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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教育有二义:狭义地讲是通过艺术手段对人们进行教育,广义地讲是运用自然界、社会生活、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中一切美的形式给人们以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以达到美化人们心灵、行为、语言、体态,提高人们道德与智慧的目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教育作为审美教育的重要途径,在高校素质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通过音乐对大学生进行的审美教育,能构建学生完善的审美心理,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能起到特殊的作用。本文以大学生的音乐审美教育的重要性为基础,探讨目前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现状,并且对音乐审美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加强高校音乐审美教育途径。
关键词:音乐 审美 教育
在高校教育实践中,音乐教育成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审美教育是以审美为核心,以音乐为媒介的教学活动。在任何时候都重视音乐对于人的教育价值,并且对于这种教育价值的认识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愈加深刻。我国已经明确把音乐教育作为艺术美育的范围,可见音乐教育在教育中的重要性。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是对学生进行审美鉴赏和审美感受的教育,是在教学过程中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教学方法、教学环境、教学目标和教学设计等,有计划、有目的的向学生施加审美影响,音乐的美感陶冶净化学生心灵,塑造完美性格,提升素质情操。探索音乐审美教育对于大学生将来以积极的心态迎接生活中的挑战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校学生是祖国未来希望所在,培养学生审美情怀,塑造良好人格,都有重要意义。美育一直与德育、智育、体育列为教育方针,音乐是一门综合的、最自然、最本质的艺术,是精神世界最真实的反应,通过音乐进行审美教育具有形象性、情感性、感染性和深刻性。
(一)音乐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并提高知识水平。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大学生的影响首先是从大脑潜能和心理健康方面。据科学研究表明,艺术能够提高大脑思维能力,大脑的潜力比较大,音乐有助于开发大脑潜能,尤其是创造思维。通过音乐提高大学生的理解力、领悟力,感受分析音乐的能力,变化为学习的主动性,就能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一旦优秀的音乐作品激起学生的情感,便打开了想象的大门,学生的创新思维就会被活跃、激发。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除过度紧张与疲劳,在音乐氛围中学习,可以保持学生的心态平稳,学习效率较高。
(二)高校音乐审美提高大学生心理健康水平。音乐审美教育也是一种“情育”,作用于精神世界,对人的心灵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情感,在音乐审美过程中,情感是最活跃的心理因素。好的音乐作品凝结了作曲家自身生活的情感体验,是经过提炼形成具有社会普遍性而非纯粹个人的情绪。音响给人的一般感受也是共同的,人人都能感受到的音乐作品中的基本情绪,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音乐审美教育可以对学生情感的陶冶,影响学生的情感意向,丰富情感,最终形成高尚的审美情操,维护大学生心理健康。
(三)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良好的交往能力对于大学生未来事业有积极的作用。音乐审美教育可以让学生在音乐的感知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加自信心,让大学生更具有才华和素质,提高内在修养。良好的素质修养,是人际交往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素养。音乐让大学生在交往过程中更具有美感。另外,音乐更注重音色和谐,尤其是团队一起的音乐,更需要团队彼此配合,才能达到最佳。学生在音乐团体活动中,学会了理解和宽容他们,互相尊重才能完成。由此也培养了大学生团队精神。
目前我国高校音乐审美教育还处于较初级阶段,学生对于音乐最多作为一项爱好,大部分人音乐知识储备不够,学生在接受音乐美育教育的时候缺少独立思考和判断,只有学生懂音乐,理解音乐,才能提高审美的综合素质,另外学校对音乐审美教育重视度不足,也是比较重要的因素。目前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一)高校音乐审美教育重视度不够。在学校设置审美教育课程时候,大部分为了应付上级部门关于美育教育要求,并没有真正重视起来。所以只设置一些选修课程,例如音乐欣赏等,而且没有把学生作为学习主体,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只是为了修完学分。学校专业教师缺乏也是一个原因,学校把大部分投入放在了大学专业课上,至于像音乐这样选修课程根本不会投入大量资源去引进优秀教师,师资力量明显不足,一个教师在授课的教室可以容纳两百多人,难以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
(二)学生自身对于美育教育理解的偏离。当代大学生来自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庭,本身音乐基础差别很大,大部分学生学习音乐都是为了选修学分,课堂上很难融入学习氛围,不能用心去感受和欣赏音乐的美。而平时听音乐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和盲目性,仅仅知道流行音乐,而没有关注那些传统艺术,传统的乐器等有较深文化底蕴的音乐。
(三)音乐审美教育的内容、方法和形式问题。目前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对非专业学生,教师都是以语言和解说形式来完成教育,教学方法单一,虽然有部分老师能够播放一些音乐让学生听,之后去讲解,但是也不能完全让学生参与进来,学生学习主体的地位没有发挥出来。同时,在教学内容上总是设置成简单的唱歌、跳舞,最多举办一些汇演和比赛。一篇观后感的文章,能够完成一个音乐选修课的学分任务,严重偏离了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的初衷。
目前高校审美教育的种种问题和弊端,亟待改进,加强高校音乐审美教育,转变观念,重视和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质。
(一)高校音乐审美教育更新观念
根据教育部改革要求,落实高校音乐审美教育的任务和目标,培育高层次综合素质人才。高校必须树立素质教育观念,转变思想,为高校音乐审美教育提供支持和保障。如能够像英语和计算机一样成为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必修课,必将提高学生的多方面才能。学生也应该从本质上认识到音乐美育教育的重要性,主动参与,积极思考,漫不经心的态度很难提高分析理解力和创造能力的。
(二)提高校音乐美育教育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可以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但是目前高校音乐教师的素质却有待提高。高校音乐审美教师最起码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同时教师也应该有高度的责任感,能够把美育教育不仅仅作为自己工作任务,更应是自己的社会责任。较强的知识水平、扎实的基本技能和合理的知识结构是音乐美育教师应该具备的,这样才能指导学生学习。
(三)教学内容经典性,教学方法艺术性
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内容应该选择适合当代大学生学习的经典内容,特别是千百年来前辈给我们留下来的传统民族音乐。选好经典内容,再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现代科学技术发展正改变着传统的教学手段方法,多媒体网络出现,让音乐审美教育更丰富多彩,教师不能自己表演的音乐案例,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演示。也可以根据选择内容,让学生分组讨论,发表对于音乐的看法,变被动于主动,提高学生思维能力。
(四)高校音乐审美教育多样性实践
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才更能体现价值。学习任何一门知识,有实践为其服务,所掌握的内容就会更全面,更扎实。学生参加演唱、参与弹奏,课外可以成立或加入一些社团、乐队等。多样化的实践,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爱好,参与这些活动,最大限度张扬个性,让音乐的美走进生活。
高校是音乐审美教育进行最有利的场所,是人生观、价值观走向成熟的阶段,进行音乐审美教育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让音乐审美深入学生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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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首名为“最炫民族风”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的时候,关于它的争论就从未中断过。人们一边忍不住哼唱它的旋律,一边又暗自嘲笑着它的直白;一边充当着这种大众文化的传播者,一边又对这种文化不以为然。从街边的公放到电视网络媒体的各种版本演绎,从群众性的娱乐活动到商业性的正式演出,这种审美文化被大众消费着。
“建构主义”一词最初是由让·皮亚杰提出并运用到对儿童认知心理的解释。皮亚杰认为,“以两个过程协同工作,以达到认知的发展,这两个过程就是同化和顺应”【1】。在这个理论体系中,儿童作为认知主体,与外在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学校、教师、社会环境等)形成一个互动的关系,“同化”是外在环境对认知主体的同化,“顺应”是认知主体对外在环境作用下促使的顺应。这样的观点在教育学上运用的较为广泛,可以指导教师们激发学生对外在环境的主动认识,而非强硬灌输,从而促进认知的发展。
在音乐领域,“构建主义”概念被较多地运用于音乐教学中。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当今的中国音乐审美也处在这样一个“建构”的过程中,并且这个过程源远流长,酝酿时久。传统儒家文化的“乐统同”理念的深入人心,音乐的“同化作用”受到极度重视。自古以来,音乐就被当做有着教化功能的艺术门类,被有意识地赋予时代的烙印。
正是这种对于社会、历史的同化与顺应,音乐审美才会在不同的时代展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大量的通俗歌曲、流行音乐的传入,加之人们的思想解放、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使人们在审美上更加需求视听的感官享受。电视媒体的传播广泛性、网络媒体的传播宽松性,使得大量来自民间的音乐创作者迅速主导了大众审美,这些作品歌词朴实、直白,是人民大众对于内心情感的发泄、生活真实情境的写照。运用朴实无华的作曲手法,广泛借鉴民俗乐曲,旋律具有较强的可听性,节奏规整、朗朗上口,很容易被没有专业音乐背景的普通大众所接受、喜爱。“流俗”音乐不仅迅速占据了审美主体的审美体验活动,并且影响到了当时的外部环境,在一些主流媒体的正式场合,也会为了“顺应”审美主体的审美需求做出相应的改变。
萨尔兹曼在他的《20世纪音乐》中说道:“所有的屏障都坍塌了,分类被破坏了,任何状态都是可能的”。【2】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在20世纪西方作曲家们大胆的求新过程中,人们对音乐审美的宽容达到空前的高度,旧的审美观念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审美需求。因而出现了“噪音音乐”“微分音音乐”“简约派音乐”“先锋派音乐”等形式,出现了约翰·凯奇这样的“偶然音乐”风格的先锋作曲家,出现了《4分33秒》这样极端的作品。这首作品不需要任何演奏,演出场所里发出的一切声响都是音乐的一部分。有人直言不讳地评论,这种“生活就是音乐、音乐就是生活”的思想“实际上也就导致了取消了音乐”【3】,当这首作品引入中国的音乐厅,加入身着汉服的古琴演奏家的用意便也不难理解了。指挥家刻意在从古风中追求先锋的创意,在“舶来品”上烙下中国的印记。可以说,音乐在充分地表达了作曲家、指挥家态度的同时,它本身的“意义”也被最大程度的消解了。
这实际上就是后来出现的“解构主义”所追求的精神。“解构主义”首先是作为一种设计风格的探索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但它的哲学渊源则可追溯到1967年。哲学家德里达基于对语言学中结构主义的批判,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理论。解构”的是柏拉图等西方哲人影响下的西方惯有的“唯心主义”思想,“解构”的是西方音乐中的惯有形式与主题。他认为符号本身已能够反映真实,对于单独个体的研究比对于整体结构的研究更重要。
“最炫民族风”与古琴版“四分33秒”看似是“雅”与“俗”的争论,实际上他们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着的文化造就的自身存在着矛盾的矛盾双方,矛盾的双方并不存在“对”与“错”的评判,“好”与“坏”的评判。他们都是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我们对于这两种审美现象的解释,必须站在社会的角度、历史的角度。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导致了音乐审美的多样化,文化发展的开放性导致音乐审美的多元化,文化发展的历史基础又决定了音乐审美的大致方向。所以音乐审美矛盾性的存在,就是当前文化发展现状的合理表现。
不同的审美体验所蕴含的是人们不同的审美需求。无论是“建构主义”还是“解构主义”的音乐审美观,一方面意图满足最广大审美主体的审美需求,另一方面是追求最新鲜的审美体验,都体现了当下中国的音乐审美意向。在探索文化产业创新、文化事业发展上,都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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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在不同的审美观念下,艺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种对艺术的体悟和理解。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西方审美形态习惯于分析,中国则习惯于综合,这种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中西方音乐上的差异。
中西方音乐差异的实质是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中西音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所承担的文化角色不同所导致的。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与西方艺术歌曲这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下音乐形式的美的体现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艺术歌曲”被定义为“一种由专业作曲家创作且与民歌相区别的,具有严肃艺术意味的歌曲体裁”,在《新哈佛音乐辞典》中,“艺术歌曲”被进一步解释为“是作为室内音乐会目的而创作的歌曲,以区别于民歌和流行歌曲。它在传统上是为诗歌所谱写的音乐,歌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与大多民歌和流行歌曲有所不同。艺术歌曲的伴奏是由作曲家制定创作的,而不是表演者即兴发挥改写而成”。西方艺术歌曲源于19世纪在德奥时期的浪漫主义歌曲。而中国艺术歌曲,从一开始是以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同时又注重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按一般意义上的界定,中国艺术歌曲是西乐中融产物,迄今在我国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诞生一方面是受西方艺术歌曲的影响,而另一方而应归功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国学功底,在创作上崇尚个性、自由和感情表达艺术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的艺术歌曲。从总体上来讲,艺术歌曲是诗与乐高度融合的音乐艺术载体,既包含有诗意的文学成分,又具有强烈的音乐本体的抒情性和歌唱性。因此,中国的艺术歌曲如同坚忍的中华民族,具有高雅、细腻、含蓄、理智的性格特征,常常用音乐语言描写外在的环境和气氛,歌曲曲调清新优美悠长,词曲的结合如同中国的国画,音乐与中国诗词的结合表现出一种语言的音乐性,营造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美。
20世纪初产生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是我国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中国艺术歌曲自诞生发展到今天,在中国的各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一大批受到当时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大多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形象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一直是我国作曲家创作艺术歌曲的主导思想;借古喻今,反映时代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与美好生活的歌颂赞美,始终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主要题材。早期的赵元任、黄自等人在艺术歌曲方面的创作实践,就以民族性为目标,不断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借鉴西方作曲手法,大胆实践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民族化。所以,力求创作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歌曲是近现代我国作曲家所追求的方向。在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扬中外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和宝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审美情趣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经验,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创作养分和灵感。罗艺峰教授曾将中国艺术歌曲的性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带有明显的室内乐性质、趣味高雅而内在、是创作而非民歌、形式精致而规模不大、演唱声音修炼而有控制、具有诗性的境界和深刻的情感以及个人性的表现与美学追求。并指出中国艺术歌曲之“人的发现”是其哲学化存在的根本;“内在性”是其美学品格要素;“小叙事”是其创作的出发点;“精致”是其雅文化的表现。
中国人讲求含蓄,在音乐表达上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中国音乐的创作喜好将主题思想放在最后,正如一句诗中描写的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西方音乐讲求豪放,属于开放式的风格,一开始就出现主题,然后再慢慢阐述具体内容,有震撼力。
在整个西方文化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在艺术中得到如此多的表现。在音乐而言,博爱、宽容、谦卑中透着坚毅刚强,为人类无私奉献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代代音乐家着力表现的一个美学意象,成为音乐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
西方自古希腊音乐体现为对音乐结构的动机、乐汇、主题、乐句、乐段及各种曲式、各种体裁探索的肇端。即探索它们本身的意义和它们在结构中的作用,探索它们的表现能力等等,侧重于从音乐结构的内部来研究音乐,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和音乐的美学。因此西方艺术歌曲内容明确、技法简练、创作快捷且直抒胸臆,它能快速捕捉瞬间情感,使一部个性鲜明的音乐作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生动、感人。
形式逻辑在希腊发端后,大大地推动和影响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正因为希腊 形式逻辑较为发达,因而西方后世音乐艺术的曲式进入专业创作后就得到了有意识的发展,有一段的民歌、民谣,有单、复二段体和三段体曲式,有回旋曲式、变奏曲式、奏鸣曲式。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体裁结构,而且还善于适中地运用各种形式去表现各种情感、思想、内容。
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化壁垒是文化差异的有形的外部表现。而其内在的、无形的表现则是由于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在西方,人们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神秘的宗教便成为西方古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宗教文化。而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在古代审美思维方式上是 “贵悟不贵解”,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 “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
具体的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方由于音乐地域、民族以及时代的差异,所以中国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美学也存在着差异。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源头是儒道两家提出的音乐美学思想,皆由春秋前萌芽状态的诸多音乐美学观点发展而来。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美学发展史,一直都是以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流。既追求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又强调“洪天音真”。反对束缚人生、束缚音乐。所以中国音乐的审美标准是有情感而不狂放,有欲望但却含蓄。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对中国音乐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音乐追求意境深远、模糊朦胧,以含蓄、淡泊、空灵为上品,以抒情为主和追求意境深远为特征。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意境,美好的意境可以给欣赏者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带来思想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升华。 而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则主要有两大思想流派,即“他律论”和“自律论”。所谓“他律论”强调的是音乐的美受音乐形式之外的(包括情感社会)影响,它强调一种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即情感音乐美学;而“自律论”正好相反,它强调音乐的美仅仅来自音乐自身,内在的要素决定音乐的形式美,强调音乐的内容。
2、从音乐作品特点的比较,中西方因思维方式不同,在音乐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简而言之,中国为“一曲多用——重再创;西方为专曲专用——重原创。”“一曲多用”是以尊重原有作品的风格和原有欣赏习惯为价值取向的,创作中仅将某“基本曲调”稍加变化,可赋予该曲以新的内涵。“专曲专用”则以作品的个性为追求目标,无论在作品的形式上还是在创作技法上,均以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为原则。
3、从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创作也有所不同。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等特点。所谓集体性,是指作品中所凝聚的劳动不是某一作曲家的个人行为。所谓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是指创作时,作曲家是歌唱家或演奏家于一身的。作曲的同时也就是歌唱或演奏的过程,没有一二度创作的分工,具有极强的即兴性。而西方音乐作品(主要指西方专业作曲家的作)的创作方式,具有个体性,一二创作分离的特点。西方音乐作品属于作曲家个体劳动而为,体现出浓厚的个性特征。同时,在一二度创作上呈分离状,即作曲家的创作仅仅是完成乐谱而已。
从审美观念来观察中西方音乐我们发现,中国音乐讲究作品的意境、气韵,强调创作的神妙,风骨,注重表现的含蓄、婉转,喜好艺术形式的中和适度。而西方音乐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息和道德教化色彩,表现形式较为固定,常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西方音乐逐步加入上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对感情的表达直白、激烈,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能力。到了20世纪,西方光怪陆离的音乐现象已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与欧洲传统技法、中国传统音乐技法,现代创作技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歌曲。欧洲艺术世界此时受到东方文化的滋润并逐步渗透到欧洲的文化情趣和生活之中,而欧洲作曲家对中国音乐的兴趣,也开始从异国情调与题材上表现了出来。打开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总之,随着文化发展的日益国际化,多元化,追求多层次、高品位的精神享受已成为社会时尚,具备时尚品位、典雅风范的艺术歌曲其审美价值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使得艺术歌曲在人们精神享受空间中得到了空前繁荣。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是在与欧洲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交融,借鉴西方音乐精髓的同时,充分肯定其本土性,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逐步的借鉴、进步。
[1]李曙明.中国艺术歌曲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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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意识教育缺乏是当代大学生教育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大学生感恩意识的缺失是历史、家庭、社会、教育和学生自身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积极倡导感恩教育,对于大学生素质的完善和品格的塑造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当代大学生中却出现了许多感恩意识、感恩行为缺失的现象,这些现象影响了大学生的成才。文章主要从感恩教育的涵义、价值、现状等各个方面来进行阐述,让学生真正了解感恩,用心做到感恩,这不仅有利于学生的发展,而且对于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完善也是十分有利。
并没有落伍,反而更加突出了它作用和价值。首先,对于个人来说,感恩是十分重要的。不知感恩的心理会严重影响青年的健康成长和人格塑造。在青少年中广泛开展感恩教育有助于平衡青少年个体的身心需要,促进个体的和谐发展和培养其完善的人格。其次,感恩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有着重要的价值。在当今社会,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物质利益冲突加强,一些人们在生活、工作的压力下把自己的眼球集中在了个人利益,一些人们为了追求所谓的个人利益而不知感恩,这种个人行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定与团结。
通过开展各种感恩教育活动,首先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各方面的素质。其次,感恩教育通过对每个个体的影响,使个体怀有一颗感恩和包容的心,促进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相处,进而有益于促进整个社会的安宁幸福。
(一)感恩意识缺乏
现在社会中的一些大学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感恩意识淡薄的现象,不仅不懂得关心他人,甚至对他人的关心无动于衷。具体表现为:对于父母、老师和同学给予的帮助和支持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不存在丝毫的谢意,这些对大学生各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二)感恩行为缺失
当代一些大学生不仅感恩意识缺乏,感恩行为更是缺失,这种不良现象表现在大学生生活的点点滴滴:在消费的过程中对父母辛苦赚的钱不懂的勤俭节约,有的学生大手大脚,消费水平甚至超过了父母所能承受的能力;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斤斤计较,不会考虑他人感受;在坐公交时不主动给老年人、孕妇等让座;更有甚者利用自己的所学知识来进行危害社会的发明创造,这些现象所造成的不利影响不容忽视。
(一)家庭的正确引导
家庭是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的第一所学校,一个人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对他自身价值观念的形成、培养和转变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影响。
1. 家长要转变观念。家长要有责任教育自己的子女常怀感恩之心,在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生活情况的同时,要同时注重对孩子思想品德素质的培养和塑造,关注他们是否对父母、老师、同学的关心和帮助具有感恩意识。
2. 家长必须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为大学生树立良好的感恩榜样。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行为举止,无论对老人还是小孩儿都应该关心、体贴、恩爱有加,夫妻之间也要相敬如宾,彼此尊重;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要坦诚相待,有情有义,知恩图报,用自己的言传身教来影响自己的孩子,使孩子在家庭中时刻处于感恩的氛围中。
(二)学校的规范教育
1. 要注重理论灌输的作用。以课堂为阵地,把感恩教育设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借助课堂,在课堂内容的传授中渗透一些感恩思想。同时将该课程设置一定的学分作为评价标准,这样可以使学生更懂得感恩。
2. 重视感恩实践的作用。理论知识的掌握是基础,而感恩行动才是感恩教育真正的目的,因此,必须通过开展丰富的感恩活动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的感恩行为,让学生在活动中自己去领悟什么是感恩,怎样去表达感恩,并在这样反复的活动和实践中让学生把感恩作为自己学习、生活的一部分。
此外,高校还应该利用一些感恩节日在校园内宣传感恩人物或感恩事迹;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或身边的人物做一些有关感恩的演讲等,从各个方面出发来为大学生营造一个感恩的校园环境。例如,山西师范大学根据本校孟佩杰的事例,通过大力的宣传和鼓励,学习她感恩父母,不图回报的精神,让大学生感受到知恩图报的人就在身边,我们都可以是“最美女孩”、“最美男孩”。
(三)社会的正面熏陶
我们应该努力创造一个有利的社会环境来积极配合大学生的感恩教育。
1. 重视媒体的作用。借助电视、报纸等宣传这一主题,形成良好的社会习气:例如,国家广电局可以多做一些感恩的公益广告,像深入人心的“妈妈洗脚”的广告,对感恩进行宣传和鼓励,促进大学生感恩萌芽的生长。
2. 重视网络的作用。开展感恩教育也必须充分利用网络信息量大、覆盖范围广等优点来发挥其宣传作用。其次,为了避免网络的负面影响,还必须加大对网络的监管力度,以免一些不健康的信息流入网站造成对学生的不良影响。例如,设立网络监督机构,对网络信息进行合理的管理,将一些感恩信息,如每年的感动中国十大人物及身边的一些感恩事迹发布到各大网站,充分发挥网络的积极作用。
3. 充分利用城镇或乡村社区的作用。在假期,让大学生利用学识开展感恩教育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给学生一些鼓励,对于表现良好的学生给予适当的奖励,让社区的成员主动学习他们的感恩行为。例如,可以由各级市委组织,以村或社区为单位,选拔村内知恩图报的大学生,将其行为事迹上报,市政府根据事迹的影响程度,划分级别并给予相应的奖励。
总之,感恩教育的实现和完善需要社会各界和各个成员的共同努力,尤其要充分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在感恩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家庭的影响、学校的教育和社会的支持让学生更好的学会怎样去感恩,这对于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浅析当代大学生感恩教育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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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具有阴柔偏向,同时与阳刚相补。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有着 尚悲 的偏向,其特点是趋向淡化、弱化,偏于阴柔的 悲情 ,体现为 哀而不伤,怨而不愤 ,近于 中和 之美。 尚悲 的 中和 之美不仅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原则,而且成为中国传统音乐的审美标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将结合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为施咏教授的观点提供一个较为坚实的论据。
关键词:音乐 审美 阴柔偏向
对音乐的研究并不是孤立的,音乐与社会的每一个层面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一文中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对中国人音乐审美中的心理偏向进行了分析。笔者对这一命题深表认同,并结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思想谈一谈自己的观点。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阐述的“法律与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关系”。笔者认为音乐是在社会的发展中逐渐被抽象出来的,而法律也是自然法逐渐发展的,音乐审美心理是一个长期的形成的过程,是建立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的。帕斯卡尔说:“人的一切尊严就在与思想”,人类对音乐的认识、抽象、发展,无不依赖于自己的思想。所以笔者认为对音乐的审美心理与法的形成是有相同之处的。
施咏教授在《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概论》中提到了中国人的先祖与西方人不同,我们的原始生活模式是采集式的,而西方人则是狩猎式的,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模式造成了中国人与西方人早期的心理差异。笔者非常认同这样的看法,孟德斯鸠把自然法与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根据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从感性到理性,自然法的法则分别是:1.和平;2.寻找食物;3.人的自然爱慕;4.希望过社会生活。这是人类特有的品质。
由第一第二点看来,人类在生命不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就会想办法延长自己的生命,延长生命的唯一办法就是进食。食物的来源直接影响原始人类的生存状况。不过为何原始西方人普遍不“采集”而原始中国大多不“狩猎”,则是由于各自文明所处的地理差异和气候差异造成的。
根据孟德斯鸠的理论分析,气候差异导致人的差异。欧洲大陆地处北回归线至北极圈,较低纬度地区温度普遍偏低。寒冷地区的人因冷而蜷缩,进化出有力的心脏,在人格上有较强的自信。也就是说,有较大的勇气,对自己的优越性有较多的认识,有较少的复仇的愿望;对自己的安全较有信任,较为直爽,较少猜疑、策略与诡计。相反在闷热的地方,人因为热而困倦,导致心神萎靡。孟德斯鸠说:“如果向他提议做一件勇敢的事情,我想他是很难赞同的。他的软弱将要把失望放进他的心灵中去;他什么都要害怕,因为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成”。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炎热国家的人民,就象老头子一样怯懦;寒冷国家的人民,则象青年人一样勇敢。虽然这样的结论实在有些绝对和片面,但这种类似“进化论”理论的科学根据,在对原始人类思想形成的研究中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气候的确可以影响人的体格和对受到刺激时的敏感度。
西方人尤其是北欧人拥有粗壮高大的体格,敏感度低适应能力好,而如非洲地区,尤其是中非内陆地区的人大多身材瘦小,对环境刺激敏感。在人类社会不断的发展中,产生了宗教、风俗、习惯,孟德斯鸠认为:东方各国的宗教、风俗、习惯和法律持久不变的原因也有气候有关。因为即便没有赤道地区炎热,但东方人对外界刺激(心理刺激)的敏感度仍较西方人强,但因为气候造成的身体惰性导致精神惰性,使得人没有反抗精神,一旦接受了某种印象,就不再能加以改变了。孟德斯鸠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不和气候的弱点抗争的是坏的立法者”这一观点。他认为印度和暹罗人习惯了静止和虚无,认为静止是愉快的,运动是痛苦的,诞生于这种社会的佛教自然顺应了人们的性格,但同样也导致了无数的弊端,相反认为中国的立法者却明智,通过道德、宗教和法律促使人们“出世”,以推动社会运转。
在气候影响文明的同时,地理环境也是重要的因素。古代中国文明发源于古黄河流域,而后发展长江流域,西南地区,最后遍及整个中原。古代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多以平原和冲积平原为主,土壤肥沃,降雨丰沛,山脉也主要以丘陵为主,适宜耕种,因此长久以来,华夏文明都是农耕文明。人生活在其中对土地产生强烈的依赖,他们并不关心所谓的“自由”而只需要风调雨顺,天下太平,保证自己的现有的生活即可。
以上这些因素造成了中国人注重“采集”的生存模式,以及求“安宁”的处世哲学,并且由于中国西部地区喜马拉雅山脉和沙漠构筑的天然屏障,使得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始终保持着几乎不变的宗法制,并逐渐融入了血液和骨髓。在古代,中国人的“阴柔偏向”或许可以称作“自矜偏向”、“尚悲心理”或许可以称作“奴性心理”。不仅仅在音乐的审美中,在整个艺术的审美中,无不透射着出来。“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此句处于墨子之口,或许是个不恰当的例子。但中国的历史上有多少人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
“阴柔”的内含或许就是“惧怕改变”、“尚悲”的本质或许就是“无力改变”。更多的人,包括现在的我们,多数选择“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而屈原那“美学意义上的悲剧”式的人物也仅仅能吟唱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没能影响中国之后的几千年的历程。而卢梭“把生命献给真理”,在他死后西方世界便掀起了惊涛骇浪,从经济到文化开始腾飞。人们也总说,法国人尚悲,缪塞的情诗是总是给中国人解读成“小家碧玉”的相思。但是真正浸润在血液里的骨气和勇气确实无法改变的,有如荒原上的嫩芽,焦土里的新生。中国人的悲很快就能释然,因为在骨子里总有一个阿桂,何时国人能够悲得深沉,双眼喷火,目光如炬,中华民族才能启蒙,才能觉醒,才能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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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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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来,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巨大变革,这种变革对教育、对文学提出的要求,国外文学理论教材的翻译介绍以及人们日渐增多的对国外大学教学理念与方式的了解,使我们深切感受到文艺教学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二十多年来,文艺学专业已经涌现出了许多的教学成果,出版了许多有特色的文艺学教材,但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客观形势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当代西方文论研究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进行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分析其与19世纪文学理论思潮的内在承继关系以及其与西方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知识社会学、政治学等的关系,以获得一个比较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工作平台;而且要进行20世纪时代精神的基本分类,即把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性”西方文学理论精神,进而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西学精神的转型,分析其“后现代性”产生播撒的内在原因、基本形态、价值转向等问题。同时,还需审理世纪末在“冷战”结束后的西方文学中的“后殖民性”———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问题,并对这一多元文学批评的正负面效应加以阐释。
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转型特征,表征出现代性艺术精神向后现代性审美文化价值偏移的重要趋势。这一研究涉及的流派众多,人物思想芜杂,问题面广,更具有多语种特征,使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样,面对19世纪末的“近代”文论批评,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文论批评、中后期的“后现代”文论批评、世纪末的“后殖民”文论批评,问题出现的周期短,转型快,牵涉面大,特别是在人文科学流派和科学分析流派形成的对峙中,当代文论研究问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诸如:如何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加以整合,对当代语言学、社会学、美学成果加以吸收;如何从对西方的译介和模仿中走出来,以国内文论研究专家的眼光重新看待和分析20世纪西方文论批评中最重要的理论批评,并以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加以验证,分析其优劣,发现其内在的文论精神,为创立中国当代或新世纪文论流派打下基础;如何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语境来审理所面对的现代西方文论,同时,通过对现代西方文论的发生发展的研究来更新我们自己的文艺理论批评建设和话语言说的方式,进行价值重建,等等,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去认真审理。
20世纪是文化解构与重建的时代。面对神性的坍塌,人类必得重新认识自己,而且任何一个民族和个人均不能逃避这一自我身份重塑的历史节点。20世纪的文艺不断更新变幻、愈演愈烈;20世纪的文论不断推演创新、流派迭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不断创新求变的背后有何深刻意义?它标明了人类怎样一种处境?它指涉出诗学的反思担当了何种使命?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不断花样翻新、不断发生话语转型这一事实,值得我们往深处思考。事实上,从中国立场审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具有重要的话语转型和重建意义:
其一,研究当代西方文论是在文化互动中的中西前沿思想对话。这意味着,不应仅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着手,因为这一研究不是对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论评头论足;相反,从生态美学上看,这种西方文论思想的考察,是中西文论和文化的一场本体论意义上的对话,正是在这种对话中,中西文论的真实意义在当前时间中呈现出来。对当代西方诗学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使我们从现代文化的高度看待西方文化美学困境和诗学精神的张扬;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们看到自己文论和美学还因袭着传统的重负,还未能达到真正的反思。这种文艺理论研究的反思和自省,不是要通过比较来贬扬某一文论。这种诗学对话的目的,在于去更深一层探问人类审美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因而,对西方文论的研究只能以相互启示、相互生发为共同基础。只有去除了自身的遮蔽状态,只有将探索人类审美文化的真实意义作为共同的尺度,我们的研究才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基点上,达到对西方诗学的深刻洞悉。
其二,对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研究不能采用孤立的、静止的观点,而应采用具体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研究。我们不应照搬和移植西方文艺理论,而应在与西方文论参照对比中,整理、分析、总结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进而建设自己的当代文艺理论体系。当我们真正把握了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的真实意义,真正领悟了当代文论下潜藏的存在本体论的意义之时,我们的知识型将有全新的结构。在文艺理论和美学研究的深层,涉及一个更为深邃而且相当重要的问题,即中西文化精神的走向问题。因为,诗学研究不仅涉及诗意的思维方式(诸如改变
思维模式,引进新方法论等),更重要的是人生意义和价值存在的重新确立,是人生审美化(即生命的审美生成)问题。因此,建立当代中国的文艺理论体系,必须首先清楚西方文化和诗学的主要趋势与价值取向。只有真正弄清了西方诗学的“文化灵魂”,同时也认清了我国文艺理论亟待革故鼎新的方面,才能取长补短、扬优弃劣。
其三,在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色彩和“政治正确”意向中,中国文论界在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中,注意到后殖民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消费关系时,往往强调第三世界对第一世界的“文化拿来”,而没有清醒地意识到新世纪中国“文化对话”的重要性。这事实上提出了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化和文论知识分子的价值立场问题。在我看来,“全球化”不是一个全球同质化、单一化的过程,而是一个逐渐地尊重差异性的过程———科技一体化、制度并轨化、思想对话化、信仰差异化。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人们已经耳熟能详。近年来正走红的西方思想家哲学家齐泽克(Slavoj Zizek)提出:文明的冲突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文明背景下。在西方,这种观点备受重视。那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同一种文明内部是什么原因使它发生重大的断裂和冲突,而且,在全球化中为什么要将尊重差异性看成非此不可的?事实上,全球化时代是尊重差异性的时代,这一多元化的过程相当漫长。
尽管差异性面临的处境很艰难,但是必须尊重它。我不认为到全球化时代全世界所有的语言都消失了,只剩下英语;全世界的所有文化都慢慢被整合了,只剩下西方文化;全世界一切的意识、一切的文明都慢慢的被同质化了,多元的历史终结了。相反,全球化是一个学会尊重差异性的多元化过程,是东西方共同组成人类性的过程,也是西方中心主义习惯自己成为多元中的一元的过程。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学者的批评精神不可或缺,本土学者应从自己的喉咙发声,用自己的方式介入第一世界的话语中心,使得话语成为可以“分享”的、理论成为可“旅行”的、价值标准成为可以“互补”的。处于边缘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文化理论介入和对中心主义的警惕,对于抵制第一世界思想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霸权话语,使其得以考虑用不同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所制约的观念处理全球问题,审理以西方现代性作为全球发展惟一标准或道路的知识谵妄,有着不可或缺的纠偏功能。
全球化时代为中国从“西学东渐”走向“东学西渐”提供了基础。一种东西方知识分子平等对话在多元宽松的文化语境中将成为可能。因此,全球化时代对知识分子不仅意味着要不断创造新的思想,而且要找到新的传播自己新思想的途径。新思想、新观念的含量和传播的广度决定学者在“学术文化链”上的位置。那些原创性的思想家生产了一个时代,而其他人却仅仅在消费他们的思想,甚至浅化消泯他们的思想成果。当新时代需要新的阐释时,全球学术话语“文化链”一端的波动,会使得处于另一端的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的思想命脉与西方“他者”紧密相关,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现实,也是一个亟须改变和超越的全球化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现实。
其四,文化转型中的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价值判断问题。这方面文论界认识的差异很大:有从时间矢量角度分为线性发展的过程,也有从超越层面认为新的就是好的,还有站在前现代立场反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也有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进行同步批判的,等等。可以说,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传统性、现代性、后现代性文化断片和经验杂糅。于是,一方面有着全球化意识中的后现代文化视野与跨文化经验,另一方面又有着在后殖民氛围中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历史阐释焦虑,同时还存在着全球化文化霸权中的历史记忆和民族寓言问题。这种问题的重叠化、语境的杂糅化、场域的错综化,使得“后学”从文化批评进入政治批评领域,并在解构与建构、时尚与守成、虚无与信仰、悲观与乐观中重新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当代性的“文本政治”问题因之得以敞开。这些问题值得从两个角度加以分梳。
一是“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主要强调西方后学进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在文化冲突中的具体理论反应,一种多元并存的纳受、抵抗、整合、消融的过程;二是“中国后现代后殖民”属于一种具有某种普遍意义的后学新思维,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神经,并成为一种看世界的新角度、新方法,甚至成为一种新的思想平台或流派。这两个问题有着内在不可分离的联系,又可以看成一个问题的两面,彼此相依,互为因果。后学问题上的“西学东渐”,表明当代中国在哲学思想和文化观念上同世界保持了灵动的联系,并使西方的学院派问题进入中国后,不再是纯理论问题,而成为理论与实践的双重问题。对中国而言,不是全面地植入后现代的问题,而是在现代性全面展开中择优而行。因此,对政治层面、经济层面、信息传播层面的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差异,当从更高价值理论层面加以分析:应该用一个更高、更远的视野来看待如今同时态呈现在面前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在神性和兽性之间找到人性的基本价值平台。说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角度,作出怎样的具有合法性的价值判断,与我们的文化身份和中国立场紧密相关。
其五,文学发展中的文化身份问题。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批判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紧密相关。后殖民主义的引入,使得后现代主义的中心与边缘问题、价值平面问题、反权威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并使中国文论界共时性地遭遇到如下诸多问题:后学研究的阐释中国的焦虑,后现代中的语言学转向及其汉语思想的当代言说方式,后现代哲学与中国哲学审理以及哲学新方向,后现代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的复杂状态,后现代主义与新实用主义、科学主义、女权主义,形而上学的命运与后现代实在论,后现代问题与当代宗教神学思想,后现代主义与文学艺术的危机,后现代主义之后的东方后现代问题,当代诗学与后现代审美文化,日常生活与后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与文化保守主义,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关系及其共识性与公共性的丧失,人文精神的困境与价值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知识分子与精神家园,后殖民主义的发展与中国文化思想的内在矛盾,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对抗性态度,后殖民场域中的第三世界文学和批评,后殖民话语叙事碎片与时尚怀旧,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以及妖魔化中国与知识的买办化批评,等等。
在一系列彼此缠绕、互相牵连的话语中,中国文论界进行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面对这种后学大面积的思想消解性活动,在传统价值遭遇到合法性的困境时,只有通过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通过后殖民时期知识分子的边缘性思考,在获得自身的个体独立性中,将对知识体系的更新和对学术思想的创新作为自身存在的理由与中国思想延伸的契机。赛义德认为:“作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是要以自己的作品介入想宣传的事物,而又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为了某系统或方法服务的机制。”[1](P90)我坚持认为,批判是学术发展的生命,但是,如果批判仅仅是将知识消解为零散的碎片,仅仅不断复制自身的“批判话语”而无视问题本身的深度和广度,就难以出现人类知识的新增长,致使话语批判变成时代知识主流的泡沫。因而,从事真正的思想批判和问题揭示,就是重新创造自我身份,并以自己平实的工作为时代做一个真实注脚,进而成为这个变革的社会肌体中的一种反思性微量元素,或许是对新世纪中国思想知识增长的有意义的工作。
在我看来,在当代文论转型与文化重建中,只能尽可能多地遵守不断超越的“人类性”的共同价值和认识,遵循一定的国际艺术审美共识,同时加上通过中国知识分子审理过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成分,才有可能组成新世纪的中国新文化形态和新文艺理论体系。
[1]Edward Said.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 The 1993 Reith Lectures.London: Vintag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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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学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学习音乐除了可陶冶性情外,还可增强语言的记忆力。在接受测试的中文大学六十位女生中,小时候曾接受过音乐训练的女生,比没有接受过音乐训练的女生,能够多记忆百分之十七的文字资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音乐语言的训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音乐艺术都是根据自己民族的语言特点和吐字行腔来表达思想感情的。所以,作为一个歌者,在演唱作品中,除了使自己的发声方法科学之外,更加应该做到咬字准确、吐字清晰。同时,我们对语言重要性的认识,还应该体现在对艺术作品歌词的理解上,声乐作品是词曲作者们把生活中的语言提炼成歌唱语言后,经过对语音、语调、情感的处理,再借用音乐艺术的表现形式把音乐形象完美地展现出来。
一个好的嗓音条件在演唱歌曲中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是用来塑造艺术形象的物质条件,语言更是歌曲演唱的重大基础,是来传达歌曲以及作曲者思想感情的重要工具,在歌曲演唱时我们应当使歌唱与语言结合得完美。本文通过分析音乐语言的一些知识后,在演唱过程中对语言的发声,吐字,归韵等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也探讨了音乐语言训练的方法,在方法的运用过程中以《孟姜女》为例,主要强调了演唱歌曲时应注意的发音和咬字还有情感的表达。作为一个歌者,在艺术实践和学习上,我们不仅要使自己的的发声方法科学,而且要做到咬字与吐字的清晰,进而创造出内容深刻、打动人心的音乐形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除了少数民族语言外,汉族语言也有很多的方言,而且每个地区的汉语方言的发音差别之大,有些甚至已经到达不能交流的地步,所以,歌唱者必须学好普通话,以达到传情达意的歌唱目的。
(一) 音乐语言中的普通话知识
汉语言是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结晶,结构和发音是世界上复杂,难度系数最大的语言之一。汉字字音的结构分为三种,读音的时候是将声母、声调、韵母三个部分结合起来。因此,每个学习歌唱的人都应当掌握每个汉字声、调、韵的发音方法和要求,才能更好地进行普通话练习。
首先声母,简单来说它是一个字的开头部分。主要是用唇,齿,舌在不同咬字的部位通过气息造成声带的振动而产生的声音,有阻音b 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 c s zh ch sh r,塞音b p d t g k ,擦音f r sh ch zh s c x z q j h ,边音l ,以及鼻音n m 。这就是声乐演唱中的字头,我们在唱的过程中一定要分清语言的咬字和吐字。再者就是韵母,简单来说它就是除了字头那个音的后半部分。一般分为单韵母、复韵母和鼻韵母这三类,其中,复韵母又分为前响韵母、中响韵母和后响韵母,鼻韵母又可分为前鼻韵母和后鼻韵母,这些就是我们在歌唱中要注意的吐字,也就是归韵,我们必须做到在字音清晰的基础上还要保持声音的圆润和饱满!最后就是我们所说的声调,一共有五个声调,例如:妈(阴平) 麻(阳平) 马(上声) 骂(去声) 吗(轻声)。每个字都有它具有的音高调值,在民族声乐演唱中,我们必须准确的掌握好语言的升降顿挫,才能够准确的表现出歌唱语言的音乐线条和律动感!
所以我们必须要结合好“声、韵、调”这三个方面才能达到歌唱语言中的最基本的字与声的完美结合!
(二) 演唱中歌唱语言的结构类型
在声乐演唱的语言中,按照传统的理论来讲大部分都是先将一个字分开来进行咬字的,必须要分成字头字尾,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声母和韵母!字音是由声乐和韵母等因素组合而成,所谓的收音归韵便是我们说的字尾!整个咬字吐字的全部过程就是由出声、引腹和归韵三者组合成的状态!
语言的结构类型又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有字头、字腹、字尾的类型。这一类型的字音在歌曲中很常见,大部分能够将它划分为以声母作为字头的字(如:中、声、难)等字就是由字头到字腹、声母到韵母组成;以介母(韵头)作字头的字类型。这一类型的介母在无声母的字当中,它就是字头(如:忘 ,无声母而以介母做字头,发声时介母要短促,而韵母要拉长一些);以声母与介母(韵头)共同做字头的字类型。它包括了字头字腹字尾全部的组成部分,如(乡 xiang 由西xi 肮ang两个字组成)。第二种类型是有字头、字腹、无字尾的类型。这一类型的共同特点就是全都没有字尾。可以是有声母和韵母组成的字(如:故gu 声母要清晰,韵母要延长);有介母(韵头)和韵母组成的字(如:我wo 字头短促,字腹延长);由声母、介母、韵母组成的字(如:耍 shua 将字头的声母和介母拼成一个字,再与韵母拼为一个完整的字)。第三种无字头、有字腹、有字尾类型。包括有母音作为字尾收音的字(如:哎ai 由于无字头,所以在发音时要果断把字腹韵母的声音发出来);由鼻音“n”或ng 作为字尾收音的字(如:暗an 盎ang 果断把韵母发出来,然后打开鼻咽腔通道发出鼻音)。第四种类型是无字头、有字腹、无字尾的类型。这种字在我国汉语中为数很少的(如 啊a 哦o 额e 这种单韵母形式,主要掌握好口型发声就可以了)!
首先我们必须清楚声乐演唱时的语言发声状态和平时的生活语言的发生状态是有很大区别的,说话只要说清楚读准字就行,而歌唱当中的说话不仅要求咬字清晰,还要求声音甜美,再加上气息以及共鸣腔的运用!声乐作品需要歌者用语言来演唱音乐当中的故事,将作者的真情实感通过演唱的形式进行诠释,所以语言的发声在作品中起到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穿越灵魂,让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如何训练歌唱语言,我们不仅仅需要科学的发声方法,我们还需要做到对歌唱当中每个字每个句子的准确演绎!所以,我们必须训练正确的出声、引腹和归韵,这样才能帮助歌者在演唱过程中语言发声的标准,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同时应当认真地学习前辈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和理论。
(一) 如何出声
字头“咬”的准不准,即声母的发声,将影响着歌唱语言的清晰表达。在出声的时候要有适当的气息准备,使阻气和破阻两者之间形成一个对抗,这个过程中,气息越充分,那么发音越有阻力也就越有弹性!所以在出字前应当控制好气息,找准发音的部位和着力点,使发音除阻时敏捷、利落。同时,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咬字时要有分寸,不能把字咬得太死,也不能气息力度过猛,以免声带拉的过劲造成声带的损伤。只有在出声前做好准备,才能使歌唱的语言更具有张力更加的清晰。
(二) 如何引腹
吐字也叫引腹,字腹是由声带的振动、口腔的“四呼”状态、共鸣腔体三者的配合来完成,主要指声母发音时声带闭合造成阻碍并冲破阻碍,迅速向韵母过渡过程的发音状态。它不但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准确,还影响着歌唱时声音的共鸣音色等!所以歌唱的过程中,韵母的母音则是发音音准至关重要的一点。例如:演唱:“长”字的过程中,“a”是主要的母音,发音时要注意气息的支持,共鸣腔体要给发音提供足够的共鸣空间,母音在延长的过程中注意必须保持口型稳定,张开嘴巴的发音的同时也必须注意咬字时的嘴型的状态,这个字的音节为chang ,只有做到加强口腔开、合、圆、扁的控制能力,才能做到演唱时声音的优美动人!所以在歌唱时我们不仅要训练咬字,同时也需要训练正确的调节咽部状态和喉结的相对稳定,从而达到统一的发声状态!在唱的过程中,我们要把口腔中的咽部始终保持打开的状态,严格控制口头的稳定性,并用气息最大程度的控制每个字的归韵状态!这样我们在唱的过程中才能保持声音的稳定和统一,是唱出来的声音变的更加的圆润有光泽!
(三) 如何归韵
现在谈到如何归韵,字音基本上都是由字头(韵头)、字腹(韵腹)、字尾(韵尾)三部分构成,所以,我们咬住字头,字腹吐清了之后,字尾的归韵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着字音的连贯性和完整性。字尾不到位,字的读音也就不标准,演唱时如果不归韵,就会破环歌词的原本意思,例如:把“奶奶教会我的歌”唱成“呐呐教会我的更”,不归韵就会使词的意思变得面目全非。字尾的归韵、收声主要是运用了气息延长字腹母音声音的力量,把字尾的音准确的收住,为下一个音的发声做好准备,保持与下一个音之间准确的连贯性和通畅性。所以演唱时仍要用稳定有力的气息进行支撑,气息支持声母破阻发生,气息与声带相对抗产生字腹,字尾的归韵更需要气息的支持才能完整准确的收住。因此归韵时一定要做到准确,快速,灵活的收声,这样演唱时才能清晰的表达出准确的字音!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国家,我们有着56个民族,有个56个不同的种族语言,更加有着56个不同的音乐文化。地大物博造就了我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民族艺术的国家,有着不同情感韵味的表现形式和语言的声调表现方式!江南小桥流水人家与西北黄土高坡,云贵高原山清水秀奇风异景与东北平原白山黑土地,西藏雪山,内蒙草原,新疆天山等等,这些都是我国多民族特殊的民风民俗,这也使我国的民族艺术和演唱有了丰富多彩的风格和特点。现在以《孟姜女》为例,分析这首歌曲当中的音乐语言。
歌曲《孟姜女》是由一个流传千百年的民间故事创作而来的。秦朝时期,孟姜女为了寻回千里外造长城的丈夫,哭倒长城,却只寻到丈夫的尸骨。这首曲子由曲作家王志信和刘麟重新编词编曲,将它改成一首摄人心魄,感人肺腑的悲剧的大型声乐作品,其中最具有特点的是,全曲最灵魂的部分用了哭腔的唱法,将女主人公的悲剧情绪轰然而出!
首先乐曲在原来的民歌徵调式的结构上稍微加花修饰了一下。整个乐段几乎都是七个字组成一句话,非常的工整,演唱时歌手一定要像诉说哀怨的情绪缓慢的唱出来,气息平稳地进行,柔和!歌词:“正月里来是新春……”,旋律在第一段的基础上展开了变化,虽然节奏,结构,色彩的变化都与第一段保持一样的,但是又在句尾加了二小节带哭腔的旋律,并且还延长了!语言咬字吐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流畅,哭腔的那一句,字头要有力的唱出来再归韵,再叹进胸腔里面模仿哭腔的腔体!随之歌曲进行了转调,进入了由大调转到小调风格,这种转入小调的手法,使音乐的悲剧旋律感更加的增强了,歌唱时的语言不能像诉说一样,要有如泣如诉的感觉,要有情绪的推动。
而后一段又借鉴了我国戏曲板腔音乐的表现手法,伴奏织体明显复杂了起来,感觉非常地急促,与歌声的高亢拖腔形成鲜明的对比,词中“大雪纷飞北风疾,孟姜女千里送寒衣,从秋走到年关过,不知丈夫在哪里”,旋律也采用了四分音符大连线的手法,将这种坚定且又痛苦的情感创造了强烈的悲剧艺术氛围!这个本曲的结束段落,伴奏织体以紧密的节奏,连续的后半拍将全曲推上了最后的高潮。一句“只见白骨漫青山”,“只见”这二个字中间有休止符,要字断气不断,形成一种不忍心看到尸骨而哽咽于喉的哭腔!“漫”字要让声音有控制的竖上去。最后一段以悲惨,哭天抢地呼喊式的音乐表现手法,将孟姜女的悲剧命运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下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悲愤表现得淋漓透彻!
我国民间歌曲有着数千年的传统历史和丰厚的艺术遗产。音乐中的语言,也代表着我国各个民族各个地方的艺术特色和人文特点。所以想要演唱好一首作品,我们不仅仅需要用到科学的发声技巧,我们还要注意和重视作品的艺术特色,创作背景和作曲作词者。语言在生活中都是必不可缺的一门艺术,所以在歌唱时我们更应该重视注意到它的魅力!
浅析音乐语言的训练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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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音乐教育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一切教育主要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学校音乐教育。学校教育一般可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的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被人们所认知,高等院校开展音乐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认真学习当代先进教育思想和手段,从改善音乐教学模式出发,讨论适合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关键词:音乐教学 教学模式 公共音乐
大学音乐教学已经不像初高中那样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有淡化的趋势,虽然国家教育规定对于艺术课程的设置,制定了教育计划和范围,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教学还是存在种种弊端,教学模式有待改善。本文试图探讨一种高质量的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争取最短时间普及音乐教育功能,指导教学,为培养优秀复合型人才做出贡献。
一种教学模式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安排的一种可行的教学活动框架。高校公共音乐的教学模式是在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上,根据教学任务和目标,构建一种稳健而可操作的教学活动框架。这种教学模式至少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特征:
(一)可操作性。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是根据一定指导思想去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有规律可循,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可以说,这是一种程序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模仿、被传授和学习,被高校公共音乐教师学习后,用来运用指导自己的教学,完成教学任务。例如,在教学中,不能把学生当成观众,而是参与者、创造者和表演与欣赏者。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教师可以设计一套情景,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解决问题,最终得出结论,这样就是一种可操作的模式。
(二)完整性。一套教学模式,必须是完整的。首先,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有其完整的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操作过程是完整的。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引导学生去参与课堂,唤起学生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最后高校公共音乐教学也有完整的评价系统,对于课后学习效果进行评估。
(三)针对性。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有自己的教学目标。培育学生审美能力 ,进行德育美育教育,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所以课程设计,内容选择都决定了这种教学模式的针对性。
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提供了一定有规律规范的教学框架,依据一定的教育理念,其对音乐教学意义重大。
(一)可以更新教学观念。高校公共音乐教学不是为了培养艺术专家,重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健全大学生人格魅力,培养适应社会的复合型人的才。无疑,音乐是融德育、智育、美育等为一体,学习音乐可以铸造完美人格,培养高尚的情操。这种教学模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勤于动脑、乐于探究,培养自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旧有的一人堂的教学不适合高校音乐教学,音乐教师应该寓教于乐。高校公共音乐教学首先是人的教育,而后才是音乐的教育,育人是基础。高校教师,能够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来支配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有一定的思想指导,达到教学的目的。
(二)可以改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要求,在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两个概念,很多人把他们弄混。教学模式是较为系统化的操作体系,而教学方法是具体操作手段,是教学模式体系中构成要素或有机的组成部分。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是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在选择过程中不断的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
(三)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可以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优化教学过程是在考虑所有教学规律、方式、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内外部条件,选择最优的的组织课堂教学过程。教学模式的选择,正式考虑了优化教学的原则,认真进行贯彻执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本身教学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提高,经过修订的教学模式,更能灵活指导教学实践,是教学过程不断优化,最终能够改善和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最初我国高校设置公共音乐教学是为了陶冶情操,提高学生音乐素养,拓宽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之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为了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情感,完善个性。当前教育部提出把音乐教育纳入正规本科教育体系,设置公共音乐课。但是由于我国高校公共音乐教学起步比较晚,很多教学模式都是模仿正规音乐院校的教学,教学模式古老传统化。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使得课堂气氛凝重,学生学习被动消极,尤其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实施随意性强,偏离学生课堂主体的思想,不能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思维,课程设置流于形式。特别是一些高校,只把音乐作为公共选修课,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师也是为了应付任务,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艺术院校的方式,没有根本上形成自己独立的模式,片面强调音乐文化教育,成为应试教育的变形,与普通高校教育目的偏离,不能完全去感受音乐的内涵和情感,完全成了知识的复制。尤其是高校课堂要留有固定的作业,其实就是复制和背诵原有的观点,没有创新性,音乐中隐藏的,潜移默化的情操没有被挖掘和探讨,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创新审美能力。在以灌输知识为主的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成了复制他人思想的课堂,过分强调教学一致性的高校,执行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忽略大学生个体差异,限制了个性发展。
由于高校公共音乐教学的种种问题,切实需要一套全新的适合时代发展的教学模式,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改革是必要的。
在教学中,有三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而这三个因素的结构,是决定现代教学模式的基础。这三个因素是教师、学生和教学媒体。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改革教学与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灵活运用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升华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可以发挥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而依靠书本等媒体为主的教学,可以丰富课堂氛围。通常情况,一套优秀的教学模式,是合理组合三者的关系,调节三者结构才能让教学模式发挥最大效能,有序进行教学。探讨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应适合时代发展。
(一)以人为本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教与学重新解读
现代认知理论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高校公共音乐教学特点,学习是获得信息后经过理解加工的过程,重视人的内心和感悟,是发现价值的过程。但是实践中,如果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网络媒体等,实现视觉和听觉并用,提高教学效果。关注学生,以人为本,让个体的个性最大限度发展。学习是知识在学生心里重新构建的过程,学生作为主体,主动的学习才能达到知识构建,改变教学中心,以学为主替代以教为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媒体,以人为本,教为辅助,学为目标,构建知识。
(二)由知识传递向学生自主转变,由学生接受到学生参与转变。高校公共音乐教师应当以“导”和“助”为基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创设环境,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欲望。教师摆正位置,变教为导,课堂上教师多加引导,给学生提供积极参与的机会,充分发挥大学生自由联想能力,领悟音乐真谛,并且在不偏离音乐的共性基础上,让学生对音乐进行再创造,感受音乐美感,升华音乐的美。独立思考,认知音乐,发现音乐的美感,达到审美育人的目的。
(三)由单一发展向多元发展转变。高校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大学生已经有自主的思考和多方面发展的能力,不能依靠统一标准来教学。高校公共音乐教学重视多元性文化,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背景。思维智力本身就是多元的,理解音乐、感知音乐,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的创造力,突出学生的个性学习。
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代赋予教学不同的使命,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新的发展契机会促使各种教学模式出现,选择最合适的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为美育教育选择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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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雕是中国汉族传统的雕刻技术之一,有悠久的历史。中国第一部神话、地理专著《山海经》把煤雕原料称为“涅石”。作为中国独一无二的工艺美术品,产于大同。其原料是来自大同煤矿的煤矸石。它创造于1998年,是一项新型的工艺品。其图案均以地方文化为题材,雕有云冈大佛、飞天、菩萨、等人物形象及悬空寺、应县木塔、九龙壁等造型。煤雕是极具地方特色的馈赠亲朋的艺术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煤雕艺术的当代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说起煤雕,大多数人并不陌生,从一块块被丢弃的煤矸石,经山西大同民间艺人精雕细刻后,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品。现如今,人们对煤雕在现代交际中的文化寓意由各种渠道耳濡目染,但大部分购买煤雕的消费者并不知道,煤雕本身的艺术价值决定了它投资升值的价值,只要买对一块艺术内涵深厚的煤雕,也能做到休闲中理财,本文就煤雕在当代交际中的文化内涵及发展趋势试做研究,供同行参考。
煤雕最早是由大同市的民间艺人发明的。煤雕艺人施玉平告诉记者,煤雕艺术与乌木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处,尽管质地不同,但是都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体现了大同作为“中国煤都”的煤炭文化。云冈大佛、伟人、妈祖,一件件影雕作品,同黑白摄影作品一样逼真,令游客爱不释手,成为中外游客赠送亲友和收藏的精品。江对煤雕赞不绝口,并欣笔提词石中有佛,佛中有石。煤雕用料:为大同特有的煤矸石,它为煤层深处的植物化石现已经极为稀少。
煤雕艺术是矿区独具特色的传统美术工艺业。煤雕是19世纪末法属时期问世的传统行业,与矿区的历史和煤炭工人的生活紧密相连。这种艺术类型也许起源于心灵手巧的矿工们闲遐时将粗糙黑亮的煤块雕成不同形状的东西,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潮流。煤雕工艺品题材越来越广泛,内容越来越丰富,从象征勇猛的水牛、狮子到米罗的维纳斯像,人像等高艺术作品。
上世纪八十年代,从事煤雕业的煤精工艺品协会原副主席阮文伦透露:“为生活增添色彩的煤雕业具有高文化价值,与矿区历史和煤炭工人的生活紧密相连。因此,煤雕工艺品是游客来到世界大自然奇观下龙湾时选购的富有意义的纪念品”,并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当中。
通常来说,煤雕分为两种:一种是先将煤矸石加工成石板,然后进行抛光处理,再在上面用细钢钉和铁锤轻轻凿刻出精美的图案,其手法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刻瓷;另外一种是将煤矸石直接雕刻成各种造型,然后再进行抛光处理。凿刻过程要十分仔细,力道和凿刻点要均匀,否则就会导致雕刻失败。成品的“煤雕”作品乌黑发亮,细腻精美,显示出有别于传统雕刻艺术的独特魅力,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多次在全国工艺品博览会上获奖。
如今,大同煤雕每年的销量已经超过20000件,并被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等十几个国家的爱好者收藏。此外,“煤雕”艺术还成功与云冈的艺术文化相结合,一个个云冈石窟的艺术形象在“煤雕”艺人的刻刀下变得栩栩如生,展示着环保理念并弘扬传统文化。煤雕艺人张磊说:“煤雕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是一个文化符号,我们希望通过这种独特的煤炭艺术,让人们更加了解大同的历史和文化。”
煤雕是中国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在西周时期就将其做为一种陪葬品使用,煤雕的颜色为黑色。因为它是煤矸石的本色,但不会掉色。也不用担心摸他的时候会把手弄脏。古代地理学家郦道元这样描述它: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稀,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是当时石窟盛景的真实写照。云冈石窟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传统艺术风格,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今天,它已成为中外游人倾慕和向往的旅游胜地。云冈石窟是中国三大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
众所周知宝石的等级分类主要是:晶体纯净度,颗粒大小及切割好坏。煤雕不仅仅需要这些,还要加上意境度和稀少度。这里着重说一下意境度,首先什么叫做意境?煤雕的意境就是宝贝你看一眼就会有一种遐想,可能会把你带到另一种境界:或山川,或海洋,或深林,或雪地,或宇宙,或者你可以通过观察煤雕看到一个人或者一种动物,这就是意境美。它可以给人无限的触动和震撼。有些煤雕的色彩堪称“彩色钻石”,可增强亲和力磁场,助人缘,显高贵。有助畅通人体经络,促进气血循环,延缓衰老。
由于意境美本身就是无价的,所以选择煤雕艺术品第一就要看意境,然后再看其他方面。由于煤雕矸石的局限性,很多优美的煤雕艺术品很难达到完美。就像很多的高价幽灵也不是全包裹,很多的高档次钛晶也会漏有发根或小矿缺,这就是因为煤雕矸石越丰富越难达到完美。相反,内容不好的异象煤雕就是再好,再完美也不会有这么高的价值。中国古人有句老话“龙飞于天,虎行于地”,能给人以鼓舞和力量。虎乃百兽之王,猛虎下山蕴含着勇武强健,刚猛不折的含义。虎行于地,给人以鼓舞和力量注意:老虎不可以放在卧室里,容易造成夫妻相互吵架,有些朋友喜老虎形象的图画,要知道这是不能随意挂的,要挂也要挂上山虎,师傅说老虎是不轻易下山的,如果下山就会害人,最直接的表现在夫妻容易不间歇的双双生病。大同特有的煤矸石,它为煤层深处的植物化石现已经极为稀少。
煤雕还有一种兼容美也很重要。比如两块组合在一起的煤矸石,这样价值就会提升很多。再比如水胆煤雕,本身就兼容了双重欣赏价值。还有流沙水胆也兼容了气泡与固体物的流动之美。这总兼容价值可能是数倍或者数十倍的提升。比如俗称为“财富之石”的黄煤雕,主财富,增加横财运,是招财类的煤雕,股民、生意人的佳选,亦可开发太阳轮,对肠胃消化系统有调节作用;而泛有金钛色的煤雕艺术品主财富亨通,能量特强,是金钱和权力的象征,加强人的自信心和领导能力,可当护身符,辟邪化煞。
目前市场上的煤雕主要分为外进口煤雕和国产煤雕国。国外主要有马达加斯加岛、巴西、奥地利和捷克等国,而国内产煤雕的地方主要有广西、湖南、江苏、山东、河南、云南和新疆等省份。其中,江苏的东海县既是国内重要的煤雕产地,又是首屈一指的煤雕集散地。
尽管与钻石、红蓝宝石相比,煤雕的市场价值和社会所赋予的意义显得相对平民化,但这并不意味着走惯了“亲民”路线的煤雕没有升值的空间。煤雕的投资与其他古玩不同,不需要考虑年份以及历史,辨别也相对容易,但是买到一块好煤雕并不容易,简单来说,好煤雕的品种讲究天生天成。如果一块天然的煤雕有大致的象形形状或是有天然的“美景”,那么就是好煤雕。这样的煤雕比起一般的煤雕,不仅价格高出一部分,日后的升值潜力也更大。另外类似巴西绿幽灵、绿发晶等一些有限资源的煤雕矿石,由于赋予了一定的意义,也具有一定的保值升值潜力。
煤雕可以定位于礼品市场和个人市场两个方面,然后针对两个不同的市场确定不同的营销策略,分析两个市场就必须要针对送礼和个人自购收藏和摆设这两类的消费人群进行分析。他们在购买煤雕的时候分别都有其重点关注的一些方面,而且会有一定的区别。然后再将送礼市场和个人市场进行细分,例如送礼市场可以分为情人礼物、生日礼物、朋友之间的送礼、亲人之间的送礼、高端送礼、中低端送礼等等,而个人市场就可以分为自购用作家具摆设和自购收藏等等,然后你在给不同的市场分出不同的产品类型或者组合做推荐,针对不一样的细分市场给出不同的定价方式和促销方法。从而吸引更多的人来购买!
煤雕一直以来被大多数人视为普通室内摆件,往往被忽略了其升值的空间。其实与其他的收藏品一样。煤也是不可再生资源,目前国内市场已经出现了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煤雕的经营已经在很大的幅度上出现供给线吃紧的情况,随着煤矿不断的开采,数量会越来越少,未来价格的走势肯定会呈现趋高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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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是指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其中出现了许多文学流派。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时期文学、80年代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另外,文学杂志《当代文学》于2001年9月23日在香港正式创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浅析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样性特征尤为突出,这是本时期的社会大环境以及文学自身发展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章试从这些方面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及新世纪文学呈现出的新的特点。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多样性
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30多个年头,在这30多年中,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平民百姓的生活到国家的体制改革,伟大的中国依靠自己的摸索在风口浪尖上走出了一条繁荣昌盛的强国之路。历史以改革开放来命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而文学作为社会变革和思想激辩相碰撞的产物,在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巨变时,自身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也必然地成为新时期文学的总主题和总特征。新时期以来在文学创作和接受的全过程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和以人民为本位的文艺思想。在与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有机联系中,不懈地探求文学在新时期发展中的价值观念和理论体系。这就表明在当下,执行党中央的文艺路线仍是新时期文学的主要任务。
20世纪90年代新时期文学进入以多样分流为特征的转型阶段。文学的演进不再是以往那种走马灯式的思潮更替,而是在同一个时空里的多样分流、异质同构。在急遽的分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雅文学与俗文学的分流和互补。在文学的世俗化倾向强势发展的同时,作家们仍在坚持人文精神的不懈追求;另外现实关注和历史眷恋一起成为90年代文学的重要支脉。个人化叙事和女性文学成为90年代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追求日益强烈,由此带来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和提升。世俗文学以满足大众文化消费为目的,以市民大众的文化品位和语话方式观照市民社会的功利现实和凡俗的苦乐年华,创作和阅读共同追求世俗的快乐,其传达方式也带有明显的商品属性。如池莉的《烦恼人生》、刘震云的《一地鸡毛》等。也有一些作家无视其人文关怀和精神鼓励的职责,淹没在欲望的海洋中,从而导致了人性立场的丧失和现实批判的滑落。这是一个客观而严峻的现实,然而它却不是文学精神的全貌。
在现实主义的旗帜下,还有陆天明的《苍天在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张平的《抉择》、《十面埋伏》、周梅深的《人间正道》、《中国制造》、王跃文的《国画》、《驻京办主任》等优秀作品张扬着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以对现实的热切关注和冷静思索描摹社会转型期的社会世相,揭露和批判了在体制改革下出现的种种现象。当然还有先锋文学对传统的叛逆精神,对人生孤独迷惘的揭示,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与此同时,汪曾祺、莫言、林斤澜小说中的民间精神;王蒙、张炜小说的浪漫主义精神;扎西达娃小说、马丽华散文的佛教精神;史铁生、北村小说中的基督精神;张承志、霍达小说的伊斯兰精神。载示着各种文学精神的小说文本纷纷闪亮登场,其种类之繁多,精神之丰富,是当代文学发展史上从未出现过的。不管它们是昙花一现、电石火光的瞬间,还是如恒星般灿烂于中国的文学史。
新的世纪,文学的人文精神迎着世纪的曙光,又呈现出高扬的趋势。首先是人性主题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它既不像新时期之初文学对人性被压抑的悲愤控诉,也不是随后出现的对美好人性的赞美,而是对人性的严厉拷问。即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性的冷漠与隔绝,人与人之间以自我为中心,难以沟通,以致造成误解、对立甚至是残杀。如陈应松的《望粮山》、《马嘶岭血案》、刘庆邦的《卧底》、张欣的《浮华背后》。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的抗战题材的小说在人物塑造上脱离了原来的“高大全”形象表现的更加有个性,血肉丰满。使得人物呈现出立体性如《历史的天空》中的姜大牙、《亮剑》中的李云龙。尤其重要的是民族精神打破了政治的樊篱,超越了党派观念。由原来的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民单方面所为扩展为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甚至绅士土匪在内的全民族所有。
这些文本最大限度的去还原记录历史的真相,谁又说这不是人性的回归呢?其次是对人生存困境的关注。所谓生存并不仅仅是温饱问题,而是从人本身出发关注生活中各个阶层的人,反映他们生存的艰辛和不幸。如阎连科的《受活》、刘恒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刘震云的《手机》等。反观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坛,会发现创作趋势大致呈三个倾向:一是走向市场操作和经济崇拜,几乎整个通俗文学、纪实文学都带有明显的商业操作特征。如王朔、二月河、都梁、海岩的作品。二是走向个人创作立场和边缘化写作。如新生代诗人在90年代的创作;韩东、朱文等的都市小说;陈然、林白、海男等的女性文学。他们的共同特点即由社会责任感转向个人生活态度,对个体意识和自我生存状态的关注,创作也由文化中心位置转向了边缘立场。三是坚持精英文化立场和张扬理想主义。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张承志的《心灵史》、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山居笔记》、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等。
由于中国正处于经济文化的裂变转型期,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加上经济发达国家的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转型提供一个参照。对中国文学势必产生强烈的冲击、渗透,这种冲击渗透同时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上使新世纪的文学发生了深刻的裂变。从这一视角去看待当下的文学,所谓商业化创作与个人写作,平民化的创作角度与知识分子的人文思考,以及对党的文艺路线的宣传和解释,其实都代表了某种社会心理和思潮的不同侧面。正是这样,新时期文学才会以蓬勃的活力呈多元性和多样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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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我国在电力市场的形势也跟随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脚步逐步加快。现当代下的供电企业和电力营销服务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服务观念薄弱,手段较落后,在市场运行和人员管理中法律观念不完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代电力市场营销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结合当前的电力体制改革提出了电力市场营销的新观念,在分析电力营销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阐述了电力市场全面优质服务的思想与方法。目标是确定实施电力营销策略组合、积极开展电力营销工作等。
[关键词]:电力 需求 市场营销 管理
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和电力市场的不断完善,电力营销工作成为电力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为扩大电力市场,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电力企业必须转变经营观念,积极开展电力营销工作。
电力市场营销观念形成于电力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此种观念认为电力企业应在电力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基础上,了解电力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以满足电力市场需求为中心,从而确定电力生产计划,并采取一定的电力营销措施满足电力用户的要求。通常对一般产品来讲,市场营销观念在20世纪50年代起支配作用,但对我国的电力市场,由于长期存在供需矛盾,到90年代初电力供求关系才趋向缓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电力市场营销的新观念。电力市场营销观念摆脱了长期以来重发电,忽视用电;重电力分配,忽视电能质量;重电费回收,忽视服务质量的落后观念。电力市场营销观念正是我们今后所倡导的一种指导电力生产经营活动的营销思想。
根据电力工业自身的技术经济特点和电力的特殊供求规律,结合电力市场的要求,可以看出,电力市场营销是建立在经济科学、行为科学、现代管理理论基础上的综合性应用理论方法科学。以满足消费者需求为中心的电力营销活动过程具有全程性、综合性、实践性等特点。其内容包括电力营销原理、电力市场调研、电力需求分析、电力营销组合等内容。电力商品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电力企业的营销理念具有鲜明的行业特色:
(1)真诚、诚信、客户至上的经营理念电力是国家经济命脉,以客户为中心,以客户需求为目标,全面满足客户需求,视信誉为生命,用真诚回报社会。
(2)以人为本,努力提供质优价廉的电力商品,尽可能减轻消费者负担,严格整顿各种乱收费现象。
(3)坚持节能环保,引导浦费的理念,掌握和参加用电节电产品的开发和应用,做好节能产品的宣传工作,鼓励使用电能。
(4)优质服务的理念提高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存之本、发展之本、效益之本,树立优质服务意识和电力企业良好形象是企业的发展之基。
(5)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供电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观念,改变电力经济增长方式既是长期的战略方针,又是日常工作的战术措施。
电力营销工作是指导电力企业生产、分配以及连结电力企业与电力用户之间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其内容十分丰富,以下问题尤应引起我们的关注。
(1)电力市场调查与预浏
电力六品涉及各行各业、干家万户,为了使电力企业作出正确的决策,必须进行市场调查和预测。市场调查是获取市场信息的重要方法之一,通过市场调查,掌握电力市场动态和发展趋势,为电力需求预测和营销决策提供依据。这对于搞好电力市场营销活动是非常重要的。
(2)电力市场细分与目标电力市场的确定
电力市场细分是指电力企业按照用户或消费者的一定特性,把原有的电力市场分解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分市场或子市场,用于确定目标电力市场的过程。比如依据用户性质可将电力市场划分为工业用电和居民用电等。电力市场由于其电能产品的特殊性,市场细分的因素与一般商品的市场细分的因素有所不同,具体可依据以下因素进行细分:
1)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对电力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也可以说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因素,因为电力企业在电能的输送上严格受输送网络的影响。电能与其他产品的一个显著不同处,就在于一般产品可以通过现代交通工具输送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即任何市场,而电能只能通过特定的输送网络进行输送,网络的建设需要长远规划和大量的投资。
2)最终使用者因素。电力产品深人千家万户、各行各业,电力市场要面对不同的使用者,因此按最终使用者因素可将电力市场细分为居民用电市场、工业用电市场、非工业用电市场、农业用电市场等。依据电能的用途可将电力市场细分为照明用电、动力用电、农业灌溉用电等等。
电力产品同其他产品一样存在着开拓市场的问题,在搞好市场调查预测以及市场细分和目标市场选择的基础上,实施电力营销策略组合,并积极开展电力市场营销。电力营销策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指导电力企业生产和分配,使电力产品能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需要。
由于电力产品的特殊性决定了电力生产的瞬时性,即电能的生产、输送、分配和使用是在同一瞬间完成的。因此,电力营销工作的首要问题是在电力市场调查和预测的基础上,指导电力企业的生产和分配,使电力产品能满足用户和消费者的需要。
(2)制定合理的电力产品价格。
电价在电力市场营销中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因素,影响价格的因素很多,有成本因素、供求关系因素、市场环境因素及政策因素等。为了促进电力销售,还必须制定许多价格策略,如数量折扣定价、季节折扣定价、低谷折扣定价和长期折扣定价等。
(3)选择合适的电力销售渠道。
电力销售渠道就是电能从电厂经过电网的输送、供电的分配转移到用户和消费者手中所经过的途径。电力销售渠道与其他商品的销售渠道所不同的是电力销售渠道受地理因素的影响非常大。
面对电网公司及供电企业落实科学发展观与走节约服务型发展之路的必然趋势,电力市场营销全面优质服务应该在“客户至上,需求为先,安全可靠,优质供电,科技先导快捷方便,依法经营,三公服务,文明礼貌,真诚奉献社会监督,诺出必践”的普遍服务的基础上,遵循电力市场营销“11P”理论。即基于市场营销观念演变发展史学习继承市场营销理论进展的各个学派的学术思想,面对当前市场营销实践的客观现实,展望市场营销理论方法的发展趋势,综合考虑麦卡锡提出的“4P”市场营销组合学说,菲利普、科特勒在"4P"基础上再加上政治力量和公共关系而形成的“6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之后他在“6P”市场营销组合理论的基础上又加上市场营销战略“4P”(也称宏观市场营销4P)即市场调查(probing)市场细分(Pratitioning)、市场选择(Priorizing)和产品定位(positioningi),从而发展为市场营销“10P”。
我们遵循系统论思想和系统科学理论,坚持人本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在”l0P“理论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P”即人(People),从而成为顺应市场营销发展趋势的综观现代市场营销“1lP”理论。树立全学科、全要素、全过程全员工、全生态、全文化综合集成的全面优质服务新观念。所谓全学科是指电力市场营销要以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系统科学等多学科理论为指导;全要素是指电力市场营销包括人、财、物、信息、管理、时间等多种要素;全过程是指电力市场营销涉及电力销售前、中、后全过程;全员工是指电力营销需要供电企业各有关部门和各层次领导干部及广大员工共同参与;全生态是指电力市场营销涉及生态环境、清洁卫生等有关要求;全文化是指电力市场营销注重制度文化、企业文化、执行文化等建设。
[1]尚金成,黄永皓,夏清等。电力市场理论研究与应用[M].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2002.
[2]林桔凤,浅谈供电企业营销服务策略[J].国家电网,2010(11).
[3]电力营销管理策略[M].电子工业出版社.
浅析当代电力市场营销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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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包含两部分内容,科学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即政权理论部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当代青年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原因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青年是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乃至社会发展的积蓄力。信仰是人们心中的信念,当人都信仰时,人会根据自身的信仰而不断的努力,向着信仰的要求不断的前进,当人缺少信仰时,人的意志容易消沉,这时的人的心理是非常容易动摇的,也是极易受到不法思想迷惑的。信仰对于青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在青年时期拥有良好的信仰能够使人们在接下来的人生中走的更远,更易实现自身的理想。
人的信念是指导人的行动的关键,正确的、坚定的信念能够指导人们走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错误的信念则也会催生出恶性的事件,并且容易受到不法分子与国外分离反叛势力的利用,所以人们必须要拥有并且坚守自己的信仰。青年人作为我国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接班人与中坚力量,这代人的信仰则显得尤为重要。在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我国的指导性理论,同时,实现共产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而每一个愿意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信仰,共产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信仰是我国的青年人应当拥有的信仰。我国的青年人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键,也是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需要,青年一代的人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接班人,必须拥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才能够自觉的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才能够自觉的抵制西方的不良思想的蛊惑。拥有信仰的青年人也能狗自觉的抵制西方的不良思潮,这也是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的切实需要。
(一)国家主导信仰淡化。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生产资料与生活、生产等人的相关活动都是通过特定程序的。人的思想信念也是由国家主导的民主信仰,人人信仰马克思主义,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是每个中国人的心中之想。这种条件下,不论男女老少,都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深深的信念与信仰,人们会自发性的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努力,也会自发的抵制西方的侵蚀。但是在改革开放时候,我国逐步实行了市场化机制,人们的生活生产项目大幅度丰富,生产生活多样化、多元化给人们的思想信念也带来了冲击,多样化的思潮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而逐步扩大,人们的信仰也不在仅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信仰,这是由于缺少了国家主导并且缺少教育中的渗透的信仰是难以自然的被所有国民所接受的。而突然其来的经济增长也使得人们放弃了原本占据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人们更愿意去接受更多的财富。
(二)道德信仰日益弱化。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开放程度逐步增大,而对于我国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了解不深的青年一代过多地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形成了近似于西方观念的崇尚自由,崇尚自我的思维模式,这与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观念有所冲入,而西方主导的思维更加突出的是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充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念,殊不知,西方的这些思潮是与其超度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与高福利相联系的。我国的青年人由于出生于信仰的真空期并且受到西方的以上思潮的影响,导致了道德滑坡,缺乏道德的基本准则。
(三)信仰呈现多元化态势。人的信仰是根据人的所见与所闻所改变的,青年人的一代所经历的是信息化网络化高度发达的时代,这一时期的大量信息涌入到网络之中,新的观念、新的事物都不断的呈现在人们的面前,手机、无线网络的普及则使得青年人的信仰朝着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着。信息渠道的充分丰富也使得大众的信仰更加多元化与分散化,而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与的困难一西方势力所传达的享乐、个人崇拜的思潮都影响着青年一代人,由于从心理、物质与精神上更能够符合青年人的胃口,这些驳杂的思潮能够慰藉青年一代的人,许多人选择了无所事事的自由,许多人选择了消极,许多人都走向网络,这都充分反映出了信仰多元化后,青年人自身信仰的混乱与矛盾。
(一)腐败现象的影响。腐败现象严重影响了青年对于党和国家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任,作为国家建设的执行者的内部腐败将会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对于党的信任,进而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程度减弱甚至消失。在中国,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实际上就是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信任,腐败则会严重影响青年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二)多元文化冲击马克思主义信仰。文化的多元化必然会对青年产生深刻的影响,青年是学习的时代,是创造的时代,同时也是接受能力最强的时期。国家的开放与网络的发达带来了丰富的思想,但是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的文化却深深吸引着青年人,向往追捧,向往明星向往奢靡的生活,这些文化思潮都会逐步淡化青年一代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三)苏联解体影响马克思主义信仰理念。但是随着1991年末,苏联突然宣布解体,对社会主义阵营影响巨大,它的解体导致东欧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采用资本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主义阵营势力大大缩小,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挫折。
(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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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史学》是顾颉刚编写,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籍。该书以作者卒年为准。有时为叙述方便起见,其卒年不在百年范围内者,亦加略述,但以超过不远为限。 本书有时为方便于叙述起见,一书或同见于两节中,如傅乐焕先生的《宋辽聘使表》,既见于断代史研究节中,复见于旧形式的撰述节中。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顾颉刚与《当代中国史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中国现代史学家中,能像顾颉刚(1893-1980)那样中外闻名的,没有几人。而像顾那样,以名人专家的身份,高屋建瓴,对其领域的成就得失,加以评论的,似乎更为少见。由此看来,本书实在是弥足珍贵了。俗话说:文品如人品。这表明,两者之间又有联系。那么,就让我们首先从作者谈起吧。
民国时期的学界,流传有这样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用来谐戏那些以认识胡适(1891-1962)为荣、并将他常挂在嘴边炫耀的学人。这句话一方面显示胡适名望之大,另一方面也表明了胡适的为人。的确,胡适之交游,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车夫马弁,在同类学者中,并无几人可及。但其实,真正能成为胡适朋友的人,也实在没有想像的那么多。而在他们当中,顾颉刚绝对是很重要的一位。1917年,胡适自美归国,任教北京大学。虽然在回国以前,他已经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博得一些名声,但要想在北大立足,并采用新的研究手段与角度,将中国传统的经学史研究,扩大和转变为类似西方的哲学史研究,则仍然让他感到是一种冒险,因此心存不安。胡适的这种不安也十分自然,因为他所面对的,是一批比他小不了几岁,自幼便受到传统学问熏陶的学生。在他们当中,顾颉刚是突出的一位。出身苏州世代书香、其家族曾被康熙誉为"江南第一读书人家"的顾颉刚,在去北京念书以前,不但已经熟读了那些所谓的"经书",而且还旁涉各类书籍,并培养了对历史研究的兴趣。可幸的是,胡适的新方法、新态度不久即为顾颉刚所认可,顾还为他在同学中说项:"他虽没有伯弢(陈伯弢--胡适的前任)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更重要的是,顾还拉了另一位旧学底子厚、而又能"放言高论"的同学傅斯年(1896-1950)去听胡适的课。由于傅和顾的认可和支持,年轻的教授胡适才在北大站稳了脚跟。
与他的老师胡适相比,顾颉刚虽然没有"暴得大名",但成名也不可谓不早。他于1920年北大毕业,由胡适介绍入图书馆工作,并协助胡适编书。在工作中,他很快就发现了古史传说之可疑,因此追根寻底、顺藤摸瓜,发现了一连串的问题,由此而发起了"古史辨"的争论。此时的顾颉刚,才三十左右,但已经全国闻名了。与他相比,早年北大的学生领袖傅斯年、罗家伦(1897-1969)等人,尚在海外辗转留学。他们虽然比顾年轻几岁,但耳闻顾颉刚的成就,傅斯年也由衷地赞叹道:"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傅斯年1926年底回国以后,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古史研究上急起直追,也有一番辉煌的作为。而当年向胡适郑重推荐顾颉刚的罗家伦,在回国之际,则写信给顾颉刚,希求后者的帮助,谋求教职。1可见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顾颉刚的地位有了迅速的转变,从一位年轻的学生,成为了国际知名的学者。他的那些在海外游学的同学,未免感叹:"士别三日,则当刮目相看"。用傅斯年的话来说就是:"几年不见颉刚,不料成就到这么大"!2的确,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顾颉刚名声非但蜚声国内,而且已经远播海外。
美国汉学家恒慕义(ArthurW.Hummel)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撰文,介绍顾颉刚、胡适关于古史的讨论,并把顾颉刚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译成了英文出版,题为《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俨然把顾颉刚视为当时中国史学界的代表。3恒慕义的作法,也为后来的学者所认可。1971年,美国史学家施耐德(Laurence A. Schneider)出版了中外学术界第一本有关顾颉刚学术生涯的专著,题为《顾颉刚与中国的新史学》,把顾颉刚视为中国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4施耐德愿意为一位当时还在世的中国学者立传,这在美国的学术界,也属少见,由此可见顾颉刚的名声与威望。而在国内,虽然顾颉刚的名字,称得上是家喻户晓,但真正对他的学术加以研究的,则要在他过世多年以后。这里的原因,与顾颉刚本人晚年的遭遇,有所联系,这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的后半部分,有比较清楚的描述,此不赘言。中文学术界对顾颉刚以及"古史辨"加以专题研究的,始在1980年代末,如刘起釪的《顾颉刚学述》、王泛森的《古史辨运动的兴起》等好几种。德国汉学家吴素乐(Ursula Richter)于1992年亦出版了《疑古:作为新文化运动结果的古史辨与顾颉刚》,再度证明顾颉刚之国际名望。5
1.坦诚相见、文如其人
也许是早年成名的关系,顾颉刚与胡适一样,在生前有意无意地为后人留下了不少材料。如前述有关顾颉刚与胡适之间最初的接触,就是由顾颉刚自己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提供的。因此,他们不但能因其成就而为学界所注意,也由于材料丰富的关系,使后人能不断为之"树碑立传"。但是,他们两人之间还是有所不同的。胡适成名之后,一举一动都在众目睽睽之下,而他又有史学的训练,深知史料的重要,因此他所遗留下来的文件,包括日记和手稿,非但字迹工整,而且思想清晰,没有暧昧之处。即使有暧昧之事,胡适也注意不留下痕迹。如他与美国女友威廉斯的友情恋情,则主要经过对方所保留的书信,而为今人所知。顾颉刚则稍有不同,堪称"性情中人",乐意披露自己的感情。这里的感情,并不专指男女之事,而是指他对学问、人生、友情的看法。顾颉刚的《古史辨》自序,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一旦有了机会,往往下笔千言而不能止,不吐而不快。几乎每次"古史辨"讨论结集,只要是他负责,他就会写一篇长序,直抒胸臆,将前因后果娓娓道来,其中的甘辛苦涩,一并呈现,让读者知晓。因此读他的序言,宛如读郁达夫的小说,有一种淋漓尽致的感受。他们都是五四时期的人物,都受到那时提倡的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种种影响,虽然治学兴趣不同,但个性风格有相似之处。顾颉刚的这种文风和性格,对历史学家来说,则是莫大的喜事,因为他自愿地提供了许多不可多得的材料,为史家和读者了解他的为人治学,有极大的助益。略微可惜的是,本书篇幅不大,又以评论旁人的作品为主,因此并不能让顾颉刚尽兴发挥。但是,他的文风性格,还是有所体现。他所用的评语,非常直接、干脆,没有保留。他有时甚至将几个人的同类作品加以比较排名,分出名次,充分表现了他直率、真诚的个性。
当然,顾颉刚能这样做,不仅与他的性格有关,更因其史学名家的地位。由此,顾颉刚这种名家评名作的作法,构成了本书的一大特色。本书写于抗战胜利之后的1945年,此时的顾颉刚,虽然刚过五十,但就其威望成就而言,已经是史学界的耆宿。由他出面评述当代中国史学(顾有合作者童书业和方诗铭两人),自然有点"青梅煮酒论英雄"的味道,读来十分过瘾、亲切。但是,顾颉刚并不自大高傲,而是力求公正。这一点又与他的性格人品有关。
顾颉刚虽然出身书香门第,但他的成长,却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坐拥书城,整日"之乎者也",只啃那几部经书。相反,他由于年幼体弱,一直为其祖母所呵护,从祖母那里,听来不少民间故事,由此而培养了他对民俗文化的兴趣。以后到北京求学时,又迷上了京戏。因此他对中国的精英和通俗文化,都有兴趣。这或许也影响了他的人品性格。顾颉刚虽然出身世家,自己又很早成名,但他的待人接物,则较少"名士气",而是显得真诚、宽容,愿意以各种方式奖掖、提拔后进。他的治学,也往往高低兼涉,不但研究深奥的经学与史学,也对通俗的戏曲和民俗文化,充满了兴趣。甚至他在古史研究上的一些想法,如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的说法,正是他从对戏曲剧情的演变的探究中,启发而来。这一"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传说",是顾颉刚疑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他从戏曲的演变中看出,一部剧作的剧情,往往始简而繁,经过几代人的加工,而变得愈益生动逼真、跌宕起伏。他由此提出,人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也经历了同样的演化路线,愈到后代,其对古代的认识,似乎愈益清晰,因此其描述变得愈益复杂生动。其中的原因,显然是因为后人掺假虚构所致。他在那时所举的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传说中的圣贤禹,或许只是古人的一种图腾崇拜,并不是一个真人。只是到了后来,人们才把古史传说"拟人化",将尧、舜、禹等奉为远古的"三代圣主"。他的这一说法,激怒了当时不少守旧的学者,视顾颉刚为大逆不道。但顾颉刚对古史传说的解释,从人们的常识出发,显得简明易懂,也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而且,他不仅仅做基于常识的猜想,而且用考证史料的手段,提供了古人作伪的许多证据,因此使得"古史辨"的运动,在1920年代为国人所广泛注意。它也揭示了传统文化的弊病,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改造,提供了有力的学术论证。
但是,深知治学艰辛的顾颉刚,并没有因此而停滞不前,而是希求通过进一步的研究,特别是对新史料的发掘和利用,对古史作更深入的研究,以求在科学的、而不是在传说的基础上,重新认识并恢复古代文明的面貌。可惜的是,许多对顾颉刚没有研究的人,往往不了解他的这一想法,而是将他简单看作是一位"疑古"的、"破坏型"的学者。而其实,顾颉刚是想先破而立、甚至破中求立的。因此,他还是一位"建设性"的学者。他在本书上编第五章评论经今文学派时,已经提到"破坏与建设本是一事的两面"。
本书的写作结构,比较明确地表现了顾颉刚的这一重要的、常为人忽视的另一面。本书有三编,代表了三个部分,主要描述民国史学由旧转新的过程。在顾颉刚看来,传统史学中有不少有益的成份,为新史学的成就起了一种铺垫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他把新史学的成功,主要归之于新史料的开发,这自然包括那时对文献史料的考订与批判,而"古史辨"之功劳独大。但他的重点,则是要强调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如"安阳甲骨文的出土"、"西北文物的发现","敦煌石室的发现"和"铜器的新发现"。他把这些实物史料,列于文献史料之前,同时还把传统史学中运用实物史料的成就,特别加以列出,以显示新旧史学之间的联系。于是,细心的读者就能感觉到,虽然顾颉刚把"古史辨"的运动列于书末(第五章),但他并不认为"古史辨"集了新史学的大成,或代表了新史学的最高成就。相反,顾颉刚眼中的新史学,以对实物史料发现和运用为主要核心和标志。而对实物史料的发掘与运用,显然并不是顾颉刚所长,也不是他成名的主因。而是他昔日的好友、今已有龃龉的傅斯年的一贯主张。傅斯年所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以"史学只是史料学"为信仰,以"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为口号,以"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和"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为目标,对中国文明的遗址,进行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由此而对中国的古史,获得了新的认识。6这一新的认识,重建了古史的某些真实性,与"古史辨"所得的结论相反。虽然顾颉刚没有完全改变他怀疑古史的立场,从他在本书中将安阳殷墟发掘的日期弄错这一点来看,他也没有过于注意他昔日同窗的工作,但是他毕竟是一个诚实的学者,有一种科学的宽容与大度,因此他能承认实物史料的发现与运用,代表了新史学的主要成就和发展方向。
顾颉刚不仅对新派学者如傅斯年持一种宽容、支持的态度,他对其他类型的学者,也一视同仁,能帮忙处便帮忙,能推荐处则推荐,因此他之提拽后进,在当时的学术界十分出名。抗战以前,初出茅庐的学者,常常追随三大"老板",分别是"胡老板(胡适)","傅老板(傅斯年)"和"顾老板(顾颉刚)"。但胡与傅都有机构的支持,财力雄厚,傅斯年创办了中央研究院最早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与中央研究院的关系,非同一般。而胡适则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又掌控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势力更是庞大。而顾颉刚仅仅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北平研究院历史组的主任,财力不能与前两人相比。他之所以能成为青年人追随的对象,主要是他的学问和他的爱才。7顾颉刚对钱穆(1895-1990)的提拽,就是一段佳话。钱穆在1929年以前,由于家贫而没有受大学教育,辗转于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小学教书,利用业余时间治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遇见到苏州养病的顾颉刚。顾颉刚慧眼识才,在读了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手稿之后,推荐钱入京教书,先到燕京大学,以后又推荐他到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上古史,使得钱穆能进入当时学术界的主流。虽然在1931年以前,钱穆还没有公开批评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治学方法和对中国传统的态度;他甚至还在早先出版的《国学概论》中对胡适所开辟的新途径表示出一种欣赏的态度。8但是,就钱穆的教育背景来看,要他像那些接受过科学训练的新学者那样注重研究实物史料来扩张史学研究的范围,则显然可能性不大。对此顾颉刚自然不会不知道。但他照样竭力推荐钱穆,表明了顾颉刚之爱才与宽容的品格。
顾颉刚这种宽容大度、在探究学问方面不抱成见的态度,使得本书的内容增色不少。上面已经提到,本书写于1945年,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之后,学术界百废待兴、急待重整。但如何重整、重振,则是面对当时人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因为抗战的爆发,已经分化了中国的学术界。在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的时代,学者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不少改变了原来的治学路线,因此而形成了与战前不同的派别。本书既然是以《当代中国史学》为题,自然必须有一种包容一切、兼顾大家的态度,将这些不同的派别一一作评。顾颉刚之宽容大度、不含偏见的品格,在本书中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上面已经提到,他虽然自己并不参与考古发掘,却坚持认为新史学的特长在于开发新史料、特别是对实物史料的重视与运用。同时,他还力图突破政治的偏见,不以政治见解来决定学术著作的取舍。如他在本书下编第一章第二节"通史的撰述"中,提到的数位史家,从政治态度和教育背景衡量,都不能算是新式的学者,如吕思勉、缪凤林和钱穆,但顾颉刚对他们一视同仁,纯以学术质量为标准加以评论。他对钱穆的《国史大纲》,有这样的评语:"钱先生的书最后出而创见最多",尽管他对钱穆那样以一人之力,写作中国通史的作法,并不特别赞成。顾颉刚在书中的议论可以为证,他写道:"通史的写作,非一个人的精力所能胜任,而中国历史上需待考证的问题又太多,因此最好的办法,是分工合作,先作断代的研究,使其精力集中于某一个时代,作专门而精湛的考证论文,如是方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断代史,也更可以产生一部完美的通史"。
由此可见,顾颉刚本人的治学路径,与胡适、傅斯年的比较一致。胡适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前半部之后,为了佛教的问题,做了不少专题的考证,以致至死都未能完成下半部。有人因此将胡适讥为"半部书作者",但其实,胡适的这种作法,虽然让人有些失望,但也表明了他治学严谨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而傅斯年更为极端,他干脆认为通史的写作不是现代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傅斯年写道:"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9当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的态度也有所改变,认识到通史的教育对振兴民族自信的重要,因此提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唅写作通史。对此顾颉刚在本书中有较高的评价,特别提到该书"集合数人的力量,写一通俗的通史"。但他并不因此而贬低钱穆的《国史大纲》。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曾对所谓"科学派"的治史,有严厉的批评,那么我们就更能体会顾颉刚之宽容与大量了。
顾颉刚不但对当时人看来"守旧"的学者有一种包容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如郭沫若、陶希圣(以当时情形来看)等人,也充分评价他们著作的学术价值,认为他们是"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其实,顾颉刚虽然自己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长处,则一目了然。他在本书的《引论》中已经提到:自唯物主义史观输入中国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这在当时是一个十分中肯的评论,体现了顾颉刚作为一个杰出史家的眼光与睿智。可惜的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为中国的史学研究提供了这样一个方向性的转折,但后来的发展,却也走了不少弯路。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到了1980年代以后,才有了明显的进展,逐渐演变成为当代史学的主流。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将顾颉刚的为人与治学,结合本书的内容特色,做了一个大致上的论述。《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为了更清楚地了解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的优点和贡献,我们还必须简单讨论一下该书的地位和背景以及我们现在阅读此书的意义。首先谈一下本书在中国史学研究上的地位。中国的史学传统,以其历史悠久著名,两千年来没有间断,可谓源远流长。既然是历史研究,就必然以追求真实为其目标。中国的古代史家很早就认识到"直笔"的重要。但是,中国史家也有借用史实来阐发政治理想、道德理念的传统。孔子的"春秋笔法"自然是一远例,更亲近的例子是司马迁的"太史公曰",为以后不少"正史家"所延承。换言之,史评这一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也有长久的历史。但是,要说史学史的研究,即对史学写作这一文化事业从观念到方法等各个方面加以系统研究的工作,则要等到与西方文化有所接触以后才正式成为一门学问。有人或许会说,中国古代也有刘知几的《史通》、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等评论史学的名作,由此可以证明史学史的研究在中国也早已存在,但在笔者看来,这些著作的出现,从中国史学传统的大背景看,只是一些偶然的事件,并不能证明传统学者已经有意识地认识到史学史研究之独立性。
我们说史学史的研究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背景下才出现,也不是说史学史的研究是从西方移植到近代中国的(当然中国学者也确实参考了近代西方研究史学的方法、观念和理论),而是说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才使得(迫使?)中国学者反思、反省自身的史学传统,因而刺激、促成了史学史研究在中国的诞生。身处二十世纪初年的梁启超和章太炎,面临西方从军事到文化的强大挑战,提倡对文化传统进行革新。在做这些文化革新的尝试时,他们自然将两种文化加以对照,结果发现它们之间虽然有许多不同,但就史学研究而言,却也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于是梁启超写道:"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但是,梁也注意到中西史学的不同:"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10但中国传统的史学,在推广民族主义这一方面,则欠缺一筹,因此他提倡"新史学"。
与他同样对传统学问有深厚素养的章太炎,在观察了中西史学的异同之后,也提出史学革新的要点,是要提倡"通史"的写作,即突破朝代史的传统。不管他们两人的观察准确与否(就中西史学的表面上的异同来看,他们俩讲的都十分准确),他们就中西史学传统所做的比较,开启了现代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先河。换言之,西方文化之输入中国,使得中国人发现了一个文化传统上的"它者"。在这一"它者"的反衬对照之下,中国人开始注意研究自身的文化传统,而史学则成为这一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先锋。难怪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大都以史学为业,与顾颉刚同时的人中间,以史学闻名的,俯拾即是。即使是其它学科的学者,其成就也往往在史学的研究,如哲学家冯友兰以哲学史著名、佛学专家汤用彤以佛教史成家。小说家鲁迅之文学史研究,有口皆碑,而诗人郭沫若则在中年即慢慢转行到史学界了。相似的例子还有陈梦家、闻一多等人。就当时的情形看,似乎史学研究与学术研究可以划上一个等号。甚至,这一风气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典型的表现。文化名人一旦对学术研究有兴趣,往往从史学方面入手进行研究。小说家沉从文晚年的服饰史研究,就是证明。而武侠小说家金庸,在成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之后,便选择以中国古代史为方向招收博士生了。
既然史学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渠道,因此中西史学史的研究,在二十世纪以来,就慢慢为史学家所重视,逐渐演变成为独立的研究主题。1920年代在北大任史学系主任的朱希祖(1879-1944),就开始为学生讲授中国史学的传统,以后成《中国史学通论》一书。他还延请留学美国的何炳松(1890-1946),为学生开设"史学方法论",由此而引起何炳松翻译鲁滨生(James Harvey Robinson)《新史学》(The New History)一事,而《新史学》则成为"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谭其骧语)。11在与中西史学传统的对照中,中国学者也发现了一些原来不为人注意的史学史人物,如章学诚及其《文史通义》,就在现代中国学界,受到广泛注意,与章在清朝的地位,有天壤之别。
胡适就出版了《章实斋年谱》一书。而何炳松不仅注意到章学诚,而且还注意到了刘知几。与何有同样兴趣的还有"学衡派"的人物张其昀。显然,由于学者们(特别是那些受到西学影响或训练的学者,其中包括那些所谓"守旧"的"学衡派"人物)开始从史学史的角度反观过去,因此而发现了中国史学的一个不同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研究史学史的兴趣,在中国的东邻日本,由于西学的影响,也早已形成。由于中日文化在历史上的亲近关系,日本学者研究史学史,就必然会涉及中国的史学传统。因此,日本史家也对中国史学史,进行了研究。汉学家内藤湖南就是一位先驱。他不但有身后出版的《支那史学史》一书,而且还像胡适、何炳松一样,对章学诚的史学,颇有研究,成为现代"发现"章学诚的学者之一。现代中日学者对中国乃至东方史学传统的重视和研究,都与他们与西方史学和文化传统的接触有关,也是他们反省和革新自身的史学传统的一个重要表现。
到了顾颉刚写作本书的年代,研究中国史学史的论著已有不少。除了朱希祖的《中国史学通论》和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的专著以外,有关刘知几、王夫之和章学诚的论文已有不少。对明朝以来的史学发展,齐思和等人也开始着手研究。至于清末民初以来史学研究的变迁,钱穆在其《国史大纲》引论(此引论曾首先发表)中,也作了派别的区分,提出了说明意见。而周予同的长篇论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12论述更是详细。有关史学方法的论著,更是不胜枚举。而才华横溢但英年早逝的张荫麟,则对历史哲学,表示了不少兴趣。这些都说明,在本书出版的年代,史学史的研究,已经自成风气,获得了中国史学界的注意。但是,像本书那样,以史学名家出面,评论史学界成就与不足的著作,还是不多的。即使是在此之后,也没有太多同样的例子。不久刚去世的白寿彝,当是一个杰出的例外。而当今更多的史学史专家,似乎已经为自己的兴趣所限,而没有就历史专题做多少研究。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本书的个人特色,也即本书所体现的顾颉刚本人的人品与性格,就更能感觉到本书的独特价值了。就拿白寿彝来说,他虽然在过去的几十年来,一直为推进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他扮演的主要角色,以学术领头人为主,因此在他署名出版的著作中,并没有多少能真正和全面地反映他个人的学术观点和看法。此处所发的议论,主要是想凸显本书的特色,并无臧否他人的意思。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常扮演学术领导人(顾老板)的角色。
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就本书的内容再发一些议论。本书既然是名家名作,因此在出版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它也成为史学史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史料,因此下面的讨论,主要以本书反映的史学观念为主,至于具体的内容,则留待读者自己去发现与评论。依笔者管见,本书在观念上有两大特点,其一反映了现代中国学者对传统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的态度,其二则涉及他们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本书所反映的这两个方面,都能为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的变迁和改造,提供重要的线索和证据,由此亦可证明本书作为现代中国文化经典作品的价值。
作为一位五四学者,顾颉刚在本书中所持的文化观,具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复杂特点,即一方面信奉历史进化论,认为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处于一种落后的状态,有待改造和改进,另一方面则又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相信中国文化顽强的再生能力和内在的价值。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民族主义的情感既能使人对自己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又可以为其现状的落后而忧心忡忡,而这一复杂心理,则又与历史进化论的理念有关。正是由于信奉历史进化论,才会使史家将各种文明既作纵向的前瞻,又作横向的比较,由此而发现自己文明的位置,为其超前而窃喜,为其落后而焦虑。孰不知,由此角度来比较文明的价值,几乎永远无法让人满意,因为比较文明进步的标准自有多种,比较的方法可以各个不同,如果纯作外向的比较,则无法获得对自身文明内在价值的全面认识。
在本书的《引论》中,顾颉刚指出了在抗战胜利之际出版此书的意义,认为"中国的历史,从此又将走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这一新的历史阶段,在顾颉刚看来,是相对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为列强所败而开始的那一个历史时期而言的。他说:缔结了《南京条约》之后的中国,"便开始遭受着狂风暴雨的袭击,我们的国家,就在这狂风暴雨之中,作猛烈的挣扎;到今年,终于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换言之,当时的顾颉刚认为,中国能够打败日本,取得抗战的胜利,不仅有局部的历史意义,而且能为中国的历史开辟一个新的纪元。不管顾颉刚的预测是否正确,他的观点本身已经显示了他的历史进化论意识。
不仅如此,顾颉刚在表达了对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及其光辉的前途之信心之外,则又对他所处的时代以及已有的学术成果,不甚满意:"一百年前,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望尘莫及;一百年后,我们的文化,仍是迂缓地随在人家的后面,与别人家比较起来,依旧相去很远,我们真觉得对不起我们的祖宗"。但是,在表达了这种不满之后,他又连忙指出:"这一百年之中,我们各部门的文化,也有比较进步迅速的,史学便是其中的一门,而且是其中最有成绩的一门"。这里,顾颉刚民族主义文化观之复杂、矛盾,显露无遗。
这种文化观,主导了顾颉刚对历史学性质与方法的认识。在他看来,历史学像历史本身一样,会经历一个进化的过程,而这一进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方法的完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的手段发现和考证史料,从而扩充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二是视野的开阔,由原来的帝王将相扩大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本书的结构,充分体现了这种史学观。顾颉刚不但要展现这一百年来中国史学从旧到新的转化进化,而且还想揭示和解释这一转化的原因。因此,本书分有三编,上编描述"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前期",中编是"新史料的发现和研究",而下编则是"近百年中国史学的后期",这里的从"前"到"后",也即从旧到新,一目了然,不用多说。而中编则至为关键,表现了顾颉刚对这一转化原因的解释。很显然,在他看来,史料的发现与研究,是促成中国史学进化的主因。他在《引论》中写道,五四运动以后,"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才真正输入,于是中国才有科学的史学可言。在这方面,表现得最明显的,是考古学上的贡献"。而考古学的贡献,正如他在后面写道,是在于发现新史料。新史料的发现,"一方面可以补充过去史藉的不备,一方面却又决定了后期史学的途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顾颉刚眼里,后期史学的进步,主要表现为科学方法的运用,而科学方法运用之成效,在于发现和扩充了史料。值得注意的是,顾颉刚虽然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主要归功于西洋的科学治史方法的输入,但同时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金石学和碑志学的研究。在他看来,西洋史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帮助中国学者完善其治史的方法,而没有完全取代以往的成就。因此他的史学观,也表现了五四民族主义文化观的复杂特征。
在顾颉刚眼里,现代史学不仅应当是科学的,而且应该是大众的。作为一名史家,他的这种视野是难能可贵的。在本书的末编第四章里,顾颉刚专门讨论了"俗文学史与美术史的研究",而且认为这些研究,都会有助于史家了解历史的多种方面。他在讨论了胡适、鲁迅和郑振铎等人的小说史研究之后写道:"旧小说不但是文学史的材料,而且往往保存着最可靠的社会史料,利用小说来考证中国社会史,不久的将来,必有人从事于此"。在这里,他不仅认为小说能成为可靠的史料,而且预测社会史的研究,会在将来受人重视。如果说本书在反映了五四时期的文化观念之外,还有什么超前于那个时代的认识,那么这一段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不仅在史料的开发上,有了更明显的进步,而且史家的视野,也愈益扩大。社会史的研究,因此而成为主流,并且还有日益深化之趋势。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虽然写于五十余年以前,但其视野和见识,则仍让我们在掩卷之余,含英咀华,回味隽永。也许,这就是名作之价值吧。
1傅斯年评语见《傅斯年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页1499-1542。罗家伦推荐顾颉刚事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页60。罗在回国以前作信顾颉刚,则见于《中山大学周刊》,2-14(1928年1月),页399-401。
2见上引《傅斯年全集》,页1499-1542。
3恒慕义的文章为"What Chinese Historians Are Doing in Their Own Histo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34:4(1929),页715-724。他之翻译顾颉刚之自序,见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Leyden:J.B.Brill,1931)。
4施耐德的书见Ku Chieh-Kang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
5刘起釪的书为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王泛森的书由台北允晨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出版。吴素乐的则见Zweifelam Altertum: GuJiegangund die Discussionüber Chinasalte Geschichteals Konsequenzder "Neuen Kulturbewegung"ca,1915-1923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92)。
6见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7参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79。
8有关钱穆与胡适等科学史家的关系,参见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7-18;傅杰《钱穆与甲骨文及考古学》,《中华文史论丛》,第64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页248-307;以及王晴佳《钱穆与科学史学之离合关系,1926-1950》,《台大历史学报》(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第26期(2000年12月),页121-149。
9见《傅斯年全集》,页1301-1312。
10梁启超《新史学》,《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3。
11见谭其骧《本世纪初的一部著名史学译著--《新史学》》,《何炳松纪念文集》,刘寅生、谢巍、何淑馨编(上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页74-75。
12原载《学林》第4期(1942年),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5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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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指人们对幸福的根本看法。幸福是指人们在创造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实践中,由于目标和理想的实现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幸福观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的反映。由于人们的生活价值目标不同,人们的幸福观也就不同。尤其是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幸福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当代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幸福是人生价值的最终体现,是人类千百年来永恒不变的追求。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健康科学的幸福观,它指引人类不光要追求物质幸福,还要追求精神幸福。马克思的幸福观是一种与时俱进的幸福观,它对社会发展起重大作用,马克思的幸福观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进一步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使马克思的幸福观理论在新时代、新背景下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当代价值
追求和拥有幸福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当今社会,幸福对于人们来说,更多的是感官上的需要与满足。于是,人们深思,幸福到底是什么?关于幸福,有没有明确的定义,这些都是在探讨幸福观时存在的问题,幸福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抽象意义上的心理的愉悦、精神的舒适,是一种自身需要被满足时的感受。
马克思曾说过:“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①幸福观的概念很复杂,它是人们对于幸福的整体感知的观念,由于个体不同,所以幸福观也不尽相同,有的幸福观易实现,个人就比较容易获得幸福,反正则相反。
马克思认为,幸福是在一定的经济历史条件下,主体在社会生活实践中,通过创造性的生产劳动,使人类主体的欲望、需要以及目的得到满足,并且可以使人类获得美好生活发展的快乐心理体验。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认为幸福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首先,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他说:“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②马克思肯定人的正当的物质享受。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如果人的基本需要即生存需要都得不到满足的话,人的幸福就是一句空话。所以一定要强调幸福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同时也非常注重精神生活在幸福中的地位,生存需要满足了,也会有精神方面的需要,并且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只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统一起来,人类才能获得完整的幸福。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任何时候,社会的存在和发展都是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的幸福内在的包含着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个人幸福和社会集体幸福是辩证统一的相互依存关系。个人幸福是社会幸福的基础,社会集体幸福是个人幸福的条件和最高表现。个人幸福的实现是以社会集体幸福为前提的; 相对的,个人幸福的实现扩充了社会集体幸福的内容,并使其更加生动具体。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马克思认为幸福要靠劳动创造来实现,只有劳动才能创造幸福,同时又使人享受幸福,实现劳动和享受的统一。幸福是需要和欲望的满足,随后人类就要享受这种幸福。当今社会,我党也大力提倡人民通过勤奋、诚实和创新劳动创造和实现个人幸福。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科学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多方面的辩证统一的幸福观: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物质幸福与精神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个人幸福和集体幸福的统一;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创造幸福和享受幸福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幸福观是无产阶级的幸福观,它建立在“人是社会的”这一论断的基础之上。人民的幸福观应该是正确的、健康的、积极的幸福观。
科学的幸福观包含三个层次的内容。第一,精神富足、身心和谐发展是个人幸福的基础。当今社会,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满足的同时,不能忽略精神生活在幸福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因为精神上的满足所获得的幸福要更持久、更深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也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
第二,人的生产劳动是追求幸福的途径。如果没有生产劳动,就无法创造出丰富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人类社会也无法丰富。如果人的需要得不到满足,人类的幸福也就无从谈起。当然,当今社会,也存在许多错误的幸福观,“利己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价值观屡见不鲜,针对这种思想误区,更要以马克思主义幸福观教育人民、鼓舞人民。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开创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
第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以增强幸福感。自然环境对于提升人的幸福感具有极大影响,中指出的“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是基于这一点出发的。在我国经济建设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充分注意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问题,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新时期,为了更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幸福感,就要从环境保护入手,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
曾经这样说过:“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着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中国人对于幸福的向往和追求,我们正在实现幸福的路上努力着。只有准确把握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深层含义,才能发挥其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指导作用。真正实现人民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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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最大的变化就是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高中音乐教师应改变过去的教与学方式,倡导一种新型学习方式,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培养其想象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高中音乐教学的创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课程教学是高中课程教学不可缺少的学科,在音乐教学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提高学生的素质教育。随着课程体制的改革,音乐教学在高中教育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并对学生学习有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高中音乐教学的模式和方法也随着教育体制改革而发生变化。本文以高中音乐教学为分析对象,首先介绍了高中音乐教学的特点,其次从实际出发,探析了高中音乐教学的创新与完善措施,突破传统的音乐教学方式,提高高中学生对音乐课程的重视与认知,为高中音乐课程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高中音乐教学与其他学科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它能够让学生在学习之余体会到音乐的美感并放松心情,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够陶治情操,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树立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当前教育形势下,高中音乐教学应当不断提高和完善其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自主性,加强音乐教学质量。
(一)增强审美情趣
音乐一直伴随着人们的成长、学习和生活,通过对音乐的欣赏,提高学生的审美,让学生对美产生自己独特的辨识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性。每一首音乐作品都能够反映出作者所要表达的不同情感,通过音乐让学生体会不同的情感与人生。激荡的音乐作品能够激发出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热情,通过传递正能量,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快乐与奋发向上的精神。高中音乐教学主要让学生在学习音乐的同时,能够将自身的感受与音乐相结合,让自己的灵魂能够在音乐中得到升华与净化。与此同时,音乐教学还能够增强学生的审美情趣,提升审美能力情形综合素质,在音乐的感染之下,形成独特的音乐艺术人格。
(二)音乐艺术中释放压力
高中阶段学习是最紧张的关键时期,高中学生的精神压力和考试压力可谓非常之强,每个高中生都在学习、做题的紧张气氛下生活,身体和精神上也在高度疲惫与紧张的环境下坚持着。而高中音乐即与其他高中学科共存,又有区别于其他高中学科,它是高中学生生活中的一片新天地,通过音乐来宣泄生活和学习中的压力,释放自己、放松精神。高中学生只有真正的做到释放压力、放松精神才能更好的用心学习,考出优异的学习成绩。作为一名新时代、新教育背景下的高中音乐老师,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应当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而不是单方面的学习五线谱,让音乐学习与学生的学习、生活相融合,通过音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率。
(一)打破教材限制选取适宜的音乐素材
以往高中音乐课程内容的选择较为传统,素材选择缺乏年轻气息和朝气,学生在音乐课程学习过程中的喜爱程度偏低,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高中音乐课程内容也应当发生转变,素材选择应偏向于具有年轻气息和时代感的音乐,增强音乐素材的趣味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应当突破传统音乐教学方式,设定具体化教学情境,将音乐课程与学生生活相结合,让学生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情感表达,学生通过音乐体会到正能量和生活的意义。其次,欣赏音乐的同时让学生对作者和音乐作品进行分析,向学生讲述音乐作品作者的励志故事,让学生对音乐作品与作者有更深层次的感情和感觉。最后,选择音乐素材与学生生活相贴切,并以多种音乐形式为主导,不论是现代的、古典的、民族的各种风格的音乐素材都要有些许选择,拓宽学生对音乐的理解和多方面兴趣。让学生通过音乐学习与欣赏更深刻的了解社会、体会生活与民风。
(二)多媒体技术创新高中音乐教学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多媒体技术与人们的生活、学习息息相关。我国高中教学方式的转变与创新也与多媒体技术是分不开的,多媒体技术充分的与教学方式相结合,很大程度的激励了学生的音乐学习兴趣,以学生学习音乐课程为核心,将音乐教学与多媒体技术相结合,让学生体会到音乐在学习和生活中的重要性,转变学生的学习态度和情绪。多媒体技术对高中音乐教学而言,是一种全方位的创新,也是质的一种升华。
转变音乐教学模式,通过合理化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将音乐作品直观的、完整的呈现在学生面前,提高学生对音乐的爱好,激发出学生与音乐作品的共鸣。比如:当欣赏音乐作品时,以往只能通过录音机让学生听到声音,通过老师的口述让学生与作曲者产生共鸣,达到音乐教学的目的。然而,通过多媒体技术欣赏音乐作品时,学生不但能够听到音乐作品本身,还能通过利用多媒体技术看到与音乐相匹配的动态效果或是图片、视频等,仿佛身临其境一般。通过这一方式让学生对音乐作品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音乐学习产生浓厚的兴趣,并通过音乐学习来放松压抑的神精,舒缓紧张的心情。高中音乐教师通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乐于主动的去学习音乐,喜欢音乐。同时,高中音乐教学还可以采用小组合作式学习方式,通过将学生分组的形式,让学生自发的编排音乐作品并轮流进行表演,这使得学生都能够积极的参与到其中来,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增强学生之间的凝聚力,提高了学生的自身学习能力,这些对高中音乐教学方式转变与创新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教育转变时期的到来,使得我国高中教育体制发生了转变,高中音乐教学也随之发生变化。为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适应学生需要,加强高中音乐教材选择,采用多元化教学方式相结合,来提高高中音乐教学目标和效果。通过高中音乐学习的全面开展与提升,让学生在音乐学习过程中放松心情、缓解压力,提高审美能力与自主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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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随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封闭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村落生存结构虽然已被打破,但其根植于乡间的社火活动中所蕴含的美学价值并未随时代的变迁而消融。与此同时,面对西方当代艺术的价值评价标准的渗入,笔者认为探讨当下浚县社火与西方当代美学的共通之处,将更有利于建立我们自身的美学评判标准,促进“社火”这一艺术奇葩的保护与利用。浚县社火在其绘画语言方面所体现出的平面意识,以及在美学题材中所体现出的大众意识,都与西方当代的审美倾向不谋而合,为艺术创作中展现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可能性。
论文正文:
西方当代审美视角下的浚县社火的美学价值
西方当代美学在演进过程中始终伴随对艺术媒介的论证,形成具有自我批判精神的自律性艺术实践美学。其平面意识作为美学意义中最本质的媒介特征之一,越来越得到肯定与重视,当代架上绘画尝试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阐释着平面意识的回归,从平面走向简化的视觉意味状态,又从简化走向材料的原始物质状态。
与之相对应的浚县社火本身就沿袭着创作的平面化美学倾向,往往不采用完整的三维视觉效果,主张强调形象的外轮廓,不强调物体的实体感,捕捉物体的典型特征,创造自然简洁的画面语言。
西方当代美学的文化特质表现为题材选择上的强烈念意识,呈现出对当代美学现象的极度关注,从大众美学的角度剖析人们的心理生存空间。题材的观念化是因为绘画的叙事性与记录性特征在社会发展中逐渐被照相机的发明与普及所取代,对绘画是否还应具有社会美学意义的争论从未停止,经历了现代主义的抽象形式化追求后,人文精神的回归使艺术家们更趋于关注当下的即时的大众的美学现象,更贴近大众的美学接受层面,如波普艺术与涂鸦艺术就是将绘画贴近生活,贴近大众,表达对当下社会的直观认识。浚县社火表演作为大众美学的一种,在表演的过程中承担着一定的社会大众美学概念的传达,从浚县社火表演中折射出当代社会的一些人们文化心理上的变化,体现出当下社会文化背景下人们审美接受的变化。
以西方当代美学为参考系,将三个不同时期较具有美学意义上平面特质的艺术流派与浚县社火做平行比较,以期更深入的认识浚县社火表演的当代语言特征,将认识转化为绘画手段。
其一是印象派塞尚的画作中传达出主题结构的二维平面性。如《圣维克多山》这幅名作中将山的形体进行三维空间压缩,用山本身“形”上的平面特征来组建画面基本结构,产生画面韵律感与节奏感。
对应浚县社火语言也是通过形的重复,将视觉感受指向平面形式,用或明或暗的主线将视觉感受连接起来,形成具有旋律感的静止画面。如挑花篮表演中,将每一个表演者想象为独立的平面元素,先将人物想象成具有块状结构形式,藤条想象成具有线状结构形式,花篮想象成点状结构形式,然后再将这些单独的形象组建为具秩序美感的整体画面语言,按其运动态势结构为统一的画面效果。
其二是立体主义把体积分解成暗示几何形立体的平面。如毕加索的《格尔尼卡》,用多面体平面的技法,将物体的局部用平面化的语言构建起整体知觉性的画面形象,通过画面重叠和并列的平面体系,使画面呈现零乱与穿插的视觉效果,有时甚至运用实物拼贴的方法来张显平面与深度的矛盾特质,向平面化演进。画面呈现的是结构的整体,而非生活原型的整体。在画面中将动物头部与身体扭曲,五官在面部作错位排列,体现了一种扭曲的平面美。
对应浚县社火的表演形式,始终伴随着穿插走动,形成的视觉印象本身就是具有真实的片断感和虚拟的整体感共同作用下的意识形象,这种感受吻合立体主义的多面体平面构成语言,可以将人物与背景融会为虚幻的富有童趣的平面语言。在材料的应用上浚县社火本身就是就地取材,显露材料本身特质已成为当代审美趣味追求之一,浚县社火往往就是选择生活中的实物来进行表演和装饰,比如有些舞狮的狮身就是用家里常用的粗布线头等缝合而成,形象塑造也随性而至,有时难免有所失实,但却具有质朴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美学意味。
其三是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认为画面必须完全由纯粹造型要素构成,那就是平面和色彩,认为线形与色都是画面的本质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如杰克逊·波洛克的《秋天的节奏-编号30》中,将颜料随意地泼溅在帆布上,在画面上显现出自然的流淌线条、滴落的色点,线与线、色与色相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画面。绘画品格具有令人动容的大自然品质,产生视觉纯粹的愉悦美,强调人为拼凑的主观性,强调随意性和偶发性趣味。并且在画面中有一种特殊的技法即分形法,所谓分形,就是让画面某些局部与画面整体呈现同样的形状。
对应浚县社火表演的画面形式,处处显露着这种自然的随意性的构成语言,往往用琐碎的凌乱的造型拼接成整个的视觉形象,如在耍狮舞龙中为了渲染热闹喜庆的气氛,将少则三四只,多则十数只狮子集中在一起,上下攒动,熙熙攘攘的舞作一团;在舞龙中,往往又十数人共同舞动一条大龙,表演时龙身下的表演者,随着鼓点迂回游走,形成纷乱的视觉感受,在不经意间却突然发觉巨龙已然盘绕腾空而起,像座山似的矗立在你的
面前,震撼力不言而喻,体现出随意性与偶发性共存的艺术趣味。其分形法则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无论是跑旱船还是秧歌舞或是挑花篮等舞蹈性的表演中,在整体与局部的形体表现上始终都是有所暗合的,扭动的秧歌表演者本身形体姿态往往就与整个舞蹈走动穿插的形态具有相近性。
浚县社火表演与西方当代美学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空间与心理状态,对大众美学精神内涵的追寻,是伴随着本我意识的崛起,在题材的大众化表现语言中折射出社会大众当下的特殊心理状态。
其一是对乡土的眷恋,中国长久以来就是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作为农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对土地的眷恋是自然而然的生发出来的,即使在都市生活的新的一代年轻人,用浚县当地的一位老百姓的话说,“往上查祖宗三代谁不是农民。”我们的根在土地,虽然久已疏远但一旦再次相遇心里依然能激荡起层层涟漪,这应该是大部分中国人都有的乡土情结。
其二是对情绪的宣扬,民间艺术延续至今,一直都有饱满的生命力,其对社会对人生的感悟与表达,隐含在喧闹的表演之中。长时间细心的观察我们就会发现,表演中挥洒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是一年里积蓄的情绪,或是事事如意的高兴之情,或许是流年不利的积郁之情。在当代都市人们的教育程度越高,承受的心理压力就更多,心灵的束缚往往也更大,对情绪的宣扬使得人们心灵得到慰籍,也许这就是都市人往往不远千里来参加浚县社火的原因之一。
其三是对温情的期盼,传统的人伦在当今社会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人们逃脱了“父父子子,君君臣臣”的道德枷锁,但又容易走向另一个人伦的陷阱,繁忙的生活节奏使得人们对亲情的冷漠成为当代人的普遍心理状态。而在浚县这个乡族村落中联系人们的往往就是血缘关系,通过社火表演将这种亲情关系加强与维系,朋友亲人之间除去生活的重担,在那一天为了一个共同的心愿走在一起,心灵得以贴近。
总之,当代西方在美学演进中呈现出一种内省式的发展,无论绘画语言的平面意识还是美学题材的大众意识与浚县社火中所呈现的美学价值,正是这种在经济高速发展下带来的人们心理的紧张、生活空间的压缩、交流沟通的需要,在美学鉴赏上就反映出对质朴美与童趣美的追求。相对于都市的冷漠,乡间充满的是热闹,笔者在浚县社火表演中体验到了这种温暖的人性光辉,发现了隐藏在内心的对乡土的眷恋,对情绪的宣扬,对温情的期盼。
[1]鲁道夫·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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