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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民族民间歌舞艺术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课题,高校艺术教育是普及、推广及传承民间歌舞艺术的重要途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高校艺术教育对民间艺术传承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高校艺术教育对民间艺术传承的作用全文如下:
摘要:中华民族的艺术文化历史悠久,民间艺术根植于民俗、民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历史沉淀和宝贵的精神财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间的洗礼,民间艺术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同时,又日趋陷入窘迫的境地。而高校艺术教育是对文化传承与传播最好的阐释。学校艺术教育积极挖掘和整理民间艺术资源,形成自身特色艺术教育途径,使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提起民间艺术,我们可以想象到的或许是乡土文化和劳动者所创造出的艺术作品。例如:皮影、剪纸、雕刻、版画、民间歌舞等等。民间艺术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民间艺术包括民众在社会生活与劳动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和物质文化形态。如音乐、舞蹈、戏曲、建筑工艺品艺术等。狭义的民间艺术是以造型艺术为主的民间艺术。它包括民间美术、民间工艺、民间技艺等。[1]
民间艺术源于民间,服务于民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体现。现在,忧郁民间艺术建设存在诸如门类发展不平衡,门类消失、资金匮乏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民间艺术发展。首先,从事民间艺术人员的生存境遇不佳,传统民间技艺行业费时费力,还需一定得悟性。许多传统技能和民间艺术濒临失传甚至绝迹。其次,研究人员和经费短缺制约民间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因民间艺术团队的演艺人员普遍工资低,年轻人对这一行业不“感冒”。严重缺乏传承人和产业后继人。另外,大量相关的民间艺术资料遭到破损,对民间艺术传承带来巨大的阻碍。最后,如今大量的民间艺术演出团专业素质不强,表演水平一般,以致艺术传承的途径得以扭曲。
1、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
目前,民间艺术正面临着一种“艺绝人亡”的尴尬境地。因为技艺“口传心授”的特点,某项手艺也就会跟随着在某个地区消失了。目前许多民间艺术例如:糖画、木板年画,皮影等民间艺术都面临着失传的境地。一方面碍于生活的压力,另一方面由于传承中缺少完整的教授体系,是的民间艺术就像无源之水,正在枯竭。民间艺术丰富了艺术世界的种类和形式,同时它也是艺术创造最宽阔的载体。从专业的角度讲,这是对艺术本身不可再生的破坏。有些艺术真的就活在老一辈人的记忆力。艺术源于生活,同时高于生活。艺术从来都是在社会广大群众中萌生,经由艺术家提炼升华而来。
民间艺术的保护任重道远,一下两点意见可作参考:(1)将民间艺术的地位提高,有些可以申非物质文化遗产。争取当地文化部门和媒体的关注、报道,取得社会关注。政府也可申请专项资金用于抢救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2)艺术可以和经济有配合的发展。结合旅游业、乡镇企业提高手艺人的收入,让艺术在实践中保留、完善。这是最根本的方法,当然合作模式还有很多,需要开发。
2、民间艺术传承是高校艺术教育的责任
面对我们丢失的优秀传统民间艺术,或即将面临失传的优秀文化,高校艺术教育必须承担这一重要的责任来保护民间艺术,传承民族文化。民间艺术的传承与艺术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民间艺术与艺术教育相融合,培养高校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修养有着不可代替的作用。艺术教育在潜移默化中就培养了学生的艺术能力和人文素养。艺术教育又是优秀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我们不能光靠专家学者去保护和传承民间艺术,更多的是靠全体的共同努力。
1、有利于传承民间艺术,保护艺术文化生态平衡
高等院校汇集了全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是教授先进文化和知识的主要平台。知识是第一生产力的是时代里,高校的责任是传承几千年的优秀文化和技术,承启未来的学术研究和知识转化生产力。同时民间艺术进入大学课程,同样是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青年学生的活力是张扬的,创新的。民族的、民间的、民众的文化在来自各地的学子的脑海汇聚、碰撞、反应、催生新形式、新内容的艺术美。高等院校应该高举民间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大旗,充分利用其人力、设备的优势,将更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保留,传之后世,呵护其萌芽开花。
2、有利于提升高校艺术教育的价值
在高校艺术教育中加入优秀的民间艺术文化,既丰富了大学生的民间艺术知识,更有助于大学生更为直观地去感受、认识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的精神实质,从根本上把握时代特征。在云南大理白族聚居地,有这两样乐器:霸王鞭和八角鼓。他们可以合着音乐在节日中登场表演。据了解,只是霸王鞭就有上百种打法(套路),每种打法少则四拍,多则三十六拍。这些民间艺术可以引入高校课程,删繁就简去粗求精后,保留原生态的舞步配合现代乐器的节奏相信会异彩纷呈。这样的舞蹈同时有助于大学生对民间艺术的认知和传承。直观地视觉冲击,亲身感受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人民的精神面貌。在当代前卫的大学生中,也许会催生符合时代脉搏的民间艺术新篇。提升社会艺术素养,谱写时代音符。
3、促进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
民间艺术作为开放的文化艺术载体,有着自身独特的艺术魅力,它的价值追求和文化内涵在不断地积淀,在现代意识和技术的不断冲击下,民族艺术需要不断进行更新与拓展。在现代艺术教育当中加入民间艺术,可以更好的让现代艺术与民间艺术进行互动。这样不但可以使艺术教育的审美内涵与艺术思维更加丰富,而且也使艺术创作在情感的抒发以及审美的表现上面有了更好地深度拓展。让现在艺术创作与民间艺术进行沟通交流,使现代艺术的设计形式更加合理化、生态化,使现代艺术的艺术形式可以更加自然、更加合理的得到发展。[2]
1、高校开展民间艺术进校园活动
不管是艺术类高校还是综合类高校,丰富的文艺生活是必不可少的。各地高校可以多开展一些民间艺术的学习的平台,吸引更多的爱好者去接触艺术,了解艺术。高校多举办一些高品位、高层次的校园文化活动。例如:艺术交流会、艺术展览、歌舞巡演等等。给学生足够的平台,让民间艺术在高校中生根发芽。
2、高校开设关于民间艺术的专业课程
我国民间艺术种类繁多,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艺术类专业学科的教学中融入民间艺术的精华进行基础教学,教师通过ppt展示,视频播放等形式教学,这样不但可以让学生对传统知识有一定掌握,同时使学生的生活充满乐趣而不乏枯燥。非艺术类高校可以开设公共艺术课程,增加学生兴趣,学生会自觉主动去接受民间艺术的课后学习。为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也使得民间艺术只是得到普及。
3、组织学生参加民间艺术活动,全面了解学习民间文艺
学校领导多组织学生下基层,下农村去采风、调研活动。多参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请当地从事民间艺术工作者为学生表演展示,也让学生亲自参与到活动当中,并且让学生发表对民间艺术的见解,主动参与到学习创作当中。为促进民族艺术发展做更大的贡献。
“民间艺术虽然表现得粗糙一些、单纯一些,没有宫廷艺术那样富丽堂皇,也没有文人艺术那样精细雅致,但民间艺术更鲜活、更质朴、更淳厚,更富有生命力。她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基础”。[3]民间艺术的传承与保护有深刻的意义,这条道路任重而道远,我们需共同不懈地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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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传统文化传承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教材中含有大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有益营养,古代汉语教学活动和教学过程也存在大量的弘扬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的良好机会。作为教师,应当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想方设法,为提高学生人文素质、提升学生人生境界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浅谈古代汉语教学与传统文化传承
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
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
(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代发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
(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
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
(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
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着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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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戏曲部分包含的精神,审美情趣,人格魅力,悲剧艺术等等,作为文化的观念层面,构成某一种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戏曲对于中国文化,意义尤其重大:不仅一般地形成中国文化的价值体系,而且最终铸成中国文化的诗性特征和人格魅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传统戏曲艺术在工科院校校园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中国戏曲它是一门综合艺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它特有精神文化对于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提升校园文化品质,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氛围,打造良好的育人环境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根据工科院校校园文化自身的特点,本文从戏曲艺术特有精神文化、高校校园文化及工科校园文化特色的三个维度,围绕如何创建特色校园文化这个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戏曲艺术;工科院校;校园文化
世界有三种古老的戏剧艺术:古希腊戏剧、印度梵剧和中国戏曲,前两种已经绝迹于世,唯中国戏曲艺术依然焕发生机。中国戏曲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壤,它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它集文学、音乐、美术、服装、哲学于一体。
中国戏曲艺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至今3000年前先秦的祭祀活动,而后经宋元发展成型,明清到达顶峰,以至于到近现代随着社会的跌宕起伏而不断发展。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在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各剧种不断兼收并蓄相互学习,剧种丰富多样各具特色。中国戏曲艺术现可查已存剧种300余种,其中京剧、昆曲、豫剧、秦腔、河北梆子等是的杰出代表。在我国各地又有根植于地方文化的地方戏曲剧种,他们也是中国戏曲艺术的优秀代表。
蔡元培先生说:“欲知明日之社会,先看今日之校园”。建设有独自特点的校园文化已经成为当下高校发展的趋势之一。高校校园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它伴随着高校的成长而逐步形成,它具有继承创新、吸收兼并等特点;它承担着引导校园成员健康发展的重担,但是当代高校校园文化中优秀传统文化的缺失现状令人着实堪忧。近年来,我国戏曲艺术不断继承创新,取得了不朽的成绩。戏曲艺术的复兴,是中国民族的文化觉醒。现在不断有年轻的大学生去接触戏曲了解戏曲,他们对经典戏曲开始有了热情,他们不断去感悟从戏曲艺术中流露出的思想境界、艺术品位、思想含量、人文意识。
每一所高校都会形成自己的校园文化,校园文化有其共性,也有根据学校的地理位置、办学特色及办学历史等原因,有其的特性。一所学校的校园文化内涵能够充分反映出该校的办学理念,当某所高校的独特的校园文化形成,校园内的每一个成员都会在它的滋养下而发展成长。将戏曲艺术融入工科高校,促进工科院校校园文化发展,它符合于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
(1)丰富校园人文精神。由于学科建设特点,理工科院校人文资源相当缺乏,人文素质教育手段单一,校园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充分发挥,而中国戏曲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的人文精神、审美情趣、哲理思想、文化品位等等,作为文化的观念层面,构成某一种文化特色的价值体系;它能够有效地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丰富校园文化中的人文精神,构建和谐的校园文化。
(2)提高校园文化品位。戏曲作为一种文人文化艺术,它一直富含古代文人所赋予的文学精神,在历史上许许多多科场失意的仕子,官场落魄的政客,常常寄情于梨园,他们豢养家班、编写剧本,他们编写的剧本拥有极高的文化水平,这些剧目暗含了作者的哲学思想、爱国情感等等,这也就是戏曲剧本的文学性质。
戏曲艺术表演形式的多样性决定了戏曲美的丰富性,戏曲演员在表演上遵循唱、念、做、打、舞五种表演手段,手、眼、身、法、步五重表演技法。在舞台上三两步便走遍天下,七八人既是千军万马,一桌二椅表现环境。戏曲艺术用虚拟化、程式化的表演形式,来进行对于人物形象的刻画、故事情节的描绘、思想感情的表达,它以语言的形式来表演生活,来自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观赏戏曲艺术,可以提升当代大学生的艺术鉴赏能力;因为戏曲艺术的抽象、写意、程式化的表演耐人寻味,这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表演的核心,它也有助于提高高校校园文化品位。
(3)塑造高尚的道德情操。戏曲艺术作为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反应,它的艺术是来源于生活,把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主流思想揉纳于其中,强调对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的宣扬教化功能。我国古代戏曲家李渔所著《闲情偶寄?词曲上?结构》说:“故设此种文词,借优人说法与大众齐听,谓善者如此收场,不善者如此结果,使人知所趋避,是药人寿世之方,救苦弭灾之具也。”它里面最核心的思想就是文以载道、助成教化。
明代著名戏剧家汤显祖所著的《牡丹亭》,它被称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它也是中国戏曲史上浪漫主义的杰作,剧本中通过男女主人公的荒诞、离奇的爱情故事表达了作者对于追求个人幸福、呼唤个性解放、反对封建制度的浪漫主义理想。当然,戏曲剧目中也有色情、迷信、封建等落后低俗的内容存在,这就需要继承者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将优秀向上的戏曲剧目传播到高校校园。
戏曲通过在通过舞台表演的方式将故事情节展现给观众,使观众在视觉、听觉上感受到强烈的冲击,在欣赏高雅艺术的同时接受了爱国主义、传统文化等方面的教育。
湖北理工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工理结合,工、理、经、管、医、文、教、艺等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省属普通本科高校,坐落于青铜文化发祥地的黄石市。为了引领青年学生提高审美修养、提升精神境界、丰富校园文化氛围,为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奠定基础。湖北理工学院在近几年的校园文化艺术节中增加了“国粹生香”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由校团委主办、艺术学院协办。就组织几次传统文化进校园次活动,笔者感悟良多,下面就其主要几点与读者共议之。
(1)突出特色,小型多样。抓住戏曲艺术中心,不定期开展活动,就活动类型来说有讲座、文化沙龙、演出等形式;在为期3个月的活动周期里,共组织活动8次,近3500余名学生与民族艺术零距离接触。活动内容不仅仅有京剧还有昆曲、湖北大鼓、汉剧与阳新采茶戏,这既体现了戏曲艺术的高雅性、多样性还体现了戏曲艺术的本土性。
(2)合理安排,内容创新。在主题讲座中邀请专业老师与学校戏曲爱好者共同主讲,为了能够调动现场气氛,讲座融合了现场化妆、实时表演、服装道具展示的形式,将戏曲的幕后工作搬到了台前,使得讲座与表演有效地融合在一起,增强了讲座的感染力。现场气氛高涨,无一人中途退场。
(3)利用社团,培育文化。高校学生社团是培育校园文化的主要阵地,也是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为了让民族艺术永存于校园,学校还成立了戏曲社团――湖北理工学院京昆研习社,开展戏曲社团活动也是进行戏曲艺术进校园的一种实践方式。
开展戏曲艺术进校园活动有效地加强了传统文化载体建设,广泛开展校园传统文化展示、学习与体验三个层面的活动,把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与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紧密结合,充分体现出了“教育活动化、活动社会化、教育品位化”的特点,探索出了一条强化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的新路。校园文化与戏曲艺术的互动促进了校园文化的发展,也激发了大学生的创造力,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增强了学生的人文素质,弥补了传统的工科校园文化中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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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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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音乐文化审美观念中,往往将音乐与道德关联起来。最早可追溯至音乐美学萌芽期,这一时期为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春秋时期,这时社会为大变革阶段,音乐实践也随之发生着改变,音乐由经验逐渐上升为理论,人们对音乐的优劣、美丑也有了最初的评判标准,最常见的审美标准为“平和”、“和平”,将“德音”(表现德行的音乐)视作最好的音乐。儒家音乐美学奠基人孔子的音乐审美思想为“尽善尽美”,其中,即对美和善进行了区分,同时又肯定了美与善的相互补充后的“美善统一”,将其视为最完备的音乐审美标准。孔子在对《韶》乐进行评价时,认为《韶》乐不仅具备美的形式,同时包含善的内容。孔子将善与美看作音乐艺术的最高形式,而儒家音乐美学观念的成熟则来自于荀子,荀子认为人的善是后天习得的,恶则是生来俱来的,他从功能的视角对音乐中的美和善作出了肯定,荀子认为音乐“善民心、感人深、移风易俗”,并将其看作“治人之盛者”。荀子主张用道德引导人们欣赏音乐,可带领人们感受音乐之美与善。在儒家的音乐审美观念中,强调的是音乐的教化效用和社会功能,然而“美”属艺术,“善”为道德,音乐中要想达成“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有赖于音乐结合文学的声乐形式,这是由于歌曲中的歌词能限制其中的道德内容。而声乐则是“美”与“善”结合后用以教化引领人们的最佳方式。在古代,音乐往往带有“教化”“、引导”等功用,因而在其审美观上便显现出浓郁的政治色彩。另外,声乐艺术作为抒情性较强的艺术门类,其抒情性即反映在音乐之中,同时也表现于歌词之中。声乐作为抒发感情的重要艺术形式,若完全受缚于“礼”,则在一定程度上有悖于声乐艺术本身的艺术特征。因此,声乐艺术应伴随着其发展在“美善合一”的基础上,被赋予更多内涵,使其更加符合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声乐艺术的审美追求。中国古代文化较为重视“美”与“善”的统一,往往将对艺术的审美与欣赏视为教化引导、塑造人格的修养之道。千百年来,这种“美与善”始终影响着声乐艺术的审美观及其发展,成为声乐审美观的重要体现。
和谐是美的最高理想,是艺术的共性。在艺术的创作和对艺术的欣赏上,中国惯于利用艺术显示主体的心理和谐,从而达成对人格的塑造,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沟通。同时注重审美主体的心理体验与艺术本身所传达的意境美,进而浸润影响审美客体。从古代开始,中国的艺术便注重和谐统一,要实现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间的诉诸和谐,古代儒道互补正是力求达到人与自然、社会之间和谐统一的美学实践。音乐是文化与自然的和谐产物,儒家文化非常注重音乐对和谐起到的积极作用,以“礼”将人的情感和行为方式纳入道德体系,以“乐”将“礼”转化为君子的文化审美和价值取向,从而实现心理与精神的和谐。这一礼乐思想将礼乐融入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之中,使之成为指导现实的行为规范。儒道皆以中庸为最高标准,古典艺术中较为重视人格与伦理的和谐,进而实现了礼乐协调,构成了和谐的传统音乐风格,同时影响了历代声乐艺术审美观的发展。
儒家认为,音乐应平和、淡泊,道家主张恬淡、无为,认为音乐应是“淡兮其无味”。儒道所提倡的人生哲学和审美观念,影响了琴歌的艺术风格,形成了后来阴柔空灵的琴乐风格和飘逸淡雅的琴歌特色,使得琴歌琴曲多为曲淡节稀之风,琴歌旋律质朴、节奏平缓、恬静淡雅、气疏韵长,没有复杂繁琐的音乐表现手段,仅以简洁的音乐语言,清淡的旋律节奏寄托思想情趣。例如,司马相如的《凤求凰》正是琴歌的代表之一,运用骚体中参差的句式、清丽流畅的文辞,自由的音乐节奏,简淡清雅的旋律,细腻深刻的感情,整体风格自然淳朴,将爱慕思念之情进行惟妙惟肖地刻画,将爱恋之心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还有刘禹锡《竹枝词》流畅清美,曲调自然恬淡,意境深邃悠远。纵览历代琴歌不难发现,这些琴歌皆是以简单质朴的音乐语言倾诉深远的思想情感,展现的是古代声乐清新淡雅的艺术风格和艺术神韵。中国艺术为抒情的艺术,古典诗歌、戏曲等皆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通常与意境美紧密相连,因此,往往将有无“意境”作为中国艺术的衡量标准之一。在中国诗歌中,情景交融是重要的表现手法,是创造意境美的重要因素。在文学艺术上,便形成了一种诗化的美学风格,造就了传统艺术中含蓄的意境美。这种含蓄的美感要通过欣赏者对美的体味与想象、思索来获取,这种想象是艺术的想象,对意境、神韵的向往和追求,在这种意境美的影响下,对声乐艺术清雅简淡的审美追求成为音乐艺术的又一审美方向。
中国的声乐艺术有着悠久的历史积蕴,成熟的唱功技法,丰厚的理论知识,在传统的声乐宝库中有很多关于歌唱规律的见解,其中对行腔吐字的归纳成为声乐艺术的又一美学特色。“韵味”是中国传统的一种美学概念,这种美学概念,既指艺术中美的境界,又指审美欣赏中的审美感受,能激发情感共鸣,获得美的感受。歌唱是音韵美的最佳体现形式,汉语自身特点也形成了歌唱中特有的行腔咬字,在中国的声乐理论中尤为讲究“韵味”的生发。韵味成为声乐作品中独特的艺术表现力,有韵味的声乐艺术才能引起音乐上的共鸣,加强音乐表情,激发音乐感染力。韵味作为特殊的美学特征,广泛地体现在中国传统的诗歌、戏曲、曲艺之中。从宋代南戏到明清传奇,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到戏曲的创作之中,这些创作不仅对文辞、格律非常考究,更看重其中的音韵与意境。文人创作后经艺人编演,在历代戏曲艺人对唱本、剧本的二度创作中,将生硬的文辞、格律进行打磨。使后期的戏曲作品更显光彩熠熠。艺人在演唱过程中也更加追求自然、生动与深远的韵味。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曲艺的演唱与创作从未因历史的发展以及时代的变迁而忘却对“韵味”美的追求,这种追求在对中国戏曲一代代的传承中保留,并成为窥探声乐艺术的重要美学观念,中国观众也将声乐艺术中有无韵味作为评判声乐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在中国,汉民族语言最讲究声调和韵,这种特性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语言的音乐美,尤其是曲艺,戏曲产生之后,则更加细致地挖掘出了其中表情达意的功能,其中的音乐性和表现力尽显无疑,使演唱艺术可以利用这些优美的语言、多变的节奏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情感变化,更大程度上地展现了音乐的美,同时促进了声乐艺术的发展。中国的曲艺、戏曲基于民歌演化而来,同时长期的露天表演,要求表演者在演唱时要将声音尽量送得远,咬字要更加清晰,因此,在演唱时则要注重字的声、韵、调等,从而使中国的声乐演唱更具韵味,也更具特色。近现代以来,从20世纪40年代的秧歌运动,到以《白毛女》为代表的新歌剧的到来,中国歌剧创作逐步繁荣,并滋养了大批声乐艺术家,为中国当代声乐艺术的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一代代歌唱家在声乐艺术的舞台上脱颖而出,当代声乐艺术开始继承和发展,同时在字、声、情上也从未停止对“韵味美”这一声乐艺术审美观念的追求。
美依存于社会,并在社会中深化发展,每一种审美观念都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沉蕴积淀,而任何一种审美观念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中华民族特殊的文化发展历程,造就了以价值观念为基础,以民族文化为核心的审美体系。将声乐艺术放置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大视域之下分析探究其审美观念,充分遵循了声乐艺术的历史发展特性,深切体悟到声乐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的“美善合一”“、和谐统一”“、清新简淡”“、韵味美”决定了声乐艺术以简单的音乐语言、和谐的艺术思想、字里行间、行腔咬字的韵味,呼唤人们对美的尊崇,对善的向往,实现美与善的统一。在以传统文化为视角,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声乐艺术审美观的探索中,声乐艺术开始逐渐完善其以美学概念为基本特征的声乐审美理论体系,不断满足大众对音乐艺术的审美需求,促进声乐艺术的前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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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三国演义》里将关羽塑造成为一个忠义仁勇的武将形象,出场时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打造兵器后参加镇压黄巾起义的战争中,而后虽然与刘备东奔西走,颠沛流离,但仍能斩将杀敌,大显神威。在传统戏曲中,关羽属于”生“角,脸谱也非常有特色,面生七痣,眉心中间三粒,鼻子左右各两粒;七粒朱砂痣,红似点血,因此显得格外威风。以关羽为主要角色的京剧故事有《斩熊虎》、《桃园三结义》、《温酒斩华雄》、《虎牢关》、《屯土山》、《月下斩貂蝉》、《过五关》等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论文范文:关羽崇拜的塑成与民间文化传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神明崇拜指由官方和民间组织、个人举行的对神明的崇把、礼拜等仪式行为。对于神明崇拜象征的形成、发展和变化,研究者多从历时、共时的角度强调这种仪式行为及相关神话、象征在时(不同时期)、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方面展现的不连续的形态。他们强调不同时期、不同阶层的人崇拜诸神的实用功利动机不同,对诸神象征的没释也不同。华琛(James L.Watson)对天后的研究,即认为女神天后貌似统一的象征性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不同社会组织之崇拜天后的重大差异。。过分强调崇拜者的实用功利,有将宗教史研究减化、归结为心理学研究的危险。
本文希望通过对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个案分析,考察神明象征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及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笔者认为,神明崇拜的发展和变化,不单有因时因人而异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它内在本质上的连续性:从象征包含的意义上说,神明对于社会群体的意义虽有一定差异,但是其中的连续性缕缕可辨,这构成了杜赞奇(Prasenjit DMara)所说的“语意链”(semanticchain);从发展过程看,诸神崇拜及相关神话、象征存在于文化传统的发展河流之中,前者发展受到后者的制约,文化传统一旦形成,就有可能影响到社会各阶层,成为一套社会共享的文化资源,从而有可能造成神明象征在时空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连续性、共通性。因此,在神明象征的发展过程中,连续性与不连续性共存。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乃是吸取了上层士大夫文化的因子塑成的;这种经重塑的关羽在明清时期渗透到民间社会和士大夫阶层,成为官方和民间塑造关羽崇拜的重要文化资源。正因为如此,官方把典和民间崇拜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一致性。
一般认为,关羽显灵开始于隋朝“。但现存较为可信的资料记载的大都是唐人对关羽的崇拜情况。唐末范掳《云溪友议》即云:“蜀前将军关羽守荆州,荆州有玉泉伺,天下谓四绝之境。或言此词鬼助土木之功而成,伺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因此,比较稳妥的说法是,至迟在唐代,关羽已为人所崇奉了。
关羽在民间的最初形象,是以凶悍可畏为特征的。《云溪友议》称:“(荆州玉泉)词曰三郎神,三郎即关三郎也。允敬者则仿佛似睹之。绍侣居者,外户不闭,财帛纵横,莫敢盗者。厨中或先尝食者,顶刻大掌痕出其面,历旬愈明。侮侵者,则长蛇毒兽随其后。所以惧神之灵,如履冰谷。”这是荆州一带的情形。《北梦琐言》己载的关羽亦有相似的形象:“唐咸通(860—873)乱离后,坊巷讹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恐抹。摇其患者,令人热寒战栗,亦无大苦。弘农杨砒挚家自骆谷入洋源,行及秦岭,回望京师,乃曰:‘此处应免关三郎相随也。’语未终,一时股栗。”⑥这是关中一带的情形。
这些资料说明,在唐代,关羽崇拜已经在一些地方广为流传,但民间对关羽的映象,多视之为与鬼很有联系的凶神,这一形象当是受历史上关羽勇武的形象和被东吴擒杀的经历影响的。至宋代,关羽形象已有较大的改变,但是,在某些地方仍可找到唐代关羽形象的踪迹。四川大概是宋代关羽崇拜比较盛行之处,陆游《入蜀记》即云:“雷池昭勇庙,吴大帝时折衡将军甘兴霸也。兴霸尝为西陵太守,故庙食于此。底下有关云长像。”⑦渲州亦有关云长庙,“在州治西北隅,土人事之甚谨。偶象数十躯、其一黄衣急足,面怒而多琶,执令旗,容状可畏”。这说明关羽作为凶神的形象一直到两宋之交还遗留在民间。
在官方崇拜中、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庙的配享者出现的。唐代武庙主神为太公尚父(姜尚),故称太公尚父庙。“开元十九年(731),始置太公尚父庙,以留侯张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乐之制如文宣。出师命将,发日引辞于庙,仍以古名将十人为十哲配享。”至上元元年(760),“尊太公为武成公,祭典与文宣王比,以历代良将为十哲象坐侍”。这“十哲”有为张良、田楞宜、孙武、吴起、乐毅,左为白起、韩信、诸葛亮、李靖、李勋,关羽并末列其中。关羽进入武庙始于建中三年(782),此年礼仪使额真卿奏言:“治武成庙,请如《月令》春、秋释奠。其追封以王,宜用诸侯之数,乐奏轩县。”于是,“记史馆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将凡**人图形焉”,这**位配享者包括范蠢、孙腹、廉颇等古名将。而蜀前将军汉寿亭侯关羽也位列其中。⑧至此,关羽始成为武成王庙的**位配享者之一。
不过,终唐之世,关羽在官方把典中无足轻重。至北宋初期,宋廷以“关羽为仇国所擒”,一度曾将关羽撤出武庙陪把的位置。⑦只是到北宋中叶以后,在佛教、道教将关羽纳入自身神系的影响下,朝廷才开始注意到关羽,并予以救封。至宣和五年(1123),在礼部的奏请下,徽宗方“令从把武成王庙”⑦。南宋和元代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有所提高。但总的说来,明代以前关羽在官方把典中地位较低,也不稳固,其形象受佛教化和道教化的关羽的较大影响。⑩
关羽形象一直是三国故事的一部分。据学者考证,三国故事可追溯至唐代。⑩从《事物纪原》和《东京梦华录》等书看来,三国故事在宋代已颇为流行。前者提到:宋仁宗时,“市人有能谈三国事者,或采其说,加缘饰作影人,始为魏、蜀、吴三分战争之像”⑥,而后者载徽宗时,东京瓦肆伎艺中有名为霍四究者说《三分》。⑩苏东坡也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轨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留理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顺三国故事还被改编成戏剧上演。《南村辕耕录》载有元代院本《赤壁厦兵》、《刺董卓》、《襄阳会》、《骂吕布》等名目。《录鬼薄》载有关汉卿所写剧本《闹荆州》、《单刀会》、《双赴梦》及武汉臣的《三战吕布》等名目。⑩宋末元初,在“说三分”等民间文化的基础上出现了《三分事略》(刊于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和《三国志平话》(刊于元至治年间[1321—1323])两书。⑩至元末明初,就出现了上承“说三分”与《平话》传统、并依据史书改编、摘录和复述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称《三国演义》。《演义》与“说三分”有清楚的渊源关系,《三国志平话》和元代三国戏中共约35个故事,都见于《演义》。”
从“说三分”至《三国志平话》再至《三国演义》这一传统中,民间艺人对关羽形象进行了重塑,关羽形象因此较唐有较大变化。在唐代他是一个以凶猛著称的人人敬畏的神,此时则变成广为接受的人物。宋人张宋《明道杂志》记载:“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异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轨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宋代关羽形象于此足见一班。
宋元时期民间对关羽形象的重塑可用“儒家化”来概括。陈寿《三国志》中的关羽可说是名将,但说到忠义,他却曾为敌国所俘,说到神勇,他却失之鲁莽傲慢,最后不得寿终。历史上的关羽虽非文盲,但大概也识字无多。《三国志》本传没有关羽读书的记载,只是裴松之注引《江表传》云:“羽好《左氏传》,讽诵略皆上口。”④而宋代“说三分”继承、发挥这一说法、创造出关羽讽诵《左传》、秉烛夜读的形象,从而为关羽忠义的形象作了一个注解,进而将之塑造成儒家的理想人格。关羽形象的塑造是以“桃园结义”、“降汉不降曹”、“漏桥挑袍”、“古城会”等一系列情节来完成的。历史上的关羽最大的问题就是曾投降曹操,《演义》却将之改编为:关羽被围困在下邱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宁肯战死,决不投降。张辽恳切地向他提出,如果猛拼一死,等于犯了三桩大罪:一是使刘备失去依靠,二是把两位嫂嫂丢在曹营无人照顾,三是不能再匡扶汉室拯救黎民。
关羽听后,沉吟半晌,提出停止战斗的三项条件:一是降汉不降曹,二是与刘备的家属一宅分为两院居住,三是探听到刘备的下落便去寻找。直到曹操应允了三项条件,关羽方才回下邱救出甘、糜二夫人,随曹操到达许昌。这就是著名的“约三事”。这一故事不仅抹去关羽降曹的污点,反而将关羽塑造成忍辱负重的又忠又义的人物,它还为以后的一系列故事作了铺垫:其后在“挂印封金”、“古城会”等故事中充分塑造了关羽的忠的形象,而在“华容道”故事中又突出关羽重义和知恩报恩的形象。因此,宋元“说三分”传统对关羽塑造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关羽 —原有“勇武”人格中加入“忠义”的内容。关于宋元“说三分”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清人顾家相强调理学的影响:“北宋太祖得国,虽亦非正,而诸儒辈出,修身立品,远胜前朝,(韩、范、富、欧已然,不始于皖、洛、关、闽也。)一时风俗人心,为之五变。沿及金、元,虽以外域帝中邦,而理学大昌,人存直道。”
《三国演义》自元末明初出现后,至明代中叶流传已十分广泛,对社会各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羽的忠义形象也因此深入民心。
早在明代,《演义》就对社会产生广泛影响。明人胡应鳞《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庄岳委谈下”条即云:“古今传闻讹谬,率不足欺有识。惟关壮缪明烛一端则大可笑。乃读书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盖溢胜国末,村学究编魏、吴、蜀演义,因传有羽守邱见执曹氏之文,撰为斯说,而埋儒潘氏,又不考而赞其大节,遂至谈者纷纷。”《演义》对清初统治者的影响尤深。清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都是通过它了解到关羽的形象。早在太宗崇德四年(1639),即命大学士达海译是书。顺治七年(1650),《演义》告成,“大学士范文肃公文程等,蒙赏鞍马银币有差”,据清人陈康棋《燕下乡腔录》卷十记载,清初满洲武将不识汉文者,“类多得力于此”。时人尚有清初统治者以《演义》中“桃园结义”故事蹋糜蒙古之说。④《演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影响俯抬皆是。文人作诗用典忌用小说家言,而清人作对赋诗引用《演义》者比比皆是。袁枚即举数例:
一是崔念陵赋五古责关公华容道上放曹操一事;二是何肥瞻作札用“生瑜生亮”一语;三是某孝廉作关庙对联有秉烛达旦语者。⑤其实,清人作对用《演义》语者殊不足怪,梁章矩就指出:“关帝庙联最多,世人皆习用《三国演义》语,殊不雅驯。”②章学诚也指出:《演义》“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如桃园等事,学士大夫直作故事用矣”。正因为如此,清人感叹道:“士大夫且据《演义》而为之文,直不知有陈寿志者,可胜慨叹”。至《演义》平民百姓的影响,清王侃云:“《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有关忠义者,《演义》之功也。”当时,地方戏曲“多讲《演义》,走卒贩夫无人不知三国”。时人顾家相在《五余读书厘随笔》中评论说:“盖自《三国演义》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张、孔明之为忠,其潜移默化之功,关系世道人心,实非浅鲜。”⑥
正因为《三国演义》塑造的关羽形象如此深入民心,明清时代的人,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庶民百姓,在崇拜关羽时就很容易将这一形象附加于关羽崇拜之中,使关羽神格中的忠义因素更为突出。嘉靖十九年(1540),都御史杨守礼重修宁夏总镇汉寿亭侯旧庙,他在记文中即称:“侯平生雅好《春秋左传》。盖《春秋》以尊王室,攘夷狄,诛乱讨贼,孰典庸礼为义。侯之所以拳拳于昭烈(刘备)者,良有以夫!万历年间(1573—1619)宁德知县高愈谦创建该县武庙记文中则有“秉烛一节,可对天地,耿耿射人,照耀干载,谁不钦其风而倾其义也”等语。⑥至一般平民,据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教授考察,清代以三国故事编成的武戏在鲁西极为流行,关羽等人成为当地民众心目中的主要神抵,清末义和拳对此即多有借鉴,许多拳民在降神附体的仪式中都自称关公。
随着《演义》及其塑造的关羽形象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的地位在明中叶以后发生了较大变化。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即效建关庙于金陵鸡笼山之阳。永乐帝迁都北京后,又“庙祭于京师”。成化十三年(1477),“又奉效建庙宛平县之东”,作为太常寺宫祭场所,每年定期于五月十三日拜祭。凡“国有大灾则祭告”。⑥但此时关羽尚无封号,真正的变化是在万历十八年(1590),该年关羽晋封为帝,此后万历四十二年(1614)再次救封。清王朝早在崇德八年(1**3)便建关帝庙于盛京(今沈阳)。匝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三十三年(1768),加封灵佑。
从雍正到乾隆年问,关羽及武庙逐渐获得与孔子及文庙相当的地位。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清廷又对关羽进行了几次加封,至光绪五年(1879),关羽封号已达二十二字之多。⑩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记典中地位的日渐提高,固然与《演义》的传播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与当时的政治危机也有相当的关系。万历以后明王朝对关羽崇拜的日益尊崇,乃是晚明社会危机四伏、王朝摇摇欲坠的一种反应;而清廷对关羽的加封和尊祟,基本上都与清朝从事的军事行动——从入关追剿农民军到平定三藩,从镇压山东王伦起义到镇压川陕楚白莲教起义,从镇压京师、河南天理教起事到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捻军起义——有密切关系。⑩因此,我们可以说,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的地位越隆,反映出的王朝危机就愈深。
伴随着关羽在官方宗教中地位日尊,它在民间也日益普及。早在明代,关庙已有“把遍天下”之说,‘其词于京能也,鼓钟相闻,又岁有增焉,又月有增焉”。至清代,关庙之多,更有“天下关帝庙,买音一万余处”⑥之说,所谓“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雍正皇帝也认为:“自通都大邑下至山颐海邀村墟穷僻之壤,其人自贞臣贤士仰德崇义之徒,下至愚夫愚妇儿童走卒之微贱,所在崇饰庙貌,奔走祈攘,敬思瞻依,凛然若有所见”。难怪清人不无感慨地说:“予尝谓菩萨中之观音,神仙中之纯阳,鬼神中之关壮缪,皆神圣中之最有时运者。……举天下之人,下逮妇人孺子,莫不归心向往,而香火为之占尽。”另外,关羽还被许多秘密宗教、结社所崇拜。应该说,明中叶以后关羽崇拜在官方把典中地位日尊和在民间的日益普及,与同期《三国演义》及相关戏剧、戏曲等民间文化对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影响是分不开的。后者不仅为关羽在社会各阶层中地位的变化奠定文化基础,而且也成为社会各阶层共享的文化资源。
研究中国宗教仪式的学者,在讨论诸神崇拜时,往往强调崇拜者自身的不同的实用功利动机。他们将宗教视为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社会组织追逐不同利益的文化工具,视为崇拜者对政治经济压力的一种回应和反击。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神明崇拜在时空中表现的不连续状态,这种解释的缺陷,在于无法解释回应和反应的“工具”是从何而来的,它也无法解释神明崇拜迅速普及的原因。显然,这种回应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是受当时作为“文化资源”的文化传统所制约和影响的。这种文化资源可能是上层文化,也可能是民间文化(在本文中,构成文化资源的是民间文化)。
作为官僚体系中的一分子,官方宗教的创立、实践者在诸神崇拜中为何和如何借用民间文化呢?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崇拜者不仅是政治人,而且是社会人、文化人。作为帝国官员,他们的官僚生涯实际上仅是人生的“逆旅”,绝大多数官员的官僚生涯并不长,他们很大部分时间(至少包括青少年和老年)都是生活在乡民社会、浸淫于民间文化中的。正是在这点上他们与乡民有了共同的文化基础,拥有共同的文化资源。而这为两者塑造各自的宗教提供了重要源泉。
从唐代至明清,官方与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实际有三个周期:在唐代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几乎没有任何接触和关系;从北宋中后期至元代官方崇拜受到了佛教化和道教化关羽的影响;到明清时期官方崇拜与民间崇拜都受到了民间文化的影响。从唐代以来关羽崇拜的发展、变化,我们看到的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逐渐走向一致性的趋势,这一趋势的形成。当与唐宋以来社会流动性日益提高有内在联系,因为它必然带来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日益频繁的接触。②明清时期,关羽不仅为王朝所推崇,成为国家保护神,同时深入民间,成为财神、行业神和聚落保护神,而且为秘密宗教、结社所尊崇,而王朝、民间社会、秘密社会崇奉关羽的原因,基本上是由于关羽忠义神武的神格。如此之高的一致性,乃是由于这一形象基本上来自共同的文化资源——宋元民间“说三分”的传统。由此我们注意到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
文化史讨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问题。英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认为,1792—1832年间英国工人阶级意识的出现,是对政治经济压力的反应,但这种反应并不是对统治阶级文化思想的反映,而是受到一个更长远的“道德文化”或者“小传统”的影响的。⑥笔者引出汤氏的观点,并不是要重申民间文化的重要性,本文对关羽崇拜发展过程的分析,也并非想强调民间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
事实并不那么简单。象宋元民间文化塑造的关羽形象,虽然对于明清时期的官方崇拜有很大的影响,但假如宋元讲史和演戏传统在塑造关羽形象时没有吸收正统的忠义观,那么它的影响力或许会大打折扣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关系(或者说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纯粹单向的流动,正如俄国中古史学家古列维奇(Aron Gurevich)对欧洲中古前期和盛期民间文化所作的精辟分析和意大利史学家金兹伯(Carlo Ginzburg)对一桩异端审判的研究中显示的,上层文化与民间文化、统治阶级文化与被统治阶级文化之间,实际上有循环往复、互相影响的关系。
由官方、民间的关羽崇拜和民间文化对关羽形象的塑造,我们还注意到传统创造的问题。传统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存在或快或慢的创造过程,不同时代都有自身创造的传统。不同的传统,变化的节奏不尽相同。有的节奏较快,阶段性较明显(如官方的关羽崇拜),有的则比较缓慢,并且在交替过程中出现交叉,阶段性不明确(如关羽的民间形象)。正如关羽形象的发展中显示的,在传统创造、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有连续性,亦有变异性,传统本身往往就是由新旧因素层层累积叠加而成。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正统文化与地方文化、大传统和小传统的关系时,不能将文化传统视为静态的一成不变的东西,而要在动态的过程和具体的环境中去把握各种文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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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设计受国际化趋势的影响和现代新媒介新技术的挑战与西方强势文化的侵蚀,在中国年青一代设计者中存在一种轻浮的"时尚"之风,认为在设计创作中追求"新、奇、怪"即为"时尚"。盲目的"拿来主义"借用西方形式之风盛行。如何在艺术设计中加强民族文化的教育提升设计中的民族文化内涵,如何继续和发展民族文化将是艺术设计工作者应该深刻思考的问题。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产品艺术设计中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产品艺术设计工作来讲,将民族传统文化元素融入到产品设计之中,不仅能够吸引到消费者关注的目光,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艺术设计取材范围,推动艺术设计工作更好地前行与发展。然而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渐增强,追求“新、奇、怪”逐渐成为了一种艺术设计风尚,严重阻碍了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的传承与弘扬。
前言:民族传统文化的弘扬与传承,不仅是产品艺术设计工作所肩负的重任,同时也是中国产品走向世界,占有更广阔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针对当前产品艺术设计工作中过度追求“时尚”而忽视民族传统文化因素的情形,本文将选取服装、剪纸、装饰、彩绘泥塑等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揭示上述产品在艺术构思与设计工作中凸显出的民族传统文化元素及风格,以从中探寻有益设计经验,更好地服务于产品艺术设计工作。
(一)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缺失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互联网技术的推广使用,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流已经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各种新技术、新理念、新思想不断涌入,对于我国传统文化风格在产品艺术设计中的应用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审美观点和喜好,传统的民族文化元素及风格遭到了极大的践踏。例如方力钧在北京郊区圆明园画光头肖像和王广义在武汉画工农兵加可口可乐的作品,在其中并没有凸显出中华民族的传统认为精神及文化理念,反而充斥着一种浓厚的金钱意味,如果没有广泛的受众群体所欣赏,则该种迎合西方意识形态的艺术创作及产品,其生命周期必然不会长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产品艺术设计工作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荼毒,使得追求“新、奇、怪”成为了艺术设计的新风尚,对于传统民族文化风格则嗤之以鼻,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必将遭受到世人的唾弃。我国知名学者河清在对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办馆思路与当代艺术现状做出深刻反思之后提出了自身的看法:产品艺术设计涉及到了我国的文化主权以及审美主权,奇怪的建筑不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之上。而在艺术设计工作上,该看法同样适用。只有保持鲜明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才能够真正体现出产品设计的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为世人所欣赏[1]。
(二)民族传统文化风格未能有效体现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之所在。所以在产品设计上应当着重凸显出出来,最大化挖掘产品本身的社会价值。以坐落于北京商务中心的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为例,其所采取的独特结构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争论。核心争论点即在于该建筑是否与我国传统文化风格相匹配,还是为了哗众取宠而特立独行[2]。所以该建筑在网络之中则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之为“大裤衩”。2014年英国《金融时报》曾作出过这样一个调研,从全球范围内选出人们身边最想拆掉的糟糕建筑,中央电视台总部大楼赫然其中。而针对该建筑,来自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民革中央委员、民革清华大学支部主委的王丽方做出了牺牲掉了建筑所有的好处,全心全意在搞怪形状,代价很大的评价。本文在结合了上述专家教授的意见并结合所研究的文章内涵,认为王丽方所言的“代价”主要是指为了迎合现代审美理念而牺牲掉的民族文化风格,使得该建筑在世界建筑史上毁誉参半。因此,就产品艺术设计工作而言,如何将其所包含的民族文化风格凸显出来,从而形成自身的独特气质,才是其经久不衰的秘诀之一。
(一)服装类产品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
作为丝绸文化的巅峰之作,宋锦自身不仅具有宋朝以蚕丝为加工原材料的经纬线同时显花的特色,同时其充分包含了低调、内敛、不奢华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风格,使得宋锦成为我国“锦绣之冠”[3]。鼎盛公司依托丰富寓意的宋锦并结合现代审美观念研制而成的“新中装”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国内外业界的高度关注,成为了2014年11月APEC峰会上各国领导人的主要着装。之所以“新中装”成为了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的代表作品,就在于其在设计过程中充分参照了东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将低调、内敛的风格融入到了产品之中,使得市场上的消费者能够从中体验到民族自豪感,并在购买该产品的同时,大力推广了宋锦文化、丝绸文化。因而,低调、内敛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成为了“新中装”的一张匠心独具的“名片”,为世界人们更好的了解到东方古国璀璨的历史文化及民族品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新中装”的成功,也为我国服装产业实现健康有序发展,赢得更广阔的市场空间提供了一条全新发展思路。
(二)剪纸类产品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
剪纸作为我国一门流传已久的手工艺品,无论是在创作还是在设计之中均凸显出了浓厚的“浑然天成”、“物我不分”的传统民族文化艺术风格。关中剪纸作为我国剪纸产品中一个独特的流派,在岁月长河中逐渐将儒家、禅宗理念,通过我国特有的思维方式融合在了剪纸艺术之中。例如:具有浓厚原始生殖崇拜风格的鱼、蛙、鸟、鹿、莲、牡丹、石榴、笙纹饰符号与具有典型农耕文化的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八宝、八仙等纹饰符号有机结合,在艺术家灵巧的剪刀下,形成了一幅幅呈现出“浑然天成”风格的剪纸作品,将封建时期的历史文化推向了一个更高的层面[4]。而“物我不分”得民族文化风格则体现在了剪纸作品与花窗、门、挂落等装饰构件的和谐统一上。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文化中存在着崇尚自然的思想,在该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下,剪纸艺术家特别重视整体、和谐、相对、转化理念的运用,通过寓意丰富的剪纸作品来将各种装饰构件相整合,使得剪纸作品本身是一种艺术形式,与周围物品又构成了另一种艺术形式,二者互相转化。物我不分,让人徜徉在民族文化之中而不可自拔[5]。
(三)装饰类产品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
装饰类产品的范围比较广泛,除了传统的花窗、门、挂落等装饰构件外,还包括绿色植物及盆景,以及其他具有装饰作用的产品。以卷轴类装饰工艺品为例,其最初乃是字画所用,既利于保存,又方便悬挂。现代产品艺术设计者在充分探寻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世界其他民族文化之间所具有的风格差异性下,秉承着“立足中华,面向世界”的传承发展理念,将现代产品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设计出了结婚照卷轴,引起了众多消费者的热捧,在婚礼仪式上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6]。因而,“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风格完美的体现在了该艺术产品之中,并且成为了当前该艺术品的一种独特风格。而作为一个产品艺术设计工作者来讲,在尊重民族艺术风格、审视华夏民族历史与文化基础上,反映出现代人对于时尚的追求以及美学思想与设计理念,不失为古典与现代融合演绎的一种设计思路。换而言之,立足于我国积淀的历史文化,兼容并蓄的囊括世界先进的主流文化与时尚元素,从艺术品之中凸显出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文化风格,才是艺术设计工作返璞归真之所在。
(四)彩绘泥塑类产品的民族传统文化风格
华夏民族古老的五色观艺术风格从其诞生伊始就一直影响着我国手工艺制品的传承与发展。以陕西凤翔泥塑艺术品为例,其所运用的各种色块以及纹样具有着自身特定的寓意,人们能够从该艺术作品中感受到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以及民族文化风格,更好的为消费者提供了视觉盛宴与享受。在凤翔泥塑工艺品中,绿色代表着万年长寿之意,而红色则寓意着一年四季红红火火,石榴则象征着多子多福,艾草则意味着驱毒辟邪之意[7]。五色观艺术风格,与人们当时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以及人生感悟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具有着直接的关联性,通过上述色块及纹样的有机结合,展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内心之中的心理活动、丰富的情感体验,以及对于理想的歌颂,朴实无华却又乐观向上的浪漫情怀。并且通过实体化的工艺品凸显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意识,将伦理化色彩融入在艺术作品之中,有效的激发了人们对于观念性含义以及民族历史文化内容的领悟与把握之情[8]。
结论:综上所述,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的缺失及为能够得到有效的体现是当前艺术设计工作中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针对此种情形,本文从服装、剪纸、装饰、彩绘泥塑产品中深入挖掘了其中所蕴含的低调与内敛、“浑然天成”和“物我不分”、“有容乃大”、五色观民族传统文化风格,对当前产品艺术设计工作做出深刻反思,以实现正本清源,传承与弘扬良好民族文化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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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大辞典》对“少数民族原始社会形态教育”作了这样的解释:“在少数民族原始社会,人们还尚未从生产生活过程中完全分离出来,那是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职教师,“社会即学校,长辈或能者即教师,各种知识互相交织,包罗万象,呈现教育社会性;全社会成员一律平等,不分男女老幼,聪明愚笨,均有受教育权利,表现受教育的全面性……”即使在当今我国苗族地区,社会教育依然是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
苗族是一个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许多丰富多彩的苗族传统文化都是通过社会教育的方式来完成的。我国苗族地区社会教育的基本形式主要是人们通过举行祭祀、婚庆、丧葬、集会以及节日等集体活动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这些集体活动积淀和熔铸了苗族的历史传统、宗教信仰、伦理规范、民间习俗等文化内涵,是苗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通过举行上述原生态的社会集体活动,将参与者带入苗族传统文化的浓厚氛围中,让他们在这种原生态的社会集体活动中学习和领悟本民族的传统文化。
第一,生存技艺教育。在古代苗族社会,苗族先民主要以粗狂的农耕生产为主,辅之以采摘和狩猎维持生计。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苗族先民社会教育的内容便是传授生存技艺,教育方式主要表现为苗族老人在带领年轻人进行农耕生产、制造工具、采集野果以及狩猎等过程中,向他们传授苗族社会基本的生存技巧和经验。
第二,民族历史教育。苗族历史是一部艰难的迁徙史,追溯民族历史、探寻民族由来不仅是每个苗族个体的心理需求,而且更是苗族人民进行历史教育的重要内容。在传统苗族社会,茶余饭后,苗族小孩经常围坐老人旁边,聆听他们唱说苗族古歌或讲述神话传说,每一次闲聊都将是苗族小孩的一次生动的社会教育课。
第三,行为规范教育。苗族往往聚族而居,一个家支或宗族多居住在一个村寨,一个或几个村寨组成鼓社。在传统苗族社会,苗族人民以鼓社为单位开展各种集体活动如集体劳动、集体祭祀、集体节日等。每一种活动均由知晓苗族习俗的理老主持仪式,宣讲各种宗法礼仪。每举行一次活动人们都会从中受到一定苗族传统礼仪的熏陶,这对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具有重要作用。
第一,开展民间文化活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社会即学校”、“生活即老师”是民族地区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动概括。在利用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苗族传统文化方面,贵州苗族地方政府曾做过多次尝试。例如 2002年,贵州省台江县县直属若干单位与县境内一个乡镇或村组成苗族文化俱乐部,请苗族歌舞教师指导,每逢周末轮流在县城秀眉广场开展唱苗歌、跳苗舞活动。苗族文化的真正继承者是当地普通苗族群众,开展民间文化活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有助于扩大苗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响力,实现苗族文化社会教育主体的自然生成。例如通过举行鼓社祭活动,让人们在苗族历史与文化的代言人——巫师的引领下中接受苗族传统文化的熏陶;通过举行丧葬活动,让人们与苗族巫师一道重温苗族社会的发展历史与苗族先民尊老爱幼、崇尚孝道的传统美德;通过举行婚嫁和节日活动,让人们了解苗族婚嫁习俗、节日文化等相关知识。
第二,利用民间馆藏文化宣传苗族文化。西方博物馆学者认为,馆藏文化教育的目的不在于“教”,而在于帮助观众“学”。 我国博物馆学者也肯定馆藏文化在宣传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指出博物馆是通过为观众自我学习提供服务而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静态保护,各少数民族地区都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文献资料室等。如何让馆藏文化的魅力吸引观众,满足社会需求,是当前苗族社会教育传承和发展民族传统文化必须思考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开放贵州苗族地区博物馆、图书馆、展览馆和文献资料室等苗族文化静态保护平台,适时地向当地广大苗族民众宣传苗族传统文化,拓展苗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与此同时,我们还应当充分发挥贵州苗族地区“自然博物馆”在宣传苗族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第三,借助现代大众传媒宣传苗族文化。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苗族人民既可以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网络等现代传媒工具传播苗族传统文化,扩大苗族传统文化认知主体的范围,提高苗族民众传承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极性。同时也可以通过自编自导的方式,将本民族传统文化活动拍摄成光碟,将其拿到市场上售卖,让当地各支系苗族群众以及其他民族民间文化爱好者互看互学,为苗族文化教育主体的自然形成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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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说开封是“道教”发源的圣地,是因为开封为华夏民族原始宗教道家、黄老和道教、老氏四者的传承之地,也是华夏历史文明催生的根蒂。下面就道教文化在开封发源和传承的历史情况作一些探讨:
中央元灵元老黄帝一炁天君
汉代之后道家文化在开封得到了新的发掘和传承。
1、唐代老子讲道处建有“上源驿”。汉唐时期中国政权中心多在中原西部地区,开封称作“陈留”、“汴州”。由于开封汴河是东西部水上交通的重要航道,老子大梁传道处又临近汴河码头,这里便建起了汴州最大的驿馆“上源驿”,为官方传递公文、押运物资、出巡督查等人员中途休息、转换交通工具提供便利。唐代末期,开封汴州刺史、宣武军节度使朱温曾在“上源驿”设宴,答谢帮助自己打败黄巢起义军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为其庆功接风。
朱温像
2、宋代“都亭驿”附近建有道教“天庆观”。到了宋代,“上源驿”改称“都亭驿”。“都亭驿”由宋朝功德使管辖,是周边各族与宋朝进行经济贸易、礼仪文化交流的场所,对发展宋朝与周边各族关系起着积极作用。
著名道教学者、老子鹿邑同乡、赐号“白云先生”的陈抟,是五代宋初时期一位传统神秘文化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代宗师。在陈抟以前未见有“太极图”,也未形成太极文化形态及其理论体系。自陈抟创绘出“太极图”、“先天方圆图”、“八卦生变图”等一系列《易》图,并发表《太极阴阳说》后,才有中华独有的太极文化形态和系统理论的形成,推动了宋代历史的进步,成为宋代辩证唯物论的先源。他继承汉代以来象数学传统,把黄老清静无为思想、道教修炼方术和儒家修养、佛教禅观会归一流,是中国太极文化的重要创始人和宋代理学文化的奠基人。
陈抟曾多次被宋太祖、宋太宗诏至开封咨询国是,请教道理,赐他宫院不住,偏偏住在老子讲道的“都亭驿”之地。并不因为这里接待规格多高,而是足以证明老子讲道处“都亭驿”在道教地位的重要性以及陈抟对老子道教文化的敬重。
宋太宗诏陈抟图
陈抟对道教的贡献和影响引起了宋朝对道教的高度重视,开始把道教尊为国教。公元1009年夏天,宋真宗下令天下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天庆观,供奉三清帝君。地处“都亭驿”之地的开封府府尹兼功德使,掌管着全国佛、道教行政事务和道官选授工作。于是,率先在府衙内老子讲道旧址上建起“天庆观”(今延庆观),既作为开封府崇奉道教圣地的诚意,也作为管理全国佛、道教事务的行政场所。据说天庆观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上联: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下联:德承心心承性性承气气承太极。大意:道是自然界万物遵循的规则,人是秉承自然规则的主体,体现了中国道教的基本理念。
3、元代开封全真道“万寿宫”再度兴盛。金国入侵开封导致“天庆观”惨遭破坏。公元1169年,金代道士、道教全真道创始人王嚞,道号“重阳子”,率领邱处机等弟子特意到达开封拜访老子道家圣地,并住在道教天庆观遗址一带的太宁坊王氏客店。王嚞在此创造的全真道,继承了吕洞宾等人的内丹思想,提倡道、儒、释“三教合一”,三教平等。认为道、儒、释的核心都是“道”。其宗教实践原则是“苦己利人”。王重阳引儒、释入道,力倡“三教合一”,不仅提升了道学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统摄力与融合度,更在北宋灭亡后道教面临乱世衰危中保存了中原华夏道学文化之命脉,为后世道教发展奠定了基础。
王嚞图
次年,王嚞在天庆观旧址一带无疾而终,羽化升仙。道众为了纪念他,便在天庆观旧址的王氏客店一带修建了一座道观,并用王嚞道号“重阳子”冠名以“重阳观”。
公元1233年,元代的全真教开始兴盛,按照王嚞弟子邱处机意愿,元代全真道士王志谨,道号“栖云真人”到开封主持重阳观道教事务。王志谨主张修行者首先得明自己本分事,次要通教化,尤其要在境上炼心,对境无心,不染不著,顺其自然。“人生于世,所为所作,无不报应。”他借佛教轮回报应之说告诫习道之人,要常思己过,切忌骄矜,应韬光晦迹,安贫守朴,“苦已利他,暗积功行。”他富有开拓精神,经过三十年苦心营建,使重阳观重新成为一座规模宏大的道家圣地,元帝亲笔赐名为“万寿宫”。
全真道士王志谨
4、明代“延庆观”传承至今。元末明初的公元1358年5月,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进攻开封,万寿宫在双方交战中被摧毁,只剩下一处斋堂“玉皇阁”,顽强地显示着道教文化的巨大生命力。
明代时期,“万寿宫”的南部称“大纸坊街”,北部称“馆驿街”,之间建有“大梁驿”。公元1373年,明代开封周王府开始重新在此修建道观,更名为“延庆观”,规模已大不如前。但元代所建的“玉皇阁”仍被保留下来,展示着别具一格的元代文化建筑风格。
延庆观玉皇阁图
5、开封道教中的优秀文化内涵应该得到弘扬。中国道教文化的精髓,是华夏民族朴素辩证唯物世界观的客观反映,是对“太极”理论揭示万事万物发展变化最根本哲理的一种传承方式。我们不能仅仅形而上学地将其当作封建迷信文化对待,而应该将道教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发扬光大。
据元代宰相脱脱《宋史·徽宗纪》记载:宋真宗认为道教本“唯中原有之,然不甚盛”。这一说法,从道教发源和五代时期的现实来看是客观的。我们把这句话延伸一下:优秀的道教文化“唯中国有之,然不甚盛”。这也是当今优秀道教文化传承的客观现实。
开封的伏羲皇都黄柏山、仓颉造字台、北邙山、陈留河图村、唐代“地之中”、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等人文遗存,都印证着伏羲“太极八卦图”最早发源于开封“天地之中”的客观事实。“河图洛书”图形被宋代陈抟老祖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提出了龙图三变之说,即一变为天地未合之数,二变为天地已合之数,三变为龙马负图之形,复活了象数易学及河图洛书二个图式,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新的研究成果和新的形式注释道经,对理清《周易》性质,批判玄学易经中主观唯心史观内容具有重要意义;陈抟开启的“图书”之学,成为宋学和正宗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而陈抟又曾到宋朝国都开封和延庆观一带传道、居住,如此丰富的道教人文传承为开封和延庆观提供了令人羡慕的历史文化资源。
北大寺包拯“龙马负图处”石碑图
上述分析情况告诉我们,道家、黄老和道教在开封的发源和传承,就如同“太极五行”文化、三皇五帝“天地之中”在开封发源和传承一样,从不同角度印证着开封是华夏历史文明发源和传承核心地的客观事实,提示我们:开封悠久、深厚文化旅游资源等待着人们去探索、发掘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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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保护和传承尚存的民间艺术已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共同关心的话题。民间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途径是溶入现代生活,就是说要把过去传统生活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之产生出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民间艺术;民族特性;社会环境;生命力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民间艺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无意识地成为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民间艺术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离不开孕育它的民族特性和民族习惯。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社会文化形态的日趋丰富多样和外来文化的不断冲击,我国民间艺术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大量民间艺术形式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保护和传承尚存的民间艺术已成为政府相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民间艺人共同关心的话题。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问题,一种文化形态的产生与存在是和特定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相对应的。花开花落是自然规律,民间艺术的此消彼长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常态。我国传统的民间艺术大多是农耕经济的产物,适应于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民间土壤。现代社会正向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方向疾速发展,古老的民间艺术如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生存环境,其走向消亡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以皮影戏为例,这种有着悠久历史并堪称“电影鼻祖”的民间艺术曾在我国大江南北遍地开花,长期以来深受我国各阶层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喜爱。甘肃省也曾是皮影大省,陇东、定西、天水、兰州、河西等地都有自己本土特色的皮影艺术,但时至今日除环县皮影一息尚存,其他地方的皮影大都销声匿迹。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古老的民间艺术适应不了现代人的欣赏趣味,电影、电视的普及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让现代人可做的选择太多,皮影艺术越来越显得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受到冷落也就成为自然而然之事。
民间艺术说到底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没有经济做后援,没有金钱来支撑,民间艺术要想生存下去是很困难的。甘州区乌江安镇村“狮子上缆绳”的绝技和河西地区独特的说唱艺术“河西宝卷”的濒临灭绝都与此不无关系。民间艺术如果没有人热爱,没有人来继承和发扬光大,自然会消亡。但仅凭少数人热爱是不够的,没有人来欣赏,没有人为此付钱,单靠民间艺人苦苦支撑,终归会难以为继。另一种办法是政府出面保护。但民间艺术数以万计,政府能保护得过来吗?而且,金钱不是万能的,有些民间艺术申报了“人类非物质形式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有了国家资金的帮助,按理说这种艺术的生存应该不存在问题了,但往往事与愿违,因为民间艺术还需要有人传承和延续,不像物质性文化遗产一样,是可以用金钱来维修和恢复的。
民间艺术生存和发展的最佳途径是溶入现代生活,就是说要把过去传统生活方式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与现代生活相结合,使之产生出新的生命力。其中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与旅游相结合,旅游文化产业的开发,旅游纪念品的开发,是民间艺术溶入现代生活的一大途径。江苏的周庄、山西的乔家大院的保护和开发,都是这方面获得成功的典型例子。他们把这些民间载体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出来,推向市场,不仅使得这些民族文化内涵丰厚的古镇、古院重新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同时也使得包含其中的大量民俗文化、民间艺术有了展示自身价值的舞台。民间艺术种类繁多,若想统统纳入议事日程加以保护无异于天方夜谭。这就需要将民间艺术分门别类区别对待,有些只好让它自生自灭,有些则应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特别是对那些艺术品位较高的,传统文化代表性较强的民间艺术种类,应尽可能地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和现代艺术理念将其开发成现代艺术,以适应现代人的口味,如天津杨柳青年画的再造等。我省在这方面成功的典型例子是对莫高窟壁画艺术的开发。石窟壁画艺术说起来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自从舞蹈《丝路花雨》大获成功后,石窟壁画艺术更加蜚声海内外,这对保护和发扬光大这种艺术无疑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必须看到,像杨柳青年画和莫高窟壁画这样高品位的民间艺术种类数量毕竟有限,更多数量的是散见于民间,局限于某一区域,艺术品位较低,影响力不大的民间艺术种类。这类民间艺术形式如不与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内在联系,其自行消亡的命运几乎是难以避免的。反之,某些溶入了现代生活的民间艺术则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如社火,尽管也是一种古老的民间艺术,却与现代人的生活仍然保持着紧密联系。随着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遍布全国的民间艺术非但不会自行消亡,而且还会呈现出更加繁荣昌盛的景象。
每一种民间艺术,无论其艺术品位之高低,影响力之大小,都有其生存和保留的价值,任其自生自灭是不可取的。政府作为职能部门应为此发挥更大作用。据报载,日本对我国的民间艺术十分重视,近年来一直在大量收购中国的民间艺术珍品,有的日本人甚至说,将来如果想了解中国的民间艺术只有到日本的博物馆去。这种说法尽管有些夸大其辞,但从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对本土的民间艺术的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政府出资或倡导民间出资在各地建立民俗博物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散落民间,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收集、整理、复制、影印下来,不啻为一种最简便易行的保护手段。这样,一些在民间已很难生存的民间艺术种类得以留下其历史的身影,人们可以通过参观、游览的方式继续与之发生联系,这是民间艺术融入现代生活的另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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