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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贸易政策关税贸易理论变迁
[论文摘要]本文在一个较长的历史跨度和较大的空间跨度上,研究了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的变迁,通过历史的和逻辑的方法,试图总结出保护贸易和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出现的规律性与客观社会现实之间的联系,并使之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制订有所帮助。
在全球经济日趋一体化的今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讲,采取何种的贸易政策理论作为指导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使虽然有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约束,各个国家也经常发生贸易问题,比如正在解决中的美国对中国轮胎征收高额关税的事件。
在回溯到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答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历史在惊人的重复中划过了一个大w型。在国际贸易发展史中,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交替上升,彼此替代,在对立统一中使世界经济走到了今天。如果撇除各门学科言必称的古希腊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从l5世纪初的重商主义时代一直到今天的世界贸易组织,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的加强,在政府行为方面赞成政府在国际贸易中实行无为政策的放任自由主义者和赞成实行干预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之间展开了无数次的辩论,内容涉及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福利和产业成长的影响,日益依存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以及利益分配等其他问题上的作用等。争论的核心和焦点是政府应推行自由贸易政策还是推行保护贸易政策。争论是如此的激烈,而且一直没有停止过,以至于罗伯特·吉尔平断言说“争论可能永远得不到解决”。近代国际贸易始于15世纪到l7世纪,当时占主导地位的重商主义政策要求政府加强管制力量,对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由于西欧各国自然经济逐渐瓦解,商品经济关系急剧发展,社会财富的重心由土地转向了金银货币,货币成为全社会上至国王下至农民所追求的东西。而获取金银的途径只有开采和发展对外贸易。而这种使国家富有的对外贸易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只有保持对外贸易的顺差,才能达到使国家富有的目的。
在这种思想下,重商主义者们极力主张政府干预对外贸易,对进口商品课以高额关税,或禁止进口本国不需要的商品。正如恩格斯所形象描述的一样:“各国彼此对立着,就像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嫉妒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己的邻居。”
长期重商主义政策的实行,妨害了农民的利益,使原料和谷物价格上涨,工业成本上升,影响销售市场的扩大,造成通货膨胀,激化了社会矛盾。因此,从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对重农学派的主张及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诺斯在这里对自由贸易的思想作了出色的阐述:“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是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为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对外贸易政策在这里开始w的第一个转折,从干预转为自由放任,其间经过了N·墨尔本、D·诺斯、D·休谟、J·洛克、J·马西、J·D·司徒亚特,至亚当·斯密集其大成,完成于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如果外国能以比我们自己制造还便宜的商品供应我们,我们最好就用我们有利地使用自己的产业生产出来的一部分向他们购买。”大卫·李嘉图继承并发展了亚当斯密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他谈到:“如果两个人都能制造鞋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种职业上都比另一个人强一些,不过制帽时只强l/5或20%,而制鞋时只强l,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于双方都有利么?”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英法等国在l8世纪末至l9世纪末这个时期,大都奉行自由贸易政策,降低关税税率,减少了纳税商品的项目,简化了税法。这种自由贸易思想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一直持续到1933年大危机之前,大多数的理论和政策均相信,经济处于不均衡状态时,“正如线上悬着一块石子,如果离开了他的均衡位置,地心引力将立即使它恢复均衡位置的趋势。”而政府确实遵照这一思想在这一时期忠实地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
1776年,美国宣布成为独立国家,为了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避免成为英国的农业附庸A·汉密尔顿坚决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美国当时尚处于幼稚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F·李斯特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对这一思想做了十分深刻的论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国已经没有可能。……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多少倍。”在这里,有趣的现象发生了。的第二个转折开始了,重商主义的思想好像又复活了过来。在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的保护贸易理论也颇为引人注目,结构主义学派的劳尔·普雷维什提出中心——外围论,即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这样的一种结构,就是“中心”和“外围”。它们形成了世界的两极,每一极的生产结构有着重大差别。由于收入弹性的不同,外围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恶化的趋势,必须实行保护贸易政策,征收保护关税,鼓励出口。发展中国家必须彻底打破不合理的国际分工体系,打破国际经济旧秩序。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普遍完成了产业革命,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开始变得激烈,尤其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市场矛盾进一步激化。各国为了维持本国的生产和就业,纷纷采取了各种措施以保护手段提高关税壁垒,限制外国商品进口,鼓励本国商品出口,以其转嫁本国的经济危机,从而使国际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贸易保护高潮。这一时期,琼·罗宾逊夫人还给它起了一个固定的名称“以邻为壑(Beggar-t日y—Neig日bour)。超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在w的第三画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而凯恩斯主义的产生则可以看作是这第三画的终结。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非充分就业是普遍存在的现象,贸易收支不可能自动调节实行平衡,因此政府应积极加强对国际贸易的干预,进行贸易保护,奖出限入,保持顺差,以实行充分就业。贸易保护理论在这一时期占了上风。
但是,实际的情况是某个国家政府采取旨在医治失业的以邻为壑的行为,会产生国际性的以邻为壑的争斗,结果是国际贸易总额与世界产出总额相比萎缩,并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从第二次世纪大战后到7O年代初,世界政治经济力量重新分化组合,美国实力空前提高,强大的经济实力和膨胀的经济,使其既有需要又有能力冲破当时发达国家所实行的高关税的政策。日本和西欧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愿意彼此放松贸易壁垒。此外国际分工的进一步深化,推动生产国际化、资本国际化,跨国公司的迅速兴起,也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环境以推动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于是,这一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先后出现了自由化倾向,主要表现为大幅度削减关税以及降低和撤销非关税壁垒,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经济合作组织蓬勃发展,IMF、WorldBank、欧盟、WTO、美加墨自由贸易区、东盟、APEC等经济合作组织先后出现。w在这里重新转折,完成了它的最后一画。这一时期的政策是和理论界的“新自由主义”抬头有直接的关系。“新自由主义”锋芒直指凯恩斯主义,认为西方经济的滞胀是凯恩斯主义造成的恶果,因为政府的过度干预扰乱了市场经济的合理运行,妨碍经济增长,并且是政府预算赤字剧增,造成通货膨胀。在这种指导思想下,这一时期的理论学派如弗莱堡学派、合理预期学派、供给学派、公共选择学派均赞成自由贸易的政策。
在几个世纪的时间内,世界经济是如此有规律的周期性变动,不能不引起我们深思。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进入衰退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lf缶就业压力增大,市场问题严重等问题,国内劳工组织和工业资本家阶级强烈要求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这一时期贸易政策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贸易保护措施由过去以关税为壁垒和直接贸易限制逐渐变为间接的贸易限制;二、贸易政策措施朝着制度化、系统化和综合化的方向发展,贸易保护制度越来越转向管理贸易制度;三、国际贸易壁垒由国家间转变为区域性经济组织之间,区域经济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制度,组织之外则实行保护贸易制度。9·11之后,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跌至谷底,可以预见这股保护贸易的声音还会加强。看来,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这对矛盾还要继续走下去,这个w也远不是国际贸易历史形态的终结,矛盾的双方还会在对立统一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使世界经济继续向前发展。有人说,从马嘎尔尼访华到今天的WTO,不外还是“自由贸易、协定关税”这八个字。我倒觉得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虽然从最终结果来说,我们终于走上二了自由贸易的道路,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省略中间的过程不提。如果诚如马嘎尔尼所愿,中国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清朝就实行自由贸易,那恐怕我们现在看到的就不是一个日渐强盛的中国,而是一个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附南国了。从美国和日本发展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即使是发达国家老大的美、日等国,也经历上述国际贸易政策的变迁。在发展初期,他们均是利用A由贸易出日初级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所增加的出日收益而在国际市场上筹到资金,进一步扩大出口生产,而不断增加的本地需求则引致了制造业的的大规模建立:在积累够了足够的资金和技术后,政府对贸易活动进行干预,实行贸易保护政策,限制一些工业制成品的进口,以保护民族工业和节约外汇。同时,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利用外国资本,引进外国技术,建立和发展本国工业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这就是有名的“进日替代战略”。美国从独立战争到二次大战结束这很长的一段历史中就曾实施了这一战略,赶上并超过了有“世界工厂”美誉之称的英国。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也曾用严厉的控制出口的政府保护,来推动争取其在世界钢铁、汽车及电子产业争夺领导地位的斗争。结果不久,日本这些产业的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了充分竞争力。劳拉·泰森对5O年代以来日本政府的行为是这样结的:“如果在6O年代,当至少菲亚特汽车公司有一种竞争性产品提供给日本的消费者使用,日本不对外国进口汽车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汽车贸易会有今天这样的规模吗?如果在70年代,日本没有对美国生产的低成本高质量的16K随机存取存储器关闭其国内市场,那么日本的半导体工业能有今天的技术及竞争优势吗?如果没有专门针对科宁玻璃公司关闭日本市场而鼓励日本发展国内这方面的生产能力,那么,本能在今天有光导纤维方面的突出优势地位吗?”当他们建立好了本国的制造业,具有了充分竞争力的产品之后,就开始高举起“自由贸易”的大棒.实施“出口替代战略”,来抢占世界市场,享受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的美餐。而当其他国家有了一些有竞争力的产品时,他们又挥舞起“公平贸易”的盾牌保护本国工业,限制其产品进口。
中国的发展也走过了一条类似的道路。建国之初,在“自力更生”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对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进行了严格控制,人为割断了国内与国际市场。客观上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底子。8O年代末期,中国制定了沿海经济特区的发展战略,提出要充分发挥广大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两头在外”、“大进大出”,这一时期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业和初级产品为我们筹集到了大量资金,进一步扩大了出13.为“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转型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进入9O年代以来,通过保护政策,我国的家电行业、纺织业、玩具业和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这就要求我们逐渐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开辟国际市场,享受由于资源禀赋不同而带来的国际分工的好处9·11之后,全球经济一片灰暗,跌入谷底,而中国经济则作为其中的少有亮点而为世界所瞩目。这正是我们抓紧机遇,缩小差距的良机:以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正言行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理论和政策没有优劣之分,采用什么样的理论和政策一定要结合国情和时代特点。当前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充分利用加入WTO组织的地位,趋利避害,大力扩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出口额度,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要采取的贸易政策,也是谋求中华民族的第二次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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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会计政策一般是国家或政府为规范会计运行,对其运行的原则、程序和方法所做出的制度安排。从而达到在社会各个主体之间合理地调节和分配社会收益,实现社会和谐的目标。因此,所有政策的选择必须遵循国家的意志,各个会计主体必须严格地遵循宏观会计政策的原则和程序,做出符合其规范的选择,不能超越国家规范而滥用会计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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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经济是以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为基础的、建立在生物技术产品和产业之上的经济形态,是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信息经济充分发展基础上产生的一种新的经济形态。生物经济的概念最早是在2000年5月由美国管理咨询专家斯坦•戴维斯和克里斯托弗•迈耶[1]提出,但其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出现则要更早一些,它是伴随着现代生物技术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现代生物技术从诞生开始就显现出其巨大的应用价值和商业前景,并被迅速、广泛地运用于农业、医药、能源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这直接促成了生物经济产业的发展。近年来,随着以基因组研究为代表的生物科技新理论和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以及这些技术运用深度和范围的扩大,未来生物经济将表现出以下几个发展趋势:
生物经济时代来临的明显特征是与生物技术产业及其相关产业的飞速发展。近10年来,全球生物产业的销售额约每5年翻一番,许多国家生物产业销售额年增长率高达25%~30%,约是全球经济增长率的10倍。2005年,全球公开上市的生物技术公司的营业收入达到631亿美元,生物技术产业已经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2]。目前,全球生物药品销售额达到600多亿美元,在整个医药工业的比重从1995年的不及4%迅速上升到11%;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公顷,10年间增长了50倍。全球范围内正在研制的2000多种生物药物中,有80%已进入临床试验,6000多例转基因动植物经批准正在试验。因此,美国《时代》周刊于2000年5月22日撰文指出,我们现在正处在信息经济时代的中期,从开始到完成它大约将持续75~80年的时间,到2020年代结束。接着,人们将迎来下一个经济时代:生物经济时代,生物经济将产生10倍于信息经济的规模[1]。
随着生物技术在越来越多的行业中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生物经济的范围和影响日益增大。目前,生物技术的应用已遍及农业食品、医药卫生、化工环保、资源能源、海洋开发等各个领域,显示了它对解决人类所面临的食物、健康、资源、能源、环境等重大问题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与潜力。而未来还将在如下领域发挥巨大作用:①农业生物技术将推动“第2次”绿色革命,为消除世界“粮食鸿沟”提供技术可能;②医药生物技术推动第4次医学革命,人均寿命将进一步提高;③工业生物技术将推进“绿色制造”,发展绿色GDP;④能源生物技术将使生物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缓解能源短缺压力;⑤环境生物技术将为“再造秀美山川”提供技术支撑,促进循环经济发展;⑥海洋生物产业逐渐兴起,促进海洋经济的发展;⑦生物技术将在保障国家安全、防御生物恐怖威胁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鉴于生物经济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本国生物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明确了生物经济产业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及潜力,纷纷确立生物经济的战略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来推动生物经济的发展。
日本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并于2005年颁布了生物技术战略大纲,详细阐述了具体的重点战略和实施计划,其中还包括一些已经列入政府重点开发项目的具体计划,如国立癌症中心及国立循环器官疾病中心,旨在提高在检测解析仪器的研发以及生物信息学领域的国际竞争力,针对相关疾病开展蛋白质组研究计划。印度是亚洲高科技产业取得迅速发展的国家,在软件产业获得飞速发展的同时,已深刻地认识到生物经济产生的巨大潜力,并把生物经济作为未来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支点。2005年3月,印度政府公布了《国家生物技术发展战略》草案,提出了未来10年印度生物技术及产业发展的国家目标和政策措施。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生物技术产业及贸易、生物技术园及孵化器、法规建设和科学普及等方面提出了战略目标和具体的政策措施。
日本在制造业中崛起,在信息时代相对比较落后,因此政府决定在生物经济时代再创辉煌,提出了“生物产业立国”战略,并将生物技术产业作为日本的四大新兴产业,同时成立了以首相为首的“生物技术战略理事会”;印度政府成立了世界第1个生物技术部;马来西亚建立了生物技术与产业联合会,由副总统担任主席;泰国政府成立了“国家生物技术委员会”,由担任委员会主席;美国白宫和国会成立了专门生物技术委员会来领导和协调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委员会制定生物科技发展宏观战略和规划,同时负责跟踪生物技术的发展,并研究制定相应的财政预算、管理法规以及税收政策来促进生物技术的发展。#p#副标题#e#
生物经济作为现代高科技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收益、高风险的明显特征。无论是前期的技术研发,还是产品生产和市场推广都需要极大的投入资金。为了解决生物经济产业高密度的资金需求,世界各国纷纷采取了各种举措,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渠道,加大对生物经济的资金支持。最主要的措施是加大对基础研究的资金支持以及建立较为完善的风险投资制度。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高度技术依赖型经济,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基础研究是维系其发展的基本动力。欧美国家在生物经济的发展中都不遗余力地加大对基础科学的研究,使得他们在生物经济领域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美国是世界生物经济第1强国,同时也是世界生命科学研发的第1强国。对基础研究强有力的支持保证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领先地位。2003年,美国生命科学与生物技术研发经费已高达380亿美元,同年美国总统布什还提出了“生物盾牌计划”,拨款60亿美元支持生物反恐研究。美国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发投入已经占据了其基础研究总投入的49%。其它发达国家为了在生物经济浪潮中获得先机,也纷纷加大了对生物技术基础研究的投入,欧盟科技发展第6个框架计划将46%的研发经费用于生物技术及其相关领域。2001年,德国生物科技产业的科研经费为12.28亿欧元,大于其销售额,比2000年增加了71%。2004年,联邦教研部对生物技术的项目经费增加了14.5%。随着这项投资的增加,德国基因研究的经费仅次于美国[3]。而亚洲各国尽管对生物技术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对其的研究投入也在大幅增加。例如,日本政府于2002年开始逐步加强了对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投入,并计划今后5年内将科研预算增加1倍,达到8800亿日元。印度政府长期以来一直注重加大对生物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2002-2003年度的研究预算为23.56亿卢比,在随后5年的预算计划中,联邦政府研究经费投入将达到208亿卢比[4]。加大基础研发的另一重要举措是吸引和增加社会资本的投入。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刺激社会投资,如减免高技术产品投资税、高技术公司公司税、财产税、工商税等。目前,以大公司为代表的民间高技术研究投资总额已经超过了政府资助,在生物技术产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由于生物经济产业具有很强的风险性,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社会资本对其进行投资。为了扩大生物产业的融资渠道,鼓励风险投资已经成为各国通行的重要举措。(1)政府引导和鼓励风险投资进入生物经济领域。在风险投资最为发达的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政策积极引导资金投入生物产业。2003年,美国生物科技投资占美国风险投资总额的12.5%;2004年,这一比例增至13.5%,明显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3]。美国风险投资对生物产业的高投入,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生物产业的高速发展。2002年,印度最大的风险投资商ICICI风险资金管 理 公 司 宣 布 成 立 生 物 技 术 孵 化 基 金,资 金3200万美元,现在已完成多项投资[4]。(2)政府投资设立科技创新基金。1998年,英国财政部建立了3个用于支持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中小企业的风险资本基金,这些基金提供的资本为2.4亿英镑。印度政府正在筹建一个10亿卢比的生物技术投资促进基金,由工业发展银行、生物技术部、发展银行和生物技术联盟有限公司等共同参与组建。德国联邦教研部和联邦经济技术部于2001年联合推出“面向小型技术企业的投资”计划(BTU),筹集了30亿欧元,用以满足小型技术企业创业初期的特殊需要[5]。
美国各州采取多种税收优惠手段来刺激生物经济的发展:销售和使用税减免或延期,减免或允许企业延期支付购买R&D及生产资料产生的消费税或使用税,鼓励企业增加R&D投入;投资税收信贷,生物企业投资现代 化 生 产 线 时 的 税 收 可 以 抵 扣 购 买 计 算 机 等R&D设备时的消费税和财产税;资本所得税减免,投资者在售卖股票后继续投资生物企业上市公司至少一年,部分州允许投资者缓交投资所得税;R&D税收信贷,允许企业将其R&D费用的一定比例用于税收抵扣[6]。英国政府新出台了税制改革。为了鼓励风险投资,英国政府对小型高技术企业的投资减免了20%的公司税;同时还引入针对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税务信贷,年研究开发投入超过5万英镑以上的企业可以享受150%的研究开发费用免税;对研究开发投入很大但没有盈利的新企业,其研究开发投入的80%可以作为信贷累积减免税收,等企业盈利后再从利润中扣除[7]。
2002年以后,美国FDA对工作程序和方法进行了改革,加快了药物的审批速度。其中,对涉及生物技术产品的药物给予了较多手续上的简化和优惠。如,从2002年10月起,FDA不再要求新建生物技术的产品制造厂申请特别许可证,以及新药上市前对每批药物均进行检验,新药申报表也由原来的21种简化为1种,为医药生物技术产业化的发展提供了宽松条件。最近,FDA又采取了新的措施来帮助创新性医药技术更快投入应用:①缩短医药产品待批时间及减少可避免的产品开发费用,②提高检查过程的质量和效率,③为特殊疾病和新技术提供最新最完整的指导。
技术创新是生物经济发展的基本推动力,各国都通过加强对生物技术的专利保护力度和范围,来鼓励技术创新。美国是这方面作得较为完善的国家,已经相继出台了《知识产权法》、《专利法》、《技术转移法》、《技术扩散法》、《合作研究法》和《商标法》等一系列法律,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专利保护体系,对加强合作研究、鼓励技术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近年来,其它一些国家也加大了对法规的修订或补充力度,扩大对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如,印度政府于1999年和2002年对其《专利法》及有关条文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扩大了生物技术成果的专利保护范围,规定除对有关人类基因的生物技术成果不授予专利权以外,对一般转基因动植物都给予专利保护。日本最近新出台的知识产权战略大纲中明确提出了对生物技术相关专利的快捷审核、审核标准的国际化以及促进大学发明技术向民间转移的有关措施,明确了再生医疗领域相关技术也可以申请专利的重大举措,从专利政策角度对生物技术产业给予有利扶持。
生物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高科技经济形态,具有高投入、高风险、高回报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大研发、小生产、大营销的产业链特征。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研究机构等多种主体都参与其中才能发展,单靠某一主体进行生物技术产业化的运作是极为困难的。因此,一些生物经济发展较好的国家都非常重视促进各种主体和资源的有效整合。通过下放国有研究机构,美国积极鼓励产学研合作。日本政府通过加强产学官之间的合作,积极进行研究资源的整合,以此来提升整体的科研开发能力。同时,通过调动大专院校等研究机构的积极性,来支持研究成果的专利化及其利用。印度的主要做法是建立生物技术中心和生物技术园。印度政府通过将企业、大学、研究结构集中到一个特定的区域,加强公共部门和私人经济的结合,为生物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产业集聚的作用。政府为生物技术园提供了一系列的支持。包括:提供企业孵化的便利条件,一定期限的免税政策,制定鼓励措施,帮助企业获得风险投资等。印度的生物技术园有多种模式: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组建专门公司;地方政府与国际组织、金融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作建立园区等。不管哪种模式,政府都是重要的参与方,同时发挥着启动、指导、协调、支持和促进等重要作用。印度生物技术园的建设资金一部分来自联邦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来自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目前,印度已建和正在建的生物技术园达14个,已经推出了以“Bt棉”棉种等为代表的一些成功进行商业生产的项目[4]。
一些国家十分重视生物经济的技术网络和信息等基础设施对推动生物技术成果产业化发展的作用,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举措。印度政府早在1987年就开始建立了世界上第1个生物技术信息系统网络(BTIS)。目前,该网络在全国已有61个生物信息技术中心,这些中心分别设在大学、科研机构、原子能部、科技部等政府部门以及联邦和各邦支持的实验室内,通过最新的计算机和通信设备与卫星通信系统实现全国联网。该网络被认为是世界上主要的科技网络之一,具备生物信息技术领域前沿的技术设施、教育力量和人力资源。这为印度近年来生物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条件。英国则主要是在信息服务方面采取了 一 些 措 施,如1999推 出 了 为 期4年 的BO-WISE计划,总经费1300万英镑[5]。该计划主要面向企业,为企业提供如何利用生物技术降低成本、改进质量、改善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这为英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进入生物经济领域提供了便利。
无论是美、日、欧等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生物技术产业之所以取得快速发展,与其成功的产业政策密不可分。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支撑这些国家生物经济发展成功的政策体系虽有所不同,但以下几方面却都无一例外地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把发展生物经济提升至国家战略层面;政策的优惠和扶持;强化专利保护;支持研发和创新。对这些国家在政策支持体系方面的经验进行借鉴,有利于加快我国生物经济的发展,增强我国生物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对政策的简单模仿和移植往往会由于体制、文化、行为方式等环境条件的差异性而导致政策效果的大相径庭。因此,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和安排中,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根据国际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特征,我们认为,在我国生物经济政策的设计中应该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高规格、跨部门的领导和协调机构,整合和领导全国的生物技术产业,克服当前多头领导所产生的各种弊端,有效地协调政府之间、企业之间以及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研发关系。
(2)鼓励技术创新,营造有利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环境,包括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建立生物技术产业孵化器,构建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和科研设备共享平台等社会化的科技服务体系等措施,来推动我国生物技术的原始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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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有四大基本规律: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浙江民营企业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应强化国际化经营理念,根据自身的实力和特点,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置与整合。以便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同时,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还要不断进行战略创新与组织创新,使其国际化战略与发展模式与时具进,不断发展,最终实现全球一体化目标。
论文关键词:浙江民营企业国际市场
论文正文:
浅析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的战略选择
近年,浙江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在竞争性领域逐渐占据主体地位,而且已经大量进入非竞争的垄断性和公益性部门,成为地区经济和行业发展的龙头和引擎,其在培植地方财源、扩大劳动就业、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企业不断地涌入我国,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核心竞争力就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第一要素。浙江民营企业面临着各种挑战和发展机遇,在享受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提供有利条件的同时,也受到国内某些因素的影响和限制。
浙江民营企业是最早吃螃蟹的获利者之一,凭借着浙江人独具的胆识和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市场竞争中分得了一杯羹。由于直接受市场经济的影响,浙江民营企业逐步形成了能抵抗外来竞争的优势。
1.产权清晰。相对国有企业而言,这是浙江民营企业最大的优势。浙江民营企业自筹资金、自愿结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营机制,使企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经营者能够自主地运用资金、场地、设备、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掌握生产经营权,满足市场要求。
2.低成本。劳动力成本低是浙江民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之一。浙江民营企业按市场经济的规律确立人事制度,力求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降低劳动力成本,提高工作效率。民营企业生产经营使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顺利地由潜在变为实实在在的竞争优势。
3.小规模技术。浙江民营企业使用的不一定是最先进的技术,但往往是更符合当地市场需求的实用性技术,经过消化、吸收、改造,特别是在纺织、轻工、机电、食品等行业已经形成了相对的技术优势,并积累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管理经验。这些技术和经验是浙江民营企业发展对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更低的发展中国家跨国经营的最重要的比较优势。
4.灵活的市场营销优势。浙江的民营企业都是在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对市场很敏感,能适应和开拓国际市场。浙江的民营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凭着特有的毅力发展壮大,“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尽千辛万苦”的精神就是对此的真实写照。
1.跨国经营规模较小,防范风险能力不强。由于浙江民营企业的跨国经营处于初期发展阶段,其跨国经营是小规模和试探性的、资本不够充足,赢利能力较差,而且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缺乏名牌产品,缺乏独特而成熟的企业文化,在残酷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显得力不从心,对跨国经营中各类风险缺乏防范承受的能力。
2.经营目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浙江民营企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新手地位,对于跨国经营的目的还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偶然性,对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和游戏规则缺乏深人研究,对自身的竞争优势没有认真分析,没有进行明确的发展定位,也缺少完整的发展战略,导致在一些具体经营操作问题上出现失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甚至出现亏损。
3.家族式管理模式难以适应跨国经营要求。由于成长历史的原因,浙江省大多数民营企业实行的是家族式管理。据不完全统计,我省有96.6%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是由最大股东担任,两者合一的占64.83%。这种既当老板又当管理者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在企业发展的初期曾起过重要作用,但却难以适应国际化经营的要求。
4.跨国经营人才短缺。浙江民营企业发展中。熟知国际生产、管理和销售业务,具有较强的语言能力、适应能力和公关能力以及强烈的开拓能力和敬业精神的高层次人才缺乏,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资金、技术积累和人才的不足,技术水平不高,创新能力有限,这无疑限制了浙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发展,形成了浙江民营企业跨国经营的“瓶颈”。
“走出去”战略是党中央提出的一项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期,这就是民营经济将出现数量的加速扩张和质量的全面提高。
民营企业是市场化的产物,其运作更符合市场规则。随着市场环境中的“权力污染”等问题得到治理,政府对企业的干预会越来越少,民营企业将获得更好的政策环境和法规环境。市场将更加开放,对民营企业在市场准人等方面的歧视、限制会取消。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发展有四大基本规律:世界经济生活国际化规律、世界经济一体化规律、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规律、世界科技不断纵深发展的规律。浙江民营企业走向国际市场,要严格遵循这四大基本规律,转变自身增长方式,寻求世界市场的新增长点,以国际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增强自身竞争力为出发点,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主动去适应经济规律,规避风险,拓宽市场,提高企业综合素质。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主动实施管理和技术创新。随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扩大、领域的延伸、组织架构设置的复杂化,对企业管理模式提出了科学、规范的要求,这是塑造企业经营优势、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必要条件。民营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必须遵循“以质取胜”战略和“科技兴企”战略。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健全创新机制,提高企业技术对市场的反应能力,不仅是企业开拓国际市场生存的需要,更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发展壮大的需要。
浙江民营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必须稳步推进资本经营。现代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经营,民营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必须坚持以产业经营为基础,以资本经营为手段,发挥机制优势,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业整体效应,优化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加速企业外部扩张。
在当前条件下,浙江民营企业要解决上述问题。顺利开拓国际市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努力。
1.长期战略规划和短期具体计划并行。根据国际市场的形势,结合企业的发展目标,对企业及产品进行重新定位、提高产品附加值,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力求做到战略明确,部署得当,功能分工合理,网络体系健全,追求全局效果,打纵横照应、协调得法的总体战。
2.实施跨国经营战略和本土化经营。根据对国际市场经营环境和国内政策条件的分析,首先要突破“国内生产、国外销售”的传统经营观念,实行“本土化”经营观念,即推行“各国设计、各国生产、各国销售”的新经营观念,以形成自身的特征。其次。要针对国际化经营的不同阶段,设计不同的经营战略。严格遵循目标市场所在国的市场规则和商业惯例,把自身的经营优势和目标市场的分析相结合,提出并实施与国际接轨的市场经营战略。
3.寻求国际合作,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跨国并购,可以使民营企业迅速进入市场,迅速扩大产品种类,可以利用被收购企业的技术、原有的管理制度管理人员及其营销网络和渠道,获得被并购企业市场份额和商标,资金融通更加便利。战略联盟,有利于民营企业获取高技术和提高其国际化经营水平,通过合作研制开发高新技术,以达到引进先进技术、促进跨国经营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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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是政府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而确定的指导制定税收法令制度和开展税收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准则。税收政策是和预算政策一起发展的。税收政策的核心问题是税收负担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构建和谐社会的税收政策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构建和谐社会的税收政策选择全文如下:
摘要:构建和谐社会要求建立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与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生活密切相关。通过确定适当的税收政策,可以有效地发挥税收调节社会公平和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关键词:和谐社会,绿色生态型社会,公平性社会,创新性社会,税收政策
和谐社会,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种要素处于一种相互协调、良性互动的状态。和谐社会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及公共治理的和谐,是绿色生态性社会、公平性社会和创新性社会的综合。构建和谐社会,要求我们拓宽视野,运用多种手段,统筹各种社会资源。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和谐社会的综合目标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通过税收调节,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指通过资源循环利用使社会生产投入自然资源最少、向环境中排放的废弃物最少、对环境的危害或破坏最小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从本质上改变了传统经济呈现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型增长方式特征,表现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发展模式特征,是以有限资源支撑人类社会无限增长的必然趋势,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为达此目的,一是开征原生材料税、生态税、填埋和焚烧税、开征垃圾税或垃圾收费,达到通过促进资源的循环利用和再利用来发展经济。二是对销售工业余热、热电联产、煤气综合利用项目给予税收优惠,可以采取免征增值税和所得税形式。三是通过税收优惠大力推行节能产品,对循环经济的科研成果和技术转让可以通过免征营业税加以鼓励。四是继续执行对废旧物资回收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同时通过征税措施严格限制过度包装和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五是改革现行的资源税,强调其惩罚性,对资源税的征收采用累进制方式,将资源的使用量划分档次,不同的档次适用不同的税率,税率逐级跳跃式增加。
2.建立绿色税制,保护生态环境和合理开发资源。
(1)开征环境保护税。将现行的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收费制度改为征收环境保护税,建立起独立的环境保护税种。
(2)加大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对资源消耗量大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高档家具、高档一次性纸尿布、高档建筑装饰材料等,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其次,对导致环境污染严重的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如大排量的小汽车、越野车、摩托艇,应征收较高的消费税。把煤炭、电池、一次性塑料包装物及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的氟利昂产品列入消费税的征收范围。第三,对于资源消耗量小、循环利用资源生产的产品和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绿色产品、清洁产品,应征收较低的消费税。如对无铅汽油可实行较低税率,对达到高排放指标(欧Ⅲ)的小汽车可以给予一定优惠。
(3)增强并完善资源税的环境保护功能。首先扩大征收范围。应该在现行对7种矿产品征收资源税的基础上,将那些必须加以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的资源也列入征收范围,如土地、森林、草原、滩涂、海洋和淡水等自然资源。其次调整计税依据。把现行的以销售量和自用数量为计税依据,调整为以产量为计税依据,并提高单位计税税额。第三将现行其他资源性税种如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等并入资源税,并将各类资源性收费,如矿产资源管理费、林业补偿费等也并入资源税。第四制定必要的鼓励资源回收利用、开发利用替代资源的税收优惠政策,提高资源的利用率。
(4)完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推动环保产业发展。除继续保留我国原有的减税、免税和零税率等税收优惠形式外,还应针对不同优惠对象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税收优惠形式。主要包括:在增值税中增加对企业生产用于消烟、除尘、污水处理等方面的环境保护设备给予减免增值税的优惠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为治理污染而调整产品结构、改革工艺、改进生产设备发生的投资给予税收抵免的规定;在企业所得税制度中增加对实行企业化管理的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厂(场)实行加速折旧的规定。这样可以增强税收优惠手段的针对性,便于灵活运用各种不同税收优惠形式激励企业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治理污染,提高税收优惠措施的实施效果。
1、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税收政策。
目前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地区间梯度发展战略,轮番给出发展重点,轮番进行政策倾斜,轮番推出区域优惠。这种被扭曲的区域发展战略从客观上加剧了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要按行业来进行,相应地税收政策的调整也要根据行业来推进,建立税收政策的行业导向机制。
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要注重把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的重心定位于支持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采取投资和资源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并实行加速折旧和再投资退税或给予投资税额抵免,以保证投资者较快收回资本和获得较高的利润。
在增值税的调整上,目前在东北地区推行的消费型增值税试点对东北地区内的八大行业有利,从全国范围来看,会出现同为冶金行业的鞍钢和武钢税负不均,同为汽车制造业的二汽比一汽的税负重,不利于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影响了全国范围内的公平竞争。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因此,要变区域性试点为行业性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对八大行业(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冶金工业、船舶制造业、汽车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军品工业和农产品加工业)统一先允许对当年新购进的机器设备应扣税款给予实际扣除,然后再逐步全面推行对所有行业的消费型增值税。
2、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涉农税收政策的调整。
2006年全国范围内全面免征农业税后,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仍然应有纳税义务,这也是取得国家公共服务的前提和条件。涉农税制的改革的远期目标是构筑农工商业统一的财产税、流转税、所得税及社保税组成的一元复合税制。并以财产税作为地方基层政府的主要税收收入,彻底解决现行城乡二元税制的种种弊端。在现阶段,可以考虑以措施:
(1)对某些收入高的种植、养殖大户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在农村开征个人所得税的试验。
(2)在企业所得税的调整上,对农副产品链式产业化开发的企业给予减免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推进农村工业化的进程。
(3)在增值税政策的调整上,一是提高农民销售农产品缴纳增值税的起征点;二是取消对农民同时销售农产品和其他非农产品时,农产品销售额要占整个销售额一半以上的限制,规定只要农民销售中含有农产品的,销售额达不到起征点的,也不缴纳增值税;三是提高收购农产品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扣除比例;四是规定对农民购进的农资中,如机械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等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允许扣除。
(4)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将现行耕地占用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合并,城乡统一征收土地使用税,把农业用地作为土地使用税中的一个税目。税率可根据农业用地所处地区、肥沃程度等自然条件划分等级,实行差别比例税率,按年征收。
3、实现公平分配的税收政策。
(1)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现税负公平。
一是实行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税制模式。二是健全费用扣除制度。税制应该更多的考虑纳税人不同税收负担程度,根据纳税人的不同身份分别制定不同的费用扣除标准、级次和税率,并要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成员人数和子女教育费用等。应随着通货膨胀率和收入水平的变动对扣除标准进行相应调整,即实行“指数化”,消除物价变动对纳税人税收负担的影响。三是逐步拓宽税基。取消或减少某些特定的税负减免项目,把原来未列入应税项目的收入如个人证券交易所得、个人股票转让所得、资本利得等归入综合所得之中;对于附加福利有市场价格的按市价计算,无市场价格的按国家统一规定标准计算,严格管理予以课税;对个体工商户或个体专营种植业、养殖业、捕捞业的高收入者一并征收个人所得税。四是依法治税,加强征管。完善代扣代缴制度,建立双向申报纳税制度及交叉稽查处罚制度。尽快推进个人财产、存款实名登记制度。
(2)统一内外资企业两套税制,体现环境公平。
一是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公司(法人)所得税。统一税前扣除标准,并与现行企业财务、会计制度相衔接。二是将房产税和城市房地产税合并为统一的房产税。三是将车船使用牌照税和车船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车船税。四是将土地使用费和土地使用税合并为统一的土地使用税。五是对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彻底实现内外资企业税制的统一。
(3)开征遗产税与赠与税,调节存量财产的公平。
根据当前我国的情况,遗产税征收的起点应当高一点,把一般中低收入者排除在外,宜采取累进税制,建立向慈善机构或其他公益事业捐献免纳遗产税或扣除的制度,以鼓励人们捐献。同时为了防止遗产税应纳税人事先转移、分散财产,遗产税与赠与税应同时出台。
(4)改革消费税制,体现消费公平。
一是根据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进一步将一些高档消费品列入征税范围。例如高级皮毛及裘皮制品、别墅、摩托艇、房车、沙滩车、高档家用电器等高档消费品纳入征税范围,并制定较高的税率。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征收消费税。为充分发挥消费税引导消费、调节分配的作用,应对某些高消费行为在征收营业税的基础上再征收消费税。如高尔夫球、赛马、垂钓、射击等高档体育活动和休闲行为,高档夜总会等娱乐行为,高档美容美发、瘦身、洗浴、影楼等场所的消费行为。二是鉴于摩托车已成为大众化的交通运输工具,建议降低或取消对摩托车征收消费税。三可以考虑将更多地应税消费品和全部的应税消费行为,明确在零售环节或消费环节实行价外征收,突出消费税的特殊调节作用。
(5)开征房地产税(物业税),调控房地产价格。
住房制度改革使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拥有了私人住房。高收入群体也将购买住宅作为保值投资的手段。住房占有量的多寡,已经成为区分人们财富多寡和贫富差异的标准之一。将房地产保有环节征收的税种合并为房地产税,并同时设置起征点,实行累进税率,以照顾弱势群体的住房需求。一方面可以对富人的财产和收入起到调节作用,避免其多购房进行投机而造成房价的不正常上涨;另一方面也是转变地方政府职能的需要,地方政府只有去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和执法情况,改善居住条件,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这个地方的房价才会上升,政府收的房地产税也会越多,地方政府才有了一个良性的稳定财源。
4、完善促进就业的税收政策。
目前就业难的问题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形成新增就业能力。企业所得税按企业组织类型设置差别税率,对中小企业专门设置一档税率。可适当降低金融业的营业税税率,以增强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能力;一方面要用税收政策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强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对商贸、旅游、社区服务、餐饮、流通等投资少、就业成本低、就业容量大的行业,实施减免所得税、降低营业税率等优惠措施,加快其发展。
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服务业,采取减免税等政策支持、鼓励和引导个体、私营企业大力创办服务业,如对从事就业介绍、劳动者岗位能力培训的中介机构给予税收减免和政府资金支持,对对外输出劳务的中介给予税收补贴等。另外要用税收政策大力支持再就业,降低失业所造成的各种损失。放宽再就业安置企业范围的限制,各类企业不分性质,都可享受税收优惠,如可将适用对象放宽到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同时,取消对建筑业、娱乐业安置下岗失业人员的税收优惠限制。对现行仅给予下岗失业人员的优惠扩大到尚未获得就业机会的群体。如农村富余劳动力、高校毕业生和中专技校毕业生等。
1、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
(1)加强对支持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立法。
应当以“法律”的形式明确税收支持自主创新,建议制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基本法》,以此作为税收促进自主创新的总法规,将目前零散在国务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各种通知、规定中的具体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归纳梳理,消除现行法规之间矛盾、重复,加强科技税收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
(2)逐步实现以间接税收优惠为主。
我国目前的科技税收优惠方式单调,局限于税率式与税额式的直接优惠,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增加对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加速折旧、投资抵免、技术开发基金等税基优惠手段的运用。
(3)增强对人力资本的激励。
对高新技术成果完成人和从事成果产业化实施的科技人员、管理人员应给予更多的税收优惠,放宽应税工资、薪金的扣除额;对科技创新的劳务报酬所得及资本所得,在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半征收个人所得税;来华开展科技创新的专家,其附加减除费用予以增加,税率予以减半。
(4)对企业 R&D联合体支持。
美、日、欧等国家,均有对“企业 R&D联合体”的支持政策,即政府对多家企业或科研机构组成的联合体或研究发展中心予以包括经费资助在内的多种优惠政策。企业R&D联合体对科技成果的转化有重要、长期的积极作用,税收政策应对科研院所与一个或数个企业组成的开发与应用联合组织或企业予以综合性的支持政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促进实现科技开发与成果转让的有机衔接。
2、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税收政策。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建设创新性社会的要求,税收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税收政策调整变化将直接影响产业构成及发展,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把支持产业技术升级作为深化税制改革的重点。
(1)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
解决对资本性投资的固定资产重复征税和出口产品含税问题,有利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负公平,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2)完善消费税政策。
消费税是一个能体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消费政策的税种,现阶段应将课税后不会影响生活水平、价高利大的高档消费品如豪宅、高价宴席、高档古玩、名贵宠物等商品和特殊消费行为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同时,对使用不可再生资源、稀缺资源生产的消费品以及超过国家能源消耗标准的产品,在征收资源税的基础上,再征收一道消费税进行双重调节,以节制对使用资源的消费,形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消费风尚。
(3)统一企业所得税制度。
依照国民待遇原则,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根据统一规范的原则,科学界定纳税人和征税范围,统一税基、统一税率、统一优惠,规定税前扣除范围和标准,消除带有歧视性的税收政策,实施以产业政策为主的优惠。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内资企业的计税工资按实际发放工资在税前扣除;提高内资企业用于公益、救济性支出的税前扣除标准;企业广告、业务宣传费用按实际发生数在税前扣除。企业所得税优惠方式由直接减免税为主改为直接减免税和间接减免税并重,间接减免税可选择加速折旧、投资抵免、费用扣除、科研开发基金等优惠方式。
(4)调整营业税。
大力发展旅游业、金融业、保险业、证券业等第三产业,对这些行业的营业税税率适当降低,以降低价格,进一步刺激消费。对高档娱乐业如高尔夫球俱乐部、夜总会和服务业的高档洗浴、美容等,应实行较高的税率,以调节高消费。对环保产业要重点扶持,对其应税收入税率应该从低,鼓励其尽快发展。对科技推广服务业应免征营业税。
(5)调整税收优惠布局,重点扶持优势产业。
税收优惠的重点必须转移到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优先扶持中小型企业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关系到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应该继续予以扶持,重点扶持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确实对民族工业升级换代起核心作用的高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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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根据本身的特点为达到一定的目标,在会计处理时依据既定规范(此规范一般由各国的会计准则、会计制度等组成),对可供选用的具体会计原则、方法和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后,拟定决策并加以执行,企业一经选定某种方法,就不能随意变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浅论企业会计政策选择全文如下:
会计政策选择是企业在会计准则等有关法规的选择范围内,对可供选用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定性、定量的比较分析,从而选定会计政策的过程。本文主要从相关理论的角度对会计政策选择的客观必然性、影响因素和选择空间的控制等问题进行分析。
关于会计准则的性质.目前主要有以下三种具代表性的观点。不同的观点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会计准则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有一定空间的必要性。
1.会计准则是一种技术手段。
这种观点认为,会计准则是检验实务的标准和未来实务改良的指针,它必须是有序、系统、内在一致,还应能与可观察的客观现实相吻合,不受个人所左右、无偏见。会计准则被视为纯粹的技术,其存在的目的在于使会计实务处理达到科学、合理、内在一致。
由于企业会计实务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会计准则要达到其科学、合理、内在一致的目标并不容易。为了使企业会计信息的披露能够从其所处的特定经营环境和经营状况出发,最恰当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情况,会计准则就有必要留有一定的弹性空间,即允许企业在对经济业务事项进行会计处理时在不同的具体原则、多样的会计处理方法之间进行选择。
2.会计准则具有“经济后果”。
会计信息不是抽象的数字,而是代表着一定的经济意义。因此,作为约束会计系统生成信息的行为规范的会计准则也就具有了“经济后果”。所以,会计准则不再是一种纯粹的技术手段,若单纯地从理论上寻求最完美的准则,是不现实的。恰当的思路应该是寻求一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会计准则,即:使会计准则的经济后果最公平、合理。
要使会计准则具有公允的经济后果,对准则制订机构而言,应要求其能充分代表有关各方的利益;对于准则制订的程序而言,则要能充分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因为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各利益相关方为了获取自己的利益,都想使准则对自己更为有利,各利益相关方都根据自己的特殊利益或从自己所处的特殊地位出发,提出各自的要求,而准则制定机构也是有自己效用函数的“经济人”,其效用主要表现在准则制定上的垄断权与权威性。因此,准则制定机构为了自己效用函数的最大化,为了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求得平衡和使交易费用(包括准则的制定费用、执行费用和磨擦成本)最小化,就必须放宽准则中对一些经济业务的会计处理的选择空间,也就赋予了企业一定的会计政策选择权。
3.会计准则制定过程本身就是政治化的程序。
经济人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往往会利用政治手段。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的政治行为,相当程度上是会计准则具有的经济后果的直接延伸。我们将会计准则定位于经济利益的协调上,可见,追求公平是它的真正目标。而在会计准则制定过程中,却更多地强调了准则的宏观效应,政府及其他权力机构往往干预准则的制定,通过权力强制准则的通过与执行。
会计准则本身的制定、执行都是有成本的,这种制度成本的高低就成为政府选择制定和执行制度的依据。由于企业的各利益相关方与企业彼此之间都有各自的利益,政府为了平衡各相关方的利益并使准则能被顺利接受,就会使准则的制定和执行成本降低,且放宽准则中对某些会计处理的限定,以提供一些可供选择的会计处理方法。
契约理论认为,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结合。企业的各利益相关方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减少磨擦和代理风险与代理成本,就希望通过以订立契约的方式来具体规定在各种可能的情况下的每个利益主体的权利和责任。因此,股东、债权人、供应商、顾客、雇员都与管理当局订有某种契约。而在一般情况下,契约的订立和监督是建立在契约各方所接受的会计数据的基础之上的。由于企业选用的会计政策不同,产生的会计数据也不同。因此,与不同利益相关方订立的契约是企业进行会计政策选择时应考虑的因素。
1.分红计划。
“分红计划”是管理当局和董事会之间契约的一个部分,它包括直接奖金和股票奖励。而大部分的分红计划是建立在会计收益数据之上的。根据实证会计研究的结论,分红计划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如下:
①如果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管理人员更有可能把报告收益由未来期间提前至本期确认;
②若企业发生亏损,管理人员更会试图把未来所有可能的亏损提前至本期注销,以提高企业未来可能的收益,从而提高管理人员在未来所能取得的报酬;③如果管理人员的分红计划包括了认股权,他们更愿意选择能平滑收益的会计方法,以保持其股票价值的稳定增长。
2.债务契约。
任何一个公司,在其经营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需要举债。尽管债权人具有法定求偿权,但债务人一旦破产,最终他也要跟着受损。为了“防患于未然”,债权人往往在签订举债契约时.对债务公司会提出一些限制性的条款,包括防止清算性股利的支付、保持最低额度的营运资本、限制可能增加企业风险的兼并活动、限制企业增加债务等等,而这些限制性条款一般都是以会计数据为基础订立的。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对债务契约的检查,也要依据会计数据。
债务契约对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主要体现为:①假定其他条件保持不变,企业的负债权益率越高,企业的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移至当期的会计程序、如利息费用的处理、研究和开发费用的处理、折;目的计提等会计程序都可帮助企业达到调节收益的目的。②如果在某种会计方法下将发生违约行为,人们将预期管理当局会变更会计政策,以避免这种违约行为的发生。③企业越是与特定的、基于会计数据的限制性契约条款联系紧密,企业经理人员便越有可能采用可增加当期收益的程序。
3.政治成本。
政府是企业签约团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本身也是一个利益集团,通过制定各种管制性的规章,将社会资源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会计数据(加利润和成本)常被用以支持政府现行法令或成为实施新法的理由。
影响会计政策选择行为的政治因素,主要体现在:
①税收。税收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减少其现金流量。因此,公司管理人员总希望通过各种努力降低现实和潜在的税负,包括对现行会计方法的选择和可能出台准则的游说。
②收费管制。政府机构依据有关会计数据对某些企业的产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加以限制,受限制的企业一般会游说管理机构和准则制订机构,以便制定出最有利于公司的会计准则。
③不对称损失函数。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人们对损失、失败的敏感度总是高于成功和收益。因此,政治活动之一就是限制一切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具体地说,大公司的失败或破产会产生一种潜在的政治危机,从而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向某一政治机构。因此,政府机构宁可消除高估资产的潜在根源,也不愿消除低估资产的可能。
④潜在危机的影响。政治家们总是为各种危机寻找“替罪羊”,企业会计信息中的报告盈利往往会引起政治家和管制人员的注意。因此,为避免这种关注,企业管理层将采用可减少报告盈利的会计政策。另外,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所可能导致的与历史情况或行业情况相比的过分差距,也会引起各方的特别关注。因此,会计政策的差异效应也是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
公共选择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中的寻租行为,主要是指寻租者期望通过一定的手段取得对某些缺乏供给弹性要素的控制权,以获取租金利润的行为。会计准则作为一项特殊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供给刚性的特征。任何一个社会只可能在有限范围内,以较缓慢的方式增加或改进现有的会计准则,而不可能像商品生产一样,快速增加其供给。因此,相关部门和机构围绕会计准则也展开了“寻租行为”。会计准则制定过程
中的企业寻租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实现:一是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干预会计准则的制定过程,以引导或促进会计准则朝着有利于该企业的方向发展。因为一旦会计准则的制定权力分配完毕,改变权力分配的现状就比较困难。在默认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既有权力的前提下,寻租者所可能寻求的则是具体事项准则中有利于自己的规定;二是作为经济人的企业管理当局,通过具体的会计政策的选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减缓新准则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就是说,管理当局会利用会计准则这种“契约”不完全性的特征,利用会计处理程序和方法的剩余控制权,斟酌选用会计政策以达到寻租目的。
寻租行为会导致社会资源的浪费,因为既然有寻租者,就必然有避租者与之抗衡,从而造成社会经济的内耗。因此要从制度上全面有效地抑制寻租,必须做到使经济人不能为、不敢为、不必为、不愿为。使经济人不能为,是指通过有效的制度,消除租金存在的基础,尽量避免政府的无意创租和被动创租,杜绝政府的主动创租.使寻租者无租可寻;使经济人不敢为,是通过强有力的事前监督和事后惩罚机制,通过法律制度及规章限制寻租者寻租,同时,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大寻租者的寻租成本,使得寻租者不敢进行寻租行为;使经济人不必为,是指通过充分发挥政府管理的积极功效,在限制寻租的产生和寻租行为的同时,引导人们从寻租转向寻利,也即采取激励的手段,减少寻租者的寻租动机;使经济人不愿为,是使经济人从道德上产生一种对寻租活动的反感,以改变其偏好及效用的函数,并主动放弃寻租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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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至20 世纪初,由于受西学影响,朦胧地把知识分子与知识阶层区别开来。如称知识分子为“学界分子”,称知识阶层为“知识界”等。直至 1921 年(辛酉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中国共产党章程》上才正式用“知识分子”,和“知识阶层” 两词。1933 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明确规定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阶层,属于“脑力劳动者”。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1949年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49 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一年。众所周知的结果,共产党在 1949 年 10 月1 日建立了新中国,而国民党不得不黯然退守台湾,再现了历史上的“金陵王气黯然收”.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历史的洪流裹挟下,个人不得不做出抉择。在改朝换代的易辙之际,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与聚合。为了找到最终的安身立命之地,他们有的北上,有的南下,有的西行入川,有的东渡台湾,有的避居香港,有的漂流他国。大变局下的个人选择多种多样,个中原因因人而异。家国情感,主义理念,个人恩怨,道统气节,气质个性无不影响着他们的抉择。
本文试图归纳当时知识分子的几种路向选择,并探究选择背后复杂的原因。1949 年知识分子的路向选择是关乎一生的重要抉择,毫无疑问,他们必定反复权衡、多方思量,今天无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再现他们抉择思考的过程,只能借助于有限的资料去还原那段短暂复杂于他们却是刻骨铭心的历史,但对他们的选择并不做任何评价。本文将 1949年知识分子的路向抉择分为五种情况,分别是留在大陆,迎接新政权;追随国民党,东渡台湾;避居香港;漂流海外;留在大陆,超然于政治,栖身于山野。1949 年前后知识分子在去留间的抉择颇为复杂,其间参杂的因素多种多样,本文不能全部涵盖,只是从总体上加以区分。
在去留之间选择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原因众多,但确有共同的原因,对故土的留恋,不愿意去父母之邦以及对国民党政权的失望和对国民党能够长期据守台湾不报希望。
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对国家民族抱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舍弃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的。“但个人在时代的转折中怎样自处,仍然需要选择。特别是政权的交替,意味着胜利者将统治整个中国,如不愿接受这种统治,或对其存有疑虑,就必须选择流亡他乡异国。这对于与这片土地有着血肉联系的中国人,尤其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太难以接受的选择。”[1]
即便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对新政权怀有担忧恐惧,对他们的未来忧心忡忡,他们还是甘冒风险留下来。1948 年 12 月 20日,沈从文在写给朋友炳堃的信中又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2]
沈从文的担忧直接来自于共产党文艺领导者郭沫若和邵荃麟对自己作品的批判。沈从文尽管有这样那样的担心,一度神经失常,但还是留了下来,不过从此放弃了文学创作而转向中国服饰史的研究。即便是做过国民党中央委员、行政院长、中共宣布的战犯之一的翁文灏,1949 年出国到法国,1951 年几经辗转还是选择回到大陆,原因很简单,故土难离,不去父母之邦。
对于 1947 年转移到香港的知识分子来说,1949 年是期待的一年。1948 年岁尾,他们乔装打扮,乘舟北上,赶往北平参加新政协会议,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这样,1948 年的年尾,中国的土地上,戏剧性地出现了南下与北上两股知识分子的人流,前者人员稀落,仓皇而绝望;后者浩荡而有序,充满了希望。”[3]
他们归途中或歌或唱,或饮酒或赋诗,那种兴奋、激动和对新政权的期待从徐铸成的回忆录和宋云彬的日记中可见一斑。
对于 1948 年底还在大陆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对新时代的到来有自己的看法。知识分子大多对政治有一种超然的态度,他们也都明白改朝换代实属自然的道理。冯友兰当时的考虑代表了相当多人的心声。“当时我的态度是,无论什么党派当权,只要他能把中国治理好,我都拥护。这个话我在昆明就已经说过。当时在知识分子中间,对于走不走的问题,议论纷纷。我的主意拿定以后,心里倒觉得很平静,静等着事态的发展。”
不可忽视的是国民党统治的失败以及对民间言论的高压政策。国统区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在国民党统治后期,国民党更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为此,1948 年查封了多家报社杂志社,如《国讯》《时与文》《观察》等。为《观察》撰文的多是国内知名的自由主义教授,国民党勒令《观察》停刊极大地伤害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心,促使知识分子左转。国民党失败的统治的反向作用让大多数知识分子在国共两党的徘徊间最终选择了共产党,正如谢泳教授在评价储安平1949 年之际的选择所言:“1949 年之际,多数像储安平一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新政权的评价都是仅止于一般认识,因为它还没有成为执政者。人在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烦躁中,常带有某种幻想和错觉,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后来者身上。”[4]
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心态比较复杂,与共产党有着历史渊源的知识分子抱着迎接新政权的心态,与共产党有罅隙或者与国民党走得很近的知识分子则满心的担忧,相当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持观望的态度,静观其变。
这是留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类,他们超然于政治,既“不去父母之邦”,又远离政治中心,不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他们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醉心于自己喜欢的学术事业。吴宓的西行入川和陈寅恪的南下广州便是此中的代表。
吴宓的选择动机很单纯,就是为了“保存、发扬中国文化”,述往圣之绝学。武汉解放前夕,吴宓辞去武汉大学外文系主任职务,西行入川,到私立学院讲学,研习佛学。这与吴宓的文化理想有关。
吴宓抱着保存、发扬中国文化之目的,认为中国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佛教为辅。故欲明晓中国的精神、道德、理想,必须兼通儒佛。据吴宓 1952 年 7 月8 日忠诚老实运动中所写交代材料所言,“但在当时,只觉得我为理想牺牲实际利益是对的”.可见,吴宓西行入川就是为了便于实践其“保存发扬中国的儒佛文化”的文化理想,这成了他唯一的考虑,为此他可以决绝地拒绝来自各方面的邀请。
在国民党抢救学人计划中,陈寅恪和胡适一起南下,1948 年 12 月 15 日,两人同机抵达南京。
只是陈一到南京,第二天上午便携家眷由南京悄然赴上海,一个月后又转赴岭南大学任教,从此再也没有离开广州。陈寅恪之所以选择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岭南大学是与其一贯抱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分不开的。这一点从 1953 年陈让弟子汪篯给中国科学院的答复中可以管窥。“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重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我决不反对现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国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真要调查,也只是这样。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从答复中可知,陈并不关注政治,抱着与政治绝缘的态度。无论在何政权下,陈要做的是独立的学术研究,要争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再加上并不反对共产党政权,这也就是陈留在大陆却始终待在广州,与政治中心保持距离的原因。
东渡台湾的知识分子多是当时或以后赫赫有名的文人,如胡适,傅斯年,毛子水,牟宗三,徐复观等。“去父母之邦”,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乡土,面临着吉凶福祸不确定的未来,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旁人难以体会。总结他们赴台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信仰上的差异。胡适、傅斯年等人所持的自由主义立场和共产主义泾渭分明,这导致他们内心并不认同共产党政权。在应雷震所托所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中,胡适更是毫不掩饰地攻击“共产党铁幕之下剥夺一切自由的极权政治”,并幻想“尽我们的努力、援助沦陷区域的同胞,帮助他们早日恢复自由”
文化立场的差异。赴台知识分子相当多是国学大师,对民族文化怀有深厚的感情,多持文化民族主义立场,恪守儒家文化。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域外西方的文化,从文化立场出发,内心并不赞同甚至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如牟宗三,作为一名比较边缘化的学者,一直以来是跟政治绝缘的,不可能像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胡适、傅斯年一样从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他只会从民族文化的角度考虑,凡是尊孔尊儒的都可以合作相与为善,凡是批孔贬儒的他必拼力而反击。相比于共产党政权高喊的反封建的口号,蒋介石一向标榜的忠孝仁义,对于那些持民族文化立场的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
与国民党政权渊源颇深,恐不见容于新政权。
胡适、傅斯年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自不待说,也正是因为此,淮海战役后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上胡适的大名赫然列在“罪大恶极的帮凶们”之首,在1949 年 8 月 14 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所写《丢掉幻想,准备战斗》一文中,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进行了点名抨击和唾骂。再如徐复观,作为国军少将、蒋介石曾经的随从秘书,虽然无缘“战犯”榜单,自忖留在大陆凶多吉少,毅然决然地拒绝了老师熊十力的留在大陆的劝告,随国民党撤退大军仓皇赴台,从此师生二人天各一方,终成永别。
从一而终的愚忠。蒋介石对傅斯年、徐复观等人多有知遇之恩,对胡适更是礼遇有加。士为知己者死,再加上忠臣不事二主的愚忠思想,尽管对国民党政权颇多失望,但还是不忍背弃。
对于既不赞成共产主义,又对国民党政权失望的知识分子,香港倒是可以考虑的选择。香港虽是殖民地,但还是属于中国的土地,文化上和大陆保持割舍不断的联系,无论是空间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离大陆本土较近。香港相对自由的文化空气,相对繁荣的文化氛围,一直就对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大陆战乱时期,香港就一直为许多处于各种为难境地的人们提供了一座安全的避风港。避居香港的着名知识分子有钱穆、唐君毅、崔书琴、张丕介等人。本文以钱穆为例,来探讨促使知识分子做出选择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学术门派导致的个人恩怨。
同是治史,钱穆和胡适、傅斯年在治学方法上截然不同。长期在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手下任职的李方桂谈及此事时说,钱穆搞的历史研究与我们不同,我们或多或少是根据史实搞历史研究,他搞的是哲学,是从哲学观点来谈论历史,因而跟我们搞的大不相同。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对钱穆的态度由对钱穆的《国史大纲》的评价可见一斑。“越有年,《史纲》出版,晓峰一日又告余,彼在重庆晤傅孟真,询以对此书之意见。孟真言:向不读钱某人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6]
在《国史大纲引论》中,钱穆对以胡适、傅斯年为首的“新考据派”也颇有微词,毫不相让。在 1948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遴选中,胡适、傅斯年推荐了政见不同的郭沫若,却无一人提名钱穆。由积怨颇深的傅斯年等主持的“抢救学人计划”,钱穆自然不在抢救之列。即便是自行去了台湾,在由新考据派占据的台湾史学界,钱穆还是没有发展的空间,只会继续遭受到因门户之见造成的谩骂、排挤和打压。这就是钱穆没去台湾而去香港的原因。
梅贻琦于 1948 年冬顶着解放军围城的炮火毅然乘机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转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国到美国。直到 1955 年才回到台湾,继而创办清华大学。
梅贻琦的选择,是基于他对共产党的一种判断,是基于自身所持教育理念的执着和坚守。梅虽然没有做过不利于共产党的事情,甚至可以说,他为了保护学校而保护过共产党员的学生,从而使学校正常的教学不致受到影响。他不相信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认同中国共产党。与诸多当时离开大陆的知识分子相比,梅贻琦的选择更具有代表性,因为他不存在所谓的人身安全的问题,周恩来和吴晗都曾经表示希望梅贻琦留下来,这也代表了当时共产党的态度。但是梅贻琦还是遵从了自己的判断。
梅贻琦主张学术自由,独立思考,他认为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万难实现。梅贻琦的学生辈人物,清华校史研究者黄延复认为,梅贻琦离开大陆是他的文化立场和教育理念使然,是梅贻琦对自己的理念和为人原则的执着和坚守。
[1]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25.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18 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523.
[3]钱理群。天地玄黄[M].北京:中华书局,2008:233.
[4]谢泳。储安平与《观察》[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47.
[5]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M].台北:台湾联经出版公司,1984:2083.
[6]钱穆。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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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管理是将厂商的存货政策和价值链的存货政策进行作业化的综合过程。反应方法或称拉式存货方法,是利用顾客需求,通过配送渠道来拉动产品的配送。另一种管理理念是计划方法,它是按照需求量和产品可得性,主动排定产品在渠道内的运输和分配。第三种方法,或称混合方法,即用逻辑推理将前两种方法进行结合,形成对产品和市场环境作出反应的存货管理理念。一项综合的存货管理战略将详细说明各种政策,并用于确定何处安排存货、何时启动补给装运和分配多少存货等过程。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析体育用品行业存货管理优化新途径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针对我国的体育用品市场的高库存隐患,从存货管理的角度分析高库隐患的现状和弊端,针对体育用品市场的特点建立信息化的存货管理模式并分析其可行性。
关键词:存货管理;供应商管理
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简称安踏,是国内五大知名体育品牌之一,主要设计、开发、制造及销售运动鞋类及服装。安踏有限公司的经 营销售业 绩位于全国前列,并且连续多年安踏的运动鞋市场综合占有率更是在全 国同类产 品中荣列第一。安踏是体育用品销售专卖体系的实践者,2001年安踏率先在国内建立了体育用品专卖体系,从生产单一产品的运营过渡到综 合性体育 用品品牌的运营。到目前为止,安踏在国内的专卖店已经超过8000家,并且在国内建立了最完备的覆盖全国一、二、三线的市场营销网络。
可是近两年,运动鞋的高库存隐患正在逐个爆发,继李宁、中国动向陷入困境后,安踏、特步、匹克等企业也都未能幸免。这是由于针对2011年年初的这一轮扩产,大部分企业未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运动鞋市场就已经逐渐复苏,2010年一整年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但是这种增长是建立在2008年和2009年上半年整个市场低迷的基础上,是一个补货的过程,整个市场需求并不像2003年前后那样旺盛。于是,疯狂扩张的背后暴露出来的却是规模增速下滑、市场集中度偏高等种种问题。当市场无法消化产能扩充后所带来的过量产品时,便出现了大量库存。如何处理不断增加的库存成了运动品牌行业头痛的问题。据安踏2012年年报,安踏2012年营业收入达到76.23亿元,净利润13.59亿元,在国内体育用品行业集体遭遇寒冬的大背景下,尤其是在税率、员工成本、存货等上升的情况下,安踏的自由现金流入实现了近4亿元的增长。
2013年8月25日,安踏发布了2013年上半年的财务报告后,从统计数据可见,尽管依然延续关店潮与收入下滑,但透过中报依然能看出过去一年间处理库存的成果———关店总量在下降。财报数据显示,安踏的库存已从2012年年底的6.87亿元降至2013年中期的5.76亿元。安踏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丁世忠明确表示:“安踏的库存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库销比已恢复健康水平。”目前,安踏的店铺新货比例有明显提高,每月售罄率也有提升。现在库存问题已解决,安踏可能成为第一家走出谷底的运动品牌企业。
库存供应商管理库存是建立在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运作模式,实质上,它是将多级供应链问题转 变为单机 库存管理 问题。传统用户是按照发出的订单进行补货,供应商管理库存是以实际或预测的消费需求量和库存量作为市场需求预测和库存补货的解决方法,也就是由销售资料得到消费需求信息,供应商可以针对市场变化和消费需求做出更快速的反应并制订更有效的计划。
在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下,不是卖方管理库存,而是由供应商管理卖方的库存,供应商决定什么时候补货和补多少货,这是一种降低物流成本和压缩存货的有效方法。零售商有自己的库存,批发商有自己的库存,供应商也有自己的库存,而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能够一 定程度上 消除牛鞭 效应。供应链各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库存控制策略,由于各自的库存控制策略不同且相互封闭,因此不可避免地产生需求的扭曲现象,从而导致需求变异放大,无法使供应商准确了解下游客户的需求。在供应商管理库存模式下,要求每个企业对生产、销售和需求等信息共享,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风险,这样可以加强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强化供应链。信息的透明度增加,需求信息能够真实、快速地传递,下游企业的库存压力就可以缓解,避免牛鞭效应。企业资产的质量、营运效率与企业利润的多少紧密相关。企业资产质量的好坏反映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盈利能力,对企业经济效益和利润有直接影响。
因此,加强企业资产的管理,分析企业资产的结构、经营管理水平,在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中尤其重要。存货在企业的流动资产中占很大的比重,占用企业大部分流动资金,企业财务成本管理的重要对象就是存货。存货的增加可以增强企业组织生产、销售活动的能动性,但存货过多会占用较大的资金使企业利息支出增加,而且会增加与存货有关的各项成本如采购成本、仓储成本、管理成本等,这会导致成本增加、利润减少。因此,存货管理的目标就是降低存货成本,使存货收益和存货成本实现最佳配比,充分发挥存货作用,使存货量满足生产经营的需要的同时使存货成本降到最低。所以,企业的经营管理者为达到这一目标一直在寻找一种合理的途径。目前,运用供应商管理正在往零存货的理想迈进。安踏能够率先从本土运动品牌的低谷中走出来也正是运用了供应商管理。
体育用品企业中,账面存货仅仅是其实际存货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已批发给经销商却没有卖出。在运动品牌行业整体产能普遍过剩、区域内的各个运动品牌代理商乃至商圈内的各个品牌加盟商整体库存普遍积压的市场环境下,安踏从订货开始,坚持维持平稳健康库存水平的目标,与加盟商及分销商分享对未来趋势的分析及预测,进而增加订货的准确度,目的是降低每家门店的库存风险。除了提供定期对库存管理及产品知识的培训外,安踏对店铺优化计划和零售折扣政策进行严格审查,努力提升零售商的营运能力。
透过全方位的监察系统,安踏紧密监察并且控制零售表现,不断改革和优化包括工厂店及折扣店等清货渠道,从而使零售商存货管理的能力提升。 2013年8月23日,安踏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公布的2013年上半年业绩公告数据中显示,公司营业收入为人民币33.7亿元,毛利率41.1%,净利率18.6%,均高于市场预期,特别是2014年第一季度,订货数据实现2012年第三季度以来首次的正增长。安踏运用了供应商管理,降低了企业的整体经营费用,增加了营业销售额,提升了企业的存货周转率,这说明了供应商库存管理是一种适应企业竞争的有效途径。
(一)实现供应商管理的条件.
品牌商与终端之间的信息沟通的基础设施并不算差,大部分的运动品零售店铺都有信息系统。只要品牌商愿意,零售终端的信息是可以较快反馈的。我们可以根据企业的业务规模,利用计算机技术、机械自动化等一定的技术手段建立适应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存货系统。关键在于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反馈制度和对反馈信息的分析处理能力。
(二)供应商管理在运动品牌企业的可行性探索.
随着社会竞争愈加激烈,中国企业的成本意识也在逐渐增强,所以通过供应商管理来优化存货管理是企业增强竞争优势的新突破点。
第一,保持供应商和客户之间较好的合作关系。应加强企业的诚信教育,净化社会环境。一条供应链上的企业应建立新型的相互合作的共赢乃至多赢的伙伴关系。但是,目前我国市场体系尚不健全,企业之间的诚信度不足。例如,有些企业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向供应商过分压价,而供应商也为了隐瞒自己的真实成本,实施提价。双方利用信息不对称,不断地进行“价格博弈”。而且双方都把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进行保密封锁,不与贸易伙伴共享,这样不仅使双方获取信息的成本增加,也使商品的成本增加,使商品竞争力下降。供应链管理的实行就要求合作伙伴之间信息共享,以诚相待,企业帮助供应商了解消费者需求、了解市场,供应商根据市场需求情况调整自己的生产,这样才能降低商品成本,才能加快存货的流动。
第二,通过订货制度的改革和设计生产的优化来加速供应链。零售主导的业务模式将是未来运动品牌的转型方向。为了更快速地迎合消费者需求,运动品牌必须在优化产品的同时加快供应链的反应速度。加速供应链必须从产品周期的每一个环节节省时间,而订货、设计和生产是最为核心的三个环节。由于信息共享和拓展直营两个方式尚未成熟,可行性不强,所以现阶段可以通过订货制度的改革和设计生产的优化来加速供应链。
[1]符蓉.货管理的优化———从沃尔玛公司的供应链谈起[J].财务与会计,2002(09).
[2]张远昌.仓储管理与库存控制[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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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覆盖了马克思本人关于未来社会形态——科学社会主义的全部观点和全部学说。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浅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下认识选择中的价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野中,认识是主体在实践的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主体能获得一定的自由。但是,认识本身并不是自由,它只是通向自由的一个途径。那么,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认识活动中的认识选择,一个是实践活动中的认识选择。文章着重谈谈人们在认识选择中体现的价值,提出了在我们的认识选择中存在两种价值关系即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以及两者的关系。
认识本身是一种具有主观性的东西,它的产生与发展是既离不开主体也离不开客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主体是认识的主体,也是实践的主体。认识主体必须是肉体的人,即某种实体,而且,主体必须具有社会属性。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另外,主体还必须具有自觉能动性,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有目的、能动性的活动。马克思曾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所以说,只有有目的的能动的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社会的历史的人才能称作为是认识的主体。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则是为了使人获得越来越大的自由,可见,认识和自由不可分割。但是认识本身并不等同于自由,认识世界仅仅是人类通向自由的阶梯,只有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去改变对象从而取得主体对于对象的支配能力,才是真正的自由。正如同恩格斯所说: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世界。
认识论意义上的自由表现为认识选择性。认识选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活动中的认识选择,二是实践活动中的认识选择。认识活动中的认识选择表现为主体在认识中对客体的属性或者关系的选择;实践活动中的认识选择表现为人们在从事实践活动时对认识成果以及有关的工具、手段、途径等的选择。
价值论在很多人看来似乎是一种高深莫测、远离尘世的“经院哲学”,价值问题似乎只有哲学家才去探索和思考的问题。事实上,价值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人的一切行为、思想、情感和意志都以一定的利益或价值为原动力,不同的价值思维和价值取向将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价值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概念,人们的一切行为都需要考虑其实际意义在进行任何一项工作时,总是在不断的权衡,某项工作是否有价值,是否有意义,是否值得,是否合算,是否等等都是价值论意义的。这说明价值是一个与人们的实际非常密切的字眼。价值关系可以说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内容。
在认识事物的活动中,会表现出一些既与认识对象相关联又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相关联的属性,这类属性就是价值属性。因为人在与物打交道时,必须要出于自身的需要和利益去评价、衡量和利用物的自身属性。主体与外物打交道时,会同时出现两种关系: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前者不依赖主体对客观事物的判定及价值取向。因为事实是客观物质世界联系、运动和变化的现实状态,其根本特征是客观性。后者有所不同,它是在事实关系的基础上,由主体按照自己的需要和利益对客体进行评价和判定时所形成的一种关系,没有主体也不会有这样的一层关系。可见,价值关系不同于事实关系的地方在于具有主体性,是一种客体对于主体的实际效用关系,它不仅受到客体状况的制约,还受到主体状况的制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认识和实践水平。
在人类认识活动中,事实关系和价值关系同时存在,不仅事实关系不是人任意所为的,价值关系的产生也是有客观依据的,不是人任意所为的。因为人、主体的存在也是事实。然而,事实关系更根本的,没有事实关系就不会有价值关系,价值关系是从事实关系中派生出来的。价值关系不能脱离事实关系独立存在,它必须以事实关系为基础和前提。价值关系不能决定事实关系,而只能被事实关系所决定。
在现实的复杂认识过程中,事实与价值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个事物一旦成为认识对象即同认识主体发生关系,那么这一事物就不仅具备客观存在性,同时也具备了由主体所规定的价值属性.就是说,任何事实一经作为认识对象,就已打上了主体的印记,使认识对象成为价值与事实的统一体。
人的认识总有一定的范围,一方面是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包括人体本身的生理条件,另一方面也受到人的需求和利益的制约,那些同人的现实需求和利益关系不大的事物,人们一般也不会去考虑。再者,人们对事实的考虑总有一个观察角度的选择,这也是主观方面的限制。就自然科学而言,它无疑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取得的知识成果,它的内容反映了客观世界的状态和运动规律。
在认识论上,我们没有理由否认价值关系的合法性。价值不等于主观偏见。价值事实作为―种客观存在的事实,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受到主客体两个方面的限制,根本不存在主观随意性。如果不承认认识对象的价值属性,不承认价值关系的存在,顽固地将价值与事实截然分开,就是不懂得认识是主体能动地反映客体,就是一种僵化的机械唯物主义。
马克思对这种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判切中了要害,他指出:“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观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那些把价值与事实分开的人 不理解人与社会作为认识的主体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他们把主体性的客观意义加以主观化,把主体片面地理解为纯主观的东西。在价值与事实的问题上,他们错误地以为主体的介入即是主观性的介入;另一方面,他们还片面地理解事物与事实的客观性,把属于人的、主体的事实全部排除在客观事实的范围之外,不懂得主体性不等于主观随意性,不懂得主体性具有同客观事物一样的客观意义。
三、认识选择中价值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人类主体之间所建立的社会关系是多种多样,但最根本的关系是利益关系,尤其是经济利益关系,其它社会关系都是利益关系所派生出来的,并在本质上都是为利益关系服务的。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关系,因此,价值关系是人类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核心。
价值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源,人的一切活动都可归结为价值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所有形式的社会关系在本质上都是一种价值关系,价值运动是一切社会运动的核心内容,因此价值论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各种价值现象,认为价值的一般本质在于:它是现实的人同满足其某种需要的客体的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价值同人的需要有关,但它不是由人的需要决定的,价值有其客观基础,这种客观基础就是各种物质的、精神的现象所固有的属性,但价值不单纯是这种属性的反映,而是标志着这种属性对于个人、阶级和社会的一定的积极意义,即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成为人们的兴趣、目的所追求的对象。人们的需要是多方面的,各种物质的和精神的现象的属性也是多方面的,因而可以满足人们各种不同的需要,具有不同的价值。就客体的属性满足主体的不同需要而言,价值可分为物质的、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法律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价值等等。
价值虽然不由人的需要来决定,但离开人的需要和如何满足这种需要,就不可能有价值判断。价值虽然不单纯是客体属性的反映,但它又是对客体属性的一种评价和应用;离开客体属性,价值就失去了客观基础和源泉。价值本身正是人的某种需要同满足这种需要的客体属性的特定方面的交接点。人不仅有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而且有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因而作为价值关系的客体相应地包括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但是,作为价值关系的客体的这些精神现象,也要通过一定的物质的形式,如书籍、绘画、雕塑和人的各种感性行为等等,才能表现出来。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价值都有其客观的基础和源泉,都具有客观性。
客观事物所固有的属性多种多样,可以在不同的方面对人有用。但这些有用的属性,往往不会自动地暴露出来,更不会自动地满足人。即使这些属性是直接地呈现在人们的感觉面前,而人们未能意识到它们对自己有用;或者即使意识到它们有用,但未能掌握它们的使用方式,那么,它们也不作为人们所追求的价值对象而存在。人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在现实的人同客体的实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即在社会实践中确立的。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人们才能发现客观事物及其属性对自己的实际意义,并自觉地建立起同客观事物之间现实的价值关系。同时,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活动,人们才能实际地发现和掌握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的使用方式,使客观事物有益于人的那些方面,以为人所需要的形式为人们所占有,亦即使它们的价值得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观,是建立在科学的实践观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实践的观点乃是理解各种价值现象的钥匙。
价值是客观的,但它又与人们受一定社会历史条件所制约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阶级社会中,人们的价值标准或价值规范受其阶级地位的规定或影响。不同阶级的需要、利益、兴趣、愿望往往不同,甚至彼此对立。因此,不同的阶级对利害、是非、善恶、美丑等等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但一般地说,一定时代的人们的价值标准,总是植根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必然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总要打上相应时代的历史印记。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了,发展了,人们的价值标准和所追求的价值及其构成或早或晚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在本质上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范畴,根本不存在永恒不变的价值标准和价值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价值问题上反对任何超历史的观点,认为对任何社会现象的评价都不能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否有利于当时人们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是衡量社会现象的价值尺度。对于共产主义者来说,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即共产主义,则是他们的全部社会活动所追求的最高价值。
价值作为主体性范畴,在认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实践意义。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真正目的在于为实践服务,为了改造客观世界。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也是价值的基础,因为离开实践就没有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不会产生价值关系。而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反过来又受到价值的制约。实践的目的是满足主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实现主体的一定目的和愿望,争取主体的一定利益,在一定意义上也追求新的价值。正是这种追求,推动着实践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价值需要是实践的推动力,人们的价值需要又是无止境的,从而使人们的实践活动永久向前发展。
实践又是认识的动力,实践的不断发展必然推动认识不断发展。在实践活动中,那些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越大的事物,实现它的价值也就越高,实践的动力也就越大。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价值是认识的合理性依据。一个理论是否为人们所接受,首先看它是否同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相符合,下一步就是要看它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用于实践。所谓合理性,就是能否满足主体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否有价值,有多大价值。
人的认识不局限于对事物本质的认识,还涉及事实对主体的意义,客体能满足主体的性质,即对于主体的价值关系。认识不可能停留在对客体属性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认识的目的在于实践。而认识要为实践服务,就必须认识客体对主体能提供何种效用。在认识活动中,对于事物作出真假判断还只是认识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许多真判断的范围内作出价值判断。再实践中,要从价值观点出发,在诸多的真判断中选择价值较大的一个。这第二步就是价值认识,也是过渡到实践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对客体的价值认识是人类认识的重要方面,在实际认识过程中,价值认识与事实认识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人类的认识是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的统一,其结果必然是真理性与合理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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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经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根据统计上海市有89%的试点企业在改革后税赋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如何应对“营改增”带来的好处,享受结构性减税,如何享受出口服务零税率和免税的优惠,如何应对增值税下的纳税申报、会计核算的挑战,无疑让众多交通运输和现代服务业的企业翘首企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为了研究"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不仅结合具体事例,从4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探讨,同时还从"营改增"政策解读、"营改增"政策的好处、"营改增"政策对服务业企业财务管理的进一步要求等三个方面深入对"影响"的研究.
所谓“营改增”,其实就是部分属于营业税的科目由以前缴纳营业税转变成缴纳增值税,对产品或者服务的增值部分纳税,减少了重复纳税的环节。目前,我国进入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攻坚时期,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具有划时代意义。实行营改增不仅有利于建立健全科学发展的财税制度,避免重复征税、完善税制,而且有利于促进社会专业化分工、推动三次产业融合、降低企业税收成本、增强企业的运营发展能力;此外,营改增还有利于优化投资、消费和出口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发展。
增值税是以商品(含应税劳务)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流转税。目前,增值税已经占中国全部税收的60%以上,成为中国税收的主要税种之。营业税是指对在国境以内提供应税劳务、无形资产转让或不动产销售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其取得的营业额征缴的一种税。这两种税对我国经济发展、商品流通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增值税对应第二产业,营业税对应第三产业。由于营业税实行全额征收、重复课税,因此对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起到一定的负面作用。1978年,中共中央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从此中国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引.年,基本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2006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面临着外需萎缩的困境。2009年,美国次贷危机结束,我国为实现经济转型,实行了消费型增值税取代生产性增值税的改革,持续了15年之久。这些为三大产业的均衡发展打下了基础。
2011年,通过国务院批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下发了关于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方案。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营改增”试点在上海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领域拉开。至此,在货物劳务税收领域吹响了税制改革的号角。自2012年8月1日起至当年年底,国务院扩大了“营改增”试点的范围。截至2013年8月1日,“营改增”已在全国得到推底国务院在同年12月4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时,决定从2014年1月1日起,将铁路运输和邮政服务业纳厂“营改增”的范围内,至此交通运输业已全部施行“营改增”税制改革。此外,自2014年明1日起,电信业也纳左“营改增”的试点范围。
概括地说,“营改增”政策主要有以下三个好处:首先,第三产业可以将进项税额在税前抵扣,这将是助推第三产业升级发展的最有力措施。其次,减轻消费者的纳税负担,“营改增”后,商品和服务的整体税负下降。最后,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为三大产业的平衡发展铺平道路。有数据显示,如果“营改增”在全国推行,预计每年将实现结构性减税1000元以上,带动GDP增长0.5%左右。
第一,“营改增”最大的作用在于减少了重复纳税,促进社会的良性循环和企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降低税负压力和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营改增”的结构性减税并非是单纯的“只减不增”,而是“有增有减”,这就必然影响到纳税人之间的税负变动,当然“营改增”的最终目的肯定是让税负整体减小规模纳税人成为“营改增”的最大受益者,税负下降非常明显。但进项税额抵扣规模对一般纳税人的税负影响很大。
尽管“营改增”实施以后,能够抵扣由于外购服务和产品所包含税款,起到减税的效果,但由于服务与外购产品的价值和比例不一,减税程度呈现出较大差异。税负的最终变化情况,取决于减税、增税效应叠加起来所产生的净效应。
第二,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营改增”后,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相对简单,但对于一般纳税人的增值税申报程序变得较为繁琐,需要把当月所开发票全部记入发票IC卡,并通过将发票数据上报税务部门,读入电脑以此作为计算税额的依据,抄税就是这样的一个流程。一般抄税后才能进行报税,而且过程完结后才能开具下个月发票,相当于一个月的开出销项税结清下。抄税和报税是税务操作的两个流程,统称为抄报税。纳税人为了能够最终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需要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认证和进一步核对。如果未进行认证或与主管税务机关的核对数据不一致,都将不能抵扣进项税额。
第三,发票使用的变化“营改增”后,税收征管部门由地方税收征管部门转变为国家税收征管部门,并且“营改增”后发票的管理更为严格。原先开具营业税制下服务业发票的研发、咨询、技术服务等活动,现在需要开具增值税制下的发票。如果企业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他们既可以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又可以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但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使用要符合税务机关的有关规定;然而,如果企业被认定为小规模纳税人,那么就只能使用增值税普通发票了。作为小规模纳税人,若对方单位要求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小规模纳税人就要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由主管税务机关代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此外,作为小规模纳税人,遇到需要使用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特殊情况,应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代开专用发票。
通过对“营改增”政策的解读,以及分析该政策对企业财务管理的影响,本文提出了一些规范企业财务管理的建议。合理规范企业财务管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规避风险和损失,希望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推动力。
3.1充分利用优惠措施
随着“营改增”改革的全面推进,各服务业企业应结合自身情况,做好各项应对准备,为了能切实降低企业的税负,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营改增”新政策的优惠措施,如进项税抵扣等优势,使收入进一步扩大,给企业增加更多的流动资金,并为企业创新服务提供持久性的活力和动力。企业应加强税务的筹划与管理。
3.2规范税务业务和制度
“营改增”实施后,企业需变更会计核算科目,需分别核算增值税进项税和销项税,会计核算变得复杂,而且财务报账需对方提供增值税专用发票,财务工作量增大。企业熟练掌握应用“营改增”政策,合理筹划税务业务、建立健全税务制度,无疑将使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能够得到更大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各方面的发展。
3.3加强监督管理
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发票因为涉及销项税、进项税等各种抵扣问题,因此对财务人员的要求有所提高,在很多方面也需要加强监督管理,完善增值税财务巨作机制。
3.4严格会计核算
在缴纳营业税时,只需对营业税统计和缴纳部分进行会计核算。而营改增之后,在业务开展各个环节都可能涉及增值税相关的业务核算。而在实际工作中还会涉及价外税,要将已纳税收入按规定换算为未计税收入。总之,在会计核算上将会趋于规范,工作量和复杂程度将会有所增加。因此需要做好会计核算、基础管理工作。
3.5规范合同审批
服务业企业在进行业务开展时,不可避免地要签订大量的研发、咨询等服务合同,对该类活动进行一系列的约定和规范。做到合同内容规范、准确,符合合同法,严格纳税,并且能够充分感受合同的优惠政策。规范合同审批,促进企业各项业务的发展。
目前,“营改增”政策已经在全国范围各行各业实施,这对服务业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营改增”政策实施后,该类企业的财务管理会有一定的变化,税务申报变得更加严格和复杂,会计核算方法也相应改变。但是同时带来一定的优惠政策,服务业企业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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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教育有广义与狭义之别。广义的音乐教育指凡是通过音乐影响人的思想情感、思维品质、增进知识技能的一切教育主要指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进行的学校音乐教育。学校教育一般可分为学前教育、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的选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的功能和作用已经被人们所认知,高等院校开展音乐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认真学习当代先进教育思想和手段,从改善音乐教学模式出发,讨论适合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关键词:音乐教学 教学模式 公共音乐
大学音乐教学已经不像初高中那样得到充分的重视,尤其是近年来有淡化的趋势,虽然国家教育规定对于艺术课程的设置,制定了教育计划和范围,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教学还是存在种种弊端,教学模式有待改善。本文试图探讨一种高质量的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争取最短时间普及音乐教育功能,指导教学,为培养优秀复合型人才做出贡献。
一种教学模式是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安排的一种可行的教学活动框架。高校公共音乐的教学模式是在教学理论与实践结合基础上,根据教学任务和目标,构建一种稳健而可操作的教学活动框架。这种教学模式至少应该具备一些基本特征:
(一)可操作性。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是根据一定指导思想去安排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形式,使得整个教学过程有规律可循,具有一定的操作性。可以说,这是一种程序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被模仿、被传授和学习,被高校公共音乐教师学习后,用来运用指导自己的教学,完成教学任务。例如,在教学中,不能把学生当成观众,而是参与者、创造者和表演与欣赏者。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教师可以设计一套情景,设计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解决问题,最终得出结论,这样就是一种可操作的模式。
(二)完整性。一套教学模式,必须是完整的。首先,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有其完整的教学目标,对学生进行美育教育,树立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其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操作过程是完整的。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引导学生去参与课堂,唤起学生对未知的探索欲望。最后高校公共音乐教学也有完整的评价系统,对于课后学习效果进行评估。
(三)针对性。高校公共音乐课程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有自己的教学目标。培育学生审美能力 ,进行德育美育教育,提高学生素质,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所以课程设计,内容选择都决定了这种教学模式的针对性。
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提供了一定有规律规范的教学框架,依据一定的教育理念,其对音乐教学意义重大。
(一)可以更新教学观念。高校公共音乐教学不是为了培养艺术专家,重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健全大学生人格魅力,培养适应社会的复合型人的才。无疑,音乐是融德育、智育、美育等为一体,学习音乐可以铸造完美人格,培养高尚的情操。这种教学模式,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勤于动脑、乐于探究,培养自觉获取新知识的能力,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旧有的一人堂的教学不适合高校音乐教学,音乐教师应该寓教于乐。高校公共音乐教学首先是人的教育,而后才是音乐的教育,育人是基础。高校教师,能够用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来支配调整自己的教学行为,有一定的思想指导,达到教学的目的。
(二)可以改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为实现教学目的和教学任务要求,在教学活动中所采取的行为方式的总称。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是两个概念,很多人把他们弄混。教学模式是较为系统化的操作体系,而教学方法是具体操作手段,是教学模式体系中构成要素或有机的组成部分。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是选择有效的教学方法,在选择过程中不断的对教学方法进行优化和提高,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说是对教学方法进行了改进。
(三)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可以优化教学过程,提高教学效果。优化教学过程是在考虑所有教学规律、方式、原则的基础上,结合内外部条件,选择最优的的组织课堂教学过程。教学模式的选择,正式考虑了优化教学的原则,认真进行贯彻执行,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本身教学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过程,而是随着时间和环境、要求的变化而不断改进和提高,经过修订的教学模式,更能灵活指导教学实践,是教学过程不断优化,最终能够改善和提高音乐教学效果。
最初我国高校设置公共音乐教学是为了陶冶情操,提高学生音乐素养,拓宽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之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主要是为了丰富校园精神文化生活,培育情感,完善个性。当前教育部提出把音乐教育纳入正规本科教育体系,设置公共音乐课。但是由于我国高校公共音乐教学起步比较晚,很多教学模式都是模仿正规音乐院校的教学,教学模式古老传统化。那种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使得课堂气氛凝重,学生学习被动消极,尤其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实施随意性强,偏离学生课堂主体的思想,不能培养学生的主动性思维,课程设置流于形式。特别是一些高校,只把音乐作为公共选修课,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师也是为了应付任务,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另外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很大程度上模仿了艺术院校的方式,没有根本上形成自己独立的模式,片面强调音乐文化教育,成为应试教育的变形,与普通高校教育目的偏离,不能完全去感受音乐的内涵和情感,完全成了知识的复制。尤其是高校课堂要留有固定的作业,其实就是复制和背诵原有的观点,没有创新性,音乐中隐藏的,潜移默化的情操没有被挖掘和探讨,不能有效提高大学生创新审美能力。在以灌输知识为主的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成了复制他人思想的课堂,过分强调教学一致性的高校,执行同样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忽略大学生个体差异,限制了个性发展。
由于高校公共音乐教学的种种问题,切实需要一套全新的适合时代发展的教学模式,高校音乐教学模式改革是必要的。
在教学中,有三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而这三个因素的结构,是决定现代教学模式的基础。这三个因素是教师、学生和教学媒体。教师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可以改革教学与实践,进行有效的指导,灵活运用教学方式,创新教学方法,升华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中心,可以发挥学生的个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变被动为主动。而依靠书本等媒体为主的教学,可以丰富课堂氛围。通常情况,一套优秀的教学模式,是合理组合三者的关系,调节三者结构才能让教学模式发挥最大效能,有序进行教学。探讨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应适合时代发展。
(一)以人为本结合现代教育技术,教与学重新解读
现代认知理论以人为核心,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符合高校公共音乐教学特点,学习是获得信息后经过理解加工的过程,重视人的内心和感悟,是发现价值的过程。但是实践中,如果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网络媒体等,实现视觉和听觉并用,提高教学效果。关注学生,以人为本,让个体的个性最大限度发展。学习是知识在学生心里重新构建的过程,学生作为主体,主动的学习才能达到知识构建,改变教学中心,以学为主替代以教为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媒体,以人为本,教为辅助,学为目标,构建知识。
(二)由知识传递向学生自主转变,由学生接受到学生参与转变。高校公共音乐教师应当以“导”和“助”为基础培养学生自主学习意识,创设环境,激发学生主动求知的欲望。教师摆正位置,变教为导,课堂上教师多加引导,给学生提供积极参与的机会,充分发挥大学生自由联想能力,领悟音乐真谛,并且在不偏离音乐的共性基础上,让学生对音乐进行再创造,感受音乐美感,升华音乐的美。独立思考,认知音乐,发现音乐的美感,达到审美育人的目的。
(三)由单一发展向多元发展转变。高校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多元文化,大学生已经有自主的思考和多方面发展的能力,不能依靠统一标准来教学。高校公共音乐教学重视多元性文化,扩大学生音乐文化背景。思维智力本身就是多元的,理解音乐、感知音乐,充分发挥学生个人的创造力,突出学生的个性学习。
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不是固定不变的,不同的时代赋予教学不同的使命,随着教学改革的深入,新的发展契机会促使各种教学模式出现,选择最合适的高校公共音乐教学模式,为美育教育选择正确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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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8月2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 自贸区 ),这一先行先试的重大创举将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而自贸区包括税收政策在内的各项制度创新,一直以来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上海自贸区税收政策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自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税收优惠政策作为上海自贸区政策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承担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本文将首先对当前上海自贸区的税收政策进行介绍,在此基础上分析税收政策在推进上海自贸区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最后提出对于上海自贸区税收政策的思考与建议。
关键词:上海自贸区 税收政策 作用
2013年9月27日印发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第三条第二项对与试验区相配套的税收政策做出了相应规定,具体规定如下:
(一)促进投资的税收政策
第一,注册在试验区内的企业或个人股东,因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可在不超过5年期限内,分期缴纳所得税。
第二,对试验区内企业以股份或出资比例等股权形式给予企业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奖励,实行已在中关村等地区试点的股权激励个人所得税分期纳税政策。
(二)促进贸易的税收政策
第一,融资租赁项目税收优惠政策。总体方案规定,将试验区内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或金融租赁公司在试验区内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纳入融资租赁出口退税试点范围。对试验区内注册的国内租赁公司或租赁公司设立的项目子公司,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从境外购买空载重量在25吨以上并租赁给国内航空公司使用的飞机,享受相关进口环节增值税优惠政策。
第二,原保税区延伸税收优惠政策。在上海自贸区正式挂牌成立前,《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条例》、《洋山保税港区管理办法》以及《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管理办法》对保税(港)区内的进口货物的关税和进口环节税、区内企业在区内加工、生产的货物所涉及的生产和流通环节的税收以及退税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总体方案在这一方面税收优惠政策的制定则在保留了原税收优惠政策的基础上,做出了相应的延伸。其税收政策延伸如下:一是根据企业申请,试行对内销货物按其对应进口料件或按实际报验状态征收关税的政策。二是在现行政策框架下,对试验区内生产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企业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但生活性服务业等企业进口的货物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明确不予免税的货物除外。
另外,总体方案在税收政策的制定上还规定,将要完善启运港退税试点政策,适时研究扩大启运地、承运企业和运输工具等试点范围。并在符合税制改革方向和国际惯例,以及不导致利润转移和税基侵蚀的前提下,积极研究完善适应境外股权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
第一,促进上海自贸区投资发展。
在企业和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产生资产评估增值的涉税问题上,按照现行规定,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如果是个人出资,则要求按照个人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如果是企业出资,则一律要求企业视同销售所得或者视同财产转让所得一次性计税。
而总体方案所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对于注册在上海自贸区的企业和个人股东以非货币性资产对外投资等资产重组行为而产生的资产评估增值部分给予了递延纳税的税收优惠,这一优惠政策充分考虑了纳税人在投资初期的资金紧张问题,相当于税务机关给予纳税人一笔无息贷款,为纳税人带来了货币时间价值,从而鼓励、促进纳税人在上海自贸区进行投资,从而推动了上海自贸区的投资发展。
第二,促进我国跨境融资租赁业发展。
总体方案的税收政策规定中,对金融服务领域的融资租赁业制定了专门的税收优惠政策,该政策对于该行业的出口退税以及进口环节增值税低税率的做出了相应规定。这一政策有利于减轻试验区内融资租赁行业的税收负担,促进跨境融资租赁业务发展,它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以下两点:一方面能够推动我国上海自贸区高新技术设备的引进,提高我国生产企业生产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空运服务业引进更先进的运输设备,提高我国空运服务水平。因此,该税收优惠政策既能促进我国跨境融资租赁业发展,又能推动跨境资源流动及资源配置的优化。
第三,促进上海自贸区生产、出口企业发展。
对于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的生产企业以及生产型服务企业,其进口所需的机器、设备等货物予以免税,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鼓励生产企业从境外引进技术更先进的设备,从而提高自身生产力。并且,总体方案制定的税收政策对于从外国进口原材料,再制成产成品销往境外的出口导向性企业来说,进口和出口环节都是免税的,因此该政策对其优惠力度较大,极大促进了上海自贸区生产以及出口企业的发展。
虽然上海自贸区现有的配套税收政策已经给自贸区的很多企业带来了优惠与利好,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融资租赁、投资以及贸易等领域的发展,但目前来讲其税收政策仍是不完善的。笔者认为,税收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应填补与金融服务领域相配套的税收政策的空白。
现有的与上海自贸区相配套的税收政策较侧重于投资、贸易领域的发展,而在金融服务领域除了对融资租赁业提出了相应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外,其他业务领域如可以促进金融创新的离岸金融业务、金融保险业务领域的税收政策都处于空白状态。2014年5月29日,上海市政协召开“利用自贸区优势,加快上海以人民币业务为核心的金融中心建设”提案专题重点督办协商座谈会,并且支持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相关金融政策7项配套细则已出齐,自贸区金融改革步伐进一步加快。虽然相关金融政策7项配套细则还并未对外发布,但由此也可以看出,金融改革以及金融创新发展是上海自贸区的重点与亮点,因此,与其相配套的税收优惠政策也应当制定出来。
第二,在制定税收优惠政策时,应考虑税收公平问题。
新闻消息显示,上海自贸区规划中包括争取15%企业所得税优惠的内容。由于2006年中国已经将内外资企业税率统一设定为25%取消了外资企业的优惠,15%的税率如能实施可能吸引大量外资企业进驻上海自贸区。而目前在已出台的税收政策中并未出现企业所得税税率降低的优惠政策,在上海自贸区注册成立企业,企业所得税率仍适用25%,没有相应的低税率,说明制定政策方考虑到了税收公平问题,没有采取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因此,在制定与上海自贸区相配套的税收政策时,应在给予优惠的同时考虑税收公平问题,不能因为给予上海自贸区过多的优惠而造成对国内市场的冲击,应为上海自贸区营造一个优惠且公平的税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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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是当前中国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权威主体,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当前中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公共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调节收入差距、实现分配公平关乎一个国家稳定和谐的大局。公共政策作为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对调整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发挥着重要作用,公共性是其价值追求与本质属性。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政策存在公平价值缺失、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以及政策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构建以公平为导向的收入分配政策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对调节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公共政策 公共性 收入分配差距
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也是公共政策的本质属性和价值取向。公共性是公共政策目标的选择,它指导并规范着具体的政策目标,为公共政策的执行提供行动导向。
当前在我国和谐社会构建的过程中出现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
(一)政策的公平价值缺失
长期以来的收入分配政策使我国从一个平均主义严重的国家逐渐成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平等的国家,具体来说,这种不公平主要体现在:
1.分配起点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平主要表现在我国城乡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方面的起点不公平。教育收益最多的是穷人,因为教育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使得受教育者在未来的就业方面获得均等的竞争机会以及更高的收入,可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分配公平。
2.分配过程的不公
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过程不公主要体现在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过程中的不公平,这主要造成了人的发展机会不公、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公。我国初次分配领域采用重效率轻公平的政策,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3.分配结果的不公平
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分配不公的结果,究其原因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起点不公和过程不公造成的。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仅为0.292,那时还属于收入分配高度平等的国家。
(二)政策的不当倾斜和偏好
收入分配政策会因为某一时期的特殊需要而有所侧重,目前存在于我国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不断拉大现象,也是政策不当倾斜和偏好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
1.经济政策的不当倾斜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改变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我国把经济建设作为政府制定政策的重要着力点。
2.发展政策的偏向
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采取了偏向城市的发展政策。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对城市过度倾斜。为了实现工业化原始积累,国家通过实行“工农业剪刀差”的政策手段把一部分农村财富转移到城市,城市化和工业化对农村和农业的剩余、资源的过度汲取,城市偏向的公共物品供给使城市居民不用花费力气就可获得公共服务,但是农村居民的获得就非常有限,再加上城市优先的金融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了农业资本的投入,给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带来了障碍,从而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收入增加,造成农村发展缓慢,使城乡之间的差距 “鸿沟”越来越大。
3.区域政策的不均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大体上遵循了不平衡的发展模式,工业相对于农业优先发展;文化、教育、科技等较为发达的东部相对于西部地区得到了更多的政策倾斜而优先发展;经济基础好的城市相对于贫困落后的农村而优先发展。
(三)政策体系的不完善
一项政策对于解决庞大复杂的利益交错的问题往往功能是有限的,为了使各项政策相互衔接和配套,政府应通过制定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政策组成一个政策体系,例如整合教育、就业、地区发展、行业发展、社会保障政策等等,以此发挥政策体系整体协调和相互配合的功能,形成政策合力。
1.税收政策不完善
税收是国家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政策和手段,主要通过对高收入人群征税,对于低收入或者无收入人群少收税或者尽量不征税,以此缩小两者之间的收入差距,同时又可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起到平衡收入差距的作用。
2.社会保障政策体系不健全
社会保障政策是调节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尤其对低收入者来说是一种保障。相对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存在着严重缺陷,使得其在再收入分配方面的调节作用大大减低,甚至出现相反的效果。
3.财政转移支付手段乏力
我国的转移支付手段是实行分税制改革的时候建立起来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实现均等化。但我国采取的单一的纵向转移支付手段,显然不能满足发展的需要,再加上法律和制度的滞后等原因,横向的地区间转移支付制度还没有形成。
4.政策监管体系缺失
公共政策体系整体功能的发挥还依赖于政策监管体系的完善和健全。目前由于监管体系的缺失,造成了不公平的收入分配,尤其是垄断性行业凭借其垄断地位获得的收入畸高,这是造成竞争机会不平等的主要因素之一,使得我国的行业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对政府官员滥用权力缺乏有效的政策监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但是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公共性偏,离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社会矛盾趋向尖锐化。
(一)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形成规范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公平一直是人类对社会的诉求。如果一个国家“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样的收入分配结果不但使人们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心理上的不平衡性也会越来越明显,最终这种巨大的差异将导致社会动乱。合理划分市场、政府和社会在收入分配当中的职责,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使它们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在“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分配。
(二)协调城乡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协调城乡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要站在经济社会全局发展的高度,加快农业农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解决“三农”问题,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新机制。
(三)实行均衡发展的区域政策,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实现经济的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的非均衡发展政策,导致了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应该及时调整和转变收入分配政策导向。借鉴发达国家的区域政策和反贫困政策的经验,当前要改进我国的区域经济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金融投资力度,大力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一方面,要将国家投资重点逐步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央要适当给予中西部落后地区政策倾斜和优惠,如在固定资产投资、利用外资、银行信贷、外汇、对外贸易、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
(四)完善税制结构,充分发挥税收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运用税收手段调节收入分配,弥补市场机制下初次分配在公平方面的不足是经济发达国家普遍而有效的做法。但是在我国,利用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发挥还不充分,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出现了“逆向调节”的现象。
(五)建立多元化、覆盖面广的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全民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的“稳定器”,有助于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处境,缓和贫富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当前我国需要建立以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最低生活保障为重点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救济、优抚安置和社会福利制度,积极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扩大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增强保障能力,确保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六)完善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公共教育政策,确保教育公平
努力为全民创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是缓解收入不平等的根本、长远途径。尤其是要加大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缩小社会不同成员间、不同地区间的收入差距。中国可以在借鉴经济发达国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完善当前的公共教育政策,实现教育机会均等,有效克服因教育机会不均等带来的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首先,要坚决贯彻执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
总之,面对中国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应多管齐下,建立一套完善的缩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税收、区域发展、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多种政策手段,各种政策手段相辅相成,形成政策合力,共同促进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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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内外局势日趋紧张,罗斯福政府实施了中立政策;但这一政策往往被认为是妥协于孤立主义,而尤以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为代表;笔者通过对当时美国经济因素这一角度的分析,探讨罗斯福政府对外交政策最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以此论证当时美国的中立政策并非权宜之计。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中立政策的根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美国的中立政策贯穿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的外交与内政政策的始终。中立政策使美国远离欧洲战事,保持和平的国内环境,并从战争中夺取大量财富提高了国际地位。它作为美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有着其深刻的根源。
关键词:中立政策;孤立主义 ;和平主义思潮
探讨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政策的根源,我们往往会与美国历史上的孤立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美国的“中立”政策起源于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想。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的孤立主义,主要是指美国1787年建国后第一个世纪中对欧洲国家,采取“不干涉”、“不卷入”或中立的外交路线。结果,美国从欧洲各国的利益和武装冲突中获得利益,本国领土被扩大了,经济得到飞速发展。到了十九世纪末,美国成为托拉斯化帝国主义国家。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力量对比也发生了变化,美国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与上一世纪迥然不同,孤立主义已不合时宜。
1917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意味着美国已抛弃了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而改为推行扩张主义政策,标志着美国孤立主义时代的终结。然而,孤立主义阴魂不散,在二十年代,特别是三十年代,所谓的孤立主义又粉墨登台,不过只是形似而神异。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孤立派打出传统的孤立主义大旗,要求保持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动自由”并在此基础上实现美国的霸权计划。1920年到1932年为共和党执政时期,美国的外交政策是以“自由行动”为特征的,即不受任何国际组织的约束,怎么合乎美国利益就怎么“行动”。[1]华盛顿体系的建立、道威斯计划、杨格计划以及白里安-凯洛格公约(巴黎非战公约)等都是美国“自由行动”的成果。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基本上左右了美国的主流舆论。孤立派通过立法手段,制定“中立法”,成为美国政府不得不遵守的对外政策准则,并一直贯彻在对内政策的制定上。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经历了1919年―1920年短暂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国家从1924年起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1925年欧洲工业产量恢复到1913年(战前的一年)水平并继续快速增长。虽然,这一时期的情况较稳定,但是,仍然存在着很多矛盾。[2]
首先,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截止1929年,富人的年均收入占了全国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而且,贫困户的全年平均收入只在2000美元左右。[3]其次,工业部门开工十分不足,大批的工人失去工作。再次,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农产品、初级产品、工业产品大量囤积。最后,伴随着二十年代的繁荣,地产和股票投机狂热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安全性。这种不安全性产生的虚假繁荣泡沫轻易地引发了一场大危机。
正是上述种种矛盾的综合作用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必然会发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股票投机狂潮兴起,流传着“谁想发财,就买股票”[4]的口头禅。人们想要投机取巧成为大富豪,因此,疯狂的买进股票。1929年10月24日,股票价格大幅度跌落,很多人因此而破产。人们疯狂甩卖手中股票,人们把这一天叫做“黑色星期四”。美国从“柯立芝繁荣”的发展高峰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银行大批的倒闭,企业大批的破产,市场萧条不景气,生产骤减;失业人口增加,物质水平下降;必需品价格暴跌。一场规模空前巨大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美国步入动荡年代。
美国制订了道威斯计划和杨格计划以解决第一次世界大战遗留的战债与赔款问题。战败国因无力支付赔款而赖债,欠美国战债的欧洲国家也拖债不还。赖债不还的情况引起了美国人民的不满情绪,人们强烈反对再次卷入欧洲事务,并且产生了反对战争的情绪。
同孤立主义一样,和平主义思潮也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它是通过人们揭发一战实际情况,进而将得出的结论作用于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果。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人们注意的焦点在国内危机上。比如,经济复兴情况,就业率,而对美国以外的事,尤其是欧洲各国的问题不感兴趣。
同时,战后他们有了时间来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利最多的是在战争中发了横财的军火商。人们普遍认为,军火商在利益的驱使下,采取不正当手段引导人民大众、舆论传媒和政府同意参加战争。在1934年,商业性杂志《财富》登刊了一篇名为《武器与人》的文章,获得极好的评价。随后,又有两本相关的著作出版,一为乔治?塞尔兹的《钢铁?鲜血与利润》,另一为赫尔姆斯?英吉布里奇和弗兰克?汉利亨合著的《死亡商人》。[5]这些书刊都在重复着一种观点,即美国参战是军火商们在其中运作的结果。 “一旦有了战争,则延长之;至于和平,则破坏之”[6]成为军火商的价值标准。结果,军火商名声很臭。因此,人们普遍讨厌军火商,讨厌战争。
人民群众的和平主义思潮和反战情绪高涨成为美国实施中立政策的重要因素。但是,和平主义思想过于理想化,不适合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法西斯侵略者不断扩大侵略的时代背景。尽管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愿望,但是,面对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只有采取以暴制暴的方式才可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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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萨克族、蒙古族、柯尔克孜族、塔吉克族是新疆传统的游牧民族,在长期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产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严酷的自然环境、游牧经济的脆弱性,游牧经济已很难适应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家民族政策的引导下,游牧民族走向定居成为历史的必然选择,也是游牧民族实现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疆游牧民定居政策实施现状浅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文章概述了游牧民定居政策实施六十余年来取得的重大成果,90%的牧民实现定居,游牧民在生活方式、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思想观念有了很大的改观。同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的对策:鼓励定居牧民开展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并对定居牧民做相关的培训和实施政策优惠;加强对定居牧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定居牧民创新能力;引导定居牧民自主的种植高产牧草,推行圈养;引导定居牧民主动学习,积极接受现代化的文化。
一定的地域造就特定的风土人情,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做出相应的调整。新疆气候以半干旱为主,造就了新疆的生产方式自古以来以游牧为主;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改善游牧民生活状况和推动牧业现代化,党和国家开始推动实行牧民定居政策,经过六十余年的努力,使牧民定居取得了卓越的成效。
1、逐水草而居,定期转场
新疆的传统生产方式是游牧,新疆北部则以哈萨克族牧民为主,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放牧牲畜。住在可以快速拆装的毡房里,随着水草的变化而移动自己生产生活的地点。每年四月从冬牧场向夏牧场转场,十月浩浩荡荡地从海拔较高的夏季牧场向秋季牧场迁徙,并最终到达百公里外的越冬地,像他们这样的传统转场生活已经延续了近3000年。在古代汉文史书中,就把游牧民族政权曾形象地称为“行国”,其立国之本就是逐水草游牧养畜。
2、生产地域相对固定
新中国成立以前,夏季牧民没有自己固定的牧场,往往赶着牲畜逐水草而移动,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一旦遇到自然灾害,牲畜和财产损失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牧民翻身做主人,分得自己的牧场,哈萨克牧民尽管还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但转场的地点则相对固定,分为明显的两个地点即冬牧场和夏牧场;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党和国家开始制定定居政策,推动牧民定居,牧民生活地域固定化,夏季沿着固定的路线移动较远,秋季则回到定居点过冬,定居点有完备的生活设施和牲畜的棚圈大大提高了抵御灾害的能力;伴着而来的是各项配套设施,方便牧民生活,提高了牧民生活质量。
3、文化以伊斯兰文化为主
新疆游牧民都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但游牧民的宗教信仰又和定居民族的伊斯兰信仰有所差别,游牧民由于居住不定、经常搬迁,所以没有固定的礼拜寺和经文学校,就是冬牧场里的不固定的经文学校也寥寥无几。游牧民在信仰伊斯兰教的同时,还继续保留着一些古代宗教习俗,其中有一些已与伊斯兰教的习俗融合在一块。但现在生活方式、习惯礼制多以伊斯兰形式为主。
自20世纪50年代牧民定居政策实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后,随着包产到户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新疆1986年召开的“加快发展北疆牧区经济工作会议”,新疆自治区党委和人民政府确定了牧民定居的方向,[1]“提出了应该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量力而行,逐步实施并且在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大分散、小集中、有利于生产的思想指导下安排定居的原则,还作了规划部署。”[2]新疆牧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牧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生活方式的转变
随着游牧民定居政策的事实,牧民的方式由原来的逐水草而居到现在的定居,牧民改变以前全年游牧的生活方式;游牧民定居后居住条件由砖瓦结构的房子代替传统的毡房,抵御自然灾害的程度明显增强,舒适程度显著提高;由原来的购买生活用品困难,精神活动匮乏,到现在可以定期赶“巴扎”(集市),参加文化集会等;少年儿童由原来很少接受学校教育到现在适龄少年儿童集中学习;党和国家实施的游牧民定居政策正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改变着牧民的生活方式,丰富定居牧民的生活。
2、基础设施的转变
党和国家游牧民定居政策实施以来,国家和自治区加大了对游牧地区的投入,在牧民定居点兴建相关配套设施,解决定居下来牧民的居住、饮水沟渠、牲畜棚圈,公路、学校、用电、通信等方面的基础设施的建构,现已形成“三通”、“四有”、“五配套”、“三化”、“两不转”[3]目标。国家为扩大资金来源和技术支持,实施的对口援疆政策,新建的牧民定居点实现了环境优美,规划合理的牧民居住小区,幼儿园、学校、社区健身中心、文化中心各项设施一应俱全,牧民可以就近享受现代化的生活方式。
3、文化教育的转变
传统的游牧生活,使得牧民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文化资源相对匮乏,文化教育普遍较低,素质难以跟得上社会发展速度;党和国家游牧民定居政策实施以来,在牧民定居点建成文体活动中心,社区图书馆等文化设施和场地,定居点牧民在享受传统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文化生活方式;为丰富定居牧民的文化生活,各级政府还不定期的组织电影放映队、文艺演出队等到牧民定居点演出。定居点建成设施齐全的幼儿园和学校,牧民子女可以就近入学,学习文化知识;为保证学校师资国家和自治区开展了“特岗教师”、实习支教、“双语计划”等,这些教师为牧民定居点带来了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和文化素质,甚至是生活方式。随着文化教育定居的牧民素质显著提高。
4、思想观念的转变
随着党和国家实施的牧民定居政策的逐步落实,定居牧民对定居受益越来越多,思想观念也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改变;认识到只有定居下来才能融入现代社会,提高生活质量;只有定居下来才能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只有定居下来才能稳产增收;只有定居下来才能享受国家社会发展的有益成果。随着游牧民定居政策的实施,牧民通过学习和实践认识到通过现代化的畜牧业生产方式,能够改良牲畜品种,提高畜产品质量,达到增收目的。从而形成“学习推动发展,科技达到增收”的思想观念。
1、生产方式单一,生活水平较低
牧民定居政策实施以来,“90%的牧民实现定居”,[4]和以前相比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改观,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但同社会平均水平相比还相差甚远,主要表现在生产方式单一,生活水平较低,游牧民定居下来没有较快适应固定类型的生产方式,还是以放牧为主,其他生产方式效用发挥明显不足,增收渠道少,家庭收入提高不明显。 建议党和政府根据游牧民定居地的实际情况,鼓励定居牧民开展多样性的生产方式,并对定居牧民做相关的培训和政策优惠,如开展特色旅游,传统艺术品加工,畜产品深加工等;以达到“愿意定、定得住、渠道广、增收多、生活好”的目标。
2、思想观念落后,创新意识不足
定居下来的牧民,大部分保留着以前的生产生活习惯,对新事物新技术往往持怀疑的态度,对党和政府持依赖态度;思想观念保守,对现代技术对生产的作用普遍认识不足,在生产生活中创新的能力和创新的意识严重缺乏。
希望党和政府重视定居牧民思想观念落后,创新意识不足的问题,通过有意识地引导和宣讲,使定居牧民了解社会发展需要,使思想观念适应社会发展;同时加强对定居牧民的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定居牧民创新能力,使定居牧民认识到创新带来的益处,并致力于生产创新。
3、环保意识滞后,环境破坏严重
对党和国家牧民定居政策实施依赖,随着牧民生活质量显著提高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严峻,定居下来的牧民放牧空间较之以前变小,为了追求收入,牲畜数量不减反多,这就造成了草场破坏严重,草场植被稀疏,沙化严重,大风天气沙土弥漫;抗雨水冲刷能力严重降低,草场上沟壑纵横。严重影响了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党和国家应加强环保教育,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政府在核实草场载畜量的情况下,严格控制放牧牲畜的数量。并引导定居牧民自主的种植高产牧草,推行圈养,减少对草场的过度使用。
4、文化设施分散,效用发挥不足
牧民定居政策实施后,政府兴建了一批学校、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等。但数量较少,学校、图书馆、文化活动中心配套设施达不到需要。这些设施往往只有在乡镇才比较齐全,距离大部分牧民定居点较远,难以利用。中学以上的学校远离牧民定居点,牧民子女往往要到离家几十里的地方学习,增加了学习难度和牧民负担。
文化先进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体现,政府应开展种类多样的文化活动手段,如广播电视展示、移动书屋等;引导定居牧民主动学习,积极接受现代化的文化,如主动到图书室借阅书籍等。
自20世纪50年代实施牧民定居政策以来,党和国家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牧民定居政策经过60余年的发展和实施,尽管其中还有些客观困难,但牧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观,牧民生活正在奔小康的道路上前行,牧区社会和谐程度显著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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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政策选择是指企业管理当局在特定的环境下,在既定的可选择范围内,根据企业的目标或管理当局的目标,对可供选用的会计原则、方法、程序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拟定会计政策的过程。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会计政策选择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会计政策选择的动因
(一)税收筹划
纳税是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的一个必然的环节,企业的纳税支出不仅是单方向的经济利益流出,而且还体现现金支出的刚性特点。企业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往往通过有利的会计政策进行税收筹划,从而达到少交税或不交税的目的。会计政策与税法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各自的出发点却不尽相同。政府为了节约企业的纳税申报成本,给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留有一定的空间,即税法有规定的,按税法规定处理,税法没有规定的,按会计政策的规定进行处理。由于会计政策存在可供选择性,这就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机遇,企业管理当局会通过合适的会计政策竭力降低相关税负的税基和税率。
(二)融资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银行等金融机构往往贷款的安全性放在首位。金融机构在决定贷款的额度和期限时,必然会考虑企业的偿债能力,并提出一些限制性条件。偿债能力是指企业能否及时偿还到期债务,是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好坏的重要标志。企业要想扩大经营规模离不开资金,而银行等金融机构判断企业的偿债能力的途径就是通过企业财务报告,因而企业的管理者为了能融资的需要去选择能够提高企业资信能力的会计政策。
(三)规避市场管制
我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受政府管制的,政府并没有完全放权。政府往往通过一系列的指标对企业的市场行为进行考核和管制。比如,上市公司如果连续三年亏损,其股票将被终止在证券市场挂牌交易。为避免被摘牌,管理层往往会采取有利于自己的会计政策,如利用资产重组或债务重组转移不良资产增加收入、冲销资产的减值准备增加公司的利润。
二、会计政策选择对企业的影响
(一)对企业的损益产生影响
由于企业的会计核算采用权责发生制作为记账基础,收入确认于某一会计期间,就会直接增加该期间的会计收益;费用确认于某一会计期间,就会直接减少该期间的会计收益。因此,为了盈利的稳定性和可扩展,企业往往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来影响收入和费用的确认。例如,企业可以通过分期收款销售商品影响收入在不同会计期间的分布。
(二)对企业的股东产生影响
企业股东的目标是追求财富最大化,而在现代化的企业里,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是相互分离的。这样,企业管理者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会首先考虑股东的利益。因为当企业满足了股东的相应偏好(比如派发现金股利),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股东往往会愿意为所“喜爱”的企业支付较高的股票价格,从而实现企业资本效益的最大化。
(三)对企业的债权人产生影响
债权人主要关心其债权的安全,即贷款本金和利息是否能够按时足额收回;而管理者往往较多考虑股东和自己的偏好,思考如何运用负债的杠杆为股东和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债权人为了降低风险,保护自己的利益,在出借资金的时候会在债务契约中规定一些限制性条款。当企业可能会出现债务违约时,管理者可能会选择将报告收益从未来期间转移至当期来的会计政策。
(四)对企业的市场价值产生影响
当会计政策选择的效应传导至资本市场时,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股价,而企业管理者的报酬可能是与股票的价格挂钩,而股票的价格又受管理者的选择行为的影响,管理者的报酬又是来源于股价的。所以,管理者往往会通过会计政策选择这种特殊的手段来进行操纵收益。
三、完善会计政策选择的思路
(一)进一步完善会计规范体系
在制定会计准则等相关会计规范时,要适当缩小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操作空间。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给予企业一定的会计选择空间是必要的,但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不健全,会计信息可靠性不高,企业的信任度严重不足,现阶段应适当收紧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空间,这样才可以有效遏制企业通过会计政策的选择和随意变更以粉饰财务报告的蔓延趋势,努力降低会计信息的不对称性,增进相关利益人对会计信息的理解和运用。
(二)完善公司治理机构
会计政策选择动机与公司治理机构具有内在重要联系,合理的内部结构是达到会计政策目标的一份保证。公司具有一个合理的治理结构,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才会更加合理化。因而要积极完善公司的治理机构,如推行累积投票制、建立股东诉讼制度、完善独立董事制度等,来防范经理人以权谋私。
(三)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的监管力度
证券监管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工商部门等政府机构应各司其职,相互配合,认真研究,努力完善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加大监督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明确界定。要加大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做到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将行动落实到实处,不能只是形式上的监督。
(四)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
会计政策的选择过程贯穿于会计程序的全过程,其实施过程需要会计人员来完成。因此,提高会计人员素质是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关键。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的提高,需要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比如加强企业会计人员后续教育过程监督和考核,不仅可以让其理解会计政策选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可以纠正其在会计政策选择上的认识误区,不断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应用能力。
(五)强化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监管
注册会计师是企业合理运用会计政策选择的“把关者”。一方面,要积极开展注册会计师的诚信教育,努力构建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另一方面,要增强注册会计师审计意见的法律效用,积极完善企业的外部约束机制,这样企业才能健康发展,社会才能和谐进步。
一、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
为了深入分析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影响因素,本文将从公司特征、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及外部宏观环境三个角度对影响会计政策选择的因素进行分析。
(一)公司特征
1.企业的组织形式与资本结构。在我国,企业的组织形式不外乎有三种形式:公司制企业、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它们对选择会计政策的影响是不一样的。而其中公司制的上市公司对于会计信息要求充分披露;独资企业与合伙企业的要求则比较低,这说明它们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不同。有的企业负债比率高,有的则低,负债高的企业风险大,负债低的企业风险小,所以,二者对会计政策的要求也就不一样,前者考虑债权人的权益,使会计政策倾向于稳健;后者则使会计政策倾向于保障投资者的利益。
2.企业的经营特点的发展状况。企业的经营特点会对企业会计政策的内容和要求产生直接的影响,而这些特点像经营范围、规模、方式服务对象、产品结构等都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发挥不同的作用,企业必须采用不同的会计政策,而且一个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每个发展阶段的会计政策也不同。如果一个企业正处于成长期,就不能用稳定期或衰退期的会计政策。
3.企业为调节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基于现代企业里相关的各方关系对象,企业选择的会计立场可以站在不同的角度考虑。从不同角度分析就会有不同的看法,从而产生不同的会计观点,并提出不同的处理意见,也由此产生了会计政策。企业选择不同的会计政策,就会产生不同的会计信息,这样将会影响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群体。企业为了照顾这些群体,必须选择一个适合于这些利益群体的会计政策,才能为企业的发展铺平道路。
4.企业管理层对会计活动的实际控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管理层在激烈竞争中要处于不败之地,对会计活动的控制必须落到实处,尽量提供有利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反映企业管理经营的好坏,所以企业管理当局就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左右会计信息,进而获取自身的利益。由于会计方法选择的多样性,企业在选择会计准则时,企业管理层为了平衡利益相关方就放宽了对一些会计事项的处理权限。这种会计处理权限也为企业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提供了选择权,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从不同角度出发,贯穿于企业从会计确认计量、记录、报告等诸多环节构成的整个会计过程,这个会计过程其实就是一个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
(二)国家的财经法规和经济政策
1.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企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必须贯彻国家会计准则的要求,在会计准则和会计法规允许范围内选择,一切都要遵循会计法规和会计准则。企业就会在选择会计政策时与国家法规保持一致,体现出它的合法性。同时,一个新的会计政策的研究和开发,虽然会受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但必须确保在新的环境下有新的适用性。
2.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通行惯例与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一般情况下,企业选择会计政策,首先,从会计理论入手,看它是否合理。其次,看它在实际操作中是否可行,进而参照国际会计准则和以往的一些经验总结,以及最新的会计理论研究。它们随着会计环境的变化,都会影响企业的会计政策。
(三)外部宏观环境
企业会计政策的选择也包括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更原会计政策,从而进一步选择采用新的会计政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改变了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由此而带来一系列变化,一是宏观会计政策从强制型向指导型逐步转化。二是企业会计活动的范围日益拓展,业务内容不断充实。三是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宽松的环境,并且每个企业都有其自身发展目标,即使同一企业在不同发展阶段又有可能具有不同的目标。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和企业所处的当前环境,企业有时需要稳健经营,有时也需要锐意开拓。这在一定程度上则需要借助会计政策选择,使之变得不仅必要而且必然。对外贸易往来对会计政策的影响,主要在外币业务上体现的比较明显一点。
二、完善企业会计政策选择的建议
(一)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可以提高其他利益相关者对会计政策的参与程度,使管理者能够在任何环境下选择最有利企业发展的会计政策。因为企业会计政策是利益相关者各方博弈的结果,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会计准则的制定。而其他相关者参与程度的提高可以有效地约束管理者对会计政策的选择,以确保管理者做出理智的决策。同时,我们也可以利用法律约束来优化管理者的行为,一旦管理者违法乱纪,应进行罚款和降级处理。情节严重的,还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注重管理层及财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及会计专业素质。提高管理层财务人员专业素养从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素质和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可以从法律实务、会计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等方面入手。对已工作的会计人员,向其提供多种渠道来学习巩固会计理论知识,并定期进行考核与激励,使其尽可能全面系统地掌握会计知识体系,能够结合企业的实际经济业务在会计、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做出正确的会计政策选择。
(三)同时加强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的监督。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基础,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经营管理者的会计责任。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及有效实施对会计政策起到约束作用。外部审计对管理层起到了制约作用。加大注册会计师的审计监督力度,增强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行业中的地位,提高审计报告的质量有利于加强对会计政策的选择外部监督。
(四)深化会计理论研究水平。会计理论的研究,对企业会计实务的操作具有指导意义。根据会计大环境的变化,深化关于会计政策选择理论的研究有助于提高会计政策选择的有效实施,从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维护信息使用者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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