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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9日,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ITC项目)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北京联合发布《中国无烟政策——效果评估及政策建议》。该报告指出,严格而全面的全国禁烟法规将保护中国13.4亿人口不受二手烟的危害,这一规定将受到广大群众包括吸烟者的热烈欢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四川禁烟口述史料的特征与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口述史料是由事件当事人或事件亲闻者对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场景、气氛、经过、影响等情况进行口述,由收集者将口述内容以文字、声像等形式进行记录整理之后所形成的资料,这些资料的内容往往无法见诸于档案文献,但是对于丰富历史记录的内容、弥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具有重要的价值。
民国时期的四川是鸦片种植的集中地,鸦片的产量最高、质量最好,当然对社会毒害也最深。面对这一现实,当时四川省政府制定了诸多严厉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进行禁烟,却收效甚微。据此推断,问题应该出在政策的贯彻执行上,也就是当时的政府官员是怎样办理禁烟事项而导致成效甚微的。目前涉及这方面内容的档案我们很难找到,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曾经出版的《四川文史资料选辑》中刊登了一些曾经亲历过禁烟运动的人员讲述当时禁烟详情的文章。透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记录,我们得以还原当时的历史现实,总结烟土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为做好当前禁毒工作提供历史借鉴。
(1)来源可靠,真实可信。《苦忆四川烟祸》的讲述者谢藻生,当时的职务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贺国光的秘书;《解放前荥经烟祸略忆》的讲述者为陈耀伦,时为民国时期川军二十四军少将副官;《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的讲述者周介眉,时任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经理,该公司系四川军政要人潘文华之弟潘昌猷创办;《芦山铲烟亲历记》的讲述者杨若瑜,时被刘文辉委任芦山县县长。从身份上来看,这些讲述者具有很明显的代表性,所有讲述者均亲历了民国时期四川的烟祸时代,有的是执行禁烟活动的领导者,有的作为商人直接参与了烟土的买卖,也有的作为军阀间接谋取到了烟利。因此,这些史料的来源应是可靠的。而且,抛开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们对于当时历史现实的揭露都是一致的,他们所讲述的事件内容也应该都是真实的。更为重要的是,尤其是陈耀伦,新中国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文史馆任馆员,更加清楚口述史料形成的真实性要求。
(2)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由于官方文件具有较强的权威性,内容的表达官腔较重、言简意赅,文件的格式统一规范,表达的方式以议论、说明为主,记叙的部分很少,除非是想通过某一具体事件说明一定问题的时候会使用记叙,因此在利用这些文件进行史料研究时会给阅读者造成较强的严肃感。而口述史料则不同,它的形成者为单独的个体,不代表政府单位发言,不需要注重用词上的字斟句酌,也不要求句式表达的严谨性,在语言的表达上带有极强的随意性,讲述者通过通俗易懂的话语,主要以记叙的表达方式将曾经发生的事情讲述清楚,而且其间可以表达个人的观点和看法。虽然口述史料的收集者将这些口述记录公开时要进行加工整理,但也基本是口述者原话的公开,比如周介眉在《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鸦片禁政》中提到:"二十一军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虎成当科长,他同帮会打成一伙,就在军事机关里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走私运到上海卖了,买回枪弹来杀害人民"[1].可以看出,与官方文件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语言直白、通俗易懂的特点一览无余。
(3)内容丰富,形象立体。由于鸦片能带来巨大的经济利润,各方军阀以鸦片收入作为主要财源,被称为军队的经济命脉,因此在禁烟的过程中,对于政府的禁烟文件,很多官员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实际上呢?在下乡监督铲烟的过程中,按照杨若瑜所讲:"我坐在客厅里,由几个像样的士绅陪着,闲谈一些地方风景人物。我又垂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关怀民情的样子,连乡公所的大门都没有跨出一步。这样鬼混了半天,就坐上轿子闭起眼睛回城。究竟该乡种烟多少?真实情况如何?我连问都不敢问。明知遍地是烟,根本一株也没有铲"[2]175.同时,各乡表面唯命是从,实则极力采用迂回战术,采取盛情款待、大送礼金之手段,然后求得风平浪静、相安无事的结果。尤其在铲烟的过程中,各种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丑态可谓展示得淋漓尽致。举例来说,铲烟,应是把烟苗铲死,阻止其再生长。但是鉴于利益的诱惑,各乡乡长是肯定不舍得铲的,命"铲烟者轻轻地把烟苗旁边的土翻动了一下,有的把烟苗连土一起铲起让它倾斜在地里"[2]179,因为这样做,等到巡督走后,他们可以把离土的烟苗扶正,烟苗又可以继续生长了。从口述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现那一幅幅可笑的画面,透视出那些人唯"烟"是图的嘴脸。
(1)为揭露当时政府的禁烟实情提供丰富的信息资源
从复原历史的角度来看,口述史料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档案比较偏重于记录统治阶层在行政管理过程中的政治活动,所以与档案信息的严肃性相比,口述史料记录历史的幅面较为广阔,能够将诸多口述者亲身经历的、亲眼看见的、亲耳听说的社会生活真实地表现出来,而且呈现的多是有血有肉的诸多个案记录,是弥补历史空白、丰富历史生活记录的重要来源。
以蒋介石对禁烟的态度为例:在其入川参谋团呈文中说,"统一四川政治,必先取消防区。限制扩军,必先禁烟。"关于烟利的问题,四川省政府发表的《省财政报告》《防区财政报告》等文件在外人眼中纯粹就是官样文章,没人相信,因为对于鸦片的收入,深谙其中的军阀都讳莫如深。而张为炯却道出了实情:"以硬银元作例,西康或雅安的烟价每两售一元至二元,运到成都最低售三四元;有时缺货买主多,可以售八九元一两。雅安的烟,一天可到达成都,转手间即获几倍的利"[3].因此,为加强对四川的政治统治,分得一杯鸦片羹,蒋介石特在宜昌设立特税处,专门征收四川烟土的出口税,寓禁于征,禁烟的真相昭然若揭。
(2)为了解当时鸦片对社会民众的摧残提供了翔实的证明
由于军阀常年混战,社会动荡不安,民众生活日益窘迫,很多人为转移这种精神与身体上的痛苦,染上了烟毒。且由于政府暗中鼓励鸦片的种-贩-运-吸,造成鸦片市场的膨胀,吸烟的人越来越多,四川的烟馆随处可见,甚至家中备烟已成为人们的待客之道,全家吸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对此,民间传有戏谑的打油诗为证:"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形象描述了瘾君子们的醉生梦死。随着鸦片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人们对于鸦片也产生了畸形的认识。有的家长为了使儿子静待家中,不至于出去到处惹是生非,竟然训练儿子吸毒,以期成瘾,从而羁縻在家。甚至有的贫苦民众为了吸毒抛弃妻子、倾家荡产。邵献书讲到"安科乡的苦斯呷家,原有不少土地,娃子 4家,以后 3 人吸食鸦片,不但土地、娃子卖光,最后连自己的儿子也被卖了。"
此外,对以种地为生的广大劳动人民来说,被政府强迫种烟,并征收名目繁多的苛刻税种,不种的话就征收高额的"懒捐",对缴不起捐税的农民施以酷刑,逼得民众家破人亡。充分说明了鸦片给劳动人民带来的深刻危害。
(3)为当前我国防毒拒毒工作的开展提供深刻的历史借鉴
对于民国时期的四川鸦片,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年年种烟,年年禁烟,年年铲烟,年年收烟,年年因禁烟而杀人,年年因种烟而获利"[5],直接剑指利润是造成民国时期四川烟土屡禁不止的原因,也是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四川的烟祸已经成为历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应该忘却这段苦难的历史,而应该将四川人民遭受烟祸的这段历史深深地铭记,这样我们才会更加珍惜现在安稳的幸福生活。拒绝毒品,珍爱生命。不可否认的是,当前,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个别违法犯罪分子依然在为追求毒品的暴利而铤而走险,个别意志消沉的人员依然在通过毒品寻找刺激,毒品---这颗社会的毒瘤仍旧存在,因此,我们应该以史为鉴,加强毒品预防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拒毒防毒意识,以更积极的创新精神去创造愈加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的四川军阀割据混战,作为军阀主要经济来源的鸦片,成为社会的毒瘤,经过事件当事人的口述史料,我们得以复原当时的历史,得以了解当时社会大众的苦难,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周介眉。刘湘、蒋介石在四川的烟政[G]//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9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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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兴起于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经过晚清、民国初年两阶段的缓慢发展,到20世纪30、40年代,迅速壮大,而初具规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论文,供大家参考。
每次看到有关中国外交的新闻都给我一种中国一点都不强势的感觉,或者说有些软弱,像韩国,日本,美国等国经常“欺负”中国,而中国却没有给出有力的回应,像渔民被拘事件,日本政府对二战侵略的态度等。都让我为之不解——到底为何中国外交如此软弱? 中国近几十年来经济蓬勃发展,国力日益强盛,已逐渐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弱国成长为一个开放的经济军事强国,其成长的速度让世界为之震惊。而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其近几十年来的外交却让我十分疑惑。在中国国力不强,被列强欺负的时候发展和平外交,对美国等经济强国采取谨慎的外交策略还可以理解,但如今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人人都可以欺负,各国都想分一杯羹的穷国,弱国了,还对其他国家那么“敬畏”就让我十分不解了。
日本问题由来已久,自二战结束后就一直争论不断,在德国公开道歉还有德国两任跪倒在犹太人受难者纪念碑前更是让我们对德国肃然起敬,而对日本更加深恶痛绝。对于德国发动二战对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如今的多数德国人都有着强烈的忏悔意识,战后德国的表现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称道。而反观日本却不思悔改,在全世界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时,全世界的媒体都在竞相报道时,而在日本的各大媒体上却找不到相关新闻。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日本教课书篡改历史,美化侵略。这些对于中国——一个遭受侵略的受害者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赤裸裸的轻视与侮辱。而中国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什么有力的措施来反击,这让我们国民感到十分愤怒与不解。而近来发生的中国渔民被拘事件也是如此,韩国海警以“非法捕捞”和“抗拒执法”为名围攻中国渔民时遭遇反抗,演变成流血冲突,9名渔民被扣。在韩国“强烈抗议”后,中国外交部不是要求释放渔民而是表示要“教育渔民”。还有 现代地图标示已上百年属于中国主权的南沙群岛,已叫越南占领了29个岛屿、菲律宾抢占9个、马来西亚则占领5个,还有文莱也凑热闹,它们大肆开采海底石油,催迫中国渔民,为了所谓的大国形象,中国“默不做声”。
而透过这一系列的事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中国的外交为何如此软弱,在我看来原因有几个,其一是历史问题,中国清末时期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中国清政府不作为,签署了许多卖国求荣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列强面前一直处于劣势,如今虽然中国已经强大起来,但这种民族自卑感还没有完全消除,所以中国外交才会一直不够强硬。其二近代中国一直以和平外交为外交原则,中国一直实行和平和发展的外交策略。在面对外交问题时中国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经济如今正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中国不想因为一些不会影响到中国根本的外交摩擦打破如今的发展形势。其三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好面子,而为了维护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的形象,中国可能认为表现得宽容一些会让中国在国际上的评价加分,当然这也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求中国在国际发展中占一个有利位置。
这许多事件都证明中国外交太过软弱,只顾所谓的大国形象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却置大国尊严于不顾,这些都值得我们去深思到底该如何去让中国向世界展示真正的大国的风采和尊严,让世界看到一个真正的强国!
摘要: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重要近邻。中日友好交往绵延两千年,中日两大民族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古代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近代中国也通过日本学到了许多西方先进文明的重要成果。通过中国古代与现代外交关系的论述,来说明中国古代的外交政策与现代的外交政策有哪些继承和发展,及中日关系“政冷经热”的原因。中国对日的外交策略是“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原因。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外交
古代的中国是东方的一颗璀璨明珠,经济与文化高度繁荣,始终走在世界的前列。 不仅在农业、工业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在文化、科学、医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与世界各国。比如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就极大地推动了世界的发展进程。中国古代的领导者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不断地与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同各个国家建立了友好关系。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与文化不仅给周围各个国家而且给世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中日两国在地理上的位置相距很近,受中国的影响更为深刻。
古代的中国社会较为稳定,国家经济实力雄厚,是东方大国;文化繁荣;对外交通便利(早在汉朝时期就开辟了路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同东亚,西亚,南亚之间的交往便利);从汉朝时期开始领导较为开明实行积极的外交政策;加上马车,船,等先进交通工具的使用。
在汉武帝时期,国家经济实力雄厚,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同周边国家交往频繁。早在汉武帝时期一些部族小国与汉朝已经有了通史关系汉光武帝时,光武帝赐予印绶,在这以后倭国又遣使来汉,中国的水稻种植技术和冶铁技术传到日本,促进日本农业的发展。
589年隋王朝统一中国,为了加速移植中国先进文化,圣德太子于公元7世纪开始向中国派遣使节及留学生、学问僧等。从此两国使节往来不绝,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进入了一各新的阶段,隋炀帝也遣使到日本,日本方面给隆重接待。
唐朝时,我国经济与文化高度发展给周围各国以积极影响。从630年至894年,日本遣唐使的任命次数19次。日本也频繁遣使来唐。大量的日本人为中国的先进文化所吸引,留学生、学问僧在长安城里随处可见。这些留学生回国以后进行了大化改新以唐朝的制度为蓝本,采用中国先进的政治理念;政治制度;官吏的选拔和考核;推行租庸调制;建筑;教育;语言文字;宗教;人们的生活方式等方面。奈良时期的建筑受唐朝的影响极大。首都的建设完全仿照长安城的建设。促使日本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中心独具特色的新文化和以汉语位中心的东亚文化圈,改变了东亚地区的文化格局。鉴真东渡弘法,传播了盛唐文化,对日本文化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北宋时中日没有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日本由腾原氏统治,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严禁日本人私自渡海来华,宋王朝侧实行相反的政策大力支持民间对日贸易。直到南宋日本改变拉保守政策。中国的钱币和先进的建筑术,纺织术,医药术,以及种茶,吃茶术等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对中日双方的经济,文化生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汉朝中日开始来往到北宋中国一直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中国对日本的影响远远大于日本对中国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大国行列。在中日交往中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日本为了本国经济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积极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但是到了元朝后期,日本进入南北朝的割据时期,诸侯相互攻战,争夺土地的权利,在内战中失败的一方,就组织武士,没有生活能力的流浪人,商人和海盗勾结,对中国沿海地区进行武装走私和掠夺财物。
明朝前期,郑和七次下西洋,积极同各国交往。但是到了明朝后期国家衰弱明朝实行闭关锁国的的政策,更多的日本人侵入倭国东南沿海,戚继光领兵抗倭,取得胜利。
到清朝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严格限制对外贸易。清朝后期,英国发动第一次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由闭关锁国到被迫对外开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日本进行明治维新,为了满足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和实现大国的愿望。1894年日本借口朝鲜东觉党起义,枉然发动了甲午中日战争开始对中国进行野蛮式掠夺,给中国人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直到1945年才结束了对中国的统治。
从明朝到1945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逐渐下降,日本为了本国的利益不断的侵害中国的利益。对中国的态度与先前截然相反。说明了国家利益是实行外交政策的根本依据。弱国无外交。要想不受别的侵略必须让自身强大起来。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国际局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72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权利。美国对华政策也发生变化。日本被迫与中过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关系得以逐渐发展。两国藉此重新确立外交关系,把双边关系推进到了一个全面发展时期。历史进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由于中国迅速崛起,日本经济的长期不景气,苏东剧变和美国对话政政策的改变,中日之间进入准冷战时期,这一时期表现的特点,人们称之为“政冷经热”,这一时期中日矛盾全面爆发,成为双方外交政策在政治领域的主色调。今年来日本不顾人民的反对三番五次参百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 歪曲侵华事实,关于日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南京大屠杀予与否认。对中国钓鱼岛虎视眈眈。
由于从1894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实行野蛮的掠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给中日之间的正常交往留下了阴影。但是经济全球化使因为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世界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各个国家只有合作才能实现经济的高速发展。所以中日之间的关系表现为“政冷经热“。
落后与闭关政策,导致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长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况;新中中国成立后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中国国际地位日益提高。所以中国在经济建设的新时期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是应更加注重自主创新,走独立发展的道路,和平崛起。当今处于经济全球化阶段,中国面对各方面的挑战和威胁。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在铭记与吸取历史教训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为主,不断提高中国的综合国力何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同时中国人民素以友好交往、和平共处著称于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是发展对外关系的重要条件,是对外开放的保障。所以中国对日采取“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政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杜民喜:《试述唐朝中日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北方丛1999年第2期
汪向荣 夏应元编《中日关系史资料汇编》北京 中华书局 1984年
毛子和李著 《中日关系》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
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中的“制台见洋人”一段,生动描述了晚清官员对洋人的畏惧场景。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晚清官员多数既不敢拒绝,又应对无策,从而惧怕不已。例外的是,张之洞担任晚清总督23年,极力维护国家民族主权、利益,演绎出了与《官场现形记》中截然相反的情景,今日回首仍令人感慨万千。
严辞拒绝法国领事无理要求
张之洞于1884年中法战争失利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两广总督。上任后,张之洞多方筹措,在镇南关――谅山大捷中居功至伟。战后法国传教士、领事返华,要求赔偿战争期间被毁坏的教堂财产。张之洞此时痛斥法国无理、法军残暴,指出法军已激起众怒,但在此情况下,中国并未伤害法国商人教士,反而加以保护,“试思去岁贵领事官,如不挈商民等离粤,所有教堂房产,如不由官封守,万一变生不测,何从保卫?何今日不以为德,反以为怨乎?”对于领事师克勤多次提出会见的请求,张之洞始终拒绝。
不得已之下,法国更换领事。新任领事法兰亭发起外交照会,要求中国赔偿损失38万。张之洞书面答复“无可议办”“以众怒所萃之物业,而居然幸获瓦全,即小有遗落,仅如纤芥,所全于法国者实大且多”。如果法国一味索赔,张之洞则先请法国赔偿中国损失,“查中国自光绪九年办理海防以来,以至十年六月基隆开战以后……损耗银数,约计三百八十余万两。按照万国公法,自应以举兵至人之国生衅者认其咎,贵领事官须先言明,将此项银三百八十万两若何查办?若何归结?筹有妥善切实办法,与本部堂议明办妥,再为查办教堂损失零星物件可也”。张之洞拒绝接见法兰亭,仅以上述书面答复据理反驳。上述内容被记者获悉,刊载见报。登时民心振奋,一纸风传。
在张之洞的强硬之下,法国外交部陷入窘境,不得不再次更换人员,任命白藻泰担任广州领事。白藻泰曾任天津领事,与李鸿章颇有交往。到任之前,李鸿章致电张之洞,请张之洞接见白藻泰,强调法国“系修好之意。白谨慎,必无此等恶习,嘱北洋一语为介”,也想通过缓和局面为北洋外交争得空间。然张之洞外交主张与李鸿章不同,回电陈明,“美素睦,英渐谦,德无嫌谊,当款接。法无礼,故不能不以此折之,非得已也”,指明要刻意整治法国领事的骄横无理,并请李鸿章转告法国公使,“言定以后永不再提此等索偿之谬论,即当见之”。
李鸿章和总理衙门都不认可张之洞的举措,“若必先与说定不提此事方可接见,转若示之以怯,恐彼更多借口,不如坦然相见,最为得体,倘彼再申前语,仍可严驳”。张之洞并未照总理衙门指示,仍拒见白藻泰。总理衙门为此专上《请饬粤督照章接见法领事》折,后上谕斥责张之洞,上谕如此,张之洞不得不表示“自当钦遵”。但此后白藻泰未再请见,张之洞亦未主动约见白藻泰,索赔问题也再无交涉。经一年三个月,连续三任法国驻广州领事都没得到两广总督接见,张之洞成为令洋人头疼的制台,也成为总理衙门眼中最不会与洋人打交道的总督。
奏折陈明利害减少损失
随后广州再次发生各国领事要求开通“沙路”而引发的外交纠纷,此事处理中鲜明体现了张之洞的外交立场。当时海路进入广州分南支“沙路”和北支“渔珠”。中法战争期间“沙路”封锁,只留“渔珠”行船。如不开沙路,则外国船只欲进入广州,必须先后通过牛山、长洲、渔珠各炮台;“沙路”封闭超过三年,则流沙淤积使军舰不能进入。各国领事以战事结束,提出开通“沙路”。张之洞出于广州海防角度一一拒绝各国领事。诸领事遂通过驻京公使向总理衙门照会,转而向张之洞施压。在此情形下,张之洞上奏折陈明,领事提出的方便通商、通航等理由,已经在“渔珠”解决,“沙路”封闭实际上并不影响通商、通航,反而方便海关管理,而且从广州长远海防角度看,“此事所关甚巨,不得不再行详切沥陈,仰恳敕下总理衙门立案,永远不予曲从,粤防天下大局幸甚”。
内强其国外御其辱的外交原则
随后,因诸多事情得不到总理衙门支持,张之洞直接上奏广东洋务状况,指出来华洋人多有贪利小人,给以小利则可以为我所用,“年来有英人谢耳仕,美人士边臣,皆为厘局作线引拿私货私土”。本来可以占据的主动局面,只因历任官员怕生事端,对洋人无理要求也一概迁就,而形成被动局面,“向来于交涉之件过形迁就,是以愈久愈肆,渎扰不休,每隔数日,必来一见,骄蹇不逊,要求无厌”。
张之洞对此陈明自己的原则,“所求事件有理者力任办妥,不必推诿,不待催促。无理者直言拒驳,亦不周旋,若再渎扰,则竟置之不理,百折不回”。更为重要的是,张之洞认识到外交根本在于国力:“日夜孜孜经营战守,讲求船炮,使彼知我时时有不忘战事、不甘隐忍之志,则可省无数口舌波澜。此尤无形之折冲,探源之因应。”随即张之洞在广东即投入洋务自强实践,经后来一生之努力,成为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最为系统的洋务实践。
两广总督之后,张之洞历任湖广、两江总督和军机大臣。连战连败,国势衰落之下,外交更不堪言。然张之洞在殚精竭虑之中,仍坚持“有理者力任办妥,无理者直言拒驳”的原则,在外交压力下推动清廷完善中国财政、货币、税收、法制等方面建设,又极力维护国家根本利益,并成为令洋人又敬又怕的清朝高官。1909年,张之洞逝世,“各国驻京公使皆奉其国命致哀悼之意。受吊之日,各使均于几筵致敬”。被称为“最后一个儒臣”的张之洞,在晚清衰落的局势下书写了中国近代外交上的异样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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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实行反对苏联·亲近帝国主义的政策。1927年底,蒋介石发表谈话,停止对苏贸易,驱逐苏联侨民,宣布与苏联断交。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缓和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同时也为扩大税源,解决内战军费,在它建立不久,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清末修约外交与改定新约运动的对比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5 年,北京政府在其政治上进入统治末期的同时却在外交上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修约外交”.其主要内容包括中奥、中芬条约的签订,上海会审公廨的收回,关税会议的召开及法权调查,对届期条约的修订等。1928 年,蒋介石举行“二次北伐”,通过军事打击、收买分化等手段实现了政权的革故鼎新,推翻北京政府的统治,建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为标榜新政权的“革命”与“进步”,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伊始在外交上宣布以恢复国权为目的,掀起“改定新约运动”,一直持续至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其内容大致包括改订通商条约及关税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改组上海两租界的法院及收回租界及租借地交涉等方面。
学界对北京政府末期的修约外交与南京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均有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①但因两个政权是以相互敌对的形式实现政权的转换,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将二者进行了切割,较少将二者作为前后相继的历史场景加以比较和审视,使民国外交史中呈现出“断链”的现象。本文尝试从修约方针、修约手段、修约内容、修约原则四个层面对二者予以比较,进而揭示民国外交的内在延续及中国历届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所进行的努力。
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指导方针是“届期修约”,即双方根据条约中规定的修改时间或条约到期后,双方可以对条约予以修订或废除。规定条约到一定期限后就可进行修改本是列强为保护自身利益而设定的一种利益保护机制,如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之一即为英法借修约时间已到,要求更多侵略权益而未得到清政府满足,进而爆发战争。被侵略的一方也可利用这种机制要求修约,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利益。1925 年,北京政府根据“届期修约”的方针对期满旧约要求一律重新商订新约。如对中比条约,北京政府在照会中指出: “所有该约条款,……均至本届十年期满本年十月二十七日止,一律失效,并应缔结新约。”[1]139在修约交涉过程中,为加快新约的订立,北京政府又向比利时表示“愿从事研究另觅一种能保护比国毫无疑问之利益而又不损及中国正当之权利之‘临时办法'.”[2]1401928 年 7 月 7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发表重订条约宣言:
“( 一) 中华民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当即废除,另订新约; ( 二) 其尚未满期者,国民政府应即以正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 ( 三) 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应由国民政府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3]165其方针与北京政府修约外交如出一辙,只不过南京国民政府是把“临时办法”事先提出,为自己以后的交涉预留空间。这一指导方针符合通行的国际法法则,对方无法直接拒绝,进而为通过修约维护自身利益提供了机遇。
无论是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的改定新约运动,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国际争端和平解决,即通过谈判、斡旋、调停等外交方法,以及仲裁、司法等法律方法,乃至于借助国际组织解决,而经由外交途径,直接谈判,协商解决则为正常的处理国际争端的方法。[4]759之所以采用和平的方法首先是两个政府的实力使然。无论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都存在派系纷争,中央权威屡受挑战等问题,中国政府的孱弱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在外交实践中可能采取的措施。“弱国无外交”固然可以商榷,但弱国外交更困难却是不争的事实。同时,采用谈判手段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争端也是国际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因而也是他们的现实选择。
在谈判对象方面,北京政府可谓教训深刻。从巴黎和会开始,北京政府为废除不平等条约,先后经历了一揽子解决、先提原则再个别具体解决、与各国分别谈判三种策略的转换,实践证明,双边谈判的方式最适合。这是因为这种方式具有直接性、灵活性等特点,既便于利用列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又可避免各国联合反对,易于争取外交主动权,取得更大成效。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中完全采用双边谈判的模式正是吸取了北京政府修约外交中的经验和教训。
在修约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绝大部分活动都是在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基础上展开的。南京国民政府改约的重头戏之一就是实现关税自主,而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也以关税自主交涉为首要目标并筹备召开了关税会议。经北京政府的积极努力,该会议通过了“各缔约国( 中国在外) 兹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之权利,允许解决各该国与中国间各项条约中之关税上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发生效力”[5]94的决议案,这为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奠定了法理基础。加之各国对中国收回关税自主权已有所准备,故南京国民政府在发起“改订新约运动”后不久,就与有关国家签订了新的关税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关税自主。
在收回天津比利时租界的过程中,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已有相当的进展。1926 年底,北京政府外交部表示: “所有该租界行政权,亟应先行收回”,并“派员前往天津将该租界一切详情实地调查,拟俟调查清晰,即由中央会商地方官厅妥商接受办法,订期实行接收”,国务会议对此“决议照办”.[6]966在中方的强硬态度下,1927 年 1 月 12 日,比驻华公使对顾维钧表示: “俟中比议约正式开幕之日,再由比国自动宣布,即交还天津租界主权。”[7]981后因北京政府迅速垮台,比租界的收回暂时被搁置,但收回已是大势所趋。
1929 年 8 月南京政府宣布成功收回天津比租界,实际上是坐享北京政府的修约成果。其他如改组上海两租界法院等活动,北京政府在修约期间都为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只是由南京国民政府代其完成了未尽之功而已。
尽管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修约期间都面临国内局势动荡的局面,但在修约过程中均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①当然,这种维护国家权益的程度在我们今天看来还不能令人满意。以关税自主交涉为例,在《中美关税新约》中,美国一方面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 一方面又规定“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家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8]628-629美国此举不仅保住了自己先前的特权,而且成功地将坚持关税特权的责任推给了其他国家,这为以后南京国民政府与其他国家签订关税条约留下了祸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也存在南京国民政府在北京政府基础上做出让步的举措。如在废除治外法权方面,比利时在北京政府修约期间为维持法权也曾向北京政府提出“一俟美英法日本等国与中国订立新约时比国政府对于中国与上述任何一国所定关于法权问题之办法亦予以同样容纳”的建议。北京政府对此表示,如果“各国对于修订条约,设均取同一态度,势有彼此推诿牵掣之弊”,因而对比方的提议“不予容纳”,[9]防止由此而产生的恶性循环。但南京国民政府在“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签订的《中比通商》条款中,却同意了比利时提出的类似要求。曾参与过北京政府中比修约交涉的顾维钧对此协议感到“相当吃惊”,因为“在治外法权这一特殊规定上,上述协议使比利时摆脱了原来的困境。因为无需再为坚持这些特权而承担任何责任,而把这一棘手的问题推给了其他国家”.[10]358另外,在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运动”过程中还有国家通过签订新条约恢复了原来在中国失去的特权的情况,如德国。
以两个政府修约时所面临的国势而论,南京国民政府远优于北京政府,两个政府虽有坚持原则,维护国家权益的共同点,但通盘考察,我们可以看出,北京政府在这方面的表现其实要优于南京国民政府。何以出现此种情况,颇能让人深思。
1925 年至 1928 年北京政府修约期间,段祺瑞、张作霖虽从法律的角度讲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11]73-75但他们所关注的重点显然在军事。外交在他们的视野中居于次要的地位,他们索性让职业外交官们去处理那些棘手的外交问题,故而在“北京政府时期,职业外交官在外交决策中起了重要作用”.[12]219以顾维钧为代表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大都具有浓烈的爱国情结,他们较少参与国内政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顾维钧曾说: “当办理重要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利益,而不是党派和政治利益,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因为,如果有了这些考虑,你的外交从民族利益的观点来看就不会成功。你要末是牺牲民族利益实现你的政治野心,要末使谈判完全破裂。”[10]397正是本着这种信念,他们在修约过程中敢于坚持原则,对涉及有关国家民族利益时不轻易让步。但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外交完全“党国化”,国民党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同时也极为关注自身利益,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施行要受到国民党的利益的极大制约,当二者利益出现冲突时,有可能会出现二者的背离。曾在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的顾维钧曾在回忆录中多次对两个政府的外交进行了比较,认为北京政府在对驻外使馆的意见的重视,驻外公使与外交总长的地位等方面均优于南京国民政府。[10]393而且南京国民政府对重大决策决定的手续也“相当繁琐”.[13]55在这种情况下,外交部降为处理具体外交事务的执行机构,外交家不仅不具有决策权,而且正确的意见也往往不被采纳。这种国内政治的变化不能不影响对外交涉中的表现。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政权鼎革是一个经常重现的历史现象。自袁世凯上台建立北洋军阀统治后,北京政府在涉及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方面的对外交涉极为复杂。既有如“二十一条”那样出卖国家主权的行径,也有如顾维钧等在巴黎和会上拒签凡尔赛和约的爱国壮举,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国民党自1927 年清党以后,再次举起“革命”大旗进行二次北伐,进而推翻北京政府,取得全国政权。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新政权为表示自己的“进步”而有意识地突出北京政府的“落后”,这在 20 世纪上半叶以“革命”为时代宠儿的特殊历史场域下更是异常突出。南京国民政府以王正廷的“革命外交”为肇始,掀起“改定新约运动”,正是上述政治逻辑的延伸与发展。
以上述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与南京国民政府改定新约运动相比较,尽管南京国民政府是北京政府政权的掘墓人,但在外交政策和外交理念方面却是北京政府的继承者。南京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运动”是北京政府修约外交的继承和发展,二者修约的方针大体相似; 在修约的方式和手段方面,二者均采用和平的双边谈判方式进行交涉; 修约内容也都以关税自主和撤废法权为主; 都能坚持一定原则,维护国家权益,但北京政府坚持原则方面比南京国民政府做得更好。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其废除不平等条约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自北京政府起,历届政府为废除列强强加在中华民族身上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在不同的层面上都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后来者既需关注政权鼎革过程的种种变化,更应关注其内在的延续与继承,唯此,方能从历史延续中梳理出其发展的脉络。
[1]中比条约交涉文件( 一) [J]. 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三号,1926-04-16.
[2]中比条约交涉文件( 一) [J].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三号,1926-06-01.
[3]王芸生。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第八卷[M]. 上海: 三联书店,1982.
[4]周鲠生。 国际法: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6.
[5]章伯锋。 北洋军阀: 第 5 卷[M]. 武汉: 武汉出版社,1990.
[6]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卷[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7]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外交卷[G].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8]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 第三册[M]. 北京: 三联书店,1982.
[9]外交部致比华使照会[G]. 1926-11-6,中比条约交涉文件( 二) [J]. 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二十四号
[10]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 第一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3.
[11]钱实甫。 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 上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何茂春,师晓霞。 中国历代外交家[M].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13]顾维钧。 顾维钧回忆录: 第二册[M]. 北京: 中华书局,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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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业在我国是指中国人民银行,监管机构,自律组织,以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新疆银行业发展综述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自 1970 年以来,对民国时期新疆银行业的研究论文,涉及外资银行、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和近代新式银行等,现将分三个阶段依次进行综述。
这一时期,国内对民国时期新疆银行业的研究论文不多,主要集中在对华俄道胜银行侵略性质的研究,如郭久祺的《华俄道胜银行---沙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1]周伟州的《华俄道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2]梁克明的《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侵略新疆的工具》,[3]这几篇论文皆提到华俄道胜银行对新疆的侵略活动。郭久祺认为华俄道胜银行不仅是经济侵略的大本营,还是政治侵略的重要助手。周伟州和梁克明仅就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新疆地区的种种侵略活动进行分析,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通过银行垄断中国西部地区财政和金融的罪行。此外,这期间还有几篇关于新疆纸币研究的论文,如柴济森的《百年来新疆的货币》、[4]吴筹中、刘少波的《新疆百年来纸币发行初探》( 一、二) ,[5]其间提及了民国以来各时期纸币发行的金融机构,如官钱局、华俄道胜银行、__省银行等金融机构的纸币发行情况。总的来说,在 20 世纪 70 - 80 年代,对新疆银行业的研究还处在开始阶段。
20 世纪 90 年代,对新疆银行业的研究,主要涉及华俄道胜银行和__省银行。这一时期对华俄道胜银行的研究论文主要是魏长洪的《新疆华俄道胜银行的兴衰》,[6]论文使用了文献、部分档案和社会调查材料,对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喀什噶尔、伊犁、塔城和乌鲁木齐四分行的设置年代、经营活动及其对新疆人民的危害进行探析,认为它前期充当了沙皇政府对新疆进行经济侵略的执行机构和指挥机关,后期在法帝国主义势力的庇护下,妄图重温操纵新疆金融的旧梦,继续进行沙俄侵华的未竟事业。对新疆__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毛泽民改组时期。如朱杨桂、任新玲的《毛泽民在抗战时期对新疆财政金融的改革》[7]论述了毛泽民在财政金融改革中实施的改组银行、改革币制措施。袁自永在《略谈毛泽民改组新疆__省》[8]中揭示了“改组”对于银行本身的发展和整个新疆经济所起的作用。冯亚光的《抗战时期毛泽民对新疆财政的卓越贡献》[9]认为,毛泽民改组省银行,对新疆金融的巩固、经济力量的增强、农牧工商业的发展、群众生活的改善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也有关于新疆货币的研究论文,王昭武在《近代新疆货币述略》[10]中,提及民国时期的金融机构。
总的来说,20 世纪 90 年代对新疆银行业的研究,除了 70 -80 年代已涉及的华俄道胜银行和新疆纸币发行内容,还出现了对新疆近代银行__省银行的研究。虽然论文数量不多,但相比 80 年代在研究范围上有所拓展。
自 2000 年以来,出现了一大批涉及新疆银行业的论文,其中既有对民国某一特定时期银行业发展的综合研究,也有对某一金融机构的专题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郝宏展在《近代新疆金融变迁研究( 1884 -1949) 》[11]中,考察了近代新疆金融机构的变迁,对典当业、票号业、官钱局、华俄道胜银行和__省银行的产生、发展、兴衰和业务管理进行了归纳。张万财的《晚清至民国时期新疆洋行研究》,[12]论述了各洋行的商贸活动和内部管理模式。杨旭东、王娟在《西北近代银行的产生和金融业的初步发展》[13]中,认为地方政府官办银行发挥着主体和主导作用,并具有当时西北地区特定政治、经济环境的特征。吴福环、宋佩玉在《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14]一文中,论述了新疆金融从旧式的当铺、钱庄、票号向近代的银行转化过程,认为新疆金融的近代化进程与内地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许建英在《金树仁时期英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竞争---以英新、苏新贸易为中心》[15]中指出,英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竞争中,为扩大与新疆老百姓的经济联系,以扩展其政治和经济影响,分别在新疆开设银行。
此外,李帝、王益平的《泛论民国时期新疆财政的特点》 [16]涉及华俄道胜银行的兴衰过程; 董翔的《试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纸币的特点及历史作用》[17]提及官钱局和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纸币情况; 周泓的《清末民国时期的新疆货币、金融特征》[18]论及官钱局、华俄道胜银行、新疆__省和三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在金融机构的专题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华俄道胜银行、新疆__省等机构。张新知、王学文的《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华发行货币考略》提及在新疆发行金币劵。乔传义在《沙俄华俄道胜银行在我国发行的金币劵》中,论述了沙俄利用华俄道胜银行分别建立了喀什、宁远、塔城和迪化四家分行“以彼纸币易我实货”,破坏了新疆币值,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的商业贸易,从而占领了新疆货币金融市场。此外,柏文、蔡小军的《新疆俄华道胜银行金票》[21]中则主要概述了 1913 - 1917 年间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发行的金劵。李宁在《北京政府对华俄道胜银行停业之处理》[22]一文中,认为虽然北京政府最终以妥协完成了对银行的停业清理,但体现出北京政府对突发性经济事件处理的应急性与运作理念的世界趋同性。郝宏展、岳海峰、王文博的《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行径初探》,[23]深入探析了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的四条侵略路径,认为这种危害不仅在于它造成那一时期新疆物质财富的流失,更在于它对新疆可持续健康发展动力基础的巩固和形成起到极大的阻碍和破坏作用。
对__省银行的研究,郭丽的《民国年间新疆__省研究》[24]认为省银行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官僚性和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很多措施的实施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独裁统治,无法从根本上为新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谋福利。此外,还有几篇论文主要针对毛泽民时期改组新疆__省进行研究。如陈瑞芳的《毛泽民主管新疆财政时期的措施及贡献》,[25]认为毛泽民改组新疆__省,在发展本省经济、巩固抗战后方、运用游资增加生产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周燕在《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创者毛泽民》[26]中主要分析了毛泽民改组省银行的背景,认为新疆不同于内地省份,没有设立中央银行分行,也不允许国民党法币在境内流通,而隶属于财政厅的新疆__省以官僚资本为基础,不利于吸收社会游资和调动商人投资金融的积极性,阻碍了建设资金的筹集。鲁细珍在《毛泽民在新疆进行的币制改革》[27]一文中,指出币制改革对于稳定新疆的财政金融,发展农牧业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抑制通货膨胀,稳定社会,发展经济,巩固抗日大后方,加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立军、沙拉买提·阿斯木在《略论盛世才统治新疆前期的经济建设》[28]中也提到,改组省银行对农牧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及开发各种资源提供贷款起了一定的作用。黄凌燕的《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29]论及吴忠信时期__省商业银行曾采取提高利率的办法来吸收存款,但作用不大。
而对新疆官钱局的研究则相对薄弱,王志强、闫存庭在《新疆官钱局发展始末述略》[30]一文中,概述了新疆官钱局的发展史,认为官钱局为新疆近代货币的统一和商业市场交流的繁荣与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有利于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总的来说,自 2000 年以来,研究新疆银行业的论文颇丰,可还是集中于华俄道胜银行和__省银行改组研究,重复研究较多。
综上所述,自 1970 年以来,对新疆银行业的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对外资银行的研究到对中国近代银行的研究,从对某一特定金融机构的研究到对整个近代的新疆银行业研究,不仅在论文数量上很可观,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但是,也存在几点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从整体上来说,对新疆银行业的研究,大部分集中于对金融机构和纸币发行的研究,而关于民国某一特定时期的整个新疆银行业状况的研究较少,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感。
其次,对金融机构的专题性研究上,虽然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但是从收集的文章来看,还是主要集中于对华俄道胜银行和__省银行的研究,而对其他外资银行和中国近代银行的研究缺乏系统性。对某一特定金融机构进行研究时,也存在这个问题,如对华俄道胜银行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论述它的侵略活动,缺乏整体上的系统性论述。今后,应该注意运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历史学与金融学结合起来研究新疆银行业,把银行的历史与当今的银行问题结合研究,从整体角度看待民国时期的新疆银行业。
[1]郭久祺。 华俄道胜银行---沙俄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大本营[J]. 郑州大学学报,1978,( 1) .
[2]周伟州。 华俄道胜银行对我国新疆地区财政和金融的垄断[J]. 西北大学学报,1978,( 2) .
[3]梁克明。 华俄道胜银行是沙俄侵略新疆的工具[J]. 新疆社会科学,1983,( 4) .
[4]柴济森。 百年来新疆的货币[J]. 新疆社会科学,1983,( 3) .
[5]吴筹中,刘少波。 新疆百年来纸币发行初探( 一、二) [J]. 财经研究,1984,( 5 -6) .
[6]魏长洪。 新疆华俄道胜银行的兴衰[J]. 西域研究,1992,(1) .
[7]朱杨桂,任新玲。 毛泽民在抗战时期对新疆财政金融的改革[J]. 新疆金融,1996,( 7) .
[8]袁自永。 略谈毛泽民改组__省银行[J]. 新疆金融,1998,(10) .
[9]冯亚光。 抗战时期毛泽民对新疆财政的卓越贡献[J]. 甘肃社会科学,1999,( 5) .
[10]王昭武。 近代新疆货币述略[J]. 民族研究,1992,( 3) .
[11]郝宏展。 近代新疆金融变迁研究( 1884 - 1949) [D]. 北京: 中央财经大学,2013.
[12]张万财。 晚清至民国时期新疆洋行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3.
[13]杨旭东,王娟。 西北近代银行的产生和金融业的初步发展[J]. 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9,( 2) .
[14]吴福环,宋佩玉。 新疆货币金融的近代化[J]. 新疆大学学报,2002,( 3) .
[15]许建英。 金树仁时期英国和苏联在新疆的竞争---以英新、苏新贸易为中心[J]. 社会科学研究,2006,( 6) .
[16]李帝,王益平。 泛论民国时期新疆财政的特点[J]. 昌吉学院学报,2011,( 4) .
[17]董翔。 试论晚清、民国时期新疆纸币的特点及历史作用[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4,( 2) .
[18]周泓。 清末民国时期的新疆货币、金融特征[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 4) .
[19]张新知,王学文。 华俄道胜银行及其在华发行货币考略[J]. 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2006,( 1) .
[20]乔传义。 沙俄华俄道胜银行在我国发行的金币劵[J]. 商业研究,2008,( 7) .
[21]柏文,蔡小军。 新疆俄华道胜银行金票[J]. 中国钱币,2012,( 3) .
[22]李宁。 北京政府对华俄道胜银行停业之处理[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6,( 1) .
[23]郝宏展,岳海峰,王文博。 华俄道胜银行在新疆行径初探[J]. 黑龙江史志,2013,( 9) .
[24]郭丽。 民国年间__省银行研究[D]. 乌鲁木齐: 新疆大学,2007.
[25]陈瑞芳。 毛泽民主管新疆财政时期的措施及贡献[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06,( 3) .
[26]周燕。 红色金融事业的开创者毛泽民[J]. 世纪特稿,2009,( 2) .
[27]鲁细珍。 毛泽民在新疆进行的币制改革[J]. 新疆大学学报,2009,( 6) .
[28]丁立军,沙拉买提·阿斯木。 略论盛世才统治新疆前期的经济建设[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9,( 3) .
[29]黄凌燕。 吴忠信主政新疆时期的经济政策[J]. 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8,( 6) .
[30]王志强,闫存庭。 新疆官钱局发展始末述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2007,(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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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手术取石4例,3例治愈,1例死于合并症,胆道镜取石3例均治愈,2例肝内胆管结石无症状未做特殊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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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学史料来说,有诸多能够让现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学所产生的背景以及文学现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献中,有大量先秦时期的文献,在马王堆、信阳长台关、荆门郭店等出土的帛书中,较为明确的显示出了诸多经书与子书原始风貌,这些都与当代社会看到的一些转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发现,为研究者们提供了珍贵的专辑资料。另外,新史料大大丰富了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的史料。以《诗经》作为例子来说,新世纪以来,在上海博物馆展出了1200多枚战国时期的竹简,在这么多的竹简之中有31枚是讲述孔子向弟子们讲解《诗经》的记载。这为当代社会的人们阐明了孔子论诗的内容并为包含今本《诗经》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与“刺”等内容。另外还表明了《诗经》的篇数远要超出300篇,孔子当年删诗的说法并不一定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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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入,随着社会转型的加剧和社会阶层分化的加速,不但使转型前的弱势题的凸显,而且影响到社会稳定,降低社会的整合力,甚至有可能阻碍了社会的持续发展。困此,建立一个面向弱势群体的疾病医疗救助制度既是缓解其生活压力的必要举措,也是社会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深入挖掘弱势群体医疗保障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联系,研究弱势群体医疗保障困境形成的原因以及从法律的层面来思考探索解决弱势群体医疗保障问题之道,我国法学研究界,尤其是经济法和社会保障法的研究者们都应当对弱势群体的法律保护问题作出积极的回应。这对于完善我国弱势群体保护的法律体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协调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医疗救助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动员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一项面向弱势群体的医疗救助行为。它作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的最后一道保护屏障,其目的是将一部分生活处于低收入甚至贫困状态的社会弱势群体网罗在医疗保障体系之中,通过实施社会医疗救助制度,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支持,以缓解其因病而无经济能力进行医治造成的困难,防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增强自我保障和生存能力。这是政府的责任,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从医疗救助来看,针对的主要是收入极低的人群,帮助他们减轻大病医疗负担,而对那些位于极端贫困人群之上的大量边缘贫困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的关注不够。缺乏统一的救助制度与机制。
社会救助法起草多年仍搁浅,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医疗保障问题逐渐成为困扰中国社会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在2002年以来历年的《社会蓝皮书》中,零点公司关于“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调查表明,对“社会保障”和“医疗制度改革”的社会关注率基本上都名列前6位之中。医疗保障问题对城乡贫困家庭的影响更大。在中国的贫困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因素要占30%至60%,个别地区高达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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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成绩采用五级记分制评定,由我校答辩委员会根据各系答辩小组的评分,最终确定评分等级。优秀的比例一般控制在15%以内,优良比例不超过65%。参照《河北大学本科生毕业论文(设计)评分标准》,我校具体要求如下:
1、在毕业论文工作期间,基本遵守各项纪律,表现一般。
2、能够在教师指导下,按时和全面地完成与毕业论文有关的各项任务。
3、论文立论正确,理论分析无原则性错误,解决问题的方案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结论基本正确。
4、论文中使用的概念基本正确,语句通顺,条理比较清楚,栏目齐全,书写比较工整。
5、论文写作格式基本规范,基本符合有关规定。论文中的图表、设计中的图纸在书写和制作上基本规范,基本能够执行国家有关标准。
6、原始数据搜集得当,实验或计算结论基本准确,能够使用计算机进行研究工作。
7、在论文答辩时,能够阐述出主要内容,经答辩教师启发,能够回答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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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与之后改革的成功启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胡锦涛所说:“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
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经过这两次改革,到““””结束前,已经形成了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这种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管理体制,因其自身的特点而成为了之后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首先,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有利于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启动得益于农村改革的成功和非国有部门经济的发展壮大。在以“块块”为基础的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拥有更多建立非国有企业的动力和权力。这种体制环境直接促成了改革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和其他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通过这种计划体制外的增量改革,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启动时期获得了巨大成功。
其次,中国在改革前形成的以地方分权和“蜂窝化”为特征的经济模式和以“块块”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适于采用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方式。第一,由于之前毛泽东对中央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瓦解以及鼓励地方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的建设,中国经济出现了分割化的趋势,地方经济之间有很强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使得局部改革和改革实验的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到全国。第二,在以“块块”为基础的多层次、多地区的层级制中,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赖很弱,因此,这种独特的经济管理体制对制度变迁有更多的适应性,会因地区的不同产生更加灵活的政策选择。由于以上两个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可以放手让地方政府搞改革特区而不会影响整个经济形势,也可以根据局部改革的不同情况灵活调整政策实现改革的顺利启动。这是中国改革成功启动的重要条件。
再次,由于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客观上使计划之外还存在着大量非计划经济的因素。“在农村,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下的‘小自由’,包括自留地、家庭副业和以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农产品和城市产品收购的非计划部分,社队企业等;在城市,表现为城镇个体经济,大量的城市集体企业、小国有企业,以及““””中由于秩序混乱而在大中型国有企业之间发生的物资串换、地下经济等。”[12]大量非计划经济因素的存在,为之后改革提供了很好的初始条件。一方面,改革初期非国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经济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从而使改革带来重大实惠,这提高了广大人民对于改革的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非国营经济的发展也给国营企业带来了压力,迫使其改变行为方式,从而促进了改革的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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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废旧轮胎胶粉颗粒掺入到沥青砼中形成的磨耗层,改善了路面使用性能,延长了路面使用寿命,在道路寿命期内节省了维修养护资金并保持了道路良好的服务水平, 还使废旧轮胎得到废物利用,减小了环境压力,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本文着重分析利用GTM法进行沥青砼配合比试验,而后施工的关键技术。
关键词:GTM法;胶粉沥青砼配合比设计;施工
2010年9月,经蚌埠市交通运输局组织的技术鉴定,以及在安徽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进行技术查新,胶粉改性沥青施工技术在省内属领先水平,由此关键技术形成的工法被评为2010年安徽省级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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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献,文,是文本记载,献,就是口头相传的。文献是指通过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一定的意义表达和记录体系记录在一定载体的有历史价值和研究价值的知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整理现状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国时期美术文献整理现状研究全文如下:
1.1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馆藏分类
1.2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民国美术文献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民国美术文献版别丰富,颇多精品,例如民国年代叶恭绰影印本《清代学者遗像传》,这是研究清代学者及两百余年学术状况的原始文献材料。另有不少见证时代变迁的早期美术期刊、画报、报纸合订本等。例如馆藏《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美展会刊》,创刊于1929年4月10日,1929年4月10日至5月10日在上海,举办了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出版了这份会刊,由徐志摩、杨清磐、陈小蝶、李祖韩任编辑,共10期,另加1期增刊。作者队伍汇集了当时闻名全国的艺术家和评论家,特约撰著者21人:叶恭绰、郑午昌、丰子恺、倪贻德、徐悲鸿、林风眠、黄宾虹、贺天健等。该刊的主要内容是发表美术论文,并附美展作品。这些论文代表了当时高水平的美术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现代美术理论研究,其中一些文章,多为代表作(1)。因此,研究该图书馆美术文献的整理工作,为探寻古旧美术文献利用途径提供借鉴。
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读者服务过程中,了解到学院的美术研究所有几位教授,他们以民国时期美术发展情况为研究方向,而这一时期的文献资料由于相对分散,图书年代久远而导致数据不全,十分不便不利于查阅,自2008年开始,对馆藏民国时期艺术类文献开展回溯建库工作,并编制专题目录,供读者查询(2)。而2013年校级科研项目(民国时期艺术文献整理工作研究――以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为例,项目编号:13XJA026)的申报成功,加速了对民国文献的编目与修复工作的开展,具体整理工作如下:
2.1分类的细化: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对于美术文献的分类采用“中图法”第五版,但在该分类法的基础上,对已加工的民国美术类文献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类。
此外,在分类方面,专业书库艺术类书标颜色细分是该图书馆的特色。
对于民国美术文献,不仅考虑其学科,还兼顾成套书的集中存放。因此,在编目过程中,为某些文献编排了两个分类号。
例如:《好古堂家藏书画记附续记》(清)姚际恒撰商务印书馆1936,分类号―J120.949;Z121.6,书标贴J类,Z类代表存放区域。
2.2编目情况。截至2013年12月31日,馆藏民国时期文献已编目3391种,共计16309册。已编目的数据包含分类号、条码号、登录号、馆藏地点代码、书名、著者、出版者、出版年份、价格、册数、装帧情况等元素。
2.3修复状况:对破损的民国文献沿用古籍保护的原生性方式进行修复。民国初期我国刚引进机械造纸技术,制浆工艺落后,纸张含酸量高,许多文献出现了书皮与书分离,书页发黄发黑、硬脆的情况,一些美术类文献,其中拥有大量实拍的照片,但是由于书页断裂甚至粉尘化,加上岭南地区相对潮湿,照片严重变形、色彩失真。对此,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采用“托裱法”进行修复,然而民国文献采用的是双面印刷,“托裱法”的使用范围十分有限。
笔者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在民国文献整理方案的整体设计与技术方法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3.1民国文献的整理工作计划性、统筹性和针对性不足。已经进行的加工工作相对分散,编目、修复、保存环节缺乏互相呼应,在工作流程方面不够清晰。著录不清,鉴定与分级工作未能进行。图书馆民国美术文献十分丰富,但确切的数量迄今为止尚未能完全统计出来。已编目的书籍在价格标注(MARC“010”字段)上采用该图书馆资产登记簿所显示价格,与版权页所示价格有所不同,而登记价格的形成与原书价格之间的差距没有任何计算依据可循。
3.2笔者通过对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的实地调查,并对其已整理加工的编目数据与实体书籍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广州美术学院图书馆在人力物力资源有限的条件下所完成的民国文献整理加工工作是有所成效的,尤其在美术文献二次分类方面专业性优势十分明显。但对文献现状记录、文献来源,文献再生性保护等工作却相对缺失。而专业人员稀缺,经费不足也成为了文献整理的障碍。
3.3馆藏民国文献的数字化方面,仅仅是进行了每种书的简单编目,而对于复印、扫描、人工输入或影印等技术转化为复本或全文数据文献,以建立多种数据库,使其在校园网、图书馆局域网环境下实现全文检索下载这一目标的实现,基本还是空白。
3.4在与相关单位的交流合作方面,工作相对欠缺。图书馆自身缺乏专业的工作人员与技术设备,在外包业务上又极少开展,因此很难达到优化资源配置与节省人力物力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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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初中生可能出现的数学学习心理问题进行早期发现和预防,防患于未然,尽早与家长建立有效的联系,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心理问题学生的产生.但是我们说预防并不是简单的“堵”,而是对那些已有“轻微”症状的学生尽早“救助”,以防止“病情”进一步“恶化”,总之预防重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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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能源安全是指以可支付得起的价格获得的充足的能源供应。当今,能源安全的概念和内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能源供应暂时中断、严重不足或价格暴涨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损害,主要取决于:经济对能源的依赖程度,能源价格,国际能源市场,以及应变能力(包括战略储备、备用产能、替代能源、能源效率、技术力量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能源安全背景下中国外交转型探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经成为一个既定的事实而被中外学者和政策观察者所广泛接受。中国外交政策如何进行相应的转型,以适应日益拓展的国家利益的需要,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对外政策研究者所关注的重点。近几年来,以北京大学王逸舟教授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从中国庞大的海外利益现状出发,呼吁变革中国现行的“韬光养晦”“、不干涉”等外交政策原则,以更有创造性、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到国际事务当中去,在学术界获得了较大的反响[1-2].
不过,在涉及到具体事务,譬如近年来越发突出的能源安全问题之时,相关的研究并没有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为此,笔者将能源安全与外交转型相结合,回顾中国外交最新的实例,以尝试分析中国相应领域外交转型的可能动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促使中国综合国力显着提升,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特别是以石油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消费量随之大幅度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3年,中国石油消费总量为6亿9千万吨标准煤,相比于2000年的3亿2千万吨标准煤,增幅超过了1倍(图1)。
石油消费总量攀升意味着中国对于原油进口需求不断扩大,导致中国油气资源进口的对外依存度日益提高。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截止到2014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已高达59.4%(图2),紧逼中央“十二五”规划所划定的61%红线。而根据BP石油公司在2014年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2035》预测,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还将继续扩大。按照该报告估计,中国将在2015年成为世界最大的石油进口国,并在2029年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到2035年,中国每天将进口1 400万桶原油,是2013年的2倍,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惊人的75%[3]。不容乐观的石油对外依存情况凸显出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日益严峻。目前,国际上对于能源安全的定义较为宽泛,不同的定义其内容各有不同,但核心内涵较为相近。国际能源署将能源安全定义为:能够以可承担的价格保障能源的不间断供应。其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包括:能源供应是否持续、稳定,能源价格是否合理、可负担,是否具有能源战略储备以应对突发性短缺而带来的冲击等[4].
对中国而言,随着石油对外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内油企“走出去”战略的持续推进,中国的能源安全视角逐渐集中于两大议题之上:一是海外能源投资安全,关注中国海外油田及其配套设施的保护,从而保障海外份额油的正常获取;二是能源运输通道安全,即维护以马六甲海峡为主的海上运输通道以及西北、西南、东北3条陆上油气运输管道的安全,确保海外进口原油安全抵达中国本土。无论是海外能源投资还是能源运输通道,二者均同中国与相关国家(产油国或者运输途经国)的双边乃至多边关系息息相关。这赋予了中国能源安全问题更多的国际化要素,从而对中国外交的应对与协调能力提出了更为严苛的要求。近年来,由于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部分地区的政治局势存在着既有的或者潜在的动荡风险。
苏丹、南苏丹、伊拉克、利比亚等与中国海外能源投资相关的国家,以及缅甸、巴基斯坦和部分中亚国家等与中国能源运输直接或间接相关的国家,都面临着包括内战、种族或宗教冲突、恐怖主义威胁、国内政局不稳等在内的一方面或多方面威胁,其中有少数已然影响到了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然而,在中国现行的对外政策中,包括“不干涉内政”、“尊重主权”等在内的传统外交思维将内战、国内冲突等状况界定为当事国“内政”,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禁止中国运用外交手段进行直接介入,使得中国无法动用必要的手段保护相关的能源安全利益。这一矛盾反映出中国外交运作范畴的局限性,以及其与中国能源安全之间所存在的脱节现象。为了适应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国家利益的需求,有必要分析中国传统外交思维的局限性,促使中国外交进行相应的转型,以弥合这一问题。
在中国油企走出国门,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的过程中,(前)苏丹是最为成功的典范,集中体现了中国在非洲的石油利益需求[5].中国与苏丹的石油合作始于1995年,中国石油应苏丹政府的邀请,和苏丹签署了6区穆格莱德盆地的《产品分成协议》,由中国石油出资70%,苏丹出资30%进行石油区块开发[6-7].1996年11月,中国石油中标苏丹1/2/4区块项目,组建新的投资集团--大尼罗河石油作业公司(GNOPC),并控股40%.该公司运行2 a即收回总投资的60%以上,成为中国石油规模最大、效益最好的海外项目之一[8].
1999年8月30日,第1艘苏丹油轮离开苏丹港前往新加坡,标志着苏丹正式步入石油出口国的行列。此后的数年中,中苏两国的石油合作极大地促进了苏丹国内的产业转型升级,为苏丹带来了巨额的财富。2003年,苏丹被世界银行列为非洲经济发展最有希望和前景的国家之一,2005年,苏丹的经济增长率达到8%,成为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中国也从苏丹的海外石油项目中获取了丰厚的回报。2003年,中国从苏丹获得的份额油总额超过了1千万吨,位居中国海外份额油来源第1位,占当年中国石油进口总量的11%.2005年,苏丹出口石油的50%运往中国,占中国石油消费总量的5%.
在中苏两国石油合作蒸蒸日上的同时,苏丹国内局势却出现了持续动荡的态势。由于历史原因,苏丹的人口分布呈现出北部穆斯林和南部非穆斯林分野的状态,南北部发展严重不均,北方占有了大部分经济发展果实,从而引发了南北方长期的政治对立与武装冲突。2003年初,苏丹西部达尔富尔地区的新兴叛乱组织宣称对于“阿拉伯化、政治和经济边缘化”的反抗,在西达尔富尔州袭击了多座城市,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9].其时,由于中央政府正忙于同苏丹南部武装的内战而无暇顾及西部地区的防卫,导致达尔富尔的政府军准备不足,在叛军的进攻之下节节败退。匆忙之中,总统巴希尔动员并武装了达尔富尔的阿拉伯民兵武装“金戈威德”,以镇压叛乱,解救政府军。
达尔富尔地区的战斗因而演化为民兵组织(叛军与“金戈威德”)之间的冲突。这使得军事行动中的平民和武装人员变得难以区分,而“金戈威德”的残暴行径更导致了战事趋于野蛮和失控。“金戈威德”每袭击一个村庄,便会杀害村子里的男性并砍掉其四肢,强奸女性,绑架、杀害儿童[10].而政府军的弱势使得中央政府对于暴行完全无法控制,只能听之任之。战乱持续到2004年,已有至少3万人死亡,100万人流离失所,20万人跨过苏丹-乍得边境,成为乍得难民营中的难民。
达尔富尔地区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很快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04年7月和9月,联合国安理会先后通过1556号决议与1564号决议,强烈谴责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行为,敦促苏丹政府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制止暴力。2004年7月21日,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决议,将达尔富尔危机界定为“种族灭绝”,呼吁美国对苏丹采取多边或者单边军事干涉[11].这一决议迅速地将达尔富尔危机推上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西方媒体开始广泛地关注和报道这一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道主义危机。在这个过程中,苏丹政府的不作为受到广泛批评,而与苏丹政府保持密切合作的中国也成为了西方媒体集中讨伐的对象。他们认为,鉴于中国与苏丹的经济与政治联系,中国必须承担起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责任,向苏丹政府施加压力,彻底停止“金戈威德”民兵的暴力行为。
在达尔富尔危机问题上,中国政府秉承传统外交思维,将危机解读为苏丹内政,从而沿用不干涉内政的行为模式,对于苏丹国内局势及苏丹政府持暧昧态度,先后在涉及苏丹问题的联合国1556号决议和1564号决议中投出了弃权票。与此同时,中国还要求在联合国决议案文中增加有关尊重苏丹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措辞,肯定苏丹政府已采取的措施和取得的进展,并且坚决反对联合国通过对苏丹实施制裁的动议。此后,中国在诸多场合均表达了对于禁运和制裁的否定:“禁运和制裁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就像武装入侵不能解决任何问题一样。”这表明中国对于主权、领土完整等传统外交思维的坚持,也显示出中国在立场上对于苏丹政府的维护,将危机解决的全部筹码放在苏丹政府自身的努力之上。中国的这一立场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强烈不满,西方精英阶层开始广泛地将达尔富尔人道主义危机全权归罪于中国。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一部分西方知名人士和人权团体以达尔富尔之名号召抵制奥运会,作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顾问的着名导演斯皮尔伯格也因此宣布辞去顾问职务。这一系列事件对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誉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令中国背负了极大的舆论压力。
遗憾的是,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中,中国的传统外交行为模式被证明并没能有效地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随着苏丹境内局势的持续恶化,中国油企遭袭、发生人员伤亡的案例时有发生。较为严重的两起事件发生在2007年和2008年。2007年10月,达尔富尔叛军武装攻击了科尔多凡州的一处中方石油设施,并发出了要求中国企业撤出苏丹的“最后通牒”.2008年10月18日,包括3名中国工程师和6名工人在内的9名中国石油员工被正义与平等运动绑架,5人惨遭杀害,4人最终获救[12-13].在能源安全利益持续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开始考虑改变原有的消极应对策略,更加积极地参与苏丹和平进程。2007年,对于联合国有关维和部队派遣的1769号决议,中国投下了赞成票,中国的维和部队成为联合国大规模一揽子支援计划的先遣兵,首先进入达尔富尔地区进行作业。同年,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苏丹时,向苏丹总统传达了“促进地区局势稳定,加速政治谈判进程”的信息,首次直接向苏丹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国外的一些观察者就此认为,中国是苏丹接受联合国维和决议的关键推手,逐渐成为了后期协助解决达尔富尔危机的活跃力量。
达尔富尔危机后期,中国的外交行为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中国开始尝试在苏丹政治和平进程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这一尝试为苏丹局势的缓和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但并没有真正地保护中国在当地的能源利益。2005年,苏丹政府同南部武装签署《全面和平协定》,确立了南部苏丹的自治性。2011年1月,根据《协定》的要求,南苏丹举行了独立公投,并在同年的7月9日正式脱离苏丹宣布独立,成为联合国第193个成员国。南苏丹独立后,新划定的国境线将中国石油在原苏丹所建立的石油设施分割成2部分--南苏丹获得了大部分的石油开采设施,与之相配套的运输及炼化设施则主要被北方苏丹所继承,企业的正常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
这在事实上意味着中国在原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重新洗牌,中国能源安全利益受到了实质上的损害。独立之后的南苏丹继承了原苏丹超过85%的石油产值,其中,中国石油主导的1/2/4区中,1区、2区的部分和4区的全部划分入南苏丹,3/7区中的大部分也落在南苏丹境内[14].南苏丹独立初期,国家极为贫困,财政收入的98%来自于石油,对于能源出口的需求十分迫切[15].这一需求与中国对于继续经营苏丹地区石油投资的意愿一拍即合,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合作迅速升温。进入2013年,据美国能源信息署统计,原苏丹地区的石油出口有86%运往中国,中国继续成为南苏丹和苏丹最大、份量最重的石油买家[16].
南苏丹的独立并不意味着南苏丹局势的缓和,南苏丹和苏丹关于石油利益、边界问题上的争端还时有发生。另外,由于南苏丹内部派系的不和,这个年轻国家内部很快爆发了内战危机,并延续至今。2013年12月15日,南苏丹政府军内部的2个对立派别在首都朱巴发生了枪战,次日,总统基尔发表讲话,谴责前副总统马沙尔企图发动政变。而马沙尔则随后指责基尔实行独裁统治,在国内进行武装清洗。双方依托各自控制的南苏丹政府军在全国 10 个州中的 6 个州展开了军事对抗[17].截至2015年3月,内战已经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200万人流离失所。
在此次南苏丹内战危机中,与达尔富尔危机相比,中国外交的反应更为迅速、果断,体现出更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据外媒报道,2014年底,中国首次向国外派遣成建制的维和部队,其维和目的地正是南苏丹。这支部队的规模达到了700人,配备装甲装备和无人机,能够“极大增强联合国驻当地维和部队的实力”[18].在2015年初,外交部长王毅赶赴苏丹,就“支持伊加特(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南苏丹和平进程专门磋商”听取意见,并协调立场[19].
此次会议上,中方提出了4点调解计划,并被收录于2015年3月通过的安理会第2206号决议中,成为下一步南苏丹媾和的参考意见。在2206号决议的文字中,还特别表示了对中国媾和努力的感谢,体现出国际社会在南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赞许[20].
此外,在此次危机中,中国的外交行为表现出了更高的灵活性,开始正式突破传统外交思维中的一些禁忌,以维护中国的能源安全利益。据中国驻南苏丹大使馆消息,在本次调停的过程中,中国不但与国际组织开展合作,还首次与非洲冲突中的反对派进行了会面[21].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钟建华表示,在以往的国内冲突中,中国避免同反对派的直接接触,因为“与反叛力量的接触意味着介入别国内政”.
在与反对派的接触中,中国表达了对于油田安全的严重关切:“这是政府也是南苏丹人民最重要的资产,无论谁攻击油田都将很难向本国人民交待”[22].外交部长王毅也表示,中国同南苏丹在石油领域“有着很好的合作”,如果因为战火战乱波及石油产业,“首先受影响的是南苏丹的人民”,“当然也是中国不愿看到的”[23].对于2206号决议中有关定向制裁南苏丹的部分,中国不再坚持达尔富尔危机中对于制裁的反对立场,而是投下了赞成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认为,这一决议“向谈判双方发出一致信号”,以“敦促南苏丹有关各方立即停止火暴”[24].
中国在南苏丹的外交实践表明,中国外交正在发生变革,中国传统外交思维中对于不干涉内政、维护他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面临着一定程度上的修正。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于传统外交行为的彻底放弃,而是在坚持原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放宽对于外交实践行为的限制,以更好地满足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要。从苏丹到南苏丹,中国越来越明确地表现出对于能源安全利益的关注与维护,并且不再将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相关的事件视为他国“内政”.这为中国提供了动用非军事性手段进行斡旋与施压的空间,促使中国能够更有效地应对相关危机,以保护自身能源安全。
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显着增长,海外能源利益不断扩大,体现出中国对于保障能源安全的迫切需求。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如何进行必要的转型,中国传统的外交思维如何进行修正与创新,从而满足维护中国能源安全利益的需求,成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中国在苏丹达尔富尔危机以及南苏丹内战危机中的所做出的外交努力,体现出中国在保护海外能源安全利益中所做出的努力,释放出中国传统外交思维发生转变的信号。目前,相关地区的紧张局势尚未彻底平息,中国外交依旧任重道远,但可以预见,今后的中国将以更加进取的态度面对热点地区的热点事件,运用更为积极的外交手段维护自身利益,更好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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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是现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先生的代表作,其中小说人物郭靖得到广大阅读者的喜爱,学界对其研究不少,其中的争议也颇多。本文结合小说人物郭靖的成长经历,从传统文化出发,认为郭靖在金庸小说人物中是最具有传统文化意义的人物形象,是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在这两部小说中,金庸没有像其他武侠小说家那样宣扬尚武精神,而是从人性、伦理道德的角度来考察人物的人格理想、精神在人生遭际中的嬗变和完善。细读文本,会发现在人物郭靖身上有很深的“孝”与“义”的传统伦理胎记,且随着故事的不断深入,孝与义在人物内心也有纠结和嬗变。
一个人一生要做出多样选择,一个道德完人更是如此。郭靖在成长为一个传统伦理道德的完美范型的过程中,内心的纠结也是很多的。但喝着传统民间伦理的乳汁长大的郭靖,虽然愚笨,却能够始终固守着传统伦理道德原则,致使金庸先生对郭靖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获得很大成功。
前面已说过当爱情遇到孝,爱情、亲情遇到兄弟义,郭靖都会牺牲黄蓉母子,成全孝和兄弟义;即使兄弟义违背道义原则,对杨过也会大义灭亲。当然小说主人公郭靖的纠结远远不止这些。前面已经说到成杰思汗、哲别师父对于郭靖是“父”的形象,拖雷是郭靖的结义兄弟,但当兄弟义、孝与民族大义(为国为民之大义)发生冲突时,郭靖做选择时也是很纠结的。虽然说复仇是行孝,但同样是复仇,杀段天德是多么的决绝,杀完颜洪烈又是多么的犹豫和纠结。郭靖“一想到‘复仇’二字,花刺子模屠城的惨状立即涌上心头。自忖父仇虽复,却害死了这许多无辜百姓,心下如何能安?看来这报仇之事,未必就是对了。”孝与义是何等的纠结。但无论如何,为了“为国为民侠之大哉”完美伦理的完成,牺牲亲人,甚至自己都在所不惜。小说中有一个细节:郭襄几次遇到危险,郭靖都没有援手,他在干什么呢?答案很明显,当然在践行为国为民之大义。还有,黄蓉原想到最后关头他俩可借汗血宝马脱身,郭靖坚决反对,黄蓉只好长叹道:“我原知难免有此一日,罢罢罢,你活我也活,你死我也死就是!”最终,郭靖像乔峰一样地舍生取义,在襄阳城上空完成了传统伦理道德完美范型的伟大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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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全面预算控制法下的营销预算控制预算控制具有综合推进成本降低的积极功能。企业要实现目标利润,必须把预算控制放在资本运营的重要地位。
2.2 定额成本法下的营销成本费用控制按照一般规律,营销费用投入越多,预期的销售量越大。然而,营销费用的增加不可能是无限的,受市场需求容量、行业竞争状况因素的影响,则需要解决最佳营销费用分配的问题。同时,在营销费用一定的条件下,要将这些预算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到营销组合的不同项目上和销售利润上。掌握和协调好销售数量与营销费用组合过程项目之间的关系,是现代营销成本控制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一,营销成本最低化控制。在企业技术装备条件不变的条件下,一种产品的边际成本与平均成本,在开始时都是随产销量的增加而递减;但当产销量扩大到一定限度,就由于“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转为递增。
第二,营销利润最大化控制。在横坐标上移动产销量的值,使产销量与价格乘积达到最大时(即总收益的最大值),得到的不是最大利润;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作用,产销量增加,边际成本由递减转为递增,而使总成本急剧递增,故边际成本最低时也得不到最大利润。所以,只有在边际总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也就是产销量的某一微量增加点,总收益的增量等于总成本的增量,两个函数的导数相等时,这两条曲线之间的距离最大,才达到最大利润,才能找到最合理的生产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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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寻求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国际化视野”、人文素质教育与外国文学的内在契合,探讨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全球观”与“国际化视野”,以推进外国文学教学改革与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革新,揭示外国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危机,构建走向反思性和创新性理念的外国文学课程体系。
[关键词]外国文学教学;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
世界已进入全面全球化时代,中国已完全融入世界经济大家庭。全球化概念包含互动和竞争,是一个博弈的概念。
全球化互动和竞争能够给中国提供更多的机遇,也必然增加严峻的挑战。充分认识这样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研究新形势下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问题。人才素质的国际化,其核心是“国际化视野”和“全球观”。国际化视野可以使我们培养的人才不仅从自己生活的时空考虑问题,而且能从世界的角度去认识国家的发展问题和自己的生存问题,从而增加民族和个人博弈中的我方收益,保证在国际上的竞争优势。
培养高素质的国际化人才,离不开外语学科的语言文化奠基作用。其中,外国文学作为我国高校外语专业一门课程,有着特别的效用和意义。根据2000年颁布的《高等学校英语专业教学大纲》,外国文学课程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阅读、理解外国文学原着的能力,掌握文学批评的基本知识和方法,通过阅读和分析外国文学作品,促进学生语言基本功和人文素质的提高,增强学生对外国文学文化的了解。郭英剑认为:“英语学科不应成为被整个人文学科遗忘的角落,文学教学应不失其人文价值。”[1]6换言之,外语学科,尤其外国文学课程,应置于人文社会学科的大视野中审视其学科地位和人文价值。外国文学教学要为学生提供一个阅读和思考的场所,鼓励学生学会个性化阅读和独立的思考,而学会独立判断和反思是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这一现象和问题已经引起国内外语界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学者们纷纷撰文,献计献策,希望外国文学教学走出困境,在人才培养方面起到应有的作用。殷企平教授借钱钟书之口表达了对外国文学边缘化的担忧:“专学外国语言而不研究外国文学,好比向千金小姐求婚的人,结果只跟丫环勾搭上了。”[2]9虞建华教授主张,面对“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的日趋强势,应以“学以致知”应对并超越“学以致用”。他适时指出:“以是否实用为标准,实际上是把高等教育降格、贬黜、庸俗化了。重实用,轻意识,重技术,轻艺术,是急功近利的浮躁和实用主义的短视的表现。文学是一门‘致知’的学科。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通过语言的艺术反馈经验,提供认识社会和人本身的观察窗口,它的影响力不是直接的,而是深远的;不是物质层面的,而是精神的;不是可以明显感知的,而是潜移默化、无所不在的。”[3]8他认为,“外国文学无用论”和“外语课程实用论”本质上反映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不足和盲目,忽略了外国文学课在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王守仁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就英语专业教学而言,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开设英美文学课,而在于教什么,怎么教。”[4]10他认为,有必要终结““文学史+选读”的教学模式,回归文本阅读和批评。
在谈到外国文学教学的方法论问题时,有学者富有远见地指出,外国文学课的改革应重视教学方法的革新,提出了启发式、研讨式的教学方法,对文学概念、形式化技巧和作家的过度研究,忽略了对文本世界的关注和探讨。还有学者提出,外国文学的教学应构建“立体式(外国)文学欣赏环境”,发挥多媒体教学的优势和趣味性,增加学生的兴趣和乐趣。
郭英剑认为,在美国的所有文学课程的教学目标中,教会学生“评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是美国教授和学者对文学课程的共识。殷企平认为,“作为一门学科,文学在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方面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文学的重要性不仅仅是因为它本身很重要,而且还因为它蕴藏着创造性的能量’……外国文学有助于人在道德和智力上的‘解放’……跟他人的世界对话,并‘在另一个世界发现自我’”[3]9。
在其《现代化进程中的外国文学与中国社会现代化价值观的构建》一文中,王守仁高屋建瓴地指出,“在新形势下,外国文学在构建具有国际意识和全球视野的现代价值观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外国文学起着帮助我们增强本土文化认同感、培育国际意识、开拓全球视野的作用。”[4]103二、外国文学教学创新与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最近,上海外国语大学着名学者虞建华教授在《中国外语》上撰文指出,“外语是一个特殊的专业,因为它有两方面的特性:既有工具性的一面,也有人文性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它可以被当作应用学科对待,也可以被当作人文学科。”就人文素质教育而言,“英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对象国的文化浸润更深,对其历史渊源、政治经济、思维方式、习俗礼仪等诸多方面的了解更渗透、更细致、更广博,具有更多异文化的体验,因此更具有进行深层次跨文化交际的能力。”[5]14-18虞建华教授还援引《牛津英国文学百科全书》前言中西方学者戴维·卡斯坦教授的观点,“在英语成为全球语言的时候,英国文学仍然寄寓着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国家奉献给人类的核心内涵。”[6]xi其实,外国文学不仅在培育学生内在的人文精神和传递美学价值方面举足轻重,外国文学在中外“视阈融合”中还有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外国文学在描述他者现实生活和社会现状方面还起着传输文化内涵和改造国民精神的重大意义。外国文学作品往往是他者民族文化的生活资料库,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生活、风土人情、思维方式、民俗民情等尽含其中。这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内涵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的多元文化意识和平等共存的包容心态,更能在传达他者精神文明财富的同时和我国传统文化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融合局面。所有这一切,在培养创新人才的国际化视野和跨文化交际能力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p#分页标题#e#
中国的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倡导国际学习与国际研究,需要更成熟地对待外语教学和改革,需要重视外国文学教学在提升人文素质教育和全球化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构建新的外国文学教学理论体系,重视外国文学中的存在内涵和对他者生存性智慧的昭示和解蔽。如此,我们的学生将在他者世界和自我理解的双向运动和循环中,全面提升人文素质和国际化视野,有中国参与的全面全球化图景必将变得更加实在。
单就创新而言,外国文学教学和研究需要重视理论的重大奠基作用。比如说,在英美文学作品的教学和研究中,西方文论的不同流派和理论范式应该得到强调和深化。这些理论流派的传承和研究范式的更新背后是西方学术创新在文学领域的体现和操刀,因此没有西方文论支撑的英美文学教学是肤浅和幼稚的。反过来,沉溺于思辨玄思而置文学文本于不顾,必然失去理论的研究指向和生存沃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立场和毛泽东思想的实践论核心,始终不能放弃“从实践中来”和“到实践中去”的理论原则。
这样,我们才能在西方社会生活的细枝末节中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本质。同样的,我们只有在英美文学作品的大量阅读实践中才能明白西方文论诸多范式的诠释策略和意义导向。同时,我们始终要牢记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原则,在西方文学理论的范式更新中深刻领会西方文学研究传统的连续性和断裂性问题。
举例而言,在指导学生阅读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Scott Fitzgerald,1896-1940)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Great Gatsby,1925)时,我们不可能不结合着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禁酒法”和“美国梦”主题来理解作品。如果不结合着文本中“灰谷”的实际污染问题,我们也很明白西方生态批评理论(ecocriticism)的话语所指。同样的,如果我们对20世纪初的英国矿业污染和矿工生活异化问题毫无了解,我们就无法明白劳伦斯(D.H.Lawrence,1885-1930)在小说文本《儿子与情人》(Sons and Lovers,1913)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中对工业社会的批判,我们就无法明白自然和谐的两性关系如何能够修补现代工业社会的异化问题。在对这样的外国文学作品解读时,要引导学生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思考问题,要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既要避免反工业化和反城市化的虚无主义倾向,又要警惕对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唱赞歌而漠视实际问题的幼稚主义做法。要鼓励学生辨证施治,上升到生态批评的理论高度,在对外国文学作品中相关城市主题的诠释中,对中国城市化建设进行反思并提供智慧参照。
这样的外国文学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必然是内涵丰富知识全面的创新人才,他们不仅博学强记,而且更具积极思考和提出问题的能力。他们不仅知道从外国文学中汲取人文和精神营养,更明白如何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更清楚如何站在中国的问题和立场上去审视外国文学作品的他者内涵。这样的解读不仅是有效的,更是有用的。这样的培养不仅是丰富的,更是创新的。毋庸讳言,在科学理念指引下的外国文学课程的确可以在全球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面起到自己应有的学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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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中学英语教师使用双语教学,他们在工作中常常遇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运用一种语言时,常常会受到另一种语言干扰,出现语言偏误。教师们也想试图解决这一问题,降低两种语言之间的干扰。就这一问题,我们在河北省部分中学做了一次关于双语使用情况的调查,调查对象是中学英语教师,调查结果如下:在日常工作中,有66%的教师倾向于使用汉语处理事务;另有34%的英语教师则更喜欢使用英语处理事务。在思考教学问题时,45%的教师直接用汉语思考;35%的教师先想好汉语,然后再翻译成英语;只有20%的老师直接使用英语思考。在授课效果方面,27%的教师认为使用纯英语教学效果更好;52%的教师认为使用汉语解释难点效果更好;还有21%的教师认为比较英汉语言异同效果更佳。在使用汉语方面,70%的教师认为他们的汉语表达受到英语的影响,常常偏离汉语规则和习惯。不难看出,教师通常要使用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工作,使用过程中,难以做到相得益彰。常理认为,两种事物之间可以相互借鉴,互相促进,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却表明,两种语言长期混合使用,彼此产生的影响并非都是正面的,相反,使用双语的教师,在运用英语时受到汉语干扰,而在运用汉语时又受到英语干扰。就个人言语而说,英语中带有汉语的影子,汉语中又带有英语的影子,英语既非纯正的英语,汉语也非纯正的汉语。这种现象在英语教师中长期存在,这不仅困扰着教师们,还对英语教学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毋庸置疑,作为英语教师,谁都希望提高自身的双语运用能力,提高英语教学水平。我们认为提高双语运用水平的途径之一是加强双语素养。什么是双语素养?我们把对两种语言的有效操控能力称作“双语素养”。本文针对双语素养展开研究,力求找到中学英语教师双语素养的具体内容和衡量双语素养的标准,为教师提高双语素养提供可参考的目标。
中学跨越六个年级段,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们积累的双语语言知识逐年增加,语言运用能力也逐年提高。此时学生的思维发展正处于感性思维后期与辩证逻辑思维前期的过渡时期,对话语的理解能力呈现阶梯状特点,即对话理解能力逐年递升。教师应注意根据学生各个阶段的知识基础和语言接受能力的差异选用学生当下能够理解的语言进行英语教学活动,这样做才能赢得学生回应,吸引学生注意力,使教学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也就是说,教师运用双语要注意分等级,分层次,循序渐进,符合各阶段学生的心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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