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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求是》第16期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周宏文章,该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触论述了国家的信用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国家信用是政府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做出补偿。一个国家以其主权做担保进行融资活动,就形成了主权债务。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席卷了整个欧元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备受质疑。大举借债满足无限制的财政支出,严重透支了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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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发展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相继建成了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秉承为民众构建物质生活“安全网”和“无风险社会”的理念,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各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多子女津贴、孕妇津贴、母亲津贴等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林林总总的各种福利,使民众不必为衣食住行分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体面生活的物质保证。福利国家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欧各国社会平稳发展、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也累积了诸多社会问题: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似乎已难以为继。西欧为何会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未来走向如何?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关注和探讨。
福利国家于二战后在西欧各国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要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矛盾。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两级分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购买力持续降低的尖锐矛盾。于是,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便周期性爆发,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集中,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增大。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避免崩溃的命运,资本主义世界选择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其主要的“救世”方案就是实施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投资推行“反危机”措施。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改善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增加有效需求。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西欧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剥削制度,因而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为谋求解放,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顽强不屈、持续不懈的斗争,罢工和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进入 20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十分强大。工会成为抗衡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左翼政党迅猛发展,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于二战后相继参政或执政,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极大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统治,就必须考虑工人的诉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推行福利制度。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政策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和“解毒药”,福利国家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①
再次,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既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和社会化阶段。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其一,它要求从事自动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过去那种陷入赤贫境地的工人已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其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求,为此,它需要劳动者群体也能够有较高的市场消费能力,助推市场的开拓。其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对社会稳定的依赖性增强。任何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都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相反,只要工业社会正常运转就会有金钱和财富滚滚流入资产者的腰包。
以上三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借助国际经济旧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所设计的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②的。但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欧迎来长达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各国具备了“慷慨”地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于是,各国改变“初衷”,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规模、项目和收益范围,“保基本”的社会福利演化为“过度”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西欧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提高了西欧民众(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西欧各国民众的人类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始终十分优越。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升了社会公平指数。目前,西欧各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比较小的。据欧盟统计局对 21 世纪历年的统计,西欧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以 2005 年为例: 英国为 0. 346,德国为0. 261,法国为 0. 277,意大利为 0. 328.这说明,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推动收入均等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欧福利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对全体民众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国家财力雄厚,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维持社会福利的运转。从二战后的实际情况看,维持高福利的主要财力基础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众实行高税收政策,使社会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凭借“黄金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政府与民众的收入。这为政府积累雄厚的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入不敷出。由于社会福利的负担太重,致使各国在财政困境中越陷越深。以法国为例,1974-1982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 3%,而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为6. 9% ; 1987-1992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2. 4%,而社会保障支出平均增长 7%.这就致使法国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背负巨额公共债务。
法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1970 年仅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4. 4%,而 2001 年高达 14. 1%,这一年仅支付公共债务利息就需 365 亿欧元。③其他国家与法国同病相怜。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欧共体12 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的亏空高达 7. 5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 5% .④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
西欧福利国家最初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何后来却陷入危机? 这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颓势动摇了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必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折磨,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遭到不断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生存基础,使其失去了长期存续的条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福利国家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长期存在。从“滞胀”危机开始,它已经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这是因为,固有矛盾的累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在日益严重地遭受侵蚀。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疲态”逐步显露,已不具有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能力。有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 4. 5% 以上,方能维持福利国家的正常运作。⑤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只有个别的两三年在 4%以上) .长期的经济低靡、日渐衰微的发展态势意味着西欧各国已经“老化”,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动摇。
其次,经济全球化恶化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环境。高福利模式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西欧经济的持续高涨和生产制造技术的竞争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使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其一,经济全球化“给资本以更高的自由度去寻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廉的工资”⑥.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各国资本纷纷流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使西欧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支撑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同时也使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减速。
其二,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挤占了各国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竞争已成常态的新形势下,西欧各国产品的市场占有优势已不存在,而其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却愈发突出。这无疑会削减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西欧,不同程度地挤占了西欧各国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资本不断流出的同时,长期享有高工资、高福利的劳动者却很难向国外流动。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强化“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恶化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加剧国内就业压力,推高失业率,加剧福利国家的财政困难。
再次,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本身抑制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它也要求个人和企业实行社会保险缴费,但它突出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侧重点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项目。这种制度设计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西欧的经济能力,遗忘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忽视了福利供给与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衔接,“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独立精神”,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⑦有证据显示,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安于完全靠救济度日的生活方式。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完全依靠津贴生活,其中 4/5 的家庭没有一个人试图找工作。
⑧1985-2000 年间,除1990 年外,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 8% 以上。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福利使众多不劳动者缺少积极寻求就业的生活压力。由此看来,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过度福利”的制度本身显然是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此外,西欧各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困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欧各国人均预期寿命逐年延长,而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各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社会老龄化成为西欧各国的严峻现实。老龄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的,是用现今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却未能明显增多。由此,社会福利制度的世代契约便出现危机,并直接威胁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高福利制度是抑制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危机的首要因素,因而西欧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却使西欧各国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首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增加经济活力,各国相继对社会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变注重享受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变国家全包的“消极福利”为国家、企业、个人共担的“积极福利”.不幸的是,改革遭到民众激烈的抵制和抗议。高福利制度使西欧民众享受福利实惠几十年,高福利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旨在削减高福利的改革,民众都难以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国面临的阻力巨大。
政府的改革举措,多数都在民众的罢工、示威等抗议中夭折。1995 年,法国提出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大罢工,朱佩被迫辞职,改革计划夭折。2003 年,拉法兰政府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 37. 5 年延长至40 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罢工浪潮,迫使改革搁浅。为了解决青年人近 25% 的高失业率问题,2006 年德维尔潘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草案。规定 20 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 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法案的推出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对,有 30 多万学生罢课,300 万工人罢工。政府被迫放弃劳工改革法案。⑨这样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在英国同样激烈。2011 年底,200 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卡梅伦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⑩其次,为防止因民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而引发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政府只有放弃或暂缓福利制度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使政府无法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
从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高福利模式的存续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高福利的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各国政府只能依靠赤字财政和大量举债来维持。而连年不断的举债和赤字财政相叠加的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些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甚至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境地。据统计,2010 年西班牙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2%,2011 年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量占 GDP 的 355%,失业率为 21. 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40%.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意大利 GDP 萎缩近 6%,2010 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为 1. 9 万亿欧元,占 GDP 比重高达120%,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合占 GDP 的 310%,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是4. 6% .据权威人士披露,法国 2009 年财政赤字为 14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2%,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 3%.其公共债务高达 1. 17 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 60% 上限。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政府债务规模 2013 年达到 GDP 的109. 3% ,财政赤字达到 7. 1% .如此之高的债务额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财政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尽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但改革仍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变政府全包的过度福利模式为国家与个人分担的适度福利模式,变注重民众“无压力”的福利首位模式为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 其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是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
第一,从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局势分析,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福利模式是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产物,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新形势下,高福利模式使西欧各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个别国家甚至濒临绝境,经济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转。不改变高福利模式,要摆脱困境已没有可能。对此,西欧主流社会已达成共识。众多经济学家都曾警告: “由于过度的工作保障、高额的最低工资、慷慨的失业津贴、沉重的税赋、泛滥的社会对话和工资谈判,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市场结算水平”,长此下去,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2013 年欧盟出台了“社会和就业国家具体建议”,呼吁各国认清形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态度十分鲜明,大多数国家也都按照欧盟要求开始重组社保体系。
至于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西欧化解危机的办法还是存在的。首先,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社会有可能承受住政治危机的压力; 其次,改革是有弹性的。政府完全有可能边改革福利制度,边试探民众的承受程度。一旦接近社会承受边界,政府就可以暂停福利制度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改革必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以及力度是可控的,民众对改革的承受度是可控的。故而,西欧各国必然会在注意控制政治危机风险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二,从西欧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上分析,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至今已持续 70 多年。实践反复证明: 政府全包的福利模式和“只享福利不工作”(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福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欧陆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长期以来的顽疾”.真正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当是个人与政府分担责任的、有助于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激情的制度,也应当是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相衔接的制度。因此,改革是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转的唯一选择。在福利国家的长期实践中,西欧主流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述认知。
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关于“社会投资转向”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呼声就不断升高,到 2000 年,欧盟出台“里斯本议程”,强调要“投资于人和发展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2002 年,欧盟又出台了“21 世纪欧洲新福利体系的报告”,并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为题公开出版。报告从社会投资的角度全盘规划欧洲 21世纪的新福利体系,呼吁各国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由于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将上述认知和共识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上,西欧社会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各国执政精英均理性地认识到高福利制度的隐忧和“福利重新校准”( welfare recalibration) 的紧迫性,因而积极推动改革; 但另一方面,诸多民众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则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这为改革和政策重新定向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对待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承受力不断增强。各国福利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逐步减小。这种变化趋势决定了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定会持续下去,尽管改革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或改改停停。
第三,从西欧国家的执政轨迹上分析,自“滞胀”危机发生后,西欧各国的执政者就开始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虽时断时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在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执政就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将“用斧子砍( 社会福利) ”视为自己的责任。工党领袖布莱尔自1997 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强调变国家全包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执政后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是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执政后继续采取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在法国,从希拉克、萨克齐到奥朗德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在不断遭遇民众抗议的背景下,仍然没有终止。21 世纪以来,各国兴起了又一轮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失业保险方面,“工作第一”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是改革的主旨。法国政府于2009 年推出“积极团结收入措施”,确保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不工作的人,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2010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推出“新福利契约”( A New WelfareContract) ,基本理念是实现“促进工作的福利”,对拒绝工作者给予新的惩罚,强调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进而使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 34. 8% ( 1999 年) 降到33. 5% ( 2011 年) .养老保险方面,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推动养老保险机制多元化。英国于 2010年推出了取消常规退休年龄( Default DetirementAge) 的计划,2013 年在政府白皮书中继续坚持这一计划。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年龄原因强迫 65岁的员工退休,如果员工愿意,65 岁以后可继续工作。同时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高到 65岁。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退休年龄。
与英国类似,法国从 2009 年起规定,如果雇员愿意,可以工作到 70 岁。2010 年 7 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四个月,从目前的 60 岁到 2018 年延长至62 岁。同时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到 2013 年将提高到 41 年。
医疗保险方面,各国改革的着眼点是防止过度医疗,节约医保开支。2004 年法国实施杜斯特-布拉奇改革,核心内容是个人承担少量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推行 1 欧元自付固定诊疗费用,每盒药加收 0. 5 欧元,明确不予报销的实验检查项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征兆:
其一,无论左翼政党抑或右翼政党已形成“政治共识”: 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正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 “鼓励人们的依赖思想的福利国家体制,无论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已不再认可。强调权利也可强调责任,这样的一种公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 改革-受阻-暂停-再改革-再受阻-再暂停-再改革。尽管改革常常受到民众的抗议和反对,但却没有终止。虽然每次改革都是对福利制度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连贯有序、持续不断、具有叠加效应的。
其三,改革不是要颠覆社会福利制度,而是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福利模式和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以便使社会福利制度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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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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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随之好转,运量悄然增长,运价逐步回升,市场渐进回暖;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新的障碍。深入了解目前市场形势,正确分析和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势,对于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欧洲航线市场随之走出低谷。海关总署公布的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见图1~3)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图1~3可见,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经贸往来的特点如下:
(1)虽然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每月环比增幅不大(2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贸往来形势也日趋好转。
(2)德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位居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一旦波及德国,必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3)荷兰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之一,2010年以来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仅次于对德国的出口额。
(4)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比例均超过50%,各月占比依次为55.4%,56.4%,58.4%和56.7%。由此可见,这4个国家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5)从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自欧盟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66.5%。
(6)尽管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但我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仅有微弱增长,说明欧盟尚处于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力度脆弱,此时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表现为进口需求乏力。
(7)我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拉动进口需求增长。2010年1—4月,我国自欧盟进口额增长明显,增幅较大。
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1。通过分析比对,可以看出:(1)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自欧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2)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因此,德国经济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3)我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仅次于德国,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与对德国的出口额相差不大,但我国自荷兰的进口额较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欧洲航线运价指数由2010年第1周的点攀升至第11周的点,上涨30%,说明2010年以来欧洲经济呈复苏之势;随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出现微幅下跌,5月底跌至点,下跌7.8%。欧洲航线运价指数从2010年3月底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相悖的走势,说明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已悄然而至。
综上所述,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一旦危及德国经济复苏,我国进出口贸易必将受到较大影响,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难逃厄运。
2009年10月20日,希腊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随后,葡萄牙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至8%。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国际3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大幅下跌。在希腊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同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也债台高筑,由此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暴跌。2010年5月,欧盟财政部长达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议,标志着欧盟正式采取行动防止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债务危机将给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之时,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震荡再次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步伐被迫再次放缓,经济下行风险再度加大。
世界银行于2010年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期可持续增长之路造成新的障碍。欧元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0.5%,结束了长达1年之久的连续下降态势,说明短期内由于存在传导时滞,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债务危机将大幅拖累希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使其经济衰退期大大延长,预计2010—2014年希腊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26%。欧元区的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受到明显拖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难逃债务危机的威胁。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趋势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次探底风险有增无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国际金融危机。欧盟已针对债务危机采取救助措施,相信欧洲各国也将在总结美国救市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来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势不会改变,只是复苏乏力,复苏进程更加艰难。
2010年初欧美经济的逐步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供应商亟待补充过去2年几乎耗尽的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大量货物通过海运通道流向世界各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再现2007年的火爆场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回暖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1%左右,但2011—2012年增长率将逐渐回落至8%左右;2010—2012年全球需求增长近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集装箱运输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迟滞,2010年第4季度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货量增长将有所回调。总之,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复苏进程复杂而艰难,集装箱运输业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期延长1~2年。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致使我国出口总量下降,出口顺差减少,出口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2)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3)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国家经济下滑,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购买力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力相应减弱。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强国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受2009年翘尾因素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前高后低”的走势已成定局,但波动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2009年同期相比,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将有所放缓。渣打银行2010年6月预计,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将从第1季度的11.9%降至11%,第3和第4季度将进一步降至9%和8%。
(1)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0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难以维持上半年的火爆形势,运力投放速度将进一步快于运量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将逐渐加大,导致供需失衡。
(2)由于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有所减弱。虽然内贸货源不会立即缩减,但增量将有所减少,不排除2010年底和2011年初内贸运量振荡下调的可能性。
(3)综合考虑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恢复阶段等因素,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可能出现小幅振荡回调。
(4)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回补,预计2010年第3季度美国库存回补动能将趋于减弱,届时北美航线出口集装箱货量及运价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5)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将在2010年第3季度逐步显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也将有所回落,欧洲航线船舶舱位利用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将双双下滑。
(6)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不断下跌,欧元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增强,进而刺激欧元区商品出口,我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从而带动欧洲航线进口集装箱市场繁荣。
2010年上半年飘红的出口数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蔓延,多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预计将于第4季度波及集装箱运输市场。第3季度我国出口贸易回落的幅度是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向的关键。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经济层面向实体经济层面蔓延,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随之加大,我国出口企业在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经济不断恶化,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被大量抛售,股市一片哀鸣,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欧元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以欧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成本压力。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出口价格下跌,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与此同时,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降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来自欧洲的订单数量减少。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在2010年广交会上已经显现。据统计,2010年广交会来自欧盟的客商数量增长15.2%,贸易额却下降8.7%。在成交订单中,短期订单占很大比例,而且大部分属于海外客商对库存的阶段性补充,新增订单几乎没有,这说明:一方面,欧洲客商不看好本国消费市场,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不敢轻易冒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欧盟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再现衰退,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希腊经济总量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5%,我国与希腊的贸易额仅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希腊债务危机将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预计这一影响将在2010年第3季度明确显现,届时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6~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也会受到牵连,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影响时间有所滞后。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蔓延,占我国外贸规模比重达16%的欧盟各国将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我国出口形势都不甚乐观,201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将出现小幅波动,不排除存在短暂深度下探的可能性。
2010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火爆,货量攀升,运价上涨,促使船公司向市场释放大量封存运力。克拉克松的统计数据显示,封存运力占总运力的比例已由年初的1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4%左右,加上新造船不断投入营运,导致运力增速明显快于运量增速;因此,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将再现运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下半年运价难以维持直线上升之势,稳定运价也存在一定难度,运价下跌或将难免。
在我国内需增长因政策调整而发生转变的同时,外需增长同样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总体需求增长可能出现明显波动。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呈现波动渐进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未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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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肆虐全球,重创全球经济,导致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金融危机对转轨国家造成的影响更为严重,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陷入深度衰退,一些转轨国家甚至同时出现了货币危机、股市危机、债务危机、实体经济危机、经济增长危机以及政治危机。面对这些危机及其所导致的金融动荡、经济下滑、居民收入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状况,转轨国家纷纷实施经济刺激计划,采取多种措施扶持实体经济,维持金融业稳定,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的救助以减轻危机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国家还获得了国际金融机构和组织的经济援助。这些举措对转轨国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尤其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恢复经济增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受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东欧转轨国家经济在2009年大幅下滑,表4反映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
另有资料显示,到2009年第2季度,克罗地亚、哈萨克斯坦、波兰、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等国的工业产出已转为正增长。波兰国内需求相对较强,而且GDP保持了正增长。图1反映了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工业产出增长情况。
一方面,由于国际需求改善,再加上货币贬值,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本国产品的竞争力,促进了东欧转轨国家的外贸出口。从2008年中期至2009年中期国际金融危机肆虐期间,外贸促进了波兰GDP增长3.2%,捷克增长0.5%,斯洛伐克增长1.6%,匈牙利增长7.3%(但其国内需求下降了10.5%)[5]。特别是2009年第4季度,全球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东欧一些转轨国家出口的增长。
另一方面,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但俄罗斯和东欧国家银行体系没有出现系统性的破产倒闭,存款者也没有普遍丧失信心。虽然如此,由于经济恢复缓慢,贷款违约率上升,银行不得不削减对私有部门的贷款以修复资产负债表,从而影响了消费和投资需求,无法有效推动经济增长。图3表明了转轨国家银行对私有部门的贷款情况(如图3所示)
综上所述,历经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转轨国家经济之所以能够逐步摆脱危机的严重影响,出现经济向好态势,主要得益于转轨国家果断实施了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特别是采取措施大力扶持实体经济并稳定金融业,千方百计刺激消费和投资需求,增加对失业人口和弱势群体的救助。转轨国家的实践表明,这些政策措施的实际效果是较为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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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海啸如狂风暴雨般席卷全世界,金融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并给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背景及成因简介
此次金融危机最初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后愈演愈烈,在金融领域迅速从局部扩散到全球,演变成为一场百年不遇的世界性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随着金融危机深度蔓延与渗透,开始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冲击、并深刻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此次金融危机产生并在全球迅速传导的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以下三个“过度”:一是美国市场经济的过度自由放任。表现在美国当局过于相信市场的理性,执迷于“看不见的手”调剂经济的能力,美国消费者对经济的预期过于乐观、消费观念过于超前。二是近年来世界经济的过度投机性,特别是在房地产、股票市场、原油期货等领域的过度投机背离了生产要素“价值决定价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引发大量泡沫经济。三是各国经济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对于美国经济的过度依赖。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不断加速,大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快速提高,出口需求在许多新兴经济体内对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而美国的高消费、超前消费与举债消费对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拉动这些经济体经济增长;一方面以美元为主的国际结算体系即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和以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单一性对这些经济体构成潜在威胁,一旦美国经济出现危机、美元贬值就会迅速使潜在威胁由隐性变为显性。世界经济这一特征在全球股市上可以鲜明佐证:华尔街打个“喷嚏”,全球股市就会“感冒”。
二、金融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简析
(一)对世界经济的深刻影响
此次金融危机,首先使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遭受重创,导致主要金融机构崩溃、股票市场狂泄、信贷冻结,紧接着传导至实体经济,对全球房地产、股市、制造业、世界贸易带来巨大冲击。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增长急剧下滑:
1、发达国家生产总值2009年预计将出现负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增长预期从2008年的5.9%放缓至2009年4.6%;世界经济增长预期从2008年2.5%下降至0.4%~1%。
2、初级商品价格起伏动荡、暴涨暴跌。
3、世界贸易总量下降,2009年预计将缩减10%。
4、就业困难,失业率上升。
5、世界人均收入下降。
(二)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目前,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1、国民生产总值GDP增幅下降。自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幅开始低于两位数,驶入本轮经济周期下行区间。随着金融危机向纵深蔓延,2009年首季GDP增速更是快速回落至6.1%,增幅比同期低4.5个百分点,为近二十年来新低。2009年全年预期为7.5%,比十五以来的平均增长速度要低2-3个百分点。
2、工业增速明显回落。金融危机扩散到实体经济后,工业经济遭受最直接、最严厉的冲击。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工业增加值增速同比2009年2-5月按月分别为11.0%、8.3%、7.3%、8.9%,1-5月累计增长6.3%,增幅比同期低整10个百分点。
3、出口明显减弱。海关总署统计资料显示,2009年以来出口以两位数的速度负增长,分月看,1到5月分别为-17.5%、-25.7%、-17.2%、-22.6%、-26.4%,1-5月累计为-21.8%,而去年1-5月累计为22.8%,此次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影响之深不言而喻。
4、国内部分重点行业和企业的效益下滑。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加工贸易处于本轮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由此传导至其上游各相关行业,重点是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致使部分重点行业景气持续快速下行、相关企业经济运行质量与效益明显下滑甚至不堪其重、步履维艰。
(三)对煤炭行业的冲击
由于金融危机对钢铁、电力、化工、建材四大主要用煤行业的深刻影响,给煤炭行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表现在:国民经济下行不可避免地带来对包括煤炭及其延伸产业如煤化工在内的能源总体需求低迷,煤炭供求关系发生逆转,由相对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库存总体上升,价格深幅下跌,回款十分困难。
三、金融危机背景下煤炭经济发展应着重处理好以下三方面关系
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及其影响,处于国民经济重要位置的煤炭经济,应有清醒认识,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考量,以科学发展观来审时度势、统筹处理方方面面关系。
(一)煤炭行业生存与发展的关系
本轮金融危机前,我国煤炭行业经济经历了持续近五年的高涨周期,此期间煤炭经济发展处于各行业前列,投资扩张十分迅猛,年均投资增长在30%-40%,今年1-4月固定资产投资仍增长36.6%;大量煤炭产能在这五年里陆续释放,年均增长2亿多吨,2008年全国煤炭产量达27.93亿吨。目前在建和规划建设的6亿吨左右煤炭产能,将在近三年形成实际生产能力,如此,在“十二五”初煤炭产量即达到2020年我国煤炭需求量35亿吨的预测值,产能过剩在金融危机下已经初露端倪,今后煤炭市场供大于求的矛盾将更加突出。因此,从当前与长远考虑,本文认为:对于煤炭经济,“发展”仍是第一要务,但发展的前提应是建立在良好而坚实的“生存”基础之上,建立在科学、可持续的发展理念之上,盲目的产能扩张将会带来巨大的市场风险。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紧缺资源,始终应遵循“有序开采、适度增量、节约利用”的原则,确定科学经济的煤炭产能,必要时采取“限产压小”措施改善因供过于求导致价格低迷、销售不旺的市场环境,正确处理好目前生存与长远发展的关系。
(二)煤炭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与外部市场、技术成熟度的关系
进入新世纪,煤炭行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给包括煤炭在内的能源行业发展形成有力支撑,同时给煤炭深加工与转化、行业内部产业结构调整酝酿了新的机遇。近年来,煤炭行业正是基于国民经济发展变化要求与市场形势,加速煤炭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步伐,大力发展煤化工成了煤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头戏。但目前我国煤化工产业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形势下更加凸现,一是部分煤化工初级产品产能过剩与市场需求不足,截止2008年底,甲醇产能已突破2000万吨/年,产量为1100万吨,开工率仅50%左右,二甲醚产能490万吨/年,产量为147万吨,开工率30%;二是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煤化工项目投资呈过热趋势,不少煤炭企业争相发展煤化工,且产品结构雷同,对产品未来市场需求状况缺乏科学精细的可行性分析;三是煤化工产业中仍有诸多关键性技术不成熟,从研发到应用、形成一定规模产能尚需时日。针对煤炭产业结构调整中存在的问题,应该从更加广阔、长远的视觉统筹考虑、精心谋划,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创新为抓手科学安排煤炭产业链延伸与优化的路子。
(三)煤炭行业与下游行业的关系
煤炭行业作为基础性能源与化工原料行业,与国民经济各行业唇齿相依、共存共荣。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电力、冶金、化工、建材等主要用煤行业景气下行、效益下滑,给煤炭行业经济平稳健康运行带来深刻影响。2008年9月以来,煤炭需求增长乏力,价格深幅下跌,煤炭企业再现销售难、回款难、现汇少、资金链不通畅的窘境。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不断渗透,几乎没有一个行业能独善其身。在此情形下,煤炭企业应站在一定的高度审视与下游行业的合作关系,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结合企业营销策略,与长期客户结成战略同盟,同舟共济、共度时艰。各方在产品购销、价格争议、货款结算等方面均应顾全大局、求同存异、互惠互利,实现共赢。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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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债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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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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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独立于世界而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这也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危机后,有可能引发国际社会的动荡。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全球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在短时间内形成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并在一定程度上演化为全球经济危机。自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尤其是在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倒闭之后,美国政府实施了极其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以稳定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但是旧的危机还没解决,新的危机又猝然来访,2010年以来,欧债危机导致的金融危机又让欧元区乌云密布。面对危机,资本主义原有的制度、理论束手无策,中外学者和政治家开始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著作,以期从中找到解决危机的良策。《资本论》重又热销,“马克思主义”又热了起来,喧嚣过后,人们开始将危机的根源指向“资本”,指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
一、马克思主义对虚拟资本的深刻揭露:
“虚拟性”和对世界人民的剥削是当代金融资本的本质虚拟资本范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商品价值形式的分析,尤其是通过对信用制度下复杂的金融关系的分析所做出的深刻而形象的概括。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虚拟资本的本质,同时看到了虚拟资本的扩张性,以及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运行的关系,从资本的运行规律出发,科学而富有远见地预见了虚拟资本的产生和发展及对经济的巨大影响。马克思认为,虚拟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信用工具,可以加速资本的周转,促进资本的集中和股份公司的发展,广泛利用社会上的各种闲散资金,从而满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需要。但同时,虚拟资本又是资本主义信用投机的工具,它会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加速金融和经济危机的爆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已经对虚拟资本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和认识,“虚拟”正是当代资本主义金融经济的本质:它可以作为资本增值而当作商品来买卖,但它自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它与实体资本的共同之处在于:可以通过循环运动瓜分利润,更直接的“G-G'”的过程撇开了“G-W-G'”的周转。马克思认为,伴随着这一过程虚拟资本出现了,它也是生息资本的派生形式。而信用制度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资本也会越来越虚拟化。同时,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金融衍生工具和金融衍生品五花八门,虚拟资本的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展,虚拟资本额已远远超过实体资本。当人们读到马克思关于“目前金融危机……不过预示着它会有更残酷、更有害的结局。危机拖得越久,后果也就越坏”[1]的论述时,当人们看到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即将发展成为经济危机的预想时,当人们重新发现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做的全面而深刻的分析和阐述时,就好像是马克思在一个半世纪前就已经对现在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作了科学预言和科学分析。这是马克思在西方再次受到青睐的重要原因。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资本主义虚拟经济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个别企业或公司的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的矛盾,表现为市场经济中生产盲目扩大的趋势与广大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历史和现实证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是正确的、科学的。美国实体经济全面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在之前没有爆发的原因是,追逐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创新”制造了短暂的虚假需求;而虚假繁荣暂时推迟了普遍生产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的爆发。但虚假需求绝不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也不是有效需求,它只能缓解矛盾却不能根除矛盾。而且在虚假需求的泡沫破灭后,危机会以更猛烈、更具破坏性的态势爆发,一次次的破坏会越来越逼近人类生存的极限。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
虚假的、透支的“生产过剩”与短暂的、不可持续的“消费狂欢”实际上,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开始研究资本主义周期性的、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本论》的写作并问世标志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完成。马克思的论述深刻而透彻,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过剩”的真正含义,是“相对过剩”而不是“绝对过剩”,资本家的“生产过剩”与劳动人民的贫穷存在于同一时空。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2]548“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很明显”[3]570。马克思还用生动的语言说明经济危机的表现和原因:棉布充斥形成市场停滞,工人“当然需要棉布,但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得太多了”[3]596-597。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的社会基础和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即不断扩大的社会生产能力与相对有限的社会需求之间的矛盾。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4]社会性的生产同资本主义占有制之间的这个基本矛盾是危机的总根源。危机的爆发让矛盾暂时得以缓解,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就不可能彻底根除。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进行生产的唯一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政客及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常常津津乐道:美国普通民众均持有股票,“人人都是资本家”。其实,这是一个骗局,真相是占人口10%的富人持有美国股票市值的89.3%和全部债券的90%,而普通员工持股之和仅占全部股票市值的0.1%[5]。贫者越贫,富者通吃,且后者的奢侈建筑在前者的贫穷之上。这就是只顾“效率优先”所建构的今天美国的社会现实。垄断资本不仅对内欺瞒、剥削本国人民,而且也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剥削者与公敌,金融资本对世界的控制就是对整个世界的剥削。斯蒂格利茨说得好:“发展中国家在自己也非常需要的时候,几乎以零利率借给美国数万亿美元。这反映了问题的实质。”估计以此种手段使世界上的财富每年进入美国的数额约占美国新增长GDP的3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食利国。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它以破坏性的调整强制地实现社会生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合适比例,使社会走上新的经济发展周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占有的基础仍然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得到根本的解决,经济危机的根源无法消除,各种矛盾经历一定阶段的积累尖锐化起来,还会爆发再一次的危机。这次世界经济危机的缓冲地几乎已涵盖整个地球,不知下次如何缓冲?美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给生产和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损失。试图解决经济危机问题的代表人物凯恩斯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干预,此时,国家干预在西方国家处于主流地位。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除了市场调节,同时也存在政府调节。不仅宏观经济领域存在政府调节,微观经济领域也存在政府调节。例如,在金融业中存在政府调节金融的政策,即媒体所说的政府对金融的监管。但凯恩斯主义也只是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虽然诱导了投资并增加了总需求,但这需要大量的货币来支持,加大货币发行量是最常用的手段,结果是出现了“滞胀”,即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和失业增加并存。面对棘手的滞涨问题,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潮上升到主流地位。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私有化、自由化和非调控化,取消或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新自由主义将一个虚假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国梦”呈现在民众面前,但是次贷危机的爆发,无力偿还住房抵押贷款的家庭数、无家可归的人数激增,证明了克林顿—布什“美国梦”的破灭。新自由主义解决了凯恩斯主义所造成的问题,但没有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当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已不满足于作为生产资本的“从属”和“配角”的地位,逐步与实体经济脱节,完成了由服务于生产资本向主宰生产资本的异化,完成了由“协助”生产资本并分割其剩余价值向直接“圈钱”的演化[6]12。美国经济由此创造了20世纪末十年高速增长的“神话”,西方的学者和政客因此预言“新经济”结束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周期性窠臼”。与此同时,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美国民众家庭已经入不敷出,消费信贷急剧增长,从1971年到2007年的36年间,美国民众的消费信贷从1200亿美元激增至2.5万亿美元,增加近20倍。这还不包括高达11.5万亿美元的住房负债,如将两者相加,总共负债4万亿美元,比美国一年的GDP还要多,平均每个美国人负债近5万美元,当然,负债最重的还是低收入者[7]。虚假繁荣与深重的危机并存,自2000年第四季度开始美国经济增长急剧降温,固定资本投资大幅下降,失业迅速增加,生产大量缩减,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仅增长1.4%,为过去数年来的最低增幅。在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少数富人的财产份额却迅速增大,财富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这种经济形势下,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加激化。为了刺激消费,提高经济增长率,美国政府为市场提供了丰富的流动性,利率和风险溢价均较低,贷款发放机构有丰富的资金,并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贷款发放机构忽视次级贷款产品风险的防范和控制,采取了激进的信贷策略,利用五花八门的金融衍生工具,多方分散和转移贷款风险,以“低风险、高回报”为诱饵进行推销,从世界各地吸引巨额资金,供美国国内放肆扩大消费,使金融资本获取惊人的高额利润。美国《新闻周刊》报道:“这些金融衍生品经过包装和再包装,最终变得面目全非,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包含什么内容,或者它们到底值多少钱。”这也为日后市场低迷、恶化时出现资金链断裂留下隐患。次贷危机实际上是美国国际金融垄断集团及其守门人美国当局共谋的恶果。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泡沫,对于现状,美国政府熟视无睹。对待已形成的经济泡沫听之任之,甚至不断制造新的泡沫去转移风险、转嫁危机,是华尔街的“现代炼金术”,也是美国金融当局默认和鼓励的惯用手法。用泡沫掩盖矛盾,致使矛盾因长期积累、发酵而孕育更大的危机,终于在极度膨胀后破灭了。由此可见,生产无限扩大趋势与居民消费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的积累,是爆发这场经济危机根本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虚拟经济的发展远快于实体经济的发展,是对人自身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2]。实体资本和虚拟资本的本能都是追逐自身增值。而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是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寄生性,它从实体经济中产生,又依托于实体经济系统,虚拟经济不可能离开实体经济系统而存在。没有企业,没有生产活动,就没有物质财富的产生,钱(或货币)就是虚的。高智商的金融精英们却犯了弱者的致命错误:他们在制造赚钱机器的同时,又制造了制造次贷泡沫、金融泡沫和经济泡沫的机器,制造了杀伤力极大的“定时炸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独特性的意思是,虚拟资本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是现实资本的代表,但它却可以独立于现实资本而运动。它通过不停地转手,使其价格即市场价值超出或低于它的现实价值不停地运动。从主要经济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货币增加和经济增长可以看出,货币的供给远远大于经济的增长。世界没有创造那么多财富,却创造了更多的货币。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成了超越实体经济的脱缰之马。虚拟经济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后,实体经济必然面临着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虚拟经济的发展有进步的一面,但不受控制的虚拟资本,藐视劳动的价值,忘记了发展的目的,忽视了马克思所讲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深刻的论述,同时也是对资本主义所提倡的人权、人道的极大讽刺。没有“人”这一挥动历史鞭绳驱动历史车轮的“车夫”,虚拟经济就如脱缰的野马,必将拉着资本主义的马车面临坠落万丈深渊的危险。
四、必须遏制资本的贪婪,坚定复兴社会主义
追求尽可能多的高额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绝对规律,资本的这种贪婪本性导致资产阶级不顾一切地扩张。同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本质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要不断地占有财富,不断地剥削和压榨无产阶级来使自己获利,最终导致了贫富差距越拉越大,人民的消费能力和水平不断萎缩。资本逐利的天性导致的生产不断扩大与消费不断萎缩这一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无法克服的矛盾。私有制是形成金融危机的深层次的制度原因,金融资本的独立性、逐利性和贪婪性是金融危机形成的直接原因。次贷危机尽管爆发在金融领域,但这场危机很快就扩大到实体经济领域,演变成了经济危机。从本质来看,这场危机的本质依然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美国的金融创新出发点是为了刺激消费,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并不是真正地为全体社会成员考虑,它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不仅没有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促进就业,反而搅乱了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打乱了金融秩序。美国政府2008年11月17日表示,现在大约有3620万美国人吃不饱,其中有1/3的人有时会挨饿。美国政府2009年4月2日又表示,靠领取食品券生活的美国人已经高达3220万,是创纪录的数字。资本主义设计透支消费本来是为了促进消费,解决生产过剩这一问题,始料不及的是透支消费的膨胀并没有使真正的消费需求即有效需求增加,这种寅吃卯粮的做法,反而使得消费能力更加不足,“生产过剩”更加严重。问题的严重性远不止如此,近几年,美国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和全面经济危机,使部分资产大幅缩水,其资产总市值已经在其国家债务总额75万亿美元之下。资本不能获得利润就会死亡,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资本与利润高的行业有着天然的吸引力。一国之内,资本会持续地嗜血一样在利润高的行业之间游走。资本的天性就是获取利润,而不会考虑社会需求,一旦这个行业利润降低,资本就会撤出,在此过程中,供求关系就会起作用。在全球化时代,资本冲出一国主权范围的限制,在世界的几乎所有领域游走,剥削、剥夺全世界人民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全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的矛盾愈加突出。资本在全世界的游走,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扩展到全球,资本在各个领域的进出,也导致全世界范围各种商品价格的波动。生产相对过剩的矛盾伴随着资本生产关系的全球化愈加突出。资本主义私有制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公敌,因此,西方一些媒体对全球化的实质并不都加以掩饰。例如,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发表《全球殖民主义》一文,把当前的全球化与全球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全球化“是规则制定者的全球化,自由贸易和自由市场这两面旗帜掩盖了……将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新殖民主义。”美国《耶鲁全球化》在线杂志的文章说:“对冲基金、不可靠的企业债务评级公司、虚假的抵押体系以及‘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流动公司已经占领了全世界。”美国原国务卿基辛格比较直率地说:“全球化对美国是好事,对其他国家是坏事……因为它加深了贫富之间的鸿沟。”资本的贪婪性和投机性导致虚拟经济倾向在流通领域以获得短期暴利。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生产资本是通过在生产领域创造剩余价值和利润来实现扩大再生产的,而货币资本则不同,它更加自由自在,可以在流通领域通过各种对生产生活有利和不利的财富转移短期行为获利。货币资本可以借助电脑网络在全球流动。虚拟经济的特点是不创造价值,但是可以分配和转移财富。虚拟资本的产生是为了服务实体经济,担负着正确引导实体经济发展方向的任务,而一旦资本被贪婪性驱使着绕开实体经济的生产领域,直接进入虚拟经济领域去进行投机行为,将会造成两方面后果:一方面虚拟经济不断膨胀,生产出过剩的虚拟商品,而这部分本来就生产过剩的虚拟商品会造成虚假需求,从而误导实体经济生产出过剩的物质商品,于是生产领域物质商品与虚拟生产都生产过剩;另一方面,虚拟经济通过财富的分割与转移拉大贫富差距,使广大劳动人民更加贫困,消费水平下降。虚拟经济这把双刃剑使世界经济产生了新的薄弱环节。而社会主义的复兴是人类共同的未来。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人类历史上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的形态,无疑将私有制的观念与生产关系贯彻到了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地球外的太空领域。这将会有把人类带向自我摧毁境地的危险,摧毁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摧毁我们靠宗教、家庭伦理等种种方式不断修补的人际关系,直至摧毁人类本身。“G-G'”在资本运动的裹挟中,劳动与人本身受到了轻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人类潜在的危机风险,一种连自身都忽略的生产关系会有什么希望与未来?2013年,五位西方杰出学者联名著书,以书名《资本主义还有未来吗?》昭示了主题与结论。全球著名学者沃勒斯坦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进入结构性危机阶段,最终走向衰亡;兰德尔•柯林斯着眼于科技更新,推断中产阶级的结构性失业将使资本主义难以维系;迈克尔•曼将资本主义的未来寄予社会民主主义式的改良;格奥吉•杰尔卢吉扬否定了苏氏共产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克雷格•卡尔霍恩则着重探讨未来资本主义出现漫长停滞、改良或被全新制度代替的可能性。五位学者通过就资本主义体系是否还能生存下去这一关键问题做出了精彩论断[8]。资本主义社会每一次危机的具体表现形式各不相同,但危机的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一方面,我们看到危机的发生起因于社会支付能力消费的不足;另一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危机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危机,必须找到它的根源———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存在必然导致国内乃至国际范围内的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人类之间的巨大的矛盾和鸿沟,这将是人类整体危机的警钟。克服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推翻资本主义社会,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人类社会私有制的最高形态也是最后形态,建立合理而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本次经济危机爆发的本质原因是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先进的生产力发展。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说明,社会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经济危机的全球范围爆发说明,社会主义全球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归宿。
一、前言
如今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很大,世界经济危机的爆发无疑对我国造成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迅速恶化,这使我国内部在投资、消费、出口这三方面本身固有的问题更加突出了。为此,很有必要深入分析一下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进而及时寻找出缓解经济危机的办法,使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降到最小。
二、世界经济危机下的中国经济问题
投资、消费、出口,这三者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问题最终会体现在这三方面上。所以,这里就从这三个角度出发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问题进行分析。
1.投资问题。拿投资来说,我国的投资比例是不平衡的。由于受世纪经济危机的影响,一直作为我们的产业重点的制造业的发展停滞不前,出口受阻,其结果必是带来巨大的损失。目前的投资需求以政府公共投资及其派生的引致性投资为主,市场性投资需求仍然没有恢复,民间投资意愿不强,在政府投资计划完成后,投资增长的持续性和经济回升的稳定性还存在一些不稳固的因素。可以说,这些使我国的投资环境迅速恶化了。
2.消费问题。消费的问题不仅仅是收入高低的问题,它还涉及到医疗、教育、住房、商品物价水平等一系列的问题,对内消费的不足会使我们在经济危机中处于更加被动的状态。目前在我们的制造业大国里,显然消费水平是不足的,这样造成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更为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我们的老顾客们大大减少了对我们商品的进口,加之我们自身的消费又不足,这时产能过剩的问题就出来了,商品积压,生产萎缩,以至一些中小企业纷纷倒闭。产能过剩带来的后果势必是资源消耗、贷款剧增,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继续下滑。可以说,在发生世界经济危机的今天,我们是否有足够大的内需对于我们能否抵抗住经济危机的波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此,在这方面必须加强重视程度。
3.出口问题。出口问题,它一定程度上牵涉了我国制造业。我们的制造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制造业,没有掌握专利和技术,在人民币升值与生产成本提高的压力下我们并没有权利提高销售价格。现在全球经济危机一来,我国制造业的出口量必定是锐减,我国制造业受到巨大打击。作为支撑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产业制造业出现了问题,我国经济是无法实现平稳发展的,我国的经济结构也一定会出现问题。综合上述,由于受到世界经济危机的极大影响,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诸多问题,同时这些问题又相互影响,导致我国经济无法实现平稳发展。所以,下面就对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进行探索和思考,积极的尝试解决,以此来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稳定国内发展。
三、世界经济危机下中国经济的应对策略
1.大力改善投资环境,以恢复我国经济元气。恶化的投资环境使大家都把钱紧紧握在手里,不敢拿出来投资了。这样显然是不利于我国经济恢复元气的。因此,在欧美发达国家市场需求萎缩的情况下,我们应积极开辟其他的国际潜力市场,不断改善投资环境。比如,广东就已经提出在粤澳港的区域基础上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为我们的制造业创造更多的出口渠道。此外,政府直接出手扶持制造业,鼓励制造业都是改善投资环境的积极措施。
2.实现有力、公平的金融监管,使我国经济走向正常发展轨道。这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家放松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导致大量的住房抵押债券在全世界泛滥。金融衍生品的使用本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一旦离开严格的监管,各种违规现象就会发生,违规的操作一定会打破市场的平衡。所以,强化金融监管十分重要。我们要杜绝一切非法资金流动污染市场,合理引导资源流向有需要的企业,这样我国经济才能正常发展。此外,也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金融信用体系,促进市场的公平、公正,有序竞争,并实现经济、人口、环境间的和谐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源动力和可持续力。
3.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提高国民消费水平。建立一个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提高国民的消费水平是极为关键的。我们应建立一个包括政府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慈善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断加大这些方面的投入,减少消费者对未来的不确定。这对于提高我们百姓的消费水平,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就能大大缓解,出口阻碍对我们制造业的打击也减轻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资金流动就会更加畅通、更加合理。另外,为了缓解经济危机,帮助我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的阴影,还要提升产业结构。尤其是面对现在的状况,提升产业结构已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了。这项策略主要针对我国的制造业。要加大技术改造投资,积极采用新技术,开发新产品,保护好我们的专利,掌握定价权,以使我们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加主动有利的位置。
四、结束语
总的来讲,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中国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我们必须在保持经济快速回升发展势头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以此缓解经济危机带给中国的不利影响,重新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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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不一样的金融危机
从中国煤炭行业发展的历史来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的几年(1998~2002),中国煤炭行业确实陷入了困境,那几年中国煤炭行业的日子很难过。但是除了这几年外,历史上中国煤炭供应一直处于紧张状态,看看解放后中国历届政府工作报告,都把能源(中国主要是煤炭)列为重点发展行业。为什么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会陷入困境呢?主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是我国主要的贸易伙伴,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危机使当地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我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致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的几年时间里,中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目前,我们遇到的不是亚洲金融危机,而是美国金融危机,因此,中国现在的处境应该和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类似,因为目前美国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的金融危机使得美国本国以及世界很多地方经济发展速度大减,需求大减,因此直接影响中国的出口,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影响对能源(煤炭)的需求。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和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类似,因此,未来中国煤炭也有可能陷入困境。但是,我们还要看到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是资金从亚洲市场抽走,资金外流,造成亚洲经济的衰减。对于亚洲国家来说,他们没有“世界货币”发行权,资金抽走直接导致该地区货币供应紧张,造成该地区经济运行中的资金链断裂,后果是直接导致该地区经济的衰减,从而影响需求、影响贸易伙伴国(中国)经济的发展,导致中国能源(煤炭)需求的减少,引起我国煤炭行业陷入困境。而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与当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区别就是———美国在世界金融体系当中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是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性,大量发行美元,美元就会贬值,就会形成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这是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不同之处。从这次世界主要央行联手降息和我国推出“两降一免”政策可以看出,全球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后果是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是阻止经济发展速度下滑。
2009年煤价下跌幅度不会大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正在蔓延的金融危机给我国煤炭行业造成较大影响。从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来看,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在近一阶段世界能源消费构成中,原油、天然气和煤炭三大能源各占30%左右,而对于中国来说,煤炭却提供了70%左右的能源和60%以上的化工原料。中国是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少数国家之一,因为中国是石油、天然气及水资源等相对贫乏的国家,煤炭在以后数十年里仍将作为中国比较现实的和不可替代的能源基础。因此,煤炭对于中国来说具有特别意义。同时,国家正准备对能源价格进行改革———市场化。事实上,2008年两次对电价的调整就是能源价格改革的铺垫,在这样的背景下,供求关系成为煤价走势的主要决定因素,目前我国电煤合同价格依然较低(与市场价差200元左右),未来与市场价格接轨是大势所趋,在这种情况下,2009年电煤合同价格再涨15%左右是没问题的。中国煤炭市场化促使煤价上涨。2007年,国家彻底取消延续了50多年的由政府组织产运需企业召开订货会的做法,由供需双方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自主衔接资源、协商定价的机制。虽然在2008年国家还两次对煤炭价格进行限制,但是这两次限价是临时性措施,主要是当时CPI涨幅太大和保奥运会的稳定。对于市场煤(非合同煤)来说,2009年价格虽有调整,下跌幅度也不会很大,依然会在高位运行,市场煤(非合同煤)2009年全年平均价格应该还会高于2008年全年平均价格。
一、金融危机背景和概述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例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金融危机有呈现某种形式混合的趋势。金融危机的特征是的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较大幅度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缩减。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有时候甚至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房产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它危机有相似之处。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金融危机的产生多数是由经济泡沫引起的,以21世纪最大的美国金融危机来举例,可以看出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二、金融危机下防范商业银行会计风险的措施
根据金融危机的爆发特点和分析归类,我们就应该对症下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的领域和服务行业进行有效的控制,以避免空前的信用灾难和货币灾难在无形中吞噬了人的正常生活。在这里,我们将分别举出必要的措施,以应对金融危机下商业银行会计风险增减的必要讨论。各层级会计人员应充分履职,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整体的管理制度而言,执行制度、操作制度及完成服务项目的都是个体行为,因此要求会计人员自身做到充分履职,在金融危机影响下不慌乱,时刻保持头脑冷静,恰当的分析和处理数据和第一时间信息,将变得非常重要。会计人员可以按照自己的工作时间、程序和性质进行有效的、针对性设计,已使从个体做起,完善整个体系的应对金融危机所结成的网络。加强人员管理,防范道德风险。无论任何国家、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人性的本质不会改变。金融危机下会有两个层面的暴露:私欲主义和集团主义的极端对峙。各层级会计人员充分履职是在整体的监察、监督和管理制度下能够掌控的,但是单个的个体永远是能动的,制度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人的行为准则。所以对人员管理的加强,也就是监督体系在大的人为灾难面前的强化,也将显得尤为重要,而且出于隐性的考虑,道德危机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极端爆发。加强服务管理,提高服务能力。在总体上造成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最大的就服务行业,而尤以银行业为最。在金融危机期间加强服务管理,用人为的智商控制隐性的灾难持续性危害就是最好的应对手段。以上三点措施为防止、防范、主动改变三个层次的分析,也是我们从理性出发,能对金融危机所造成冲击的最好回应。
三、小结
金融危机的影响始终是持续性的,短期内可以消除其显性的社会经济影响,但长期为经济发展所背上的包袱是不能避免的。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科技手段,用人类最杰出的智慧,应对同样由人类无知的一面所带来的严重人群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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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危机在广义上一般被定义为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危机主要表现在供给与需求、生产与消费严重失衡,生产和再生产发生困难、无法进行,经济运行处于混乱和衰退甚至萧条状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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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振兴发展。因此,“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忠诚可靠的接班人。大学生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腐蚀拉拢和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目标。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安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者和关键对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高校要把国家安全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抓出特色抓好成效,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1.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社会也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处于和平稳定时期。但是,当前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强,西方国家不愿意中国顺利崛起,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同时,国内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国防安全形势严峻。一些大学生缺乏对国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正确判断,对国家当前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潜藏的危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认识有误区,缺乏对其全面、正确的认识。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化、全球化成为网络的特点。人们更多关注国家综合实力、人力资源和科技的较量,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受此影响,一些大学生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降低了对敌势力干扰和破坏的警觉,国家安全意识淡薄。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国家的安危与大学生自身的安危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全认知仅仅停留在军事等方面,还没有延伸到信息以及经济等方面安全领域。
2.高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一部分高校认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忽视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他们不但没有制定专业的计划,也没有专业的授课老师,教材不规范,教学内容和结构都不完善。简单以讲座或以校报、广播等媒体的宣传,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由于教育手段单一、缺乏互动,教育效果不明显。
二、加强和改进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拓宽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途径。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更加紧密,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丰富和便捷,思想倾向更加多元化。大学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一般都集中在军事方面,这种旧的教学方式,因为它的限制和单调,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安全教育。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意识一定要得到提升,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其中,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这是互联网时代高校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这种情况,高等学校一定要对互联网领域进行主动的开发,在大学校园中建立起“喜闻乐见”的主体性的网站,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之中充分地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进而让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更加多元化,更加生动形象。此外,在大学校园中,一定要建立高校的网络管理系统,对学生在网上散播的知识进行适当的采集,对网络的环境进行相应的净化,对大学生在网络中传播的不好的信息进行及时的纠正。
2.改进国家安全的教育方法。高校应重视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提高他们从事国家安全教育放入教育教学能力。使国家安全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以此同时,在大学里要编写以德育为基础,以法律为根据的课本,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另外,还要保证必要的授课时间,确保取得预期效果。首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高校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时候,通常都是老师一味地进行讲解,要对这种方式进行改进,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还要激励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相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教育教学手段,寓教于乐,变简单的灌输、被动的接受为自觉参与,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创新教育形式,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探索国家安全教育手段的实现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和动力。随着QQ、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的广泛运用,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带来了便捷,微信、微博的多种功能,使得教学过程可以向课堂及校外部拓展。第三加强国家安全思想的熏陶,营造大学生关心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在课堂理论教学中,结合当前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组织组织专题讨论,分析热点问题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让学生加深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思考。
3.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强化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辅助,帮助学生学好政治和相关的学科,还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分析目前国家的形势。把国家安全教育落实到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中,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堂教学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要让所有大学生都意识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强国梦的前提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提高大学生要肩负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其次,加大对大学生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及基本国情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提高大学生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要利用这些教育,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近现代中国面临过的苦难及屈辱,明白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加强大学生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国家培养国家安全意识强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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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爆发以来,对欧洲乃至全球形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国际金融系统稳定性受到冲击,全球经济复苏受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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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金融系统发生紊乱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金融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2008年给全世界各个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的金融危机,到了今天,各国的经济逐渐恢复,渡过了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已经进入了“后金融危机时代”。而导致金融危机爆发的金融衍生工具,必须要引起世界各国的注意,利用好金融衍生工具的一些特点来进行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本论文主要研究的是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企业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
关键词:后金融危机时代;企业税务风险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指当前世界经济所处的这个特殊的时期。虽然经过几年的恢复与发展,世界经济中的各项经济指标已经有了变好的趋势,但是其还没有恢复元气,不能达到经济危机爆发是所处的水平,经济复苏依然不是很稳定。这段时期正是调整世界经济的重要阶段,我们要通过对金融危机的爆发原因等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认真地反思,解决当前的经济危机,使其能够恢复到危机之前的状态,并在反思中找出避免经济危机再次爆发的有效的方法。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由于危机后各国的经济恢复的程度不同,造成国际经济的不平衡状态加剧;
(2)经济危机造成我国的一些产业、区域、企业的不平衡加剧,政府为了维护复苏的成果调整了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
(3)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市场在内外因作用下经济波动性加剧;
(4)由于没有做好经济前景的预期,实体经济生存更加困难;
(5)为了应对危机,各国通过大印货币来救市,造成了全球性通账预期。那么,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下,企业要如何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深化企业的税务风险理念
一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离不开高层管理人员的管理和基层的员工的执行,要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就必须要深化高层管理人员和基层员工对于税务风险认识,提高税务风险理念。那么,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必须要从企业的战略发展的高处出发,认识到税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指引(试行)》在第一章总则中也明确提出“董事会和管理层应将防范和控制税务风险作为企业经营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作为企业的管理层,就应该时时关注我国的微观经济环境,根据国家税收制度的变化来制定企业的长远的管理决策目标,根据企业本身存在的管理特点来建立企业的税务风险内控机制。制定出一个可行性较高、吸收好的税收政策、能够有效提高企业的税务管理水平、使企业在与其他企业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税收风险防控方案。只要该方案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就一定能有效帮助企业做好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只要企业的领导层都能十分重视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在工作中做好相关的引导,整个企业的税务风险的防范工作就一定能够取得成效。一个企业除了管理层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广大的员工,他们才是企业税务风险防范的真正的主体,因此,企业要大力提倡广大员工有税务风险防范的意识,使税务风险防范意识深入人心。企业要让员工认识到企业的税务风险关系到整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只有将税务风险防范观念落实到员工的日常的工作当中去,才能使企业更好地发展。对于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来说,他们要熟悉最新的税收法律法规、能够识别、评估和应对税务风险。这就需要企业经常对这些工作人员进行相关的培训,做好相关的宣传工作,以便于全面控制企业的税收风险。一个企业,只有从领导到全体员工都树立了牢固的税务风险意识,才能直接有效地避免税务风险。
二、要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
所谓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指的是企业通过对企业的税务制度等进行分析之后,采取一定的方法和手段来找出企业本身存在的一些税务风险,分析这种税务风险一旦发生会对企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再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来制定一些有效的税务风险防控措施,最终,在实际应用这些措施的过程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企业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行修改。要构建企业的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就要做好税务风险的处理工作、总结税务风险、修正税务风险管理系统这三个方面的工作。
三、构建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机制
除了要建立健全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完善企业的税务风险流程,企业还要做好对这些制度的执行和监督工作。如果说税务风险管理制度和流程是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的基础,那么对于这些制度的有力监督才是发现其中存在的一些弱点和找出管理重点的有效手段。因此,企业就要依据成本效益和风险导向原则来制定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监督的具体流程,在实施中有具体的监督管理岗位进行监督工作,找出存在的问题并改正,使得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体系更加合理和全面。
四、设置专门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岗位模式
有些企业的涉税事项不但过多而且比较复杂,有较大的税务风险隐患,那么企业就可以通过设立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管理岗位来进行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当然,企业也可以在财务部门之下设立相关的税收风险管理机构,挑选一些业务水平和专业素质比较好的财务方面的管理人员,纳税申报、发票缴销、税务自查及税务评估等涉税工作都有专门的办税人员来负责。通过与这些税务工作人员进行国家的税收政策和法规研究、指导企业的各种涉税事项、进行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避免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造成不必要的一些纳税损失。
总结
总的来说,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企业作为政府的被管理者,首先要清楚政府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的一些相关的宏观导向,充分了解相关的税收政策和法规,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管理工作。做到深化企业内部的税务风险理念、构建企业税务风险应对系统、做好企业的相关税务风险监督工作、设置专门的税务风险管理部门或者岗位模式,除此之外,企业还要做好企业的信息沟通工作。税务风险管理部门要与企业的其他部门、税务机关、客户、供货商等做好及时有效的沟通,能够把握好国家的涉税信息并及时调整企业的税务工作,做好企业的税务风险防控工作。只有这样,企业才能有效规避税务风险,在当前的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得到恢复和发展。
参考文献:
[1]汪蔚青.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税务风险管理[J].首席财务官,2010,03:88-89.
[2]罗威.中小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暨南大学,2012.
[3]周洲.我国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安徽财经大学,2014.
[4]邓茜.我国大企业税务风险管理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2.
1发展循环经济
煤炭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要保持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其综合竞争能力,必须在生产煤炭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利用资源,做到废物的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发展循环经济。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向,循环经济是一种倡导资源、经济、环境、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强调采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综合有效利用以及废弃资源的资源型转化,推崇“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的“3R”原则。煤炭企业是我国资源型企业的代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的“高度开采,高度浪费,低度利用”经济发展模式不但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也更难以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制约着煤炭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进程。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就成为煤炭企业探索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2精心经营严格管理
首先是对产品品牌要正确的认识。品牌是一项高额的、长期的战略投资,没有一系列优质的产品长期被消费者享用和市场检验,品牌形象根本无从树立,也无法提高企业产品附加值。品牌就是效益,在煤炭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树立良好品牌,坚持强化煤质管理,严把煤炭质量关,实现了效益最大化。另外通过成本管理增加企业的利润。降低成本可以增加企业的利润,单纯以成本的高低为标准容易形成误区。成本的变动往往与诸方面的因素相关联,成本管理不能仅仅只着眼于成本本身,而要利用成本、质量、价格、销量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支持企业为维系质量、调整价格、扩大市场份额等对成本的需要,使企业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得利润。
3利用国家政策
我国政府公布的今后两年总额为4万亿元的投资,按照1∶3的乘数效应,可以带动全社会总额约12万亿元的投资,这对拉动我国经济增长将起巨大的作用。另外,从国务院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中可以看出,有六项措施与固定资产投资密切相关。内需的启动,也将增加城乡居民对电力、汽车、家用电器、住房的消费需求,这也与电力、钢铁和建材等高耗能行业相关,内需的稳定增长,会使煤炭需求保持稳定增长。政府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十项措施,对煤炭行业的影响是积极的。从宏观经济角度看,4万亿的政府投资以及带动的全社会12万亿的总投资,将大大减缓宏观经济下行的趋势。从产业链角度来看,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内需的措施,将扭转目前电力、钢铁、建材和化工行业增速快速下滑的趋势,使煤炭产业链下游行业保持平稳的增长,使煤炭行业也保持平稳增长,从而恢复煤炭行业较高的景气度。《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我国能源战略的指导方针: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的能源开发之路,必须坚持以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汽油和新能源全面发展的战略。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结构不会改变,煤炭在我国能源中的主体地位也不会改变。因此我们得出结论煤炭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会出现一段时期内低谷是必然的,但现在我们仍要坚持以煤炭为基础的能源开发战略是不改变的,那么煤炭行业回暖是指日可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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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行为,是一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法性制度安排。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审计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现行国家审计体制优势分析
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体制建立于80年代前期,适应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监督的重要形式。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审计机关设在政府,审计职能与政府机构其他职能相结合,使审计工作能够服务于经济工作中心,促进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部门,在政府的领导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下,能够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审计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及时转化为政府的行政命令,增强了审计的时效性和约束力。三是按照现行双重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使审计按照国家统一的法制要求实施;审计机关行政管理以各级政府为主,有利于各级审计机关主动根据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经济调控的需要,适时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由于人们对行政权力长期的习惯和认同,使行政型审计体制能够广泛而迅速地得到社会各界接受和认同,积极配合和协助审计工作。
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不足
独立性缺失。独立性缺失是我国现行国家审计模式最根本的不足。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自始自终不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但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使国家审计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其独立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组织独立性缺失。从我国国家审计的机构设置来看,国家审计署作为最高的政府审计机关,归属于国务院,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对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各级地方审计机构既是同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又要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审计工作,其组织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②人员独立性缺失。审计机关的领导人由同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提名,报同级人大会会决定任免,副职由同级政府任免。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因而被任命者领导审计机关在对任命者领导的政府部门审计时,难以有效发挥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其审计职责履行难以到位。③经济独立性缺失。由于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这势必影响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尤其是政府财力紧张的地区或时期,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损害。我国现行国家审计制度规定审计结果的报告路径是审计机关向政府汇报,政府将结果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再告之社会公众。同时,我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但并没有将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作为审计机关的法定义务,审计机关在可以公布也可以不公布审计结果的选择中。因此,现行制度下,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位。
通过以上各种观点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经济、法律环境等的改善,国家审计体制应该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国家审计体制的目标应该是立法型,但鉴于目前的各种困难,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可采用渐进式改革。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国家审计的功能定位应该从合法性审计为主转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如果国家审计长期持续地以合法性审计为重点,就会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产生重叠,从而导致权力制衡低效。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越来越关注政府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要求国家审计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转变。正如杨时展教授所阐述的,在民主的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能有所限度的“取之于民”,过此限度,人民有权拒绝。至于“取之于民”的资源如何花费,人民并不过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逐渐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不按照人民意志来使用资源,人民就要求他负政治责任;随着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权利的再进一步增长,人民又进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如果用于民而不经济,用于民而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那么政府仍要对此负责[4]。
两难困境: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现实矛盾
尽管我国国家审计经历了合法性审计、财政收支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的变化过程[5],但从审计实践看,国家审计仍然着重于合法性审计,而合法性审计更是着重关注于大案要案的审查。之所以形成对国家审计的这种角色定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早期的审计理论研究中,强调审计监督必须要有依据。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一种形式,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就是就各种有关经济行为的法律,这就是合法性审计的形成基础。二是在早期的审计实践中,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存在许多不合法、不规范的地方。加之当时的司法体系不够完善,司法力量相对薄弱,对违法经济行为(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难以到位。这就必然造成在传统上作为经济监督主体的国家审计过度关注合法性审计,并以此来弥补司法监督的不足。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政府为了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维持市场秩序,必然要取得财政收入以满足进行这些活动所发生支出的需要[6]。在财政收支规模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这些支出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取得了很好的绩效就成为政府最高层和民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国家审计必然要面临转型,即从单纯的合法性审计向在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同时加强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转变。尽管如此,较长时期的合法性审计实践所形成的惯性作用使得这种转型相对缓慢,即便是在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时,国家审计也较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大案要案上,而这些大案要案实际上最终都涉及违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国家审计仍然主要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客观事实。四是国家审计在其审计实践中发现,进行合法性审计、抓大案要案更容易取得实效并迅速地形成社会影响,对审计地位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无论审计的角色定位怎么变化,从社会的期许和国家审计的本身需要出发,国家审计必然会更加偏重于合法性审计。五是国家审计能够为司法主体查处经济违法行为提供最有效的证据。查处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时一般都可以在会计信息体系中获得相关的证据,由于审计主体的审计对象主要是会计信息体系,因此审计在提供这种证据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司法主体为了改变在取证上的劣势,也在引进法务会计,这正好说明了会计信息体系对经济犯罪取证的重要性。
但是,国家审计在长期偏重于合法性审计的实践中,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出现重叠,常常会令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无论哪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法治,必然会制定法律标准以约束各种主体的社会行为。法律标准通常是人们行为约束的最低规范,它规定了人们“不许为”的行为。为了保证各项法律能够被严格实施,任何国家都要建立庞大、严密的司法体系,对各种违法行为实施坚决有力的监督和惩处。在设立国家审计后,如果国家审计也把合法性审计作为其主要的角色定位,必然就会产生以下矛盾:第一,整个司法体系依据其角色定位,必然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那么,国家审计的加入无疑意味着监督行为的交叉重复,这就导致或者国家审计挤占已有司法体系的监督“地盘”,抑或国家审计只是为已有的司法体系监督锦上添花、拾遗补缺,国家审计没有自己独立的角色定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前者显然是不能存在的,法治国家所形成的司法监督体系是一个完整体系,不可以被改变。因此,国家审计主要以合法性审计为主,实质上意味着其角色定位并不明确,也就是没有进行自身应该从事的监督行为。第二,在合法性审计实践中,审计难,审计结果处理更难,这也显示了国家审计的两难困境。进行合法性审计必然与司法监督交叉重复,特别是在处理大案时,按照权力分工,国家审计因无司法权无法进行刑事处罚,而大案要案最终必然要涉及刑事处罚。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审计查出了大案要案,却无刑事处罚权,从而使得国家审计的角色转化成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在合法性审计上,国家审计监督只是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一旦不进行监督,国家审计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使得国家审计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家审计如何才能走出这一角色定位的误区并回到其应有的角色定位上[7]?下面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西方实践: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历史线索
在西方,以美国国家审计为代表的国家审计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应该以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作为重点[8]。1921年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审计总署(英文简称GAO),该署隶属于国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支出带来了巨额的联邦债务,但由于财务管理混乱,国会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助控制联邦支出。1921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法案》要求总统编制联邦支出年度预算,同时该法案还提出设立美国审计总署,由该署负责调查与公共资金收入、分配和使用相关的所有事项,并提出改进公共支出经济性和效率性的建议。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是检查政府财政支出的合规性,审计方法以支出凭证检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从检查支出凭证为主转到综合性审计,审计重点开始从合规性审计延伸到绩效审计。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急剧上升,支出凭证数量巨大,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压力剧增,即使新增众多雇员,也无法审计完所有的凭证。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二战后美国审计总署将检查凭证的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并开始运用综合审计方法对政府部门实施更广泛、更综合的经济性、效率性审计。同时,美国审计总署与财政部、预算管理局共同协助政府部门完善会计系统和费用控制。1945年颁布的《国有公司控制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国有公司和混合所有权公司进行综合性审计。1950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程序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制定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并对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进行审计,该法案为综合性审计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动荡,政府开支急剧上升,国会日益关注政府项目的实施情况。由此,美国审计总署开始实施项目评估。1967年,在1964年颁布的《经济机会法案》修正案中,美国审计总署被授权对“反贫穷项目”进行审计,负责审查该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效果。1969年3月,美国审计总署提交了一份关于该项目的总结报告和60多份补充报告,报告中说明:反贫穷项目中有些项目需要改进管理,有些项目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另外一些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美国审计总署的最终结论是尽管反贫穷项目已经运行4年,但是它们的管理机制仍需要重大改进。这份报告获得了普遍认可,同时它还促使国会在1970年颁布的《立法重组法案》和1974年颁布的《国会预算和截流控制法案》中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联邦政府活动进行项目评估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美国审计总署更加关注联邦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如检查政府运作中的高风险项目、密切关注预算中的赤字问题以及改善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1990年颁布的《首席财务官法案》和1994年颁布的《政府管理改革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政府部门的财务报表和联邦政府主要部门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将绩效预算、绩效评估、绩效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管理制度,要求联邦部门与单位提交年度绩效报告,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项目评估这一新的绩效审计方法[9]。2004年根据《审计总署人力资源改革法案》,美国审计总署改名为美国联邦问责署(英文简称GAO),更好地体现了总署“协助国会实现宪法责任、提高联邦政府绩效和保证联邦政府对美国公民的责任”这一使命[10]。今天,美国联邦问责署秉承着“责任、公正、可靠”的价值理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着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以下若干关于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结论。
首先,国家审计从设立之初就主要进行财政收支审计。早期着重于合规性审计,然后扩展至绩效审计。在进行财政收支合规性和绩效审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发现违法行为,但发现违法行为不是审计的基本职能,而只是国家审计行使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基本职能的必然产物[11]。国家审计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必会将有关责任人移至司法机构查处,这仍然说明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应是由司法体系完成的基本职能。
其次,国家审计从事的合规性审计是以预算法案为依据的。预算法案虽然称之为法案,但却与其他法律存在根本差别。预算法案是在每个财政年度由国会批准形成的,它必须根据未来每个财政年度财政收支的实际需要逐年编制,逐年批准。而其他法律一旦制定,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任何行为主体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预算法案如果没有实际履行,很可能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所致,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只有那些在预算收支过程中违反了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才可能绳之以法。这就如同企业预算没有被实际执行,不能称之为违法行为。而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违法的行为,才可能被绳之以法。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预算法案合规性审计的实质含义是各政府部门或项目是否按照预算的标准进行预算收支,如果没有执行预算的收支标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纠正。所有这些审计内容显然不是指预算收支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至于后来国家审计将合规性审计延伸至绩效审计,审计就不仅仅监督预算收支的标准是否被执行,更是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这种审计开始着重于财政收支结果的评价,而后又前推至财政收支预算的评价,从而使得绩效审计能够贯穿始终。在绩效审计的基础上,再对与合规性和绩效性对应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进行评价,而这些都不属于合法性审计的内容。
再次,国家审计在监督预算法案执行中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时,必须要了解有关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的信息。为此,国家审计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或项目提供相应的会计报告,这就形成了政府部门或项目的会计报表。国家审计要确定预算法案是否被执行,就必须了解政府或项目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告,将报告结果与预算法案进行比较,进而确定预算执行的差异。此时,应重点关注有关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国家审计必须确定这种真实性,进而相应形成了国家审计的鉴证业务。由于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业务,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报表鉴证都是由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企业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进行,政府则由国家审计进行。就专业性而言,司法系统难以胜任报表鉴证工作;就会计报表鉴证的依据而言,主要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一般属于公认或行政规范,依此进行的审计仍然可以归为合规性审计;更为重要的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报表形成的依据,不具有法律的严格性和唯一性,而通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对会计要素进行有一定弹性的确认和计量,这在会计界和审计界称为职业判断。正是这种职业判断使得会计报表鉴证与司法中的违法鉴证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使得国家审计专门从事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成为必要。
最后,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进行合规性、绩效性审计以及相应的鉴证业务审计,进而延伸至内部控制和管理评价。在执行这些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和项目管理状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包括:政府宏观管理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行政运转的效率及其成因;项目实施的效果及其成因;项目管理的效率及其成因等。国家审计还可以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从而形成了国家审计的另一相应业务即审计咨询。审计咨询是在其他业务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它不仅为新预算法案的编制提供重要依据,更是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政府的行政运转、重大项目的管理提供建设性建议。
总之,国家审计无不紧紧围绕政府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基础开展审查和评价工作。
逻辑推演: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理论分析
研究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就必须要将其置于整个国家政治架构之中进行分析[12]。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分配采取的是三权分立模式,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离,国家审计代表私权主体从外部对公权主体即政府的公权进行监督,进而形成权力的制衡[3]。若想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国家审计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司法系统角色的区分。司法权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保证立法当局制定的法律能够被有效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不仅对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也对行政当局是否依法行事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因此,政府行政部门及其人员行为的合法性是通过司法监督进行的。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司法系统行使司法权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必须看到政府行政部门的行为不仅涉及是否合法,还涉及是否合规、是否有绩效,司法系统只能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法性,而无法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1316]。对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的重担必然落在国家审计的肩上。
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就合规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或为了保证重大项目目标的实现,都会制定相应的目标、标准、流程、手续或行为规范等。这些目标、标准等是否被政府部门遵照实行,将会影响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并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政府部门自身的运转效率、重大项目的实际效果以及项目管理的效率。就绩效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是否实现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的目标,或者通过项目支出是否实现了项目的预期效果,要了解这些信息就必然涉及投入产出的比较。在西方,国家审计所进行的这方面监督称为绩效审计,通常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进行项目评价。这“三性”要求政府(或项目)用较少的财政支出、高效率的行政运转达成最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即提供的公共产品充分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公共秩序井然有序,项目实施后社会经济效果显著。我们以政府必须实施的预算法案为例就可以进一步认清这两者的本质特征。预算法案规定了预算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细化到每一个部门在未来财政年度所必须完成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社会秩序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一般都会有明确的质量和数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此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跟着事的大小、重要性程度和效率高低走”。在实际的预算支出时,还要确定预算支出中每一个支出事项的支出目标、支出标准、支出手续等。国家审计要监督政府部门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定,这一审计行为就是合规性审计。不仅如此,国家审计还必须审查预算执行的绩效性,这一工作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预算法案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财政支出是否节约并能达成预算目标,即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二是预算执行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预算支出在实际支付后是否得到了最大的节约,是否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预算目标。在进行这一评价时,如果只是审查预算实际实施是否与预算法案一致,则仍然属于合规性审计;如果审查预算实际上需要多少财政支出,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达成怎样的目标,此时显然就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那么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对政府部门进行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监督为什么不能由司法系统替代,也就是说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体系中,为什么在司法监督之外必须产生国家审计?
政府部门的行为涉及三个基本属性:属性之一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任何政府行为违反了这一标准就是违法的,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属性之二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规性。为了保证政府部门的行政运转效率,政府部门必须制定相应的行为目标、标准及程序。这些规定与法律规定不同,法律规定意味着被规范的行为主体哪些事情是不可为的,若为者就是犯罪;而政府部门为了行政运转而制定的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遵循它就会提高效率,不遵循它就会降低效率,这里违者不属于犯罪,而是属于低效、无效或者差错行为,违者所受到的处罚通常是行政处罚、降低收入或赔偿等。因为行政效率的高低很难找到一个唯一、客观的标准,所以为行政运转而制定的各种规定需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性地进行调整。属性之三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绩效性。绩效性只是表明政府部门行为的优劣,而无关对错甚至犯罪。对和错是有标准的,犯罪也必须有严格而且唯一的法律依据。但是绩效的优劣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到唯一、客观的标准,从而也就无法对其做出法律层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将上述三种属性以政府预算为例做出进一步解释。如果在预算支出时,将支出的钱为个人所用或挪作他用,属于违法;如果在支出时,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流程支付,属于违规;如果支出的成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属于低效。
由于政府行为存在上述三种属性,不难看出,仅仅依靠司法系统所进行的司法监督只能解决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却无法控制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规和低效问题。在西方,如果仅仅只是形成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必然会导致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漏洞,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就不能有效进行,出现权力“寻租”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府集中了庞大的财政收入,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共秩序的维护日显重要,社会的经济性、政府的经济职能日显突出。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特别是绩效性就显得更为重要。此时,必然要求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有这样的主体,由该主体行使对政府部门合规性和绩效性的监督。显然,由司法系统担当这一使命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法律标准具有唯一性,而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很难找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唯一标准,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更多的是因时因地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进行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行为特别是经济和行政管理行为的合规性、绩效性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这也是司法系统监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为了弥补司法系统监督的缺陷和政府部门行为监督的漏洞,国家审计对政府部门经济行为合规性、绩效性的监督才显得尤为必要,这正是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应该主要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换句话说,国家审计应该主要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要使国家审计充分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就必须要提供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要编制有效可行的国家预算,且这一预算必须成为政府行为的指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像制定企业预算那样制定国家预算,这样的国家预算可具有法的效力,同时,在编制预算时必须贯彻“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必须与事的效率匹配”的原则。二是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非营利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会计制度,依此所形成的会计报表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财政支出及其效果的客观状态。三是政府部门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有效的、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依此制度所形成的行政运转效率和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能够得到切实保证。相应的,国家审计也必须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审查评价。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国家审计属于行政型审计体制,政府审计部门隶属于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及其所属各个层次所发生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即依法行政。也就是说,行政运转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合法,这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必须对人民承担的基本义务。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为了保证自身行为特别是所属各层次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必然会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履行监督之职。由于政府审计本质上具有“大内审”的特征,它可以也必然需要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各层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正是我国政府审计或者说行政型政府审计必然也较多地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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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融系统出现紊乱到经济全面衰退存在一系列的过程与环节,所有这些过程和环节的集合即为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金融危机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美国是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财政账户赤字庞大,日本中国欧洲等国家对美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美国通过向这些国家出售资产或借款,使这些国家成为美国的债权人,所以这些国家的投资收益非常容易受到美元汇率和经济波动的影响。顾全球经济结构失衡是当今美国不断积累的金融风险危机导致的。更具体更深层次的讲,美国金融危机是资金流动性过剩导致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处在总需求不足与总生产供给过剩的状态中,是低效无序的不良状态,大量的闲置资金找不到投资的项目,进而购买了没有实体经济支持的金融衍生产品,这样美国本地资产价格严重泡沫化,一旦美国泡沫破灭,必然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
我国在这一轮美国次贷危机中也受到不小的影响,但是略小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国际金融危机在通过各种途径冲击我国的实体经济,主要表现在俩个方面:一个是我国在海外的投资严重缩水,一个是国内资本市场下跌,房地产等支柱企业不景气,外国热钱流出等。具体的说:
(一)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同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次的矛盾。这次以美国次贷危机为引爆点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加重了我国深层次矛盾凸显。首先,我国是出口导向型国家,商品生产属于劳动密集型,但是从长远的发展来看,这样的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本次经济危机的爆发就严重打击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致使很多中小型出口企业纷纷倒闭,主要集中在玩具和纺织等领域。另外,很多国家制定新的环境标准,使得我们国家的出口产品遇到了绿色贸易壁垒,威胁了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经济必须转变这种以依赖资源的消耗,以破坏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的经济模式,不然谈不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我国经济还缺乏有效的引导拉动消费增长的机制。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市场的资金从中国撤离,国内市场感到压力并且投资信心不足,导致民营资本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和引导,另外,虽然经济不断发展,但是城乡差异依然很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提高不多,农村的消费市场没有很好的得到启动,而城市居民虽然收入提升,但是随着房价医疗教育等领域的开支不断的加大,城市消费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抑制。
(二)我国经济结构不平衡,金融发展滞后,致使经济危机发展迅速,没能很好的起到导向的作用
我国因为在外国有上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随着这次金融危机的缩水而缩水,此外我国国内找不到优质的投资项目使得外汇储备无法投资,而由国外直接引进的投资项目又要支付巨大资金给海外投资人,这就导致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处于劣势,国内的商业银行因自身存在很大金融风险,在为非金融企业提供金融服务方面也受到一定制约。国内金融市场在发展大方向上呈现滞后和不景气的现状。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重点
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经济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目前居民存在金融机构中的大量存款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资本充足,劳动力过剩,因此需要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及时调整和完善,建立良好的并适合中国市场的经济运行机制,摆脱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使我国经济找到新的增长点,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一)转变贸易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改变原有贸易增长模式,使其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调整贸易政策及发展思路,从全局出发,协调进出口关系,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优化,使贸易更具竞争力,实现贸易的可持续发展。树立一批有竞争实力的在国际上能叫的响的大的民族品牌,增加产品自身的科技含量和付加值,提高中国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在引进外资方面要调整引进政策,重视技术含量,优化外资服务,以此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整合优化。在加工贸易方面要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延伸其产业链,加速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实施绿色贸易增长战略,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战略,制定相关政策,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推进产品的环境标志制度,实行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并鼓励企业注重环保技术,研发绿色产品,开拓绿色环保的新市场。
(二)建立并完善我国经济体系中有效扩大内需的制度和相关配套政策
国内需求是我国经济长期发展的基点,因此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消费拉动和投资驱动是扩大内需的两个要素,二者从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在国内经济增长上起到了重作用。实现有效的扩大内需一方面要扩大投资,要加大投资力度,实行积极、相应宽松的财政及倾向政策,制定有效的扩大内需措施,优化产业结构,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尤其是要加强与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如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的“民生领域”的投资以及如节能减排等的企业技术项目改造的投资。另一方面要刺激消费,重点是提高城镇居民、农民及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强化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减轻农民各项负担,提高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农业生产农村建设的财政补贴和农业产业化的扶持力度,完善农村养老和医疗体制改革。
(三)加强中国金融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
国际金融危机是并不是全球经济化的终结,市场经济制度和金融自由化仍然是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金融危机的爆发使我们认识到,国际社会经济要在国际货币体系重构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方面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国做为国际社会中重要的一员,也要在经济危机中吸取经验教训,审视我国金融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劣势,加大金融改革开放的力度,实现金融政策的主动性、预见性及可控性。同时要在交易机制、市场结构上加强对金融的监管,创新金融产品及金融衍生产品,扩展资本市场规模,提高资本配置效率,改善金融结构,化解金融风险。深入推进交易机制市场化改革,深化融资融券等制度的改革及有效创新。
(四)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国应抓住美元因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做为国际货币核心地位有所动摇的契机,强力推进人民币国在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中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使人民币国际化,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减少汇价风险。由于国际贸易“三无悖论”的影响,我国人民币汇率上升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因素,如对出口行业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调整相应的政策及相关制度,选择长期对我国存在贸易顺差的国家为切入点,分步骤的稳步推进我国货币的国际化,提高人民币国际协议计价货币的作用和地位,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使人民币在国际上被认可的程度大大提高。
1金融危机对外贸型企业的影响分析
在我国推行市场经济以前,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而言一直是一个遥远的经济学概念。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总是按照规划与需求的模式进行,没有自由的环境,也就没有竞争,金融危机也就缺乏其产生的温床。从世界范围来看,爆发过几次大的经济危机,1932年美国经济危机,对当时世界经济、政治和国际格局的发展变化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中国面临的第一次大的金融危机,应该退回到1998年,当时中国已经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已经得到认可。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时刻,东南亚金融海啸的爆发,使亚洲地区的经济发展受到了重创,但是中国在此次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却是令人称道。
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使得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一个联系更加密切的共同体,一个国家内部财政引发的经济危机,很快便会在全球扩散,演变成一场世界规模的金融危机。2008年从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这次金融危机影响的范围之广泛,时间之长久,都超过了危机最初爆发时的预期。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样受到了此次危机的冲击和影响。金融危机对一个国际经济的影响,最直观的就是表现在外贸型企业的生存发展上。我国已经成为一个进出口贸易大国,外贸企业在我国企业的总量中占据着重要的比重。外贸经济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支点,整体经济的发展对外贸经济有着很大的依赖性。
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世界经济开始陷入衰退的狂潮,各个国家的外贸需求递减,国内贸易保护主义趋势抬头。在这种局势下,我国的外贸企业接到的订单锐减,经济下滑严重。受到这次危机影响严重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及欧洲、日本一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也正是我国外贸出口最主要的地区,所以,在这次经济危机的影响下,国内许多外贸企业的发展举步维艰,很多企业在严重时候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状态。我国经济的发展,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进入了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但是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经济发展的旺盛,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国在实现计划经济体制时,世界经济的发展一直处于起飞状态,当前我们的发展更多的是一种追赶,这种追赶式的经济发展,依旧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是,国内需求是有限的,国内消费水平的有限使得许多企业开始向外贸企业转型,危机带来的国外需求降低无疑于是对外贸企业发展的重大打击。全球市场的需求下降,直接带来的经济问题就是中国企业的产能过剩。虽然在200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开始进入了恢复阶段,但是持续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需求一直处于低迷状态,金融危机带来的后续影响持续存在。
2外贸企业财务管理的风险与困境分析
金融危机对外贸企业的影响,表现在多方面,但是归根到底,还是对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导致其他环节的工作受到阻碍。金融危机的爆发以及其持续性的影响,使得外贸企业的财务工作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危机爆发带来了大批的坏账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许多国家原本预定的需求数量大大减少,一些外贸企业已经签订的订单不得不临时取消,特别是一些长期合作的企业,迟延交付的货款在危机爆发以后变成了坏账,也就是对方缺乏偿还能力。这种现象在外贸企业特别普遍,因为在国际贸易合作中,一般都采用的是信用销售的模式,所谓信用销售,就是指在交货完毕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处理才会进行付款。一些是90天,有的长达120天或者150天,对于更加偏远的拉美地区,甚至会长达360天。这意味着在交货后与收款前,还有很长的一段缓冲时间,世界经济格局的瞬息万变,在这段缓冲时间内爆发的危机就会对已经收货应当付款而没有付款企业的支付能力产生重大的影响,反映到国内企业就是应收账款变成了坏账。
2.2企业的财务面临着资产流动性风险资产流动性风险,指的是企业资产流动顺畅会受到影响。对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企业而言,资产是支撑企业发展的基石,除了一些本身资产雄厚的企业能够满足自身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外,其他大部分企业都需要向市场或者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或者融资。通常一个企业的融资渠道是多方面的,因为只有多渠道,才能保证企业在需要资金的时候能够有选择的余地,有生存的空间。但是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国际资本市场萎缩,许多外商开始纷纷从中国撤出投资,商业银行的贷款又有着严格的限制。在这几个渠道都受到影响的情形下,企业的资产流动性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企业的资产可能会难以通过变现的方式获得足额的资金,难以进行一些投资性工作,由此影响企业整体的盈利水平。
2.3危机引发的汇率风险
随着我国外贸企业类型多样化以及贸易交往的多元化,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越来越多,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结算会涉及到的汇率问题也随之多元化和复杂化。当然,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进行贸易结算都是按照美元汇率,虽然说在布雷森顿体系瓦解以后,美元的霸主地位已经受到多方质疑。也许美元世界货币的地位不再那么强势,但是依旧改变不了它是国际贸易中汇率标准的事实。大部分外贸企业货款结算,都是采用美元汇率。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在此次危机中的表现依旧可圈可点,这也导致了国际社会多次要求人民币升值。虽然面对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我国政府态度比较坚决,但是从近两年的汇率情况看,人民币已经在开始进行实质上的升值。人民币升值,就是通货膨胀的另一个市场表现“,钱不值钱”是最通俗的解释。人民币升值使得外贸企业的出口工作越来越困难,在当前汇率跌宕起伏的情形下,一些企业在进行结算时选择使用其他通用货币。这样虽然能够暂时的解决问题,但是每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都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变动的过程中,这种汇率风险是无法避免的,在特殊时刻会加剧这种风险系数,对外贸企业的收益和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
2.4利率对财务工作的影响
资本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高形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资本经济的发展已经较为成熟,有健全的体系。但是在我国,资本作为市场资源参与市场竞争的时间有限,体系的建设和制度的完善还比较欠缺。由于资本在全球的流通,使得各国对利率的调整已经日渐趋同,套利机会越来越少。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各国开始纷纷寻求对策保护本国经济的发展,货币政策作为各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举措必然被纳入其中。为了应对危机,各国的货币政策纷纷出台,原本已经趋同的货币利率市场形势急转而下。美国和日本推行的零利率政策,使得美元和日元的市场形势走俏,原有一些企业通过日元或者美元融资的负担加重。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人民币利率偏高,使得外贸企业进行人民币融资就不得不加重资本承担的后果,资金短缺,加重了企业发展的困难。
3完善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财务管理
金融危机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是持续长远的,在吸取经验教训的前提下,外贸企业应该做出调整,加强企业应对财务危机的管理能力。完善外贸企业危机下的财务管理工作,我们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1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
企业市场经营工作,会对财务工作产生直接的影响。外部营销工作的顺畅,会使企业整个资金链的循环维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所以我们在企业中探讨财务管理工作,不能够仅仅从财务方面进行分析,应该看到财务工作的上下游,多方总结。定位多元化的市场,能够帮助企业打开市场格局,才财务工作上做到“开源”。在我国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以后,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就日益频繁。但是在交往区域上却相对集中,主要是日本、美国以及欧盟地区,从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爆发过的多次危机来看,这些区域也正是危机最容易、最频繁爆发的地区。贸易合作伙伴的集中化,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对这些区域经济发展的依赖程度增大,当这些区域的经济发展出现问题时,我国外贸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定位多元化的目标市场,帮助企业分散市场风险,减少对危机易爆发区域的经济依赖程度。
3.2加强企业信用风险控制,审慎签约,选择合适的结算方式
外贸企业在进行对外合作时,应该对对方企业进行信用风险的评价,通过多方考核审慎的选择自己的合作对象。建立适用与企业内部发展的风险评价机制,通过信用评价和规范账款收支两个方面入手。由于每一个企业的合作对象不同,所以企业应该建立自己的信用政策,建立客户的信用档案,并对客户的信用状况进行持续的跟踪,以此来作为企业是否与其进行合作,账款催收工作等的依据。在规范应收账款明细核算的基础上,财务部门应定期编制逾期应收账款明细表,及时与业务部门沟通,共同分析逾期账款形成的原因,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并将应收账款回收率指标纳入相关责任人的业绩考核中。除此以外,企业应当慎重的选择自己的出口结算方式。在国际贸易中,可以使用的结算工具其实很多,例如信用证、提单、托收、保函、国际保理等都可以为进出口贸易服务,每一种工具的结算方式不同,也可能会对企业最终的收益产生影响。企业可以根据现实经济环境和内部发展的需求,灵活的选择结算方式。
3.3加强对企业现金流的控制管理,从内部提升企业危机的应对能力
资金是维持企业运转的重要纽带,企业受到经济危机冲击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企业的资金链断裂,现金无法满足企业经营生产的需要。金融危机的爆发,会使企业的外部融资环境发生很大的变化,在外部局势不明朗的情况下,企业要做的就是加强内部应对能力,实行稳健的财务管理战略,提升内部财务的掌控能力。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现金流的管理,使企业的现金处于足够流通的状态,对于大额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进行严格的控制。在此基础上,对企业的负债情况进行优化,确保对资金的控制力度。此外,要高度重视巨额债务风险和应收账款管理,梳理本企业的债权债务和担保链,密切关注客户资信和现金流量状况,提前发现风险并制订处理预案,建立应收账款催收方案和逾期定期汇报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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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世界经济的波动也逐渐影响到我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近十多年来世界上发生的经济危机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我国国内经济的格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有关经济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经济学危机的表现
我们知道,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的发展都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即使是经济异常发达的一部分西方国家也不能抵挡经济危机带来的危害。经济危机的来势异常猛烈,即使是一些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也没有预测到经济危机的发生时间以及它所带来的损失。当经济危机首次出现时留给部分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并且许多国家并没有找到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措施。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经济危机渐渐的蔓延到了其他国家,并且严重地阻碍了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经济危机的出现不仅仅影响了市场的发展、大大的提高了各国的失业率,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较大的压力。
二、应对危机的经济学的措施
(一)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相关政府渐渐的开始轻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这也是经济学出现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实体经济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和综合国力。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减少国家经济的损失,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然后制定一套合理有效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但是,在制定策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并且还应该预测我国未来几年的经济发展情况,最后还应该借鉴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发展策略。另外,相关政府还应该颁布一些与实体经济发展有关的政策,并且要将这些政策应用到实际中。
(二)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应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
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贫富差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比较明显,在我国一部分地区,人们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也无法解决,这是经济危机发生的另一个主要原因,在我国,大部分的国民经济收入都用在了工业的发展方面,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方面,尽管近几年来,我国大部分城乡的经济收入也在大幅度的提升,但是与工业方面的经济收入相比,城乡的经济收入就显得特别微薄了。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我们必须要合理分配国民经济收入,将国民经济收入适当的向城乡居民倾斜,从而大大的减少我国的贫富差距,提高我国人民的整体生活水平,进而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以及综合国力,最终极大的降低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
(三)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猛发展,我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就是制定了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正是由于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才可以发展的如此迅猛,因此,我们必须要始终相信市场,相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为了尽快的消除经济危机,恢复我国的综合国力,我国相关政府必须要认识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不断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大市场的监督力度,不断规范市场的秩序,从而更好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另外我们还应该充分利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势。
三、小结
经济危机的出现给各个国家带来了较大的损失,极大的降低了人们的生活水平,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进程。但是,经济危机的出现也迫使各个国家审视自己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并且认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后根据实际问题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促进经济更好的发展。众所周知的是,经济危机是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对待经济危机,并且根据自己国家发展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对应得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仅可以消除经济危机,而且还可以促进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的认识经济危机,并且采取相对应的解决对策,那么我们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而且会使得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停滞状态。
一、关于世界经济危机下对我国经济问题的几种看法
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次贷危机迅速变成了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全球范围内众多的基金公司、投资银行、商业银行纷纷倒闭,全球经济进入严冬。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中央出台了4万亿救市的计划,制定了十大产业振兴计划,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消费、刺激内需。各地方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号召,各种刺激内需的方法纷纷出台。然而中国经济问题是否只是单一的内需不足问题,这种内需不足是否只通过简单的刺激就可以解决?关于如何看待经济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发生的问题,目前有几种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是,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由世界或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持这种观点的人数是最多的。第二种看法是,在美国经济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就已经存在问题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就持这种看法。在他看来,由于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旧发展方式中积累的问题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没有这场经济危机,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会出现问题。第三种看法是,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与世界经济危机没有什么太直接的关系,造成目前出口困难的原因与其说是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不如说是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劳动力成本提高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学界的孙立平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第四种看法,即认为,目前中国经济的问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外因即经济危机导致的世界经济整体下滑,外部需求减少,出口困难;内因则是我国处于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向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过程,而这个转型却迟迟转不过去,由此造成在外部需求萎缩的情况下,国内市场消化不了如此多的产能,整个中国经济进入严冬时期[1]17。我个人基本同意孙立平教授关于内因和外因相互作用的论述,但认为,这种内因更是城乡二元结构———这一结构性硬伤———造成的畸形的国内需求市场。从这样一个角度看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可以得出:尽管我们目前的问题是由美国的经济危机引起的,但我们现在所面对的问题,其实更类似于传统经济危机中的问题。故中国目前发展遭遇的困境,与其说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结构问题,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体制造成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位以致农村市场需求发育不足的问题。
二、以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一直以来我国的主要目标就是建构一个现代国家所必需的现代工业体系。为实现这一国家目标,大量从农村汲取资源,通过农业税、“剪刀差”等形式将大量的农业积累转为工业积累,并采取“城乡分治”的管理体制,即以户籍制度为核心在城市和农村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体制,实施城乡不同、工农有别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还存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这种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义务教育、最低保障等基本的公共产品上。例如,多年以前城市就已经普及的医疗保障,农民居民却只是最近两年才享受到农村合作医疗的照顾,并且还没有普及。另外,农村居民收入中的一项重大支出就是教育,义务教育经费的不足,使农村居民自己承担大部分的教育费用。这种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失衡,使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贫困群体难以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由此严重限制了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的提高。这种由于畸形的社会结构导致的内需不足,需要通过社会改造、社会改革、社会进步才能有所改变,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我们国家的今天就是要通过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来完善社会结构、构筑走出经济危机的坚实基础。
第一,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是与农业生产过程直接相关的各类生产性消费,农业生产严重依赖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保障。另外,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还可以有效地提高私人产品的边际投资产出,农民可将节省的资金投入到其他生产经营活动中以增加收入,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扩大市场的有效需求,进而刺激和拉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据测算,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对农业总产值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产出弹性系数为0.643,即每增加1元的生产性公共产品供给,农业总产值将增加0.64元。并且,这个贡献具有长期边际收入效应[2]59。但是,我国在这一方面的投入却严重不足,就拿对农业生产最基本、最重要的水利设施来说,改革开放30年来几乎没有进展。据水利部统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相继建设各类水库827座。而数据显示,从1949年至1979年的30年间,我国共建成大、中、小(10万立方米以上)型水库8.6万座。截至目前,全国已累计建成大中小型水库87085座。827对比87085,30年来我国农田水利一直处于“吃老本”的状态[3]256。且这些水利设施多数年久失修,几乎不能使用,每年数千万亩的耕地受旱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现在农村居民大多数都要自己打井、自己购买水泵、水管、电缆等设备,这一套下来要花掉两千元左右,使种地的成本大大提高,不少地区出现抛荒现象。这不仅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也影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大大降低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加大农村生产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短期就可见到的效益就是可以解决大量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避免失业危机,并使其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金融危机发生之初,农业部调查给出的失业民工人数为2000万。如此大数量的人群重新返回那因为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而使他们被迫离开的乡村,如果再没有工作,就更恶化了他们的生活。如果利用这支庞大坚实的劳动力队伍大力进行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的建设,不但可以为农村以后的发展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还可以解决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另外,他们通过建设工作获得收入,也可以保持一定的消费能力。有了工作,人们就可以对未来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这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平稳恢复。
第二,利用经济危机的机会加大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农村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主要包括义务教育、文化、卫生、医疗、体育等社会事业、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以及计划生育、行政法律等。与生产性公共产品相比,农村居民享受到的社会性公共产品供给更是少之又少。可怜的九年义务教育到了农村地区也大打折扣,不仅教育条件差,而且农民自己承担了绝大部分的教育费用。其它的文化、卫生、体育、社会福利更是没有。其次,在其它国家都是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我国却只有城市居民才能享受到,8亿农民只能自己攒钱自己保障。几十年来农村居民一直怀着“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的忐忑心理,生活在“小病靠挨,大病等死”的处境里,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别有病,否则一人有病、全家致贫。另外,大多数农民没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养老体系,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土地上的劳作和子女的供养。农村居民惧怕变老,惧怕生病。上学、医疗、养老成了农村居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使他们不敢花钱,也没有钱可花。这不仅使农民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更严重制约了农村居民的消费能力。在出口严重受阻,内需尤其是广大农村市场的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支撑的情况下,建立惠及广大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下一步经济发展的关键。通常我们都会以为,社会保障要花钱,必须等到经济繁荣、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多的时候才有能力进行社会保障,这也是我们在社会保障领域经常听到的声音。然而,在30年代大萧条中,美国的经济状况也很糟糕,政府财政收入状况也不好,然而却坚定的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结果社会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反倒为走出大萧条和美国之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什么会这样?其直接原因是穷人借此度过了经济危机,人们建立起了对未来的稳定预期,人们可以花钱了,这就解决了生产过剩和产品积压的问题,而这恰恰是传统经济危机的重要问题。这同样也是目前我国经济危机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最大的机遇是实现社会结构的完善
在这场经济危机的大讨论中,人们经常说得一句话就是,这场经济危机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当前最大的机遇就是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之下,进行社会改造,建立合理的社会结构。国家可以加大投资保持GDP的增长,可以改进技术、改变生产方式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但如果这些东西都卖不出去,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要应对今天的经济危机,激活内需尤其是激活8亿农民的内需是一切的前提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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