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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与社会这门课程的教学有利于学生政治素质的提高,对增强学生社会主义国家认同感,维护国家利益,建设和谐社会有着积极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经济政治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代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摘要】针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以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适应性改革研究,探索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新模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技术;教学改革;课程教学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号文件要求:“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1]。为此,全国各高校都在过去推行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并同时开展一些提升多媒体教学水平的相关研究,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科学应用多媒体教学等[2-5]。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相关联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6]。
2《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文献[7]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应该坚持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也需要教师能灵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应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入手,教师应该把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自学方法。文献[8]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从引入情境开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方案,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对学习情况实时进行评价反思,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文献[9]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为使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文献[10]对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献[11]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基础上,除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外,还需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定量分析与数理分析。文献[12]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文献[13]认为,提升课堂教学学术含量是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是不断更新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以上文献综述结果表明,把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直接对接起来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而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则恰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多媒体课件与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作再精美的课件,如果没有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课件也会黯然失色;同样,没有现代的教学手段相配合,教师的满腹经纶也难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和学生就很难体验到教学上那种特有的酣畅之美感。因此,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对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实施框图如图1所示。
3.1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机融合价值规律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等《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增加《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信息量。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经济管理类学生认识各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其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而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呈现整屏展示“答案—结果”的教学模式,当然不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多信息量传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是指引《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开设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针对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合理优化课程内容。
3.2增加《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应的实践环节
(1)举行《政治经济学》课外研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小型比赛,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增强利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科技创新活动,重点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技巧,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3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可使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具体化和生动化,有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学习。考虑到目前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演示图像仅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演绎,图像背景音乐也仅为动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训练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提升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现象能力。显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表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例如,教师可在播放剩余价值规律短片的同时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对剩余价值产生、资本增值的规律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启发经济管理类学生带着剩余价值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思考地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率,真正实现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形象思维能力。
3.4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软件质量
在制作的《政治经济学》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时,教师可根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有效设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并在每章课程教学内容结束后,对该章所讲授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一些判断题、选择题、辨析题和材料分析题,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该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计算机软件的操作能力和应用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多媒体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辅助教学的目的。
3.5有机融合现代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如黑板、图片、画片、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电影等)相结合,并重新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热情。3.6建立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根据当前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利用灰色模糊多层次评价理论构建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加强多媒体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4结论
作为经济类大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积极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实践环境中,“在环境”中扮演角色,实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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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学是政治学与经济学相互渗透融合的产物,是经济的政治学,它既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政治问题,也研究政治现象中的经济问题,揭示经济现象与政治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初中政治经济生活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代理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代理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2“、硬化”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约束环境约束。由各级人大替代中央政府担任地方政府的委托人角色,能够弱化“经济指标———政绩显示”式的激励合同,放大辖区纳税人和公共产品收益人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关注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棘轮效应”。明晰公共产权。硬化预算约束。
3、规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避免同归于尽式的竞争。
一、时代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苏东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三、国别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立足点还是我国的经济改革者建设事业。无论是回顾经济学史还是探讨当代西方经济,目的都是有所借鉴,把自己的事办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各种矛盾和关系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各种经济理论的难题需要得到破解,这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问题,也有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背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事实上,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经济课题值得我们深人研究。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转轨过程中的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不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就学得不扎实,最多只能说有点理论功夫,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经济学教学的任务必须十分注重它的国别性,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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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政治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做出了深刻反映,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它针对现实并没有提出根本性改革建议与对策,面临了很多严峻的挑战。
1、时代进步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是在对前人优秀经济学成果的批判继承中发展而来的,主要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关经济学说,它首次提出劳动二重性概念,在创立无产阶级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剩余价值学说,创立了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新的经济学范畴,标志着政治经济学的划时代变革。另一方面,它表达了现实发展的诉求,始终坚持与时俱进,揭示出了可以经受实践检验的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并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理论基础,给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2、面临的挑战。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促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同时,其不足也日益显现,在当下的理论与现实发展当中面临了各式各样的挑战。一方面,其学科性质不够明晰。不同于一般的经济学理论,政治经济学在承认其内在阶级性的同时,将很多并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在实际研究当中归入到了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当中,当代的政治经济学必须区别于传统的只讲阶级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否则将会导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指导意义的缺失。另一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已不再符合当代发展的要求。在现代化时代的不断发展中,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已经不再适应当下的社会结构,并且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适用于各个社会主义形态经济规律的相关规定在当代实际改革当中越来越空泛。
二、政治经济学理论价值的当代化发展
(一)理论创新与发展
作为实践的基础,理论的改变与创新是探究政治经济学理论当代价值过程当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首先,我们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继承,充分发挥方法论的优势。在对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创新与发展时,应当切实处理好继承、创新发展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最值得继承的基本原理包括吸收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利成分的关于社会化大生产与货币商品经济一般规律的原理,以及作为根本方法论的揭示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从而更好地保证政治经济学的真理性与科学性。其次,我们要结合古今中外所有经济理论当中的合理成分来构建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一方面要对中国的传统经济思想进行深入的发掘、继承与创新,以实现古为今用,另一方面,对西方的经济理论的学习与借鉴也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思想在长期发展过程当中产生了很多分析经济现实的工具与方法,给我国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带来了很好的借鉴。
(二)当代现实发展的取向
政治经济学的当代发展既离不开理论化指导,也不能缺少现实的发展途径。当代社会更为重视人们的全面发展,立足于人们生存、发展的立场上去考虑政治经济学的现实意义,只有真正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付诸实践,才能使其更好的服务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一来,我们要改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观念,摒弃将西方经济学一律排除在科学的经济学以外的错误做法,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汲取其中科学的理论,促使我国经济学构建能够更好为我国实际发展服务,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中合理成分的吸收来给现代经济学理论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来我们必须紧跟时代潮流,发挥出政治经济学的独特优势,积极拓展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抓住发展政治经济学的一切机遇,加大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力度并加快理论促进实际的创新发展步伐,以获得科学的理论,丰富并发展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三、讨论
综上所述,作为一套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旨在解决人们生存与发展的问题,与社会发展方向始终保持着一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不断地与时俱进,才能为人们解决当代社会经济问题提供更好的理论指导,从而促进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与发展,满足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更好地解决我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
一、财政联邦主义
我国的国体是单一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是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经济上则是实行分权制度,具体表现为分税制,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财政包干。与纯正的单一制或联邦制国家不同,我们国家是财政联邦主义。中央政府执行稳定宏观经济、社会收入的财政再分配的经济职能并提供全国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执行资源配置职能并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地方政府之间是竞争关系,争项目、争资金、争资源、争能源、比经济增长率、比财政收入等。地方政府与辖区内的微观主体之间是交换性的社会契约关系,地方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高社会福利来获取选票、获得支持和权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是不一样的,中央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等;地方政府效用函数的主要变量有上级政府满意、辖区内的微观主体、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等;微观主体的效用函数主要变量有公共产品和服务、税赋水平、生产生活环境等。财政联邦主义有优点,中央与地方政府、上级与下级政府进行明确的分权,地方与地方展开竞争,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有利于各级政府的制度创新,有利于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但是在软化的制度环境约束下,地方政府之间的过度竞争,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不同效用函数之间的冲突也会使资源配置扭曲,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投资行为异化等问题。
二、软化的制度环境
1、信息不对称
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的直接的委托—代理关系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合同,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政府效用函数不同,由于信息不对称、信息传递链条长,作为理性经济人,从成本和效率考虑,委托人(中央政府、上级政府)一般会抽象一些显性指标考察下级政府,每年各级政府在人代会所做的报告主要的指标是五个:123(总量,增速、人均)、财政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城镇失业率、人口出生率,近来增加了事故亡人率、万元能耗指标等,这些指标也作为地方官员评价和奖惩的主要依据。代理人(下级政府)在人大监督缺位的情况下,经过成本收益计算,往往会把主要精力放在上级易于观察的政绩工程上,如大广场、大马路、大草坪等。由于对地方政府而言,企业是纳税主体,企业的效用要远大于居民的效用,真正的人民群众成为“弱势群体”。
2、人大监督“缺位”
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下级政府行政首脑由上级决定,群众对政府、下级对上级、同级人大对同级政府往往不能进行有效和及时的监督。
3、预算软约束
如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所论证的那样,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预算软约束”。“预算软约束”问题在我国地方政府身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专家认为,中国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是由地方政府主导并投资推动的。投资冲动和财政压力使地方政府千方百计地筹集资金,尽管《预算法》明确禁止地方政府自行举债或提供贷款担保,各级地方政府仍然积累了大量债务。
4、模糊产权
我国现行体制下,存在大量公共产权和“公地资源”,公有和国有、政府所有是不同的概念,公有产权界定模糊。土地法规定,土地国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政府可以征用公共用地。地方政府滥用公益土地征地权,垄断土地供应和经营,运用行政权利保护违法征地。在“经营城市”的理念下,开发区热高烧不退,地方政府违法违规征地,农民失地、失业、失语。
三、地方政府投资行为的异化
1、招。为了扩大当地投资规模、加快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机会,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开出各种优惠政策,“零地价”、税收减免,放宽市场准入条件,降低环保标准,舍弃自然或人文资源的保护。由于交易成本增加、资源配置扭曲,其结果导致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招商引资活动演变成零和搏弈。
2、卖。地方政府低价从农民手中征用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出现大量违法征地、违法拆迁情况,造成大规模的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上访。
四、地方政府机会主义投资行为的危害分析
1、破坏宏观调控。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机会主义行为重复和循环出现,使我国的宏观调控反复在“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怪圈中徘徊。
2、政府治理成本提高。在经济转轨阶段,我国政府的治理成本不断提高,一方面表现为官民比居高不下、老百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表现为政令不通。这些年,中央政府推动了自上而下的政府机构改革,整顿吏治,裁撤冗员。同时,从机构设置上,改变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工商、税务、质检、土地、纪检、统计纷纷由省级政府“垂直管理”;对一些重大案件、恶性事故,国务院频频派出调查组直接查办。
3、干扰了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四次经济周期,在每次周期的波峰前后都出现投资过度增长和高通胀。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周期的条件波动性不同,我国的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即地方政府换届的周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始终以投资推动为主,体现在统计数字中的高资本形成率。在投资结构中,政府投资特别的投资是主体。刘宝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经济运行的波动性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4、影响了社会稳定。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造成经济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方式简单粗放,陷入通胀或通缩的怪圈,失地农民和拆迁户不断上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的不良资产,地方政府大量隐性举债,重视经济增长忽视社会发展,土地等资源不断遭到破坏以及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了社会稳定,影响了“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的贯彻落实,延滞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步伐。
五、政策建议
1、深化政治、经济、财税和政府体制改革,重塑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改革分税制,回归统一税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行政务公开,提高政治透明度,逐步推动村、乡、县干部直接选举,变上下级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一代理关系为辖区内的微观主体及其代理人———地方人大和政府间的直接委托—代理关系,置地方政府于上级政府、同级人大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2“、硬化”经济转型时期的制度约束环境约束。由各级人大替代中央政府担任地方政府的委托人角色,能够弱化“经济指标———政绩显示”式的激励合同,放大辖区纳税人和公共产品收益人的声音,促进地方政府关注社会和谐和科学发展,克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棘轮效应”。明晰公共产权。硬化预算约束。
3、规范地方政府间的竞争。建立规范、有序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模式,避免同归于尽式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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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学的理论自信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长期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中国共产党集中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创新。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现代政治经济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针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以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为主线,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适应性改革研究,探索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新模式。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技术;教学改革;课程教学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号文件要求:“加大教学信息化建设力度,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国家重点建设的高等学校所开设的必修课程,使用多媒体授课的课时比例应达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应达到15%以上”[1]。为此,全国各高校都在过去推行多媒体教学的基础上,致力于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并同时开展一些提升多媒体教学水平的相关研究,如多媒体教学课件制作、科学应用多媒体教学等[2-5]。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政治经济学》课程对于促进经济类专业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知识掌握、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提高显得尤为重要,面对未来社会的发展对经济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趋势,许多相关联的各类社会经济问题都需要《政治经济学》作为其研究的理论基础[6]。
2《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现状
文献[7]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应该坚持相对稳定性和与时俱进的统一,既需要《政治经济学》课程教材内容的新颖性,也需要教师能灵活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和手段的革新应从教师“教”和学生“学”两个方面入手,教师应该把传统教学方法和手段与现代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机结合起来,学生应该高度重视自学方法。文献[8]运用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教学过程从引入情境开始,培养学生学习兴趣,设计学生自主学习方案,结合学习过程实施过程性考核,对学习情况实时进行评价反思,提高学生对知识的主动建构和创新实践能力。文献[9]从教师、学生的角度分析原因,进而探索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活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途径。为使学生形成一种科学的价值观,文献[10]对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献[11]认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的基础上,除了实现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外,还需要处理好基础性与先进性的关系,促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经济学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增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性定量分析与数理分析。文献[12]在教学实践中尝试进行时空拓展教学模式探索,该模式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学科研究于一体,教学空间由课内向课外拓展,教学时间由一年级向大学阶段延伸,学习主体能力由个体研学向协同探讨发展,着力提高课程教学效果。文献[13]认为,提升课堂教学学术含量是建设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需要,是不断更新知识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需要,是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需要,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需要。以上文献综述结果表明,把多媒体课件、课堂教学、教学管理等直接对接起来的研究尚未见文献报道,而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不力问题则恰恰是影响教学质量的重要因素,因为多媒体课件与课堂教学实践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制作再精美的课件,如果没有具有精湛教学艺术的教师在课堂上展现,课件也会黯然失色;同样,没有现代的教学手段相配合,教师的满腹经纶也难以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教师和学生就很难体验到教学上那种特有的酣畅之美感。因此,对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加强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监控和管理,对提升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内容
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方案实施框图如图1所示。
3.1恰当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
众所周知,《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实施,对《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机融合价值规律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或者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和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等《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增加《政治经济学》课堂教学信息量。考虑到《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是让经济管理类学生认识各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突出体现其地位和作用的价值规律或经济规律。因此,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过程中尤其要注重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而目前《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多媒体辅助教学往往呈现整屏展示“答案—结果”的教学模式,当然不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学习和分析能力的提升、归纳总结能力的形成和逻辑推理能力培养。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手段的多信息量传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机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特点是指引《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主体是开设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的本科院校,针对经济、管理和贸易类专业对政治经济学知识的需要,充分考虑到学时、教学条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合理优化课程内容。
3.2增加《政治经济学》课程相应的实践环节
(1)举行《政治经济学》课外研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小型比赛,认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必然性,增强利用经济规律的自觉性,减少经济活动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组织《政治经济学》的科技创新活动,重点把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思路和技巧,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
3.3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的形象思维能力
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由于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文字、数据、图形、图像、动画和声音等多种媒体信息的广泛使用,可使有关《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具体化和生动化,有助于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内容的学习。考虑到目前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演示图像仅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的简单演绎,图像背景音乐也仅为动听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训练经济管理类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思维能力和领悟能力,当然更谈不上提升他们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解决具体社会经济现象能力。显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对于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显得十分重要与迫切。在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加强语言文字表达《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中的理论知识,例如,教师可在播放剩余价值规律短片的同时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语言对剩余价值产生、资本增值的规律进行形象生动的描述,启发经济管理类学生带着剩余价值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问题进行思考地学习,这样才能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效率,真正实现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类学生在学习《政治经济学》的形象思维能力。
3.4不断提高《政治经济学》多媒体教学软件质量
在制作的《政治经济学》多媒体辅助教学软件时,教师可根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有效设置《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内容,突出《政治经济学》课程知识的重点和难点,并在每章课程教学内容结束后,对该章所讲授知识进行归纳和总结,并给经济管理类学生提供一些判断题、选择题、辨析题和材料分析题,进一步强化他们对该章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讲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师也必须不断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计算机软件的操作能力和应用水平,才能真正实现多媒体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辅助教学的目的。
3.5有机融合现代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
在《政治经济学》课程多媒体教学中,应该将多媒体教学手段应与传统教学手段(如黑板、图片、画片、幻灯、投影仪、电视录像、电影等)相结合,并重新构建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进一步提高学生对《政治经济学》课程学习的热情。3.6建立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根据当前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特点,利用灰色模糊多层次评价理论构建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评价模型,加强多媒体教学的监控和管理,提升多媒体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4结论
作为经济类大学生重要的专业基础课,应积极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模式,让学生置身于一定的实践环境中,“在环境”中扮演角色,实现对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将有利于推进素质教育,激励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提高多媒体教学环境下《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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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留守妇女这一特殊群体的形成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这种无奈、“自然”、理性的家庭决策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留守妇女问题的症结源于城乡二元体制。因此,“四化”同步不仅是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也是破解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
关键词:留守妇女;二元体制;政治经济学;分析
从20世纪80年代起,伴随市场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向城市转移,并日益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化特征:大批农村已婚男子进城务工,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2006年我国农村留守妇女规模约在4000万至5000万之间[1],2012年据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发布的数据[2],我国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其中男性农民工占66.4%,女性仅占33.6%。数据表明农村女性劳动力转移明显滞后于农村男性劳动力,而且,在这些外出农民工中,举家外迁的仅为20.66%,有将近80%的农村外出劳动力家庭处于离散状态。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相比较,留守妇女承担起多种社会角色,对农村经济社会各方面发展影响也最大。在家庭生活中,她们肩负着本应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的家庭抚养责任、赡养老人责任、子女教育责任和生产劳动责任;在社会活动中,留守妇女已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参与者,自身却承受着生理、心理、安全等多重负担。据调查,留守妇女最大的负担是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空虚与寂寞;最大的心愿是合家团圆。劳动强度高、生活压力大、精神负担重[3],成为农村留守妇女生活世界的真实写照。关注留守妇女问题,是因为留守妇女问题反映的不仅仅是留守妇女自身的生存状态,同时还折射出我国结构调整、体制转型、社会转变中农民工群体的境遇以及相关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的困境。因此,了解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状况和发展诉求,追踪溯源地分析留守妇女的成因,探求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对改善留守妇女处境,关爱留守妇女发展,维护农民工权益,推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留守妇女的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二元体制框架下的无奈选择。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与我国工业化的成长道路和发展模式有关。改革开放后,城乡二元体制逐步松动但并未根本破除,特别是附加在户籍制度上的各种利益和资源,如教育、就业、城市基础设施、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等,构成了农民工进城的最大障碍。这些障碍:一方面,导致农民工低工资低福利、与“城里人”同工不同酬等种种社会不公;另一方面,抬高了农民工及其配偶、子女举家进城的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农民工家庭个体往往无法突破和跨越体制的门槛,实现举家迁移,面对难以承受的高昂成本,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一人外出,候鸟式流动。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农村传统社会伦理限制的“自然”选择。与现代都市不同,传统农村社会更加注重理治与孝道[4],“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男强女弱”等性别观念早已被农村妇女和男性内化于心,这种文化基因和传统观念导致家庭中的男性更倾向于外出务工。理所当然地,赡养老人、照料孩子、农副业生产的重担、天经地义地全部落在妇女肩上,部分妇女被迫“自然”留守。国家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也表明,约2/3的已婚农民工没有与他们的配偶生活在一起。农村妇女留守家中是家庭生存理性和经济理性的合理选择。农村性别分工具有一定弹性,留守妇女常常是农村劳动中的多面手,既能“织”也能“耕”,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往往能够独立承担起繁琐的家务劳动和繁重的农副业劳动。权衡比较妇女留守的优势与劳动力转移中的劣势,如生育、体能、用工需求、转移成本等,丈夫独自外出务工、妇女留守家中才是制度框架内、生存压力下、通过家庭角色合理分工实现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行为。
二、农村妇女留守家中的影响
1.对留守妇女自身和家庭的影响
大批农村妇女留守家中,大批已婚男性农民工候鸟式流动,对留守妇女自身发展、对农民工家庭、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产生了广泛而复杂的影响。首先,农村留守妇女的家庭地位在整体提升。留守妇女逐渐改变传统上“主内”被动的从属地位,开始承担更多家庭经营管理决策和实施,独立性增强,成就感上升,自由度更大,社会声望日益提高。其次,夫妻分居的家庭模式成为独特而长期存在的现象。随之而来的是,留守妇女劳动强度和生理负担加重,心理健康受损,文化素质提高受限制,发展机会减少。夫妻关系方面,夫妻间异质性增强,不利于留守妇女婚姻关系和家庭稳定。
2.对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影响
留守妇女在农业和农村发展中的作用与贡献在持续加大。在生产模式上,男工女耕,农业从业女性人数大幅度增加,农业日渐成为农村留守妇女主业,出现农业女性化现象,留守妇女正逐渐成为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主力,成为农业资源和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但是,留守妇女在担负起生产、生活双重任务之后,因为中国农村广种薄收的现象非常普遍,她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水平并没有因为丈夫外出务工为其参与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契机而有所提高。因为,几乎所有的留守妇女都把重心放在家庭角色上,完成传统赋予他们的责任和义务,只有少部分妇女积极参与各种经济活动和社区公共事务管理。农业劳动力的结构性文化水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成本提高,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的难度加大。与此同时,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并未占据主导地位。大量的实地调研资料表明,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生产经营与管理,特别是与家庭农业生产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决策和销售是相分离的。家庭农业经济的日常管理和经营决策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留守妇女更多从事的是农副业日常管理的事务,家庭经营决策的权力,譬如粮食作物生产品种的选择、面积数量的确定、农药化肥的使用等一些需要一定知识、经验、技术、资金、对家庭发展影响较大的事项和活动,仍然掌握在男性手中;农业较低的收益率也使得以农业为主的留守妇女的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在下降,留守妇女对家庭的贡献下降,对男性的依赖在加重。由此可见,“男工女耕”的新型家庭分工模式和农业女性化现象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和经济、社会地位,甚至对留守妇女家庭地位的提高,对农业技术改革和农业现代化明显不利。
三、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破解之道
对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90年代。针对留守妇女问题,已有的研究在政策建议或解决路径方面已形成诸多共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良好成效。譬如,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5],利用各种正式的、非正式的社会网络资源,减轻留守妇女劳动、家务负担和心理负担;实施鼓励农民回乡创业的政策,解决农民家庭离散问题;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尊重、支持和关心妇女。尊重、倾听妇女的意见和需求,支持妇女的选择,鼓励留守妇女积极参与农业和农村发展政策的制定和计划项目的实施;开展妇女技术培训,提高妇女知识水平,组织管理能力;加强妇女组织建设,增加妇女之间的联系、交流和团结互助[6]等等。上述成果对留守妇女问题的持续研究积累了丰富的实证素材、逻辑起点和理论借鉴。值得关注的是,留守妇女问题是社会排斥的结果,症结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前文已有论述)。从这个层面上看,以来大力推进“四化”同步,协调发展,积极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不仅为留守妇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广阔的背景和千载难逢的好契机,更为留守妇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全新视角和根本路径。根本性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才是破解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的根本之道。这是一篇大文章,亟待深入研究。□项目基金:湖北文理学院政治学省级重点(培育)学科开放式基金项目:“四化同步”进程中汉江流域农村留守妇女问题研究(YB201506),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金:转型时期中国社会阶层变迁与政治发展问题研究(2012G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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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满足日益提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需求,促进中国政治和政治经济化的快速发展,我们必须看到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从而为提高我国整体经济实力打下坚实的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政治经济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新探索
鉴于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管理中的重要性,针对目前我国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我们必须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提高经济管理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
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
在企业管理中,充分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开展思想工作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因此,企业领导要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结合经济管理工作实际,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集体主义为主要原则,与时俱进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序开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以先进的理论武装员工思想,改变员工的精神风貌,提高他们工作的积极性,使他们充分发挥自身作用,为企业发展贡献自身的一份力量。
2、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
在过去,思想政治工作主要采用下达文件和召开会议的方式来进行。目前,这种工作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为了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首先我们需要加强对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研究,使思想政治工作与市场经济和经济管理结合在一起,一方面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提高思想政治工作对经济管理的服务性。比如,除了传统的工作方法,我们还可以领会利用座谈、演讲报告、小组学习、观看视频以及外出学习等多种方式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3、完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
完善的工作机制可以为思想中政治工作的开展提供制度保证。具体来讲,第一,建立规范自律机制。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舆论引导作用,使企业内形成一种自律氛围,建立规范自律机制,使企业内的管理由一种束缚变成一种自然习惯,使他律管理向自律管理转变,从而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竞争力,保证企业各项经济工作的顺利进行。第二,建立监督机制。在现实中,有些企业只是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或者思想政治工作只是走走过场而已。因此,我们要通过企业内部的纪检部门、职工代表大会以及群众监督等多种形式,构成一个完善的思想政治工作监督机制,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落到实处。
二、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在经济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目前我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不利于企业的稳定发展。因此,在新时期,我们要使思想政治工作树立起为经济管理服务的理念,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不断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各种工作机制,解决企业内部矛盾,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障。
一、时代性
当今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对这一命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述。从科技发展角度上说,是后工业化或信息化时代,从经济活动层次角度看,是经济全球化时代,从政治格局角度看,是政治多极化时代。总体上讲,当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反映着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浩劫和两极冷战对抗后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们的共同价值取向。换句话说,当今时代的人们更多感兴趣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保持现在的政治经济秩序前提下如何更好地求得国家强大和生活改善,而不是如何毁灭对手甚至主动地树立一个对手然后将它毁灭。于是,合作双赢、建设性态度、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等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而单边主义、原教旨主义、种族歧视、贸易保护主义等一切人为地倡导对抗、仇视、封闭排外的做法和思想都遭到了人们憎恶和批判。一个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世界给各国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劳动方式、生活方式乃至思维方式带来根本性的变革,一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共处的社会给各国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乃至综合国力提出新的挑战。面对如此时代、如此变革、如此挑战,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教学无法也不能回避。政治经济学教学要如何适应时代、投身变革、回应挑战?有三个现实问题必须予以解决:
第一,准确把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新技术革命给人类经济生活带来的变化及其影响。人类自20世纪中期以来已经全面跨人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推广应用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乃至政治运行模式,也给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教学带来极大的冲击。知识、技术、信息在经济增长中越来越突显的第一位作用使传统的重视资本、劳动力、土地的经济增长理论发生危机;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异军突起同时,也对传统产业进行了深刻改造,使得以往的产业结构理论必须完善;信息时代的网络贸易、电子货币流通的兴起对传统的流通理论形成了冲击;工业经济时代以按资本分配为主的方式已被信息经济时代以按知识分配为主的方式所取代。此外,劳动形式的多样化、消费方式的个性化、社会阶层的多层次化、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也作为当今时代的显著特征而区别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生平年代,这些同样对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构成强烈的挑战。政治经济学必须敏感地捕捉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的种种新特性,并给出自己理性的回应与反思。
第二,正确看待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变革及其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已经呈现出与工业化时期迥然不同的气象。资本占有方式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涌现,在世界范围内主宰着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和金融,也给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注人了强大的活力。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和各种合作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增长明显。市场经济体制运行手段的根本变化使国家对经济、社会的调控和介人越来越普遍和成熟,自由市场经济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人民生活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保障。中产阶层的人数不断壮大,传统产业工人阶级队伍日趋萎缩,民主法治运行机制更趋完善,人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渠道进二步拓宽,国家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物质主义等当代资产阶级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稳固,国际工人运动和阶级斗争处于低潮。这一切现象都表明,资本主义仍然具有相当的自我调节和适应能力,仍然具有在不改变根本经济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容纳新兴进步生产力的生命力。对此,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学不能视而不见、闭目自欺,而应本着客观、全面、开放的态度加以研究和评析。
第三,充分认识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社会现状及其启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二十世纪里有过高歌猛进,也经历了风雨飘零。这里面的经验教训,反应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史诗般的艰难与壮丽。苏东剧变后,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经历较长时期的创伤弥合,同时也要酝酿痛定反思之后的重整旗鼓。以中国为代表的坚定走社会主义方向的市场经济改革事业,二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了令世人惊叹的成就,中国模式的吸引力和说服力正在影响着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点燃世人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希望。无论是在改革的烈火中陨灭还是新生,社会主义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里就陆续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说明了计划经济与现实国力民情的相违,也说明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应该实现从论战式的批判到具体的建设性的运行规律研究的转变。生产资料转归国有之后并没有万事大吉,探究公有制的合理实现形式、建立完善的经济体制和尽快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紧迫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并且,建立在相对落后国力基础上、以农业文明为主体前提的社会主义国家还要着力解决国民经济工业化、信息化、二元经济转型,防止区域、城乡和社会差距过大,资源环境与人口协调发展,政府机构职能转变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对这些时代课题的探求和解答,是今天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心任务之一。
二、人文性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又是一种价值体系。在研究人与物、物与物的关系同时,更注重对隐含在这些关系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分析,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某种价值评判。因此,政治经济学又带有深刻的人文性,体现了对人的关怀。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山本二三丸教授在《人本经济学》一书中抨击“以食利致富为目的的经济学”,指出“要想配得上称之为科学的经济学,就必须对各种经济法则进行正确的系统的研究。与此同时,还必须致力于探明这个社会是怎么形成和发展的,以及它必须为下一个更高级的历史性社会所取代这一发展规律。也只有这种科学的经济学,才能在这个被货币牵着鼻子走的、人们生活在比动物世界还要恶劣的弱肉强食的社会中,真正把握关于人与社会的正确思想,才能得出真正的科学的结论……”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代表着一国经济思维的主要成就,它使我们每个人在参与经济生活时,能够理解这些活动的意义,而不至于沦为一部缺乏人文精神、不顾经济伦理的机器。政治经济学的人文性从根本上讲就是指它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体现这一学科研究和教学中的人文关怀的精神。以讲授市场经济一般理论为例,一方面,我们要解析它作为配置经济资源的最优方式而体现出的生产力意义,另一方面,又不能忘记这一配置中已经内含的“为谁配置”的主题,这里面就是一个资源所有权益和财富分配归属的人文话题。市场经济体制里通行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必然造成社会成员的贫富分化,而这与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理想显然背道而驰。因此,这一分配原则必须置于公有制的前提之上和政府对收人分配的合理干预之下,这就是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人文性意义。同样的,在介绍GD归,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可支配收人的概念同时,我们也要更加关注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人均寿命、青壮年文盲率、失业人数等事关一般群众生存状况和幸福感受的数字。不然,我们的经济学教学就变得六亲不认,冷血无情,我们的经济建设成就也将失去人民的认同。
三、国别性
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立足点还是我国的经济改革者建设事业。无论是回顾经济学史还是探讨当代西方经济,目的都是有所借鉴,把自己的事办好。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事业,各种矛盾和关系需要得到妥善处理,各种经济理论的难题需要得到破解,这些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上的普遍问题,也有计划体制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特殊规律,还有中国自己的政治与文化传统背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供借鉴。事实上,当代中国有许多重大经济课题值得我们深人研究。如: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结构、渐进式的改革模式、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与分配制度、现代企业制度与国有企业改革、转轨过程中的失业与社会保障、中国的产业结构与产业政策、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农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改革、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等问题。不研究这些,政治经济学就学得不扎实,最多只能说有点理论功夫,很难解决实际问题。所以,经济学教学的任务必须十分注重它的国别性,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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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治与社会是职业学校学生必修的一门德育课,是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经济政治论文,供大家参考。
1《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课程特点
1.1学科综合性
从课程名称和内容上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是一门学科综合性极强的课程。内容既涉及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世界军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又涉及政治学、外交学等方面的知识。正是由于这门课程的多学科交叉性,才使得学生可以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并在此基础上用独立的观点和视角客观地分析现实热点问题。
1.2时效性
从时间上来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主要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当代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与变化。但课程名称中的“当代”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时间也一直在向前推移,这就决定了这门课程是一门时效性很强的课程。战前的有关部分只作简要回顾,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当代,重点是介绍现实的发展变化,并预测它的发展趋势。因此,除教材中涉及的二战后世界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各主要国家对外关系所发生变化的内容以外,还需要及时更新补充教学内容,尤其是国际社会的一些热点时事问题必须让学生了解。
1.3政策性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也是一门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政治理论课,除了要讲述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外,还要分析各国的外交政策,也包括我们国家的外交政策,阐述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际交往和国际斗争中的方针政策,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和政治敏感性。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时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注意政治理论课的教育功能,使学生对我国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主张有深刻的领会。引导学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认识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2提升《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任课老师的专业素养
2.1拓宽知识面
教师是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改革创新的载体,提高教学效果必须依赖于教师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充实自己。《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综合性和多学科交叉性决定了任课教师必须不断进行专业学习,优化知识结构,同时还需要拓展知识面,具有全面而丰富的知识储备。教师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多关注有关经济学、政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知识,使自己形成全面而丰富的知识结构,从而使自己的授课内容更有深度和吸引力。
2.2把握时事前沿动态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时效性决定了任课老师必须把握理论和时事前沿动态,还要关心时事,不断地给教学内容提供新的案例和资料。“当代”教师如果死捧教材,照本宣科,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如果能及时将国内外最近、最新重大事件融合到课堂中去,并引导学生去分析和讨论,能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这种教学方法也最有助于帮助学生正确看待世界经济政治发展变化态势。因此,我们在课堂讲授过程中,不仅要讲述教学大纲所要求的重点难点,还需要把握时事前沿动态,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与当代热点问题相衔接。
2.3理论与现实相结合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是一门简单的国际形势课,它有自己特定的课程体系、基本内容和基本理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理论性。当代大学生又是对新事物、新观点最敏锐的群体。“当代”课程的内容倘若不能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不论采用何种先进方法,都不可能得到学生的认同。因此,教师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讲授过程中,一方面要使学生了解当代国际社会问题研究中影响较大的学派、学者和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另一方面也必须把理论教学的着眼点切实放到联系实际、解决问题上。最终能达到既提高学生的理论知识修养,又增强其分析和观察国际问题的能力的教学效果。
3采取多种方式改进《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3.1选好教材,分专题组织课堂讨论
教材是一门课程知识结构的载体,是教师进行课堂教学的依据。“当代”课程经过20多年的发展,教材版本的可选择性也较多。本人在教学过程中选用的是冯特君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因为这本教材不局限于讲授当代世界的经济和政治局势,还包括当前主要大国之间国际关系的内容。并且相比较其他版本的教材,这本教材把美伊战争等近几年发生的国际热点问题补充进来,更凸显了课程的时效性。另外,在“当代”课程教学中可以通过多种形式来激发学生对世界局势的思考,比如采用分专题讨论的方式。专题讨论是对教材的深化和进一步梳理,有助于突出重点,解决难点,也可以增强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能力。分专题讨论首先需要老师结合教学内容和目的确定专题讨论的主题,然后可以让学生在熟悉教材的基础上收集和整理材料、思考问题,最后是教师按照专题的内容组织课堂讨论,并在最后进行总结补充。这种方式可以加深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拓展了教学内容。
3.2以热点问题为中心进行课堂讨论或辩论
热点问题是国际社会现实的重大或敏感的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焦点、亮点。针对热点问题组织课堂讨论和辩论是把“当代”课程理论和现实结合的最有效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也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观性和主体性,最终提高教学效果。教师可以以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以及国际热点问题为材料提供讨论的中心,比如:如何看待普京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何看待“金砖四国”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然后指导学生分不同的角度去找资料、分析,写成小论文或发言材料,按照观点分成小组进行讨论和辩论。最后由老师根据学生讨论或辩论的情况进行归纳分析,在这个过程中养成学生们对现实问题进行客观的分析。
3.3多用案例教学,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案例教学把生动鲜活的事例带入课堂,把理论和实际、抽象与具体结合起来,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进而提高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当代”课程教学中使用案例教学法,首先要求教师在案例的采用上要选取一些具有典型性、时代性、新颖性、可读性和知识性的案例;其次教师要把案例教学融入到相关的各个章节,把有些重点问题作为案例来讲解以帮助教学。比如在讲述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势与特点这一章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一部分的时候,可以借助被称为“世纪瘟疫”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给全世界人民所带来的威胁这个案例来讲解;在讲述冷战后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这一章时,可以结合俄罗斯的政治现实选取“普京的新政”和“俄罗斯的能源外交”等案例来讲解。教学实践证明,采用案例分析的方式更能突出课程某些章节的生动性和重要性,并且可以更深入系统地分析问题。
3.4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
多媒体教学可以将声音、图像、文本、数据图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一个直观、生动、有声有色的教学环境,既可以提高教学效果,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当代”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可以增大知识量和信息量,充分调动学生的听觉、视觉等感觉器官,有利于学生主体性角色的转换,进而有效地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因为当代课程讲述的重点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状况,历史性与时效性都很强。例如,讲到二战后美国的遏制政策、苏联解体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状况等重大历史事件,可以播放相关简短影像资料,使学生更为直观和生动地了解历史事实。在讲述当今时代主题与建立国际新秩序、中国对外关系及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等部分的内容时,可以利用一些图片、图表和数据资料以增强生动性和说服力。实践证明多媒体教学是提高这门课教学质量不可或缺的一种有效手段,因此,讲述“当代”课程的教师在教学中要充分把握课程的特点,充分利用教室的课堂教学设备,借助多媒体资料,引入现代化教学手段,将“当代”课变成一门能吸引学生眼球的课程。
总之,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必须从课程的内容特点出发,结合课程对象的实际情况,不断摸索和总结,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实现教学方法的突破和教学效果的提高。争取在教学中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正确地认识世界的变化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全局观念和世界眼光,发挥该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和作用。
一、“变”与“不变”
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是一门现实性很强的高校政治理论课,因此,需要不断地更新教学内容,使其跟上时代的步伐。“与时俱进”是这门课的内在要求,也是其鲜明的时代特征。执行新的课程方案以后,不仅在教学内容上可以增加许多内容,而且在教学方法、授课方式以及授课对象上都发生了一系列变化。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是,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高校文科生的必修课,变成面向全校学生的公共选修课。从必修课变为选修课,不仅仅是名称上的简单变化,这种变化对于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以及高校学生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尤其是对于教师而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次是授课对象的变化,学生对这门课的思想认识也会发生变化。在原来的理论课程体制下,授课的对象是处在同一年级的大学生,一般是大四年级的学生,而且都是文科类的学生。在新的政治理论课程体制下,由于采取选修课的形式,授课对象倾向于多元化,有大学各年级的学生,其中既有文科类的学生,也有理工科的学生。
再次,教学方法的变化。课程改革以后,教师的教学方法更应该灵活多变,更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使这门课程更贴近大学生的思想实际,更贴近大学生的生活。具体来说,教师必须采取多种教学手段和各种教学资源,更多地联系国际热点问题和国内外时事,甚至开展有关国际热点问题的讨论课,开设关于形势、政策方面的专题讲座等。在新的课程方案中,尽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出现了诸多变化,但也有许多“不变”的因素。
第一,这门课程融理论教育、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于一体,不仅要使大学生懂得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分析有关当代世界政治、经济的基本观点,而且要使他们掌握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基础知识以及国际格局的大趋势,开阔他们的视野,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同时,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一贯要求和主张[1]。因此,这门课程还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重要使命,其中爱国主义教育是提高学生政治思想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就是说,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是这门课程的“不变”因素。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仍是高校的一门政治理论课,其教学目的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邓小平国际战略思想为指导,使学生能够正确认识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总体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基本规律和趋势,了解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中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和内容,认清中国新时代大学生的历史使命,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革命信念,树立为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而努力奋斗的信心。
第二,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角色没变。由于大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等方面的原因,对世界政治、经济等问题的认识尚不全面。尤其是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更增加了学生认识上的困难。因此,在新的课程体制下,更需要积极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同时优化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强化学生的主体地位相结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2]。
第三,作为这门课程的国际大背景,战后国际格局的发展趋势没有发生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来,国际形势越来越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演变,其中国际经济格局的变化尤为突出。在高校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正确了解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一直没有变化;同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趋势仍在发展之中,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特别是由美国引发的这次世界性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更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G20峰会的召开极其迅速走向机制化,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的提高,这是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不断斗争的产物,更是近几年来发展中国家经济学迅猛发展的结果。中国、印度等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投票权大幅度提高,正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地位提高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说明多极化的趋势正在发展之中。
二、在“变”与“不变”中探索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新模式
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形势,掌握当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中,需要大学生认清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大趋势下,要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的“双刃剑”特征。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经济等方面交往的同时,还需要提高警惕,防止西方某些国家实施“和平演变”的阴谋。由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这门课程的诸多“变”与“不变”因素,需要教师在教学方法上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首先,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上下工夫。由于这门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在原来必修课的情况下,学生对这门课程有一定的学习动力(抑或是一种压力)。在变为选修课以后,学生对这门课的学习动力会大大降低。因此,需要教师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比如,可以适当播放一些相关的视频资料,以提高学生的兴趣。通过不断地向学生传授关于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掌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基本趋势和规律,并通过知识教育逐步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树立为祖国而努力学习的雄心壮志。
其次,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主的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本课程的主要教学目的之一。但是,由于大量理工科学生选修这门课程,这些学生的人文知识相对狭窄,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教学环节中注意深入浅出,有时甚至还需要对某些事件或知识进行补偿性讲授。但这种补偿性讲述又不能太多,毕竟授课对象中仍有一部分文科专业的学生。同时,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要更加注重知识的系统性,帮助学生从总体上掌握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的基本形势及其发展趋势。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会越来越多地融入国际社会。随着全球化从贸易、金融逐步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跨社会系统的频繁互动不单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需”[3]。各种各样的思想观念相互交融,不可避免地使学生受到各种思想的冲击,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全球主义、民族虚无主义、人权高于主权论等不良思潮。这些不良思潮的传播不仅会造成大学生的思想混乱,而且会削弱党和政府在大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正因如此,作为一门现实性和思想性非常强的课程,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不仅对大学生实施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而且这门课本身也担负着这一伟大历史重任。通过这门课,不仅要使大学生认识到全球化的发展趋势,而且要把爱国主义的崭新内容与全球化的发展联系起来,培养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全球意识,引导他们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要以宽广的视野和胸怀,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竞争力。
第三,要注意课堂教学与课下交流相互配合。单靠课堂上短短的几十分钟,不可能使学生完全领会世界政治与经济问题的本质。同时,由于这门课程的现实性很强,与当前的国际形势有着密切的联系,仅仅依靠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大学生还不能完全理解当前纷繁复杂的世界风云。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把所学理论知识应用到现实社会中,要实现认识过程的一次质的飞跃。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教师要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充分运用网络、E-mail、博客、微博、学校的教学平台等渠道,加强师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向,尤其是他们对当前国际热点问题的看法。教师通过解答疑难问题,不仅能够帮助学生扩大视野,提高他们的思想认识水平,而且有利于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学生有意识地运用所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正确分析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及其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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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政治经济学以使用经济学现代方法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为核心,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新发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研究对象是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现对当代宏观经济理论的影响,则表现在研究形式和研究方法所做的创新。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一词出现于17世纪的西方,作为一门学科则形成于18世纪70年代,其标志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政治经济学”一词从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规则的涵义。后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作的主旨为研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经济学原理》中认为,政治经济学是一门探寻社会现象规律的科学。自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一词逐渐被“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涵义也由此变得不明显了。在1932年罗宾斯的一篇著作里,以边际主义的形式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因为愿望和稀缺之间的关系意味着经济学可以取代政治经济学”。[1]至此,“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但政治经济学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区别于经济学的,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公民以及社会中的经济现象和规律。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等为代表,呈现出一种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经济、社会和个人、国家和市场之间相联系的现象和关系作为研究对象,用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为工具来研究政治过程以及政治过程对经济的影响,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被称做“新政治经济学”。从研究内容来看,新政治经济学秉承了政治经济学“管理、控制”的原始涵义,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延续与回归。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新政治经济学是对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从层次上划分为微观与宏观层次。它的微观层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对个体、企业等经济主体的影响;它的宏观层次即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从宏观角度考察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政治与经济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相互影响。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从研究方法上摒弃了新古典宏观经济理论一系列的非现实假定,它的出现和发展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核心地带。
1.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是对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创新
经济学是一门解释的学问,即为现实中出现的经济事件或问题提出理论上的解释,然后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或思路,所以经济学的发展都是“问题导向”的。这点在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然而,20世纪初,执西方经济学界之牛耳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曾满怀信心地宣称,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到此已经确立且无争论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经济学家将可以放心大胆地将主要精力集中于这些原理的应用,以适应现实世界中各种体制与实践方面的千变万化。但是我们看到,马歇尔的断言是错误的。1936年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的发表标志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尽管已经出版半个多世纪,但凯恩斯对经济理论的贡献问题,至今在学术界仍存在激烈的争论。原因就在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可以很好地解释20世纪60年代的经济现象,但对解释70年代的“滞胀”现象则显得力不从心。这为弗里德曼和卢卡斯等人的反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在理论和方法上 “推陈出新”,但是20世纪的经济状况毕竟不同于亚当・斯密时代,因为各种各样的垄断和市场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竞争)支配着经济活动,公共部门在经济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全球化把各国经济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义似乎已经不合时宜,政府对经济活动的适度干预和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又为新凯恩斯主义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在经济学界获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张又赢得政府的垂青。20世纪下半期以来的经济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扩散,重新焕发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周期和经济增长问题的兴趣,由此导致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的提出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兴。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是批判与反批判的主要对象。凯恩斯革命是对古典传统的全盘否定。自20世纪60年代的货币主义开始,古典传统得到逐步恢复,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则部分复兴了古典主义的一些思想和结论。在这种向古典经济学传统复归的过程中,一些新的东西被添加了进来。弗里德曼在很大程度上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货币数量论,但是他系统地研究了货币需求函数,把粗糙的货币数量论改造成“名义国民收入的货币理论”,并用大量的实证研究成果来支持他的理论。新古典主义宏观经济学不但提出了很多新的东西,如理性预期假说、卢卡斯总供给函数、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实际的经济周期模型、“校准”方法,而且修改了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假设和结论。向古典经济学回归的趋势不但出现在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而且也出现在非主流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然而,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首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复兴了古典经济学,但这种复兴只是片面的,或者说基本的研究基础和方法并没有根本改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分析问题是以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为出发点,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无疑强调了严格定义的约束条件和市场环境约束下的消费者和企业的最优化,给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包括由人与人之间竞争联系到的社会关系本质,当然政治因素也遭到淡化。仅仅以直觉就不难发现,新古典宏观理论的假设和命题与现实相距甚远。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2]。这实在是对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科学的背离。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 “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新古典宏观理论必须解释或者不得不解释的主要问题正是源于这种现实。这种非现实假定和对非技术因素(如社会关系、政治因素等)对经济的影响研究的缺失导致其无法完成宏观经济学的神圣使命。正如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所宣布的:“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3]
从上述宏观经济学发展的趋势和存在的问题来看,向古典的“社会或政治关系因素”回归是其重要特点之一。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把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关系等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恰好顺应了宏观经济学的融合方向,它的出现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4]
2.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该从新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和“经济”具体分析。
“政治”是指一个社会运用国家权力做出“谁得到什么”、“何时得到”和“如何得到”的决策,该过程是一个集体选择的过程。由于一个社会中每个人、集团、群体和党派的价值观是不同的,其利益是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这就需要社会在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竞争性的利益中做出选择。政治过程是复杂的、多层次的,它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一个社会内部地区与地区、部门与部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还包括集团关系、群体关系和党派关系。推而广之,由于政治还包括国家之间的关系或多边关系、地区联盟、国际组织和全球性协议等,这便是国际政治。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 “经济”的涵义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对经济学所下的定义,也就是它研究稀缺的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用途中进行配置,收入或社会产品如何通过分散化的过程在社会成员中进行分配。经济也是一个决策的选择过程,它要选择“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不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是一个分散的选择过程,而不是集体选择过程,经济决策通常是由理性的经济主体(个人或企业)根据利益最大化原则在市场上分散做出的。因此,政治主要研究权力、决策程序和社会利益;经济主要研究资源配置、收入和财富分配,以及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二者既有一致性,又有矛盾性。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还包括社会、文化及其他因素对经济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分析经济对社会其他方面的影响。由此,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交叉学科”或者是“社会科学”。当代西方著名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权威罗伯特・吉尔平甚至拓展了这一学科在国际经济学中的应用,即应当是“分析在现代世界中由于国家和市场的并存和动态上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各种问题的一个研究领域”。 [5]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研究一个国家中政治对宏观经济运行和政策的影响,包括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当然,国际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和利益的不一致性也是宏观经济学中政治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对象之一。
3.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选择理论的学科区别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和公共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等学科都是新政治经济学的组成部分。然而,由于对于新政治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存在异议,有人仍认为新政治经济学并非政治经济学,而是受新古典经济学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应叫以研究对象领衔的什么经济学,如政策经济学、行政经济学、公共选择经济学等。 [6]这种观点把新政治经济学等同于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经济学,显然是把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大大缩小了。
本文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兴,是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等经典作家获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资本与劳动”利益冲突的格局内,探求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现代形式,“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4]政治经济学与新政治经济学的涵义实质上是一致的,只不过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经济学是以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正规技术工具来考察政治学对经济学的重要性为特色的。这种延续性同样适用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
对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也许有人会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财政)及公共选择等学科似乎类似。其实不然。以阿罗和布坎南的理论为例,阿罗的“社会选择”理论,其主要结论被概括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论证可以概括为“立宪商谈”――以比较小的代价在特定群体内部达成比较一致的同意,但绝不追求公共选择的逻辑自恰性。上述二者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学和康德所定义的“公民社会”的主题――自由意志寻求使全体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会秩序。公共经济学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门的经济学,即政府的经济决策如何影响经济参与者。实证公共经济学研究税收或支出政策对个人和厂商的影响,这显然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而且,在阐述税收和支出政策是如何选择的问题时,公共经济学主要是从新古典福利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即把政府的福利最大化目标作为既定的,然而探索税收与支出政策,而不是用直接“命令”来实现福利最大化的目标。这是规范公共经济学学科范围的事。此外,公共选择涉及的是研究决策机制本身,强调的是运用经济分析工具去研究集体的选择。正如穆勒下的定义:“公共选择可以定义为对非市场决策的经济方面的研究,或者说是经济学在政治学科中的应用。” [7]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并不同于公共经济学或公共选择理论。
二、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
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与自然科学相比有很大不同,这点也表现在研究方法上。一方面,在自然科学著作中很少谈到方法论,而经济学著作中则在一开始就表述其方法论,如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均衡的概念等。经济学的宏观结论很多还需要借助计量经济学等来检验和应用,这就表明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是一种“解释性理论”的特征。在这里讨论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问题,其基础在于新古典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其假设对于所要研究的现实问题是不适当的。目前,经济学和经济学方法论的所有复杂争论主要也在于这一点。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的 “新”主要体现在方法论上。也就是说,这门学科的创新性并不体现在研究内容上,而是体现在研究方法上。它在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弥补了上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重要缺陷。
1.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应用
随着经济学与政治学分化为不同的学科,经济学家的注意力离开了政治和制度因素。对方法论进步的追求,以及对更为严密的经济分析基础的期望是这种分化的重要驱动力。然而,对这种严密性的分析,使得经济学脱离了社会科学的本质任务。我们知道,现代经济学从基本假设出发,它分析价格、激励等各种间接机制对经济人行为的影响,以及如何通过自利的经济人行为的相互作用来达到某种均衡状态,进而探讨这种状态下的效率问题。从这一角度出发的基本问题,本质上是数学中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问题。为了分析这一问题,现代经济学又形成了一系列的参照系,例如,阿罗―德布鲁定理、科斯定理和莫迪格利亚尼―穆勒定理等,这些定理大都建立在严格的数学证明基础之上。
当今迅速复兴的新政治经济学,广泛借用现代经济学业已形成的基本概念和分析方法。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在分析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时,其基本假设是无论政治家、利益集团还是单个选民,都是理性人,利用各种资源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中关于政治与经济制度的理性决策,可以使用现代经济学的数学方法来研究。运用现代经济分析,首先,是概念性的。它运用最优化、激励和约束等概念来考察政治现象。例如,经济学中的最优化理论可用于不同利益集团理性决策问题;代际交叠模型可用于研究政治制度和政治决策对经济增长和代际再分配的影响;博弈论的方法可用来研究政府承诺的可信性以及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问题。其次,现代经济学还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例如,分析局部均衡下的资源配置及政府干预市场的政策效果,往往需要借助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企业控制权的配置对激励和信息获得的影响,以及对公司治理结构的作用,通常需要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分析组织内部的共谋问题、政府的行业规制问题以及集权和分权的利弊问题,又要使用非对称信息模型;研究经济增长、政府的财政政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要用代际交叠模型;分析金融体制的脆弱性和金融危机问题,又要利用银行挤兑模型。这些模型是现代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它们也基本上采取了严格的数学形式。由于现代经济学在研究的出发点、参照系和基本工具三个层次上都与数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形式化的数学模型就成为现代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借助了现代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和工具,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因此,宏观经济学之所以新,并不在于它研究的内容,而在于研究方法,即在于它广泛运用了成熟的经济模型;它的分析工具不在于选择机制本身,而在于经济分析工具的运用。
2.政治学与经济学分析相融合
早期的政治经济学不仅研究个人和市场行为,而且涉及政治因素对经济结果的影响。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决策是在政治界做出的。但是,为了追求分析个人行为与市场的严密方法,经济学最终与政治学分离开来。新政治经济学的出现正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又转而注意政治如何影响经济结果这个老问题导致的结果。实际上,政治学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是很大的。决策者往往会在考虑宏观经济问题并进行决策时关注其政治影响,这就为在宏观经济范围内研究政治经济学提供了理论根据。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的程度都在增加,这就使得经济问题就其性质和影响来说日益成为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则日益成为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增长问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头等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无论是从提高个人的生活水平来看,还是从提高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来看,它又是一个政治问题。党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是一个典型的政治问题,但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权力之争的背后就是经济利益之争,争权是为了争利。政治舞台上的声音是经济利益的要求使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试图把观察社会的政治学方法和经济学方法结合起来,以便更好地认识这个社会的特征,更充分地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性质。
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运用现代经济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工具,系统地分析隐藏在宏观经济学基本问题之后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决策机制、承诺与信誉、法律制度和授权机构、收入再分配与公共品供给中的多相性及利益冲突、要素积累与经济增长、国际经济问题以及经济改革与经济转轨等问题。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何影响经济政策,有效地将经济学与政治学融为一体,推动“新政治经济学”的形成。总之,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的研究,重点不在于政治本身,而在于政治对经济的影响。
3.利益不一致性作为研究出发点
只有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即社会参与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时,才涉及权力和授权问题。 [8]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微观层面,利益的不一致性体现在个体之间的协商与博弈,而当一个社会的不同主体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时,应该如何做出在总体上影响社会的集体决策,这就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政治可以被看作是对集体选择机制的研究,探讨权力或职权是如何得到并如何运用的,可以被看作是运用何种机制进行集体决策这个一般问题的特殊形式。 [9]
在上述基础上,我们可以再回到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个问题上来。“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研究体现为目的与具有选择性用途的稀缺性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的行为。” [10]因此,运用到政策选择上,包含着一个不明确的但至关重要的假设,即最优政策一旦被发现,就将得到贯彻实施。 [8]政策选择问题只是一个技术或计算问题。一旦最优政策被计算出来,政策制定者就会实施,因此,这一决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动的。也就是说,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会福利最大化者,最优政策一旦得到,便会无条件地接受并贯彻实施。最优政策结果与实际选择的同一性,意味着所得出的结果是规范经济学,而立即进行政策选择就会以实证经济学而呈现。
因此,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过程,即研究首先从实际政策与“最优政策”不同这一事实开始。后者被定义为受技术和信息的制约,而非政策的制约。因为政策是可以随着最优政策的发现而短期变动的。面对利益冲突,政府所运用的政策选择机制很大程度上与仁慈的社会计划者所选择的结果大相径庭。这一实证观点暗含了一个规范的方法:规范政治经济学将探讨在现有的政治约束既定条件下,如何能够将社会很好地引导到实现特定经济目标这样的问题上。它不仅包括如何在现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约束,而且也包括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目标设计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以一个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经济正在经历恶性通货膨胀。显然恶性通货膨胀对社会所有成员都是不利的。技术问题是如何能够以最低的成本降低通货膨胀。曾经历过恶性通货膨胀的国家经验表明,降低通货膨胀的必要措施是尽可能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因此,福利最大化的政策制定者将会减少政府预算赤字。实际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是,在许多发生高通货膨胀的经济中,很多政府都难以做到尽快减少预算赤字,导致通货膨胀也在加速之中。其中最核心的障碍就是经济主体的利益不一致性。实证经济学的问题是,预算决策的政治约束是否能够解释这种拖延,以及拖延的时间长短如何反映解决预算冲突的不同机制。而规范经济学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政策,或者是涉及能够就如何减少预算赤字尽快达成一致的政策选择机制。
此外,在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上,居于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核心地位的利益不一致性还被用于研究经济改革与转轨、收入分配以及公共物品等问题。
总之,作为新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以政治在宏观经济中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主体之间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社会利益矛盾性等问题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特色在于,既在社会因素中凸现政治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方面顺应了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复兴,又应用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利益不一致性为出发点对政治与宏观经济的关系进行研究。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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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大环境下,经济已经渗透到了政治的方方面面,而且对政治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强,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关于政治经济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市场经济定义及其特征
(一)市场经济定义
西方经济学家对市场经济下了各种各样的定义。归纳起来,这些定义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定义1:市场经济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制度。
定义2: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配置资源的经济。
(二)特征
讲市场经济的特征,应当先区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分别论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博恩斯坦在他主编的《比较经济制度》书中把市场经济分为两类:一类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他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1)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和占有生产资料的私人企业;(2)经济利润作为生产决策的指导力量而居于支配地位;(3)依靠市场和价格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1)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2)经济利润作为生产决策的指导力量而居于支配地位;(3)依靠市场和价格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征是:(1)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2)收入分配中有限的不平等;(3)利用市场和价格配置资源和分配产品。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1)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而资本主义市场则以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资本主义以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为生产目的的。(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宏观调控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强而有力。 市场经济就是按等价原则进行交换的经济。 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发展,其根本基础首先在于分工的普遍化。我们说,没有工业化就不会有市场经济。为什么呢?因为工业化、大机器生产才能造就社会普遍分工的物质基础。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不需要交换。最多是一家之内的两口子交换产品。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市场经济是通过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实现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经济运动形态。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主要有
1、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市场主体不管是人还是企业,必须具有独立的产权,有独立的经济利益,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或经营者。
2、市场经济是平等经济。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交换只能在等价的基础上进行。
3、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生产者都力图使单位产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必然存在竞争。
4、市场经济是效益经济。市场经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济。
5、市场经济是服务经济。商品只有满足他人和社会的需要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商品生产者只有为他人和社会更好地服务才能获得更大的盈利。
6、市场经济是网络经济。为使生产要素有来路,产品有销路,必须发展横向联系;为求得自上而下的指导、协调、规划和监督,必须发展纵向经济。
7、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市场经济是没有边界的,它反对任何形式的边界封锁、部门分割和非关税贸易壁垒。市场要对国内开放,也对国外开放。
8、市场经济是动态经济。竞争机制支配企业行为使市场处于非平衡状态,生产要素在竞争中流动又可产生平衡的倾向。
二、市场的作用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市场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分配收入。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者的收入高低和盈亏状况首先取决于市场价格,价格的高低决定着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 2、传递信息。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向商品生产者传递经济信息,价格上升表示供不应求,反之则供过于求,生产者可根据价格信息自主调节生产。 3、刺激生产。市场在分配收入和传递信息的同时,又可以刺激商品生产者不断改进技术,加强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 4、调节供求。在市场经济中,生产和需求的平衡,是通过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供大于求,价格下降,生产减少;供不应求,价格上升,生产增加;供求平衡,各个部门的生产比例得到合理分配,资源配置实现合理化。
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是:
第一,能够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
第二,能够给企业以压力动力,实现优胜劣汰,促进技术和管理进步。
第三,对各种经济信号反应比较灵敏,能促进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及时协调。
四.对市场经济的运行必须实行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集中分析市场对有些社会经济活动不能发挥调节作用,以及有些社会经济活动不能让市场对其发挥调节作用。(参照教材、教参中的有关内容,最好用生活中的实例来加以说明。)
市场调节的固有弱点和缺陷,主要表现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最好用生活中的事例来加以说明。)
(3)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对市场经济的发展实行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具体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小论文的重点部分。)
①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的社会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使得社会主义国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创造条件。如“京九”铁路、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青藏铁路建设、南水北调工程等。
②在我国,国有经济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因而有雄厚的实力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导向作用。
③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着最广大的人民的利益,有能力将全国人民的意志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得更好、更有成效。例如,自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物价稳定,就业增加,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资源是有限的,或者说,资源是稀缺。
这是所有经济学的出发点,也可以说它是所有经济学大厦的基础。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所以要自由竞争,把资源分配给那些更有效的使用资源的人或公司,这样才能保证效率。所谓效率,首先体现在有效率的使用资源上。资源有限,这是发明自由竞争和搞自由竞争的理由。
一颗捡到的钻石的价值是多少,似乎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我们必须老实的承认,这个问题没办法回答。价值的计量是什么?是价格。既然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为什么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就一定要是固定值呢?劳动的价值假如不变,价格上涨了,只能说明二点:一、资源稀缺性 二、普遍劳动力的价格上涨。但是必须补充说明,这个“没办法回答”就像问一个分子的温度是多少没办法回答一样。定义永远只能在限定的范围内使用。钻石正是因为稀缺性而导致起价格贵,或许其只有价格的贵,真正的价值是很少的。但既然次钻石是你检到的,没有什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言,仅仅只是个弯下身子的捡的动作。没有劳动价值,没有使用价值。可是,正是它的稀确才导致价格之贵,那么,它的价值是什么?价格是价值的计量,那么此时的价格代表了什么...
政治经济学,其顾名思义是,政治和经济的学问。但我个人认为,其应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当今的为人是也。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在现今社会无疑是最为比正确的哲学思想,可我看,马克思更是工人政治家,其所著的资本论以及以后以他的思想而发展出的政治经济学更向是他理想制度下的经济学。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是第一性的,它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过来也影响经济基础。这是我们马哲老师在上课时所讲的。于此,我个人的理解是,国家政府首先应该保证人民的温饱问题,在获取其的认可后保障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后,才可以反过来稳定政府当前政府的存在,并通过接下来政府发行政策和征收税收的方式对全过经济进行甘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国家经济。这才是政治经济学的本质。政治经济学,他所特有的什么剩余价值之类的,还有说什么资本家剥削劳动者,虽然这确实存在,但劳动者为了生存,这是心甘情愿被资本家剥削的。人民往往得到生存之道后,才想到别的东西。人是逐利的,最更本利益确是自我的生存呵!
而现在我们国家早已到达全国温饱的程度,早以无须为生存而担心。自从邓小平发发表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来援助其他穷困的......现在更是在奔向小康的康庄大道之上。可正视当今社会,作为监控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逼近0.47。按照经济学的一般说法,这一指标超过0.4,即意味着进入警戒状态,而一旦超过0.6,则预示着社会不安定趋势加剧。另有报告显示,1995年,中国的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为2.5倍,目前更已扩大至高于3倍,城乡居民所享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更是存在天壤之别。二00五年,中国职工平均工资上涨百分之十四,以东部地区的平均涨幅最高。在中国的东部,平均年工资达二点二四万元,这一数字相当于中部地区工资的一点五倍。
这种居民贫富差距悬殊以及地区发展间的不均衡,已经开始威胁、制约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譬如说,当人均GDP的提升却又解构为少数人口、少数城市、少数地区的高增长以及大多数人口、大多数农村、大部分地区的低增长甚至无增长,那么,按照简单的边际效应递减原理就可推知,整体社会在拉动内需方面的努力必定是低效率的,其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亦会很成问题。除此之外,更遑论社会稳定堪虞将可能使所有建设成果毁于一旦。
当然,我们深知,缩小贫富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努力注定会是艰难而长期的过程。但同时我们也相信,这一目标的达成是可能达成并应该达成的。因为制度变迁的发生取决于社会对新制度的需求,以及对新制度的供给。当前较为突出的贫富悬殊并由此带出的对于持续、全面发展的制约,应该理解为现阶段经济社会所表现出的、对于公平效率并重的需求。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树立、落实,则为满足这一需求的重大政策及配套措施的推出,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保障。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要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理顺分配关系,完善分配制度,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努力缓解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昨天,5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召开会议,研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问题,呵呵,我在此并不是想说邓小平是不对的,我个人对他是极其尊敬的,但正是那些执行其次中国最伟大的战略家的经济战略时,没有把握好,导致了现在社会经济不平衡,两极分化之重。要是我,到现在不是要去研究改革收入分配的问题这个会,而是老早去做怎么样维护两极平衡这件事了。这个问题说到现在都已经N年了,可是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呵呵,其实地区间的贫富差距更由房价可以完全体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狐狸梦,一部据说是平民都看的懂的经济学小说,它里面有这么一句,搞城镇华建设就是让车子开进去,然后造房子,也就是圈地造房。我觉得很有道理呵,房价是完全体现经济的一样东东。全国最贵的房价不就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方,而这些地方又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咳,房价就代表了城市经济水平的高低。而国家,作为这些土地的主人(呵呵,不就是有那么句话叫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出台了种种政策来抑制房价的伸高,为的不就是让老百姓满意嘛~就拿上海来说,郊区的不过五千到6千,而市中心却要卖到2、3万,据报道平均每个家庭每年才5万多收入,那你还得孩子教育和家庭的必须支出,要是房价那么贵,房贷真是不知道要还到后年马月。而安徽等地,你在安徽中心卖到900,人家还觉得你贵。。。你说这个贫富差距实在是。。。
人们说有良好的政治环境,经济才能迅速发展。这句话是没错嘀。但市场不是政府,政府不是市场一样,而事实是政府干预了市场的发展。美其名曰: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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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国经济工作的法宝之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国有企业也被推入市场经济的洪流中,这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国有企业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思路和方法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亟待改进和创新。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西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制度的不断引进,企业文化建设逐渐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所接受,并受到了广泛关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的实践措施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思想政治工作是事业单位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新的社会形式下,单一、古板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方法与当前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显然脱节。为此,只有将其与企业文化建设高度融合,才可以最大力度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助力企业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赢得发展的先机。本文通过对企业文化的作用分析,论述了企业思政工作与文化建设工作间的关系,并基于此提出了两者相互融合、共促的实践路径,以期对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参考。
现代企业普遍重视企业文化的建设,不过很多企业只是把企业文化当作几句口号,或者囿于激烈的市场竞争,觉得企业文化费工夫、不实际,需要时翻出来装点一下“门面”,自顾不暇时便将其抛之脑后。究其个中原因,多因未能真正理解企业文化意旨所在,且不适应我国经济当前“新常态”、新的市场竞争格局。由此,以思政工作为切入点,展开对两者有机融合路径的探讨对企业全局管理具有一定积极意义。
在企业管理的各个阶段,企业文化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企业管理贯穿于企业全周期、全过程、全员的生产经营活动之中,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保证;而企业文化在此中的作用,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 是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即具备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善于把员工个人的价值观统一到企业价值观之中,让企业发展目标和战略成为员工自发的追求,正是发挥了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企业战略是企业的长远发展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策略、方法和途径的总和。文化是我国几千年来代代相传的做生意的最基本的原则;“不赚钱的生意不做”也是许多企业恪守的信念和文化。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也就有什么样的经营理念,封闭保守的思想、消极落后的观念产生不了积极进取、开拓创新的企业发展战略,故而企业文化是选择企业战略的基础。
(二)是制订管理制度的关键。现代企业强调“以人为本”,这就需要把企业文化融入管理制度之中,实行人性化管理,才可得人心。企业制定管理制度时,应发扬民主集中的精神,充分吸纳不同的利益诉求。让企业的管理制度既代表广大员工的意见,又体现出企业的价值观念。企业应深刻认识到管理制度是用来规范、约束、激励员工的行为,有什么样的企业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管理制度,如果企业文化是一种保守型的文化,相应的管理制度就重在约束、规范和遵守,不允许违反管理制度;如果企业文化是一种进取型的文化,相应的管理制度就会鼓励创新、开拓和打破常规,容许员工犯错。
(三)是企业统筹管理的保证。企业管理的重心在于执行力,实施企业管理的时候,固然需要综合运用各种资源、措施和手段。企业文化可以创造符合企业全体员工利益的价值观,调动员工积极性和主动性,使企业员工生成凝聚力和执行力,把管理内化为自觉的行动,从而自觉遵守企业的管理制度,在工作中互相约束和规范、团结和鼓励、竞争和赶超,使企业经营管理规范和高效,在企业文化与企业管理制度协调共振时,企业文化就会发挥正向的协调、凝聚、激励作用。
文化建设内容丰富,实行起来也较为复杂,而成功的思想政治工作可以为文化建设打下良好的基础,提供强大的动力,从而保证文化建设发挥其积极效应。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员工可以明白其自身的职责所在,树立更强的集体荣誉感,与组织的价值理念达成共识,进而与集体一同努力和创新,最终取得工作成果。另一方面,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同时也带动了文化建设的创新,思想政治工作所采用的全新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无时无刻不在激励着员工,促使其摒弃陈旧的文化理念,形成新的文化氛围。同时,与之文化建设互补还可以团结人心,合力共促员工更为积极主动地投入到事业单位的建设当中,为单位一系列改革提供不竭动力,从而促生更大信心去迎接新时期的机遇和挑战。
(一)发挥文化的规范作用。基于上述可知,文化建设可以拉近组织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使员工更好地接受组织的领导和指挥,从而促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化。而古语有云“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就清楚地说明了必须用制度、规矩来制衡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企业文化的规范约束作用往往无处不在而且力量巨大,企业应该充分发挥道德信仰、共同价值观、文化氛围等方面无形的规范作用,用管理来制约每一位员工,严格执行工艺要求和作业标准,不断提高产品品质。人的工作态度、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决定了其行为方式,而行为方式决定了结果,决定了绩效的好坏,因此必须有形约束与无形约束相统一,外部企业制度约束与内部员工自我约束相结合,使员工不断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真正发挥管理的实效和高效。
(二)坚持既定原则与方向。具体地说,即是将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相融合必须坚持一定的方向和原则,不能盲目进行,不然只会适得其反。两者的有机结合要以科学发展观为基本方向,强调以人文本的中心思想,其最终目的是激发员工的工作热情,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从根本上解决群众所面临的问题,使之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但在两者结合的过程中,应重点强调理想信念的关键作用,使得员工可以为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同时,两者有机结合还需要平衡很多问题,比如创新与发展,传承与改革。需要注意的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初衷必须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顺应时代的发展规律和市场的变化动向,更好地促成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同步最大化。
(三)相互渗透共促协调化。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工作的融合主要包括结构层次的融合,即将不同的物质、行为和制度文化分别注入到思想政治工作中;还包括功能方面的融合,即导向功能、激励功能以及协调功能的融合。为此,企业应借助企业文化的魅力构筑共同愿景,以一种“软”管理的方式来协调各职能部门和员工,营造出积极和谐的企业氛围,使他们不再固守自我利益,而是统一在企业的战略目标下,形成整齐协调的行动,求同存异,同舟共济,把矛盾、冲突化解于无形。
综上,企业要想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就应着实为员工着想,持续改善软硬件环境,改善员工待遇,不断提升其责任心和归属感,使之将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形成一股向心力和凝聚力,以严谨的态度、崇高的责任感、神圣的使命感严谨对待工作中的每一个细节,由此带动企业整体管理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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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经济危机的实质,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其理论生命已经终结。从方法上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已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但正是这样的政治经济学, 却能发挥其诱惑和拉拢之力,将中国等资本不发达国家圈进资本全球化的陷阱和虚拟经济的漩涡。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经济大危机,更以鲜活生动的事实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没落。
[关键词]资本腐败性;经济危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危机
【论文正文】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作为经济关系和制度已经四五百年, 它驾驭着工业化的战车驰骋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大洋洲,不仅陆地、海洋、天空,就连太空也都在其势力控制之中。资本不仅在“地球化”,而且正随其驱使的航天技术实行“月球化”、“火星化”、“太阳系化”、“宇宙化”。资本成了实在的、唯物主义的上帝,不仅人类, 全部物质资源都是它的统治对象。正是在资本统治和扩张过程中,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达到了无限辉煌和荣耀。它的原理、范畴、公式、模型被说成“自然规律”的真理表述,不仅被资本所有者奉为金科玉律, 还被他们并通过他们所控制的政府、大学、媒体、研究咨询机构宣传成“普世价值”和“大众文化”,淋漓尽致地控制了人们的意识和行为。物极必反。正当资本统治于20 世纪末期摧毁了“社会主义阵营”,并全面推行“全球化”,其政治经济学堂而皇之地成为“主流”以后,不到20 年时光,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爆发, 宣告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败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按苏联教科书所划分的“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不只是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而是以资本所有者阶级为主体, 以这个主体利益和意识集中概括为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一大派别。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主义,它从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自然的基本观念出发, 论证人类只是物质世界中动物的一部分,是以动物性为人性的,因而是自私的,遵循“丛林法则”而自由竞争地占有物质财富,以对物质财富的所有量界定人的社会地位和关系。正是依据这个观念,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本规定为“自然规律”的体现, 资本所有者是人类的精英和主宰。
资本的本性在于增殖,为此就要不断地扩张,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自形成以来的四五百年,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虽然分成众多学派,纷争不断,但所有经济学家都把为资本服务,探寻利润最大化的途径、手段作为基本宗旨和原则,都在努力为其代表的阶级、阶层、集团的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 从而也就将资本导向更广泛更细致的空间, 并无所不用其极地榨取剩余劳动和资源, 引发了资产阶级与雇佣劳动者阶级的阶级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矛盾,这些矛盾又导致国际矛盾,不仅体现于经济上,还体现于政治,并激化为战争。即令在“和平”时期,资本统治及其国际间矛盾也会以军事实力的竞赛、威慑相对抗, 致使今天的人类每时每刻都处在死亡的威胁之下。
几百年来,特别是近三十年来,资本及其包含的社会势力迅速地增长着,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中占绝对优势的统治力量。然而,以不断增殖为本性的资本的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只要是资本,就必须获利,就必须将其货币投放到能够营利之处。从最初的商业资本到产业资本,再到金融资本,是资本直接以货币形式来谋利, 由此生出了虚拟资本,即不直接投资于产业的资本,甚至只在金融领域流动的资本,这个资本量愈来愈大,它们也要获利,而且要获取比产业资本更多的利润。虚拟经济成了与实体经济并存的又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形式,虚拟资本的利润在货币金本位制的条件下,还只能来自产业(三个产业)资本,是对产业利润的瓜分,这无疑会挤压产业资本,制约实体经济,但也要受实体经济制约,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实体经济中的危机。当虚拟资本越聚越多,进而形成了独自存在和运转的虚拟经济以后,货币金本位制就成了虚拟资本连带产业资本获取利润的障碍。毕竟黄金不是虚拟的,不可能满足迅速膨胀的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的实现,同时也制约了产业资本利润的实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虚拟资本的虚拟利润和产业资本的产业利润是有同等地位的,甚至说虚拟利润的获取要比产业利润更为便捷。于是,经济矛盾加剧,危机爆发。
经济危机的实质, 不是人们从现象形态所看到的“产能过剩”,而是资本利润的不能实现。之所以如此,自由竞争的资本在投资、生产、经营上的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原因,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又是一个原因。危机是资本利润不能实现的集合, 并导致资本的利润进一步不能实现,于是就不能积累,实体经济受到巨大破坏。但虚拟资本却可以在虚拟经济中炒作,并获取利润,其结果,虚拟资本反倒日益积累,并吸收了一部分产业资本加入虚拟资本的行列。这样,虚拟资本量不断增加,而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利润远不能满足产业资本和虚拟资本欲求的利润, 于是就与货币制度、金融体制和实体经济相冲突。1929年的经济大危机就是这种冲突的总爆发, 是以前若干次危机积累矛盾的集中体现。
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各学说面对如此尖锐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 资本主义制度及其体制的矛盾陷入了崩溃边缘。也正是在这种条件下, 迫使资本主义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冲破依据自由竞争体制规定的政治经济学关于国家、货币、金融等的教条。凯恩斯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 他以当时苏联和德国经济制度与货币制度为依托, 参照美国罗斯福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承继历史上已有的货币国定论观点,提出强化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其中基本有两条,一是废除货币金本位制,由国家根据需要发行货币;二是以财政手段参与和调控经济。总之,国家不仅应该干预经济, 而且要作为经济生活和关系中的重要一方从总体上参与经济活动。这是对斯密以来传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突破, 从理论上为从自由竞争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化提供了依据。这种体制的转化被凯恩斯的继承者称为“革命”。
但它只是保持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性质的阶段性改革。所谓“市场经济体制”,就是由国家干预、参与并制定规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它形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盛行于二战之后至今。
凯恩斯的学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纳,以不同方式转入市场经济体制,并因此而缓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尖锐矛盾。然而, 市场经济体制本身也有不可解脱的矛盾, 其关键就在国家。虽然战后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通过选举和议会斗争可以掌控政权, 并在一定程度上节制资本对劳动者的统治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 但由于其改良主义路线不能从根本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 而为了拉选票和稳定政权,又不得不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这些政党的活动并不能扭转资本演化的大趋势,有时甚至在它们执政期间过度使用凯恩斯主义的干预政策,特别是国家货币发行权,促进了从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再到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的转化。
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冲破了金本位制, 凯恩斯的“革命” 从理论上使国家成为货币的生产和供给者,并以此来参与、干预经济。20 世纪70 年代初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废止美元与黄金的固定比价以后, 也就等于它可以不受限制地按其需要生产仍作为世界货币的美元, 用以换取国内国外的各种实际商品和服务,同时扩大“流动性”以满足资本获取利润的需要。也就是说, 当资本不能从实体经济中通过占有并实现剩余价值来增殖的时候, 政府就印制大量钞票以财政方式或贷款来救援, 促使剩余价值实现并积累再生产。这样做势必导致更多的虚拟资本虚拟。虚拟资本构筑了一个以各种金融衍生品为内容并自成系统的虚拟经济,那里也有利润,而且是高额利润, 但却不像实体经济那样购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是雇佣一批金融精英,设计各种衍生品,吸纳实体资本和居民的财产,提供形形色色可以满足利润最大化欲求的服务,由此来获取利润。
由于美元已经虚拟化, 而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仍由高技术及其体现的军事力量所保卫, 美国政府以增发货币和大量举债(美国国债是债务人没有还债义务的特别债务,必要时可用印制美元来使其贬值)的方式,保证了庞大的虚拟资本的利润,并使虚拟经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内容。[论文网LunWenData.Com]
美元的国定和虚拟化, 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仅使美国资本财团从全世界攫取了巨额财富,也迫使各国货币的虚拟化,导致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无限制扩张, 从而使人类陷入一个以虚拟货币和虚拟资本主导的病态的经济场,政治、文化也随之演变。由此引发了各种尖锐的矛盾, 当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过是其突发形式。人本质的进一步异化,人性的歪曲,人与人关系的矛盾,人类与其生存资源、环境的矛盾日益尖锐。这些都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所不能解释和解决的, 以资本所有者为主体, 以资本统治和增殖为主义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不能产生像凯恩斯那样的“革命”者。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步入一个必须进行变革的时期, 这种变革绝非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退回到自由竞争体制, 时下凯恩斯主义追随者们以指责自由主义导致这场危机的作法, 并不能掩饰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矛盾, 而他们主张用大印钞票方式救危机的作法,只是饮鸩止渴,可能会缓解矛盾,而且在没有强大的变革势力的情况下, 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还会延续一段时间。然而,拖得了一时, 拖不得久远。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不可能逾越其历史的局限性, 正是在其理论与现实的对立中,在各“权威”的主流经济学家对矛盾的掩饰和对资本腐败性的辩护中, 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生命的终结。
资本是劳动的异化, 也是对人本质的异化。劳动作为人本质的核心,是人成为人的根据,也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发展的根据。阶级统治的实质, 就是非劳动者对劳动者的劳动的支配和劳动成果的占有。
为了论证这种支配和占有的合理性, 历代统治阶级找出了神、上帝、天命等外在于劳动的观念,将它设定为实在的主宰。资产阶级思想家找到了物质的自然规律作为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主宰, 虽然也承认劳动是物质财富生产的“要素”之一,但他们却将资本、土地等物质形式也规定为与劳动同样的“要素”,并和劳动同样分别获取新增财富。进而把不论何种方式对物质财富的占有规定为人类经济活动的目的,并按财富占有量来界定个人社会地位。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基本点上就是背离人本质的, 是人本质异化的理论表述。当其因反封建、反专制而具有的历史进步性随历史的进步消失后, 当它不仅为资本占有利润辩护,还为虚拟资本和虚拟货币辩护,为虚拟经济和虚拟利润做以高等数学为主要方法的“科学、精确”论证时,它对人本质的背离,它的反人性的属性就日益突出。它已经不仅是马克思所批判的“庸俗政治经济学”, 而且是为虚拟资本服务的庸俗的虚拟经济学。
当资本主义经济虚拟化以后, 对劳动的控制已不仅是对无偿占有的劳动价值的积累,还包括由国家和资本联合生出的虚拟货币及其形成的虚拟资本,它既要占有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又要侵吞实体经济中资本的利润, 在深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的同时, 也引发实体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这两个矛盾都要掩饰,在庸俗化方面“与时俱进”了一大步,从而也就迈进了覆灭的泥潭。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从理论上说明因资本与劳动的矛盾所引发的阶级矛盾, 不能说明资本与虚拟资本的矛盾及其导致的资产阶级内部的阶层、集团的矛盾, 不能说明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对于这些因资本对人本质的异化而体现的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矛盾,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资本主义形成期所依据的“物质自然规律” 来解释, 表明了它作为资本所有者阶级利益和意识的理性概括已经成为阻碍历史发展和人性升华的反动学说体系。
人类发展的根据和动力都是劳动, 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能取代封建领主制和集权官僚制,就在于能够规定劳动者的人身权和劳动力所有权,并在这个基础上购买并支配劳动力使用权。但这种进步性是阶段性的,因而也是有限的,当资本不仅增长到成为对全人类的控制手段, 而且用其掌握的国家机器直接生产货币和虚拟资本及其利润, 并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对立,不断侵蚀实体经济的时候,资本主义制度的先进性也就完全丧失了。
资本(包括虚拟资本)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不仅是今天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创造的,还包括对今后几代、几十代劳动者的预先剥夺。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用“物质自然规律” 来论说资本和剩余价值表现的利润,显然是与实际相脱离的。而资产阶级内各阶层、集团的矛盾,国际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是当今世界矛盾的重要根源, 但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对此视而不见,或知而不论,依然高调鼓吹着资本统治、合理与和谐的神话。
资本的增殖与扩张不仅造成人类社会的尖锐矛盾, 还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和环境的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在涉及这个问题时, 总是泛泛地归因于“人类的活动”,进而把责任推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即中国、印度等国众多的人口。这是典型的掩饰实质的辩护性手法。造成自然资源破坏和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唯一原因,就是资本对利润的追逐,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奉行的“利润最大化”宗旨,则是其理论的依据。对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为了实现追逐利润、增殖资本的目的,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的,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必要的。
廉价地使用劳动力“资源”,开采、利用自然资源,将这两者“合理配置”,就可以生产财富,实现效益。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为资本所有者及其政府出谋划策, 以技术和暴力为先导,向全世界扩张,每到一处,就把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强行配置起来,进行财富的生产,而其所谓“合理”,只是“利润最大化”,并非保护环境和资源。对人类生存条件的破坏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其对“人类活动”的指责,不过是在掩饰其真相,推诿罪责罢了。
行文至此, 我们不妨分析一下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内容和体系。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以斯密关于“经济人”的假设为基本点的。这个假设将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设定为财富所有者,都在依据“丛林法则”自由竞争增长财富的所有量。每个人都是自私的, 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因而也是相互敌对的。社会以契约和国家来制约个人对财富的竞争, 个人则以理性约束自己行为。在这个基本点上,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将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出发点,整个体系也由此展开。体系构建者的逻辑大体是这样的:经济的基本和核心,是“经济人”占有物质财富,“经济人”不仅要生产,还要交换。交换使财富的价值得以实现,即货币化。
每个“经济人”既是供给者又是需求者,由他们共同构成的社会经济,就是供给与需求双方对立而又联系的市场, 从个体的经济行为,到总体的市场经济,都是供给与需求矛盾的具体形式, 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些具体形式及其必要条件的论证。所谓“微观”和“宏观”两部分,前者是从个体、个量对供给关系的分析,后者是从国家、总量对市场的论证。“微观”部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个体(包括个人和厂商)如何处理供求关系,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宏观” 部分则以国家如何从总量把握市场的供求状况,进而运用国家权力,以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调控,制定相应市场规则和产业政策,以保证总体经济环境, 为个体利益最大化提供必要条件。
这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体系, 也是具有其不可克服缺陷的体系。其理想就是每个“经济人”都能实现利益最大化, 而且这个体系所要求和设计的经济过程都是在理性指导下进行的。而其缺陷, 首先就是以理想掩盖现实经济矛盾。为了保证理想的实现,它把在现实中存在的阶级、阶层、集团,乃至国度、区域的矛盾统统排除,设定其不存在。其次,就是脱离实际,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力图将其学说描绘成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除否认阶级性,还把其作为根据和对象的财富所有权及保证所有权的制度也在理想化后作为前提,不予论说。这样的体系,并不是对现实经济矛盾的分析, 而是对资本所有者和想成为资本所有者的“经济人”的利益和意愿的概括。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看来,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或是已经将所有的货币转化为资本,或是时刻准备成为资本所有者。“经济人”的理性就是资本的理性。这是一个严重脱离实际的体系, 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者却将它说成是“密切联系实际”的体系。
之所以如此,一是在中国以“苏联模式”为根据的苏联教科书作底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丧失了它揭示经济矛盾的功能,
二是中国深重传统中的官文化和小农意识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基本观念上的相通。“发财致富”作为官方倡导的主流观念,使受小农意识影响的人从这个体系看到了自己理想的概述, 真的将自己想象成资本所有者并掌握了“致富”途径。第三,为迎合资本家和政府的需要,不计后果,急功近利,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出谋划策。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实用主义为原则,而其实用的标准,就是使资本获取“最大化”的利润。为此,无所不用其极,不仅榨取剩余劳动,而且肆意开采利用自然资源,破坏环境。特别是“创造”出虚拟货币、虚拟资本、虚拟经济这些怪物, 使全人类经济生活陷入全方位的矛盾。
第四,虽然极力掩饰,但却不能摆脱其作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本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极力在标榜他们是在进行不受意识形态干扰的、与政治脱离的“纯经济”的研究,但实际上则是资产阶级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强烈的阶级性、政治性。他们编写的教科书,实为资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宣传品。
他们所说的“纯经济”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充分证明了政治在经济中的存在与作用。
而他们所设定的每个“经济人”都是资本所有者,都可以获取利益和利润的最大化, 也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背离的。第五, 也是其理论生命终结的重要原因, 就是在方法上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
从方法上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丧失了理性思维所必需的观念和能力。按马克思的说法,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早在19 世纪中叶就已开始因庸俗化而失去了理性思维的观念和能力, 演变至今,更为彻底。庸俗化的方法主要特点就是辩护性,辩护性也就是欺骗性。号称对“纯经济”进行科学研究的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他们本人已不再认为自己是“政治经济学”家,而自称“经济学”家,以此表明是超乎阶级、国家、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他们要比其前辈斯密、李嘉图更加“政治化”,他们的学说更为实用地在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其内容也更具政治性) 将辩护性方法发挥到了极致。其要点是:
(1) 把资本所有者的利益说成全人类的利益,将每个个体人都视为资本所有者,进而从“经济人的理性”立论。
(2)将现行资本主义制度规定为“自然规律”,是天然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的自私本性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个人私利的唯一社会形式,相比传统的庸俗政治经济学家, 他们在这一点上更加确定和绝对化。
(3)以现象描述代替本质规定,以片面的一般性抽象表述代替特殊性矛盾的分析, 如将供求关系说成经济乃至社会的主要矛盾, 以此掩饰阶级关系和矛盾。
(4)片面地强调数学化,将数学的使用程度等同于科学研究的程度, 以数学公式的推演代替经济矛盾分析。进而以数学, 特别是高等数学的设量推论来设计、论证经济政策,尤其是金融衍生品的设计, 具有极大欺骗性和危害。有些人甚至将经济问题的研究变为数学的习题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当然要应用数学,数学是必要工具,定量分析对规定经济矛盾的意义是明确的, 设量推论也有一定价值,但将数学,特别是设量推论作为主要方法,势必导致脱离实际,在“科学”的假象之下,包含着对经济矛盾的无知和理性思维能力的退化。
(5) 庸俗的实用主义,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既缺乏理性思维能力,也没有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欲望,绝大多数从业者都只是把它作为谋生手段, 从而也就势必唯雇主意愿行事,或是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或是为资本寡头集团的基金会做课题, 或是在媒体发表言论。
为了让雇主满意,竞相采取实用主义方法,不求探索矛盾,只顾讨主子欢心。
现今正在肆虐的空前的经济大危机, 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 也说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没落, 更暴露出其方法的低俗无能。不妨看一下十年以来的著述,对于这场孕育已久的大危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不仅几乎毫无觉察,反而大唱“资本主义好”的高调,对早已暴露的危机的态势,推波助澜,极力鼓吹以虚拟资本为核心的“市场经济”,不论“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的现代追随者,实则都是这场危机的推动者。
正是他们以其庸俗的方法掩饰矛盾,或是主张私人资本企业的无限自由扩张,或是不顾后果地动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干预经济,特别是危机爆发后的疯狂“救市”,都表明其理念的险恶和方法的贫乏。虽然在金融资本和买办官僚的保护支持下, 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z 还会在人类思想界占据一定时段的“主流”地位,但已经没有理论生命的学说,不过是统治者手中的玩偶和应声虫,是思想史上的僵尸,虽然还能骗人,却不能在科学上有任何作为。如果说它还有意义的话, 那就是为新兴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批判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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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把民族这一族体作为整体进行全面的考察,研究民族的起源、发展以及消亡的过程,研究各族体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它是社会科学中一门独立学科。属于法学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际政治论文范文:民族学视野中的欧盟。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民族学视野中的欧盟全文如下:
欧盟,人们似乎已经熟悉和更多的以多极世界的一极来看待它,然而欧盟又实实在在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中欧洲人从氏族、部落、城邦、王国、民族国家逐步演变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性联盟。虽然人们已经从历史、地缘、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这个演进过程予以了广泛关注,但还可以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角度,审视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步伐,分析欧盟的理念和民族国家所赋予它的权力,从而进一步认识欧盟。
欧盟是什么?欧盟的理念是什么?它的权力有多大?这是我们在谈及欧盟这个话题时难以回避的问题。
可以比较肯定地说,欧洲联盟首先是一种理想。大欧洲建设者的理想是结束千百年来各国的分裂,实现欧洲的统一,建立欧洲联邦。欧洲共同体的创建者们从一开始便对传统的民族国家持否定态度,他们提出的舒曼计划宣告了一个新欧洲的诞生。半个世纪以来,欧洲一次次地向更高的整和层次迈进。
主导欧洲人从分散走向联盟的观念即所谓“欧盟的理念”,有人也称之为欧洲观念或欧洲主义。它是一种欧洲人处理民族国家关系问题的新观念,主旨是告别传统民族国家,不断创新、不断发展,构建联盟大厦。
欧盟既不等同于欧洲政府,也不等同于欧洲大市场。它处在介于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中间状态,有人称之为“似与不似间的矛盾统一体”。在欧盟条约的修订、共同外交与安全等关于国家主权的重大问题上,政府间会议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可以将欧盟机构视作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吗?人们大多难以持肯定态度。政府间谈判不能完全涵盖欧盟政治的复杂性,也不意味着欧盟已经成为一个等同于国家政府的实体。
1991年12月签署的《欧洲联盟条约》(又称《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开宗明义地写道:“最高缔约各方在他们之间建立一欧洲联盟”,而且按照辅从制原则的规定,欧盟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而是一个由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它尊重组成这一联盟的各个国家的民族特征,不要求成员国放弃国家主权。
值得注意的是,自1957年对于欧共体具有宪章意义的《罗马条约》签订以来,欧洲人联合组成的共同体作为一个超越民族国家的机构,其自主力度在不断加大,各机构间逐步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近年来,随着超国家结构在欧盟事务中作用日益增强,旨在实现欧盟各机构间及其与成员国政府间权力平衡的机构改革,逐渐成为欧盟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欧盟已经逐步摆脱了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依赖政府间谈判的运作方式,正在以一个地位上与各成员国政府相对平等的政治实体的面目行使决策和管理欧盟事务的职能。到20世纪90年代初 ,欧盟机构对成员国政治的影响已不容忽视,成员国国内立法的75%—80% 要事先与欧共体委员会商榷。
与此同时,对于投身于欧洲一体化的欧洲民族国家而言,其政府控制欧洲整合的能力陷入了一种被逐步削弱的状态。它们不得不在经济、社会、货币、司法等领域将部分管理权转移到欧盟机构。但是,这种权力的转让并不是主权的转移,而是成员国政府根据有关的条约,自愿地将部分管理职能转移到欧盟的超国家机构。从本质上说,这仍然是国际法中履行国家条约义务的行为,成员国政府在认为必要的时候,仍然拥有退出某项政策乃至欧盟的最终决定权。
建立“欧洲合众国”是近代以来欧洲各民族梦寐以求的理想,其根基是欧洲人对欧洲历史特性和自身经历所做出的理性反思,他们认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欧洲”, 才有可能解决对欧洲人至关重要的问题,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存在和资本主义发展间的内在矛盾。
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是近现代欧洲历史框架的两大支柱,它们彼此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近现代欧洲的特性和力量的源泉。民族国家为欧洲资本主义提供了巨大的动力,资本主义则给欧洲带来令人瞩目的经济、科技和社会进步。但是,两者之间也充满了内在的、难以调和的矛盾。一方面,欧洲民族国家从本性出发需要不断追求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同时,在现实中它们又难以摆脱彼此间深厚的依存关系而独立发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依赖于民族国家,但它若求得自身的发展又难以不削弱民族国家。能否缓解、解决这一矛盾,不仅直接关系到欧洲民族国家和资本主义的生存与发展,而且深刻地影响着欧洲的未来。
欧洲联盟的建立,是欧洲民族国家顺应欧洲民族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所做出的选择。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大体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发现自身特征,组成国家形态;强制消灭其他民族;重新发现自我,恢复旧日辉煌;自然消亡阶段。一些学者认为,战后欧洲民族主义正处于民族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是在向洲际主义转化。这种洲际主义既削弱了各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又在洲际范围内继承了民族主义的排他性。这就从客观上对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提出了新的要求。欧洲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表明,欧洲民族国家及其民族主义情感已陷于衰退之中。事实上,主导欧洲联盟前进的欧洲主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
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历程,也是人们共同体从低级向高级不断递进的过程。人类社会从走出氏族、部落、部落联盟进入民族、民族国家经历了相当长的演进过程。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人们交往的范围、对象、方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扩大、增多、更新和变化。诞生于近代的民族国家曾经拥有的辉煌和风姿正在淡然飘逝。今天,作为近代历史产物的欧洲单一民族国家群体已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纯粹的“民族国家”已屈指可数,多民族国家已经占据了当今世界国家群体的绝对多数,这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民族国家在一些人心目中似乎已经变成了“事过境迁”的“历史”,然而下结论说民族国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应该不算准确的认识。如果认为欧盟出现便意味着民族国家终结也还为时过早。
应该承认,欧盟的建立事实上已经无言地诉说了民族国家的衰落,但它们不可能一下就都走向“终结”。至少在国家主权的让渡问题上的“讨价还价”还要持续一段时间。同时,从欧盟机构到成员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个人,还不能马上接受新的欧洲认同,并处理这一新的认同与原民族国家认同间的关系。认同作为一种观念具有相对稳定性,其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新观念取代旧观念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难以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我们现在也还难以做出如下结论——欧盟作为一种超国家联盟将代表人类共同体未来发展方向。欧盟的未来还不能确定。重要原因如下:
首先,欧盟的政策存在着严重的功能缺陷,欧盟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组织缺陷。欧盟不是一个统一的主权国家,是主权国家组成的联合体,尤其在执行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方面,尚停留在政府间合作状态,它也没有统一有力的军事力量。其次,欧盟组织上不能协调各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各国不愿将主权交给欧盟,欧盟所制定的政策缺乏基础。再次,体制上的缺陷使欧盟不具备独立行动的能力和对事态的控制力,对所制定的政策难以执行。
随着一体化的深入,欧盟成员国数量的增加,欧盟需要覆盖的利益会更加广大,欧洲联盟结构内超国家权力与国家主权间平衡与妥协的余地会进一步缩小。如果成员国之间无法在国家主权让渡问题上达成必要的共识,并找到一种可以较好平衡这两种权力的新结构,便不能排除欧洲一体化将走向反面的可能。
欧洲一体化的道路可谓任重道远。欧洲要成为世界的一“极”必须走联合的道路。但是怎样走,欧洲在不断摸索。关注、认识作为一种新型人们共同体的欧盟以及欧盟下民族国家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对于我们了解欧洲、区域合作,把握人类共同体的演进历程和发展趋势,希望会有所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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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戏剧活动作为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在加强高校校园文化建设、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戏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路径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新形势下,高校戏剧活动作为一种隐性载体,在大学生思想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前提下,本文探索出“依托高校戏剧类社团和戏剧类演出比赛”、“探索高校文学经典‘翻转课堂’新模式”、“善用新媒体资源”、“鼓励心理剧走进校园”、“建立高校戏剧活动可持续发展模式”等多种路径以实现高校戏剧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要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要在继承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增强时效性。”因此,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新的要求,高校戏剧活动作为一种教育的隐性载体在发挥思想政治教育重具有独特的作用,为此,根据实践经验,我们探了出了以下实现途径:
在我国,除却专业类高校设有戏剧类专业,其他高校的戏剧活动开展主要依托戏剧类的社团和戏剧类的比赛,通过“观演合一”的方式对大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最终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的功能。
(一)依托高校戏剧类社团实现思想教育功能
高校戏剧社团主要是由在校学生根据自身的兴趣爱好,在学校统一管理下,自主、自愿成立的以定期开展戏剧类活动为目的的学生社团组织。这类社团往往具有自主性、亲和性、非盈利性等特点,其活动形式和活动内容更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除此之外,高校开展的一系列戏剧类活动,如大学生戏剧节、戏剧大赛、戏剧讲座等,也都容易为大学生所接受。
(二)依托高校戏剧类演出、比赛实现思想教育功能
高校戏剧活动的思想教育功能的实现主要依托各类戏剧活动,这就要求高校戏剧活动的开展包括高校戏剧的创作及其排演,要符合高校戏剧的发展规律和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只有通过开展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蕴含大学生创造力的较高质量的演出和比赛活动,才能真正将高校戏剧对大学生在思想上、理论上的思想教育功能转化为具有实际教育意义的思想教育功能,进而不断提高高校戏剧活动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room),是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的时间,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翻转课堂模式是大教育运动的一部分,他与混合式学习、探究性学习、其他教学方法和工具在含义上有所重叠,都是为了让学习更加灵活、主动,让学生的参与度更强。高校开设文学经典类课程,突破常规“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探索“翻转课堂”新模式,发挥文学经典课等相关任课老师的指导作用,鼓励学生将文学经典通过戏剧表演的形式呈现出来。相较于传统的教学、教育方式,以戏剧创作、表演为载体的“翻转课堂”模式,一方面,能够促进课堂教学的创新;另一方面,能更加有效地使人产生感同身受的直观体验,从而潜移默化地对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施加政治的、道德的、行为的等多方面影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指出,要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新形势下,新媒体发展迅猛,因其具有交互性、及时性、海量性、共享性等特征为大学生所喜爱与接受,因此善于应用新媒体资源将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添加巨大助力。
新媒体(New Media),是一个相对概念,主要是指除却报刊、电视等传统媒体发展起来的新媒体形式,如,网络媒体、手机app等。通过借助新媒体,广泛发布戏剧活动相关资讯,上传戏剧活动类相关视频,以实现戏剧活动的广泛参与性。
心理剧(psychodrama)最初是由心理学家Moreno提出,主要通过参与戏剧活动或重新体验自己的情感、思想、人际关系等,伴随剧情的发展,在相对安全的氛围中发觉、探索内在自我,从而情感得到合理发泄从而达到治疗效果的戏剧。鼓励心理剧进校园不仅能够为高效心理健康工作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和途径,更能通过学生自编、自导、自演戏剧的方式引导学生影射自我、剖析自我、反观自我,进而发泄情感,理解现实,减少和避免心理冲突,促进心理健康。
建立高校戏剧活动可持续发展模式,是高校戏剧活动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功能的实现的基本前提和重要途径。当前,建立高校戏剧活动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合理的高校戏剧活动经费制度。一方面,高校戏剧活动的开展需要学校领导、校团委的大力支持,包括划拨活动专项经费等;另一方面,也要摆脱对学校经费的过度依赖,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戏剧活动,如,利用假期开展三下乡活动,将排演好的戏剧带到农村、社区,带到广大群众中,让高校戏剧活动更“接地气”;此外,可以积极联系企业、社区等,努力争取当地企业的赞助支持。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开展高质量的戏剧活动。信息化时代为更多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审美体验,手机和电脑、网络构建的符号化世界正在不断消解着这些大学生的能力,对审美的媚俗化、麻木化现象日益凸显。因此,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戏高校戏剧活动的开展,抵制大学生审美低俗化的不良影响,提高高校戏剧活动的质量迫在眉睫。
(三)规范高校社团管理,积极组织校内外的演出和比赛,提高高校戏剧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戏剧已然不再是一种只有少数人可以“玩”的小众艺术,尤其是高校戏剧活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加入。因此,规范高校社团管理,积极组织校内外的演出和比赛,不断提高高校戏剧活动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将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功能的有效实现提供有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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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是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目的和归宿,自人们开始意识到要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对待后,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问题的研究就越发显得迫切起来。然而迄今为止所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研究仅仅是停留在经验认识的层面上,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理论体系并未建立起来。 毫无疑问,在讨论价值范畴的时候一定要将研究行为指向人本身,这是感性追溯理性的必然步骤。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途径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社会形势的发展、科技的日新月异对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途径,即灌输与接受也有了新的特点,亟待重新认识。更重要的是,要顺应信息化的潮流,灌输与接受这两条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途径的信息化建设即为必然。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途径;重新认识;信息化建设
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相关问题逐渐升温,受到相关领域诸多专家、学者的重视。本文正是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途径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亦能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人和社会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认识活动中建立起来的,以主体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为尺度的一种客观的主客体关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及其性质是否与人的本性、目的和发展需要等相一致、相适合、相接近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概念的主体是指被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满足了需要的一切个人、集体和社会,客体指的是被需要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及其属性和功能。必须强调的是,该概念中的主客体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客体不同,它反映的不是实在对象的实体范畴,而是反映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范畴。
(一)灌输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灌输,是指教育者向受教育者传播和输送先进的思想、科学理论知识,同时引导受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学习并接受先进的思想、科学理论知识,最终满足一定社会所需的思想品德素质要求。在灌输过程中,受教育者不仅能接受到来自教育者的系统的思想、科学理论,也能通过思辨与创新获得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虽然当代人们的思想品德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社会主义思想不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自发产生,因此“灌输”这条途径并没有过时。但是,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灌输不再是填鸭式的满堂灌思想,而要有新的理解与新的手段。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越来越快,渠道越来越多,受教育者接受各种思想、理论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这就对实施灌输的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者在充分利用传统教育方式的同时,也要善于利用网络,在网络渠道的信息传播过程中抢占先机。微博、贴吧、QQ群等,这些都是现下受教育者接受网络信息常用的传播渠道。教育者要充分利用这些渠道,“见缝插针”地把一定社会所需的思想、科学理论融入到网络信息中,使其对受教育者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二)接受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是指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中从自己所接触到的各种思想、科学理论中,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和自身的需要,选择性地接受、认可其中的某一部分,并使其内化为自身的行动力。要让受教育者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所需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只有外部理论的灌输肯定是不够的。因此,只有让受教育者接受、认可他所接触到的思想、科学理论,并愿意遵循这样的理论指导,自觉地将其落实到行动中,这样的“接受”才是成功的,才能真正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随着时代的发展,灌输的内容、渠道在增加,受教育者能够接触到的信息越来越多,那么受教育者一定要在接触灌输内容的过程中选择性地吸收利于自身成长、符合社会需求的部分。在这个信息时代,受教育者在接受过程中必须学会辨别、区分并选择有用信息,才能改善接受效果,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
第一,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网络,实现资源共享。在信息化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实现需要以信息网络为技术支撑,建立全方位的资源共享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灌输与接受渠道。年轻的受教育者们大多有一定的逆反心理,在教育过程中,如果方式过于明显,无论教育内容是什么,他们都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抵触情绪。此时,教育者如果能将教育内容、思想等通过网络巧妙地传递给受教育者,使其在不知不觉中感知教育信息,这往往能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并且,通过信息网络,我们还可以实现许多优秀的、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资源共享,这是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所达不到的。
第二,打造思想政治教育信息平台,实现平等互动。思想政治教育的受教育者是有思想、有想法的人,他们会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求话语权,要求与教育者平等的对话。面对高科技时代信息的无孔不入,网络产生的效应是双向的,光堵不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证明,平等互动的信息平台是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的。5?12大地震发生之后,政府部门及时公布救灾情况,各大电视台、报纸、网络都在适时更新救灾报道,这不仅有利于民众及时了解灾情,提供救援,而且,这些畅通的信息让大家看到了众志成城的力量,有了战胜困难的勇气。这种精神的传播对于帮助受灾群众树立信心和呼吁更多援助力量都有着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不能被动,也很难强制,只有主动介入,积极引导,科学灌输,平等对话,才能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效用,实现其价值。
第三,加强教育者队伍的信息化建设。驾驭信息网络,能够让教育者站在“潜”的位置,平等的与受教育者沟通交流,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让受教育者更易于接受。为此,必须加强教育者队伍的信息化建设,提高教育者驾驭信息网络的能力。一方面,教育者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善于利用网络传递教育信息,将正面的思想理论、科学知识等悄无声息地灌输给受教育者。另一方面,教育者也要善于利用网络发现受教育者在思想上存有的问题,并以此为依据调整自己的教育内容、方式等,能够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第四,培养受教育者自主选择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信息化时代下,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对信息的选择与控制,并对信息进行有效的组织和利用比形式上的拥有、占有信息要重要的多。在信息超载的情况下,教育者通过科学合理的灌输培养受教育者自主选择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使受教育者自觉地接受健康有用的信息,抑制无用有害的信息,对于更好地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不光要教会受教育者使用电子信息设备,还要教会受教育者善于利用电子信息设备通过正确的传播途径获取、辨别并利用信息,提高受教育者自主选择和控制信息的能力。
第五,加强对网络信息及其传播渠道的有效管控。这里所指的有效管控不是盲目的扼杀,而是通过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效的网络监管技术及程序,实施有效的监管。信息化条件下,教育者看到了信息网络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许多别有用心的不法分子也抓住了网络“潜”的作用,利用网络传递一些不合法的思想、理论等,破坏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完善的法律法规、有效的网络监管技术及程序,一方面可以引导受教育者对信息本身和信息传播的选择性接受,督促受教育者主动接受有利的教育信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对网络信息传播的违法行为进行管控、惩罚,起到约束公众网络行为的作用,从而肃清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以利于教育者灌输有利信息。对网络信息及其传播渠道的有效监管是灌输与接受这两条价值实现途径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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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的发展,西方在民族主权国家的边界内形成了一整套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相互倚重、彼此制约的制度。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的边界,释放了其中经济和资本的力量,使之在缺乏社会和政治力量制约的条件下相对自由地发展,给世界上很多后发地区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时也必然地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资源破坏等“市场失灵”现象。特别是金融业全球化和无限制发展,使得世界各种力量出现严重失衡并引发危机,进一步冲击了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边界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使之进入一段艰难的调整变革时期。
二战之后的西方国家制度是主权国家边界内的一整套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相互促进、彼此制约的系统。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1944)一书中的认为,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关键在于经济与社会和政治力量保持内在关联和有机协调,而脱离社会约束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终难逃危机的厄运。
波兰尼的贡献在于,指出在市场经济不断扩张的同时,社会也会奋起保护自己,各种反对市场的力量不断对市场原则的扩张进行抵抗和限制。社会保护运动的宗旨在于重新实现社会对市场的控制,或将市场的作用限制在社会能够控制的限度内,避免市场的恶性膨胀导致人类社会走向自我毁灭。市场越是发展,社会就越是试图保护自己。一旦社会保护本能启动,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张力就会增大,社会保护运动会直接冲击市场发挥效力的体系,并最终摧毁所谓的自我调节的市场。自我调节市场的扩展和社会自我保护机制的共存与矛盾运动构成波兰尼特别关注的社会“双向运动”。
在波兰尼看来,市场经济绝不是自然产生的,是国家把分割的地方市场统一成国内大市场。同时,国家也从市场自由化方向获得资源和力量,并伴随市场而共同成长,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市场是必要的,但是市场必须嵌入社会之中,与社会保持和谐发展,而国家则应当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积极和重要的角色。市场的发展、推动与调节都需要国家的帮助。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同样,解决市场化发展所引起的问题同样也需要国家的作用。市场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张力关系,国家在市场和社会的“双向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国家通过引入新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来限制市场的扩张和社会的反对力量,以保证社会正常的秩序。简言之,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因此,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的关系是相互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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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制定,又称法律创制,法律创立,最通常的称之为“立法”。它是指有法的创制权的国家机关或经授权的国家机关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照法定程序,制定、补充、修改和废止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认可法律的一项专门性活动。一般也简称为法律的订、修、废活动。这种活动,是将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阶级联盟)的主张上升为国家的意志,成为规范性法律文件。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清末法律修订的政治经济原因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清末清政府修订法律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法制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由于其修订法律的原因涉及内容较多,加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故历来史家对此评说不一。本文拟对此作一浅要探讨,以求教于大家。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要求改革维新的戊戌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统治集团血腥镇压了,当时的顽固守旧派是站在“仇视一切改革的立场”。不足四年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慈禧太后却发布上谕,要求对“祖宗之法”——《大清律例》进行“增改”[1]。短短几年,顽固守旧派对待改革维新的态度迥异,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些突然,但详加研究,其实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
鸦片战争前夕,“随着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生产的发展”,“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社会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商业活动已逐渐受到了人们的重视”[2]。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海禁大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自然经济。男耕女织的自给自足经济逐渐解体,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随之获得长足发展。据统计,“1895年民族资本总额为二千四百二十一万四千元,到1911年增加到一亿三千二百余万元,增加了三倍多”[3]。正如毛泽东所说,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不仅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起了解体的作用,同时又给中国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造成了某些客观的条件和可能”[4]。
庚子赔款,其庞大的数额给国库已空虚的清政府带来了严重经济危机,这迫使清政府将“重农抑商”经济政策转向了农工商并举,相应地要求在经济法律制度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民族资本主义的经济需要。以商部的设立为标志,清末重商主义政策开始全面实施 。随着晚清经济政策的改变以及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统治阶级也逐渐意识到制定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性。1902年3月,清廷发布的上谕称:“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5],从而谕令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员“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侯简派,开馆编纂”[6]。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尤其是《辛丑条约》的签定,外国列强对我国矿山、铁路垂涎三尺,屡屡索要和侵夺。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如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等认为,“(列强)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势,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欲筹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7]。
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导致中国社会再次出现“银贵钱贱”的严重现象。广大贫苦民众等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开始超乎寻常的加剧,而旧法律上的弊端,则加深了人民的苦难,人民已无法照旧生活下去。
早在道光二十五年,清户部就在“奏议银钱出纳章程”中指出,由于银价过昂,而使“关税”、“盐课”、“捐输”都发生困难,甚至还因加征而激起官民对抗,“如湖南湖北之耒阳、崇阳,及近日福建之台湾,浙江之奉化,百姓滋事,皆因州县征收加重所致”[8]。咸丰元年曾国藩奏折中也说,“昔日两银换钱一千,则石米得银三两,今日两银换钱二千,则石米仅得银一两五钱,昔日卖米三斗输一亩之课而有余,今日卖米六斗输一亩之课而不足”[9]。广大农民生活正日益穷困,阶级矛盾开始极度尖锐。
而此时,法律上的不合理条款与规定,致使民众对清政府更为反感。如:“在清初的法律制度中,旗人享有种种特权,如旗人犯罪免发遣、免刺字,可减等”[10]。旗人明显的特权地位受到了汉人的怨恨与不满,尤其是1905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后,满汉相仇更为明显,这很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十一月,刑部核议大员赵尔巽仅就满汉流放远近、年限长短不同导致后果而上奏朝廷说,尤其汉人“军流徒犯”,“配逃日众,法制几成虚设”[11],倘不“洞明积弊,损益因时”,“仍不思变通”,任由下去,则“隐患潜滋,贫弱愈甚”[12],岌岌可危的封建政权,随时可能陷于混乱。
旧律例文字表述的晦涩难懂更是给污吏压民提供了方便。在当时,即使 “知法律者”胥吏,也不能尽懂旧律的所有内容与涵义,只有“刑名专家”才能明了律意,而这些专家,却“上以助官广通声气,下以助官压抑平民。颠倒黑白,淆乱是非,任上下其手而莫能禁止”[13]。这进一步恶化了阶级矛盾,更加迫切地需要律例行文与体例皆简单明了的律法。因为只有“明了浅易”的律法出台,并在全国、在民众间真正推广、施行,使“村夫野老聚首闲谈,亦知某事为犯何律,某事为例所不禁”,才能让“差役不敢以无罪相欺,官府不敢以非理相难,势豪土棍不敢视为蠢陋而鱼肉之”[14]。
此外,法律的执行过程也对清廷统治不利。清统治者中的一些人士认为,“中国幼年犯罪,向分七岁、十岁、十五岁为三等”,“如因犯罪而拘置于监狱,熏染囚人恶习,将来矫正匪易”,主张对一般犯罪,尤其青少年罪犯,要仿西国,改良监狱,行惩治教育,即“惩治教育为不可缓也”。所谓惩治教育,“始行之于德国,管理之法略同监狱,实参以公同学校之名义,一名强迫教育”。英国一直“励行不懈,颇著成绩”[15]。同时,对重犯、死囚,也需要科学地执行处决。中国历来的统治者都是让重犯、死囚游街示众,公而正法,目的在于“杜其残忍之端,而导之于仁爱之路” [16],而近时这种行刑效果却不仅未能达到其目的,有时却正好相反。因为虽将重犯、死囚“示众以威,俾之怵目而警心”,但罪犯之恶行却“未得众弃之本旨”,“且稔恶之徒,愍不畏死,刀锯斧钺,视为故常,甚至临市之时,谩骂高歌,意态自若,转使莠民感于气类,愈长其凶暴之风。常人习于见闻,亦渐流为惨刻之行。此非独法久生玩,威渎不行,实与斯民心性相关,有妨于教育者也”[17]。尤其在当时被处决、重判的犯人当中有着不少爱国或反封建先进人士,其视死如归、大无畏斗争精神与英雄面貌,为百姓所景仰,其临刑的豪言壮举虽有助于民心与社会进步,但显然不利于清封建王朝的统治。
故而有人认为“近年以来,都下每值决囚之际,不独民人任意喧呼拥挤,即外人亦诧为奇事,升屋聚观,偶语私议,摄影而去”。这“即属有乖政体,并恐别酿事端。此又周防不密,未可忽略者也”。而“查东西各国刑律,死刑有密行、公行之分”,“其行刑之所,或在监狱一隅,或别择障围之地”,“其制颇可采择”[18]。
阶级矛盾的激化,致使清末修律之前,中国的农民起义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发生。而中国当时的旧律所实行比附定罪与三权不分的原则,使得“死生罔由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的情况严重,这则更加剧了人民的不满情绪。因为历来“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若“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则必然致使“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法”[19],将严重影响到法律行使的准确、统一。正是这种不合理原则的实行,才导致了部分清正廉明的官吏不知以何标准去统一“定刑量刑”;也使得大批官吏营私舞弊,造成更多冤假错案的产生,使当时的法律执行掺入了过多的人为因素与感情成分。至于清末旧律行政、司法、立法三权混淆,使得“酷吏之严刑峻法,每锻炼周内入狱,以矜其能,论者又恶其不仁。然此非独其人之过,盖以一身兼行政、司法,适足以为酷吏之藉也”[20]。
从上可见,旧律实在是“为其压制社会之意多,而监督官府之意少。举立法司法行法三大权,尽握于一二人之手。据上流者惟所欲为,莫敢谁何”[21]。正是由于行政、司法权集于一身,才使不法官吏得以作威作福,为害百姓。“况定例之旨(即比附定罪),与立宪尤为抵捂,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署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22]。行政、司法、立法三权的混淆不分,导致了地方官吏的专权,为广大民众所厌弃。
1851年,在政治、经济、法律状况皆发生变化而迫切需要调整而未调整的情况下,阶级斗争迅速恶化并引发了太平天国运动。这场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统治势力,其颁布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法令也极大地冲击了清王朝的封建秩序与统治权威。1894年,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兴中会”,随后便开始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革命党人的声势也日益壮大。1898年,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戊戌维新运动。1900年,席卷全国的义和团运动扫荡了祖国大地,沉重打击和孤立了清王朝,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力量,打乱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因为凡是义和团活跃地区,“官吏熟视之,而莫敢谁何,纪纲法度,荡然无存”[23]。特别是那些“羽翼洋人,趋炎附势”的卖国求索和投机钻营的官吏,在义和团运动中皆受到了严厉惩罚,有的被义和团处死。这就存在了大片因义和团破坏而需重建“纪纲法度”的地区,一方面这些地区呼唤着新律例重建法律秩序,另一方面又为新律例提供了许多“试验田”,即实行新律例的地区与空间。与此同时,清廷上下非常震惊,也纷纷寻求“杜绝乱源”的办法。于是“变革政体,实行立宪”的呼声迅速高涨,“朝野上下,鉴于时局之阽危,谓救亡之方只在立宪。上则奏牍之所敷陈,下则报章之所论列,莫不以此为请”[24]。
经过义和团运动的猛烈冲击,清王朝已难以照旧维护其反动统治秩序。为了维系人心,更为了继续维护其封建统治,清政府必然要寻求新的自救道路,这可以说是清王朝之所以发动清末修律的一个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的在华发展,必然地引起了中国当时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动,遂出现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要求营造一种合适的经济环境,迫切需要政府不仅在政策上,而且在法律上承认和保护民族资产阶级合法权益,支持和鼓励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甲午以前,民间资本企业始终在法律上处于不利地位;甲午战后,民族资本在新式工矿企业和近代交通、通讯以及金融保险等业都有了长足发展,但工商业者仍然未能在法律上获得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独立人格和有利于从事近代工商业的权利,加之社会上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得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25]。在这种情况下,原本实力薄弱的工商业者在与外国的竞争中,既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又无法洞悉世界各国律法通例为自己辩护,只得忍受外商欺诈侵吞之苦。因而提高商人即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通过经济立法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已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迫切要求。
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 [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1]《清德宗实录》卷495。
[2]宁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集,第31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2辑下册,第649页,科学出版社1957版。
[4]《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0~621页,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二版。
[5][6]《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833页。
[7]同上,总第4803页。
[8]中国史学会主编:《奏议银钱出纳章程》,《鸦片战争》第4册,第304页,神州国光社1954年版。
[9]曾国藩:《备陈民间疾苦疏》“咸丰元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
[10]《清末司法制度的几个问题》郑秦/历史档案1988年3期130页。
[11]《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总第4967页。
[12]同上,总第4970页。
[13][14][21]闵暗:《中国未立宪以前当以法律遍教国民论》,《东方杂志》第2卷,第12号,第223页、第224页、第221页。
[15]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9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6](清)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4册,总第206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17][18]同上,总第2061页。
[19][22][20]《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第848页、第876页。
[23]劳乃宣辑:《拳案杂存》,《义和团》第4册,第451页,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24]《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25页。
[25]《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
[26][27]《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总第4601页、总第4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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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建设海洋强国。这些内容与目标都和发展半岛蓝色经济区密切相关,更加明确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与措施。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我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区域发展战略,是实施国家海洋战略的重大举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规划比之前提出的“海上山东”和发展海洋经济更科学、视野更开阔、内容更丰富,更注重以海洋和沿海地区为主体和依托,强调把海洋与陆地作为一个大整体,提升海洋经济加快发展,带动内陆腹地开发开放,并且以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为示范区、试验区,推动全国海洋经济的发展。
组织领导宣传方面。2009年成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办公室,设立山东蓝黄两区网等一批有关网站。2012年7月大众报业集团主办的《蓝色快报》正式创刊,面向整个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行。
政策推进方面。提出区内旅游一体化发展目标,形成《关于推进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旅游一体化发展的意见》。创新既保持现有行政区划又突破区域划分的一种经济发展新形式——飞地经济,在东营和滨州设立全国重要的飞地经济示范区。制定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两区”建设重点工作协调推进制度。
资金支持方面。2012年2月在济南成立总本文由毕业论文网http://www.lw54.com收集整理规模300亿元的蓝色经济区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30亿美元的中国蓝色经济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撬动千亿元直接投资,为半岛蓝色经济区项目输血。按照封闭式“募资基金”的思路,在蓝色产业基金中拿出180亿元,设立蓝区各产业专项子基金。
策略规划方面。确定《山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以2010年为基期,在功能区划上共划定农渔业区、旅游娱乐区、海洋保护区、保留区等八大类282个一级类功能区。2013年发布《山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半岛蓝色经济区划定为优化开发区域,积极发展科技含量高和附加值高的海洋产业。
人才智力支持方面。山东大学在东营生态谷设立东营研究院,探索建立市校合作创新机制。在济南成立山东蓝色经济文化研究院,围绕山东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提供经济和文化领域的理论研究支持。日照创办山东日照蓝色产业科技论坛,设立全国首个国家级引智实验区——中国蓝色经济引智实验区。
交通一体化方面。寿光形成1小时环渤海圈,投资5亿元的羊青路改线工程和投资3亿多元的羊田路建成通车,标志沿海公路交通体系初步完善。2012年海阳至即墨跨海大桥建成并免费通车,实现滨海大道在青烟威间的对接,构筑沿海物流大通道。
实践创新方面。2012年11月青岛与日照签订《加快推进蓝色经济区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加快构筑优势互补的蓝色经济区建设新格局。日照以交通为融合,北海西路与青岛滨海公路衔接,融入青岛“一小时经济圈”。东营以推动海洋产业与高校生态产业融合互动发展为着力点,构筑“一带、一轴、两极、三城、六区、十园”的总框架。潍坊对滨海发展规划作出调整,将原属寒亭区的央子街道划归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
由于各地政府追求的利益诉求不同,往往因为期待利益不均衡,上级要求各地集体行动时,各地难以步调一致去实现预期目标。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在这方面起步较晚,地方政府间的发展关系已经呈现出过度的竞争趋势,暂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利益共享、整合、保障和补偿机制。即使由山东省政府牵头,建立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办公室,对蓝色经济区政府间合作发挥了很强的协调作用,但由于各项政策和措施并不齐全,缺乏应有约束力与公信力。
省内基本公共服务提供并不均等,主要包括城乡间和区域间的不均等,其中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不均等比较突出,更多地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上,而公共服务供给的不均等又加剧了城乡差距。出于本地利益的考虑,各个城市都不愿向城市边界地带投资,导致城市交界地带出现公共服务的空白地带,对当地经济造成了隐形的负效应。
尽管有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但是内部城市长期以来多是自谋发展,各个城市在基础设施上没有整体的协同,容易造成浪费,在产业发展上还不能形成互补的链条,经济发展的各种要素不能达到合理的配置,核心城市发育不充分,辐射力差。
在蓝色经济区协同发展过程中,仅凭借市场自身的规律,难以保障一体化快速发展的方向和速度。即便规划一个“统一”的经济区,但各地政府的发展目标仍然以自身为核心辐射地带,缺少联合起来共同培育自由、开放、统一市场的全局观念。关于蓝色经济区的配套措施,暂时缺少协同一致性的具体政策措施,各地市在招商引资、外贸出口、土地开发、人才引进、技术开发等方面的政策尚存在较大差异;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布局分工调整、民生保障体系建设、区域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也是仅有概括的整体规划而缺乏可操作的规范区域合作一体化的实施政策。
整合政府职能最根本的是消除制度障碍,进行制度创新。首先要加强政府间合作,拓展政府服务功能,尤其在交通体系建设、信息体系建设、能源平台建设以及人力资源等领域加强合作。在区域交通网络合作方面,形成以高速公路、城际轨道为核心的快速网络体系,借鉴济南至齐河跨市公交和日照青岛交通一卡通的经验做法,实现跨市公交常态化。在信息合作方面,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权威信息资料中心,为各地市管理部门提供可行性的决策咨询服务。其次支持发展中介组织,通过对等互利的方式迅速消除现有的市场壁垒,加快实现经济、贸易、金融和投资的跨地区发展,并积极推进社会中介机构的形成和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最后,政府要逐步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在竞争性领域进一步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扩大民营企业比重,尽快在土地使用、城市规模、人口数量、产业布局等方面立法,做到有法可依。
要消除地方政府及官员在追求政绩时的经济人行为,政绩考核制度必须实施改革,改变以往以经济增长为单一指标的考核标准。考核内容要有数量、速度指标,也要有经济发展的质量指标、社会效益指标、就业指标、环保指标、对外影响指标等;建立规范的考核方式,对地方政府及官员的考核应将上级政府的考核与民意考核结合起来;建立奖惩机制,对于一些只管本地发展而对周边地区进行市场封锁、设置要素流动障碍、转嫁污染等行为予以处罚。
只有按市场规律自由地配置资源,减少垄断,让市场经济去有效配置资源、激励企业自主创新和跟随比较优势,才能形成具有活力的经济增长,但也需政府去解决协调性、外部性等问题和不断支持基础性研究。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都遵循了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对政府的要求是多服务、少干预,提供服务重要工作,客观上要求政府的角色定位和管理方式必须改变,界定好政府的管理边界。
根据致公党山东省委会2012年对半岛蓝色经济区调研显示:“蓝区”建设所需的人才缺口巨大,企业一半以上的人才需求得不到满足。用工缺口的增大、用工荒持续出现也是未来影响一体化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问题,到201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为零,此后变为负增长,政府要提早在这个方面做好超前规划,避免用工荒带来阵痛。重点建设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战略定位专业(群),培养机械制造、电子、食品、船舶、商贸等人才。健全劳务输入机制,优先使用本区域内用工者,与社会团体、企业合作共同建立全面的劳务保障机制,区域内各地市给予务工者同等的市民待遇。东营市东营区“三色工程”(绿色基地助致富,蓝领培训增就业,红色课程提素质)培育新型农民的做法,有效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贴近市场需求,助推“蓝领”实现本土就业、创业,很值得在半岛蓝色经济区推广。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金融服务一体化牵涉面广、系统性强,需要国家政策层面协调和突破的方面很多,且没有现成范例可循。在今后的一体化过程中,将推进蓝色经济区金融服务一体化的需要纳入考虑之列,借鉴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成功经验加以总结评估,梳理出促进金融服务一体化的完整方案。建立起利益协调补偿机制,考虑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让一体化金融服务带来的收益为半岛蓝色经济区共同享有,实现各参与方利益的平衡。
以蓝色经济区为中心,形成海洋城市经济圈,带动区域一体化进程。以城市圈发展提升经济竞争力,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可以找其中两个城市作为突破口,例如以东部与北部首选作为半岛蓝色经济区一体化协同的城市圈试点。国内外实践证明,发展产业集群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之一,是最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有两种培育和加快产业集群的实现形式,一种是由分散到集中地办企业,并渐渐向高新开发区、工业园区聚集,有利于共享公共设施、获得市场信息、吸引优秀人才、集聚生产要素、形成规模效应,从而释放发展潜能;一种是由集中办企业到集中做产业,意味着企业集聚走向产业集群。由分散到集中办企业并不一定带来地区竞争力的增强,只有通过产业各环节有机紧密地集聚到一起,增强企业之间的关联和协同效应,自然形成产业集群,提高区域生产力和竞争力的大幅跃升,不断产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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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人民民主”、“法制建设”、“有效政府”、“政经结合”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四点基本共识。中国推进民主现代化的进程需要克服“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继续坚持“四点基本共识”。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继续坚持经济建设和公民社会建设,加强党的执政建设和政府职能建设。
关键词:民主;共识;现代化
“党的执政举旗帜,人民当家,世界大趋势。波澜壮阔三十年,实践证明硬道理。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世纪书写中国卷,科学发展是共识。”以一首不规范的“蝶恋花”开启本文,是想表达这样两句话: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已经形成了基本共识;中国民主现代化的实现还需要很长时间。
有人会说,你这个标题有问题,共识在哪里呀?按照西方的民主模式和发展经验。中国还称不上“民主国家”,至多可以称得上“转型期”国家,是从专制制度转向民主制度。如果说得严重一点,你就是个典型的“党专制”国家,哪有民主?有人当然反对这样的观点和评价,认为西方那一套在中国行不通。普选目前不可行,竞争性政党制度不可行,权力制衡和公民社会自治也不可行。中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相比有巨大的制度优势。此谓好得很,彼谓糟得很,总之没有“共识”。
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评价改革开放30年中国政治建设的成败,国内外确实存在不同的意见和分歧。但科学的评价不是凭学者们的主观看法,而是由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决定的。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中国政治建设的实践出发,无论对中国政治建设持何种看法和观点,以下基本事实是不能否认的:
1,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那一天起,人民民主就是中国政治建设的主题。也就是说,中国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属于民主性质的政治制度,不是属于专制性质的政治制度。不过这种“人民民主”与西方社会的“自由民主”有本质的区别。邓小平就讲过:“一定要把社会主义民主同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民主严格地区分开来,一定要把对人民的民主和对敌人的专政结合起来,把民主和集中、民主和法制、民主和纪律、民主和党的领导结合起来。”邓小平讲到的这“五个结合”,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基本特征。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人民当家作主”,而自由民主与人民民主的本质区别是“个人权利优先”。人民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人民主权,强调的重心是“主权在民”,所以人民民主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要动员国家和社会力量为实现人民这个阶级联合体的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个人权利的实现要以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而自由民主首先就不承认“人民权利”的存在,认为“人的权利”都是个人的,没有集团的。个人权利的根本是生命、财产和自由。所以,西方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权利,强调的重心是“自由在人”。个人权利优先,人权高于主权,这也是近代以来为何西方接受民主制度的真实原因。因为经自由主义改造后的民主实质实现了自由对民主的转换或替代。自由民主要体现和维护的不是多数民众的意志和利益,而是所谓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的个人权利,其实质是保障社会精英集团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和垄断,保护私有制下个人的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不受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在现代西方,熊彼特也好,达尔也罢,无论主张什么民主的内涵和定义,经验的或规范的,其基本内涵都是强调个人的参与权、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的实现,尤其体现民主化的最重要的指标是平等的选举权的法制规范和保障。现在西方比较有共识性的自由民主的经验性定义都与个人权利有关。因此,我们可以把自由民主作这样的经验性描述:“一次性授权的资本和强势集团多元竞争的人权民主”。而“人民当家作主”,从我国目前正在探索的典型经验和发展趋向出发,则是追求“人民大众在选举、决策、管理、监督的全程参与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体制相结合”。“全程参与”和“有效政府”是人民民主不同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关键区别点。
2,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尝试走国家民主社会化的实现道路,给人民以充分的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项自由,并通过“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法定形式加以保证。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国家是统治阶级掌控的超越社会之上的一种强制力。阶级社会的国家就是以暴力为依托使社会服从阶级统治秩序的一种力量。所以,社会主义政治建设不仅要为实现最广大的人民权利和根本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在这一过程中探索国家回归社会的实现道路,为消灭阶级和国家、实现社会自治创造条件,即实现社会从强制管理向自觉管理过渡。但改革开放前的民主政治道路的探索给我国留下了沉痛的教训。“十年动乱”证明:国家民主的社会化和人民自治是需要条件的;人民行使自由权是要有限度的;无政府、无秩序、无法纪、暴力盛行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国家社会基本秩序和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障的“民主”,更不是民主。现代化的民主不仅要实现“主权在民”,更要实现“自由在人”。“主权在民”和“自由在人”的结合是现代民主的一般特征。不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两者的关系上和政治主体的定位上排序和目的不同。但无论什么性质的民主,现代民主都需要法制化,“主权”和“自由”都需要制度化和法律化来规范和保证。没有法制规范和监督的权力和权利,哪一个走向极端或滥用都会使国家和社会陷入动乱和灾难。正是基于“十年动乱”的教训,中国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人民民主要通过制度、法律来规范、保障和实现,是邓小平为中国人民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沿着制度化和法律化的实践路径不断推进,人民民主的法制化建设和体制创新不断加强。“依法治国”成为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中国发展进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普遍共识。
3,共产党领导的相对集中的国家政权体系,对于发展中国家有组织和集中使用有限的国家和社会资源,用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最急需的领域、实现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中心任务,解决国家和社会急需解决的困难和问题,保证现代化建设有步骤按计划推进,保证持久的宏观政治稳定。较之现代发达国家的政权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优势。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理念基础上的国家政权,建立在私人资本基础上的国家政权,无法实现国家和社会资源的有组织的高度凝聚和优化配置。“有效政府”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一个以“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建设目标的执政党,一个集7000多万社会精英和先进分子、组织严密、具有巨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执政党,一个能够动员和调动所有国家政权力量和政治资源于同一个目标和任务的执政党,这笔巨大的组织和政治优势是任何建立在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家和社会所不具有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社会快速稳定发展的事实证明,中国党政统合的政权体制,不仅可以保证“政府的有效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还可以使对执政党的先进性要求贯彻到国家政权建设体系,使政府这一在西方看来“必要的恶”成为“为人民谋福利”的强大的“公共善”。中国政府内在于人民的公益性和有执政党保障的“有效性”,这是一些仿效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梦寐而求不来的。索马里海盗之所以如此猖獗成为国际商贸的巨大威胁,需要各国派军舰护航,最根本的原因是“政府失效”,四分五裂的国家和三个总统的政府根本无法履行最起码的安全职责。政府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现代化提供必要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提供优化的经济建设环境和服务,满足经济政治社会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这不是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轻易做到的。中国党政体系强大的组织资源和政治影响力不仅保证了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也保证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和安全。这不仅为中国实现经济社会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也为中国政治现代化的稳步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
4,中国建国以来近60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国的经济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是密不可分的。改革开放前,我国是经济社会建设服务于政治建设,因为错误地判断了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社会建设的排序,所以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发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把颠倒了的经济政治秩序重新颠倒过来。经济建设是中心,政治建设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一拨乱反正,释放了中国人民期盼许久的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中国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致富潜能和震惊世界的经济建设能量创造着人类最大经济共同体快速持久发展的奇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为发展中大国的民主现代化建设作了新的诠释。民主是什么?在经济社会领域就是个人权利和自由得到充分的伸张和保障,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民主社会化的实现形式。改革开放使我国人民首先实现了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实现了经济社会权利的自主。政治领域的民主服务于经济社会领域的自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关系发生的根本性变革。同时在狭义的政治领域,民主政治建设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推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中国“政经结合”的成功实践诠释的不同于“政经分离”的另一种民主现代化模式。这一模式宣告了所谓“普世主义”的狭义民主政治观的破产和“特色论”的广义民主政治观的诞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建设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经济社会建设相结合,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民主政治建设不能破坏和干扰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同时也要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相适应。这种观念和逻辑是中国经济社会能够创造发展奇迹的真谛。解开中国经济奇迹的钥匙要在政治领域中寻找。
中国的政治发展和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人民当家作主是本质,党的领导是保证,依法治国是方略。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要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提出的变革要求,与人民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和权利保障的诉求和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这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在民主政治建设中获得的基本经验和共识。如果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在政治建设上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是这个共识。这个共识也可以称作“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有了基本的政治共识和民主制度框架,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实现了民主现代化。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按哪种评价标准,民主化的实现都需要一段较长的历史发展时期。美国1787年建立宪政民主制度,经历了1865年、1868年、1870年、1920年、1964年、1971年宪法第十三条、十四条、十五条、十九条、二十四条、二十六条修正案,共180多年,才真正实现公民普选权不受种族、性别、财产、年龄限制。英国经历的时间更长一些,从1688年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到1928年取消选举权的男女不平等经历了240年。中国1954年颁布第一部共和国宪法,到今日不过半个多世纪。50多年,虽然经历了两代人,但在人类民主化发展的历史长卷中,时间不算长。但有一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制度起点比西方发达国家要高得多。中国从第一部宪法颁布就规定,除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之外,我国“年满18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还体现在,中国要建设的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或人民民主。这种民主既要体现民主主体的多数性,又要探索民主参与的全程性,又要落实民主实现的真实性。社会主义民主就是要克服资本主义民主存在的资本势力和强势集团对国家权力的垄断问题,把实现最广大人民真正当家作主、实现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目标,还要解决民主与效率的矛盾。把发展的效率与民主、平等、公正等统一起来,把政府的有效性与保障公民权利和自由统一起来,把一次性授权参与拓展为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全程参与。真正实现“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与“党政统合的有效政府”的有机统一。并且要把这种民主追求社会化为实际的政治生活。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民主政治建设目标,比之西方以代议制、普选、竞争性政党制度、公民权逐步扩大为基本特征的民主化进程,有更高的价值追求和更为优越和复杂的制度设计。
若想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目标,实现中国特色的民主现代化,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还有许多事情要做。首先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主这种比较高的制度起点与中国经济社会文化比较低的基础之间有巨大的落差。民主现代化的实现不是空中楼阁,需要一些基础性条件。西方的经验证明,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城市化、财富与教育或识字率有利于建立民主制。其中公民社会自治是民主化最重要的社会基础。我国是一个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国家,建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础条件都比较欠缺,超越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条件就更加不足了。比如社会主义追求民主实现的真实性,而做到这一点首先就必须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共同富裕和平等,因为经济社会生活的不平等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不平等。在没有基本消除城乡、区域、不同职业及群体之间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甚至这种差别还在不断扩大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人民大众平等的政治参与只能是法权意义上的,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人们不可能具有平等的政治参与机会和影响力。比如我国城乡人大代表选举比例的差别就是政治不平等在法制上的表现。在保证社会主义民主平等实现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情况下,社会大多数人对政治权利的需求还没有像对经济社会文化的需求那样迫切,社会主义的平等意识和法治权威还在形成过程中,公民的政治人格还不完全独立,国家实力在国际竞争中还处于弱势等等诸如此类的现实基础上,不仅民主实现的真实性得不到保证,甚至还会导致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弊端。建国以来几十年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证明,我国民主建设这样一种比较低的基础,使我国民主政治在实际的运作中发生了许多的变异。比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家长制问题。领导职务终身制问题,官僚主义问题,权力滥用和腐败问题,党的执政、国家权力运作、人民行使权利缺乏制度化和法律化问题等等。不解决社会主义民主发展中这些基础性条件,社会主义民主高起点的制度优势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和充分的发挥。
我国民主政治“制度起点高”和“基础比较低”的巨大落差,需要我们创造条件,也就是在这个高的起点和低的基础之间架起连接桥,使我们既坚持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追求,又从比较低的基础出发找到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践道路。这就好比要在一个高山峡谷中架起绳索,前人没有走过。具有很大的危险性,但只要爬过去,就会尽快领略彼岸的无限风光;当然也可能爬不过去。甚至付出跌落山谷的危险,或者无奈退回来重走别人盘山的老路。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我们在民主政治建设上已经形成了基本经验和共识。这些基本经验和共识就是在“高起点”和“低基础”之间架起的连接桥。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爬过高山峡谷的绳索,但这条路还仅仅是几条绳索,不仅极具诱惑力也充满了危险和困难。敢不敢义无反顾地爬过去,能不能坚韧不拔地爬过去,不仅挑战我们的勇气、决心和意志,也挑战我们的毅力、实力和耐力。这也是我在开篇“蝶恋花”中提到“现代民主路远兮,漫漫荆棘,成功贵坚持”的含义。所以目前我们首先要做的工作仍然是基础性的。我们要把这几根绳索加宽加粗,把它们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我们爬过峡谷的“路”更结实更安全,即不断完善和优化人民民主、法制建设、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体说来重点要把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和政府建设这“四大建设”搞好。
首先是继续为创造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基础条件而努力。要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不过“谋发展要讲科学”,要更加注重社会和人的需要,更加注重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四位一体的发展,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和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基础就不牢固。其次要加强社会自治和公民文化的培育。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实现的社会基础条件。公民独立人格的形成和平等法制秩序观念的牢固确立,对于社会主义民主现代化的实现是重要的主体条件。而这种现代的人格培育需要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我们一定要有耐心和恒心,无论教育还是文化都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同时要大力培育社会自治,马克思高度赞扬巴黎公社是未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其主要原因就是发现了巴黎公社的政治体系从依靠国家机器的强制管理转变为公社社员的自觉管理,也就是社会自治。社会自治代替国家管理是人类走向自由人联合体的必由之路。所以要大力倡导和鼓励地方和基层民主自治创新,把“全程参与的大众民主”推广到全国的城镇社区和乡村。再次是加强党的执政法制化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法定的执政党如何保持它的先进性,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党的严峻考验。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共产党人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就是“公为天下”的本色,真正实现“三个代表”,一方面还要把党的执政作为一项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用法制的形式确定下来,使党的执政行为制度化和法律化,使党权受到必要的约束和规范。作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法定执政党,作为没有反对党和在野党竞争压力的执政党,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和执政法制化建设哪一个方面都不可缺少。再次是强化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建设,不仅使政府公权力的行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而且要大力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尽快实现政府职能向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转变。
如果说,建立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西方自由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已经实现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那么,作为一种超越西方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框架和形态,在中国正方兴未艾。蓬蓬勃勃创始并实践于中国广大城乡的各具特色的民主实现形式,正如晨雾散去后的曙光,已在中国大地上显露。我们既要展开双臂,去迎接那初生的太阳,普照神州;又要集中精力、加固绳索、强化自身,爬过高山峡谷,尽快领略那未来中国民主的无限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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