世纪以前的西方游记或书信在描述中国时。往往将土地幅员、物产丰富同人口众多联系在一起,其潜台词就是:“中国本身的财富就能养活自己。”这种人口与生活资料的相互适应实际上是人口“均衡”思想的早期萌芽。但在17世纪末18世纪初,有关中国人口与资源之间的关系的看法逐渐发生改变,马若瑟神父认为:“尽管(中国)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须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这其中就明显含有“人口数量超过生活资料”的思想。而此种“增殖”思想正是魁奈在《中国的专制政治》中最早阐述了的。魁奈在考察中国人口状况的基础上,认为“无论在哪里都是人口多于财富……人口的增殖总是超过财富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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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口老龄化按国际通行的标准,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或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超过10%和7%,即可看作是达到了人口老龄化,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早在1999年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就会达到10%,2000年我国人口总数达12.7亿人,60岁以及60岁老年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0.4%,说明我国已经正式进入老龄化国家。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随着老龄化高龄人口增多,三世健在的家庭比例很大,加上家庭“少子化”,使家庭赡养老人的功能弱化,老人对自己后代的经济依赖也更强,据统计,50%以上城镇老年人银行基本无存款,急需社会养老功能极大发挥,以弥补家庭。随着老年人口高龄化,高龄老人丧偶率上升。生理不能自理人数增加,家庭养老的经济负担和生活照料负担日益加重,但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中青年夫妇常常,难以兼顾对老人的赡养与对子女的抚养。
3、人口未富先老,对经济压力大。当发达国家60岁以上老龄人口达到10%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在1万美元以上,而我国在200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达856美元,刚迈过最低收入门槛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94年41岁延长到70岁,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低收入国家之一,由于人口老龄化,政府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从而加大了对经济的压力。
4、老龄化分布不均和高龄化十分明显。大中城市已进入老龄化阶段,而中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低于大中城市,如上海市2000年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8.5%,北京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14.6%。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年轻人大量涌入城市。由原来老龄化城市高于农村而变为两者正在接近农村向城镇流动的年青人口增加,从而出现了大量的农村“留守老人”。我国老龄人口从1990年的800万增长到2000年的1110万,高龄人口丧偶和患病机率高,生理自理能力差,因此需要经济和生活照顾的双保证。
5、老龄化对其它方面的影响。人口老龄化对投资,消费储蓄和税收都有相应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使劳动年龄人口下降,脱离最低生活保障一线的困难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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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2000年已经进入老年型社会,2000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例达到10.2%,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人口比重为7.1%。2000~2007年,老年人口的平均增长速度远远快于总人口,我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加速老龄化。2009年,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为1.67亿,占人口总量的12.5%,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突破1.13亿,占人口总量的8.5%。
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将突然加剧。据专家预测,2015年后,中国老龄化比例将达到25%以上,在现行生育政策不变、生育率持续低下的情况下,老龄化比例预计将稳定在35%以上。到2053年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数将达到峰值,约为4.3亿。
本来,老年人口绝对数量及其占人口比例的增加并非是一个问题,甚至恰恰相反,它是人类生育率下降、寿命延长、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中国是在经济和社会还处于发展中、生产力发展还不发达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下,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大幅减少而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我国在养老金、医疗保障、长期照料等方面的准备和供应还不充分,还没有能力应对如此迅速的老龄化进程。
根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推算,2008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已达到2.01亿,人口流动成为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人口转型过程中的突出特征。如此庞大的流动人口规模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中也从未遇到过,对中国未来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形成巨大挑战。
流动人口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截至目前,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跟人口流动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人口红利”密切相关。但随着出生率走低,劳动力结构向老龄倾斜,未来正值壮年的黄金劳动力将出现缺员。未来流动人口的规模,跟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户籍制度、城镇化进程等社会走向相关。据国家计生委预测,未来中国的流动人口规模将达到22139万~33640万人(2030年),20984万~38393万人(2050年)。与未来3亿人规模的流动人口配套出现的是公共服务政策、城乡生活和产业布局以及社会保障等方方面面的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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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姚先国
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博导穆光宗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高文书
穆光宗:过去对人口问题的最大误解就是将人口问题理解成人数问题,将人口效应理解成分母效应,将人口问题理解成生育问题。这是传承至今的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计划经济思维。
历史上的人口战略是以人口数量为考虑中心的“一条腿走路”战略。但事实是,人口的数量控制通过“节流”的办法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这样的战略已经在实践中带来很多问题和挑战,譬如:我国人口生育率越来越低,甚至已经到了超低生育水平;中国面临着少子女老龄化、独子女老龄化和无子女老龄化的多重冲击;新一轮的人口增长并没有带来年轻一代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发展。
姚先国:新时期,我国面临什么样的人口问题呢?不是数量问题,而是质量问题。人口领域的根本矛盾在于人力资本存量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工业化加速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要求与现有职工的知识能力水平相矛盾。自主创新的要求、国际竞争的压力与现有科技队伍的能力不足相矛盾。城市化推进中的劳动力非农化趋势与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矛盾:要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却无谋生能力,变成城市贫民;要么滞留农村变成隐性失业人口,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从根本上妨碍现代化进程。
姚先国:关键在于实施以积聚人力资本、提高人口质量为主旨的新的人口战略。这一战略需要实现四大转变:从人口的数量控制转为质量提升;从依靠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率转为培育人口的内生调节机制。实践证明,政府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在城市有效,在农村往往失灵,结果造成人口的“逆向选择”现象。实践也同样证明,教育程度越高,经济越发达,社会保障越健全,生育率就越低,就越不需要强制手段控制。既然如此,何不转而采用发展农村教育、经济和社会保障的手段来自动控制人口增长呢?从重物轻人的投资战略转向重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从重视高端人才培养转为重视劳动者能力建设。
高文书:首先要继续贯彻控制人口增长、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思想,要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能。对出生性别比问题的治理,要通过进一步的分析,重点监测特定的人群,以提高政策有效性。同时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养老保障体系。
穆光宗:中国需要全力推行的是人本主义的人口发展战略。人口问题在根本上是对人的投资的不足和失败所导致的。只有加大对公共卫生和教育的投资,我们才能有望打破疾病与贫困这一恶性循环。
未来我国人口发展战略需要确立三大目标:风险最小化、潜能最大化和效益最大化。其核心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就是:赋权于民,投资于民,发展于民。
中国人口发展需要确立凸现人的全面发展主导价值取向的战略大思路,具体表述如下:调控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优化人口分布、开发人力资源,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姚先国:人口可持续发展可以表述为:“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福利增长为导向的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动态均衡过程。”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均衡。如果人口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或者破坏了资源与环境,造成人与自然的失衡,就会危及人的生存基础。
这是一种动态均衡。人口战略也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也好,都要立足现在,顾及将来,要考虑代际之间的均衡和种族、文明的延续。
这是一种积极的均衡。“可持续发展”最终是着眼于发展,而不是为了消极的“持续”。发展的目的是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快乐程度,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
高文书:人口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人口、资源、环境和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强调实现适度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强调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协调发展,它要求劳动适龄人口与就业手段、就业结构的协调发展;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与养老保障事业的协调发展;人口分布与产业结构、生产力布局的协调发展等。
穆光宗:人口发展战略首先要关注的正是人口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少生不是一切。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做法并没有包含生育率并不是越低越好的意思。从人口安全发展的要求出发,我们需要及早确立“适度低生育战略”。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对“低生育水平反弹风险”的过分担忧是缺乏依据的。即便在一些并不十分发达的农村,很多家庭主动放弃或者推迟了二胎生育,一方面是出于生养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生育观念的转变。
姚先国:人口评价机制是否科学,关键在于这种评价是否贯彻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因此,人口评价机制就不能仅看人口数量是否得到了控制,更应该体现人力资源全程管理的要求,从优生优育到培养成才,开发利用,直至退出劳动力市场,都应在评价机制中得到反映。与此同时,人口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和幸福程度指标也应纳入人口评价的视野,成为评价人口战略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
穆光宗:只有从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出发,才能建立起科学的人口评价机制,所以考核的是人口发展的安全度、优化度和控制度。同时不能过分迷信一票否决行政考核的绩效。这一做法依然是以数为本,弊端日益显现。
姚先国:以“大人口”的观点审视,随着经济发展和教育水平提高,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但由于人口基数过大,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人口规模仍会进一步扩张。人口老龄化将加速。关键在于应对的政策措施是否正确和有效。
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国内,最根本的隐患在于现存的体制缺陷和机制扭曲。
长期存在的城乡隔绝体制和产权不明晰的土地制度,造成大量兼具城乡二重身份的“农民工”进行“候鸟式”的迁徙,潜伏着极大的社会风险。另外,城市化加
速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失去土地,他们将何以谋生?
就业始终是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有可能更为加剧。另外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足,靠老百姓自己投资,代价高昂,而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即使就业也收入低廉,不足以补偿成本,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下降。这种状况若长期持续,不仅会极大地挫伤人民群众人力资本投资积极性,而且会引发社会动荡。
上述问题应通过调整城市化战略,调整公共支出结构,加大对教育、卫生的投入,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放松政府的产业管制,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等措施予以化解。
高文书:我国面临的人口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人口承载能力问题,人口年龄结构的问题,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压力加大,人口出生性别比例的严重失调,人口健康的问题,人口流动对传统体制的冲击。
穆光宗:中国人口问题的最大忧患是结构性风险:一是独生子女风险家庭的规模过大、比例过高将构成一个高风险社会的基本细胞;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严重的升高和偏高问题。二是低素质人口的规模过大将制约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轨。
所以,有两大人口发展趋势是需要矫正的:一是人口性别年龄结构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的失衡,二是国家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9年甚至12年的义务制教育必须确立,国家是第一责任,青少年受教育也存在着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要确保适龄青少年受到良好的学校正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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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布,全国总人口规模约为13.7亿,其中普查登记的大陆地区约13.4亿。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大陆地区人口十年仅增加7390万人。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表示,我国人口增长已由“高、低、高”过渡为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三低”模式,在这样的模式下,我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老龄人口比重增加,少儿人口比重缩小。
从关注人口总量增长到关注人口结构变化,体现了我国人口观念的重大转变,符合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新要求。本文特别关注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以下简称六普公报)显示,我国0至14岁.口占16.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表明,人民生活水平和医疗卫生保健事业得到巨大改善的同时,老龄化进程也在逐步加快。尤其沿海发达地区、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地区,生育率低和老龄化问题可能更加突出。
人口老龄化,意味着老龄人口增多,而且增长的速度不断加快。据预测,“十二五”期间,我国每年平均增加的老年人将从“十一五”的500多万提高到800多万。联合国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到2049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将占总人口的31%,老龄化程度仅次于欧洲。这预示着,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20至30年间,中国将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中国六普公报的发布,引起国内外社会尤其是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国政府28日公布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为13.39亿人,这表明我国仍是世界人口第一大国。但这次,“正在变老”、“未富先老”成了中国人口给世界的最新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随之成为海外媒体聚焦的热点话题。
“城镇化进程在加快的同时,老龄化的速度也飞快。”《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如此解读中国这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文章援引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说法,中国人口老龄化给劳动人口带来了压力。
《华尔街日报》在题为《中国人口迅速老龄》的报道中表达出了中国有可能重蹈美国覆辙的担心:中国正在加速的老龄化进程会拖累目前活力四射的中国经济。劳动力总量的缩减可能会让未来的中国走向“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反方向,并给薪酬支付带来压力,进一步导致通胀率上涨。
同样的担忧也出现在美国《__科学箴言报》的报道中。在一篇题为《人口报告:中国会在变富前变老》的文章中,作者用有些诙谐的笔调评论道:“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里,儿童的数量在急剧减少,但领退休金的人却在急剧增加。”
德国《威斯法伦日报》说,世界上最大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的社会正在迅速变成灰色,孩子的数量也正在下降。人口曾是中国前进的武器,廉价劳动力让中国制造充满优势,但现在人口将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道难题,在老龄化之前,中国应增强技术产业,否则中国可能掉入峡谷。
英国路透社分析说,在当今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负面效果开始显现,人口学家担心,如果不加以改变,中国可能成为世界上首个“未富先老”的国家。该分析援引清华一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学者的推算说,如今中国人口平均年龄是34岁,按照生育率1.60%来算,到2050年时半数中国人年龄可能不低于50岁,而且当中国有25%的人口达到60岁或以上,他们的人均收入最多只能达到西方老龄化国家的1/3。学者还比喻说,人口在迅速老龄化,好比坐车走下坡路,继续执行独生子女政策,“相当于给这辆已经在走下坡路的车踩油门”。报道同时说,拥护计划生育政策者称,人口减少曾经对经济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还将继续发挥作用。
加拿大《环球邮报》的文章在标题中说,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老。文章说,在中国推行“一胎化”政策32年之后,中国成功地控制住了一度飞速的人口增长,根据政府方面的预计,中国人口在2015年可能开始下降。但文章同时指出,中国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也导致这个国家正在迅速变老,60岁或以上年龄人口占总人口13.26%,比10年前增加近3个百分点,预计中国2015年60岁以上的老年人将超过2亿。
印度《经济时报》称,为了避免人口过量的“马尔萨斯灾难”,中国一度采取紧急措施以限制家庭的规模,然而这一政策已经威胁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能够赡养和照顾老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综上,国外媒体评论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主要的担忧来自两方面,一是人们担心老龄化带来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形成不利影响;二是老龄人口的增加、年轻人口的较少,巨大的养老保障负担,以及并不富裕的中国现实国情,无形中加大了中国社会养老的压力,并且这个压力还在成倍增加中。
养老问题,之于中国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意义,并不亚于收入分配问题、教育问题、保障房供应问题等等,因为,老年人群是最弱势也是最脆弱的人群,他们更需要社会的优先关爱、优质服务。妥善处理老龄化带来的一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不仅是提升中国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而且关乎中国在世界的新形象、新的影响力,尤其是应对未来经济社会复杂问题的能力、应对人们现实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等综合性问题。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是我国专家学者高度关注的社会课题。大家一致认为,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过程中,我国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同在。
全国人大、民建中央副主席、经济学家辜胜阻教授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高位的城镇化和过快的老龄化两大特征,机遇与挑战并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上海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任远教授认为,人口老龄化给国家发展带来压力的同时,也带来很多机遇,比如说老龄消费。但是他认为,不应该对此过分乐观,我们在推动老龄经济的同时,更应该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型。
人口老龄化加剧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方式形成一定压力。老龄人口比例增加的同时,年轻人口比例却在不断缩小,这导致我国社会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优势迅速减退,并意味着我们要用更少的劳动生产力支撑起更加庞大的老龄社会。所以,我国要加快转型,经济增长方式要从低劳动生产率转向高劳动效率,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产业竞争力,为应付老龄化社会提供充足的经济基础与良好的发展环境。
目前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进入老龄化社会。与发达国家的“先富后老”不同,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是“未富先老”。从经济发展阶段看,虽然我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均GDP刚突破4000美元,刚刚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在这一背景下,老龄化程度加深除了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外,还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很大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社保制度改革自上个世纪90年代至今持续不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应对老龄化加深带来的压力。
而我国解决这一问题的形势更加严峻:增长迅速的老年人口规模增大基本养老费用的支付需求;尚不发达的经济对人口老龄化的承受力较弱,导致养老保险基金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并且随着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征缴、扩大覆盖面困难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不抵支的状况将越来越严重。老龄化问题已经对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敲响警钟,这需要决策者提前做好制度改革准备,以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
我国老年人口中“高龄化”和“空巢化”加速趋势也十分明显。研究表明,我国80岁以上老人、城乡空巢家庭以及农村留守老人的比重不断增加。出生人口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劳力供给和养老资源同时减少会形成两荒:“用工荒”和“养老荒”。应对过快的人口老龄化需要构建多层次的养老体系,整合家庭、社会和政府各种资源,在提供养老公共产品的同时,大力发展养老产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高龄化”、“空巢化”加速,带来的直接问题是养老服务的不足。有了现金,未必有服务。比如数量众多的失能老人、慢性病老人,可能会面临有钱买不到服务的问题。这是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老龄化人口增加在对社会形成压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有着巨大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建设需求,这也将创造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比如说老龄消费。无疑,老年人的消费市场有着巨大的空间:医疗卫生事业要更多地体现对老年人的关怀;住房及基础设施要更多地考虑老年人的便利;家政服务行业要更多顺应老年人的需要只要企业在满足老年人的需求上下功夫,银发族对品牌的忠诚度是非常高的,肯定会带来丰厚的回报。
据中国老龄产业协会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养老市场需求达8000亿元,但满足这一需求的有效供给远远不足。专家分析指出,长期以来,政府及企业对老龄产业的认识普遍停留在“投入大、风险高、回报少、公益性强”的阶段,致使整个产业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品牌产品,总量偏小、投入不足,结构单一、功能泛化、效益低下,远远不能满足老年人全方位、多层次的养老需求。
值得欣慰的是,政府和一些有远见的企业看到老年人对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影响”,力图做大这块产业蛋糕。近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税收、信贷、财政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调动投资者的积极性,探索老龄产业发展路径。我们有理由相信,不远的将来,中国将会产生越来越多具有品牌号召力、社会影响力的养老服务机构,填补这一市场空缺。
不断增加的老年人口、以及空巢家庭、高龄老人、孤独老人、病残老人,对我国专业化的养老护理服务提出了庞大需求。
据了解,我国已经有了养老护理员职业,但人才极为缺乏。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介绍,全国养老护理员有2万余人,但需求量约为1000万人,缺口巨大。
专业化服务队伍的欠缺问题已引起全社会关注。北京市政协公布的调研报告显示,预计未来5年将有47万名老人需要护理型照顾,其中大部分人只能居家接受护理。而北京市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只有4000多人,且基本上都在养老机构,没有进入社区。
需求与供给方面的巨大落差,迫切需要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制定有利准入政策、规范行业发展标准,调动一切社会资源与发展热情,迅速培育、壮大这一专业服务人员队伍,让老年人享受得起、享受得到优质的护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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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这是由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中得出的沉重结论。西安市作为拥有八百多万人口的省会城市,老龄化问题不容忽视。分析西安市人口老龄化发展现状,有助于研究其老龄化进程及提出相关的方案。
西安作为陕西省会,人口众多,人口基数大,因此老龄人口占全市人口的比例很高,60岁以上老年人占全市人口的14.83%。随着社会科技的进步和经济不断发展,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水平已大幅度提高,平均寿命不断延长,西安市人口的平均寿命已从建国初期的45岁延长到目前的76岁。在1998年,西安市60岁以上人口数量占全部人口的13.15% ,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8.94% , 按国际通用标准衡量,西安市已达到老年型城市。到2008年,这两项指标分别达到14.83%和8.46%,与十年前的1998年相比,分别提高了1.68个百分点和下降了0.48个百分点。据预测,西安市从2000年到 2025年,老年人口系数将由9.5%猛增到18.4%,到2035年全市老龄人口将接近 250万人,老年人口系数将达到21.2%之高。由此可见,西安市未来人口老龄化趋势严峻。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的同时,老年人口的数量也在迅速增加。截至2008年底,西安市常住人口为837万人,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到124.21万。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西安市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为109.13万人,占总人口比例12.89%;65岁及以上人口为71.64万人,占8.46%。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9.38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9个百分点,反映出西安市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1964,1982,1990,2000,2007年西安市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20.99万,38.32万,49.05万,74.39万和105.31万人口,老年系数为5.45%,7.26%,7.94%,10.23%和13.77%。
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提高和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当前老年人问题已成为公众普遍关心的热点。目前,西安市应对人口老龄化体系处于初步形成和逐步完善阶段,面临着一些问题。
目前我国离退休人员社会福利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还不是很高,这既是“未富”状态下的反映,也说明了“先老”尚处于初期阶段。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的逐步提高,离退休职工数量将迅速增加,他们的社会福利费用预测在2025~2030年将超过国民收入的10%。可能会逼近或者突破国家财政和经济发展“警戒线”,从而使政府财政陷入困境。西安市也是如此。2006年西安市离退休人员的社会保险福利费用支出比较2001年增加了68.51%。西安市政府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高达6.35亿元,比2005年增加了28.9%,使政府财政面临着巨大压力。
人口老龄化也增加了医疗消费支出的压力,导致了就诊费用的逐年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1年的一份预测报告表明:2000至2050年,与年龄有关的社会支出的增长至少一半是由医疗卫生以及长期护理引起的,人口老龄化将导致与年龄有关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2000年的平均小于19%上升到2050年的 26%。其中,卫生保健和长期护理以及养老金费用的增长几乎占了一半。我国研究表明,年龄是我国居民医疗卫生支出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60岁居民的医疗卫生支出要比40岁居民高出50%以上。同样的,人口老龄化也增加了西安市医疗消费支出的压力。在2005年,西安市离退休人员用于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较2001年增加了63.38%,财政供养人员的医疗卫生费用也由2001年的2.21亿元增加到了2005年的2.37亿元。
针对老龄化问题讨论其相应的政策和策略。西安市在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上应该结合西安市的实际,找到最适合的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措施。
老年社会保障问题首先是收入问题。西安市对离退休人员实行提高最低生活标准和离退休工资与物价指数挂钩的办法,使老年人口的基本生活得到了保障。但是,这种名义工资增长率往往低于实际工资增长率,使养老金实际水平呈下降趋势。因此,应考虑按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加以调整,逐步增加对老年人的保险费用投入。
要科学的规划以及设计西安市养老服务体系,要把逐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当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重点,用以探索建立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照料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家庭养老的基础性功能正在迅速弱化,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强化家庭养老的基础地位;同时也要积极推进居家入户服务,组织老年人互助服务,推动志愿者进行服务,使老年人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在社区范围内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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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容量是指全球或者是某一地区的资源能够供养的人数是多少,人口容量问题日益严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人口容量问题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要:人类对人口容量的关注与研究已有近400年的历史。对人口容量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人口与经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这种研究自本世纪中叶以来,随着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日益紧张,而受到普遍的重视和青睐。
关键词: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适度人口
一、人口容量研究的意义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在他的著作《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中注意到,在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中,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土壤学和农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以及学术政治家们都做出了努力和贡献,而非常奇怪的是,人口学家们却一直保持着沉默。一位著名的人口学家曾对他说,人口学家们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它所包含的相互关系太复杂,至今在这一问题中所使用的标准都很主观,过去的种种努力都显得很愚蠢。另一位人口学家则认为,人口承载力的问题至今还无法回答,但随着自然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最终会得到回答。而科恩自己认为答案现在不会有,以后也永远不会有,而对人类承载力的估计的真正价值在于其在启发认识和指导行动中所起的作用。
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是客观存在的,很有研究的必要。其主要论点是:(1)人类生存环境是有限的,地球所能提供的资源也是有限的;有限的空间、资源、环境条件对于所能容纳的包括人类在内的任何生物种群的数量、规模都有一定的客观规定性;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看,环境人口容量及其对人口增长和数量规模的限制作用都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2)正是由于人口容量研究具有一定的难度,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有一定差距,研究方法也还有待改进,才值得我们去研究;(3)人口容量的研究并不只是一个最大人口规模数值问题,人口容量的研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在研究人口容量的过程中可以全面系统地分析该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其协调发展关系,为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居民安居乐业提供科学依据。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能过于片面和狭窄;(4)对人口容量的研究有助于加深人们对控制人口必要性的认识,有助于正确理解人口与各环境因子的关系和识别危机区域;(5)研究人口容量可以了解各地区人口压力的真实情况,揭示人口分布现状的本质,为地区人口迁移、人口再分布政策和人口与经济发展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二、人口容量的定义
关于人口容量的思想实际上是古已有之。中国历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有关保持人口与土地的平衡,使有限的土地负担一个大小适当的人口的思想,就是人口容量问题的一些最初考虑。但人口容量作为一个科学概念的提出,只是也只能是最近几十年的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其的定义为:某一国或某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简而言之,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三、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四、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1、单因子分析法。此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的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五、对中国人口容量有待进一步研究
人口容量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是基于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现实。对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具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人口容量问题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并为中国人口容量研究填补了空白。
应该看到,由于人口容量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同,在人口容量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歧义。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最大和最优人口数量虽然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但如何从现实人口出发,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寻求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人口容量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的大背景下,这样就可以走出人口数量的狭窄圈子,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
笔者认为,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做进一步研究:(1)关于人口容量的内涵与外延应作进一步探讨,以求得共识;(2)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应加以规范和确定;(3)要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人口容量研究,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
六、总结
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问题是在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探索中十分敏感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对它的认识将影响到对人口态势的认识、对人口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对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确定、对人口与环境、资源协调发展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和努力。回顾与总结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问题研究的成果,不仅将使我们对人口容量研究的现状有一个较明确的认识,有助于对此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而且对增强我们对人口发展变化规律性的认识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的实践,都会有所帮助。
. 【摘要】以中国实现全面小康为目标,在对影响人口容量的七大因素: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做出相关假设条件的基础上,将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视为承载中国人口的基础,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通过分析,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应为12.62亿人。
【关键词】适度人口;最大人口容量;中国
1.引言
“一票难求”、“用工荒”以及“房价”等问题是最近几年中国各大媒体以及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究其原因,都与中国人口数量有着密切的联系。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总人口约为13.39亿人,比2000年增加7390万人[1]。从经济、资源和环境三方面综合考虑,中国的人口是否处于可持续范围内?具体说来,到2020年中国最多可以容纳的人口数量为多少?本文将尝试着从较为客观的角度上来分析这个问题。
2.文献综述
人口容量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2]。通常认为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所研究的最大人口容量是指从以上七个方面综合考虑,所能承受的最大人口数量,而且该人口容量是指常住人口,即所能承受的最大常住人口数量。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
国外学者从静态、动态以及适度人口增长率等方面提出了人口规模、福利适度人口、适度增长、适度调控以及相关的人口零增长等测算适度人口的理论模型[3]。
国内学者在测算适度人口时,综合考虑各个约束条件的主要具体研究方法有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P-R-E模型法和P-S可能满意度法。其中以多目标决策分析方法进行研究的主要有:杨莉、冯九璋、马士香、徐路(2006)从建设用地、可供水量、GDP总量和就业人数四个方面对哈尔滨市2010年的经济和自然资源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4]。王爱民和尹向东(2006)对经济、资源、生态和空间四个子目标约束下的适度人口进行了评估[5]。潘竟虎、黄晓峰、魏延强和王芳(2008)从用地空间、可供水量、绿地指标、GDP和生态足迹五个方面对兰州市中心城区的适度人口与最大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6]。彭理达、王少平和杨海真(2008)基于就业岗位、绿地面积和水面积提出了计算城市适度人口的方法[7]。曾维华和杨月梅(2008)采用不确定型多目标优化方法,通过建立区域环境承载力优化模型,对北京市通州区适度人口规模进行了预测[8]。王宇和高向东(2009)从劳动力需求、资源环境和公共功能三个方面综合考虑,对大连市2020年的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预测[9]。利用P-R-E模型进行研究的有:林国钧、田�和杨菊(2005)那个P-R-E模型,通过建立二元回归模型测算了贵阳市的适度人口[10]。刘雅轩、张小雷和雷军(2007)基于P-R-E模型对新疆的适度人口进行了实证研究[11]。崔新峰和杨莲(2010)运用P-R-E模型对贵州省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2]。使用P-S可能满意度法的主要有:陈家华、文宇翔和李大鹏(2002)利用EOP-MM和P-S良好总模型估算了上海浦东新区未来可能的适度人口规模[13]。吴喜平、米红和韩娟(2006)利用P-S法建立了一个集经济、社会生活、人口密度和生态环境与资源的指标体系,对厦门市适度人口容量进行了测算[14]。
可以看出,国内外学者皆对适度人口进行了较多的探讨,并利用一定区域内的相关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大部分的研究只是针对某一省或市或是更小范围内的区域,而对中国总体的适度人口规模及最大人口容量的探索则较少。此外,基于考虑的约束条件为多个,最终应以哪一个因素或者如何确定各因素的权重对适度人口测算进行的处理主要采取的是主观评分,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再有大部分研究都注重于对适度人口的测算,而对测算最大人口容量则稍欠关注。本文则从较为客观的角度出发,综合考虑中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以及“十二五”规划甚至更远的发展目标,提出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测算方法并对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估计,以此提出关于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和谐发展的一些思考。
3.分析方法及假设条件
前述提到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以下七个方面:地域的开放程度、时间规定性、生产力水平的高低、生活水平的高低、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和承载人口的基础。本文也从这七个方面出发,尝试着提出一个测算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思路。
第一,地域的开放程度。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参与国际事务并融入经济全球化,因此,在分析中国人口时,不能假设中国处于一个封闭式的环境中,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相反,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全球化层次的提升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开放程度有扩大的趋势。然而,无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开放程度有多高,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资源与产业最终只能依靠本国,而非完全依赖进口。在本文研究中,假设中国的开放程度依然以现有速度扩大,水资源完全自给自足,不依赖国际贸易。
第二,时间规定性。由于人口数量受众多因素影响,因此在进行人口数量预测过程中,常常需要规定一定的时间范围,而且该时间范围不宜过长,时间跨度太长容易造成预测的准确率降低,从而导致预测无效。当前,中国正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计划在2020年可以实现全面小康,因此,本文以2020年为限,以全面小康标准为基准,对中国2020年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三,生产力水平。随着生产力水平的逐步提高,人们对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以及生态环境的改善能力也将提高,从而在一定程度可以扩大人口容量。考虑到矿石资源虽不可再生却可以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找到替代资源,本文将不以其作为限制人口容量的瓶颈式约束。同时,随着新能源的开发与利用等技术进步,可以大大提高改善生态环境的能力,故此,在本文的研究中,将不对生态环境所形成的约束进行单独分析,而对其与资源结合形成的约束进行分析。
第四,生活水平。在一定的产出水平条件下,生活水平高则会减少人口容量。本文则以中国所提出的全面小康标准的生活水平为基础,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预测。
第五,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会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贫富差距,然而,从中长期看来,其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最大人口容量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文不对我国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给予重点研究。
第六,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前人已对人口容量做了许多的研究,其中数量较多的是适度人口容量,还有部分最大人口容量等,本文研究中国2020年最大的人口容量问题。
第七,承载人口的基础。通过回顾文献可以发现,前人一般认为承载人口的基础包括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但关于最终是以某一关键因素为基准还是综合考虑各个因素来确定适度人口容量,学者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应该以经济来衡量一定区域的适度人口,有人认为应以资源环境为约束条件,预测适度人口,也有人认为可以根据目标区域的特点确定该地区的瓶颈性因素,并以此为基准预测适度人口,还有人认为应该综合考虑资源、环境和经济三大方面,最终或者对每一个因素约束条件赋予一定权重,或者取三者平均值来确定适度人口规模。本文也综合考虑资源、环境与经济三大方面,以此预测2020年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在上述假设条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在到2020年期间中国耕地面积以及水资源总量的大致变动趋势可以较为准确的预测,同时考虑到中国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的标准,本文选取三个数量指标:GDP、耕地面积和水资源总量作为衡量承载人口的基础。据此构建计算我国最大人口容量的模型:
maxP
s.t.GDP/P ≥PGDP0 (1)
ACL/P ≥PACL0
TWRV/P ≥PTWRV0
其中P表示中国人口容量,GDP表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PGDP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要达到的标准,ACL表示中国耕地面积,PACL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至少要达到的标准,TWRV表示中国水资源总量,PTWRV0表示2020年中国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要达到的标准。
4.数据分析
依照规划,中国“十二五”期间保持GDP增长率在7%左右,那么,本文在2010年GDP的基础上,假设在未来二十年中国GDP的增长率为7%,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应该比2000翻一番,达到人均GDP为3000美元,但由于预测这一期间汇率变动较为困难,而2000年中国人均GDP为7856元,那么到2020年中国人均GDP至少应为15712(7856�2)元,本文则以人均GDP为15712元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由温家宝总理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数据计算而来。
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中国到2020年要确保耕地面积保有量在18.05亿亩及以上,依据世界粮农组织的相关计算,人均耕地面积至少为0.8亩,本文则假定中国2020年耕地面积为18.05亿亩,同时以人均耕地面积至少应为0.8亩为基准。具体数据如表2所示:
数据来源:《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2006-2020)》以及世界粮农组织报告
关于水资源总量,则依据《中国统计年鉴2010》中数据,选取近十年的水资源总量数据,以此计算出水资源总量平均增长率,预测出2020年中国水资源总量。同时,联合国粮农组织计算的人均水资源总量应该在1700立方米,于是本文以人均水资源总量至少为1700立方米为基准。具体相关数据如表3和表4所示: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
数据来源:根据表3数据计算而来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的相关报告
5.结论
将表1、表2和表4中数据带入(1)式,计算得出:
maxP=12.62(亿人)
即要保证中国2020年人均GDP为2000年人均GDP的两倍,人均耕地面积至少0.8亩以及人均资源总量至少1700立方米,中国2020年的最大人口容量为12.62亿人。
6.关于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一些思考
本文所预测的中国最大人口容量仅是在人均GDP、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水资源总量的约束下的最大容量,并未考虑分配方式与就业、耕地利用率以及水资源的利用率和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可以认为是较为客观的最大人口容量,而能保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适度人口应当比12.62亿人更少。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国际贸易越来越普遍,人口流动也越来越频繁,同时,中国素有“世界工厂”之称,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就业率和GDP总量,但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不少“洋垃圾”,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环境造成了影响,也约束了中国人口的发展。距离2020年将近20年时间,要想将中国人口从13.39亿控制到12.62亿,需要从各个方面着手解决。为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多做努力,促进中国实现全面小康:
第一,重视产学研一体化,加快科学技术与技术进步向生产应用领域推广,推动理论与实践更好的结合。加大高等教育投资力度,确保高等教育毕业生具有随时适应各类工作的能力与素质,提高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规范职业教育,促进农村劳动力人群快速就业,加强专业技能培训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减少结构性失业,扩大人口容量。
第二,关注弱势群体,本文研究皆以人均指标为基准,而现实生活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象常有发生,应当在经济总量快速发展的同时注重分配的公平性,从根本上杜绝投机性商业行为,保证社会和谐。
第三,加大政策推行的宣传力度,让人们真正理解“退耕还林”、“退耕还草”、“家电下乡”等的基本初衷,并严格实施,防止部分人从中谋取私利,促进分配公平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扩大中国实际人口容量。
第四,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保证农用化肥及各类种子的质量,避免减少为数不多的耕地面积的生产能力,从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出发,科学合理地提高耕地利用率,确保中国粮食的可持续生产,以供养较多的人口。
第五,加强水资源节约与减少水污染的宣传教育力度,从根本上促进水资源的合理科学使用,鼓励开发节水技术并加快推广实施利用,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解决干旱地区水资源问题,扩大中国最大人口容量。
此外,本文仅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数量方面的研究,关于人口的结构与质量等方面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4,28,[2]郁晓静.人口容量问题研究[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401):12-13.
[3]李竟能.现代西方人口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286-317.
[4]杨莉,冯九璋,马士香,徐路.哈尔滨市适度人口容量分析[J].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2(3):13-20.
[5]王爱民,尹向东.城市化地区多目标约束下的适度人口探析―以深圳为例[J].中山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45(1):116-120.
[6]潘竟虎,董晓峰,魏延强,王芳.兰州市中心城区适度人口测算分析[J].西北人口,2008,29(3):50-54.
[7]彭理达,王少平,杨海真.基于经济和环境资源多目标的适度人口容量预测―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J].四川环境,2008,27(1):125-128.
[8]曾伟华,杨月梅.环境承载力不确定性多目标优化模型及其应用―以北京市通州区区域战略环境影响评价为例[J].中国环境科学,2008,28(5):667-672.
[9]王宇,高向东.多目标约束下的大连市适度人口[J].沈阳大学学报,2009,21(2):5-13.
[10]林国钧,田�,杨菊.贵阳市适度人口研究[J].贵州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5,22(4):431-434.
[11]刘雅轩,张小雷,雷军.新疆适度人口初步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7,21(5):35-40.
[12]崔新峰,杨莲.基于P-R-E模型的贵州省适度人口初步研究[J].商业现代化,2010,609:124-125.
[13]陈家华,文宇翔,李大鹏.有关区域合理人口规模定量研究方法的讨论[J].人口研究,2002,26(3):26-32.
[14]吴喜平,米红,韩娟.厦门市适度人口容量的测算[J].发展研究,2006(10):52-56.
摘要:今后的城市发展将更关注城市环境的改善,创造良好的城市环境将是城市规划与管理的主要内容。文章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因素,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对限制人类活动的环境资源进行分析,并得出南京城市的综合人口容量,为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人口规模确定提供科学依据。
关键词:资源与环境;人口容量;南京市
1引言
合理预测城市人口规模是控制城市建设用地规模,保证城市规划对城市发展发挥有效调控作用的一个关键性前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已深入人心的当今社会,未来的城市发展将不再以牺牲环境、牺牲秩序为代价进行盲目扩展,城市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也就是人口的合理容量问题。城市发展的本质将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谐,城市发展重心将更多地关注结构优化和生态改善,实现城市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要求。
本文试图从创导城市良好环境的角度进行城市人口容量的研究,分析不同资源与环境要素对人口造成的限制和影响,从而为城市总体规划中城市适宜人口规模的预测提供科学合理的研究依据。
2 人口容量及其研究方法
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力或人口承载量。从生态角度出发,人口容量的基本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的人类生态系统(某一国家或地区)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从资源载体角度出发,资源人口承载力是“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和一定生活水平下资源所承载的人口限度”。城市人口容量指在特定时期内城市这一特定的空间区域所能相对持续容纳的具有一定生态环境质量和社会环境质量水平及具有一定活动强度的城市人口数量。
国内人口容量的研究,多从某一主要影响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进行定量为主的探讨。如李王鸣从自然环境要素和人文环境要素等方面对杭州市良好环境理念下的城市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1];李侃桢通过用地分析对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进行了研究[2];曾勇通过不同类型区建设用地总有效供给量与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值之比,求算上海浦东新区不同类型区适度人口规模[3]。
纵观国内外人口容量的量化方法,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套成熟完善的方法可循,但是归纳起来一般有以下几种:以资源为载体的资源平衡分析法,包括单因子平衡分析法和土地资源分析法等;综合社会、资源和经济各项指标的数学规划法,包括有线性规划法和目标规划法;以及系统动力学方法等。
本文采用多因子的资源综合平衡法,即以资源为载体、以资源人均需求量为标准,利用多个因子进行平衡分析。该方法依照人口容量是资源最大承载能力的理解,根据某一资源或环境容量的承载力,按人均需求估算人口容量。
3基于资源与环境因素的南京市人口容量分析
3.1 影响南京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筛选及其测算方法
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两大方面。前者主要有用地空间、水资源、生态环境等,是人口容量的主要限制因素,可称之为刚性影响因子;后者诸如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劳动力素质、生活水平、科学技术等,对人口容量的影响富有弹性,可称之为柔性影响因子。本文从自然因素对城市人口容量的影响进行分析。
对于城市规划研究来说,必须将资源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既要考虑对维持城市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条件,又要考虑环境因素。资源条件通常指土地资源条件、水资源条件等,常见的环境容量分析涉及的内容有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等等。
结合南京城市资源与环境状况,同时指标的选取体现针对性、客观性和全面性的原则,南京城市人口容量的资源与环境因素主要考虑土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等方面。基于南京市所处的地区是水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不够成对人口容量的短板限制因素,因此不考虑水资源供给因素的影响。
3.2 土地资源因素
3.2.1 可用作建设用地的人口容量
从适合城市发展建设的视角来看,可以将土地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目前不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水域、滩涂等;第二类是禁止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耕地保护土地和生态敏感保护区;第三类是可用作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已用的和未用的建设用地。
依据相关规划计算出可用作建设用地的面积,同时依据人均城镇建设用地国内标准(120 m2 /人),得出南京市域的远景极限人口规模约1270万人。
3.2.2 生态用地的人口容量
通过碳氧平衡法研究氧气和二氧化碳的消耗和补给关系,根据生态用地制氧能力与城市氧消耗量的对比,计算城市生态用地定额。
统计林地、耕地、园地、牧草地等生态用地面积,根据换算系数换算为等效森林面积,作为供氧面积;同时,为保证陆地植物大气碳氧平衡贡献率,耗氧面积与供氧面积之比应不高于60%;即耗氧面积A最高为供氧面积*60%。
其中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如下表所示。
表1各个类型对等效森林面积的换算系数
根据呼吸过程CO2-O2平衡计算,同时考虑工业耗氧量以及其它动植物的需要,在不考虑大气环流的情况下,为保持碳氧平衡,现代城市每人必须拥有200平方米的绿色空间。
依据南京市域的等效森林面积,以及现代城市人均绿色空间标准,得到生态用地最高可容纳的远景人口数量约1500万人。
3.3 水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3.1 水环境容量计算
水环境容量是指在水体功能目标约束下,某一特定的水体控制单元所能容纳的某一污染物的限值。这里主要采用水环境中COD排放量,计算水环境容量对人口的制约限度。南京市的水环境容量采用南京市域主要地表水体的COD排放量计算。
依据相关计算和《江苏省水环境容量核定研究报告书》(2004)的研究成果,得出南京市地表水水环境容量(COD)约为215766.2吨/年。
3.3.2 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容量计算
按我国发达地区水平,人均COD排放量标准为12.3(kg/人·年),得出南京市基于水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1754万人。
3.4 大气环境容量因素分析
3.4.1 大气环境容量
应用《制定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技术方法》(GB/T13201-91)中推荐的A—P值法中的A法计算市域范围的理想大气环境容量如下所示。
表2南京市大气环境容量(万吨/年)
3.4.2 基于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计算
采用SO2、NO2、PM10的人均排放标准分别为24.7kg/人·年,23.3kg/人·年,9.0 kg/人·年,来计算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表3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
对以上结果取平均值,得到远景大气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为870万人。
3.5 综合人口容量
以上分别从土地的可建设用地资源、生态用地资源、水环境容量、大气环境容量四个要素对南京远景的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得出远景单一限制因素下的人口承载力如下表所示。
表4多因素人口容量汇总
对表4的数据分析,大气环境容量成为制约南京人口的短板因素,其确定的人口承载力成为制约城市人口发展的极限值。因此,得到远景南京市综合人口承载力约为870万人。
4 结论与建议
本文结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对人口容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探讨,论述了城市资源与环境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并应用资源平衡分析法对资源与环境容量的人口承载力进行了计算。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南京城市外来人口不断增加。而且随着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逐渐深入,户籍准入门槛逐渐降低,暂住人口转为定居人口的比例将逐渐提高,对南京市的人口承载力是巨大挑战。因此,必须在大力改善生态环境、城镇建设环境的同时,积极调整产业与人口的空间分布,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和水资源潜力,提高城市的人口容量。
参考文献
[1] 李王鸣等.基于良好环境理念下的城市人口容量研究—以杭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2003,23(1)
[2] 李侃桢等.南京主城人口合理容量研究[J].城市规划,2OO3,27(5)
[3] 曾勇等.上海市浦东新区土地利用与适度人口规模研究[J].人文地理,2OO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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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距离服务”的概念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其内涵十分广泛。“零距离服务”最初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是指从资源、技术等方面为客户提供最专业、最友善、最及时的服务。其基本原则是“亲切、快速、准确、优质”,突出强调职业化的服务形象、专业化的服务技能和亲情化的服务态度。
近年,“零距离服务”问题逐步应用于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体系之中。特别是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零距离服务”已被社会各界所认可。对于人口与计生领域的单位和个人而言,“零距离服务”就是以为民、便民、惠民为宗旨,通过点面结合,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精细化、个性化服务。特别是通过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安全、高效的计划生育服务,进一步提高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知识普及率、长效避孕措施落实率、降低育龄妇女意外怀孕率以及常见生殖道感染患病率,从而不断提高育龄群众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保健水平,不断提高育龄妇女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度,达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目的。
切实方便群众,密切干群关系,做到依法行政不侵权、优质服务不失信、廉洁爱民不谋私,提高群众对人口计生工作的满意率。开展“零距离服务”,可以使人口与计生领域里的部门、单位和个人切实把握群众需求的多样性、群众利益的多元化,多干暖人心的事,多办惠民生的事,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人口与计生领域的“零距离服务”,就是要从群众最迫切的需求出发,在计划生育宣传咨询、技术服务、政策兑现、维权服务等方面,最大限度地从服务距离、服务方式、服务时空、服务内容上贴近广大育龄群众,始终坚持依法服务,推行按需服务,落实一线服务,争创一流服务,赢得群众满意。
(1)国策制定与配套制度的零距离,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在实施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下,“单独二孩”政策仅仅是国家统一制定的规范性要求,其他相关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必须与之相配套、相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具体实施办法或方案也必须及时健全和跟进,从而实现政策、制度与措施本身的零距离,使其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2)宣传咨询服务的 “零距离”,
树立其职业化的服务形象。以建立新型婚育文化为目标,把人口计生政策法规、服务程序、生殖健康知识作为宣传的重点,开展形式多样的面对面宣传教育,使宣传内容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语言温馨,通俗易懂,实现宣传服务零距离。一是宣传、咨询的零距离。采取划片定员、分片包干等形式,组织基层计生工作者分别按月访视、季访视、年访视服务对象,及时主动上门向群众面对面宣传计划生育政策,讲解生殖健康科普知识,赠送宣传资料,确保上门宣传服务率、群众政策知晓率的有效提升。二是计生培训工作的零距离。充分发挥社区、人口、学校作用,积极开办婚育班、生殖保健班、人口政策班等,进行面对面培训和多媒体教学。要充分尊重群众培训需求,按照不同对象,科学制订教学计划,分类设班,按需培训,提升培训效果。三是宣传阵地的零距离。在人口集中的村庄、广场、村部院内建立载体稳固、内容规范、创意新颖、图文并茂的宣传碑、宣传牌、宣传灯箱、永久性标语、公示栏等,及时清理内容不规范、形式太随意、内容残缺不全易产生歧义的户外宣传标语。四是宣传活动的零距离。要创造条件,积极组建计生文艺宣传队,或者依托群众自乐班、社会文艺团体,排演群众喜闻乐见的人口计生节目。充分利用5·29协会活动日、7·11世界人口日、元旦、春节等节日,开展面对面计生宣传活动,零距离向群众宣传计生政策,开展计生政策、优生优育及生殖健康知识咨询,营造宣传氛围,提升宣传效果。五是媒体宣传的零距离。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宣传优势,升级或改版相关人口与计生门户网站,增设互动平台、生殖健康等栏目,利用QQ群、微博、微信、短信群发、服务热线等形式开展互动宣传。
(3)技术服务的零距离,提高其专业化的服务技能。一是孕情检查服务上门。对辖区内所有已婚育龄妇女,以B超为主进行孕情检查。在孕检前要确定“两对照”(对照孕检对象的身份证、对照孕检对象本人)、“三把关”(计生办主任或村支书、孕检医生、村计生专干三人把关)的工作程序。在孕检中要严格执行“一医一检一签字”制度,谁孕检谁签字,不能代签。对查出的违法怀孕对象,必须在当月内全部落实补救措施。对因特殊情况不能集中参加孕检的,计生人员要发挥入户随访的优势,“一对一”用试剂进行检查服务。二是术后技术服务上门。技术服务人员要按规定时间上门为术后、产后育龄妇女提供规范的随访服务,向群众宣传优生优育、生殖保健、避孕节育等科普知识,做好访视内容记载。三是生殖健康服务上门。扎实推进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服务进家庭”行动,对常见生殖健康疾病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要按照避孕节育和生殖保健服务的要求,开展保健咨询、指导治疗、跟踪随访,及时收集、汇总、分析参查和患者信息,组织开展生殖道感染后续防治服务。着力落实出生缺陷一级预防六项任务,加强宣传倡导和健康促进,开展优生咨询、高危人群指导、营养素补充和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对计划怀孕夫妇实行有组织有计划的优生检查和指导服务,将出生缺陷预防关口前移,最大限度降低出生缺陷的发生风险,避免不良妊娠结局。四是药具发放服务的零距离。及时将药具发放网络向人口相对密集的居住地、积聚地、活动场所和公共场所延伸。在农村以乡镇服务所、村计生服务室为发放服务网络,在城市依托社区、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形成“多渠道、全方位、开放式”的药具发放网络,扩大发放覆盖面。采取主动式发放和需求式服务相结合,普及性发放和个性化服务相结合,定点发放与流动服务相结合,药具网络发放与社会网络发放相结合的办法,提高群众的药具易得性和自我保健意识。
(4)政策兑现的零距离,形成其亲情化的服务态度。按照为民、惠民、便民原则,落实便民服务规章制度,生育政策、优惠政策、证明证件办理等有关政策兑现要做到零距离、零差错、零收费。一是办事、办证服务的零距离。全面实行“限时服务、即时服务、上门服务、预约服务”。及时公开办事、办证程序,对《流动人口婚育证明》《生育保健服务证》《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二女户父母光荣证》等证件要限
时、保质办结。对不符合办事条件的,要实行一次性告知制,并耐心说明情况,不得无故刁难办事群众。对活动不便的残疾人或老年人,要安排人员上门为其提供办事服务。通过建立办事办证“零距离”通道,拉近与群众的关系,杜绝“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现象。二是优惠政策落实的“零距离”。认真落实国家和省、市、县制定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确保惠及城市独生子女户和农村计生“两户”的各项奖励优惠政策实现全覆盖。城市独生子女户和农村“两户”家庭该享受的优惠政策,要在第一时间落实到户;奖励扶助对象、特别扶助对象、特困救助对象要准确确认、及时上报。同时,要做好人口计生政策与相关民生政策的衔接配套,努力满足计划生育家庭在优生优育、抵御风险、生殖健康、养老保障等方面的需求,提高他们的保障水平和自我发展能力,保证他们优先享受改革发展成果,让他们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三是维权服务的零距离。切实做好信访工作,真正把来访群众当“家人”,把来访信件当“家书”,把反映的问题当“家事”,及时按规定程序处理。对所反映的问题,妥善做好分类化解,能解决的解决,不能解决的依据政策,说明原因;立案解决的,要及时书面答复本人,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四是流动人口计生管理与服务的零距离。建立健全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运行机制,切实保障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合法权益,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为流动人口提供就业、办证、租房、子女入托入学等综合服务,制定并落实相关优惠政策,为流动人口提供维权服务、困难救助、免费的计生基本项目技术服务。积极开展送政策、送信息、送温暖、送服务、送药具“五上门”服务活动,切实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均等化的服务。
实现人口与计生工作的零距离服务,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对于每一位基层计生工作者来说,其思想认识水平的提高、业务素质的提升,还有相关制度措施的建立完善,都需要一个过程。实现其零距离服务的保障措施主要有:一是提升理念,落实责任。各级人口与计生干部是落实“零距离服务”的主体,要不断强化“服务人员就是公仆、服务对象就是主人、服务质量就是生命”的服务理念。二是完善制度,简化程序。要将“零距离服务”内容涉及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进行全面审查和修订完善,切实落实首问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一次性告知制、收费公示制、追踪问效制、责任追究制等各项“零距离服务”工作制度。实现“一个窗口”对外、“一体化”办公、“一站式”办结、“一条龙”服务。三是调查民意,掌握需求。通过走访城乡群众和服务对象、发放民意调查表、公布热线电话、有奖举报箱、政务公开栏、人口网“互动平台”等多种形式和方法,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建议,掌握群众需求,为“零距离服务”专项行动奠定良好的工作基础。四是提升素质,转变态度。计生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业务素质,适应计生工作技术发展要求,科学完善“零距离服务”工作流程,规范办事程序,转变工作态度,以亲情化的服务提高工作的满意度。五是强化指导,加强监督。要建立健全“零距离服务”效能监督检查制度,以有效的问责力避免责任不清、相互推诿、乱收费等现象发生,最大限度减少违反办理规定和办理人员擅自离岗造成的误时、误事现象,确保“零距离服务”高效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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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年轻人数量减少,同时,年长人数量增加而出现老年人比例增长的动态过程。国际上基本上是将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者将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某地区或某国家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我国老龄化发展快速,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中国财政政策报告2010/2011》透露: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到2050年,我国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图1显示了1982年到2011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龄化人口的增长状况。
从上图可以看出:自1982年到2011年,我国老龄化态势发展迅速。例如,在198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4991万人、4.9%,在2002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9377万人、7.3%,然而,在2011年,我国老龄化人口及比例分别为12288万人、9.1%。在30年间,增长率约为146.20%,平均增长率约为4.873%,很明显,我国老龄总人口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
首先,从老龄人口数量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农村老龄人口比城市老龄人口多。例如,在60-64岁、65-69岁、70-74岁、75-79岁、80-84岁、85-89岁、90-94岁和95-99岁时,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分别为3309758人和1491823人、2365669人和1017491人、1851058人和868098人、1355747人和621766人、771285人和333147人、326641人和133128人、87601和36178人、18110人和7950人,农村老龄人口约为城市的2.2倍、2.36倍、2.13倍、2.18倍、2.32倍、2.45倍、2.42倍和2、28倍。从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看,在各个年龄段中,总体来说,农村老龄人口的比例要高于城市老龄人口比例。例如,70-74岁,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18.35%和17.92%;85-89岁间,农村和城市的老龄人口比例分别为3.24%和2.95%。
说明:劳动收入为居民劳动所得,养老金为离退休养老金,保险金为失业保险金,保障金为最低生活保障金,财产收入为财产性收入,家庭供养为家庭其他成员给予的资助。)
从图3可以得出:1.农村和城市老龄人口的劳动收入分别为4154038元、29836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14倍;2.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离退休养老金分别为463789元、2990182元,城市为农村的6.5倍;3.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分别为452284元、105310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3倍;4.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分别为18879元、30788元,农村约为城市的0.613倍;5.农村与城市老龄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的收入分别为4816425元、1011831元,农村约为城市的4.76倍。虽然农村老龄人口的总收入现状比城市的好,但是,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各地区农村社保体系建设的差异性以及经济全球化冲击等条件,我国农村老龄人口的收入潜力下降,所以,为加快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探索人口老龄化条件下增加农民收入的途径,特别是我国西北地区。
在老龄化背景下,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因素很多,主要有:经济不均衡发展所导致的各地区生活水平、农村老龄化人口的身体素质、农村社保体系的覆盖面和有效性、农村老龄化人口从其他家庭成员获得收入的持续性、环境风险和物价风险对农业收入的影响等。针对以上的问题,可能的解决措施有:
(1)加大制定与出台差异化的政策与措施。我国相关部门应依据不同地区农村老龄化现状,科学与合理的给农村社保体系建设强大的资金支持,并对农村社保体系建设情况进行定期审查、评估与修正,切实的将国家惠农政策落到实处。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优化支农政策体系,提升农业综合效益。此外,加强对建设和执行农村社保体系的相关人员进行一定程度的监督与教育是非常必要的。(2)为地方金融机构提供优待政策,扩大地方投融资的范围。建立和培育多层次、多元化与综合性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调整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向,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地方金融机构对农业支持的覆盖面。我国政府应当鼓励地方金融机构加快自身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农民提供更广阔的融资渠道。(3)加大对趋于老龄化和老龄化的农村居民进行相关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建立农民就业和社会需求相衔接的体制与机制。加快农业科学技术成果的推广和应用,重视示范效应和改善农村生产的质量和效益,逐步建立与完善农村与市场互动的信息服务体系网络,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步伐。(4)加强农业保险的预防体制在农业收入方面的作用。地方政府应当积极的倡导和鼓励农民给自己的农作物买保险,当损失发生后,政府可以给已经买保的农户和保险机构一定程度的补贴。(5)当地政府适时的、适当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农民可以将自己的储蓄投资于政府债券,地方政府应将融资合理的投资于当地的实体经济。另外,一方面,政府可以建立农产品期权与农业风险基金帮助农民多渠道的增加收入;另一方面,当地政府应当鼓励和引导农村老龄人将农忙过后的时间投入到当地民俗文化传播和民俗工艺品制作中去。例如,在农村建立手工艺品制作小团体,然后,定期集中收购与销售,这样,老人们可以通过闲暇获取一些额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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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虽然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数量大和国民素质不高仍是我国人口的基本特点,而且目前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很快,我国正面临着人口日益老龄化的问题。
这些问题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带来了很大的影响,人口数量大使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少,加速了资源的消耗,加剧了资源危机、环境恶化。大量人口给社会带来严峻的就业压力,导致我国的失业和下岗人口不断增多,就会使诸如交通、住房、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加突出。文化素质偏低,又给这部分人再就业增加了难度,影响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我国庞大的人口群体中,老年人口的数量增加很快,因此,我国也正受着“银色”浪潮的冲击,突然增加了福利、社会保障事业的经济压力,增加了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等,总之,人口问题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我国资源丰富,与其他国家相比算是资源大国,但从资源现状来看,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也是个资源小国,因为我国人口多,所以人均资源占有量少。我国由于资源利用率低,造成资源的破坏和浪费严重,而且还存在资源种类丰富,但总体质量不高的问题。
资源问题的出现,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步伐:人均占有量少向国人敲响了警钟,使人们不再盲目乐观,开始重新审视对待自然资源的态度和行为;我国自然资源的总量是有限的,而人口还在不断增加,人均资源占有量势必相应减少,再加上资源利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一步加剧了资源短缺。
中国开始走上工业化道路,目前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也进入持续增长阶段,加之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管理水平比较低,人与环境关系日趋紧张,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其中水土流失和荒漠化是中国主要的生态环境问题,废弃、废水及固体废弃物污染是中国主要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每年因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造成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
环境问题的实质是发展问题,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影响社会安全、危害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重大问题。
对于人口问题,我国始终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倡“晚婚、晚育”“优生、优育”。
对于资源问题,我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防治措施,如“开源”与“节流”并举;利用科学技术,让可再生资源代替非可再生资源,努力发掘新资源、研制新材料,如“南水北调”、“西气东输”,以实现资源跨区域调配。对于环境问题,我国更是针对一些地区风沙肆虐,水土流失严重的情况,因地制宜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护林工程建设;还实行封山育林、退耕还林、退耕还湖和退耕还牧等工程。国家还加大了环境治理的力度,对大江大湖水体污染严重的现实,一些重工业地区出现酸雨和城市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开展了治理工作,并取得了可喜成就。
协调人口、资源和环境三者的关系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它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都期待成功的那一刻快点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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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冠中是近现代中西绘画融合的集大成者,他的许多艺术观点也颇为犀利且很富争议,但是他在艺术教育问题上指出的观点真得很值得我们深思。
吴冠中说:“人类社会不需要太多人从事美术”近年来中国各大艺术院校毫无规划性的大量扩招,致使许多学生毕业后无职可就,给社会也造成了很大的就业压力。美育提高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和绘画技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但是过剩培养人才就会造成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结构需要更精英的艺术家,而不是过多的绘画工匠。从事艺术一要有天赋,二要有很高的艺术文学修养,艺术教育的招生需要更加严谨科学化。不是人人都可以从事艺术,艺术院校的招生恰恰掩盖这一点,艺术生的招生标准文化课不能太过宽松,没有很好的文化功底,他的艺术道路是很难走的深远的,
林风眠曾说:“画画必须读很多书,画画不是靠技巧,而主要是表现思想。”盲目招生还导致很多事项的恶性循环,学习美术专业的孩子从一开始就需要花费巨额学习专业的费用,等他们毕业没有职业然后再用自己刚学到的绘画技能去赚下一届的美术生的专业学习费用,他们的基本功够扎实还可以,如果反之则会误人子弟。还有这种临时抱佛脚的美术培训教育真得可以教出真正热爱艺术的人才吗?更可怜的是每个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竟都怨咬紧牙关,勒紧腰带给学校送钱,也许有家长也看得开,现在美术培训赚钱,我的孩子不用非要成为艺术家,我们学会画画了,也来办个培训班就行。我想这种恶性循环长此以往下去,将是艺术界的灾难。
现在美术教育重视临摹前人的名作,这一步教学模式是该有的,但是如果一味的过于重视临摹,也会出现很多负面影响。例如西方印象派的色彩很好,很多初学者大量临习,乍一看似乎临的像模像样,但总让人感觉有种不自然的空洞感。有经验的前辈一眼就能看出,这临摹的画总也比不上原画有味道,原因就是临习者未能亲身感受,他的临习过程没有感情,只是做到了照着葫芦画个瓢的工作。作品原有的令人感动的激情不存在了。临摹更加出现问题的,应该是中国画的教学,尤其是国画山水和花鸟画的教学,现在许多学生只会临摹,写生几乎是没有过,以致于学完四年国画,当真正置身山水风景中时,不知从何入笔,不会构图,不会用笔墨了,画不成个,或是一提笔就是古人的各种规定俗成的框架、皴法,完全程式化,没有任何新意。所以我建议中国画教学更加要注意写生,要多给学生出游去山水间写生的机会,培养观察大自然的能力,感受美得能力,创作才能有新意,才能开拓新领域,得到长足的发展。
艺术创新问题从近代开始就一直再提,但现代艺术界新生代对这个概念却很混乱,什么是艺术创新,艺术创新的真正价值意义何在。有人说:为了艺术创新,应该大胆尝试各种可能,包括绘画材料,绘画技法,绘画思路的变革……这种艺术观点太宏观,概念化,表面看没有错误,但却误导了很多青年艺术家,使得很多人走上了艺术的歧途,绘画只求与众不同。然而艺术是为了我们人类精神服务的,我们的艺术创作首先应该是有美感的,然后是能够表达自我的真实情感的,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定存在的价值意义。但是有很多人却为了求名求利一味的求新求变,只为创新而创新,完全违背了艺术创新的意义。吴冠中在一次访谈录上说:艺术是感受,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内心感受,不能只为创新而创新。
一件好的艺术作品要得到社会的公认,他不仅只是表面的独一无二,也是情感表达的独一无二,他有自己独特的经历,有作者独立的人文特质,有自己强烈的价值观。现在的很多作品缺乏一种正确的价值观,缺失文学性,缺失画者真实的人文感受。我曾听过一个外国教授盖瑞讲美国近现代的绘画,整个讲座听下来我感触颇深,有强烈人文关怀的作品,有深刻社会价值观艺术思想的作品更受人们关注和欢迎。艺术创作者是社会的一分子,他们的眼睛比平凡人更灵敏,感情比一般人更丰富。然而我们的艺术创作不管表现自己的情感或是社会的现实,我们都要种社会责任感,我们要对自己的创作负责,我们的创作是否具有存在的价值,是否对艺术界有正面的影响意义。这些问题都是每个有责任感的艺术家值得深思的。
吴冠中是中国现代中西绘画融合的集大成者,他在中国绘画艺术变革上独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绘画之路,他一生从事美术教育,在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上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从2010年开始关注吴老这位不凡的艺术家,看了他的很多文集和访谈录,也看他的画展。他是一位很敢说真话,真诚、朴实且勤奋的老人,我每次读他的作品都很有感触,获益颇多。关于现代艺术教育的问题,我之前就有很多疑惑,看了吴老的关于美术教育问题的批评访谈录,我便豁然开朗,现在美术界如此混乱其中的一方面问题就在于此,于是便书写此文,期望受到关注,给艺术界一点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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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两个看似离得很远的事物之间也必然有其联系。意识形态之间的碰撞也是一种对话,而意识形态之间的缓和也未尝不是一种对立,如何给予不同意识形态以恰当合理的定位就成为了必然需要考虑的问题。作为中国当今时代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作为传承民族精神的中国哲学之间也是如此。本文主要是关于如何恰当合理定位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考。
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将马克思主义带入了中国,使其在中国扎根、成长、开花和结果,并且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此期间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斗争、此消彼长,但同时也相互借鉴吸收,并且最后走向融合。随着国学热的兴起、继续、深化以及不断地升温,引发了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地位大讨论。大致分为两大观点:“马冠儒心”和“儒冠马心”。
很多学者在“中学强于西学”或者“中学不输于西学”的理念支撑下,希望能在这个社会急剧转型、人文精神严重贫乏的时期,能够从文化、教育、政治等领域向传统回归,寻求精神寄托,重建民族文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并把它当做一种“主义”,用来作为指导思想:一方面是希望从中国传统思想中汲取精华,以为今用;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复兴中国传统思想,改变当下西方学术文化盛行的状况。他们认为要坚持“马冠儒心”,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主体地位,把马克思主义看做单纯的外来文化,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就必须要以中国传统哲学为主体。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就会失去了它的存在载体,没有依托的中国传统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吗?所以,国学者们认为应该是“马冠儒心”,吸收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优秀成果来激活和发展中国传统哲学,从而使传统文化再度复兴起来,成为未来中国文化的代表。
作为当今中国社会主流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的、辩证的和不断向前发展的,所以也有学者认为应该坚持“儒冠马心”,因为当今的时代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中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并且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循环文化,体现为一种“超稳定结构”,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能一味的守旧。坚持“儒冠马心”,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进行鉴辨,继承和发扬,然后将经过“扬弃”的传统文化纳入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当中。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如何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任何哲学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文化是人类在改造世界的对象性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尺度的方面及其成果。也就是说,它是关乎人的,它存在的作用就是为人所用,文化也就是人化,哲学也可以被视为是“人”的哲学。
人有自然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大属性。人具有自然属性,是自然机体的存在,具有生命力和自然力,也是具有生命机体所不可缺少的自然需要,是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但是人的自然属性并不表现为人的内在本质。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属性,人只有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够进行改造自然的活动,才能有劳动生产活动,人是社会中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人的精神属性是人超越自然生命和社会本质的意识的属性,它的产生根植于人的社会生活,是人获得了社会本质之后才具有的,它表现为一种内在超越的、心灵的境界和修养。
正是由于人具有这三大属性,所以我们应依据人的属性和不同哲学对于人所体现的价值,给予其合理恰当的定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把个人自由作为其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历史规律,体现正义价值,因此,我们把它定位于社会公共领域。中国传统哲学是人生哲学、生命哲学,是超验的、内在超越的,是关于个人的心灵境界和人格修养的,主要作用于个人领域,表现为精神性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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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马克思在巴黎研究经济学、哲学时写作的,其中蕴含有丰富的生态文明思想。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描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作为对象性的存在物,必须依赖自然界而生存。自然界不仅向人类提供物质食粮,还提供精神食粮,人类还通过自然界进行生产活动。所以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的无机身体,要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必须实现有机身体和无机身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生态环境问题,不仅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还极大的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如何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恶化的矛盾,成为当代人的发展共同面临的迫切问题。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资本逻辑的概念,资本逻辑指资本作为占支配地位的现代生产关系,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其活动过程具有必然的运动轨迹和发展规律。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理性向工具化方向发展,造成了“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威胁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产生了严重的生态危机。资本具有双重逻辑,表现在:一方面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的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资本将人异化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进而破坏人类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生态环境。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是在特定条件下造成的,深入分析资本逻辑与生态危机的内在联系对当代中国社会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发展的历史顺序,将产品直接取自自然界的部门称为第一产业,初级产品进行再加工的部门称为第二产业,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各种服务的部门称为第三产业。资本在第一、二产业要实现增值,必须扩大再生产,扩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夺,从而排放到自然界中的废弃物也增多。资本在第三产业的增殖主要靠人力资源等软实力要素的投入,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弱,排放到自然界的废弃物少,环境污染小。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产生在第一、二产业。
在一些不发达国家,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生产方式粗放,资本主要通过自然资源能源的高投入以及高排放和扩大规模取得规模效益获取高额利润,对环境造成影响。在发达国家,情况相反,发达国家利用科学技术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通过降低单位能耗降低成本获取利润。所以资本逻辑的反生态性主要集中在生产技术落后的国家。
异化消费作为一种非理性的消费观念,在当今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异化消费指人们以追求商品数量增多而不是商品使用价值及自身需求得到满足为消费目的,以标新立异的消费凸显自己,以消费品的档次显示尊贵的社会地位,这种无限扩张的消费与有限的资源相冲突,造成生态系统的失衡。
环境成本外部化是指资本家通过转嫁污染来逃避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将资源密集型和环境污染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国际之间的污染转移是垄断资本的国家在保护本国资本的情况下对发展中国家的污染转移;在国家范围内,本来由企业造成的环境问题所应承担的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对企业发展不造成任何影响,更不会影响其利润,所以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地直接排放废弃物,污染环境。
了解了资本逻辑反生态性发生的条件,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这些条件产生的可能性因素,实现对资本逻辑反生态性的超越,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终极目标。
第三产业主要包括服务业、通讯业、高新技术业、旅游业、金融业等。第三产业不是通过扩大自然资源的投入而获利,主要依靠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信息资源等要素的投入获利。并且因为其产品的非物质性,在对其进行消费的过程中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少,对环境的影响小。同时,第三产业的发展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的指标。所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既符合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又符合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逻辑,是生态和经济的双赢。
转变传统粗放型发展方式向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高,成本高,质量低,对生态环境破坏大。包容型、可持续型发展方式主要依靠技术、创意和人力资本等软要素来发展经济,以这种方式实现的经济增长消耗低,成本低,质量高,对环境污染小。
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在生产过程中对生态不利的商品之所以能在市场横行,关键在于不合理的消费观念。所以,转变异化消费观念,树立适度、绿色、健康、理性的消费观念,厉行节约,让不利于环境保护的资本没有市场。
资本家之所以敢肆无忌惮的将环境污染产业转嫁到别的地方,而逃避应付的责任,关键在于缺乏制度的约束。是制度没有对这些投机者做很好的规制,让资本家有利可图。如果我们能够从制度上对环境成本内部化问题进行建设,对转嫁污染的企业进行严格的罚款、规制,甚至处以刑事责任,对资本行为人应负的社会责任给以明确的说明,那么资本家在遵循市场规律时必然会兼顾生态规律、自然规律,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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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基础理论》的教材中,虽然也包括了一部分法学学的内容,但这部分内容的份量很有限,一般都只在导论或绪论中阐述一些法学基础理论,而教材的主要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是阐述法的基础理论或法律基础理论。法理学的改革,使这门学科得以名副其实。
现代法治秩序的构建问题是中国当代法理学的基本问题。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又包含观念与制度两个方面。第一,一些基本的现代法治观念与原则的重新梳理与富有中国法理学自主性品质的确立。笔者认为这个基本工作,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的一项首要的学术工作。因为,百年来,我们的法理学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对于西方现代性的法学以及法律秩序,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并取得了不小的成绩,而建国以来,对于苏联“国家与法”的法制学说,以及马克思主义法理学也给予了一定的研究,并且落实到法制实践之中。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的法理学并没有把两个路径的法理学之基本观念与原则,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种法理学,放在整个现代法制秩序的框架内,加以富有中国化的学术理论上的梳理与研讨,不是教条主义的照搬移植,就是意识形态化的被利用,中国现代法理学的自主性品质还不明显或还根本没有确立起来。第二,中国的现代法治秩序,从根本性上说,是一种制度建设,所以,当代法理学的基本任务就不仅仅是一种知识性和观念性的自立自足,而是要具体地融汇于中国的法治构建。西方的现代法理学,乃至其当代的最新法理学,都与西方社会的现实进程密切相关,西方社会很多方面已经到了后现代那一步。关注中国的法律制度实践,就是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基本问题。这个制度实践之法理学问题,首先,中国的现代国家构建的法理学,或具体一点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秩序的法理学。关于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宪法学,更需要法理学给予梳理、研究和诠释。共产党通过革命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属于现代国家的制度形态,关于这个”人民共和国“的法理,或人民主权的建国理论,无论从宪法学原则还是从法理学原则方面,时至今日尚缺乏一些理论上的经典论述,其中,人民、中华民族、共和国、宪制、公民、权利保障、分权制衡、制宪权、立法权、政府论、代表制、民主、司法、人权等,这些关涉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理念与制度,确实需要从基本的法理学层面予以论述。其次,关于民法问题,或有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国有与私人财产、商品交换、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为未来民法典提供理论基础的中国当代的民法哲学,当然也属于法理学的基本问题。民法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法,其各个时期和版本的民法典,都为其社会的塑造和演进,提供了有效的制度支撑,中国的当代法理学,其基本问题之一,无疑是推进这个民法法理学,从而在未来恰当的成熟时期,完成中国民法典的现代工程。
革命建国之后,如何建立现代法治秩序,如何面对法制传统,这无疑是一个法理学的挑战问题。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在前30年,我们显然是一种激进主义的反传统法理学,这个在““””的“破四旧”中达到极端。其结果在此也不用多说,既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法治秩序,也没有保存好传统,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我们才开始采取现实主义的理性态度,建设自己的法治秩序,时至今日,小有成绩,尤其是经济方面,俨然一个大国崛起于当今世界,近些年来,激进偏颇的民族主义十分嚣张,相对于中国现代法治秩序的重大不完善,这种情况令人堪忧。从当代法理学的视角看,我们有新旧两个本质上不同的传统要加以对待。新传统表现出一个重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特性,即一个从苏俄模式的现代法制秩序,逐渐向一个现代法治文明国家的演变,尽管时至今日并没有完成,但毕竟有了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就其未来方向来说,是与当代法理学的基本主题相一致的。如何对待新旧两个传统,应该采取保守的渐进改良主义,激活旧传统中的优良民族法制资源,纠正新传统中的激进主义偏差,逐渐建立起一个符合现代法治秩序的中国主体性的法治文明。所以,复古主义的所谓各种新儒学或新法学,在今日的中国是走不通的,王朝体制、天下秩序的复辟,在今日世界格局下已是明日黄花,但中国传统的礼仪制度、德治理想,以及仁义礼智信等一些古典的伦理观念和原则,在今天依然具有很大的价值,尤其是在矫正自由主义的权利法理学之过度膨胀和极端化方面,仍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们也需要创造性的转换。至于对待百年“党国”体制新传统,也不能一概拒斥,同样应该抱有同情性的理解,毕竟它们是中国人民历史性的一种选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关键是如何寻找一条稳妥的改良之道,从而以最小社会代价地走出“党与国家”体制,完成现代法治国家的法理学转型。当前中国法理学普遍存在着两种隔膜甚深的话语,一种是西方现代法理学的复制移植,在空泛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中连篇累牍,另外一种则是法律条文的实用主义注解,在不言自明的潜规则之下有着广阔的操作空间。在现代法治秩序的前提下,如何建设性地弥补理论研究与法制实践之间的鸿沟,也是当代中国法理学之基本问题之一。
首先,在对待当今风险社会的法理学学科构建方面,我们应该承认普遍的人类核心价值观念以及基于这些观念的法治体系,这是所谓“共同责任”的理论基础。共同性或普遍价值便成为法理学的学理依据,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承认这些法理学的基本价值,并不意味着我们是模仿、追随西方价值,而是与西方世界以及其他世界共同应对现代风险社会的挑战,是基于中国自身问题的理论诉求,要解决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必然使我们接受或承认人类共同的价值。其次,应该看到,上述的普遍价值观念是需要一套优良的法治制度支撑的,对于风险社会,这套优良制度的支撑就更加迫切。尽管我们在一些具体的法律制度的举措方面,尤其是在一些涉及我们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联合国乃至地区组织的法律机制的磋商、谈判和构建等问题上,力求某种“差别责任”原则的实现,但这些差别责任原则不是为了回避乃至拒绝我们的“共同责任”原则,而是为了促进我们构建一个优良的法治秩序,是为了为人类共同的命运作出未来更大的贡献。中国的法理学应该有一个世界眼光,有一个基于自主性的全球化条件下的责任担当。当代中国法理学的基本问题,就有三个层面的命题:一是建立一个现代法治秩序的法理学,一是改良新旧传统的法理学,一是面对全球化新挑战的法理学。三种形态的法理学说到底其实就是一个,即处于古今中西之交汇的现代中国转型社会的法理学,这个历史的巨变时期对于我们既是一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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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又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向外国政府或银形借款所形成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债务。国际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可以发行债券或借债,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俗称为国债,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的债务俗称为公债。但在我国,只有中央政府既能通过借债又能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只可以发行债券筹资。
狭义国家债务指中央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银行借款所形成的债务,广义国家债务指除了狭义国家债务外,还包括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各种债务,如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坏账、财政担保的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国内外借款,政府部门担保的国企、央企的银行贷款等。
自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0月,希腊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总值超过12%,高于欧盟约定上限3%。随后,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主权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并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迅速蔓延。虽然此后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合(IMF)等机构一直致力为以上国家提供解决方案,但欧债危机还是给这些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13年,以上评级机构又将国家债务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4月9日,惠誉宣布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4月16日,穆迪将中国的国债评级展望从 “正面”下调至“稳定”。两家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均是因为中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的主权债务占GDP比例为22%,不过,这一数字并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原铁道部债务、汇金债等广义政府债务,也不包括隐性的养老金缺口。
那么,中国的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我们可以分类统计测算:
国债: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底,国债余额为78104万亿元。
外债余额:根据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以中央政府名义借入的债务余额为48653亿元。
加总以上两项,我们可以得出,狭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26757亿元,占GDP总额(519322亿元)的2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1、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支出大于收入所形成的赤字总和。由于地方政府收支不对外公开,我们只能根据债务来源,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以下六类,并分别核算债务余额:
(1)地方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国务院文件定义)。据银监会公布显示,截止2012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035亿元。
(2)“银信政”合作:即银行、信托、政府三方合作融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些资金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股权或债权,政府向银行和信托出具回购的承诺函。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底政信合作余额为5016亿元。
(3)城投债:城投类企业配合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路网项目、市政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据华泰证券债券组估算,2012年底,城投债余额17698亿元。
(4)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是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面向委托人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以债权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约定支付预期收益并兑付本金的金融产品。据保监会官员透露,截止2012年底,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
(5)中央代发地方债: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代发地方债余额为3500亿元。
(6)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包括二级财政借款和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余额22693亿元。
加总以上债务余额,我们测算出,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约为144967亿元。
2、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2004年以来,为支持四大行上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金融债券,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大致总额为8200亿元。
3、中投公司债:根据中投公司的财务报表,2011年底,中投公司债为3688亿元,根据其增长趋势,我们大致测算2012年债务余额为5000亿元。
4、汇金债:根据wind数据,2012年底,汇金债规模大约为7310亿元。
5、政策性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发行的金融债,2012年底余额为75875亿元。(来源wind数据)
6、原铁道部债务:据铁道部公示,2012年底,铁道部债务余额26600亿元。
狭义国家债务加上以上项目债务余额(267952亿元),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广义国家债务余额大致为394709亿元,占GDP总额的76%。
也有学者把隐形养老金缺口也算在政府债务之列,估计2012年底政府债务已超50万亿元,占GDP比例高达95%。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债务承受能力较高,反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也就较差。根据彭博数据,2012年,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7%,德国、法国、英国的政府债务占GDP分别为83%,90%,88.7%。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为67.6%,韩国、越南分别为33%、51%。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占GDP比重为127%、116%、93%、98%。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0%-120%,发展中国家的临界点则较低,为60%-80%。由此看来,中国的政府债务确实令人担忧。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我们了解了中国政府债务的分布:国债占比19.8%,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余额占比12.3%,地方政府债36.7%,政策性金融债19.2%,其余债务占比12%。因此,若要削减政府债务,要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地方政府债不仅占比高,而且增长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抛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一次井喷。虽然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要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大幅降低,但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1-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分别为23%、16%,仍为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于控制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当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速,驱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比最大,这一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投资增长,而忽视民生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投资分为两块,一个是地产,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中央政府屡出地产调控政策,希望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但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若房价大幅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将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首先,很多地方政府债务以土地作为质押,若房价下跌,抵押品价值减少,将被迫追加抵押物。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出售土地带来的收入占比较大,若地价下跌,收入减少,还债资金不能保证,全面的债务危机将可能爆发。因此,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地方政府维护房价稳定,甚至希望房价上涨的意图就不难理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房价稍有松动,地方政府的各种救市政策应声而出了。
至于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民生证券宏观研究显示,2011年,地方基础设施建投资完成额约为6.1万亿元,而其中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到2.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60%以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要依赖于政府债务扩张。经验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地方基建投资增长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1%,则带动地方基建投资平均增长0.832%。因此,通过债务扩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最常使用的办法。但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有着天生的弊端,如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及投资效率低下等,加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愈发疲软。
综上,转变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政府土地财政问题,让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是解决中国国家债务困局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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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全面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摘要:分析了目前我国农村人口发展问题的现状,以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勾画出了我国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架构,并提出了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人口;人力资源;全面发展
论文正文:
浅谈我国农村人口问题及其全面发展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又占绝大多数。目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农村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农村的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村人口问题,引导农村人口全面发展,不仅可丰富农村人口理论、农村发展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还可以变农村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农村结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经济发展、人口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农村人口的发展非常迅速,1949年全国人口为5.42亿,到1953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已达5.34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8.7%;1964年全国第二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达到5.9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81.6%;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时,农村人口就达到8.20亿,占全国人口比重的79.5%。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上城市化、城镇化和升学、招工,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农村人口增长速度放慢,1996年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我国农村人口的数量还是很大,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远远低于加拿大、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甚至低于日本。
随着农村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加之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的改善,农村人口的寿命不断延长,老龄化问题接踵而至。2005年,我国农村65岁以上人口占到了9.6%,高于城镇8.5%的水平。2006年,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1.49亿,占总人口比例的11.3%,其中城市老年人口占26.3%,农村老年人口占73.7%,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加快。我国人口的老龄化,是在经济还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的,被称为“未富先老”。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老龄化的程度还高于城市,所以农村的老龄化问题将更为复杂。
长期以来,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200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共
9 815.3亿元,分配到中小学的共5 211.9亿元,其中农村中小学为2 177.3亿元,为41.8%,而农村中小学数量为全国中小学的80.3%。农村人口的整体文化素质较低,2005年我国农村人口文盲、半文盲为7.59%,小学文化程度为30.63%,初中程度为49.33%,高中程度为9.81%,中专程度为2.09%,大专及以上的仅占0.56%。由于文化水平低,致使大多数农民只能从事简单的传统农业,新技术和新知识接受能力普遍较低,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的需要。
农村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高,影响农村的稳定。根据资料计算,2004年农村0岁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2∶100,城市为114.4∶100。2007年我国乡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2.85∶100,高于全国119.58∶100的平均水平。而陕西省的农村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达到130.7∶100,远高于正常范围。
由于经济发展慢,农村人口收入低,生活条件差。2008年全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 761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 781元,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3.31倍。农村医疗条件差,缺乏专业医护人员,卫生设施质量不高,农民的就医条件仍然十分简陋。大多数农村路况差,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有的农村地处偏远山区,甚至还没有通上电。农村改水改厕工程进展缓慢,大多数地方根本没有排水管道,到了雨季,污水四溢,造成环境污染。
我国农村人口数量多,文化程度低、科技知识匮乏,医疗条件差、身体健康得不到保障,思想闭塞、观念落后,人口老龄化,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历史、环境、政策、经济、教育,等等。
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指明了我们进一步推动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思路和战略,明确了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
科学发展观体现在我国人口发展问题上,就是要牢固树立科学的人口发展观,对人口发展的指导要有科学的理论、方针、政策。而科学人口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促进人口的全面发展,就是要将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质量的提高、人口结构的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充分结合起来,不能只取一点不及其余、只顾一头不顾其他。
2.1人口数量适度,稳定低生育水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人口的绝对数量仍很大,人口对资源的压力很大,人口的存量问题很难在短时期内得到解决。虽然目前已经实现了人口的低增长,将人口的增长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下。但是,也要清醒地意识到,我国的低生育水平还不稳定。在农村,特别是在经济还较贫困的农村,生产力还不发达,生产方式还未改变,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还没有彻底转变。加之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滞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基层基础工作发展不平衡,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缺乏有效手段,生育水平还可能反弹,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还面临诸多困难。
2.2人口素质高,人力资源丰富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知识经济已成为主流,经济的增长已不再单纯依靠劳动力的数量,更主要的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一个国家要拥有众多的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就是要提高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谁拥有高素质的劳动者,谁就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物质财富。
管理和技术已成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被喻为“推动社会的两个车轮”,而将这两个车轮连在一起的就是人才。人口的素质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整个社会文明的进步,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人口素质的提高。
2.3人口结构合理,社会秩序稳定
从人口的年龄分布上看,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且其进程还在加快,出现了“未富先老”现象。由于人们生育观念的影响,使得我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失调,制约着人口再生产、物质再生产和人口、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要全面引导人口结构合理分布,为社会的发展提供足够劳动力的同时,实现家庭稳定、社会稳定,促进经济的发展。
2.4生产力水平发达,人民生活质量高
人口的全面发展,归根到底就是要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使人们生活稳定收入有保障,身体健康医疗有保障,精神高尚养老有保障,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权益有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有效提高。这需要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做保障。只有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物质财富、精神财富极大丰富,才能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提供坚实的基础。
人口全面发展的这四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人口数量适度是关键,人口素质高是核心,合理的人口结构是根本,人民生活质量提高是目的。
3、实现农村人口全面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3.1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为了提高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首先要进一步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拓宽农村教育融资渠道,解决教育设备落后、办学经费缺乏等困扰农村教育发展的突出问题。第二,要加强农村教师队伍建设,就是要提高农村教师的待遇和地位,吸引优秀人才到农村任教。第三,必须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改变农民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保证适龄儿童、少年的入学率,保证九年义务教育得到真正落实。第四,建立终身教育体系。要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建立政策保障机制,引导农民树立终身教育观念,构筑起完善的终身教育体系。第五,加强农民科技知识培训,要以“实际、实用、实效”为原则,以推广实用技术为重点,采用各种渠道各种形式办学,加大对农民的技能培训,培养出一大批农村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
3.2加快职业教育改革,加强农村人力资源开发
裕民生,在职教。要通过农村职业教育改革,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变农村人口的数量压力为人力资源优势。
第一,科学定位农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农村职业教育发展要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既要担负起培养新型农民的重任,更要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要更新农村职业教育观念,改变以升学为目的的办学定位,以技能培训为主,充分提高农村人口的科学务农水平,同时提高进城打工农民的技能,还要发挥城市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势,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条件。
第二,建立多元化投资体系。促进农村职教发展,除政府投资主渠道外,还应建立多元化的资金来源体系,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办学。在政府的统筹下,探索政府、企业、行业和社会各界联合办学的新体系,明确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各界在发展教育中的责任、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独办农村职业教育的局面。第三,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比例,改革课程设置,编写实用教材,改善实验设备条件,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吸纳一线能工巧匠任教,突出技术操作性、职业技能性和教学实践性,培养技能型应用人才。
3.3科学务农,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农民收入
第一,科学务农。让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技术知识,运用科学技术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的产量和产值,利用本地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第二,加大产业结构调整。要按照市场需求组织农业生产,利用区域资源优势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市场的开拓、龙头企业与基地建设等工作。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要大力建立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强化农业环节的连贯性,实现农业扩大再生产。要根据市场对畜牧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的状况,积极调整农业的内部结构,提升养殖业的比重。还要加强对农业多功能性的认识,发展旅游农业等经营性农业,促进农业产业的升级。第三,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针对农村人口多、资源少,农村出现富余劳动力的现状,要加大培训与引导,组织劳务输出,让农民一方面增加收入,一方面开拓视野、转变观念。
3.4加快养老、医疗保险改革,提高老年人生活保障
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目标和方向是根据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科学、系统、规范,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全方位的,城乡一体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使农村劳动者和全体社会成员在面临年老、疾病、丧失劳动能力以及其他各种困难时,能够得到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和帮助,做到“老有所养”。目前,我们急需加快农村养老、医疗保险改革,加大政府的财政和政策支持力度,要逐步完善法律法规,建立保障形式多样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基金管理规范化、服务水平标准化等制度体系。
3.5解放思想、创新观念,建立新型的人口理念
我国农村人口的增长虽然得到了有效控制,但由于基数大,而且又面临着新一轮的人口增长高峰,因而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对经济发展造成的压力远未解除。而农村男女比例失衡也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农村的稳定与发展。所以,要通过大力宣传学习,让农民的思想从旧的观念中解脱出来,自觉遵守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同时加大政策的引导力度,奖励和惩处并用,稳定目前的低生育水平,使男女比例逐步平衡。
总之,要实现农村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统筹解决农村人口问题,有效促进农村人口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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