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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是中央电视台、国家语委于2013年推出的大型原创文化类电视节目。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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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择“字”的文化价值及教学启示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文字,是一种很有意味的表意体系文字。它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根、生命的根,含有深刻的文化内涵,传递着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直到今天,仍有无穷的魅力,显示了强大的生命活力。
1.汉字的概述
汉字是汉族人民创造的,是社会记实和沟通的用具,直接抒发意旨,具备象征功能和审美价值,是用来记录思维认识的书写符号系统。
汉字的出现往往是因为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在奴隶制形成和国家建立以后,需要用规范而准确的文字来发布各种命令、统计各类财产、记载国家各种事情等等,以便更好地为国家统治所服务。这样以来,为汉字的产生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2.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概述
在当今信息时代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电脑或手机的智能拼音、五笔输入法来输入汉字,致使人们的汉字书写能力逐渐下降,提笔忘字、写字不规范等现象越来越普遍。
针对汉字面临的传承和书写危机,中央电视台推出了以“书写的文明传递,民族的未雨绸缪”为标语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相继在2014年推出了以“让书写在古籍中的文字活起来”为宗旨的第二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不同于以往某些节目中的作秀,呈现出来的状态非常单纯、简朴。它可以让场外的观众朋友和现场的比赛者一起参加,人人都能够通过节目学习书写中国汉字,领悟中国汉字背后的历史文化。
《中国汉字听写大会》通过听写汉字词语来进行层层筛选,最终诞生年度总冠军。每场所选取听写的汉字不同,有简单的,也有相对繁琐的。纵观两届《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所选听写的词语类别很多,主要分为以下几大类:
1. 人物类
如:【光绪】皇帝名,清德宗(爱新觉罗?载??)年号(公元1875-1908)。
【恽代英 yùn】人物名。
【桀纣 jié zhòu】桀和纣,相传都是暴君。泛指暴君。
2.动物类
如:【貔貅 pí xiū】古书里的两种猛兽,现多比喻勇士。
【虫豸zhì】小虫的通称,詈词,喻指下贱者。
3.植物类
如:【颠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花暗紫色,结浆果,黑紫色。根
和叶可入药。
【桔梗 jié gěng】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卵形或卵状披针形,花暗蓝色或
暗紫白色。供观赏。根可入药。
4.天象、地理类
如:【图们江mén】我国一条江的名称。
【日晷guǐ】古代一种利用太阳投射的影子来测定时刻的装置。
【沟壑】山沟。
5.器物、建筑类
【舴艋zé měng】小船。
【毕肖】打猎用的一种长柄网。
6.人体类
如:【髋关节 kuān】俗称胯轴子,由髋臼和股骨头组成。
【上颚(上腭)è】是一对位于上唇之后的锥状坚硬构造。
7.医用、化学类
如:【扑尔敏 pǔ】一种药物。
【矽肺病xī】病名。
8.成语类
如:【惴惴不安 zhuì】形容又发愁又害怕的样子。
【分道扬镳 biāo】指分道而行,比喻因目标不同而各奔各的前程或各干
各的事情。
9.其他冷僻词汇
如:【裂璺 wèn】器物上的裂纹。
【九省通衢qú】武汉历来被称为"九省通衢"之地,泛指武汉通向外界的交通非常便利。
这些词语,一方面能体现出汉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了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历史人物、传奇故事、风土人情、科学成就以及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爱我中华。
汉字是中国文化系统中的一个独特部分,是中国文化的物质载体和传播工具。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电视节目,我们不难发现汉字体现出了深刻的文化价值。
1.彰显中华民族的地大物博及灿烂的历史文化
汉民族的物产丰富,所走过的历史轨迹、缔造的光辉历史,大都是用汉字记
录下来的。如“鳜鱼”、“蛏子”、“桔梗”、“乌桕”等词语反映出汉民族丰富的物产;“图们江”、“婺源”、“日冕”等词语反映中华民族的幅员辽阔以及拥有渊博的地理文化知识;谱写了“光绪”、“恽代英”、“蚩尤”等汉民族历史上永垂不朽的人物传奇及创造的历史文化。
2.汉字承载着中国古老风俗文化
古代的风俗文化与我们当代的风俗文化是有差异的,有些古老的风俗文化已经消逝,很多都已被人遗忘。如:“合卺”成婚, 卺是瓢,把一个匏瓜剖成两个瓢,新郎新娘各拿一个饮酒,是旧时成婚时的一种仪式。“及笄”指的是古代女子年满十五岁可以把头发绾起来,戴上簪子,也指古代女子已到了可以出嫁的年龄。
这些古老的风俗文化有些已经消逝,但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部分,理应被后世所了解。
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这个节目,对于我们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有很大启示。主要归结为以下几点:
1.识字与写字教学要做到字音、字形、字义三者相结合
在《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中,某些参赛学生只知字音,不知字形、字义;只知字义,不知字音、字形;只知字音、字义而不知字形;字音、字形、字义都不知。这种种现象就造成了这类参赛学生往往写错别字,甚至是不会写所听写的字。因此,在教学时切忌将字音、字形、字义孤立开来,应该在识字与写字教学过程中将字音、字形、字义三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2.引导学生关注中国历史文化
汉字是基本的交际工具,中学生掌握3500个常用汉字是基础,但是这对于传承中国历史文化是不够的,还需要突破这种限制,跳出语文课程标准中所规定掌握的汉字词语,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汉字词语的意思,更多地了解一些文化知识。通过《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引导学生关注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文字和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通过那些消逝的汉字词语以及文化知识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并传承这种历史文化。
3.基础教育不应过分重视生僻字
综上所述,汉字听写大会“选字”,一般偏向字形比较复杂,与现实生活较远,能体现历史文化积淀或记录先民历史生活痕迹汉字或词语,在一定程度上折射汉民族拥有的天文地理、人物故事、风土人情、以及生产生活方式,让后人铭记不忘历史,传承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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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院校语文课改的另一结果是任务式教学法被广泛运用,教学效果的展示更关注学生的听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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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提高技工院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2013年暑假,中央电视台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办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节目在央视首播。该节目一经推出,关于汉字书写能力的热议迅速占据了各大媒体,普通百姓、学者、媒体纷纷惊呼,在21世纪的今天“提笔忘字”的现象已经不胜枚举了。与“听写大会”的参赛选手相比,技工院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更令人忧虑。翻看毕业班学生提交的《毕业生推荐表》,错字连篇、字迹潦草、笔画不规范的情况比比皆是。技校生汉字书写能力的缺失,已成为技工院校教育工作者面临的一大问题。
职业素养是职业人在从事某种职业时所须具备的综合素质。从“冰山理论”视角看,职业素养可看成是一座冰山,其中有1/8是属于显性职业素养,余下属于隐性职业素养。正是这7/8的隐性职业素养决定、支撑着外在的显性职业素养。
汉字书写能力属于技工院校学生的隐性职业素养范畴。正确工整地书写汉字彰显着技校生良好的职业态度、职业情感和职业道德,是学生通过书面交流直接有效地解决工作问题的基本保证,是他们迈向社会顺利进行生活交往、工作交往、人际交往的必要条件,也是形成终身学习能力和提高就业竞争力的基础。
2013年9月,笔者围绕着“技校生汉字书写状况”在某国家级重点技工院校进行了2项调研。
第一项为实地调研。统计学生上课带笔的情况。在教学楼随机选取50名学生进行抽查,其中13名学生上课没有带笔,所占比例为26%。
第二项调研――随机抽取5个专业40名学生的书面作业进行“汉字书写能力”的分析。每一份作业文字量约为150~200字左右,来自3门不同的学科,分别是道德法律与经济常识、应用文写作和秘书写作。具体情况详见表1。
此次统计呈现如下特点:一是汉字书写准确率与学生学历高低无明显关系;二是文秘会计专业汉字书写准确率高于其他专业,机械专业汉字书写错误率高于其他专业;三是女生汉字书写准确率高于男生;四是书写错误主要是别字错误,错字错误少;五是语言不规范,书写错误受地方方言(粤语)影响,如使用“泊车”一词。
种种迹象和数据表明,技工院校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现状确实令人堪忧。究竟造成技校生上述状况的原因何在呢?
(一)课程标准与实际执行的严重脱节
《技工院校语文课程标准(2010年版)》第二部分“课程目标”有这样一段叙述:要求学生在初中识记3 500个常用汉字的基础上,理解并掌握文章中生字、生词的音、形、义,重点掌握词语的识记与使用,不断积累词语识记的数量和正确运用词语的经验。 但在技工院校语文类课程的实际教学中,这种对中国汉字掌握的要求未能真正贯彻落实。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语文课时被压缩
技工院校的办学目标是培养能满足就业市场需要的实用型人才。因此,更强调专业课程的学习,更关注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引下,虽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曾发函要求技工院校“确保各公共课课时和教学内容保质、保量完成”,并随函附上语文课设置方案及相应课时,但能真正执行的技工院校很少。更普遍的情况是,弱化公共文化课程,语文课时被大量压缩,见表2。
压缩课时的结果显而易见――承载汉字书写能力培养的课堂无法得到保证,对中国汉字形、声、义的理解、识记及运用更无从谈起。
2.语文课程被整合
随着教改工作的逐步推进,不少技工院校越来越重视学生职业核心能力的教育与培养。在部分技工院校,语文、数学、德育等独立的公共课程被重新整合为“自我学习”、“与人合作”、“与人交流”、“职业方法能力”、“职业社会能力”等相关课程,汉字书写的阵地日渐萎缩。
3.语文课堂变成“说”的课堂
技工院校语文课改的另一结果是任务式教学法被广泛运用,教学效果的展示更关注学生的听说能力。公开课上,听课者常常会因为学生课堂上的精彩表述报以热烈的掌声,却很少因书写而赞不绝口。与分组讨论、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环节相比,书写汉字甚少出现在技校语文课改的课堂上。即便偶尔需要学生在黑板上展示,教师的关注点也会集中在内容上,而非汉字的正误,甚至允许使用拼音代替汉字。一节课下来,学生真正握笔书写的时间寥寥无几,语文课堂几乎没给汉字留下可以容身的空间。
(二)科技进步的产物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计算机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技校学生的就业能力,劳动部门专门规定,要求技校学生须取得计算机办公软件中级证方能毕业。汉字书写方式从笔尖到键盘,这种变化对技校生汉字书写能力无疑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
1.汉字输入法正逐步削弱学生的书写能力
目前,汉字输入法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走“形”路线的五笔输入法,一类是走“音”路线的拼音输入法。五笔输入法是根据汉字字形结构设计的,虽然保留了汉字的传统文化,但使用时需拆字、背字根,学习难度较大。相比之下,技校学生更愿意选用好学、易记的拼音输入法。但由于拼音输入法要求使用者只需记住字的读音即可,致使使用拼音输入法的技校学生经常提笔忘字。
2.不少技校生认为,人类已经进入飞速发展的信息时代,执笔写字一来费时麻烦,二来与时代脱节,沟通交流只要会敲打电脑键盘即可,无需规范书写,甚至觉得提高书写能力是多此一举。 (三)教师贯彻不力
随着技工院校软实力竞争的加剧,不少学校不断拓宽技校教师的来源渠道,从社会上、行业里、企业中广泛吸纳优秀人才。从这些渠道吸纳的这类人才实战经验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但也或多或少存在汉字书写能力较弱的短板。同时,技工学校普遍认同这种观点――“书写就是语文老师的事情”。因此,不少非语文学科的教师不注重汉字书写。此外,随着多媒体设备的广泛使用,教学课件大有取代板书之势。越来越多的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上课时不习惯板书,在学生作业、测验以及考试批改中不注重培养学生书写的习惯和能力。技工院校学生汉字书写能力的高低取决于技校老师的汉字书写水平。教师应尽到提醒学生规范书写的责任,更应该重视发挥自身的表率作用。
(四)评价体系尚未完善
技工院校对学生的职业素养评价体系具有鲜明的职教特色,但尚未完善。以广东省为例,不少技工学校已建立了教师、学生、家长、企业、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以职业资格为标准、以企业需求为目标、以职业能力为核心的立体式评价机制。但汉字书写能力并未被纳入学生的职业素养、文化素养、个人素质评价标准中。
在考试中,只有在语文试卷上出现错别字才会给予扣分处理。技工院校其他课程考试只要答对要点即可,汉字规范正确与否不在考量范围。这种考核评价标准常常导致其他学科的教学不关注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
国家已颁布《简化字总表》、《现代汉语通用字笔顺规范》等法规,对现行汉字确立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但如何把汉字的规范和标准与技工院校的评价体系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提高技校生的职业素养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社会上文字使用不当
现在,错字、别字、不规范用字的现象随处可见。例如“招聘”写成“招骋”、“严禁倒垃圾”写成“严禁到拉极”、“刮痧”写成“刮莎”、“摩托车”写成“么托车”等。
打开网络媒体或是使用微信、QQ、飞信等软件聊天,错别字、谐音字、不规范的繁体字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愈演愈烈,如“妹子”写成“妹纸”、“非常”写成“灰常”。这些错误的文字表达在网络中广泛传播,无疑给技校学生正确书写汉字带来不良影响。
随着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的推行,全国各地全日制技工院校招收的农村学生比例显著提高。在义务教育阶段,多数农村学校由于资金、教学管理、师资等方面原因并没有严格按照课程标准开设书法课,导致部分学生在入学前汉字书写水平不高。而到了技校阶段,语文教学中对汉字的书写要求又无法加以巩固和提高,致使更多学生汉字书写水平裹足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书写汉字教育的断层出现在技校阶段,所以加强技校阶段学生汉字书写规范教育尤为重要。
(一)提高思想认识
培根在《习惯论》中提出“思想决定行为”,毋庸置疑,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和动力。有正确的思想才有正确的行动,有积极的思想才有积极的行动。
我们的祖先从最早的结绳记事开始,就对文字有着深厚的感情。汉字在几千年的演变中记载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积淀着祖国的传统文化。同时,汉字具有很强的工具性,它可以展示自我、传递信息、反映事实、解决工作问题。从某个层面上来说,汉字书写体现着个人的素质、职业素养和发展潜力。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要责无旁贷地肩负起这个重担,积极提高技校生对正确书写汉字重要性的认识。在课堂上,教师要结合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专业发展、实际工作应用以及个人晋升途径等方面,强化技校生对汉字书写的重视。
(二)唤起学生对汉字的敬畏之情
世界上使用汉字的国家除了中国,还有日本。在百度上输入“日本”、“中文”或“汉字”等字样时,屏幕上会迅速弹出“日本人对中文顶礼膜拜”、“当日本年度汉字书写成为一道风景”等标题。2013年8月18日《法制日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寻找键盘上丢失的文字》的文章,该文章介绍了日本人对书写汉字的重视程度。在日本人眼中,短信等现代电子通讯手段只是电话的替代品,表示尊重、祝福的语言仍需要手写。在日本,很多人以会书法而自豪,每年都会选出用毛笔书写的“年度汉字”。此外,日本还组织专门的“汉字能力测试”,该测试分为10个级别,从4岁幼童至94岁老人均可参加。
比较而言,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反思,并努力找回对汉字书写的崇敬之情。只有怀着一颗对汉字的敬畏之心,才能从更深的层面上帮助技校学生重新确立汉字书写的重要位置,更好地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
(三)形成良好的教育环境
让技校生正确地书写汉字是一个系统问题,不应简单地停留在语文教育上,应该成为全体教师的职责。
首先,营造汉字书写氛围的校园文化。在教学楼、实训楼、大师工作室、图书馆、课室等重要位置悬挂用规范字体书写的校风、校训、教风、学风等标语;注重板报文化建设,让每一面板报都带给学生“规范汉字书写”的熏陶和提示;还可以让学生参与校园各类标志牌的书写工作,并定期举行“消灭校园错别字”的活动。良好的校园环境既提升了学生对规范书写汉字的意识,也培养了学生写字的兴趣,又能让学生感受到温馨和谐的校园文化。其次,加强规范书写汉字的宣传力度。在校内设置书法展示专栏,定期开展汉字书写作品展――教师板书展示、优秀教案展示、学生作业展示、师生书法联展等活动,让学生逐步建立以书写汉字为荣的观念。
(四)提高教师的书写水平
能否正确规范地书写汉字,教师须言传身教,做好示范表率作用。在汉字正误方面,语文教师对涉及专业方面的汉字不太确定时,要查阅字典、参考书,对错别字坚决做到“零容忍”。教师认真书写的态度时刻影响着学生,他们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模仿教师,进而让“正确书写”这一观念深入到学生的心中。
此外,要注意从教学层面上营造正确书写汉字的学习氛围。例如,举办板书比赛,促进和提高教师的汉字书写能力;把规范汉字书写贯穿在教师备课、板书、批改作业的全过程中;在平常作业点评中,教师要及时表扬书写正确的学生同学,并给予分数上的鼓励;还可以组织有书法特长的教师给学生开展个性化艺术活动,让师生共同成长。总之,注意从方方面面给学生指导示范,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到教师的书写魅力。 (五)构建职业准入制
制度的保障力度远远要高于思想觉悟的力度。可以仿效日本的做法,构建汉字书写能力的职业准入制,按照不同的职业要求设置级别不同的职业门槛。例如,对文秘专业或技师层次学生的汉字书写能力要求高一些;对汽车维修中级工的汉字书写能力要求相对低些。
书写能力的职业准入制一旦建立健全起来,将迫使技校生自觉强化学习。同时,技工院校也可以将规范书写汉字作为考核评价教师的一项标准。
中国人历来讲求书品、人品的和谐统一。练字就是练人,学写字就是学做人,提高汉字书写能力,就是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这一过程终将会使技校学生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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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汉字教学改革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语国际推广背景下的汉字教学改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中国国际地位快速上升,世界各国人民越来越希望了解中国,汉语热正在世界各地悄然兴起,如何利用这一热潮,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传播的步伐,如何进一步扩大汉语和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属于非汉字文化圈,在这些国家推广汉语的一个比较突出的阻碍就是汉字教学。在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眼中,汉字优美而古老,但是其结构复杂,犹如天书,汉字的难学难记,导致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学习汉语时浅尝辄止,往往停留在初级水平,很难跨越中级,甚至因为对汉字的畏难情绪而彻底放弃汉语的学习。“汉字难”成为“汉语难”的主因,这严重影响了汉语在非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推广。为了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依托汉字认知研究、心理学研究的成果,改革汉字教学方法和教材,充分展示汉字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兴趣,使汉字成为推动汉语及文化传播的动力,而非阻力。
本文讨论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初级水平学生进行汉字教学时应采用的教学模式以及编写相应教材时应注意的原则和策略。
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是记录汉语时具有形、音、义三要素的最小自然结构单元。正由于汉字这样的特点,不管是在国内还是海外,汉字难学难记的观念根深蒂固,汉字教学也历来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方面。
非汉字文化圈学生在学习汉字时,往往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收效并不理想,于是他们对汉字产生畏难或排斥情绪,究其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学生自身认知模式和现行的汉字教学模式。
认知方面,神经语言学研究认为,人脑的语言功能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位于前脑的“布洛卡区”另一个是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汉字阅读的主要区域是布洛卡区,而拼音文字阅读的主要区域在威尼克区。非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与汉字文化圈学生的认知模式不同,威 尼克区的记忆主要靠听说。对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来说,习得汉字需要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而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习惯于利用威尼克区的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张必隐,1992)。因此,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在学习汉字时,缺乏方块模式概念,往往出现偏误。曲凤荣(2012)将这种偏误概括为四种:部件偏误、笔画偏误、结构混淆、音同或音近造成的偏误。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其拆字、组字能力较差,对汉字本身的字义理解能力较差,进而影响到以字组词能力和阅读理解能力。
此外,国内普遍采用的汉字教学模式并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目前,国内的大学一般不开设独立的汉字课,或者即使有汉字课,也是依附于综合课的,也就是张朋朋(2007)所谓的“语文一体”“语文并进”模式。“语文一体”是指在教材编写上语言材料用文字来书写。“语文并进”是指在教学方式上一边教“语言”,一边教“文字”,“语”和“文”同 步进行。这种教学模式不区分“汉语”和“汉字”,认为“汉字”包含在“汉语”之中,因此,只提“汉语教学”(张朋朋,2007)。即“说什么话,教什么字”,也就是文字教学服从语言教学。这种模式的缺点是:1.对于初学汉语的学生,识记汉字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从而限制了听说课的进度,降低了学生的成就感和自信心;2.教材中所出现的汉字是杂乱无章的,学生一开始就面对“您”“谢”“起”等复杂的合体字,使学生觉得汉字难写、难记,仿佛“天书”一般, 一开始就对汉字产生了畏难情绪,甚至影响到汉语学习的兴趣;3.由于汉字教学没有把汉字作为一个有规律、有理据的组合系统来教,学生对汉字的部件、结构、理据性了解不足,影响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灵活运用能力,以及自学汉字的能力;4.汉字教学受“词本位”影响,学生在学习时总是以词为整体,缺乏语素概念,不注重对每个汉字意义的深入了解和学习,制约了“以字构词”的能力,进而影响学生的阅读能力。
现有的教学模式完全不适应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我们为了扩大汉语的传播范围,加快汉语的传播步伐,必须针对教学对象,同时结合汉字的特点,改革汉字的教学模式,并编写相应的教材。
针对非汉字文化圈的学生,初级阶段可以采用“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关于“语文分开”的模式,前人已有过讨论,如崔永华(1999)、赵金铭(2011)主张“先语后文”,张朋朋(2007)主张“语文分进”等。笔者赞同“语文分进”的教学模式,认为汉语学习的起步阶段就应该开始汉字的认读和书写训练。
佟乐泉(1997)也指出“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学习汉字有时可以成为学汉语的重要依托,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以文带语’……如果能够在学汉语时通过视、听两个通道同时接收到汉字的符号和汉语的声音,就有了互为联想线索的便利”。所谓“语文分进”是指“语言教学”和“文字教学”分开进行,分别使用不同的教材和教法,教授独立的内容。
语言教学是教普通话的听说能力,汉字教学是教中文的汉字读写能力,二者相对独立(张朋朋,2007)。其具体做法就是分别设“汉语课”和“汉字课”,根据汉语教学和汉字教学的特点分别编写独立教材。“汉语课”利用拼音教授基础会话,使学生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一定的听说能力,这既提高了他们学习汉语的信心,也为今后学习汉字打下了基础。
汉字课不再依附于口语教学,自成体系,根据“由简到难”的原则选取常用的、构字能力和构词性强的汉字进行教授。主要教授汉字的“部件”及其构造规律,介绍字形结构及其理据性,教学时采用“认写分流,多认少写”的教学方法。消除学生对于汉字的负面情绪,使学生形成“部件意识”,学会分析汉字结构,并初步了解汉字“音义”的组合规律。教授汉字的同时,给出1~2个由该汉字组成的典型的、常用的词语,加深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
当学生掌握了基础的日常会话,并且识字数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再回归“语文合流”的模式。在这个阶段,学生对汉字字形已有认识,汉字教学从字形转向字义,立足于“字本位”原则,通过“以字构词”的方式,将被动的因词而记字转变为主动的因字而组词,使字的记忆变成一种在理解基础上的扩展和生成过程。这一方面加深了学生对汉字的理解和记忆,另一方面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提高了学生的阅读能力。这个阶段主要教授汉语课中已经出现的汉字,以精读课词汇表中的汉字为基础,结合字形、字义、构词特点,围绕核心字(有笔画、部件、结构上的典型性和类型性,便于扩展联想出其他的字)适量扩展,以达到核心字反复出现的目的(王汉卫,2007)。这样,汉字不再是汉语学习的“拦路虎”,反而有助于学生对词语的理解,成为汉语学习的助手。
采用新模式进行汉字教学时,要注意以下几点原则:
(一)注重认写分流,多认少写。
江新(2007)曾通过实验验证了“认写分流、多认少写”教学方法的成效。通过实验对比,她发现增加认读量、减少书写量,遵循了汉字学习的规律,既减轻了学生的记忆负担,又能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因此对提高识字效率有显著效果。
(二)注重部件教学。传
统的笔画教学过于分散,不利于汉字识记和运用。基于“多认少写”原则,利用汉字的可分析性和部件的音、形、义特征提高识记汉字的速度和质量,通过训练学生拆字能力,培养学生自学新字的能力。费锦昌(1996)认为“部件是现代汉字字形中具有独立组字能力的构字单位,它大于或等于笔画,小于或等于整字”。崔永华(1997)基于心理学假设“汉字拆分出的记忆单位越少、可称谓性越高、含义越明确,越利于记忆”,论证了利用部件进行汉字教学的可行性,并提出了教学原则:注重独体字教学、注重对比分析、注重结构教学。
(三)注重提供汉字的使用语境。
徐彩华(2010)通过试验证明,频率是汉字学习中最大的影响因素,贡献量达到15%~31%左右,而其他文本因素(如笔画数、声旁规则等)均在5.5%以下。学习者身处外国,从“零”开始,汉字课堂几乎是他们全部的“汉字时间”,如何增加学生接触汉字的频率?课堂提供的使用汉字的语境至关重要。语境包括所教汉字组成的词语、短语。随着所学汉字量的增加,可以编写句子、短文,这不仅增加了汉字复现率,巩固了学生对所学汉字的记忆,而且“以字构词”的方式,扩大了学生的词汇量,学生在增大识字量的同时提升了阅读水平。
(四)注重汉字的复现率,避免“前学后忘”:
对外汉语教学界相关研究也表明,汉字的出现频率和复现率与汉字认知有显著正相关,当汉字复现率达到24次左右时,外国留学生对汉字音义识记的正确率为69%。在目前的对外汉字教学中,汉字的复现率还远远不够,这就要求在课堂教学中尽可能提高汉字的复现频率。(梁焱,2012)
新的教学模式的实施,依赖于相应教材的编写,下面谈谈根据“先语文分进,后语文合流”教学模式,编写初级阶段汉字教材时应采用的策略。
汉字教材的主体是汉字的选取与排序,所教汉字是否实用、排列是否合理,决定着教材的质量和成功与否,目前市场上的汉字教材,虽然选字都是来自汉字大纲、或根据频率统计,但是排序显得比较随意,特别是前后内容之间缺乏关联性,导致学生常常前学后忘,从而丧失学习兴趣与积极性。在体例上,虽然有的教材给出了字源解释,或者给出了该字组成的词语,但是词语往往没有注意选择常用的、学生已知的或便于记忆的,这徒增了学生的记忆负担,而且仅给出词语,在汉字的复现率和强化记忆方面作用有限。在练习方面,目前的教材都不注重练习的设计,练习量少,并且题型陈旧,无法起到强化练习的目的。以下就上述方面给出一点建议。
(一)汉字的选取与排序
1.从简到难:基础阶段的汉字教学,目的是帮助学生了解现代汉字系统的基本面貌,为日后的后续性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该阶段的汉字选取应结合汉字的难易度和常用度,可以按照以下类型和顺序进行教学:(1)构字能力强的独体象形字,比如:人、木、水、心等;(2)常用且理据性较强的会意字,比如:好、美、休等;(3)构字能力强、表义度高的常见形旁,比如:亻、氵、艹、讠等;(4)声旁简单、表音比较准确的形声字,比如:妈、们、请等。
2.关联性:每一大类中汉字的组织必须合理,可以根据不同的线索对汉字进行分组和排序。开始的时候可以采用根据“语义”进行分类,比如教授象形字时,可以分为动物类“马、牛、羊、鸟、鱼、虫”,自然现象“日、月、云、山、水、木、目”等;或形似字,如“人、从、众、大、太、天、夫”。随着识字量增加,逐步过渡为由部件、形旁以及结构作为分组线索,如按照形旁组织“江、河、海、湖”,按照声旁组织“青、晴、情、请、睛”。无论采用哪种线索,目的都是保证每次学习的字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使学生不孤立地识记汉字,而且习惯把具有联系的汉字放在一起记忆,如具有相同形旁或声旁地汉字,有助于学生建立其心理字典。
3.以旧带新:进行下一部分汉字教学时,基本上应以上一部分的汉字为基础,循序渐进,以旧带新地教授新的汉字。比如象形字部分我们教授了“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可以教授“本、未、末、林、森”,这样既巩固了以前学习的汉字“木”,又容易使学生掌握新字。
4.理据性:在象形字部分我们学习了“人”和“木”,在会意字部分我们学习了“本”,因此在教授“单人旁”的汉字时,可以告诉学生“人倚靠在树旁休息”“人的根本是身体”,这样学生很容易记住汉字“休”和“体”,使汉字学习高效而有趣。实施这一原则的关键在于,选择教授的汉字时,必须是构字能力强的常用字。
(二)
练习的编写
1.认写分流:
在编写练习时,减少传统的抄写或听写练习,增加认读练习的同时,可以让学生在课后使用拼音输入法用电脑打字,增强学生对于汉字的敏感度及辨析力。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时,还可适当设置一些写作练习,从句子到短文,如让学生用电脑写作“一天的日程安排”。
2.汉字教学与阅读训练相结合。
随着识字量的增加,利用所学汉字编写简单的短文,未学过的汉字加注拼音。在教材中定期出现短文阅读,一方面可以复习所学的汉字,另一方面培养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学习汉字的最终目的是为了阅读和书写。
3.循环性。
学生识记汉字的最大障碍就是因为缺乏环境而导致前学后忘,因此在编写练习时必须注重汉字的循环复现,为学生提供足够的汉字复现率,帮助学生巩固、记忆以前学习的汉字。在编写练习时,可以根据已经学习的汉字,定期为学生总结一些汉字规律,或者把散落在各单元中但是具有相关性的汉字组织起来,以不同的线索再次呈现在学生面前,以达到强化记忆的目的。例如,可以定期复习已经学习过的同音字,如“做、作、坐、座”,或者复习含有相同部件的汉字,如“门、问、间、闷、闻”等,同时比较这些汉字的使用区别,帮助学生建立起已学知识点的关联性。知识点间的关联度越高,记忆越清晰、越长久。
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以往的教学模式和教学经验不再适应新形势下的教学需求,为了进一步加快汉语国际推广的步伐,我们必须对汉字教学进行改革。近年来,这一领域越来越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不少学者已经提出了优秀的改革建议,但是如何实施这些建议,如何根据改革建议编写新型的汉字教材等工作仍然亟待完成,仍然需要更多的人为之努力。
本文曾在“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第十届年会暨首届汉语国际传播学术研讨会”(2012年10月13日至15日,上海同济大学)上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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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语言文学论文: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
汉字性质问题是汉字学以及普通文字学的核心课题。现代汉字学诞生伊始,有关研究即被提上议事日程。1908年,章太炎发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以“象形”与“合音”区分中西文字论析彼此短长[1],实际上已涉及对于汉字性质的考量。上世纪20年代,沈兼士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字形义学》,认为汉字中“象形、指事、会意各字”皆属“意字”即意符文字,汉字中“形声字”皆为“音字”即音符文字[2],则直接表达了对于汉字性质的研判。
以下事例说明,该课题百年来一直备受关注:其一,自从现代汉字学诞生,我国文字学和语言学著作大多都要论及汉字性质;其二,在中国知网上,1959年以来含有“汉字性质”字眼的期刊文章多达954篇,1989年迄今含有同样字眼的硕博论文多达482篇。汉字性质问题之所以始终保持“相当炽热的状态”[3],全因为它不仅涉及汉字的历史描述和教学设计,涉及汉字的功能评价和政策制定,而且涉及文字类型学理论建设和文字演进规律探讨,涉及文字与语言、文字与文化关系的诠释。经过学界百年来的不懈努力,尽管歧见依然存在,但有关研究不断深化则是应予肯定且令人欣慰的事实。
在以往的有关研究中,学人大多将精力集中于知识性讨论,对于方法论(methodology)则关注不够。唯物辩证法认为方法重于知识:方法错了,即便侥幸获得正确知识,这知识亦缺乏足够的学术含量和应有的社会影响;方法对头,即便暂时与正确知识失之交臂,但终会走向成功,并将充分发挥所获知识的积极作用。笔者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应当重视方法论。本文有关汉字性质的讨论将以此为指导。汉字性质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甚多,限于篇幅,本文只谈两点:(1)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2)立论基础单位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本文所谓方法论主要指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方法的审视、阐释和评析。
对于汉字性质研究来说,以何种文字单位作为立论基础乃是需要首先明确的问题。索绪尔认为汉字属于“表意文字”[4],布龙菲尔德认为汉字属于“表词文字”[5],赵元任认为汉字属于“词素文字”(亦即后文所谓“语素文字”)[6]142,三位学界泰斗虽然看法有别,但都是通过对“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7]的考察而立论。王伯熙明确表示,不同“独立符号”记录不同语言单位,由此显示出不同“符号系统的性质”,汉字性质研究应当以此为基础。
苏培成亦曾就汉字性质研究的立论基础单位多次发表意见。他说:“确定一种文字的性质,要根据这种文字的基本单位记录的是什么样的语言单位。”[8]“文字的基本单位指的是文字体系中能和语言成分相对应的最小的单位”,“根据文字基本单位的理论,汉字里的基本单位是一个个的单字,而用来和它对比的拼音文字的基本单位应该是一个个的字母,而不是一个个单词。”[9]王伯熙和苏培成的说法不尽一致,基本观点则如出一辙。
王伯熙所谓“独立符号”、苏培成所谓“文字基本单位”,其实早已有了相应术语,即“字符”。维基百科指出:“字符(Character)是一个信息单位。……简单来讲就是一个汉字、日文字、韩文字……或是一个英文、其他西方语言的字母。”[10]笔者以为,既然已经有了相应术语,就不应让它闲置。何况与“独立符号”、“文字基本单位”等表述相比,“字符”说法更便于理解和使用,在汉字性质研究中,学界应充分利用“字符”术语的优长。
有比较才有鉴别,文字性质的研究离不开比较法的运用。一直以来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世界,有关比较都是以字符为基础。但近年来不断有人质疑,认为将字符作为比较基础有问题,因为中文汉字与西文字母缺乏可比性。他们主张比较应坚持对等原则,鉴于形音义俱全乃一切文字共同特征,他们认为比较应以形音义结合体为基础。据此他们提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英文属于表词文字。[11]对于以上新说,笔者颇为怀疑。
这不仅因为“从来不会错”(Chao can never be wrong)的赵元任明确指出,在目前通行的成熟文字中,就所标记的语言单位尺寸看,语素文字乃为上限[6];以及因为以拉丁字母为构字元素的英文已有上千年历史,其间从无英文使用者认为自己使用的是表词文字;更因为根据“对等原则”,被比较文字除了必须所指层次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语音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义结合体为所指,同时必须所指等级相同,亦即或者都是以音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音节为所指,或者都是以语素为所指,或者都是以单词为所指;而上述新说是基于标记语素的中文形式与标记单词的英文形式的对照,亦即基于不对等比较而提出;更因为接受新说则须认为中文能够标记语素不能标记单词,英文能够标记单词不能标记语素,这样的新说实在难以让人心悦诚服。
为什么有的学者将“对等原则”视为圭臬而实践中却不能坚持?这一方面因为在汉语中语素是最重要且最显眼的语法结构单位,在英语中单词是最关键且最醒目的语法结构单位;另一方面,因为前述现象不仅为新说提出者所注意而且强烈左右着他们的知和行,于是为考察文字性质而进行不同文字比较时,鬼使神差地将记录汉语语素的中文形式与记录英语单词的英文形式等量齐观,以致偏离了自定的“对等原则”。
前面谈到不少学者认为植根字符的文字比较不合逻辑;而在笔者看来,以上批评缺乏根据。比较确实是有条件的,《墨子》所谓“异类不比”便是就此而言。同类与否如何鉴别?《墨子》云:“有以同,类同也。不有同,不类也。”意思是鉴别是否同类主要看有无共同点。这可谓中肯之论。惠施曰:“万物毕同毕异。”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庄子》)以上说法亦为学界普遍认同。
缘上以观,同类与否并非由客观现实――包括客观上的对等不对等――所决定,而是由主观认知所决定;因为基于特定观察方式可以在任意两个事物之间找到共同点并可据此将其视为同类,从逻辑上讲在语言文字范畴中可以任取两方并将它们作为同类成员看待。我们已经知道,赵元任等学术大师关于汉字性质的观点是通过对中文汉字、日文假名、英文字母等不同字符的比较而形成,上述字符均属“记录一定的语言单位时不能再分析的……独立符号”,既然具有共同点自然可以视为同类,也就自然可以拿来相互比较。所谓前述比较“不对等”(郑振峰语),“存在着严重的层面错位问题”(胡华语)等等,有关质疑失之偏颇。
为什么对于“表意文字”说法具有较大影响的解释并无硬伤而批评者仍不肯放过?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表意文字”说法容易造成误导。我们以为因此将其根本否定似乎过于较真。通过前面的回顾大家已经知道,“表意文字”是个国际通行且使用有年的学术用语。吕叔湘曾就术语问题作过专门论析,指出新旧术语各有利弊,取舍上并无非此不可的道理。
[30]萨丕尔亦曾告诫说,语言并不是“一部完善的表达概念的机器”,要求它没有“漏洞”那是不现实的。[31]众所周知,语言运用离不开语境,任何语义必须借助语境帮助才能实现。语境乃制约语义传释的各种因素的集合。接受者对于语义的理解需遵守“合作原则”(Cooperative Principle),注意表达者所处语境,领会其意指所在。综上所述,尽管尹斌庸等先生的有关批评未尝无助“表意文字”理论的完善化,但因为担心误导而欲将其打入冷宫实属矫枉过正。(2)
在审视对于字符内部关系的两种观察角度时,我们将不赞成“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说法的观点拿来讨论,其实是“言在此意在彼”,因为它主要不是为了维护前述术语的称谓方式,而是旨在说明“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观察角度都不可或缺。
根据语言类型学理论,某些文字类型之间存在着双向“蕴含共性”(Implicational universals):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语素文字”、“音节文字”、“音素文字”、“语素-音节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语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其中的“音节文字”、“音素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表音文字”,其中的“语素-音节文字”必定同时属于“意音文字”;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表意文字”、“表音文字”、“意音文字”等文字类型,其中的“表意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文字”,其中的“表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音节文字”或“音素文字”,其中的“意音文字”必定同时属于“语素-音节文字”。
这是否意味从两种角度说明文字性质并无必要?不是!道理首先在于:我们是通过两种观察角度的研究,方才发现基于对应关系和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两种文字类型之间的蕴含共性;而不是根据蕴含共性,由基于对应关系建立的文字类型推导出基于联系方式建立的文字类型,或者相反。道理其次在于:前述蕴含关系并非一对一,以致我们有时并不能根据蕴含共性而由此知彼,例如由于“音节文字”和“音素文字”均属“表音文字”,在已知某种文字属于“表音文字”的情况下,我们并不能推知它究竟属于“音节文字”还是“音素文字”。
道理还在于:前述蕴含共性高度抽象,管粗不管细。例如它只能告诉你,如果某种文字属于“语素文字”那么必定同时属于“表意文字”。但它并不能进而告诉你,这种“表意文字”的字符是出于何种动因和通过何种方式完成自身构形。弄清字符构造理据乃是认识文字性质的重要途径(详见另文),而蕴含共性并不能在这方面提供具体帮助。总之,对于汉字以及其他文字的性质研究来说,“对应地看”和“联系地看”这两种角度无法彼此替代,必须同时加以利用。
虽然对于科学研究来说方法与知识为互动性因果关系,但多数场合是方法决定知识。正确的方法决定正确的知识,错误的方法决定错误的知识。在正确方法与错误方法同在的情况下,所获知识也就自然是鱼龙混杂。对其加以清理不可就知识说知识,而应当从清理方法入手。汉字性质是一种客观存在,尽管因为汉字性质研究可以多角度切入因而可以允许多种判断并存,但在角度相同的情况下出现两种甚至三种、四种结论,则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根据抓纲带目的原则,本文从方法论入手进行方法上的清理。
在前面的讨论中,对于主张在“对等”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字比较的做法,对于否定汉字性质研究可以从不同角度切入的做法,对于追求汉字性质表述天衣无缝的做法,给予了证伪,从而支持了曾为不当方法贬损的正确结论,动摇了建立在不当方法之上的似是而非意见。在以上讨论过程中,笔者通过摆事实讲道理,对于认为汉字属于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判断给予了肯定。但仅仅根据以上论析,要让前述判断稳稳站住,显然不够。在有关汉字性质研究方法论的新稿中,我们拟通过更为全面深入的讨论证明前述判断的合理性。但愿有关尝试对于化解汉字性质研判异说纷呈局面,对于推动汉字学乃至文字学理论建设,多多少少有所贡献。
注释:
(1)显然在吕先生看来,具有“形”和“音”乃“字”或“文字”决定性特征。笔者高度服膺这观点。因为如果确定只有形音义俱全的字符方可称为“字”或“文字”,那么中文用于记录连绵词和音译词的没有独立意义的单字将被连带地排除于“字”或“文字”范围之外。相信任何汉字使用者都不会认可这做法。
(2)当然,还有人不赞成“表意文字”说法乃是看重汉字字形中的表音成分,认为应当将它定位为“意音文字”。因为有关讨论并非三言两语可以打住,更因为有关讨论涉及汉字性质研究的其他方法论,具体地说涉及对于立论基础单位其他观察角度的方法论,笔者拟另文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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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教学大多集中于小学低、中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周围的事物容易产生好奇心。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师应多从培养兴趣的角度启发学生学习汉字。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从汉字听写大会看未来识字写字教学语言文学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希望能够够帮助到大家:
从汉字听写大会看未来识字写字教学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各种输入手段的普及,我们手写汉字的能力在不断地下降。很多人都经常碰到在电脑、手机面前能输入自由,然而一旦拿起笔遇上某个字时却卡壳的现象。
央视2013年8月2日开播《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录制过程尴尬不断。现场竟只有30%的成人将“癞蛤蟆”这个著名动物的名字写对,而“间歇”一词的差错率高达40%。至于“陀螺”、“熨帖”、“郫县豆瓣”等词的差错率也很高。
最亲切的汉字,在听写时竟变得那么惨不忍睹,难怪有人感叹“汉字走远了”,汉字成了“熟悉的陌生人”。
当然将汉字书写能力下降归结与“键盘时代”是有道理的,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对汉字的敬畏心少了,对汉字的重视重视程度降低了。过去老师讲解汉字时都会从汉字的起源讲起,从字理结构上进行分析,让学生在书写汉字时能想起与这个字相关的历史,使记忆更深刻。而现在,老师讲解汉字时多把汉字作为符号,竖横撇捺让孩子死记硬背,因此丢笔少划的现象就屡见不鲜了。
针对于这种现状,在未来的识字写字教学中老师和学生都应予以重视,并应采取如下措施改进这类问题;
在过去的识字教学中我们经常听到:“请同学们多读几遍的字音,认真书写,千万别丢笔画。”“今天的作业是每个生字写两行......”这样的识字教学方式抹杀了孩子对汉字学习的兴趣。关于汉字的音、形、义没有任何的解释,这样的识字教学根本看不见文化传承的踪影,有的只是机械地记忆,重复的书写,抹杀了孩子们求知的欲望。
未来的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对着重学生进行汉字历史文化的渗透,一方面学生了解了汉字的来源会为灿烂的中华文化、智慧的先祖而骄傲,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另一方面,通过对汉字“前世今生”的认识,有助于教师和学生在识字过程中把握汉字本质,认识其发展规律。对识字方法进行正确、有效的探索,有利于提高识字教学的课堂效率。
识字教学大多集中于小学低、中年级,这一年龄阶段的儿童对周围的事物容易产生好奇心。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这一阶段的教师应多从培养兴趣的角度启发学生学习汉字。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小学生常用形象、色彩、声音来进行思维。”因而根据这一特点,在识字教学中,教师应多使用卡片,挂图等教具进行教学。学习生字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共同制作生字卡,利用生字卡片进行游戏或比赛调动学生识字的兴趣。在讲解象形字时,教师可利用文字的象形特征将其制成图画,引导学生将图形与文字联系起来,加强对文字的理解。
教师还可以结合结合少年儿童爱玩游戏的特点,组织学生进行游戏和比赛,增强学生的识字欲望,同时可以创设丰富多彩的教学情境,让学生进行角色扮演,当“小医生”“小老师”等,使其学习兴趣增强。
随着电脑技术的普及,未来的识字教学必然是信息化的识字教学。信息化的识字教学的基本要求是:教师用计算机教,学生用计算机学。因而,多媒体的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日常的语文教育中,教师往往利用多媒体进行阅读分析和作文教学却忽视了在识字教学上的作用。识字教学是小学低年级学习的重点,这一阶段的儿童更喜欢直观的图画展示。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动画、视频等形式向学生展示所学内容,极大的提高学生的识字兴趣。
在识字教学过程中,要想快速提高学生的识字量,最好的方法就是进行大量阅读,以阅读促进识字,在阅读中既可以提高识字量,又可以巩固识字效果。过去,教师为扩大学生的阅读量,不得不在黑板上抄写大段文字,既费时又费力。多媒体的出现,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大量的阅读内容和形近字、同音字的比较,可以通过多媒体快速地展现在学生眼前,方便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和识字量。
针对现在学生笔顺乱的问题,多媒体教学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作用。利用多媒体课件制作教学动画,演示笔顺以及笔画在田字格中所占的位置,并将容易写错的笔画用红色指出,让学生重点注意,这样能够提高学生书写的精确性。
当然,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的示范作用对学生的识字写字也有重要的影响。学生往往对其欣赏的老师有一种模仿的心理。因此,教师的一手好字对学生的识字写字也会用重要的激励作用。
总之,识字写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础部分,关系到整个语文教学质量的好坏。因此,在未来的识字写字教学中,教师要根据教学实际需要和学生心理特点,选取适当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的兴趣,使其对中国的语言文字乃至历史文化产生热爱之情,使识字写字学习不再是一种负担,而真正变为一种学习的乐趣。同时,在未来识字教学中,教师应不断总结经验,探索、创新出更多的教学方式和手段,提高识字写字教学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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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些构件已经不能体现构形理据了,就演变成了记号,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只是部分消失,形成了半记号字,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全部消失,就成了记号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因某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形体失去了构形理据,遂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呈现出记号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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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字构形理据对汉字形体结构的影响
汉字的构形理据,指的是汉字采用某种形体结构的理由和根据,构形“体现了何种造字意图、带来了哪些意义信息”,在汉字的形、音、义三要素中,只有形体属于文字本身,汉字的音义来源于汉语。汉字是记录汉语的表意文字,汉字的构形理据探寻的是汉字字形与它所代表的词或语素的联系。
文字是由图画发展而来的,汉字始于象形,其特点是直接描摹客观事物的形体,字形是词所反映的客观物象的简略轮廓和线条,汉字构形物象性强,个体特征鲜明。建立在物象基础之上的文字符号直接与该事物联系起来,间接表示与该事物关联的某词某义,王贵元先生说:“通过对商代文字构形的分析,可以发现早期汉字是字形直接表示事物、间接表示词的音义。”在这一阶段,汉字的构形理据主要体现在形体本身的象形性和形体之间的组合,汉字构形的理据是物象。
随着汉字的发展,汉字构形的理据转化为词的音义,通过会意、音义结构体现出来,声符和意符参与整个字的构成,声符和意符的功能在参与整个字的构成中体现出来,形声成为主要的结构方式,汉字构形的系统系增强。形声构形方式的产生,并逐步发展成主要的结构方式,为汉字的进一步抽象和简化提供了条件。
1 物象构形阶段汉字的构形情况
物象构形阶段的汉字采用按物绘形的方法构形,物象性强,个性特征明显,其形体与构形系统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基础构件表形,构件数量多,变体数量也多。象形文字的构件具有浓厚的象物性,依物象之形表意,构件的形体、位置,因物象而异,形体呈现多样性。基础构件规范性差,没有定形、定量,基础构件数量就多。赵诚先生说:“根据汉字发展的大势看,愈古老的系统,形体差别愈丰富,分类愈多,特殊而例外的现象愈复杂。与此相应,规范性就要弱得多。”
(2)构件组合关系的平面性,字形结构的象形性。以物象为基础绘制的字形各组成构件都处在同一平面上,成图形性平面结构,各构件分不出组合的先后层次,同处在同一平面上。构件的组合是根据具体物象的实际位置关系来体现构意的,字形结构的象形性很浓。
以物象为基础的汉字,图画色彩浓,具象性强,构形的随意性强,构形的系统性差。王贵元先生说:“物象的画面性和饱满完整性与字形的线条性和择要性是造成同一物象多种字形的根本原因,所以,是字形表现的对象决定着构形系统的面貌。在字形以物象为表象的时代,其构形系统必然呈现象形和一物多形之态,也就是说,象形和一物多形的构形系统状态就是其成熟的状态。”
2 音义构形阶段汉字的构形情况
(1)基础构件音义符号化,构件形体固定化。音义构形阶段,汉字构形的理据为词的音义,这时构件形体表示的是音和义,就是构件独立成字时,所记录的词的音和义,构件成为词的音义的载体,这些构件就成了意符和声符,构件大多来源于原初的象形字。构件以自己独立成字时的音和义参与构形,而不是物象,构件的直观物象性就逐渐淡化了,在书写便利的驱动下,形体与原来的客观物象越拉越远,汉字形体逐渐演化,形体的符号性逐渐增强,隶变之后,象形性消失了,构件就完全成了音义符号――声符、意符。
到了音义构形阶段,构件是原初独立成字的象形文字,这些象形文字以它们独立成字时所记录的词的音义来参与构形、体现构意。而在物象为基础的构形阶段,一物多形十分普遍,构件的写法不固定,变体数量多,构件的形体往往随着所构之字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到了音义构形阶段,这些作为音义构件的象形文字的形体逐渐固定下来。构件形体的固定化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王贵元先生称之为定形、定量、定位和定向。定形指的是同物象形体的单一化、固定化,定量指的是单字形体构件及其数量固定化,定位指的是构件在被构字中上下左右等位置的固定,定向指的是构件在被构字中方向的固定。
构件形体固定化的过程,就是构件形体象形性消失的过程,隶变之后,部分构件成了固定的部首。
(2)会义、音义组合的层次性,形声成为主要的构形方式。会义组合指的是意符和意符的组合,音义指的是声符和意符的组合,构件以所记录的词的音义来参与构意,表形构件变成了音义化符号,图形式的平面组合结构方式,逐渐变为层次组合的结构方式。随着基础构件固定化的过程,构件的符号化增强,基础构件相对减少,构件构字的频率逐渐提高,层次组合方式的出现,所需要的构件数量相对减少。
音义结合的形声字,声符与所记录的词的读音联系起来,意符与所记录的词的意义联系起来,既实现了构形的理据性,延续了汉字表意的特点,明确了汉字是汉语的词的符号,增强了汉字记录汉语的明晰性,又简化了汉字的构形方式,实现了造字的便捷,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形声结构产生以后,汉字的孳乳分化,选择了形声化的方向,形声字的数量急剧增加,它在整个汉字系统中的比重也相应加大,形声字逐渐成为汉字主体。据统计,甲骨文中的形声字约占20%,到了金文就增长到了50%以上,到了《说文解字》所收的小篆中,形声字已占到了80%以上,到了《康熙字典》,形声字约占90%,形声逐渐成为主要的构形方式。
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有些构件已经不能体现构形理据了,就演变成了记号,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只是部分消失,形成了半记号字,有些汉字形体的构形理据全部消失,就成了记号字。在汉字的发展过程中,因某方面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形体失去了构形理据,遂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汉字形体结构的发展呈现出记号化的趋势。
1 物象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
原初汉字是象形的,构形理据为物象,随着汉字形体的演变,尤其是隶变之后,汉字形体由“随体诘诎”的线条变成了“平直方折”的笔画,汉字不再象形,形义联系淡化,这些象形字就成为了记号字。例如:日、月、水、木、刀、弓、车、舟……,这些字现在已看不出物象了,象物性丧失,变成了记号字。
2 音义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
汉字的构形理据转换为词的音义后,汉字以会义、音义结构为主,但随着词的音义的发展,或者汉字形体的简化、讹变等原因,构形理据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形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
(1)字形变化而导致构形理据的消失。随着形体的演变,尤其是隶变,汉字形体在线条化、笔画化过程中,许多形声字、会意字的构件发生变化,而导致构件理据完全消失或部分消失而成为记号字、半记号字。如:《说文》:“更,改也。从攴,丙声。”“更”,原本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构件粘连而失去理据成为记号字。《说文》:“春,从?从日,屯声”。“春”,原本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保留了构件“日”,具有表义功能,构件“?”和“屯”粘连成为记号,“春”成为半记号字。《说文》:“年,谷熟也。从禾,千声。”“年”,原来是一个形声字,隶变之后,构件粘连而成为了记号字。汉字简化也导致了汉字构形理据的消失而形成了记号字、半记号字。简化,或直接减省繁体字的某些笔画、构件,或通过简单的符号代替原来的声符、意符等方法,简化了大批的汉字,亦形成了不少的记号字、半记号字。如:“鸡”,原为从鸟奚声的形声字,经过简化,声符“奚”变为记号“又”,“鸟”仍为意符,整个字变成了半记号字。“?”,小篆由“聿”和“者”构成的形声字,“聿”是意符,“者”是音符,隶变之后,“者”简省为“曰”而成为一个记号,“?”成为一个半记号字,“?”通过草书楷化而又简化成“书”,“书”就是一个记号字了。
(2)语音变化而导致构形理据的消失。对于形声字来说,字音的理据来源于声符的读音,随着语音的演变,汉字所记录的词的读音和声符的读音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总是同步的,就使得许多形声字的声符失去了表音功能而成为记号。如:“辈”,从“非”得声,“辈”和“非”上古都属于帮母,随着语音的演变,“帮”组声母分轻唇、重唇,“辈”为重唇,“非”为轻唇,“非”作为声符就失去表音功能而成为记号;《说文》:“刻,镂也。从刀,亥声。”现在,声符“亥”已失去了表音功能,“刻”成了半记号字;《说文》:“溺,从水,弱声。”声符“弱”已失去了表音功能,“溺”成了半记号字。
在汉字发展和使用过程中,汉字构形理据不可避免地不断弱化甚至丧失,但汉字是据意构形的,追求形义的统一贯穿于汉字发展的全过程,构形理据的弱化、丧失的同时,也就伴随着理据的重构,推动着汉字形体结构的变化,于此产生了大量的古今字、异体字等。
1 词义理据的重构
(1)意符的增加。物象构形理据的消失,导致汉字形体的记号化,而一少部分早期的物象字增加了意符或声符,改造成了形声字,使形义关系得到重新统一,实现了理据重构。“果”,原为象形字,上部为物象之形,随着形体的演变,失去了物象之形,于是新增意符“艹”而成形声字“?”,后又求书写的便利简化为“果”。“云”,原为象形字,后加意符“雨”成为形声字“?”。“止”表脚趾意,原为象形字,后加意符“足”而成为形声字“趾”。
词义的引申,导致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的联系变得疏远,构形理据弱化,增加新的意符,重构理据,后加意符而成的形声字有一部分为亦声字。“取”加意符“女”而成“娶”,“竟”加意符“土”而成“境”,“介”加意符“田”而成“界”,“慈”加意符而成“?”。
文字假借,导致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的联系丧失,增加意符,重构理据。“吴公”、“仓庚”等,加意符而成“蜈蚣”、“仓庚”;“辟”加意符而成“僻”、“避”、“壁”等。
(2)意符的换用。由于文字的假借或词义的引申,字形与所记录的词义之间关系疏远甚至丧失,更换意符,重构理据。“没”更换意符而成“殁”,“佩”更换意符而成“?”,“振”换意符而成“赈”。
2 词音理据的重构
(1)声符的增加。增加声符,使字与所记录词的读音有联系。“网”加声符而成“罔”;“食”加声符而成“饲”;“?”,甲骨文是象形字,后来加声符“奚”而成“?”;“?”,甲骨文为象形字,后来加声符“凡”而成“?”。
(2)声符的换用。随着语言的演变,声符不再表音,更换声符,重构理据。形声字“?”,声符“?”随着语音的演变,不能表示“?”字实际读音,而换成“乃”以表实际读音。“?”与“?”,“?”与“踪”等都属于声符的换用而重构理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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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教学法是一种符合汉字系统规律和学习者认知心理,具有较强类推作用的科学汉字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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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部件分析及教学法浅析
本论文关于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就其中易能分析出部首的汉字进行分析并就其教学方法提出一些个人观点,以期能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方面贡献一些力量。其中的汉字分析也可用于汉字游戏设计的参考。 主要依据《说文解字》 《 汉字源流字典》等工具书,并参照其他有关的文献进行整理而成,也有的根据文字学关于形体演变的常识确定。
根据部件的构字数,将部件划分成两类:常用部件(20-30)次常用部件(10-20)因版面限制仅就常用部件进行分析。韩国教育部指定的1800汉字的常用部件分析 常用部件(20-30)。
部首 人(亻), 出现次数30, 象形字,甲骨文像侧立的人形。金文大同。篆文文字化, 隶变后,楷书写作“人”。 《说文 ? 人部》:“人,天地之性最贵者也。象臂胫之形。”本义为能够制造并使用工具进行劳动的高等动物。 也指人类。又指别人。又指民众。又指某人,某种人,某些人。引申也指人的品质,性情。又指体面、面子。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人《说文》部首。至今仍设“人”部。凡从“人”取义的字皆与人等义有关 。 例字如: 借、体、休、他等。
部首 水(氵?), 出现次数27, 象形字,甲骨文像水流形,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隶变后楷书写作“水”。作左旁时写作“氵”,作下旁时,写作“?”。 《说文 ? 水部》:“水,?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本义为河流。 引申泛指江、河、湖、海、洋。引申又指水这种液体。又引申泛指某些液态物。又用于比喻淡薄、不专一。 例字如: 深、泳、游、浅等。
部首 言(讠), 出现次数26, 会意字。言与音同源。甲骨文从口,上像箫管乐器形,会口吹乐器之意、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化。乐器讹为辛, 隶变后,楷书写作”言”。如今作左旁时简化写作讠, 说文 ? 言部》:“言,直言曰言,论难曰语。从口,辛声。”本义为吹奏乐器。《尔雅 ?释乐》:“大箫为之言。” 也指所吹乐器。吹奏乐器与说话皆表现为有意义的声音,故引申指说,陈说,就是说。用作名词,指说出来的话或一句话。也指说出,写出的一个字。也指著作。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言《说文》部首。至今仍设“言”部。凡从言”取义的字皆与声音、语言等义有关。 例字如: 讲、记、谈、读等。
部首日, 出现次数22, 象形字。甲骨文像太阳形(甲骨文用刀不易刻圆)。金文大同。篆文整齐划。隶变后,楷书写作”日”。 说文 ? 日部》:“日,实也。太阳之精不亏,从口、一,象形。”本义为太阳。引申指白天,也指一昼夜。用作状语,指每天。又引申泛指时间、光阴、日子。又特指吉凶祭祀时辰。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日《说文》部首。至今仍设“日”部。凡从“日”取义的字皆与太阳、光阴、时日等义有关。 例字如: 晚、明、时、晨等。
部首心, 出现次数22, 象形字,甲骨文像心脏之形。金文更像, 篆文整齐划,隶变后,楷书写作”心”。 《说文 ? 心部》:“心,人心,在身之中,象形。”本义为心脏。 古人以为心是思维的器官,故引申泛指思想、心思、内心、性情、思谋。引申也只心所在的胸部。心在人身之中,故又引申指中心、中央。花蕊是花的心,故又引申之花蕊,也指树木的尖刺。 如今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心《说文》部首。至今仍设“心”部。 作左旁时写作“忄”,作下旁时,写作“心”。例字如: 心、感、急、念等。
次常用部件(10-20) ?(辶)、 木、 宀、 手(扌)、 糸(丝、纟、?)、口、攴(攵)、又
以上部首均仍在现在使用,其中大部分又即可单用也可作偏旁,下面就对常用部首的教学方法提出一点自己的建议。
影像法:人,组词能力最强,因此要加强此字的记忆,可以放一段影像,说明人字的各种字体变化,也可用身体姿势摆出人的形状,告知其做偏旁时,会有变化。 凡从“人”取义的字皆与人等义有关 。
水、日、木、口亦可用影像的方法,在此不一一介绍。
联系法:心,可以介绍心字有四划,分别代表左心房、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这样不仅心的意思解释清楚而且笔划也比较容易记住。
绘图法:宀,可以会化成房子的样子,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此基础上对宀字的图画进行修饰,例如价格烟囱……,使其明白 凡从“宀”取义的字皆与房屋、覆盖等义有关。
辶,直接画一个类似于辶的路,并且可以与问路的课文结合起来,联系所学词语左拐、右拐等。
扌,可以绘图为一个人划船的样子,划船需要靠手而且划船也是一项技能,因此便可将凡从“扌” 取义的字皆与手臂、操作、技能等义解释清楚。
糸、又皆可用此法,也可让学生自己看图绘画。
联想法:攴,与所学的部首“又”相似,只是上面加上类似于拐杖的字形,又解释为右手,右手拿着拐杖击打,即可把攴的意思解释明白。,作偏旁时“攵”也可理解为一把刀把“又”切了一刀。
部件教学法是一种符合汉字系统规律和学习者认知心理,具有较强类推作用的科学汉字教学法。本文针对目前汉字部件分析与部件教学中存在的一些分歧,抓住对外汉字教学的客观事实,对韩国教育部规定的1800汉字进行部件分析,并对其提出了相应的教学方法。为韩国教学工作提出自己的认识。希望对汉字教学起到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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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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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汉文化的关系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所以能够保存并流传后世,这主要归功于汉字。汉字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其构形及发展凝聚着汉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积淀和保留着汉民族观察世界及其自身的思维成果和心智,其本身蕴涵和展示着一个丰富多彩的汉民族文化世界和精神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人类的实践活动都在一定的群体中进行,长期的群体生活形成的共同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相沿成习,渐渐形成一种风俗。风俗文化是人类最早的文化现象之一,是一个民族特殊的文化意识形态,源于社会生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迁。
任何民族都有各自特有的风俗习惯,汉民族的独特风俗文化离现在已有几千年之久,但我们却可以从汉字及用汉字所记载的文献中窥见一斑。例如“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等词,真实而形象地再现了汉民族先民的居住条件和饮食方式。
汉民族的风俗中,最受重视的莫过于春节。春节是众多节日中最盛大的,贴红联、放鞭炮、吃饺子……习惯上又把过春节称为过年,那么“年”究竟是怎样来的呢?相传在远古时代,有一种猛兽叫“年”,逢新旧岁之交,就出来糟蹋庄稼,伤害人畜。一次,它又跑出来为非作歹,被一家门口晾的红衣服吓跑了,到了另一处又被灯光和爆竹声吓得抱头鼠窜。于是人们掌握了“年”的弱点。每至辞旧迎新之际,就贴红联,放鞭炮,拢柴火,把年吓跑。久而久之便成了过年的习俗。但这只是传说,其实“年”字,最初为“农作物生长周期”之意,由于汉字形体的楷化而失去了最初的意义。造字之初,“年”是谷穗沉沉下垂的形象,是收获的象征,所谓“五谷熟曰年”。农作物从播种到成熟是一个生长周期,庄稼成熟之时,人们不免要庆祝一番。从此,每当四季轮回一次之际,就出现这种庆祝丰收和和祭神祀祖的活动。但由于中国人的实用主义倾向,这种活动逐渐从娱神发展到自娱,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节日,即“年”。今天的过年习俗就是由此演变而来,年的习俗反映出一种世俗的快乐。
任何一个汉字,都是一幅构思巧妙的图画,蕴藏着一些汉民族远古的风俗习性,渗透到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演变,与时俱进。
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其形体构造体现出了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现象。由于汉字具有表意作用,视觉形象鲜明,有助于启发我们形象性的联想,因此用汉字记录的诗歌,就像一幅幅鲜活生动的画面,读者能够抛开语音语法层面而直接进入诗情画意中。因此中国古代诗歌富于形象性,意境含蓄优美,是汉字自身的特点形成了古代诗歌特有的形式美。
《诗经》是我国古代诗歌的瑰宝,基本都是四言的,而《楚辞》是在四言基础上发展而来,大体上是六言加上兮字,兮字起凑足音节、使音节整齐的作用。例如: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经?蒹葭》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巍。《楚辞?涉江》
古体诗和近体诗大多数是五言和七言,如律诗,绝句,五古,七古等(七古例外,有时在七言句中夹杂一些杂言的句子)。律诗每首八句,有五言和七言的;绝句每首四句,也分五言和七言。“五言诗”每行五个字,如唐代诗人王勃的五律诗《送杜少甫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 风烟望五津。……”全诗共八句,每句五个字,长短相同,字数相等,整齐匀称;“七言诗”每行七个字,如苏轼的《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整首诗共四句,形式整齐。字字如诗,句句如画,无限的意蕴孕于其中。
对仗是汉语律诗的一个基本要求。对仗即对偶,是指说话或写作时,某些文字,在邻近的地方有跟它成双配对的文字出现。平仄相间,抑扬顿挫,形成一种和谐的声律美。如杜甫《春望》:
国破山河在,(仄仄――平平――仄)
城春草木深。(平平――仄仄――平)
上下两句平仄、节奏相对,每句有三个节奏点,平仄相间,抑扬交错,节奏鲜明。
对仗的文字相互衬托,互相照应,使所表达的意义更加丰富、精炼、确切。声音上,对偶的文字彼开此合,彼收此放,声音抑扬,和谐悦耳。利用汉字的特点,也形成了许多汉民族文化特色的修辞,除对偶之外还有顶真、回文、析字,复叠等,使诗歌无论在形式上还是意蕴上都独具特色。
对联又称楹联,采诗词曲赋骈文之精华,是汉字文化和文学的派生物。对联的基础是对偶修辞格,在对仗方面有严格的要求。在相对位置上要虚实相同,平仄相反。如: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
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墙”对“山”,“芦苇”对“竹笋”,“头”对“嘴”,“脚”对“皮”,“根”对“腹”,是名词对名词;“重”对“尖”,“轻”对“厚”,“浅”对“空”,是形容词对形容词;“上”对“间”,“底”对“中”,是方位词对方位词。“墙上”与“山间”是方位词组;“芦苇”与“竹笋”是联合式;“头重”与“嘴尖”、“脚轻”与“皮厚”都是主谓式;“根底”与“腹中”都是方位词,而“根底浅”、“腹中空”又都是主谓结构。不但词类相同,虚实相当,字数相等,而且结构相应。当然,对联中也存在宽对,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
对联之美在于对称、对比和对立的统一,讲究对仗与平仄,声律抑扬和谐,因而具有对称平衡之美。而且对联具有广泛性,公开性,形式灵活。随着社会的发展,对联的应用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如春节、装饰、婚丧、广告等。虽然对联只是汉字文化长河中的一个小小的支流,但却有旺盛的生命力,是汉文化的活细胞。
由汉字的特点而形成的具有汉民族特色的文化事项是形形色色的,汉文化之所以具有如上所述的特色,当归因于汉字。汉字是汉民族之根,本身有极其丰富的内涵,是我们探究汉文化,研究汉民族的绝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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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中有些形声字的不少偏旁是异常繁复的,书写时多有不便,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在不影响字义表达的前提下,用笔画较为简单的形旁或声旁去替换繁复的偏旁,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艺术理论论文:楷书繁体简化来源再梳理。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摘要:文章立足于1986年出版的《简化字总表》中的表一350个简化字、表二132个简化字,将482个简化字与其相对应的503个繁体字,按照简化的方法进行归纳、统计,以期说明楷书繁体简化的来源。
关键词:楷书;繁体字;简化;方法;分类;
论文正文:
楷书繁体简化来源再梳理
“汉字进入楷书阶段以后,字形还在继续简化,字体就没有大的变化了。”[1]汉字发展到楷书,汉字的形体简化似乎已经到了终极阶段。但是文字是交流交际的工具,应该越简便越好。在字体不可简便的情况下,人们便想到形体本身的笔画省减,汉字的笔画简化就成了汉字求简便的最重要方式。虽然楷书之前就出现过笔画的简化,但中国50年代的有组织、成规模的汉字简化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
凡是使用汉字的国家和地区,在进行汉字简化时,都必须确立一定的原则和方法。中国50年代的汉字简化,总原则是“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就是在过去汉字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长期在群众中流行的、已经社会化了的简体字,只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简体字的选定以最常用的字为限,不是每一个繁难的字都简化;所需要简化的字分期分批进行,不一次解决,也不一次推行。这样做既符合社会需要,又有群众基础;既便利初学者的学习,又照顾已识字的人的习惯,有利于简化字的顺利推行。
这个时期中国汉字简化的方法,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主要方法。
1.保留原字轮廓。如:“慮”作“虑”,“蓋”作“盖”等。
2.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如:“聲”作“声”,“開”作“开”等。
3.改换形声字较复杂的声符或形符。如:“殲”作“歼”,“劇”作“剧”等。
4.改非形声字为形声字。如:“態”作“态”,“郵”作“邮”等。
5.同音代替。如:“醜”作“丑”,“裏”作“里”等。
6.草书楷化。如:“東”作“东”,“書”作“书”等。
7.改复杂偏旁为简单的象征符号。如:“僅”作“仅”,“興”作“兴”等。
8.新造会意字。如:“塵”作“尘”,“寶”作“宝”等。
9.符号代替。如:“義”作“义”,“頭”作“头”等。
10.借用古字。如:“雲”作“云”,“從”作“从”等。
这些汉字简化的原则和方法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研究、总结前人简化汉字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有些方法可以追溯到原始记事方法,比如“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也可以说是“以部分代全体”)。在原始的记事方法中就有用动物的头或尾代表整个动物的,最早的时候画一头牛表示一头牛、画一头羊表示一头羊,到甲骨文中画一牛头表示牛、画一羊头表示羊。另外,后来的假借字,其实就是“同音替代”的一种。1922年,钱玄同在国语筹备委员会提出《简省现行汉字的笔画案》,他客观地分析了简体字的构成,并且提出了简体字的八种产生方式:一是全体删减,粗具轮廓;二是采用草书;三是仅写原字的一部分;四是原字一部分用很简单的几画替代;五是采用古体;六是音符改少笔画;七是别造简字;八是假借他字。前人简化汉字的原则和方法都被现在所吸收了,只不过现在的原则和方法比过去略为完善一些罢了。
简化字是在历代的“简体字”的基础上形成的。“简体字”是和“繁体字”相对应的,它们从有汉字以来就有了。简体字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汉字简化,主要不是新造简体字,而是尽量采用已经流行的简体字。具体做法是在过去汉字简化的基础上进行简化,首先整理研究和肯定在群众中长期而广泛流行的、已经社会化的简体字。因此《汉字简化方案》中的简化字是具有广泛的社会用字基础的。
本部分将《简化字总表》(1986年版)中的第一表的350个不作简化偏旁使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365个)和第二表中的132个可作简化偏旁用的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138个),按照简化的方法进行归纳、统计。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关于简化方法的分类,目前大家颇不一致。分类各异,是因为角度不同。有人着眼于来源(分为采用古体字、新造字等),有人着眼于形体(分为省形、改形、同音代替等),有人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笔者的分析、归纳、统计是兼顾来源和形体两个方面的。第二,各种简化方法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简化字的归类不能绝对化。例如:“云”可以看作省去原字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采用古体字(“雲”古作“云”)。在文中笔者若将其归入“省去原字的一部分”,将不在“采用古体字”中作重复归纳。同类例子将不多作说明。
现将482个简化字(其相对应的繁体字共503个)的来源做一个归纳说明。
1.省去原字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有些字是由好几个部件(偏旁)组成的,从原字中抽取部分形体去代替整体,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所以也可以说是“以部分代替整体”。
用这种办法简化的汉字有标(標)缠(纏)厂(廠)等共74个,占14.7%。
这种方法古已有之。上文已经说过,早期的文字,具有很强的图画性,不少字都近乎写实,结构便容易造成繁复,极不利于书写的方便快捷。人们便设法抓住对象的主要特征,而将重复的或不重要的部分省去,从而达到了简化的目的。这样,对字义不会有多大的影响,书写起来却方便快捷多了。如:“郭”本义是外城,本象城墙上四亭相对,占地太宽,不利方块结构,省为两亭;“采”字以手摘树上果实会意,省去果实为。可见这种简化的方式在甲骨文时代即已很普遍。金文中如省(易)为,小篆作,是截取原字的一部分而成的;小篆的“灋”,隶书省为“法”,也是截取原字的一部分而成的。到了楷书阶段,文字的符号性更强了,简化已不斤斤计较于形义的关联,保留原字的特征部分,省去其他笔画,以简化形体的做法就更为普遍了,上述74个简化字就是很好的例证。
2.用符号或单字替代偏旁的办法。很显然,这是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或单字去代替原本繁难的部分。有些字的某个部分过于繁杂,把这些繁杂的符号用一个简单的符号去替代,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这些字只要用一个符号就可以代替很多与这个符号完全无关的偏旁。常用的符号有:“丶、ㄨ、又、刂、文、扌、云、大、舌”等。
用这种办法简化的汉字有:办(辦)报(報)币(幣)等共139个,占27.6%。
这种方法也是古已有之。《玉篇》“關”的俗体为“”,用“关”去代替“”,现又省去“門”。《京本通俗小说》把“權”、“劉”、“壞”、“鳳”,简为“权”、“刘”、“坏”、“凤”,也是符号代替法。
《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称这类字为“符号字”。符号字的繁体很多原来也是形声字(如“雞”、“鄧”),这些字简化以后,简化字就不再是形声字了(如“鸡”、“邓”),因为这些符号(虽然有的成字如“又、大、云”)既不表声,也不表意,它们在这些简化字里只表一个符号。
因此,有些专家学者就据此认为汉字是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的。提倡“记号化”的其中一员张玉金在《汉字结构的发展方向》一文中通过对2500个常用汉字的结构进行分析,得出“如果把记号字、半记号字统计到一块,则占总数的38.32%,数量仅次于意音字(形声字)。”[2](P98)同时又引他人对《新华字典》(1987年重排本)中的“又、冫、刂、鱼”四部字抽样测查的统计数字说明记号字、半记号字占总数的45.8%。从这两方面论证“现代汉字的结构正朝着记号化的方向发展。”[2](P98)他说:“目前,在汉字体系里记号虽然不占优势,但是数量已相当可观。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含有记号的字很可能赶超意音字,成为汉字的主流。……我们的汉字已经走完了原始文字、假借文字和形声文字三个发展阶段,如果不被废弃,它将迈进记号文字(在文字体系里记号这种字符占大多数)的大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很显然,这观点未得到众人的呼应。在“声”上尚有联系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都只是汉字发展的一个阶段,而非趋势,更何况“文字所代表的语素在语音和意义上都没有联系的字符”[2](P97)的记号文字?倘若将记号化作为汉字发展的方向,同样的,多年以后,也将割断我们与后代之间的联系。
3.变草书的连绵笔形为楷书的点画。“汉兴有草书”。草书以连绵的笔形代替复杂的构字成分,使汉字的结构和写法高度简化。由于它保持着原字的“轮廓”,所以有些草体字是不难辨认的。那些为大家所熟悉的草体字,把它的连绵笔画断开,改用楷书的写法,这样的简化字叫“草书楷化字”。如将“學”、“車”、“樂”、“堯”等简化为“学”、“车”、“乐”、“尧”,就是草书楷化的方法。汉碑中已有楷化的草书,宋元以来,这种方法很盛行,如《京本通俗小说》将“書”写成“书”,《列女传》将“樓”写成“楼”等。
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有导(導)继(繼)实(實)等共33个,占6.6%。
《简化字总表》表二的“简化偏旁”中,象“言”旁之简化为“讠”,“食”旁之简化为“饣”,“”旁之简化为“”;“糸”旁之简化为“纟”;“臤”旁之简化为“”;“金”旁之简化为“钅”;“”旁之简化为“”等,都可作此类理解。
4.改换形声字的形旁或声旁。
汉字中有些形声字的不少偏旁是异常繁复的,书写时多有不便,于是人们便想方设法在不影响字义表达的前提下,用笔画较为简单的形旁或声旁去替换繁复的偏旁,这些字就化繁为简了。
改换形旁的有:肮(骯)硷(鹼);
改换声旁的有:袄(襖)坝(壩)毙(斃)等;
同时改换形声字的形旁和声旁的有:脏(贜、髒)。
从上面就可知道这种简化方法的特点,这些字简化后还是形声字。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共81个,占16.1%,其中改换形旁和同时改换声旁形旁的数量都很少,各占2.47%;改换声旁的数量较多,占95.06%。
5.同音(或近音)归并。就是用简易的同音字(或近音字)去代替原来的繁体字,即用笔画少的同音字(近音字)去代替原来的繁体字。用这种方法简化汉字,既精简了字数,又减少了笔画,一举两得。
这类简化字有:板(闆)别(彆)卜(蔔)等共82个,占16.3%。
其实这就是通假字,不过带有简化笔画和形体结构双层意义的通假字。《墨子?尚贤上》:“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史记·刺客列传》:“流涕有顷而后言”,均以“后”为“後”。可见这种简化法也来源甚古。这种简化的方式多数是一代替一,也有少数是一代替二,或者是一代替三,一字而兼两三字之职,确实可以使汉字在字数上得到很大的精简。但是这一类在进行汉字简繁转换时很容易出现问题,这是简化汉字备受责难的一方面,也是目前关于汉字简化讨论较为激烈的一点。“一简对多繁”在某一层面上造成用字的混乱,还会带来词语歧义现象,特别是时常出现在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中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字形对应上的错误。即便如此,这些简化字给我们带来的方便,无论如何比它产生的问题要多得多。
6.用传统的方法另造新字。有些字不好就原字进行改造,也不便借用同音字来代替。对于这类繁体字,常按照传统的造字方法另造一个笔画较少的新字。
有些字是在繁体字的基础上,保留繁体字的轮廓另造简体的,如“龙、鱼、马、鸟、当、卢”等字。这些轮廓字有的是草书楷化来的,有的是减省原字某些笔画的结果。
有些字是通过变更造字方法来创造的。有的是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形声字,例如“竈”之作“灶”,“淚”之作“泪”;有的是以新造简化会意字代替繁复的会意字,例如:“塵”之作“尘”,“筆”之作“笔”;有的是以简体的形声字代替繁复的会意字,例如:“竄”之作“窜”;有的是以简体的形声字代替繁复的形声字,例如:“護”之作“护”,“驚”之作“惊”;等等。
这类的简化字有:帮(幫)宝(寶)尘(塵)等共26个,占5.2%。
7.恢复古体。现行简化字有的采用古已有之的本字,有的或用其古文,或用其或体,或用其奇字。我们将其统称为“恢复古体”。
现行简化字有的比其繁体字的历史还要久远,与其说它们是繁体字的简化,不如说繁体字是它们的繁化。象“云、气、从、舍、卷、凭、与、启”等字都是古已有之的本字。而那些古文、或体、奇字,它们与相应的繁体字形体虽殊,而音义无别,古代通用,今用其简体。例如,“礼”为“禮”之古文,“达”为“達”之或体,“迩”为“邇”之古文,“无”这“無”之奇字,等等。
这类的简化字有:碍(礙)表(錶)蚕(蠶)等共53个,占10.5%。
8.先简化可作偏旁用的字,然后用简化偏旁或单字适当类推。如:签(簽) 蜡(蠟)联(聯)猎(獵)扑(撲)悬(懸)爱(愛)罢(罷)备(備)贝(貝)见(見)页(頁)鱼(魚)惩(懲)戋(戔)。用这种方法简化的汉字共15个,占3%。
简化偏旁和部分简化字可以类推,类推扩大了简化面。例如门(門)、讠(言)、饣(食)、几(幾)等都是偏旁的简化,相应地类推出“闪闷计订饥饮机矶”等简化字。在整个简化工作中,这项作用最大,因为用类推的办法,简化一个偏旁,就可以简化数十数百个繁体字。1964年5月文字改革委员会编的《简化字总表》共收简化字2238个(因“签”“须”两字重见,实为2236个),它从146个简化偏旁,类推出1754个简化字,占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上述的8种办法只是一些简单的概括,有的字还很难包括到这9种办法中去。如“麗”简化为“丽”,除了以部分代替整体外,笔画也稍有变化,头顶上面两短横已连为一长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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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使该系统从某种初始的无序状态过渡到有组织的状态而应当输入系统中的信息量。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和信息功能的历史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关于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和信息功能的历史演变全文如下:
摘要:本文结合分析信息的本质提出了如下的信息概念的哲学定义: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以及自组织系统对于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和改组。此外还探讨了信息功能的重心随着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所发生的历史演变:从报道何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到促使合理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关键词:信息;可能性空间;目的性行为;主体能动性;虚拟世界
论文正文:
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我们的社会日益转型为一个“信息社会”。不过,虽然人们天天都在接触、利用信息,信息资源也变成了当今社会建设中最宝贵的资源,人们还是对何谓信息不甚了了,感到其难以捉摸。这说明我们还缺乏一个明确、恰切的信息概念的定义。本文试图结合分析信息概念的本质从哲学的层面上提出一个信息的定义,并在这个定义的范围内探讨一下在人类实践活动中信息的主要功能的历史演变。
我们拥有的最初的信息概念是由信息论的创立者申农提出的,他把信息定义为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东西,具体地说就是在信宿中用来消除对于在信源中发出的消息的不确定性的东西。这第一个信息概念的内容反映出它发生于通讯过程中的背景,运用这个概念来理解广泛存在于我们当今社会中的信息现象肯定是不够的。比如我们头脑中现有的知识这种约束性的信息与用来消除不确定性的消息显然是不同的,它是我们据以理解消息这种非约束性信息的基础。但是最初的信息概念包含的两个特质也揭示了成熟的信息概念的两个本质规定性:第一,信息发生于不确定性的背景上亦即具有多种可能性或偶然性的环境中,因此在严格决定论的世界上它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通讯活动往往与控制活动紧密相关并构成后者的组成部分(控制论中所说的“控制”行为广义地说包含了能动主体适应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因此信息的存在与能动主体的目的性行为是不可分的。
在探讨信息概念时,我们需要对人们在生活和科学研究中使用“信息”一词所指称的广泛的现象进行概括,这样最终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基本对象,其中一个属于客观世界本身所具有的性质,另一个则产生于生活主体和客观世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从这两个意义上阐述过信息。
一方面他说:“信息就是组织程度的度量”,是“负熵”⑴,另一方面又说:“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⑵后一种信息是不能脱离接受者的解释结构而存在的,维纳举例讲道:音乐对于懂音乐的人来说会产生这种“在语义学上有意义的信息”,对于不懂音乐的人来说则不会。苏联《哲学词典》俄文1980年第4版在“信息”这个词条下也写道:“在信息概念中应该区别出两个方面。在第一个方面,信息乃是系统的组织性的程度。信息的数学表达式和熵的数学表达式,除符号相反外是一样的。正如系统的熵表示系统的紊乱性程度,而信息表示系统的组织性程度。这样理解的信息构成系统、过程本身的内部所有物,可以叫作结构信息。
在第二个方面,应该把密切地与反映相联系的信息和结构信息区别开。如果一个事物中发生反映另一事物作用的变化,那末可以说这一事物就成为关于另一事物的信息的负荷者。对于控制论系统来说,B由A的作用所引起的变化,不只是B对A的某些鉴别,而是控制论系统B的功能活动的因素。”在这里我们看出苏联学者继承和阐发了维纳的思想,他们明确区分出表示事物本身的规定性的结构信息(又称绝对信息)和产生于控制系统对周围事物的反映之中的功能信息(又称相对信息)。用信息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前一种信息的存在只要考虑到信源就可以了,而后一种信息的存在还必须考虑到信宿。上述思想可供我们在对信息进行哲学的全面概括时加以借鉴,使信息概念不必具有单一层次的内涵。
我认为信息可作如下定义:信息是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存在和变动的有序形式,和自组织系统对这个形式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其中前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或者说广义内涵,后一个表语表述了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或者说狭义内涵。
先说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维纳曾经说:“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⑷。那末信息究竟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与“质料”范畴相对提出“形式”范畴。质料是事物的物质基质,形式则是物质基质存在的样式。形式必须附着在质料上而存在,但是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这表现在比如大理石这块质料,既可以把它雕刻成人像而具有“人”的形式,又可以把它雕刻成马像而具有“马”的形式。仅限于这个范围内来说,这对范畴与“实体”和“属性”这对范畴是相通的。在上述定义中,我正是把物质和能量看作为实体性的东西,而把信息看作为它们表现出来的属性。我们可以把一定的物质和能量与它们表现出的属性作这种相对区分。
我们知道,客观世界中的物质和能量是保持着一定的数量、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但是物质和能量具体存在的形式可以变化。物质和能量存在的各种具体形式是由它们特殊的组合和运动的方式所决定的,并且在不同的层次上展开。信息概念的第一层次内涵就是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所表现出的这些具体形式。在这里我们要对“形式”的含义作广泛的理解,它是实体的一切可分辨的属性的总称,包括事物的结构形式、运动状态以及相互作用的方式等一切确定性。
对信息所作的这个本质规定是和科学家们提出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不均匀分布,是负熵,是事物系统的组织性程度。因为物质和能量存在和运动的各种可以把捉的特定形式,只能由物质和能量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各种不均匀分布造成。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的一个孤立系统内部趋向达到的熵最大状态,是一个物质和能量在时空中均匀分布的状态,这是一种混沌的单调的状态,其中没有任何可分辨的形式,也就没有信息。我们由此看到信息是有序性的形式。与此相联系产生了信息的度量的问题,一个系统内的物质、能量在时空中分布的不均匀程度愈是大,其所含信息量愈是多,亦即其组织性、有序性愈是高,这说明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愈是复杂、有机。
一个系统所包含的信息量,相当于使该系统从某种初始的无序状态过渡到有组织的状态而应当输入系统中的信息量。人体从单个分子构成其有机整体所需要的信息量为3 x 1026比特这样一个巨大的数字。一块无机的矿石所包含的信息量是与此不能相比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信息是以一种新的统一的观点来看待物质世界。过去我们曾经用“质量”对不同的物质进行统一的度量,又用“能量”对不同的运动进行统一的度量,现在我们可以用“信息量”来对不同事物具有的规定性、性质进行统一的度量,信息量表示出事物组织性、有序性程度高低的不同。
因为信息不是事物的物质和能量本身,而是它们运动的形式,所以它可以通过同构关系被传递。所谓同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与另一个系统的物质、能量过程在组织结构和运动秩序上的一定对应。比如气温表上水银柱的不同高度对应着不同的气温,水银柱高度的一定变化对应着气温的一定变化,因此我们说气温表传达了气温的信息。我们人在生活中摄取关于外界环境的信息,也并不是把环境中事物的物质基质和能量本身吸收到我们脑子中来,而是以脑内神经脉冲的次序和强度的不同组合形式来对应于环境中事物的不同状态特征。这样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信息表示作为信源的事物的性质,却又可以脱离信源而相对独立地存在,而且我们还可以了解信息的量值为何不象物质和能量那样是守恒的而可以增加(通过在不同信宿中复制同一信息)。
再说信息概念的第二层次内涵:信息是自组织系统对客观世界中物质和能量运动的有序形式所作的能动的反映及改组。对信息的这个规定是和科学家们对信息所作的下述定义相通的—─信息是生活主体和客观环境相互交换的内容,是控制系统用来控制受控对象的东西。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信息,总是指某种被我们所收到、理解,对我们有意义、用处的消息,此外还有被人们产生的操纵控制对象的指令信息,它们都属于信息概念的这个内涵。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自组织系统”。简单地说,自然界中的无机物质一般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从有序走向无序,自组织系统是能够抵抗环境中的熵增趋势,自动地从无序向有序发展的系统。自组织系统是高度有组织性的物质,它在自然界中的代表就是生命。人类模仿生命的机制创造出自动控制系统,这是人工的自组织系统。自组织系统在自然界中不象无机物质那样,听凭环境因素的作用、自发地发生变化,而是按照内在机制规定的方向进行物质和能量运动的,这就是保存和发展自身。自组织系统既然具有保存和发展自身的趋向,而又生活在一个变动不居的既有有利因素、又有不利因素的环境里,因此它在生存、发展中需要关于环境的信息,借以调整自己的行动而适应环境的变化。自组织系统就是借助于信息的指导作用,使自身在和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低序走向高序的。
实际上只有在自组织系统对周围环境的反映中,才能真正使客观事物存在的形式和客观事物本身分离开,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这样,才实现了第一层次内涵的信息向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的转化。因为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不是产生于照镜子似的机械的反映,而是产生于能动的反映。这表现在维纳所说的“不是简单地取得外界的消息,而是要经过装置内部的改造加工才能获得。在那里将信息转化成适用于以后活动的新形式。无论是动物还是机器,这种操作都要对外界发生效用”⑸。
对此,以下集中说明两点。
第一,这种信息只是在作为信宿的反映主体(人是最高级的自组织系统,也是最高级的主体,我们可以把其他的自组织系统看作以不同等级形式存在的主体)中实现的,它是依赖于主体的解释结构的,而这又与主体对于信息的整理加工分不开。同一个事件作为信号被传递到不同的主体中,它是否具有信息和信息量有多少,是依主体的解释结构的不同而不同的。那末,主体的解释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呢?这要归功于主体对过去生活中接受的大量信息进行储存、整理和加工的结果。动物能够简单地整理、加工信息,这就是在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依靠条件反射的能力,根据反复发生的生活经验在不同的外来信息间建立一定的联系。
人类则不仅感性地归总经验现象以得出表面的联系,而且运用理性思维的能力来发现各类事实之间的深藏的稳定的本质联系。因此,人脑内部构成知识的信息采取对现实事物做不同程度的抽象概括的概念和判断的形式存在,理性主体可运用逻辑推理的规则对既有信息进行变换处理以产生更深层次的新信息。每个个人还吸取社会集体实践的成果来帮助完成自身整理信息的工作。这样,本来零散获得的信息在每个主体的内部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之网,这就是他的解释结构。新经验到的个别事件由于和这个知识之网的各个要素发生一定的关系而具有意义,而被理解。
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第二层次内涵的信息离不开接受主体。同时我们也看到,那些过去获得的、经过加工整理、为主体掌握了其间联系的信息,成为认识新的信息的手段。这种信息叫做约束性信息。那种在新的生活遭遇中个别得到的、反映具体客观环境的情况的、作为认识对象的信息,叫作非约束性信息。从信息学的角度来看,认识能力的发展也是非约束性信息不断转化为约束性信息的过程。当然约束性信息建立的关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还须反馈到实践活动(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中去加以验证。
第二,这个层次内涵的信息的最重要的内容,还在于把关于客观环境的信息和主体的目的(既有在种族发生中形成的长远目的,又有在具体生活情景中产生的短期目的)结合起来加工,得出规范主体本身在一定客观环境中所进行的物质和能量活动的形式的东西,亦即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自组织系统在一个个具体的控制活动中是这样处理信息的:它首先获取一定的信号即得到语法信息,其次联系过去生活经验解释语法信息的含义而得到语义信息,然后根据本身正在进行的活动的目的评估语义信息的效用而得出语用信息,最后结合积淀于自身的约束性信息中的关于客观环境的规律性的认识得出关于自身当前行为方式的信息。这种关于主体行为方式的信息就是我们在自动控制机器中称为“指令信息”的东西,它由控制中枢付诸执行机构(或称效应器)加以执行。这样我们看到作为对现实世界的有序性的反映的信息,在独立存在于主体世界中时可被结合实现主体的目的的需要加以改组(将信息片段根据它们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的多种可能方式重新加以联接)。
总之,自组织系统因此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和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在这里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对照,对于客体来讲,它的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是完全依附在它的物质、能量运动上的,而对于主体来讲,却可以先设计好这个物质、能量运动的形式,再据以进行物质、能量的运动。这表现出无机自然界在进行着盲目的物质、能量运动,而自组织系统在进行着自觉的物质、能量运动。用信息来驾驭物质和能量的运动,其结果是使一定的物质和能量在实现主体目的的方向上得到尽可能经济、有效的利用。所以我们说,在信息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信息是比物质和能量更为重要的资源和财富。
信息概念具有两层次内涵,既是人类认识信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所打下的印迹,也是人类根据实践和认识的需要从不同角度把握信息所导致的结果。广义信息又可称为客观信息,狭义信息又可称为主观信息。我想人们在生活实际中最先使用的是主观信息的概念,即认为信息是和人类主体不可分的一种现象。但当申农制订出信息量计算公式以后,人们发现这一计算公式与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计算公式仅有一个符号之差,于是就把信息与物质世界中从无序到有序的运动联系起来。对信息的本质的认识由此拓广,出现了客观信息。客观信息说明了主观信息的来源和客观基础,这就是客观世界中物质运动的形式、有序性,那些目前尚未被人类认识的客观物质的有序性最终都有可能为人类所认识而转化为主观信息。
主观信息也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我们上面讲到信息是通过控制主体转变为有目的的自觉的物质和能量的运动的形式的,所以只是由于这种主观信息的作用,才在自然界中产生了一个“人化的自然界”。主观信息是信源和信宿、客观和主观结合和统一的产物,因此它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凭借。马克思早已指出认识既取决于被认识的对象,也取决于主体认识对象的能力,他说:“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⑹;“对象如何对他说来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⑺。
现在我们再来大略考察一下信息的主要功能随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发生的历史演变。我们已知信息在根源上是与生物能动系统的控制活动有关的。原生动物从单细胞生物起就会在利用外部化学信息的基础上合理地组织自己的行为,比如把食物放进变形虫所在的溶液中,变形虫一得到关于食物的化学信息就开发始朝食物的方向移动。可以说这时在自然界出现了原始的物质—能量过程(在此表现为生物的新陈代谢过程)与信息—控制过程的区别。不过在初级动物那里信息活动是一个辅助环节,帮助完成自发的合目的性的质能活动,因为原始生物处理信息的能力完全是在历经自然选择的种族发生过程中作为一种本能被编码在遗传基因中的。
随着物种进化,在较高级动物身上出现了脑这个处理信息的专门化的器官,在本能的无条件反射的基础上产生了与接受信号有关的条件反射,表明动物能够在后天生活环境中相对自主地(即脱离本能地)处理信息,并具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在信息活动中此时不仅有反馈,而且有根据对规律性经验的记忆超前模拟外部环境进展过程的操作,即预见未来事件的来临而对可能的应变方式做出选择。在哺乳动物那里还出现了梦境这种信息世界。由于在这个阶段信息活动具有了相对的独立性、自主性,我们可以说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处于相互借助、相辅相成的局面。迨至于人这个拥有高度发达的处理信息的器官──大脑皮层的高级动物出现,信息活动的地位在自然界又发生了飞跃。因为人的条件反射可以建立在像语词这样的抽象符号构成的第二信号系统的基础上,区别于一般动物的只建立在与各种实际事物相关的感性直观的第一信号系统的基础上,这使得人能够进行理性思维——一种高级的运用逻辑规则甚至数学法则处理世界信息的能力。人在语言中第一次实现了世界的信息化亦即符号化。
随后高度发展的信息活动显得愈益远离直接的控制活动而具有独立、自主的形态,比如两个人进行交谈或某个人写书都是在进行信息活动(交流信息和编码信息),而这看来是自为目的的。但是信息活动的最终本质仍然是指导质能活动更加经济有效地实现主体的实践目的。由于控制实践的活动变得愈益宏大,发挥指导作用的主观信息也变得愈益复杂而超出了指导简单控制活动的“指令信息”的模式。在自动机中成套的指挥受控行为方式的信息形成“程序”、“软件”。在人类社会中人们根据设计图纸建造楼房,根据宪法治理国家等等,凡此种种体现了人们在自觉的实践活动中通过信息控制来调节物质、能量的管理。以上所述看来表明了信息的作用在自然界中的辩证发展的历程:由质能活动利用信息活动到质能活动与信息活动相互为用再到信息活动主导质能活动。信息活动的重要性随着控制主体的能动性的提高而增加。
信息的能动本质发展到今天已使它从作为对现实的反映到能把现实虚拟化,因此凭借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等高科技条件的支持,“虚拟现实”、“虚拟实践”、“虚拟对象”在当今的世界上大发展。这个“虚拟化”潮流预示着人类意识在对世界实行了语言化之后将能推进的更深刻的信息化。这个“虚拟化”也是具有多种形式、含义和目的的。它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如人们进行“虚拟旅游”或生活在“虚拟家庭”。
这是在电子网络中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给人们营造一个仿真的理想生活环境,使人们感性地生活于其中达到娱悦精神的目的甚至实现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它也可以是一种实践方式,比如实现“虚拟管理”在理想模型中根据实际情况合理配置资源,由于许多本来需要经过大量实践活动才能取得的结论在虚拟实践中可以容易获得,又避免了生产活动中大量人力和物力的耗费,因而能实现管理运营的高效化。它也可是一种认识和研究的方式,在对许多具体对象的虚拟化研究中(如研究“人工生命”),人们只是通过在电脑上建构对象的数学模型进行数字计算来解决问题。这时研究者把构成世界的本质要素看作是信息(比特的世界)而不是物质,把不同的物理过程用表示不同的构成方式和过程的处理信息的算法来表示。这样可把对整个宇宙的认识都归结对信息单元进行数学运算的过程,就如人们在人脑中可能通过逻辑思考来理解宇宙的一切。
从这一切虚拟化形式中,我们看到信息世界与可能世界密切相关。信息形式是构筑和表达可能性世界的手段,而虚拟世界往往是经过合理组织的可能性世界。而虚拟世界之为“虚拟”仅因它没有实物的形式,而有时从它们表现了符合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因而是可实现的可能性来说,它们并不纯粹是虚拟的。这犹如在技术实践中人们把许多原本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而只是存在于可能世界中的人工创造物(像钢铁、塑料、汽车等)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可以形成一个广义的世界,在其中发生着二者的交流,而代表合理的可能性的虚拟世界可以引领现实世界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信息原本主要是用来使控制主体知道在现实对象的多种发展可能性中哪一种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的,而现在却主要用来帮助主体在可能性空间中发掘合理的可能性并促其转化为现实性。因此,现实对信息的决定作用为主愈益转变为信息对现实的反向决定作用为主。
美国技术哲学家阿伯特•博格曼(Albert Borgman)在他的《抓牢现实——世纪转换之际的信息的本性》一书⑻中,也类似地描述了信息的作用的变迁,他说信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经历了三个阶段:1.自然信息:关于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about reality),2.文化信息:为着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for reality),3.技术信息:作为现实的信息(information as reality)。我们也可把这三个阶段意译为:反映现实的信息,改组现实的信息和制造现实的信息。我们也由此想到卡尔•波普尔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物理世界(世界1)、精神世界(世界2)和作为人类精神的产物的思想内容的世界(世界3)。作为精神实体与物质实体的相互作用的产物的世界3本质上是一个信息世界。过去我们感到世界3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很难理解,现在从虚拟世界的反作用于现实世界以及它与精神实体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一点了。这一切都体现出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本质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信息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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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题目:中文,三号黑体加粗居中;英文,三号Time New Roman字体, 加粗居中。题目和摘要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4.摘要:
(1)中文摘要和关键词(行间距单倍) 摘要(黑体五号加粗,左起空两格): quduwenquduwenquduwenquduwenXXX(五号楷体)
关键词(黑体五号加粗,左起空两格):XXXX,XXXXX,XXXXX,XXXX(五号楷体)
(2)英文摘要和关键词(行间距单倍)(置于参考文献后。参考文献与英文摘要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Abstract(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加粗,顶格):quduwenquduwenquduwenquduwenXXX(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 Keywords(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加粗,顶格): XXXX,XXXXX,XXXXX,XXXX(Time New Roman字体,五号) 5.正文层次格式(关键词和正文之间空一行,小四号) 1.(四号黑体加粗,左起空两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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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也提出“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在清帝国民族压迫赤裸裸的暴露在被奴化的汉人眼前,越来越多的汉人醒悟了。但最后,“三民主义”变成了“新三民主义”,把民族改成了民族共同体,这可以说是民族主义在中国消失。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陈真形象的演变与民族主义的书写全文如下:
作为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电影类型,功夫片一直以来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喜爱。除了功夫电影中的动作场面、人物角色以及义气精神的呈现外,激发中国观众认同的还有功夫片中的民族主义书写。李小良在谈论武侠电影与功夫电影的区别时曾指出:功夫电影热衷于表现外来侵略者,故事发生在更具现实感的近代。而这种历史性书写往往与民族主义紧密联系。在诸多功夫电影中,陈真这一形象被不断书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三部作品:李小龙版的《精武门》(1972年)、李连杰版的《精武英雄》(1994年)和甄子丹版的《精武风云?陈真》(2010年)。
虽然三部电影在表现同一个人,并且影片中不同程度的折射着民族主义话语,但是由于受到具体时代环境的影响,这种折射的程度以及相对意义发生了变化。本文通过对三部电影中“陈真”形象的变化进行分析,试图探寻随着中国自身发展所引起的电影中的民族主义的变化,并进而探寻民族主义在电影中扮演何种角色,其存在是否具备充分的合理性以及其在何种程度上得以存在。
之所以首先进入这个问题是因为这是被任何有关陈真的电影所反复表现的,更重要的是由踢碎的“东亚病夫”的招牌所形成的关于中国人的反抗话语成为构筑影片民族主义的重要部分。因而进入这一问题,可以了解三部影片对民族主义展现的不同面貌。
“东亚病夫”的说法与梁启超主编的《实务报》密切相关,因而也与近代中国的改革自强道路相联系起来。1896年10月17日,上海《字林西报》转载伦敦《学校岁报》的一则专论,随后《实务报》又将这一转载翻译为《中国实情》一文刊发。文中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其麻木不仁久矣。”由此,“东亚病夫”的说法在中国流传开来,中国人被想象为身体和精神的弱者,这极大地刺激着国人。同时,东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又加重了这种愤怒。但是回溯近现代史,我们发现随着时间的发展,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强,对于“东亚病夫”的记忆以及耻辱感随之淡化。而这一点在电影中可以得到充分认证。
细读电影我们发现,关于“东亚病夫”的匾额只有在李小龙版的《精武门》中得到了叙事上的完整展现,具体表现为日本人到精武门送匾,陈真赴虹口道场,以及最后踢匾这样一条完整的叙事线索。《精武英雄》中,当陈真与霍廷恩赴约至虹口道场以后,才出现“东亚病夫”的匾额,并由藤田刚提示说匾额是由他写的,准备打败两人以后送给他们,随即陈真踢碎匾额。匾额未曾送出便已经被踢碎,因而并没有成为完整的链条。到了最近的《精武风云?陈真》中,踢匾已经完全成了闪回中的内容,影像上的模糊以及叙事上缺乏交代使得这种源自“东亚病夫”的仇恨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消解。当然,叙事上缺乏交代可能与国人来源于前两部电影的经验记忆相关,而这恰恰证明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记忆正变得如影像般模糊斑驳。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叙事同样说明问题。在李小龙版中,陈真踢馆后经过上海公园被“红头阿三”拒之门外,此时“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警示牌以及日本人的羞辱激起了他的愤怒,进而凌空踢碎了警示牌,“使受欺压的华人情绪在刹那间得到了宣泄” [2]。而这一情景在其后的两部电影中均没有出现。
两个在中国人心中极具耻辱意义的牌匾所经历的逐渐淡化的过程,正对应了民族主义由愤怒压抑到自信表达的变迁之路,从1972年到2010年,其中所包含的改革开放的30年,以最鲜活的事实阐释这一问题,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成为削弱民族耻辱记忆的重要力量,同时也使得民族主义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华语电影中。
李小龙自己曾说:歌颂暴力是不好的。那就是为什么我坚持,在这部电影里我演的角色最后还是死掉了,他杀了很多人,也必须偿命。[3]但是他的这种“杀人偿命”观点显然与观众产生了冲突。“中国观众不愿意看到他死,很多人出来抗议,为他们的英雄得到惩罚而感到愤怒。” 这种对于英雄不死的观影期待,自然地流露了观众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而这种主题表现也促成了李小龙影片的轰动。
即使英雄死去,观众同样可以在影片中得到满足。裴开瑞在对李小龙进行身体研究中曾指出:李小龙的身体所展示的男性气质模式使观众得到欲望性的投射和满足,同时“李小龙将自己的身体作为赢得国家之间和种族之间斗争的武器进行展示” 。也就是说这种满足除了体现在李小龙的身体魅力上以外,更为重要地是影片中所流露出的民族情绪,在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时,以陈真以代表的武者进行了决绝的反抗,而且这种反抗取得了部分效果,比如陈真踢馆并杀死了邪恶的日本人。
陈真被枪杀的结局充分反映了这部电影激愤的民族情绪,它在满足李小龙自己所陈述的“杀人偿命”或者表面的法制观念之后,更加激发观众对于英雄形象的确认,而且这种确认往往超出了陈真赴死是为挽救师兄弟及精武门这种关于义气的原因,而直接的与民族英雄相联系起来。这一问题显得十分复杂。一方面因为历史原因,中国人存在的近代屈辱记忆成为升华反抗――即使这种反抗仅仅呈现为个人行为――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值得思考的是影片中义气以及仇恨与民族主义相纠缠产生的实在意义。影片在这一方面来看是混杂的,义气、仇恨与民族主义纠缠在一起,但是民族主义在此并不是模糊地,而正是因为陈真的义气才突出武者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传统的道义原则,仇恨的呈现亦是对家与国不可分割的传统叙事策略的运用。第三就是执行这种“法”本身的不道德性。围聚在精武门门口的是萦绕在近代中国生活与精神上的帝国主义,影片所象征的是帝国主义合谋杀害了一个中华民族英雄。所以,陈真腾空而起中,一声长啸的定格,部分是因为对于这种反抗形象的保留,部分是因为悲剧性的呈现所能激起的更加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
对于影片中所表现出的激愤的民族主义,有评论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明显带有“义和团色彩”。“百多年来,中国人受东、西洋的欺侮与凌辱,造成了一种自卑与自傲、愤怒与可怜交织的复杂心态及民族心理情结。义和团,正是这种心理的表现。” [6]影片中出现的所有日本人角色以及西方人都被塑造成邪恶的敌人,反映了对东洋、西洋整体性的排斥和否定。有论者曾指出这种叙事策略的必然性,“(民族主义)这一主题很难被具体化在个别的人物身上,而必须通过表现对殖民者群体性的仇恨,才能将反抗行动顺理成章的上升为民族大义” 。虽然这种解释有其合理性,但笔者更愿意将这种情绪化解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时代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影片中所构建的,一个是影片产生的时代。虽然影片的具体年代是模糊地,但大致可以定位在民国初期,此时中国内忧外患尤甚,同时因备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得民族主义激荡澎湃;而影片拍摄的70年代,由于中国大陆经历浩劫,国家没有取得相应的发展,同时,香港以作为殖民地的形式存在,其归属感的缺乏使得中华作为一个整体形象得以存在和表现。面对这种境地,呼唤一种可以承担此种凝聚力的东西――民族主义出现,但是它的出现必须是激愤的,否则不能解决问题。
伴随着《精武门》以及李小龙完成的一系列神话,功夫电影中的民族主义与时代一般激荡。22年后,李连杰完成了《精武英雄》,“电影不但标榜李连杰为李小龙的继承者,而且强调了由当代功夫明星体现出来的一些美学上与政治上的变迁” [8]。
较之《精武门》,《精武英雄》最大的特点就是无论陈真这一人物还是影片中所包含的民族主义都趋向了理性,甚至影片开始出现了对于国民性的思索,即使这种思索最终被民族大义所遮蔽。因而,对比《精武门》中激愤的民族主义,《精武英雄》中理性的参与使电影明显呈现出一种新民族主义倾向,这种新民族主义显示在人物塑造上即表现为人物的复杂性。
在人物分类以及性格塑造上,影片显示了成熟的姿态。影片对日本人不再予以全盘丑化,而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陈真有了日本未婚妻,而且与船越文夫以武会友,最后陈真更是被日本领事所救,这样便将日本国民与日本军部区别开来,这一重大变化显示出对待历史的理性态度。虽然对待历史是理性的,但是仇恨以及屈辱史并不能完全用理性解决,它们常常被情感因素所裹挟,因而这种理性的处理方式并没有完全消除内在于其中的民族主义,反而在对比中深化了对历史的认知。正如影片结尾,这种家国恨最终以陈真奔赴抗日战场得以体现。
与李小龙版相比,该片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复仇故事――让李连杰像李小龙那样消灭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是陈真成为一个更为矛盾的民族英雄。这一矛盾的民族英雄形象与影片中对待日本的复杂态度相互联系,共同为笔者所提出的新民族主义做了充分注脚。影片开始时,陈真正在日本接受近代科学教育,但是一群黑龙会成员却试图以“中国猪不配读日本学校”驱逐他。这与近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互文关系。
自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再到学习日本、英美、苏俄,近代中国精英分子自开眼看世界后,始终处在一种学习的状态。但是同时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形成了对东西方强者爱恨交织的情感,一方面表现为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现代性的渴望,另一方面表现为在民族耻辱记忆中形成的对列强的拒斥和反抗。这种矛盾状态正如影片中光子与陈真见到奔赴中国战场的日本军队时,光子问他恨不恨日本人,他说:这是命运,我对此没有选择。而处理这种矛盾心理的关键便是从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
甄子丹在谈到李连杰版时曾说:(李连杰)基本扮演了一个着装不同的黄飞鸿。事实上,正如他所说,《精武英雄》中,陈真与90年代徐克所塑造的黄飞鸿形象存在精神上的相似性。而这也正可以说明此版电影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文化研究坚持认为,文化必须被置于其得以形成和消费的社会关系与系统中加以研究。” [10]而此版电影亦应当与90年代社会、国际环境相联系。
90年代,大陆或是香港经济发展所依靠的无一不是来自发达国家的先进生产力,现代化的过程必须要“改革开放”;但同时,萦锁在中国人心中的近代屈辱历史以及建国后意识形态分立所加重的对东、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异己性认知,使得现代化与民族主义成为一个难于处理的问题。但是,即使这一现实问题很难在电影中得到解决,但至少会以平和的方式令观众得以接受。正如影片结尾部分,枪决场面以法律的形式说明了违法的后果,但是与中国民族感情或者说正义性来看,以陈真死亡为重点是难以为人所接受的,而最终我们知道了虚假的枪决,陈真“复活”,使得法律与情感得到了双重满足,而这与90年代中国政府韬光养晦、处理国内外关系十分相似,依法治国与传统道德得到策略性满足,这种策略性叙事更为功夫电影表现民族主义带来了新的可能与思考。
《精武风云?陈真》在第67届威尼斯电影节上,被西方人指责“过分迎合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口号太多”,并且在国内上映之后同样受到此类批评。在检视整部影片之后,我们发现这种民族主义或者说“膨胀”的民族主义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它在何种程度上具有正当性或者可以接受却更值得思考。
进入新世纪,中国在经济全面发展以后,迫切需要努力树立在国际中的新形象,而且不单单要使国际社会认同改革开放后的新中国的历史,甚至还要重新思考界定中国近代史。影片开端便将视角放置于一战战场,在世界性范围内定位中国形象,而且这种形象的呈现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当欧洲强国的战士在战场上遇到危险时,以陈真为代表的华工挽救了形势,从而使事实上起决定作用的欧洲强国在影片中被明显的高昂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边缘化了。虽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不是一个公平的游戏场所,而是一个等级分明的系统” [11],欧美处于这一金字塔系统的顶端,但是电影却恰恰对这种“等级分明的系统”进行了改写,这背后所掩藏着的正是一种迫切地试图改变自我形象的欲求。而且中国人的角色设置极具意义,15万中国人以工代兵,负责输送弹药,对人物角色的呈现与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中国以及其他亚非国家所扮演的角色一样,即资本主义的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强国的形成建立在被压迫的亚非国家的“物资供给”上。
处在国际视域中的这部电影在处理中国与外国关系时便显得十分微妙。在对中日关系的呈现上,将敌人干脆地直指日本军部,而且将两者的斗争以谋杀与挽救的打擂的方式公开呈现。同时,影片中舒淇所扮演的日本特务的表现十分暧昧,她不是李小龙版中完全的坏人,也并非向李连杰版中光子、船越文夫般正面,她亦正亦邪的处理在满足对人物人性化表达的同时,也隐含的表露出当今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对欧美各国的表现同样暧昧。一方面陈真强调日本和欧美国家是一丘之貉,但另一方面以英国买办为代表的欧美人对日本又表现出排斥与厌恶,并最终死在日本人枪下。影片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似乎在反映二战中同盟国关系以及当今中国以不同方式处理不同国家间关系的现实。
陈真形象的变化是影片的重点。影片中,陈真的功夫回归到李小龙的凌厉,与李连杰的内敛形成强烈对比。更为重要的变化是对陈真形象的多元化表现,这与李小龙、李连杰的陈真形象形成了阶级层面的对照。李小龙饰演的陈真身着中国传统布衫,而且“少读书”,是一个底层的武者形象;较之李小龙的陈真形象,李连杰版有了提升,他身着中山装,并且留学的经历使他具备了知识分子的特点;甄子丹版的陈真与钢琴、西装、机车、外语联系起来,颇具小资情调,而这种情调在过去是为主流话语所批判的。而且影片中对“天山黑侠”的呈现虽然是以一个极具中国武侠色彩的名字命名,但是其装束以及视觉呈现上与好莱坞的蝙蝠侠、蜘蛛侠十分相似,他以绝对的拯救者姿态出现,成为以一己之力对抗侵略的超级英雄。
在这一过程中,再也没有出现针对陈真的枪决场面,取而代之的是日本军部在正面对抗不成功的情况下,以为人所耻的方式将陈真抓获,并拷打陈真,此时陈真以裸体出现(这在李小龙版、李连杰版都不曾出现),根据身体研究的观点,赤裸的男性身体表现挣扎的姿态、紧绷的肌肉,使身体成为各方力量角逐的场域,反映的是施暴与反抗的较量,而这种对抗联系着民族主义,当最终陈真醒来时,民族英雄取得了这场较量的胜利。当陈真以一个中国名字、西方外衣屹立于城市之巅时,一个全新的民族国家形象便于叙事中完全呈现突出出来。而他所对应的正是中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自觉不自觉地呈现给世界的形象,虽然中国力量最终在外交政策上被表述的十分低调、谦虚,但是早已为西方定义为威胁,这种强大的民族主义力量内在于电影中,所以这也不难理解在西方点电影节上引起西方人对中国的警戒。
上文中提到,功夫电影通常更容易表现的民族主义,其实从更广泛意义上讲,任何电影中都可以存在民族主义。但是当面对部分电影中的民族主义情绪时,一些思考和质疑便会出现,比如民族主义在当代电影中是否应该出现?是应该抑或是必须?如果出现,那么该如何界定它的程度?
首先,民族主义在电影中的存在很难避免。这不单单因为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而且,电影在走商业化的同时,必然会面对国际市场,当这种“走出去”得以实现时,以何种方式展现本国电影标签以及怎样展示自身文化便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即使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逃不出民族主义,而对应于今天我们试图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现实,除了展现传统文化之外,还应当表现近现代的中国历史包括这一过程中中国的屈辱、奋斗和抗争,而在这种电影化的呈现中,民族主义便不可或缺。
既然民族主义不可缺少,那么民族主义也就面临着一个“度”的问题。对于在何种程度上去表达民族主义很难找到明确的答案,因而只能规定一个最低界限――即民族主义不可以成为什么。例如它不可以成为狭隘民族主义或者认为一种“义和团情绪”。但是即使这种规定也很难具有充足的说服力,因为这种难以规定的模糊的处理方式在具体操作中会面临更多问题。就像有学者讨论武侠、功夫电影中“义和团情绪”时所说的那样,“今天,我们在理智上当然知道义和团运动是落后的,可悲而又可笑的,但这不能完全抑制中国人心理深处的一种失衡之后的‘义和团情结’。这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的表现。这种‘情结’,在今天,乃至今后若干年里,还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宣泄出来。” 这与电影中表现民族主义十分相似,因而如何在电影中合理的呈现民族主义也只能交给电影实践。同时,联系近年来电影创作与学术界中不断出现的民族主义,对此研究更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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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进行的14年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有社会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华侨同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中国的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取得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探究从张学良口述史论其抗日爱国思想演变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927年夏,日本召开了著名的“东方会议”,其用意是将中国东北分裂出去,变成日本的殖民 地。这一决策竟然成为了日本的最高国策。会议之后,日本制造了“满蒙悬案”,强迫张作霖进行“满蒙交涉”,妄图攫取在东北的更多利益,以达到全面地控制东 北地区的目的。但是,令日本意外的是1916年以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始终不肯执行《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并且还通过省长或各县知事下达了 一系列《东北官宪排日法令》。于是,日本把张作霖视为日本在满蒙条约上利益受损的阻碍,很是恼火。由于无法容忍,最终采取了极端的手段,制造了震惊中外的 “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炸死。此后,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军大权。
张学良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声名显赫、富有传奇色彩的 人物。虽然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是众说纷纭,但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是张学良先生在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却 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自1928年东北易帜到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将军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态度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也正是张学良对日态度的变化,促 成了一系列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历史事件的发生。“近代社会的动荡和变化,激发了张学良高度的民族良知和爱国热情,他决心消除内乱,促进祖国统一。”西安事 变后,他被禁锢了半个世纪,终于在其晚年时,将自己的真实人生讲述了出来。“目前以口头访谈作为访求历史史实的路径,已成为史学界搜寻、运用史料的一个组 成部分,并被纳入学术研究之中,且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近20年来,围绕着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了大量的著作。其中,管宁、张友坤、毕万闻、唐德刚等 人著录的《张学良开口说话》《张学良口述历史解密》《张学良三次口述历史》等多部学术著作深受关注,这些为张学良及其政治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史料。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承认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且通电全国,服从南京国民政府。关于东北易帜的原因,在《张学良口述历史》出版 之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是“国难家仇促使张学良决心抗日,但又感到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认识到要御外侮,报父仇必须谋求全国的统一,一 致对外。”其实不然。当时,奉系的实力并不软弱,甚至可以说是强于南京的实力。正如张学良的部下卢广绩先生在一次接受外媒采访时曾说过:当时的奉军是30 万人,此外,还有海军、空军,而蒋介石却只有20万陆军。从实力上比较,即使不与蒋介石争雄,也是没有必要服从于南京政府的。从《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 发现:张学良承认,是父亲的遇害更加坚定了其实行易帜的决心。但在此之前,他一直都主张国内统一,认为中国的统一是国家不被欺辱的根本。可是,日本曾多次 拉拢张学良,要支持他在东北做皇帝,但遭到了张学良的多次回绝。正如他在自述中提到:与林权助的一次交流中,明确表示自己是中国人,是不会受日本人摆布 的。因此,日本人产生了要对付他的企图。
如此看来,张学良易帜并非是因为自身实力不足而联合南京国民政府,而是出于爱国情怀。 日本对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觊觎,深深触动了张学良的爱国之心,易帜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全国统一抗日。唐德刚先生对这一事件评价是:“学良于1928年底的 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三千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223
在民族危急关头,张学良把民族 大义置于眼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进行易帜,维护了祖国统一。从此,张学良的思想由军阀割据进入了军阀分治的爱国统一阶段。由此,东北易帜“这一行动挫 败了日本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维护了国家领土的完整,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爱国行动,是张学良对中国历史的一大贡献”。换而言之,张学良一腔爱国热血及其 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是东北易帜的根本原因。
“东北易帜这一历史事件的基本性质是爱国的、进步的,其主要作用是积极的。”
张学良拥蒋、助蒋统一,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既危害到日本的利益,也促使东北地区的防务变得松弛。这时,日本趁机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意图明确,要占 领东北全境,这对张学良来说是致命打击。按常理推断,实力雄厚的东北军在事变发生之后,应该全面对敌。但事实上,张学良非但未带领东北军进行抵抗,反而放 弃东北退守关内。在一些文章中,有的学者谈及到:对中村事件处理时,蒋介石曾向张学良训示—东北军面对日军在东北的任何挑衅均要采取不予抵抗的政策以避免 冲突,并要求这一政策在东北军中得到贯彻。多年以来,每当谈到“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根源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然而, 张学良在其自述中却多次强调:“九·一八”事变不抵抗的原因在于他自己,并非蒋介石和国民中央政府。在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到“台湾”采访张学良,当 他谈到“九·一八”事变时说:“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 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 下达过不抵抗指示。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后来,很多学者曾经推测,张学良之所以将东北沦陷的责任揽于自己身 上,是因为自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处境决定了其言论,张学良的说法并非本意。直到张学良在迁居美国之后,依然坚持他当时的判断,认为日本人不会占领中 国。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下了不予抵抗的命令。这与张学良在台湾时期的说法是一致的。另外,他还在多次的访谈中对坊间 传闻的一些事情做了澄清和更正。例如,在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记录与张学良的一段谈话中,张学良对不抵抗的事情进行了郑重的声明:很多书中一些人所说的 国民中央政府下令不抵抗是不实的,那个命令是他本人下的。他还说,因为以往处理日本的挑衅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理方式,没有预计到日本人会有如此心 思。作为封疆大吏,历史的责任在他。但在其口述历史中,又为其自己辩解,他的不抵抗并非是内心上的不抵抗,而是对时局的判断错误。张学良在自我反省的同 时,也为自己辩护:既承认“判断错误”,却又否认“不抵抗”。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根本原因,张学良的自 述给我们提供了有利的依据。虽受时局影响,但其心可鉴。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背井离乡,非其所愿。他认为政府与国联的力量是可以解决日本动武这一 问题的,所以放弃了抵抗。对此,他在口述历史中谈到日本奉还家产的问题时说:“要还,你把东三省还给国家”。也就是说,张学良当时认为,政府出面解决相关 问题,通过国际会议或者其他交涉,东北是要“还的”。在“九·一八”事变中,张学良应该是本着维护国家统一,认为面对日本的“挑衅”要上升至国家层面来解 决。正如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表示,日本“绝非我一人及东北一隅所能应付”,中央政府才是有能力解决事情的。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思想上已经完全超越了 军阀分治统一的爱国阶段。张学良应该是经受军阀割据思想与政治统一思想的碰撞的煎熬的,既想收复东北,又想要谋求国家的统一。尤其是热河抗战失败以后,张 学良辞职放弃东北军的领导权,更加说明了他的政治思想已经告别了易帜时期的爱国合作分治思想。
张学良辞职之后,赴欧洲考察,受到欧洲各国政治军事局势重要影响。他对国际局势进行了分析,认为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欧洲各国反战情绪高涨,但大 战依然迫在眉睫。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东北问题依靠国联是不可能解决的,国民政府所提出的对日作战“准备期”是“无限期”。恰恰在此时,日本加紧了对中国的 进一步侵略与扩张,利用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甚至于文化等各种手段对中国进行绑架。于是,张学良对时局进行了认真而深入地分析,确定了立即对日作战的 思想。此时的张学良,认为国内统一是抗日的必备条件,主要的想法还是与蒋介石趋于一致的。在归国后,他回答上海记者提问时明确地表示:“本人之意,惟望国 内和平统一,方能救中国。”2“张学良的落脚点始终是希望蒋介石能够统一救国,励精图治,收复被日寇占领的东北失地”。同时,张学良同意“攘外必先安 内”,并且主张实行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虽然张学良在这一时期已经逐渐认识到了不抵抗政策的失误,但是,他所希望的还是以国家的统一作为收复东北的前 提,将国家的统一与自己的抱负联系在一起。
直到1934年3月,张学良在武汉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调集旧部开赴西北地区与十七路军协同 作战,剿灭“匪患”。这也是张学良这一时期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他坚信国家统一才是抗日的基础,“不安内,便不能攘外,要安内,必先剿灭赤匪,只有在扑灭 赤匪以后,全国上下才能结成一致的对外战线,才能收复失地。所以,为着我们民族国家的利益,我们必须以剿灭赤匪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此后,张学良带领东 北军围追堵截红军,希望通过剿共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并扩充自身实力。但在三个月的战事中,张学良非但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反而损兵折将,这给张学良以 极大的打击。此外,最让张学良难以接受的是蒋介石想要削弱自己,其意图明显,如减发军饷、取消被歼部队番号等,这些令张学良悲愤不已。“这个事实再次教育 了张学良,使他不仅看穿了蒋介石驱使东北军进攻红军的险恶用心,在于使其两败俱伤,而且认识到内战不已,抗日无从谈起。”由于剿匪的结果与张学良的初衷相 悖,所以,张学良的爱国统一思想与安内攘外的政治主张开始出现了激烈的碰撞。张学良在其自述中谈到:他与蒋介石的冲突就在于前者主张攘外安内,而后者主张 安内攘外,两人的争吵的根源也在于此。在国民党“五大”期间,张学良就已经开始谋划新的出路。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张学良在抗日爱国的思想驱使下,对蒋的 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蒋介石思想的守旧与反动,他决定要挑战“领袖的权威”。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议精神,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同时,在国内公开发表,呼吁“停止 内战”“抗日救国”,即“八一宣言”。宣言的主体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张学良也由此看到了共产党的对日主张。1936年1月,张学良秘密到上海找到了进 步人士杜重远,开始与中共取得联系。中国共产党得知张学良抗日的想法之后,决定团结张学良及东北军。1936年1月25日,中共方面以毛泽东、周恩来、彭 德怀等名义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肯定了东北军大多数是爱国的,红军愿意与东北军互不侵犯,合作抗日。1936年3月, 张学良通过上海地下党李杜认识了刘鼎,进一步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4月6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确定肤施会谈中共代表为周恩来,并将会谈要点电 告张学良,希望张学良也提出自己的建议与真实想法。最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上对停止内战问题、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问题、红军集中到河北抗日问 题、派代表赴苏联问题、通商问题等,初步达成了协议。这次会谈对张学良抗日爱国思想转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从张学良对周恩来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学良 对联共抗日的期待。他说“中国现代人物,我最佩服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可以说我们俩一见面,我当时我答应了周恩来。”155由此可见,张学良已经坚 定抗日救国的决心,那么,西安事变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变化是由内外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张学良为了不再无故损耗东 北军的实力,不想再与红军正面冲突,产生了以和平代替武力的方式来解决国共之间问题的想法;二是,中共在张学良举棋不定的时候,采取了积极的态度来促进他 的思想转变,进一步动摇了张学良剿灭共产党的意志。到了1936年的下半年,张学良多次劝谏蒋介石“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 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1。这些说明,此时的张学良已由原本的先安内后攘外思想转换到全民族抗日上来了。特别是华北沦陷,更加让他看到,不仅 是沦亡的东北难以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而且整个中华民族都面临着被日本人灭亡的危机。于是,张学良便开始梳理自己的思路,调整了先“救亡”而后“救国”的思 维次序,逐渐抛弃了原有的“统一抗日的爱国思想”,从而转变为“全民族抗日的爱国思想”。这也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思想根源。唐德刚教授在采访张学良 时问到西安事变的是是非非时,张学良说:“历史如走回头路的话,西安事变他还是要发动的。”1这充分说明了张学良这一时期思想变化的深刻性与坚定性。
口述历史,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记述历史的方法,是一种可以更真实、更深刻、更具体地反映历史的方法,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其他史料所不能提及的一手资料。对 于口述历史的研究,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对于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及其价值,学术界也是褒贬不一。中国人民大学张同新教授认为:“张学良的口述历史基本 上没有记述者、著述者个人的格外加工、修饰,能够完整地保留了张学良口述的原意。它的优点在于给史学工作者提供了原原本本的历史资料,给持有不同观点、不 同学术风格、从不同角度研究张学良的学者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温州大学教授王海晨则说:张学良口述历史已经有几个版本在坊间流传,学术界对此褒贬不一。有 的说,价值不大,没什么新东西;有的说,乱七八糟。王教授认为:张学良这百年人生中,老人“锁嘴”半世,90高龄之时,“竟然还有勇气将他一生的经历、感 受,用生动的语言娓娓道来,已经非常难得了! 而史家所需的正是这半个多世纪前的‘老观点’。”当然,对于口述历史的真实性,很多人也都提出了质疑。尤其是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发起者主要是哥伦比亚大学的 部分学者,能否克服晚年的张学良浓重的东北话口音以及嗓音不清等问题、美国学者是否真正了解东北的近代历史,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必须看到,张 学良在多次公开访谈、口述纪实以及应哥伦比亚大学学者之约口述历史中,其主流思想的演变是没有任何可以质疑的。也就是说,利用张学良口述历史研究其自 1928年到1936年间的抗日爱国思想的演变,依据充分,翔实可靠。
张学良说过:“人的思想永远是随着时间或空间变迁……只有随时随地把自己的思想记载下来,才能充分的了解自己,而且由于前后印证才能找出本人思想变迁的痕迹。”270我们研究张学良在中国近代的抗日爱国思想变化时,发现张学良思想的变化是具有稳定的思维逻辑关系的。
(一)张学良的爱国情怀
张学良的爱国情怀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具有时代和个人特色的。由于所处地位的特殊性,张学良认为自身具有充分的资本去爱国,他将封建军阀的地方主 义与忠君爱国相结合,形成了合作分治的爱国思想。日本占领东北以后,张学良丧失了地理空间上的支持,他的爱国思想转变为统一爱国思想,力图以全国地域的统 一换取东北地域的收复。但是,事实与张学良的设想产生了极大的反差。随着国际与国内形势的恶化,张学良所谋求的全国统一环境下的抗日局势难以形成。于是, 张学良只得顺应历史潮流,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拥护者。同样,迁居美国后的张学良,在90岁高龄时还依然心念国家,愿意为国家、为人民尽其力量,依然保持 着青年时代的情怀。纵向考察张学良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其一生中,爱国情怀是其思想中的主线。张学良是忠诚的爱国 者,正如其所说,“我不敢用‘爱国者’三个字,我倒是愿意接受”502。也正是这种无私的爱国情怀,促成了历史变革时期重大事件的发生,改变了中国历史的 发展方向,造就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千古不朽的人物。
(二)张学良的仇日情节
张学良的仇日情节,没有他人的灌输,也非书 本中所学。他自幼就目睹了日本在东北的暴行,特别是成人以后遭受了多次打击,使得他更加憎恨日本。众所周知:父亲张作霖、儿子张闾琪都是死在日本人的手 中,他所管辖的东北沦为日本殖民地,他本人也因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背上了“不抵抗”的罪名。面对这些,张学良曾说:“我自己的整个毁灭是出于日 本。”因而,我们可以看出张学良从小就有仇日情节,他在骨子里对日本就是憎恨的,尤其是再加上杀父之仇、夺家之恨,张学良对日本的憎恨已经激化为不共戴天 的仇恨。“打击与抵抗日本侵略者”便成为了1928年以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与活动的重要核心内容,也是其一切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主要目的。在1990年日本 媒体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曾反问日本记者:日本为什么将东条等人作为英雄而不是罪人?一位笃信基督半世纪耄耋老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宽 恕日本,无法释怀心中的仇恨。由此可见,1928年之后的张学良政治思想中的仇日情节有多么浓厚、影响又有多么的重大。东北易帜是为求得统一,打破日本对 其威逼利诱;西北“剿匪”是为安内而后攘外,收复东北,匡复河山。但是国力不足、难以助其实现匡复东北以报国恨家仇,再加之“仇日情结”的不断升级,最终 产生了联苏联共发动事变的想法。换而言之,西安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张学良抗日爱国与政治现实之间矛盾的集中体现。由此看出,张学良对日本的仇视态度影响了他 在诸多事件中的决策。
(三)张学良的本性使然
张学良的思想理念和政治行动均是以“良心”为基本原则的。张学良在其自 述中以及诸多的电文演说中,经常强调人的本性应该是善的,人要讲良心。在他看来,“良心”是每个人区分善恶的能力,有良心者为善,去勇敢地做正确的事情。 张学良就是这样“本良心做事,为社会服务”182。同样,在东北治理方面他也是秉承良心,维护东北安宁,保护东北民众。在张学良的人生哲学中,良心是本性 使然,凡是符合本性要求的要尽量去做;反之,则要尽力克制。张学良本性根源于其成长时期的教育与实践,在不知不觉中把儒家忠孝仁义的道德标准与____普世 救人的实践观结合起来。在不断地磨砺中,他形成了以“忠孝仁义”为内核、以“普世救人”为目的、以“豪侠豁达”为外在表现的性格特点。这也是其本性的基本 要求和思维逻辑中的良心准则,这对张学良其他思想的形成起到了导向性的作用。
综上而言,张学良政治思想体系是以良心准则为基础、爱国主 义为核心、仇日情结为发展动力的。日本学者西村成雄曾称赞张学良是“典型的集建设近代国民国家(救国)和救中华民族(救亡)双重课题于一身的政治家”。同 时,在张学良口述历史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到在双重变奏的历史环境下,其任何行动并非其冲动而为,都是在历史客观因素的推进下引起其主观思维变化。也正 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张学良的行动决策虽然判若两人,但其抗日爱国思想基础是一脉相通的。“少帅要求抗日,要求与共产党合作 却不是出于个人私利,而是出自爱国的动机。”准确地说,张学良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其抗日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一颗赤子心,滔滔中华情。张学良以伟大的牺牲 精神,换取了国内的和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改变历史的伟大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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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上学既指对世界本质的看法,也指片面的、孤立的、静止的思维方式。形而上学的主要问题包括,世界的本原是什么,宇宙万物的生成和演化,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自然界的规律法则,灵魂是否存在,人与宇宙自然的关系,自由意志等。总之,存在,虚无,宇宙,灵魂,自由意志……所有玄之又玄的问题,都属于古老的形而上学话题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哲学论文范文: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全文如下:
在西方哲学中,形而上学一向是哲学家们极为关注的问题。
作为古典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形而上学在西方哲学史上曾经长期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在某种意义上说,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的西方哲学史就是一部形而上学史。不仅如此,即使在自觉地与古典哲学划清界限的现当代西方哲学之中,哲学家们仍旧在研究形而上学问题,当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批判形而上学。然而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20世纪以来不知有多少哲学家宣称形而上学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可是人们直到今天却还是一而再在而三地批判形而上学。这一奇特的历史景观向我们表明,如果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仍然有其生命力,那就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传统实在是太沉重了,以至于人们花费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还在为清除形而上学的影响煞费苦心,这至少说明哲学还没有彻底卸除它的负担。种种迹象表明,或许我们注定了要与形而上学纠缠不休。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看,研究形而上学的问题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有意义的。无论我们对形而上学持什么样的立场或态度,无论我们反对它还是赞同它,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必须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而要弄清楚形而上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理清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混乱的问题。我们今天称之为“形而上学”的这门“学问”,其实并不是一门严整划一、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几乎可以说有多少种哲学体系就有多少种形而上学,人们经常是在不同的意义上谈论甚至批判形而上学的。造成这种混乱局面的原因有许多,在这些原因之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曾经作为古典哲学核心部门的形而上学并非一经确立便固定不变,而是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之中逐渐形成的,在它的演变过程中,人们关于形而上学的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果从比较严格的意义上或者说从狭义上说,形而上学意指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而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乃是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我们可以把巴门尼德的存在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以及近代本体论等等都称之为形而上学,因为它们虽然形态各异,但是在问题、对象、结构和方法等方面毕竟或多或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
本文在此主要从广义上使用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目的是通过对于形而上学从巴门尼德存在论到近代本体论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疏理,为研究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一些基本性的帮助。
从广义上讲,形而上学发端于巴门尼德的存在学说。如果我们把巴门尼德的思想称为“存在论”的话,那么可以说存在论就是形而上学最初也是最基本的形式。
作为西方哲学诞生初期的早期希腊哲学以自然作为思考的对象,通常我们将这个时期称之为自然哲学或宇宙论时期,它的主要问题是“本原(arche)”问题。所谓“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规定,亦即万物从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回到那里去,一切皆变唯它不变并且以“质料”为其主要内容的“始基”,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开端和主宰。[1]当时的哲学家们从朴素、直观和经验的自然主义态度出发,围绕着宇宙自然的本原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他们企图以自然来解释自然,用一种自然元素来说明自然万物。于是,有人说本原是水,有人说本原是气,也有人说本原是火……。总之,在本原问题上,哲学家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形成普遍的共识,结果离他们要求认识自然的理想越来越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道路进行了反思。
自然哲学所关心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问题,这种知识主要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之上,而且通常表现为某种独断式的论定,巴门尼德对自然哲学的批评也正在于此。在留给我们的著作残篇之中,巴门尼德首先指出了哲学探索的两条道路:一条是以“非存在”为对象的“意见之路”,一条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在他看来,自然哲学家们的局限就在于他们对本原的探讨建立在观察和经验的基础之上,而经验的对象都是生灭变化、相对而偶然的“非存在”,对此我们只能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见”而不可能达到普遍必然的知识,因而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真正说来,哲学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以“存在”为对象的“真理之路”。按照他的观点,唯存在是存在的,非存在不存在,因为只有存在能够被思想和述说,非存在则既不能被思想也不能被述说。所以,能够被述说和思想的一定是存在的,“作为思想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情”。[2]由此,巴门尼德便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为后来在西方哲学史上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的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
与追问宇宙自然“在时间上”最古老最原始之开端和主宰的自然哲学道路不同,巴门尼德致力于探讨宇宙自然“在逻辑上”处于第一位的根据或本质,他称之为“存在”。就哲学思考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而言,巴门尼德与自然哲学家是一致的,他们的分歧乃在于究竟“时间在先”的“质料”是知识的对象,还是“逻辑在先”的“形式”是知识的对象,当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还不是纯粹的“形式”。在巴门尼德看来,一切存在物都存在,但是它们总有一天将不再存在,唯有使一切存在物存在的存在本身是永恒不变的真实存在。虽然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并不就是形而上学,但是在他的存在学说之中已经蕴含着构成形而上学的基本要素。
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开始以“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显然有其深刻的语言学背景。与汉语不同,印欧语系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以系动词为基本联结方式的语句结构。在人类语言的形成史中,最初出现的可能只是很少的一些孤立的音节,然后是一些简单的语句。这些原始的语汇还没有明确区分为动词与名词,它们主要与人类日常的生活劳动密切相关,因而带有十分浓重的感性色彩。随着人类交往和实践活动的逐渐密切和复杂化,语言也进一步得到了进化,人们需要将对于事物的表达联结为语句,以便来表述事物与其属性等各种关系,于是在印欧语系中就逐渐形成了其特有的系词结构,即以一个系动词来联结主词与宾词,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S是P”的语句结构。在希腊语中,这个系动词的一般形式是eimi,我们通常可以译作“是”、“有”或“在”。 据海德格尔考证,希腊语中的这个系动词在印欧语系中有两个词根,一是es,与此相应的希腊语是eimi和einai,在梵文中则是asus,拉丁语是esum和esse,原本的含义是生活、生者、由其自身来立于自身中又走又停者:本真常住者。一是bhu、bheu,希腊语中与之对应的是phuo,其本义是起来,起作用,由其自身来站立并停留。前者后来演变为系动词,后者则变成了phusis亦即“自然”。[3] 由此可见,“是”、“有”或“在”这个语词在没有成为系动词之前与其他动词一样也是一个实义动词,只是后来当人们用它来表示不同概念之间的某种联结关系时,它才变成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非实义性系动词。但是随着动词的不定式和名词化例如动名词、分词的出现,这个系动词亦有了不定式和分词形式,如einai和to on等。作为无界说的、不确定的不定式,这个系动词在语言中起着普遍的联结作用而其自身是没有什么实际含义的,但是作为动名词或分词,它又像名词一样具有特定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们就有可能像追问其他名词的意义一样来追问这个系词的确定含义,而它的名词化就使它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最广泛最普遍的抽象意义。
我们经常说:花是红的,水是绿的,苏格拉底是人,这是一棵树,如此等等。在这些语句中,主词与宾词都可以是变化不定的,唯有其中的系词“是”不变。当早期希腊哲学家们企图在变动不居的自然之中发现某种永恒不变的“质料”的时候,巴门尼德却发现真正不变的乃是这个抽象普遍的“是”或“存在”,它是使事物是什么的“是”,使存在者存在的“存在”,因而哲学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追问这个“是”或“在”“是什么”,它类似于我们所说的宇宙万物最普遍的“本质”。于是通过巴门尼德及其后继者们的努力,追问宇宙自然之时间上在先的原始开端即“本原”的宇宙论,便让位于追问宇宙自然之逻辑上在先的“存在”即本质的形而上学,并且从此蔚然大观,主宰西方哲学长达2000多年之久。
自从康德提出“存在不是宾词”的思想以来,尤其是在现代哲学的分析哲学之中,“存在”这个形而上学的对象备受诟病,人们认为形而上学的形成实际上乃是基于语言之误用所产生的结果。不错,“存在”这个概念的确是由语句之中联结概念的系词演变而来的,但是我们似乎不能由此就判定它仅只属于语言学的问题,因为人们完全有可能用它来表达另外的问题。后来海德格尔要求重提存在问题,自有他的道理。
巴门尼德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在现象与本质之间作出了区分,将存在确定为哲学的对象,从此哲学不再追问自然的本原或构成元素,而是探索宇宙统一的、最普遍的本质,这就为形而上学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他亦以“思想与存在的同一性”为哲学之思辨思维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公式”:通过感觉经验不可能达到与认识对象的同一性,唯有在思想或理性认识中才能获得真理。因此,无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与后来的形而上学有多么不同,实际上他已经为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范畴学说乃至黑格尔的逻辑学开辟了道路,这就是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认识和把握存在的科学思维方式。一部西方哲学史通常都是从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讲起的,我们也无意否定他的哲学始祖的地位,然而如果考虑到形而上学乃是西方古典哲学的主旋律并且至今余音未绝,我们不妨将巴门尼德看作是西方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的逻辑学以巴门尼德的存在作为开端。
众所周知,虽然亚里士多德有一部哲学著作名为《形而上学》,而且人们公认他是形而上学的创始人或奠基者,但是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过“形而上学”这一概念。相应于后人所说的“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通常称之为“第一哲学”。据说公元一世纪时罗得岛的安德罗尼柯着手编辑整理亚里士多德的手稿和学生们听课的笔记,他在编辑好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哲学或物理学(phusika)的手稿之后,开始编辑有关第一哲学的手稿,由于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ta meta ta phusika--“自然哲学(物理学)之后诸卷”。十分巧合的是,meta-这个前缀既有“在…之后”的含义,亦有“超越”、“元”等含义,因而metaphusika也可以理解为“超越自然哲学”、“元自然哲学”或“自然哲学的基础”等等,而这恰恰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第一哲学”的设想相吻合。于是metaphusika就不仅仅是后人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所拟的书名,而且成了西方古典哲学的核心部门或学科。
在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演变过程中,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希腊哲学以知识为哲学之第一要义,崇尚知识崇尚科学构成了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自然哲学研究自然的原因如是,巴门尼德扭转哲学方向的目的亦然,两者都是为了知识。巴门尼德之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进一步开拓和发展了他所开创的这条哲学道路,把哲学研究的重心集中在探索事物“是什么”的问题之上,他们孜孜以求的也是知识。苏格拉底终其一生都在追问“是什么”的问题:美是什么?勇敢是什么?正义是什么?善是什么?他所追问的乃是一事物就其自身而言决定它是这一事物的定义或概念,因而后人亦称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为“概念论”,柏拉图正是在其基础上建立了他的理念论。在柏拉图看来,可感事物变动不居因而只是意见的对象,事物的普遍共相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才是知识的对象。相对于由可感事物所构成的“可感世界”,存在着一个“理念世界”:每一类事物都有它们的类本质即“理念”(共相),所有事物的“理念”就构成了一个“理念世界”亦即我们所说的“本质世界”,正如可感世界以太阳为其主宰,理念世界由善的理念所统治。于是,柏拉图将世界划分为“现象世界”与“本质世界”这样两个世界,哲学主要以这个“本质世界”作为它的研究对象。后来柏拉图虽然苦于无法解决这两个世界的关系问题,但是他认为就知识而言我们绝不能放弃理念论的立场,因而他更关注的是理念之间的关系问题,试图以此来说明事物的复合性并且进一步确立理念世界的统一性。从巴门尼德的“意见之路”与“真理之路”到柏拉图的“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奠定了形而上学的一个基本前提,这就是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尽管形而上学追求的是关于宇宙之统一整体的知识,所以一般说来形而上学以一元论为其理论的基本形式,然而由于哲学家们认为只有在宇宙之最普遍最抽象的共相之中才能获得这种知识,因此现象与本质的区别就成了形而上学发端、繁荣乃至衰落的根源所在。
正是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形成了他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虽然在柏拉图学园中学习工作长达20年之久,但是他并不同意柏拉图关于具体事物与其理念“分离”的观点,然而出于追求知识的同样目标,在根本上他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又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古代哲学家在思考哲学问题的时候并不着意建立某种理论体系,而且亚里士多德留给我们的也不是精心写成的哲学著作而只是一些无法确定时间和秩序的讲课笔记和手稿,因此我们很难说在他那里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形而上学体系。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对他的有关思想作一番疏理,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这很可能只是我们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一般的科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某一属性或某一方面,至于这些属性或方面由之而存在的存在本身它们是不过问的,因而一定有一门学问专门研究“存在本身”(他有时也称之为“作为存在的存在”),这门学问就是“第一哲学”。[4]正如存在的属性与方面皆以存在为其基础和前提,第一哲学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和前提。如果我们追问“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究竟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进一步的回答是,“存在不是种”,作为最高的普遍性,存在不可能通过形式逻辑“属加种差”的方式来下定义,因而我们无法直接规定存在是什么,更何况“存在有多种意义”[5]。于是,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来回答存在问题,他将存在的本然意义亦即存在的存在方式称作“范畴(ketagoria)”,认为“就自身而言的存在的意义如范畴表所表示的那样,范畴表表示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意义”,[6]从而提出了ousia(实体)、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以这十个范畴囊括了存在的全部存在方式。由此,巴门尼德以“存在”为对象的存在论就演变成了亚里士多德以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为研究对象的形而上学。
当亚里士多德以诸范畴的体系来解决存在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所建构的乃是“存在之网”亦即世界的逻辑结构,因而区别于柏拉图理念论之等级制的理论秩序,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一个以ousia为中心的网状结构。在这十个范畴中,ousia亦即“是什么(ti esti)”或“是其所是(to ti en einai)”居于中心地位,因为我们只有认识了事物“是什么”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这个ousia就是后人所说的“实体”。最初亚里士多德主张具体的个别事物是第一实体,但是随着“质料”的发现,[7]“形式”作为事物的“是什么”或“是其所是”逐渐取得了第一实体的地位。为了解决质料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潜能与现实的学说,从而把运动和生成的因素融入了形而上学之中。
与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概念一样,ousia这个概念历经演变,特别是在被翻译成拉丁语substantia之后,已经失去了亚里士多德本来的含义。黑格尔曾经批评“粗野的”拉丁文不适合用来表达哲学的概念,海德格尔则认为希腊哲学概念被翻译成拉丁语后对哲学造成了十分有害的影响,看来他们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8]在亚里士多德那里,ousia作为范畴体系的中心并非就是“存在本身”,而且就其是“形式”而言通常与“质料”亦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史研究中有一句俗语,叫做“在者不实,实者不在”。在这个意义上不很恰当地说,“质料”是“在”而“形式”为“实”,“质料”以“形式”为根据,“形式”以“质料”为载体,因而ousia是“实”而非“体”。但当后人用substance(实体)--站在下面的东西--翻译亚里士多德的ousia的时候,这个ousia似乎成了有“实”有“体”的实在存在的东西,而且变成了形而上学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从而超越于其他范畴之上取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由此,形而上学便开始了向本体论的转变。
如果说巴门尼德是广义的形而上学的开创者,那么可以说亚里士多德乃是形而上学的真正奠基人,他对西方哲学的影响至今无法估量。就形而上学而言,亚里士多德的主要贡献是,他把巴门尼德研究存在的存在论转化成了研究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的形而上学,因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是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存在之网”,或者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与此同时,他以潜能和现实来解释和说明质料与形式之间的关系,这就为解决现实世界(现象)与世界的逻辑结构(本质)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自我说明的途径。如此种种,便为后来黑格尔完成形而上学准备了基本思路和雏形。
在西方哲学中,“本体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概念,人们通常以“本体论”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或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本体论”这一概念却是直到17世纪时才出现的。据说本体论(ontologia)一词是由17世纪德国经院哲学家郭克兰钮(R·Gocleneus,1547-1628)在《哲学辞典》(Lexicon philosoph,1613,第16页)中最早使用的,[9] 他创造了这个概念作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当时人们既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存在的科学”,亦用这个概念来表示“关于诸存在物的科学”,是以中文译作“本体论”,也曾译作“万有论”。然而由于这个概念具有极其复杂的含义,因此很难有十分恰当的翻译。
从广义上说,人们通常不很严格地将本体论看作是形而上学的同义语,但是从狭义上看,或者从直接的字面意义看,本体论乃是“关于存在(to on)的理论或学说(logos)”,故译作“存在论”可能更为恰当,因而将ontologia译作“本体论”通常为哲学史研究者们所不取,加之本体论亦并非就是“关于本体的学说”。在西方哲学中“本体(noumena)”与 “现象(phenomena)”是一对概念,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本体”的确也是本体论的对象,但是它不仅不能涵盖本体论的全部对象,而且这个概念实际上是从康德开始才广泛使用于哲学之中的,而康德使用这个概念自有他的特殊用意。[10]所以,如果从严格准确的字面意义上看,ontologia应该译作“存在论”。但是,无论人们是否有意或无意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本体论,实际上本体论这个概念自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完全或充分地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使用,因为近代哲学的本体论或近代哲学意义上的形而上学既不是以存在为其对象亦不是以范畴为其对象,而主要以实体为其对象。如前所述,存在论与形而上学并非就是一回事,以后我们将看到,本体论与存在论、形而上学也是有所不同的。 有鉴于此,我们仍然约定俗成地使用“本体论”这一概念,不过当我们这样使用“本体论”时所意指的既不是存在论也不是形而上学,而主要指的是近代哲学中的本体论。
中世纪经院哲学是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混合物。一般说来,柏拉图的理念论其理论结构具有等级性的特征,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则是以实体为中心的范畴体系,前者严格按照地位的高低排列理念的秩序,后者则类似某种网状的系统。经院哲学一方面致力于通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方法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为了体现上帝的超越地位又将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提高为哲学的最高对象,而近代哲学则在希腊哲学和____哲学的双重影响之下,形成了富于近代特色的形而上学或本体论。
如果说古代哲学主要关心的问题是“存在是什么”,那么可以说近代哲学更关心的是“我们能够认识什么”或知识的根据问题,这就是所谓“认识论的转向”。当然,在存在论与形而上学之中并不是不存在认识论的问题,只是由于古代哲学的朴素性和直观性使哲学家们相信“作为思维和作为存在是一回事”、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所以认识论问题在古代哲学中似乎是隐而不显的。随着人类认识活动的逐步深入,人们终于意识到在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与事物本身之间存在着差异,于是近代哲学家们便致力于通过认识论的研究来解决两者之间的同一性问题,因此认识论问题就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甚至构成了哲学的前提和出发点。在近代哲学的奠基者笛卡尔那里,不是“存在”而是“我思”构成了形而上学的“第一原理”或基本出发点,这不仅开创了近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而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近代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即上帝、我思和物体。从此之后,一切哲学问题都必须经过认识论的证明,不过也正是由于认识论上的难题,最终使近代本体论陷入了困境之中。
在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的影响之下,近代哲学形成了一种机械论的自然观,从而使近代本体论自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当时的科学家哲学家在自然科学伟大成就的鼓舞之下不止一次地发出“给我物质,我就能创造出宇宙来!”的豪言壮语,因为在他们看来,科学已经发现了宇宙自然之统一的规律或法则,这就是事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自然因果律。然而,事物之间因果性的机械运动虽然可以用来解释自然现象,但却无法用来解释使自然成其为自然的最高原因亦即实体,因而这个机械运动着的自然还需要一个超自然的原因,一个第一推动者,一个造物主,或曰上帝。但是本体论一方面造成了自然与实体这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另一方面却又难以将它们协调一致。不仅如此,由于近代哲学将亚里士多德的实体从形而上学的范畴体系中独立了出来而看作本体论的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如何认识和把握这个超验的存在亦成了哲学的根本难题。我们的认识能力或许能够认识自然--实际上这种观念后来经过经验论和唯理论之间的争论也被证明是成问题的,但是在实体问题上却失去了效用。如果我们不能从认识论上证明实体的存在,那么本体论归根到底就无法完成从哲学上解释宇宙的任务。结果,近代本体论最终陷入了困境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在德国古典哲学之中出现了复兴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趋向,这或可看作是本体论向形而上学的复归。当然,这种复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因为德国古典哲学毕竟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的。
如前所述,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存在有多种意义,存在是什么的问题必须通过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回答,而存在的存在方式就是范畴,具体说就是实体(ousia)、数量、性质、关系、何地、何时、所处、所有、动作和承受等十个范畴,一切事物的存在性质都可以由此而得到解释和说明,因而形而上学乃是一个范畴的体系。在近代哲学中,康德深入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范畴学说,首次将他的十个范畴改造为量、质、关系、样式四组十二个知性范畴,建立了“先验逻辑”。康德主张我们只能认识由一切可能经验的总和构成的现象界,不可能认识物自体或本体界,而知性范畴作为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对于作为现象界的自然具有立法作用,从而以“内在化”的方式有条件地实现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范畴是世界的逻辑结构的设想。此后,黑格尔向形而上学希图成为科学的最高理想发起了又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冲击,他在批判地继承康德的范畴学说的基础上融合了古代哲学客观性立场与近代哲学主体性立场,在此基础上全面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理念。
就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而言,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是两座遥相呼应的历史丰碑,我们可以称亚里士多德为古代哲学中的黑格尔,而把黑格尔称为近代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用黑格尔的术语说,两者就好像一个从潜在展开为现实的“圆圈”。亚里士多德关于形而上学的许多思想,例如形而上学是一个范畴的体系、潜能与现实之间的运动和生成的辩证关系等等,在黑格尔哲学中被发挥得淋漓尽致,当然这一切都是在近代哲学之主体性原则的基础之上实现的。在黑格尔看来,“实体即主体”,宇宙之最高的根本实在--他称之为“绝对”--自身就是能动的,它与宇宙本为一体:绝对是潜在的宇宙,而宇宙则是现实的绝对。不仅如此,绝对从潜在到现实的发展过程最终是通过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实现的,换言之,人类精神的认识活动并不是发生在绝对之外的事情,实际上人类精神乃是绝对精神的实际存在(Dasein),因而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过程就是绝对自我认识、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过程。如果我们把人类精神认识绝对的历史亦即哲学史加以纯化,就得到了一个由诸范畴所组成的形而上学体系,任何一个范畴即使是“存在”或者“实体”都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阶段或环节,唯有全体才是真理。于是,黑格尔便以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原则和形而上学、认识论、辩证法、逻辑学同一的方式,建构了一个以存在为开端的庞大恢宏的范畴体系。至此,形而上学的基本结构亦即诸范畴的统一的有机的理论体系在辩证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便获得了充分的建构和论证。
我们通常说黑格尔哲学既标志着形而上学的完成亦标志着形而上学的终结,其实这一论断并不十分确切。在黑格尔哲学那里,古典哲学形态的形而上学或许终结了,然而构成了西方哲学之深厚基础的形而上学毕竟源远流长,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20世纪以来,尽管与古典哲学相比,现代西方哲学已经面目全非,焕然一新,但是人们用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依旧尚未彻底消除形而上学的影响,它的顽强生命力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我们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等几个方面简单回顾了形而上学历史演变的大致过程。显然,当我们把形而上学看作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的时候,这意味着形而上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历史阶段上其表现形式是有所不同的,而当我们把这些不同的形态一同纳入形而上学的历史演变的时候,又意味着它们都可以归于形而上学的名下,因而对此还需要作一些说明。
首先,无论是巴门尼德的存在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还是近代的本体论和黑格尔哲学,它们相互之间的确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别,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亦有着某些一脉相承的共同特征。仅就对象而论,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而且是“一个”整体性统一性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所研究的是存在的存在方式或范畴,它是一个由诸范畴组成的范畴体系;而近代哲学的本体论则主要以“实体”为对象。然而就它们之间的关系而论,这些看似不同的对象实际上都可以归属于一个共同的“对象域”或“问题域”。一般说来,无论是存在、范畴还是实体,它们所表征的都是在逻辑上使存在者成其为存在者、使事物成其为事物、使宇宙自然成其为宇宙自然的最根本最普遍的本质共相,而且人们通常都称它们为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可以将它们都纳入广义的形而上学之中。
不仅如此,从巴门尼德的存在到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的存在方式亦即范畴,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哲学本体论的实体,其间传承和演变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与巴门尼德一样将哲学所研究的对象规定为“存在本身”或“作为存在的存在”,但是经过苏格拉底-柏拉图理念论的“洗礼”,他所理解的“存在”已经不再是巴门尼德的“存在”了。经过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亚里士多德发现,存在不是“种”,存在是不可定义的,而且存在有许多种意义。所以亚里士多德比较成熟的观念--当然这是我们从逻辑上的推测,应该是从研究存在的意义或存在方式来着手解决存在问题,由此便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范畴体系,而另一方面“实体”在他的范畴体系中亦的确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范畴体系的“中心”,这就为日后实体成为本体论的主要对象埋下了伏笔。由于中世纪经院哲学的神学背景,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主义相混合,确立了一种关于宇宙的等级秩序,形而上学范畴体系中的实体逐渐与其他范畴分离开来,具有了特殊的地位,而且在诸实体中一定有一个最高的实体,唯当如此才能与上帝之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在此之后,近代哲学机械论的自然观进一步使实体与自然分离开来,这就使实体独立地成为本体论的对象。由此可见,从存在到范畴,从范畴到实体,的确有某种传承和演变的关系。当然,我们说形而上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演变”过程就是“进步”的过程。不仅从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到近代本体论的实体不一定就是“进步”--黑格尔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从近代本体论向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复归”,而且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到亚里士多德的范畴体系也不一定就是“进步”--海德格尔就主张重提存在问题。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形而上学发生了这样的历史演变呢?
毫无疑问,促使形而上学发生历史演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例如社会、历史、文化、认识、语言等方面的原因。不过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构成了西方哲学之基础的科学思维方式。
我们曾经指出,西方哲学自希腊哲学开始就以追求知识为其最高的理想目标,从而确立了一种科学思维方式。所谓“科学思维方式”也可以称作“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理性通过概念范畴的方式来把握事物的本质、法则和规律的认识能力看作是人类把握宇宙自然的根本手段,其目的是形成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求知是人类的本性。自然哲学家们追问宇宙自然的本原是为了知识,他们的认识活动促成了希腊哲学的诞生,而巴门尼德也正是因为知识的缘故而扭转了哲学的方向,摒弃了自然哲学的道路,提出了他的存在学说。柏拉图在无法解决可感世界与理念世界之间的关系问题时仍然顽固坚持理念论的立场是为了知识,亚里士多德建立形而上学,以范畴体系作为世界的逻辑结构也是为了知识,而近代哲学本体论企图认识和把握实体同样是为了知识。由此可见,哲学家们苦心孤诣孜孜以求希图实现的最高理想就是使哲学成为普遍必然的知识,成为科学乃至“科学之科学”,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这几乎构成了西方哲学最根本的甚至是唯一的目的。从这个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对象从存在、范畴到实体的演变,与西方哲学认识论思想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就知识而论,当巴门尼德确定存在作为哲学的对象的时候,仅仅笼统地说思想与存在是一回事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一定会进一步追问“存在是什么”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正是因为存在不是种而且存在有多种意义而把存在问题具体化为存在的存在方式即范畴的问题。对近代哲学来说,由于在这个范畴的体系中“实体”居于中心地位,而其他范畴大多在自然哲学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于是实体终于从诸范畴中脱颖而出独立出来,构成了本体论的认识对象。
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哲学的科学思维方式乃是形而上学赖以产生和繁荣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它同样也是形而上学最终衰落的根源。对此,我们可以通过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三者之间的关系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在科学、宗教和形而上学这三类不同的意识形态之中,科学亦即自然科学其功用和目的在于认识自然,宗教所关心的乃是以信仰的方式满足人类的某种“终极关怀”,而形而上学则处于两者之间,它一方面源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因而其对象具有超验的特征,但另一方面它所使用的方法却又与科学相同,那就是科学思维方式。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存在,人类生命有限但却向往永恒。有限与无限、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永远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形而上学的产生亦可看作是人类理性企图以科学思维方式解决这个难题的一次伟大而悲壮的尝试。众所周知,西方哲学所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的确取得了伟大辉煌的成就,不过这一成就主要不是体现在哲学领域而是体现在自然科学领域。因为无论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具有多么强大的力量,它毕竟有相应的适用范围,换言之,科学思维方式自有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就在于它是在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间存在着差别的基础上来谋求两者的统一,这就形成了主客二分式的认识论框架或格局。科学思维方式或许在对于自然的认识方面是有效的,这有自然科学为证。但是由于我们的认识毕竟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因而在对于自然本身、存在本身或实体本身的认识上就出现了问题,形而上学自始至终无法像自然科学知识那样形成普遍必然的知识而总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最好的证明。当哲学家们试图通过理性认识来把握超验的对象时,他们就使科学思维方式超出了它的适用范围。实际上无论是在古典哲学之中还是在现代哲学之中,人们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其焦点就在于此。因而从形而上学诞生之日起,就已经注定了它必然衰落的命运。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形而上学虽然衰落了,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到今天它仍然以各种方式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和影响。以逻辑经验主义和存在哲学为例--虽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它们都已经“过时”了,但是就它们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而论,我们可以视之为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尽管两者对形而上学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而且都主张形而上学不是科学,不过前者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极为激进,它要求彻底抛弃形而上学,而后者在批判形而上学的同时却试图重提存在问题。这其中的分歧就在于,逻辑经验主义以科学知识作为评判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标准,因而认为形而上学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而存在哲学例如海德格尔批判形而上学的目的则恰恰要维护的是形而上学问题的非科学性,他认为正是由于形而上学企图成为科学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显然,前者努力维护哲学的科学性实际上是继承了形而上学之科学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后者强调哲学的非科学性却是为了维护形而上学对象或问题的意义与价值。不恰当地说,一个继承了形而上学的科学方法,而另一个则继承了形而上学的问题。
我们以为,形而上学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尚未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其根本原因是因为人类理性不可能不关注所谓“终极关怀”的问题,而这正是产生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换言之,即使以往的形而上学走错了路,形而上学的问题却依然可能是有意义的。在这个问题上,康德的态度也许更合理。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他指出:以往的形而上学虽然是虚假的,但是形而上学作为人类理性的一种自然倾向却是实在的。就此而论,“人类精神一劳永逸地放弃形而上学研究,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办法,这种办法是不能采取的”,因为世界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形而上学,每个人尤其是善于思考的人都需要形而上学。[11]
形而上学历经演变,终于在主宰西方哲学2000多年之后衰落了。然而无论合理还是不合理,它都有可能变换各种各样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因此研究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重要任务。
注释:
[1]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983b8-1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34页)。
[2] 巴门尼德:残篇2。苗力田主编《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92页。
[3]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中译本,第71页。
[4]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03a 20-33(《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84页)。
[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60b34(《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245页)。
[6]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1017a25-26(《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第121页)。
[7] 参见汪子嵩:《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第101页。
[8]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译本,第277页;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第15页。
[9] R.艾斯勒:《哲学概念辞典》,柏林1929年第2卷,第344页。Eisler,Rudolf. W?rterbuch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e , Berlin 1929. zweiter Band, S344.
[10] 在康德哲学中,作为“思维存在体(Gedankenwesen)”的“本体”概念有两重含义:本体在理论理性的认识领域中是标志着不可知领域的“界限概念”,并且从这个消极意义上昭示了一个超验的、无限的自由领域的可能性;而从积极意义上讲,本体在实践理性的道德领域则标志着人类理性以之作为其存在根据的、使之不同于一切自然存在物的“理智品格”。(参见拙作《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167-171页。)
[11] 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160页、1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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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产业结构优化是促使整个旅游经济协调发展、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益不断提高的过程。产业结构优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各个时期优化的内容是不同的,但一般而论,产业结构优化应包括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了经济的发展符合社会需要,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其最终目标应是实现旅游业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整个旅游经济的社会经济效益。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伴随着经济发展,在人们物质水平不断升高的情况下,旅游行业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并且开始成长为一项经济产业,影响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深入的分析了旅游行业的整体发展状况,并针对相关发展指标的具体数据来源展开了探讨,并且分析了相关数据的研究方式,同时针对旅游产业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关键词:旅游行业;产业优化;经济增长
前言:通过系统分析能够得知,旅游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不仅影响着旅游行业本身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变化,如果产业结构不合理将会对经济效果产生制约作用,不仅会制约到经济发展的速度,同时还会影响经济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就应该针对产业结构中的各项环节进行具体的分析和研究,将其对经济增长的具体贡献,以及整体变化的规律,做出详细明确的了解。
通过研究调查相关数据能够明确了解到,我国在2013年的整体国内旅游状况以及国外的整体旅游状况呈现出了持续增长势头,由旅游所拉动的经济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并且形成了1.45亿元的经济增长,相较于往年的平均增长增加了10%。在这种盛况下,旅游行业已经开始受到各个行业的关注,并且成为了舆论的焦点内容,但是受到地域性差异的影响,旅游行业会从整体上呈现出改革措施以及旅游资源方面的不同程度差异,除此之外,总体的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机遇也会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不同区域在旅游行业中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就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差异。
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旅游行业所产生的整体经济增长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很多时候由于各方面因素的限制和影响,使得旅游行业呈现出很大程度的反差,具体来讲,我国的东部地区在所拥有的旅游资源方面并不十分丰富,可是却呈现出了十分显著的经济增长效果,在我国的西部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作为旅游资源,但是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却因为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呈现出了疲软乏力的状态。从现有的旅游业发展历程来看,这一行业能够产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是市场化改革,这样一来就使得整个旅游行业从整体上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从而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总体效率。
2.1数据来源以及具体处理措施
在继往开来的改革开放措施带动下,我国的经济体制开始进行市场化变革,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旅游行业的繁荣和发展,并且逐渐进入了发展的黄金阶段。在这时政府也不失时机的针对旅游行业进行了大力的政策扶植,推动旅游行业的进一步发展,针对旅游行业的具体状况出台了很多鼓励性政策,并且强化了针对旅游行业的投资,这一系列的举措在稳定住了旅游业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使得整体的发展速度逐渐提升。
通过对相关数据的了解,时至今日,在我国境内进行旅游的游客,已经在数量上累计达到1.56亿人次,由此产生的国际性经济收益已经累计达到529.59亿美元,相较于往年的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提升趋势。在我国境内所产生的旅游人数流动量以及远远超出了32亿人次,由此产生的总经济收益累计达到2.63亿元,同比例情况下所产生的增长率已经达到15.7%。我国国内进行国际旅游的总人数已经累计达到9800万人次,同比例的增长概率已经增长了18.9%。与此同时,旅游行业的总体生产能力也呈现出了全面增长的趋势,并且在生产要素方面在持续性扩大着总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也呈现出了全面优化的效果。
2.2测度模型
产业结构的改变能够对区域旅游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这方面内容进行测算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以生产函数为基本角度进行测算、以产业结构的相关具体统计数据作为依据进行测算、以投入和产出作为基本角度进行具体测算。生产函数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将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状况大概反映出来,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具体的测算很难找到拥有较强可比性的样本数据。
除此之外,尽管利用收入产出的方式进行具体测算,能够得出相对准确的结果,但是在进行具体的测算之前,需要做好详细的产出分析工作,否则将不能够进行具体测算,这样看来这两种测算方式都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局限性。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产业结构中的相关统计数据来进行具体的测算,能够将以上两种方法中存在的局限性进行有效弥补,不仅能够得到客观准确的计算结果,还能够很容易得到相关统计数据。
3.1计算结果
通过具体的测算公式能够针对2005~2013年之间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优化促进旅游区域经济的具体增长状况,如图1示。从图中的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到,旅游业已经对我国的区域旅游经济的具体增长形成了强大的推动作用,有着明显的贡献。但是在不同的时间阶段,所产生的推动效果以及贡献程度会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以经济周期为基本角度进行问题分析,能够将图中的曲线以2009年为节点,分成两个阶段。
3.2旅游产业地位处于提升阶段的具体贡献
通过上一节内容能够明确了解,在前一个阶段中,旅游产业的整体经济地位正处于逐渐上升的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行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被逐渐认可。特别在2008年奥运会在我国正式举办的期间,外国人口入境旅游的人数总流量出现激增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的整个旅游业,使得整个行业得到了阶段性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政府对整个旅游行业也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性鼓励,使得整个行业得到扶植,同时也强化了整个旅游系统的各地管理机构的具体建设,使得整个管理体系能够更加完备和系统。在这一过程中,旅游已经成为各地区进行具体经济建设的支柱性产业,而且还在针对旅游的相关资源进行持续性的深度开发,在旅游产品的类型上推陈出新,具体来讲,如工业园区,还有农家乐,甚至是邮轮游等,这些新型的旅游产业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
3.3发展阶段的具体贡献
在后一个阶段,整个产业已经基本上趋于成熟和稳定,呈现出了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这在很大程度上拉动了国民经济的流通,产生了一定规模的国民消费,使得区域经济在旅游带动下快速发展,从而推动了国民经济的总体增长。
结语:针对旅游行业的整体产业结构优化所能够形成的促进区域旅游经济总体增长进行具体研究,需要通过科学的测算方式,并能够依照测算的结果进行科学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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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设计,在现代社会信息化、科技化、多元化的发展潮流中,越来越凸显出它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它以集中、强烈、精炼的视觉艺术形式进行信息的传达,因此也被堪称为视觉传达中的“尖端作品”。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标志设计的演变谈视觉简化心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今视觉传达设计过于喧嚣繁复,而标志设计却不断运用视觉简化的心理进行演变。这一演变正符合了人的心理需要,也符合了形式的某种秩序和规律,但并不是所有简化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简约不等于简单,适时适合的简化才是理想的。
关键词: 标志设计 视觉心理 简化 标志更替 消费心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视觉传达设计显得过于喧嚣繁复,信息井喷式地涌现,但人们获得有效信息的可能性却日益降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造成了视觉污染的局面。一部分设计师们反其道而行之,采用简化的视觉表现手法,用简化的标志进行宣传及推广。这种追求简化与其说是符合视觉传达设计的规律,还不如说是顺应了人们的视觉审美心理取向,符合人们视觉简化心理的需要。
人的视觉过程由视觉生理活动和与之相对应的心理经验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相互作用的过程。“它能将看到的各种事物进行选择、对本质的把握、简化、抽离、抽象、分析、综合、补足、纠正、比较、问题解决,还有结合、分离、在某种背景或上下文关系中作出识别”[1]。在人类的视觉系统中包含一个“简化原则”,即视觉追求形式上的简化,自觉按照刺激物的相近、相似或连续等特性将其组织为简洁完美的结构。
标志是一种特定的图形符号,体现某一事物的特殊含义和象征意义。标志通过自身的独有形象,既可以代表某一国家、机构、组织、团体、活动、企业和个人,又可以将对象的精神、理念、特征、性质和内容表达出来。标志作为可识别的图形符号,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用来表明事物的特征,传达事物的信息[2]。标志设计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从古代人对于图腾的崇拜,使用的简单的记事符号,到北宋出现的我国最早的商标标志“刘家功夫针铺”,一直发展到如今店面的招牌、企业的标志,这其中持续的发展和进步,都凝聚了广大人民的辛勤与智慧。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的巨大进步和经济的迅猛发展,标志开始在各方面应用和普及,商品的繁荣和国际贸易的频繁交流,促进了标志的广泛应用。
简化是对具体而繁复的画面进行提炼,简化是人的一种天性,是根据“内在需要”进行的一种自然行为,它符合形式的某种秩序和规律。艺术的简化效应随处可见,视觉系统的“简化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追求视觉形式上的简化,自觉按照刺激物的相近、相似或连续等特性将其组织为简洁完美的结构。二是在设计中的运用,体现在对符号等抽象、概括形体的喜好上,既能突出特征,传达意图,又能强化视觉记忆,使人印象深刻。
例如美国微软公司,其在1975年成立初期时的操作系统为视窗结构,因此叫做Windows。那时的操作系统标志(图一)较为简洁明了,未使用过多的修饰及拟物形态在标志上。随后在1992年的Microsoft Windows 3.1上,我们看到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微软窗口”,标志包括经典的窗口,经典的四种颜色,经典波浪动态效果。这个标志给后面的Windows logo设计留下了很深远的影响。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电脑的开机界面就是这个蓝天白云下的微软Windows。直到2001年微软发布了全新的操作系统Microsoft Windows XP,原先经典的窗口标志转换为“Windows旗帜”,丰富的图形和阴影带来了3D效果,这时的logo具有一定的拟物性。此后的一段时间内,“Windows旗帜”只在标志内部发生一些变化,在外形上并未做过多的简化。直到2012年,随着微软推出全新的操作系统Windows 8 操作系统,其logo终于定下(图二)。其在新logo中首次加入了符号标志:四个小方块,分别采用蓝色、橙色、绿色和黄色设计。这四种颜色同时也代表着微软的产品,以及所服务群体的多样性。
二是视觉对信息有选择性地接受,排除事物的普遍性和一般性,只对事物的特殊性产生关注。在设计中的运用,体现在人们对非逻辑形式的敏感和对“中断点”的关注[3]。格式塔心理学家发现有些形给人的感受是极为愉悦的,这就是那些在特定条件下视觉元素被组织得最好、最规则和具有最大限度简单明了的“形”。凡是能用符号编码的东西,相对来说就更容易追溯和回忆[4]。
有时人们的视觉心理会追随那些简洁明了且具有一定组织形式及意义的对象,这里我们要举碳酸饮料巨头百事可乐(Pesicola)logo变化的例子。早在1898年百事可乐就诞生了(可口可乐在1886年诞生),同年百事可乐有了自己的logo(图三)。字体具有一定的时代气息,1898年到1940年百事可乐的标志改进都是以花体字体的造型出现的。发展到1950年后就出现了正面瓶盖的造型,强化饮料的说明性特征。其中1962年的修正方案中改变花体为等线体是一次较大的突破。1973年的修正方案中把1962年的瓶盖造型转变为圆形,将造型简约化,增加了方形背景,使logo更突出,视觉效果更简约有力(图四)。这正符合了格式塔心理学中所强调的人们对于简洁图形的需求心理,也满足了观者自身的心理快感。在最近最新一次改标中,百事可乐将微笑上扬,又一次改变了其logo(图五),使其逐渐变得完善,同时最大限度地运用简单明了的“形”。并且通过不同嘴角微笑的幅度,对百事可乐旗下不同的口味进行分类。
简化的形式表现在人的适应性上是一种心理需要。人类具有简化处理的本能:可以从复杂的内容中理顺逻辑关系,在??唆的语言中提取要领,还可以在千头万绪的感觉中归纳出条理。同样,视知觉也可以对自然现象加以提炼和简化,这样才能抓住特征、便于表现、存储记忆。这是一种视觉心理的需要,更是一种实用性的功能[3]。人类的眼睛倾向于把任何一个刺激式样看成是已知条件所允许达到的最简单的形状。在一定条件下,视知觉倾向于把任何刺激式样以一种尽可能简单的结构组织起来。就因为人眼具有如此的功能,所以设计师就把很多标志进行演变和再设计。据我的收集,大部分标志的重新设计都是由繁入简的。以下便是我搜集的一些标志的演变:菲亚特的前期logo以盾牌及勋章为原型,周围添加了些稻穗图形及阴影变化,较为繁复,而到后期不断简化。但标志字体还得到了保留,满足了人们对于菲亚特的视觉熟悉印象,可以说是由繁变简成功的例子。
简化的另一个特点是符合形式的某种秩序和规律,以便视知觉更容易把握,对形式关系的秩序化处理实际上是一种简化。我们在混乱的外部秩序里往往易于看清的是这类有规则的形状,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因此,我们应用最简单的图形表达最有深度的意义,有时要很好地运用视知觉心理的“有”和“无”的关系。
当然所有的事物都有一个限度,若事物限度超过了,则会出现不佳或者相反的效果。如果极简主义到达一定的高度,那么设计就变得乏味和呆板,违背了其原来的初衷。这方面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在标志设计中也是比比皆是:GAP(美国著名服装公司)在2010年时进行了更换logo的计划,以下便是其前后的logo变化(图六)。新标志一出,消费者立刻进行了反对和抗议,Facebook上有72万网民反对此次换标。“虽然旧标志形象用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确实有些过时,但总好过现在这个看上去类似某个网络公司形象的标签符号;原有标志使用的衬线体字母显得非常的具有历史意义,但也并没有过分强调那些复杂琐碎的古典细节,毕竟它与传统的古罗马体还有很大的区别,即使现在更换使用的Helvetica Neue字体本身确实相当的完美,但说实话放在这里让人感觉好像是上错了戏的演员,显得那么的手足无措,更别提右上角那个渐变色的小方块,简直与遮羞布无异”。
在消费者的声讨中,GAP公司妥协了,维持了原来的旧标。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更换标志的时候,应当再谨慎些,很多公司因为一次不太成功的换标,从而丢掉了市场。虽然GAP只是对原来字体进行了改变,并未大改特改,但面对消费者不认同,只能妥协。
通过分析这几个国内外标志设计的演变,我们得出简化是人的一种天性,是根据“内在需要”进行的一种自然行为,它符合形式的某种秩序和规律。纵观一个或者多个企业的标志演变,从标志形式内容上来说都是进行简化演变的。这一演变正符合了人们的心理需要,也符合了形式上的某种秩序和规律,但并不是所有简化都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简约不等于简单,适时适合的简化才是理想的。研究标志设计的演变及其演变风格,对于了解和掌握视觉简化心理,具有一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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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自古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两岸关系演变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中国国际法年刊[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摘要】:众所周知台湾问题由来已久,其间经历了诸多的演变和发展,台湾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国际化,新时期如何处理海峡两岸关系关系重大,这对于中央政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考验,本文就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和可能出现的新特点三个方面来阐述台湾问题,进而给出了自己关于新时期大陆处理两岸关系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台湾问题,历史由来,演变,发展,新时期两岸关系,新特点,大陆,处理
【正文】
(一)台湾问题的历史由来;
大家知道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史上台湾也曾而两次脱离祖国,一次是民族英雄郑成功第一次收复台湾,赶跑了荷兰殖民者,郑死以后其后代将台湾独立与清廷对抗,后康熙帝任施琅为大帅收复台湾,此后台湾一直隶属大陆管辖。二是1898年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而告终,将台湾二次割让出去给日本,自此台湾脱离大陆50年,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台湾才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1946年国民党发起国共内战,经过历时四年的内在,国民党被赶出大陆、蜗居台湾。正当人民解放军一鼓作气完全解放台湾,美国派出第七舰队横亘在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由此才形成了台湾问题。处理好两岸关系成为中央政府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形势一个重大考验。
(二)台湾问题的演变与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退居台湾,国民党军队蜂拥入台,这标志着蒋介石集团在大陆统治的结束。蒋介石、蒋经国统治台湾时期虽也曾扬言要反攻大陆,成立伪中央政府,但可以看出他们依然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们也坚持的是一个中国原则。后来李登辉上台,才开始提出“两国论”,开始搞台独分裂活动。将两岸关系迅速升温激化。李登辉之后陈水扁上台,民进党开始执政台湾,开始想明目张胆地进行台独公投,台独分裂活动日益猖獗。海峡两岸关系也日益紧张。2008年随着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对大陆的访问,拉开了两岸关系缓和的序幕,海峡两岸交流也日益紧密。就在同一年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赢得“大选”,击败民进党,时隔八年之后国民党重掌大权,也使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门轰然洞开,两岸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两年多来两岸经济关系大事不断,世所罕见。先是中断近十年的“两会”恢复制度性协商,在大陆台湾先后举行四次重要会谈,达成12项经贸合作协定;再就是取得了包括全面直接双向“三通”、MOU在内的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成果,两岸经贸关系进入全面、快速发展阶段。
(三)新时期两岸关系呈现及可能出现的新特点;
(1)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面临不小的挑战。目前的两岸关系是两年来最好时机,台海形势出现了对我有利的内外环境,李登辉的影响日渐式微;陈水扁被判无期徒刑,以“台独纲常”为宗旨的民进党早已下台。未来几年,岛内台独活动难于掀起大的风浪,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势不可阻挡。接下来两岸关系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触及政治议题,两岸关系“先易后难”、“先急后难”、“先经后政”、越到后来越难。难点在于以下几点。
1政治对话议题。马英九当局对政治对话的态度渐趋保守。所谓台湾岛内形成“共识”,实际上就是一种“托词”,如果民进党一直反对,岛内将永无共识;两岸对话还要夹带国际因素,这显然表明两岸政治互信有待进一步增强和强化。
2.经济合作机制化问题。马英九近年来不断重申ECFA的签署应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进行,必需符合“国家需要、民族支持和国民监督”的基本要求,必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权”和台湾人民利益,由此看出,ECFA形成两岸经贸关系的基本法,涉及到身份及关系的定位问题,搞好了,会使两岸关系更亲密;搞不好“两岸”也会成为“两国”的开始。
3.两岸军事互信问题。马英九在国18次国民党全代表会上显示,“因为两岸现在并没有剑拔弩张,所以并没有进行政治性谈判甚至建立军事互信机制的急迫性。”随着时间的推移,台湾方面要价越来越高。与此同时,台湾却仍在计划向美国采购更多武器。在“军购”与“军事互信机制”之间,马当局定会选择前者。
4.台湾“国际空间”问题。近年以来,马当局继续推行“外交休兵”政策,暂时放弃了16年前的“加入联合国”的活动,转而与大陆协商弹性参与国际组织,反映出“一寸求和”的新思维。台湾当局的不断索取将使这一问题变得愈加复杂。
无论是年台湾政局还是两岸关系,表面看是风平浪静,实际上却是暗潮汹涌。为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认识,不能盲目乐观,不能被岛内执政者更替所左右,不能被两岸关系的暂时缓和所迷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影响台海安全稳定的根源并未消除,“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仍是两岸和平发展的主要现实威胁,解决台湾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不容低估。
两年来,两岸关系步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两岸实现对话协商制度,经贸文化的交流合作日益紧密,新型两岸关系正在加速形成。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两岸关系在进入和平发展的轨道仅仅三年,在认同九二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两岸之间形成了初步的政治互信。在两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之后,两岸关系相应的进入有序推进、平稳发展的新时期。未来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将进一步深化并全方位拓展;两岸关系将进入合作与摩擦交替上升的新时期;两岸关系与岛内政治合作的衔接将越来越紧密;如何获取民心、争取民意支持将是未来两岸都要关注的焦点。
(2)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大国因素不容低估。两岸关系应该是中国的内政,但它又有外力的干涉。可以说两岸关系中任何一个现象与事件,又都是中国、美国、中国台湾三方面相互牵制和博弈的结果。正像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台湾问题归根是美国问题。目前美国在台海两岸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不统、不独、不战、不和。长时间以来,美国在台海两岸间一直保持着藐视中间而实际上偏袒和支持台湾的做法。
中国的对台斗争实际上是对美斗争。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海峡两岸的政策不会根本改变。它确实有点像“摆钟”那样,以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核心,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时而左时而右的摇摆不定。斗争将使长期的、曲折的和复杂的。当前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曲折和突破性进展,正朝着建立和平发展新局面的方向迈进。美国虽然表面上不断表态乐见两岸的和解。
(3)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岛内制约因素不可忽视。
1.岛内民意的走势左右两岸关系。现在台湾有一个最大的现实你,就是“台湾主体意识”的上升。
2.民进党能否东山再起。从外部环境上讲,自从马英九主政台湾以来,马英九在竞选时的承诺一直很难实现,马团队的民调也一直回落,台湾民众也颇有意见。另外,从国际局势上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一直把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妻子,也不愿意看到两岸和平统一。综上所述,民进党正在做着东山再起的准备。不过从目前来看,民进党要想东山再起的确困难重重。
(四)新时期大陆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关系。
(1)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住过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2)同台湾同胞一道,加强两岸人员来往和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
(3)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现阶段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发展两岸关系和实现和平统一的基础。
(4)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
(5)“一国两制”是两岸统一的最佳方式。{两岸关系发展形势论文2016年}.
(6)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绝不承认放弃使用武力。
参考文献[1]薛谋洪。美国利用台湾问题做文章由来已久[N].人民日报,1995-06-26(7)。
[2]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19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3]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26集)[Z].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
[4]中国国际法年刊[Z].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5]王铁崖,田如萱。国际法资料选编[Z].北京:北京法律知识出版社,1982。
[7]董云善,刘武萍。世界人权约法总览[Z].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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