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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求是》第16期发表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周宏文章,该文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笔触论述了国家的信用和债务之间的关系:
国家信用是政府能否按照事先约定的条件对商品或者服务的提供者做出补偿。一个国家以其主权做担保进行融资活动,就形成了主权债务。2009年底希腊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以来,这场危机席卷了整个欧元区,包括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欧元区能否继续存在备受质疑。大举借债满足无限制的财政支出,严重透支了国家信用,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背后实际上也是这些国家的信用出现了严重危机。
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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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信用是主权债务的支撑。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主权债务并非没有成本,国家需要对债权人支付一定的利息,利息的高低与国家的信用状况息息相关。国家信用状况还直接影响该国的融资能力。如果信用不佳,国家发行的国债流动性将会大大减弱。因为这样的国债存在较大的风险,大部分投资者不愿意购买,这使得发债国的融资变得困难。
国家信用与资本市场联系紧密。国家信用的好坏决定了国债利率的走势,国债利率的变化直接对该国资本市场的其他利率水平产生不同程度影响。国债利率通常被作为资本市场的无风险收益率,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信用不稳定,势必造成国债利率大幅度波动,进而导致其他与国债利率相关联的利率随之大幅波动。
国家信用也是主权货币的基础。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国家信用是一国货币能够与其他国家货币进行汇兑和交换的支撑。在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元几乎取得了像黄金一样的地位,其原因就是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大的国家信用,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是美国经济的“滞胀”导致其国家信用无法为美元价值的稳定提供支撑。
欧洲债务危机中,包括法国在内的许多欧元区成员国的主权信用遭到了不同程度的降级,而债务危机的发端国希腊一度被评级机构惠誉和穆迪下调至最低的C级。国家信用危机给欧元区带来了严重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引发了包括希腊、西班牙在内的国家国债利率飙升。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欧盟启动了欧洲经济恢复计划,这项计划需要政府大量借债。而债务危机前夕,希腊的国债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经处在110%以上的高位,远高于60%的警戒线水平。当政府不得不再次借债时,国债利率直线飙升,长期国债利率一度是德国的10倍。
第二,违约风险升高,各国银行系统流动性紧缺。各国国债大部分由商业银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持有。政府的违约会导致银行出现大量呆坏账,部分银行不得不破产或裁撤网点;为了控制政府违约给银行带来的风险,银行会缩减信贷规模,以提高资本充足率,这会导致企业难以筹集资金,中小企业面临破产的困境,失业率不断攀升。今年一季度,西班牙和希腊的失业率均超过25%,希腊半数青年人找不到工作;金融危机爆发后,资产泡沫破裂,导致银行信贷的抵押物品价值大幅下降,给银行造成巨额损失。这三方面不仅会影响到银行系统以及整体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会冲击实体经济。
第三,导致欧元大跌,国际货币地位受到冲击。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被市场认为是最可能与美元抗衡的国际货币,最有可能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但是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大幅贬值,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从2009年12月的1:1.4下跌至2010年6月的1:1.2。欧元下跌对欧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产生严重损害,人们对于欧元的信心也必然受到影响。
第四,欧洲一体化进程受到阻碍。在这次危机中,欧元区各国表现出了复杂的矛盾关系。这场债务危机让欧洲各国明白,货币一体化的欧元区只是一个跛足的货币联盟。各国缺乏财政纪律的约束,为债务危机爆发提供了温床。要真正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需要化危为机,推动财政乃至政治上的一体化。对于发展程度、民族文化都有较大差异的欧洲各国来说,欧洲经济政治的一体化仍然要走很长的路。
第五,对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现在欧洲央行、英格兰银行都维持了实际负利率,实际上就是通过通货膨胀减轻债务。欧洲与美国采取的货币宽松政策作用相互重叠,带来全球性的通胀压力,新兴市场因此饱受通货膨胀之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实际情况表明,国家信用危机通常是政府财政与经济政策不合理、社会资源浪费的结果。
第一,国内经济结构存在深层次问题,缺乏抵御外部风险的能力。经济结构不合理不一定会爆发债务危机,但是债务危机爆发的国家经济结构通常出现去工业化趋势,制造业孱弱,房地产等资产出现泡沫化,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尽管西班牙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低于希腊,但其经济近年来的增长主要依靠房地产和银行业,国际金融危机与欧债危机的相继爆发,大量外资流出西班牙,房地产业资金链断裂,金融稳定性也因此受到冲击。希腊更是如此,2011年工业经济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9%,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旅游等服务行业。一旦国际经济环境恶化,这些问题国家便会成为国际资本大鳄主要攻击对象,危机随之爆发。
第二,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为国家信用风险埋下隐患。上世纪末,美国的寅吃卯粮的赤字财政政策为许多国家效仿。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希腊的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接近100%,政府赤字则占9%左右。希腊等南欧国家工人的工作积极性远不如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工人,但是福利政策却和他们看齐,让国家财政背上沉重负担。欧元区成立以来,法德等“核心国家”生产,希腊等“边缘国家”消费的格局不断深化,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平衡使得“边缘国家”主权债务被动增加。这些因素导致债务就像滚雪球一样迅速膨胀,最终酿成危机。
第三,法治不完善导致资源不能有效利用。以希腊为例,希腊的政府腐败和逃漏税款问题都非常严重。据2012年欧盟一项公共调查结果显示,98%的希腊人认为腐败是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之一,79%认为腐败影响到自己日常生活。逃漏税款使财政收入大量流失。根据欧委会报告,希腊灰色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24.3%,希腊财政部公布的一份各岛偷逃税抽查发现近60%的企业有逃税行为。这样严重的逃税为希腊带来两个恶果。一是对于那些诚实纳税的公民来说,与偷逃税的人相比,他们处于市场竞争的不利位置,还不得不承担不属于自己的税负,从而迫使这些原本诚实的纳税人可能加入偷税者的行列。二是公民和企业的偷税增加了政府的收税成本,直接减少了财政收入,导致政府债务日益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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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债危机给欧洲和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欧债危机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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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债主权债务危机自2009年爆发以来,对欧洲乃至全球形成了极大的负面作用,国际金融系统稳定性受到冲击,全球经济复苏受阻。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欧债危机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欧盟1997年通过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为了防止欧元区通货膨胀,欧盟特别强调了欧元区各国政府的财政赤字不得超过当年GDP的3%、公共债务不得超过GDP的60%的规定。但欧盟的这一规定未能真正限制成员国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利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做法。以引发欧债危机的希腊为例,希腊在2001年加入欧元区后,利用欧元区当时实行低利率政策之便,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通过举债搞投资,刺激经济发展。从2001年到债务危机爆发前的近8年间,希腊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借贷拉动。希腊人滥用廉价资本带来的便利、拼命举债的结果是对生产要素的过度的透支,一旦遭到外来的冲击,经济增长将很快出现停止,抗风险能力极其脆弱。为了维持日益增长的高福利和社会保障,政府举债规模不断扩大,造成财政入不敷出。当政府债务风险积累到一定临界点,导致危机的爆发。
从表面上看,欧债危机是欧洲国家高福利政策导致的政府债务负担问题,但从实质上看,一是世界主要经济体核心利益冲突的必然结果,二是部分欧洲国家未能处理好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福利政策的关系协调问题。就前者而言,众所周知,美元的强势地位是美国确保其对世界金融体系操纵的基础。欧元的问世在为欧元区带来一系列有益的变化的同时,却对美国构成了一系列的威胁:削弱了美元的地位,影响了美元长期左右国际大宗商品定价权的格局;随着美元强势地位的弱化,其他经济体对美元储备数量调减,美国通过发行货币所获得的收益减少;作为同样是债务依赖性很强的美国和欧洲,欧元的地位越强大和稳固,越会在债券资源争夺中处于有利地位,美元的弱化,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对债务的自由稀释便利。也就是说,欧元的问世对美元构成了直接的挑战,欧元的问世促进了国际金融格局的调整,却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降低了国际社会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因此,阻止欧元的扩张,确保美元的地位
不被削弱是美国强权经济的核心利益所在。从这个角度思考,美国对于欧元的扩张存在戒备心理,在必要的时候,通过对欧元的狙击来捍卫美元霸权地位是维护美国核心利益的必要手段。就后者而言,一国经济的增长和持续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壮大和合理的产业结构,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格局。南欧国家在“去工业化”过程中逐渐脱离制造业,片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形成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坚实的产业根基,将削弱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并产生严重的对外依赖。在此情况下,随着工资和物价的上涨,劳动成本增加,产业竞争力进一步减弱,加上老龄化和经济增长方放缓,政府维系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导致经济自身运行所创造的财富无法维持高福利,需要通过举债维持日益艰难的收支平衡。
欧债危机的原因分析
引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外部因素、内部体制、不平衡的经济发展、失衡的产业结构、难以协调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老龄化趋势、难以持续的高福利政策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的爆发。欧债危机虽然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欧洲的内部问题。
1.欧债危机的外部原因
就外部因素而言,次贷危机是欧债危机的主要外部原因。次贷危机迅速波及全球,欧洲在很短时间内遭受了双重影响。一方面,为了应对危机,欧洲各国不得不救助处于困境中的银行业,使政府负担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激增。当美国次贷危机波及欧洲短期资金市场时,造成流动性紧缺,一些银行融资出现困难,引发了挤兑现象。2009年6月,欧洲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欧元区综合性银行大集团的资产大幅减少,各大银行在债务期限陆续临近时,普遍面临周转困难,加剧了欧洲银行资本金短缺的压力。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欧盟各国提供的金融救市资金总额累计接近3.5万亿欧元[1],其中,绝大部分用于提供担保以扩大银行资金,缓解信贷紧缩的局面。另一方面,欧洲向美国提供救助造成一定程度的“失血”,从而使欧洲在随后面对自身的债务危机时显得捉襟见肘。次贷危机改变了欧洲各国的收支状况。受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从2008年10月起,欧洲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在经历了十年的高速增长后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增长减缓,造成消费需求减少,政府收入随之下降。与此同时,为了应对次贷危机,全球许多国家纷纷出台了各种各样的庞大支出计划,欧洲也不例外。欧洲一些原本是小政府的国家也开始向大政府转变,以拯救经济为由,各国政府开支急剧增加,进一步加大了原本巨大的政府债务,致使天量债务加身。各经济体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就业和经济增长,加大了财政负担,从而导致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积聚,不断演化为危及全球经济的主权债务危机。
2.欧债危机的内部原因
一是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认为,欧元区北南之间在竞争力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是欧债危机的根源。包括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家在内的“地中海俱乐部”成员国经济竞争力一直低于德国等欧元区北部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欧元区国家为了维持社会福利,导致政府负责攀升,形成巨额政府赤字,政府为了救助处于危局的银行业也加大了财政负担,政府的过度负债行为导致欧债危机的爆发。
二是失衡的产业结构。刘明康分析认为,一些南欧国家产业畸形发展,服务业和地产业快速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脆弱,出现产业空心化状态,产业竞争力严重削弱[2]。无论是引爆欧债危机的希腊,还是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都存在明显产业畸形发展的倾向,其脆弱的实体经济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抵御外来因素的冲击。
三是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李勇从深层次分析了欧债危机的原因,他认为,欧盟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是引发危机的根本原因。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各成员国自主决定财政政策,使欧元区国家在面临经济问题时只能采用财政政策手段,造成巨额赤字和政府债务[3]。欧元区的制度缺陷使成员国不能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只能片面通过财政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控,造成政府对债务的高度依赖[4]。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各成员国自主的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造成了在货币联盟条件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扩大财政赤字的方式刺激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尽管《稳定与增长公约》对成员国的财政赤字规定了上限,并对超过上限的成员国采取相应的制裁手段,但在统一货币政策框架内,成员国的财政赤字一旦超过限度,会迫使联盟内利率上升,财政政策扩张所产生的负面溢出效应可以使成员国将财政赤字的代价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加大成员国之间的财政压力。就欧元发行机制而言,作为欧元区的成员国,必须接受欧元的发行机制,而这一机制会使各成员国政府债务失去在极端情况下的解除机制。加入欧元区后,不能通过增发政府债券的方式实现展期限,用跨期手段为解决危机争取充足的时间,也不能运用货币政策手段增加货币发行,通过货币贬值减轻债务压力。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使主权债务危机无法通过财政转移手段加以解决。
四是老龄化与高福利政策。李勇认为,危机爆发的社会原因是为了支撑高福利而导致刚性的社会保障支出。刘明康认为,南欧国家存在崇尚高工资、高福利、高税收、高消费、高举债的通病,使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国家经济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由于欧元区各国缺乏必要的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税和社会福利政策相抵触。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国家的产业竞争力受到削弱,长期形成的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只能通过政府举债支出加以维持,造成财政赤字扩大、政府债务增加。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巨大的政府福利支出使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在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能执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在缺乏足够经济支撑能力的高福利制度下通过财政紧缩削减工资和福利,必然加剧社会矛盾。[5]
五是缺乏有效的监管。刘明康认为,在缺乏有效监管情况下的金融创新增大了金融系统风险,从欧盟层面看,金融监管欠缺力度。《社会科学报》报道,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011年4月7日发表了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沃尔夫冈•明肖的文章,他认为,危机的起因是欧洲大陆宏观经济的失衡与未能受到有效监管且过分资本化的银行体系联合作用的结果。[6]
欧债危机对加强我国经济安全运行的启示
通过对欧债危机进行深入分析,对我国加强经济安全运行有诸多启示。
1.把握合理的宏观政策刺激尺度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个主权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两个最主要政策工具。两种工具通过松紧搭配的多种组合可以对经济运行实施有效调节,以求达到既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正如美国投资家索罗斯所言,任何一种成熟完善的货币体系都离不开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在出现困局时,央行提供流动性,财政部门负责处理公共债务[7]。欧债危机的爆发告诉我们,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需要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政策虽然可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一旦投资规模脱离了实际,必将隐藏巨大的风险。因此,中国面对危机冲击和经济下行风险而出台相应的刺激政策时一定要掌握一个合理的尺度,既要防止因刺激而造成的产能过度扩张和政府负债的过度膨胀,又要防止政策的脉冲式调整对经济所产生的过大波动。如前所述,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与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矛盾是引爆欧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一事实告诫我们,无论是动用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一定要充分考虑两种政策的协调性,对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调控必须适时、相机、协调使用两种政策手段,才能达到理想的调控效果。
2.加强监管,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的一个突出的焦点问题,虽然,地方政府债务在公益性基础建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同时存在比较一些突出的问题。一是政府违规担保,二是一些地方政府超越自身财力举债,使政府偿债率高企[8]。到2010年底,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大幅增加到10.7万亿元,占当年GDP的27%。虽然总量可控,总债务比也低于国际警戒线标准,但我国地方政府违规担保问题比较严重,且地方融资平台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于银行体系,存在巨大的结构性风险。随着地方政府债务的激增,一旦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引爆风险,不仅会加重各级政府财政负担,还势必对我国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鉴于欧债危机的深刻教训,我们应认真审视政府债务问题。虽然这几年我国的财政赤字从逼近3%的国际警戒线回落到2%左右,赤字占GDP的比重也远低于国际公认的风险临界点,但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地方债务迅速扩张所隐藏的问题却不容忽视,应注意风险防范,特别是加强对潜在风险的防范,强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管理,增强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做好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防范工作应侧重思考:加强和规范债务管理,建立整体的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框架,掌握各类债务的具体情况,理顺和清晰界定投融资平台与政府的关系;加强发债管理,严格控制地方政府无偿还能力的负债;适当调整地方和中央收入分配结构,适当增加地方财政的收入分配比例;对地方政府性债务进行全面审计,实行动态监管,要防止地方债务导致的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应加强对平台融资项目的跟踪监测,落实项目资金的用途;建立健全规范的举债融资机制,把地方债务收支分类纳入预算管理;严禁融资平台公司的相互担保,重点关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以及由此引发的信贷风险和财政担保风险,深入探讨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转变为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的传递路径,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严控借新还旧的做法;加强地方债务发债主体的培育,改变现有的单纯依靠银行信贷的筹融资方式,逐渐向市场化筹融资方式转变,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投资,降低银行风险和国家信用风险的几率,促进地方债务融资平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明确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逐步从竞争性行业退出,通过出售具有一定商业价值的经营性项目的方式,偿还公共产品投资项目的负债,降低地方政府债务率。
3.发展实体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
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国家经济兴衰的基础,欧债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是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失去了实体经济和制造业的支撑。以引爆欧债危机的南欧国家为例,产业结构不合理,片面发展服务业,实体经济脆弱,经济遭受外来冲击时,缺乏维持经济增长的实体经济的支撑。相比之下,同样是欧元区的德国,其建立在先进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基础之上的发达而稳固的实体经济不仅使其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迅速消除危局的影响,而且其明显的产业竞争优势能够使之成为稳定欧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中流砥柱。可见,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才能夯实经济增长的基础,才能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同时,只有发展实体经济,拓宽地方财政收入渠道,才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基础,才能实现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发展实体经济,壮大制造业的实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是打造产业竞争力的基础,也是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保障。
4.调结构,促转变,优化经济增长方式
长期以来,投资和出口是我国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人口红利不复存在、资源供给日渐短缺、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紧迫形势下,怎样改变过度依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尽快调整经济增长结构,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是我国经济未来是否平稳发展的关键所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最关键的就是要通过建立良性的机制,提高研发投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降低资源消耗,提高生产效率。虽然欧债危机对我国的对外贸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这次危机也为我们提供了促进我国改变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的机会。避免依靠增加投资和过度消耗资源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靠外需向以内需为主转变;通过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公众收入预期,减少支出预期,提高内部需求,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强大的内生动力;通过合理的机制消除内外资之间的歧视,激活庞大且日益边缘化的民间资本,降低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资本的形成有挤出效应,使民资成为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新的活力;加快调整出口战略,从主要依靠欧美市场向更具广阔市场空间的新兴经济体市场转变;加快产业升级的步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调整产品结构,加大自主研发和科技创新能力,壮大制造业,培育产业核心竞争力。
5.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构建多重社会保险体系
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加快健全社会福利制度已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虽然高福利支出是主权债务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应认识到,富裕的民众是保持社会稳定、避免社会危机的基础。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虽然十分严重,但都没有引发社会危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和欧洲的民众自身具有很强的抗风险的经济基础。相比之下,处在发展阶段的我国,长期以来处于高税收、低福利的状态,这种状态虽然不会重演建立在高福利基础上的欧债危机,但我国抗击债务风险的民众基础极其脆弱。一旦出现系统性经济危局,就可能因缺少福利环节的缓冲而直接引爆社会危机乃至导致社会动荡。与福利国家相比,低福利的我国民众更缺乏安全感,这也是制约我国公众消费、内需低迷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通过加大福利投入,尽快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健全社会福利制度,解决民众的后顾之忧,提高民众抗风险的经济基础,才能从根本上拉动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当然,推进福利制度建设、增加社会福利支出要把握合理的尺度。随着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推进,相关的福利支出也会越来越大,政府加大社会福利支出需要把握合理的尺度,福利支出的增长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要与经济增长相适应,实现福利增加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平衡,否则就会加大政府的支出压力。虽然政府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力量,但如果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完全由政府负担,势必加重政府支出的压力。欧债危机的一个主要教训就是政府为维持高福利支出而背负巨大的财政包袱。因此,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应充分动员社会各方的参与,除了政府以外,要充分借助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构建相互结合的多重保障体系。在这个多重保障体系中,由政府负责最基本的保障,由市场和社会各方负责商业保障和补充保障。
一、欧州债务危机的爆发
2009年12月,国际金融评级机构下调了希腊的主权评级,欧洲债务危机开始显现。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希腊的债务危机仅仅是希腊国内的经济出现的一些波折,更认为希腊的经济规模较小,其债务危机的影响不会进一步扩大,因而没有给以足够的关注与重视,更没有及时采取救助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2011年1月11日,穆迪公司警告葡萄牙,假如不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其国内的赤字,将调降该国的国债信用评级。至此,希腊已非危机主角,整个欧洲都开始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即使像比利时这样的外界认为经济较为稳定的国家,以及欧元区内经济实力较强的西班牙,都被发出预警,称其在未来三年中的赤字将会居高难下。随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德国等欧元区的经济龙头强国也开始受到危机的影响。这时,在国际外汇市场,欧元汇率大幅下跌。随着投资人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降低,欧洲股市遭受重挫,整个欧元区跌入了成立以来的冰点。对于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欧盟成员国财政部长于2010年5月10日凌晨,达成了建立一个总额高达7500亿欧元的救助基金的共识,以构建新的欧元区金融市场稳定机制,避免危机更进一步的蔓延。但是这些努力与救助收效甚微,2010年9月20日,标普公司下调意大利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为负面。意大利高筑的债台令市场感到担忧,该国负债达1.9万亿欧元(合2.6万亿美元),相当于意大利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120%。这使得意大利想要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其抗金融风险的能力极为脆弱。高盛(GoldmanSachs)表示,在2012年结束之前,意大利有将近3800亿美元的债务需要进行展期。至此,欧债危机全面爆发。
二、欧债危机形成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的发生与欧元区形成的历史和制度设定有着密切的关系
历史上,欧洲经济版图内,西欧的发展水平要远远高于东欧各国。在欧盟扩容之初,其设想是期望把东欧作为新兴经济体而让其发挥作用:一方面为西欧的产品提供市场,另一方面向西欧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但事实上,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普遍选择的是加速提高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对盟内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并不明显。制度方面,在2002年欧元代替了12个欧盟国家的货币,并作为唯一货币通行进而形成欧元区后,其区域内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制度设定,也为这次欧债危机留下了隐患。欧元区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一体的货币政策,却没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一体的财政政策。这种制度的框架,让众多的成员国遇到外部冲击时(如金融海啸),很难灵活的根据本国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特点,及时采取相应的、能够对危机有应急作用的货币政策。例如,当希腊遭遇债务危机时,不仅不能通过贬值货币来刺激出口贸易振兴经济,在国内也不能增发货币以此来减少政府的债务。加之欧元区各成员国多年来对《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关于政府财政的约束性条款,几乎置若罔闻,等闲视之,致使欧元区各国政府债台高筑,积重难返。欧元区经济制度的设定,已经非常不利于欧元区内各国采用灵活的政策办法与措施,来调控指导经济的发展,而欧元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具体制订和实施更加剧了欧元区的债务危机。从货币政策来说,由于统一的欧洲央行(ECB),受到原先德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影响———以维持物价稳定为首要目标。这便导致了货币政策的僵化,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时,ECB对利率的反应速度和调整力度远远不及美国(图1反映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元区和美国的利率调整情况),甚至对比欧盟内的瑞士、挪威、英国、瑞典,注入流动性也显得相对不足(图2)。从财政方面来说,其财政困难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货币联盟的制度安排,意味着ECB不可能允许以通货膨胀的方式缓解各国的财政压力;其次,因为欧元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愈不发达国家愈难以通过经济发展来不断降低债务占GDP比例,即“分母策略”的不可行;第三,欧元区国家的公共债务比率越高,主权信用评级越低,其借债的利息成本越高,这就更加提高了债务偿还和展期的难度。这些历史和制度方面的因素形成了欧债危机爆发的前提。
(二)近年来欧元逐渐大幅升值,成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的诱因
1999年欧元作为通行于世界的货币开始了流通的历程。其兑美元的比价先从1.01贬值到0.85的低点,之后一路升值到2008年7月的1.58,其间累计升值达86%,与欧元诞生之日相比已升值了50%还多。欧元币值大幅提升的直接后果,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发行的债券受到投资人非理性的追捧,这就造成欧元区各国政府相应的举债成本十分低廉。像高盛等投行为了自身的利益,还帮助希腊政府做假账,粉饰掩盖其真实的财政状况,为希腊政府举债铺就便利通道。这就更加促使欧元区各国政府不负责任的滥性举债。而自欧债危机爆发以来,世界资本市场对欧洲经济前景很不看好,再加上欧元又大幅贬值。其兑美元的比价一度下跌至2010年6月份的1.20附近,为近四年来的最低点(见图3)。这就直接导致了这些举债过度的国家难以持续借债以延缓危机。
(三)欧洲银行业超越自身能力进行信贷扩张,从而大大增加了经营风险
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最明显的指标是欧洲银行业的杠杆乘数(即总资产与核心资本之比)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银行(见图4)。尽管欧盟在2011年7月23日公布的压力测试结果显示,在91家受测的欧洲银行中,只有7家未能达标。但由于欧盟在此次测试中,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未将至关重要的GIIPS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风险列入测试内容,而其最低核心资本率(tier-1capitalratio)的设定也远远低于全球银行同行的水平,因而不能消除市场对欧债危机向欧洲银行业蔓延的担忧。
(四)近年来欧洲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使得欧元区国家的劳动力市场逐渐丧失了竞争活力
欧元区各国政府实行超越本国经济实力的福利制度,极大地抑制了欧元区经济竞争力的提升,并导致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结构性的经济发展的低增长与高失业。事实上,在欧债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的经济增长率就远低于美国,而失业率指标远高于美国。这就像一个人借了大量的债务,但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偿还债务,这是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深层次的原因。
三、欧州债务危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首先,欧债危机直接地影响了欧洲经济的发展。由于欧债危机直接涉及到欧元区的金融行业:一方面,欧元区银行大都持有政府债券,而其持有的其它债券也由政府直接或间接提供担保,因而主权信用降级损害了市场对欧洲银行的信心。而且,一些国家的借款成本因财政困难而攀升。由于担心交易对手的信用情况,欧洲银行间市场风险上升。这两项因素都抬高了欧洲银行业在资本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的融资成本。另一方面,欧洲银行业的困境,又加深了市场对欧元区国家主权信用的疑虑,因为欧元区内的一些政府原本已经承受着巨额赤字,而且难以控制公共债务的膨胀,但需要其救助的银行却越来越多。这个恶性循环很难自我终止,即使是欧洲的大型商业银行,其信用资产的CDS报价目前也居于高位。这就导致了欧洲金融行业面临着比较高的系统风险,而且一旦金融行业风险加剧,购买了大量欧元区国债的美国金融行业也面临着极大的风险,这有可能会再次形成全球的金融危机,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的二次探底。欧州的债务危机不仅威胁到了欧洲的金融行业,而且已经蔓延到了实体经济,并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损害。由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欧元区政府所发行的债券收益率攀升,使得政府的融资成本大幅上升。而企业债券和CDS价格的制定,通常把国债收益率作为无风险(risk-free)的标准收益率参考。所以欧元区各国国债收益率飙升的直接后果,就是其国内企业在债券市场的融资成本提高。欧元区各国主权债务的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到市场,给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运行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些国家的企业信用评级也大幅下调,致使其融资成本极大的提高,进而推高其产品价格,降低在世界市场竞争力,使其实体经济受到极大的戕害。处于欧债危机中的各国政府财政恶化,迫使其融资需求大幅提高,极有可能在资本市场对非政府掌控部门产生“挤出效应”,间接地抑制民间投资,阻滞了经济增长的步伐。
第二,欧债危机的爆发给美国经济的复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1年以来,欧元对美元已累计贬值15%以上,这种情形已经抑制了美国对欧洲的出口。美国自身的经济复苏正处于步履维艰的阶段,现在又受到欧洲债务危机、欧洲经济复苏进程放缓的拖累,其对欧洲的贸易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贸易额持续走低。这两个因素的叠加,必然导致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大为放缓。不仅如此,欧债危机还给涉入其中的美国银行带来巨大的违约风险,大大降低了其资产质量。一些美国的大型投资银行,深陷欧债危机的漩涡之中,面临严峻的考验。如摩根大通在GIIPS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63亿美元,约为其核心资本的28%。而摩根士丹利在五国的风险敞口为324亿美元,占其核心资本的比重高达69%。这不仅引发了市场对这些银行的资本结构的担忧,更引起了人们对美国的银行业可能会出现多米诺骨牌式的垮塌效应的联想。事实上,自2011年四月以来,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与蔓延,以上两家公司的股价,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近20%。受其拖累,同期的道琼斯指数也出现宽幅波动,并结束了近一年来的上涨行情,在一个季度内下跌了10%以上。这预示着欧债危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美国经济。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这样认为: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美国经济发展的影响还未全部展现,但是由此引起的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恐慌与忧虑,势必给投资人带来消极负面的影响,并将会给美国经济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
第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容低估。欧债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有着消极与负面的影响,从短期来看,无论是通过金融渠道还是贸易渠道,欧债危机会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复苏带来阻碍。因为欧债危机仍在持续与发展,如果危机进一步传导,那么法、德等欧洲核心国家的主权债务就会引发深层次的危机,其债务风险的敞口可能会成倍的放大。假如政府债务违约,将可能出现银行以及其它债权人因遭受损失进而连环套似地违约,甚至破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必将恶化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更增加中国经济软着陆的困难。从中长期看,由于欧盟的政治体制与经济结构等多方面的原因,欧元区的复苏会相当缓慢,甚至出现反复。这就要求我国在储备货币多元化方面必须进行适度的调整并采取新的应对措施。对外贸易方面,由于欧元的持续走弱,欧洲各国对外需求下降的情况在短期内不可扭转,过度倚重对欧出口将会给我国经济的长期走势带来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应努力拓展国际市场,特别是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市场,以分散市场风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
总之,欧债危机的爆发给世界经济蒙上阴影,同时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我们要认真分析研究欧债危机发生发展的趋势,并努力做出较为准确的判断,以便采取较为正确的政策与措施消除其负面的影响,使中国经济在健康顺畅的轨道上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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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年多的政策努力和联合救助,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没有得到根本改善,危机由边缘国家向核心国蔓延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加上全球经济低迷,欧元区走出债务危机更加艰难,使流通十多年的欧元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应对主权债务危机,欧洲必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短期危机救助与长期经济改革等六大关系。
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导致大量资金从实体经济领域流向金融市场和房地产等领域,严重影响生产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实体经济领域生产和投资资金供给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当虚拟经济崩溃,经济遭遇去杠杆化,必然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发展。对此,欧洲各国需调整产业结构,解决虚拟经济过大的问题。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是虚拟经济的基础,虚拟经济的发展能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分散风险,对实体经济有推动、催化作用。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加大实体经济动荡的风险,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还会挤占实体经济的投资。必须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发挥各自独特的功能,统筹兼顾, 均衡协调发展,并且着重把握虚拟经济的发展速度,引导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的回归。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债务风险的积累有其内生原因,政府救助只能在短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机产生的根源——长期经济增长动力不足。
欧盟经济失去生产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首先,欧元区过早推行货币联盟,覆盖了一些不具备统一货币基本面的国家,在货币政策统一而财政政策不统一的情况下,各国不同的生产力很难被驱动。其次,金融危机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消费和投资,致使经济不断下滑,而货币高估又使得出口恶化。第三,由于全球制造业正逐步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欧洲制造业在全球化过程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第四,希腊、西班牙、爱尔兰等欧洲国家经济结构比较单一,过度依赖于受经济危机影响严重的周期性产业。
从长期来看,欧洲需要推行经济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长期政策的重点应放在深化经济治理改革,增强欧元区国家经济竞争力,并推动经济趋同进程。
欧元区存在统一货币政策与分散财政政策并存的制度缺陷,成员国没有货币发行权和独立货币政策,欧洲央行负责整个区域的货币发行与调控,而财政政策权利保留在欧元区各国政府手中。当发生危机时,成员国无法通过本币贬值来缩小债务规模,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提高税收等压缩总需求的办法增加偿债资金来源。
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防止通货膨胀,在举借新债困难的情况下,各成员国只能通过紧缩财政政策减少政府债务。每一项危机的解决都有赖于适度强劲的经济复苏,欧洲经济政策目前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扭转经济颓势,然而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双紧”的局面下,经济增长步履艰难。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跛脚”导致主权债务危机愈演愈烈,且无法通过简单的政策调整或援助解决。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从根本上解决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不协调的制度性缺陷,推行财政统一,实现不同成员国财政一体化改革。
主权债务危机的形成可以看作高福利带来的负面效应。“二战”后,欧洲各国相继建立了以高福利为特征的社会保障体系,几乎涵盖了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金融危机后各国经济低迷,财政收入大幅降低,高福利的社会保障制度使政府财政开支不堪重负,欧洲各国寅吃卯粮,依赖外债维持财政运转。
经济发展与福利水平之间的失衡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此次危机的产生一定程度上就在于社会保障的规模超过了经济发展的承受能力。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但过高的福利制度极大弱化了国民的工作意愿和创业精神,导致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国家整体竞争力下降。健康的社会福利制度关键在于动态的可持续发展,过高的、脱离经济发展实际的社会福利制度必然导致经济衰退。
欧债危机的应对路径包括内部自救和外部救助。欧洲国家在寻求外部援助之前,应首先自己寻找危机的解决之道,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外部救助。主权债务危机在欧元区大规模爆发,内因可归结为欧元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制度缺陷和高福利制度,外因是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和经济衰退。无论内因还是外因,都无法通过外部援助改变,外部救助只能暂时避免受援国违约和破产,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失衡问题。而紧缩财政的内部自救使经济恢复更加艰难,失业率持续攀升。两种救助方式各有优缺点,欧元区应权衡两种方式的利弊,妥善处理两者的关系,既不能造成过度依赖对外援助,也不能让经济持续低迷。
货币统一使欧元区成为一个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危机国家指望别人多做些,而其他国家则要求危机国家多做些,这种博弈使欧债危机迟迟得不到有效解决。政府救助必然引起道德风险,使肇事者免于市场惩罚,以后可能会犯类似的错误,引发更严重的危机。对此,欧元区需要建立和完善救助机制,注意防范道德风险。
应特别注意防范两种道德风险,一种是与被救助国家有关的,被救助国可能会过于依赖外部援救,自救力度不够,所以联合救助必然要伴随对各国财政政策的约束;另一种与私人债权方有关,如果私人债权方免于损失,免受市场应有的惩戒,他们就无法吸取教训,并可能在以后的投资活动中追求更高收益而不顾风险,再次破坏市场体系的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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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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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总债务是居民、企业和政府三部门债务的加总,也有的加上了金融部门债务。居民部门的全部债务都是贷款,没有债券。非金融企业的债务有两部分,除贷款之外还有企业债。金融机构不考虑通货和存款,剩下的主要是金融债,分政策性金融债和其它金融债两部分。政府部门加总了中央政府内债和外债。
中国总债务率攀升速度较快,从1994年的78.6%一路升至2012年的167.4%。不过从跨国比较来看,我国还不算债务水平过高的国家。虽然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水平比较高,但居民和政府的债务水平相对偏低,且上升势头较为温和。
我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极高,构成中国债务结构的突出特点。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和金融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我国是间接融资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绝大多数金融资源配置通过银行中介来完成。由这种金融结构决定,中国企业的负债率必然高悬,在经济平稳增长的时期,银行贷款构成企业主要的负债来源,有成本低、风险小的好处,但若经济出现大幅度波动,经济增长率出现趋势性下降,则企业负债的相当部分就可能形成不良资产,从而损及企业和银行资产负债表的健康。
令人担忧的是,越是在高资本投入时期,债务扩张所能换来的边际产出越是下降。2009和2010年,我国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需要增加3个百分点。而在此前十年,GDP每增加1个百分点,债务只需增加1.5个百分点左右。由于经济增长是一国偿债的最终保障,随着债务扩张的产出效应下降,整个国家的债务水平自然不断抬升。
可见,如果还是因循“外需不足内需补,消费不足投资补,民间投资不足政府投资补”的增长老路,那么我国整体债务率将不可避免地一路抬升。
本文采用了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国家2011年债务结构及总杠杆率的数据。债务结构主要包括居民债务占GDP的比例、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的比例、金融机构债务占GDP的比例和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总杠杆率是总债务占GDP的比例。数据如下:
本文将用债务结构的各个数据构建如下模型:
Y=β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出如下结果:
模型估计结果为:
Y=35480.98+359.8058X2+17.55605X3-499.7271X4+273.0479X5
模型估计结果说明,在假定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居民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359.8058万亿美元;非金融企业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17.55605万亿美元;金融机构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减少499.7271万亿美元;政府债务占比每增长1%,平均来说该国GDP会增长273.0479万亿美元。
但就统计检验来讲,由表3中数据可得R2=0.25904,说明样本的拟合效果不是很好。针对H0:β2=β3=β4=β5=0,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在F分布表中查出自由度为k-1=4和n-k=6的临界值Fα(4,6)=6.16,大于所得结果,说明回归方程不够显著。
以上不足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数据采集时产生了误差;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不同,如我国是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及一些欧洲国家是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这就导致了债务结构的差异化;各个国家的发达程度不同,发达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该国的债务水平及债务结构,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其这类债务对该国的经济影响也不同。
据此可以看出,居民债务的比例对一国GDP正的影响最大,在中国,自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各项个人贷款业务以后,我国家庭负债增长非常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底,家庭各项贷款余额已达到112586亿元,其中消费信贷75107亿,短期消费性贷款9600亿,中长期消费性贷款65507亿元。居民债务占比越高,表示居民的可利用资金越多,私人投资越大。一国内需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之一,根据所得结果,要保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政府需要采取措施增加内需,如降低居民贷款利率,减轻税负等,以刺激居民的负债需求,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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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随之好转,运量悄然增长,运价逐步回升,市场渐进回暖;然而,欧洲债务危机又对全球经济复苏造成新的障碍。深入了解目前市场形势,正确分析和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势,对于应对欧洲债务危机具有重要意义。
2010年以来,全球经济逐步复苏,欧洲航线市场随之走出低谷。海关总署公布的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统计数据(见图1~3)印证了这一趋势。
由图1~3可见,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经贸往来的特点如下:
(1)虽然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进出口总额每月环比增幅不大(2月环比有所下降),但总体上呈缓慢上升趋势;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经贸往来形势也日趋好转。
(2)德国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位居我国与欧盟主要国家进出口额的首位;因此,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一旦波及德国,必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
(3)荷兰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之一,2010年以来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仅次于对德国的出口额。
(4)从我国对欧盟的出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之和占我国对欧盟出口总额的比例均超过50%,各月占比依次为55.4%,56.4%,58.4%和56.7%。由此可见,这4个国家是我国在欧盟的主要出口目的国。
(5)从我国自欧盟的进口情况来看,2010年1—4月,我国自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4个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口额之和占我国自欧盟进口总额的比例平均为66.5%。
(6)尽管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总体呈现缓慢上升之势,但我国对欧盟主要国家的出口额仅有微弱增长,说明欧盟尚处于后金融危机的经济恢复时期,经济增长力度脆弱,此时又受到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内部经济增长动力被削弱,表现为进口需求乏力。
(7)我国经济回暖势头强劲,拉动进口需求增长。2010年1—4月,我国自欧盟进口额增长明显,增幅较大。
2010年1—4月我国与欧盟及其主要国家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见表1。通过分析比对,可以看出:(1)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对欧盟出口额占我国出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20%,自欧盟进口额占我国进口总额的比重平均为12%;(2)在欧盟主要国家中,我国与德国进出口额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最大,因此,德国经济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相对较大;(3)我国与荷兰的经贸往来仅次于德国,我国对荷兰的出口额与对德国的出口额相差不大,但我国自荷兰的进口额较小。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步复苏,欧洲航线运价指数由2010年第1周的点攀升至第11周的点,上涨30%,说明2010年以来欧洲经济呈复苏之势;随后,受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欧洲航线运价指数出现微幅下跌,5月底跌至点,下跌7.8%。欧洲航线运价指数从2010年3月底开始表现出与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相悖的走势,说明债务危机对欧洲经济复苏的影响已悄然而至。
综上所述,欧盟是我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我国与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欧盟主要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关系密切。如果欧洲债务危机对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产生影响,特别是一旦危及德国经济复苏,我国进出口贸易必将受到较大影响,集装箱运输市场也难逃厄运。
2009年10月20日,希腊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超过12%,远远高于欧盟规定的3%的上限;随后,葡萄牙宣布2009年该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从原来的5.9%上调至8%。2009年12月,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等国际3大评级机构纷纷调降希腊主权评级,欧元兑美元汇率随即大幅下跌。在希腊陷入空前财政危机的同时,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甚至英国也债台高筑,由此引发欧洲债务危机,并导致全球金融市场持续暴跌。2010年5月,欧盟财政部长达成亿欧元的救助机制协议,标志着欧盟正式采取行动防止欧元区债务危机蔓延。欧洲债务危机将给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的集装箱运输市场带来许多不利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尽管全球经济已出现缓慢回升的态势,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余波尚未消退之时,由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震荡再次使全球经济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经济复苏步伐被迫再次放缓,经济下行风险再度加大。
世界银行于2010年6月9日发布的《2010年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经济继续复苏,但欧洲债务危机对中期可持续增长之路造成新的障碍。欧元区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第1季度欧元区实际GDP同比增长0.5%,结束了长达1年之久的连续下降态势,说明短期内由于存在传导时滞,希腊债务危机对欧元区乃至整个欧洲实体经济的影响尚不明显,欧洲经济复苏的基调没有改变;但从长期来看,债务危机将大幅拖累希腊未来几年的经济增长,使其经济衰退期大大延长,预计2010—2014年希腊GDP的平均增长率仅为0.26%。欧元区的爱尔兰、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将受到明显拖累,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均难逃债务危机的威胁。作为拉动全球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欧元区的经济复苏趋势对全球经济复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目前形势来看,全球经济复苏动力不足,二次探底风险有增无减;但可以肯定的是,欧洲债务危机对全球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的影响远小于国际金融危机。欧盟已针对债务危机采取救助措施,相信欧洲各国也将在总结美国救市经验的基础上,采取适合本国的方式来尽快摆脱债务危机;因此,欧洲债务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有限,全球经济复苏的大势不会改变,只是复苏乏力,复苏进程更加艰难。
2010年初欧美经济的逐步复苏带动全球经济增长,在欧美发达国家供应商亟待补充过去2年几乎耗尽的商品库存的情况下,大量货物通过海运通道流向世界各国,集装箱运输市场再现2007年的火爆场景。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深入,全球经济回暖乏力。世界银行预计,2010年全球商品贸易将增长21%左右,但2011—2012年增长率将逐渐回落至8%左右;2010—2012年全球需求增长近一半将来自发展中国家。此外,由于集装箱运输市场对全球经济的反应存在一定的迟滞,2010年第4季度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的货量增长将有所回调。总之,集装箱运输市场的复苏进程复杂而艰难,集装箱运输业完全走出危机阴影所需的时间将比预期延长1~2年。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贬值,人民币相对升值,致使我国出口总量下降,出口顺差减少,出口商成本上升、利润下降;(2)欧洲债务危机促使欧元区国家采取更加严格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将影响我国对欧盟的商品出口;(3)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区国家经济下滑,生产能力降低,失业率增加,国民购买力下降,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力相应减弱。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可能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但只有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经济强国才会对我国经济产生明显影响;因此,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来看,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都是有限的。
受2009年翘尾因素的影响,2010年我国经济“前高后低”的走势已成定局,但波动将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由于国家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与2009年同期相比,2010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大幅增长;但在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欧洲债务危机、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因素的影响下,201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增长同比将有所放缓。渣打银行2010年6月预计,2010年第2季度我国GDP同比增长率将从第1季度的11.9%降至11%,第3和第4季度将进一步降至9%和8%。
(1)由于我国经济增长放缓,2010年下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难以维持上半年的火爆形势,运力投放速度将进一步快于运量增长速度,二者之间的差距将逐渐加大,导致供需失衡。
(2)由于国内经济政策调整,内需对经济的拉动力将有所减弱。虽然内贸货源不会立即缩减,但增量将有所减少,不排除2010年底和2011年初内贸运量振荡下调的可能性。
(3)综合考虑2010年下半年和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全球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仍处于恢复阶段等因素,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可能出现小幅振荡回调。
(4)美国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进行库存回补,预计2010年第3季度美国库存回补动能将趋于减弱,届时北美航线出口集装箱货量及运价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
(5)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相对人民币贬值的滞后效应将在2010年第3季度逐步显现,我国对欧盟的出口也将有所回落,欧洲航线船舶舱位利用率和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将双双下滑。
(6)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元汇率不断下跌,欧元区国家的市场竞争力因此增强,进而刺激欧元区商品出口,我国自欧盟的进口贸易可能出现小幅反弹,从而带动欧洲航线进口集装箱市场繁荣。
2010年上半年飘红的出口数据进一步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上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蔓延,多种不利因素相互叠加,2010年我国出口形势不容乐观,预计将于第4季度波及集装箱运输市场。第3季度我国出口贸易回落的幅度是判断未来集装箱运输市场走向的关键。
欧洲债务危机的影响正在从金融经济层面向实体经济层面蔓延,对全球经济二次探底的担忧随之加大,我国出口企业在缓慢恢复的过程中再次遭受冲击。
欧洲债务危机引发欧元区经济不断恶化,股票、石油等风险资产被大量抛售,股市一片哀鸣,欧元兑美元汇率跌至4年来的最低点,欧元相对人民币不断贬值,导致以欧元计价的出口企业承担了更大的成本压力。由于生产成本上升,出口价格下跌,我国出口企业的利润不断缩水。与此同时,欧元贬值使得欧洲各国民众的消费欲望进一步降低,导致我国出口企业来自欧洲的订单数量减少。
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不利影响在2010年广交会上已经显现。据统计,2010年广交会来自欧盟的客商数量增长15.2%,贸易额却下降8.7%。在成交订单中,短期订单占很大比例,而且大部分属于海外客商对库存的阶段性补充,新增订单几乎没有,这说明:一方面,欧洲客商不看好本国消费市场,处于犹豫和观望状态,不敢轻易冒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复苏尚需时日,欧盟经济受债务危机影响再现衰退,当前经济形势不容乐观。
虽然希腊经济总量仅占欧元区经济总量的2.5%,我国与希腊的贸易额仅占我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左右,但希腊债务危机将拖累欧洲整体经济形势,并对我国外贸产生一定影响。预计这一影响将在2010年第3季度明确显现,届时我国对欧洲的出口增长率可能下降6~7个百分点。此外,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企业对欧洲市场的出口减少,对其他市场的出口也会受到牵连,只是影响程度相对较小,影响时间有所滞后。
随着欧洲债务危机影响的逐步蔓延,占我国外贸规模比重达16%的欧盟各国将再度陷入困境。2010年下半年乃至2011年我国出口形势都不甚乐观,2010年下半年我国出口集装箱货量将出现小幅波动,不排除存在短暂深度下探的可能性。
2010年上半年集装箱运输市场行情火爆,货量攀升,运价上涨,促使船公司向市场释放大量封存运力。克拉克松的统计数据显示,封存运力占总运力的比例已由年初的13%左右下降到目前的5.4%左右,加上新造船不断投入营运,导致运力增速明显快于运量增速;因此,2010年下半年及2011年,集装箱运输市场将再现运力供大于求的局面,预计2010年下半年运价难以维持直线上升之势,稳定运价也存在一定难度,运价下跌或将难免。
在我国内需增长因政策调整而发生转变的同时,外需增长同样面临欧洲债务危机带来的不确定性;因此,总体需求增长可能出现明显波动。此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将呈现波动渐进的发展态势。这就是未来我国集装箱运输市场面临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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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国家债务的还款计划是什么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美国并没有任何的还款计划。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啊!随心所欲地借入所需的全部金钱,却连一个起码的还款计划都没有!
提出这个问题就犹如在询问美国的信贷额度是多少。理清这个问题对理解美国的债务很有帮助。因此,既然美国没有还款计划,那就让我们为它创造一个吧。假如美国的债务总规模为15万亿美元(2012年时,美国实际债务规模达到这一水平)而且有着非常低的利率,同时年度还款额度为5000亿美元,那么约30年才能偿清全部的债务。虽然30年并不是特别苛刻的限定时间,但还是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偿清全部债务的难易程度吧。
为了能够有效地偿清这笔债务,美国将不得不先消除掉1.6万亿美元的财政预算赤字。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将这一数字设定为1.5万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启动为时长达30年的漫漫债务偿债之旅,将需要获得一笔总额为2万亿美元(5000亿美元的当年财政支出+1.5万亿美元的既有预算赤字=2万亿美元)的税收资金。而当前,美国从税收中可以获得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2万亿美元——约9000亿美元资金来自个人所得税;约1.1万亿美元的资金来自社会保障以及其他一些税收收入。
所以,为了启动这一还款计划,美国需要将总征税数额增加100%或是将个人所得税增加200%。这种做法无论在政治层面或是经济层面上都是行不通的,而且这一情况还要在假定财政预算赤字不再增加、还贷利率始终处在今日极低水平上才会发生。无论采取何种措施,美国庞大的政府债务都是一种不良资产。
当然,在当前借钱给美国的那些人群中,谁都不会特别在意美国是否有能力还钱,因为就目前而言,美国尚有能力不断地拆东墙补西墙。尽管如此,那些供给此类资本的外国投资者和国内投资者有时会说“是适可而止的时候了”。大多数的人要说这将是在孙子辈时才会出现的问题,原因又是为何呢?那些外国投资者倘若停止借钱给美国,根本不需要等待整整一代人那么长的时间吧?他们可以随时终止自己的借贷行为。
你无力偿清的任何贷款或是任何想要取得成功的再融资最终都很有可能会陷入违约断供的境地。只要那些投资者(尤其是外国投资者)看到了真实的情况,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而且,对现实的感知就会开始影响美元币值。最终的结果便会像巨大的“庞氏骗局”,注定失败。正如伯纳德·麦道夫在被警方逮捕时说过的那样:“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对于美国那个数额大得吓人的,却没有任何还款计划的国家债务而言,道理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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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债务(又称主权债务),是指一国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向外国政府或银形借款所形成的,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债务。国际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都可以发行债券或借债,其中,中央政府的债务俗称为国债,而地方政府、公共机构的债务俗称为公债。但在我国,只有中央政府既能通过借债又能通过发行债券筹得资金,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只可以发行债券筹资。
狭义国家债务指中央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银行借款所形成的债务,广义国家债务指除了狭义国家债务外,还包括政府必须承担的其他各种债务,如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坏账、财政担保的公共和非公共部门的国内外借款,政府部门担保的国企、央企的银行贷款等。
自2009年以来,欧洲部分国家相继爆发主权债务危机。2009年10月,希腊当年财政赤字占GDP总值超过12%,高于欧盟约定上限3%。随后,穆迪、标普、惠誉等评级机构相继调低希腊主权信用评级,主权债务危机正式爆发,并在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迅速蔓延。虽然此后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合(IMF)等机构一直致力为以上国家提供解决方案,但欧债危机还是给这些国家,甚至整个欧元区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2013年,以上评级机构又将国家债务危机的矛头指向中国。4月9日,惠誉宣布将中国的信用评级从(AA-)下调至(A+);4月16日,穆迪将中国的国债评级展望从 “正面”下调至“稳定”。两家评级机构接连下调中国主权评级,均是因为中国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在不断地提高。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中国的主权债务占GDP比例为22%,不过,这一数字并未包含地方政府债务、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券、政策性金融债、原铁道部债务、汇金债等广义政府债务,也不包括隐性的养老金缺口。
那么,中国的政府债务到底有多大规模呢?我们可以分类统计测算:
国债:根据wind数据统计,2012年底,国债余额为78104万亿元。
外债余额:根据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以中央政府名义借入的债务余额为48653亿元。
加总以上两项,我们可以得出,狭义国家债务余额为126757亿元,占GDP总额(519322亿元)的24%,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结果大致相同。
1、地方政府债务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支出大于收入所形成的赤字总和。由于地方政府收支不对外公开,我们只能根据债务来源,将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以下六类,并分别核算债务余额:
(1)地方融资平台:指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国务院文件定义)。据银监会公布显示,截止2012年底,地方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93035亿元。
(2)“银信政”合作:即银行、信托、政府三方合作融资。银行发行理财产品,购买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这些资金投资于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股权或债权,政府向银行和信托出具回购的承诺函。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2012年底政信合作余额为5016亿元。
(3)城投债:城投类企业配合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企业债和中期票据,其最终信用主体是地方政府,募集资金主要用于城市路网项目、市政基础及公共服务项目等建设,而偿债资金多来自于财政补贴。据华泰证券债券组估算,2012年底,城投债余额17698亿元。
(4)保险资金基础设施债权投资计划,是指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专业管理机构作为受托人,面向委托人发行受益凭证,募集资金以债权方式投资基础设施项目,按照约定支付预期收益并兑付本金的金融产品。据保监会官员透露,截止2012年底,保险机构累计发售83项基础设施投资计划,11项不动产债权计划,备案金额3025亿元。
(5)中央代发地方债:在年初的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中央代发地方债余额为3500亿元。
(6)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包括二级财政借款和其他单位和个人的借款。华泰证券测算,2012年底,上级财政借款、其他借款余额22693亿元。
加总以上债务余额,我们测算出,2012年底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大约为144967亿元。
2、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债务:2004年以来,为支持四大行上市,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发行了大量的金融债券,收购四大行的不良资产,大致总额为8200亿元。
3、中投公司债:根据中投公司的财务报表,2011年底,中投公司债为3688亿元,根据其增长趋势,我们大致测算2012年债务余额为5000亿元。
4、汇金债:根据wind数据,2012年底,汇金债规模大约为7310亿元。
5、政策性金融债:政策性金融债指政策性银行,如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发行的金融债,2012年底余额为75875亿元。(来源wind数据)
6、原铁道部债务:据铁道部公示,2012年底,铁道部债务余额26600亿元。
狭义国家债务加上以上项目债务余额(267952亿元),我们可以简单推算广义国家债务余额大致为394709亿元,占GDP总额的76%。
也有学者把隐形养老金缺口也算在政府债务之列,估计2012年底政府债务已超50万亿元,占GDP比例高达95%。
一般认为,国家政府债务的承受能力与经济发达程度正相关。经济发达的国家,债务承受能力较高,反之,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承受能力也就较差。根据彭博数据,2012年,发达经济体中,美国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107%,德国、法国、英国的政府债务占GDP分别为83%,90%,88.7%。新兴经济体中,印度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为67.6%,韩国、越南分别为33%、51%。2009年爆发债务危机时,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爱尔兰的主权债务占GDP比重为127%、116%、93%、98%。根据国际经验,发达国家发生债务危机的临界点为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为90%-120%,发展中国家的临界点则较低,为60%-80%。由此看来,中国的政府债务确实令人担忧。
根据第二部分的测算,我们了解了中国政府债务的分布:国债占比19.8%,以政府名义借入的外债余额占比12.3%,地方政府债36.7%,政策性金融债19.2%,其余债务占比12%。因此,若要削减政府债务,要以地方政府债务为切入点。地方政府债不仅占比高,而且增长快。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抛出了4万亿投资计划,地方政府债务经历了一次井喷。虽然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要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的扩张,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大幅降低,但根据华泰证券的研究报告显示,2011-2012年,地方政府债务增速分别为23%、16%,仍为两位数的增长。因此,控制地方政府债务增长,对于控制中国政府债务余额可以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
当前地方政府和地方官员考核的核心指标是GDP增速,驱动GDP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占比最大,这一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盲目追求投资增长,而忽视民生及社会公平等问题。
投资分为两块,一个是地产,一个是基础设施建设。虽然中央政府屡出地产调控政策,希望遏制房价上涨的趋势,但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若房价大幅下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将很可能爆发债务危机。首先,很多地方政府债务以土地作为质押,若房价下跌,抵押品价值减少,将被迫追加抵押物。其次,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出售土地带来的收入占比较大,若地价下跌,收入减少,还债资金不能保证,全面的债务危机将可能爆发。因此,由于土地财政的限制,地方政府维护房价稳定,甚至希望房价上涨的意图就不难理解。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只要房价稍有松动,地方政府的各种救市政策应声而出了。
至于基础设施建设,根据民生证券宏观研究显示,2011年,地方基础设施建投资完成额约为6.1万亿元,而其中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不到2.3万亿元,这也意味着,60%以上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需要依赖于政府债务扩张。经验数据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与地方基建投资增长存在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增长1%,则带动地方基建投资平均增长0.832%。因此,通过债务扩张,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地方政府的最常使用的办法。但由于政府主导的投资有着天生的弊端,如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及投资效率低下等,加大基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愈发疲软。
综上,转变依赖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解决政府土地财政问题,让民间资金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和投资回报率,是解决中国国家债务困局的根本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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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创办并资助社会公共事业,实行和完善一套社会福利政策和制度,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以调节和缓和阶级矛盾,保证社会秩序和经济生活正常运行的一种方法。在施瓦茨的《美国法律史》一书中,福利国家是指从罗斯福新政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历史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欧福利国家的危机及发展趋势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相继建成了以高福利、高税收为主要特征的福利国家制度。这套福利制度秉承为民众构建物质生活“安全网”和“无风险社会”的理念,为全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各国相继出台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政府提供社会福利的法律责任。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多子女津贴、孕妇津贴、母亲津贴等是普遍存在的制度安排。林林总总的各种福利,使民众不必为衣食住行分忧,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得到体面生活的物质保证。福利国家的建立,对于促进西欧各国社会平稳发展、缓和社会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连续几十年的高福利也累积了诸多社会问题: 国家财政不堪重负、经济增长乏力,高福利制度似乎已难以为继。西欧为何会出现福利国家的危机? 福利国家未来走向如何? 对这些问题有必要予以关注和探讨。
福利国家于二战后在西欧各国兴起,有着特殊的社会条件和深刻的历史背景。
首先,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要求构建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矛盾。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为基础,以资本家攫取剩余价值为核心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资本家财富的积累与工人阶级贫困积累的两级分化,也必然导致生产规模急剧扩张与社会购买力持续降低的尖锐矛盾。于是,以生产相对过剩为标志的经济危机便周期性爆发,严重威胁着资本主义的命运。特别是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垄断资本家手中集中,普通劳动者的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加快、危害增大。1929-1933 年的经济大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避免崩溃的命运,资本主义世界选择了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其主要的“救世”方案就是实施国家对经济的积极干预,通过国家投资推行“反危机”措施。加大收入再分配力度,推行社会福利制度,以此改善劳动群众的贫困状况,增加有效需求。
其次,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西欧各国构建社会福利制度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剥削制度,因而必然遭到工人阶级的激烈反抗。为谋求解放,各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顽强不屈、持续不懈的斗争,罢工和革命的浪潮日益高涨。进入 20 世纪,西欧工人阶级的力量已十分强大。工会成为抗衡资本家的重要力量,左翼政党迅猛发展,共产党、社会民主党于二战后相继参政或执政,对资本主义统治构成极大的现实威胁。在此背景下,资产阶级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如果不想失去统治,就必须考虑工人的诉求,改善他们的生活,推行福利制度。正如吉登斯所说,福利政策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和“解毒药”,福利国家是“劳资双方之间阶级力量的一种平衡”.①
再次,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对构建社会福利制度既提出了迫切要求,也提供了物质基础。二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和社会化阶段。工业社会的快速发展给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新课题: 其一,它要求从事自动化、现代化生产的劳动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过去那种陷入赤贫境地的工人已无法适应工业社会快速发展的要求。其二,快速发展的工业社会对不断开拓商品市场具有不可抑制的渴求,为此,它需要劳动者群体也能够有较高的市场消费能力,助推市场的开拓。其三,社会生产力的全面工业化、自动化对社会稳定的依赖性增强。任何一种剧烈的社会动荡都会给社会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相反,只要工业社会正常运转就会有金钱和财富滚滚流入资产者的腰包。
以上三点,提出了改善工人生活条件、构建基本生活保障的客观要求。这是全面推行社会福利制度的直接原因。同时,在工业社会快速发展阶段,西欧资本主义借助国际经济旧秩序,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原材料和广阔的商品市场,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为构建福利国家提供了现实的物质基础。值得一提的是,最初的凯恩斯主义和“贝弗里奇报告”所设计的福利制度是“以保障居民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为限”②的。但自 20 世纪 50年代开始,西欧迎来长达 20 年之久的“黄金时代”,经济的持续繁荣使各国具备了“慷慨”地提供社会福利的能力。于是,各国改变“初衷”,扩大了社会福利的规模、项目和收益范围,“保基本”的社会福利演化为“过度”的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的实施对西欧各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提高了西欧民众( 尤其是下层民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历年的《人类发展报告》,西欧各国民众的人类发展指数一直处于全世界的前列,其生活质量与生活水平始终十分优越。另一方面,促进了社会贫富差距的缩小,提升了社会公平指数。目前,西欧各国的贫富差距在世界上是比较小的。据欧盟统计局对 21 世纪历年的统计,西欧各国的基尼系数普遍较低。以 2005 年为例: 英国为 0. 346,德国为0. 261,法国为 0. 277,意大利为 0. 328.这说明,西欧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在推动收入均等化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是有很大作用的。
西欧福利国家的突出特点是对全体民众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这种制度安排要求国家财力雄厚,有足够的财政资金维持社会福利的运转。从二战后的实际情况看,维持高福利的主要财力基础是两个方面: 一是对民众实行高税收政策,使社会福利“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二是凭借“黄金时代”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充分就业,大幅度增加政府与民众的收入。这为政府积累雄厚的财政资金提供了可能。
然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滞胀”危机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乏力,财政入不敷出。由于社会福利的负担太重,致使各国在财政困境中越陷越深。以法国为例,1974-1982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2. 3%,而社会保障费用增长率为6. 9% ; 1987-1992 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2. 4%,而社会保障支出平均增长 7%.这就致使法国长期面对财政赤字,背负巨额公共债务。
法国公共债务的利息支出,1970 年仅占一般预算支出的 4. 4%,而 2001 年高达 14. 1%,这一年仅支付公共债务利息就需 365 亿欧元。③其他国家与法国同病相怜。根据 1990 年的统计,欧共体12 国在养老金和医疗保障方面的亏空高达 7. 5亿欧洲货币单位,相当于欧共体国内生产总值的14. 5% .④如此困难的财政局面是无法长期持续下去的。
西欧福利国家最初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为何后来却陷入危机? 这是诸多因素叠加的结果。首先,西欧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颓势动摇了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社会从诞生之日起,就蕴含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这一矛盾使资本主义必然遭受经济危机的反复折磨,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然遭到不断的阻碍和破坏。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加深与激化,从根本上动摇了福利国家的生存基础,使其失去了长期存续的条件。事实上,在资本主义制度架构下福利国家只能是特殊历史条件的产物,不可能长期存在。从“滞胀”危机开始,它已经江河日下、危机四伏。这是因为,固有矛盾的累积、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生,意味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活力和生机在日益严重地遭受侵蚀。尤其是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瓦解,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西欧资本主义的“疲态”逐步显露,已不具有维持高福利制度的经济能力。有专家估计,只有经济增长率达到 4. 5% 以上,方能维持福利国家的正常运作。⑤而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的年度经济增长率一直在 2% 上下徘徊( 只有个别的两三年在 4%以上) .长期的经济低靡、日渐衰微的发展态势意味着西欧各国已经“老化”,经济活力严重不足,高福利制度的经济基础已被动摇。
其次,经济全球化恶化了西欧福利国家的发展环境。高福利模式顺利发展的外部环境是西欧经济的持续高涨和生产制造技术的竞争优势。然而,经济全球化使福利国家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其一,经济全球化“给资本以更高的自由度去寻求‘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和低廉的工资”⑥.资本的逐利性驱使各国资本纷纷流向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使西欧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支撑社会福利的经济基础遭到削弱,同时也使国内投资大幅减少,经济减速。
其二,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新兴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欧各国,不同程度地挤占了各国的商品市场。在全球竞争已成常态的新形势下,西欧各国产品的市场占有优势已不存在,而其劳动成本过高的问题却愈发突出。这无疑会削减西欧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剧西欧国家经济发展的困难。
其三,经济全球化使中等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流向西欧,不同程度地挤占了西欧各国的就业市场。与此同时,西欧国家在资本不断流出的同时,长期享有高工资、高福利的劳动者却很难向国外流动。上述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强化“强资本、弱劳工”格局,恶化福利国家的社会环境,也必然加剧国内就业压力,推高失业率,加剧福利国家的财政困难。
再次,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本身抑制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西欧各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设计缺陷。虽然它也要求个人和企业实行社会保险缴费,但它突出强调的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供给,侧重点是政府为民众提供优厚的社会福利项目。这种制度设计过于乐观地评估了西欧的经济能力,遗忘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对其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忽视了福利供给与效率原则和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衔接,“削弱了个人的进取和独立精神”,抑制了劳动积极性。
⑦有证据显示,有数以百万计的英国人安于完全靠救济度日的生活方式。每六个家庭中就有一个家庭完全依靠津贴生活,其中 4/5 的家庭没有一个人试图找工作。
⑧1985-2000 年间,除1990 年外,法国的失业率始终在 8% 以上。高失业的原因之一就在于高福利使众多不劳动者缺少积极寻求就业的生活压力。由此看来,造成福利国家危机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过度福利”的制度本身显然是抑制经济增长、影响社会福利制度可持续发展的首要因素。
此外,西欧各国的老龄化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发展的困难。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西欧各国人均预期寿命逐年延长,而由诸多复杂因素所致,各国生育率却不升反降。社会老龄化成为西欧各国的严峻现实。老龄人口的增多加剧了社会福利制度的困难。这是因为,社会福利制度(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 是建立在两代人或者三代人之间的世代契约基础之上的,是用现今在职人员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款项来支付现在退休人员的养老保险金。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的加深,领取养老保险金的人越来越多,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人却未能明显增多。由此,社会福利制度的世代契约便出现危机,并直接威胁到社会福利制度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高福利制度是抑制经济增长、导致财政危机的首要因素,因而西欧各国不约而同地开始对社会福利制度进行改革。然而,改革却使西欧各国陷入了两难困境之中。
首先,为了摆脱财政困境、增加经济活力,各国相继对社会福利制度实行改革。基本思路是变注重享受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变国家全包的“消极福利”为国家、企业、个人共担的“积极福利”.不幸的是,改革遭到民众激烈的抵制和抗议。高福利制度使西欧民众享受福利实惠几十年,高福利已成为民众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任何旨在削减高福利的改革,民众都难以接受。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在法国面临的阻力巨大。
政府的改革举措,多数都在民众的罢工、示威等抗议中夭折。1995 年,法国提出社会保障改革计划,引发了全国大罢工,朱佩被迫辞职,改革计划夭折。2003 年,拉法兰政府推出养老金改革方案,延长缴纳养老金的年限,从 37. 5 年延长至40 年。由此引发了全国性的抗议、罢工浪潮,迫使改革搁浅。为了解决青年人近 25% 的高失业率问题,2006 年德维尔潘政府推出“首次雇用合同”法案草案。规定 20 人以上规模的企业,在与26 岁以下青年人签订雇用合同后的最初两年内,可以将其解雇,无需说明原因。法案的推出引发全国民众的反对,有 30 多万学生罢课,300 万工人罢工。政府被迫放弃劳工改革法案。⑨这样的罢工和抗议浪潮在英国同样激烈。2011 年底,200 万英国民众走上街头举行全国大罢工,抗议卡梅伦政府对“退休权利的侵犯和养老金的削减”.⑩其次,为防止因民众的激烈抗议和反对而引发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政府只有放弃或暂缓福利制度改革。而维持高福利制度又使政府无法摆脱财政危机的困境。
从西欧各国的实际情况看,高福利模式的存续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困难。由于经济增长的持续乏力,高福利的财政包袱越背越重,各国政府只能依靠赤字财政和大量举债来维持。而连年不断的举债和赤字财政相叠加的结果是导致主权债务危机和财政危机,有些经济状况较差国家甚至面临政府财政“破产”的境地。据统计,2010 年西班牙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例高达 9. 2%,2011 年西班牙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量占 GDP 的 355%,失业率为 21. 29%,而青年失业率更是高达 40%.
从 2008 年到 2011 年第一季度,意大利 GDP 萎缩近 6%,2010 年意大利公共债务规模为 1. 9 万亿欧元,占 GDP 比重高达120%,私人债务和公共债务总合占 GDP 的 310%,财政赤字与 GDP 之比是4. 6% .据权威人士披露,法国 2009 年财政赤字为 1410 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 2%,远远超出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要求的 3%.其公共债务高达 1. 17 万亿欧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65% ,大大超出欧盟规定的 60% 上限。英国的情况也很严重,政府债务规模 2013 年达到 GDP 的109. 3% ,财政赤字达到 7. 1% .如此之高的债务额和财政赤字,意味着政府财政随时都有瘫痪的可能。
四、西欧国家社会福利制度的未来走向
尽管社会福利制度改革面临两难困境,但改革仍是必然的发展趋向。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变政府全包的过度福利模式为国家与个人分担的适度福利模式,变注重民众“无压力”的福利首位模式为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 其改革的基本轨迹,将是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的渐进过程,是改改停停的曲折过程,也是以“局部调整”为主要形式的漫长过程。
第一,从西欧福利国家面临的局势分析,高福利模式的不可持续已是不争的事实。高福利模式是二战后“黄金时代”的产物,而今,在经济全球化和老龄化叠加的新形势下,高福利模式使西欧各国陷入严重的财政危机、债务危机的困境之中,个别国家甚至濒临绝境,经济社会生活难以正常运转。不改变高福利模式,要摆脱困境已没有可能。对此,西欧主流社会已达成共识。众多经济学家都曾警告: “由于过度的工作保障、高额的最低工资、慷慨的失业津贴、沉重的税赋、泛滥的社会对话和工资谈判,欧洲福利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已经远远高出了市场结算水平”,长此下去,难以为继。为摆脱困境,2013 年欧盟出台了“社会和就业国家具体建议”,呼吁各国认清形势,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态度十分鲜明,大多数国家也都按照欧盟要求开始重组社保体系。
至于在改革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遭遇的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西欧化解危机的办法还是存在的。首先,社会对抗和政治危机是有弹性的。在一定的弹性空间内,社会有可能承受住政治危机的压力; 其次,改革是有弹性的。政府完全有可能边改革福利制度,边试探民众的承受程度。一旦接近社会承受边界,政府就可以暂停福利制度改革,而在此过程中,改革必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总之,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的进程以及力度是可控的,民众对改革的承受度是可控的。故而,西欧各国必然会在注意控制政治危机风险的过程中,小心谨慎地推进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第二,从西欧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上分析,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势在必行。
“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模式至今已持续 70 多年。实践反复证明: 政府全包的福利模式和“只享福利不工作”( welfare without work) 的福利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欧陆国家社会保险体制长期以来的顽疾”.真正可持续的福利制度应当是个人与政府分担责任的、有助于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激情的制度,也应当是与市场竞争机制和效率优先原则相衔接的制度。因此,改革是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转的唯一选择。在福利国家的长期实践中,西欧主流社会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上述认知。
早在20 世纪 90 年代,西欧关于“社会投资转向”和福利制度改革的呼声就不断升高,到 2000 年,欧盟出台“里斯本议程”,强调要“投资于人和发展积极、有活力的福利国家”.2002 年,欧盟又出台了“21 世纪欧洲新福利体系的报告”,并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新福利国家”为题公开出版。报告从社会投资的角度全盘规划欧洲 21世纪的新福利体系,呼吁各国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由于福利制度改革涉及民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将上述认知和共识转化为现实并非易事。在对待社会福利制度问题上,西欧社会始终处于两难的矛盾之中。一方面,各国执政精英均理性地认识到高福利制度的隐忧和“福利重新校准”( welfare recalibration) 的紧迫性,因而积极推动改革; 但另一方面,诸多民众基于既得利益的考量则不支持改革,甚至反对改革。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西欧各国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不堪重负。这为改革和政策重新定向提供了重要机遇。在严酷的现实面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性对待改革,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承受力不断增强。各国福利制度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也逐步减小。这种变化趋势决定了西欧社会福利制度改革一定会持续下去,尽管改革的过程可能一波三折或改改停停。
第三,从西欧国家的执政轨迹上分析,自“滞胀”危机发生后,西欧各国的执政者就开始进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虽时断时续,但一直没有停止。在英国,保守党领袖玛格丽特·撒切尔自1979年执政就开始福利制度改革,将“用斧子砍( 社会福利) ”视为自己的责任。工党领袖布莱尔自1997 年上台后推行“第三条道路”,强调变国家全包的福利为“促进工作的福利”.在德国,先是社会民主党领袖施罗德执政后推进社会福利制度改革,后是基民盟领袖默克尔执政后继续采取福利制度改革的措施。在法国,从希拉克、萨克齐到奥朗德也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福利制度改革。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在不断遭遇民众抗议的背景下,仍然没有终止。21 世纪以来,各国兴起了又一轮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
失业保险方面,“工作第一”成为改革的主基调,刺激劳动力市场的活跃性和提升劳动力参与率是改革的主旨。法国政府于2009 年推出“积极团结收入措施”,确保有工作的人的收入高于不工作的人,鼓励人们积极寻找工作。2010 年,英国卡梅伦政府推出“新福利契约”( A New WelfareContract) ,基本理念是实现“促进工作的福利”,对拒绝工作者给予新的惩罚,强调不积极寻找工作的人不能得到失业救济,进而使社会保障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从 34. 8% ( 1999 年) 降到33. 5% ( 2011 年) .养老保险方面,改革的核心内容是提高退休年龄和推动养老保险机制多元化。英国于 2010年推出了取消常规退休年龄( Default DetirementAge) 的计划,2013 年在政府白皮书中继续坚持这一计划。其中规定雇主不得因年龄原因强迫 65岁的员工退休,如果员工愿意,65 岁以后可继续工作。同时把女性的退休年龄由 60 岁提高到 65岁。这实际上等于延长了退休年龄。
与英国类似,法国从 2009 年起规定,如果雇员愿意,可以工作到 70 岁。2010 年 7 月法国内阁会议通过了关于退休制度改革的法案草案,将法定退休年龄每年延长四个月,从目前的 60 岁到 2018 年延长至62 岁。同时交纳退休金的年限到 2013 年将提高到 41 年。
医疗保险方面,各国改革的着眼点是防止过度医疗,节约医保开支。2004 年法国实施杜斯特-布拉奇改革,核心内容是个人承担少量医疗费用,防止过度医疗。推行 1 欧元自付固定诊疗费用,每盒药加收 0. 5 欧元,明确不予报销的实验检查项目。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征兆:
其一,无论左翼政党抑或右翼政党已形成“政治共识”: 原有的社会福利制度必须改革。正如英国学者格里·斯托克所说: “鼓励人们的依赖思想的福利国家体制,无论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已不再认可。强调权利也可强调责任,这样的一种公民身份已经成为正在出现的举世一致的意见的一部分。”改革社会福利制度已是大势所趋。
其二,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西欧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发展轨迹是: 改革-受阻-暂停-再改革-再受阻-再暂停-再改革。尽管改革常常受到民众的抗议和反对,但却没有终止。虽然每次改革都是对福利制度的局部调整,但这种调整是连贯有序、持续不断、具有叠加效应的。
其三,改革不是要颠覆社会福利制度,而是要构建多元参与的福利模式和注重激励劳动热情的工作首位模式,以便使社会福利制度能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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