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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稳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也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然而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彻底从世界文明、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脱到世界格局的底端,被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饱受压迫与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代理人”的清政府仍做着他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黄粱美梦,继续实行昏聩的统治,不断盘剥、侵蚀中国的广大民众。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交错复杂的社会现实,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廷无疑成为人么内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荡涤着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解放观念与西方思想理论在这片摇摇欲坠的土地上发生强烈的撞击。
基于这样的国情与世情,为挽救民族危亡,关于解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较于改良维新派依托于统治者陈旧落后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方式,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进一步熔铸成为三民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189为昏昏欲睡、一蹶不振的社会带来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动力与曙光,其民族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与完善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理论。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复合而成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形势与革命实践不断成长、变化和完善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然而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留洋经历,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内化到其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仍在其学说中窥见一斑,尤其在革命初期体现明显。
(一)“夷夏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
“处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核心的‘华夷之辨’因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局面而基本处于隐含状态,只有在面临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华夏文化正统地位时才会脱离隐含状态而凸现出来。”〔2〕32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元朝与清朝统治时期,汉民族被蛮夷民族所统治与压迫,汉民族的正统文化受到蛮族文化的威胁与挑战,“夷夏之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强调汉族在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宣传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一些知识分子高举“华夷大防”的旗帜,期待以此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欺凌,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之下,“华夷之辨”又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初期高举“反满”大旗,在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口号,“驱除鞑虏”明确的体现出其反对清政府统治,驱除满族的思想。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明确的“反满”倾向,受到了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深刻影响,恢复汉族在政治领域及文化领域的核心优越地位,力主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在革命初期革命派主张建立十八个汉族省的中华民国想法中便可见一斑。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过程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民族主义会灭亡最大的原因归结为被异族征服。
虽然这种反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这一想法与主张也是切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势应运而生,在革命初期,向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与统治的社会大众宣传民主与革命的理念必然是在思想与情感上都很难接受的。然而,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的不断觉醒,适时的明确提出“反清反满”的口号能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点燃革命热情,为实现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以血缘关系位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
从古至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家本位思想浓厚。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便论述到“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 185他充分认识到家族与宗族主义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中国人的团结力还没有涉及到国族。正因为家族与宗族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因此孙中山意识到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在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相较于西方的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孙中山以传统宗族为连结体,实现家族、宗族向国族的国度;将传统的宗族与家族主义作为凝结整个民族的重要力量与手段,以此来树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建立民族主义。 (三)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恰切的融入其民族主义学说之中,来恢复民族地位、指导革命实践。古代先贤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的道德伦理;“兼爱”“修身、治国、平天下”与“大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较好的扬弃,丰富了其民族主义学说。
孙中山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在新旧潮流融合撞击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被保留与继承下来。“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 244孙中山强调修身、齐家,只有“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250他认为要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地位,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是必由之路。
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阶级性与妥协性,民族主义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善,从早期极端的“反满”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中逐渐抽离,提出“五族共和论”, 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并且孙中山也不断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反帝”主张,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一些年轻人受西方世界主义影响、抵触民族主义的情势下,提出要发达世界主义必先巩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肩负着“济弱扶倾”的使命,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才是真正的“大同之世”。因此民族主义有其重要作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将中国纳入到建立世界主义的核心位置中去。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结构性的交互影响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压迫、经济上进行压榨的同时,也将其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受着西方思想理论的熏染。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转折时期,对于民族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在吸收本国民族观念的同时,将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整合,探索适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留学日本以及在西方各国家进行演说期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发端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与完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产物。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产生条件、民族政权等问题有深刻的论述,这些理论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中也有广泛的体现。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五个要素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强调“一族一国”。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便是“一族一国”。孙中山在早期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强调汉族中心,主张民族同化,在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上,强调汉族文化的由于地位,主张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以实现“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
(二)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
孙中山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极为推崇的,并将其贯穿到其三民主义学说的论述与阐述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孙中山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阐述民族兴亡、论证民族革命。
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兴亡源于天然淘汰,由于这种天然淘汰力的作用,一些民族生存下来,而一些民族则从人类中绝迹了。“但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1〕 197这种人为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立下主要是指政治力与经济力。“照自然力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1〕 217孙中山主张面对帝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共同压迫,更要树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共和。
(三)民族自决思想
从革命初期狭隘的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反满”革命到辛亥革命后期明确的提出“反帝”,从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随着革命形势、自身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日臻成熟与完善。
在民族主义的第四讲中孙中山接受并赞扬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人脱离了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1〕孙中山在革命后期逐渐走出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实现本民族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来“济弱扶倾”实现“大亚洲主义”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全世界民族平等、独立、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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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是中国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1902年)他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明确提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议《乡愁》及其传播中的多重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余光中无疑是中国内地最受欢迎的也最广为人所熟知的台湾作家之一。一首《乡愁》,吟遍山河每一个角落,激荡起无数国族感怀。余光中也因此被称为“乡愁”诗人。不过,作为专业的文学阅读者,我们清楚的是,余光中自称是文学上的“多妻主义者”,他不仅“右手为诗,左手为文”[1]6,还精通评论和翻译,诗歌并不是其唯一擅长的文体。而且,在产量甚丰的诗歌创作中,创作于1972年的《乡愁》,并不是余光中最为得意的作品,严格说来也绝非他最好的作品。那么,何以是《乡愁》脱颖而出成为我们认识余光中的标签呢?
这和余光中及其诗作在内地的传播过程不无关联:作为介绍余光中到中国大陆的第一人,1982年,流沙河在《星星》诗刊上在向内地读者介绍余光中时,选择的就是其以“乡愁”为主题的系列诗作;1989年,《乡愁》和《乡愁四韵》入选初中语文教材,成为每一个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孩子的必读课文;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朗诵《乡愁》,随后一场场冠名“乡愁”的诗歌朗诵会在电视荧屏上大行其道; 2003年时任国务院的温家宝访问美国,在纽约会见华侨华人,谈到台湾问题时,转引“浅浅的海峡,国之大殇,乡之深愁”;……直至最近,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余光中诗丛》,仍然是以“乡愁”为主打内容。
可见,是基础教育、大众媒体、政府行为、民间活动、严肃文刊、流行文化一起选择了余光中,选择了他的《乡愁》,它们以各自广泛的受众面,交织成一张“天罗地网”,使各个年龄阶段、各自社会阶层的人都自觉地将余光中和一首叫做《乡愁》的小诗连结在了一起,和一个“乡愁诗人”的称号连结在了一起。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他们一起作出这个选择、这种联结呢?
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乡愁》中,“一湾浅浅的海峡”以文学的方式恰当再现了那种两岸分离的现状,并传达出来了面对此现状的“愁”绪――《乡愁》大受欢迎、被反复吟诵,与内地上下广为弥漫的国族认同期待相勾联。
国族认同期待常常外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形式。安德森说,有两种民族主义的情感,一种是人民的自发的,“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另一种是国家体制的,“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行政管制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2]109《乡愁》在中国内地的广泛传播,与其说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社会的结盟,不如说是官方民族主义与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结盟。其间既有“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主义热情”的巨大推动,更有主流意识形态的把舵。事实上,余光中的每一次被浓墨重提,都和两岸局势不无关联。而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教育和大众媒体等在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的选择与梳理,以及政治民族主义的不断重新阐释,与其说《乡愁》被解读成的是一种思乡之愁,不如说是一种分裂之痛。普通大众自发的民族主义热情虽是稍有不同,但从对诗歌的解读来说,也不外如此。正是这两种民族主义情绪合流,共同制造了一个“余光中神话”。
然而,2004年,一篇《视野之外的余光中》,却让这锣鼓喧天的“余光中神话”有些尴尬起来。在这篇长文的开头,作者赵稀方直指当前中国大陆对余光中的去历史化、去脉络化追捧:“遗憾的是,这些宣传和吹捧说来说去不过是余光中的‘乡愁’诗歌和美文,而对余光中在台湾文学史上的作为毫无认识,因而对于余光中究竟何许人并不清楚。”[3]紧接着,文章追叙“乡土文学之争”与“陈映真事件”中余光中的“公开告密”、“私下告密”行为,揭露其_立场和道德缺陷,向读者展示了一个台湾文学史与政治史中的余光中。
文章内容的真实与否尚在其次,但它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在与大陆官方完全相反的台湾官方意识形态下,写下《乡愁》的余光中确然是台湾官方的亲密战友,受到台湾当局的宠幸。“乡愁”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居然同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呢?
1998年,在台湾中山大学召开的两岸学术研讨会上,余光中介绍自己的“乡愁”:“乡愁诗是时代的产物,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我过去所以会写出这许许多多情感饱和的乡愁诗来,是因为战争动乱,国家分裂,骨肉离散,令人心痛如焚。”[4]72这是一个高明的回答,一个无论出于何种立场都一定乐于听闻的答案。当然,这或许并非虚言。
1971年对台湾来说应该是一个令人相当记忆深刻的年份:这一年,联合国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位置案》,台湾退出了联合国;同时,因为美国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竟也把属于中国领土的钓鱼台列屿一并奉送,台湾发生了大规模的“保钓运动”,这是台湾戒严20年来学生大规模爱国游行的肇始。方由美国归来的余光中,时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主任,以其特殊的身份和使命,或者仅仅是出于他一贯的信仰,对此是不可能没有反应的。从这个背景再去重读创作于第二年(1972)初的《乡愁》,我们可以猜测,诗中弥漫着的对大陆的浓浓思念,是不是和这样一个对台湾局势的忧虑与无望相关呢?一湾浅浅的海峡,成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使台湾成为孤悬海外的“流浪岛”,“反攻”已然成为神话,剩下的只是久久的漂泊意识和生命虚飘无着感,那种需要故乡和一个强盛的国家的感觉一定分外浓烈,对华夏文化之根的渴望一定更加急迫吧。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种面对国际形势和本地状况而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情绪,从地域的角度来说,大陆官方也好,台湾当局也罢,对“乡愁”共同推崇的背后,其实都是对一个统一的国家的渴望。
2.“传统”共享:《乡愁》受欢迎的文化因素
然而,即使到这里,我们还是只能解释何以“乡愁”受到了两岸官方的青睐。但诚如我们所看到的,“乡愁”的读者远不止此,事实上,在整个华人界,余光中和他的“乡愁”一直是备受欢迎的对象。
也许必须回到余光中的诗作本身才能得到回答。一如大多数评论所共同承认的,余光中的诗作兼具现代特色和传统意味。关于“传统”,余光中有自己的看法:“要做一位中国作家,在文学史的修养上必须对两个传统多少有些认识:诗经以来的古典文学是大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小传统。……不过即使在当年,我已经看出,新文学名家虽多,成就仍有不足,诗的进展尤其有限……”而仅仅从创作来说,从西方现代回归传统后,余光中对中国古典诗学传统的确多有承继,仅就他和《诗经》乐府的关系而言,他的《月光光》《摇摇民谣》《乡愁四韵》《民歌》《民歌手》《踢踢踏》《公无渡河》等诗,就都是采用《诗经》、乐府复沓回环的语言、结构形式。
他的作品敏于对文字的感受、注重意象的采颉,擅长用典化典,结构完整,音韵和谐、节奏感强、富于音乐性,对《离骚》、唐诗、宋词、南唐小令等某些形式和技巧以及传统民谣多有吸收,在吸取西方现代派技巧的同时,的确更多的流露出古典中华文化即他所谓的大传统的影子。同时,在选材上,他的注意给作品注入历史感,历史背景,文化背景,李广、王昭君、屈原、李白、荆轲刺秦、夸父逐日、长江、黄河……都是他反复吟咏的对象。
而从《乡愁》来说,这种对大传统的追寻也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安土重迁,古代诗歌中“乡愁”是一个常见主题,历代诗人都留下了不少名篇:中年的苏轼有“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之感叹,17岁的王维有“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之遥想,豪气万千的李白会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忧国忧民的杜甫也会吟“今夜辘州月,闺中只独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是惆怅,“明月高楼休独倚,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是断肠,当然,“人生天地长如客,何独相关定是家”的负气有之,“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痛楚亦有之,但是,无论怎样的怀乡愁感、思乡愁绪,仔细地看,其实都常常是借助某些具体的意象如“明月”、“登高”来表达出来,他们情感指向往往是具体的:亲人、旧知、往事,在他们那里,故乡是灯火、爱、亲情、温暖……,思乡与思亲,乡情与亲情,牵连一处,并不可分。这一主题到了五四新文学那里,开始有了变更,从空间上确立起了具体地域的“乡愁”,牢牢的和带有着批判性的“乡土文学”、和对故乡陋习的洞悉锁牢在了一起。鲁迅的故乡是如此,萧红的呼兰河城是如此,沈从文的边城也不是如此……而且,无一例外的是,所有的乡愁遥指的对象,都是那代表着自然、素朴、然而也愚昧、落后的乡村。
《乡愁》显然和前者也就是余光中自己所说的“大传统”更接近。他怀念的对象显而易见不是和城市相对应的乡村,而是如游子背井所离之乡;他的诗里,前三节分别吟唱的母子别、新婚别和生死别,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唐代著名诗人杜甫身逢国破家离之世,目睹满目疮痍困苦,写下的《无家别》、《新婚别》、《垂老别》,只不过凄惨减却,而更加古烛黄昏,一片古意潺潺而已;在意象的选择上,“邮票”、“船票”、“坟墓”、“海峡”等等,都是以小见大,也和古典诗词的写作手法暗合;而从形式上说,四节诗均采用三、十、四、五字数均衡对称的句式,工整划一,富于古典格律美;“乡愁”与“在这头……在那(里)头”的四次重复,“小小的”、“窄窄的”、“矮矮的”、“浅浅的”四个叠词和“一枚”、“一张”、“一方”、“一湾”四个数量词在同一位置的重复置换,使全诗音韵谐婉顺畅,朗朗上口,而这和《诗经》、乐府民歌的复沓章法,使一首诗的几个章节大致相同,只在相应的位置有规律地变换几个字词,重章叠句,反复咏唱的做法是如出一辙的。
这样,《乡愁》一方面以其独特而又带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把个人的和包孕着无数有家归不得的海外游子的不尽的乡国之思传达了出来,另一方面,它在创作路径上暗慕明习古典诗词,将个人的记忆和一个庞大的中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这使得《乡愁》既是一篇易得共鸣之作,又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载体,在带领游子们畅想地域的家国的同时,也一起追忆五千年文化、历史所给予的乡愁。当今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由此带来的个人的失落很容易导向对本民族文化的追寻。而余光中文化乡愁,无疑是为这一追寻注入的一丝清凉剂,它投合也唤醒着个人关于文化的想象与记忆,也正因为此,它很容易的得到世界各地华人的认同。
因此,虽然在大陆官方、台湾官方之间,在余光中自己、大陆读者、台湾读者、其他华人之间,对于《乡愁》的解读各有不同。但是,他们仍然从地域上或文化上共同分享了“大中华”的前提,而这,正是余光中和他的《乡愁》能在文化民族主义和政治民族主义、官方的民族主义和人民的民族主义的重重帘幕中,一样“左右逢源”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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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在清帝国民族压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汉人眼前,越来越多的汉人醒悟了。但最后,“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全文如下: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功夫片一直以来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除了功夫电影中的动作场面、人物角色以及义气精神的呈现外,激发中国观众认同的还有功夫片中的民族主义书写。李小良在谈论武侠电影与功夫电影的区别时曾指出:功夫电影热衷于表现外来侵略者,故事发生在更具现实感的近代。而这种历史性书写往往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诸多功夫电影中,陈真这一形象被不断书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部作品:李小龙版的《精武门》(1972年)、李连杰版的《精武英雄》(1994年)和甄子丹版的《精武风云?陈真》(2010年)。
虽然三部电影在表现同一个人,并且影片中不同程度的折射着民族主义话语,但是由于受到具体时代环境的影响,这种折射的程度以及相对意义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对三部电影中“陈真”形象的变化进行分析,试图探寻随着中国自身发展所引起的电影中的民族主义的变化,并进而探寻民族主义在电影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存在是否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以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存在。
之所以首先进入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被任何有关陈真的电影所反复表现的,更重要的是由踢碎的“东亚病夫”的招牌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人的反抗话语成为构筑影片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因而进入这一问题,可以了解三部影片对民族主义展现的不同面貌。
“东亚病夫”的说法与梁启超主编的《实务报》密切相关,因而也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自强道路相联系起来。1896年10月17日,上海《字林西报》转载伦敦《学校岁报》的一则专论,随后《实务报》又将这一转载翻译为《中国实情》一文刊发。文中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由此,“东亚病夫”的说法在中国流传开来,中国人被想象为身体和精神的弱者,这极大地刺激着国人。同时,东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又加重了这种愤怒。但是回溯近现代史,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于“东亚病夫”的记忆以及耻辱感随之淡化。而这一点在电影中可以得到充分认证。
细读电影我们发现,关于“东亚病夫”的匾额只有在李小龙版的《精武门》中得到了叙事上的完整展现,具体表现为日本人到精武门送匾,陈真赴虹口道场,以及最后踢匾这样一条完整的叙事线索。《精武英雄》中,当陈真与霍廷恩赴约至虹口道场以后,才出现“东亚病夫”的匾额,并由藤田刚提示说匾额是由他写的,准备打败两人以后送给他们,随即陈真踢碎匾额。匾额未曾送出便已经被踢碎,因而并没有成为完整的链条。到了最近的《精武风云?陈真》中,踢匾已经完全成了闪回中的内容,影像上的模糊以及叙事上缺乏交代使得这种源自“东亚病夫”的仇恨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消解。当然,叙事上缺乏交代可能与国人来源于前两部电影的经验记忆相关,而这恰恰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记忆正变得如影像般模糊斑驳。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叙事同样说明问题。在李小龙版中,陈真踢馆后经过上海公园被“红头阿三”拒之门外,此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以及日本人的羞辱激起了他的愤怒,进而凌空踢碎了警示牌,“使受欺压的华人情绪在刹那间得到了宣泄” [2]。而这一情景在其后的两部电影中均没有出现。
两个在中国人心中极具耻辱意义的牌匾所经历的逐渐淡化的过程,正对应了民族主义由愤怒压抑到自信表达的变迁之路,从1972年到2010年,其中所包含的改革开放的30年,以最鲜活的事实阐释这一问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削弱民族耻辱记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使得民族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华语电影中。
李小龙自己曾说:歌颂暴力是不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在这部电影里我演的角色最后还是死掉了,他杀了很多人,也必须偿命。[3]但是他的这种“杀人偿命”观点显然与观众产生了冲突。“中国观众不愿意看到他死,很多人出来抗议,为他们的英雄得到惩罚而感到愤怒。” 这种对于英雄不死的观影期待,自然地流露了观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而这种主题表现也促成了李小龙影片的轰动。
即使英雄死去,观众同样可以在影片中得到满足。裴开瑞在对李小龙进行身体研究中曾指出:李小龙的身体所展示的男性气质模式使观众得到欲望性的投射和满足,同时“李小龙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 。也就是说这种满足除了体现在李小龙的身体魅力上以外,更为重要地是影片中所流露出的民族情绪,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以陈真以代表的武者进行了决绝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取得了部分效果,比如陈真踢馆并杀死了邪恶的日本人。
陈真被枪杀的结局充分反映了这部电影激愤的民族情绪,它在满足李小龙自己所陈述的“杀人偿命”或者表面的法制观念之后,更加激发观众对于英雄形象的确认,而且这种确认往往超出了陈真赴死是为挽救师兄弟及精武门这种关于义气的原因,而直接的与民族英雄相联系起来。这一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一方面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存在的近代屈辱记忆成为升华反抗――即使这种反抗仅仅呈现为个人行为――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是影片中义气以及仇恨与民族主义相纠缠产生的实在意义。影片在这一方面来看是混杂的,义气、仇恨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但是民族主义在此并不是模糊地,而正是因为陈真的义气才突出武者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传统的道义原则,仇恨的呈现亦是对家与国不可分割的传统叙事策略的运用。第三就是执行这种“法”本身的不道德性。围聚在精武门门口的是萦绕在近代中国生活与精神上的帝国主义,影片所象征的是帝国主义合谋杀害了一个中华民族英雄。所以,陈真腾空而起中,一声长啸的定格,部分是因为对于这种反抗形象的保留,部分是因为悲剧性的呈现所能激起的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激愤的民族主义,有评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明显带有“义和团色彩”。“百多年来,中国人受东、西洋的欺侮与凌辱,造成了一种自卑与自傲、愤怒与可怜交织的复杂心态及民族心理情结。义和团,正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6]影片中出现的所有日本人角色以及西方人都被塑造成邪恶的敌人,反映了对东洋、西洋整体性的排斥和否定。有论者曾指出这种叙事策略的必然性,“(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很难被具体化在个别的人物身上,而必须通过表现对殖民者群体性的仇恨,才能将反抗行动顺理成章的上升为民族大义” 。虽然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但笔者更愿意将这种情绪化解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时代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中所构建的,一个是影片产生的时代。虽然影片的具体年代是模糊地,但大致可以定位在民国初期,此时中国内忧外患尤甚,同时因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得民族主义激荡澎湃;而影片拍摄的7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经历浩劫,国家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同时,香港以作为殖民地的形式存在,其归属感的缺乏使得中华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得以存在和表现。面对这种境地,呼唤一种可以承担此种凝聚力的东西――民族主义出现,但是它的出现必须是激愤的,否则不能解决问题。
伴随着《精武门》以及李小龙完成的一系列神话,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与时代一般激荡。22年后,李连杰完成了《精武英雄》,“电影不但标榜李连杰为李小龙的继承者,而且强调了由当代功夫明星体现出来的一些美学上与政治上的变迁” [8]。
较之《精武门》,《精武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陈真这一人物还是影片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都趋向了理性,甚至影片开始出现了对于国民性的思索,即使这种思索最终被民族大义所遮蔽。因而,对比《精武门》中激愤的民族主义,《精武英雄》中理性的参与使电影明显呈现出一种新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新民族主义显示在人物塑造上即表现为人物的复杂性。
在人物分类以及性格塑造上,影片显示了成熟的姿态。影片对日本人不再予以全盘丑化,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陈真有了日本未婚妻,而且与船越文夫以武会友,最后陈真更是被日本领事所救,这样便将日本国民与日本军部区别开来,这一重大变化显示出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虽然对待历史是理性的,但是仇恨以及屈辱史并不能完全用理性解决,它们常常被情感因素所裹挟,因而这种理性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在于其中的民族主义,反而在对比中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正如影片结尾,这种家国恨最终以陈真奔赴抗日战场得以体现。
与李小龙版相比,该片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让李连杰像李小龙那样消灭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是陈真成为一个更为矛盾的民族英雄。这一矛盾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影片中对待日本的复杂态度相互联系,共同为笔者所提出的新民族主义做了充分注脚。影片开始时,陈真正在日本接受近代科学教育,但是一群黑龙会成员却试图以“中国猪不配读日本学校”驱逐他。这与近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互文关系。
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再到学习日本、英美、苏俄,近代中国精英分子自开眼看世界后,始终处在一种学习的状态。但是同时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对东西方强者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渴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耻辱记忆中形成的对列强的拒斥和反抗。这种矛盾状态正如影片中光子与陈真见到奔赴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时,光子问他恨不恨日本人,他说:这是命运,我对此没有选择。而处理这种矛盾心理的关键便是从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
甄子丹在谈到李连杰版时曾说:(李连杰)基本扮演了一个着装不同的黄飞鸿。事实上,正如他所说,《精武英雄》中,陈真与90年代徐克所塑造的黄飞鸿形象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而这也正可以说明此版电影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坚持认为,文化必须被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与系统中加以研究。” [10]而此版电影亦应当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相联系。
90年代,大陆或是香港经济发展所依靠的无一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要“改革开放”;但同时,萦锁在中国人心中的近代屈辱历史以及建国后意识形态分立所加重的对东、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异己性认知,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但是,即使这一现实问题很难在电影中得到解决,但至少会以平和的方式令观众得以接受。正如影片结尾部分,枪决场面以法律的形式说明了违法的后果,但是与中国民族感情或者说正义性来看,以陈真死亡为重点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而最终我们知道了虚假的枪决,陈真“复活”,使得法律与情感得到了双重满足,而这与90年代中国政府韬光养晦、处理国内外关系十分相似,依法治国与传统道德得到策略性满足,这种策略性叙事更为功夫电影表现民族主义带来了新的可能与思考。
《精武风云?陈真》在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被西方人指责“过分迎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口号太多”,并且在国内上映之后同样受到此类批评。在检视整部影片之后,我们发现这种民族主义或者说“膨胀”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或者可以接受却更值得思考。
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经济全面发展以后,迫切需要努力树立在国际中的新形象,而且不单单要使国际社会认同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的历史,甚至还要重新思考界定中国近代史。影片开端便将视角放置于一战战场,在世界性范围内定位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的呈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欧洲强国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危险时,以陈真为代表的华工挽救了形势,从而使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欧洲强国在影片中被明显的高昂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边缘化了。虽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系统” [11],欧美处于这一金字塔系统的顶端,但是电影却恰恰对这种“等级分明的系统”进行了改写,这背后所掩藏着的正是一种迫切地试图改变自我形象的欲求。而且中国人的角色设置极具意义,15万中国人以工代兵,负责输送弹药,对人物角色的呈现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中国以及其他亚非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强国的形成建立在被压迫的亚非国家的“物资供给”上。
处在国际视域中的这部电影在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便显得十分微妙。在对中日关系的呈现上,将敌人干脆地直指日本军部,而且将两者的斗争以谋杀与挽救的打擂的方式公开呈现。同时,影片中舒淇所扮演的日本特务的表现十分暧昧,她不是李小龙版中完全的坏人,也并非向李连杰版中光子、船越文夫般正面,她亦正亦邪的处理在满足对人物人性化表达的同时,也隐含的表露出当今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欧美各国的表现同样暧昧。一方面陈真强调日本和欧美国家是一丘之貉,但另一方面以英国买办为代表的欧美人对日本又表现出排斥与厌恶,并最终死在日本人枪下。影片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似乎在反映二战中同盟国关系以及当今中国以不同方式处理不同国家间关系的现实。
陈真形象的变化是影片的重点。影片中,陈真的功夫回归到李小龙的凌厉,与李连杰的内敛形成强烈对比。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对陈真形象的多元化表现,这与李小龙、李连杰的陈真形象形成了阶级层面的对照。李小龙饰演的陈真身着中国传统布衫,而且“少读书”,是一个底层的武者形象;较之李小龙的陈真形象,李连杰版有了提升,他身着中山装,并且留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的特点;甄子丹版的陈真与钢琴、西装、机车、外语联系起来,颇具小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过去是为主流话语所批判的。而且影片中对“天山黑侠”的呈现虽然是以一个极具中国武侠色彩的名字命名,但是其装束以及视觉呈现上与好莱坞的蝙蝠侠、蜘蛛侠十分相似,他以绝对的拯救者姿态出现,成为以一己之力对抗侵略的超级英雄。
在这一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针对陈真的枪决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部在正面对抗不成功的情况下,以为人所耻的方式将陈真抓获,并拷打陈真,此时陈真以裸体出现(这在李小龙版、李连杰版都不曾出现),根据身体研究的观点,赤裸的男性身体表现挣扎的姿态、紧绷的肌肉,使身体成为各方力量角逐的场域,反映的是施暴与反抗的较量,而这种对抗联系着民族主义,当最终陈真醒来时,民族英雄取得了这场较量的胜利。当陈真以一个中国名字、西方外衣屹立于城市之巅时,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便于叙事中完全呈现突出出来。而他所对应的正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呈现给世界的形象,虽然中国力量最终在外交政策上被表述的十分低调、谦虚,但是早已为西方定义为威胁,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内在于电影中,所以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点电影节上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警戒。
上文中提到,功夫电影通常更容易表现的民族主义,其实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任何电影中都可以存在民族主义。但是当面对部分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一些思考和质疑便会出现,比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电影中是否应该出现?是应该抑或是必须?如果出现,那么该如何界定它的程度?
首先,民族主义在电影中的存在很难避免。这不单单因为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而且,电影在走商业化的同时,必然会面对国际市场,当这种“走出去”得以实现时,以何种方式展现本国电影标签以及怎样展示自身文化便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使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逃不出民族主义,而对应于今天我们试图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现实,除了展现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当表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包括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屈辱、奋斗和抗争,而在这种电影化的呈现中,民族主义便不可或缺。
既然民族主义不可缺少,那么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在何种程度上去表达民族主义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因而只能规定一个最低界限――即民族主义不可以成为什么。例如它不可以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认为一种“义和团情绪”。但是即使这种规定也很难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这种难以规定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更多问题。就像有学者讨论武侠、功夫电影中“义和团情绪”时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在理智上当然知道义和团运动是落后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但这不能完全抑制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失衡之后的‘义和团情结’。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表现。这种‘情结’,在今天,乃至今后若干年里,还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宣泄出来。” 这与电影中表现民族主义十分相似,因而如何在电影中合理的呈现民族主义也只能交给电影实践。同时,联系近年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界中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对此研究更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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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至1870年间,各个独立公国逐渐统一为意大利国大多数的民族主义理论皆假定欧洲为民族国家之滥觞。虽有争议,一般通常认为现代国家始自1648年之威斯特伐里亚条约。该条约开创威斯特伐里亚系统式的国家,即彼此互相承认主权与领土。签约国中,如荷兰合省邦联被视为民族国家,但德国并无对等情况,尽管神圣罗马帝国几乎据有当时全体说德语的国家。1648年,多数欧洲强权尚非民族国家。其他的看法为拿破仑启动民族主义,并使民族主义达到预料之外的程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网络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表达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试论网络民族主义视野下的公民表达权全文如下:
摘要: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和民族主义的有机结合,以网络为平台,以民族主义为话题,公民的表达权在表达的主体、内容、方式以及对表达权的控制上与传统表达权相比,有着自己的特点。为保障和规范网络中公民充分行使表达权,应当从完善网络立法和公民表达权立法两个角度着手。
关键词:网络民族主义;网络;公民表达权;立法
(一)概念
“网络民族主义”,是伴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词汇。这一概念首先在2003 年《国际先驱导报》所刊载的《京沪高速铁路撞上民族主义浪潮》的相关报道中提出。有学者认为,由于互联网成了宣泄民族主义情绪的场所,有论者将这种社会现象称为“网络民族主义”。有学者这样描述“网络民族主义”:以网络为平台,发表爱国主义言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以网络为“根据地”,集结志同道合者并采取反对日本右翼的具体行动。
综合上述学者的观点以及网络民族主义的发展,笔者认为,“网络民族主义”是“网络”与“民族主义”二者的有机结合的产物。换言之,“网络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思潮在网络时代借助网络这一平台,充分实现自我精神价值、诉求和目标的现象。
(二)性质
中国网络民族主义是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潮,尚处于不成熟和未定性的发展阶段,其性质表现出多元化。
1.爱国主义的基础
从对网络民族主义概念的分析看出,网络民族主义的本质仍属于民族主义的范畴。从这一角度出发,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以朴素的爱国主义为其理论和表达体系的基础。
网络中爆发的大量言论和情绪,无论其表现出主观、偏激、激进,甚至是自相矛盾和攻击性,其出发点都是站在维护国家的根本利益和荣誉的角度,都反映出多数网络民主主义者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同时,大量客观、理性的分析言论和冷静、宽容的反应行为,表现出了大国风范,为网络民族主义确立了正确的航向。
2.极端民族主义的因素
不可否认的是,网络民族主义思潮中存在这样一些言论,如主张以中华民族利益、中国国家利益为中心,为此不借以侵犯、牺牲、践踏其他民族国家利益的手段来实现中国国家民族利益:或者以历史遗留问题为由,煽动对他国仇恨,并积极主张推行对外极端强硬路线,甚至鼓吹战争、复仇、杀戮、灭绝、残害等。
上述言论毫无疑问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因素或具有极端性质。而这些言论对网民具有极强的冲击力和吸引力,极容易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
3.公民表达自由的表现
互联网产生、发展之前,公民的表达渠道很少,知情渠道也未必通畅,因此网络的巨大传播能力使之成为了公民表达观点看法、参与社会政治最为便捷和普遍的方式,率先在虚拟空间中展开的讨论,转瞬之间可成为现实世界中放眼可见的民心民意。另一方面,民族主义不依赖烦琐、深厚的理论,其制造话题的扩张力和能量易于抓住公众的眼球,它与快速传播的互联网相结合,无疑成为一种天然“绝配”。
因此,借助网络这一媒介、渠道和平台,就民族主义话题充分展开讨论、辩论,积极表达个人思想、观点和诉求,成为了公民表达自由的显著表现。[论文网 Www.LunWenData.Com]
(一)公民表达权的概念
关于表达自由的概念,学术界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表达自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或认可的情况下,使用各种媒介或方式表明、显示或公开传递思想、意见、观点、主张、情感或信息、知识等内容,而不受他人干涉、约束或惩罚的自主性状态”。还有学者认为,表达自由是“指言论自由,但它比言论的自由涵盖面更广”,“其表达形式不限于由语言、文字形成的言论,还包括象征性语言,如形体动作、图像、绘画、雕塑、音乐等艺术形象,企业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的标志、礼仪(如宗教仪式、团体集会的仪式)以及某些表达内心意愿的行为等等,都属于表达自由”。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认为,公民表达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该权利受宪法和法律的确认、保障和限制,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公开发表,表明思想、主张、观点等内容,而不受其他组织和个人非法干涉和侵犯。
(二)网络民族主义中公民表达权的特点
1.权利行使主体的特性
根据全球知名的盖洛普调查公司2004 年的调查结果可以推断,网络民族主义的参与者其基本特点是:年轻,以男性为主,文化层次较高;主要来自资讯发达的城市和地区,最有条件接触网络并最擅长通过网络表达观点;思维活跃,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2.表达内容的政治性
公民表达权的内容既有政治表达,也有非政治表达。网络民族主义中的公民表达权以民族主义为表达内容。
3.表达内容的复杂性
在传统媒介中表达民族主义的思想,由于涉及到言论责任承担的问题,表达者往往会有所顾虑。而由于网络媒介的匿名性,弱化了责任承担的考量,使得表达出的信息更加复杂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更加彻底和真实,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也更加激烈;二是由于责任的难以追究性,从众心理被无限放大,众多言论缺乏客观和独立思考的品质;三是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辞激增,不乏辱骂、暴力性的内容。
4.表达方式的多样性
传统的公民表达权主要借助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品和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行使。网络为公民自由表达提供新型的平台,表达方式更加多元化。论坛、博客、播客、电子邮件、网络调查、网络签名、网络聊天工具,使得以民族主义思想为内容的文字、视频、图像、音频得以更加便捷、迅速、广泛地传播。
5.权利控制的弱化性
出版社、报社、电台、电视台等传统的主流媒体在政府、利益集团的有效管理和监控之下,国家的法律法规对言论的责任者建立了责任追究体系。然而,由于网络的开放性、匿名性等特点,对于公民表达权的法律控制难度激增。作为网络监管者,尽管可以通过屏蔽关键词、删除不良言论、封锁IP 地址等手段进行约束,但从实际效果来看,约束并不彻底。
(一)完善网络立法
我国的网络管理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管理模式。为了适应网络的发展,我国进行了大量的网络立法。目前网络立法存在的问题:一是立法层次低,立法主体不统一;二是内容简单、滞后,缺乏操作性;三是对网络主体的保护严重不足。
针对存在的问题,完善网络立法以适应网络的发展和公民表达权的充分实现,基本思路可以考虑如下。第一,提高网络监管法律的位阶,由人大主导网络的立法。主要是通过修改和完善现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公民在网络中的言行;同时应考虑到网络的特殊性,通过单行立法来及时准确地界定各种以网络为对象的违法犯罪行为。第二,强化对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普通网民成为网络信息的主要发布者和接受者,网站是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和承载者。所以,网络立法应当将对网络主体的权利保护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不是单纯为了加强政府对网络的管理。第三,重视技术规范和自律规范的作用。由于网络的特性,仅仅依靠法治恐怕还难以真正实现网络的和谐,还需要技术与自律等手段相结合。
(二)完善保障公民表达权的法律制度
我国宪法关于公民表达自由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规定,是我国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宪法依据。同时,公民表达权的保障有赖于具体部门立法的细化落实。我国虽已形成保障公民表达权的基本法律体系,但存在很多不足。建议全国人大加紧研究制定《新闻传播法》、《出版法》、《结社法》等保障公民表达权的重要法律。表达权的实现需要表达平台,包括网站在内的新闻媒体、出版机构、社会团体是公民表达的重要平台,它们已经成为传播党和国家政策以及人民群众表达意愿和要求的重要渠道,但我国还没有一部规范新闻传播行为的统一的新闻传播法,对新闻媒体反映公民意愿和要求构成了很大的障碍,也削弱了新闻传播监督功能的发挥,致使干涉新闻自由和新闻侵权事件时有发生可见,制定一部统一的新闻传播法已迫在眉睫。
[1] 甄树青.论表达自由[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 聂运麟.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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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的特点就在于,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后殖民批评与民族主义潜流--以中国形象为例全文如下:
内容摘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跨学科课题。本文从西方哲学中的真理观转型入手,以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为个案解剖,对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在背后起着支配作用的民族主义潜流,作了积极认真的探索。
在西方形成知识领域权力结构的认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西方古典哲学建立在实体论的基础上,相应的古典真理观,其实质即在于真理的客观符合论,认为真理乃是符合客观事实的知识体系。在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逻各斯"指的就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它是客观的和普遍存在着的(1)。这种观点在现代西方特别是以波普尔为代表的科学哲学那里仍然产生着强有力的影响,波普尔本人就反复强调科学知识的可证伪性,注意理论知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这才是真理性之所在(2)。西方哲学史上的大多数流派,不管它们有多么大的差别,但是它们的共同特点都在于是寻找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坚信知识的公正、客观和普遍性,并以此作为自己探求知识的最高境界。
十九世纪以来,这种情况逐渐有了改变,西方哲学逐渐向意义论哲学转移和过渡。不是和实体观念相联系的客观事实,而是和主体的解释相关联的知识体系本身的内在结构更多地唤起了人们的关注。马克思在著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一重要命题,认为意识形态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从阶级分析的视角,较早地揭示了知识领域的权利控制所造成的扭曲现象。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中》,列宁以俄罗斯思想领域为个案研究,对这些思想做了进一步发挥,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文化学说",认为在每一个社会都不存在统一的民族文化,而是按照阶级社会中的压迫与被压迫的权力关系,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体系,再次肯定了两种文化地位的不均衡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代表人物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具有实践意义,并不是任意的意识形态即单个人的成见,而是一定的社会团体的共同生活在观念上的表达,他把这种意识形态称之为"有组织的意识形态"(organic ideologies),并把当时第二国际的失败归咎于工人阶级运动在抵抗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渗透上的无能,因此他提出了和传统的政治领导权(political hegemony)相区别的文化领导权(cultural hegemony,也译作文化霸权)的概念(3)。以"文化霸权"概念为切入点,知识领域的权力结构研究由此蔚为大观,到二十世纪中期的法国哲学家福柯手里,权力概念成为知识领域的一根魔杖,福柯宣称:
我所关心的问题从来都是一贯的:权力的效应和"真理的生产"。……总之,谎言的运作机制。我研究的问题是真理的政治。(4)
福柯认为自己从事的研究不是"真理"本身的内容,而是有关"真理"的产生的政治历史(5),在福柯看来,"理性就是秩序、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群体的无形压力以及整齐划一的要求"(6),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福柯强调知识领域内无所不在的权力关系,以及由此造成的知识的虚构性与非真实性。
这些思想构成了西方的后殖民批评的重要思想资源,并产生了明显影响。后殖民批评的重要代表人物爱德华·W·萨义德(Edward W. Said)在他著名的《东方学》(Orientalism)一书的"绪论"中,以较长的篇幅谈到了葛兰西和福柯对自己思想的影响,并把这种影响有意识地具体运用于西方传统的东方学研究领域,旨在揭示西方学术界对东方的文化暴力与霸权,以及西方对东方社会的压制、想象与歪曲。他认为:"西方和东方之间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7),他引用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这样一句话来描述东方人的处境:"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8),而在西方人来表述东方的这样一个学术领域,萨义德认为,"政治帝国主义控制着整个研究领域,控制着人们的想象,控制着学术研究的机构"(9),"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10),东方学领域"充斥着欧洲优越性的陈词滥调,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将东方视为某种理想的、不变的抽象存在的教条观念",因而东方学有两个特点"一是扭曲,一是不准确"(11),所以在萨义德看来,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加剧了十九世纪学术研究和公众想象中"妖魔化东方"的倾向,在二十世纪当然更是如此,西方的东方学研究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的知识体系是不存在的。
这些观点近年来在中国获得强有力的回响,涉及许多重要学术领域和重大理论问题,包括西方人在国际汉学研究以及在文学艺术和大众传播媒介中"妖魔化中国"的问题,作为鲁迅文学创作自觉理性基础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是否充满谬误的问题,近现代中国对西方文学的输入究竟是"窃火者"还是"文学殖民"的问题,这不仅有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问题,也有政治和学术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关系到新世纪中外文化与文学交流的问题,既令人深思,也有不少理论逻辑的混乱扭结。是否果真存在着"妖魔化中国"呢?由于文学研究前沿领域各学科的相互交叉,文学理论领域的后殖民研究已经和比较文学领域的形象学研究呈现出一种跨学科的胶着状态,中国形象的异文化表述已经成为学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因此本文拟从中国形象入手,对照中国的自我表述,进而通过他者反观自身,反思后殖民批评在中国的接受状况,这是一个极富学术意义与现实针对性的课题,希望能引发更具学术深度的思考。
在论述西方人所描绘的中国形象时,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西方如同东方一样,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从空间范围来看,从欧洲诸国远及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从时间范围来看,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至今,从语种来看,涵盖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因而不宜把西方复杂多样的文化传统简单化。西方人对中国形象的描述,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知识,我们还需要借助中国人自己的表述来仔细地加以区分。
简要地讲,西方人并非一概贬斥中国,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在历史上,西方对中国曾经有过充满美好礼赞的时期。
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本是,世界著名的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经于十三世纪来到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在中国为官和游历17年,回国后出了一本《马可·波罗游记》。根据该书记载,元代中西交通频繁,各种人士往来很多,世界各国皆希望通与高贵的元帝国的贵族联姻来修好政治关系,那时候亚洲北极地区的商品和贸易主要都是运往中国的。书中描绘了中国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雄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普遍流通的纸币,对我国古代的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举世闻名的发明,用"黑色石头"(煤)做燃料等,均有不少的记载。书中把中国描写得黄金遍地,美女如云,绫罗绸缎应有尽有,简直就像天堂一样。这部游记传达出的中国人是一个高度文明、和平而繁荣的民族。书中的内容,使每一个读过的人都无限神往。这本书问世后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文明与财富的倾慕,最终引发了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
马可·波罗的书并不为其同时代的欧洲人所相信,同时代的人称他为说谎者。因为在当远远落后于中国的欧洲,人们根本无法相信在东方有如此的高度文明,他们把《游记》中的许多叙述看作无稽之谈,诸如拿黑色石头(煤)当燃料;整个原南宋地区共有1200多个城镇等。实际上,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判断失误,正如清末的中国人对欧洲没有正确的理解一样,纯属愚昧落后所致。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甚至出现了所谓的"亲中国浪潮",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念诵道:"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伏尔泰满怀激情地赞颂中国人,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欧洲人对中国怀有同样的信念:
存在着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的意见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
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
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的一切都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12)
耶稣会士、启蒙主义哲学家将中国渲染成一个世俗乐园,中国的开明帝王,宗教宽容的政策,孔夫子的睿智,都使当时的西方人自愧弗如,这是一个强大、繁荣和高度文明的中国。西方人是否受骗了呢?
毫无疑问,任何解释都只能是主体的解释,纯粹的客观性是不存在的。这些描述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想象、美化和失实的地方,和当时历史上真正的中国已经有了距离,从"焚书坑儒"到清代的"文字狱",中国并不存在什么"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走向另一个极端,而全盘否定知识的客观性,实际上,这些描述和当时中国的繁荣富强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基本上是相适应的。在漫长的古代史上,在与周边邻国的交往中,辽阔的疆域,丰饶的物产,发达的文明,都使中国人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有一种"天朝上国"、"八方来朝"的感觉,所谓"华夏与夷狄"之分,以及"中国"的命名,都突出地传达出这种优越感,中国意即"中央之国",其余皆是边缘,现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有一个栏目,中文叫"中华艺苑",英文为"centre stage",直译为"中央舞台",就是沿用了这个意思。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多次提到唐僧取经途中所到之处,一提到来自"东土大唐",令异域国王顿生敬意。王维在《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中写道:"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是大唐帝国鼎盛时期的气象。而元代开国君主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蒙古骑兵的铁蹄踏至多瑙河流域,建立起跨越欧亚的庞大帝国,也使中国声威远播。
不仅如此,在彼时彼地的东亚邻国的眼里,中国的形象也是美好的。日本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派遣留学生的国家之一,古代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中国学习,中国文化特别是唐朝文化对日本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后来宋、元、明、清历代更迭,都无法改变日本人对中国文化崇敬、羡慕的心理。历史上的许多日本乃至朝鲜的文人都能写漂亮的汉文诗,甚至也像中国一样写"诗话",这些事实本身表明,在当时的中国的自我表述和异文化表述中,中国形象是一致的,也是美好的。
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文化体制不同,多元化始终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使在启蒙运动时期,欧洲思想界也存在着为数不多但截然相反的观点。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不过是些简单化的教条,笛福抨击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中华民族,耶稣会士富凯批评了他的同事撰写的颂扬中国的文章,孟德斯鸠始终反对当时欧洲的亲中国浪潮,并说"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象《耶稣会士书简集》里所说的那样诚实"。(13)伴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衰颓和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这类观点在整个西方世界变得越来越有影响。以男人蓄辫、女人缠足和残酷的刑罚为特征的近代中国(这也是早期的好莱坞电影中描绘中国时反复出现的意象),在世界上的总体形象,就是老弱、保守、愚昧、落后,以至出现了"支那"这样一个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作称呼中国,在日本便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荷兰字典《标准范罗德字典》在解释"支那"时这样写道:"支那,即愚蠢的中国人,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等。"西方其它字典对"支那"一词的解释也大同小异(14)。
如果说,由于古代交通条件的限制和往来的不便,使西方对中国的记载稀少和含混外,那么,由于近代西方世界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扩张,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和中西之间往来的日益频繁,以及作为学术体制化的国际汉学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东亚大陆的中国变得不再遥远,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也变得逐渐清晰。大致说来,这个时期的中国形象基本上是丑陋和负面的。
这个时期的西方人对中国的描述中最突出是专制和停滞。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他又写道:"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有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依靠因袭旧套,"礼是老百姓服从安静"(15)。黑格尔在1822年写道: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的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16)
西方人敏锐地观察到,专制和停滞给中国人的民族性格的许多方面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875年7月6日的《纽约时报》在题为《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中写道:
在大清国,士,或称知识分子,……他们反对电报、铁路以及一切新鲜的东西。他们阅读的经典是孔夫子时代创作的……清国男人们的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17)
这其实也就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浦(Authur H Smith)撰写的《中国人的素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中论述中国人国民性格中的心智混乱、麻木不仁、因循守旧等。明恩浦曾在中国乡村生活长达20年,直接的经验观察、诚实和客观的态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使此书成为西方人介绍与研究中国国民性格的最具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在赞扬中国人节俭、勤劳等优点同时,也论述了中国人许多民族弱点,包括缺乏公共精神、同情心的缺乏、漠视时间、言而无信等。此书不仅影响了西方人和日本人的中国观,甚至对中国的现代国民性反思思潮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其中一些观点今天已经不仅是西方,而且也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普遍接受的观点。
赛珍珠小说以及改编成的电影《大地》、《中国的天空》、《龙种》等小说中,中国是一个贫穷闭塞、愚昧落后、盗匪猖獗、充满灾荒与战乱的国家,中国人都是坚忍不拔、勤劳憨厚的农民,这其实正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真实写照。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时,认为谋杀、自杀、处决和严刑逼供几乎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家常便饭,慨叹"中国酷刑"之可怕,斥责中国将领乱军中竟然舍太太逃命而毫无忏悔意识,缺乏高贵情操,男女之间眉来眼去不是做成浪漫史的材料,而是祸水的根源(18),这些都是中肯而发人深思的。
事实上,中国社会的一批先知先觉者,他们比西方人更了解中国,也更热爱中国,"爱之愈深,恨之愈切",因而他们对中国历史与现状批判的激烈程度,甚至远在西方人之上。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梁启超扼要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的现状:
今我国民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驯至尽人皆机心,举国皆荆棘……
今我国民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销磨其少壮活泼之气,青年子弟,自十五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儿女情多,风云气少,甚者为伤风败俗之行,毒遍社会……(19)
梁启超由此提出了一个后来影响深远的思想--"新民"即改造国民性的思想,并以文学作为新民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著名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梁启超以小说改良为发端,以改造国民性为途径,全面提出了他改造中国的主张,包括"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风俗","欲新学艺","乃至于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20)。梁启超的这些影响是深刻的,在青年毛泽东所组织的长沙"新民学社"那里,依然有梁启超思想的影子在闪动。
作为五四新文化思潮的主要代表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新青年》、《我之爱国主义》等文中,多次痛心疾首地谈到中国国民性的种种问题:
债权无效,游惰无惩……官吏苛求,上下无信……
白面书生,为吾国青年称美之名词。民族衰微,即坐此病。美其貌,弱其质……艰难辛苦,力不能堪。青年堕落,壮无能为。
公共卫生,国无定制;痰唾无禁,粪秽载途。沐浴不勤,恶臭视西人所蓄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试立通衢,观彼行众,衣冠整洁者,百不获一,触目皆囚首垢面,污秽逼人……(21)
闻一多在著名的诗歌《死水》中,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来作为象征中国的意象。潘光旦研究生物学与遗传学,毕生探索中华民族的强种优生之道,致力于改善民族素质。鲁迅多次写到中国人看客式的冷漠、麻木和愚昧,在为俄译本《阿Q正传》写的"序"中,鲁迅表示要通过阿Q画出"沉默的国民的魂灵"(22)这些深刻的探索与尖锐的批判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先驱者智慧的光芒,响彻着他们前进的脚步声。对近现代中国社会与国民性格的观察,中西之间的表述基本一致,正如《白雪公主》里那面不讨人喜欢的魔镜一样,你可以勃然大怒,可以摔碎它,但是你不得不承认,这是真的,这的确是反映中国现实与历史的一面真实的镜子。王富仁在论述鲁迅的创作时指出: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外力的压迫下结束了自己的封闭状态而介入了广泛的世界联系,它所暴露出的中国的落后不是单方面的,而是整个社会的。经济上的贫穷落后、政治上的封建专制、思想上的愚昧保守是同时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三个最现实的根本问题。中华民族为结束自己的这种落后状态所作的所有努力有其社会的价值和意义的。鲁迅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对中国国民性改造的思想追求形成了他思想和创作的最明确的理性基础。(23)
这些情况,直到今天,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之中,在八十年代的知青作家朱晓坪的小说《桑树坪纪事》中,在王蒙的小说《冬天的话题》、《高原的风》、《风筝飘带》中,我们看到了这一思想的延续与深化。因而这决不仅仅是鲁迅,也是近百年中国思想界苦苦求索的一个重要主题。
愚蠢的偏见和恶意的歪曲当然是有的,但这不是西方人描绘中国形象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体,并且其中一些在西方也受到严厉的批评。乔治·安森(George Anson)的《世界旅行记》中认为中国人的生活混乱不堪,中国的书写文字根本就不存在等。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一书中正确地指出,由于安森本人只是一个海军军官,并且在未经中方许可的情况下在广州强行抛锚,因而他和中国人之间相互抱有强烈敌意,安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幻想家,他所说的话十足地荒诞无稽。虚幻、荒诞和真实混杂在这部作品里。"(24)早期美籍华人在美国受到的种种迫害及不公正待遇,在美国人撰写的有关中国移民的书籍中也得到了真实的叙述和描写(25),笼统地斥为"妖魔化中国"是没有理由的。
尽管我国翻译的后殖民理论的著述迟至1999年才先后出版,这主要是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由北京大学出版社于当年1月出版,罗钢、刘象愚主编的《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同年4月出版,5月萨义德的《东方学》中译本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但是自九十年代初以来,后殖民批评却蔚为大观,风行中国大陆文学研究界。其实迄今为止,我们对后殖民批评的了解是比较有限的。就艺术领域来说,后殖民主义广泛涵盖文学、电影、建筑等各艺术门类,对这些我们知之甚少。就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而言,它具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内容,它广泛涉及文化与帝国主义、殖民话语与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再现、第三世界的文化抵抗、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身份,以及种族、阶级、性别的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后殖民理论批评本身的方法也可以划分为结构主义的,女权主义的,精神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新历史主义的,等等"(26)。
在后殖民理论批评的诸多代表人物中,我们所熟悉的不过霍米·巴巴(Homi Bhabha),弗郎兹·法农(Frantz Fanon),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萨义德(Edward Said)等数人(27),就在这有限的几个人中,除了萨义德的《东方学》有中译本外,其余仅有零星的论文译成中文。这样误读、扭曲甚至附加就在所难免,如詹姆逊(Fredic Jameson),其实很难归入后殖民批评谱系,但是在张京媛主编《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一书中却名列榜首。就东方学本身来说,我们的后殖民批评者的主要知识都是来自姗姗来迟的中译本即萨义德的《东方学》,这乃是一本抨击西方东方学领域的著作,而对于东方学本身的产生、历史沿革和当今发展动态,其实并不了解。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有二多二少,介绍性质的多,生搬硬套的更多,理论上的独创性少,真正具有说服力的更少。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从一开始就带有理论上的先天贫血,而是更多地和我们固有的狭隘民族主义的偏见挂上了钩。
后殖民批评在中国闪亮登场,产生较大影响,是在《读书》杂志于1993年第9期以显著位置刊发张宽、钱俊和潘少梅三人介绍萨义德的《东方学》及其新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之后。稍后,《钟山》杂志于1994年第1期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和朱伟的《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其后《文艺报》等处也陆续刊载了大量的论述,后殖民批评开始在中国大陆掀起强劲冲击波,这种冲击波一浪高过一浪。从一开始进入中国,这种理论思潮就带上了强烈的本土化特征,我们把它高度简化为一个概念,即"文化霸权",随之而来的是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隐藏其中的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这种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就是"中华性"论、"改弦更张"论、"失语症"论和"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论,在逻辑上环环相扣,组成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逻辑链条。如果说,《读书》、《钟山》等杂志主要是对萨义德等人的思想的介绍和对"东方主义"的批判,那么这些观点则是正面阐述了我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主张。
张法、张颐武、王一川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性为参照系的,西方他者的规范成为中国定义自身的根据,中国的"他者化"成为中国的现代性的基本特色所在,中国的现代化显示为一种"他者化"的过程,现在应当力图跨出"他者化",放弃西方式的发展梦想,悉心关切民族文化特性和独特的文明的延展和转化,作者把这种趋势概括为从"现代性"到"中华性"的转变,并认为这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状况所发生的极其引人注目的转变(28)。
季羡林对近现代以来中国的中国文艺理论与文化的发展状况持尖锐的批评态度,大声疾呼"世界文明,东西方文化要互补,我们不是不借鉴,但是,我想,中国的文艺理论要走出自己的路,必须改弦更张。……改弦更张不是修修补补的问题。……如何改弦更张?首先必须对西方文论彻底检查一番,以决定取舍,不能奴隶般地当应声虫。中国的文艺理论,无论是整理旧的,还是创造新的,绝不能让他们牵着鼻子走。……东方的思维,东方的文化应大放异彩,不能作西方的奴隶,而要作自己的主人"(29)。
曹顺庆在《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一文中,把当前文论研究中最突出和最严峻的问题概括为"文论失语症",他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是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30)。当务之急是要接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曹顺庆鲜明地提出了要"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理论主张,并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方法与途径,包括对话语核心概念、范畴的清理,对文化架构的清理,对话语表述方式、言说特征的清理,然后在与西方文论话语对话中使之凸现、复苏与更新,再将初步复苏的中国文论话语放到中外文学批评实践中加以检验,在实践操作中对传统话语进行改造与更新等(31)。
总体来说,我国的一些文学研究者沿袭了僵硬的东西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从知识领域的权力关系入手,猛烈抨击西方文化霸权,不加任何具体分析,笼统地斥责西方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在社会思想领域和文化上进行"西化"渗透,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后面是"传教士们陈旧而又高傲的面孔"(32)进而质疑西方的价值标准和现代化模式,发展到否定近百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斥为西方文化殖民的结果,表现在作为文学研究核心的理论话语领域,就是力图通过排斥和清除西方话语,从中国固有传统重新建构一套本土话语体系,反抗西方话语霸权,从而实现在中外文学交流中话语权利的争夺。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弘扬形成呼应之势,文学研究已经成为民族主义的讲台,并且由于占领了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而大行其道,这在文学理论与批评领域表现得极为充分。从更广阔的背景看,这是九十中国大陆思想文化界的一个显著特点,反映了它的主流走向,其实质也就是直截了当地反西方文化,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反西方思潮,这种以文化孤立主义形式出现的"反西方主义"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不安和新闻传播媒介的广泛关注(33)。
后殖民批评属于广义的意识形态批评,实质上乃是一种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中国文学批评具有强调"美刺"、"教化"的古老传统,现代又有"文艺为政治服务"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模式,因而这两种批评模式在政治话语的内在本质上具有某种亲和性。这使我们很容易进入"文艺为国际意识形态斗争服务"的后冷战思维模式,这使我国的后殖民批评能够将来自官方的主旋律和来自民间的理论探索找到了共同点,同时它的反帝国主义的理论框架我们使倍感熟悉和亲切,契合了饱受西方列强侵略的中国人的反抗心理,能够酣畅地宣泄我们的屈辱心理,因而在中国迅速形成蔓延之势。罗志田认为:
近代百多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呈乱象,似乎没有什么思想观念可以一以贯之。……但若仔细剖析各类思潮,仍能看出背后有一条潜流,虽不十分明显,却不绝如缕贯穿其间。这条乱世中的潜流便是民族主义。(34)
其实还不仅如此,由于中国积贫积弱而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民族主义思潮始终强劲,不管我们曾经打出过多少主义或思潮的旗号,它都一直是潜藏在背后的中国思想界主潮,并往往发展为义和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和盲目排外的思潮。近百年中国的民族主义通常以西化和传统两种不同的方式出现,但是人们"往往难以真正了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强国’ 而激烈反传统甚至追求’西化’的民族主义心态"(35),因而西化派在意识形态话语上往往居于劣势,而"从历史的光荣中寻找文化认同的基础,是世界民族主义的通例" (36)因而主张回归中国古典传统的国粹派或者说是民族化倾向在更多的时候占据了意识形态上的制高点,因为他们更多地喜欢缅怀祖先的光荣传统,在文学研究领域同样如此。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倾向日益强烈,加之后冷战思维模式的延续,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上的西化派由于非学术原因而全盘崩溃,一度在八十年代受到压抑的民族化倾向便迅速抬头,所以当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具有丰厚土壤的民族化倾向找到了来自西方的学理依据,便迅速繁荣起来。值得注意的是,以马克思和列宁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却否认民族文化概念,以阶级文化取而代之,而我们的弘扬民族文化论者却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我国后殖民批评的基本弱点在于,它是情绪型的而不是理智型的,使中国知识分子可以扬眉吐气地揭露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暴力,宣泄我们胸中郁塞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绪,从一开始就延续了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侵略与反侵略、霸权与反霸权的一整套我们高度意识形态化了的陈旧思维定势,把国际文化交流定位为意识形态领域水火不容的斗争,这和极左思潮肆虐时期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有着惊人的相似。它把现代性与所谓"中华性"相对立,全盘否定来自西方的东西,用知识领域的权力概念彻底取代了客观真理性内容,一切都成为中西之争,也就是真理与权力之争,这是我国后殖民批评在理论上无法克服的痼疾,因为还没有任何一种理论能够彻底取消知识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从我国一些后殖民批评所乐于引证的"中国形象"的辨析,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完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和普遍性,认为真理只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就会发展到把包括文学研究在内的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统统视为"思想理论战线"与"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断地展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夺权"活动,"“”"结束的时间不算太长,殷鉴尚且不远,难道我们就对此种思维的荒谬性就毫无警觉与意识吗?如果说,阶级文化论被推到极端(只承认阶级性而否认超阶级的共同性)之后出现了许多偏执与谬误的话,那么,二十余年后的今天,我国的后殖民批评把族群推到极端,一切以国家或民族(nation)划线,简单地以非中即西的民族文化身份来作为泾渭分明的分水岭,而否认每一国家或民族中均含有超越东西方的属于全人类共同的东西(如时下被极力贬斥的来自西方的"现代性"与"西方文论话语"),那就更是荒.唐了。
近年来,国内学界对"理论旅行"开始关注,特别是西方文论到中国的"理论旅行"中所带有的权力色彩更是成为我们理论的聚焦点,但是我们同时还更应该关注一种理论到另一国旅行中所产生的变异,即该理论的延伸、附加与扭曲。正如马克思主义可以俄国化一样,后殖民批评本质上并非倡导东西之间互不相容的僵硬对立和相互对抗,而是西方知识话语内部的一次自我批判与重新清理,但是到中国旅行的结果,也带上了浓重的中国化色彩,质言之,这种来自西方的理论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反西方和自我表扬(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利器,它已经完全变味了,这大约是西方后殖民批评的始作俑者所始料未及的吧。
(1)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第44-4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波普尔《科学知识进化论》,第35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3)俞吾金《意识形态论》,第241-2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4)(5)《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第43页,第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6)福柯《疯癫与文明》,"前言",第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7)(8)(9)(10)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第8页,第28页,第18页,第10页,第1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2)(13)(15)(16)阿兰·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第30-31页,第32页,第32页,扉页,北京三联书店1993。
(14)http://home.zsu.edu.cn/pyramid/special/history/03.HTM
(17)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第9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8)黄维樑、曹顺庆主编《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垦拓》,第2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20)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四册,第207-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21)吴晓明编选《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第17页,第35页,第43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
(22)《鲁迅全集》第七卷,第81-8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3)王富仁《中国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第195-196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24)史景迁《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第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5)James A. Bank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Ethnic Studies(A Simon & Schuster Company, 1991),p.411-412.
(26)参阅陈厚诚、王宁主编《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第510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27)在"Post Colonialism: New Mailing List"中,后殖民理论批评的代表人物包括Homi Bhabha, Partha Chatterjee, Amilcar Cabral, Frantz Fanon, Ranajit Guha,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Edward Said, Trinh T. Minha, Ngugi wa Thiong’o, Abdul Jan Mohamed等,其中多数人我们不熟悉
(28)张法、张颐武、王一川《从"现代性"到"中华性"--新知识型的探寻》,《文艺争鸣》1994年第2期。
(29)参阅《文艺理论建设要改弦更张--季羡林教授访谈录》,《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期。
(30)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31)曹顺庆有关论述尚多且较为系统,择其要者有《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与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东方丛刊》1995年第3辑;《重建中国文论话语的基本路径及其方法》,载《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再论重建中国文论话语》,载《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
(32)冯骥才《鲁迅的功与"过"》,《收获》2000年第2期。
(33)参阅赵稀方《中国后殖民批评的歧途》,《文艺争鸣》2000年第3期。
(34)(35)(36)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第1页,第2页,第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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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指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的,在此之前的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的中西比较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但它基本上没有比较系统的理论形态,因此,对它的界定也颇多争议。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民族主权与人民主权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由于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相对和平的政治环境,所以民主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较为平衡。而中国则由于传统的文化主义的历史积淀,再加之恶劣的政治环境,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战,还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作为民族主义的载体,从而集聚人民的国家认同感。这样,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就不能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而有着时间的先后。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当今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以及自由、民主、人权等普适性的政治理念都有着相应的影响,这些也决定了民族主义的走向。
关键词:民族主义 民族国家 人民主权 文化主义
民族主义在当前学术界已渐受青睐,也引发了相应的思考和无休的争论。尽管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对民族忠诚和民族团结的强调由来已久,但作为一种近现代的理论形态和社会运动,它的出现是在民族国家之后,某种程度上讲,是法国大革命的政治产品。中国与西方有着异质的政治文化、思维理念、历史传统和社会基因,在近代民族主义分别与之相结合,便演绎出不同的发展进程和行进轨迹。理清这一历史脉络,对于我们理解时下全球民族主义的复兴以及进一步深入探讨民族主义在当今民主化大潮中的地位与作用,进而预测民族主义的走向是有着重大的意义的。
民族主义是一个不太系统的理论形态和政治思潮,因而它的含义较难把握,对它的界定自然也层出不穷。这里简单介绍几种当下较为流行的观点。
一些学者沿用政治学中"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创始人(诸如黑格尔等人)的定义,强调一种基于民族意识之上的民族主义,这里的"民族意识"是指作为一个国家的价值,这种价值对这个国家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它包含着精神上、道德上、理念上对国家的认同。这里民族主义实质上就是"民族国家主义"。(1)这些学者认为,作为一个民族主义者,就意味着自己要热爱这个国家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团结,并承担起保卫它们的责任。
一些学者认为18世纪未在欧洲形成的民族主义思潮或情绪,是指对以相同文化、语言、种族为基础的国家、社区或集团的忠诚。(2)这种民族主义纯粹建筑于文化、语言及种族的同质、同种性上,把政治理想或政治制度的形态看作是次要的,或者是从属于民族(或国家)利益的因素。只要是基于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哪怕是独裁专制或是无道昏君,也不能背离这种忠诚。这种界定明显是带有贬低意味的,相应地,这些学者很自然地认为民族主义一般总是为君主、专制或独裁政权所提倡或宣扬。
一些学者犹以自由主义大师伯林为代表,提出了"两种民族主义"的理论,即进攻性民族主义、非进攻性民族主义。(3)基于一种归属感和同自由相平衡的认识,非进攻性民族主义关注文化的自决,强调民族的归属情结和民主精神,(4)赫尔德把此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而进攻性民族主义在狂热捍卫自身文化的同时,对其他文化则轻视、拒斥、压制,甚至欲先毁之而后快,它在思想上表现为种族主义、大民族主义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德国纳粹主义、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伊朗神权政治等。"在人文主义大师辈出的德国,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富于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纳粹主义。在后共产主义的世界中,民族主义演变为不同民族精神之间的流血战争。甚至在自由民主的国家里,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也对个人的自由造成了威胁。"(5)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一种理论简单、力量强大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情绪化的意识形态",(6)它在理论的系统性上是薄弱的,因而最易为人们掌握。这种民族主义的理论核心是承认并伸张每个民族的自决权,认为每个民族都有权组成一个独立的国家。
在这里,我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界定为民族国家的产生、发展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实际上,这就包含着两层涵义:第一个层面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这是民族主义的载体;第二个层面是主观的心理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政治认同及爱国情绪。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当民族主义获得载体,即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便上升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已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民族主义的第一层面与第二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与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相互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及程度是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着不同的形成过程,自然,人们对其的认同感也不尽相同。由于中国与西方国家近代社会发展进程是不同的,因此,民族主义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景观。
简单地说,西方民族主义(即民族国家)形成与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7)
民族主义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民族主义却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之前,就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结构、分配、组合,构建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因素。在民主因素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少数政治精英的专利了,而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从此,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不再分离。也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从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转变为积极的主动参与者。
从这一角度来说,民族主义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作为一种政治观念,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原动力,一个是集体自由(民族自由),一个是个人自由。个人自由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集体表达而已。原本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与法律被应用到民族问题之上。人民的意志可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及其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的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就是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实现。
民主国家可以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而得以独立,这一思想发端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着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两者分别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和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之兴起的是地域国家,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君主掌握着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这样,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实行统治的道德与合法性的基础。(8)16世纪和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对君主专制合法性的论述无疑提供了最好的佐证。
但不久,君主王朝政体也暴露出了弱点。到18世纪未,君主王朝已经没有能力再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国王的一已私利已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代表和伸张民族大众整体利益的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诞生了。民族开始自觉地起来保卫和维护自己的利益。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并迅速走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而言,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无法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时的"民族"概念近似于"政治主体"和"民主"的概念。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把理想转变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把政治理想外化为一种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民族国家通过这一过程,把民族主义体现在民主的制度之中。这一过程也就是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
实际上,人民主权原则制度化的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首先是资产阶级。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利用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利的胜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其次是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与资产者利用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普选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了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看,工人阶级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平民化"的过程,(9)而实质却是人民权力与民族权力的一次联结和融合。
民族主义发端可追溯到宗教改革,在英国清教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中得到发展。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进入高潮,持续约为一个半世纪,其间又可分为两个阶段。(10)
在18世纪未到19世纪中期的第一阶段,民族主义主要表现为一种爱国主义。欧洲联盟的干涉使"自由、平等、博爱"成为法兰西爱国主义的旗帜,在其他欧陆国家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这种爱国主义演变为拿破仑帝国主义,使欧洲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费希特、意大利的马志尼等,均颂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描绘民族复兴的前景,同时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民族优越感。但总的来说,要求民族独立的爱国主义是这个时期的主流,并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40年代的第二个阶段,西欧和北美的民族独立基本实现,民族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渐渐转为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其思想代表如德国的特莱奇克、法国的巴雷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等,大多吹嘘本民族的文化优势,随意贬低其他民族,并主张依靠战争向外扩张。德国纳粹党的民族主义最为极端,已同疯狂的种族主义熔为一体,追求日耳曼人对世界其他种族或民族的主宰和奴役。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族主义迅速衰落。总结这段历史断面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民族主义一旦超出爱国主义的合法性范围而走向极端,便可能成为破坏性的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70年代后,世界政治经济图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金和技术、商品和劳务、人员和思想文化跨国界流动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经济国际化和企业网络化,已成为许多国家生活中难以回避的现实问题,对近代发展而来的民族主义也提出了深刻的挑战。(11)到了80年代,由于受经济因素、意识形态以及宗教情绪的诱发与催化,民族主义又走上了复苏的道路,或者更确切地说,"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取强势的运动。"(12)尤其到80年代未,强大的苏联和东欧在更为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风雨飘摇,再一次证明了民族主义的强力与韧性。伯林曾描述这种特殊情境下的民族主义,他称之为"受了伤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了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东欧和苏联,现在就像一个裂开的大伤口。"(13)
在传统中国中,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不是国家。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
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一种文化主义,这与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14)较近,主要有以下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惟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无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的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长期统治中国。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或挑战者,也就是说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因此,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对儒家文化而发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这种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性。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应对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了文化主义而转向了民族主义。
西方国家侵入中国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的文化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之间的差异。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
西方国家入侵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迫使中国人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我们已经论述,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义与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就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历史条件与社会因素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民主主义变成了国家主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条件。
这种转型是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也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当时中国国家建立与发展所处的社会大环境,即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探求民族国家建立之路时,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问题。而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不是民族。就是说,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15)
中国对民族主义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平等,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这个概念一进入中国的主流话语,就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精英,尽管他们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及其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设计和方略,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却保持高度的一致性。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义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由于当时的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所以他们又都诉诸于国家主义。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政治体制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首先认识到的是西方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的重要性。从19世纪60年代的自强运动,到中日战争的失败,政治精英们从历史的波折中认识到政治制度以及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联系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想赶上西方国家,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在于人民。王韬认为要把两者结合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而且必须用政治的方法才能做到。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
五四运动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改革已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已是必要的,于是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要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给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存在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而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这样,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孙中山最初强调较多的是人民权力,后又转向了民族国家和组织方面,并基于此的考虑,在1960年提出建国的三大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后又受苏联影响,认为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而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则是首要任务。他主张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想应用于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这样,组织和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区别,但国民党最终被共产党所取代,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蒋介石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相反,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人民大众,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16)正如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是的国民党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够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人民大众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到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
从以上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出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互动的复杂性。民主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在西方民族国家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说来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存在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的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由于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这样,人民主权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是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它必然对其他社会发展趋势如民主浪潮、社会发展、公民社会等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从而。那么民族主义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应该把民族主义与相关的问题做以考察。
民族主义对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尤为引人关注,因为民族主义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具有着中心的地位。它首先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应该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传统和生活方式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族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有着正面的作用。因为,这时民族主义所要求的是国家的独立、经济的自治、本国生活方式的维系,这就是一个国家的真正解放,赢得了解放的发展中国家不必再效仿别的国家或模式了。但不可回避的是民族主义是具有二重性的。当民族主义强调和捍卫一个国家的文化、宗教或语言上的和谐时,它也应该接纳外部的多样化和多元化,接纳一个国家内的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多样化的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语言等。(17)作为一个文化统一体的国家,应当允许其某些国民有权作出选择,允许他们不支持那种理想化的文化统一理念,而保留自己的看法。
民族主义不必然会成为一种对民主化的抵制力量。这个观点的论证实际上取决于一个民族国家中民族意识是如何被诠释的。民族是由一致赞同团结、而不赞成分离的社会成员构成的;而所谓的国家,则来源于在同一历史背景下、同一生活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如果这样来理解国家和民族,那么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成员应该能分享共同的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意识和同属于一个共同的国家的认知,应该是支持民主政治的。因为,民族意识可以成为使社会成员团结一致的精神源泉。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是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缺乏团结一致的意识,民主政治是无法运作的。没有社会成员的团结一致,一个政府也许仍然可以运作,但是民主政治肯定会运转不良。
根植于地区性文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对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的全球化趋势的自卫型反应,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反应,但绝不是一种最好的回应。而最恰当的反应应该是在每一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重新诠释人权、自由、民主和正义等政治价值观。比如,可以按照中国文化的理解,来重新诠释自由的含义,并设法在中国的历史记忆中找到关于自由的某些论述。发展中国家尤其要注意的是,不能一味地把西方的价值观引进到本国的文化中,或把西方政治准则强行介入自己的传统之上,而是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角度,重新创造出或重新诠释自由、人权等这种理念。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也有一些起码的价值观和权利,是不需要在各自的政治言语中重新解释的,是应该在任何社会都被保障和尊重的。例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就是如此。
对于当今的世界与各国的社会现状而言,民族主义不是有与无的问题,而是一个多与少的问题。同样在中国,民族主义的出路不是要不要民族主义的问题,而不是要多少民族主义和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问题。
在当代,可取的民族主义应该是温和的、开放的、理性的、尊重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伯林曾把这种民族主义称之为"自由的民族主义",它的理论根基是自由理念和价值多元论。它对其他观念价值是开放的,并通过相互补充来提供行为准则,对内它也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它在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内发挥作用,因而不致变成盲目的排外主义。民主国家的民族主义不易走极端,就是因为民族主义情绪的表达受到了法治的限制。民族主义被赋予的重要功能就是提供民族凝聚力。(18)但这种凝聚力往往以游离于两个极端的形式存在,要么微乎其微,要么过于强大,以致在社会中集聚成专横的权力,甚至动员人们作出愚蠢的举动。因而,在如何利用民族主义来获得凝聚力时,应非常慎重。
总之,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开放的今天,一族一国和闭关的政策不仅不可能,而且对国家和民族利益有害。而要想发挥民族主义的作用,就必须在承认其客观存在的同时,用民主法治的制度和自由、权利、正义等价值和对外界的全面开放来约束民族主义。我们承认在实现民族利益方面,最有效的政治手段是自由民主、宪政法治;经济手段是自由市场经济;文化手段是尊重多元与宽容异端。但我们也不应忽视民族主义对当今社会的潜在的影响和作用,我们应该就是寻找民族主义与当今现实的结合点,使其为我们的社会发展提供能量与资源。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
1、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76页
2、 商戈令:《读维罗里<关于爱国:论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195页
3、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4、 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5月,第141页
5、 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6、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上海三联书店,上海,2000年1月,第251页
7、 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8、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09页
9、 关于人民主权的"平民化"问题这里不能加以详细阐述,但这不等于这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10、 徐大同主编:《西方政治思想史辞典》,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1997年3月版,第125页
11、 张谦:《民族国家、全球网络与经济民族主义》,《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7年6月,第262页
12、 《民族精神再兴:论民族主义之善与恶――与伯林对谈》,《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第213页
13、 同上文,第215页
14、 相应的论述参见顾昕:《伯林与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公共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1998年11月,第237页
15、 郑永年:《中国民族和自由主义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北京,2000年5月版,第213页
16、 相关论述见李普塞特著、张绍宗译:《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69页
17、 程笑:《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及现代化――维罗里教授访谈录》,《公共理性与现代学术》,第177页
18、 刘军宁:《共和、民主、宪政―自由主义思想研究》,第2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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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全文如下: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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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军事理论相关论文:美国民族主义的悖论。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美国,民族主义是一个肮脏的字眼,人们公开鄙弃之,认为民族主义与旧世界的狭隘和自视优越相关。但是,这些怀疑美国民族主义观念的人士乐意承认,美国人总体而言是非常爱国的。当要求他们解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时,这些怀疑论者也许会不情愿地承认二者之间区别细微,并无实质性差别。政治学者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证明二者之间的巨大差别,他们将爱国主义等同于对国家的忠诚,而将民族主义定义为种族—民族优越感的情绪。实际上,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心理及行为表现而言,二者之间难以区分,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亦然如此。
民意测验组织的定期调查显示,在西方民主国家中,美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强烈。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攻击之前,90%接受民意测验的美国人同意这样的说法:“我更愿意成为美国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国家的一员。”38%的人支持这样的观点:“如果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像美国人,则世界更加美好。”(“9·11”恐怖袭击之后,同意以上观点的人分别上升为97%和49%。)美国密歇根大学世界价值观调查项目(The World Values Survey)的测验结果与此相近,70%以上的被调查者宣称他们对自己作为美国人“非常自豪”。与此相对照,在其他西方民主国家——包括法国、意大利、丹麦、英国和荷兰,只有不到一半的被调查者对他们的国籍“非常自豪”(参看下表)。
民族自豪感(对自己国籍“非常自豪”的民众比例)
国家1990年1999—2000年
英国 53 49
丹麦 42 48
埃及 未调查81①
法国 35 40
墨西哥56 80
荷兰 23 20
菲律宾未调查85①
波兰 68 71
美国 75 72
越南 未调查78①
①2001年调查数据。
美国人不仅对自己的价值观非常自豪,而且认为这些价值观是普世性的。根据皮欧全球态度调查公司(The Pew Global Attitudes)的调查结果,79%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同意“美国观念和习俗在全球推广是有益的”;70%的人说他们“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即使在作为自由主义和民主另一个堡垒的西欧,这些观点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欧公司发现,在西欧国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测验的人赞同美国观念和习俗的传播,不到50%的人喜爱美国的民主观念。
美国人所秉持的美国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优越的信念在其社会、文化和政治实践中展现无遗,几乎不可能忽略它们:学校每天举行的爱国宣誓(The Pledge ofAllegiance)仪式,运动赛事之前通常要奏国歌,无处不在的美国国旗等。与其他国家一样,民族主义情绪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美国政治之中。候选人利用焚烧国旗、国家安全等高度敏感的话题来攻击对手没有爱国之心。
为什么这样高度民族主义化的社会一贯自视为没有民族主义?这一悖论的根源在于保持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势力。科技成就、军事力量、经济财富和无可匹敌的全球政治影响力无疑将造就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但是,导致美国民族主义真正与众不同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其诸多表现方式非常自然,不着人为痕迹。
美国民族主义最强大的源泉之一是公民自愿,普通民众愿意通过个人主动或公民团体提供公共物品。自19世纪早期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以降,外国观察家无不惊诧于美国活力的渊源。托克维尔指出,“年龄不等、身份不同、性格各异的所有美国人都组成团体”,他称许美国人依靠自身力量而非政府来解决社会问题。
推动美国社会生活发展的基层活动同样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满活力、引人向往,因为绝大多数确保美国民族主义长盛不衰的制度和活动是民间的,而非政治性的;各种仪式是自愿参加的,而非强制推行的;这些价值观被民众欣然接受,其中并无人为灌输。在世界其他地方,政府在促进民族主义中的作用必不可少,其民族主义常常是精英阶层进行政治操纵的产物,因此必然存在人为性质。但在美国,尽管政治家个人常常试图利用民族主义获得政治收益,但政府的不介入引人注目。例如,美国联邦法律并未规定在公立学校背诵爱国誓词,或要求在赛事之前唱国歌,或强迫在个人所有的建筑物上悬挂国旗。
爱国誓词的历史对美国独特的民族主义形式提供了一个完美的诠释。浸礼会牧师弗朗西丝·贝拉米(Francis Bellamy)在1892年撰写了誓词初稿,美国三大公民团体(国家教育协会、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美国革命之女”)创立、改进和推广了背诵爱国誓词的仪式。后来,联邦政府参与进来。但直到1942年,国会才正式宣布赞同爱国誓词;直到1954年,在宗教组织哥伦布骑士会(The Knights of Columbus)(注:美国天主教徒1882年建立的国际互助慈善团体——译者注。)的压力之下,国会才对誓词文字进行修改,加上了“在上帝保佑之下”的字样。
实际上,利用政府权力强行促进民族主义制度化的任何企图都会遭到强烈的抵制,因为民众普遍怀疑政府会侵犯美国个人的自由权利。20世纪30年代,一些学校的董事会试图使爱国誓词仪式变成义务性的,耶和华见证会(The Jehovah's Witness)对此发动挑战,并诉诸法律。该宗教团体认为,爱国誓词迫使孩子们崇拜伪神。此后八年间,禁止焚烧国旗修正案在美国国会两次遭到否决。
在美国,促进民族主义是私人事业。在其他社会特别是那些威权主义政权执政的国家里,政府调配各种资源,从政府控制的媒体到警察、到“爱国价值观”的宣传。在庆祝国庆节时,这些国家的政府会特地组织大型的阅兵典礼,展示其精锐部队和最新式武器装备。(据称,1999年北京举行盛大阅兵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花费数亿美元之巨。)然而,尽管美国拥有令人生畏的高科技武器,但这种政府主办的、纵欲式的民族主义表现在美国的独立日庆祝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美国人也在7月4日举行庆祝游行和观看烟火,但这些活动大多是公民团体组织的,当地的工商团体提供了部分经费。
此中包含着美国民族主义生命力与持久性的根源:对普通大众而言,公民自愿的主导作用——而非政府强制——使得民族主义情绪更加纯真、富有吸引力与合法性。美国民族主义的表现如此寻常,不着斧凿痕迹,除非外人甚至难以觉察。
美国民族主义隐身于平淡无奇之中。但即使美国人意识到民族主义的存在,他们也并不视之为民族主义。这是因为,美国的民族主义与其国外姻亲不同宗不同种,并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其一,美国民族主义基于政治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优越感。这一概念非常适合仍然自视为文化和种族大熔炉(Melting Pot)的美国社会。正如乔治·W·布什总统在去年7月4日演讲中指出的,“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在美国人看来,这一政治信念的至高无上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理想与其实践成就相结合,使美国人坚信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普世性的。反之,当美国人受到威胁时,他们将对自身的攻击首先视为对其价值观的攻击,美国精英与民众对“9·11”恐怖主义袭击的诠释可谓明证,绝大多数美国人理解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即这些袭击体现了对美国民主自由和民主制度的攻击。
其次,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的,而非悲情诉求的。在绝大多数国家里,昔日外来强权造成的悲痛刺激着民族主义情绪。在印度、埃及等曾经遭受殖民统治的国家里,民族主义最为强烈。但是,美国的民族主义与这种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截然相反。美国的民族主义源自开国以来战争与和平中的诸多胜利;而一系列民族屈辱和惨败构织着遭受侵害的民族主义。胜利诉求的民族主义者庆祝他们的积极成就,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者的哀鸣甚少同情。
最后,美国民族主义向前看,而大多数国家的民族主义恰恰相反。那些坚信美国价值观和制度优越感的人士并不停留在历史荣耀之上(尽管这些荣耀构成了美国民族特性的核心)。相反,他们向前看,认为本土和外国的未来都会更加美好。这种动力使得美国民族主义充盈着传教士精神和短暂的集体记忆。这种向前看和普世性的观点与其他国家种族—民族主义的向后看、排他性的观点发生冲突势在必然。在中东地区,十字军东征(The Crusades)以来西方军事入侵的记忆萦绕不去,它们对美国“解放”伊拉克人民计划的怀疑是情不自禁的。就中国而言,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将台湾视为脱离的省份,美国支持台湾自然是双边关系中最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失去台湾——不管是1895年日本的割占还是1949年国民党的盘踞——被视为民族赢弱和屈辱的标志。
美国民族主义的独特之处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最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国家之一在应对海外民族主义时如此笨拙。美国民族主义第二个悖论的最佳例证是越南战争。美国普世性政治价值观(越南战争时期的_主义)、美国实力的必胜信仰与短暂的民族记忆相结合,导致美国制定了与越南人的民族主义相冲突的灾难性政策。抵抗外国(中国和法国)统治界定了越南人民的民族经历,他们压倒一切的目标是独立和统一,而不是在东南亚推行共产主义。
美国其他国家
基于普世理想(民主、法治、基于种族特性、宗教、语言和地理
自由市场)和制度(分权)
普通民众自愿的产物;民众 政府精英培育,国家机构(警察、军
欣然接受价值观和仪式,没 队、国有媒体)推动
有人为强制灌输
胜利诉求的,源自战争与 悲情诉求的,源自一系列民族屈辱和
和平中的胜利 惨败
向前看,短暂的集团记忆 向后看,停留在昔日荣耀和历史
和传教士精神 积怨之上
在与几个高度民族主义的国家打交道时,美国很少关注民族主义在确保这些敌对国家政权、赋予其合法地位方面的作用。美国对待这些国家的政策或者漠视其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如菲律宾和墨西哥),或者一贯坚持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偏见,夸大竞争对手(如中国和古巴)所倡导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对抗性。埃及前总统纳赛尔秉持后殖民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拒绝与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或苏联阵营建立战略联盟,华盛顿官员对此困惑不解,他们无法想象在反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斗争中一个国家可以保持中立。这种心态在当今的回响,就是美国在反恐战争中“或者与我们一起或者反对我们”的最后通牒。
美国仍然不能有效地应对海外民族主义,导致了如下三个直接后果:第一也是较次要的是,美国的麻木不仁在外国政府及其人民之间引起了强烈的怨恨情绪;第二显然也是最严重的,这种麻木不仁的政策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恶果,当美国力图削弱外国敌对政权时尤其如此。毕竟,民族主义是堪与民主自由主义力量抗衡的少数原始思想之一。以当前富有戏剧性的朝鲜半岛核危机为例,南韩年轻一代的民族主义情绪勃兴,他们把制造麻烦的北方邻居视为亲戚而非恶魔,这是华盛顿在应对平壤边缘政策时未曾考虑在内的。与以前事例类似,在这些情况下,美国的政策往往与盟国人民的看法相去甚远,且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即推动盟国人民支持美国所反对的政权。最后,鉴于民族主义推动着美国的政策,其他国家必然认为美国的海外行为是伪善的。当美国以捍卫本国主权为名削弱全球制度(如《京都议定书》、国际刑事法庭和《全面禁试条约》等)时,这种伪善尤为突出。美国拒绝多边协议也许在国内得分,但在外国人看来,美国人普世辞令、其信奉的理想与美国看来决心在海外追求狭隘国家利益的行径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长此以往,这种行为必将侵蚀美国的国际信誉与合法性。
如果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地理位置和距离上不是这样隔离,关于民族主义的观点冲突也许不会这样严重。实际上,地理隔离并未削弱美国人政治理想普世性的信念。美国建立在如下原则之上:即所有人民(并非仅仅美国人)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这种信念薪火相传,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世界建立在四大自由之上的观点到乔治·W·布什的“人类尊严不可商榷的需求”。
但是,美国的相对孤立必然导致对其他国家理解不够,在美国人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造就了巨大的交流障碍。皮欧全球态度项目最近的调查结果显示,在过去5年间,只有22%的美国人到过其他国家,与此相对照,66%的加拿大人、73%的英国人、60%的法国人、77%的德国人到过他国。与外国缺乏直接交往并未被信息革命所抵消。2001年“9·11事件”之前的几年间,只有30%的美国人声称“对其他国家的消息非常感兴趣”。即使“9·11”恐怖袭击之后,一般美国人并未保持对国际事务的强烈兴趣。根据皮欧研究中心(The Pew Research Center)2000年初的民意调查,只有约26%接受调查的美国人说他们“密切关注”国外消息,45%的美国人说国际事件对他们并无影响。
政治理想主义、民族自豪感与相对褊狭相结合造就了美国民族主义,海外对此的感触颇为复杂。许多人羡慕美国的理想主义、普世主义和乐观主义,承认美国的实力和领导地位对世界的和平、繁荣不可或缺。其他人则抵制美国的民族主义,认为它不过是恃强凌弱、伪善和误入歧途的表现。在一般情况下,国际社会的这种矛盾态度带来的不过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当美国民族主义驱动其外交政策之时,它引致了广泛的反美主义。在这种状况下,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相矛盾和内在张力、它对美国海外合法性造成的伤害就变得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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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推动我国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爱国主义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浅谈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广大教师天长日久地对学生进行教育。本文将讨论教学实践中如何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爱国主义教育;教学实践;德育
【Abstract】Carries o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to the elementary student is the moral educ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is a long-term project, after a considerable period of time needs the general teachers to carry on the education to the student。 How will this article discuss in the teaching practice to carry on the patriotic education to the elementary student。
【Key words】Patriotic education;Teaching practice;Moral education
金秋十月,正值新中国60华诞,这是所有中国人都为之高兴的事。作为一名小学人民教师,在高兴的同时也使我深深地感受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个很有价值的课题,非常值得研究。
经过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我认为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可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1.在日常的教学中要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如在学习《开国大典》一课时,教师要适时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多讲一些与开国大典有关的事情,让学生深刻地明白:新中国的诞生以及今天幸福生活的到来都是无数革命先辈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勤奋学习,奋发图强,长大后报效祖国,建设四化大业。
2.要利用好班、队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每周一次的班会课,教师要适当地增加有关爱国教育方面的知识。如有一次班会,我就给学生讲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爱国故事,使学生通过听故事深受教育,被少年周恩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伟大志向所深深折服。都纷纷表示要向周恩来学习,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学校还要好好地利用队会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举行讲爱国故事比赛、庆十一歌咏比赛、迎十一书画大赛等。
3.推荐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爱国影片让学生观看
如《开国大典》、《南征北战》、《战上海》、《地道战》、《地雷战》、《敌后武工队》以及最新力作《建国大业》等影片。让学生不仅要用心去看,还要在看后写好观后感,学校还要进行观后感展示,并评出优秀的观后感予以奖励。
4.向学生推荐一些有教育意义的书籍让学生去读
如《古今爱国故事》、《红岩》、《十大元帅》、《毛泽东传》、《长征》、《井冈山》、《邓小平传》等书籍,要让学生细心地去看,并写好读后感。
总之,对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德育教育的重中之重,是一项长期的工程,需要广大教师天长日久地对学生进行教育。作为教师,在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不要只讲大道理,还要多结合学生的实际进行教育,这样才能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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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政治、道德涵盖的内容都会发生质的变化,但无论世事怎样变迁,爱国主义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中永恒不变的主题。爱国主义是高校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的基本内容,发扬爱国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论文范文:如何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如何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摘 要: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在新的形势下是极为必要与重要的。要搞好这项工作就要发挥企业团组织的积极作用、发挥典型示范的引导作用。同时,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要讲究方法。
关键词:爱国主义 企业青年
对广大青年职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企业来讲,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只有政治思想过硬,青年职工的其他各方面发展才有保障与动力。只有这样,企业的发展才有后劲。在对青年职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爱国主义教育是其中一项至关重要的工作。
改革开放在给我国带来了飞跃发展的同时,社会情况也随之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多样化的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就业岗位和就业方式……这些都给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与问题。而当代企业青年,他们思维敏捷、风华正茂、朝气蓬勃,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较强,改革开放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也同时引起广大青年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青年的思想观念、社会构成、行为方式的多样化也日趋明显,其中在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上出现了怀疑社会主义、盲目的崇洋媚外的思想倾向。
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教育就显示出了相当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只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大青工才能真正拥护党的领导,拥护改革开放,拥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积极投身企业的改革洪流,为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只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广大青工才能正确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时期所遇到的各种复杂矛盾,自觉抵御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的思想文化渗透,抵御封建迷信的死灰复燃。
爱国主义教育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涵。在新时期中国的企业中,爱国主义应与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新时期企业爱国主义的主题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企业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要使青年懂得: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发展中国。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传统合乎规律的发展。而且,我们所说的爱祖国,是指热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爱国就要爱社会主义的中国,就要自觉地把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把朴素的爱国情感上升到坚信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坚定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上来。
在新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具有相应的鲜明的时代特征,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最显著的时代特征表现在把独立自主与改革开放统一起来;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主要是坚持民族自尊心、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把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反对民族虚无主义统一起来;爱国主义的本质特征表现在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热爱祖国和热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爱国与富民统一起来;实现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力的正确道路是把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基本路线,把爱国主义思想和爱国行动统一起来。特别是在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与企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赋予爱国主义教育以现实企业的内容和特征,突出建设爱国与爱企业有机统一这个主题。
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的企业团组织,在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只有充分发挥这支力量的作用,企业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才会富有成效。发挥团组织的作用,就首先要使团的干部懂得: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立足于新世纪的开端,放眼世界,要正视国际国内形势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在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经济全球化浪潮迅猛发展、科技革命风起云涌、世界政治多极化曲折发展、东西方文化相互渗透、各种社会思潮相互激荡、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的新形势下。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为我国在更大范围内、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打开了空间、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共青团爱国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以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针,主动适应企业经济和社会发展对青年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以培育‘‘四有”新人为目标,以使青年形成爱国信念为出发点,抓住机遇,着眼发展,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努力实践“三个代表”要求,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为建设现代化企业而贡献力量。
典型示范是引导人的精神生活向预期方向转化的有效途径。对企业青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就要发挥典型示范的积极作用,用榜样的力量教育和鼓舞青年,用先进典型教育青年,培养新一代企业员工。在革命战争期间,刘胡兰、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是我国深受人们爱戴的爱国主义的典型。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李四光等更是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向人们竖起了一座座爱国主义的丰碑。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典型教育青年。在爱国主义教育中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典型的示范和导向作用,用英雄人物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和武装广大青年,使其人生追求化为青年的共同追求。使他们对人生价值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内心激荡着“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的强烈欲望,使先进典型的高尚品格成为青年健康成长的导向。此外,还要注意培养、树立、宣传本单位身边的先进典型,用身边的典型教育身边的人。
首先,要引导企业青年在生动的对比鉴别中提高认识;其次,要善于激发企业青年爱国情感,这种情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企业青年的情感往往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相联系的,因此,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帮助大学生了解祖国壮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中华民族对人类世界的巨大贡献的同时,激发企业青年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时帮助他们客观地分析我国近代所以落后的原因和未来美好的前景,激励他们刻苦工作、发愤图强的精神。在激发爱国主义情感时,还要考虑企业青年情感的特点,帮助他们巩固和发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感情,克服情感的肤浅性、波动性,使他们懂得爱国主义情感,是一种民族的情感、阶级的情感,是一种极其深沉的情感。我们既要帮助企业青年树立热爱党、热爱祖国、追求真理的感情,又要指导他们自觉地“调节”、克服脆弱的感情。培养爱国主义情感,首先要以生动形象的事物、形成强烈的刺激,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青年的认识特点一般是由近及远、由具体到抽象、由感性到理性的。壮丽的山河、雄伟的建筑、家乡建设新貌、热烈的劳动场面、欢快的节日盛况、奥运赛场的胜利都能使他们产生爱国之情。因此,我们要组织企业青年参观祖国建设新貌、游览祖国名山大川,组织企业青年进行今昔对比。也可开展他们喜闻乐见的教育活动,激发他们从爱家乡、爱企业的一草一木,扩大、深化、升华为深刻的、强烈的爱国之情。
【1】王廷等.邓小平文集辅导讲座,新华出版社.1983
【2】谭道明,企业管理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3】刘光明.企业文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
【4】卞华舵.民营企业思想教育工作浅论,南京社会科学,2002年12期
(作者单位:大庆石化工程公司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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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爱国主义教育被称为“爱国心”教育,是一项基本的公民教育。日本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富有特色,成效显著,值得深入研究及借鉴。而今天读文网小编要讲的是延安的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延安,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炎黄子孙的始祖轩辕皇帝曾在这里生息;延安,是历史文化名城,有质朴的黄土风情,灿烂的传统文化和丰富的文物古迹;延安,是革命圣地,党中央和毛主席曾在这里生活战斗过13个春秋。这一切都是对青少年进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的课堂和教材。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过程中一些地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因素影响青少年的现实,延安地区的中小学利用当地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以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为目标,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以革命传统教育为重点,着力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把全地区的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有声有色,形成了圣地延安一方独到的风景。
一、利用历史文化遗迹、革命遗址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延安有黄帝陵,有宋代石窟,有卫国戍边的古战场遗迹;有枣园、杨家岭、宝塔山、瓦窑堡、王家坪纪念馆等革命纪念地。这些历史文化遗迹和革命纪念地,无一不显示出我国古代爱国仁人志士和老一代革命家战斗的足迹。各中小学普遍利用这些遗址、遗迹,组织学生参观瞻仰,现场讲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使学生了解灿烂的古代文明和我党的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热爱祖国、保卫祖国的责任感。
二、利用校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延安的学校有相当一部分建于陕甘宁边区时期,一部校史本身就是一部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近年来,在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和帮助下,大部分学校都建起了校史展览室。每届新生入学,学校首先对他们进行校史教育,以爱学校、爱家乡为起点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学校开展重大的教育活动,都把校史教育列为一项重要内容,使校史成为教育师生的最直接、最基本的教材。延安育才学校是党中央于1937年创办的第一所学校。最初叫中央保育院小学,附设在鲁迅艺术师范,著名教育家徐特立兼任校长。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日子里,她保护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央首长和革命烈士的子女,是一所具有光荣传统和历史的学校。1987年,邓颖超将周的2万元稿费捐赠给育才学校,学校用这笔钱修建了校史陈列室。育才学校利用本校的光荣传统,对师生进行生动直观的校史教育,使师生了解自己的学校,热爱自己的学校,明确自己肩负的责任。
三、利用乡土教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辉煌的13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革命业绩,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建国几十年来,在延安精神的哺育下,延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又涌现了一大批献身祖国建设事业的优秀儿女。为了使学生了解延安,学习延安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延安地区教育局于1991年组织人力编写了一套以此为内容的德育乡土教材。同时,他们还向中小学推荐了《延安岁月》《延安史话》《闪光的足迹》《圣地风云录》《圣地沉思》《论延安精神》《延安儿女》《伟大的平凡》等一批书籍和电视片,作力爱国主义教材,有力地推动了各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延安师范附小结合学习乡土教材和指导学生阅读有关延安精神的书籍,开展了学、讲、画、唱、演、写等活动,使爱国主义教育搞得卓有成效。“学”就是通过学习,让广大师生了解延安的光荣历史,了解延安精神;“讲”就是利用各种形式,讲革命传统,讲延安精神;“画”就是开展一人一画的征画比赛,让学生画延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画来加深对延安的了解和热爱;“唱”就是要求全校师生必须会唱《东方红》《大生产》《南泥湾》《延安颂》四首传统歌曲;“演”就是通过文艺节目的形式进行传统教育活动;“写“就是让学生把自己参加学校每次传统教育活动收获最大、感受最深的心得体会写出来。通过学、讲、画、唱、演、写等一系列活动,爱国主义的情感在学生心中扎下了根。
四、利用“三老”,建立爱国主义教育辅导站。
延安是革命老区,有众多的革命老前辈,他们是革命的活档案,是能说会讲的活教材。为了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发挥老八路、老红军、老干部的作用,全地区中小学聘请了930多位“三老”作为校外辅导员。学校有时请他们到学校现身说法作传统教育报告,有“时组织学生访问他们,和他们说古论今,促膝谈心。
青少年一批批地从他们的经历中学到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吸取健康成长的营养。子长县瓦窑堡小学就曾聘请本校毕业的县儿童团第一任团长、少将李赤然将军和老红军强明宝、县文馆所所长张建国、子氏烈士陵园老干部王志厚等来学校作报告、讲故事20多次,使师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和鼓舞。
五、利用重大节日和纪念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每一个重大节日和纪念日,都有其特殊的意义。延安地区的中小学充分利用这些重大节日和纪念日开展各种活动,把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扎实深入,丰富多彩。
元月,王家坪小学利用元旦开展一次敬老活动,通过为革命老人、孤寡老人和困难户送温暖,召开敬老主题班会,培养学生热爱劳动人民、珍惜劳动成果的思想感情;三月,育才学校在学习雷锋活动中进行“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教育;四月,延安中学祭扫“四八烈士”陵墓,开展“踏着先辈足迹走,誓做革命接班人”题班队会活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五月,各学校结合“五一国际劳动节”,开展“红五月爱劳动”竞赛,进行“爱人民、爱劳动、爱劳动成果”教育,结合“五四青年节”作“五四”专题报告,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六月,各学校在欢庆儿童节的同时,讲解“六一国际儿童节”的来历,各班召开“我和小萝卜头比童年”主题队会,开展“争做红花少年”活动;七月,举办”党是阳光我是花”、“我来给党唱支歌”主题班会,进行爱党、爱国、树理想、比奉献教育;八月,开展双拥共建活动,进行国防教育和“学习解放军,长大保卫祖国”的理想教育;九月,开展学习、宣传《教师法》活动,进行尊师重教、重视知识的教育;十月,开展“爱父母、爱学校、爱家乡、爱祖国”活动,进行系列爱国主义教育……这些结合重大节日和纪念日所开展的教育活动,都取得了可喜的效果。
六、利用自然风光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延安山河秀丽,资源丰富,有黄河第一瀑布——壶口瀑布,有大陆最早开采的延长油田,有花木兰习武练功遗址、有丰富的煤炭、石油、森林和土地资源。
延安地区各中小学在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时,注意引导学生从了解延安、热爱延安入手,培养他们立志建设延安的志向,使同学们感到做一个延安人的光荣和自豪,从而增强他们建设延安的使命感。
延安有丰富的资源,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能够充分挖掘这些资源,发挥这些优势,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对学生进行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使得那些只靠理论上的灌输,文件上的宣传来搞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相形见绌。
爱国主义教育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始终是学校教育的主旋律,是学校德育的核心内容。延安地区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除了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之外,还特别注意拓宽教育途径,创新教育方式,力求收到实效。为此,他们坚持“四个按照”、“四个为主”的原则,即按照时间顺序、年龄层次、阶段专题、学科特点设计爱国主义教育内容,做到教师为主,专题负责;教学为主,全面渗透;学校为主,各方配合;行为训练为主,诸项教育结合。实施了一套“八个一”工程。
其一,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近年来,延安中学始终要求全体教师把爱国主义作为各科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充分挖掘教学内容中蕴含的因素,寓爱国主义教育于各科教学之中。比如,地理课以”黄河”为题,讲黄河的地理位置、流经省份和在灌溉等方面的巨大贡献;历史课讲黄河文化,讲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灿烂历史,激发学生的爱国之情;政治课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讲唯物史观,用全面的、辩证的观点来教育学生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美术课引导学生看祖国山河图片,画祖国大好河山;音乐课教学生唱赞美祖国、歌颂党和人民、抒发爱国之情的歌曲等等。
这样各门学科集中于同一主题,使教育内容得到充分发掘,学生从中受到了一次多角度的爱国主义教育。
其二,组织好每周一的升旗仪式和国旗下讲话。
升旗仪式是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教育最直接、最生动的教育形式。
为了使师生树立“心中有国旗、心中有祖国”的爱国主义思想,延安地区各中小学从规定升国旗之日开始,就坚持进行国旗下的讲话。讲话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国旗、国歌、国徽到版图、疆域、物产,从悠久历史、优良传统、民族气节到封建专制、列强鲸吞、国难国耻,形成了一套由浅入深、由概括到具体的爱国主义教材。各校开展的这种国旗下的讲话,使爱国主义教育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三,每月组织学生观看一部爱国主义影片。
在延安,各中小学组织学生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的活动搞得扎实深入,他们不只是组织师生看一看,议一议,而是不搞形式,注重实效。认真选择影片之后,他们先是给学生介绍影片的主要内容,拟出思考题;在组织学生观看影片之后,又在全校开展影评活动。学生在看了《开国大典》《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周恩来》《大决战》等影片后,写出了许多感触深刻的影评。仅去年,育才学校就写出了463篇影评,其中18篇参加了市里的影怦征文活动。这种直观性的教育,从多方面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其四,每班每学期唱好一首优秀革命歌曲。
在流行歌曲盛行的今天,大唱革命歌曲,对于占领校园文化阵地,用积极向上的思想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延安地区的中小学每校都有许多必唱歌曲,如《国歌》《歌唱祖国》《社会主义好》《团结就是力量》等等。除这些必唱歌曲之外,各班每学期还要学唱一首新的革命歌曲,学校每年还要举行一次全校性的歌咏比赛,这在延安地区各校已经成了约定俗成的规定。每次歌咏比赛,师生的热情都很高,评比奖励也显得非常热烈隆重。
其五,各年级每学期组织学生阅读一本爱国主义书籍。
在学校开展读书活动,本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学生应该读什么书,怎样读,要达到怎样的效果,许多学校在这些问题上是容易忽略的。延安地区的中小学有意识地组织学生读爱国主义书籍,他们不仅组织学生读,而且重视组织好书评活动。延安二中结合阅读爱国书籍就曾开展过对武侠和言情小说的讨论。通过讨论和写书评,使学生增强了辨别能力,学会了选择。许多中小学从引导学生阅读关于延安的书籍开始,由浅入深地指导学生阅读,都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其六,各学校每学期举办一次爱国主义演讲比赛。
延安地区中小学的演讲比赛,都是学校团、队组织牵头搞的一项大型活动。
各国支部和少先队中队先在各班比赛,然后再推荐优秀者参加团委和少先队大队组织的全校性比赛,这样,比赛的层次和质量较高,影响也很大。延安师范附小为了搞好“学习革命传统”演讲,聘请延安精神研究会秘书长许学元给学生讲什么是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小学生如何学习发扬延安精神。通过老前辈的引导,全校各班都举办了“毛主席在延安”、“朱总司令在延安”、“周副主席的故事”等专题演讲。这些演讲活动的开展,使师生受到了生动的革命传统教育。
其七,每所学校都要确定一个固定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生活了13年,枣园、杨家岭、凤凰山等旧址,洛川会议、瓦窑堡会议、王家坪革命纪念馆等文物,直罗战役、瓦子街战役、青化砭战役等战场遗址以及刘志丹烈士陵园、谢子长烈士陵园、“四八”烈士陵园等革命烈士陵墓,都是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教材。各中小学都就近把这些旧址、遗址、文物和陵园作为自己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立了一地与多校、一校与多地的长期联系,定期对学生进行教育。
其八,每个学生每学期至少做一件好事。这一“工程”,实际上是对爱国主义教育的检查和落实。就拿瓦窑堡小学来说,全校1723名同学,一年之中,做好事就达5万多人次,收到表扬信400多封。
志丹县市镇小学全校的28个学雷锋小组,长期坚持到影院、车站、街道、农村开展为民服务活动,四、五年级的学雷锋小组,长期为孤寡老人洗衣、挑水、劈柴,受到镇政府多次表彰奖励。
配合“八个一”工程的实施,延安地区各中小学采用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结合、日常教育与专题教育结合、知与行结合、校内外结合、爱国主义教育与其它教育结合的方法,使得各校的爱国主义教育重点突出,各具特色。
认识的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子长县瓦窑堡小学在课堂教学主渠道渗透的同时,课外教育注意占领两个阵地:家庭教育阵地、德育基地;坚持三个活动:少先队活动、重大节日活动、学习雷锋活动;抓好六个环节:知事、明理、动情、养成、求实、创新。他们还开展了“小一点从小做起,近一点从现在做起,实一点从我做起;由爱校到爱家再到爱国”的教育活动,通过这一系列活动,学校形成了“团结、奋进、求实、创新”的良好校风。延安中学、王家坪小学、延安师范附小等学校在学生中广泛开展了“做圣地主人”、“我为圣地添光彩”、“爱我中华,爱我延安”等社会实践活动,使学生的一片爱心得到了有力的体现。延安中学和张家口市第六中学以及两地8所手拉手中学联合组织了“追寻毛泽东足迹”夏令营活动,他们高举红旗,背着行装,由延安徒步到北京,经过20天的艰苦奔波,寻访了60多处革命旧址和纪念地,终于一身征尘地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李廷霞同学在她的汇报演讲中说:“从吴起胜利会师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条路无不记载着我们党创业的艰难和累累硕果,无不镌刻着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闪光之点,这里更有着革命队伍从弱到强,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解放全中国的取胜之本。缘着这些,我们踏上这条路时,心中便感到一种由衷的自豪!”程安琦同学在演讲中说:“今天,生活劳作在这片黄土地上的陕北新一代,正在为摆脱贫困落后的面貌而努力着。我们‘追寻毛泽东足迹’夏令营跋涉陕北十余天,了解到陕北还很贫穷很落后,陕北的父老乡亲还在为吃饱穿暖而奔波着。看到这些,我们深深感到自己肩上所负的责任。作为一名陕北人,作为一名黄土地的儿子,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像这样的实践活动,其收获是任何教科书都不能比拟的。
拓宽教育途径,注重教育实效,使延安地区各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搞得既生动活泼,又扎扎实实,更颇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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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两课”的重要教学内容,是高校德育的基础工程和核心内容,也是新时期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手段,它对于高校培育创新人才、提高人才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建构新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理性认知基础,积极推进新时期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创新,更好地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德育功能,就成为了高校“两课”教师,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高校爱国主义教育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一)“网络信息社会”弱化了大学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互联网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地球村”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主义”、“超民族主义”等西方社会思潮蜂拥而至。不少大学生接受外来思潮的“趋同论”,相信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对立将不复存在,各民族国家正在走向所谓共同的“信息社会”。甚至有的大学生认为,世界各国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纷争正退居到同一的“公域生活”背景之后,中国人正在成为“世界公民”。可见,生活在网络时代的大学生,对全球和人类整体的关注已远胜于对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关注,民族国家意识正在减弱。
(二)西方网络强权削弱了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大学生的民族自信源于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优越感,是在对民族文化充分了解基础上的对民族文化的肯定和赞许,是对民族文化的未来充满信心的体现,它是自觉维护民族尊严,推动中华民族发展的心理基础。但在全球网络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英语信息占90%,法语占5%,其它信息占5%,而其中中文信息还不到1%。正如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一书中所说:“在互联网上没有地域性和民族性,英语将成为标准。”[1]目前英语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已借助新型传播手段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新的网络强权,而处于弱势的国家或民族常常会在这种强权或霸权面前怀疑、否定自己的民族,削弱对本民族的自信心。
(三)网络文化多元造成大学生民族价值观的迷茫。以前的青年大学生,往往会在历史给定的民族价值体系中抉择自己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而在网络信息时代,固有的民族目标和方式体系为网络多元文化所冲击,代之而生的是形形色色陌生的民族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如网上不时出现种族歧视、宗教仇恨、法西斯主义、暴力凶杀及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等价值取向,给青年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民族价值观造成不可低估的危害。因为这些目标和方式对他们是前所未经验的,因而抉择的困惑与迷茫随之而来。于是,部分大学生在民族精神与文化上就呈现出不稳定、无中心、多样化的状态,精神家园迷失,内心冲突剧烈。在民族价值观选择上困惑彷徨、无所适从或优柔寡断、迟疑不决,缺乏对目标及达成方式的思考与自信,这很容易带来民族价值体系中选择的冲突与悖论。
(四)网络“垃圾文化”弱化了大学生的民族振兴意识。爱国主义就本质而言,最终体现在为本民族的振兴的物质动力上,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根本所在。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承担着为本民族振兴的责任和使命。但在网络信息时代,网络“垃圾文化”渗透着“黄色”诱惑、享乐主义、颓废主义等社会意识,使部分缺乏健康思想情操和坚强意志品质的青年大学生失去为民族振兴而艰苦奋斗的进取精神,转向追求享乐、奢侈。在个人目标与社会目标发生冲撞时,偏重于个人目标。讲奉献的学生少了,而追求实惠和物质利益的现象多了。不少大学生所想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抛之脑后。
(一)新的国家主权意识教育。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没有主权就没有民族的团结和统一。捍卫中国国家主权,维护祖国统一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和起码的道德规范[2]。但信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全球性的交往、合作、竞争活动更加频繁和普遍,因此,高校应教育青年大学生坚持以发展的观念来认识国家主权和利益,不能把国家主权、利益静态化,教条地固守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和利益观。我们根据信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特点,把传统的具有排他性的国家主权分成两部分:独享产权和共享产权。前者是不能让渡的,而后者
是可以让渡的。需要指出的是,共享产权即使已经让渡出去与他国共享,但仍然是国家主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部分让渡,自觉接受国际规则、规范和制约,就可以获得国际规则的保护,为本国参与国际竞争并从中受益创造稳定的、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在坚持共享产权的同时,坚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二)新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互联网虽然缩小了世界各国间的空间距离,但决不就是“大同世界”、“无国界世界”时代的到来。信息的沟通、经济的融合并不代表政治、文化的完全融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仍在较量。和平发展的世界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依然存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背后,隐藏着建立一个“全球”管理机构”或要以资本主义制度统一世界的阴谋。所以,国家安全意识已不仅仅局限于国防安全和军事安全,而是扩展到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信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面对互联网、经济全球化和恐怖主义等给国家安全带来的各种潜在威胁,高校务必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使大学生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经济全球化时代,保卫国家安全已不仅是保障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同时也包括维护国家的信息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和抵御各种网络文化的“殖民侵略”,并强化反渗透、反“西化”、“反分化”,为国家在走向世界求发展中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三)全球意识教育。过去我们讲爱国精神和强国意识,多局限于国家和民族内部的范围,缺乏全球视野,极少思考把爱国与如何走出国门到世界大家庭中去谋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的时代课题联系起来。而互联网时代要求各国要有全球意识,因为互联网推动了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同时,当今威胁人类生存的许多问题如环境、能源、疾病、人口等,也需要国际社会共同关注和解决。因此,我们要立足本国,用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认识当代世界,从世界发展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和研究问题。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在培养大学生对祖国和本民族的忠诚和热爱的同时,还要培养大学生的全球意识,培养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依存与合作意识,对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的尊重与宽容态度,以及在人类活动中的参与合作精神。
(四)科学理性教育。互联网带给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多样的信息文化,使得追逐感官愉悦的情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人们的信仰,从而削弱人们的理性思考,导致思想和行动上的盲从。因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还应着力培养大学生的“科学理性精神”[3]。科学理性贯穿在社会和生活领域,就是指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生活规范化,文化生活科学化以及人文精神合理化。当前中国已形成了较好的尊重科学、尊重知识的风气,然而更重要的是把科学精神化为一种为追求和捍卫真理而献身的精神、为服从真理而果断修正错误的求实精神、开拓进取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求真、求实是科学理性精神的重要内涵。网络时代的高校爱国主义教育重要任务之一,也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求真、求实的科学理性精神。
(一)独立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在网络背景下,中国民族文化应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只有弘扬民族自主意识和主体精神,才能保持人们对自己民族的认同感,有了民族的认同感,一个民族才可能具有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开放性又是统一的。***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爱国主义,决不是狭隘的爱国主义,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离不开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4]中国民族文化的长期发展表明:在与异文化的冲突中,它总是能够从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出发,选择先进异质文化的合理成分与之交流、融汇与整合,从而达到改造自身的目的。当然,这种交融过程实质上也是一种中外文化在保留其主体精神基础上双向“扬弃”的过程,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交流与融合,不仅不会影响一种民族文化的独立发展,反会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文化创新既能弘扬、提升既有的民族精神,又能够创造出新的民族精神”[5]。因此,我们要使每一个大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必须在开放性文化体系中不注入新的内涵,才能充盈朝气与活力。西方先进的文明成果,对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二)民族自尊与民族忧患关系问题。民族自尊是任何时期任何爱国者必须具备的情感,它能增加我们自主向上的恒心。邓小平曾说:“像我们这样的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国家是立不起来的。”[6]但在走向世界的今天,过分夸大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又容易出现民族自信心不足,但妄自尊大的排外意识不适应今天的时代。大学生要正确认识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我们对祖国要有民族自尊心,并不意味着可以没有危机意识。其实,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比较落后,如果不充分利用当今的机遇迎头赶上,那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因此,每一个大学生都要认清形势,增强危机感和责任意识,做到居安思危。一个民族具有自尊心与忧患意识相统一的正常心态,才能不断发展壮大。
(三)民族责任与自我发展的关系问题。与网络“亲密”接触,极大地激发了大学生张扬个性,展现自我的自主意识。当代青年大学生追求个性、追求自我发展的意识普遍强烈。可一些青年学生在突出自我发展时,国家观念淡化,民族振兴的责任感正在减弱。高校对人才的培养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和能力,更主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做一个有社会责任和民族责任感的人。信息社会越发展,就越需要青年摆脱各种诱惑,更多地去关注社会、国家和人类的发展前景,要始终把个人对社会的贡献作为衡量一个人价值大小的唯一标准。每一个大学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用知识服务祖国、服务人民,才能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满足个人利益。因为个人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繁荣富强,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份振兴中华的责任。
(一)建立、完善教育网络系统,占领网上新空间。网络是一块自由的空间,它联接不同国度的人们,西方可以用它来传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我们应该也完全可以用它来宣传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中华民族精神,所以建立网络教育体系的意义不言而喻。目前,我们已建立多个爱国主义教育网站,如“九·一八网”、“中国共青网”等,粘贴有许多珍贵的照片和鲜为人知的爱国主义教育史料。各高校可充分利用自己的科研和技术优势,把这些网站与高校的校园网络及各校远程教育网相连接,让更多的优秀教育媒体进入网络,建立和完善教育网络系统,形成立体化的爱国主义教育格局,并实现网络资源共享。
(二)利用校园网,构建爱国主义教育平台。目前,各高校都建有自己的校园信息网络系统。校园网不仅是教师的教学工具,也是学生获取信息、自主学习、提高能力的有效手段。学校应充分利用校园网这一平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是建立爱国主义教育数据库。上载与当代爱国主义教育有关的重要著作和资料、报纸社论以及鲜活的事例等。二是加强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教育专题网页制作。这类网页的制作应体现思想性、知识性、时代性、艺术性和趣味性,要有自己的特色,能够吸引学生访问。三是开展网络讨论,建立“电子信箱”等提供知识交流和咨询服务,使网络成为师生之间交友谈心、宣泄感情的重要场所。清华大学的“红色网站”就是一个典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利用网络技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一是在教学内容上要理论联系实
际,根据学生热衷上网的特点,在思想政治网站上载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如儒、释、道等内容。同时,上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著作,以及党的方针政策内容,宣传好人好事,既注意理论深度,又贴近现实生活。二是改革教学方法。鼓励、支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设计和优秀教案上网,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让学生去分析、思考、选择,从而更好地使自觉学生学习、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而身体力行地践行中华民族精神。三是改革教学手段。尽可能利用计算机辅助教学和网络教学方式,把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用多媒体以声、色、光、画等多种现代化手段表现出来,从而化抽象为具体、化枯燥为情趣、化不解为理解,使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网络时代真正成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
(四)加强对网络信息的监控和掌握,堵防有害信息。面对鱼龙混杂、汹涌而来的信息潮流,有必要通过技术、行政、法律等手段,控制信息来源,以达到正本清源,给信息空间一片“蓝天”的目的。一是应建立国家级“信息海关”,采用先进技术手段,严密监控和检测国际互联网入口,对所有国家的信息进行严格的“过滤”。二是加强对国内所有的骨干网、局域网、校园网的管理,完善规章制度,规范网络运作,进一步防止有害信息进入校园。三是积极推进加强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的立法工作,以强大的法律武器打击信息网络犯罪活动。四是高校要利用网络,随时在网上了解学生和家长的要求、建议,特别是平时不易暴露的思想和言论,以便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达到对网络信息的监控与掌握。
[1]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216.
[2]肖佳灵.国家主权论[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184.
[3]梅萍.经济全球化与民族精神的重塑[J].云南社会科学,2003,(5).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献选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02.
[5]王丽梅.论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培育[J].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4,(6).
[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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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弥新的课题。中华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数千年生生不息、自信、自立的伟大精神动力源泉。当代大学生是建设祖国的新生力量,是未来社会的接班人,其爱国情感和爱国行为的培养尤为重要。 当前,信息时代已经到来,经济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和完善。这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既带来了机遇,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这一时代背景,探索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方法和途径,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爱国主义教育新途径研究论文范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青少年,而学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场所,要做到爱国主义教育常抓常新,则必须不断探索爱国主义新途径。笔者认为注重三个结合,把握四个层次,突出爱国主义教育的连续性、针对性,是使爱国主义教育落到实处的有效途径。
中学是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中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培养“四有”新人具有重要意义。在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坚持日常教育与主题教育相结合,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确保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性和连续性。
1.日常教育与主题教育相结合。
爱国主义是具体的,激发热爱祖国崇高情感,最终目的必须落实到发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动中。因此,学校的德育工作,一定要从学生的日常生活中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结合点,并与主题教育紧密结合,进一步深化日常教育,保证教育的有效性。
2.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结合。
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首先必须充分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通过“升国旗、唱国歌和国旗下演讲”等一系列活动的落实,和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课外活动形成高雅、具有爱国特色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还必须充分挖掘利用一切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校外教育因素,使校内教育与校外教育相协调,共同完成培育一代新人的历史使命。如开办家长学校,充分发挥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在学生成长中的互补作用,提高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的一致性,增强教育合力。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了解社会,增强爱家乡、建设家乡的使命感,使校内教育不断向校外延伸。
3.灌输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
学校教育与社会环境的配合固然重要,但青少年学生实现自我、实现理想、奋发图强等内在因素也很重要。作为学校德育工作,必须通过有效的灌输教育,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达到与学生自我教育的有机结合,使教育真正具有实效性。
在青少年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必须依据不同年级、不同程度,把握不同层次,积极开展适合学生特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和规模的教育活动,使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针对性。
1.针对全体学生,突出进行主旋律的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学校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因此,学校必须开展适合学生特点的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如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举办图片展、进行故事演讲、歌咏比赛等。通过对历史的了解,升华爱党、爱国的情感。
2.针对学生干部,突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学生干部一般是学习优异、品行端正,在学生中有较高威信的优秀分子,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中起骨干、桥梁作用。因此,做好学生干部的培训工作,可以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是学校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如通过开办团校、业余党校,向学生传授团的知识、党的知识,突出进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
3.针对独生子女,突出进行艰苦朴素的思想教育。
学生中独生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针对独生子女“骄”“娇”二气和缺乏爱心、缺少艰苦生活磨练等特点,有必要在独生子女中开展艰苦朴素思想教育。
4.、学生群体中必然有先进、后进之分,有些学生因学习差而导致行为差,往往因受冷落而产生自卑心理,因受挖苦而产生逆反心理。因此,抓住后进生,“优待”后进生,是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需要,是为社会输送跨世纪建设者和按班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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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学生可以通过各个学科,很多途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是相对而言,历史学科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在时间上,它纵横古今;在空间上,它囊括中外,所以它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要充分展现知识教育与思想教育的一致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从历史教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研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论文摘要】对于中学生来说,中学时代是形成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正确的价值导向十分重要,爱国主义情感所起的正确引导作用不可忽视,但总觉得在中国这方面的引导是较为欠缺的。本文就这个问题探讨通过学校学科教学,特别是历史学科教学对学生渗透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一国的国民对本国历史的了解愈深,愈是能激发他的爱国心。”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只有对祖国悠久的历史传统有深刻的了解,才能产生对祖国优秀文化的崇敬之情,进而产生对创造祖国灿烂而悠久的文明和现代经济政治生活文明的人民的热爱尊敬之情。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下五千年,华佗、毕升、苏轼、宋应星,人才辈出,在创造物质财富对人类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同时,还创造了不朽的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
王安石、顾炎武、李白、郭守敬,群星璀灿,不仅孕育了无数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而且蕴含着崇高的民族精神、民族气节和优良道德;《论衡》、《梦溪笔谈》、《资治通鉴》、《红楼梦》,硕果累累,不仅包括了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而且留下了丰富的文物史迹、经典著作;麻沸散、赵州桥、敦煌莫高窟还有“四大发明”,不仅缔造着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同时为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宝贵资源。通过讲授大量丰富的史料,激励学生在祖国优秀的文化宝库中不断汲取营养、陶冶情操,进而体验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及其对整个人类的卓越贡献,同时感受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使学生树立自尊、自信、自强的进取心,学习继承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并使之发扬光大。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我国人民,特别是跨世纪的一代青年,应该知道并牢牢记住中华民族近代的屈辱历史,不忘国耻。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肆无忌惮地撕扯这块肥沃而又贫穷的土地,镇压敢于抗争的中国人民,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几万万同胞在水深火热中呻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怀着“振兴中华”的豪情,艰难地探索着一条能够指引中国步入光明的道路。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就开始了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伟大斗争。从关天培抗英到左宗棠收复新疆,众多的地主阶级爱国志士深藏一份爱国之心,奋力抵御外寇;从太平天国运动到义和团运动,无数朴实的农民兄弟怀着一片赤子之心,尽力挽救着祖国;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无论是资产阶级改革家还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都抱着同样的目的,那就是“救亡图存”。但是他们还是失败了,可是我们仍然要歌颂他们,他们无愧于一个中国人。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到土地革命,从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和英雄的人民军队这三大法宝,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中国人民才最终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当家作主人。
这其中包含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中国革命的丰功伟绩,也包含了李大钊、杨靖宇、刘胡兰、董存瑞等无数先烈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在教学中,循着历史的发展对学生进行教育,使学生了解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和压迫、反抗腐朽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前赴后继,浴血奋斗的精神和业绩,使学生知道今天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这是极好的革命传统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教育。同时还要让学生懂得,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和建设的任务还十分艰巨,作为年青的一代,要继承发扬先辈们优秀的革命传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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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也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最大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在巴勒斯坦政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巴以问题有着重要影响。 1987年,哈马斯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民大起义中应运而生。在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在巴勒斯坦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哈马斯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朝着温和化和务实化的趋势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评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哈马斯在巴以关系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哈马斯提倡现代伊斯兰主义,有学者将其崇尚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归因于宗教狂热。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
关键词:哈马斯;民族主义立场;巴以关系
自哈马斯诞生以来,从1987年第一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到2000年第二次大起义,再到2007年巴勒斯坦大选后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巴勒斯坦的暴力事件可谓逐年增多,长涨不消。此间巴以和平进程虽有进展,但民族矛盾长期存在,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的武装冲突可谓此起彼伏。一方面,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卡桑旅不断制造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不时向以色列发射自制火箭弹;另一方面,以色列的军事袭击使得巴勒斯坦人民骨肉分离、流离失所。
1989年,哈马斯对以色列实施了第一次军事袭击。1991年,哈马斯的武装组织卡桑旅建立,以独立的战斗小队形式实施军事袭击。1994年之后,哈马斯的武装抵抗愈发激进,自杀式爆炸袭击开始成为主要斗争方式。1994年到1996年,哈马斯制造了多起自杀式爆炸袭击事件,造成大量以色列人员伤亡。2000年第二次巴勒斯坦人大起义期间,暴力事件频繁发生。据统计,2000年9月到2005年12月,以色列共损失了1080人,巴勒斯坦伤亡达3570人。此外,哈马斯对巴以和平进程持抵制态度,曾经发动群众谴责运动,同时进行媒体宣传,利用报纸、杂志、哈马斯领导人录制的卡带、书籍、传单公报等传达出抵制和谴责的信息,以此反对以和平进程。[1]
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袭击也从未停息。从2008-2009年的“铸铅行动”、到2012年的“防务之柱”、再到2014年的“护刃行动”,以色列多次对哈马斯实施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面对以色列强大的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装备,巴勒斯坦人只得在差距极大的力量对比中,过着无家可归、颠沛流离、骨肉分离的悲惨生活。新月地带烽烟四起,巴以两国人民在战火之下时时置身危险之中,经常无辜受害、受到连番惊吓,值得同情和关注。
关于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有学者认为,正是哈马斯作为伊斯兰主义组织所固有的极端立场和暴力属性,使得巴勒斯坦暴力事件增多、和平进程停滞;哈马斯则蓄意破坏和平,是巴以和谈中的“搅局者”。西方学界多数学者持上述观点。《巴勒斯坦历史词典》中将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的原因归结为宗教立场,“哈马斯反对以任何形式同以色列达成和解,反对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因为巴勒斯坦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瓦克夫’(宗教财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2]我国学者陈天社认为,哈马斯掀起的宗教狂热,是巴以问题和平解决的阻碍,“伊斯兰激进势力对巴以问题的政治解决构成了重重阻力,导致中东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活动上升,而阿以冲突的长期持续,又成为滋生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狂热分子的温床,从而形成一个怪圈,周而复始,循环不己。”[3]
与上述主流观点相对,部分学者认为哈马斯提倡暴力、反对和平进程的民族主义立场并非源于宗教狂热,而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选择;哈马斯也并非巴以问题政治解决的终结者,相反是从法塔赫手中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阿扎姆?塔米米在《哈马斯:非书面章节》中认为,在国家主权受到威胁、巴勒斯坦人民受到国际社会不公正的待遇的前提下,暴力行为是“合法的暴力”[4]。比弗雷?米尔顿-爱德华兹从国内政治层面阐述哈马斯军事行动的合理性,“吉哈德不仅是军事行动,更有政治层面的内涵。如果政府存在,那它会履行保护人民免受侵略和占领、代表人民权利的职能。但在巴勒斯坦,由于政府的缺失,吉哈德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在该种情况下,民众会因为其他政党的军事行动而给予其政治支持。”[5]
本文认为,应从历史发展和社会现实出发,来评述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武力抵抗的民族主义立场。
从动态层面看,哈马斯的民族主义立场是法塔赫时代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民众对巴以和平进程的不满和对法塔赫的失望,转化为对暴力抵抗的狂热和对哈马斯的拥护。一方面,和平方式固然最佳,然而和平需要双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权力分配的得当,此外更需要秩序;在上述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和平进程自然无法继续,巴以关系转向暴力解决是历史发展进程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另一方面,法塔赫无力继续完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事业,只能由哈马斯接过巴以问题接力棒。
从静态层面看,巴勒斯坦的社会政治现实塑造着哈马斯反对和平进程、提倡暴力斗争的立场。一方面,强制压迫和恐怖暴力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以色列的步步紧逼使得巴勒斯坦人无处安身、性命不保。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下,哈马斯不得不选择“以暴制暴”。另一方面,军事是政治的延伸,在选举政治的框架下,军事行动的目的也是赢得民心、争取选票。换言之,在充满军事威胁的政治环境中,武装斗争强化了哈马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
诚然,哈马斯的恐怖主义行为并不值得提倡。自杀式爆炸袭击行为多发生在例如咖啡馆、公交车站、市场等公共场所,时常伤及无辜平民,使得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国人民生活在危险之中,时常朝不保夕、骨肉分离,可谓生灵涂炭。
综上所述,哈马斯在巴以问题上略显激进的立场,是历史的结果和现实的选择,而并非因为伊斯兰主义运动固有极端倾向和暴力属性。伊斯兰主义作为哈马斯政治活动的一面旗帜,自然和哈马斯的军事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是并非导致恐怖暴力事件的根本原因;反之,若将巴以之间频发的暴力冲突和武装对抗归咎于哈马斯和伊斯兰主义,不免落入唯心主义的桎梏。
以动态视角审视,近70年的巴以冲突经历了从大规模战争到地区冲突的发展历程。20世纪90年代之前,巴以冲突以大规模战争为主,例如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1967年以色列吞并加沙和西岸。自9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取代了大规模对抗,例如1987年大起义、2000-2005年阿克萨起义、2008-2009年“铸铅行动”等,皆发生在加沙,且只以哈马斯为打击对象。另一方面,巴以双方从五、六十年代的武装冲突,到七、八十年代和平进程的启动,再到1994年和平协定的签订,巴以关系明显渐趋缓和。武装冲突与和平进程的此消彼涨,预示着巴以关系和平解决的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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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调节个人与祖国关系的政治原则、道德要求和法律规范,同时也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包含着情感、思想和行为三个基本方面。大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是德育教育的重要内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爱国主义是凝聚各族人民紧密团结的坚强纽带,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强大精神力量。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途径和方法等也应与时俱进,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性课题。
【关键词】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途径
党的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面向未来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有志青年接续奋斗。”当代大学生作为时代的引领者,肩负着时代所赋予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一)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形势均发生巨大变化,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是否能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坚定理想信念,继续传播正能量,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是新时期大学生面临的一个重大考验。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二)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在战争或者社会危机时期,它可以使社会各阶级、各阶层、集团的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和重大自然或社会灾难;在和平时期,它可以激发全民族共同的拼搏精神,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拼搏奋斗。爱国主义所产生的巨大凝聚力是其他价值观所不能代替的。大学生是时代的引领者,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三)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不断深化的国际环境中,文化日益成为国家软实力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只有构建起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的、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价值取向的,以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为心理基础的政治文化,才能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中,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弘扬尤为重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和繁荣的精神支柱,是维系海内外华人的精神纽带。邓小平指出,“青年一代的成长,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任何国家和社会都有着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指导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所倡导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动力。爱国主义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方式。我国大学生普遍保持着较高的爱国热情,并把这种爱国热情落实到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中。但也有一些学生对爱国主义缺乏理性认识,爱国思想与爱国实践不一致。因此,我们必须根据新的时代特征,寻求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新途径,增加教育的时效性。
(一)大学生要树报国之志
当代大学生要认清国内外发展局势,立足当下,着眼未来,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觉地把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用勤奋学习和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来彰显自己人生的价值,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进步。当代大学生风华正茂,生气勃勃,他们怀着赤子之心,就像热爱自己的母亲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感蕴涵着巨大的能量,但唯有理性爱国,才能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对一些国际事件和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行为,大学生要时刻保持头脑冷静,以合理、合法的形式努力维护国家的尊严,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做出贡献。大学生坚定理想信念,理想爱国,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
(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活动
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是价值观教育的新途径。通过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活动激发大学生的爱国之情,例如,高校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有计划有组织地参观烈士陵园、名人纪念馆等形式,引导他们进行今昔对比,培养爱国之情。
(三)坚定大学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
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作为凝聚中华民族的意志和智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二者本质上是一致的。虽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不同的群体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和要求,但大学生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肩负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使命,爱国主义对于他们来说,其时代内涵就是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努力奋斗,为改革开放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贡献自己的力量。因此,高校要通过多种渠道引导大学生在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以及社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一致性的基础上,培养爱国热情,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加强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有助于凝聚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使我们在追梦的过程中早日实现中国梦,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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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民族国家永恒的话题,是各国人民民族感情最深刻的体现,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动力。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论文,供大家参考。
关键词:大学生 爱国
摘 要: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爱国主义是人们忠诚、热爱、报效祖国的一种集情感、思想和意志于一体的社会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形成、发展、巩固起来的一种团结凝聚国家和民族,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也是调节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基本的政治、道德和人生价值观。
爱国主义传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现实意义。校园文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载体,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因此,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引入优秀的传统文化,不断汲取传统的爱国主义传统资源,通过在校园文化中加强爱国主义实践教育,不断拓展校园文化的内容,运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加强爱国主义教育。通过这些途径,能够提高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大学生形成牢固的爱国情感。
一、爱国主义教育的意义及其与校园文化建设之间的内在联系
1.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时代意义
中华民族自古就有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爱国主义作为中华民族不断继往开来的精神支柱,塑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明。进入新时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与世界交往的扩大和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民族独立经受着更大的考验。因此,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因应时代变化而主动而为的现实需要。大学生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未来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是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国高校长期坚持的优良传统。当代大学生由于所处的特殊的地位和特殊环境,再加上他们自身独有的心理特点,因此,加强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胡锦涛同志提出的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第一条就明确指出:“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这一论断对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大学生为祖国的发展壮大和民族的振兴而共同奋斗。
2.校园文化与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
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爱国主义教育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就要坚持在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中汲取营养,培养他们的爱国情怀、改革精神和创新能力。
高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归根到底就是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高校校园文化由于其独特的内容和特点,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校校园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体系中的子系统,同样具有文化的一般功能,它不仅能充分显示大学生的自身价值,体现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习惯,而且具有重要的教化和转化功能。校园文化建设在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具有独特的作用,能够引导大学生形成符合时代要求的爱国主义精神,能够规范和约束大学生的非理性爱国主义行为,能够活化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能够营造浓厚的爱国主义教育氛围,因此,他们二者之间具有天然的联系。因此,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必须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把它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一项重要任务,并贯穿于校园文化建设的整个过程。
二、校园文化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途径
高校校园文化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能够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有效的途径和方法,因此,新时期加强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需要不断研究校园文化在推进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中的具体途径。
1.校园文化建设中要注重引入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资源 校园文化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民族传统文化是一国文化发展的根基和源泉,因此也是校园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能够为校园文化的不断发展提供充足的养分和滋润。所以,校园文化之树要想茁壮成长,就必须在坚持选择和扬弃的原则下,中,不断汲取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优秀资源。
2.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定期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瞻仰革命圣地和遗址,祭扫烈士墓,缅怀民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参观城市、
历史文化;组织开展征文、演讲、讲座、知识竞赛、社会调查等教育活动。学生参加各种校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的总时间,初中学生一般每学年不少于天。
3.加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坚持升降国旗制度,每周一以及重要节日、纪念日、大型集体活动必须举行庄严、隆重的升旗仪式,每天坚持升降国旗,
唱国歌。学校要结合实际,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和弘扬民族精神;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的沃土之 了解改革开放的成就和祖国悠久的社会实践基地的育人作20天,普通高中学生一般每学年不少于每周举行国旗下讲话,全体中小学生都应会30农村和名胜古迹,充分发挥学生校外活动场所、
校园内张贴悬挂革命领袖和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画像,制作体现民族精神的灯箱、语录牌等,积极开展创建安全文明校园活动,营造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浓厚校园氛围。
三、做一个坚定的爱国者:
从感性角度讲,爱国别无选择,就像人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这是爱国主义的根基。
从理性角度讲,祖国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祖国的昌盛、兴衰决定着个人命运的尊卑,这是爱国主义的根据。 ? 爱国是一种责任。
爱国是无条件的。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也是家庭的期待。作为高职院校我们应抓住这一契机,充分发挥“两课”主渠道作用,大力加强德育教育,特别是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大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引导他们为振兴中华而读书,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1、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人们形成的一种对自己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体现了人民群众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是人们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再从五四运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军阀混战,列强入侵,我们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华夏儿女为我们的祖国解放,民族独立而献身!孙中山先生用一生的经历呼吁我们中华民族起来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反映了个人对祖国的依存关系,就是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民族和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与荣誉感的统一!他曾说:我们的一切都要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第一,都要围绕着中华民族的利益去想去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团结起来,振兴中华。正是孙中山先生这样一大批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不惜一切代价,前仆后继,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才换来了国人今天的幸福安宁。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人从此有了尊严,不再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蹂,经过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之后,中国政治上和平稳定,经济上突飞猛进,文化上百花齐放,生活上走向富裕,举国盛世太平。
2、爱国主义的基本要求
2.1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禾苗离土即死,国家无土难存”,祖国的大好河山,不只是自然风光,而且是主权、财富。民族发展和进步的基本载体。每一个爱国者都会把“保我国土”、“爱我家乡”、维护祖国领土的完整和统一,作为自己神圣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郑成功、孙中山等革命先辈,抗美援朝的英雄人物董存瑞,罗盛教,邱少云等都是为了保家卫国献出了自己青春甚至是宝贵的生命。
2.2爱自己的骨肉同胞。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人民感情的深浅程度,是检验一个人对祖国忠诚程度的试金石。利比亚大营救、日本地震后的大转移、特别是08雪灾、汶川玉树地震等大灾大难当中,在外国观察家的评论中这样说: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到达了现场,这样的军队是不能复制的——他叫子弟兵!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国家就到达了现场,这样的是不能复制的——他叫父母官!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献血的人把交通都堵塞了!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个人捐款达到了数百亿!通过这些灾难发现中国是真正以人为本的国家,真正有凝聚力的国家,真正关爱生命的民族,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
2.3爱祖国的灿烂文化。08年奥运开幕式大家一定还记忆犹新,孔子七十二弟子现身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礼之用和为贵!”作为人文奥运的主题,在20多年前的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讲:到21世纪人类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回归到2500年前和孔子这样的圣人一起寻找生存的智慧!这句话讲完之后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孔子学院在全球纷纷建立,汉语已经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国外已在许多大中小学都开汉语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了解我们的悠久历史,不继承我们的灿烂文化呢?!
2.4爱自己的国家。我们是在圆明园里认识了祖国的屈辱和悲愤,在八达岭上认识了祖国的磅礴和巍峨,在大漠草原,认识了祖国的宽广和辽阔,在驿道古渡认识了祖国悠久和坎坷,在08奥运认识了祖国的深沉和伟大,在上海世博认识了祖国的未来和繁荣!“一花独秀不是春”,“一滴水只有放进大海里才永远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当他把自己和国家集体的事业融合在一起才能最有力量。每个人只有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祖国的繁荣富强,为人民幸福安康贡献力量才有意义。
3、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凝聚起来,积淀起来的对祖国最纯洁最高尚最神圣的感情
3.1说其纯洁,是因为爱国是一种奉献,在爱国的问题上没有等价交换,没有讨价还价,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只要祖国需要,就把自己的一切无条件无保留的奉献出来,如杨利伟,聂海胜等航天英雄在上太空的之前都写好了遗书!
3.2说其高尚,因为爱国是一种尊严,在爱国问题上没有懦弱没有退缩,而且在对祖国的热爱中,产生了勇敢智慧和忠诚 ,如谭嗣同,秋瑾,江姐,__,刘胡兰等革命烈士。还有奥运冠军刘翔,法网冠军李娜,他们创造了中国历史,也创造了亚洲的历史,改写了黄种人的历史,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其实质就是为民族的尊严而努力!
3.3说其圣神,是因为爱国是一种信念,在爱国问题上没有选择,没有抱怨,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无论祖国是贫穷还是富强,是遭受欺凌还是扬眉吐气,我们都深深的爱着她!
汶川和玉树两次地震后的第七天,我们做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事情!上至国家最高领导人,下至所有公民及世界华人,在那一刻,我们头颅低下,在那一刻我们国旗回降,在那一刻我们汽笛长鸣,但是全世界的人都看懂了:地震震垮的是我们的房屋,但是我们又一次打造了民族之魂,我们低下来的是头颅,但是我们上扬的却是人性的光辉,我们回降的是国旗,但是我们升起的是国魂!再大的灾难除以十三亿都会变得微不足道,再小的奉献乘以十三亿就会变成爱的海洋!
所以相信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相信我们总有这样的时候,那就是每当国庆盛典的礼炮鸣响,雄壮的国歌回荡在神州大地的时候,每当中华体育健儿在奥运会上获得奖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全球瞩目中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工人们拧紧最后一颗螺丝钉为誉满四海的产品镶上中国制造的标志的时候,每当《龙的传人》和《我的中国心》这样美好情韵在我们心灵的小溪中荡漾的时候,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华人都会有一种神圣而强烈的感觉在震荡你的身心,它会像火一般的辉煌黑暗中给你带来光明,它会像日月般的永恒孤独中给你以生存,它会像浩海般的宽阔,大地般的深沉给你以奋斗的力量,展拓你生命的历程,这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的时代价值!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 中发【2004】16号》
[2]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发出《关于深入学习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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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是一种神圣的感情,也是一种高尚的理想和实践,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国主义始终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精神纽带和不竭动力,激励国人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国富民强贡献力量。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爱国主义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努力激发爱国的情感
爱国主义是民族自强的巨大精神力量,尤其在今天为实现提出的实现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更需要有为国效劳,为国献身的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必须从青少年抓起,从小学生抓起。其教育的基本途径是“渗透”。渗透在日常教学之中,渗透在各项活动之中,渗透在人际交往之中。而这种“渗透”的基本途径,有赖于努力激发学生爱国的情感。爱国是一种情感,要善于运用一切可激发学生爱国之情的情素,进行“润物细无声”的浸润,要充分发挥祖国五千年文明古国所提供的爱国教材的作用,更要善于运用社会主义祖国的无数光辉事例、英雄人物、身边先进人物事迹去感染学生,去熏陶学生,培育爱国情感。然而爱国情感的培育,光靠一、二次活动是难以成功的,学校的责任在于有强烈的教育意识,有明确的长远教育计划,且能适时地、因地制宜地、经常地进行讲求实效的教育,只有教师具有真实的爱国情感,才能激起学生的真情。
学校应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要充实、生动感人、形式要活、感情要真,充分运用当地现有的各种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及反映当地乃至全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生动史料,让学生看得见、感受得到,要充分发挥班队作用,组织多种卓有成效的活动,从低层次到高层次,循序渐进,努力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在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可作多方位探索,通过“系列教育”达到某一方面教育的成效,将“系列教育”的成效融会贯通,去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可以通过一个个为国捐躯、英雄献身的先烈们可歌可泣的业绩来激励学生,开展踏着先烈的足迹前进的活动,还可以将一些为祖国建设事业流血流汗、无私奉献的英雄们作为学生学习的榜样,尤其在近年反暴力恐怖活动十分艰巨的情况下,用身边的反恐典型事迹和先进人物教育学生,激励学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情感。在“学英雄、学雷锋”的活动中,我校曾多次组织师生开展“情系我的兄弟姐妹”捐资助学活动,为本校的贫困学生献爱心活动,以及为身边的小伙伴分忧解难,每年五月借民族团结教育月为县敬老院的孤寡老人送温暖等。通过“国情系列”教育,使学生在了解基本国情以后,深入浅出地讲清个人与祖国的关系,“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的道理,确立长大以后要报效祖国的观念。通过“成就系列”教育组织学生进行参观访问,了解家乡的发展史,特别是近几年的新气象,激励学生增强努力学习、练好本领的紧迫感。学校还利用学校特有的教育素材进行教育,即开展“校史系列”教育,培养学生从小爱他人、爱集体、爱学校、爱国家的情感。由此可见,抓住有利时机,有的放矢开展各项活动,努力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是十分重要的。
二、积极引导爱国的行为
爱国主义教育应是学校一项常抓不懈的德育工程,积极引导学生爱国的行为,应根据学生的特点,抓好系统性、层次性、传统性、制度性、机遇性、多样性。抓住系统性,就要通过各学科渗透爱国主义教育的因素,系统全面地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注意层次性,就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年龄学生的特点选取不同的教育内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力求生动、形象、具体,贴近学生生活的实际。突出传统性,就要抓好重大的纪念日、传统节日教育。坚持经常性、制度性,就是要重视每周的升旗仪式、国旗下的讲话、红领巾广播站、班队墙报的评比,并重视各种系列活动的开展。抓住机遇性,就应抓住教育的一切机遇,更好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如在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让学生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学生中开展“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活动;开展观看“爱国主义影片”的活动,使学生得到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力求多样性,就是要做到专题教育与渗透教育相结合、外在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相结合、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相结合,这样,才能使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以达到积极引导学生爱国行为的目的。增强学生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从小提高民族的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学生从小就能知情,并培养自己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效国之行、建国之才。我们只要遵循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情感、行为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坚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就必能取得成效。
1加强国家主权观教育袁培养国家主权观意识
国家主权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内政外交、管理自己国家的权力。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民族国家的爱国主义教育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考验,全球化正在冲击和消解着作为爱国主义基础的国家主权观念。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古老东方大国,既获得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又面临着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严峻挑战。西方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其优势话语权,政治上大肆兜售具有西方标签所谓“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社会体制,并隐藏着极强的地理扩张倾向;经济上又处处抢占主导权,甚至用带有某些苛刻政治条件的经济援助胁迫发展中国家就范,一不满意就恐吓、威慑。新中国成立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对我们实行经济封锁、政治压制。伟大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深刻总结近百年来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抗争历史,深刻感悟“落后就要挨打”惨痛教训和践行“独立自强”豪迈气概,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少数西方发达国家国家大肆宣扬“主权过时论”、“主权无国界”“人权高于主权”等奇谈谬论,将政治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与经济问题混为一谈,为他们限制、侵犯弱小国家的主权制造舆论,并以此向中国施压发难,处处对我们指手画脚,企图在中国推行西方所谓的“人权标准和政治体制”,使中国按照他们的意愿发生方向转变。当然,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和融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越深,西方发达国家“分化”、“西化”的攻势会日益加强。尽管我们早已加入世贸组织,但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仍然由少数西方大国掌控,他们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制造不公平。近些年,中国出口欧美国家的橡胶轮胎、光伏产品等屡屡遭受高额惩罚性关税,再次折射出西方国家的强势和霸权。因此,捍卫国家主权,大力宣扬爱国主义,对于发展中的中国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青年学生是国家主权的捍卫者和后备军,应在课堂上加强其国家主权观教育,培养他们的主权独立意识。
2加强传统文化教育袁培养传统文化认同感
文化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生存的根本,是维系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血脉和纽带。文化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和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还蕴含着它走向未来一切可持续兴旺发达的文化基因。报告指出:“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整个世界文明发展有着深刻影响。这些年,伴随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日益开放,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充分借助于先进技术在网络、影视、书刊等现代传播媒介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它们的文化现象、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纷纷涌入。当今美国影响力最大的出口产品,既不是高新技术,也不是军事装备,而是美式快餐流行文化。在他们文化输出的背后,还千方百计的进行各式各样的意识形态渗透,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观”和“先进民主制“,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抛出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典型的企图以文化冲突掩盖实质上的意识形态的渗透,抹杀阶级属性和阶级对立,其目就是要我们模糊视线,转移注意力,让我们在“和平赞歌”欢呼声中不知不觉放弃坚守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事实上,世界不同国家和民族,都以自身的文明为人类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不能简单地用所谓的先进文化占领、排挤、消灭“劣势文化”,求同存异、彼此尊重、相互宽容,应是当下人类社会理性科学的价值取向。面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如何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便成为国家维护自身利益的一个重要主题。爱国主义是一个有没有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问题,而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思想基础则是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经过几千年来积淀下来的被历代人们所推崇的美好道德、民族精神和社会风貌的体现。诚信友爱、精忠报国、天下为公,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整体价值取向和精神特征。高校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弘扬先进文化,捍卫文化主权,培养青年学生对传统文化认同感,既不要盲目自尊、也不要妄自菲薄。首先,应大力推进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引导大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实践中不断创新,让传统文化焕发生机,历久弥新,提高民族文化质量。其次,引导青年学生正确认识外来文化,一方面要坚决反对和抵制一切腐朽文化对我国的侵蚀,防止和打击垃圾文化的传播,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主权。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世界是多样化的统一,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包容、相互借鉴,不仅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
3加强国防观教育袁培养国家安全意识
爱国主义教育是国防教育的核心和灵魂;国防教育是最生动、最直接、最有效地全民性的爱国主义教育。没有国防意识就没有真正的国家意识,就不会产生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感,也很难使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感升华到科学和理性的层面。国防工程也是一个长期艰巨而系统的工程,离不开青年一代作为后备力量的持续补充。今天,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在不太安宁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局部战争与冲突此起彼伏,尤其是中国沿海周边地区始终不太平,随时都有可能擦枪走火。广大青年学生不仅要奋发读书,还要居安思危,随时准备保卫自己的国家,所以,我们要在课堂上大力宣扬国防观教育。首先加强国际形势教育。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政治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深化,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各种思想文化相互碰撞,西方敌对势力也加紧对我实施西化和分化,使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发展就没有真正安全的时代。未来的中国要掌握自身的命运,增强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首要问题就是实现自身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和前提。大学生的国防教育,应当合理地把它引导到民族竞争层面,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布局,科学的诠释了实现民族复兴、国家强盛的发展路径,这正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生动素材。再次要加强国家安全观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综合国力大幅度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在这样的和平环境下,大学生往往容易忽视西方大国对我们的颠覆和觊觎,因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家安全人人有责的观念。今天的国家安全,早已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领土、领海、领空安全,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态、环境、气候等等。国家安全观教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教师在课堂上要引导学生树立新国家安全观,应对国际各方面的安全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4加强国情教育袁培养健康民族心态
报告指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国情教育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内容。只有对自己祖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才能对祖国产生执著深沉热爱,而一个对祖国认识肤浅的人,很难对自己的祖国寄以深厚的热爱之情。首先客观评价本国历史与文化传统。激发青年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责任感的重要前提了解自己国家和民族饱经风霜的历史。一方面,中华民族灿烂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巨大凝聚力和向心力,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我们优秀的文化遗产,构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我们还要以与时俱进的勇气审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摈弃那些阻碍民族富强,制约社会进步的腐朽落后意识。在传承历史文化时,把它同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结合起来,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创造出新的时代精神。其次,客观评价我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我们已被推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意识到:我们发展还不平衡、不协调,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很大的差距,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得不受制于某些西方大国。因此,我们决不能自我满足,不能为表面成就所迷惑,既不自大,也不自卑,踏踏实实地发展自己,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把我们的爱国主义建立在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上。最后,客观评价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首先,我们要勇于承认现阶段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这是当今中国的现实国情,也是短期内难以改变的事实,我们必须迎面正视,决不能回避和否认。其次,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分析、客观评判,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现实都无法割断它的历史,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起点和文化渊源都会影响着它的历史进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我国的国情,不气馁,不懈怠,树立民族自信和自尊。
5加强讴歌新时代袁增强民族时代感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同地域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交流和碰撞,形成了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我们也注意到,多元文化必然导致多元价值观,并且给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树立了多重价值标准,促使人们追求个人利益的愿望日益强烈,具体表现为国家意识的淡薄和民族精神的减弱。报告指出:“坚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只有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才能廓清我们整个民族进步和社会发展的精神家园,当代大学生们思想活跃、激进、冲动、敏感,善于接受新鲜事物,也敢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他们除了被动的接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外,还更容易、更便捷的接触到社会上形形色色的非主流文化,有的非主流文化以其独特的、极具吸引力的传播途径和方式,用消极庸俗和反动腐朽的有害信息正蚕食着他们的精神世界。对此,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学,要善于了解学生心理诉求,把握学生感情脉搏,不仅关注他们所关注的,更要引导他们向往追求崇高健康的人生观,要精选爱国主义素材和案例,充分利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可歌可泣感人事迹,旗帜鲜明地讴歌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强音,唱响真善美,弘扬主旋律,凝聚正能量,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充满希望,才能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祖国现代化建设。只有我们的青年一代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作为新世纪高校青年学生,应该比任何时候都更应该具有爱国主义情怀,更加自觉维护国家的政治稳定和民族团结,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所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应站在弘扬主旋律的最高点,既正视现实,也不回避矛盾,充分有效地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教学阵地,大力弘扬爱国主义教育,努力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实效,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感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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