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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学派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和手段对西方其它史学流派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在西方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我们从该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言论、著述和实际行动等方面来佐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自此,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同步产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核心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历史哲学又是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史学自问世以来,对西方资产阶级传统史学产生了巨大的挑战。在西方新史学迅猛发展的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和总的观念,在转变史学研究方向、注重社会经济背景、强调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阶级分析和史学理论等五个方面对史学家的思想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英国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认为:"1917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历史思想中的重要成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得以扩大,主要是由以苏联为代表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繁盛、兰克学派的危机,以及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证实了马克思主义某些论断的正确性等等因素导致的。尤其是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由敌视到宽容再到互相对话、相互借鉴的巨大转变,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强大生命力,及其对西方其它史学流派的发展产生了很深刻影响。
在西方传统史学的衰落、新史学的兴起和发展中,影响最大、成就最显著的当推法国年鉴学派。法国年鉴学派创立于二战前,二战后法国年鉴学派有了长足的发展。它的创始人费弗尔(LucienFebver,1876-1956)和布洛克(MarcBloch,1886-1944)为法国的新史学奠定了基础,其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1,1902-1985)在50-60年代不仅牢牢确立了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年鉴学派的影响越出法国国界。法国年鉴学派的特点是扩大史学的研究领域,借助、综合其他社会和人文学科的理论及方法对历史作总体性研究。其第三代核心人物勒高夫指出:“年鉴派”之所以能根本改变历史学,靠的是三个基本思想的结合:(1)对历史学家、历史文献和历史事实之间关系的批判;(2)建立总体史的意图,这种总体史应包含人类社会活动的一切方面;(3)史学和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实践,而且从事纪事、分析持续性和变化的历史学在这些跨学科研究中应保持主导地位。”而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比年鉴学派的创立早了半个多世纪。年鉴学派的这些思想不可避免的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
首先,从年鉴学派的一些言论上,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该学派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属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但他们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从不讳言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所受到的巨大影响,就连观点偏右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年鉴学派著名史学家拉杜里也不否认:“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教条的马克思主义)也对年鉴派起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1950年到1970年这个阶段。法国年鉴学派一些主要代表人物的许多言论也表明他们服膺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方法,用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的话来说,“马克思表达得那样完美的许多思想早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精神宝库的共同储备的一部分了。该学派第二代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更深人的研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确认正是马克思首先从长时段出发,构建了真正的社会模式,这是他本人从中获益的一种最经久的成果。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史学研究的渗透和影响是多方面和显著的,它使人们抛弃传统观点而提出新理论。他承认,他之所以偏重于研究经济和人们的物质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他说:“马克思的天才,马克思的影响经久不衰的秘密,正是它首先从历史长时段出发,制造了真正的社会模式。”在年鉴学派第三代核心人物之一雅克勒高夫看来,“在很多方面(如在带着问题去研究历史、跨学科研究、长时段相整体观察等方面),马克思是新史学的大师之一。马克思和马克;主义的历史分期学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董在形式上不为新史学所接受,但它仍是一种长时段的理论。即使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不能说明历史现实不同层次间的复杂关系,但这里毕竟揭示了代表新史学一个基本倾向的结构概念,把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放在首位,这与新史学重视研究生活与一定社会的普通人也不谋而合。但是马克思主义把经济因素当作解释历史的首要因素,把心态列人上层建筑的范畴,并将历史看作是按照单纯模式直线发展的;而新史学则认为心态虽然不是历史因果关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在新史学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新史学强调历史经验的差异性和历史研究途径的多重性,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新史学可能被正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勒高夫的上述言论,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年鉴学派的多方面的直接影响,也表明了当代西方史学(特别是年鉴派史学)中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成果是得益于(或借鉴于)并落后于马克思主义的。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遗产对法国年鉴学派普遍产生了影响,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他们思维方法的一部分。
其次,从年鉴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的一些著述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该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既反映又促进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的—事件转向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而长期过程的研究。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的名著《15一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80)充分体现了该学派的风格。《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对课题的分析借助了包括统计学、人类学、生态学、气象学、人口学在内的多学科研究成果,揭示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阶段上述三种不同时段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该书不仅成功地运用了历史时段理论,也显示出史学在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跨学科研究中的强大综合能力和发展潜力。
继布罗代尔之后年鉴学派的第三代领导人勒高夫、拉杜里等人继续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拉杜里的《蒙塔尤:1294一1324年奥克西塔尼的一个山村》(1975)就是一个典型。作者在很小的时空范围内(一个有200多人的山村,在30年间的生活),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和心态分析、计量方法,熟练地运用大量史料如帐本、信件、日记、商业单据、契约、法庭诉讼记录、遗嘱、教堂婚姻人口登记等,栩栩如生地再现了这个法国中世纪小山村的生活情景。读者不仅了解到乡村的地理环境、动植物、教堂、村民的窝棚和牲口圈等乡村物质环境,也了解了村民们对于生死、家庭、儿童、爱情、性、宗教、财富、邻里关系等情感和心态,以及各种社会关系。该书以微观描述透视出宏观问题,也代表着年鉴学派史学从物质世界或有形世界向人的精神或内心世界—心态史领域的扩展。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导人布罗代尔的又一名著《地中海与胖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1949),将地中海的地理环境包括气候、交通和城市位置,同该地区的经济状况如物价、人口、商业、财政等,与土耳其和西班牙的争霸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传统的政治史就被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分析。影响争霸结果的有三种属于不同历史时间的因素,即长时段的地理因素、中时段的社会和经济周期因素以及短时段的政治事件因素,属于长、中时段的因素虽然变化缓慢,但从长期看仍对政治结局产生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史学因此有了层次和立体感。
另外,在行为上看,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是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相结合的范例。一方面,任何严肃的学术研究都要实事求是,尽可能详尽的占有材料。如恩格斯所言:“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在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另一方面,详细占有资料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说清楚事实,更重要的是要从这些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中引发出科学的结论。“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法国年鉴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洛克、费弗尔、布罗代尔等人都是一些非常正直和具有进步倾向的学者。他们都曾经投笔从戎,亲自参加反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在研究过程中,他们也非常重视经验实证与理论思维相结合,尽可能详尽的占有资料。比如,他们在对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时,不只局限于研究当时社会精英的看法,而且更加关注当时普通民众的心态和想法。极大地扩大史料面,把一切日常生活中的遗存物都尽量用来作为史料。总之,“凡是人所有的、依赖于人的,为人服务的、标志人的存在、活动和生活方式的东西,(费弗尔语)都作为史料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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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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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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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现代诗歌大师罗伯特·弗罗斯特((1874-1963)诗人一生历经坎坷,大器晚成,可以说是集勇气、责任、智慧和艰辛的一生。他的诗歌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完美结合,简洁的语言背后常常语含讥讽,窝意深长,隐含了对现代性的反思,这是受到他本人的生活经历、当时的社会背景及宗教的影响下出现的。本文旨在通过对弗罗斯特的传记、散文及文本分析,探讨宗教伦理思想对弗罗斯特及其诗歌的影响,这是促成弗罗斯特诗歌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因素。是宗教伦理思想给予他坚定的信念,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以自己“悲而不怨”、积极面对的方式走出时代的困惑,在诗的海洋里不断地探寻人的自身价值和艺术的真谛,引领同时代的人们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我们说到宗教伦理思想对弗罗斯特诗作的影响时不能忽略了两个人:一个是诗人的母亲,另一个是超验主义的代表人物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诗人在青少年时期深受其母亲和爱默生的影响,在他的诗歌里蕴含着深刻的宗教伦理思想。弗罗斯特的一生主要居住在新英格兰,那里的文化是宗教性的,文人在某种意义上仍是上帝的儿女。弗罗斯特的母亲是苏格兰人,是一个虔诚的清教徒;她自己写诗,也给弗罗斯特读苏格兰的文学作品和华滋华斯、拜伦及爱默生的诗。清教伦理注重个人和家庭生活,严守道德戒律;为了上帝的荣耀而竭力劳作,努力完成白己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就能达到善功赎救的目的。
爱默生的超验主义所提倡的乐观主义态度也体现在弗罗斯特的诗作里。在新英格兰,爱默生时代的浪漫主义主要带有道德和哲学色彩。它的道德成分扎根于经久不衰的清教理想主义,而其哲学成分主要来自爱默生的著作及其思想。爱默生在他的著述里声言:人和世界之间存在着完美的和谐;他号召人们跟随心中的上帝,时时刻刻用一种堪与清教始祖的宗教狂热相比的热情来生活。他的训导是愉快和乐观的,在精神上找到了努力的方向,这种理想主义有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弗罗斯特在他的散文《关于爱默生》里这样写道:“我自己的语言在一定程度_L与爱默生有关;关于对自由的焦虑,我多半得归因于爱默生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爱默生的一生都被誉为诗人哲学家或哲学家诗人,而这两者都是我最喜爱的。他是一个乐观的一元论者,在一元论者看来,邪恶并不存在。悲观的二元论是唯一的正统……我自己的非正统有一段不寻常渊源,除了母亲及父亲的原因外,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受惠于爱默生。这一切都与爱默生有密切关系。”正是受到爱默生的乐观主义精神的影响,弗罗斯特在诗中不象T·S艾略特那样流露出对现实的绝望情绪,而是表现为“无论多么悲痛也不抱怨,悲而不怨”,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困惑,引领同时代的人们寻找理想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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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积极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以及它强大的美育功能,承载着这方面的重任。首先,我们应该注重大学生的情感教育,强化古代文学作品,提高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第三,还要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以此来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捍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尝试。我们设立了“古代文学专题研习工作坊”的课程,共2个学分,每周2课时。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根据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朝纵深的方向拓展,给学生布置专题,让学生结成小组在课下根据专题内容来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并通过查资料、准备教案的过程对本专题有了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要远远高于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育工作者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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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焦虑与狂喜
不可否认,如果没有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20世纪的中国文学,将是另外一个模样,新时期的文学,也将面目全非。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尤其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与渗透是全方位、多层次、无处不在的。
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由传统文化孕育、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学,已不能满足和适应新型社会人们在精神、情绪和感觉方面的需求,走向衰亡。时代要求中国的文学求新、求变。在这种大背景下,各种西方现代思潮挟其经济、政治、科技方面的威势,大举进入中国,中国的传统文学在这些思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迅速解体,新一代作家们在胡塞尔、海德格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弗洛伊德等人思想的影响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以此为起点,开始由封闭向开放,由本土面向世界。这一时期的作家的作品,无不受到西方现代思潮的影响:鲁迅的《呐喊》在现实主义基本精神与手法之外,汲取了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多种手法,奠定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基本品格;郭沫若的《女神》受到泰戈尔、歌德、惠特曼、雪莱等人的多元影响,形成了浪漫主义的风貌;冰心、周作人的散文,也是在西方散文作家的影响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到了30年代,受弗罗伊德主义及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中国还出现了以刘呐鸥、穆时英等为代表的新感觉派小说。不过,这一时期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文学的思想是有限的,它主要作用于中国文学的形式,而没有深入中国文学的骨髓,未能真正地影响到中国文学的精神。中国作家对西方现代思潮的学习,也仅停留在表层上,没能深入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深处。
建国后几十年的禁锢,将西方现代思潮一律挡在了国门之外,偶尔作为批判材料和反面教材被翻译的国外哲学著作,如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在60年代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现代外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等丛书,以及萨特、海德格尔等人的著作,也受到了人们的抗拒、怀疑、批判和漠视,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国门重新向世界敞开,各种西方现代思潮如潮水般涌入中国。刚刚从十年“”的政治梦魇中挣扎出来的知识分子,对于来自西方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渴求。翻译家们为了满足国人的这些迫切的需求,开始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西方各种现代思潮,出版社也大量地出版西方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著作。如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在 80年代初期出版了百余本的“走向未来丛书”,其中大部分是翻译介绍当今世界新的科技、人文、社会科学和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上海译文出版社紧跟着出版了“现代西方哲学译丛”,其后,三联书店全力推出《文化:中国与世界》、“学术文库”、“新知文库”,翻译出版近百部西方近现代典籍,更是前所未有地推动了80年代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不仅接触到了康德、新康德主义,黑格尔、新黑格尔主义,也接触到现象学、解释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分析哲学,以及现当代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历史学等。在文学领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被大量地翻译和介绍。袁可嘉主编的共四卷八册的《外国现代派文学作品选》,出版之后便风行一时,成为最热门的畅销书。其他出版社也竞相出版外国文学作品,如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联合出版的《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集》以及各出版社出版的大量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亲睐。伴随着思想界不断掀起的西学热,如萨特热、尼采热、弗洛伊德热、海德格尔热、解释学热、解构主义热、女性主义热、新历史主义热,中国当代文学也不断地产生各种文学思潮,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女性文学”等等。中国的批评家们,也从中学到了各种方法论。如1985年被人们称为“方法论年”,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方法、文艺心理学方法、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涌进了学界。评论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当代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
中国文学批评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而中国作家也纷纷从纷至沓来的西方现代思潮中吸取养分,将他们从中学习到的各种写作技巧及受到的启发运用到了他们的创作中。80年代知名的作家作品中,基本上都带有摹仿与学习的痕迹。如王蒙在80年代初创作的一系列带有实验性质的中短篇作品,受到了“意识流”小说的深刻影响;余华的作品,受启发于卡夫卡、川端康成和罗布—格里耶;孙甘露、格非的作品,飘荡着博尔赫斯的影子;莫言的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等等。外国文学的影响在80年代中后期曾使中国作家感到深深的焦虑,随着他们在创作上的成熟,进入90年代后,这些作家逐渐从外国作家的阴影中走出,在发现自己之后感到了巨大的狂喜。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持续发生着相当复杂多变的“转型”,曾经风靡一时的各种西方现代思潮热逐渐降温,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发生了逆反性的变化:随着文学轰动效应的消失和启蒙工程的崩塌,知识分子精神领路人的优越地位归于消解,不再是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出现了分化,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告别了80年代的理想化,走向世俗,抨击崇高,张扬私人化,逃辟历史和现实,文学在90年代也逐渐由中心走向了边缘。中国社会在9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的倾向,解构性话语成为文坛主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的学说,成为时代的精神主角。中国的文学,受此思潮的影响,也出现了“后现代倾向”。在90年代流行一时的西方现代思潮还有女性主义与新历史主义。这两大思潮也促成了中国文坛“新历史小说”与“女性文学”兴盛一时。
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下面,我们将选取对中国当代文学影响最大的六个思潮:现代主义、存在主义、魔幻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作为研究对象,以它们为代表来分析和透视西方现代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的先锋文学是在十年“”造成的信仰废墟之上生长起来的。它的萌芽、壮大以及衰落都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传播息息相关。
十年“”对人们,尤其是新一代年轻人的信仰和价值观念的摧毁是致命的:他们对曾经“伟大”和“崇高”的各种观念产生了怀疑,他们心中的信仰支柱逐渐消失,他们因生存迷失了确定的依托和方向而陷入迷惘与彷徨;而此时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则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人们工作与生活的重心,由从前的“阶级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的确立,也为人们接受更多的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大环境;另外,改革中变幻的生活使人们对世界和艺术有了许多新的认识和体验,以往传统的现实主义的文学模式、表现手法已经使许多人感到了表达上的局限;长期处于闭塞状态中的中国人,在这历史急剧变革的时刻,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大洋彼岸、投向了世界。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信仰危机、人的异化和自我价值迷失基础上产生的现代主义思潮,以锐不可挡之势涌入了中国。
从1978年开始,国内的各种文学刊物便开始大量发表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论文,各出版社对现代派作品和现代主义研究著作的出版,也蔚然成风,并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其中影响较大的图书有:《20世纪外国文学丛书》(外国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名著丛书》(漓江出版社)、《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集》(漓江出版社)、《外国文学研究资料》(外国文学出版社)、《欧美现代派作品选》(云南人民出版社)、《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意识流小说理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现代小说美学》(湖南文艺出版社)、《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上海文艺出版社)等等。另外,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的经典作品,如普鲁斯特的《追忆流水年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伍尔芙的《到灯塔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川端康成的《雪国》等等,也纷纷被翻译成中文,为中国的先锋小说作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对中国的先锋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内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了解主要来自于翻译家们的翻译和介绍文章,据统计,从1978年到1982年,各刊物发表介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多达400多篇。以袁可嘉、陈焜、瞿世镜等为代表的批评家为西方现代思潮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译介文章和论著有:袁可嘉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象征派诗歌·意识流·荒诞派戏剧——欧美现代派文学述评》、《意识流是什么》、《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述》、《略论西方现代派文学》;陈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意识流问题》;瞿世镜的《“意识流”思潮概观》、《伍尔芙意识流小说家》;李春林的《东方意识流文学》等等。
随着翻译工作的展开,从1980年开始,关于西方现代派文学的争论,也在创作界和评论界拉开了序幕。由于在此之前,人们长期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滋养,思维形成了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定势,因此,当反现实主义传统的现代主义突兀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有相当一部分“忠诚”于现实主义文学的批评家们便纷纷撰文抨击现代派文学,并从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的角度来否定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而另一些批评家对保守派们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反驳。持赞同现代主义观点的批评家们一般不否定现实主义文学既定的种种原则,如“文学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艺术源于生活”等,也都认为西方现代派文学有颓废和消极的一面,但是,他们指出,现代主义文学比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更多的视角、层次和侧面来反映生活,可以为中国未来的小说创作提供更多的写作技巧和文学方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80年代中期,批判现代主义的论调渐渐销声匿迹,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可以开拓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空间、适当运用可以丰富与深化文学的表现力这一观点逐渐达成了共识。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文学有助于中国文学发展的肯定,使80年代中期的中国先锋文学勃兴一时,也正是因为评论界对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界限的暧昧态度,以及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概念的模糊不清,使中国作家和评论家们对西方现代主义产生了“误读”,并使中国的先锋文学成为带有浓厚现实主义色彩、富于中国特色的先锋文学。
1986年,鲁枢元在《文艺报》上发表了《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一文,提出文学艺术要“向内转”,即转向文学艺术自身的存在,回归到文学艺术的本真状态的主张。鲁枢元的这一文学理念马上遭到了以周崇坡为代表的一批评论者的反击。于是,一场关于文学是否应当“向内转”的争论以《文艺报》为阵地热烈地展了开来;1988年,争论中心又转移到《文艺争鸣》。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代表性的文章有:周崇坡的《新时期文学要警惕进一步“向内转”》、童庆炳的《文学的“向内转”与艺术创作规律》、鲁枢元的《大地与云霓——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思考》、武林伟的《“向内转”与文学的现代意识》、张炯的《也谈文学“向内转”与艺术规律》、曾镇南的《新时期文学“向内转”之我见》等等。这一争论直接导致了当时文化界的“本体论”热。中国的知识分子因此更多地关注存在、价值、对话、心灵交流等一系列哲学、美学、文学问题。人们不仅注意到宇宙“时空本体”的总体存在性,现代“人的本体”存在语境与状况,而且注意到文学“作品本体”存在的诗意表述,“主体间性”存在的“价值本体”交流,以及读者和作者间的“本体对话”等问题,使得文坛出现了理论深化和文学作品的深度意义发掘的连锁效应。在同一时段,中国的先锋文学运动也被推向了高潮。
直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而产生的中国现代派小说,在新时期经历了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意识流、象征主义)的影响,中国文学曾出现过以“新感觉派小说”和“现代派诗歌”为代表的、在文学形式和写作技巧方面进行探索的实验作品。代表作家和诗人有刘呐欧、穆时英、施蛰存、戴望舒、李金发、卞之琳等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者在小说的形式、节奏、手法上带有现代主义的特征,注重捕捉新奇的感觉,以表现作家眼耳感官里的城市风貌;或者受弗洛伊德性心理学的影响,更重于心理分析;或者用朦胧的意象和含蓄的语言来暗示、表现感觉和情调……不过,由于社会和历史的原因,它们只是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并没有产生更大的影响。80年代初中国文坛现代派文学创作潮流的兴盛繁荣,也不是二、三十年代前后现代派文学思潮的简单回归,而是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主义思潮涌入催生的产物。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最早在诗歌界显现出来。顾城、北岛、舒婷等人的“朦胧诗”,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文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文学潮流,对传统文学的理念发起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朦胧诗所强调的“自我”,也使人们开始思考“人”这一命题,文学也由此开始向文学本身回归。“朦胧诗”虽然不能算作现代主义文学,但是,它的怀疑精神、它的诸多创作手法、它的荒诞意识,却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神互相呼应的。
当理论界正在掀起介绍西方现代主义理论高潮的时候,小说家们也迫不及待地将这些刚刚被引入的理论运用到创作实践中。一向被奉为文坛大哥的王蒙,重出江湖后在创作中有意识地突破传统小说的写法,大胆地吸收、借鉴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些表现手法。从1978年初到1985年上半年,他先后发表了19部充满探索精神的中短篇小说,其中《夜的眼》、《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海的梦》、《蝴蝶》等作品,很明显是受到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意识流”的影响,在形式上体现出与传统文学很不一样的特征。与此同时,一批像王蒙一样曾经活跃于50年代文坛的老作家们也纷纷加入了探索的阵营。茹志娟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用电影蒙太奇镜头组合的手法,扩大了作品的容量,使作品内容具有立体感,并通过梦幻,突破时空局限,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宗璞的《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着力用荒诞的历史、荒诞的现实、荒诞的环境,乃至荒诞的思想、感情的描摹等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开掘知识分子复杂的精神世界。另外,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谌容的《减去十年》的小说,也都有意无意地借鉴了现代主义小说的写作技艺。
随着创作实践轰轰烈烈的展开,关于现代主义文学的理论探讨与争鸣,也一发不可收拾。其间涌现出来的代表性文章有: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高行健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等。这些争鸣探索文章和当时译介论著一起,汇成一股强有力的理论体系,影响着中国新时期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
80年代前期的探索性作品,虽然在形式上开始打破传统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方式,以主观的心理意识流程来安排叙事时空,但是,从总体上看,它们并没有触及到中国作家深层的审美观念、创作观念和创作模式。所谓“现代主义”只是运用了象征、变形、意识流等现代主义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作品整体上仍是充满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社会写实文学”,其目的是为了表达作家对各种社会问题的认知与意见,即对主观意识的描写是为反映客观现实服务的,作品的主题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忧虑,而不是西方现代派所表现的对“个体生命”的忧虑,因此他们的创作事实上仍旧是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延续。正因为此,他们的创作被人们称为“东方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也有人称其为“伪现代派”。
但是,这一时期作家们的创作,却为后来作家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对现代主义具有亲和力的读者群和评论者群体。他们的作品是80年代中国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取得的最初的成果。#p#副标题#e#
随着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如心理分析小说,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新小说,以及理论界的形式主义、叙述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在80年代中期成为人们所关注与争论的热点,西方现代文学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刺激下,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在1985年后呈现出一种“井喷”的态势。
最早引发“井喷”的是于1985年先后发表的两部小说: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和徐星的《无主题变奏》。《你别无选择》用“音乐式”的结构和“黑色幽默”的语言方式,以看似荒诞的情节,展现某音乐学院僵死的教学方式对学生们心灵的扼杀;《无主题变奏》则将心理片断和生活片断“无主题”地串联起来,通过一个自动由大学中退学,并安心于做一个“无所事事”的饭店服务员的青年的自述,展现出年轻一代孤独、迷惘的生存状态。和王蒙、宗璞等“伪现代派”作品相比,这两部作品已经超越了形式探索的层面,将现代主义精神融入到作品中,在思想意识、文学精神和表现手法上更加成熟,更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正因为此,批评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在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正在步入繁荣期。而《你别无选择》也被称为“第一部成功的中国现代派文学作品”,是“一代人‘情绪历史’的一个浓缩”。
继刘索拉、徐星之后,马原、洪峰、格非、残雪、余华、孙甘露、莫言、苏童、扎西达娃、北村等一批作家纷纷登上文坛,开始了先锋文学之舞。中国的先锋文学先天地带有现代文学影响的痕迹。如莫言将马尔克斯和福克纳比喻为“两座灼热的高炉”,认为他们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余华则对卡夫卡和川端康成推崇倍至,他的小说也充满了新小说和罗布-格里耶的痕迹;残雪的作品,飘荡着卡夫卡的影子;格非、孙甘露的作品,受到了博尔赫斯的深刻影响……当然,他们的探索并不是纯粹的摹仿,也体现出了很强的个性和本土化的特征,如马原、格非等人不同于博尔赫斯对纯粹的幻想世界的迷恋,带上了一种传统东方关注“现象”而不重视“真”与“幻”的区别的亦真亦幻色彩;孙甘露的诗性探索也立足并着力于对现代汉语诗性功能的挖掘,等等。
在对“形式”的变革上,马原无疑是叙事革命的代表人物,他创作的《拉萨河的女神》,第一次把叙述置于故事之上,把几起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拼贴在一起。他在《冈底斯的诱惑》、《西海的无帆船》、《虚构》、《大师》、《涂满古怪图案的墙壁》等小说中,使用元叙事的手法打破了小说的“似真幻觉”之后,又进一步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马原的这引起叙述探索形成了著名的“马原的叙事圈套”,并以独特的方式消解了此前人们所熟悉的现实主义手法所造成的真实幻觉,成为以后的作家的模仿对象和小说实验的起点。
残雪的《山上的小屋》等小说中的世界,都是变形的,她的人物,都带有某种“神经质”,互相间缺乏沟通、信任,并存在一种“自虐”和“他虐”的心理。她的小说以一种丑恶意象的堆积凸现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把一种个人化的感觉上升到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寓言的层次。
格非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便致力于叙事迷宫的构建,他以人物内在意识的无序性构筑出一团线圈式的迷宫──其中有缠绕、有冲撞、也有意识的弥散与短路。如他的短篇小说《褐色鸟群》,首次运用了“叙述空缺”的手法,叙述了一个似真似幻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文学对“真实性”的追求,透露出现代人对“存在”的实在本质的怀疑。
在小说的语言方面,先锋小说家们也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请女人猜谜》、《我是少年酒坛子》等作品,着力于使小说语言诗化的诗性探索,词语被斩断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搭配起来,使能指自我指涉与相互指涉。他的小说语言实验,其实最接近的是超现实主义诗歌与绘画,他的小说是这些语言的与视觉的幻象集合而成的恍惚暧昧的梦与诗。
余华的小说,如《四月三日事件》、《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难逃劫数》等,以一种冷静的笔调描写死亡、血腥与暴力,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人性的残酷与存在的荒谬。
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探索这三个层次进行了深层次的探索。和传统现实主义作家相比,先锋作家大多力图追求一种“现代性寓言效果”,刻意追求情节的淡化和荒诞,追求“有意味的形式”,将叙述角度、语法修辞的独特做为创作的最大目标。这些特点,是“先锋小说”得以区别于被人厌倦了的传统现实主义而繁荣一时的最大特征,然而同时,这些特征中也蕴含着先锋派的创作局限,正因为此,中国的“先锋小说”在80年代末开始盛极而衰,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开始转向。
90年代初,由于先锋作家们的作品过于强调形式而忽视内容,在读者中逐渐失去市场,先锋作家们因此纷纷降低了探索的力度,作品的叙述风格采取了一种更能为一般读者接受的方式,有的甚至和商业文化结合,作品转型到小说的其他领域。但中国先锋小说的探索并未从此停止,在90年代,仍然有一批作家坚守“先锋”孤寂的阵地,如韩东、朱文、海男、黑孩等等。他们依然用自己的创作继续着中国文学的先锋之舞。
中国先锋小说的繁荣期虽然短暂,但是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它打破了传统写实模式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终结了一个被政治权威控制着的小说时代,中国的小说创作,从此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另外,先锋作家们所取得的探索成果,如时空错位、零度情感叙述、叙事的圈套等等,也被90年代的作家们适当而娴熟地运用着,中国的文学,因此也被注入了新的因素,呈现出更为丰富多彩的景象。
存在主义思潮是80年代涌入中国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中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思潮之一。但是,存在主义绝不是在70年代末才进入中国的,在70年代以前,我国就翻译和出版了一些存在主义的著作。如1955年,萨特访华时,《人民日报》发表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为配合其访华,《译文》杂志发表了他的剧作《丽瑟》。60年代,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小说集《厌恶及其他》等等,曾经作为批判材料出版过。由于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存在主义的传播和影响都非常有限。
70年代末,刚刚从“”十年中走出来的人们对浩劫心有余悸,在精神上都有一种危机感。他们对过去进行着反思,对现实充满了怀疑,对未来感到迷茫。迷惘、彷徨、失落与孤独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把人的重要性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的存在先于本质,崇尚自由,倡导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在重新被引入中国的时候,便取得了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一代人心灵上的共鸣。一时间,“他人即地狱”、“人被判决为自由”、“人被无缘无故地抛到这个世界上”等存在主义的格言成为大学生们的口头禅,中国的新一代人面对无趣的世界、森严的戒律,也有足够的底气喊出“厌恶及其它!”在哲学界和文学界,各种存在主义的讨论会也纷纷召开,研究者们运用各种途径、以各种形式介绍存在主义,一时间,存在主义成为一股受到遍关注的社会思潮。
正因为人们对存在主义心灵的渴求,翻译家和出版社也开始大量地翻译和出版存在主义的著作。在80年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存在主义著作和研究论著有:《萨特戏剧集》(人民文学出版社)、《厌恶及其他》(上海译文出版社)、《存在与虚无》(三联书店)、《鼠疫》(上海译文出版社)、《加缪中短篇小说集》(外国文学出版社)、《萨特及其存在主义》(人民文学出版社)、《萨特其人及其“人学”》(复旦大学出版社)、《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探索”人生的奥秘:萨特与存在主义》(北京出版社)、《萨特论艺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存在主义美学》(辽宁人民出版社)等等。其中取得较大成就的翻译家和批评家有:柳鸣九、袁树仁、郑永慧、亚丁、施康强、潘培庆、刘放桐、徐崇温、黄颂杰、杜小真、魏金声等等。
90年代,存在主义不再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却没有停止,存在主义的著作依然在不断地被出版着,有价值的研究文章也不断地被发表。如1998年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萨特小说集》(上、下卷)曾经成为图书界的热点,畅销一时。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研讨会,也经常举行,如1994年在西安举办的“‘存在’文学与20世纪文学中的‘存在’问题”的学术讨论会,受到了人们极大的关注。
存在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强调的是人的自由选择与自由承担责任,萨特认为人生的意义只有在个体的自由选择中才能得以实现,海德格尔也认为存在的意义就在于人的“筹划性”。但在现实世界中,人的处境往往是只能处在一种“被选择”与“被筹划”之中。因此,“自由选择”与“被选择”、“筹划性”与“被筹划性”就构成了人生的一种无可逃避的矛盾。对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和人生的意义的追问是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命题,可以说从8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90年代,中国各流派的小说创作,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存在主义的影响。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无处不在,在批评家们看来,存在主义思潮作用于当代文学最集中体现在三个文学思潮上:“反思文学”、1985年前后的“先锋小说”和“新写实主义小说”。下面,我们就这三个文艺思潮谈存在主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
“反思文学”是与“伤痕文学”在同一时段崛起的文学创作思潮。“反思”一词,最早来源于英国哲学家洛克的著作中,他将“心灵内部活动的知觉”,称为“反思”。“反思文学”中的“反思”指从理的角度去沉思历史,去发现畸形的政治、十年浩劫给我们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根源。同时,在历史和自然的大的环境背景中展开对“人”的价值的思考。
存在主义探讨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人学”。萨特认为:万物尽管存在着,但它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因而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有人才能认识到自己存在,并且能揭示万物的存在,因而人的存在是真正的存在。没有了人的存在,万物的存在就失去了确定性和意义。人比物高贵的地方就在于人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人都是特殊的,只有表现自己的特殊性,“成为他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存在。“人的本质靠自己的行动去创造。是英雄使自己成为英雄,是懦夫使自己成为懦夫。”他还指出,人之初是一种虚无,外部自在世界又是偶然的,人的行动就会有多种可能性,人选择哪种行动,完全是自由的,所以人命定是自由的。既然每一行动都是人自由选择的结果,那么他就要为自己的行动承担责任。存在主义的这些人道主义的观点,与“反思文学”所要探讨的“人”的诸多问题不谋而合,而“反思文学”兴起的时段,正是存在主义被重新发现并广为传播的时段,因此,我们认为,“反思文学”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在此之前的文学作品,人基本上都是集体的一份子,主人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集体,人只是一个符号。而“反思文学”在其“反思”过程中,逐渐将作为个体的人重新发现出来。早期的“反思文学”作品,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弦的《记忆》等作品,从政治的层面,反思个体在大时代背景中的生存;随后的作品,如《离离原上草》、《女俘》、《驼铃》、《如意》等,开始从人际关系、母子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层面思考人本身。中国文学也以此为起点,将写作重心转向了“人本身”,如“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力量”等更深刻的问题的思考上。代表作品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活动变人形》、《芙蓉镇》、《我们这个年纪的梦》等等。
“”十年的作品,“阶级性”几乎取代了一切的世俗的情感,如八个样板戏中甚至干脆取消了主人公的配偶设置。“反思文学”作品反其道而行之,刻意张扬的是被左倾思潮压制多年的“人道主义”。例如谌容的《人到中年》,写的是中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在作品中,作者描述了中年一代“人”的基本生存境况、探讨人的价值和“人”所应该得到的权力,可谓是一篇典型的人道主义的宣言。刘心武的《如意》通过描写一个老校工的爱情悲剧,揭示出一个深刻的人道主义主题:应该把人当成人,理解人的感情,尊重人的选择。张笑天的《离离原上草》讲述了发生在不同阶级阵营里的人们的感情故事,赞颂了超越阶级和政治的人类之爱。这篇小说发表后有人认为它“在人性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但作者所要传达的文学理念是:人性、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东西。可以说它与当时正在流行的存在主义思潮是互相呼应的。
一些“反思文学”作品在揭示人性的时候,不自觉地触及到了政治和环境对人的异化的问题。例如《我们这个年纪的梦》,写出了人的理想如何被平庸的生活现实磨灭、人的追求如何屈从于社会环境、“物的世界”如何将人“物化”的过程,向读者展示了人生世事的复杂和不可捉摸;张贤亮的小说,率先把反思的目光由外部世界转向自己内心,他冷静地直面真实的自我,暴露出自己尴尬甚至可鄙的负面,并由点及面,进而对整个民族知识分子灵魂进行深刻的剖析;《桑那高地的太阳》写到了平庸却复杂的人际关系如何战胜个人的理想主义,最后逼迫主人公抛弃“自我”,与环境同化的过程,揭示了环境对人的异化。#p#副标题#e#
存在主义对“反思文学”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反思文学”中表现出来的许多与存在主义相近或者一致的特征,大多来自作家们对生活的感悟和对历史的反思,而非从存在主义的学说中直接汲取得来。国内作家真正有意识地接受存在主义的滋养,并将存在主义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基本上是80年代中后期的事情。
研究者们认为,新时期文学对存在主义的学习,在1985年达到了一个高峰,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徐星的《无主题变奏》、陈村的《少男少女,一共七个》、残雪的《苍老的浮云》等作品,都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其特征主要表现在:
这些作品着力于揭示现代人的孤独感,世界的荒诞性以及对“人性”的呼唤。这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如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知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等等,是相互对应的。如《你别无选择》中的主人公,陷入了生活为他们设定的怪圈中难于自拔,时常陷入“别无选择”的绝境中,人生的荒诞性,在他们的经历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又如《无主题变奏》中的“我”,总在追问自己:“我是什么”,“我搞不清除了我现有的一切之外,我还应该要什么……”,“我”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孤独得要命”,生存的荒谬性,在徐星的笔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
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它深化了当代文学的主题上,也表现在它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力量。以刘索拉、徐星、残雪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他们的作品很明显地带有一种反主流的“存在的危机”意识。他们在作品中对人本体存在进行的形而上的思考,事实上就是一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的思考。
1989年3月,《钟山》杂志隆重推出了“新写实小说大联展”的专刊,意味着“新写实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思潮正式在中国文坛亮相。在这期杂志的“卷首语”中,有一个关于“新写实小说”的宽泛定义:“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的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是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不仅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还分明渗透着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哲学意识。但它减褪了过去伪现实主义那种直露、急功近利的政治性色彩。而追求一种更为丰厚更为博大的文学境界。”从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新写实小说作家在创作意向上,受到了存在主义的极大影响,作家们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可以被看作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新写实小说”的作家们热衷于选取那些平庸的、丑恶的、甚至残酷的生活现象为他们的写作素材。如池莉的《烦恼人生》通篇以流水帐一般的形式叙述武汉的一名普通工人一天的琐碎生活:上厕所、挤公共汽车、吃早点、发奖金、接待日本人参观、给自己父亲和老丈人买生日礼物、支付昂贵的菜金、儿子就近入托、黑白换彩电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作者的笔下呈现出一种令人十分无奈的灰色。方方的《风景》勾勒出“五、六十年代”这一一向被描写为“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儿童幸福生活在红旗下”的时间段底层百姓穷困生活的“风景”。小说呈现在读者眼前的生存图景是触目惊心的:在一个肮脏破旧的河南棚子中,“父亲”带着他的妻子和七男二女住在一个十三平米的板壁屋子里,火车平均七分钟一趟从屋侧呼啸而过,父亲毒打母亲的行为几乎成为夫妻之间的一种娱乐,孩子们在贫困狭窄的环境中彼此压榨斗殴,而拾破烂、捡菜叶、偷煤及父亲的打骂则构成了他们幼年时代的主要记忆……等等。这样的描写,无疑是对萨特所说的“人生存在是既痛苦而荒诞的故事”的观点的最好的诠释。
“新写实小说”作家常常通过叙写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揭露人性的丑恶,探究人性丑和恶与人类生存境况之间的关系。他们的作品可以让读者透过貌似平静的生活水面,去感知隐伏于生活里的大量不合理和荒诞的漩流。例如方方的《一波三折》,将生活中的不合理现象放大、突出,将小人物在大灾难面前的无助与绝望展现在读者眼前,使读者可以更真切地了解到小人物是怎样地不能把握自己——不论“已遇到什么或将遇到什么”,“小人物”有的只是对生活的无奈与无助。“新写实小说”也常常涉及人的“异化”问题。如刘震云的《单位》,就写到了沉重的生活现实如何使一个充满热情和理想的年轻人变得平庸的“异化”过程。
存在主义对“新写实小说”的影响,正如一些批评者所说的:“‘新写实’崛起,重新关注人的生存现实,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又一次与作家发生共鸣,在沉重的氛围中,作家关注现实中那些愚昧的、落后的沉积,那些反人民反人道的蒺藜,有意去展露那荒诞的,令人‘恶心’的生活现象。”当然,“新写实小说”产生的背景与存在主义产生的背景是迥然不同的,它在对人生与世界的绝望方面,也与存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大多数“新写实小说”,虽然基调是灰色的,但总是在作品中注入一些亮光,让读者看到生活的希望。例如《烦恼人生》中的主人公印家厚,虽然在生活中充满烦恼,但他并没有对生活感到绝望:他从妻子早晨目送自己的目光、傍晚递到手中的热毛巾、催促自己多吃菜的话语中感到家的温馨;从往昔知青伙伴的来信中对比出自己处境的优越;从渡船上与同事关于诗的讨论、他人对自己工作的赞许中,感到做人的自信。他的“烦恼”,用作者池莉的话来说:“是一种达观而质朴的生活观,正是当今之世我们在贫穷落后之中要改善自己生活的一种民族性格。”
90年代中后期,“新写实小说”逐渐偃旗息鼓,但是,存在主义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却并未消失。其后的“新生代小说”或者“晚生代小说”也深受存在主义的影响,这些作品在探讨非理性的意志、情感、直觉、本能欲望等精神因素对人的作用方面,在揭示现代人的生存图景方面,取得了更加辉煌的成果。
中国的社会现实虽然与魔幻现实主义的发源地拉丁美洲千差万别,但是,同样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相近的生活土壤却使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产生了天然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最终导致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广为传播并在80年代中期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学思潮——寻根文学。
魔幻现实主义在70年代末和其他哲学和文学思潮一起进入中国,对它的介绍与研究在1985年前后达到了高潮,进入90年代后,它也始终是中国作家们关注的热点之一。
1979年,《外国文艺》发表了由王央乐翻译的多篇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南方》、《交叉小径的花园》、《马克福音》、《一个无可奈何的奇迹》。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中国作家们学习与模仿的经典范本,但由于当时的中国作家们还沉浸在“伤痕”与“反思”的氛围之中,讲究叙事结构、醉心于营造“迷宫”的博尔赫斯的作品并未引起重视。1980年,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在这期间,《外国文学动态》上先后发表了《博尔赫斯答记者问》、《博尔赫斯就诺贝尔奖金问题答记者问》等博尔赫斯谈话的文章,中国作家由此开始了解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随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也越来越多地被翻译和介绍进中国。1982年,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一事件激发了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趣。同年,《世界文学》杂志发表了《百年孤独》的选译片段,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中短篇小说集》,1984年,高长荣翻译的《百年孤独》全译本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在这期间,《当代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名作家短篇小说选》、《拉丁美洲短篇小说选》(中国青年出版社)也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了解渐渐深入。
1985年前后,随着中国文坛“寻根热”的掀起,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的出版也出现了高潮,如《族长的没落》(山东文艺出版社)、《霍乱时期的爱情》(漓江出版社)、《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拉丁美洲当代文学评论》(漓江出版社)等纷纷出版。中国作家对于魔幻现实主义,开始有了一个全景式的了解。
90年代以后,对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和研究并未因为“寻根热”的退潮而降温,事实上,整个9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一直是出版界、研究界、创作界关注的热点。在90年代出版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及研究论著有:《将军和他的情妇——迷宫中的将军》(南海出版公司)、《劫持》(中国电影出版社)、《巴比伦抽签游戏》(花城出版社)、《巴比伦彩票》(云南人民出版社)、《生活的迷宫——博尔赫斯传》(知识出版社)、《拉美四作家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拉美作家谈创作丛书》(云南人民出版社)、《两百年的孤独》(云南人民出版社)、《解读博尔赫斯》(人民文学出版社)、《拉美文学流派的嬗变与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马尔克斯》(辽海出版社)、《我们看拉美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陷阱里的先锋:博尔赫斯传》(四川人民出版社)、《博尔赫斯——书镜中人》(中央编译出版社)等等。1996年,由陈众议编、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出版后,再次掀起国内学习和研究博尔赫斯的热潮,这套丛书,也一度成为热门的畅销图书。
魔幻现实主义思潮之所以会在80年代中期以后在中国广为流行,并对中国的“寻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吸收了西方现代思潮养分,立足于本土文化传统和现实境遇的魔幻现实主义能够发展成为世界先进文学,对中国作家是个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他们由此看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文学走向世界的希望。中国作家一直有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情结,拉美作家的成功使他们更加坚信“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理念。为了寻找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中国作家开始了自己的“寻根”之旅。他们以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为范本,借鉴着博尔赫斯们、马尔克斯们成功的经验及写作技巧。魔幻现实主义传统在中国的传播因此有了心理契机;
其次,在80年代中期,中国对西方各种现代思潮的达到了一个高峰,面对五花八门的各种思潮,中国作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西方的东西再好,毕竟也是人家的。中国文学的位置在哪里?应当如何发展?这成为当时的作家共同寻找的问题。与此同时,80年代初王蒙等创作的“伪现代派”作品也暴露出了致命弱点:虽然借鉴了“意识流”等现代主义的手法,但是,一方面,未能更为全面广阔地反映现实生活,另一方面,也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偏离。如何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创作出既中国又现代的文学作品,成为当时作家们共同思考的一个问题。于是,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便有了现实契机;另外,随着文学“反思”由政治向民族文化心理层面的深化,人们开始注意到中国文化的“断裂”现象。如阿城所说:“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否定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更加彻底,把民族文化判给阶级文化横扫一遍,我们甚至差点连遮羞布也没有了。”韩少功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的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中国作家渴望通过文学来弥补这一文化的断裂。这,便是魔幻现实主义流行一时的文化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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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仲马父子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其作品跨越时空与国界,至今仍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对世界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本文介绍了仲马父子文学耕耘的历程,全面梳理了大仲马浪漫主义戏剧、小说以及小仲马的问题剧与现实主义小说,肯定了仲马父子对法国及世界文坛的积极贡献,以期引起读者对他们作品文学的进一步关注。
关键词:大仲马;小仲马;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法国文学
他与一位圣多明各的女子结为伉俪,他们爱情的结晶便是大仲马。所以大仲马也是一位混血儿。
这种血统在19世纪法国上流社会是不被尊重的。
大仲马早年父母双亡,失持失怙后家道中落,生活困顿,便离开故乡维里埃—戈特茉(Villiers-Cotterets)到首都巴黎谋求新的生活。
大仲马从小练就一手好字,便在声名显赫的奥尔良公爵府做了一名文书,衣食无忧。但这位外省青年不甘寂寞,工作之余,还勤奋写作。这位字迹娟秀的文书对戏剧情有独钟。这也并不奇怪,一方面是个人兴趣使然,另一方面受到新风劲吹的剧坛大变革的影响。
世界各国文学史上不乏父子共同活跃文坛的佳话。中国宋代的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对诗歌、散文、书法均有杰出的贡献,世称三苏。法国19世纪文坛也出了一对父子文学家,在戏剧、小说方面成绩斐然,而且都处在浪漫主义阵营之前沿,他们是仲马父子,为便于区别,父亲叫大仲马(Dumas Père,1802~1870),儿子为小仲马(Dumas fils,1824~1895)。
大仲马的父亲是一位混血儿,青年时期投奔拿破仑摩下,曾指挥骑兵转战西班牙、意大利与埃及,立下赫赫战功。升迁至侯爵后,在某些问题上与拿破仑发生龃龉,失去宠信,郁郁而终。18世纪法国剧坛死气沉沉,异常寂寞,剧作家与剧团受古典主义清规戒律的束缚,在剧本创作、舞台演出方面迈不开步子,缺乏创新。对一潭死水的演出,观众并不买账。他们强烈要求看到面目一新的剧目。如何投入戏剧革新的大潮是摆在19世纪新生代剧作家面前的重大课题,也为跃跃欲试的青年人提供了大显身手的舞台。大仲马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青年才俊之中,首先站出来对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发难的是斯丹达尔。他指出古典主义戏剧理论已经僵化,它曾经拥有的辉煌已经是昨日黄花。他举例说,在莫里哀的古典主义剧目中,充满了戏谑的场面,这本是观众所期待的。不幸的是被嘲弄、遭讥笑的永远是傻乎乎的乡巴佬和仆人,而居高临下、颐指气使,戏弄下人的永远是贵族、富商、绅士和淑女。这种情节安排和表现手法或许适合当时观众的审美情趣,因为这些观众大多是达官贵人,而剧作家是依靠他们的庇护才有立足之地的。时过境迁,大批平民百姓涌入观众席中,有权有势者已经走下历史舞台,他们不应当永远占据舞台。与时俱进、革新舞台,是争取更多票房收入的唯一办法。
维克多·雨果把问题说得更加透彻、更加具体。他在《克伦威尔》剧本序言中指出,当代戏剧必须摆脱古典主义的桎梏,摒弃要求时间、地点、行为统一的三一律和僵硬的创作法则和艺术观点。应师法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自由自在、挥洒自如地表达真实。该文也被时人称为浪漫主义戏剧宣言。
古典主义戏剧巨匠拉辛、高乃依、伏尔泰已经走下了神坛。周边国家的莎士比亚、华特·斯考脱、歌德与雪莱成了新一代的偶像。大仲马在这种背景下步入剧坛,不可避免地受到浪漫主义影响,而浪漫主义的主张也与他天生的放荡不羁的性格特质十分契合。他与同道一起互相唱和,惺惺相惜,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了法国舞台新的辉煌。
大仲马最早的作品是小剧《狩猎与爱情》(la Chasse et l’Amour,1825),这是一个小剧,为他挣到第一桶金,300法郎,对他生活不无小补。这是他初试啼声。
他真正意义上的浪漫主义处女作叫《克里斯蒂纳》(Christine,1830),在法兰西剧场首演。剧本很有激情,可惜主演女角的演员对剧本精神实质吃得不透,理解肤浅,以致整个演出失败。大仲马并不因此气馁。他再接再厉,推出《亨利第三及其宫廷》(Henri Trois et sa Cour,1829),取得巨大成功。连新奥尔良公爵也到剧场捧场。这出戏演了38场,引起轰动,并为作者带来滚滚财源,一位出版商出巨资购买了版权。
大仲马从此走红。
《亨利第三及其宫廷》是一部散文剧,分5幕,故事如下:国王宠臣圣·梅格林受星相家鲁吉埃里的盅惑与怂恿,动了一个怪念头,径自向国王对头吉斯公爵的夫人表达爱慕之意。公爵正在密谋夺取王位,即刻抓住千载难逢的机会,设下陷阱,诱使圣·梅格林赴约幽会,将其杀害。公爵剪掉国王羽翼之后,额手相庆。但清君侧的狠毒之举反而引起国王警惕,立即自任神圣同盟盟主,大权在握,使公爵之险谋无法施展。
该剧创意甚好,布景、服装、道具均符合历史定格,具有鲜明时代感与地方色彩,充满暴力场面。但剧中反映的君臣的矛盾和纠葛与男女间的爱情纠葛结合得并不完美,使人有油水分离之感。
1831年大仲马又发表并推出经典剧《安东尼》(Antony),其艺术成就高于《亨利第三及其宫廷》。
少女阿代尔结识了安东尼。安东尼风度翩翩,一表人材,但不幸是一位私生子,处在社会底层。不久,阿代尔结婚,男方是社会地位显赫的埃尔维上校。安东尼并未放弃对昔日恋人的强烈追求。他试图说服阿代尔离开埃尔维,跟自己私奔,遭到阿代尔拒绝。安东尼追到斯特拉斯堡,在一家旅店见到阿代尔,最终点燃了阿代尔已经熄灭的爱情之火,同意与他破镜重圆。上校闻讯赶来,进屋前目睹了一幕悲剧。安东尼正用匕首刺进阿代尔胸膛,口中大喊:“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很明显,安东尼这样做是为了保全阿代尔的名节,而把所有的社会、道德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而“她不肯从我,我杀了她”这句话也成了经典名言,流传至今。大仲马一共写了100来个剧本,较为著名的还有《拿破仑·波拿巴》(Napoléon Bonaparte,1831)与《奈斯尔塔楼》(La Tour de Nesle)。
大仲马的戏剧广受市井细民的欢迎,但他的舞台演出成本很高,戏剧为他带来名声,并未带来财富。戏剧只是他文学生涯的一部序曲,是走向文学殿堂的一块敲门砖,而小说才是他登堂入室的身份证。
1893年是大仲马职业生涯的分水岭。自那时起,他告别了青年创业期而进入中年成熟期,从戏剧家成为小说家。著名作家奈瓦尔(Nerval)向他举荐了一位名叫马凯(Maguet)的文学青年。这位年轻人对历史掌故极其熟悉。而彼时,大仲马已经写过几部连载小说,生活积累和阅历也异常丰富,他和马凯一见如故,成了忘年交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凯并非大仲马唯一的合伙人,但却是最重要的共同撰稿人,这一点毋庸置疑。
历史小说的始作俑者是苏格兰作家司各特(Watter Scott)(1771~1832)。他的《撒克逊劫后英雄传》脍炙人口,是浪漫主义历史小说之经典。大仲马与马凯结识后一起寻找素材,他们接触到1800年国王卫队长卡蒂安·德古尔蒂莱斯个人回忆录,之后又搜集到罗什福公爵回忆录。
经过反复构思、精心策划,推出了《火枪手系列》(Le Cycle des Mousquetaires)。这部宏篇巨著很快走红,人手一册、洛阳纸贵,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加速了法国通俗文学走向世界的步伐。
《三个火枪手》(Les Trois Mousquetaires,1844)是浪漫主义小说家大仲马的成名作,它很早便被译成中文,最初的译名是《侠隐记》,后又改为《三个火枪手》。而《三剑客》的说法更是不胫而走,成为许多人的口头禅。
小说以1625年枢机主教黎塞留(Richelieu)出任首相到1628年黎塞留剿灭胡格诺教派、占领其根据地拉罗舍尔这段史实为大背景,以路易十三和黎塞留之间的矛盾为主线,以英国首相白金汉公爵与法国王后之间的柏拉图式的爱情起伏为楔子,以国王阵营的卫队、火枪手与主教阵营的骑士、间谍为敌对双方,全景式地展示了风急浪高的诡谲政治局面。故事分别在巴黎、伦敦和拉罗舍尔三地展开。
达特安是隶属国王卫队的火枪手,他的三位好友亚岛士、阿拉米、颇多斯均身手不凡,也是国王麾下的火枪手。达特安有一位情人,旅舍老板的夫人,叫波那肖夫人,是侍奉王后的女官。
王后将国王赠给她的钻石佩件私赠给英国白金汉公爵。黎塞留得到内线密报,派米拉蒂赴伦敦出席白金汉的宴会并伺机窃走组成佩件的一组钻石,携回法国。黎塞留不动声色地怂恿路易十三敦请王后在不久之后举行的舞会上一展钻石佩件之风采。情急之下,王后委托波那肖夫人请达特安作密使赴伦敦从白金汉处取回佩件。达特安约三位好友同行。主教自有情报,在他们必经路线上设下重重埋伏。四位好友奋不顾身,过五关斩六将,将重重埋伏全部扫除,渡过加莱海峡,面见白金汉,补上失窃的配件,达特安将钻石佩件在宫廷舞会举办之前送到王后手中。之后,四人又在拉罗舍尔城外英勇战斗,破坏了主教设下的陷害他们的阴谋。宫廷斗争、拉帮结派、口蜜腹剑、争风吃醋、刀光剑影、神出鬼没,正方人物仗义疏财、正气凛然,反方人物萎琐吝啬、鼠窃狗偷。故事紧凑、人物鲜明、场面热闹,赢得了大批读者。
与这本小说配套的还有《二十年后》(Vingt-Ans après)、《波拉什隆子爵或十年之后》(Vicomte de Bragelonne ou Dix Ans plustard),于1844年后在《世纪报》上连载,以后又编辑成集。
《基度山恩仇记》(Le Comte de Mont-Cristo)于1844~1845年面世。这本书介绍到中国时还有另一个译名《基督山伯爵》。这是大仲马又一杰作,可称为一部奇书。故事离奇曲折,但并非完全虚构。原始素材来自巴黎警局1837~1838年档案汇编,作者是该局档案官员贝歇。档案中记录一档冤案的始末。一位名叫比科(F.Picaud)的男子,遭仇人告密,被诬为英国间谍,致被投入监狱,遭秘密关押达七年之久。
出狱后得到一位神秘人物的馈赠,收到一大笔财产。他利用获得的钱财从一位朋友口中获悉告密者的姓名,分别予以杀害。最后比科也被这位朋友害死。正是这个人临终前良心发现,将该案来龙去脉和盘托出。大仲马与其合作者如获至宝,在细节上大做文章,绘声绘色,使故事更为完整,内容更加贴近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
青年船长埃德蒙·当代斯远航归来。在海外靠港补给时,接受了友人托带的一封密信。当代斯本人对密信内容一无所知。但正是这封信使他蒙冤受辱,丢掉了未婚妻,还差点送命。
盛大的婚礼正在进行,一群执法人员闯进礼堂,将新郎上手铐带走,当代斯锒铛入狱。他是以递交密件,协助推翻当局的罪名被捕的。之后,政权更迭、反方成了正方,当代斯理应平反,但因法官私心作祟,当代斯非但未获昭雪,反而罪加一等,被投入水松岛地牢。
当代斯根本不明白自己何以获罪。地牢隔壁另一名囚徒在挖掘出逃的地道时,因计算错误,挖通了通往当代斯狱室的墙。两人成了难友。这位囚徒叫法利亚,是一位博闻强记的神父。他听了当代斯的叙述,抽丝剥茧,透彻地分析了当代斯案情的来龙去脉,使当代斯如梦初醒。
当代斯师从法利亚,学习历法、语言、文化、历史、法律、仪表,使自己从一位船长脱胎换骨成为文武皆备的“上流人物”。法利亚年迈体衰,临终前将一张藏宝图交给当代斯,并断言自己挖地道失败后便深信除非死人,任何人只要活着便无法从水松岛逃脱。而死人之所以能够逃脱,是因为按惯例,囚徒之尸体必须抛入大海。
法利亚死后,当代斯突发奇想,将难友尸体搬到自己囚室石床上,自己钻进装尸袋里,果然,两名狱卒将尸袋投入地中海,当代斯在海中被一商船救起。
他辗转来到基度山岛,发掘出大批宝藏,以伯爵身份来到巴黎,此时他奴仆如云,腰缠万贯。报答恩人、惩罚仇人,成了他行事的法则。
新贵的出现使贵族、富豪、法官、名媛趋之若鹜,争相与之结识,但无人知道他的来历。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伯爵凭借手中的财富和权力,以及过人的才智和机谋,使坏人或者身败名裂,或者自尽谢世。这些人到最后才明白,伯爵原来是他们陷害过的年轻船长。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众人皆醉,唯一清醒的是当代斯当年的新娘。她一眼就看出伯爵的真实身份,在关键时刻,她站出来,规劝昔日的情人放过自己的独子,罪不及子孙,当代斯喟然长叹,携希腊美女,在人间蒸发。
《基度山恩仇记》是一部令人匪夷所思的奇书。一位青年船长在婚宴中被捕,丧父失妻,关在不见天日的地牢之中,最后上天眷顾,使他富可敌国,将坏人一个一个送入地狱,这难道不是上帝的安排吗?这难道不是反映了善良人民的愿望吗?惩恶扬善,好有好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统统都报。在这本小说中,普通百姓的善恶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得到读者的首肯是理所当然的事。
1850年大仲马发表了《黑色郁金香》(LesTulipes noires),这本小说情节较为简单,但更富浪漫主义气息。这是发生在17世纪荷兰的一则故事。医生拜尔勒因参加革命运动被捕入狱,与狱官女儿卢莎相恋,发出爱情火花,在热恋中培育出稀世珍品:黑色的郁金香。
但质疑大仲马的也大有人在。欧仁·德米尔古尔(Eugène de Mirecourt)的话最为严苛:“这个混血儿用鞭子驱使想法古怪的黑奴为他干活”。其实大仲马自己并不讳言,他有许多合伙人,除马凯外,还有加伊阿代(Gaillardet)等人。但大仲马并没有坐享其成,他也出点子,润饰、加工文字。而且按照当时出版界不成文的规矩,小人物的稿子是不可能出版的,只有署上大仲马的大名才能与读者见面。这也和现代商业上的贴牌行为相类似,而且知识产权(包括版权)也只是20世纪以后的新鲜事。
大仲马小说的成功还因为他博采众长,而不孤芳自赏。《三个火枪手》中9位主人公各有一名侍从、跟班,主仆相得益彰,这种手法是从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中学来的。
吉诃德与桑科这对主仆的相互配合,令读者忍俊不禁。他还借用勒隆日《吉尔·布拉斯》这部流浪汉小说中描述游民、无赖的习性,以所谓的“黑吃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处理手法也十分到位。
大仲马的文学成就,尤其是100多部浪漫主义小说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而“子未必不如父”,大仲马的私生子小仲马(Duma,1824~1895)的文学造诣也十分深厚。
大仲马的社会地位,使小仲马受到许多长辈的庇护。小仲马对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步入文坛之后,他首创“问题剧”,宗旨是揭露时弊、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小仲马有两个诉求:一、重建父系制度以杜绝卖淫丑行;二、允许夫妇离异以消除通奸行为。小仲马尊崇女性,谴责玩弄女性而生了孩子却拒绝履行责任的男子。对其父大仲马的性行为与不检点,他深恶痛绝。他呼吁“戏剧应当为伟大的社会变革服务,为拯救人们的心灵服务”。
小仲马早年信奉浪漫主义,后来又倾向现实主义。他是法国戏剧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过渡时期的重要剧作家。
小仲马的剧作有《半上流社会》(le Demi-Monde,1855)、《金钱问题》(la Questiond’argent,1853)、《私生子》(le Fils naturel,1858)、《一个挥霍无度的父亲》(Un pèreprodigue,1859)、《妇女之友》(l’Ami desfemmes,1864)、《百合花狄安娜》(Diane delys,1853)、《奥布莱夫人的主张》(Les idéesde Madame Aubray,1867)、《乔治公主》(laPrincesse George,1871)等。
小仲马的剧本中往往有一位善于推理、串通剧情的角色,用自己的独白阐明全剧的主题。
提出希望观众接受的格言式说教是小仲马戏剧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小仲马对剧情的安排合情合理,语言朴素、接近生活,想象丰富但不夸张。
与小仲马齐名的埃米尔·奥日埃(EmileAugier,1820~1889)也是问题剧的创始人之一,但他反对浪漫主义,在主要问题上和小仲马看法一致,剧作也带有警世目的:主张维护正常婚姻制度,和破坏家庭生活的害群之马作坚决的斗争。
著名评论家萨尔赛(Sarcey,1827~1899)认为奥日埃和小仲马的剧作介乎悲剧和喜剧之间,或许是戏剧的最佳形式。
问题剧的用意是善良的。但无论奥日埃和小仲马,他们的作品均存在简单化倾向,题材过分严肃,说教意味浓重,久而久之便不受读者和观众的欢迎了。此后欧洲各国出现了易卜生、斯特林堡、白里欧、萧伯纳等戏剧大师级人物,他们运用高超的艺术,才将问题剧推向极致。
小仲马的作品数量远远不及乃父。但他的思想境界远比其父高尚,而且他扛起问题剧的大旗,独树一帜,最终写出一部小说《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1848),并搬上舞台,赚取了法国及全世界无数读者和观众的同情之泪,成了另一种类型的不朽之作。从这一点看,小仲马的文学成就并不比大仲马逊色。
自古红颜多薄命,痴心女子薄情郎。这是中外文学作品最喜欢运用的题材。小仲马的《茶花女》也沿用这个题材,但作者手法新颖,不落俗套。
《茶花女》中的主角叫玛格丽特·戈杜埃(Marguerite Gautier)。她的原型是玛丽·杜帕莱西斯(Marie Duplessis)(1824~1847),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小仲马的情妇,以后两人分手。杜帕莱西斯于1847年2月3日因肺结核不治逝世,小仲马曾赋诗致哀。
1848年《茶花女》小说出版,次年搬上舞台,先在历史剧院(Le Theatre-Historique)上演,后来移师小剧场,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茶花女》的故事梗概如下:
1847年3月12日叙事者得知人们正在出售一位最近去世的著名交际花生前用品。在叙述者记忆中这位姑娘花容月貌,常用山茶花作头饰,因患肺病,皮肤白里透红,显示一种病态美,其保护人是一位老公爵。
他在拍卖品中挑了一本小说《马农·莱斯科》,这是普雷沃于1731年出版的一部爱情小说。书的扉页上有一行神秘的题款:“罪恶是一种自负,一种轻视善的态度,重要的是不能绝望。”题款的用意显而易见,也表明了作者对善恶的看法异于常人。
两天后,叙述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是一位青年,名叫亚芒·杜伐尔,他身上带了交际花玛格丽特·戈杜埃临终前写给他的一封信,内容委婉凄清,令人不忍卒读。亚芒承认玛格丽特是他情人,《马农·莱斯科》是他赠给玛格丽特的礼物,题款的作者是他本人。亚芒取回小书,并答应叙述者在恰当时间再上门拜访,并把他与玛格丽特的交往过程和盘托出。但此后亚芒杳无踪影。最后,叙述者打听到亚芒卧病不起,便去拜访。原来亚芒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将旧情人的尸体从墓中挖出,以图再叙旧情。此后他精神恍惚,生了一场大病。
亚芒对作者说,早年,他对玛格丽特一见钟情,并请玛格丽特的女服装师代为引见。玛格丽特同意和他交往,但这位貌似清丽的女郎也染上了上流社会的一些恶习:平日生活糜费、开支极大。为了跟亚芒去乡间度假,向老公爵开口要钱。亚芒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与玛格丽特绝交。玛格丽特原谅他后,亚芒相赠《马农·莱斯科》。他们到乡间小住。伊甸园般的生活使这对情人乐而忘返。玛格丽特又向老公爵要钱。答复是钱可以给,条件是离开亚芒。玛格丽特拒绝要挟,回乡跟亚芒享受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美好生活。但用钱的窘迫使玛格丽特不得不变卖财物。亚芒决心挑起生活重担。亚芒父亲赶到乡下,命令亚芒离开玛格丽特,未果。一天晚上,亚芒发现人去楼空,伊人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封信,劝他忘记“堕落的女子”。亚芒回到巴黎后得知玛格丽特又重操旧业,便选择玛的挚友奥林帕为自己的情妇来刺激对方。玛格丽特再度返回亚芒身边。亚芒旧病复发,妒心未泯,又发狠话。玛格丽特三度失踪,亚芒去了东方。
玛格丽特的遗书写道:我始终爱着你,不辞而别是无奈之举,是你父亲的要求“别让亚芒破产,别让亚芒家族声名狼藉”。
叙述者说:“我并非罪恶的吹鼓手,但我要站出来为那些受尽苦难的高贵灵魂呼唤。”故事以两句话结束:安息吧,玛格丽特,你永远会得到上帝的宽容,因为你为爱付出了太多。
仲马父子在各自文学创作领域中独领风骚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背景。
大仲马是典型的浪漫主义戏剧家、小说家,为浪漫主义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浪漫主义这个文学术语在法国文坛出现在17世纪末叶。这个词的含义与“幻想”、“传奇”相当接近。斯塔尔夫人在“论文学”一文中指出,浪漫主义的对立面是古典主义,从而人们把一切与古典主义文艺理论决裂的文艺作品均纳入浪漫主义范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840年前后,浪漫主义的轮廓才逐渐明晰起来。
浪漫主义在戏剧领域主要表现为:故事复杂曲折、惊险刺激、耸人听闻;对人物的身份、人品、社会地位寥寥数句,一笔带过;人物首次亮相时由乐师演奏相应乐曲作为气氛的烘托:年轻貌美之女子配以轻松欢快的曲调、面目可憎的反派人物配以嘈杂刺耳的乐曲;布景场面宏伟壮观,道具、灯光、音响采用透视原理,远景、近景层次分明;在舞台装置上利用机械操纵,缩短换景时间,煤气灯、煤油灯的应用使照明效果今非昔比;暴风骤雨、雷鸣闪电、战场风云、火灾地震均可在舞台上再现;演员还可利用舞台机关、地道或上天或入地,令观众瞠目结舌;化妆、服装也更富时代气息;剧场数量迅速增加,座位宽敞舒适,装潢富丽堂皇。才貌双全的男女演员,惊险刺激的热闹剧目,使浪漫主义戏剧在法国舞台大放异彩。大仲马作为剧作家及剧院经理功不可没。
浪漫主义思潮使小说创作迅速繁荣,缪塞、维尼、斯丹达尔等人迎合读者对作者本人生活经历、性格言行、男女恋情的好奇在小说中叙述自己或好友、亲朋之遭遇、幻想或希望,时人称之为浪漫主义隐情小说。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及乔治·桑的乡村生活场景被称为浪漫主义现实小说,当然巴尔扎克后期思想更接近批判现实主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也可归属这类作品。最受读者欢迎的则是浪漫主义异域小说。它们的作者有大仲马、梅里美、诺迪埃。大仲马以《三个火枪手》、《基督山恩仇记》名声显赫,成为领军人物;梅里美以短篇小说见长,《卡门》的故事由于作曲家比才所作同名歌剧而红遍世界。诺迪埃的梦幻小说至今还拥有许多读者。
到了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艺思潮已逐渐衰落,现实主义已作为一种美学原则摆在文学家面前。现实主义的倡导者们既反对古典主义,又反对浪漫主义,认为文艺作品必须反映现代生活,作家应当客观地、无偏见地、按照生活本来面目反映现实,既不使用艺术手段美化或歪曲生活,也不回避消极黑暗的悲惨场面,从而真实地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现实主义的倡导者巴尔扎克、福楼拜、左拉及小仲马早期或多或少都崇尚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之后,他们的作品与现实生活结合得更为紧密。小仲马的问题剧与小说兼戏剧《茶花女》体现得最为充分。
《茶花女》和《包法利夫人》、《恶之华》并列为三大伤风败俗的文艺作品。人们指责小仲马、福楼拜和波德莱尔违反了世俗的道德准则。但在民间,《茶花女》却受到普遍喜爱。其中译本在中国面世时,十分畅销。这本书由著名学者林纾(林琴南)主译。有过《卖油郎独占花魁女》、《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蔡锷与小凤仙》、《桃花扇》等传奇的中国文坛,用双臂欢迎海外传来的同类传奇。
不过“交际花”的地位与职业与中国的青楼女子毕竟不同。直到五四运动之后,十里洋场的上海才出现了类似的角色,也有了“交际花”这个称谓。曹禺在《日出》一剧中安排的女主角陈白露就是著名的交际花。现在这种称谓、这种职业似乎又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
小仲马的文学成就使他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这是大仲马未曾获得的光荣。生活放荡、债务缠身的大仲马晚年靠小仲马的接济度过余生。
但大、小仲马都是法国19世纪文学殿堂的重量级大师,而且都以自己的不朽著作走进中国读者的视野,叩开中国读者的心扉。父子作家的佳话是值得我们赞扬的。
[1]法语文学词典[M].巴黎:包达斯出版社.
(Dictionnaire des Littératures de Langue Francaise,Bardqs)[2]小拉鲁斯词典[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ePetit Larousse,Larousse)[3]英国简明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4]法国文学史,法国文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5]法国文学[M].巴黎:拉鲁斯出版社.(LittératureFrancaise,Larousse)[6]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7]英汉大词典[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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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相关影响分析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近些年来高校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要积极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古代文学作品作为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以及它强大的美育功能,承载着这方面的重任。首先,我们应该注重大学生的情感教育,强化古代文学作品,提高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队伍建设。第三,还要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环节和教学方法上有所改进,以此来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关键词] 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生;人文素质
[论文正文]
浅谈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提升的影响分析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知识、能力、观念、情感、意志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的一个人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修养等。”人文素质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提高的过程,涉及到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诸多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加强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培养人文精神,提高人文素养,这种教育理念已经在高校越来越受到重视。古代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艺术反映以及作品所塑造的鲜明的艺术形象,包容和体现着博大的民族精神,深厚的民族情感、崇高的民族美德、良好的民族心理,因此,学习古代文学作品的过程既是接受知识的过程,也是弘扬民族精神、宣扬民族伦理道德、渗透民族心理的人文素质教育过程。可以说,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对大学生进行人文素质教育的最理想的课程之一。
首先,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载体。民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所包含的重要内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跨度非常广,可以从史前文明一直追溯到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段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各个领域——包括文学、哲学、语言、艺术、军事、伦理、政治、经济——都留下了辉煌的文化遗产。我们可以通过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播到大学生当中去,让他们能够从中领会到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增强自身的民族自信心。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精神风貌、价值取向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又是一个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流传到今天的古代文学作品,几乎全部是历代作家人生理想和信念的精髓,那些“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者们;那些“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追寻者们;那些“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贤良们;那些“舍生取义”的斗士们;那些“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的爱国者们无不是我们学习和歌颂的对象,将古代文学中的这些经典篇目介绍给大学生们,会在不知不觉中将我们的民族精神渗透到他们的思想意识中去,从而逐步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其次,古代文学作品具有强大的美育功能。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是一门非常具有美学氛围的课程。从别有韵致的诗词到骈俪的辞赋,从意蕴优美的散文到情节曲折的小说,古代文学作品呈现着多样的形式美,具体到作品中,我们可以欣赏到《离骚》的语言美、李白诗歌的韵律美、韩愈散文的格调美、柳宗元散文的自然美、辛弃疾词的崇高美、苏轼词的意境美、《牡丹亭》的心灵美、《红楼梦》的人性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就是一座美的圣殿。在这座圣殿里中徜徉,可以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让人们朝着真善美的方向前进,养成高尚的人格和高品位的审美价值取向。
古代文学的优秀作品,是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是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我们今天培养高素质的大学生必须继承和借鉴的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
德育是育人的根本。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曾说过:“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是一个全面的人,一个爱国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家。”。’古代文学作品内容生动、感情强烈,其中又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感。利用古代文学作品的教学对学生进行情感教育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因为优秀的文学作品本身就是“情感的符号形式,艺术家掌握了创造艺术符号形式的本领,把无形的内在情感变成了可供人感知、观赏的东西。”…因此,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重情感的教育,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传达给大学生,以提升其内在的人文素质。
1、爱国情感教育
优秀的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丰富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情感,对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爱国主义精神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历代文人都以饱满的爱国主义激情唱出了感人肺腑的爱国情怀,从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到曹植的“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从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菜”到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从陆游的“国仇未报壮士老,匣中宝剑夜有声”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仁人志士所体现出来的为国家、为民族而牺牲个人利益的高尚情操和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和精神能够感染大学生的心灵,陶冶他们的情操,唤起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文人们的爱国精神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唱响了中华民族文化中扞卫国家尊严,坚持民族气节的文学主旋律。因此,在讲解古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教师应该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的爱国思想、爱国精神进行深入的讲解,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和报国精神。
2、道德素质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素质,孟子“舍生取义”的道义精神,孔子“人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的仁爱精神,《礼记》中的“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的诚信精神,《牡丹亭》中“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良好爱情观,《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的正直品格,《张中丞传后序》中张中丞和南霁云视死如归的精神,陶渊明“落地成兄弟,何必骨肉亲”中体现的亲情,李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体现的友情……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体现了无数的优良传统,尊老爱幼、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善待他人、关爱他人,真诚、善良、正直、无私、宽容等美德,都是我们今天培养大学生良好伦理道德素质的深厚文化基础,是我们对大学生进行道德素质教育的情感资源。
首先,一个优秀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良好的师德。树立民族信念,增强自身的民族自豪感,这样才能把古代文学作品中那些民族精神的优秀部分精准地传达给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与现代精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这不仅体现在语言上、形式上,还体现在思想上。这就需要教师要全身心地投入,彻底地理解作品,在课堂上加以引导,使学生吸收和理解古代文学作品的精髓。
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内外兼修,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道德素养和气质。德国教育学家第斯多惠说:“教师只有当他自己致力于对他自己的教育和教养时,他才能实在地培养和教育别人。”在教学活动中,教师的学识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教师一刻也不能放松对自己教育和教养的提升。要扎实地掌握自己的专业知识,对各朝各代的文学家、文学作品如数家珍。与此同时,还应该及时了解本学科研究的新动向和新成果,及时更新看法和观点。
教师所展现出来的人格魅力不仅会让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极大的兴趣,而且也会对学生良好文化素养的形成产生很好的影响。因此,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具有一定的古典气质,具有一种不问世事的洒脱之气,从而能够在课堂上、课外活动中恰当地引导学生,逐渐提升学生的人文素质。
由于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具有很强的情感性,这也对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有较高的要求。教师首先要胸中有情,先感动自己,进而感动学生。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该对民族、对祖国、对人民、对传统文化、对古代文学有着强烈的爱,并把这种爱融入到教学活动中,避免枯燥乏味的知识性介绍,而是将自己对作品的欣喜之感、激愤之感、无奈之感等情绪传达出来,以此来感染学生。另外,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师应学习一些诗词、散文等的朗诵技巧,用自身充满感情的朗诵打动学生,吸引学生。
善于引导,提倡“发现学习”的教学方法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布鲁纳所倡导的。他强调:教学不能是讲解式的,不应当使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而应当让“学生亲自把事物整理就绪,使自己成为发现者”;并认为“发现不仅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法”,也就是说,学生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得的知识,即使是人类已经知晓的。但只要这些知识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的,那么对于学生来说就是一种“发现”。这种教学方法有几个重要的步骤:提出使学生感兴趣的问题一提出解决问题的各种假设,指导学生的思考方向——协助学生收集和组织可用的有关资料——组织学生分析资料,作抽象概括并从中引出结论——引导学生从逻辑上和实践上证明自己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并加以必要的补充和完善。
这种学习方法对于大学生而言是比较合适的。高校的素质教育应该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教材为辅助手段,让教师有发挥研究专长的机会,突出培养学生的治学能力、科研兴趣和科研方法。 减少教师“满堂灌”的教学模式,多给学生自学的时间和讨论的机会,允许并且鼓励学生对待问题提出不同的看法,甚至是有悖于固有结论的独到看法,并且给予帮助和指导,以锻炼和提高学生的治学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
传统的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学方法都是采用教师灌输、学生死记的形式。这种方法我们不能完全否定,但是如果在新时期依然采用这种死气沉沉的教学方式,教学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我们应该结合新时期的新情况,针对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教学方法上求新、求变。
1、多媒体教学
我们可以利用多媒体设备,将试听手段引入到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中来。例如在讲《诗经·秦风·蒹葭》的时候,可以播放邓丽君演唱的歌曲《在水一方》,给学生完美的视听感受;在讲李白诗歌的时候,可以找一些老一辈艺术家如乔榛、丁建华的朗诵音频,让学生可以在他们激情的朗诵中深刻理解诗歌的内容;在讲《杜丹亭》的时候,可以给学生播放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视频,让学生既能领会杜丽娘“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至情,也以感受昆曲那优美的曲调。这些方法都可以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2、比较教学
我们还可以将古代文学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采用比较教学的方式来加深大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理解。比如,我们可以将现当代文学作品和古代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讲,学生可以清楚地了解我国文学的传承与变革。另外,如果我们将古代文学作品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较来讲授,学生就可以认识到我们民族传统文化、文学韵味的独特之处。
3、实践教学
在讲授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时候,也应该注意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毕竟教会学生某个知识不如教会他学习的方法,因此我们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这就要加强他们自身动手、动脑的能力。关于实践能力的培养,可以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首先是课程论文的形式。写论文是文学课程考察学生动手动脑实践能力的最好途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把写论文的方法传授给学生,如何选题、查找资料、提出创新点,以至最终完成论文的撰写,让学生在课后按照一定的步骤完成相应的论文,这个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会让学生在自己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对于所研究的对象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不仅如此,今后在对自己感兴趣的其他作家作品进行研究的时候,也可以利用所掌握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这就在无形之中提高了他们的实践能力。
另外,还可以采取专门的实践课程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尝试。我们设立了“古代文学专题研习工作坊”的课程,共2个学分,每周2课时。采取小班上课的形式。根据古代文学作品选课堂上教师所讲授的内容,朝纵深的方向拓展,给学生布置专题,让学生结成小组在课下根据专题内容来查资料、准备教案,并在课堂上组织教学,由教师做相应的指导。这样,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热情,并通过查资料、准备教案的过程对本专题有了清晰深入的认识。这种方式的学习效果要远远高于单凭教师在课堂上的知识传授,更提高了学生的科研能力、思考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等,可以说是一举多得。
总之,古代文学作品选课程的教育工作者们要不断地在实践中探索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提高学生的实践和应用能力。古代文学作品选的教学与大学生人文素质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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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绘画是线的艺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是线型的思维。线是一种能直抒胸臆、表现情感和体现艺术家个性特征的表现方法。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对中国绘画的影响
汉字是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和它一样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埃及圣书文字和古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早已不再使用。在现存的一切文字中,只有汉字保持着汉民族最初的文字体系,沿用至今。在蒙古族统治的元朝和满族统治的清朝,汉字都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顽强的生命力依旧保持了它的延续性,因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才得以代代相传。
汉字不仅体现了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体现出中国人掌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方式具有明确的从实践到精神掌握世界的特点,并由此与中国绘画掌握世界的方式相关联。因此,“汉字已是中国文化的肌理骨干,可以说是整个汉文化构成的因子,我们必须对汉字有充分的理解,然后方可探骊得珠地掌握到汉文化深层结构的认识”。[1]汉字创造中凝结的思维方式贯穿着我国的历史和文化,直接孕育出中国美术思维。
汉字经过了6000多年的演进,从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草书、楷书、行书,形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的最小构成单位是笔画,书写汉字时,要依照笔画的某些走向及其出现的先后次序。汉字的书写还淬炼出中国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中国书法。书法或者说汉字的最基本元素,就是单独的笔画,而书法正是利用这种纯粹的元素进行各种对比的创造性处理,如黄庭坚的《诸上座帖》(图1),满纸点画,对比强烈,尤其是长线与短点之间的处理,视觉张力极强,将对比的艺术处理推向了极致,徐渭、祝允明、王铎、傅山等其后的书法家的大草中均能看到黄庭坚的影响。
中国书法中的文字形态以点、线等各种不同的存在方式传递主客观信息,体现造型理念和审美意趣,并形成不同的感知效果。书法中的点可以分为两种形态,一种是指书写笔法中的点,其实就是点和笔划,它们在不同的位置可以有不同的写法。虽然它们在二维空间里所占的比例不大,可是笔锋要在很短的距离内做出很多的动作,所以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正如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曾把“点”比做高峰坠石,其实意思就是说“点”画写出来要具有坠石般实在的质感与坠落时瞬间的动感。还有一种“点”是指在整个空间中体量感相对于周围形象看起来较弱的形象,它可以是几个文字或者一方印章。这种点的感觉的产生是由其在所处的空间中的地位决定的。当点画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时,“点”有可能转化为“面”。书法家常常利用“点”的灵活性,在作品中充分表现自我;且通过“点”的位置、强度的设计,从而控制字体形象对视觉心理的影响。
中国绘画是线的艺术,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是线型的思维。线是一种能直抒胸臆、表现情感和体现艺术家个性特征的表现方法。线条的推移是一切书写线条都具备的运动特征,通过对线的疏密缓急的经营组织可以构成无限的视觉意味。汉字的线大多是相互穿插来形成整体,所以很容易形成一个个“回互飞腾”(项穆《书法雅言》) 、“八面点画皆拱中心”(陈绎曾《翰林要诀》)的这样一个交互性的空间,也易于和复杂的主客观事件形成同构效应。中国书法艺术正是将这些组成文字的线变成了一条条贯穿于宇宙与心灵的线,从而实现了从民族共同体的共性符号到体现个体生命的个性符号的超越。“在书法里,点线既是造字材料,又是抒情手段,是形式,又是内容。”[2]
中国书法仅用这些有限的元素,要将其构成作为对比的处理,就势必要处理好构图中各个原件和元素之间的关系,例如点的大小方圆、线的长短曲直等的控制。将中国汉字书写过程中对二维平面组成元素的探索延伸到更广阔的二维空间艺术形式――中国绘画中,在画面二维的空间中对物像的位置、比例、虚实关系进行筹划。这无疑也是一个思维过程。而汉字本身即是中国人在二维空间中对点画挑选、组合、转换、再生,使之代表一定信息的产物。中国文字拆解成笔划、点线再重新组合的这种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不会像西方古典油画那样主要是采用写实的手法,强调的是与实景的一致性,包括空间的透视、描画的细腻、颜色的配合,无一不力求准确和完美,以具体的物象使人如亲临其境,直接感受现场的气氛和情绪。
中国绘画力求以简单的线条组构出画家心中要表达的意象,它与中国独有的书法艺术同出一源,最为强调意趣和境界,注重在宣纸上所表现出来的线条的力度和美感,透过墨色上的浓淡变化,结构上的对比呼应以及点、线条等元素所表现出来的拙朴、凝重或飘逸、灵动等,既反映作者在画笔上所凝聚的功力,表达作者创作过程的情绪变化,又能引起观赏者的强烈共鸣,将观赏者的思想带进创作境界中,形成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而这种艺术思维方式在西方直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才出现。当塞尚有一天突然宣称“这个世界上的物体实际上都只是由一些基本的形体构成的。无非就是一些球体、圆柱体、圆锥体……”的时候,在远东的这块土地上这个使用汉字的民族已经默默地使用点、线这些元素自主营造了画面几千年。虽然我们无法证实西方艺术的这个划时代的转变是受中国艺术的影响而产生的,但是不同文化的碰撞会激发出新的艺术观念及表现形式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其实我们也没有证据说明“现代艺术”就一定比“古代艺术”先进,可是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每一次对古代艺术的复兴必定会给当代僵化的艺术注入新的活力。
从古至今,汉字及汉字的其他艺术形式对中国以及人类其他文明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帮助,从来没有停止过。我们不厌其烦地临摹古人的字,学习他们的用笔、结构、章法,其实也正是学习在画面上“安排”字。中国画家们一直攻画梅兰竹菊,甚至倾其一生,乐此不疲,也正是在锤炼笔墨,在“安排”画。对西方现代艺术而言,这一过程无外乎就是构成画面的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关系。
然而,汉字同样也有缺陷。哲学家李泽厚是这样解释的:“汉字的象形或形象性,不是抄录对象,不是通过感性来表达概括性的抽象……而是一种诉诸直感的形象记号。汉字具有融通性、多义性、暧昧性和不确定性。” 西方语言的书写形式是字母,字母仅仅提供表音的功能,并不表形表意,它完全割断了与视觉形象的直接联系而成为一种单纯的记录语言的符号。由于受到这种单纯的记录语言的字母符号的频繁的、广泛的刺激,西方人的大脑更侧重于语言思维。西方人擅长于语言思维,具有精准性的特点。这种思维方式的特征,也影响和制约着西方艺术。在西方古典艺术中,追求的是惟妙惟肖的形似描写。亚里士多德说:“惟妙惟肖的图像看上去能引起我们的快感。”这正是西方人的审美观。正如扬?凡?艾克的代表作《阿尔诺芬尼夫妇像》(图2),他用极其细腻的笔调,逼真地刻画人物及室内的陈设的质感、光线、透视,描绘得一丝不苟。
汉语书写符号是方块汉字。这种形、音、意紧密联系的文字,为形象思维的训练提供了便利的工具,使中国人更擅长于形象思维,而形象思维具有模糊性特征。中国人认为人类思想的最高境界是无法用语言传达的。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今本《老子》一章)、“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庄子?秋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周易?系辞上》)、“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诗品?含蓄》)等等。中国人思维方式的这种特征,也对中国绘画产生了影响,中国人在艺术上追求的不是形似,而是神似。中国艺术家往往抓住事物的主要特征进行勾勒,以达到气韵生动。
如南宋画家梁楷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的《李白行吟图》(图3),它舍弃一切背景,着墨极少,勾画有致,或深或浅,或浓或淡,简约中求变化,变化中彰显出所描绘对象诗人李白的狂放与傲然:素面仰天,情怀难释,立天地不动摇,行江河不斜视。与西方古典绘画偏重于外在现象的精确性不同,中国艺术最高境界其实是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作品能真正表现具有大美的创作者人格,方为真正的艺术。司空图在《诗品》中说“离形得似”,这正是中国艺术家们的追求。在“离形得似”这种审美追求的影响下,中国的绘画还发展出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往往将不同视域的景象经营在一个画面上,这样可以充分地表现空间跨度较大的景物的方方面面,这是传统中国画的一个很大的特点。这种构图法更符合心理的真实,是一种内在的真实。中国绘画的构图法与汉字的构形法有着相通之处。
中国的汉字渗透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并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同样,中国的绘画作为中国独特的艺术门类,也受到汉字的极大影响,我们从中国美术史上可以看到中国的文字对绘画艺术及其理论、气质、风格的全面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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