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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
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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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圣经义,从各个方面都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西方社会的各方面,都包含《圣经》的影子。本文旨在从亚当这一人物形象对美国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方面,来论述圣经对西方文学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三个部分:圣经的经典人物场景、亚当在文学作品中的印记、为什么作家热衷于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论文关键词:圣经亚当新亚当
圣经是西方文化的精神代表,对西方的文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了解圣经,认识圣经,从整体上把握圣经的脉络,这对我们认识西方文学有着重大的作用。
西方世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人们的整体价值观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从整体上看,其文化核心与信仰根本还是圣经。在西方,各种文学创作都与圣经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由于读者不了解圣经的故事,体会不到作家在作品当中的良苦用心,造成文化隔膜。
1《圣经》中的伊甸园,亚当和夏娃
《旧约·创世纪》中记载了伊甸园、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按《圣经》的说法,人类是这个世界的管理者和支配者。亚当的含义是“人”,夏娃的含义是“生命之母”。上帝在东方的伊甸,为亚当和夏娃造了一个乐园。后来,撒旦引诱他们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上帝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
而被文学家所青睐的正是这些意蕴深远的人物。在文学作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亚当、夏娃、耶稣、撒旦、亚伯拉罕等人。他们的故事往往能激发作家的丰富想象力,从而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而新颖的主人公形象。其中,较为突出的就是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所创造的“新亚当”形象。
2亚当在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作品中的印记
在美利坚民族形成和美国建国的过程中,圣经深刻影响了来自英国的清教徒对美洲大陆的设想和规划。他们用圣经中的词语,把海外移民的行为神圣化。十九世纪美国的飞速发展,激起了人们建立伊甸园的构想,于是,这给美国文学引入了~个全新形象——新亚当。
2.1开创亚当形象先河的库柏
库柏创作了著名的“皮袜子五部曲”,主要描写了森林中的猎手“皮袜子”——纳蒂·班波的一生。在《圣经》当中,上帝命亚当守护伊甸园。而“皮袜子”俨然是一个守护伊甸园的亚当。库柏曾说“皮袜子”是“具有两种生活条件的最好品质而又不走极端”。就是说,它除了具有淳朴的品质以外,还具有__文明的特征。库柏的“新亚当”虽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可以说他是库柏自己心目中美国人的形象。
2.2瓦尔登湖上的亚当
梭罗是美国超验主义运动的重要领袖。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要回到大自然中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散文《瓦尔登湖》中将自己描写成生活在伊甸园中的亚当。他号召人们要像圣经中的亚当那样,成为“大自然的一员”。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大自然完美融合的新亚当形象。
2.3作为亚当的女性——海丝特
对于《红字》与圣经关系的论述有很多,其中不乏专门论述的专著。在这里,我谨把《红字》中的主人公海丝特·白兰作为众多“亚当”形象中的一个来简要加以说明。
霍桑在对人物进行塑造方面,受《圣经》的影响极为深刻。他用隐晦曲折的手法向大家展示出一个诚实、善良的“新亚当”形象。海丝特和牧师犯了通奸罪,海丝特鼓励牧师逃走,她说:“你还可以得到幸福。”这暗示着人类虽然因为犯罪而失去了伊甸园,但是只要勇于赎罪,就能有光明的前途,重新找到失去的乐园。
《红字》这部书提出了作者所处时代的问题。而海丝特这一形象成功表现了要勇于开创新生活的意识。另外,《红字》中“A” 的记号也取材于《圣经》。《创世纪》记载,该隐杀掉兄弟亚伯,遭到流放。但是上帝在他额头上做了记号,使他免受杀害。这个记号表示此人既是罪人,又是圣人。海丝特最后变成了“能力”、“天使”的象征。海丝特是一个敢于冒犯社会道德冲破习俗的英雄,她作为“新亚当”的代表是当之无愧的。
2.4美国新形象
诗人惠特曼用诗歌呼唤着富有进取心、积极向上的亚当。读完惠特曼的诗歌,会让人有一种精神振奋的感觉,总是想着要迫不及待的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能这就是惠特曼所要到达的目的,让每个人都有激情,充满对新事物的憧憬和渴望,去开创一个新天地。
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惠特曼所呼唤的“亚当”,就是一个逐渐成长起来的美国民族的形象,是对自我的积极肯定。他的“新亚当”形象比其他作品中的“亚当”更加鲜明、富有特点。
3作家为什么热衷于使用《圣经》中的人物形象
《圣经》中的人物形象,越来越多的被推陈出新。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圣经》经久不衰,并根深蒂固的影响着美国的文学创作呢?
首先,从《圣经》的地位来看,它是__的经典教义,而美国又是一个信奉上帝的国家,几乎每个人都熟知圣经的故事。所以,对经典教义的引用,第一,可以增加文学作品的亲和性,第二,更有说服性,使大众广为接受。
其次,美国的作品中,有一些是对《圣经》中人物形象的颠覆。如马克吐温的《亚当日记》与《伊甸园的一天》等作品。这些带有一定讽刺与幽默效果的对传统的颠覆,使文学作品很有震撼力。
第三,__在美国传播广泛,其思想深入人心。十九世纪的美国作家基本上都是从小受到《圣经》文化的熏陶,这个自然会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文学创作。由于根深蒂固的__思想,使得作家的创作中总能体现出《圣经》的方方面面。
最后,从社会历史条件来看。十九世纪的美国正值发展时期。民族文学经历了长时期的酝酿,终于在十九世纪繁荣起来。
文学创作上,反映独立战争、谋求发展的题材增多。自然而然就会想到《圣经》中的经典,其中的人物形象也就这样登上了十九世纪美国文学创作的舞台。正是由于上述四个原因,让十九世纪的美国文学中大量涌现了“新亚当”的形象。我们也由这些人物中,汲取了积极健康的品质,看到了自身光明的未来。
总之,《圣经》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贯穿在西方文学史的整个过程当中。《圣经》为西方作家提供了大量的素材、人物形象、语言风格和艺术技巧。《圣经》塑造了西方文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内涵,在他们的文学创作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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