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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颇具特色而又成就卓著的女作家。在张爱玲的众多小说作品中,悲剧成为其中脱不去的主题,尤其是女性悲剧,于是,“荒凉”成为张爱玲的底色。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浅谈张爱玲小说电影改编的不足
张爱玲的小说以其丰富的电影元素,赢得不少电影编剧和导演的青睐。他们陆续把她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了银幕。改编过程中,编剧和导演都力求用电影展现张爱玲小说深刻的哲理、饱满细腻的人物,但是,张爱玲小说中的深层韵味,始终是电影无法完美诠释的。下面将《半生缘》《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的电影改编与张爱玲原著进行对比,分析在电影展现原著深层意蕴时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足。
一、人物形象不够鲜明
在人物塑造方面,电影演绎的人物不如小说人物那样蕴涵深远。电影《半生缘》中,曼璐是一个给妹妹唱歌,让妹妹吃燕窝的好姐姐。只是当慕瑾的出现让她失去了对真爱的希望,她才在极度绝望中用曼桢去赌自己后半辈子的幸福。随着曼璐对儿子的疼爱和她的病逝,观众对曼璐的憎恶慢慢缓释。这样的曼璐与小说中的曼璐是不同的,小说中的曼璐是阴辣、可恨的,读者对这样的人物有的只是憎恶,绝无半点同情。电影的演绎淡化了曼璐的恶,实质上削弱了原著对人性自私、人间冷暖的叹息。
电影对曼桢的演绎,与小说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影片中的曼桢少了几分反抗,多了几分软弱。当她被祝鸿才玷污囚禁以后,她并没有如小说中所述,极力想办法逃出去。电影展现她反抗的场面很少,并且只有一个场面表现得激烈些:当曼璐来看她时,她用破碎的瓷片威胁曼璐放她出去。在被拒绝后,曼桢并未自杀,仅仅只是在门关起时嚷道:“放我出去。”这与小说中那个要与祝鸿才一同跳窗的曼桢是不同的。小说中的那个忠于自己爱情、敢于反抗的曼桢不见了。
读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张爱玲实际上是以女性来写男性,以女性的坚韧解构男性的软弱。小说写曼桢的刚强实质是反衬世均的软弱。电影的演绎,妨碍了观众对人物的深度把握,影响了作品主旨的揭示。
《半生缘》中改编最多的人物是祝鸿才。电影中的祝鸿才,不再是那个完全不懂感情为何物的投机商。当家道败落,经历了人生的起伏后,他已变成一个慈爱的父亲,体贴的家人。荣宝生病时,祝鸿才佝偻着提着菜篮走了进来。对曼桢解释,医院费用太高所以没送医院。祝鸿才会在厨房里准备晚饭;会在吃晚饭时,殷勤夹菜给曼桢;会在夜里不惧严寒照顾孩子;会对曼桢说:“以前的事是我不好,别再恨你姐姐了”;会在第二天当曼桢醒来前,细心把买好的早点用碗盖上。电影中的祝鸿才让观众看到了担当、慈爱和体贴。
而在小说中,当祝鸿才得到曼桢后,他“对她非常失望了。从前因为她总好像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想了她好几年了,就连到手以后,也还觉得恍恍惚惚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是占有了她。她一旦嫁了他,日子长了,当然也就没有什么稀罕了,甚至于觉得他是上了当,就像一碗素虾仁,看着是虾仁,其实是洋山芋做的,木木的一点滋味也没有”①。小说中的祝鸿才是不懂情不懂义、卑琐庸俗的,是张爱玲对男性彻悟的结果。这样鲜明的人物在电影演绎中被中和、被弱化了,这样的改编减弱了作品对男权意识的反思和揭示。
在《倾城之恋》的电影改编中,对萨黑荑妮的塑造也没有小说那样的鲜明。首先,从她的服饰上来说,电影没有凸显她着装中的东方色彩。第一次出场时,小说中的萨黑荑妮是“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光着腿,底下看不仔细是否趿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窄脚裤”②。在电影里,她却身穿宝蓝底银边衣裙,穿一双金色高跟鞋,这样大大减弱她身上的东方色彩。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小说的描写是:“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长衣。”③在电影中她只是穿一套纯黑的西式晚装。当她最后一次出场,小说里描写的是:“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④但电影中却是红色衣裙,穿一双普通的鞋子,那印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一直没有出场。
在这些细节上,电影对人物外形服饰的改编处理,未能将小说映射的文化内涵呈现出来。诚如有些学者所说:“张爱玲对萨黑荑妮衣着中东方色彩的强调,透露了在其‘从外观之’的审视下,香港是个光怪陆离的殖民城市,各式人等都有意识把自身置于西方的‘他者凝视’之下。”⑤
其次,电影对萨黑荑妮的风情亦作了淡化的处理。在小说里,萨黑荑妮的仪态令人神往,非常撩人。小说中她第二次出场时,对柳原说流苏不像上海人。当柳原反问流苏像哪儿人时,“萨黑荑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帮子上,想了一想,翘着十指尖尖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来的样子,耸肩笑了一笑,往里走去。”⑥在电影中这些小动作都未表现出来,她只是冷傲地笑了笑。这笑的意味太过模糊,且将萨黑荑妮的风情完全遮掩住了。萨黑荑妮第三次出场的描写是:“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阶来,打头的便是范柳原,萨黑荑妮被他搀着,却是够狼狈的,裸腿上溅了一点点的泥浆。”⑦可是在电影中的萨黑荑妮没有嬉笑,更没有裸腿,而是穿着白色长裤。这样的萨黑荑妮不再以其特有的风情,与流苏形成鲜明的对比。
对原著中人物形象的构筑是改编的难点也是重点。张宗伟曾经说:“文学名著之所以成为文学名著,往往是因为它们塑造了成功的人物形象。对文学名著进行影视改编时,能否将原著中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转化为银幕形象是改编是否成功的关键。”⑧导演和编剧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是否应该尊重作家的本意,更准确表现人物呢?
二、心理活动不够细腻
张爱玲的小说以细腻的心理描写见长,她作品中到位的心理描写,常常留给读者心灵的触摸和悠长的回味。将张爱玲小说改编为电影的最大障碍就在此。 《倾城之恋》小说原文中写到:“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忽然觉得有人奔过来抱住她的腿,差一点把她推了一跤,倒吃了一惊,再看原来是徐太太的孩子……”⑨流苏的心理在此表现得很微妙。而电影里在风景中呆坐的流苏,做着简单动作的流苏无法给我们传达这么多的信息。观众只会疑惑:流苏为什么发呆?她在想什么?仅仅是在看风景吗?
关锦鹏在执导《红玫瑰与白玫瑰》时大量采用独白与旁白的方式,就是希望人物细微的心理变化能通过主人公的低吟浅讲传达出来。这种做法虽可以弥补一些遗憾,但终究收效甚微。例如:“振保指挥工人移挪床柜,心中只是不安,老觉得有个小嘴吮着他的手。”⑩但在电影紧凑的叙事节奏下,观众无法展开联想,无法静静品味与思考,无法体会到主人公这种细腻的情感心理变化,难以产生共鸣。
小说所展现的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是电影无法企及的。或许,通过电影的特写镜头,通过专业演员的表情变化可以传达部分内容。但是要让观众理解得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具体、深刻、全面,是无法实现的。即使采用旁白的手法,电影对人物心理的展现也难以与小说作品相媲美。
三、人性传达不够深刻
张爱玲在其作品中用简单、犀利的文字揭示深刻的人性。读她的作品,读者会在与作者进行心灵沟通的同时,审视自己的人生。导演们尝试使用镜像语言把那些经典文字表现出来,但效果不佳。
例如在《倾城之恋》中,读者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这样能让读者思考的语句,仅仅是通过镜像的快速转换、累加来传达。这样的处理,大多数观众是很难像读小说那样走近张爱玲。银幕上给予观众的信息太少,太抽象,观众难以把握作品传达的人性深度。
《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导演深知如果不把这些经典呈现给观众,那么电影也就失去了深度感,缺乏内涵。因此导演在影片一开始就把小说中精辟的话语用画外音进行展现:“也许每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黏子,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这样的处理的确让部分观众留意到了这一段经典话语。但是,由于电影与小说不同的接受方式,使大部分电影观众没法像小说读者那样品味到作品传达的对人性的深层思索。
小说是个人的阅读,读者在纯私人的空间,按照自己的节奏阅读小说。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详读和略读;看到经典话语可以停下来琢磨品味;甚至可以随时停下来,重新往回翻读,回顾赏析。而电影是集体行为,电影观众的文化程度和理解能力参差不齐。电影是按叙事节奏一气呵成的,不可能为了某些人中途停下来,让某些观众思考。所以,尽管有画外音进行提示,但观众对影片的画外音还来不及思考就必须跟着电影节奏往前走。对大多数电影观众来说,如此精湛的话语是需要仔细品味、慢慢回味的。没有几个观众的思维可以同伟大的小说家同步。在此意义上,电影作品的人性内涵传达必然没有小说作品那样的厚重。
综上所述,张爱玲的小说人物是丰满、鲜明的;人物心理是细腻、复杂、微妙的,人性传达是深刻、犀利、富有哲理的。张爱玲作为一个优秀的小说作家,追求的是文学语言创造力的极致,这种极致形成其影视改编过程中的巨大障碍。也许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革新,改编实践的不断摸索,改编与演绎的结果会越来越好。
注释:
① 张爱玲:《半生缘》,哈尔滨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页,第1页。
②③④⑥⑦⑨ 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3年版,第60页,第63页,第85页,第64页,第71页,第 60页,第50页。
⑤ 刘绍铭、梁秉钧、许子东:《再读张爱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⑧ 张宗伟:《中外文学名著的影视改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版,第140页。
⑩ 沈小兰、于青:《张爱玲苏青小说精粹》,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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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莫言的小说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在作品勾勒的时代背景里成为了典型。莫言以犀利的语言、独特的视觉角度,将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刻的描绘。在莫言小说中不难看出莫言对追求爱情女性的赞扬,对叛逆女性的欣赏,对欲望化女性的解读,对不向苦难低头的女性的歌颂。在对这些女性形象刻画的同时,也体现了莫言对乡土情怀深厚的感情。
关键词:莫言小说;女性形象;文化内涵
作为一名男性作家,莫言从他自己的角度出发,以独特的笔触描写女性世界,刻画了许多典型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在莫言作品的时代背景里,对生活抱有理想,拥有自己的追求,虽然社会环境艰难,她们还是进行了不屈的抗争,让读者感觉特别真实,引起了女性群体的共鸣。通过对莫言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我们可以了解女性形象所代表的时代文化内涵。
莫言作品刻画的女性主要以勇于追求爱情的女性为主,这样的女性是真挚的,也是真实的。看似平凡的女性,却有着对爱情的无限向往,为了追求爱情奋不顾身,执着、勇敢的为爱情做出牺牲。
《春雨夜菲菲》中,春雨缠绵的夜晚,年轻美丽的女子坐在窗前,思念外出打工的丈夫,曾经幸福的往事历历在目。丈夫驻守在边防,无法经常回家探望,妻子满腔思念,默默的守望丈夫的归来。细腻的刻画手法将妻子殷切的盼望表达得淋漓尽致,所表现出的情感也是真挚而热烈的。虽然在情节结构上存在不足之处,但对女性心理的刻画以及细腻的情感描写,将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对爱情的憧憬彰显无疑。
《售棉大路》讲述的是售棉路上青年男女互生情感的故事。农村姑娘杜秋妹心仪一个赶车的年轻男子,年轻男子为人热情,玉树临风,一场偶遇让两人产生了爱的火花。两天两夜的售棉之路,曲折而又圆满,仿佛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嬗变,虽然在情节结构上相对简单,但作者对人物和场景的刻画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杜秋妹这位主动争取爱情的女性也得到了作者的赞美与颂扬。
《民间音乐》里,酒店女老板花茉莉出现在读者视野。作品描写了花茉莉与民间瞎子艺人相互心仪,世俗的观念并未约束两人美好的爱情,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将年轻的生命力充分地展现出来,表现出了超脱世俗的恋爱观。除此之外,作品中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情结,充分展现了艺术美感。莫言早期作品多以纯洁的爱情贯穿始末,大部分女性形象也多是美好的,这也与时代背景下的女性形象相吻合。
叛逆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习俗都是相违背的,最典型的代表应属《红高粱家族》里的“我奶奶”。 《红高粱家族》将莫言的文学地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部作品主要以第一人称“我”讲述奶奶和爷爷的传奇故事。作品重点描绘的是“我奶奶”戴凤莲的形象,这一女性形象彻底颠覆了以往小说中对传统女性的描述。她敢爱敢恨且豪放豁达,自身又带有野性,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格格不入。戴凤莲的外貌有阴柔妩媚的农村女子特征,而在内心里,她丝毫不输于男子,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具有鲜明的性格特点。她敢于和世俗的观念相抗争,这正是传统农村女子所不敢做的;她毫无顾忌的追求她的爱情,这样叛逆的个性也不符合当时社会对女性“贤妻良母”的要求。莫言对于戴凤莲的行为是极为赞扬的,对其人物的刻画采用了夸张的表现手法。
在戴凤莲出嫁回门的路上,余占鳌将其劫持进高粱地,戴凤莲不加顾忌的与有好感的男子发生关系,俩人激情悱恻,却并未有一丝羞愧。小说这样描述“当我奶奶与爷爷初次野合,火苗腾腾蹿跳,一团黄色的浓香火苗在她面前哗哗剥剥地燃烧”。 莫言对这种不合伦理的苟合行为,以特殊的艺术语言加以刻画,将女性内在的激情充分表现出来。戴凤莲不但在爱情上叛逆张扬,生活中也是如此,她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我奶奶跟我爷爷一样……敢爱敢恨,绝不虚伪做作。”戴凤莲显然不是一个理想型女性,也有内在的缺点,但她敢和命运、生活挑战,敢于对世俗的观念说“不”,她的这种行为莫言是极为欣赏及颂扬的。莫言小说里民间伦理的叙述模式,与这个时期的生活背景和创作紧密相连,他早已认识到不能一味的模仿早期的女性形象,创作需要打破常规,所以塑造出了个性极为强烈的鲜明的女性形象。
在《红高粱家族》之后,莫言对女性形象的表现做了很大的改变,他的作品塑造了一些欲望化的女性形象。特别是在女性生理描述上,运用了大量细腻的文字对其生理性隐私进行描写。在作品《欢乐》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一只老鼠在母亲的肚子上爬来爬去,在“紫色肚皮上爬”、“母亲生殖器中爬”。《丰乳肥臀》中,欲望化女性形象表现就较为明显,女性的臀和乳成为写作的重点,整部作品主题都是以女性生理隐私进行刻画,以女性自然本能的生理特征贯穿小说的中心思想。在描绘过程中,不但采用放大镜式手法表现女性乳、臀特性,还将母亲的乳、主妇的乳、照片中的乳等不同人群的乳进行了细致的刻画。除了对乳的描述还有臀的刻画,夸张细腻的手法让读者感觉毫无节制,多数都认为这种表现手法不能称作为艺术。
事实上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种女性生理特征的窥探表现形式,在实际意义上体现了男性对女性生理隐私窥探的欲望。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讲述一个女性上官鲁式,她之所以和男子耦合,目的是为了给丈夫留下后一代。她的一生遭遇坎坷,因其丈夫不能生育,但为了丈夫的后代,与多个男子留下几个女儿,一个可爱的儿子,小说以这个儿子为视角讲述了鲁式一生的经历。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她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家庭和孩子,养育了众多儿女。小说中上官鲁式是一位对生命充满关怀的女性,表现出的女性形象既卑微又高雅,充分体现了莫言的人文主义关怀。
不向苦难低头这一类型女性形象,在莫言的作品中也有很多的体现。如《白狗秋千架》,这部作品以一个回乡路上遇上初恋女子的青年男子的心理变化为主线,以忧愁的口吻讲述遇到的农村妇女的故事。男主人公在回乡路上偶遇儿时两小无猜的玩伴,通过两个不同阶层的情侣对事物的心理变化进行叙述,反映了女主角不愿屈服的个性。秋千架作为贯穿的主线,成为女主人公悲惨遭遇的开始。在莫言的刻画下,女主人公并没有向困难的生活低头,当男主人公离开故乡的时候,白狗将他带进女主角身边,想在他走之前为自己生个孩子。在这部作品中的文化背景下,这样的思想道德观念显然已经违背了当时的习俗观念。
另一个顽强女性则是《四十一炮》中被丈夫抛弃的杨玉珍。虽然杨玉珍被丈夫抛弃,但她并未因此放弃生活,而是选择独立抚养孩子,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想要的生活。她以收破烂为生,养活了儿子,盖起了让人羡慕的豪华房子。莫言并不是直接刻画杨玉珍难以想象的坚强,而是逐渐成长的。在最初被抛弃时,杨玉珍茫然过伤心过,这属于每个平凡女性的正常心理特征,而作品中她表现出的坚强、不屈服的性格也使得丈夫最终回到她的身边。
莫言将这样的女性刻画得真实而形象,十分切合实际生活中的女性。他的作品通过主人公生活细节的描述,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主人公鲜明的性格特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莫言的小说对女性形象的刻画中,我们不难看出角色体现出的历史背景及作者对人文主义的热切情怀和对生命的热情。正是这一个个鲜明女性形象的出色塑造,使得莫言成为文学史上成功的典范。
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为莫言的创作生涯增添了光辉的一笔。虽然在他的后期作品中,改变了创作手法,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颇有争议。有人认为他是出于商业经济利益进行商业性的创作,内容也缺乏文学价值。但无论外界对他的作品持何种态度,莫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是创作中的典范,从始至终他都未创造出受人摒弃的女性形象,即使是带有缺点的女性形象,也会引起女性的广泛同情。而无论是他早期或是后期的肉欲性的形象,也都以敏锐的洞察力表现出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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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深谙汉语的声律节奏,她将文学与音乐巧妙结合,以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形成一种潜在的语言节奏和 抑扬顿挫 的声韵,赋予作品独特的审美感受,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音乐化效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 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从而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本文在分析张爱玲音乐观对其文学的渗透的基础上,从结构、语言和意境三方面对其小说的音乐化特征进行探讨。
中国近代作家张爱玲出身于没落的贵族世家,长达十多年的音乐熏陶和训练不仅使她对音乐有着异乎常人的体悟力,而且还使她对中西文学中蕴含的音乐性有着深刻而透彻的理解。以语言技术精湛而著称的张爱玲常在小说中利用音乐的灵动性和丰富性来增强作品的灵动性、深刻性和艺术表现力,以音乐艺术来衬托和凸显小说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使文字与音乐交融焕发出灼灼光彩,为作品增添了无数超然的意境。
中国文学脱胎于音乐,诗乐舞一体是华夏艺术的灵魂与核心。西方文学艺术发展也深受音乐艺术的渗透和影响。法国浪漫派诗人最早将音乐因素文学,开启了浪漫文学的新纪元,法国象征派诗人通过音乐来追求朦胧性和暗示性的艺术主张,这一艺术主张使意识流小说深受启发,许多意识流小说家开始将音乐的主导动机转化为小说技巧,用以烘托主人公出场气氛、暗示场景主题、创造循环往复的气氛,也有的小说模拟音乐的复调叙述和交叉多线方法用以解决复杂的时空关系,追求文学作品的节奏感和旋律美。可以说,音乐对中西文学的影响和渗透作用是由来已久的,这也是中西文学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趋势。
张爱玲出生在前清遗老的旧家庭,但却成长于西方文化元素迅速涌入的新时代,深宅老院中的父亲守旧保守、花园洋房中的母亲新潮开放,古典传统文化与现代西式礼仪、传统与洋化、黑暗与光明、监禁与自由不仅深深地影响着张爱玲的思想,而且还兼容并包的存在她的文学作品中。八九岁时,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母亲回国,这在带给她温馨甜蜜家庭的同时也带给她最初的音乐熏陶,此后长达十多年的熏陶培养了她对音乐深刻的体悟力,使她深谙音乐的穿透力和感染力,深深地感悟到音乐传达的情绪与形象。张爱玲将她对音乐的理解和感悟融入到小说创作中,既实现了音乐对现代小说的全面渗透,又使得其小说语言极富音乐美,如她将极富音乐节奏美的押韵、叠词叠韵、反复等古诗格律运用到作品中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自觉吸收音乐艺术、音乐对现代小说全面渗透的新纪元。从文学观念的音乐化到小说语言的音乐化,从音乐形象的直接运用到音乐形象的密植和小说结构的音乐性,小说语言音乐化已成为张爱玲区别于其他作家的独特语言特征。
从对音乐家的欣赏来看,张爱玲最喜欢的不是浪漫派的贝多芬或肖邦,而是巴洛克时期德国杰出的作曲家、演奏家――“西方现代音乐之父”巴赫。与其他作曲家演奏家相比,巴赫的作品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深刻的哲理性,结构严密、风格清新隽永,他的作品没有庙堂气息、英雄气概,也没有宫廷乐曲的纤巧,有的只是深沉、悲壮和广阔,从这里可以看出,张爱玲更钟情于安稳的人生;从乐器的角度来看,张爱玲对绝对悲哀的梵哑铃极为反感,但对略带苍凉之感的胡琴却尤为喜欢,正如她自己说的胡琴的苍凉“远兜远转,依旧回到人间”,这与张爱玲对人生所持的评判标准是一致的,她认为安稳的人生意味着永恒,这样的人生韵味历久弥新,因此,她的作品里没有悲天悯人、没有纯情浪漫、没有残酷冷血、没有热血澎湃,有的只是打情骂俏、勾心斗角、平凡人生里平淡无奇的故事和朴素生活中的微波细澜。由此可见,张爱玲的音乐观是一种自觉的美学追求。
1 结构的音乐性。
张爱玲小说向来以结构美著称,她的作品常用音乐穿插贯通全文,这不仅使作品结构严谨完整,而且还呈现出独特的音乐结构形式。如《倾城之恋》在万盏灯火和感伤的胡琴声中拉开帷幕,又在咿咿哑哑、万盏灯火的夜晚降下帷幕,这种结构与首尾呼应、起点与终点常落在同一个主音的音乐结构形式相一致。作品开头对主人公白流苏生活状况的描写与多音区对同一音乐主题的反复表现相类似,而白流苏在上海与香港间的多次往返则与音乐的回环演进进程相似,结尾处白流苏与范柳原之间兜兜转转、分分合合以及大团圆结局的爱情故事与音乐循环往复的时空观相一致,奏响了一曲永恒无限的生命交响曲,而作品中的花、墙、风、月等意象则是音乐中具有无限韵味的乐句。
《封锁》也是一篇成功的以音乐结构作品的例子。作品开头以山东乞丐浑圆嘹亮的歌声“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来引出主人公英语助教吴翠远的爱情故事:在封锁期间,一个单纯的女人――吴翠远与35岁同样单纯的男子吕宗桢邂逅相恋,正当两人热恋时,封锁解除了,吕宗桢离开了,只剩下孤独可怜的吴翠远和那久久萦绕的“可怜歌”:“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可怜歌”在作品中不仅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同时也暗示着故事的结尾“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在以楚汉之争为背景的《霸王别姬》中,虞姬的命运就在哀婉的楚国民歌声中漂浮不定,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也知道自己情归何处,但面对四面楚歌,她还是毫不犹豫地拔出刀刺进自己的胸膛,哀婉的音乐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结局。
2 语言的音韵美。
张爱玲小说中的音乐犹如一粒粒传达美丽的文字珍珠,音韵铿锵、抑扬顿挫,虽不追求纯粹的音乐艺术效果,但却表达出一种难以言传和极具节奏变化的语言魅力,体现了作家灵魂深处的极致美丽。张爱玲小说语言极具音韵美,富于变化的旋律与抑扬顿挫的审美感受展现了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张爱玲小说语言的音韵美主要体现在:
一是叠音词和重叠词的使用。叠音是汉语最古老的修辞手法,循环往复的音调尽显汉语语言音韵之美,如杨柳依依、雨雪霏霏、冷冷清清、寻寻觅觅等。叠音词和重叠词在张爱玲小说中也有着广泛地应用,如《心经》中“两人只得摸着黑,挨挨蹭蹭”“轻轻”“缓缓”“点点头”“黑漆漆,亮闪闪,烟哄哄,闹嚷嚷”“空荡荡”,《鸿鸾禧》中“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十八春》中的“说说停停”“哭哭啼啼”“谈谈说说”“笑笑,招招手”“听听音乐”,《茉莉香片》中的“紧紧抉住”“静静站着”等,诸如此类动词、形容词重叠十分常见,错落起伏、音韵和谐的重叠词和叠音词灵动呼应,赋予语言极强的旋律感和节奏感,增强了小说语言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表达效果。
二是顶真、排比、反复的应用。张爱玲还擅长使用顶真、排比、反复等修辞手法来增强作品的表达效果。顶真是指以前句或上句结尾词语做下句或下文开头,以形成语句衔接、语气连贯、章节首尾顶接的一种修辞手法。如《金锁记》中“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创世纪》中“嘹亮无比的音乐只是回旋,回旋如意……”;《花洞》中“实实虚虚,虚虚实实,极其神秘”。排比是语气相同、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句子的并排组合,排比句不仅能增强语言的条理性、层次性和生动性,而且还能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和声韵之美,张爱玲深谙排比句的独特用处,如《倾城之恋》在描写新生婴儿时,使用了“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这一音节整齐匀称的排比句来凸显语言感情洋溢、气势更为强烈;《心经》中“在他们之间隔着地板,隔着……隔着……”这里音韵和谐、同构异语的排比句的使用增强了语言的节奏感。
反复是同构同语的叠加,是张爱玲小说中一种重要的语言艺术表达方法,也是其语言音乐化形成的重要语言手段。如在《金锁记》中,面对刁难和不解的小姑子,身为姜家二奶奶的曹七巧站起来说道“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要强、泼辣、开朗、漂亮的曹七巧浑身充满青春的气息、散发着蓬勃的生命的激情,但爱情的缺失使她在爱的欲望中苦苦挣扎,每日对着身患骨痨肉体不管用的丈夫,她那高度压抑的情感、欲望、痛苦以及凄苦无依的心痛都付诸于简单无奈的语言反复中,如泣如诉。
三是多种修辞手法的套叠使用。张爱玲认为修辞手法的音乐表现形式并不一定是单独出现的,而是几种修辞格的套叠使用,如《第二炉香》中看到一步步走过来的妻子,“裹着银白的纱,云里雾里……她的头发燃烧起来了”,排比、比喻、夸张等多种修辞手法的使用不仅使句子与句子之间音韵粘连呼应,而且还增添了文字的旋律感和朦胧美。
3 意境的音乐化。
张爱玲小说一直以丰富鲜明的意象被评论家所称道。张爱玲小说常以画面意象暗示人物命运,以听觉意象尤其是音乐意象贯通各种感官,音乐意象与画面意象共同构成的繁复视听意象不仅超越了艺术画面单一性的象征效果,而且还丰富了作品的艺术世界,使作品意象更为新奇、富有韵味。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卖笛人吹出的笛声像“尖柔扭捏的东方的歌……终于连梦也睡着了”,拖沓的旋律与蛇疲懒盘绕的形状有诸多相似之处,暗示了主人公佟振保被乏味的家庭所困扰、对婚姻的厌倦;梵哑铃的弦子“全然没有曲调可言……震耳欲聋”,编曲的人将一个个音符倒在巨桶里使劲搅拌着,这种音乐意象在带给读者具体可感的形象的同时,也承载着更多的想象。《创世纪》中匡潆珠与毛耀球的恋爱就像古琴独奏的《阳关三叠》简单的调子“再三重复,却是牵肠挂肚”;匡潆珠的祖母紫薇贵为相府千金,生在繁华锦绣之乡,人长得美丽迷人,年轻时她听到的《阳关三叠》是技艺精湛的乐视用古琴演奏的,欣赏的是别人精致而华美的离愁,但现在已近垂暮之年的她听到的却是旧风琴弹奏出的笨拙、蹒跚的曲调,揭示了那个永远回不去的华美时代,而祖孙二人对同一首曲子如此敏感也隐喻了旧时代女性命运的轮回。
作为我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以深厚的音乐艺术修养巧妙地从音乐艺术的审美视角来揭示作品的主题内涵和美学价值、构筑小说情节、营造意味深长的意象,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她对小说语言的现代化拓展与延伸。张爱玲小说不仅充分挖掘语言本身丰富的内涵,而且还将音乐幻化成一个个生动的形象使作品语言呈现出灵动的旋律。音乐语言已成为张爱玲小说闪烁艺术生命力、濡染无穷意趣的不可或缺的表达方法。
论张爱玲小说的音乐化特征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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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体制沿袭1949年以后的官方文学体制,培养出大量庸俗腐朽,阿谀逢迎体制内作家,旷日持久地制造出人类文明时代以来巨量的文学垃圾,而少数具有精神自省的自由中国作家所创作的有着较高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的文学精品难以面世,导致中国当代不仅文学界,而是全社会腐朽庸俗之风日盛,精神与思想面临全面崩溃的局面。文学作为引领人类精神的灯塔的作用日益退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初浅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中女性主义的体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中,受西方近代女权运动的影响,涌现了一批女性主义色彩鲜明的时代作品。本文以著名作家李凖先生的经典代表作《李双双小传》为例,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分析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思想变化。
关键词:《李双双小传》;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
在二十世纪社会变革的时代背景影响下,中国文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先进思想在现代文学作品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其中,女权思想是摆脱封建礼教枷锁的标志,更是社会风气转变的典型表现。女性思想的变化在她们对待事物和处理问题的态度上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反映了新时代女性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转变。争取男女平等的思想更是渗透到了她们日常言谈和行为举止中。下面将从新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出发,以《李双双小传》 为例,分析女权思想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压迫并不是个人蓄意行为的结果,而是个人生活于其中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换个角度来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来阐释,即受父权制影响,妇女只能留在家中料理家务,男人负责外出劳动,是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没有收入的妇女们在经济上处于劣势,也就导致了她们在家庭中没有话语权和决定权,处于受压迫的地位。
女权主义者应该建立一种新的劳动概念,在重建劳动的过程中必须避免千篇一律的、几乎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而是要在工作环境中发展自我的同时也改造着外部世界。
新中国建立以来,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她们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劳动中。《李双双小传》就是反映这一时期妇女思想意识发生转变的典型文学作品。创作当时正处于我国建设发展的大跃进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部作品在时代特色的渲染下鲜明地向读者传达了女性主义的思想。
作品一开始便交代了女主人公李双双的丈夫喜旺对她几个称呼,“俺家做饭的”、“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街坊邻居则称呼李双双为“喜旺家的”、“喜旺媳妇”、“喜旺嫂子”。可以看到,不管何种称呼,都是依附在丈夫和孩子的名下,李双双依然是夫权社会的一个附庸,和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对女子称呼的某某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可以说双双在没有走出家庭之前是一个被符号化了的人物形象 ,完全没有李双双的个人色彩,毫无独立性,这便是马克思主义劳动论里所提到的“异化”――劳动者与自身的疏离,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表现。妇女们所体验的不是自己的意愿,妇女们劳动的成果和妇女本身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男人,这个在男权主义家庭中的掌权者。
从作品中李双双自己写的第一张大字报的内容“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股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只要能把食堂办,敢和男人来挑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用来描述妇女工作本质的一句话――“女人的活儿永远干不完”。家务活儿干不完也就没有多余经历参与社会劳动――当时的公社化生产,所以李双双在大字报上大声疾呼,要求从繁杂的家务活儿中解脱独立出来,勇于同男性进行劳动上的竞争。
这种要求男女平等,和男人们一样参与公共劳动的想法在后来双双和喜旺的几次争吵对话中同样被双双强烈地表达出来――“人家都在大跃进哩,我就不能走出这个家?”、“外边大跃进干红了天,我还能叫这个家缠我一辈子?”。父权制的标准就是需要女人待在家里,但不需要男人也如此,所以男人比女人能更自由的在家庭之外工作。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提到,妇女解放的两个前提之一就是女性重新进入公共产业。社会主义派女权主义者通常把妇女和无产阶级对比,她们认为妇女应该放弃为男性这个统治群体的利益服务的“被男性认同”的思想意识。
作品中还有这样一个桥段:“……合作化以后,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双双虽然做活少,可也有人家一份。喜旺这时候办个什么事,也得和双双商量商量……”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哈特曼的文章曾指出,工资差异是造成妇女屈从地位的主要因素之一。妇女的工作通常不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自由选择的结果,而是受到社会性别分工限制的。工资又是家庭的核心经济基础,也是妇女在经济上长期依附男人的根源所在。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把妇女的经济利益和独立性放在首位,正如双双在处理公社食堂的事务和与家人邻居之间的关系时所变现出来的独立自主,大公无私和正直负责也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集中关注的妇女作为工人的经验和她们在家庭中位置的交叉作用。
正如学者卡罗尔?埃尔利希所说,对妇女而言,要获得这样的认识――那就是作为女人,她们受到压迫,但她们并不低人一等,而父权制社会的需求也不都是合情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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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和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媒介,电影和文学又是两种不同的艺术,然而两者通过电影改编巧妙地结合在一起。许鞍华执导的《倾城之恋》是首部改编张爱玲小说的电影,虽然影片努力还原小说的场景与情节,但与原著相比,它还是有着很多不足与遗憾。但作为首部电影改编,正是这些淡淡的遗憾,给予了我们一些别样的启示。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几乎每一部都毁誉参半,这里存在着一些盲点,值得我们深思。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文学价值越高的小说往往越不容易被改编成电影。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因其文字辨识度高、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故事情节富有传奇色彩,向来被视为“中国最不可改编的作品之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爱玲在中国文化圈尤其是影视界华丽“复活”。她的名字成了一块金字招牌,许多电影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对张爱玲小说的改编热潮中。
张爱玲本人就是一位电影爱好者。17岁写出生平的第一篇影评后,她对电影的痴迷程度进一步加深。电影的表现手法也逐步融入她的小说中。品读张爱玲的小说时,经常会有一种强烈的电影感扑面而来。张爱玲把小说和电影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浑然天成地融合到了一起,因而张爱玲的小说又被称作“纸上电影”。表面上看,张爱玲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无论怎么演都会精彩,实际上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包含了现当代文学、文艺学和电影学等多种学科领域的内容,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跨学科实践过程,其中有许多的视觉影像因素都是很难转换和互译的。
当代对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且大部分集中在港台地区。1984年,许鞍华导演执导的电影《倾城之恋》上映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和影视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是张爱玲所著的小说中第一个被改编成电影的。1994 年,张爱玲的小说《红玫瑰与白玫瑰》被导演关锦鹏改编成同名电影。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把张爱玲的长篇小说《十八春》改变成电影《半生缘》。2007年由李安导演执导的《色?戒》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荣获金狮奖。它是由张爱玲所著的一万多字的短篇小说《色?戒》浓缩而成的。
张爱玲小说的电影改编历经20余载,电影人为何钟情于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从张爱玲的小说出发,把她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很有卖点。因为小说里描写的故事内容具有通俗化、女性化、商业化等符合大众口味的特点。而且故事的主人公大都是上海没落淑女,故事情节充斥着传奇色彩, 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小资情调也迎合了大众的通俗口味,非常适合改编成电影。从电影的角度出发,蒙太奇被称作电影的灵魂,是电影艺术基本的表现技巧,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的蒙太奇技巧。张爱玲的小说将电影和文学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一)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
名作改编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尤其是改编张爱玲的作品。张爱玲的小说调动了一切感官因素,具有极强的画面感。读者阅读张爱玲的小说,时常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而张爱玲对电影技巧的运用也使其作品具有独特的个性。无论改编者如何谨慎,影片上映后都逃脱不了毁誉参半的命运。所以改编者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都保持了对原著较忠实的还原。以下内容以《倾城之恋》《半生缘》《色?戒》三部影片为例,分析改编者在将张爱玲的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时是如何既保留原汁原味的张式韵味,又体现出作品的思想内涵的。
《倾城之恋》是对张爱玲小说还原最忠实,也是改编最早的一部电影,它由许鞍华执导,周润发主演。许鞍华导演几乎完全按照原著的叙事方式将整个故事用电影的形式表现出来。比如原著《倾城之恋》的开头,张爱玲描写了“咿咿呀呀的胡琴声”,以凄凉的听觉感受为整个故事情节的开展奠定了苍凉的基调。许鞍华导演的同名电影,对以上文本内容的拍摄方式基本忠实于原著,以伶人唱戏声作为音响,为电影拉开了序幕。甚至在处理台词的问题上,许鞍华导演都大量使用了张爱玲原著中的文学语言。譬如范柳原和白流苏在卡车上逃难时目睹了香港遭炮弹袭击,范柳原突然感慨道:“这一炸不知道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
1997年许鞍华导演又根据张爱玲的经典小说《十八春》改编了一部名为《半生缘》的电影。影片中,许鞍华依然遵循忠实还原原著的原则,以原著的故事发展情节为影片主干,以原著中的文学语言为台词。由于电影在时间上的局限性,电影《半生缘》在处理原著《十八春》的细节时,采用了直接省略的方式。譬如在原著中,张爱玲对许叔惠与石翠芝的心理变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而影片中仅仅通过二人在南京泛舟和爬山几个简单的情节交代了许石二人的感情变化,直接省略了原著中二人通信的情节。
在影片的叙事手法上,许鞍华导演也改变了原著中以沈世钧的回忆为视角的倒叙,而是以顾曼祯18年前遇到沈世钧时的场景与内心独白作为开头,然后再进入故事的倒叙内容。许鞍华导演此次改编与原著最大的不同就是故事的结局。许鞍华在影片《半生缘》中直接以18年后二人再次相聚却无可奈何地说了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为结局。这样的结局一刀斩断了二人结合的希望,以一股悲凉感戛然而止。而原著《十八春》在故事的结局部分描写了张豫瑾与顾曼祯在经过18年的曲折人生路后一同参加了国家刚解放时东北的建设。这样的描写为故事的结局留下了一道光明的“尾巴”,暗示了二人结合的希望。许鞍华的改动反而恢复了绘尽人世苍凉的一贯风格。
由李安执导的张爱玲同名小说《色?戒》与《倾城之恋》《红玫瑰与白玫瑰》相比更加忠实原著,几乎全盘照搬原著的再现式叙述。此外,为了使影片内容与电影的表现手法和观众的观看习惯相符,李安导演对叙事内容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增删,把整个事件的发展顺序也进行了调整。
(二)独白与旁白的大量使用
张爱玲的小说对人物心理刻画比较细腻、准确。她的小说中大段大段的心理描写时常能够触动读者的心灵,引起读者的共鸣。在作品中,张爱玲对人物的潜意识和种种微妙的心理变化把握得精准而深刻。然而,这种抽象的潜意识和心理活动是无法用电影手法来表现的,这是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最大的难点。电影与小说最大的差别就是它不能用抽象的文字去刻画人物心理,只能用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肢体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心理。改编张爱玲小说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无论是镜头语言还是演员的肢体语言,都无法具体展示人物的心理变化。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时,许鞍华和关锦鹏两位导演的想法不谋而合,他们都使用了大量的独白与旁白来展示原著中人物细腻、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心理变化。 影片《半生缘》的开头部分就是曼祯回忆时的大段心理独白,影片中间部分也是以独白的方式展示沈世钧回忆及挣扎时的心理变化。影片《红玫瑰与白玫瑰》也是以一段有关红玫瑰和白玫瑰的经典旁白开场。
(三)以镜头语言对 “ 张氏味道 ” 进行还原
张爱玲的小说中弥漫着一种独特的怀旧味道。这种“张氏味道”是张爱玲的作品能够成为经典不可或缺的因素。它来源于张爱玲在小说中对旧上海独有的场景的营造和充斥在故事当中的悲凉的情怀。比如张爱玲作品中镂着雕花的窗棂、湿漉漉的小巷、夕阳斜射下路旁栽满法桐的街道都是旧上海独有的场景。张爱玲小说中的悲伤情怀和传奇色彩对广大读者也是极具吸引力的。可以说这种独特的“张氏味道”是张爱玲小说的灵魂,也是吸引读者的关键。因此,改编张爱玲的小说,以镜头语言对“ 张氏味道” 进行还原是必不可少的。区别在于导演的风格不同,对“张氏味道”的表现程度和表现手法也就不同。
由许鞍华导演的《倾城之恋》中体现的“张氏味道”最为简朴。许鞍华导演运用最简单的镜头语言向观众呈现原著中那斜晃在玻璃纸上懒懒的夕阳、镂着雕花的窗棂和那阴冷的海风。这些清冷、苍白和悲戚的镜头语言恰恰是对张爱玲笔下“繁华而苍凉”氛围与场景最好的诠释。由关锦鹏导演执导的电影《红玫瑰与白玫瑰》饱含其鲜明的个人特色。关锦鹏还原出的“张氏味道”给人一种瑰丽的感觉。他通过不同的画面构图和不同的色调,向观众展现红玫瑰与白玫瑰不同的性格。他利用两间浴室布局摆设的不同展示红玫瑰与白玫瑰的差异。灯光昏暗、雾气弥漫的浴室,体现了红玫瑰娇蕊的热烈与风情的性格。哗哗不绝于耳的水声代表着红玫瑰的情欲。而白玫瑰烟鹂的浴室则干爽亮洁, 方整白净的瓷砖象征着白玫瑰的贞洁。平整地贴在墙面的手绢则显露出白玫瑰冷淡的性格和生活上的洁癖。
在张爱玲小说改编电影作品中的体现在对女性意识和心理的深入透析这一方面,张爱玲的小说很难被超越。她解构了中国传统的女性形象,对女性心理的剖析十分准确和深刻。她始终站在女性的角度,尝试叙述她们或喜或悲的人生。她笔下的男人通常都是让人失望的,而她塑造出的女性形象却格外精彩,与其他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极为不同。她用独特的女性视角展示了整个上海、家庭中的悲欢离合,揭示了女性独具的生命体验和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秘密。她的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促进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20世纪以后张爱玲的许多小说都被改编成了电影。如何在改编的电影作品中体现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成了一个非常复杂且值得研究的问题。
许鞍华在改编张爱玲的小说《十八春》时,极尽可能地保留了张爱玲原著中的女性意识。影片刚开始以女主人公主观上的视角代替了原著中刚开始时世钧进行回忆的情节。导演许鞍华用独特的女性视角为影片营造了一种充满了悲凉、静寂的灰色基调。曼桢被祝鸿才施暴的情节,在小说文本中没有任何细节上的描述,但是字里行间却充斥着残酷冷漠的气息。“乘着还没醒过来,抱上床去脱光了衣服,像个艳尸似的,这回让他玩了个够,恨不得死在她身上,料想是最初也是最后一夜。”在面对这样冷酷又熟悉的世界时,张爱玲显得十分冷静,仿佛整个世界都被这冷酷的气息湮没。践踏和蹂躏曼桢的不仅仅是祝鸿才,而且是整个无情的社会。女性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完全断裂开来。影片在展示这一部分情节时镜头停留在了门外,依然深刻体现了对女性的同情。观众在房门之外听着门内曼桢痛苦的声音却无能为力。那声音像一把铁锤敲打着人的良知与社会伦理道德。电影中对女性生存状态的刻画充分体现了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意识。
随着大众传媒时代的到来,受众阅读文学作品的渠道也越来越广泛。相比而言,受众更倾向于通过电影、电视等介质接触文学作品。改编出的电影作品水平参差不齐,受众对改编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而由于张爱玲的书迷们对原著的狂热,以至于产生了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无论电影如何改编,都无法取代原著在他们心中的位置。所以张爱玲的小说经过电影改编大都难逃毁誉参半甚至被苛责的命运。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媒介转换和融合有利于受众通过多元渠道接触经典文学作品。对受众而言,影视作品是对文学作品的具象化,好的影视作品的改编有助于激发观众对原著的兴趣,加强对原著的理解,从深层次的角度跟随导演解读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电影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并促进了文学的发展。
综上所述,将小说进行电影改编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无可否认的。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有些电影投资商从商业利益出发,为吸引观众眼球,不尊重文学原著,胡编乱造,甚至将小说内容和人物形象完全颠覆,以制造商业噱头。电影人只有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能改编出更多更优秀的电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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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安全意识,就是人们头脑中建立起来的生产必须安全的观念,也就是人们在生产活动中各种各样有可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的外在环境条件的一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状态。“安全第一”是做好一切工作的试金石,是落实“以人为本”的根本措施。坚持安全第一,就是对国家负责,对企业负责,对人的生命负责。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煤矿职工安全意识特性及教育策略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煤矿职工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直接参与主体,对矿井安全生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当前国家、社会大的安全环境下,矿井能否实现安全生产,主要取决于职工能否安全作业。而职工的作业行为是其思想或者意识的实际反映。因此,要确保职工主动遵章操作,必须采取措施为职工塑造规范的安全意识。该文对煤矿职工安全意识的特性进行了详细分析,并针对这些特性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策略,可作为煤矿企业日常安全管理及职工安全意识教育的参考。
煤矿职工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直接参与主体,对安全生产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当前管理有力、培训到位、装备完善的情况下,能否全面实现矿井安全生产,主要取决于职工在现场能否自觉遵章作业。
行动是思想意识的表象反映,要想规范职工的作业行为,实现职工自主保安,必须首先规范其思想意识,加强职工安全意识教育。为此,特对职工安全意识的特性进行分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安全意识教育策略。
1.1 安全意识具有隐蔽性
安全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他存在于人脑中,无法直接获取。虽然安全意识可以通过职工的作业行为向外界反馈,但是部分职工因惧怕受到处罚,在日常工作中具有较高的警惕性,我们看见的行为大部分已经过掩饰、美化。这导致我们很难通过职工的外在表现直接精准评价一名职工的安全意识。
1.2 安全意识具有扩散性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安全意识亦然。在日常的安全管理中,我们通常会发现违章作业往往集中出现在某一个班组或某一个区队,日常安全表现良好的班组或区队会持续安全无违章。每一名职工都是同组作业其他人员的表率,彼此间必然会产生一定影响,无论好的安全意识还是差的安全意识都将向周围其他人员扩散,甚至影响全局。
1.3 安全意识具有封闭性
安全意识是人对周围事物的统一认识,是在成长过程中不断积累形成的。一个人的安全意识就像一只箱子一样,随着成长过程中与客观世界的不断接触,不断向箱子中添加新的认识,直到思想成熟,箱子便基本装满并进行自动封闭。因此,对与自己固有意识不同的看法通常会持怀疑态度,易出现排斥反应,较难渗透、较难改变。
1.4 安全意识具有波动性
一个人的安全意识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如气候、情绪、环境等。通常在炎热的夏季、家庭出现重大变故后、传统节日期间职工心情躁动不安,考虑其他问题多于考虑自身安全问题,在复杂地质条件施工时职工有畏难情绪和懒惰思想。多种因素均容易导致职工的安全意识发生波动,产生变化。
2.1 思想上要放得开
安全意识教育是一项艰苦卓绝需要长期坚持的工作,思想认识上首先要放开。人的思想改变需要一个过程,并且思想的改变体现在日常行动中更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在日常开展的安全意识教育工作中,可能开展一次教育活动只能影响到几个人,或者收获的效果微乎其微,几乎无法察觉。但是不能因为效果不明显就放弃,而要抱有持之以恒的心态,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期待一口吃一个胖子。要制定好长远规划,通过长期做、反复做,逐渐渗透,实现逐步改变。
2.2 管理上要带得动
因安全意识教育工作周期长、效果慢,当前很大一部分煤矿安全管理人员认为安全意识教育过于虚幻,工作量大,实施困难,对安全意识教育存在排斥情况。这就造成安全意识教育实施及推广困难。因此,在开展职工安全意识教育前,首先必须在管理人员身上下功夫,让管理人员切实认识到安全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并且为基层管理人员开展安全意识教育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让他们切实理解安全意识教育的必要性及具体操作方法。只有打通管理人员这一环节,安全意识教育才能够真正受到支持,落实到位。
2.3 行动上要跟得上
安全意识教育是一项相对抽象的工作,完美的工作思路较难获得,且工作思路可能转瞬即逝。因此,一旦获得较好的工作思路,应尽可能快速地做好记录,并紧紧围绕既定的思路及时考虑相关工作,避免因其他工作导致优秀思路丢失或混乱。在工作思路谋划完成后,要及时付诸实际,并根据执行情况,对前期的规划及时进行纠偏,确保理论转化实际的及时性及有效性。
2.4 形式上要搞得活
安全意识教育要想让职工真正接受并取得实效,教育形式上必须搞活,可充分吸收历史经验,但绝不能照搬照抄、老生常谈,必须不断推陈出新。首先要根据教育对象设计教育形式,比如对煤矿安全几乎一无所知的新工人进行安全意识教育时,重点要让其对安全有敬畏之心,可开展一些事故案例宣讲;对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开展安全意识教育时,要重点唤醒其家庭及社会责任心,可开展重症工伤探视。其次要根据教育目的设计教育形式,比如想充分发挥职工家庭协助保安作用,可开展违章人员家属帮教活动。同时,在选择教育形式时,还要切实考虑到职工的个人感受,避免因职工难以接受教育形式而出现逆反心理。
2.5 范围上要拿得准
在开展安全意识教育时,不能贪大求全,一味扩大范围、扩大规模,无原则地搞狂轰滥炸。必须针对具体情况选定合适的教育范围。准确选择目标群体,一方面可减少管理人员工作量,另一方面也可避免因职工的反对情绪导致目标群体教育效果受到影响。比如,在组织职工家属参与职工安全帮教期间,要充分考虑职工家属的时间安排、健康状况及职工家庭与单位的距离等因素。在职工家属无时间参加、距离较远或因身体问题无法到现场参加时,应选择定期向家属通报职工安全状况,并提出以协助帮教要求的方式进行,切不可搞一刀切,强迫家属参加。否则,不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可能还会因职工及家属的抵触情绪造成事倍功半。
职工安全意识具有鲜明的特性,只有深入理解其特性并针对这些特性解放思想,加强管理,通过确定合理的教育范围,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才能不断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规范职工的作业行为,也才能保证矿井的长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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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是报纸期刊的总称。 孙犁 《澹定集·读冉淮舟近作散文》:“把旅行所见,写为散文,陆续在各地报刊发表。”它起到解释、宣传等作用。它也可以维护一种形象,比如“人民日报”就是维护国家的形象;“解放军报”就是维护部队的形象;“企业报”就是维护企业形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漫长的封建社会是一个由男权主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女性一直戴着传统的镣铐,沦落为传统文化压迫贬低的对象。女性的社会角色依附于男性而存在,没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观,只能在“三从四德”和“三纲五常”的束缚下,沦为男性的附属品。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由于国内救亡图存、发展资本主义的需要,再加上西方女权思想的传播,一些先进的女性开始觉醒,她们逐渐意识到,自己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独立的人,然后才能扮演“贤妻良母”的角色。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社会文化向近代化变迁的必由之路。
由于受时局的严重压迫,一些走在时代前列的女性开始主动吸收西方先进的知识,用西方女权理论武装自己,自身素质显着提升,在寻求女性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晚清女性解放经历了戊戌维新时期兴办女子教育、废除女子缠足,把妇女从封建枷锁中解放出来的起步阶段; 经历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者呼吁女性实现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妇女参政、家庭革命等,把妇女从传统文化中解救出来的发展阶段; 最终达到了五四时期女性一方面在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冲锋陷阵,另一方面在反封建的自由解放道路上奋力拼搏的高潮阶段。晚清时期的女性解放是晚清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近代化道路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研究晚清女性解放的文章数量庞大,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清末女权运动,二是清末女性教育,三是清末女性身体服饰改革,四是清末女性团体。
而对与女性有关的报刊以及报刊对女性解放的作用则研究较少。报刊作为晚清的新生事物,又是舆论宣传的重要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清末,除了一些综合性报刊开始关注女性,用更多的笔墨描写女性以外,一些专门以女性读者为阅读群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生活的报刊杂志也纷纷涌现。关于晚清女性研究的论文中,只有很少的文章涉及到对报刊杂志的研究,这与报刊在女性解放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极不相符。
报刊在中国最初是为统治集团、为男性发声的媒体,随着晚清民办报刊的兴起,民间社会的立场和声音逐渐得到重视。在只有上谕与邸报的年代所可能做到的官府一统天下一手遮天,至此已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多元社会计量、多种舆论声音并存的格局,在直接消解朝廷权威的同时,也为建立现代社会秩序打开了通道。[1]
因为救亡图存的需要,先进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社会的解放需要全体女性的力量,于是在男界的呼吁和女界的追随下,广大的中国妇女走上了寻求自由解放的道路。在中国女性的解放过程中,西方女权理论的启发和传播起了很大作用,这些理论传播的一个重要载体就是报刊。当时报刊对女性解放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兴女学、废缠足、办报刊、立团体,这既是女性解放的重要方面,也是掌握舆论工具的先进知识分子关注妇女,追求社会进步的体现。报刊在清末女性解放中的作用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探讨,一是主流的综合性报刊,二是与女性有关的报刊。
对女性解放予以关注的综合类刊物主要有当时影响比较大的几大报刊,如《大公报》《申报》《时报》等。这些报刊顺应时势发展的需要把部分视角转移到女性身上,通过对女性的关注表明其公众立场,彰显其走在社会前沿、关注社会变迁的定位与价值。综合性报刊以其在社会上的重大影响力率先吹响了女性解放的号角。
秋瑾案体现了综合性报刊对女性的关注,也体现了报刊在推动舆论导向中的重大作用。伟大的民主革命战士秋瑾女士于 1907 年 7 月 15 日在绍兴轩亭口英勇就义。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各大报刊纷纷进行报道,舆论的引导使秋瑾案在民众、乡绅、统治阶级中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关注女性的声音在社会上空回荡。7 月 16 日,秋瑾案发生的第二天,上海的两大知名报刊《申报》和《时报》就对秋瑾案进行了报道。《申报》的《专电》和《时报》的《查抄大通学堂详情》两篇文章对清兵搜捕大通学堂的过程以及秋瑾遇难的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使民众了解了事情的始末。舆论报刊大量刊登了秋瑾受审讯遇难的过程,秋瑾的伟大形象深深刻在人们心中。在报刊的宣传下,秋瑾遇难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为秋瑾喊冤的声音也铺天盖地。7 月 19 日《时报》发文严厉抨击了浙江巡抚杀害秋瑾的暴行,《申报》《大公报》等也纷纷开始为秋瑾喊冤。
7 月 21 日《时报》刊登了《秋女士传》,22 日《申报》刊登了《秋瑾之演说》,对秋瑾生前的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后,秋瑾的挚友吴芝瑛女士撰写的祭文在《申报》刊登,更大程度上引发了社会对秋瑾遇难的同情和悲愤。7 月 23 日的《申报》刊登了《秋瑾冤杀之原因》,其中明确指出了“卖之者为女士昔日在东密友袁某”,而“张抚幕友之力主株连者为宁人某姓”,“电至浙张抚大暴躁谓学生无不可杀,某恐以此失张抚从严惩办”.[2]28 日《申报》又在《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中揭露了另外两个告密者,“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并由徐□□之暗嗦”.[3]
经过半个月的发酵,报刊的报道步步紧逼,清政府的处境日益被动和艰难。在民众和舆论的压力下,浙江巡抚张曾敭被迫托病请假,8 月 6日《申报》报道了张曾敭请假一事,“浙抚张曾敭因秋瑾事,不利众口,奉请开缺养病”.[4]
此后,张曾两次奏请补山西巡抚缺,虽然得到了清廷批准,但是迫于舆论的压力张最终没有到任。就这样,夹在下层舆论和上层压力之间的浙抚张曾敭黯然离开了晚清政坛。在舆论谴责之下,山阴县知县李钟岳选择用自尽来结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和生命。1907 年 10 月 31 日,《时报》杭州专电报道了“前任绍兴府山阴县知县李钟岳因秋瑾一案,大愤自缢而死”.[5]在舆论的追查下,1910 年 8 月 15 日,胡道南在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遇刺。至此与秋瑾案有直接关系的晚清官员纷纷陨落。秋瑾遇难事件彰显了晚清报刊强大的舆论力量。
报刊的不断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事情的发展,给统治者带来了巨大的舆论压力,使广大民众得以逼近事情的真相,同时也扩大了秋瑾被害的影响。这一事件蕴含了深厚的力量,在此后的妇女解放运动中喷薄而出,为女性解放运动的大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也使得秋瑾成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的代表人物。
女性报刊是指报道内容主要关注女性或者主要面向女性读者群体的报刊。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不断发展,女性越来越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社会对女性的诉求也越来越关注。因此,民间的女性报刊不断涌现,1898 年 7 月 24 日由中国女学会在上海主办的《女学报》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性报刊。《女学报》的创办不但突破了禁锢女性言论的历史,而且还在女子教育刚刚萌生的时候,即汇聚一批女性与提倡女学的男性来共同地集中地探讨女学问题。[6]黑暗的封建社会中男子垄断了受教育的权力,女性即使有机会受教育,其宗旨也“总不外乎贤妻良母”女子不能入学“聘师在家研究的最多”.[7]女学的发展有助于女性的自我觉醒。《女学报》宣扬女学,为女性争取受教育的权力,成为推动实现男女教育平等的重要媒介。
晚清北方地区最早创办的女性报刊是《北京女报》,其创刊于 1905 年 8 月 20 日,到 1909 年止发行达四年时间。《北京女报》以日刊的形式发行,共计发行 1000 多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关于北方地区女界运动的报道,为推动女性解放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此之前,中国只有南方有女性报刊,而且只有月报,《北京女报》的出现填补了这两项空白,在报刊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北京女报》的人物故事与议论更贴近日常生活,在闲话家常的气氛中,改良思想也点点滴滴地渗透到读者意识中,在女子教育相对滞后的京城,《北京女报》的目标受众更偏向家庭主妇。[8]
《北京女报》的主笔是积极投身女性解放事业的张展云,既为女性报刊,报社其他成员也多为女性。《北京女报》对女子独立人格的提倡、对女性受教育权力的呼吁、对女性家庭地位的提升,为晚清女性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
辛亥革命前后随着革命活动的风起云涌,“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口号响彻大地,广大妇女开始把自身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纷纷走上了救国图存道路,女性解放运动得到了更深入的发展。随之,辛亥革命也使女性报刊的发展登上一个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 1898 年至 1917 年期间,全国约有 60多种女性报刊陆续发行。从创刊时间上看,1898 年至1904 年有 1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05 年至 1911 年有 20 多种女性报刊发行,1912 年至 1917 年约有 30多种女性报刊发行。[9]
这一时期的女性报刊除了继续宣扬维新时期的兴办女学、废除缠足以外,还鼓励女性实现自身解放,呼吁赋予妇女经济自由、婚姻自主、参政议政的权利。妇女报刊成为宣扬女性解放的舆论工具,成为推动女性解放运动的阵地,也促进了社会的解放和近代化变迁。
总体来说,女性报刊内容丰富、涉及面广、栏目设计科学,在中国报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女性报刊的宗旨主要是争取女性自由,宣扬女性解放,倡导女性独立,推动女权运动思潮,彰显爱国时代主题。报刊多以白话文为主,报社主笔、主编、翻译也多为女性。
创办女报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女性,使她们成为继教师之外的又一个职业女性群体,取得了独立的经济地位。但是由于经费的限制,女报多为“短命刊物”,《北京女报》长达四年的发行期已经算是比较长的了,这也是女性报刊发展的局限之一。
女性的地位在晚清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她们从男性的附属品逐渐变为有独立人格的个体,这期间不论是主流报刊还是女性报刊都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思想准备
晚清中国的大门是被坚船利炮打开的,而思想大门却是由报刊舆论开启的。中国女性解放运动的发展得益于国外女权理论在国内的广泛传播。先进的知识分子是传播这些理论的主体,由其创办的报刊是传播这些理论的平台,在他们的影响下,中国女性开始为争取自身地位努力奋斗,开始接受教育,要求实现婚姻自由,通过家庭革命实现经济和人格上的独立。这些思想上的启蒙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为以后妇女解放运动轰轰烈烈的开展做了必要的准备。
( 二) 报刊的宣传为女性解放进行了舆论准备
报刊对于女性的报道,不仅使先进的男性知识分子有了为女性发声的平台,也使觉醒的女性有了为自身说话的媒介。报刊对革命事件的实时报道,促进了革命活动的发展,点燃了民众关注的热情,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近代化历程。报刊对女性的关注和报道,使女性开始有了话语权,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社会事件的看法,也使全社会形成了关注女性解放的氛围,为女性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
( 三) 报刊的宣传深化了女性解放运动
近代报刊对女性活动的报道,使中国妇女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声音,也使中国妇女在政治舞台上留下重要的影响。从报纸对秋瑾案的跟踪报道中,可以看出报刊对女性的深切关注,这些关注推动了事件的发展,进而推动了女性解放运动的蓬勃开展。报刊的宣传使女性解放运动不断深入并蔓延开来。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一开始就与民族危亡、国家解放紧密联系在一起。主流报刊对女性的重视,女性报刊对妇女的关注,都使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深深打上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烙印,使“天下兴亡,匹妇有责”的使命感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女性的解放。这使国内的女性解放运动进一步深化,不只是关注自身,而是关注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报刊作为重要的舆论工具在晚清女性解放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为广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呼吁女性解放的广阔平台;为广大生存于社会底层的女性提供了了解女性解放思想的窗口; 为社会营造了女性解放、自由发展的氛围; 为国家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没有女性的解放,就没有中华民族的解放,二者息息相关。最终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伴随着全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轰轰烈烈地展开,并且推动了全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1]夏晓红。 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秋瑾冤杀之原因[N]. 申报,1907 -7 -23.
[3]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N]. 申报,1907 -7 -28.
[4]专电二[N]. 申报,1907 -8 -6.
[5]夏晓红。 晚清社会与文化[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300.
[6]刘人锋。 晚清女性关于女学的探讨---以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为例[J]. 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8,( 3) :102.
[7]郭妙然。 女子教育的三个时期[M]∥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277.
[8]刘人锋。 中国妇女报刊史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54.
[9]刘涛。 论辛亥革命时期女性报刊的舆论宣传作用[J]. 湖南社会科学,2001,( 3)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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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翻译;文化意识
【论文摘要】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语际间的翻译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要力求表达两种文化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转换形式,更是不同文化的移植活动,翻译所涉及的不仅是两种语言,更是两种文化。译者不仅要掌握两种语言,还必须熟悉两种文化,以期作出更好译文.
一、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一)词汇空缺
我们在此所说的空缺是指原词语所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其“对等语”。如产生于美国上个世纪60年代的“hippie(或hippy)",由于它是美国文化的赌徒产物,在汉语中也无相对应的词语,曾音译为“希比士”或“希比派”,现被译为“嬉皮士”,此译名虽比前两个译名要好些,但仍无法确切表达“hippie”一词的内涵,且有可能造成误解。虽然他们对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满,生活方式与众不同,头蓄披肩长发,身着奇装异服,沉迷于酗酒吸毒,但他们并非是“嬉皮笑脸”的人,其中不少人对社会问题持有严肃的态度。还有些民族文化内涵特别丰富的词语,在翻译中必须详加注释,说明该词的语用意义,才能使译语读者了解原语独特的文化渊源。如:“我属鸡,我从不吃鸡,鸡年是我的本命年。”这句话的翻译应如下:"I wasborn i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I never eatchicken. The Year of the Rooster will bring megood luck or bad luck.”(Chinese people tradi-tionally use 12 animals, representing the 12Earthly Branches, to symbolize the year inwhich a person is born. Spring Festival 1993,for example, is the first day of the Year of theRooster, people born in this year have the roost-er as their life symbol. All other years of therooster, according to an old Chinese saying,be-come either good or bad luck years for them.)西方文化中没有以动物配属人的出生年份的习俗,因此对于上句中出现的“属鸡”和“鸡年”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是很难理解的,译者译出这些词语的指称意义,同时又详加注释,说明其内涵的意义,才能让英美读者比较完整地理解句意。比如”after-life"一词,英汉词典注明“来世”,但汉语的“来世”与英语的“afterlife”有巨大的差异。根据英语词典的释义," afterlife”为“an e.ristence a fterdeath",指的是人死后的灵魂生活。如电影Ghost(《人鬼情未了》)中,女主人与其情人的鬼魂相伴的感人故事。还有英国小说《呼啸山庄》中,男主人希斯克利夫死后其鬼魂与其情人的鬼魂相伴,出没在山谷中。但是在佛教中,不相信“永恒不变的灵魂”,其“来世”指的是人死后重新投胎而得来的“转世之世”,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死后化为蝴蝶,所“afterlife”译为“后世”或“来生”更好些。在中外文化中,英美人信奉基督教,中国人信奉儒教、道教和佛教。二者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基督教和中国佛教中都有魔鬼,但前者指魔鬼为“撒旦”,而后者则称为“阎王”;虽然也有地狱,但前者有“地狱的最底层”,而后者则有“十八层地狱”一说。
(二)词义冲突
这里的冲突指词语所载的文化信息与译语的对应语所载的文化信息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词语的表层指称意义相同,但词义深层所承载的文化涵义却不尽相同或者是相反。这类词语虽然不多,但在翻译中却不容忽视,稍有疏忽,便有失之毫厘.谬之千里的可能。如:""individualism"一词,其汉语对等语是“个人主义”,韦氏第九版《大英词典》中释义为“主张个人人格与经济上的独立,强调个人主动性、行为与兴趣的理论,以及由这种理论知道的实践活动”。在欧洲历史上,个人主义与中世纪的神权中心相对立,它在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在美国,个人主义典型形象是殖民初期身扛长枪与斧头,敢于与饥饿、严寒及病痛作斗争的拓荒者(pioneer),这种个人奋斗精神作为整个民族的文化精髓被传承下来。因此,在西方人们重视个性的发展,普遍把个人主义视为实现自我价值的积极表现,“个人主义”被视为“拼搏进取”的同义语,明显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在汉民族文化中,《现代汉语词典》对个人主义定义为“一切从个人出发,把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的错误思想。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人们崇尚“大公无私”、“克己奉公”、“一心为公”,提倡“毫不为己,专门为人”,处于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的“个人主义”具有明显的贬义。
(三)语义联想
借喻寓意,触景生情,这是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常见的语言现象。但由于不同的民族文化氛围和自然生态环境的影响,对于同一种景象,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情感反应或不同的予以联想。所以,翻译时应考虑汉英词语感情色彩差异。如:“金鸡鞋油:颜色有黑、棕、白、红、黄、蓝。”其英文译文为:"Golden Rooster Shoe Polish comes inblack, brown, white, red, yellow and blue.”“金”字在汉语中有四种涵义:(1)金属的总称;(2)钱;<3)古代金属制的打击乐器;<4)黄而发亮的色彩。而作为十二生肖之一的“鸡”,在中国人心中可产生不同的联想。"rooster”一词为“雄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雄鸡报晓”的说法。而“cock”一词除了表“公鸡”,也是男性性器官的婉称。”chicken”一词意义模糊,有懦弱、胆怯之意,英语中也有“as timid as chicken”一说,再说,“chick-en”所具备的语用意义与原文不符。在此,译文使用“rooster"一则避免了歧义的产生,二则在感情上也容易为英语读者接受。因此,"goldenrooster"具有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同时又保留了原文的语用意义和指称意义,体现了原文的信息功能、表情功能和祈使功能,达到了意义相符、功能相似的要求。针对以上的问题,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有不少文化特色浓郁的词语,应该本着一个总的原则:一方面要尽可能传达原语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要逾越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可接受的限度。具体来说,对于有文化特色的词语,可以采用文化意识冲突的转换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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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化意识冲突的转换方法
(一)移植法
一般来说,带有异域文化特色的表达方式往往都是些形象化语言。英汉之间文化的差异,往往就体现在使用不同的形象,或相同的形象具有不同的联想意义。保留住原文的形象化语言,就等于为中国读者保留下了了解英美语言文化的机会。同时,新鲜形象的不断引人,也有助于提高汉文化对异域文化的解释或消化能力。因此,对于英语中文化内涵丰富的词语,若有可能,应当尽量采取保留形象的译语,使之成为汉语中的“新鲜血液”。如:"In the country of the blind, the one一eyed man is the king.”这句的中文意思近似汉语中的“蜀中无大将,廖化冲先锋”,虽意义上很对应,但这种译法多少还是有点文化失真,因为在西方人写的作品中,硬插进去一个中国的典故,但很难会被英美读者所接受。若把它译成“盲人国里,独眼人称王”就会更形象些,因为这样就能把其文化特色忠实地传译出来。有时,这种移植法也可称为直译法。不过,由于英汉在语音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仅仅采取直译法还不能完全达意,而必须进行一定的增补。如:在美国中篇小说《街头女郎玛吉》中,有一句母亲对女儿的话:"All after allher bringing一up all, what I tol her an talkedwid her, she goes tech’d bad, like a duck thewater.”(S Crane:Maggie: A Girl of theStreets)其译文为:“我生她养她,叮泞来嘱咐去,她还是去做那伤风败俗的事,跟鸭子下水一样有瘾头。”在上海译文《英汉大辞典》中,"like a duckto water"是个英语成语,意思是:“像鸭子人水般的;很自然地;轻而易举地”。若采用“坏事一学就会”的译法,意思是能表达出来,但毕竟表达得不够味。一是不符合一个没教养的粗俗人的说话口吻,二是丢掉了“鸭子下水”这个形象的比喻,而上面所引译文在直译成“跟鸭子下水一样”之外,又补上了“有瘾头”三个字,既生动形象,又切合说话人的口吻,起到了形神皆似的效果。
(二)借用法
所谓借用法就是用汉语现成的俗语来传移英语的俗语。此种译法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英语中有不少表达方式在意思和形象上同汉语的表达方式非常相似,或非常相近,我们完全可以采取“拿来主义”的用法,用这些相似或相近的汉语现成表达方式来传译。例如“Like father, like son(尤其父必有其子)", "Castle in the air(空中楼阁)", "Walls have ears隔墙有耳)", "Habit issecond nature(习惯成自然)”。这些表达方式可谓意同形同,可以完全借用。另外一种便是英语中有许多表达方式虽然在汉语中找不到“形同意同”的对等表达方式,但却可以找到“形异而意同”的表达方式,这时也可以借用这些现成的表达方式来传译。如:1. " have an axe to grind"(别有用心);2."leave no stone unturned"(千方百计、想方设法);3. "Great minds think alike"(英雄所见略同);4. "The spirit is willing, but the flesh isweak(心有余而力不足)”。以上四例中,前两句的形象表达无法移植,第三句若译成“有才智的人想法一致”,就会失去原文的精炼之美,第四句若译成“精神上是愿意的,肉体上是虚伪的”,不仅形式有失精炼,意义也会不明确。
(三)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译者在受到译语社会文化差异的局限时,不得不舍弃原文的字面意义,以求译文与原文的内容相符合。例如:“在农村,特别是比较偏僻落后的农村,还残存着少数包办买卖婚姻的陋习。”其译文为:"In China’s more remote andbackward rural areas, corrupt practices exists inthe form of forced marriages.”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其语言带有历史的烙印。过去,儿女的婚姻皆听从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这里所说的“包办买卖婚姻”是封建社会的产物,现代西方人不曾经历过,也不太熟悉。若译成"arranged or bought and sold marriages",既冗长又难懂,没有表达出这种婚姻的强迫性,会造成原文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的损失,影响文化交流。碰到这种情况,译者可以只传达原文的主要精神,这里,“包办买卖婚姻”被意译成“forced marria-ges","forced"一词道出了这种婚姻的种种无奈和作者对此种作法所持的否定态度,也容易在西方人心中引起共鸣。至于如何包办、如何买卖并不是原文所要突出的主要信息,而且因其是一种已经消亡的社会文化残余,也没必要强调语言的地方色彩,所以,译者通过意译,较好地传达了原文的主要功能—信息功能和表情功能。再如《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权延赤),其译名为__——Man, Not God。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曾受到人们神圣般的爱戴和敬仰。该书从生活而不是政治的角度展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性格和经历。如果将译名直译为Mao Zedong Who Walked Down the Shrin。有以下不妥:<1)从信息功能看,译文未全面忠实地传达原文信息,“走下神坛”只是作者采用的修辞手段来强调这位伟大政治家的另一面—人情味,与一般时期中国人民将毛泽东过于神圣化形成对比。然而直译的译文不存在这个意义,因为西方人并没有将毛泽东当神看待,而且由于宗教信仰不同,中国的神也不是外国的神,因此,直译容易引起误解;(2)从美感功能上看,原文文字简练、生动形象,能产生美感效应,若直译的话,译文会太长,语言也会太平淡,失去了美感功能;现在的译文不仅文字简练,对比强烈,也迎合了西方人注重人性和人情味的心里,起到了功能相似的作用。我们都知道,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又是语言的土壤。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的部分,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它记录着人类文伟的发展,反映社会文明进步成果,是交流、传播、延续好发展文化的工具;但语言也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总是生产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在语言活动过程中,处处都有文化所谓烙印,时时可见文化的踪迹。当今世界中,正是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信息传播日新月异,人员交流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日趋广泛。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桥梁正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思维方式与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因此,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转换形式,更是不同文化的移植活动,翻译所涉及不仅是两种语言,更涉及两种文化。
总之,语言是传达文化信息的,因而往往含有本民族的文化信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语言的文化内涵并非总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浓厚淡薄之别。在不同的语言中,有些言语的“共性”大一些,民族“特性”少一些,有些言语的民族“特性”大一些,“共性”少一些。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把握一些原则,使得译语更加地道、贴切,更易于让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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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是指奴隶主拥有奴隶的制度。劳力活动须以奴隶为主,无报酬,且无人身自由。奴隶一般来源于战俘、被占领地区原住民、负债者和罪犯,近古和近代的奴隶多从非洲等地方拐卖到欧洲的殖民地。奴隶制一般出现在农业社会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奴隶制的确立与北美白人意识的嬗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北美殖民地早期白人自我意识的存在及其对奴隶制法律化的影响,美国学术界的 相关论述可谓汗牛充栋。(注: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拙著《文化的断裂——美国黑人 问题与南方重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页。)但对于奴隶制确立之后 白人意识的变化以及引起这些变化的结构性因素进行系统性探讨的似不多见。本文试图 解决这个问题,以抛砖引玉,就教于方家。
本文认为,正是从17世纪60年代奴隶制法律化的过程启动开始,北美的白人意识逐渐 进入了它与统治欲、征服欲或虐待欲结合的时期,其目标指向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种族 。这种新型的、毒化了的白人意识即为我们通常所说的“种族主义”。(注:关于种族 主义的早期形态——白人意识——的定义及其成长,请参见拙文《英国历史传统与北美 奴隶制的起源》,《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105-110页。)
对于这种转变的过程及其动因,首先必须从奴隶制本身的性质来寻找答案。事实上, 作为一种权力体制,寻求最大程度对人身的控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内在要求。早在1590年 ,一位英格兰评论家即指出:“在所有缺乏自由的人中,奴隶的隶属性最强,因为奴隶 是服役于或束缚于另一个人,甚至违背了自然性的一种人”,“甚至其子女也感染上其 父亲奴役状态的麻疯病”。[1](P31)约翰·洛克也认为:“奴隶制是一种可恶而悲惨的 人类状态”,[2](P3)“这是最完全的奴役情况,它不外是合法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 的战争状态的继续”。[3](P17)保持奴隶制,意即维持这种征服状态。其中,“征服者 ”和“被征服者”都力图使权力的砝码移向自己一边。其结果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实 际上构成了奴隶制的核心问题。对于主人来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训练,作为主人的 习惯使得他热衷于追逐权力,珍视荣誉,(注:关于病态的荣誉感,可参见威尔海姆· 赖希《法西斯主义心理学》,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使自己浸染于“一种基于自尊和 权力意识的骄傲感之中”。[4](P66)按照斯坦普的分析,主人必须采取五种步骤,即确 立严格的纪律,在奴隶心中灌输低下意识,使其畏惧于主人的威严,接受主人制定的行 为标准,以及制造奴隶无助的感觉。[5](P144-147)这样,以统治和征服为取向的权威 主义结构——即种族主义——便很容易产生出来。
不过,在17世纪60年代之前,当奴隶制仍停留在社会习俗层次,还没有构成经济的主 导性支撑因素的时候,无论在南方的切萨皮克地区还是在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对奴隶 控制的问题尚不严重。奴隶的人数也十分有限。1650年弗吉尼亚只有300名奴隶,[6](1 10)1663年也不过1500名黑人。[7](24)北部更少,在其法律化开始前的1680年,黑人只 占总人口的2.3%。[8](240)在这种情况下,主奴之间的个人关系还占据着主要地位;作 为一种社会性的权威主义性格结构尚未确立。也正是出于这种个人控制的特点,奴隶能 够寄希望于不确定的未来,而使主奴关系相对温和。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在17世 纪的弗吉尼亚北汉普顿县,英国人和非洲人能够以相对平等的身份互相对待达两代之久 。”[9](P16)
然而,随着南方大种植园的发展,随着黑人人口的增加,以个人控制为特点的传统体 制便打上了更多的社会性烙印,进而推动白人群体形成一种崇尚权力控制的权威主义性 格结构。从1660年开始,维持约20年的烟价低潮刺激了南方生产规模的变革,小规模的 生产处于非常不利的局面。到17世纪80年代初,随着欧洲市场的恢复,廉价烟草竞争的 态势已经形成。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开始积极介入奴隶贸易,为北美殖民地运来源源不 断的劳动力。[10](P24-28)到1700年,黑人已占南方总人口的21.1%。[8](P240)奴隶人 口的增长、生产形式的非个人化,是导致种植园纪律强化、社会不安状况加剧的主要原 因。黑人人口的增长还导致监工阶层的兴起,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员一般从贫穷白人中 招聘。这样,不仅主奴间个人色彩淡化,且社会参与成份加大。在管制黑人行为方面, 整个白人社区也感到共同利益的加强,因为诸如逃跑、谋反之类的举动不仅腐蚀种植园 纪律,而且对整个白人社会都构成威胁。白人小农当然也不愿看到一个竞争性的黑人对 手出现。
随后一系列奴隶制法律相继出台。如马里兰议会于1663年规定:“所有黑人和其他奴 隶,将服役终身”,“所有黑人或其他奴隶的孩子,将像其父母一样成为终身奴隶”。 [11](P109)弗吉尼亚议会则先后规定:“在这个地区出生的所有孩子,将只根据其母亲 的地位,决定其奴隶或自由的地位”(1662);[12](P44)“施洗并不能改变一个人是奴 隶还是自由的状态”(1667)。[12](P45)切萨皮克地区的奴隶制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60 年代开始,到1705年已基本完成。新英格兰地区则慢一拍,法律化过程从17世纪80年代 开始,到18世纪初亦告一段落。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奴隶只是动产或不动产,因而从法 律本身的角度来看,奴隶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人们很清楚,制订奴隶制法律的根本目的是防止奴隶的反抗,使其既听命于主人,又 不致危害整个白人社会。如果说奴隶制的引进主要是出于经济因素的话,那么奴隶制法 律化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种族问题。“奴隶制的建立,不只是提供劳工控制,它也是一种 调节种族关系和社会秩序的体系。”[13](P152)不过从法律实施的途径来看,法律不是 教育黑人如何做,而是训练白人如何做。主人被赋予几乎无限制的个人权力,[12](P91 )特别是运用鞭子的权力,以免他的奴隶造成社会负担;所有白人则被赋予惩罚逃奴、 阻止奴隶聚集和行使巡逻的义务。[12](P93,P96);[5](P153,174);[14](P60);[15 ](P23)主人不得随意释放奴隶,[5](P232-235)其家长主义温和性的一面不得没有限度 ;而所有的白人都不能向奴隶出售酒类、教其识字或纵容逃跑。[5](P211-212)法律鼓 励白人在控制黑人方面保持一种社会责任感,引导普通白人献身于所有白人的“共同事 业”,以便为控制情结打下一种跨阶级的“善”的基础。其结果是一种合乎“正义”的 战斗激情很容易被激发出来。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统治情结也与个人主义在17世纪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
但在殖民早期,个人主义的经济基础还不十分成熟。以当时最先进的生产组织形式公 司体制为例,在其最初被引入殖民地的时候,个人仍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于旧的社会秩序 之中。如在弗吉尼亚公司所设计的殖民计划中,身兼士兵和职员之二任于一身的佣工占 有中心地位,军事纪律束缚着每个殖民者。[16](P5)在这种体制下,雇员的积极性明显 不高。为解决这个问题,不得不发明了“人头权利制”,其特点是将劳工引入与土地授 予相结合。[17](P5)其结果是殖民者开始为自己而不是为英格兰股东生产作物。在17世 纪的其余时间内,南方农场主继续沿着河道、海岸到处寻找肥沃的土地,种植烟草这种 大宗作物并输出到英格兰,使得规模可观的大种植园的出现成为可能;凡不能生产大宗 作物的地方,则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场。在新英格兰,则一开始就从英格兰引进了敞田 制,村民大会决定种植、收割等事宜。这种敞田制无疑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贸易也以 地方集市为主,但市场化的逐渐推进仍构成殖民时代总的趋势,特别是随着18世纪末“ 圈地运动”的进行,最终由个体农场取代了敞田制。
政治权力下移是殖民地的普遍特征。由于英王对殖民地无动于衷的态度和路途遥远的 事实,使得代议制得以在部分公司殖民地、皇家殖民地和业主殖民地建立起来。[18](P 3-25);[19]而且重要的是,来自英国的上层势力在17世纪30年代就被本地领导力量取 代。[21](P40)马萨诸塞的代议制则是从公司体制中分化出来的,即先从公司董事会中 选出总督参事会,股民组成“大法庭”(议会前身),1644年参事会成员和大法庭成员分 离后,代议制雏形初现。[22](P51-56)这种政治自治的确立,也为个人主义的脱颖而出 奠定了社会基础。
正如科斯洛夫斯基所说:“经济的独立过程是欧洲精神向个体化发展的标志。”[23]( P9)在精神领域,个人主义的崛起成为17世纪北美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新教改革的 一个后果是,教士的中介地位被废除,信徒个人不得不直接面对超然的上帝。一方面是 一个专横拔扈、一意孤行的上帝,“依据他的意志,上帝施予或拒绝仁慈,完全随其所 愿”,[24](P76)另一方面是人的软弱无能,如加尔文所说:“我们因感到自己的无知 、空虚、贫乏、软弱、邪恶与败坏,于是叫我们察觉而且承认,只有在主那里才找得着 真正的智慧、坚强的力量、完全的仁慈与无疵的公义。”[25](P3)对上帝的无限信任与 对人的怀疑乃至怨恨,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两个侧面。[26](P13,17);[27](P4-50)北美 殖民地的宗教继承了这个特性,人们几乎毫无疑义地强调权威的最终来源是上帝,并以 此强调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必须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28](P3-12)但由于每个白人都 有几乎同样的道德价值,即一个人不比另一个人更有得救的价值,[29](P2);[30](P14 8)使得社会共同体的合法性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建立在个人的主权之上。因此, 清教的核心教条——盟约理论实际上是一个社会契约理论的神学版本;[31](P4)五月花 公约则展现出一个在“自然状态”下个人之间达成社会契约的罕例;[32](P5-6)理论色 彩较淡的安立甘宗却把个人尊严表现在其组织的囊括性上:每个人都不能被人武断地排 斥于上帝之国的大门之外。[22](P116)沃那·斯塔克对此概括为:“天主教教义……体 现了汤尼斯所说的共同体原则,即整体先于局部。相反,加尔文派则产生于联合的原则 :局部先于整体。天主教是根据有机统一体的观点来思考问题的;它是集体主义的。加 尔文教则是根据有利局部的契约论观点思考问题的;它是个人主义的。”[33](P89)
简单地说,个人主义是一种基于个人财产权和自治权之上的生活方式,一种以神虐方 式表现自我尊严、自我主权的精神状态。如果个人主义原则能够得到普遍适用的话,倒 也无损种族问题之大局,也与白人意识的嬗变扯不上关系。问题在于,这种自我尊严被 严格限定于白人共同体之内。如果说白人的精神世界尚承受着神虐的话,作为“不可见 的人”——黑人则须承受着白人和上帝的双重“施虐”;换言之,对黑人的神虐必须通 过白人这个中介发生作用。所以在南方,白人乐于将种植园看做是不可侵犯的城堡;在 北方,白人则以《自由法规》的形式个别规定所谓“陌生人”的位置。凭藉其在上帝与 黑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白人获得了一种力量感和安全感。正如威廉·加韦斯后来所 阐述的那样:“再也没有比这更显而易见的了,荒野的野蛮人需要一种更具威力的武器 的限制,[白人]个人则不然,其情趣和天性处于道德和宗教情感的内在约束之下。”[3 4](P19)
当然,统治情结并不是不需要限度。即使是主人,其权力从一开始也受到上帝律法的 制约。他不能滥用权力,令其奴隶做邪恶之事;对非份要求,奴隶有权利予以谦逊地拒 绝,“因其主人和他们都是上帝的奴仆,他们不能违抗他而取悦于人”。[35](P34)如 果说移民之初出游荒野的危险尚造成顺从神虐心理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后退的 边疆则会给予其某种安全屏障。如汉德林所说:“作为荒野的人民,他们身处新世界的 家园,这种事实本身即给予他们一种力量感。”[16](P10)最终,专横的上帝不再被人 注意,人们开始逐渐转向耶稣这个具有神性的人,一种“爱的宗教”在18世纪初开展的 大觉醒运动中诞生了。个人主义也由此完成了从强调神定铁律到自由个人的转移。在这 种过程中,作为调整措施,习惯以种植园作为个人主义单位的南方形成了针对黑奴的“ 家长主义”,绝对控制开始与个人温情有了更多的、受到当局鼓励的糅合,[8](P60-62 )而北方则开始注意和强调包括黑人在内的所有人的“自然权利”。[8]
将奴隶制法律的奴役对象及个人施虐对象限定于特定种族,毋庸置疑地促进了白人意 识向种族主义的发展。而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其本身的逻辑便开始自动发挥作用。18世 纪种族理论系统化的事实表明,白人意识与统治欲在理论上的结合过程已经开始。
种族理论的系统化,得力于人类学者的推动。瑞典博物学家林奈在1735年发表的《自 然系统论》中提出了物种不变性的观点。在此基础上,他将物种按等级排列,并描述了 各物种内部的多样性。在他的排列中,人作为物种之一而与猿为邻。尽管他对物种内部 存在的多样性兴趣不大,但他还是依据肤色将人分为四种类型:欧洲人种、亚洲人种、 非洲人种和美洲人种。在他看来,这些人种同属一个梯级,并无质的区别,差别只在于 环境因素。林奈所开创的方法被乔治·布丰所继承。他在1849-1804年间写成的《自然 史》中对人种的分类有了进一步的说明,提出了变异论。因其肤色是“人的真正和自然 的颜色”,[36](P36)白人种族被他作为标准类型,其他种族都是这种类型的变异。另 一位生理学家约翰·布鲁门巴奇则以头盖骨的形状对人种予以分类,确定出高加索人、 蒙古人、美洲人、黑人和马来人这五个人种,由此奠定了其“头盖骨之父”的地位。
网络式划分法只对大的物种进行分级,并拒绝在不同人种之间安排秩序。但他们的科 学研究却刺激了人们对古老的生物大链传说的兴趣,并试图赋予其崭新的时代含义。
生物大链思想远可溯至亚里士多德的宇宙论。他将宇宙看成是由55个同心圆球所构成 的体系,其中心是地球,向外依次排列着水、气、火等天上星体。每个圆球都有灵性, 而神站在最外圈,产生运动的动力。在这种宇宙论中,中古时期的经院哲学代表人物托 马斯·阿奎那进一步嵌入了基督教的有关观念。处于等级系列的世界从地狱开始,往上 依次排列着大地、植物、动物,然后到达有部分神性的人,在人之上是三个等级的天使 ,在大天使之上是全能的上帝。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大链。生物大链思想以及相关的地球 中心观能生动地表现神的至高形象和人的卑贱地位,具有鲜明的梯级特征。
对于18世纪的白人来说,他们所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复述古老的传说,而是竭力发现人 类分级的“事实”,以高等动物对低等动物的支配权和神秘的裁决为由论证白人对黑人 奴役的合法性。与其17世纪的先辈相比,他们自恃有科学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的支持。 由于《圣经》强调人类始祖的共同性,他们便以论证人与猿亲缘关系的远近来绕过这种 障碍。18世纪70年代,荷兰解剖学家皮特·卡梅尔提出“面部角度说”,赢得了广泛关 注。据他“观察”,在从猿到黑人、最后到白人的头盖骨之间有一个规则的梯级:猿、 猩猩、尼格罗人、霍吞图特人(Hottentot)、马达加斯加人、塞里贝斯人(Celebese)、 中国人、蒙古人、卡尔马克人(Calmuck)及各种欧洲人。[14](P102-103)与网络式方法 明显不同,这种划分方式暗指黑人作为低等人种有着科学的依据。此后,复活了的生物 大链思想便在18世纪末的美国成为热门话题。
即使是伟大的思想家托马斯·杰斐逊也对此兴趣盎然。在1787年写成的《弗吉尼亚日 记》中,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来观察黑人的“低劣”本性。如在种族特征方面,他写道 :白人面部“红与白的精美交织”所体现的“感情表达”,与黑人“永久性的单调”形 成鲜明的对比;白人有“飘柔的头发”,形体表现出“更为优雅的对称”,而黑人则“ 在脸上和身体上毛发稀疏”,“他们较多地以皮肤腺、而不是肾脏排泄,使其发出一种 强烈的、令人生厌的气味”。在智力上,印第安人“脑中有尚待开发的萌芽”,而黑人 则无任何类似迹象;“在记忆上他们与白人等量齐观,在推理上则低劣得多。……而在 想像力上他们是呆板的、毫无趣味的和不规则的”。至于其“动物性”,则表现于他们 的贪吃好睡,因为“一个身体安逸、并不思考的动物,自然倾向于睡觉”;他们对其女 性更加热情,“但爱对他们与其是精细的感情,不如说是一种强烈的欲望”,他们尤其 喜好凯觎白人妇女,如同“猩猩偏爱黑人妇女甚于他们自己的种类”。[37](P20-22)杰 斐逊在此将白人和黑人作为人种的两个极端类型予以对照,将黑人置于与猿为邻的位置 ,并向人揭示出黑人在身体和心智两方面的“低劣性”,以及在生物大链中性骚扰的指 向。虽然杰斐逊本人无意于以此为奴隶制辩护,但其他人更乐于像爱德华·朗那样,相 信这种低劣“事实”与神秘的裁定之间存在着联系。[10](P14)
杰斐逊的生物大链思想对普通白人的看法影响甚大,尤其是在美国南方。如在报纸上 刊登搜捕逃奴的广告时,有些奴隶主常常声称“我的奴隶猿猴”或“狒狒”长相如何如 何,这是生物大链思想在民间影响根深蒂固的一个明证。著名的黑人思想家杜波依斯曾 指出这种现象:“在旧南部有一种观念——真诚的和热情的信仰——即在人和牲口之间 的某个位置,上帝创造了一种叫作中间物(tertium quid)的东西……”[38](P122)18世 纪生物大链思想对人的分级,为白人意识的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社会心理支持,也为19世 纪中期奴隶制大辩论时的转变完成阶段打下了牢固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法律化以后白人意识向种族主义的演化,使得一种富有毒性和攻击性的性格倾 向渗透到美国白人的灵魂之中,加剧了美国历史的悲剧性缺陷,乃至引发了以后的内战 和重建的失败。对此,一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反思是有道理的,即种族主义的持续存在, 构成了“美国历史的主题”,[39](P143)尤其是构成了“南方历史的主题”。[40](P3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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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问题是学术界一直关注的问题,古罗马女性地位的变化、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升,以及罗马上层妇女参与政治活动的频繁、政治影响力的增强等方面,都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和研究。古罗马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有很多方面,本文笔者从时代背景的变迁,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以及婚姻制度的变化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探究。
关键词:古罗马;女性意识;财产所有权;婚姻制度
长期处于男权社会的附属地位的妇女,在自我意识的认知上也是受到其身份和地位的影响,在古罗马社会从共和国向帝国转型期间,女性在各方面拥有一定权利。本文中谈到的古罗马妇女是仅指古罗马上层妇女。本文从时代背景的变迁,女性获得财产所有权,以及婚姻制度的变化等方面,探讨女性意识觉醒的原因。
古罗马社会转型时期,对外扩张的战争不断,统治领土的扩大,带来的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各种文化融合,等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着罗马社会的各方面,并直接影响女性意识觉醒。
战争的影响重大,男性在外征战,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主导地位,一些女性甚至影响了战争的结果,例如:公元1世纪,罗马统帅的日耳曼库斯的妻子阿格里披娜,“这时流传着这样一个谣言:罗马军队中了敌人的伏击,日耳曼军队正向高卢挺进。一些人听到这个消息心慌起来,竟想把莱茵河上的桥拆毁,如果不是阿格里披娜制止的话,这些人就真敢干出丢脸的事情了。在那些日子里,这位心地高洁的妇人一直执行统帅交派的任务。她送衣服给无衣的士兵,亲自护理伤兵。写日耳曼战争史的历史学家普林尼记述说,她亲自站在桥头上,赞颂和感谢回师的军队。……阿格里披娜在军队士兵的眼中的地位看来已经盖过了任何将领或最高统帅,而且一个妇人竟然平定了皇帝签署的命令都不能平定的兵变” 1
在古罗马社会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对财产权的获得对于女性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在古罗马社会,女性财产的主要来源是嫁妆,嫁妆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有着重要的联系。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没有财产权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女性本身也是作为男性的财产之一。在共和国早期,女性婚前是归属于自己父亲的,并且没有财产权。按照罗马习惯法,结婚时父亲要给女儿准备嫁妆,嫁妆是女方对男方的婚姻赐予,所以嫁妆的所有权转移给丈夫或是丈夫的家长,成为夫家的财产,而不是女性所有。而且嫁妆的数目很少,有些女性甚至没有嫁妆,给与出嫁女性以嫁妆只是习俗并不是法律。
罗马对外扩张征战不断扩大,社会财富的日益增长,罗马的嫁妆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奥古斯都颁布了《朱利亚嫁妆法》,给予女儿嫁妆是家长的义务,使给予嫁妆有了法律依据 。“或者为父者不愿根据塞维鲁皇帝和安东尼皇帝的谕令给嫁资,那么子女有权通过行省执政官强迫为父者同意他们缔结婚姻和给予女儿以嫁资。”2
其次,女性获得了一定的财产支配权。尤其是无夫权婚姻的确立推行,妻子婚前婚后的财产所有人都是父亲,家长去世后,女性就有了财产的自主权。
法律允许家长授予家属特有产,特有产实际上已与家长的财产分开,布匿战争的使得大量的罗马人死亡,一大批遗产落入了女性的手中。法律上承认、立法保护了财产权的变革,夫妻财产一体主义向夫妻分别主义的转变。
古罗马传统的“有夫权婚姻”转变为“无夫权婚姻”,婚姻制度的变化带来了女性地位的提升。古罗马早期,实行的是“有夫权婚姻制度”,它体现着当时婚姻是以家庭利益为基础,完全由父家长所操纵,婚姻的当事人是无权干涉的。
在这种婚姻形式下,父家长对子女的离婚也具有权利,并且离婚只有男子离异女子,而女性没有片面离婚的权利。女性依附于男性生活,离婚离较低。例如:在公元1世纪的罗马戏剧家普劳图斯的作品中,当一位出嫁了的女儿抱怨丈夫在外沾花惹草时,她的父亲竟然这样回答:“既然你把他看得那么紧,我就得帮他一把,让他玩得痛快。你穿的是绫罗绸缎,戴的是金银珠宝,他供你吃喝,让你有人伺候,你就别瞎折腾了!”3
无夫权婚姻在共和国末期逐渐开始实行,订立婚姻时,除了家长的同意,还要经男女当事者的同意。父家长在订立自子女婚姻中的地位大大削弱,母亲可以参与决定子女的婚姻,同时婚姻当事人对于自己的婚姻的自主权在扩大。
无夫权婚姻也称为“自由式”,女性婚后仍然隶属于原有父亲家族,女性拥有提出离婚的权利,如果受到丈夫的虐待,妻子可以申请颁发“接回子女令状”,回到自己的本家。夫妻双方各自拥有自己的财产,离婚再嫁现象非常普遍。
古罗马女性财产权的拥有、婚姻制度的变化,使得她们越来越强烈的要求选择自己的生活,争取女性在经济、家庭生活中的权益,维护自身的权益,追求女性经济独立、人身自由的地位,与男性一起主导着家庭生活,积极地参与社会生活,影响着社会发展,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1](古罗马)塔西佗:《编年史・上册 》[M].王以铸、崔妙因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7年:110、124。
[2](意)桑德罗・斯奇巴尼:《民法大全选译》(6册)[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3](德)奥托・基弗.:《古罗马风化史》[M.]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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