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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第二语言教学有其一定的语言学原则,本文从母语的影响、中夼语和变际语言能力等三方面探讨了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原则厦其实应用,旨在帮助广太第二语言教师更加有效地进行语言教学。
论文关健词:第二语言教学语言学原则母语中介语交语言能力
在第二语言教学中,一些教师能注重运用自己已经了解并掌握了的有关第二语言方面的理论知识,这是很好的。但有些教师只是生搬硬套某些语言学原则,未能充分考虑翩约其在课堂实践中成功运用的因素,结果不能适时适机运用此原则,无法做到正确选择其适合对象,不能灵活运用,不能正确判断其有效性,这样势必大大影响了第二语言教学效果。倘若我们仔细观察和内化课堂语言教学实践与源自实际课堂语言教学的原则之间的关系,我们可能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决定选择某一课堂语言教学原则,并且能很自信地应用此原则,而后客观地评价其效用。
当然,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很多,有其认知原则,情感原则,语言学原则等;这里不可能一一论及只涉及其语言学原则,即第二语言本身和第二语言学习者如何处理复杂的语言系统问题,重点从母语的影响、中介语及交际语言能力三方面谈起。
一、母语的影响(theNativeLanguageEffect)
众所周知,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是影响每一个语言学习者成功与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多数情况下,大部分人认为母语对第二语言习得起着一种干扰作用,大量明显的影响也证实了母语的干扰性。多数第二语言学习者,尤其是初学者,所犯的错误主要源自他们固有的这种谬想:第二语言的运行机制与母语相同。
但是,我们却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事实上,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母语的促进作用同样是非常大的。例如,母语是法语的英语学习者说出这样的句子:“IamheresinceJanuary这里动词时态的错误源自法语,但是,纵观句子的主谓朴语序的安排,位置格词的放置,语法照应关系介词与同词源词的使用规则,这一切完全正确,足见母语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积极的促进作用。
由此可见,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来说,母语无疑是他们赖以预测目的语体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语言体系。母语体系对目的语的学习和理解掌握既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也起着消极的干扰作用,不过后者似乎更加明显。
在实际第二语言课堂教学中,母语的干扰作用无疑是我们处理语言反馈信息的焦点。学习者的错误能给我们提供充分的有关的潜在的语言体系方面的信息。事实上,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犯的错误是他们对第二语言内化程度的体现,这就给教师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向:学习者的错误是母语积极促进作用的结果,不必随时一一纠正。鉴于以上母语的影响,在第二语言实际课堂教学中,我们不妨尝试以下做法:
(1)把学习者的错误视为他们头脑中潜在的语言体系的具体体现,并作为恰当的反馈信息。通过使学习者通晓所犯的母语错误的根源来纠正因母语干扰而产生的目的语错误。
(2)当然,最为理想的是每一个第二语言学习者都能充分利用母语的促进作用,摆脱其干扰性。教师应使学习者认识到:并不是母语体系的任何部分都能引发目的语学习中的错误。
(3)直接用目的语思维有助于最大跟度地消除因母语干扰所产生的目的语错误。教师应尽量帮助学生用第二语言思维,在他们理解和使用目的语时,不要总是依赖翻译来进行。当然偶尔翻译某个词语或词组,对学习者,尤其是成年语言学习者来说确实大有裨益。但直接运用第二语言将有助于避免由母语干扰造成的目的语使用综合症。
二、中介语(interlanguage)
如同儿童逐渐地、系统地分阶段习得母语一样成年人在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对目的语语音、词汇、句子结构及语篇特征等方面的掌握也须经历系统的习得过程。中介语原理启示我们: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具备充分的目的语能力之前,通常须经历系统的或半系统的习得过程。成功的中介语语言的形成与发展,部分是利用他人语言反馈信息的结果。
尽管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在系统和半系统的语言形式与根本规则之间差异很多,但是,我们应该清楚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二语言学习者的中介语当中确实有很大一部分颇具系统性。也就是说,尽管从讲本旗语的人看来.第二语言学习者所说的或理解的是不正确的,但学习者本人却认为他们的大多数语言从逻辑上来讲是正确的例如,有的学习者可能会坚信“DoesJohncansing?”这样的句子从语法上讲是正确的。因为英语语言的内化系统要求一般疑问句的构成须有前置助动词“do”。
第二语言学习者所经历的这种系统的或半系统的习得过程向教师提出了挑战。大多数第二语言教师的经验和第二语言研究所积累起来的成果表明实际课堂指导对第二语言学习者中介语的形成与发展的速度及其成功性有着很大的影响。(Doughty1991;Long,1983,1988)这足以说明教师在课堂上向学习者提供反馈信息的重要性。多数情况下,尤其是对EFL来说,实际课堂外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机会不多,医而老师成了“活生生”的,可以与学生进行交流的“唯一”的讲英语的人。课堂上.老师是学生关注的焦点,学生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身上,因为至少在他们看来,老师是英语语言权威。这就是说,老师在课堂上对目的语的运用会对学生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对于第二语言习得中语言信息反馈的作用,人们已经做了大量研究。Vigil和Oller(1976)的“启发性研究”告诉我们:教师应该明确情感反馈与认知反馈的差异。前者是指教师珍视或鼓励学生尝试目的语交际的程度,后者是指教师认为学习者对目的语语言信息理解的程度。教师应尽量做到始终向学生提供充分的积极的情感反馈信息,同时适时告知他们,他们的实际语言应用是正确的还是含混不清的。就目前来看,下列常见的实际课堂语言教学中所蕴含的现象启示我们:
(1)教师应尽量区分第二语言学习者系统的中介语错误(源自母语或者目的语)和其他错误。一般来说,学习者所犯的较为系统的中介语错误大多有其逻辑根源,也容易引起学习者的重视。
(2)对于第二语言学习者语言学习的逻辑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某些中介语现象,不必时时纠正,应适时予以认可。
(3)不应由于中介语错误而使学习者感到自己程愚蠢,而应委婉地告诉他错误产生的逻辑根源。
(4)教师向学生提供课堂语言反馈信息时,尽量不要使学生感到错误是可怕的现象,而要使他们意识到,大多数中介语错误是良好的先天语言习得能力的具体体现。课堂上学生的某些中介语错误应予以纠正,但当老师确实准备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务必做到友好善意,委婉而富有启发性.切勿挫伤学生日后尝试语言的积极性。
(5)尽量让学生进行自我纠正错误的练习。
(6)对于学生语言输出所做的言语性的或非言语性的反靖信息必须是充分的情感反馈信息,这样更能鼓励和激发他们大胆地运用目的语表达自己的积极性。
三、交际语盲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
教师应时刻牢记: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语言交际能力。一般来说,交际语言能力是以下几方面能力的综台体现(H.DouglasBrown,1994-:
(1)语法或语篇的)组织能力(organizationalcompetence)
(2)(功能和社交语言的)语用能力(pragmaticcompetence)
(3)策略能力(stratogicoompete.ace),
(4)心理运动技巧(psychomoterskills)
对于语言交际能力的一系列研究结果表明了语言学习和语言教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语言学原则:既然课堂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在于培养学习者的实际语言交际能力,那么我们的语言教学应着’眼于培养交际语言能力的以上诸方面。而交际语言能力的获得只有通过注重语言的具体使用(USe),而不是语言的用法(usage),重视语言运用的流利程度(fleuncy),而不只是准确性(accuracy),关注真实语言(authenticlagnuage)或自然语育及其具体语境,要明确学生课堂学习的最终目的是要把所学的东西应用于现实语言环境中去。
也许有人对于交际语言能力原则会有不同的理解。诸如我们应该重视以语法形式为重点的语言纵聚合体,纠正语言错误,在课堂上采用人工语言(artificiallanguage).注重语言形式的有限语言变体等实践证明,这些理解是不十分正确的。
为了充分地有效地运用交际语言能力原则,教师须做出不懈的尝试和努力。比如我们可以运用learner—centeredteaching,cooperativelearning,intetaetivelearning,wholelanguageeducation,contentcenterededucation,task—basedlaerning等方法。但是.在具体运用交际语言能力原则的过程中,教师应该明白以下几点:
(1)语法解释及练习只是课堂教学计划和实践的一部分,谴适驾重视语法,但不要忽视交际语言能力的其他方面内容,诸如功能方面,社会语用方面,运用策略方面等。
(2)语言实用性韵某些方面,例如功能方面和社会语言面是非常微妙的,也是非常难掌握的。课堂教学应特别注重这些细微之处。
(3)在注重语言功能方面和社会语言方面的同时,也应重视语盲学习者的心理运动技巧,它是语言功能方面和社会语用方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仅仅语调就能传达广泛的语用信息。
(4)语言使用者不必始终刻意留心细小的错误也能达刊流利交际柏目的,有时很小的错误并不影响语言的实际应用。
(5)不论采衙何种教学方法或技巧,必须尽可能使用自然语言或真实语言.使用学习者在现实生活中能够遇到的具体语言,避免使用人工语言。
(6)课堂教学旨在把学生培养成独立的语言学习者和现实语言的真正操纵者.因为学生有朝一日总要离开课堂走向社会。
四、结语
以上是对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原则及实际应用的尝试性探索,不免挂一漏万.有失偏颇。总之,第二语言学习受众多因素,诸如学习者认知心理因素,情感因素,以及其他外界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因而在第二语言教学中我们应该充分了解影响其成功的因素,而后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有效方法,应用恰当的语言学原则,以改进和提高第二语言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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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游戏,是指流传于广大人民生活中的嬉戏娱乐活动,俗语称“玩耍”。它具有简便、易行、经济,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等特点,对增强幼儿体质、开发幼儿智力、丰富幼儿生活具有良好的作用。民间游戏是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阳光、空气是自然环境中不可缺少的因素,能促进幼儿的新陈代谢。民间游戏对材料的要求较低,“一根绳”“一个沙包”“小竹筒”等随处可寻的东西使游戏简便易行。
民间游戏是人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浓烈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能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和不同性格的儿童的要求,深受儿童喜爱。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扬和发展,已成为我国优秀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间游戏承载了民族传统文化,对儿童群体发展和个体成长特别是社会化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由于种种原因,许多民间游戏正濒临失传与流散的境况,幼儿园更是对这种重要的文化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不够。我认为,应该对传统民间游戏加以开发和利用,将他纳入幼儿园教学活动中。《幼儿园指导纲要》指出:“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由此可见,将民间游戏贯穿于教育中,不但增加了游戏的种类,促进幼儿的发展,还使我们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再次,民间游戏种类繁多,对幼儿身体发展可以起到多方面的促进作用。
下面由笔者来谈一谈传统民间游戏对幼儿的身心发展的几个促进作用:
也是以跳绳的例子来阐述民间游戏有利于幼儿社会认知的发展:
在跳绳子的过程中,幼儿要不断的数出跳的个数,从而不断的数数,这样就不要在幼儿逼迫的状态下数数了,幼儿就自然而然的会:“1、2、3、4、5……”毫不费力的数下去。这样的游戏带给幼儿的结果是幼儿很顺利的就能数出这些“天文数字”,而且增加了幼儿学习数数的乐趣。
民间游戏的过程,也是幼儿认识生活、了解他人、亲近社会的过程。如玩《顶锅盖》游戏时,要求至少两名幼儿玩,一名幼儿手心朝下,其他幼儿将食指顶在其手心,一起说“顶子顶个小猫小狗,一把抓住哪一个,抓住小老头,上街去买油,抓住小老太,上街去买菜。嗨,嗨,嗨---”说完食指要立刻离开手心,否则被抓住的幼儿就要回答“买的什么菜?”“买青菜”“买冬瓜”等等,通过这个游戏幼儿不仅可以知道许多蔬菜的名称,而且通过扩展可以了解到做菜的基本过程,更体验到了共同游戏的快乐。
有些游戏则可促进幼儿的综合感知能力,如“老鹰捉小鸡”游戏不仅需要调动观察力、注意力,而且要求动作敏捷,反应灵活。“丢手绢”的游戏就更需要集中注意力,警觉,反应快。另外,有的幼儿游戏还配有顺口溜、说唱等,如:“一一一,什么一?一是小猫钓大鱼;二二二,什么二?二是小猫梳小辫;三三三,什么三?三是小猫爬雪山;四四四,什么四?四是小猫写大字……”这种从一数到九的《数字歌》,发展了幼儿的语言、记忆、思维、想象、创造等各种能力。
每逢元宵节,就会有“猜灯谜”游戏,每盏灯里都有一张纸条,上面写有一个谜面,
如: 一只黄香蕉,
挂在树稍稍,
白天不见影,
晚上才看到。
谜底是月亮。幼儿通过这个谜语就知道了月亮的一些特征,从而促进了幼儿的认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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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企业文化是推动企业发展的车轮。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已成为现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南网方略是南方电网公司的治企方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公司的具体体现,是企业在长期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并为企业全体员工认可和奉行的价值和行为规范,也是企业谋生存、促发展的力量支撑。
论文关键词:供电;企业文化;建设
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念,更是人性化的组织,而人性化的典型特点就是多样性和差异性,是企业的灵魂,体现着企业自身所独有的特色和魅力;企业文化强调的是要有底蕴、有根基。每个公司自己发展的轨迹和创业途径不同,由此便会形成不同的企业文化,它是支持企业生存、发展的强大精神财富和核心竞争力。因此,要驱动和吸引每一个集体成员向着一个共同目标迈进,基本的办法有两个:一种是刚性约束,即以制度、计划、纲领、文件等来规范;一种是柔性约束,即以自发一致的使命感去引导。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所有的员工有着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价值观;是企业员工在长期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一套观念、信念、价值和行为规则;凭借企业特有的文化维护企业的长远发展。
一个公司企业文化是有共性的和个性的。它共性的一面在于强调职工的积极性、争取顾客的信任、创造好业绩等。但企业文化更强调个性,企业文化力更是企业综合实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在现化经济社会中,企业文化的作用是越来越大。所以,有专家指出,在经济发展中,企业文化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也是一种现实生产力。企业文化将成为未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未来企业的第一营销力。因为首先企业文化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制约企业的发展前景;其次,企业文化决定企业的经济管理水平;之所以说企业文化也是一种生产力是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文化含量。
突出企业的精神文化建设,以精神文化不量去凝聚人。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更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成分。企业精神作为一种团队精神,只有被员工所认同,才能起到激励作用,激发员工的进取精神;。弘扬优秀的企业精神,有利于人才的发掘和培养,有利于形成宽松、和谐的内部环境,培养员工的团队意识。利用一切可以运用的传播媒介,使企业精神深人到每个员工心中,并转化为员工的自觉行动。
促进员工个人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统一,从而形成企业价值观,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向心力和竞争力。培养高尚的企业道德。加强企业道德和职工道德培训和教育,提高员工道德教育水平和道德修养,建立和谐共处的企业人际关系。
根据企业实际,坚持以文化规范行为、以制度管理企业,深化安全文化、服务文化、廉洁文化建设,塑造管理文化,不断提升管理品质。把员工民主管理贯穿于制度建设和企业发展的全过程实现企业文化与公司生产经营管理制度的有效对接,形成长效机制,用制度体系规范从业行为。加强执行力建设,在安全生产、经济管理、从业等方面全面建立“红线”制度,培养干部职工尊重制度、遵守制度的意识,自觉规范工作行为使广大员工最终都能自觉地执行这些制度规定。
提高全体职工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是企业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因为企业职工素质的高低制约企业文化建设的起点。因此,要以员工岗位学习活动为载体,搞好员工在职培训和素质教育。注重抓好不同层次的全员培训、教育、实践、锻炼。提高对南网方略的领悟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要大力倡导学习型企业的文化氛围。提高职工技术业务水准,增强企业发展后劲。使职工成为“四有”人才,电力企业文化建设才有牢固基础。
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对促进企业文化转化为职工群体意识行为,起着不可替代的媒介和催化作用,是电力企业文化建设和升华的主要渠道。一是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协调和改善企业内部关系,强化职工的参与意识,发挥全体职工的主观能动性。二是通过生动感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宣传和灌输企业宗旨、企业目标、企业理念,树立职工学习企业精神的典型,引导企业职工认同企业文化,弘扬企业精神。使职工的人生价值充分得以实现,从而确保电力企业文化的升华提高和企业精神的发扬光大。
一流的企业文化必须建立在一流的思想观念之上。员工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感不强,不能很好地调动积极性,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有时也难免出现与实际脱钩的状况。通过广泛的宣传,普及企业文化知识,更新思想观念,提高认识水平。以员工思想教育活动为载体,强化目标利益共同体的宣传教育,深化职业理想、道德、行为规范、纪律、技能的教育培训等等。企业文化建设的初衷原本应该是建设一种共同的文化和氛围,把公司员工团结起来,进而调动其积极性,引导员工自觉把个人理想与企业发展目标融为一体,激发职工强烈的责任感和工作热情,促进企业的全面发展。
南网方略是南方电网公司的治企方略,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党和国家路线、方针、政策在公司的具体体现,充分结合了公司实际,具有鲜明的南网特色。企业间只知引用而忘了要跟自己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缺乏个性化建设。企业只有突出自己鲜明的特色,才能使本企业有别于众、起到树立企业特色形象。南网公司成立以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在企业中具体化,从实践中总结、提炼出南网方略形成了自己的企业文化。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品牌战略上胜出的作用。因此,增强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势在必行。
要注重内部融合,统一员工意志,形成一体化的发展战略、管理运作机制和内部资源调配秩序,实现上下同欲,外顺内和。改革中逐步形成了党委全面负责、行政领导两个文明一起抓,党务政工干部专兼结台,党政工团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运行机制。打造经营型、服务型、一体化、现代化的国内领先、国际著名企业为目标。以万家灯火 南网情深为形像的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
全体员工爱企业,爱岗位,追求共同愿景,恪守共同价值观念。企业文化内在核心是全体职工共同的价值观。团队精神的基础是尊重个人的兴趣和成就,反映的是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的统一,并进而保证组织的高效率运转。在以人为本的管理中,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利于在企业中形成团结协作培育员工合作精神,充分认识孤掌难鸣,避免单干;建立各部门或部门内各员工间友好相处,实现信息有序传递,指令有效执行,营造宽松和谐的环境与氛围,使得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中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实现自身的价值,共同参与的组织机制和利益分配与企业共同发展。
创新是企业和民族进步的灵魂,也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公司要走适合南方电网特点、实现快速做强做优的创新道路,要大力推进思维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努力建设成为创新型企业。创新是对过去历史经验的扬弃,也是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展望。要引导员工转变传统思维模式,切实更新思想观念,不断提高创新意识;要紧密围绕企业中心,辩证思维,系统思考,找准结合点,不断创新工作内容;要紧跟时代步伐,掌握前沿信息,改进工作方式,实现活动载体的创新;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不断吸收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和方法,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科技进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立现代化企业。
公司是市场经营主体,要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追求合理的经济效益和卓越的经营业绩。急客户之所急,想客户之所想,创新服务内容,完善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以最快的速度、最好的质量满足客户的需求。只有采取尽量比别人做得更好的原则,才能有机会把自己的特色展现出来,形成以服务为中心的企业文化。正确处理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辨证关系。追求企业效益,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在企业效益和社会效益不一致的时候,优先考虑社会效益。一点一滴的凝聚、升华企业精神,才能为企业文化打好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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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母语和第二语言阅读的文化差异与认知体系全文如下:
〔摘要〕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语的阅读之间尽管有许多共同的基本要素,但阅读过程却差异很大。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为是否存在着两个平行发挥作用的认知过程,或着是否存在着对两种语言的处理都适应的策略。本文将着力探讨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的异同之处,尤其是在文化方面的差异,如语言文化内容或背景知识认知体系,形式上的(或字面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
〔关键词〕文化差异;认知体系;处理策略
阅读能力是第二语言学习中公认的最稳定、最持久的模式。换言之,学习者虽然可以运用刚学得的技能,但更多地是运用现有的能力水平去理解文本。无论是在母语还是第二语言的语境中,阅读都包含读者、文本和读者与文本间的互动等内容,尽管母语的阅读与第二语言或外国语阅读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的重要基本因素,但是其阅读过程差异很大。引人感兴趣的问题是有没有两个并行发挥作用的认识过程,或着有没有同时适应两种语言的处理策略。尽管人们有这些兴趣点,但是由于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与母语的阅读相关意义不大,前者甚至被一些人简单地视为后者的自然派生,对第二语言阅读的研究经常被排除在外。
例如,第二语言的阅读时常被视为用母语进行同样任务的一个较慢的版本而已。这种理解意味着第二语言任务无非是以一种行为模式取代另一种行为模式。我们不仅要明确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过程有许多相同之处这一事实,更重要的是要知道还有许多不同因素在起作用,大量复杂的变量使对这两种语言的处理差异很大。因为大量的复杂变量使母语的阅读过程基本上难以观察,所以教师们在课堂上需要努力了解学生的阅读行为并能够帮助他们理解那些行为。
既然这些因素会影响第二语言语境中的阅读,教师就应尽可能多地了解其读者的文化、语言和教育背景等。本文将探讨母语阅读与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尤其是在文化因素方面:内容(即背景知识)认知体系(schema),形式(即文章的)认知体系、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等。尽管这一领域的研究需要包含大量文学知识,而此处又不可能完全谈到,但本人仍希望本文的讨论能为读者提供了解这一领域的一个视角。
认知体系的类型让我们首先来明确一下认知体系的概含。Widdowson把认知体系(schemas,或schema)描述为“cognitive constructs which allow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information in long-term memory(1983)即能对长期记忆中的信息进行组织的认知体系。库克认为“大脑在文本中的关键词短语或语境的刺激下会激活一种知识的认知体系”。Widdowson和Cook都对schema的认知特点加以强调,认为认知是使我们把正在吸收的信息与已知信息联系起来。其中已知信息含有对整个世界的理解,从日常知识到很专业的知识,以及语言结构知识和文本形式等语言知识。除了使我们能够更节省地组织信息和知识以外,认知体系还能使我们能够预测口语和书面语是否会持续下去。文本的第一部分可激活一个认知体系,即唤醒一个尚未被下面的内容确认或否认的认知体系,对认知体系理论的研究大大地促进了对阅读理解机制的了解和利用。
研究者们已经证实了若干类型的认知体系。其中内容认知体系是读者对文化背景或对世界的了解,它为读者提供了文化比较的基础。形式认知体系,通常被称为文本认知体系,是指书面文本的组织形式和修辞结构,包括各种不同文体类型和体裁的知识,不同文本的组织形式、语言结构、词汇、语法、及正式或非正式文体等。形式认知体系涉及的是语篇层次,而语言学或语言认知体系则包含单词识别所需要的解码特征及其在句子中的组织形式。第一语言读者能通过反复的例句,把本不是他们自身语言结构的词纳入某种语言模式或猜出其含义。第二语言认知体系的形成基本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认知体系在理解母语文本及第二语言文本中都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比如,我们可以推定,读者无论以母语还是第二语言阅读,只要熟悉文本的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就能对文本有较多的理解;
但是,如果一个第二语言读者不具备这种知识,那他就可能因认知的障碍而理解甚少。对此我们将在后面进一步说明。内容认知体系,或者说背景知识方面文化取向也是影响第二语言或外语阅读的重要因素。Johnson(1982)等都曾对此进行过阐述。但许多研究这种认知体系的作用或背景知识的方法都只不过是Carrell1987年试验的变化而已。接受这次实验的有28名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24名来自拉美的信奉天主教的学生。这些学生的英语都处于中上等水平,并参加了中西部某所大学组织的英语强化训练。实验要求每人读两篇文章,一篇关于伊斯兰教,一篇关于天主教。每篇文章的修辞格式或者组织严谨,或者不为人熟悉。读完文章后,每人要做一项选择题,并默写出文章内容。
对他们的回忆方法及理解成绩的分析表明,认知体系明显影响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的理解和记忆。他们对所阅读的文本越熟悉,文章与其民族的文化特征越相似,阅读内容就越容易得到理解和记忆。进一步研究表明,读者的内容认知体系要比他们的形式认知体系对理解和记忆的影响大得多。如前所述,在Carrel的研究中,当接受试验者对文本的内容和语言形式都很熟悉时,记忆的就最多。但若只熟悉两者之一,因内容不熟悉而造成的难度会更大一些。
Steffensen和Joag-Dev在1984年也做了类似的研究实验。他们选用两篇用英语写成的描写婚礼的文章,一篇描写美国人的婚礼,另一篇描写印度(次大陆)的婚礼。然后让一些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印度学生和把英语作为母语的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描写的内容。研究发现,对关于本民族文化的那篇文章的理解比另一篇要精确得多。尽管有学生声称语言本身容易理解,但不熟悉异域文化的都是记忆起来比较困难的重要原因。
Johnson(1981)则以英语水平中等的46名伊朗大学生为实验对象,研究了文章的文化渊源对其阅读理解的影响。每个学生读两篇文章,分别源于伊朗和美国民间传说的英语小故事。一半学生阅读未经改编过的,另一半学生阅读改编过的。测试的方式是选择题,目的是检验其理解程度。同时还让另外19名美国学生阅读并记忆文章内容,以作比较。结果显示,故事的文化来源要比文本的句法或语义的复杂性对理解的影响远远大得多。在另一项研究中,Johnson(1982)对学生回忆一篇有关万圣节的文章的情况进行了比较。72名拥有大学水平的学生阅读了关于万圣节主题的一段文章。从受试者近期对习俗的经验来看,其中既有不为他们熟悉的也有熟悉的。
一些受试者琢磨了文本中的一些不熟悉的词。对礼仪的回忆结果显示,此前的文化经验使读者对理解关于万圣节这种熟悉的信息有所准备。然而直接面对不熟悉的词汇却似乎并没有对他们的阅读理解产生多大影响。Kang(1992)也进行了一次有趣的研究,检查了第二语言读者通过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从第二语言文本中过滤信息的能力。韩国学过高级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阅读了故事并回答了相关问题。一份评价其理解和推理能力的口头礼仪试验表明,其文化特定认知体系和推理方法会对文本理解产生影响。尽管对于文化如何构成背景知识从而影响阅读等问题的变量和因素尚未完全明了,但是关于背景知识的重要性和内容认知体系对阅读理解的整体作用的共识却已经形成。
许多研究已经探讨了与阅读理解相关的文本认知体系的作用,其中大多采用了相似的方法:先让参与试验者阅读文本,然后让他们主要以书写的方式回忆所得信息。其中包括识别文本固有的结构(如说明文中的比较和对比,问题与答案,普通版本与书内插入空白页的故事等)、研究者对所回忆的信息中如介词的数量和故事各部分的时间顺序等特殊变量进行研究分析。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类型的文本结构会对理解和回忆产生影响。一些研究也显示,在对所提供的文本结构的回忆质量方面,不同的语言群体也可能会存在差(Carrell,1984)。比如Carrel的研究表明,阿拉伯人对含有比较结构的说明文的记忆最好,对描述性和问题答案型的文章的记忆稍差些,最差的是对前因后果型的文章的记忆;亚洲人对问题答案型和前因后果型的文本记忆最好,最差的是比较结构或描述性文本。然而只有经过对语言背景与文本结构的相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研究以后,这些结果才会有参考价值。即使不考虑上述研究结果,了解文本的组织结构在不同的文化中的显著差异对促进文化交流也具有重大意义。
Stone(1985)曾做过研究,旨在探讨在进行英语文本阅读时,与西班牙语不同的英语模式是否会对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人的理解力产生显著的影响。为此一些具有英语普通五级水平的读者被随意地分别安排到最初说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小组里。他为此设计了九个故事,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相似、中等相似和不同。测试方式包括复述文本内容和做阅读理解题。结果表明,在复述测试中,对那些与学生的最初语言完全不同的故事的阅读成绩最差,随着语言模式相似程度的降低,口头阅读错误也在相应地增多。这些结果支持着这样一个论点,即那些与读者所预期的语言模式相违背的文本可以对阅读理解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过去几年里,对比修辞学开始出现,它的核心研究领域是第一语言的语篇规约和修辞结构对第二语言的使用,以及认知和文化方面的语义转移数量、尤其是与写作相关的转移数量的影响。对比修辞学的目标,在于识别第二语言作者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并参照第一语言的修辞策略来解释他们。很明显,文本结构中的修辞差异能够导致阅读障碍。写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比如:美国学生经常批评法国作家的文章太抽象和过于理论化,缺乏美国文章传统中的具体细节和修辞模式;汉语文章经常被描述为冗长罗嗦、修饰过多,在西方人看来缺乏衔接性;而日本人的作品则以文本组织形式多异而著名。他们似乎特别喜欢从具体到一般这种谋篇方式,即把一般性结论置于段末。(Connor,1996)此外,在本族语与目的语的写作体系和修辞结构之间的差异也可以成为影响阅读的另一重要因素。
正字法体系间的差异也很大,一些语言可能有很多象征符号字,而另一些语言却可能数量有限。例如:汉字书法是一个与英语完全不同的书写体系,它由许多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字组成,具有强烈的美学因素。阿拉伯语也有一个书写和阅读都是从右向左独特做法。这些写作体系中的种种差异都可能给第二语言读者造成困难。毫无疑问,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学生将会面对这些第一语言学者从未遇到过的困难。总之,教师在进行阅读教学时,必须对学生进行第二语言阅读的相关材料的结构予以详细说明,使学生明确其文本和语言的文化框架发展趋势。Connor(1996)在对该问题进行广泛调查后认为,本族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差异类型可能会对文本的理解产生干扰。
母语与第二语言的阅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巨大的差异。两种语境下的阅读都需要了解内容、形式以及语言等认知体系。同时阅读也是读者和文本之间通过互动确立意义的过程,即读者运用思维活动从文本中构建文本的意义。这些活动通常被称为阅读策略或阅读技巧。成功的第一和第二语言读者能够有意或无意地采取特定的行为来提高对文本的理解效果。无论是自上而下还是从下到上的策略他们都会适时采用。
Goodman(1996)认为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会同时完成一个连续进行的过程:预测即将出现的信息,验证和确认预测,等等。这种阅读过程是一个从不断输入的文本中连续不断地取样的过程。读者不是逐字地进行,而是借助背景知识和预测、确认等各种策略来理解文本。一个人达到这种程度时,一般可能会说;第一语言与第二语言的阅读可以是相似的。尽管如此,正如以上研究所示,第二语言阅读实质上与第一语言阅读差异是很大的.
第二语言是指“语言学习的历时性,任何在本族语之后获得的语言”(Stern,1983,P,12)。该定义所说的本族语的含义是一个已经牢固发展起来了的本族语。而第二语言则意味着该语言很可能并不在本国内说。此外,第二语言可以包含一个在句法、语音、语义和修辞上与目标语明显不同的语言基础。如上所述,认知体系在阅读理解中的作用很大。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如果对建立在文化基础上的知识内容认知体系不熟悉,或不具备第一语言读者所具备的语言学基础,就会在文本中遇到困难。
这些困难的大小由两种语言间的差异而定。如果一个第二语言学生的本族语与目标语的句法结构差别很大,就需要一个较高层次的认知重建过程。(Segelowitz1986),Grabe(1991)也指出,学生开始第二语言阅读时的知识基础与他们开始第一语言阅读时不同。例如:第一语言读者在进行实际阅读前已经拥有了充足的词汇基础,认识了几千个词汇和本族语的一些语法知识。而第二语言阅读者并没有这些优势。另外,第二语言读者虽然可以拥有语言技巧,但他们时常不具备细致的社会文化技巧。这时常意味着一个第二语言读者并不具备以纯正而特定的文化去理解文本的能力,是一种与内容认知体系缺乏相关的观点。阅读的结果理解,就建立在语言数据之上。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就可以得出双语言读者的特征。双语言阅读即一个人能够用两种语言进行阅读,能够并且成功地阅读意味着对文本理解能力、阅读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和相关语言的语言环境的判定等。
例如:一个会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读者就意味着他能够成功地用这两种语言阅读,能够借助以下一些阅读行为增加阅读理解能力和阅读效果。该读者习惯于读前先浏览,借助标题、副标题、图表等语境线索,边读边寻找并格外注意重要信息,努力把文本中的要点联系起来以求对理解全文,激活并运用以前学过的关于内容形式和语言等认知体系的知识来解释文本,重新考虑和修正那些建立在文本内容之上,关于文本意义的假说,尝试者根据文本进一步推出新结论。
确定未明白的词义,检查对文本信息的理解是否正确,进而归纳全文的主要观点。该读者还可以运用一些策略如:释义、重复、做笔记、总结、自问等来记忆文本,搞清楚文本各部分间的关系,识别文本结构;在对文本的理解不能顺利进行下去时,及时改变阅读策略。
最后,该读者还可评估文本的质量,读完一部分后进行反思和信息加工,并对所获得知识使用给以预测和设计。尽管以上所列内容并不一定全面,排序也不一定合理,但却实实在在地对一个成功的双语读者的种种特征提供了一个描述。这类读者进行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时都通常使用这些阅读策略和做法。
此外,不管文本、语言或正字法等情况如何,双语者都能培养起对付不同语系和文本的策略和结构,所以双语读者多灵活而博学,熟悉许多适应每一种语言环境的技巧和策略,因而在他们看来任何一种语言的阅读都与其他阅读无异。
总之,文本着力探讨了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的异同之处。在思考文化差异因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了认知结构的作用及其与第一、第二语言阅读理解的关系。当然,还有许多本文未提及的造成两种语言阅读差异的其他因素,但愿本文的讲座能够有助于解释文化差异对这种差异的影响作用。
在了解两种过程相似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到不同语言的学生对阅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是相似的。读者,尤其是第二语言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这些相似性,教师们应当经常询问他们的阅读内容和阅读方法,使学生自己也能够从第一和第二语言阅读经历中找到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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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一个经济组织,企业文化是一个微观经济组织文化,应具有经济性。所谓经济性,是指企业文化必须为企业的经济活动服务,要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力和经济效益,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文化建设实际是一个企业战略问题,称文化战略。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进行参考阅读,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浅谈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全文如下:
一个企业的经营理念以及价值观都是由企业文化决定的。企业文化的形成对于企业人员的凝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对现代化的企业进行企业的文化建设时,应该从企业本身的情况出发,运用科学的管理方法,打造专属于本企业的特色文化。企业文化建设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文化带动经济发展,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在现代社会中企业文化建设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工作态度、行为规范等各种精神方面的总和总称为企业文化。在企业中人既是实施企业管理的对象,同时更是在企业管理中最应该被管理的对象。而人作为一个管理企业的主体,对其的管理主要是依靠自我约束能力。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重在培养企业员工用相同的价值观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规范,形成企业的特色。当个人的行为与群体的行为相一致的时候,将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推动作用。这就是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时候遵循的基本概念。
我国相关人士在对国内外成功企业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之后,总结出一个完整的企业文化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1企业员工价值观的建立。
价值观是人们对事物进行评价的标准,同时也是一个人行为的准则。因此只有企业的领导人以及员工具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才能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最基本的表现,优秀的价值观能够对企业员工的行为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将企业员工中对于美丑善恶的观念以及行为取向进行统一,方便以后企业的深层管理。当然对于企业的价值观的建设没有统一的标准,企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建设,但是要注意的是任何的文化建设都不能违背基本的社会道德规范。作为公共事业的企业集体来说,要将向社会提供相应的财富、机会以及服务等作为自己的首要价值标准。
1.2企业管理过程中的指导思想。
企业在从最初的建立到后来的生产、经营等过程中,都需要进行必要的人际关系处理、思想关系建立等工作。在此过程中遵循的指导思想以及行为方式也可以称之为企业的哲学。企业哲学的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首先,企业经营过程中要有一定的企业道德。企业道德对于企业内部而言是指,企业内部工作人员要做到真诚待人、互相尊重、互相帮助、忠于职守、尽职尽责。对于企业的外部活动中指的是,在经济活动中要讲信用、重合同,并且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能只重视企业自身的利益,要将国家以及社会整体利益放入企业考虑范围之内。其次,注重市场变化。市场是企业的最终制约者,因此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密切关注市场形式的变化,保证与外界的沟通,及时按照市场变化调整生产经营活动。
1.3建立企业群体意识。
企业在长期的经营活动中会形成一种企业员工乐于接受的行为规范,或者说是企业精神。这种企业精神是员工在企业中产生群体意识、形成共同的价值取向的基础,也是企业产生凝聚力的主要推动力。人作为一种高等动物,虽然有一定的自我约束与鼓励能力,但是单靠个人的约束是不能完全发掘人类的巨大潜能的,因此需要有一定的外界约束力,帮助人们实现更大的自我突破。我国的领军企业--海尔,就将其精益求精的作风做到了极致,在社会中形成了极具影响力的海尔精神。海尔人的吃苦耐劳以及敬岗爱业都是在海尔精神的激励下产生的。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时期产生了不同的企业精神,这些精神不但对于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同时对当时时代的发展也起着十分重要的激励作用。许多发达国家非常重视对于企业文化的建立,将建立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定位国家现代企业管理中一项重要任务。
企业的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经济实体的企业,其最终的目的都是通过各种生产、经营活动获得最大化的利益。企业文化与企业发展的关系就跟人与空气的关系一样,虽然空气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是人一旦离开空气就不可能长久的生存下去。对于企业也是一样,企业文化就像空气一样融入到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但是很多企业一味的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忽略对于企业文化的建设,导致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出现严重的问题。
企业文化凭借其独特性,对企业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是不可缺少的力量。随着竞争越来越激烈,企业员工的思想也在不断进步,当代企业员工参与工作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想要一定的经济回报,更多的希望得到企业甚至社会的认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希望在工作中不再是简单地出卖体力换取生活必需品,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从中获得奉献的快乐与成就感。当员工在企业中获得相应的成就感之后更能够激发员工内在的潜力,进而为企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这一方面也能说明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经济的推进作用。
2.1指引企业建立正确的奋斗目标。
企业文化建设应该全面发展,在发展过程中综合考虑到企业的各方面情况。企业的崇尚目标以及企业中提倡的行为都应该从企业文化中体现出来。建立全面的企业文化,然后在企业文化的指导下建立起正确的奋斗目标,将员工的力量大量集中到奋斗目标上,使员工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朝着既定的奋斗目标进行奋斗。任何人都是有一定惰性的,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会放松对于自己的要求。但是,在有目标的前提下进行奋斗能够更加全面的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将实现企业的最终奋斗目标定位自己的目标为之奋斗。这样比单纯的用强迫命令的方式对员工进行要求的效果要好很多。
2.2规范员工行为。
企业文化处理能够帮助企业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之外,良好的企业文化形成后还能够对员工的行为进行规范。企业良好的文化建设在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的过程中,员工自身就会形成固定的行为模式,进而上升到个人的道德行为方面。在工作中的任何方面都能够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开展各项工作。
企业中的规章制度也是包含在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但是规章制度仅仅是一种外在的约束。通过各种条例对员工的行为进行约束,使得员工在工作中刻意要求自己,不违规操作、不做有损企业形象的事。但是这种通过规章制度对员工进行约束的行为并不是企业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企业文化注重的是员工内在的自我约束与控制。这种对于内在自我约束的要求就只能有企业文化来弥补,良好的企业文化是对于员工的一种发自内心的约束与管理。对员工进行思想上的教育,以达到真正的对于员工的制约。这种企业文化与规章制度相结合方式,使得员工能够更好的为企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2.3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以及竞争力。
人原本是过着群居的生活的动物,这就说明人的本性中有一种集体意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这种集体意识往往被忽略,人们也在逐渐冷漠化的社会中逐渐适应下来。但是,在近代也有实践表明,当一个集体拥有共同的信念以及奋斗目标以后,整个集体的工作效率将会得到大大的提升。共同的价值观能够将所有人凝聚到一起,在工作中人们能不由自主的形成一个快速高效的工作团体。
企业的文化也应该随着企业的发展而不断进行完善,但是在文化建设过程中要始终注意将企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员工,才能将所有人的力量集中到一起完成企业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中竞争对象来自世界各地,其中不乏实力相当的企业。而如今社会中信息技术高速发达,企业中的科学技术以及许多硬件设备上的差异并没有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通过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来增加竞争实力。企业中每个员工的形象都是企业形象的代表,通过企业的文化建设,对于企业员工的行为进行严格规范,提升每个员工的自身形象,进而带动整个企业形象的改变。
企业文化对企业的良好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经营者的重要责任之一就是建立企业文化,让企业人才能够在制度下发挥最大的才能,让企业在企业文化下永久经营。要想切实做好企业的文化建设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要在企业中建立起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只有被管理者在充分理解企业目标,并且十分富有兴趣的前提下才可以使整个企业的管理更加有效;如果被管理者一直处于较为压抑的状态中,会对企业的管理充满敌对情绪,不利于企业中管理工作的实施。
其次,企业文化建设一定要在符合时代精神的同时体现企业个性。在新世纪的竞争中企业想要建设全面的企业精神就要体现出时间观念、质量观念以及效率观念等一系列代表时代精神的信念。与此同时每个企业还应该注重表现自己的特征,比如产品质量保障、人力资源机构模式先进或者企业周围环境优越等方面。再者,企业文化建设应该从企业领导层开始做出表率。企业的发展靠的是企业所有员工的共同努力,但是企业的文化建设却是由少数领导者的态度以及行为决定的。
企业领导在企业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言行举止等不但对于企业的经营策略、产品的主要特点以及具体发展方案有影响,还会直接影响员工的日常行为。因此可以说企业领导者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着企业文化的形成。最后,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要着重提高员工的思想文化素质。通过企业文化建设要逐步养成员工正确的价值观以及规范的自身行为准则。只有全面提高企业员工的个人素质才能保障良好的企业文化的形成。
体现时代性、富有创造性以及把握规律性是在新形势下,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依据,一个现代企业,一定要有适合本身的企业文化,这样才能做到企业的有效管理和长久发展。在我国实施市场经济以来才逐渐意识到企业文化建设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近几年企业已经从各方面开始着手准备企业的文化建设等工作。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灵魂,是企业健康发展的灵魂,没有积极的企业文化的企业不会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长远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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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影响,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教育思想变迁、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规模扩展方面,很少论及具体的办学途径、层次,而且对辛亥革命在这方面的内在作用缺少实证分析。关于商人与近代教育事业发展的关系,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侧重于商人资助小学、中学教育,以及职业教育方面;对于大学教育方面,虽有所涉及,但大多作为商人个案研究中的资助教育活动事例而提及,缺少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关于近代的大学教育状况,也已不乏研究,主要集中于官办大学和教会大学,对于国人自办的私立大学亦有涉及,但对商人在私立大学教育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同样缺少较全面的专题研究①。本文试图通过考察商人在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兴起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及其缘由和成就,透视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
从1894年开始酝酿的辛亥革命,其精神实质在于革故鼎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其所提出的主要任务除了创建民主政治、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之外,还包括发展新式教育。这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体现。
一是体现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孙中山和革命党所提出的革命纲领和任务之中。孙中山于1894年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纲领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②,体现了辛亥革命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
1895年,他在成立香港兴中会时,手订章程规定:“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③ 这些规定表明,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革命党,不仅把发展新式教育作为革命的主要任务之一,而且把“讲求富强之学”,“立学校”“育人才”作为领导这场革命,实现振兴中华目标的主要途径之一。
二是体现于作为革命目标趋同者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的改良主张之中。开办新式教育是清末各地立宪和新政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各地的立宪派和开明官员,不仅开办了不少的新式小学和一些中学,而且开办了京师大学堂和北洋大学堂,并提出了扩办各类专科大学的主张。如其中的代表人物张謇,早在戊戌维新期间,就为中国自办的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拟订办法,主张将大学堂分为初、中、上三等,并按不同专业分类设堂。
1902年,他与缪荃孙、罗振玉为刘坤一起草《学制奏略》和《兴学次第》,建议尽早兴办师范学校,用1年左右的时间,在各州县分别设立高等、寻常小学校,3年后各府设立中等学校,5年后各省设立高等专科学校,京师设立大学校①。1905年,他又联合一些立宪人士向两江总督建议在上海制造局附近创建工科大学,并由端方于1909年7~8月间上奏清廷②。此后,1909年12月,有出使义国大臣钱询奏请设立海军大学;1910年5~6月间又有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请设立广东大学,以造就宪政急需人才③。
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前,革命派集精力于推翻清朝的暴力革命,开办学校,特别是开办大学之事尚未付诸实践;立宪派人士和开明官员的扩办大学设想和建议,限于经费和时局,既无力自办,亦未获得清廷的支持和采纳。清廷的办学方针,将大学放在最次要的位置上。学务大臣唐景崇在1910年年末奏陈的《宣统三年筹办教育次第折》中,将全国学堂分为三项,第一项包括初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实业教员讲习所;第二项包括高等小学堂、中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初等农工商学堂、中等农工商学堂、高等农工商学堂、高等专门学堂、女学堂;第三项即为大学堂。并指出“以第一项为最急,第二项次之,第三项则在从缓之列”.所谓“从缓”,就是只就已设之大学进行整顿,议设之新大学均暂不开办,“应俟数年后次第增设”④。因此,终清朝之世,中国自办的完整意义上的大学仅有京师大学堂、北洋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三所,且规模较小,学生较少,办学范围亦较窄,均为官办。
辛亥革命成功后,到“二次革命”之前,革命党人在这短暂的政局相对稳定时段,便将兴学育才方针付诸实践。在指导思想上,孙中山于1912年4月1日正式卸去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之后,除了提出要致力于振兴实业之外,还提出了“学问为立国根本”的主张,把振兴实业和发展教育作为建设民国的两翼,且以发展教育为根本。他认为“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购来”;以往倡导革命,“以至成功,皆得力于学说之鼓吹”;民国成立之后,“前日富于破坏之学问者,今当变求建设之学问”;若“使中国学问与欧美并驾,则政治、实业自有天然之进化,将来中华民国庶可与世界各国同享和平”⑤。欲求学问,必须兴学。因而,孙中山又声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是,“专办振兴工艺,及改良社会之大设施”,并“注重教育”,要推动从小学“而至大学堂”的教育普及⑥。在实际行动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积极支持和率先创办大学。
1912年,孙中山支持宋教仁联合革命党人及原立宪派人士、开明官员开办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所大学---民国大学。该校于1912年10月12日获民国政府国务院批准⑦,1913年春正式成立,推黄兴为校长,转委彭允彝为校长;12月,与上海中国公学合并,改名为中国公学大学部;1917年,因上海中国公学停办,更名为中国大学。担任该校董事的共计85人,其中的代表性人物有孙中山、胡汉民、姚雨平、李烈钧、孙拱伊、谭延凯、熊希龄、唐文治、汪大燮、陈锦涛等⑧。同时,孙中山还帮助了具有高等学校水准的复旦公学在辛亥革命后的复校,于1912年3月拨款1万元作为该校的复校经费;又于1913年年初,为支持和促进复旦公学的发展,与陈其美、于右任、唐绍仪、王宠惠等组成校董会,并亲任主席①。接着,孙中山又于1914年会同伍廷芳、唐绍仪、蔡元培,赞助了金陵大学农学科的创设②。此外,黄兴也于1913年春领衔发起在北京创办明德大学,聘章士钊为校长。该校到1916年停办,后迁回汉口复校③。除了孙中山、宋教仁、黄兴等革命党的上层人物之外,还有普通的革命党人受到辛亥革命精神鼓舞而创办大学。
1912年,同盟会会员陈时,说服其父陈宣恺④、伯父陈朴生,捐田200石(约合1300亩)、白银3000两,官票5000串,书籍3000余部,折合银元共计3.9万元,在武昌创办大学,命名“中华大学”,取“振兴中华”之意。该校先办中学和大学预科,1913年4月改办大学,1915年3月呈准民国政府教育部立案,成为正式大学⑤ .该校的创办亦是辛亥革命精神的产物,陈时自述其办学动机是:“民国成立,以教育为陶冶共和国要图。”⑥在其所采取的校歌中又进一步表白说:“汉江汤汤,大别苍苍。武昌首义放出五千年历史的光芒,中华大学随中华民国同年诞降。达材成德三民大同与河山具永,与国族人类以无疆。”⑦复旦公学亦在辛亥革命精神鼓舞下,颇有将自己随即升格为大学的设想。当时正任该校校长的革命党人马相伯说:“民国光复,吾复旦亦光复矣。吾十余年来所梦想共和政府下的学校,今始遂愿矣。”并“呈准教育部照大学办理在案”⑧,使复旦公学开始成为一所没有大学之名而初具大学教育水平的准大学。
革命党人的这些举措,不仅推动了民国成立后第一所新大学的开办,而且具有引导民办大学新方向的意义。与此同时,民国政府在辛亥革命革故鼎新、振兴中华精神的影响下,日益重视大学教育,很快建立了一种集合政府、民间力量和利用外国资源兴办大学的机制。
1912年10月,中华民国成立不久,教育部就制定公布了《大学令》,不仅将政府开办大学作为一种法定责任,表明了政府提倡发展大学教育的政策意图,而且规定,“私人或私法人亦得设立大学”⑨,力图动员民间力量兴办大学,开启了大学教育的新天地。
1913年1月,教育部又专门颁布《私立大学规程》,系统规定了开办私立大学的程序和师资要求、教学设施等,为民间兴办大学制定了规范。
1914年,教育部公布的《管理留学日本自费生暂行规程令》中规定:“凡经本部认为合格之自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得与官费毕业生受同等之待遇。”鼓励学生自费到外国大学留学。这一系列的制度规定,使私立大学和自费出国留学,具有与国立大学和官费留学同等的地位。
1914年12月,教育部制定整理教育方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允许开办私立大学的基本原则。该草案首先指出教育革新对继承辛亥革命事业及其精神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为:“凡一国政治之改革,不可不随以教育之革新。政治在于整理现在,教育在于整理未来。”“居今日而言教育,非施以根本治疗不可”.其次提出教育革新的基本方针,其中第一条规定:“变通从前官治的教育,注重自治的教育。”“国家根本在于人民,唤起人民的责任心,而后学务能起色也。”这也就是说,要注重发展私立学校,发动民间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再次确定大学教育的位置及其发展路径,指出:“大学校为全国最高学府,其目的在培成富有理想之人物,以与世界之学术相应。”其办学的方法是:“国家择其需费较巨之科力求设备完美,如文科、法科等则听民间之私立而严格监督之;或各省互相联合创立公立大学,视其财力,考其学程,足以符大学之本旨者,准予设立,以广人才。”①从而确立了大学的三种办学模式:国立、公立和私立。
为了动员民间力量办学,教育部还制定了奖励捐资兴学者的办法。如1913年,教育部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令》,规定:人民以私财创立学校或捐入学校及有关教育事业,捐资在100元至1万元者,均经由地方政府呈请不等级别的褒奖②。此后,多次修订这一奖励条例。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于1929年公布《捐资兴学褒奖条例》,除重申1913年的奖励办法外,还将授奖的最低捐资额度提高到500元,对捐资在3万至10万元和10万元以上者,由国民政府给予明令嘉奖,对持续捐资者累计其捐资数额晋级嘉奖;并规定所捐资的动产或不动产均“折合银元计算”③。这些奖励条例所规定的授奖范围,既包括资助中小学教育者,更包括资助大学教育者。
民间捐资兴学,早就有之,但民间资助大学教育,则在辛亥革命之前尚未见及。在清末新政时期,虽有如张謇这样的个别绅商向政府和官员提出过开办大学的建议,也萌生过自办大学的设想,但均因时代条件的限制而未能如愿。只有到了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在辛亥革命精神的影响下,政府所制定的以发展大学教育为重点,以发展私立学校为导向,以动员民间力量为重要途径的发展教育方针,才为民间的捐资兴学活动构筑了进入大学教育领域的新平台,使商人的兴学活动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民间捐资兴办大学,其捐资者当然包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但是其中最主要的捐资者应属从事各种工商业投资和经营的商人,及商人化的具有官僚、军人等其他身份的人。这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所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中有足够的佐证,其所记录的出资1万元以上资助大学的总共有卢木斋、胡文虎、杜月笙、程霖生、陈芝琴等5人④,可以说全是商人。其中胡文虎是华侨大商人,程霖生是上海地产大商人,陈芝琴是天津买办大商人;而卢木斋,在晚清时曾官至提学使,民国后则广置地产,并投资于开滦煤矿、启新水泥厂、济安自来水厂、耀华玻璃公司、张家口电灯公司,已经明显地商人化;杜月笙则既是帮会老大,也是大商人。另外,1936年教育部公布的一份嘉奖捐资兴学3~10万元的人员名单中,捐助大学的有:海南籍广州彩票商人霍芝庭(捐资4.8万元),华侨商人胡文虎(捐资3.64万元),军人黄旭初、李宗仁、白崇禧(合捐4.8万元)⑤。这两则记录当然不够全面,有的资助者没有登记在内,不过下面的一些具体例证,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辛亥革命虽然建起了商人捐办大学的新平台,但是商人的捐办大学活动并非随之而至。捐办大学与捐办中小学大不相同,需要有大得多的资金,商人必须要有较大的资金积累才有能力捐办大学,必须要以工商事业的发展和稳固为基础,正如张謇所说:“父教育而母实业。”⑥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年,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商人们主要是乘国内、国际的有利时机致力于兴办工商实业。
到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不仅中国的工商实业获得较大发展,而且商人们的个人财富也获得了较多增加,加之世界格局被认为是进入了“和平竞争”的时期,商人们便迅速投入于捐办大学的活动之中。商人捐助大学教育的动机,主要表现为思想意识、培养后代和谋求救亡图存三个方面。
在思想意识方面,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振兴实业高潮的持续兴起和民族工商业的较快发展,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黄金时代”的刺激,使不少胸怀大志的商人日益意识到发展大学教育,以提高工商界的学识水平,进而促进工商实业更快、更好发展的重要性。
著名的南通实业家张謇,早在1905年向两江总督建议创建工科大学时,就指出了兴工以兴学为本的原则。他说:“苟欲兴工,必先兴学。”建立工科大学,将使中国“有完全之工学”,使“各省热心从事工业之处,得有相助为理之人”,避免以往的“瞎骑盲进”现象,“于国计民生,关系实重且要”①。辛亥革命后,张謇的这种思想理念更加坚定,并付诸于一整套的促兴大学教育的实践活动。
上海著名棉纺织企业家穆藕初,则更多地阐述了兴学与兴商、兴国的关系。他在1920年为资助北京大学优秀学生留学之事致函蔡元培说:“窃思吾国学术尚在荫芽时代,欲求高深之学,非求自欧美不可。”②把选送中国优秀学生赴外国大学留学,视为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知识,使中国得以弥补欠缺,跟上世界发展潮流的不二法门。
1922年11月,他作为东南大学代表出席太平洋商务会议秩序委员会会议,在讲话中指出:中国自1903年推行新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商业教育以来,“甲乙两种商业学校之程度,仅足供初等商业之训练,未能培养高等人才,实不能应社会之需要”,“欲求有管理他人及组织事业之能力,足为工商界之领袖者”,则必需开办商业大学③。因此,他积极促成了上海商科大学的开办。
1928年11月,他又在为中华国货展览会开幕而撰写的文章中说:“余在我国工商业中不无痛苦之经验,故深感提倡国货之根本在科学教育。”并提出三条办法:“一面努力提倡科学教育,积极扩充科学教育之各种设备,在各大学设极完备之研究室,务以与各国大学研究室设备相等为目标而努力进行。一面提高科学教育之程度,务使在校学生,不仅以略知科学大意为满足,务必进求深造,以创造为己任。一面再择本国大学教授及毕业生之有专长者,资送国外专精研究,俾在本国设备未完之时,先造就可以应用之人才。”④上述两位著名企业家所指出的发展大学教育,以适应民国时期所面临的工商实业和学术发展之需要,可以说是不少杰出商人的共识。诚如穆藕初所言:“在此商业发展蒸蒸日上之时,举凡实业界之领袖人物,亦已公认需要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不仅以之完成商业专门知识与学艺,抑须以之造成有管理之能力与领袖之干才者。”⑤ 穆藕初在此所说的这一强有力之教育机关,就是商科大学。在培养后代方面,民国成立以后,许多商人为使自家的工商事业后继有人,纷纷把自家的子弟送入国内外大学就学,成为大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送后代上国内的大学学习,是商人们培养后代的一种主要选择。在民国时期的大学生中,来自商人家庭者占有多少比重,由于缺乏资料,难以统计。不过,有一则关于燕京大学学生来源构成的统计,可以作为一项佐证,1925年时该校的学生中有三分之一来自商人家庭。
送后代出国留学接受大学教育的商人,亦大有人在。其中的典型者,如火柴业大商人刘鸿生送4个儿子留美、4个儿子留英、2个儿子留日,送3个女儿分别赴美、英、日留学⑥。无锡的棉纺织业和面粉业大企业家荣宗敬、荣德生家族,除了送子女到国内的大学就读外,还有多人出国留学,“七儿、九女及二房两孙在美,每月共需费用1000美元;外孙中则五女所生美生、三女所生能伦,亦均赴美留学”.
以至于使他想到:每年耗此巨资,国内大学“如果办得好,较外国为便,且免漏卮”⑦。于是,决心自己集资创办大学。
在谋求救亡图存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一个重要方略,自晚清就已有之,民国成立以后,仍是商人捐资办学的一个主要动机。如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创办厦门大学时,号召工商各界说:“今日国势危如累卵,所赖以维持者,惟此方兴之教育与未死之民心耳”;“救亡图存,匹夫有责”;“众擎易举,众志成城,是所望于海内外同胞也”.使有的闽商感到:“如果不惟陈君是助,就不是人。”①其他捐办大学的商人,虽然没有像陈嘉庚那样直白的救国表示,但亦有同样的思想。如张謇建议创办工科大学时说:“棋劫将穷,河清难俟,权衡形势,而先其所至急”,则莫若于此②。穆藕初在促办上海商科大学时,也有同样的思想,旨在提高国货生产之水平以增强抵制洋货之能力。
商人对大学教育的投入,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商人在这一方面的举动,可谓建树颇丰。从1919年起,商人出资创办和资助私立大学,开始有比较明显的举动,使20世纪20年代成为商人捐办大学的高潮阶段。其中最突出的是商人资助创办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以及南通大商人张謇的开办大学事业。
在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过程中,商人捐助居于决定性的地位。南开大学于1919年由南开学堂升格而成。南开学堂由张伯苓、严修、王奎章合作,于1904年创办。张伯苓说,南开学堂之创办,靠的是“严范孙、王奎章二先生之捐助常年经费,郑菊如先生之捐助南开地亩,以及袁慰亭、严子均二先生等之捐资起建校舍”③。此中的严范孙即严修,他虽是一介文人,当过清朝的学官,但他也是宁波慈溪籍大商人家族的后代,其祖、父辈是天津著名盐商,积有丰厚家资,使之能够给南开学堂捐资;王奎章是名列天津“新八大家”的钱庄商人,在创办南开学堂时,他不仅自己出银1万两,还带动天津盐商纷纷解囊资助,共计筹集捐款2.6万两;郑菊如是一亦绅亦商之人,拥有祖传的美庆成罗底铺;严子钧是上海的慈溪籍严家大商人,被严修拉来捐助;唯有袁慰亭(即袁世凯)是官员。
到南开学堂升格为南开大学时,得到商人及涉商人士的更多捐助。对此,张伯苓有较详细的叙述,他说:“民国七年冬,苓自美归国,壹志创办大学,得前大总统徐公(徐世昌)、黎公(黎元洪)及李秀山(李纯)先生之赞助,遂于八年春,建大学讲室于中学之南端隙地……九年,李秀山先生捐助遗产五十万为大学基金。十年,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经费,于是大学又增设矿科。”“在大学部,有李秀山、袁述之、卢木斋、陈芝琴、李组绅、傅宜生(傅作义)、李典臣、吴达铨(吴鼎昌)诸先生,以及美国罗氏基金团等,或慨捐基金,或资助常费;或出资建筑校舍,或解囊充实图书。尤以吴达铨先生所发起之‘南大学生奖助金’运动,每生年得奖助金三百元,名额约三四十人,于清寒学生嘉惠尤多!”④ 此中,属于商人者5人:李组绅(5年累计捐助矿科经费15万元)、卢木斋(捐助图书馆建设费10万元)、袁述之(河南矿商,捐助理科经费7万元),陈芝琴(捐助1.5万元)、吴达铨(捐助学生助学金),他们的捐助额度均在1万元以上;其余5人均有军人和官僚身份,但除傅宜生、李典臣外,均在天津等地有大量的工商业投资⑤,已明显地商人化,且捐资数额较小,徐世昌捐1.67万余元,李纯所捐遗产50万元实际交付10万元,其余均在1万以下⑥。此外,王奎章之子王益孙捐白银十万两(约合银元14万元),并动员盐商富户捐地、捐物、捐款⑦。其他捐款在1万元以上的还有商人化的官员梁士诒、周自齐,各捐4万元⑧。
厦门大学是一所完全由商人捐资开办的私立大学。华侨商人陈嘉庚于1919年出巨资创办厦门大学,气势非凡。他“认捐开办费100万元,作两年开销,复认捐经常费300万元,作12年支出,每年25万元。并拟于开办两年后,略具规模时,即向南洋富侨募捐巨款⑨,以期学校的持续发展。后来,他曾于1927年和1935年两次在南洋募得基金20万元和30万元①,但”募捐巨款“之计划未能如愿,加之自己经营的企业不景气而最终于1933年停歇,无奈于1937年申请国民政府将厦门大学收归国立。至此,他对厦门大学的实际捐资数额,正好为其在开办时所承诺的400万元②。
张謇从清末起就在家乡捐办中小学校及师范和各种专门学校,并有创办大学的设想,从1919年起便将设想付诸实践。他于1919年因苏北农垦事业的迅速发展,急需更多的具有高深农业研究基础的专门人才,于是将自己前设的农业专门学校改制为”私立南通农业大学“,设有农艺、农化、畜牧等系。于1926年,将1912年由自家开办的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医科大学“.于1927年,将1913年联合一些纺织企业家创办的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升格为”南通纺织大学“,除原设的纺织、染化两个系外,又增设了金工系。于1928年,将南通纺织大学与南通农业大学、南通医科大学合并,组建”南通大学“.
除了上述三个典型之外,还有面粉企业家荣氏家族于1947年创办江南大学,预算耗资200亿法币。学校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三院下辖九个系③。
至于商人们对私立大学的分散捐助,亦多有事例可举。如对复旦大学的捐助,潮州巨商郭子彬于1921年捐资1万两白银建造学生宿舍,又于1923年捐资5万两白银,兴建心理学院教学楼,称”子彬院“;后来又由其子郭辅庭捐助心理学院的开办费④。华侨商人黄奕住,于1921年出资1.5万元,建立”奕住堂“,用作图书馆和办公楼⑤。烟草企业家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于1921年捐资5万元建造”简公堂“教育楼⑦ .杜月笙亦捐助2万元⑧。又如1924年创办的上海大夏大学,其创办和扩建经费,除了由先后任董事长和校长的王伯群筹措11万余元,并以家产向银行抵押贷款外,也得到了商人们的不少捐助。杜月笙捐2万元、程霖生捐1.5万元,胡文虎捐1万元,乔鸿增捐0.6万元,戴培元、吴宽各捐0.5万元,李逖先捐0.3万元⑨ .简照南、简玉阶兄弟还分别对南开大学、武昌大学、暨南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瑏瑠?。侨商胡文虎,还对广州岭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捐助了办学经费。化工企业家吴蕴初对燕京大学、沪江大学有所捐助。
2.捐助国立和公立大学。民国成立以后,”政府曾有全国设四大学之议,其预定地点为北京、南京、武昌及广州,终因人力及财力关系,事未果行“,直至1921年以后才有新的国立大学的开设,商人也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第一所新设国立大学是东南大学,于1921年正式成立?瑏瑣 ,是由商人助成的。
1920年,张謇联合一些著名的江浙商人集资支持东南大学的创办。张謇、穆藕初、陈光甫、钱新之、聂云台、荣宗敬等著名商人出任校董会成员;穆藕初、钱新之、聂云台还担任经济校董。这些校董都设法为东南大学筹措经费资助,穆藕初资助农具院建筑费6000元;以荣宗敬为首的上海面粉公会,补助改良小麦试验费每年6000元,又拟资助4.6万元购地40亩扩充小麦试验场;以张謇、聂云台为首的上海纱厂联合会,补助改良植棉试验费每年2万元;由上海合众蚕桑改良会,补助本年蚕桑试验费4000元。
紧接着,商人们又支持了第二所国立大学---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该校于1921年由东南大学、暨南学校联合发起筹组,其合组委员会的15位委员中有黄奕住、史量才、聂云台、穆湘玥(穆藕初)、钱新之、张公权、陈光甫、简照南八位著名商人①。第三所新设国立大学才是完全由政府机构交通部创办的交通大学,于1922年正式在教育部立案②。此后,国立和公立大学逐渐增设。此外,还有商人们对国立大学的分散资助。如霍芝庭、胡文虎二人分别于1934年和1935年为中山大学建设石牌新校区捐资4.8万元和3.6万余元③。
3.资助和奖励大学生。商人对大学生的资助和奖励,除了个人提供资助的方式以外,还采取了集体提供资助的新方式,即使是个人提供资助亦出现了基金的形式。
在集体提供资助的方式中,最典型事例有:
浙江湖州南浔大丝商刘锦藻家族所设义庄,在20世纪20年代,将奖励资助族中子弟上大学及出国留学作为”义举“之一。在其规条中,有资助、奖励族中子弟上学读书的专门条文,有关资助大学生的条文规定:”省学毕业送考京师大学堂者支钱三十千,官费咨送出洋游学入高等专科者,东洋支钱四十千,西洋倍之。“有关奖励学业优异者的条文规定:”大学堂毕业分科列最优等者八十千、优等六十千、中等五十千,选科最优等六十千、优等中等五十千。“
以旅沪宁波商人为主体的宁波旅沪同乡会,则成立了资助同乡弟子上大学的基金会。1931年7月,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虞洽卿,在上海各团体为其莅沪50年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提出建立”四明大学“的倡议,获得旅沪宁波商人的广泛赞同,并开始筹备。在筹备期内,于1934年议定先设”四明大学奖学金“,资助和奖励在学之本籍优秀大学生,旨在”奖进甬籍优秀子弟研求高深学问“,由虞洽卿等宁波籍著名商人和少数教育界人士共25人组成委员会。基金会初定奖助名额为125人,每人每年400元。当年的第一届奖学金总额为5万元,由四明银行、三北轮船公司,以及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等6人认捐。计划以后每年增加奖助学生125人、金额5万元,直至第四届的500人、20万元⑤。
在个人提供资助的基金中,最典型的事例有:
化工企业家吴蕴初,于1930年发起成立”清寒教育基金“.该基金由吴蕴初所办的天厨味精厂及其个人出资,”以资助家境清寒有志深造青年为宗旨“,资助对象以学习化学及化学工程的大学生为主,至1937年抗战爆发止,共资助学生200名,发放款项4万余元⑥。
旅沪宁波籍银行家王伯元,自己出资于1931年设立”伯元奖学金“,资助高中毕业,成绩优异,有志进入大学的学生。前后共资助学生90余人⑦。
4.资助学生到国外大学留学。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有:
穆藕初于1920年决定捐资5万两,设立基金,资助优秀学生出国留学⑧。先出资1万两,资助北京大学选派5名优秀学生”赴欧美大学求学“⑨。1921年,又捐赠1万银元,资助河南的4名学生去菲律宾留学。后来,又先后资助10多人出国深造瑏瑠?。简照南、简玉阶兄弟,从1920年起由简氏个人及其所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设专项资金,资助优秀学生赴英美大学留学,计划每年选派15人(简氏个人资助5人,公司资助10人),连派三年,共计45人,最终实际选派37人①。
总的来说,捐资兴办大学可以说在商人中已形成一种相当的规模,尤其在捐办大学方面,其贡献更为卓著。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统计,1929~1937年全国获得教育部褒奖者及其捐资兴学金额总数为636人、32 327 645元﹡,人均捐资数额为50 829元。其中,捐资最多的年份为1936年,达到20 971 705元,占总数的64.87%;捐资者人数为60人,排在9年中的第6位,人均捐资数额为349 528元,位居第一,且大幅超过其余年份的人均捐资数额。在捐资总数中,捐资兴办专科以上学校的总金额为21 670 900元﹡,占各类捐资总数的67%;捐资最多的年份亦为1936年的20 262 240元,占该项总数的93.5%,占该年各类捐资总数的96.62%.其中还有捐作贫寒学生补助金者9900元,捐作教学基金者451 090元,捐作奖学基金者21 420元,其资助对象也包含专科以上学校及其学生②。这里所显示的资助专科以上学校的金额,无疑以大学为主要资助对象,而且有些年份数额特别巨大。当然,在这笔巨大的捐款中,捐助者会涉及各个阶层,但是商人无疑是最主要的一个阶层。
商人在民国时期捐办大学活动的意义,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对民国时期大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进作用,助成了民国政府所提出的三种模式办学方针,促进了大学教育规模的扩大。具体而言,这一作用的发挥主要有四个表现。
1.推动私立大学的兴盛。从国立、公立、私立三种大学的数量构成来说,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由国人自办大学的资料显示,国立大学,从清末时的3所,直至1920年无一所增设,而新设的私立大学则达11所之多,其中由商人出力甚多的有著名的南开大学和厦门大学③,使私立大学成为这一阶段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主流。即使到了1926年,国立大学增至17所,公立大学增至8所,私立大学亦已增至15所④,私立大学在数量上几乎与国立大学并驾齐驱。如果加上未获教育部批准立案的私立大学,其数量和所占比重就更大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虽然加强了国立大学的建设,有些私立大学被收归为国立大学,但私立大学仍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的1936年时,国立、省立(公立)、私立大学的构成状况是:学校数量,国立大学13所,省立大学9所,私立大学20所。在校学生数量,国立大学11 694人,省立大学4689人,私立大学13 033人,私立大学在校生数量超过国立大学的11.45%.岁入经费数量为,国立大学13 943 158元,其中财产收入27 610元、捐助收入150 000元、杂项收入156466元;省立大学4 408 542元,其中财产收入580元、捐助收入50 000元、杂项收入657 874元;私立大学9 025 834元,其中财产收入304 128元、捐助收入3 116 096元、杂项收入2 270 660元,捐助收入为国立大学的20多倍⑤。这一统计表明,私立大学除了经费之外,在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上均超过了国立大学,而且其经费来源中以捐助收入为最多。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受到严重挫折,私立大学受挫更重,国立大学日益成为大学教育的主体。抗战胜利后,经过恢复,私立大学之阵营虽已不及国立大学但仍有所发展。到1949年时,全国有国立大学39所,私立大学27所。私立大学较之1936年增加了7所⑥。
2.引起政府对私立大学的重视,使之走上了一条有规可循的制度化发展道路。从1919年起,各地相继设立私立大学,发展势头颇猛,难免鱼龙混杂,参差不齐,甚至出现”借办学以敛钱,以开办大学为营业者“①的现象。对此,民国政府教育部,除了不断完善私立大学法规之外,还迭次加以调查整顿,将学科设置和教学质量合格的私立大学予以注册登记,其余者或责成整顿,或指令停办。凡经注册登记的私立大学,不仅对其加强业务监督,务令符合大学规章,而且给予一定的经费补助,使之规范而持续发展,有不少成为名校。
3.促进了国立大学的发展。商人捐办大学的领域虽以私立大学为主,但亦关注国立大学的建设。如上面所说的商人们对创办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支持,以及对中山大学校舍建设的资助,对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的学生留学资助,都对国立大学的建设和教学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帮助和导向作用。尤其是助成东南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的创办,由于该二校是民国后新设大学的第一所和第二所,其促动作用不可小看。
4.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大学的学科建设。商人在捐办大学时,有的会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或资助某一大学开设相应的专业学科,或在自己集资开办的大学中设置相关的专业学科。
如旅津宁波商人李组绅是矿产企业家,所以与严修、张伯苓商定在南开大学创设矿科,并由自己独力捐助开办经费②。此举,不仅为南开大学开创了一个新的学科专业,也为全国各大学所稀有。
又如助成东南大学的商人们,结合自己的行业设置相关的学科专业。穆藕初与自己经营棉纺织业,改良棉花品种,引种美国棉花相结合,委托该校农科负责华商纱厂联合会所设植棉改良委员会的棉种研究、改良和推广工作;并由华商纱厂联合会,在1921~1924年间每年提供经费2万元,在全国设立植棉试验场16处③。既有利于棉种改良,也有益于学校植棉专业的进步。
再如郭子彬父子资助复旦大学建设心理学院,使该校建立心理学专业的设想得以实现,成为中国较早设有心理学专业的大学之一。
面粉企业家荣德生,于1947年在无锡创办江南大学时,先设有文学院、理工学院、农学院。到1948年,又根据自己所经营的企业行业的需要,并得到面粉工业同业公会全国联合会的支持,增设了面粉专修科,成为国内外大学的独创④。
第二,对人才培养方式起到一定创新作用。主要表现在选拔资助对象时把学习成绩与品德、能力相结合,并委托有关专家管理。如穆藕初在捐助大学生出国留学时,所采用的选拔方式是”不限省份,不限科目“,以”道德、能力与学问并佳,日后堪为各界之领袖者为合格“⑦ .”委托蔡孑民(蔡元培)君以个人资格于国立北京大学毕业生中择优送之“.由其创建的”穆氏奖学贮金“,”委任黄任之、沈信卿、蒋梦麟三君为管理人“⑦,实现了选拔资助对象上的商人与教育家相结合,资金使用上的捐助者与用者相分离,从而避免了人情关系的干扰和个人意志的偏见。这种资助方式,使穆藕初所资助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大多成为杰出的人才。如第一次资送赴欧美留学的五名学生:
罗家伦,赴美国研究教育及比较文学。后继续游学英、德、法等国。返国后先后任清华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新疆监察使,驻印度大使。段锡朋,赴美国研究经济政治学。回国后在武昌大学、中山大学任教。后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干事,教育部政务次长,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等职。汪敬熙,赴美国研究心理学。归国后任中州大学(河南)、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
1934年起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长。
1946年任联合国文教组织自然科学处国际科学合作组主任。周炳琳,赴美国研究社会经济,继入巴黎大学、伦敦大学学习。回国后先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武昌商科大学、清华大学等。
1937年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康白情,赴美国研究文学社会学。回国后先后任中山大学、文化大学、华南联合大学教授⑧。
又如第二次资送赴菲律宾留学的四名学生中,除了有两人情况不明外,还有两人:
韩朝宗,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专修金属材料试验及冶金研究。归国后任国防设计委员会冶金委员、军政部兵工研究委员。张纯明,由菲律宾留学结束后赴美国留学,主修社会、政治学。回国后任南开大学政治系教授、系主任。抗战中任行政院秘书、河南省政府委员等职①。
此后,资送出国留学的学生中所取得成就的佼佼者有:方显廷,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主修经济学,后获纽约大学获经济学学士、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
1929年1月任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研究主任兼经济系教授。
1946任上海中国经济研究所执行所长。
1947年年底,受聘参加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工作,任经济调查研究室主任。
第三,对商人捐办教育事业的方式产生了提升作用。在商人捐办大学活动中,除了继续采用传统的个人直接出面的捐助外,日益增多地采用了基金会、董事会之类的有组织的方式。这些组织都订有自己的章程,一切按章程办事。从而使得商人的捐资兴学活动更趋于规范化和合理化。
第四,对商人自身素质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商人通过送自己子弟上大学、出国留学,尤其是通过资助大学建设和资助非自家子弟上大学和出国留学,既使中国人的接受大学教育率得以提高,也使商人阶层的素质构成得到明显的提高。据徐鼎新的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能够统计的1108名新式企业经理、董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为229人,占总数的20.7%,其中毕业于本国大学者129人,占总数的11.6%②。又据苏云峰的研究,在1912~1928年间,有案可稽的著名商人377名,其中受过大学教育者126名,占33.4%,内中88人有在国外大学留学的经历,占有大学学历者的69.8%③。
总而言之,辛亥革命启动了近代中国大学教育较快发展的进程,而在奠定大学教育基本格局的过程中,私立大学不仅具有引领潮流的作用,而且居有半壁江山的地位,其中的商人捐助既是私立大学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国立大学发展的援助力量。如果没有以商人捐办,没有私立大学的加入,那么近代中国的大学教育水平将大为降低,教学的现代化水平亦将会显得更加落后,商人队伍的现代化进程亦将严重滞后。由此可言,动员和利用商人捐资办学,是近代中国发展大学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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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化学工业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已十分严重,目前全世界每年产生的有害废物达3亿吨~4亿吨,给环境造成危害,并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化学工业能否生产出对环境无害的化学品?甚至开发出不产生废物的工艺?有识之士提出了绿色化学的号召,并立即得到了全世界的积极响应。绿色化学的核心就是要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消除污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对化学工业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在19 世纪初,化学工业就已经形成了隶属于资金和知识密集型的行业。随着信息和技术的飞速发展,化学工业由最初只能生产少数无机产品和有机产品的行业,渐渐地发展成一个能有效利用天然资源、规模庞大、多行业、高产量的一大工业门类。化学工业的发展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化工生产过程同时也给人们的生活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当下解决化工生产过程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和能源消耗问题迫在眉睫,绿色化学化工也应运而生。近年来,提出的绿色化学化工在化工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理念,降低了原料的成本,减少了废弃物的排放等不良影响。
1.1 概念
绿色化学又称为环境无害化学,是利用化学来防止污染的一门科学。其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利用一系列的原理与方法来降低或除去化学产品设计、制造与应用中有害物质的使用与产生,使化学产品或过程的设计更加环保化。绿色化学包括所有可以降低对人类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化学方法和技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无害化工过程,被称为绿色化工。
1.2 基本原则
绿色化学化工在世界范围内的原则相对一体,主要涵盖下列几方面。
(1)在反应过程的源头上减少甚至根除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在废弃物产生之后再对其进行净化处理。
(2)产品进行设计时,尽量做到原料利用率最大化。
(3)产品进行分析时,在考虑生产效率的同时使原料和产品的毒性降低。
(4)对于析出剂和溶剂等辅助物,尽量少用或选择使用无害产品。
(5)减少生产过程中能量的损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6)除了考虑经济和技术的因素,生产原料尽量选择可回收的加工原料。
(7)尽量避免生产过程中产生不必要的化学衍生物。
(8)所选的催化剂应更符合化学计量。
(9)危险物产生之前进行检测并控制。
传统化学工程与工艺在处理有毒污染物方面的滞后性较强,其一般方法是在污染物产生后才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处理,不但没有做到对污染物进行根除,还提高了处理成本及时间。20 世纪末期,人们开始留意到可以通过化学方式减少化学污染,这种方式很快在西方国家推广起来,美国1990 年污染防治法案的颁布开始了绿色化学化工的研究。此外,欧盟和日本等国家也都非常重视绿色化学化工的发展,并采取各种形式来推动无污染化学这一产业的发展。中国也十分重视这一行业动态,1995 年确定了《绿色化学与技术》院士咨询课题,1997 年召开了“可持续发展问题对于科学的挑战及绿色化学”研讨会,积极推动相关研究和产业的发展。
2.1 采用绿色能源
化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原料对生产过程和工艺有一定的影响。绿色化学化工采用无毒无害的原料,在开车阶段防止了废弃物的产生,而不是传统化学工程与工艺中在废弃物产生之后再进行处理。原料的是否可再生成为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的重点研发项目,选取类似自然物质这一类可再生且无污染的化工原料是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的首要步骤。
2.2 提高反应选择性
化学反应是化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组成之一,原料由反应得到产物,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则可通过合理选择反应途径实现。化学反应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反应温度、反应条件、反应时间等。例如氧化反应大多会产生大量的热,那么原料会因受热发生变质,导致产品的质量降低,产率也减少。
3.1 清洁生产技术
清洁生产在《清洁生产促进法》第二条中的定义为:“本法所称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从源头削减的措施,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在化工生产中,清洁生产技术是脱硝和脱硫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其他领域中有一定的发展。
3.2 生物技术
迄今,生物技术在化工中应用的主要形式为借助于酶反应进行化学品的合成,通过微生物的发酵方法制取有机化合物以及用微生物处理工业废水[4]。在现代化工生产中,生物技术在化工中的重点研发目标在于研发出种类繁多、具有更高活性和选择性的酶。
绿色化学工程与工艺在化工生产的源头上采用无毒无害的化工原料,减少污染物的产生,也减少了后续的处理过程,缩短工艺过程。它的发展对当今社会有着极大的意义,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同时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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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指品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来支撑品牌管理的手段和过程。随着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企业信息化已成为品牌实现可持续化发展和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谈信息化建设对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时代,既对人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提供了平台,在对河南省农村劳动力素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存在的困境与问题,分析了信息化建设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积极促进作用,并从政府、社会、农村居民多角度提出了信息化环境下开发人力资源的措施建议。
【关键词】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信息化
据预计,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会推进到55%左右,未来约有2亿人要从农村转入城镇[1]。当代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将直接影响下一代农村人口的素质和未来城镇人口的质量。
河南省作为我国第一人口大省,截止2013年底河南省总人口达10601万人,其中农村人口5958万人,占据总人口的56%[2],因此,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对提高河南省农村人力资源质量、推动河南省及全国经济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在我省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面临着巨大挑战:农村劳动力数量大、劳动力素质低;农村教育不完善,文化程度低,“功能性文盲”比例大;劳动力流动性大,技术人才短缺;思想保守、自我开发意识不强。尽管大部分劳动力进城务工后基本上能适应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但是他们大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工作强度大、工资收入低。还有部分自小辍学进城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由于学历、技能等条件达不到企业招工要求及其他原因无法顺利就业。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任重而道远。
2012年2月河南省被批准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示范建设试点,标志着河南农村信息化工作步入到快车道[3]。2013~2014年河南省网民规模达3474万,网民普及率36.9%,网民增速规模达5.8%。河南省农村信息化建设,不仅为农村青年劳动力素质的提升提供知识来源,促进社会现代化发展,也为政府建设新农村提供了信息技术保障。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整体呈现技能素质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状况,其情况如下:
2.1 青壮年占有相当比例,省内务工比重增加
截止2013年底,河南省总人口10662万人,有18个直辖市,1863个乡镇,乡镇常住人口达7955.95万人[2]。2014年河南省统计局通过对我省农村5032户19744个常住人口调查,显示农村劳动力占农村常住人口的68.7%,平均每百个常住人口的年龄段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可以看出16-60岁人口比重远高于其他年龄人群,说明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开发是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主体和主要任务。
2.2 受教育程度低,素质有待提升
据河南省统计局统计,2013年全省15岁及以上人口有7428.26万人,文盲人口达399.15万人,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的5.4%[2]。我省农村每百个就业劳动者的文化程度如图3所示,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大多处于初中水平,占据62%,尚有少部分文盲。
2.3 以初级培训为主,高层次培训较少
为提高农民的素质,河南省建立了一系列成人教育学校,对农民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培训机构建设如表1所示[2],可以看出初等、中等培训学校比例较高,高等教育学校比例较低,毕业生人数也少,农民培训仍以初级培训为主。2014年河南省共接受国家拨款财政性教育经费15577127元。
2.4 就业领域多在传统产业和劳动密集型行业
目前我国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已超过1.3亿,受经济发展影响,省外务工劳动力大部分流动到广东、北京和上海等沿海发达城市,劳动力素质的差异使大多外出务工劳动力处于社会的底层,主要集中在建筑、家装、制造、纺织、住宿、餐饮等行业,河南省劳动力省外务工就业分布如图4所示:
我省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源开发不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差距:
3.1 农村人力资源存量大,就业压力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26894万人,比上年增加了633万人。2014年初我省人口已超1亿,农村人口达5958万,农村人力资源存量大,人力资本存量小,本地劳动需求饱和,又因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必要的科技素养和劳动技能,直接导致其在就业竞争尤其是对学历和技能要求高的职位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3.2 农村教育落后,人力素质偏低
根据2014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在河南省农村教育师生比偏低,小学为1:19.8,初中为1:14.1,高中为1:26.9。大班教育导致部分农村孩子疏于教育,荒废学业。另外城乡教师资源的差距和从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升学模式又导致大量农村孩子被淘汰,他们无条件或无意识去接受相应的职业技术培训。
据国家统计局显示,2009年度农村剩余劳动力接受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14.1%。文化素质的差异和职业技能培训的空缺使大批农村劳动力成为了“科技盲”,跟不上信息化时代的步伐。无知识、无技术、无文化导致他们只能从事一些劳动强度大、收入低的体力劳动,比如家政服务、环境卫生、建筑行业等农民工居多。
3.3 信息闭塞,劳动力转移茫然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我国大部分城市人力资源开发已经通过网上招聘和现场招聘相结合的方式,然而在经济落后和自我开发意识不高的农村,大部分劳动力的转移还是依靠个人认知和社会关系网络两种途径来实现就业,信息传播的失效性、盲目性和不对称性导致大批劳动力涌向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率先发达地区,供过于求的劳动力聚集和不达标的专业技术能力使得大批劳动力流离和转折。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与信息技术的普及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信息化建设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路径和平台。
4.1 河南省农村信息化现状
河南省农村信息化,初具规模,初见成效,呈现出良好的状况。
4.1.1 信息化服务形式多样化
我省开展集12316三农热线电话、信息网站、电视节目、手机短信等多渠道、多媒体结合的信息服务形式。以“电脑屏、电视屏和手机屏”三屏合一,开展远程教育。累计投放电脑、信息大篷车近8000台,建立信息化重点示范村、培训站点500个,开展技能培训3.5万余人次,实现了行政村信息服务全覆盖[4]。
河南漯河、许昌与移动公司合作,建立信息化培训基地,提供一些提升劳动者素质的视频、电视文化节目,并制定相应培训计划,将信息惠农、文化娱农有机结合。漯河村官引导100多名村官创建“村空间”,通过网络发布本村村情村貌、实行村务、财务公开,引导村民农业生产、创业就业,实现村务信息化管理。
4.1.2 信息化网络覆盖率提高
截至 2011 年,全省实现了 3G 网络在省辖市以上的全覆盖,提前完成了全省自然村电话网络“村村通”工程计划任务量,行政村通光纤率、自然村通宽带率分别达到 61%和 60%[3]。据2015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12月,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27.5%,规模达1.78亿,较2013年增加188万人。河南省网民普及率在全省互联网普及率中排名26。
4.1.3 农村信息服务平台得到应用
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加大农村信息化建设力度,搭建了“省――市――县――乡――村”的五级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设了多个大型农村信息网站,如河南省农业信息网、河南省新农村信息网。并在Internet 网络、手机、广播、电视、村级信息服务站点等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基础上,开展“农信通”、“万部手机送农民”、“万户农民上网工程”等活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农村信息化服务水平。
当然,农村信息化的建设也存在着一些障碍,网络基础建设投入资金滞后、建设难度大、工程使用率低、网络安装维护费用过高、农民信息化意识淡薄等,目前全省尚有27.64%的村落不通公共交通,12.29%的村落不通有线电视,34个乡镇没有图书馆文化站[5]。信息化建设还存在“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4.2 农村信息化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巨大促进作用
信息化对农村人力资源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农村劳动力素质提升的途径与保障。
4.2.1 促进知识和技术的传播,提升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素质
农村信息化的发展推动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也促进了农村图书馆自动化和农村远程教育的建设,加速了知识和技术的传播速度。信息化手段成了农民的“千里眼”、“顺风耳”,农村劳动力可通过图、文、视频等更加生动、形象的方式学习新的知识和技术,自身素质不断得到提高。
4.2.2 开拓了信息传播渠道,实现了人力资源信息共享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手机、互联网等一系列现代化沟通的手段缩短了城乡的时空差距,逐步实现人力资源的信息共享,使劳动者及时掌握外部信息和发展动向,应对新技术挑战和竞争,实现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完善的信息化网络,成为促进农村人力资源开发跨越式发展的主要手段。
4.2.3 促进了农村人力资源的自我开发,提升了就业能力和竞争力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村劳动力有更多的机会去发展自我的能力。他们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得所需的知识信息,也可通过视频掌握相关的技术,甚至可以通过网络学习来提高自己的学历,增强了他们的就业能力,也获得了更多的机会选择性。
4.2.4 增强了农村劳动力的活力和积极性,促进了就业和创业
信息化网络的建设,改变了农民的生活。信息化网络平台的建设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改变了以往盲目等待和跟风的局面。农村劳动力可以从网络平台获取信息技术和知识资源进行创业和就业,也可向外发布传播自身状况与特色优势,容易寻求施展空间,大大增强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的积极性。
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社会、村镇管理人员协同一致,共同做好如下工作:
5.1 加大农村信息化投入力度,提高WiFi覆盖率
河南省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推动农村信息化基础建设,加快农村通信网络建设和宽带能力建设,提高农村WiFi覆盖率,着力实施“村村通宽带” 工程、“电脑入户”工程。通过网络信息技术引导村民通过互联网、有线电视、电话、报刊等手段获取信息资源,利用信息技术推进农村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解决农村信息网络“数字鸿沟”和“最后一公里”的服务问题。
5.2 加大农村教育经费投入,拓展农民的培训与教育的途径
第一,加大农村教育费用投入。省政府要加大农村教育资金的投入,在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之外,探索“9+1”农村义务职业教育模式,提高初高中毕业生的就业能力,降低文盲率,提高农民的学习、动手和实际操作能力。
第二,加强农村师资队伍建设。河南省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基础设施缺乏、教师待遇低、环境资源差等导致师资队伍不稳,省及地方政府要努力优化我省乡村教育环境,完善基础设施,提高师资福利待遇,给予从事农村教育的老师以相应的补助,吸引广大优秀教师投身于我省农村教育事业。
第三,发展职业教育,进行职业培训。河南要面向农村、面向青年,通过办培训班,建职业技术学校、夜校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培训。也可利用职业技术院校和社会渠道,通过乡、校、企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新型技能培训,开设汽车驾驶、服装缝纫、烹饪美容、电脑操作、电工、焊工等专业,培养有文化、有技术、懂管理的专门人才,开拓多渠道创业、就业形式。 第四,开展“空中课堂”,推进远程教育。通过网络教育、卫星电视、电话等现代教育方式,使新技术和新资讯在农村得以传播,满足农民不同层次、多方面创业、就业需求。从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是农村信息化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最有效的结合方式。
5.3 大力推进河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建设
推进农村劳动力就业创业服务平台,可以使不同地区的劳动力在较短的时间里获知劳动力供求信息,解决农村劳动力市场上供求信息不畅的问题,推进信息共享和人才增值。各级人力资源部门要配备专门人才对就业农村创业就业平台进行管理,及时更新就业创业信息与国家政策信息,从而实现劳动力供需情况的信息化及动态化管理,推动青年劳动力更好的就业、创业。
5.4 借助大学生村官,建立信息化绩效考核机制
大学生村官是政府输入到农村新生血液,代表了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大学生村官实行3年一个任期制度,有利于新知识、新思想的传播。据统计,2008年河南省48000个行政村中36.5%配备了大学生村官,并计划每个村都配备一名大学生村官。河南省政府可以扩大大学生村官的招录,并把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提升劳动力信息素养、传播信息资源作为对大学生村官绩效的重要考核之一。
总之,农村劳动力的开发决定着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未来城镇的质量,我省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状况并不乐观,信息闭塞、教育落后、农民的自我开发意识薄弱等一系列的因素都制约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信息化的到来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息化为人力资源开发提供了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手段的支撑。信息化网络的建设拓展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渠道、提升了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就业的选择性,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市有序转移,必将实现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有效带动农民富裕,逐步缩小城乡差距,强力推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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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本性是自由的,然而自由的实现是有条件的。由于道德教育不是在真空中展开的,而是在现代社会的制度架构下超越与提升的,故道德教育不可避免地受到制度的影响和制约,带着制度影响的深深印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道德教育对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促进作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我国现阶段社会风气存在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失等问题。本文分析了道德教育对良好社会风气的促进作用,提出了加强理想新教育、加强官德教育、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道德教育 社会风气 作用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中体现。树立良好的道德风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也是经济社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稳定。领导干部作为广大群众的典范,对社会风气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的生机。但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一些不良社会风气正成为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纵观当前的不良社会风气,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比较严重
自古以来,我国的官员的权力监督机制不够健全,官员以权谋私现象严重。近年来,卷入贪污受贿这一罪恶深渊的官员越来越多,涉及面越来越大,层次越来越高,甚至连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等高级干部也卷入其中。部分政府官员的生活作风也令人堪忧,利用手中的职权进行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严酷的腐败现实使得社会公正、进取精神、责任意识因此也就难以扎根。
(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滋长
拜金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逐步强化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拜金主义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行为准则。享乐主义认为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追求个人物质生活享受。极端个人主义是一切以个人的特殊利益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和道德原则。近年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一些人缺乏社会主义信念,不讲奉献,只求索取,金钱至上、惟利是图、见利忘义等思想观念大行其道。
(三)人际冷漠,社会责任感缺乏
在中国,家庭成为一种有围墙的城堡,严格地把“自己人”与“外人”分开。多数情况下,在家里,人们亲密无间;在家外,面对外人、陌生人,他们表现极度冷漠。当然,我国并不是没有见义勇为者,然而,在我国也经常会有令人痛心疾首的见死不救的现象,人与人的隔膜相当严重,人际的和谐、友爱远未建立。
从一定意义上讲,当前社会风气的滑坡,根本原因在于人们人生目标的迷失、理想信念的缺乏、行为规范的失序。所以,要实现社会风气的好转,必须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引导社会成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所谓道德教育,是指一定的社会、集团或阶级依据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系统的道德影响,从而将外在的道德规范转化为个人内在的道德品质。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教育,主要是培养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改善社会秩序和营造良好的社会风气,使人们的道德观念与社会主义本质相适应。
(一)与法治相比,道德教育具有独特的社会作用
1、从以法治腐的局限性来看道德教育的作用
社会风气要向好的方向转化,首先就是要反腐败。在世界日益走向法治的今天,以法治腐必然是一个国家首要选择的模式。但是以法治腐必然会遇到立法的不完善性、司法不公、法律滞后性等问题。此时,道德治腐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首先,道德治腐具有时间优势。在有关禁止腐败现象的法律文件正式出台之前,传统道德中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对于制约此类行为即已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其次,道德是严格司法的一项保证。在提高司法人员素质的同时,必须提高其道德素质,才能保证司法公平、公正。第三,道德治腐具有强制性。道德强制力是深入内心的惩罚和折磨,足以使恶行丧胆。
2、从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来看道德教育的作用
依法治国是根据法律规范的确定性来治理国家,用严格的法律规范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而以德治国更主要地是强调通过道德建设,使社会成员能够自觉地遵守道德规范。如果没有德治的辅助,没有德治作为基础,促进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二)道德教育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具体路径
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加强全体公民的理想信念教育,应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新时期艰苦创业精神的教育。
2、加强官德教育
加强领导干部从政道德修养,要把官德教育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常态工作,把选用好干部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鲜明导向,把干事创业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实践载体,把服务为民作为从政道德建设的根本目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保持淡泊之心,着力解决民生热点难点问题,让广大群众更多更公平地享受改革发展成果。
3、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
加强道德教育制度化,要加强行政道德规章建设和行政立法;要制定相应惩罚措施,监督和督促行政规章和法律的贯彻和执行;要加强职业道德规范建设和行业立法;要加强公德教育和公共立法,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形式,促进和强化公德建设。
4、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社会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可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致力于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四风”问题,以从根本上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为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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