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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作为中国乃至世界20世纪初颇具影响力的乡土作家,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是他生命的起点。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湘西世界”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内容提要:沈从文是近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创造了一系列的小说,为读者创造了特异的“湘西世界”。本文试从沈从文的小说入手,分析与现代都市文明世界迥异的“湘西世界”的人性美、自然美、民俗美以及湘西的变,来揭示沈从文小说中“湘西世界”的特色。
关键词:湘西世界 人性 自然 民俗 变化
沈从文是近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生于荒闭而美丽的湘西凤凰县。自小谙熟沅水流域的乡风民俗,爱乐哀愁,形成了他笔下独特的湘西边地风情。他的创作以小说为主,其中表现湘西人性世界的作品主要有《萧萧》、《柏子》、《三三》、《贵生》、《雨后》、《媚金・ 豹子・ 与那羊》、《龙朱》、《边城》、《长河》、《阿黑小史》等。可以认为,湘西多山多水的地理环境,民族聚居、较为落后的社会环境和作者复杂的家族背景和人生经历,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湘西世界”。
一、 原始健全的人性世界
在沈从文的笔下,湘西是飞扬着灵气的圣地,持存着未受现代文明熏染的真诚、朴实、自然、强悍的人生形式。虚伪、懦弱绝对不属于这个世界,人们要笑就笑,要哭就哭。这里的人生不是由理性支配的有社会实践意义的生命活动,而是作为肉体的、有感性、有欲望、有自然生命力的人的个体存在方式与状态,就像生生不息的大自然一样,在原始、野性中充满了生命的顽强活力,寄寓了沈从文对健康、善良、美丽的人性美的深情赞颂。
天真娇美的少女和饱经风霜的老人是沈从文小说经常表现的人物形象。前者如《三三》中的三三,《边城》中的翠翠,《长河》中的夭夭,《阿黑小史》中的阿黑;后者如《边城》中的老水手等。在湘西山明水秀中,受着自然的养育,远离尘嚣。女孩子浪漫如花,清纯如水,他们的心灵没有沾染半点世俗的纤尘,诚实无邪,聪明伶俐,是人类天性的真正代表;老爷爷忠厚善良,慈爱可亲,生活的磨难并不曾损蚀他们的淳朴。
在这个世界里,不论是家境殷实的富人,还是精明的商人,都未受到商业文化的渲染,均待人以诚;不论是农人还是水手,都仁厚朴实;即便是娼妓,也依然保留着淳朴、善良的人性之光。作家对这些人物饱含感情,在回避现实生活中民生与社会窘境的同时,寄寓了作者对健康、善良、淳厚的人性美的深情赞颂。
二、 秀丽清新的自然风光
自小生活在湘西的青山绿水中,沈从文对这一片美丽的景色有着深深的眷恋。在小说中,他以饱满的情感,描绘了湘西绮丽动人的风光,这是一种虽被外来文明侵蚀但仍保存着古老原始状态的自然,镌刻着宁静、质朴与美丽,弥漫着古朴、幽静和祥和的情调,令人心动、痴迷。这里有青山绿水,有弯弯的山路,有往来的船只,有吊脚楼支撑的小镇,还有色彩鲜艳的桃花杏花,俨然是如诗如画的世外桃源。这样秀美淳朴的大自然陶冶着湘西人民,是他们完美人性的外在表现。草木、小虫、飞鸟都被赋予了原始的生命力和深深的爱与美的情意,充满了山乡远古的生态气息。
茶峒的小溪,沅水中的深潭,清澈透明,鱼儿嬉游,给人清新、舒服的感觉。再加上紫花布衣�、黄泥墙,乌黑瓦,更显环境的调和。作家笔下的湘西神奇美丽景色,营造出湘西当地人民宁静生活的理想场景,对小说人物塑造具有烘托作用。
三、 朴实淳厚的民俗风情
从童年时代受故乡山水滋润,感受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到从军流浪,目睹黑暗社会带给自然与生命的不幸,这一切都迫使沈从文必须到湘西之外的阔大世界寻求理想人生的答案,促成了他由乡村到都市的跨越。但是走出乡村来到城市,他不得不在逐利忘义、人性沦丧的都市里生存和发展。但精神世界和情感记忆又常常沉浸在古朴、纯美的乡村世界,依然执着于吟唱乡土文化的真、善、美,努力展现湘西悠久、原始的民俗风情。
在小说《三三》、《萧萧》、《秋》、《雨后》等作品中都较多地反映了当地唱民歌的风俗,使人一进入这些作品,就如同到了歌乡,领悟到一种特殊的边地风情。名歌中的情歌,健康、优美、动人,湘西人民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在其中得到了直接的表现。如《长河》中的割草青年即景生情而唱“三株枫木一样高,枫木树下好恋姣;恋尽许多黄花女,佩烂无数花荷包”。《龙朱》、《月下小景》、《媚金・ 豹子与那羊》等,都有优美、动人的情歌同人物的激情共同燃烧着。还有节令习俗,比如端午赛龙舟、抢鸭子的习俗,中秋节赏月、男女整夜唱歌的习俗,元宵节玩灯耍龙舞狮和放烟花爆竹的活动等,以及结婚的习俗等,无不显示着湘西乡情民俗的特有美色,充满着古朴而又浪漫的情调。
四、 湘西世界的“变”
任何事情都不会是一成不变的,湘西世界也不例外。当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农村,都市文明也开始进入了闭塞的湘西。《长河・ 题记》描绘了家乡的变化:“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进入湘西的“现代”二字,不过是纸烟罐头之类“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公文八股和实际世故”。青年人失去了长辈的品德,日益浅薄和只知享乐趋附时髦。作家用从“乡下随着带来的尺秤”对现代文明进行了批判,他在对田园生活和都市文明进行道德评价的基础上,把田园生活加以理想化,作为与现实黑暗相对立的武器;而当看到家乡的这种变化,理想的田园生活正在成为过去时,他感到了失望和惆怅。于是他“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我还将继续《边城》,在另外一个作品中,把最近二十年来当地农民性格灵魂被时代大力压扁扭曲失去了原有的素朴作为变现的形式,加以解剖”。
作者谈过,那个时代的湘西并不存在像边城那么美好的乡村和城镇,而作者在系列作品中构建的优美健康的人性,纯洁自然的风俗,主要是想构建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沈从文之所以热情歌颂原始性的湘西农村生活,并不是试图美化现实,粉饰太平,恰恰相反,是在猛烈抨击现实生活,感叹都市文明侵袭下传统美德的沦落。作家构建“湘西世界”,是试图要恢复湘楚文化,尤其是湘楚文化中的自然人性,来改变现实社会人性异化的现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湘西世界如果一成不变,只是意味着永远的贫穷与落后。在此意义上,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越是优美,越寄寓着作者对不断逝去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乡风民俗的怀念,对湘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祈愿,对现实社会中不断滋长的不良风气的反讽,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深深关切眷恋之情。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10
[2]沈从文. 沈从文小说习作选.内蒙古:内蒙文化出版社,2003.2
[3]吴宏聪,范伯群. 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9年2月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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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颗明星,哈代是十九世纪末英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将这两位生活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文学大家相提并论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二人都以故土故人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小说,并分别建构了各自独特的文学世界—“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不但如此,二人更不约而同地关注着新旧文明撞击下的人、社会、文化。所以,对二人进行比较不单可以分析二人作品的异同,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了解东西方作家在乡土文学这一共同母题之下不同文化心理的窗户。
综观二人的小说,乡土世界与现代都市的二元对立是其文化批判的主要模式。在朴拙宁静的乡村世界与纷繁嘈杂的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立足人性这一基点,由乡土世界观照城市,或从城市反观乡土,城与乡形成了两个独立的、被隔离的世界。尽管二人力图站在边民或村民的立场来展开叙述和描写,但实际上不论是野蛮神秘的“湘西世界”,还是封闭落后的“威塞克斯”王国,都在一种双重目光的审视之下。
具体说来,沈从文凭借着“乡下人”的高尚品德和原始生命强力,在心理上蔑视、鄙薄都市人,大力颂扬在扭曲变异的现代环境中,生活在边城的人们保留了人与自然契合的生命本质,实现了生命的自主自为。但是这种“乡下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并未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可。这样,秉持“乡下人”评判标准的沈从文就只是都市人眼中一道独特的风景而已,他依旧孤独。同时,他也发觉边城其实是一个古旧的未开化的世界,而他引以为骄傲的精神后盾在异质文明面前是如此地不堪一击。他开始反思古老的乡土文明。虽然,他清楚地知道挽救这种自然、纯美的乡村人生形态的唯一途径是唤醒沉睡中的生民们。然而,他却不敢呼唤现代文明的到来,他犹疑了,退却了。
哈代与之类似。他的一生见证了英国农民阶级的逐渐消亡,亲身感受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乡村宗法文明的吞噬。作为知识分子,他在理性上认同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认为威塞克斯被带人一种全新的文明形态是历史的进步。然而,身为乡土文明的杰出代表,他在情感上深深地眷恋着宗法制社会里的淳朴生活和传统美德。在金钱的腐蚀下,这些美好的事物或发生了质变,或走向消亡。而农民不仅在经济上陷人了贫困、破产的悲惨处境,精神世界也被无情地卷入了工业文明的体系,原有的秩序被打破,人在新旧更替的时代无所适从。如何去看待这样一种残酷的、违背人性的但却又是历史发展必然的变化趋势,哈代为此陷人了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他一生中都在寻觅理想的价值观和信仰
首先要归咎于,二人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二人集“‘乡下人”与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和文化人格于一身,这直接导致了双重价值尺度的产生。我们来看一下二人及其相似的生活经历。沈从文与哈代都出生在偏僻边远的乡村。童年时期的乡村生活既是他们文学创作素材的重要来源,也对他们的成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优美的自然。景色、闲适的田园生活、传统的风俗习惯、古老的传说故事,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的印记。成年后,他们满怀希望地来到现代都市,而都市却并未向他们张开欢迎的怀抱。生活中,他们目睹了种种黑暗、不公平的社会现状,遭到了都市人有意无意的歧视和排挤,深感与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人。于是,在内心深处,对都市生活的反感与日俱增,而对故乡和童年美好回忆的眷恋也在不断滋长。为了宣泄郁积于心头的苦闷,为了发泄对傲慢的都市人的不满,二人以各自的故乡风土为背景和原型建构了“湘西世界”、‘“威赛克斯”王国,鞭挞践踏传统、违背人性的现代文明。但这两位经过了现代知识洗礼的思想先驱也清醒地意识到,时代的车轮不可逆转,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社会的到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更不幸的是,当他们“逃回”故乡时,发现乡土社会也不是一块净土,朴素的民风逐渐瓦解,乡村居民的道德价值跌落,到处都是丑恶的现实,坚守乡土的理想随之破灭。于是,他们始终在都市与乡土之间摇摆不定。
此外,当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发生变更,人们就被迫遵循新的标准来重新评估自身。可当新的价值标准的根基尚未稳固之时,用现代知识武装起来的人们常常在接受这样一套全新的标准的过程中也萌发强烈的怀旧情绪。他们希冀在旧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中寻找到某种精神上的支撑。所以,虽然他们一次次地重复着返回故乡的精神之旅,但他们认同和眷恋的乡土世界正在飞一般地离他们远去。更让他们伤心的是,他们的思想、气质与一心向往的现代都市生活之间有着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这样一来,他们既不属于乡土也不属于都市,而是以一种边缘人的姿态远远地观望、审视这两种文化形态。所以,他们是游离、徘徊在乡土和都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精神流浪者”。
由此可见,二人在精神上都是不折不扣的“流浪者”。他们疏远和排斥以都市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也不愿亲近渐渐腐化、堕落的乡土世界。在双重的压力下,他们想为自己的灵魂找寻一片栖息地,却发现无处容身。这使得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极大的失落感,也使他们开始以怀疑的目光审视、批判这两种文化形态。这可谓是二人在文化批判中持有双重价值尺度的根源,也是二人努力营造特异的艺术世界的原动力。但回过头来一想,也只有像沈从文、哈代这样的精神流浪者,才可能创作出在文学史上真正有深度、有价值的作品。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洞察两种文化形态的冲撞给人类以及人类社会带来的改变和影响,只有他们才能清醒地在审视现代的同时又反思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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