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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制度,是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与西方选举制度的差异及其启示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当今对选举制度的通行定义为: 选举制度,是一国统治阶级通过法律规定的关于选举国家代表机关的代表和国家公职人员的原则、程序与方法等各项制度的总称,它包括选举的基本原则、选举权利的确定,组织选举的程序和方法,以及选民和代表之间的关系。
( 一) 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完善。
西方国家现代选举制度是西方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后,资产阶级经过与封建王权进行长期抗争后的胜利成果。西方 18 世纪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对西方资产阶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资产阶级确立了政治和经济上的统治,根据“主权在民”的思想,资产阶级创造了代议制的形式,让人民选举代表机构,由它来行使人民委托给它的权力。
( 二) 中国选举制度的历史沿革和完善
在中国,选举制度可以说是西方国家的一个近代“舶来品”,发展至今也不过 100 年左右的历史,并曲折发展至今。新中国成立后,1949 年 12 月 2 日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制定的《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程序、投票方式等作了规定。
1953 年,人民共和国第一部选举法诞生,并在 1979 年、1986年、1995 年对选举法进行了三次修改,使之切实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需要。通过对比中国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举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们可以看到,虽然中西方的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选举制度总的趋势是进步的: 统治阶级由不实行选举制度到普选制; 由间接选举制到直接选举; 从强制投票到自由投票等; 同时选举制度逐步通过法律法规变得规范,规定了选民条件、选民的登记条件、被选举人的提名条件、选举程序等。
( 一) 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中国对于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规定较为宽松,只与国籍、年龄和是否被剥夺政治权利有关,每个人都享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西方国家对于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资格,一般以国籍、年龄、居住等三项条件为衡量标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规定外国人没有选举权。而且普遍规定达到一定的成熟年龄的人才能参与公共政治事务。现在对选民年龄资格的要求,英国、美国、法国等西方国家都是 18 岁。
( 二) 经费保障
按照选举法的有关规定,我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代表大会的选举经费,由国库开支。西方国家选举费来源较为广泛,主要来源于财团捐助和政党的支持、候选人其家族的资助和公民个人捐款等,此外,还通过举办音乐会、筹款会等多种方式进行筹措。
( 三) 选举机构
中国的选举机构是临时性的或者是不常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在地方,省( 自治区、直辖市) 、设区的市( 自治州) 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工作,在基层选举过程中一般都设立临时的选举委员会。而在西方国家,选举机构通常是常设机构。
( 一) 要加强对我国选举过程的监督
在西方发达国家,大都通过立法、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对选举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监督,比如在法国设立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的宪法委员会,在英国设置选举委员会,对竞选过程、选举资格、选举行为进行监督,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而在我国,对于选举的监督机制相对来说较为简单,一方面是因为我国的选举经费都由国家开支,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开展“金元选举”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我国的选举处于党和国家的统一计划、领导下,竞争性较小。
( 二) 要适当提升我国选举的竞争性
选举本身就是一个被赋予竞争性的概念。与等额选举相比,差额选举更能保障选民的自由选择和真实意愿的实现,同时也能体现选举的竞争性。虽然我国实行以差额选举为主体、等额选举为补充的制度形式,但在实际操作中经常被扭曲为等额选举为主的制度形式。
( 三) 提升我国选举过程的透明度
在我国,对人大代表等候选人的选举,虽然基本上保证了每位具有选举权的公民都能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但绝大多数选举人都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松散心理。究其原因,是因为大部分人对被选举人不了解。候选人如何产生的? 这个人长什么样? 这个人的德能勤绩廉等各方面到底怎么样? 多数人都不清楚,因此就产生了不知道该投谁的票,或者说投谁的票都一样,整个过程就是“走形式”的想法。
虽然民主选举制度的萌芽、产生和发展在我国还不到100 年,相比于西方的选举制度还显得较为稚嫩,有许多亟需改进的地方,但通过对中西方选举制度历史沿革、选举制度的具体操作过程等方面进行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和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却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而且我们还发现西方选举中虽然存在着“金元政治”和“金元选举”的嫌疑,但其中确实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本着“拿来主义”的态度,立足我国实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地移植西方的选举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选举制度。
[1]张伟。 英法美三国选举制度比较[J]. 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2( 6) .
[2]于洁。 中外选举制度及其相关权利研究之比较[J]. 湘潮,201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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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由于各方面的不同,因此在教育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方教育差异1000字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摘 要:当代世界激烈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而人才的培养需要依靠教育,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为了进一步适应当今世界的要求,我国教育也应吸取西方教育的精华,从而完善自身。
关键词:教育 理念差异 中西方
目前,在校大学生对于学校的学习与今后的工作能力需求之间的关联性存在质疑。无论是中国教育还是西方教育都有所长有所短,通过对比,找到对方的精华部分进行学习与改革,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明智之举。本文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比较探析。
一、中西方课堂教学方法的差异
在中国,课堂属于老师,老师在讲台上涛涛不绝的讲课,学生认真的听讲、记笔记,对课本的答案和教师的答案深信不疑,是一种倾向性的灌输式教育。学生和老师之间缺乏紧密沟通,造成学生被动的接受知识,牢而不固。“中国衡量教育成功的标准是将有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没问题,‘全都懂了’,所以中国的学生年龄越大,年级越高,问题越少; 西方教育的标准是将没问题的学生教育得有问题,如果学生提出的问题连老师都回答不了了,那算是非常得成功,所以西方的学生年级越高,越富有创意,越会突发奇想。”除了课堂气氛和老师对学生的要求不一样外,中美两国老师的教学方法也有很大差别。中国老师更多的是教授学生知识。我们对于老师的评定也是:“传道”,“授业”,“解惑”,和“学高为师”等等这样的字眼。可见在中国教育中,知识本身的重要性。但是美国老师希望教给学生的如何去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知识本身。基于不同的目的,教学的方法也截然不同。中国的课堂,老师以教授知识为主,学生需要更多的是对知识的记忆和应用。然而,在美国课堂上,老师是引导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是以学生或学习者为主导的课堂。老师并不是课堂上讲话最多的人,老师只是提供话题和引导讨论的人。学生是课堂上发言和参与讨论的主体。[1]
西方教育大都是基于人文思想展开的,从小开始培养人的实践和分析能力,鼓励思想的自由,并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教师的作用,主要是指引者,往往像朋友一般和学生一起去探讨问题,对于学生的疑问,经常一指图书馆,让学生自己去寻找资料,自己做出判断,尽可能的不去影响学生的自主思考。它最大可能的保护了人类创造力的根源――思想的自由和自主。如何让学生在课堂上感觉开心,使学生能够积极投入学习,这在西方是老师常常思考的问题。同时教师鼓励学生在课堂积极发言,学以致用。教学方式的不同导致了老师或者学校对于学生评价的不同。中国老师看重的是一个学生对知识的掌握,而美国老师看重的是一个学生是否具有不同于他人的观点。[2]
二、中西方教育理念的差异
中国目前的境况是:人们狂热地追求学历,把学习与今后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孩子从一进学校就被鼓励要刻苦学习,导致竞争激烈,负担加重,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而西方注重的是人性的“自由、平等、发展”的理念,他们的基础教育不会强迫孩子去做他们不喜欢的事。的确,我们所应该做的是尊重孩子的天性,让他们在自由成长的过程中学会如何去思考问题,如何去更好的学会创造。在中国,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最直接方式是教师们追寻的目标。而在美国,问题本身并不重要,一个问题往往被反复讨论,并寻找出不同意见来进行比较。所有这些不同,究其根本在于中美两国教育理念的不同。在中国教育理念中,知识是非常重要的。教育的目的是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而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育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思维。去问任何一个美国教育者,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和批评性思维。麻省国际学院的院长,布兰达芬博士,一个从事教育工作36年有余,曾担任过高中老师,校长,大学校长的教育家,在多次与笔者的交流中讲到:美国教育从学生上幼儿园的第一天起,到大学毕业,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批判性思维。[3]
三、中西方教育观念及思维模式的差异
东方教育的目的以增加知识为主,视知识比创造力重要。在中国,老师们认为创造力是―种缓慢的过程,它依赖于坚固的基础知识。而西方教育的目的是寻求高层认知能力的学习,老师帮助学生自主学习,提问,批判性的思考,建构、挑战知识。西方的教育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社会作准备。而我国的教育重视文化基础课,学生学到的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知识比大多数国外学生多,而且中国学校的管理相对严格,要求学生在上课的时候精神集中,这种教育理念在继承优良传统、掌握知识、规范行为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综合上述,我认为中西方教育各有特色,各有短长,我们应该站在自我超越的立场上,反观中国传统教育的不足之处,学习和借鉴西方教育的精华,转变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深入进行教育改革,以更好地适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培养出更多符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栋梁之才。
参考文献:
[1]魏少敏;现代学习理论及中西方教育差异[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06期
[2]周慧;中西教育观之比较[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09年02期
[3]李朝春;教育观念创新与创造性课堂教学[D];华中师范大学 ; 2000年
【摘 要】家庭教育是人生最早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人社会化的第一个阵地。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传承,在个人甚至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也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关键词】传统文化;家庭教育;异同
前言:
家庭教育是人生最早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是人社会化的第一个阵地。家庭教育在家庭文化传承,在个人甚至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方家庭教育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从这些差异中,也可以找出许多值得中国家长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国传统家庭教育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维系社会的基础和细胞,天下之本在于家,家齐则民安。中国自古以来,无论是豪门官僚还是庶民百姓,都十分重视家庭教育,为了处理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维护家庭的和平稳定,需要特别重视家教,可以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教师。传统家庭教育在形成中国人的个性中发挥着很大的作用。
传统家庭教育之真谛,在于用传统美德、民族精神教育其子弟,诸如自立自强、勤奋好学、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国家、尽职尽责、重义轻利、不畏强暴、热爱和平、同情弱小、诚实忠厚、克己节俭、待人以礼、注重节操等,都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古人积累的这些优良而成功的家教思想和方法,有几点尤其可为今天的家教提供有益的借鉴:
1、传统家教注重德才兼备。传统家庭教育的核心是教子做人,其次才是教子做事。在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尊德性而道学问”,强调知识授受的道德化,从而使知识授受与道德教化合二为一,在教学中培养道德,在道德训练中学习经典,品德教育,教子女如何做人,是传统家教最突出的特点。传统家庭教育把对家庭成员的道德教化作为其首要任务和最终目的,父慈子孝、君义臣忠、兄友弟恭与贤妻良母的观念至为深入,把道德实践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领域。
2、引导教育子女为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诸葛亮告诫他的外甥、儿子要立志,要“淡泊明志”,“志当存高远”。嵇康在《家戒》中说“人无志,非人也”。司马光指出了为子孙积攒钱财的害处,他认为如果为子孙积财,使子孙只知有利、不知有义,那么积财只会招来子孙游手好闲、不知上进。这种鼓励子孙自立、自强,劝说父母不要为子女积攒钱财的家庭教育传统,在有识之士中间,颇为流行。
3、传统家庭教育强调慈爱与威严并重。韩非对此有一个总结,他说:“慈母有败子”,这个“慈”当然不是一般的慈爱,而是一种溺爱,溺爱会毁掉子女。颜之推总结了家庭教育的经验,认为亲子之间应该有严肃的一面,也应该有慈爱的一面,两者皆不可少。他说:“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
4、身教重于言教,教在不言之中。特别强调父、兄在遵守道德等方面起表率作用,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同时尽到教育子女、训导子女的责任。曾子杀猪的故事,所讲的就是曾子以履行自己的诺言为榜样,教育儿子要诚实守信,不得妄语。在中华家庭教育的历史上,此类重视身教的例子不胜枚举。
二、西方家庭教育
1、让孩子学会独立。大部分西方家长认为孩子具有自我学习和思考的能力,孩子自己动手并从中获得各种知识,学习各种技能,甚至得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和成就感。孩子能做到的,就让他自己做,这是对孩子的尊重。许多国家的家长都很重视从小培养孩子的自理能力和吃苦精神。例如在美国,孩子从幼儿阶段就在不断认识劳动的价值。孩子要自己动手修理、装配摩托车,分担家里的割草、粉刷房屋、送报扫落叶铲雪等活计。
2、给孩子自由。西方家庭教育是以培养孩子富有开拓精神、能够成为一个自食其力的人为出发点的,因此对孩子是否成名成家的观念相对比较淡薄,他们并不煞费苦心地设计孩子的未来,而是注重孩子的自由发展,努力把孩子培养成为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独立生存能力的人。而孩子一旦能够找到自己的人生轨迹,成功也是自然而然的。反观很多中国家长望子成龙心切,为使孩子学习好,在生活上照顾的无微不至,学习之外的事情孩子可以什么都不做。这样孩子得不到锻炼,从学校走出来就缺乏最基本的独立生活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尽管我们的家长都希望孩子成才、幸福,而这样的家庭教育既不可能令孩子成才,也难以让孩子得到幸福。其实孩子是树,阳光、水和空气就是他所需要的全部,给孩子自由,让他自由生长,就是对孩子最大的爱。
3、鼓励孩子创新和探索。西方家长对孩子所做的种种探索行为往往持积极、肯定的态度,鼓励孩子在生活中提出不同的见解,并对其中的疑问进行积极的探索。即使家长认为孩子的某一行为并不具有积极的效果,他们也不会过多地干涉,而是让孩子在自己进行的探索中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予以纠正。例如美国孩子拆了家里的闹钟,若能装回,多数家长会称赞孩子,若是装不回,许多家长会与孩子一道把闹钟装上,甚至鼓励孩子再拆、重装一次。但是遇到同样的情况,中国家长很可能对孩子的探索活动用“胡闹”“乱来”“不可能”等类似的话否定掉,这样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扼杀孩子的创造力。
此外,亲近自然,重视慈善事业,相信每个人都可以“Make a difference”等等西方的理念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当然,中西方家庭教育理念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如:都对孩子倾注了全身心的爱,都重视孩子日常生活行为习惯的培养,都能够与孩子经常沟通等等。总之,家庭教育要注意与孩子之间的平等,要尊重、信任、宽容、鼓励孩子,要重视感情交流并且为孩子树立榜样,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教育方法要随孩子的年龄的增大而不断改变。
人的教育是一项系统的教育工程,这里包含着家庭教育、社会教育、集体(托幼园所、学校)教育,三者相互关联且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这项教育工程离开哪一项都不可能,但在这项系统工程之中,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基础。前苏联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把儿童比作一块大理石,他说,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六位雕塑家:1家庭;2学校;3儿童所在的集体;4儿童本人;5书籍;6偶然出现的因素。从排列顺序上看,家庭被列在首位,可以看得出家庭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在这位教育学家心中占据相当的地位。为此家长了解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家庭教育本身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一项任重道远的工作,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
【参考文献】
[1] Charlotte, Mason, 2004. The Home Education Handbook of Charlotte Mason [M]. Beijing: Development Press of China.
[2]Haim, Ginott, 2002. Parent-Child Conversations [M].Beijing:Jinghua Press.
[3]Karl,Welter, 2002.Karl Welter's Educational Law[M].Beijing:Jinghua Press.
[4]Tin, Jennifer, 2005. Lock John's Family Education [M].Beijing:Xinhua Publishing House.
[5]董小川.儒家文化与美国____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6]齐欣,赵田丰.中国教育调查[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5.
[7]杨冰.细节成就孩子一生[M].北京: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8]曾仕强.家庭教育[M].北京: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6.
[9]赵忠心.中国家教之道[M].南宁:广西科技出版社,1991.
【摘要】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不同的教育反映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内涵,地域差异以及文化差异造就了教育的不同形式。中西方学校教育制度的差异培养出具有不同价值观和世界观的人。从发展创新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学生容易偏于自我约束、自我控制以及因害怕出错而习惯于固守规范。适应教育国际化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扬弃?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要解决此问题,则需要我们深入探讨、挖掘中西方文化在教育观念上的具体表现,追究其存在差异的根源。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教育观念;哲学根源
社会的竞争,知识和智能的较量已不是唯一的衡量标准,更多的是意志、心理状态和做人的比拼。中西方教育存在诸多的差异,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在于教育目的的差异。而教育目的的差异又是源于中西方传统哲学思想和教育理念的不同。从这些差异中,我们可以找出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观念和做法。
一、中西方学校教育观念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文化传统和文化传承方式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也着有很大的差异:
(一)教育宗旨的差异
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与政治紧密相连的,所谓“文以载道”、“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也”是其最好的解释。中国古代的教育即是通过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官吏既而来为政治服务的。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西方教育则与中国大相径庭,它们的教育自成体系,与政治的关系比较松散,其培养人才的宗旨在于掌握、使用科技技能。
(二)教育体制的差异
传统的中国教育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应试教育,强调“分数”,考试是唯一的评价标准,所培养的学生缺乏想象力,缺乏主见和创造,这是应试教育的最大弊端。西方的教育体制则是倾向于能力教育。其特点是重视学生学会独立思考、独立生活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以及思考问题的习惯和方法,从而为进入一个重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做好准备。
(三)教育理念上的差异
首先是知识观差异。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比较注重基础知识的传授,重视伦理、讲究道德、遵循共同准则是中国教育的特点。而西方文化教育则强调个人价值、尊重学生个性,更注重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和改造社会的能力。其次是教学方法的差异。中国的教育注重对知识的传授,在教学方法上重视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死记硬背。学生缺乏独立思考和独立探究的能力。而西方在教学方法上则关注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独立思考、独立探究和动手能力,注重学生独立意识和创造性的培养。第三是师生关系差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师生关系方面,历来是注重“尊师敬长”,教师的权威地位在每位学生的心中深化,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绝对的主导作用,学生只是听命、服从于老师。而西方教育则强调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的平等,如果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主导”地位,那么学生则占“主体”地位,在这里教师没有绝对的权威,只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管理者,学生的主体性受到尊重。
(四)教育内容上的差异
傅斯年认为,由于中国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性质)不同,所以形成了中、西方教育内容上的不同。中国是一个政治型的国家,其教育内容首先是为政权、为政治服务的。这就形成了中国的教育重视人文学科而轻视科学技术的传统。而欧美等西方国家以工商立国,加之它们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抽象思辨的民族思维方式,它们的教育内容也就以科学技术和实用技能为主。
二、通过以上中西方差异的分析引发出的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建议
通过比较、分析中西方教育观念存在的差异,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性的建议:
首先是对西方教育思想加以“扬长弃短”
中西方教育思想渊源上有相同的地方,也存在明显的差异。19世纪末我国自开始学习西方教育制度以来,已经反反复复对西方的不同国家、不同教育思想进行学习和借鉴,以用来解决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然而,在引进和学习国外教育经验时,常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发生。在其他国家行之有效的办法,我们国家移植过来后或许会变得面目全非、以致效果甚微或无效,究其原因在于中西方两种文明的教育思想在根源上即存在差异。因此,这在学习西方的教育理论时给了我们启示,我们在移植时必须要考虑它在中国这块土壤基础上的生长环境,我们既不能被中国国情束缚思维,也不能比葫芦画瓢、盲目引进西方教育思想,而是要在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教育背景的基础上对西方的教育理论加以“扬长弃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正是我们以史为鉴的目的。
其次是中西方两种教育观念的优化结合
纵观中西方教育观念的种种差异,我们应该更清醒的认识一下我国的传统教育,与西方国家的教育相比,我们的教育确实存在着诸多不如意的地方。反之而言西方教育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他们的教育也同样存在许多弊端。而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不难看出两者的反差是何等的巨大,现在我国独生子女所占比例已经相当大,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生子女将在儿童中占绝大多数。独生子女的长处是情感及教育占优势、智能与体格发育较好、知识面广等;同样也有任性、自私、孤僻、高傲、不合群、依赖性强、独立生活能力差等短处。而做家长的也往往对他们存在着过分注意、过分顾虑、过高期望、过于关怀等心理的和行为的特点。鉴于独生子女及其家长的这些特点,我觉得更有必要借鉴以上西方教育的积极方面并根据中国的国情加以取舍,找出一条适合我国实际、具有时代特征、更有利于孩子身心健康发展的最优教育方案,这样中国的未来才具有不可估量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P112-115
[2]傅斯年:傅斯年全集[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P6
[3]吴林富:中国教育管理论[M].天津教育出版社,2006年:P6、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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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辞格是修辞学研究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它是“在特定的语境里,创造性的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具有特殊修辞效果的言语形式”,即为特殊的言语形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简论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关键词:修辞学 中西方 差异
自古以来,中西方都十分重视修辞艺术。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修辞术当作一种演说的艺术,我国先秦时期的游说者最早凭借精湛的修辞技巧,打动君王来实施政治主张,修辞作为一门古老的技巧,给人们的言语交际与思想沟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然而,中西方不同的修辞观念也为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纵观中国和西方修辞学的历史,两者无论在修辞的理念上,还是在具体的内容上,都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本文就中西方修辞观念的差异进行论述,以期给我国修辞学的发展带来一些思考。
中西方在修辞研究上的重大差别就是西方重理论构建,而中国重辞格分析。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撰写了《修辞学》一书,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修辞体系。他提出了修辞学的原则,即:构思、谋篇布局、演说技巧、演说风格,为整个西方修辞学奠定了基础。其后,古罗马的修辞学家西萨罗对希腊的修辞传统作了改造,使之适应罗马社会的现实与文化。他在《论构思》中,试图把修辞学与哲学统一起来,把修辞学当作一种对所有实践都有用的艺术来对待。如果说西方古典修辞学的理论性还不是很强的话,近代修辞学则是学派林立,理论体系层出不穷。如理查兹的修辞哲学、伯克的动机修辞学、佩雷斯的论辩修辞学、格拉斯的新人文主义修辞学、基尔兹的人类修辞学等,都各自提出了自己的修辞理论和体系。
中国的修辞研究历史悠久,但长期以来我国的修辞研究观念总是以体现微观的语体风格、修辞方法和辞格研究为主,说起修辞,人们通常会想到比喻、排比等辞格,而十分缺乏宏观的理论探索,这就把修辞研究局限在语言的表达技巧上,制约了修辞研究理论的发展。如成书于南宋乾道六年的陈骙的《文则》把比喻细分为直喻、隐喻、类喻、诘喻、对喻、博喻、简喻、详喻、引喻、虚喻10类,在书中讲述了写作文时应当注意的问题,如用词的搭配得当,避免语病,以及语助词的修辞效果等,明显属于微观研究。任何科学的研究都应微观和宏观两者并重,相辅相成。然而,中国的修辞研究,长期以来重微观轻宏观,缺乏创新与突破,严重影响了修辞学的发展。
西方从最初的亚里士多德开始,修辞更多的偏重其功能指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多关注演说的方法,并强调对说服方式的探讨和对修辞能力的培养。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社会要求修辞作为一门实用艺术而产生,修辞可用于指导如何说服法庭的判官、议会的元老和教堂的听众。古希腊的修辞学主要是关于演说和论辩的功用性质,现代西方更是把修辞学看成无所不包的科学。随着当代西方对修辞学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当代西方的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在解决社会问题时,都把目光瞄准了修辞学。这种对修辞的认识,导致中西方修辞学发展的迥异和成就的差异。
中国修辞学却往往忽略其功能,而是一直关注文体、风格、技法三个方面的内容。无论对“修辞”两个字作怎样的解释,都离不开语言的运用。如《文心雕龙》既讲文体,也讲风格,也讲技法。曹丕的《典论论文》更是明确的讲技法和文体、风格的关系的。在语言交际中如何传意是研究的重点,重视内容,强调形式要为内容服务。《易经》里说“修辞立其诚”,就是强调修辞要有信实的思想内容。孔子主张“辞达而已矣”,认为言辞、文辞只要明白达意就行了。
中国的审美观以“中和”为基调,强调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孔子的修辞学思想就是主张言语内容与形式、言语和语境、言语理解和言语者三方面的和谐统一。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审美观念继承了传统的“中和观”,又发展了这一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理念主张继承,主张共性,故而国人的言语行为容易趋于一致,这也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从众心理。而西方主张与众不同,强调个性化的标新立异,不喜欢盲从,强调创新性,突出人的个性特点。因此,中国的修辞学多停留在修辞传统上,所阐述的修辞原则虽涉及到部分的组合结构,但较少涉及对话语的理解。对语境的内部构成、修辞过程与各种语境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还没有建立一套从修辞行为与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共变关系上对修辞原则进行说明的完整体系。
西方修辞学将修辞活动看作人的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具有人文传统。西方人重推理,讲逻辑,崇尚分析,世理人情要经过严密的论证才能使人信服。要把自己的意见、观点传达给别人,就要言之成理,逻辑严密,只有如此,别人才能接受,才能信服。人的理性和政治性是亚里斯多德建立修辞学理论的两个基本观点。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要相互影响,相互制约。人的理性要求人们以理性的方式即劝说(通过说理、论辩)取得影响和制约。人文传统崇尚言词的效力,人们运用修辞控制或改变他人的信仰或行为。修辞的最终目的是以人为对象的,修辞的成功与否取决于人的相互行为。因此,西方古典修辞学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劝说理论。
[1]刘福元.达意与说服——中西修辞学传统之异初探[J].云梦学刊,1999.2
[2]陈汝东.东西方古典修辞学思想比较——从孔子到亚里士多德[J].江汉大学学报,2007.2
[3]殷相印.汉语修辞观与儒家文化[J].毕节学院学报,2010.3
[4]牟晓鸣.亚里士多德与西方古典修辞学理论[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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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是十八世纪在欧洲受欢迎的政治经济体制。它建立在这样的信念上:即一国的国力基于通过贸易的顺差,即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所能获得的财富。是封建主义解体之后的16~17世纪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经济理论或经济体系,反映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古代中西方重商政策比较研究全文如下:
【内容提要】许多人都认为重农抑商政策是西汉的主导政策,而古希腊、罗马则是商业社会,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本文认为,这是一种片面的观点,实际上,西汉也实行了重商政策,而古希腊、罗马也实施了抑商政策,之所以这样做,这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能维护其统治。通过从两者不同的原因、措施及其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等方面,对两者的重商政策作对比研究,剖析两者的重商政策。
【关 键 词】重商政策/对比/西汉/古希腊/罗马
古代中西方的统治者面对日益发达的商品经济,从维护其统治出发不得不改变长期以来实施的重农抑商政策,采取农商并重的政策,但两者的重商政策又各有其特色,具体讲来如下:
(一)地理环境对当时中西方的统治者决定实施重商政策有着深远的影响。众
所周知,希腊境内石山居多,水源不足,不但森林覆盖面小,矿藏资源缺乏,而且土地不甚肥沃,可耕地不足土地总面积的1/5,在帖撒尼亚,拉哥尼亚,美塞尼亚虽有些小红土平原,但大多是些贫瘠的土地,粮食产量不高。但同时它却有着优良的港口和金融环境。为了生存的需要,它必须从海外进口粮食以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进口金属制品和木材以充日常生活之用。因此,希腊人几乎一跨进文明社会的门槛,就对海外贸易具有很强的依赖。如希腊本地产谷物不多,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所产谷物也不能补充不足,希腊人每年要从埃及和黑海北部的西徐亚平原等地运来大量谷物在雅典外港拜里厄斯卸下,希腊产的羊毛也不够用,必须从吕底亚,夫利基亚和黑海沿岸诸国输入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城是羊毛的主要市场。
总之,希腊工业原料不能自给,工业原料输入希腊,工业品则从希腊输出,这种情况迫使希腊的上层统治阶级采取重商措施。希腊人为了生存的需要还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殖民地的类型有二:一是农业性,二是海运和商业性的。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赫勒斯滂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的重要性,为了确保他们能够自由航行,便在欧亚两岸设立了塞斯托斯,兰浦沙考斯,拜占庭,白林托斯和加尔西顿等殖民据点,以作为停靠港守护站和贸易站。农业性的殖民据点,最初,希腊移民也要从事农牧业,但不久他们就与邻近的国家和部落发生了贸易关系,工商业日趋繁荣,逐渐由农牧业为主的殖民据点演变为以工商业为主的殖民据点,特别是那些位于道旁和出海口的殖民据点,这种变化更快。
西汉的地理环境是与古希腊、罗马截然不同的类型。中国的地貌是广袤的中原,这种地理环境,同样也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观念形态。为了满足自己统治、享乐的需要,他们需要从各地搜刮,所以也采取了重商政策。
(二)在封建社会中,商业的发展受农业生产力的限制,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作为生产力中较为活跃的商品生产必然突破政策的控制。
“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作为专制主义政府只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必然执行者。西汉经济经高祖、惠帝、吕后时期的经营,逐渐进入恢复阶段,特别是文帝、景帝时期,采纳贾谊、晁错的建议,实行轻谣薄赋、减轻田租,汉武帝征收的商税仅为商贾获利的6%。与此同时,人民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被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惰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灾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纂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1]一些穷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在这种情形下,西汉政府也只能顺应这种历史潮流,引导人们,从而对商贾采取了“惠商”、“宽商”政策。
为了强国富民和扩大财源,古代西方社会对商业的发展也采取了宽松政策,如希腊人对出口货和进口货只征收从价税2%。为了保证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正常进行,还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三)商业资本的发展给国家的财政收入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中国的封建政权尽管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但封建统治者却不能不依赖于商业资本提供的财政收入。在古希腊、罗马这样的商业国家,财政收入的决大部分更是依赖于商业资本,商业资本在国家财政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统治者绝没有理由对其等而下之。
(四)西汉政府实行宽商、惠商政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即西汉商贾的强大势力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蹑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除罪,甚至入粟拜官。
面对蓬勃发展的经济,古代中西方采取了各种重商措施,其共同之处表现为:鼓励支持贸易的发展。古希腊罗马的贸易活动得到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积极的军事活动的支持:奥古斯都派出一支远征军深入阿拉伯半岛南部,为罗马商人占取了一些最重要的港口;在科普托斯和贝雷尼切之间的沙漠上修通了一条大道,沿途掘井引泉,开设屯或驿站,每队沙漠商队均有罗马官方的武装部队保镖,对于西南绿洲与法尤姆之间的商旅以及法尤姆与埃及之间的商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予以保障。
对于尼罗河和各运河上的船只航行,有一支组织健全的河道考察队予以监护,帝国皇帝们还积极为改善航运和港口建设创造条件,克劳狄在奥斯梯亚开筑了一个人工港,尼禄将其加以扩建,图拉真也重修过它,使之成为输入罗马城所需的粮食和其它货物的一个最大的进口港,克劳狄对罗马的海路贸易和造船事业也深感兴趣,尼禄和图拉真曾改过安提阿姆,奇维塔维其亚、安科的诸港。安东.庇护曾修过特拉西港口,建造基泰的灯塔,并对普提奥利港口加以改进,商人的和船主的帮会首先得到了帝国政府的承认、保护和特权。克劳狄曾把某些特权赐给船主和粮商团体中的一部分。“雅典有特别法庭(dicai empoikai)专门处理商务海事案件”[2]。比雷埃乌斯港口和雅典城市的市场各有5位抽签年选的市场监督,以保证货真价实、保障公平交易;粮食市场的零售,要由专门的官员(sitophylakes)负责监督,确保价格平稳,避免有人囤积居奇。
西汉王朝也主张对外贸易,尤其是在汉武帝时,这一政策措施得到了最为有力的支持。汉武帝积极开通西域,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他先后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结果为西汉政府对外贸易开辟了一条新的,极为重要的陆上通道,即著名的丝绸之路,西汉王朝派使者携带丝绸织物西出远的到达当时属于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曾廷伟的《两汉社会经济发展史初探》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据《三辅黄图》记载,当时长安城藁街设有“蛮夷邸”,属大鸿胪掌管,就是供这些外来的人使用和商人居住的地方。同时,西汉政府为了维护商旅的往来,汉宣帝时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府,管辖天山南北。
两者在重商措施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更多的则是相异性:
(一)古代西方主要实行自由放任政策,减少国家干预。早期罗马帝国时期,除了赋税而外,我们简直找不出政府推行的任何其它经济性措施。奥古斯都在击败安东尼之后,在埃及推行了一些经济改革,其主要目的就是减少国家干预,这一政策被他推广到整个帝国,并为其后继者们所沿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时代是一个贸易几乎完全自由的时期,是一个对私人创业发家机会最好的时期,不管是在共和时期或是在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的领导下,罗马都不曾承袭过某些希腊化国家,特别是埃及所推行的工商业国有化政策。在意大利的工业受到外省工业的冲击并逐渐落后于外省工业的情况下,帝国政府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保护意大利的工业。因此,在帝国成立以后,商业情况有日益依循经济供求规律而自行调整的趋势。银行业亦是如此。正是由于罗马政府给予银行以自由,在埃及各城市中才会兴办那么多私人银行。
西汉初期,政府实行了相当自由的商业政策,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使富商大贾可以自由“周游天下”,从事商业贩运活动,到汉武帝以后,西汉政府在总体上对商品经济加强了宏观调控,推行工商业国有化政策、重官商。如汉武帝时实行盐铁官营,把有关国计民生的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由中央在各地设盐铁官,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制力和国家资本控制盐铁生产的生产流通,此时,中央和地方官多由富商担任。“除故盐铁富者为吏,吏益多贾人”,[3]其实质是国家调节工商业结构,利用国家资料对经济宏观调控是发展商品生产的有效措施,而且还改变了汉初商人及其子孙不得为吏的规定,商人正是由于盐铁官营的政策实施而步入仕途,获取了较高的政治地位。对于不法豪商,汉武帝则进行了严厉的打击,使国家商业资本上升,并不断分割富商大贾的商业利润,加强国家财政收入,维护中小商人和小农的利益,较好地调节了农商比例关系,把商品经济发展引向正常轨道。
(二)古希腊、罗马为了发展商业,采取了推进城市化运动的措施。奥古斯都在东方各省沿袭共和国时期的政策,继续推进城市化运动,在许多村落和寺院土地上建立起新的城市,使罗马帝国成为一个自治城市的联合组织,在西方各省,他不以建立罗马公民新屯市为满足,而是竭力向高卢和西班牙的克勒特人灌输城市生活方式,在阿非利加原先的迦太基国境内恢复城市生活。一世纪时所有的皇帝们都或多或少地推进城市化的发展。克劳狄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建置了许多新屯市,使城市化运动在他统治时期有了迅速的发展,到了弗拉维王朝和安东尼王朝,这种发展并未停止,韦帕芬也和其前人一样对城市化运动持积极态度,他对于那些多少已罗马化的行省,特别是那些主要的征兵地区,那些驻扎有罗马重兵的地区西班牙、日耳曼尼亚和多瑙河流域诸行省加速其城市化运动,或是建立新的城市,或是把城市的权利赐给土著的市镇。
而西汉政府则是主张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通过农业的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汉武帝时采取了均输、平均的财经政策。均输是指由国家统一管理、以便远上之贡,保证国家财政收入,具体办法是由中央在地方设置均输官,地方应缴纳的贡赋“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平其所在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4]要求地方均输官借鉴商贾转贩的经验,将地方所缴纳的贡赋按照当地市价折合为商人所贩运出境的丰饶而价廉的土特产品,再由均输官将这些物品运往价格较高的地区出售,换取中央政府所需求的物资。平均则是指国家利用经济手段管理市场,从市场机制出发,调制市场,其实质是稳定物价,防止富豪巨贾投机囤积,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引起市场混乱,而使市场成为按商品价值规律正常运转的有效市场。
(三)对于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的货币,古希腊、罗马采取的仍然是自由、放任的政策,虽然有些银行是由市政当局办的,但是银行这种企业同所有其它行业一样,大多数由个人经营。而且,他们的银行已有了现代银行的许多职能,如放款,活期存款和发放信用证明等。
与此遥相对应的西汉王朝,初期由于社会经济尚未从战乱中恢复过来,币制紊乱。到了汉武帝时期,封建政权对币制进行了调整,改革币制,把铸币权重新收归中央,禁止私人铸币。在元鼎二年,汉武帝下令成立专门铸币机构,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把先前全国各地所铸铜钱运到京师销毁,统一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国家统一铸造的五铢钱,由于质量上乘,赢得了社会各阶层的信赖,使货币的职能得以充分发挥,打击不法豪商,对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个巨大的推动。
在不同的重商措施下,其效果也明显不同:
1.古代西方在这种自由放任的商业政策下,许多上层官吏也加入到了商品生产者的队伍,周一良、吴于谨主编的《世界通史》中有这样一段话:“大宗贸易都操纵在大商人的手里,出生于元老的奴隶主,以授产和委托经营的方式,也投资到商业中来。”
2.使得农业商业化。一方面,它使得土地商品化。在公元前5世纪时,希腊的土地就已归个人所有,柏拉图明确指出:法律允许每个市民随意处置他的财产。另一方面,政府奖励商品农业。例如:梭伦劝告和奖励公民建立葡萄园和果木园。同时,农业商业化还表现为市镇走向工业化。M.罗斯托夫采夫在其著作《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讲:“蓬佩伊这个市镇走向工业化的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出现了一种新型住宅,它的四周都环绕着商店,这些商店一部分由住宅主人亲自经营,而另一部分租赁给工匠和零售商贩,似乎从很早开始,各种料子和羊毛衣服就是蓬佩伊的特产之一,这些毛织物有一部分就在本城染色。”
3.重商政策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当时罗马的许多大商人深入波罗的海、斯堪的那维亚、爱尔兰、北非、东非和西非沿岸,向东与帕提亚、巴克特利亚、中国辗转相通,又从海路同印度到达孟加拉湾,马来半岛,并由此进入中国。M.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中还有这样一段记载:“意大利那些讲究饮食的人毫不费力地就可以弄到每个季节里所有的primeurs〈新上市的蔬果〉和从遥远地方来的特产。Delicatessen〈美味〉。这也可以看出交易情况是多么发达。他们还用不着专门费力去定购这些东西,有着转为此而开设的大商店,其中储积了大堆这类货物。在奥古斯都时期,意大利在帝国商业生活中占据突出的地位,甚至比公元前一世纪时还要突出。他们的这种重商政策在政治、文化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政治上,它推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三等公民也可以当选为执政官,打碎了贵族对这一最高行政官职的垄断。同时,它还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在希腊城邦中,凡是维护重商主义的城邦,文化教育事业都很发达。雅典的卫城是冠于希腊城邦的一个建筑和雕刻艺术的“博物馆”。雅典城邦的富裕和宽松自由的民主环境,还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和教育家。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等。但由于重商政策的实施,使得贫富分化、奢侈之风盛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最终导致了罗马共和国的覆灭。
对西汉政府而言,重商政策的实施引起诸多社会变化。
1.导致了西汉社会人们思想的转变,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形成了喜好商贾的民俗同一性。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同时还使得官商勾结,大贪官王根不但接受商人巨额贿赂,他还在第宅中设立西市,自营商业。故有人指出:“秦汉以来,风俗转薄,公侯之尊,莫不殖园圃之田,而收市井之利。”[5]官吏经商和商人做官,使非法商业活动借助于封建政治特权而通行无阻。
2.促进了西汉王朝的商业发展,形成了庞大的商人阶级,他们有的“周流天下”,有的“废居居邑”;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是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而且,就连在军屯驻屯的地区还设有“军市”,如《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载冯唐的话说:“今臣窃闻魏尚为云中守,其军市租,尽以赏士卒。”
3.西汉的海外贸易更发达。汉代的对外贸易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而准许私人参与海外贸易是古代“重商”的重要特征之一。汉代政府经常派使团到各国进行贸易。如汉武帝曾两次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除丝绸之路外,还有和南方领海诸国的海上交通和贸易往来,海外交通的都会是番禺,船由合蒲郡徐文县出发,大约可到达马来半岛,斯里兰卡和印度。同时,外国商人也纷纷来到中国,他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来广州贸易,一种以“贡献”为名向皇帝贡土特产,换取远大于所贡的赏赐。
4.商业大都市的出现。秦朝为削弱地方势力,曾采取隳名城的措施,加上秦末战争的破坏,城市比较萧条,汉初,对名城进行修复,而后,由于商业的发展,大大小小的商业都市遍及全国,并且形成了号称“五都”的全国性商业大都会,即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然而商业的发展,也造成了社会贫富不均,社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
[1]史记.货殖列传[M].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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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汉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62.
[5]晋书.食货志[M].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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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可以分为声乐和器乐两大类型,又可以分为古典音乐、流行音乐、民族音乐、乡村音乐、原生态音乐等。在艺术类型中,音乐是比较抽象的艺术,音乐从历史发展上可分为东方音乐和西方音乐。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中西方音乐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西方音乐体系对我国的音乐教育提供了新的理论和方法,通过中西方音乐差异化的分析、学习和借鉴,达到西为中用的目的。亲切温和、清新明快地营造一个和谐宽松、高雅文明的艺术氛围;深入浅出、旁征博引,避免枯燥单调、就事论事,照本宣科。我国的音乐教育应该结合本国音乐教育的实际特点,把民族音乐的发展和发扬,作为音乐学习者的重要价值体现。
关键词:中西方音乐 差异化 艺术 教育
音乐如同语言一样,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民族、地域的差异,会让音乐艺术存在差异。就像不同语言之间语法、词汇的诸多差异,中西方音乐是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的,这与中西方的文化差异是分不开的。音乐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人类文化地域性差异形成的时候,音乐的差异性也就随之产生。究其原因,中西音乐文化的差异根本在于中西方人们的宇宙观、世界观的差异。这些差异在音乐文化的产生与塑造成型过程中起着主导性的作用。具体来说,则是中西方社会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也就是哲学体系上的差异,中国的哲学体系经过以儒、释、道为主要代表的诸多哲学派系长期作用,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理论体系。中国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一般是“砌砖式”,即越加越高,越加越长;然而西方传统音乐的创作思维却是“细胞分裂式”,即越变越多,越变越长。
我国在近现代基本采用的是国外的一些音乐教育方法和内容,并在1952年教育部颁行的教学计划中规定音乐为中小学必修课。为了加强对艺术教育工作的领导,1989年国家教委设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与艺术教育司(后改设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这是我国第一个主管艺术教育的职能机构。1989年,国家教委制定并颁布了《全国学校艺术教育总体规划》。这是我国教育史上第一部有关学校艺术教育的重要文献,为学校艺术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对学校艺术教育目标、任务、管理、教学、师资、设备和科研等各个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学校艺术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蓝图。
音乐,从广义上来说,是文化的外延,是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的一种结晶形式。从这种意义说,中国传统音乐是在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活动中积累的丰富的审美经验。新中国成立以后到今天,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里,音乐教育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和长足的进步,也缩短了我国和其他国家的差距,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和普及全民素质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教育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可以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以及音乐社会功能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体现出的功能也在转变。
中国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技能学习,而国外的音乐教育注重的是悟性开发,即给被教育者更多的空间和机会自己教育自己。中国人强调的死记硬背,而西方人重视的是引导解决的方法,给他寻找钥匙的方向和思路,而不是直接打开门就让他进去。在我国音乐教育中,比如在声乐教学中长期存在老师贯穿给学生的东西学生不能消化,而学生又不能另辟蹊径,如果和老师的方法技巧等稍有差别,便被认为不尊师,从而使不能按照自己的条件方法训练,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不得不承认,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古国的音乐艺术,在国际乐坛中的影响力及生命力,已经远远不及西乐了。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挽救“民族艺术瑰宝――京剧”这样内容的文字见诸报端;我们也时常听到流行音乐的fans们随口就是一句不听大陆流行乐的理由,日韩学欧美,港台学日韩,大陆学港台!在我们大多数青年爱乐人的心目里,瞎子阿炳和肖邦、海顿绝对不是一个等级的人物,大谈“波洛乃兹”、“惊愕”也远远比小议“金蛇狂舞”、“二泉映月”更有品位与层次。但音乐欣赏是多么自由、多么个人的体验啊,我们就是为了这种天马行空般的体验而喜爱音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萦绕在我们周围的许多音乐已经越来越没有想象力,越来越不人民,越来越不让人快乐了。
这样讲话是不是很刻薄?身为一个中国人,其实一直都很相信,我们有自己拿得出去的作品与艺术形式,而且这样的作品与艺术形式是随处可见的,比如:一个能吼出几句信天游西北壮汉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就绝不低于一身顽疾的卡列拉斯。比较才能让我们产生优越感或发奋图强,但无论怎样的比较也不会让我们丧失信心,因为我们知道,发现不了自身的潜能比发现自己问题一箩筐更可怕。所以,人们常说,国内培养“钢琴师”,国外培养“音乐家”。这里不是说中国的教学模式错误,西方如何如何的好,但确实有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地方,怎么把我国音乐教学模式进行改革,更好的提高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应该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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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色彩的颜色词除了本身固有的物理属性外,还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由于文化历史背景的差异,各种颜色在中西方文化中所蕴含的寓意不尽相同,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语言中的颜色词丰富多彩,且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由于英汉两民族在文化上差异较大, 同一颜色词在这两种语言中所表达出的文化内涵有时相去甚远。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了解其中的差异相当重要。本文讲着重探讨三大主要颜色:黑色、红色、黄色中的中西文化差异。
关键词中西方 颜色词 文化差异
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有自己的颜色词系统。英汉颜色词有着不同的文化内涵。中国古代学者认为:水生木,色青,代表东方;木生火,色赤,代表南方;火生土,色黄,代表中央;土生金,色白,代表西方; 金生水,色黑,代表北方。中国古代所说的正色(青、赤、黄、白、黑) 和间色(绿、红、碧、紫、骝黄) 基本上包括了现代光学对颜色的分类。在英语中黑色表示深谋与坚定,红色表示信仰与博爱,黄色表示智慧与光荣,蓝色表示高雅与忠诚,白色表示纯洁与真实,绿色表示愉快与永存。作为文化语言学习者,我们有必要对颜色词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所具有的独特文化内涵进行研究。
在我国古代,黑色是一种尊贵和庄重的颜色,是夏和秦代所崇尚的正色。缁衣(黑色帛做的衣服) 是卿士听朝的正服。“戈绨”、“皂衣”和“玄衣”是上至国君下至大臣朝贺的礼服和祭服。在中国,黑色陶瓷、黑色漆器和水墨画发展较早,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在汉族传统文化中,“黑”有时与“白”相对而言,如:黑白分明,颠倒黑白,黑白电视;有时“黑”又与“红”对举,例如“黑心”(阴险狠毒之心) 就是“红心”(忠诚之心) 的反义词。汉语中的“黑”,其引申含义主要是指“昏暗”(黑咕隆咚、黑灯瞎火) 、“秘密”(黑幕、黑话) 、“非法”(黑货、黑市) 和“邪恶”(黑帮、黑店、黑手) 。但是在中国戏剧中的一些黑脸人物(如包公和李逵) 却是刚直不阿或憨厚的形象。
黑色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表示深谋远虑、智慧和坚定,如:Jack knew black f rom white. (杰克精明老练) 。在美术作品中表示邪恶、谎言和谬误;在教堂装饰中表示“耶稣受难日”;在丧葬中表示悲哀、绝望和死亡。在英格兰民族传统文化中,“black”有时与“white”相对而言,如call black white ( 颠倒黑白) , put down inblack and white ( 见诸文字) , swear black iswhite (强词夺理) 。“black”有时又与“blue”对举,如beat sb. black and blue (把某人打得遍体鳞伤) 。英语中“black”的引申含义,主要指“阴郁”(be in a black mood ,情绪低落) 、愤怒(lookblack 怒目而视) 、“不妙”( black sheep 害群之马) 和“非法”( black market 非法市场) 。英语中的“black guards”或者“black”是指受雇佣穿黑衣的殡葬人员,也指“流氓”或者“恶棍”。
战国时代“五德”的创始人邹衍认为:南朱雀,属火,色赤。因此,在中国红色是火与血的颜色。中国人除了用它表示物体的颜色外,还把它看作喜庆、吉祥、胜利、好运或受欢迎的象征。汉语中的“红白喜事”是指婚事和丧事。“开门红”是指工作一开始就取得了好成绩。“走红运”指走好运,“大红人”指受器重的人。“事业红火”指事业兴旺。红色也象征着革命和进步,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反抗暴政的组织,以红巾包头或以红旗为号,如“红巾军”以及穿红衣提红灯的“红灯照”。解放后五星红旗成了中国的国旗。在文学作品中,“红”也用于指年轻女性,如“红妆”(女子盛装) ,“红颜”(少女) 。戏剧中的一些红脸人物(如关羽) 被看作是忠心耿耿的英雄。英国人认为,红色表示为信仰和博爱献身,在某些圣餐仪式上穿红色表示圣爱,在纹章艺术中红色表示高兴,血红色是坚毅不拔的象征。在教堂装饰中红色用于圣神降临节或用于怀念殉教先烈。在英语习语中,go into ( the) red 意为“出现赤字”、“发生亏损”,see red 指“气得发疯”、“大发雷霆”,paint it red 意为“把某事物描绘成骇人听闻的样子”、“把某事物弄得引人注目”。go red 是资本主义国家反动集团用以称呼共产党人的字眼“赤化”。
黄色在中国历史上被视为神圣、正统的颜色,其主要原因是华夏祖先生活在黄土高原,华夏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诗经集传》说“黄,中央土之正色”。隋唐以后,皇帝都穿黄色龙袍。钺原是周天子的专用武器,后世为帝王之仪仗。东汉道教推崇黄老之术,所以道袍都是黄色的。历代皇帝所下的圣旨均写在黄色的布上。历史上黄纸还用于书写官方文告、编造簿册,刊印御准历书、画驱鬼避邪的符咒或用于祭祀。在汉民族传统文化中“, 黄”主要指“吉利”“、好”,如:黄道吉日,黄花晚节;有时“黄”也指“失败”、“落空”,如:那笔买卖黄了,黄梁美梦。在英国的纹章艺术中,黄色代表忠诚、智慧、坚贞和光荣。在____艺术作品中,出卖耶稣的犹大总是身穿黄色衣服。在英语成语中,turn yellow 意为“胆怯起来”,yellow around thegills 指“(因病或害怕而) 脸色发白”;yellow dog是“胆小鬼”。
就颜色词而言, 由于英汉颜色词在文化伴随意义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下, 很难做到既保留源语的颜色意象, 又传达源语颜色词的文化伴随意义。如果译者想在形式上忠实于原文, 保留源语的颜色词, 他就可能会在意义上有所损失。反之, 如果他想在意义上完全忠实于原文, 就不得不在形式上, 即颜色意象上有所变动。作为译者, 在处理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颜色词汇时应在深入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同时, 也要深入了解外国文化, 能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 将附加在源语上的超语言信息, 即文化信息传递过去。同时, 应尽力使源语与译语在各自文化里的含义相当。
[1] 林纪诚.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0.
[2] 张培基.英语声色词与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3] 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浅谈中西方颜色词的文化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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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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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中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问题已引起广泛关注。
关键词:大学生 教育与改革
我们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但过于神化教育了。虽然教育是国家文明与科技发展的体现,但不应该让人感到高等教育有特殊层次。从教育总体差异上来讲,我们教育传统的定义往往是学生在被动地学,而西方是自由主义学说。有人说:“中国教育模式对学生有利于打基础,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西方的教育模式,有利于学生的创造性发挥,但往往学生受制于自己的基础功底,也容易出问题”。打基础和发展创造力,这个平衡点如何取得,是我国现在教育难点和重点
如果我们还是为自己的分数和名次而拼命,如果还是为了可以上更好的大学而学习的话,中国强则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老师还是看分数来决定这个学生是否优秀,我们孩子将失去童年的记忆。
我国的教育制度有点僵硬。而且高考制度非常让人无语和无奈,先不说地方招生分数差异的问题。光是加分就让人纠结。但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国度,我们只能学会去适应,去争取,因为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也不能让社会来适应我们,只有自己去适应社会,高考的道路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我们所能做的,只是力争自己可以踏过这人生转折点的独木桥,只能力求自己不成为那个被挤掉的人。中国的教育是面对大多数学生,不否认这种“广泛”的教育尺度或者方法会埋没一些所谓天才学生,但教育体制不会因为某个人有特长或者潜力而改变,它教育的原则是教会大多数的学生,而不是只教某个人。很多同学抱怨很多课程没有用,但是还设置了这些课程。其实学生没有注意到这些课程的重要性。在人生中,很多的知识是一定要学的,只不过是学习时间和空间上的一个先后的问题。高考确实不是什么讨人喜欢的制度,但是相比之下这是目前最好的制度了。
西方个人本位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体制在新旧文化冲突中形成的新的世界观,打碎了宗教的精神枷锁,使教育获得了新生,教育上的种种变革生气勃勃地发展了起来。从教育总体差异上来讲,我们的定义往往是学生被动的,而西方是自由主义。我们的教育方法是有利于打基础,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自由想象力。西方的有利于创造性发挥,但往往学生受制于自己的基础功差,也容易出问题。打基础和发展创造力,这个平衡点如何取得,是大家都在头痛的事情。
很多人会说,如果说中西方教育各有所长,那为何我们的科技发展落后于美国那么多。从这点看,因为美国有向全世界开放的高等教育体系,因此他们结合自己学生基本功不好的这个弱点,用大量的优秀留学生来弥补他们的不足。如今在美国高校搞科学研究的,很多是来自中国、印度等第三世界国家。他们除了学美国的先进技术之外,于博士和博士后提供更为丰厚的报酬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庞大的商业、教育界、政府研究机构等,都为这些学生毕业后提供了就业机会。所以才造就美国教育的世界龙头老大地位。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如何切实有效地逐步提升中国教育的质量和学术水平,教育的资金投入远远不够,局限着我们中国教育的落后于其他国家,教育水平和方法的好坏和优越,教育体制和社会发展密不可分。而我们中国现在的总体社会经济发展,还是处于第三世界的水平,加上一些过去的条条框框和传统文化,导致总体水平环境必然落后其他发达国家。此外,中国人传统极其重视教育,这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财富,可近几年来由于父母们对教育的重视做过了头,导致教育商业化色彩太浓。加上中国人口多,学生竞争激烈,这样的国情和社会问题也影响了学校以及整体的教育方法和质量。
虽然在教育之前,基础要打好是非常重要,但过度的重视强压,对很多孩子失去原有自然成长,导致高分而低能。而对于高等教育,一旦学生跨越了大学这个门槛,原来的依赖使他们显得迷茫。我认为高校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学习选择权。同时学生们应该尽可能选修其他非专业课,有利于培养学生个性的发展、增加知识面。
无论父母还是学子必须记住一点,不要指望任何教育制度能改变一切。我曾经就读过普通和重点中小学校,总而言之,学生自己的能动性发展才是最关键的。自己不要,好学校也没有办法来改变你。即便是学校制度僵化,作为学生也应该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这样才能更好挖掘自己的潜力,为今后人生道路奠定必要的基础。
中国学生抱怨高等教育对自己的制约太多,大家知道,即便是国外著名学府,学校的制约还是存在的,欧美大学生对此常常反抗。他们的心态和中国学生们现在的逃课心态,是非常类似的,是对旧有轨制的挑战。不过,我不建议拿逃课来抗议。最好的方法是思考一下,自己想学什么,然后自己去发掘资源,去学习。教育体制的不足,我们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来弥补。毕竟再好的大学,也只是提供资源,学生自己是否要学、学哪些,学生自己决定。如今中国的大学和社会气氛比80年代宽松多了,可看可学的资源丰富。应该尽量自己主动争取,而不是消极抗议。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重要的还是从根源上杜绝,从教育体制上进行改革,循序渐进地消除教育体制上存在的弊端。
[1]连淑能.论中西思维方式[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2
[2]钱穆.文化与教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2
[3]王苹,刘文捷.中西思维差异与大学英语写作[J].外语界,2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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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现代艺术设计都是现代工业化社会的产物,这是它们共有的特征。然而,中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教育不仅在萌发的时间上相距了近一个世纪,而且在形成的基础和背景上有很大的差异,并对各自的艺术设计教育形态产生了影响。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中西方艺术教育的本质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本文从中西方教育理论课程目的性和本质性的差异,左脑型的思辨、批评培养等方面阐述了东西方艺术教育本质的差异。
[关键词]教育;创意;左脑型;批评
在所有的西方艺术和设计教育中,“批评”是作为非常重要的课程提出的,这个课程的核心是批判、分析能力的培养,基础是对艺术、设计的了解和认识。有些艺术院校对理论课程要求得比较突出,包括美学、本体论、语义学、现象学,也突出工作室实践,是培养观察能力的工作室。这些课程在越来越多艺术院校中开设。目的性很明确,就是要提高学生的创意思维能力。简单一点说创意思维的培养包括两方面:史论方面的大幅度提高和强调,具体设计课程中导师的引导;而解决问题能力、创造能力的提高,则是在设计创作课程中由导师引导形成的。因而,设计专业课程、设计理论课程在西方的艺术学院中地位是势均力敌、同等重要的,而在中国众多的设计学院里,设计专业课非常突出,而理论课可有可无。西方艺术教育没有固定的课程模式,有很大的自由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意思维、创作能力,在设计类中,则在这个基础上加大培养学生观察问题的敏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西方纯艺术早已经取消了绘画训练、造型训练,是一种纯粹的思辨训练。所谓“fine art”,就是思辨训练而已,作品本身不重要。这一发展是西方艺术教育和国内艺术教育的巨大差异,在西方的艺术专业上,整个教育过程是一个近乎尖刻的尖锐文化协商。
到西方学习纯艺术,学什么呢?就是学这个尖刻的尖锐文化协商能力,尖锐的意见冲突、辩论,设法通过协商达到共识。如果国内的人去看西方纯艺术的教育,就会觉得他们整天仅仅开讨论会,老师带头“侃”,学生都培养成“侃爷”。上讨论课,“口水多过茶”的唾沫横飞的辩论,并不在乎最后的作品如何,因为当代艺术是无标准的,也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理论权威。所以才叫做“文化协商”。
这种教育方法国内大部分的人肯定不认可。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表明,这种教学方法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其他学术领域也都具有比较强的表现力。因为现代艺术和设计教育主要锻炼他们的右脑,左脑和右脑的不对称发展,因此,这种“尖锐的文化协商”教育,事实上是培养一种类型的思辨人才,使得他们在未来其他的领域中有比较突出的发展。有些人说,西方现代的纯艺术专业不出艺术家,但是出其他学科的人才,大概就是指的这个结果。
中西方创意教育差异之二:缺乏“完全脑”的培养概念。
人的左脑负责逻辑思维,右脑负责形象思维,左脑是用于讲道理、处理系统知识、处理语言能力的,右脑是用于想象、创意的,这个理论是当代创意教育发展的核心。
因为是艺术专业,需要创作,除了用左脑到极致的思辨能力培训之外,就是用右脑进行完全下意识的创作,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创作才是“真”的艺术。正因为如此,他们对左脑右脑通过艺术教育训练对是否能达到更高的创意性很注重,特别是对主管直观思维的右脑研究,通过绘画、造型技法刺激右脑的发展,是西方一个很普遍的理论方向。差不多每个美国的艺术学院在理论教育中都有用右脑画画这类的训练。大脑分为左右两个半球,左半球称为左脑,右半球就称为右脑,它们主管的功能有区别。
这个理论已经有四十来年的发展历史了,最早是美国的心理学家罗杰,斯皮利在1960年提出了左脑和右脑不同训练的理论,特别是提出了创造力的培养需要很早就通过右脑训练达到。之后,更有学者提出左右脑同时发展的全脑理论,心理学家吉尔福特首先提出了全脑思维的概念。他在对创造力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智力三维结构”模型。吉尔福特认为,人类智力应由三个维度的多种因素组成:第一维是智力的内容,包括图形、符号、语义和行为等四种;第二维是智力的操作,包括认知、记忆、发散思维、聚合性思维和评价等五种;第三维是智力的产物,包括单元、类别、关系、系统、转化和蕴涵等六种。这样,由四种内容、五种操作和六种产物一共可以组合成4×5×6=120种独立的智力因素。
从西方国家到日本,从日本到港台、东南亚,在国内也有反应,联合国倡导在21世纪全面开启人类智慧工程――全脑工程。而全脑工程的实质和核心就是开发人,特别是儿童的右脑。研究显示,人的左右脑分管不同的功能,左脑称为“学术脑”,主要负责语言、逻辑、数学和分析等功能,简单地说就是运用逻辑思维把事情条理化。一般的系统学习都是用左脑。右脑又称“艺术脑”,主管韵律、图画、想象。情感、创造力。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力和想像力,右脑起着重要作用。通过舞蹈训练、画画、听音乐以及让孩子做简单的设计等,都对右脑发育有极大帮助。一般来讲,儿童在6岁以前是开发右脑的黄金时期,如果错过这个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传统“填鸭式”教育的影响,孩子将会变成只会使用左脑思维的“左脑人”,成为不善于创造、不善于创新的“机械人”。现在的情况是大部分进入艺术学院的学生,多半是没有训练过右脑的“左脑人”,如何在艺术学院中弥补右脑不足,就成为创作课程需要刺激的焦点了。美国这方面的教育相当发达,我在好几个艺术学院里都遇到过好几位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在教授右脑开发、右脑创作的课程,的确发现少部分学生能够通过这个训练,在创作上有很大的突破。
浅谈中西方艺术教育的本质差异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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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西方的地域不同,饮食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因此烹饪方法也是不一样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带来的关于中西方烹饪方法的对比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与西方的烹调文化相比中国的烹饪文化是高度艺术化的,由于发展十分成熟,已经脱离了完全根据菜谱操作的方法,发展到较高级的阶段,具有一种随意性,每一道菜的都可以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变化,以适应地区、季节、对象、作用、等级的不同,比如蘑菇炒牛肉,冬天的色宜深些,口味宜重些,夏天则色和味均应清淡些;对于江苏一带的人来说,调味中可加糖,但是面对川湘顾客,则应多放辣。
即使字面上相同的要素(如麻辣)在实际操作中也会因为地域、文化的不同而有极大的分别,潘守永先生在文章《三峡饮食诸题》中提到:“麻、辣”也有分水岭……..香港的川菜几乎完全“本地化”,不但不麻,而且不辣……..这是饮食文化的适应性……….北京的川菜馆多是鸳鸯火锅,辣与不辣平分秋色………但在武汉,人们肯定不承认“辣”是川味特色,那里只有“麻”是被认定为川味的。但到了宜昌,待亲自品尝了又麻又辣的滋味后,对武汉所闻不攻自破………从宜昌上溯三峡,饮食上似有一个“麻”的增长过程。反之,从重庆下三峡则有一个“麻”的递减过程。在“辣”的问题上,像我这样的外来者一直认为,三峡及其周围地区是共同的,但三峡人认为他们与湖北中部和四川盆地一带在“辣”上也不同,而且很较真。他们认为可以很容易分别出不同来,如“干辣”、“湿辣”和“麻辣”之类。
显然离开了随意性,烹饪就无法适应中国广阔的地理疆域所造成的差异性,就没有中国烹饪的变化多端,就会失去中国烹饪的独特魅力。
而西方则不同,可以说是相当的理性,他们的烹饪相应的变化较少,同一道菜从洛杉矶到纽约口味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虽然显得单调,但是简单的工艺却使得他们能够在大规模的商业化中取得惊人的成功,汉堡包与匹萨饼甚至可以在全球连锁店保持一致的口味。虽然这些食物的制作比中餐简单得多,但是,为了达到统一口味的目的,西方人仍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以麦当劳的薯条为例;为了获得炸薯条的最佳状态,开始时实验人员专心研究薯条湿度与时间,发现火候与马铃薯在店内存放时间有关,进而发现马铃薯需要在店内存放3星期的规律。在这之后,他们发现加工方法对薯条品质有更大的影响。于是,工程师在实验室里通过一年的研究做了无数次试验,最终发现,冷薯条倒入325华氏度热锅里,油温会急剧下降,不管油温下降到多少,当油温回升到高于薯条温度华氏3度时就是薯条的最佳状态,根据这个原理他们设计了自动炸薯条机来保证薯条的统一口味。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对标准化饮食的追求
中国饮食之所以有其独特的魅力,关键就在于它的味。而美味的产生,在于调和,要使食物的本味,加热以后的熟味,加上配料和辅料的味以及调料的调和之味,交织融合协调在一起,使之互相补充,互助渗透,水**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基于这样的烹饪特点,为了使各种食物及配料充分作用,反映在炊具设计上就是各种要尽可能让各种食物在烹调过程中充分混合,中式厨房中的炒锅和马勺就显得十分具有代表性。圆底炒锅,让厨师能够充分的搅拌锅内的食物,马勺既可炒菜也能舀汤,还可以用于添加作料佐料,能够适应各种名目繁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菜肴配料。
在中国,烹调是一种艺术,它以极强烈的趣味性,甚至还带有一定的游戏性,吸引着以饮食为人生之至乐的中国人。烹调之于中国,简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一样,拥有提高人生境界的伟大意义。中国烹饪方法奇多:溜、焖、烧、氽、蒸、炸、酥、烩、扒、炖、爆、炒、砂锅、拔丝等无所不有,做出的菜肴更是让人眼花缭乱。中餐工艺的变化较为复杂,很多菜点都费工费时,点缀过多,进盘的很多不能食用,不但造成原料的浪费,而且效果未必好。中国厨行有句话:“厨师三分艺,用料七分功”强调厨师个人对原料的选择、分档使用的重要性,也就是原料的标准对菜肴的出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西方人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菜肴制作规范化,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土豆牛排,明日牛排土豆,厨师在食客一无苛求极其宽容的态度下,每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工作,当然无趣味可言。西方的烹饪方法不像中国那样复杂多变,西餐的装盘立体感强,可食性强,所有进盘的食品绝大多数都能食用,点缀品就是主菜的配菜。西餐的原料多选择新鲜、无污染、天然、操作工艺自然的,尽量发挥其本味,干货原料用的不是太多,牛奶在西餐中是不可缺少的原料。供应商已根据原料的特点,使其进一步标准化规范化,厨师不再是单纯根据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和确定使用哪种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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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就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试析孔子与柏拉图理想秩序观差异性比较全文如下:
论文摘要:基于对孔子与柏拉图相关文本的解读,本文拟以秩序为切入点,综合采用文献分析、比较分析、层次分析等研究方法,对孔子与柏拉图中西方两位先哲的秩序观进行梳理和比较研究,以期从文明发轫期窥探和挖掘出中西秩序理念的分歧。
论文关键词:孔子 柏拉图 秩序
基于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形态等基本要素,本文拟对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进行差异性比较,以期较为系统清晰地展现出文明发端时中西文化差异的某些印迹。
长期以来,华夏地区与古希腊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分别形成了农耕与商业两种不同的经济形态,并呈现出不同的文明形式——大陆农耕文明与海洋商业文明。
华夏地区以陆地为主,依托土地而发展的农业为其主要经济形态,农耕文明即为华夏文明的本源。因“周人是以发展农业而强盛的氏族,他们认了农神后稷为始祖。从国王起‘卑服即康功田攻’,就因这样才得灭商而有天下”,故西周建国后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由于土地的固定性,大量从事农耕的农民就被牢牢束缚到土地上,以家族为单位长期在一个地区繁衍生息,除非发生大的自然灾害或战争,一般不会有太大变动,农业的属性决定了华夏人思想上保守、仁爱、安天命的特性。
相应,华夏地区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家文化”,即敬宗法,以宗亲血缘为中心来判定人与人之间的亲疏远亲,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分封制即是这种文化在政治上的体现。古希腊位于地中海沿岸,以半岛、海洋为主,依托海洋而发展的商业贸易为其主要经济形态,故商业文明构成了西方文明的本源。希腊城邦内的居民首先是商人,主要从事海上经济贸易,人口流动较大,商业的属性决定了希腊人思想上冒险、理智、崇尚人自身力量的特性。相较华夏地区的“家文化”,可以说古希腊所形成的是一种“海洋文化”,重个人权利,追求平等与自由,政体的选择上亦旨在实现公民的良好发展和城邦正义,显得灵活多样。柏拉图所在的雅典,为古希腊典型的海上强国,商业贸易发达,并曾以其强大的海军实力城邦希腊,造就了希腊史上最辉煌的时刻。
可以说,彼时中西方特定的地理经济形态及文化特性直接影响了孔子与柏拉图对其理想社会秩序的构建。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而孔子与柏拉图恰如其中的“仁者”与“知者”,在不同的地理经济背景下,各自设计出了不同的秩序模式,预示着今后中西思想文化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孔子与柏拉图对人性的假设不同,分别侧重于人性“家庭性”与“理性”两个不同方面。
孔子的理想秩序观以“家庭性”为逻辑起点。孔子视血亲伦理为人与生俱来的最重要情感,为人性之本,故尤为注重人的家庭属性,往往把人首先置于一家之中予以考虑。正如赵汀阳所述“传统中国意义上,‘人性’和‘家庭性’便在理想条件下是被认为是一致的。就儒家思想传统而言,家庭性几乎构成了对人性的完全充分论证。”
由于孝、悌为家庭伦理的核心内容,孔子亦把孝悌视为个人修养之根本,并主张予以推而广之,“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只有这样才会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犹一家的“大同”境界。故孔子是以“家”来理解社会、国家、乃至天下,认为只有良好的伦理修养,和睦的家庭关系,国家才会安定有序,天下才会太平。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人性的理性假设作为逻辑起点。柏拉图重理性,认为宇宙、国家、个人皆天然被赋予了理性,“理想国”即是基于灵魂三分(理智、激情、欲望)及其理性假设而层层构建起来的。
柏拉图认为,个人的灵魂只有“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一致赞成由它领导而不反叛”时,人的心灵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城邦中三个阶层的公民只有“在国家里执行一种最适合他天性的职务”,且“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二为一”,这样城邦才会实现正义和理性之治;希腊世界亦是如此,唯有良好国家约制恶劣国家,希腊世界才会实现理性和谐。因而,可以说是理性支撑起了柏拉图理性世界的大厦。
从中西方政治发展的脉络来看,“家庭性”与“理性”可谓中西思想文化的基底,左右着中西方政治、秩序、及文化的走向。西周以来,中国政治越来越走向与伦理相结合的道路,伦理政治成为古代中国的主要特色;相较,西方自古希腊即注重节制与理性,轻伦理,而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则标志着西方伦理与政治的彻底分离,现实政治则成为其主要特色。而这种趋向从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逻辑起点就可见一斑。
“仁”、“礼”为孔子思想的精髓,作为基本原则理念贯穿于孔子秩序观的始终。“仁”为“礼”的内核与灵魂,“礼”为“仁”的外在制度框架,两者相辅相成,相互推进,共同维系着孔子理想社会秩序的有效运行。仁者,“爱人”,它根植于血亲伦理之情,重自身内在之修养,推崇仁爱众人之心。“仁”集中了孔子对个人行为道德教训的精髓,为个人道德修养的题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把孝敬父母、尊敬兄长视为仁之本,亦为做人之根本。“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以孝悌为支撑,整个社会将形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和谐状态。
“礼”缘仁情而作,以仁、德为内核,“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作为外在的制度框架,“礼”亦根植于宗亲血缘,通过规范行为来加强内心修养,以促使德性内化。“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只有再以“礼”约束之,才不会离经叛道,故“不知礼,无以立也”。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表现了“仁”与“礼”互为支撑的关系,亦突出了“礼”的道德内化作用。无论国家,抑或天下,孔子皆主张施以“礼”治之。这样“依于仁”,“立于礼”,内修仁,外循礼,“仁”、“礼”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则天下有治自然成矣。
理性分工与法律分别为柏拉图中期与晚期秩序观的核心理念,维系着其“理想国”的有序运行。“理想国”中,柏拉图主张通过理性分工实现个人、城邦、乃至希腊世界的有序和谐:灵魂三分中突出理智的节制作用;城邦三个阶层公民有序分工中突出哲学家的理性治理;城邦间分工合作中注重发挥良好国家的理性约制。
简言之,“理想国”即是一种基于自然禀赋的理性分工秩序。晚期,柏拉图以神性论证了法律的理性,开始注重法律在实现城邦理性之治的效用,并着重探求城邦走向强盛的法律之道。柏拉图认为和平时期应制定法律,保证每个公民定期进行军事训练,不管天晴下雨,“一个月至少留一天(如果当局认为合适,可以超过一天)用来进行军事演习”,制定娱乐规划时应包括“战争游戏”等。不过,柏拉图对法律的意图作了限制,认为法律的本质在于“人们之间的和平与善意”,故政治家“只有当他把他所制定的有关战争的法律当作和平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关于和平的立法成为战争的工具时,他才成为一个真正的立法者。”因而,晚期柏拉图在城邦理性之治中融入法律,即“杰出的人那儿获得真理,并以法律的形式配合它去管理国内事务和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更具现实性与可行性。
孔子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有不同:孔子的“大同社会”涵盖天下间的一切地区与国家,是一种天下逻辑;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外延仅限于古希腊地区及城邦,为“民族/国家”(城邦)逻辑。
孔子秩序观的逻辑为“家庭→国家→天下”,国家之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更高的政治单位——天下,“天下有道”亦为其秩序的最终归结点。在孔子看来,国是家的延伸,“天下”为最大的家,正所谓四海为一家。赵汀阳认为“中国的政治哲学把天下看成是最高级的政治分析单位,而且同时是优先的分析单位。这意味着,国家的政治问题要从属于天下的政治问题去理解,天下的政治问题是国家的政治问题的依据。政治问题的优先排序是‘天下-国-家’”,这在儒家创始人孔子身上更是有明显体现。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孔子以“天下”观天下,其最终追求的亦是一种顺应宗法秩序,天、地、人皆归于有道的天下秩序,有一种天下主义的意识倾向。故“天下”构成了孔子秩序观的外延。
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以“个人→城邦→希腊世界”为框架而层层构建起来,秩序的最高层次是达于希腊世界,带有浓重的希腊中心主义与民族主义色彩。作为古希腊的基本政治单位,城邦一直为柏拉图思考的主题,城邦的正义或理性之治更是柏氏穷尽一生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于孔子的天下主义,柏拉图以“民族/城邦”为基本单位看待世界,无论是哲学家治国,抑或城邦法治,皆旨在探究城邦正义及希腊世界下希腊民族的团结与和平。而在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上,柏拉图又带有极强的民族与文明优越性,对希腊民族与非希腊民族采取分而视之的态度,视希腊人为文明人,而非希腊人为蛮族、敌人,“希腊人与希腊人之间的一切关系是属于内部的,自家人的;希腊人与蛮族之间的关系是属于外部的,敌对的”。因而,柏拉图的秩序观仅限于希腊世界内部,并未把非希腊世界包含在内,希腊民族/城邦即构成了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纵观西方发展史,国家间往往充斥着严重的民族/国家意识倾向,这从柏拉图秩序观的外延亦可窥出一斑。
位于人类文明的发端,彼时华夏地区与古希腊精神文化大发展,并奠定了此后中西文明发展的精神基础。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公元前800至前200年间)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孔子与柏拉图的秩序观根植于中西方独特的物质文化土壤,故能在比较中显现出中西思想文化基因的差异。在新时期的中西交往中,我们应正视彼此间的内在差异,合理进行扬弃,消弭分歧,避免误会与冲突,在“和而不同”中实现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和谐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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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从电影《刮痧》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伦理型”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侧重反映人伦―政治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社会根基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其中“孝”是最基本的原则。这种道德信念延伸到社会组织中,衍生出“君为臣纲”,孝道转化为治国之道。所以,判断人的标准往往比较注重身份、地位、伦理、道德。
“认知型”是指西方人所提倡的人文主义,主张个性解放,认为个体是自由的,注重以自我为中心。判断人的标准为注重个人的行为、表现,注重个人奋斗,注重个人成就。
东方思维具有“伦理型”特点,因为中国半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小农经济和春秋战国的社会现实哺育了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建立在血缘宗法关系基础之上,其思维的中心在于伦常治道,在于确立和论证父子之亲、夫妇之别、长幼有序。古代君主为了唯护君臣关系向来是推崇儒家学说,古代先哲以政治、伦理为视觉焦点,以维护封建宗法制的伦理道德为评判标准,重伦理纲常,重道德修养。
西方思维具有“认知型”特点,因为西方哲学家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人应与大自然和睦相处。西方智者们分析自然构造,寻求物质元素,重视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自然科学看作是战胜自然的一种工具。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人从物质的内在结构说明其种种属性,从而产生以实验为基础的逐层深入的逻辑分析方法和种种推断、证明、解释的思维形式,造就了无数的科学理论和体系,形成了西方科学认知型的思维。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替父承认刮痧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电影中大同为了不影响父亲办绿卡而说是自己给儿子刮痧,并且没有因为刮痧事件而责备父亲,反而设法隐瞒。这种行为体现了中国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重视伦理纲常,父亲在子女心中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孝顺父母,在中国人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当爷爷得知自己给孙子刮痧引起了麻烦时,独自一人找到大同的老板昆兰,用手语和图画向其说明是自己给丹尼斯刮痧的,而不是大同。昆兰无法理解大同为什么要说谎,大同的妻子简宁一语道破:“因为我们是中国人”。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深受群体取向价值观的影响,思维上整体优先,以群体的和谐、利益为重,注重亲情和人情,父慈子孝。
“整体性”是指中国人处理事情时善于运用整体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注重用定性分析的方法,靠主体的主观经验和感受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宏观调控,定性把握,横向联系,群体共存,经验积累。
“分析性”是指西方人在处理事情时倾向于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依据严密的分析和逻辑进行分析论证。注重微观分解,定量分析,理论思辨纵向深入,个体独立,科学实验。
在电影《刮痧》中对于刮痧是中医疗法还是虐待儿童的争论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代表东方思维的中国文化依赖传统经验及形象的思维方式,而西方思维模式注重推理实证,讲究理性与论证。在《刮疹》中,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对刮疹进行解释:“这是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中医认为,人体的七经八脉,就像无数条小溪流向江河。人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生命网络,气在全身流动,气沉丹田。”
大同认为刮痧是中医治病的方式,通过刮痧所造成背部的刮痕是身体有疾病的表现。而法官等其他西方人只相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相信在背部进行刮痧能治疗肚子痛,而背部的刮痕正说明这是一种虐待行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是源于中西方医学来源于不同的思想基础。中医学基本是建立在庄子的哲学基础之上,《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一种把人和自然看作是“天人一气”、“万物一体”的宏观宇宙观。
刮痧是中医治疗的方法之一,具有很丰富的临床实践性。神农尝百草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中医理论重体验,轻理论;重经验总结,轻演绎推理;重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方法,轻指导实践的科学理论。而西方的哲学思想是实践论,西方的医学建立在科学哲学的思想基础之上。西方的医学注重生理学、病理学、解剖学的研究,倾向于运用化验、透视、切片等先进的科学验证手段。用西医的理论来解释中医的理论是解释不清的,因为其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是大相径庭的。影片中爷爷不禁自问:“刮疹在中国几千年了,到了美国怎么就说不清楚了呢?”这体现了中医的治病理念是崇尚“整体和谐”而西医则注重运用科学的、分析的、实证的方法。
“意向性”是指中国人在处理事情时,总是会把情考虑在其中,亲情、友情、爱情等等,以情作为判断事物的重要标准。理是定的而人情是活的,善于经世致用的中国人总是能在处理繁杂的事务中运用好“情”。
“对象性”是指西方人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影响,提倡人的个性解放和自由平等,以人为中心,所以形成了西方人反对以情感作为评判事物的标准,而是以科学认知为基础,以事实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排除主观因素而强调客观因素。
在电影《刮痧》中昆兰在法庭上没有应大同的要求做证一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电影中,大同请他的朋友昆兰在法庭上替他做证,即使昆兰是出版法方面的律师而非家庭法方面的律师,大同依然坚持让昆兰替自己辩护,按照中国人的观点,为朋友就得“两肋插刀”,但是当昆兰看过丹尼斯背上的瘀痕后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证人席上,昆兰选择让证据说话,并没有因为大同是自己的朋友而徇私枉法。
大同认为昆兰背叛了自己,他愤而辞职,与昆兰分道扬镳。在中国,主体意向性思维从主体的需要和实用出发,以人的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为标准,以主体意向统摄客体对象,以价值选择优先于真假问题,寓事实与判断于价值判断之中。正是这种价值判断型思维,而非事实判断型思维,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意向性。中国人认为法律只适用于陌生人之间,家人和朋友之间进行交往时一般只注重情理,至于法律法规可以根据情况适当遵守。而在西方处理一切事物的标准就是要符合法律法规,所以人们在交往的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就是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和法规的要求,这也就不难理解昆兰为什么拒绝为大同做证了。
中国儒家传统以“人情”为依归,人们在人情的相互往来中实现了物质、精神和情感方面的共享。而西方人往往是理智超越情感,公事公办是他们的基本原则,即使对家人和朋友也要做到依法办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方人不讲人情,没有亲情和友情,在电影中昆兰亲自去唐人街的中医馆尝试了刮痧后在法庭上为大同做证,以自己身上看似像伤痕的刮痧痕迹为证据向法官证明了大同的清白,这不仅体现了昆兰与大同之间的真挚友情,亦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在美国一切都以证据为依据,这种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可能不近人情,但却从侧面证明了美国是一个讲求证据的法制国家。
“后馈性”是指中国人具有“唯圣”、“唯书”、“唯上”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国人崇古敬老的传统表现在学术上重经史、社会上崇祖先、心理上怀古旧和思想上好常恶变,求稳怕乱。中国人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从过去了解现在并推知未来,因而偏向于注重时间而非空间。
“前瞻性”是指西方人具有崇尚民主、自由、科学和理性思维的传统。西方人不断探究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对未来的发展善于提出预测和预言,进而运用预见、理性和科学信念,面对未来,不断提出假设、理论和方法,不断探索、开拓和创新。
在电影《刮痧》中大同当着老板昆兰打儿子这件事反映了中美不同的思维方式。在大同打了儿子丹尼斯以后,大同的父亲说道“当面教子,背后教妻”。这句话出自《朱子家训》:堂前教子,枕边教妻,对症下药,量体裁衣。
后来(清)吴獬著的《一法通》也有提到:堂前教子,枕边训妻。所以爷爷对于大同打孙子这件事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是经历几千年从老祖宗那儿流传下来的,是权威,是圣言。这正体现了中国人“向后看,立足于过去”的后馈性思维特征。而昆兰不能接受大同所谓的因为给他面子而打了丹尼斯的说法,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不再时兴以圣贤之言作为论据,较少引用前人的名言。西方人注重“唯真”、“唯实”、“唯理”、“唯法”。所以昆兰认为丹尼斯与保罗打架是孩子们自己的事情,与大人无关,所以他不能理解大同的做法。
随着全球经济化、一体化,中西方的交流愈来愈频繁。在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化冲突油然而生,文化融合也不可避免。从冲突到融合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用宽容的态度和真诚的心去感受文化的差异,彼此尊重信任,随着深入的交流互动,我想因文化差异而引发的冲突会越来越少,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也会越来越融洽。电影的最后大同教丹尼斯讲中文正暗示着中西文化正在走向融合,文化冲突也会逐渐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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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扬中外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和宝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审美情趣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经验,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创作养分和灵感。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美学论文:从艺术歌曲看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 要:通常人们会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在不同的审美差异下,艺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种对艺术的解说和理解。由于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西方审美形态习惯于分析,中国则习惯于综合。通过对中西方社会背景差异和中西方文化的特点的探究,以及从中外艺术歌曲的美学表现上,可以看出中国与西方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下的美在音乐中的体现是有所不同的。
论文正文:
从艺术歌曲看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
人们常说“艺术无国界”,但是在不同的审美观念下,艺术还是有它自己独特的风味,一千个人的眼中就有一千种对艺术的体悟和理解。中西方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土壤和文化环境,西方审美形态习惯于分析,中国则习惯于综合,这种思维与表达方式的不同,也导致了中西方音乐上的差异。
中西方音乐差异的实质是文化的差异,主要是由中西音乐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所承担的文化角色不同所导致的。因此,中国艺术歌曲与西方艺术歌曲这两种不同思想文化体系下音乐形式的美的体现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艺术歌曲”被定义为“一种由专业作曲家创作且与民歌相区别的,具有严肃艺术意味的歌曲体裁”,在《新哈佛音乐辞典》中,“艺术歌曲”被进一步解释为“是作为室内音乐会目的而创作的歌曲,以区别于民歌和流行歌曲。它在传统上是为诗歌所谱写的音乐,歌词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而且与大多民歌和流行歌曲有所不同。艺术歌曲的伴奏是由作曲家制定创作的,而不是表演者即兴发挥改写而成”。
西方艺术歌曲源于19世纪在德奥时期的浪漫主义歌曲。而中国艺术歌曲,从一开始是以借鉴外国艺术歌曲的表现手法为基础进行创作的,同时又注重与我国的民族语言、民族气质和民族情感表达方式相结合。按一般意义上的界定,中国艺术歌曲是西乐中融产物,迄今在我国只有近百年的历史。中国近代艺术歌曲的诞生一方面是受西方艺术歌曲的影响,而另一方而应归功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在新文化运动以后,一批具有国学功底,在创作上崇尚个性、自由和感情表达艺术思潮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成就了中国的艺术歌曲。从总体上来讲,艺术歌曲是诗与乐高度融合的音乐艺术载体,既包含有诗意的文学成分,又具有强烈的音乐本体的抒情性和歌唱性。
因此,中国的艺术歌曲如同坚忍的中华民族,具有高雅、细腻、含蓄、理智的性格特征,常常用音乐语言描写外在的环境和气氛,歌曲曲调清新优美悠长,词曲的结合如同中国的国画,音乐与中国诗词的结合表现出一种语言的音乐性,营造出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意境美。
20世纪初产生的中国近现代艺术歌曲是我国音乐文化中的瑰宝,中国艺术歌曲自诞生发展到今天,在中国的各历史时期都产生过一大批受到当时人民群众欢迎的作品,并且这些作品大多数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内涵,形象地反映了所处时代的现实生活与思想情感。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一直是我国作曲家创作艺术歌曲的主导思想;借古喻今,反映时代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与美好生活的歌颂赞美,始终是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主要题材。早期的赵元任、黄自等人在艺术歌曲方面的创作实践,就以民族性为目标,不断吸收西方优秀文化、借鉴西方作曲手法,大胆实践中国艺术歌曲创作的民族化。所以,力求创作出有中国民族特色的艺术歌曲是近现代我国作曲家所追求的方向。
在中国艺术歌曲民族化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继承和发扬中外优秀音乐文化遗产和宝贵经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民族审美情趣等进行更深层次的挖掘的同时,学习和借鉴国外的音乐创作技法和经验,从中获得丰富的音乐创作养分和灵感。罗艺峰教授曾将中国艺术歌曲的性质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带有明显的室内乐性质、趣味高雅而内在、是创作而非民歌、形式精致而规模不大、演唱声音修炼而有控制、具有诗性的境界和深刻的情感以及个人性的表现与美学追求。并指出中国艺术歌曲之“人的发现”是其哲学化存在的根本;“内在性”是其美学品格要素;“小叙事”是其创作的出发点;“精致”是其雅文化的表现。
中国人讲求含蓄,在音乐表达上也是如此。总体上来说,中国音乐的创作喜好将主题思想放在最后,正如一句诗中描写的那样,“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而西方音乐讲求豪放,属于开放式的风格,一开始就出现主题,然后再慢慢阐述具体内容,有震撼力。
在整个西方文化中,还没有哪一个人物能够像耶稣基督这样在艺术中得到如此多的表现。在音乐而言,博爱、宽容、谦卑中透着坚毅刚强,为人类无私奉献的耶稣基督,成为一代代音乐家着力表现的一个美学意象,成为音乐中一个永恒的审美理想。
西方自古希腊音乐体现为对音乐结构的动机、乐汇、主题、乐句、乐段及各种曲式、各种体裁探索的肇端。即探索它们本身的意义和它们在结构中的作用,探索它们的表现能力等等,侧重于从音乐结构的内部来研究音乐,探索音乐的表现力和音乐的美学。因此西方艺术歌曲内容明确、技法简练、创作快捷且直抒胸臆,它能快速捕捉瞬间情感,使一部个性鲜明的音乐作品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生动、感人。
形式逻辑在希腊发端后,大大地推动和影响了西方哲学与科学的发展。正因为希腊 形式逻辑较为发达,因而西方后世音乐艺术的曲式进入专业创作后就得到了有意识的发展,有一段的民歌、民谣,有单、复二段体和三段体曲式,有回旋曲式、变奏曲式、奏鸣曲式。不仅有各种各样的体裁结构,而且还善于适中地运用各种形式去表现各种情感、思想、内容。
风俗习惯、历史典故等文化壁垒是文化差异的有形的外部表现。而其内在的、无形的表现则是由于民族心理原型差异。在西方,人们更多的倾向于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神秘的宗教便成为西方古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西方文化从本质上讲就是宗教文化。而在审美方式上中国在古代审美思维方式上是 “贵悟不贵解”,主张审美主体要进入“悟”的心理状态去体验美和创造美,要求审美主体在“心与物会”、 “情与景合”的浑然统一中,去体悟宇宙万物的生命意蕴和美的性质。
具体的中西方音乐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西方由于音乐地域、民族以及时代的差异,所以中国音乐美学和西方音乐美学也存在着差异。
中国的音乐美学思想的源头是儒道两家提出的音乐美学思想,皆由春秋前萌芽状态的诸多音乐美学观点发展而来。中国两千多年的音乐美学发展史,一直都是以儒道两家音乐美学思想为主流。既追求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又强调“洪天音真”。反对束缚人生、束缚音乐。所以中国音乐的审美标准是有情感而不狂放,有欲望但却含蓄。中国传统的审美观对中国音乐的营造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音乐追求意境深远、模糊朦胧,以含蓄、淡泊、空灵为上品,以抒情为主和追求意境深远为特征。它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意境,美好的意境可以给欣赏者留下美好的想象空间,带来思想上的深化和情感上的升华。 而西方美学发展过程中则主要有两大思想流派,即“他律论”和“自律论”。所谓“他律论”强调的是音乐的美受音乐形式之外的(包括情感社会)影响,它强调一种内容,内容决定形式,即情感音乐美学;而“自律论”正好相反,它强调音乐的美仅仅来自音乐自身,内在的要素决定音乐的形式美,强调音乐的内容。
2、从音乐作品特点的比较,中西方因思维方式不同,在音乐上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简而言之,中国为“一曲多用——重再创;西方为专曲专用——重原创。”“一曲多用”是以尊重原有作品的风格和原有欣赏习惯为价值取向的,创作中仅将某“基本曲调”稍加变化,可赋予该曲以新的内涵。“专曲专用”则以作品的个性为追求目标,无论在作品的形式上还是在创作技法上,均以不重复别人、不重复自己为原则。
3、从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上看,中国与西方的创作也有所不同。
中国传统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等特点。所谓集体性,是指作品中所凝聚的劳动不是某一作曲家的个人行为。所谓一二度创作的一体性,是指创作时,作曲家是歌唱家或演奏家于一身的。作曲的同时也就是歌唱或演奏的过程,没有一二度创作的分工,具有极强的即兴性。而西方音乐作品(主要指西方专业作曲家的作)的创作方式,具有个体性,一二创作分离的特点。西方音乐作品属于作曲家个体劳动而为,体现出浓厚的个性特征。同时,在一二度创作上呈分离状,即作曲家的创作仅仅是完成乐谱而已。
从审美观念来观察中西方音乐我们发现,中国音乐讲究作品的意境、气韵,强调创作的神妙,风骨,注重表现的含蓄、婉转,喜好艺术形式的中和适度。而西方音乐一开始就带有浓重的宗教气息和道德教化色彩,表现形式较为固定,常给人一种庄严肃穆的神圣感。随着其自身的发展,西方音乐逐步加入上生活气息和现实性,对感情的表达直白、激烈,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能力。到了20世纪,西方光怪陆离的音乐现象已很难被人理解和接受。但是,中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将中国诗歌文学、中国民歌与欧洲传统技法、中国传统音乐技法,现代创作技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和风格的艺术歌曲。欧洲艺术世界此时受到东方文化的滋润并逐步渗透到欧洲的文化情趣和生活之中,而欧洲作曲家对中国音乐的兴趣,也开始从异国情调与题材上表现了出来。打开了西方人的文化视野,掀起了一股“中国文化热”。
总之,随着文化发展的日益国际化,多元化,追求多层次、高品位的精神享受已成为社会时尚,具备时尚品位、典雅风范的艺术歌曲其审美价值逐步受到人们的关注,使得艺术歌曲在人们精神享受空间中得到了空前繁荣。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带来音乐创作手法及审美观的差异,我国艺术歌曲创作是在与欧洲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交融,借鉴西方音乐精髓的同时,充分肯定其本土性,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逐步的借鉴、进步。
[1]李曙明.中国艺术歌曲论[M].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9.
[2]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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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差异使美术教学目标存在本质的区别。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西方美术教育的差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西方美术教育有着本质的区别,本文就中西方美术教育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条件、教学形式、教学效果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以期能够对我国美术教育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中西方美术教育;差异
近十年来,中国的美术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从颁布《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之日起,以中国特色为前提的美术基础教育体系初步形成,特别是小学美术教育涉及面之广大、体系之完备(大纲、课程、教材等)让人感到欣慰。然而,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美术教育相比虽各有优劣,但综合权衡起来,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美术教育在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就此本文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美术教育的目的不同
西方国家美术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自由绘画的机会,激发他们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使他们在艺术创造中体会快乐。为此,西方美术教育的任务是:学校精选教学内容,调整授课时间,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贴切可行、各具创意的教学方案,让教师指导学生有意识地观察,在熟悉制作工具、材料和技能的基础上,激发他们的表现能力。
我国美术教学大纲中提出美术教育的目的是:应使学生掌握美术基础知识和简单的造型技能;在教学中着重培养学生高尚的审美情趣和爱国主义情感,加强品德、意志的培养;逐步提高学生的观察能力、形象记忆能力、想象能力和创造能力。
从中西方美术教育的目的来看,西方美术教育注重素质的培养,重视人的创造能力与评价能力,强调通过美术教育更加完善人格培养,通过美术的教育将生活、艺术二者统一。我国的美术教育主要强调知识的传授和技能的掌握,特别强调政治前提下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美术教育。
课程安排及教学内容的不同
西方普遍重视美术教育,例如,小学美术课时安排每周2-4小时,而我国小学美术每周只有2个课时,从课程安排上可以看出西方比我国更注重美术教育。西方美术教学内容的安排非常广泛,他们没有统一的教科书,只有教学大纲,体现出很强的自主性和灵活性。而我国美术教学的内容则强调学生对基本形状和色彩的认识,使学生能够画出生活常见的具体事物,如:某一街道、桌椅等。
教学条件的不同
西方多数国家属于发达国家,国家在美术教育上给予了充分的支持,教学设施相当完善,除了必需的绘画工具材料外,还有各种木工、美工造型的机械工具,便于学生制作不同材质的工艺物品。教学设施的完善,可以让学生更好地投入到美术学习当中;同时,教师也必须取得较高的职业文凭和执照。西方多数学校都很注重艺术对校园环境的影响,并且学生能够经常去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参观或欣赏品位较高的美术作品。
中国由于经济起步晚,对美术教育的投入相比文、理科教育的投入要少很多。并且现在有不少学校对美术课程仍不够重视,突出表现在师资力量薄弱,教学场地和教学设备不完善等方面。因此,中国美术教育在教学设备、师资力量等方面相比于西方美术教育而言显得较为薄弱。
教学形式的不同
在西方美术教学中,教师只是起到一个引导作用,大部分时间都是让学生自行发挥,自由摸索前行,在失败中汲取教训、总结经验。教师只是美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引导者,只在学生遇到困难需要帮助时,才会予以帮助,因而笔者觉得西方美术教育真正做到了以学生为主体。
我国美术课程授课则采用按部就班的教学程序,追求课堂的主动性,以保证完成教学任务,学生处于被动的地位。例如,上课时老师总是先讲理论知识,把抽象的知识传递给学生,然后画出要点,再在黑板上作画,最后让学生按照老师画的作品进行模仿。具体来说中国美术课讲得细、讲得全、讲得稳,但课堂授课也受到了很多局限,学生无法独立思考,无法进行创新。
教学效果的不同
由于社会制度的原因,西方学校在教学中,学生可以自主地选择学习科目,尽管在升学的多种学科选择中,进入美术院校学习或从事专业美术的人才只有极少数,但这并不影响国家开展美术教育的出发点。像日本和光大学教授藤泽典明所说:“我们通过这个学科(美术)的教育,目的不是培养理解美术知识和掌握相关技能的‘美术修养’的人,更不是造就画家、雕刻家和图案设计师,而是在普遍一般的教育中,透过美术的教育获得全面谐调能力的人,而非偏重智育不平衡的人。”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美术教育发展极不平衡,大中城市明显优于县乡村镇,沿海地区也远远优于内地和边远地区,因而这种不平衡的美术教育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然而,纵观当下我国美术教育的实情,笔者觉得中国的美术教育要想让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经济条件下的受教育者都能充分的发挥出自己对美术的聪明才智,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综上所述,我国美术教育的规划设想及前景是好的,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美术教育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然而,笔者相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美术教育事业定能在不遥远的将来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1]潘耀昌.中国近现代美术史[M].百家出版社,2004年8月.
[2]张少侠,李小山.中国现代绘画史[M].江苏美术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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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洛加.外国美术史纲要[M].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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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多种原因,中西方的教育存在着显著的不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中国和西方国家相比.由于民族、地域差异和历史发展上的差异.两者在教育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中西方教育的差异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现在已经被许许多多的人所认识,并作为我国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中西方教育;差异
中西方教育的差异.自古以来就存在。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运动的兴起和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后.国人开始瞩目西方教育的另一种景观。中国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王国维等,对中西方文化、教育上的差异已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严复首先从宏观方面分析了两种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其次在“为学”方面,严复也意识到,“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的确,国人勤学苦读、博闻强记,可谓满腹经纶,但探索新知的勇气和精神却不足。而自由的原则是西方教育中的一条重要准则,但在我国避讳很深,强调的是“顺从”。”将中西方教育内容方面各有倚重的情况看得非常真切。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后,对中西方教育差别的讨论更为深刻。著名美藉华裔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也指出,中国传统的教法是,一步步地教、一步步地学,这与中国的整个社会都强调“守规矩”有关。这种教学方法有好处也有坏处,最大的一点好处是,比较有耐心,比较了解要学好一样东西,需要努力,有个过程,不能一下子学到手。传统 教育方法训练出来的小孩,可以深入地学到许多东西,这对于他进大学、考试有许多帮助。但是,对做研究工作来说则有妨碍。
由于过去的学习方法是由人家指出来的路你去走,做研究所需的方法则要自己去找。这里有个习惯问题,忽然一下于要自己去找路.就有点觉得茫然。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林崇德教授在对比东西方教育的不同后总结:西方的教育,重视培养学生广阔的知识面、创造力、适应性、独立性和实践能力。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培养学生适应性为基础,训练动手(实践)能力为手段,增长创造能力为根本,发展个性为目的。东方的教育模式,则重视培养学生精深的知识、逻辑思维、理解能力、统一规范和集体主义精神。这种教育模式突出地表现在以理解知识是基础,崇尚读书(理论)为手段,发展逻辑思维为根本。追求统一规范为目的。
中国的教育方法,强调上行下效,要求教师以身示范,时时处处为学生做出表率;学生则亦步亦趋,机械摹仿。不能有丝毫的违背。西方的教育概念中的教育方法没有什么限制,这也是西方课堂气氛活跃、师生相处比较随意的原因所在。教育教学方法差异产生的根源之一,就是东西方教育宗旨的不同取向。由于中国看重教育的“道德教化”功能,便要求中国的教师努力成为道德和行为的“表率”。于是。教师在课堂上、在学生跟前显得一脸严肃.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教师一本正经,学生自然也不敢造次。这样,中国的课堂内外有了许多的规矩,连学生的坐姿、举手的姿势都要“标准”。难怪国外一教育考察团参观了国内一所幼儿园,看到孩子们两手背后、一动不动地端坐着,误以为自己走到了“军营”而不是学校。另一方面,中西方为教育设定的宗旨要在学生身上体现,中国需要一个从无到有的培养(外铄)过程,西方的教育观念则是把学生内在的潜质发挥出来即可。
为达此目的,中国的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往往是满堂灌.大搞“一言堂”,教师讲,学生听;教师做,学生看;教师考,学生背;这已成为为中国学校教育的一道主要风景线。与中国课堂气氛过于严肃相比,西方的课堂则显得融洽和宽松.外在的规范少了.教师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也就是说,省去了形式上的繁文缛节,让学生的思维更专注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使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凸现其创造性。
教育活动主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教育活动过程中两个基本的人的因素。由于中国的教育观念中对学生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不相信学生具有自觉学习的积极性,要求教师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所谓“师高弟子强”、“教不严,师之惰”等,都反映了中国教育把整个教育活动的重心放在了教师方面。西方把教育定义为“引出”.如苏格拉底的“产婆术”,教师只是一个“助产士”,教育的主体却在学生一边。也就是说,中国的教育常披理解为他动性社会行为,西方的教育则被理解为自动行为。受此影响,中国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习惯于接受而不习惯于思考和怀疑。相反。西方国家的学生喜欢提问,教师也鼓励学生要敢于向权威质疑。热衷于辩论,使自己混乱的知识体系在辩论中剔除糟粕和谬误,从而获得迅速的进步。
“守成”与“创新”是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都要面临的任务。相对而言,中国更注重“守成”,西方则更为注重“创新”。教’并非点到为止,而是强迫学生去全盘接受所‘教’的内容。以这样的教育方式训练出来的学生,个性受到压抑,创造性被窒息。西方相对宽松的教育氛围,使学生个性得到张扬,创造性得以发挥。总之,现在我们谈论的中西方教育的差异,几乎都能够在这里找到最初的源头。难怪有学者说:“中西教育观的差异在其原初性文化那里便已初现端倪了。”
尽管中西方教育在各自的文化土壤中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和演变.教育自身不断被丰富和完善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中西方教育在上述几方面的差异也不断得到强化。但从本质上看,几千年来中西教育差异的实质在总体上并无根本性的改变。由此可见,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人造现象”。是按照人类自己对教育的认识并通过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来建构教育的。中西方教育在其发展之初是还处于相互隔离状态的两个独立存在,二者对教育的原初性理解作为教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对教育的操作范式具有很强的规约性,充分反映出人类认识对自身实践的巨大反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中西方教育的原初性定义,已在思想上勾勒出了各自教育发展的“蓝图”。并在随后的教育实践中逐步生成了中西方教育各自的特点及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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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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