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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不端行为表现为论文买卖、抄袭剽窃、论文造假、一稿多投、搭车署名、来稿照登等。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浮躁、浮夸心态和行为,科学评价体系的缺失,知识产权法律意识淡薄是导致论文不端行为的主要原因。这类现象有害于良好学风建设,制约科研队伍的发展和科研人才的成长,影响我国在国际学术界的声誉和地位,阻碍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并影响科技创新。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著作权角度分析学术论文买卖现象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作为学术能力和科研水平的学术论文能否被作为商品一样在市场上买卖,在买卖中所转让的是什么样的权利。沈履伟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本文从著作权角度进行分析,对著作精神权利的署名权的可否转让问题进行探讨。
关键词:著作权;署名权;精神权利
天津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沈履伟剽窃案,涉及学术腐败中罕见的联手作弊手段,又为恶人先告状,且剽窃者令人惊愕地一审胜诉,成为中外知识产权案中极为罕见的特例,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和训诫性,因而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和新闻界的一大热点。
2004年8月,天津市语言学会在学术批评网发表《关于天津外国语学院教师沈履伟〈求是集〉的剽窃问题——天津市语言学会致天津市有关领导和天津外国语学院的公开信》,其中写道:“天津外国语学院汉学院的教师沈履伟去年申报正高职称科研成果《求是集》一书,全文剽窃他人公开发表的论文10篇。像这样连标题带正文只字未改的全文剽窃,字数之巨,篇数之多,手段之拙劣,实属罕见,已成学术腐败一典型,且为津门学术界一笑柄,激起兄弟院校许多教师的愤慨!剽窃者所在校——天津外国语学院对此应严肃处理,但剽窃者迄今仍趾高气昂,这很不正常。”公开信向天津市有关领导及天津市外国语学院及其他院校领导进言,建议采取一系列措施以维护学术健康发展,遏制歪风,弘扬正气。
2004年11月24日沈履伟向河西区法院起诉,以所谓“侵害名誉权”为由,将天津语言学会和学术批评网告上法庭。同年12月13日天津外国语学院给一审法院出示了司法证明:
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
天津外国语学院2004年10月14日作出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关于沈履伟同志“违反学术规范”问题的处理意见》中提出“沈履伟同志存在明显违反学术规范的现象”是指沈履伟同志在出版《求是集》一书的过程中,未注明与董志广同志合作创作作品的事实。上述合作创作情况,董志广同志曾向我院出具证明。
2005年5月30日,天津市河西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1]
一、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停止对原告名誉权的侵害;
二、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赔偿原告沈履伟精神损失费1000元;
三、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中国学术批评网网站上刊登声明,向原告沈履伟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四、驳回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公证费900元之请求。
诉讼受理费510元,其他费用100元,由被告天津市语言学会承担。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2005年6月8日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2]
一、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天津市语言学会对这个判决不服,上诉至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请求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字第民事判决书,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一审诉讼请求或裁定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两审案件受理费全部由被上诉人沈履伟承担的主要理由是:
1、原审认定涉案13篇文章系沈履伟与他人合作完成,系错误的。事实是沈履伟根本就没有参与共同创作作品的证据,沈履伟将他人早已发表的作品照搬过来,变更署名为自己的姓名,剽窃他人作品,其行为属于剽窃。
2、根据法律规定,著作署名权不具有财产性,而与作者的人身相联系,是一种著作人身权。它与作者本身不可分离,专属于作者,不能也不允许转让、继承或放弃。董志广发表12篇作品在先,已经通过其作品首次发表表明作者为董志广,排除了与其他作者合作的可能性。因此,董志广向沈履伟转让著作署名权无效。而权利人将其作品许可他人使用,不包括属于人身权的署名权,因此封野没有权利将属于自己人身权的署名权转让给沈履伟。
2006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法院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根据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创作是指直接产生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的智力活动,创作作品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是作者,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合作作品是指作者为二人以上,有共同创作的主观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而创作的作品。合作作品要求作者之间有共同的创作意图,并且各方都为作品的完成作出了直接的、实质性的贡献。涉案13篇文章早由他人为作者署名公开发表,而沈履伟没有举出能够证明其与该13篇文章的署名作者就该13篇文章的创作有着共同的合意和共同创作作品的行为。故沈履伟所述其系涉案作品的合作作者,本院不予采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及实施细则的规定,著作署名权系著作人身权的一种,该权利与作者的身份具有不可分性,法律禁止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作品中署名。沈履伟没有举出证据证明其参加了作品的创作,其以作者之名署名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且沈履伟的行为足以使读者相信《求是集》所收录的文章系沈履伟的个人作品。故,沈履伟在其出版的专著《求是集》中收录的涉案13篇文章构成了对他人作品的剽窃。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对沈履伟诉天津市语言学会侵害名誉权案作出终审判决。撤销天津市河西区人民法院(2004)西民二初第2352号民事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沈履伟的诉讼请求。一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其他费1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510元,共计1120元均由被上诉人沈履伟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 署名权
署名权,是指作者在其创作的作品及其附件上如何标记作品来源的权利,也称为姓名表示权。著作权法规定,署名权系表明作者身份,在作品上署名的权利。作品是作者心智和劳动的结晶,在作品上标记姓名,以真实反映作品和作者之间的“血缘”联系,既是对作者创作行为的尊重,也是满足社会公众知情权的保障。署名权行为是作者和被视为作者的法人和和非法人团体拥有的权利,其他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行使此项权利。所以,署名权还隐含着另一种权利,即作者资格权。法律保障署名权,意味着禁止任何未参加创作的人在他人创作的作品上署名。根据这一权利,作者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其创作的作品上署以非作者的姓名,都是无效的民事行为。署名彰显作者和作品联系的客观事实,该既定事实不因时间的推移、世事和法律的变迁而改变。署名权如何行使,著作权法没有作明确的规定。通常可用真实的姓名,也可以用笔名、别名或者隐去姓名不署。不署姓名是署名权的行使之一,不等于不享有或者放弃所有其他著作人身权和财产权。以作者隐去姓名为由否定其作者身份,进而剥夺作者的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行为,是违反著作权法的。
法律明确规定署名权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不同作品来自不同作者这一事实不被人混淆,署名即是标记,旨在区别。[3]署名权不同于作者的民事人格权,它不因作者的死亡而消失和改变。因此,行使署名权应当奉行诚实的原则,应当符合有效法律行为的要件,否则会导致署名失效的后果。
作品精神权利理论起源于法国,之后逐渐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接受。在1793年法国议会制定第二部著作权法之后,有关著作权的本质,存在两派学说。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财产权,该学说被视为传统学说,以加斯塔姆彼德及其支持者为主导。另一派认为,著作权是一种更为抽象的“人格权”派出出来的一类权利,即著作权为人格权,深受康德影响的雷诺及其追随者持此观点。在1848年到1850年之间越来越多的法国学者反对将著作权纳入财产权之列。186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人格主义”学派猛烈抨击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传统观点,终于在1878年法国学者莫里洛明确提出,并在法律意义上使用“著作人身权”的概念。
在这之后,学者继续探讨、辩论著作权为何种类型的权利。以波依莱为首的一批学者综合、吸收著作权属于财产权的不同流派的思想,提出了“知识产权说”。根据这一学说,著作权有人身权和财产权共同组成。莫里洛在提出著作人身权的法律概念之后,又进而论述了著作权的双重性质。在他看来,著作权是由两项内容构成的:第一项内容属于“完全的人身自主权”,这一权利禁止违背作者的意愿而发表作品,禁止以作者以外的他人名义发表作品,以及恶意及拙劣的复制作品;著作权的第二项内容是专有的是专有的使用权,它是由实在法赋予的一种纯粹的经济权利。至19世纪80年代,作者对作品享有发表权、署名权及保护作品完整权的观点已为法国学术界普遍接受,并且上述权利被认为是人身权。
关于著作权的本质的探讨和争论还发生在善于思辨的德国学者之间。康德在1785年所表达的观点就已涉及著作权的人身权属性。这位哲学家认为,著作权实际上是人身权利。按康德的观点,作者的作品是通过出版者向公众发表的演说。对作为有形艺术产品的一册图书,可拥有人身权利。后来的学者又进一步发展了著作权的“人身权利理论”。这当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是冯、吉尔克。他被誉为著作人格权之父。他认为著作权的对象是智力作品,这一智力作品人格的表露,作者通过创作活动使自己具有个性特点的思想反映。
他认为尽管著作权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确实是为了保护经济因素,但是法律保护的所有权利均源自于作者对作品的保密还是将其公布于众这一重要权利,这就是人身权,而人身权本身没有期限,债权人也不能对它申请强制执行。他甚至极端的认为著作权中只有人格权,无其他,“复制、表演、演奏等专有权利也未必具有经济性质,因为作者可以在没有经济利益的情况之下行使这些权利鉴于作者为确保其人身受到保护,无论如何要保留其对作品享有的权利,权利的可转让性甚至都不会导致权利的全部转让,而只是转让复制等权利。因此根据这一理论,著作权是以人身权利为基础的,只是附带地具有经济性质。”他的学说也被成为“一元说”。他还主张将民法上适用于人身权的规则及原则适用著作权。由于民法上的人身权不能转让,吉尔克便明确的将权利本身和权利的行使区分开来,并以此证明出版合同的合理性:即将权利的行使让与第三人的是可能的。
英美法系国家侧重于对作品经济权利的保护,著作权仅限于财产权,因此一般不涉及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4]除此之外,世界各国的著作权法大都规定作品精神权利不可转让。如《法国著作权法》认为,“精神权利是不可转让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意大利著作权法》的主张与《法国著作权法》大体相同。最为典型的是《日本著作权法》,该法认为,“著作人的精神权利属于著作人个人享有,不可转让”。《德国著作权法》认为,“著作权可以被继承并在并在共同继承人之间转让,此外不得转让。”
在此论述的作品的精神权利不可转让,是指作品精神权利作为一个整体不能转让,对于其中的个别权利未必不可转让。如发表权则是可以转让的,对于未发表的作品,它与作品使用权必须一道转让,否则使用权是无法实现的。除此之外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精神权利一般认为禁止转让。
在理解作品精神权利为何不能转让的问题上,学者们习惯性适用下面的推理:作品精神权利是人身权,人身权不能转让,所以作品精神权利不能转让。
对于反对者来说他们会认为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性权利,而所用的推理是:财产权是被许可转让的,作品精神权利是财产权,所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转让。在这个推理中,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并非所有的财产权都能转让。当财产权利的转让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时,法律便会予以禁止。如我国禁止土地所有权、枪支等财产的转让,但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否认土地和枪支的财产地位。 法律所以禁止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也是基于保护公共秩序的需要: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评价体系。作品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评价工具,如论文、科研人员职称评定均通过作品的数量和质量的考核来检验相关人员是否具备相应的知识水平。社会往往正是通过作撰写的特定论文和著作来评价其学术水平,从而为选拔优秀人才提供重要参考。若作品的精神权利可以被自由的转让,也就是意味着版权绝卖,即作品作为一种商品可以彻底自由地买卖。社会评价体系会因此紊乱,人们无法辨认谁是真正的智者。
第二、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等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会侵害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作者的思想、观点的载体,他体现了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在允许版权绝卖的情况下,甲的观点可以瞬间成为乙的观点,我们无法寻找思想的源泉,也无法知晓谁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观点。社会思想体系的有序性势必会受到侵害。
也正是基于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维护,在一般情况下,署名权这样的作品精神权利也是禁止被转让的:法律禁止违反公共利益的财产权利转让,作为财产权利的作品精神权利转让违反公共利益。那么法律会禁止作品精神权利的转让。
总之,法律不允许作品精神权利转让是基于公序良俗的考虑。如果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扰乱了社会正常的评价秩序。法律就一定会加以制止。
[1]《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5页。
[2]《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天津市语言协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6页。
[3]《知识产权法》,曾宪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89页。
[4]《作品精神权利论》,杨延超,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190页。
[1]天津市语言协会.震惊国内为的学术打假大案始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曾宪义.知识产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杨延超.作品精神权利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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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介绍,中国的很多网站很早就开始努力保护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当他们从版权代理商手中购买了影视作品的版权后,一般要返回到海外来源国家指定机构对上线作品的版权申请进行认定,但是现在这个审核渠道非常不畅,有时从代理公司购买到虚假版权,苦于无处审核,导致侵权作品上线,中方企业因此随后受到海外版权商的起诉,严重影响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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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互联网著作权的行政法保护全文如下:
(一)互联网著作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力
互联网著作权作为宪法性基本权利,有待公权力积极介入保障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国家对于从事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事业的公民的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性工作,给以鼓励和帮助。”可见著作权包括互联网著作权是一项宪法性的基本权利。而作为基本权利普遍具有两项基本功能,即防御权功能和收益权功能,防御权功能要求国家为保证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不为侵害行为;收益权功能要求国家要以积极的作为,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服务或者给付,所给付的内容可以是保障权利实现的法律程序和服务,也可以是对公民在物质上、经济上的资助。
(二)行政法必须维护公民互联网著作权
从社会学角度看,任何社会要健康、稳定的发展都必须有一定秩序,除了道德教化和自我约束之外,管制是维护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据中国互联网协会网络版权联盟介绍,中国的很多网站很早就开始努力保护美国、日本、韩国等外国影视作品的版权,当他们从版权代理商手中购买了影视作品的版权后,一般要返回到海外来源国家指定机构对上线作品的版权申请进行认定,但是现在这个审核渠道非常不畅,有时从代理公司购买到虚假版权,苦于无处审核,导致侵权作品上线,中方企业因此随后受到海外版权商的起诉,严重影响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在国际上的形象。所以作为现代政府,应该转变职能,增强服务意识,充分利用其所拥有的行政职权加强与其它国家合作,疏通中国企业对国外各类作品版权确认的途径,既保护了外国著作权人的版权,也维护了我国互联网企业的形象,体现出依法行政,服务于民的现代政府形象。
此外,与司法保护“不告不理”被动式相比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一种主动出击式的保护,且根据我国目前的著作权纠纷诉讼管辖的规定,著作权纠纷一般应由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受理,这无疑也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而县级以上各级著作权行政主管机关就可受理著作权纠纷。可见,行政保护比司法保护更加便捷、高效、低成本。
综上,政府管制对于互联网著作权的保护有其合理基础和必要性,应当充分发挥其在我国互联网著作权保护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二、我国互联网著作权管制立法现状存在的不足
网络版权管制立法作为政府依照行政权对网络版权进行管理的手段,是行政法的性质,它是行政法对互联网时代的应对和发展。
为打击日益猖撅的网络盗版侵权问题,保护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各部委还颁发了数量相当的各类通知、通告、制度和政策之类规范性文件。一些地方政府也将出台相应的地方规章进行管制。如深圳市政府将在今年出台《深圳经济特区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条例》和《深圳市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互联网行政保护办法》两项地方行政立法。应该说通过近年来的努力,我国己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网络版权管制立法体系,但不难看出仍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
(一)网络立法开始出现“乱”象
目前,涉及进行网络版权管制立法的行政机关大体有国务院、国家版权局、信息产业部、国家广电总局、公安部、文化部及地方政府,这其中的许多立法直接管制对象并不是互联网著作权,而只是基于本部门对网络其它方面管理的需要涉及到了对互联网著作权的管制,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对规范网络行为、保护版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普遍具有条款内容笼统、操作性差的通病。
如国家广电总局2004年10月14日施行的《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中涉及网络著作权只有一条即第18条“通过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应符合《著作权法》的规定”.这就导致此类立法太过原则,对于网络著作权保护的实质意义甚微。这是其一,其二各部门在多头立法时,正因为没有通盘考虑,共商合议,出现了交叉与矛盾。例如具有影视剧情节的网络短片,广电总局因其存在“向公众传播”的目的,要求需根据《互联网等信息网络传播视听节目管理办法》的规定,获得广电总局颁发的许可证才可上网传播;但根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在作品完成之后就自然享有,不需要领取任何许可证。这里的作品是个泛指概念,当然也包括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网络短片,而且“向公众传播”是信息网络传播权最本能的表现属性之一。
(二)立法过程缺乏民主参与
我国《行政法规制度程序条例》第17条第4款规定:“国务院法制机构主要从以下方面对行政法规送审稿进行审查:是否正确处理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对送审稿主要问题的意见”.第19条第2款规定:“重要的行政法规送审稿,经报国务院同意,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第21条规定:”行政法规送审稿涉及重大、疑难问题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应当召开有关单位、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第22条规定:”行政法规送审稿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切身利益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巧条则首次在我国行政立法程序中较为详细地规定了立法听证程序。
但是在实际的立法和决策过程中,这一制度执行状况并不尽人意,总的来看,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程序具有以下不足:
1.任意性。无论是《立法法》和两个条例以及其它一些地方性规定,大部分公众参与程序都不是强制性程序,是否采取属于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范围;
2.民主性、公开性不足。行政机关内部程序偏多,公众参与途径较少。如公众缺少对立法事项的动议权,一般立法事项的提出只能由行政机关决定。对征求意见的审查,行政机关往往拥有太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审查流于形式;
3.模糊性。关于公众参与的程序规定不够具体、明确,操作性不强。如立法法和两个条例中关于公众参与的描述多是原则性规定,缺乏实际操作的程序;
4.效果不明显。政府对公众意见缺乏及时的、负责任的反馈和回应,一些公众参与方己面临”公共信任危机“.
这些不足无一例外体现在我国的互联网著作权保护的行政立法中。论文格式立法者大多限于跟自行选定的公众、网络服务商和协会协商,即使真正有公众参与了,其意见对于立法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或单纯只是形式上的过场,我们不得而知。
三、对构建和完善我国互联网著作权行政法保护的建议
当前造成网络版权管制无力的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网络盗版侵权涉及多个行政机关的职责范围,而各执法部门间又缺乏有效可行的协作机制,或推诿扯皮,或争相监管,影响执法活动的整体效能。所以有必要在我国整合各方资源成立独立、统一的互联网著作权监管执法中心,通过立法授予其独立的监督执法权限,一旦发现互联网侵权盗版行为即可采取具体的执法措施,不受政府和其他职能部门的牵制,独立行使执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中心的具体建设内容包括:
(一)建立统一的中心数字版权监管平台,独立行使执法职权要规范网络作品的交易、传播及使用市场秩序,需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模式,探索适应网络作品交易及传播需要的预防性管制机制:
1.确权,就是要对网络数字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既然人类可以以数字形式来提供信息,当然可以针对每一个作品,通过设立数字识别符号,确认数字作品的权利归属,并在数字作品进入流通领域之前就采取一定的技术防范措施,这是基础性工作;
2.示权,就是把作品权利信息进行公示,建立一个网络作品权利信息查询系统,使使用者或潜在的购买者能够方便、快捷地查询到网络作品及权属状况;
3.维权,积极运用科技的和法律的手段维护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这样因为数字作品易复制且调查取证难度大的执法难度就可克服,可以在流通中借用技术手段对有数字识别符号的作品进行跟踪监控,起到防范作品被非法复制、传播以及在发生侵权行为时方便快速地识别作品权利归属、及时调查取证的作用。所以围绕着”促进作品传播、规范市场秩序、便于执法取证“三个重点目标,应该在监管执法中心首先建立统一的数字版权监管平台。该平台应集数字作品版权登记、合同备案、作品权利信息查询、版权贸易展示、数字作品版权认证、执法取证支持等业务于一体。
(二)群众参与,受理网络侵权盗版举报投诉
为打击网络侵权盗版,2006年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工作组在全国50个中心城市建立了”保护知识产权举报投诉服务中心“.权利人和公众发现网络著作权或其他方面知识产权被侵犯既可以向该中心举报,也可以向该中心投诉,即拨打全国统一的12312服务热线,或者直接登录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网进行网上举报和投诉,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接到举报投诉以后,将进行记录,统一转给版权管理相关部门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将及时反馈给投诉人。于此同时,国家版权局作为我国版权行政主管机关也在其政府网站设立了”全国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举报中心“专门受理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并在该网页公布了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10-85212973.
因为各地版权管理部门也负责保护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被侵害方也可以到直接到各地的版权局去投诉。面对多重的选择,有时反倒让权利人和公众变得无所适从;既然是网上侵权,在网上及时进行投诉、举报,可以为执法机关调查取证实施相应制裁措施抢得时机;网上侵权具有高技术性,那网络执法需要更高技术才能获得实效,与其分立不同的执法部门,不如整合各方优势资源,给予过硬的技术支持。
所以,笔者认为把接受举报或投诉和相应执法权也应归”互联网著作权监管执法中心“,该中心在自己的网页上公布全国统一的服务热线,当然也可直接在线投诉举报。而作为监管执法中心一定保证网页的安全工作、热线电话的顺畅运行,千万不要在出现类似的求助经历:”当登陆国家版权局网站主页,一眼就看见蓝底白字、不断在屏幕上移动的‘全国打击网络侵权盗版专项行动举报中心的字样。点击后,出现在线举报的网页,顿时很是兴奋,可当按举报要求逐一填写完举报内容,按’提交举报内容‘键并再次确认后,却是’无法显示网页‘的结果;再按网站提供的’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10-85212973‘拨打,话机中听到的却是’您拨打的号码目前暂未使用,请查实‘的提示,只能失望地挂机“.
在互联网著作权监管执法中心设立”反盗版举报、查处奖励“基金,鼓励、奖励举报和查办侵权盗版案件有功人员,运用激励性管制手段逐步形成权利人自救、公众监督、行政保护的网状互联网著作权保护体系,以此探索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的新型的政府管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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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也称为 马克思主义原著选读 ,是高等师范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必修课。学好这门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艺术,增强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促进学生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完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刍议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的现实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方法论具有较强的指导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基本观点之上的。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利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知识,培养自身的理论思维能力,提升自己的认识和实践能力。只有真正走进马克思、列宁的内心世界,才能把他们的科学理论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使理论在社会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升华。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是一本思想理论性很强的著作,其中的哲学理论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和升华。看似朴实无华的语言,却蕴藏了丰富的内涵,对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较强的指向性。如果只是一目十行不假思索地阅读,是劳而无功的。学习原著需要专心致志,反复诵读才能领悟其中的真理,这也是哲学家们把哲学与其他学科加以区分,让更多学者能够有意识地全面了解和认识哲学的真谛。真理的取得不是轻而易举的,无数哲学家所取得的成就曾被认为是无稽之谈,遭到批判和质疑,甚至是嘲讽。但正是这些不成熟思想观念的萌芽才滋生了脱颖而出的真理,以至于能够达到向真理的无限接近。
在本科阶段,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我们只知道原理及其方法论,却不知道这些原理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社会背景,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由谁提出,也不知道它存在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是什么?等等百思不得其解的疑问,学习原著后,这些疑虑都迎刃而解了。通过对原著的研读,我们才认识到原理与原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理来源于原著,其在忠实于原理的基础上对原著所论述的理论逻辑化、系统化。原理与原著是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学习原著能够获得比原理更全面,更深入的知识,利于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觉悟。因此,我们应该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在研读经典著作上,实现原著自身的价值和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根与梢、源与流、本与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蕴含和集中体现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源和基础。”要进行理论创新,必须在坚持和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础之上,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研读马克思经典著作,从原著的学习中加深对原理的理解,不能对其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而要做到全方位的认识,扎实理论知识,将理论知识灵活运用于实践之中,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所以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从源头上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进行拓展和创新。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几代领导人苦心孤诣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真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真理,寻找到了一条通往幸福的康庄大道。因此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和掌握尤为重要,只有了解、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才能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创造出更多马克思主义理论新成果,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只有通过原原本本、反反复复、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原著,才能深入了解、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思想精髓,才能进一步发现历史和现实中种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才能不断增强对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的伪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辨别能力。如果没有对原著的研读,我们对原理的理解就会天马行空,曲解其内在的含义,不能正确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我们实际面临的问题,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如果不研读原著,我们的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将失去深厚的根基,偏离正确的轨道。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在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对客观事物的把握,不仅依赖经验,更依赖理论思维,只有通过理论思维,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到它们内在的联系和规律性。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吸取了全人类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令人毋庸置疑的逻辑力量,辩证思维的基本方法,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可以借鉴他们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和解决一些措手不及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值得我们借鉴,特别是其中的唯物辩证法,对于准确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及整体联系,培养我们高瞻远瞩的战略洞察力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强调,不要单纯地为学理论而学理论,而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斯大林、列宁哪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在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找到了革命的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领导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他不是机械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不是片面地使用他们的个别词句,而是将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当时俄国经济文化状况的实际相结合,从而找到了救国救命的社会主义道路,灵活地将理论运用于现实生活中,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得到了升华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博大精深,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部分的知识内容,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可想而知,在学习过程中我们不能墨守成规,照抄照搬,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应该学会融会贯通,遵照邓小平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原则”去选择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本身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与变化着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探索新问题的解决答案,从而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因此我们要选择一些代表马克思主义精髓、精神实质、实践意义的经典著作,特别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的,能够指导当前的社会实践及社会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的著作。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才能真正“走进马克思”、“走进列宁”,经典著作包含着他们所吸取的探索人类真理的丰富思想成果,体现着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不懈追求和艰辛历程,认真研读经典著作,学会与伟人“对话”、“交心”,可以了解经典作家思想发展的脉络以及基本原理发展、完善的过程,细心领悟他们的崇高典范和人格力量。
通过对这些著作的研读,坚定了我们对共产主义信念的信心,激发了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果想鉴别理论的真伪,就必须践行理论在实际生活中的灵活运用,从而得出我们期待的真理结果,这不仅能增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误读的辨别能力,还能扎实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政治觉悟,实现原著带给我们知识的熏陶价值和应有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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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是对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本身)的所有权0,这种表达的同质性非常弱,就其本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著作权使用效率标准探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关键词:著作权
著作权使用效率标准探析
一般认为,我国《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确立了著作权法律体系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其中规定了在十二种情形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并且可以不向其支付报酬∞。这一合理使用制度被作为对著作权人权利的限制范围而存在,在实践中作为作品使用者免责的法律依据被广泛运用。但是,这种列举式的成文法规定在客观上无法涵盖社会生活丰富的具象,难以囊括现实中出现的所有合理使用作品的情形,于是出现了许多鲜活事例无法简单套用这一条文来判断是否属于合理使用范畴,引发诸多争议②。加之条文本身使用了尚需解释的含糊措辞——如“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适当引用”、“不可避免地再现或者引用”、“少量复制”、“合理范围内使用”等@——这就更加使得这一看上去精致的法律条文实际上充满需要填补的缝隙。
因此,如果在著作权司法实践中遇到一些无法通过非此即彼的方式来确定是否符合合理使用的案例,也就是所谓的“疑难案件”时,该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判断?基于法的稳定性与恒常性要求,在不同的案件中所采取的判断标准应保持一致,以便著作权司法领域中建立起稳定的预期。因此,本文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为:判断某种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范畴的规范性(normative)@标准是什么?本文从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提出了将“效率”(efficiency)作为判断某一作品使用行为是否归属合理使用的标准,即通过观察待定的作品使用行为是否符合特定的效率标准来进行判断,如果符合则属于合理使用,反之则不属于。下文首先分析在知识产权领域中由于知识特质所决定的特殊效率形态,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前提。接着指出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这是确立效率标准的主要依据。最后对整体的论证思路进行再次理清与强调作为结语。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视角主要指运用经济学方法对法律问题进行研究,立基于经济学是分析一系列法律问题的有力工具这一信念基础之上。经济学对于法律问题研究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经济学提出了一个可以预测法律制裁对相关行为所产生影响的科学理论;第二,经济学提出了一整套评估法律的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本文所关注的主题集中在第二个方面,即经济学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提供了行之有效的规范性标准,这一规范性标准就是“效率”。那么,什么是效率?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什么是知识产权领域中的效率?
(一)效率的不同形态
“效率”作为经济学中的三个基本概念之一④,主要包括两种类型的意义:
第一是生产效率(ProductiveEfficiency);
第二是配置效率(Alloc—ativeEfficiency)。前者指在生产过程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后者指一种资源的配置状态,即对相较于人们无限欲求来说客观上必然有限的资源进行最充分利用的状态,这种效率在经济学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帕累托效率(ParetoEf—ficiency)。帕累托效率可以细分为三种@:帕累托最优效率(ParetoOptimalityEfficiency);帕累托更优效率(ParetoSuperiorityEfficiency);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Kaldor—HicksEfficiency)。
帕累托最优效率意指在这种资源配置状态下,不可能在不损害他人效用的前提下增加某人的效用,即在这种状态下任何变动都将以他人效用的损失为代价促进某人的效用;帕累托更优效率意指如果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变化到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至少有一人的效用因此增加并且没有任何人的效用因此而减少,那么后种状态相对于前种状态来说就具有帕累托更优效率,这种变化过程也称为帕累托改进(ParetoImprovement);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意指从某种资源配置状态转变为另一种资源配置状态时,在这种转变中如果受益人所增加的效用能够弥补受损人所减少的效用,那么这种改进就是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状态。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效用弥补不需要实际进行,只要在理论上足以弥补即可,因此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也被称为“潜在的帕累托更优效率”。
帕累托最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静态描述,它体现了一种极限以至于实际上无法达到的理想状态。帕累托更优效率是对资源配置状态的动态描述,它暗喻着所有相关人的一致同意,这就使得其实现条件在利益交织、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显得过于苛刻,适用的可能性很小。于是,最常使用并且也是最具现实可行性的效率主要指卡尔多希克斯效率,这种意义上的效率实际上意味着资源配置所产生的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从上述对效率不同形态的阐述中可以看出,效率主要针对如何最大化利用有限的资源而言,着眼点在于社会整体福利(粗略的可以视为社会中个体效用加总)的最大化。
(二)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
不过以上仅是对效率的一般性描述,在将效率引入法律领域中应注意:效率是一个具有多层次结构与形态的概念,在相异语境中效率具体指向会有所不同,需要根据领域的不同进一步明确效率的特殊内涵,这是将效率标准运用于著作权法律分析的前提。著作权是关于知识的财产权,知识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可加以利用的一种资源,这就决定了知识与效率之间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那么,什么才算是知识的最大化利用?
换言之,对知识这种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是什么?这取决于知识本身特殊的经济性质。知识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是一种无形物⑩,这种特质决定了知识具有非排他性(non—excludability)和非竞争性(non—exhaustive)两种经济学特征,因此属于一种典型的公共物品(PublicGood)@。非排他性意指无法或难以排除其他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即知识一旦物化到载体中公开(比如写作成书、拍摄成电影、绘制成美术作品等),排除他人不付费用进行享有的成本很高。
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现代,作品一旦公开则他人对其复制享有的成本极低(比如著作的复印拷贝、电影的网络下载等),这意味着著作权人排斥“搭便车者”(FreeRider)@的成本极高。非竞争性意指一个主体对某种资源的享有不会减少其他主体对该种资源的享有,该资源的效用扩展到他人的成本为零@,即知识物化到载体中进行消费时不会被消耗,不同的主体可以在相同、相异的空间、时间内对同一知识进行消费,这种消费行为不会使知识发生损耗。
换言之,知识一旦产生并物化到载体中后,就其本身来说不具有稀缺性。在这两种经济特性中,知识的非竞争性从根本上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从知识消费角度看——既然非竞争性意味着知识的无消耗性,那么知识就不会因为消费而灭失。同时由于效率意味着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对资源的最充分利用进而意味着作为个体效用加总的社会福利最大化,因此对于知识这种不具竞争性的资源来说,可以对其进行无限次的反复消费,并且对其消费的越多,则个体效用的加总(社会福利)也就越大,也就意味着越具效率。
比如一部电影公开发行后,一个人观赏还是一万个人观赏,抑或更多人数进行观赏都不会对电影本身的价值产生消耗,并且随着观赏人数的增多其产生的效用加总也随之增加,理论上不存在加总的极限;从知识生产角度看——知识创造总是不可避免地在现有存量知识基础上进行,这可以极大节省知识再生产的成本∞。非竞争性意味着不同知识再生产者可以互不干扰地利用现存知识进行创新,不会对知识本身产生消耗,并且再生产出的创新知识又可以同样形式进入下一轮的知识生产中,由此循环往复产生几何倍数的增长,典型如汉字这种数千年前产生的知识直到今天还在知识创新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非竞争性特征除了决定知识本身消费与生产的无限性之外,在将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中时,也决定其边际效益递增的特殊机制。
传统生产要素投入的一般规律是边际收益递减,即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单纯增加某种生产要素,起初会使边际产量增加,但达到一个极点之后,边际产量的增加就会减缓,也即边际收益逐步递减。而当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投入到物质财富生产过程中时,其非竞争性决定的无消耗特质使得产量的增加伴随着平均成本的摊薄,也即边际成本不断下降,边际收益随之上升。同时知识还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生产要素呈现边际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通过知识创新对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提高劳动生产率(Pro—ductiveEfficiency),进而使边际收益持续递增,使社会经济具有持续增长的能力@。
因此,知识的这种固有特性决定了对它进行最有效率利用体现在“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这一特定内涵之上,也就是使所有现时对知识有需求,以及所有将来可能会对知识有需求的主体都能够以最低成本使用知识,这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体现。换言之,对于知识这种不会因使用而消耗殆尽、反而会日益丰富的非竞争性无形资源来说,配置效率的内涵体现在社会中所有的人都可以最低的成本接近(access)它,此时的社会福利水平最高,资源配置也最具效率。当然在实现这一效率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对具体知识生产者的效用造成损害,但是从长远来看知识最广泛使用所带来的社会总体效用将大于个体所遭受的效用损失,因此知识领域中这一效率的特殊形态本质上归属于卡尔多一希克斯效率。
明确知识领域中效率的内涵意指“知识得到最广泛的使用”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将这种意义上的效率作为著作权法律制度中判断合理使用的标准?究其原因在于——促进这种意义上效率的实现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理由。换言之,之所以会出现合理使用制度(甚至包括著作权法律制度本身),就是根源于效率的必然要求:
(一)两种市场失灵
既然对知识这种特殊资源最有效率利用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它,那么如何才能到达这种状态?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特别是其中的价格机制)是资源有效率配置的最佳手段,在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PerfectlyCompetitiveMarket)中,价格机制会引导生产者与消费者将边际成本调整到边际收益的位置,实现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价格也总是趋向等于边际成本。
但是众所周知,理想的完全竞争市场状态是不存在的,市场总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失灵的情况,市场失灵(MarketFailure)也就成为著作权法律制度(包括其中的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效率理由。在著作权领域中存在两种市场失灵。首先如上所述,知识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两种经济学特征,其中非竞争性特征决定了效率在知识领域中的特殊形态,而非排他性特征则与著作权领域中第一种市场失灵紧密相连:知识的非排他性意味着排除他人对该资源享有的成本很高,也即知识具有正外部性(PositiveExternalities)@,呈现收益外溢的特征。
因此知识会给个体知识生产者以外的主体带来利益,而知识生产者则很难对这些主体进行收费,将知识的收益内化。既然个体知识生产者难以在市场中将知识所产生的收益内化,也就意味着无法弥补其在知识生产中所付出的成本。那么根据理性最大化的普遍规律,个体知识生产者就缺少生产知识的激励,市场条件下知识的供应发生短缺,于是产生了第一种由于知识作为公共物品而导致的市场失灵。解决这种市场失灵一般有两个途径:传统途径是由政府来提供知识生产,比如政府通过征税掌握资金后建立科研基金进行知识生产活动,保证知识的供给。
但是,詹姆士•布坎南(JamesBuchanan)所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早已雄辩证明政府不是万能的,它依然是由理性个体所组成的自利组织,同样存在政府失灵(GovernmentFailure)的现象。比如在缺乏价格机制引导之下,政府并不能获取关于社会所需知识种类与数量的完全信息,因此政府主导的知识供应会出现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可能,还会出现非自愿“搭便车”的问题@;
第二种途径是通过法律制度的常态设置促使私人提供知识这种公共物品,这种制度就是著作权中的作品所有权制度。通过法律这种强制性的国家制度将作品的所有权归属于作者,要求作品的使用者对作者进行付费,使作品的收益可以内化于作者,这实际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量使作品具有了一定的“排他性”。此时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从典型的公共物品转变为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所谓的“自然垄断物品”(NaturalMo—nopolyProducts)或者说是布坎南所谓的“俱乐部物品”(ClubGoods)@,即具有排他性但不具有竞争性的物品,通常被称为可排他非竞争性的准公共物品@。
通过这种对作品所有权归属的明晰,以赋予作品“排他性”的方式使得作者可以对作品使用者进行收费弥补生产知识所付出的成本,进而使得著作权人产生生产知识的激励,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的现象。然而,这种对著作权人的产权确定却产生了另一种市场失灵,即由于垄断所导致的市场失灵。因为著作权法赋予作者的是对思想的表达形式(而不是思想本身)的所有权0,这种表达的同质性非常弱,就其本身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比如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与另一部影片对内容的表达具有非常不同的异质性,就每一部影片本身来说其表达都是不具有重复性的,消费者看了这部电影并不代表他就已经看了另一部电影(否则就会涉及另一部电影作品侵权的问题)。所以著作权人拥有对作品的所有权实际上意味着其对作品具有了垄断权力@。这种对作品的垄断导致了两种与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产生直接相关的后果:
其一是增加了对知识进行利用的交易成本(TransactionCosts)@,例如假设所有使用作品的行为都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那么庞大的潜在作品使用者就必须花费时间、精力一一与著作权人进行谈判、协商,其中耗费的交易成本将会无比巨大,作品(知识)的使用也会因此受到限制;
其二,这种垄断的权力使著作权人对于作品的出售价格会形成垄断价格@。这种价格一方面确保了著作权人可以收回创作知识所付出的成本,并因此获利。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作品的价格会高于完全竞争市场中由边际成本所决定的均衡价格,这就排除了一部分无法支付垄断价格的作品使用者。同时作为理性最大化主体的著作权人在收回创作知识的成本后并不会自动放弃持续收益,其考虑的并不是如何使社会福利最大化(作品得到最广泛的使用),而是根据法律对其赋予的垄断权力来获取更多的收益。
于是,著作权人对知识的这种垄断导致了知识传播的阻碍,知识这种特殊资源的最有效率配置状态(最广泛使用)就由于著作权人对知识的垄断而无法实现。
(二)为实现效率而存在的合理使用制度
由以上分析可见,虽然著作权法律制度通过对作者赋予作品所有权应对第一种类型的市场失灵,解决了知识有效率利用的前提——知识生产的激励问题。但是由此产生作者对作品的垄断引起了第二种类型的市场失灵,阻碍了效率的实现。该如何解决第二种市场失灵,实现知识的最有效率配置?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应运而生。合理使用制度通过赋予特定主体不经过作者同意、不支付作者报酬的情况下使用作品的权利,来形成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防止作品垄断权力的滥用,从而有利于促进作品更广泛的传播,实现知识资源的配置效率@。
这事实上就是通过法律的强制力保证社会主体对作品“接近”(access)的权利来消除作者对作品绝对的垄断权力。当然,合理使用中的“合理”这一限定词的存在意味着对作者垄断权力的制约并非绝对,此间存在一个尺度的问题。也即在允许作品使用者绕开作者对作品垄断权力使用作品时,由于这种垄断本身是为解决第一种市场失灵而存在,不能因这一绕道的行为而使第一种市场失灵重新出现,因此合理使用制度虽然最终目的是要实现知识的有效率利用,但是这种效率的实现必须顾及激励机制的存续。
于是在著作权法领域中最著名的平衡问题由此产生:对作品的接近会与对作者的激励产生矛盾,因而产生了所谓“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问题@。不过与传统知识产权法学者将这种平衡视为知识产权法的核心不同,本文基于上文的阐述认为“平衡”本身并不是著作权法律制度的核心目的。这是因为如上所述,知识特质决定了对其进行最效率配置意味着最广泛使用,如果我们承认对资源的最有效率利用是人类存在的必然要求,那么以这种效率配置状态作为规范性目标,则激励与接近之间的平衡仅仅只是手段而已,真正的目的应该是促进知识最广泛传播,使尽可能多的主体能对知识进行使用,从而最大化社会福利。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甚至恰恰相反),这种对激励机制存续的保护,不是对某个具体的作者生产知识激励机制的保护,而是对作为一个整体的激励机制的保护。这是因为每个具体作者的效用函数是不一致的,因此某种对作品的使用行为可能会损害到作为个体著作权人的效用,但对于作为整体的继续生产作品的激励机制却并不会造成损害。
例如数年前胡戈制作视频《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讽刺电影《无极》引发的纠纷中,虽然该视频引起了导演陈凯歌的极大愤怒,但是不难判断:胡戈对《无极》画面的使用如果被确认为合理使用,导演陈凯歌权衡利益之下并不会由此放弃对电影的创作(知识的生产),整个电影行业也并不会因此就丧失了创作的激励。因此只要作为整体的激励机制不受到损害,即使个别主体不愿意继续生产,知识仍然会源源不断地被生产出来,而知识一旦被生产出来,其配置效率就体现在“被最广泛的使用”。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确保这一过程顺利进行,由此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就要看这一行为是否能确保这一过程的顺利进行,最终实现知识最有效率的配置。
综上,既然实现知识最有效率配置是合理使用制度的存在理由和目的,那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顺理成章就应根据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这种效率的实现来进行判断。同时由于知识的原初生产需必要的激励机制来维持,因此进行判断时还应兼顾激励机制在整体上的存续。于是归纳而言,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应观察:该种行为能否在不损害激励机制整体有效性的前提下(而并非对某个个体的著作权人的激励是否继续有效),有利于促进作品得到最广泛使用,满足知识的配置效率。如果答案是,那么就可以归属于合理使用制度,反之也然。
以上从法律经济学的角度对将“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标准进行了较详细论述,由于其中牵涉诸多法律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概念,略显繁杂,因此对论证思路进行一番简要梳理显得有所必要。总体来看,本文遵循下图所示逻辑进路对主题进行了论证:如图所示,之所以将效率作为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的标准是因为这一制度本身就是为了实现知识领域中资源利用效率而存在。知识的非竞争性特质决定了对其的配置效率体现在知识得到最广泛利用这一点上,而根据法律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原理,实现这种效率的最优途径是竞争性市场机制(价格机制)。但是知识的非排他性特质却会阻碍市场机制的顺利实施,使知识的生产者无法获取相应的收益而丧失继续生产知识的激励,表现出第一类市场失灵。
为了解决第一类市场失灵,著作权法律制度(特别是其中的所有权制度)通过将作品的所有权赋予作者从而利用法律的强制力部分消除了这种非排他性,使作者可以在法律强制力的支持下对作品的使用者进行收费,维持生产知识的激励机制。然而,这种对作品的所有权从法律经济学角度看可以视为是一种特殊的“垄断”,这种垄断阻止了知识被最广泛的使用(效率),于是合理使用制度就是为了解决第二种市场失灵、实现知识的配置效率而产生,通过部分消除作者对作品的垄断来促进知识的广泛使用。
当然,这种消除受到第一种市场失灵现象存在的限制,不能从整体上损害知识生产的激励机制。既然实现知识的配置效率是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存在的理由,那么判断某种行为是否属于对著作权的合理使用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以是否可以促进知识的配置效率作为标准。简言之,效率是判断著作权合理使用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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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指的是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主要分为“社会主义初期文学”、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文学”、“中国先锋文学”、“中国自由文学”、以及“通俗流行文学”等五大类。由于中国当代文学处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大陆当代文学大多数属于官方文学即所谓“体制内”文学。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焦虑困境与出路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当下文学理论表现出一种对自身存在的深切焦虑。西方文论的影响而导致的集体“失语”,文论家们在当下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是这一焦虑窘境的两个主要方面。当代文论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坚持多元主义的研究方法论理念,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论;影响的焦虑;认同危机;出路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发展此起彼伏。从方法论热到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再到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热,再到晚近文学理论的反思热,文学理论研究已有长足进展,形成了多种理论观点,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从另一个层面看,当代文论研究却始终暗含着危机和被质疑的声音,诸如研究对象边界的模糊、方法的碎片化和研究的有效性等问题。钱中文先生在2012年中国中外文论第九届年会上的致辞中,通过回顾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指出这种危机的存在,认为当下文学理论处在焦虑与不安中,似乎一切还没有真正开始,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再来。[1]换言之,中国当代文论患上了“焦虑症”或“经验贫乏症”。本文拟在分析这种焦虑困境如何产生的基础上,指出摆脱困境的出路。
“失语”焦虑
按理说,中国文论的整体形象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对本土文学和文学理论认知的结果,其研究对象、言说方式和理论价值应当体现中国的时代品格和民族特色。但是,30多年来,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符号学、叙事学、后殖民理论、国外马克思主义等西方文艺理论思潮在中国文论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成为文学理论研究成员共同探讨的话题,即以西方的问题为自己研究的问题,把西方的规则奉为自己知识创新的规则。西方
文论就像“镜像”一样,只有通过它来观看自己,最终形成自我的形象。在西方文论的话语空间中,我们似乎找到了研究的问题和方法,至于历史语境、文学历史发展变迁、逻辑起点等等是否与中国当代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有相似、相通之处,彼此之间有没有对话的可能,这些问题则没有很好地考虑到。如果说,我们只是研究西方文学理论,研究其发展演变的规律以及讨论其热点前沿的问题,类似西方文学界研究中国文学一样。但是,当这些理论主宰中国当代文论发展的时候,西方文论就像幽灵一样,构成了中国当代文论言说方式的阴影。
美国当代文论家布鲁姆写过《影响的焦虑》一书。作者很好地吸收了尼采和弗洛伊德两位非美国本土理论家的思想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成功地运用到西方传统诗论的否定性研究中,向世人展示了传统影响的焦虑以及超脱这种忧虑的方式,创造了独树一帜的“逆反”式批评理论。布鲁姆给我们的启示是,他者化的理论是自我创造新的观念和方法的基点,在否定、抵制与接纳、对话中,以现实的文学文本为依据,让异域的理论话语在本土理论建构中释放出新的生命力,实现理论的创生。笔者以为,这也是西方文论之所以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原因,也是西方文学发展的基本途径。
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强,社会文化生活也随之发生了深刻变迁,西方各种学术资源在中国不断传播,使我们讨论一些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具备了外在的可能性,拥有了一个“发轫的环境”,按说应该成为中
国文学理论发展和创生的契机。遗憾的是,精神分析、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理论等学术话语系统,我们在吸收和接纳的过程中走向了“滥用”和“泛化”的道路。1996年国内学者提出的“失语症”命题,就是对中国当代文论面对西方文论话语时发出的“集体无意识式”的责难,这也是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恐慌症”的深刻表征。
中国现当代文坛,为什么没有自己的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其最基本原因在于我们根本没有一整套自己的文论话语,一套自己特有的表达、沟通、解读的学术规则。我们一旦离开了西方文论话语,就几乎没有办法说话,活生生一个学术“哑巴”。想想吧,怎么能指望一个“哑巴”在学术殿堂里高谈阔论!怎么能指望一个患了严重学术“失语症”的学术群体在世界文坛说出自己的主张,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没有自己学术话语的民族,怎么能在这个世界文论风起云涌的时代,独树一帜,创造自己的有影响的文论体系,怎么能在这各种主张和主义之争中争妍斗丽![2]
这番话把整个文论界压抑已久的“焦虑不安”的精神窘境集中表达出来,展现出整个中国当代文论“焦虑恐慌症”的面相。正如蒋寅先生评论道:“其实我感觉,近年‘失语症’一词的流行,已表明在这个问题上的确集中了学术界的某种焦虑。”[3]周宪先生也分析道:“其实是一种文化认同焦虑的表征。这种焦虑自近代以来像一个幽灵始终萦绕在文化共同体中。说穿了,这是一种对中国文化“他者化”的忧患意识。”[4]“失语症”的提出以及对其分析的态度和立场让我们共同体悟到:中国当代文论的焦虑症状就是西方他者的影响造成的。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文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包括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和宗白华等老一辈文学理论大家,他们深受西方“他者”文化的影响,能融通中西、汇聚古今,创造了中国现代文论辉煌的画卷。但是,目前来看,作为“强者”的西方文论遮挡和垄断了我们的注意力,使我们无法真正观察和表达自己,在很多层面上“模仿”和“迁就”西方的文论话语,致使自己完全笼罩在西方文论的光芒中,一旦脱离这种光芒,我们就无法按照自己的逻辑去推理和求证,进而丧失了自己说话的权力和创新的能力。
布鲁姆在论述“影响”的负面效果时引用王尔德的话说:“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方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5](4)笔者以为,“失语症”的表述就能说明这一点。在西方他者面前,自我转让了自己表达的个性,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想象不再是从自己内心发出的真正属于自己的想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文论所发出的声音的回音。
在对待外来文学理论的态度上,我们并没有像布鲁姆那样去“误读”,去阐释与过度阐释,完成对西方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在交流与冲撞中提出新的命题或理论。“一些理论话语的引进,往往只维持一种话语的简单复制层面。一旦某种话语不再流行,便毫不留恋地迅速撤离,转入其他话语的复制工作中。这样一种浮在表面的学术话语实践方式,必然导致对话能力的丧失、话语转换的失效。”[6]因此,在充分认识到这种简单的复制对中国当代文论造成的“精神创伤”之时,也是文论自觉之时,失落感和焦虑感自然会从看似热闹的场面浮现出来。
当再次面对西方文论的“他者化”影响时,我们不难觉察西方文论在中国文论面前像一个虚假的“镜像”,像一个虚幻的“父亲形象”,彼此之间充满矛盾。一方面我们把西方文论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参照系,对西方文论流派众多、思潮迭起的发展趋势心存敬佩,感叹西方文论对西方文学史、文学发展变迁和文学文本的深刻认识;另一方面为了保持中国本土文论话语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对西方文论预先抢占了中国当代文论的建构空间而无法超越,表现出更多的担忧、害怕和惊恐。如此一来,只要这种局面存在,中国当代文论患上“焦虑症”也是必然的,这也是目前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窘境。
随着消费文化的到来,视觉文化日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导地位,视觉愉悦压倒理性的静观,以语言文字为媒介进行书写的文学开始逐渐被边缘化。与之呼应,经典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的言说空间变得越来越狭窄,无论是在大学课堂,还是在社会文化领域,听众越来越少,文论研究也就成为少数专业人士在小圈子谈论的话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具有自我高度反思性的主体,文学理论研究者自然会意识到如下问题:我是谁?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和能够做什么?我们所做的关于文学理论知识的阐释和建构能不能在彼此的交流和对话中站得住脚,我们所推进的文学理论研究是停留在“能指的游戏”的层面上,还是与现实的文学、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发挥出理论的解释能力?当文学理论研究者在诸如此类的问题中找不到确切的答案,或者说自我在学术共同体和现实社会经验的位置得不到主观肯定的时候,认同危机及其诱发的身份焦虑便由此而生。
在文学理论界,文论家大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扮演着“立法者”的角色,他们“牢牢地控制着趣味和艺术判断领域。这里的控制意味着不受任何挑战地操纵各种机制,以使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意味着做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7](179)因此,在立法者的维护之下,文学理论形成了一套充分体现知识分子良心、社会责任、人文精神和审美观念的知识体系。在此基础上,立法者之间的立论、辩论和交流才是合法的。重要的是,在那样一个充满追求崇高精神的意义世界里,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
根据美国存在主义理论家蒂利希的分析,人的实存都是被非存在(空虚、无意义)所包围着,随时可能陷入虚无。个体体验到自身被这种非存在所包围并为之担忧,这便是焦虑,即意味着对自己认同的存在可能会丧失的担忧,或者自己的同一性丧失的恐惧,进一步说,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一种从他信赖的人们中获得所期待的内在自信的感觉遭受到诋毁和威胁。
针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来说,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化研究的盛行,使得文学理论的学科界限以及研究对象不断扩容,研究方法开始向多学科、跨学科的方向发展,研究视角也向多元和建构主义的方向发展,这样一来,文学理论所预设的对文学经典的阐释、文学永恒价值和普遍审美法则的建构被充斥着物欲与粗俗气息的大众文化包围,而大众文化培育的实利主义又让高高在上的文学理论的精英主义难以适应,同时,过去以哲学和美学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方法被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方法所取代,文学的本质主义和统摄性思维被许多文学理论研究者指责为“一种僵化、封闭、独断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生产方式”,[8](3)诸如此类观念和方法论上的轮番冲撞,让大多数人对自己认同的存在感到担忧,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开始消逝。
即使那些主张解构主义的文学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抵制文学的本质主义特质,把解构和建构作为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方式,强调地方性建构和知识社会学的反思,但是围绕知识建构引发的一些问题:建构什么?如何建构?建构的价值标准是什么?知识建构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可能?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不确定的,悬而未解的。空虚和无意义的焦虑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伴随着文论的研究成为一种当下知识分子的精神体验。借用蒂利希的话说:“人的存在包括他与意义的联系。只有根据意义和价值来对实在(包括人的世界和人本身)加以理解和改造,人才成为其人。”[9](46)面对文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快速转换和现实世界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诉求,文学理论研究者对于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容易产生一种丧失意义之源的焦虑。换句话说,建立在共同体基础之上的意义世界已经倒坍,相对主义、价值虚无主义开始盛行,固定与安身立命的价值准则丧失,面前永远飘荡的是一些固定的“非存在”和“虚无”的东西,再加上学术道德的滑坡,无意义、无根基、无方向感和漂泊感成为当代学人的精神状态,认同的焦虑将是许多有学术良知的知识分子精神上的“慢性病”,即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不安和担忧。
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工作者而言,那种满怀雄心壮志去做“立法者”和重新建立“立法者”权威的认同是一种不太现实的想法。笔者以为,在一个到处浮现“合法性危机”的时代,我们只有在一种流动性、不稳定和矛盾的状态中,去思考和塑造自身身份的认同,这也是面对五花八门的文化现实所做出的一种正常和健康的反应。如法国当代思想家阿加辛斯基在评价现代文化时所说:“今天,如果承认世界是不稳定的,其中包括货币本身也是不稳定的,那么,认为存在着超越时间、永恒的模型的观点,在我们眼里就会显得有些荒谬。”[10](28)用一种普适性思维、一劳永逸的观念去关照和审视文化现实反而有些“不正常”,甚至有些“病态”。海德格尔说,“只有面对虚无,才会想到存在”,所以,面对流动、不确定和可能性的虚无状态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不安的心境,文学理论工作者更像一个“摆渡者”,摆渡于历史与未来、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中心与边缘、地方性与总体性之间,在摆渡和动荡中经营和体验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认识。
她认为,“现代意识是‘摆渡’和‘过客’的意识。今后我们要这样去思维:一切都‘到达”和“经过”。没有任何固定的因素,赋予事物扎根现在并抵制时间所必须的东西”,“‘摆渡’是一种运动和短暂的体验,一种起伏变动和必然消失的体验,那么它应该有很多面孔;现代不仅抛弃了永恒,也抛弃了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单一形式”,[10](10?11)对于文学理论工作者来说,做一个理论的“摆渡者”,脱离了“立法者”的永恒性和权威性,同时把自己抛入一个非存在(哲学讲存在与永恒等同起来)中,用变动不居的方式来体验这个世界,在丧失了一切意义的语境中思考世界,从这一点来看,“摆渡者”与“阐释者”区别开来。如此这般,回过头来看看,文论家的身份演变经历了“立法者”到其身份地位的“倒塌”,再到“阐释者”的兴起及其地位的确立,再到当下“摆渡者“形象的浮现,由此,我们可以断定,文论家应该在变动和摇摆中确立和寻找自己的身份感。 三、焦虑困境的出路
从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发展来看,从本质主义、历史主义到解构主义,再到文化研究,文学理论研究大都围绕原典或制造一些抽象概念以及对概念的不同理解和演绎展开讨论,并且这些概念和理论观点的讨论大都是建立在西方经验的基础上,日益悖离中国鲜活的文学经验和现实。换句话说,当代文论离我们的现实经验越来越远,即使我们试图为自己建构一个如何多元开放的文论形象,也无法掩饰实际上的精神空洞和“经验贫乏”,因为,中国当代文论尚未从根本上形成属于自己的言说方式,既与历史经验相隔阂,又缺乏现实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医治好中国文论的这一“经验贫乏症”,是中国文论摆脱“影响的焦虑”和确立“本体安全感”的关键所在。
首先,文学理论应该直面中国文学鲜活的经验与现实问题。这些现实问题有本土的文化背景作为支撑,其建立在中国本土文学经验基础上的学术命题有真实性和现实关怀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我们不能面对当下的文学现实,也就失去了理论的有效性,意义不大。我们当下所面对的文学花样翻新,目不暇接,丰富多彩,我们的文学理论应该面对这一现实,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关心和阐发这一现实。”[11]的确,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丰富多彩,文学现象层出不穷。比如,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先锋文学、网络文学、超文本写作、口语诗写作、微小说、生态文学、底层文学、图文叙事体等等,这些鲜活的文学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学现实和经验的复杂性、特殊性、多元性和异变性,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术语去归纳和阐释中国文学的经验和现实问题,否则可能就是隔靴搔痒,这就要求文学理论必须从中国的文学实情出发,跳出单纯地追求文学理论自身的完美性和自洽性的冲动或设想,从中国文学的经验中产生本土性和原创性的理论。
比如,晚近在文学理论界出现的文学与图像的关系问题日益成为新世纪的“新学问”。文学与图像关系问题直面文学遭遇到了“图像时代”而带来的“文学危机”,以及此危机背后整个人类所面临的“符号危机”,这一现实经验把一个鲜活的、有意义的问题推至学术前沿,这一研究有清醒的本土意识,不“停留在文化研究层面反复‘打滑’”,不过分“迷恋西方现代西学”而感到“影响的焦虑”,而是“注重中国传统和本土资源,更强调历史纵深感和实证精神,更关注个案分析和小中见大”。[12]像类似这样的研究,超越了以往本质主义和反本质主义各持一端的做法,从历史命题和现实课题的立场上生发文学研究的理路,为走出文学理论研究困境提供了一种可供参考的解决方案。
其次,倡导多元主义的方法论理念。文学是多元复杂的,由于主观价值判断的不同,以及种种价值判断随着不同历史发展而不断变化,因此,文学始终从整体上呈现出非稳定的特质,那么设想用单一的或者统一性的研究方法来解决文学的相关问题,这是不现实的。在这个意义上,强调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差异性以及合法性,不是只承认一种方法或一种价值的合法性,而是在平等、民主和协商的语境中,坚持自身的差异与尊重他人方法的不同,达到最终肯定不同研究方法及其价值的合理性的目的。但是,在坚持多元主义方法论的合法性之下,我们还必须关注一些容易被忽视的相关问题。正如伊格尔顿所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庆幸各种批评方法的多元性,采取一种宽容的普世主义姿态,并为我们能够摆脱任何单一方法的专制而欢呼鼓舞。然而,且慢兴奋过度。这里依然存在着某些问题。
其一,这些方法并非都能并行不悖。其二,这些方法中有些几乎就不是什么方法。[13](199)我们应注意到,一方面尊重文学研究方法的多元性和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为研究者奠定自身进行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和建构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多元主义研究方法存在的基础是差异,但问题是,一些方法是不是切实可行,是不是并行不悖,能不能符合当前文学理论研究路径,这是必须引起我们警惕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多元性和差异性被不适当地无限夸大,以致走向一种工具性的技术形态,或者仅是一种研究的意识形态,就有可能走向研究价值的混乱和无序,必然导致不同方法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因此,多元主义方法论观念需要建立在文学研究方法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贴近文学理论和文学发展的现实,超越不同方法各执一端的做法,在彼此互补协商的情形下,推进文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最后,重建文学理论的公共性品格。按照伊格尔顿的理解,“现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我们时代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历史的一部分”,“是由以观察我们时代的历史的一个特殊角度”,“纯文学理论只是一种学术神话”,[13](196)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理论与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文化现实等有着特定而密切的关系,因此,文学理论的知识生产不应该直接为大众的物质消费服务,为大众获得审美快感而辩护,也不应该脱离作家、现实文本只是作为文学批评理论不断演绎的工具而变得越来越深奥。笔者认为,文学理论承担着
向社会传播公共文学经验,以及以文学经验为基础向公众传达对社会现实的批评和反思的职能,表达一种公共性的主体性话语。比如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拨乱返正、思想解放的时代语境下,文学理论摆脱了依附于极左“政治”的地位,逐渐确立自主性的地位,表现出对个体与社会的本质关系、权力和生命的关系、历史文化传统和当下社会人的主体性等问题的反思和批判。渗透着文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真理、生命存在、自由、社会正义、良心和个体价值的深刻思考。虽然这些体现终极关怀的思考未必直接能够指导公众的生活,但是这些具有深度的思想观念能够影响社会公众对文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感知和评价。而当下的事实是,视觉文化的崛起和消费主义的盛行,使得人们的生活转向对个人物质幸福的追逐,而对社会公共领域的批判性反思能力显得相对匮乏。
与之相应,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呈现出公共精神素养“缺失”或者“消失”的景象,当下文学书写时尚、娱乐、休闲、惊悚、玄幻的世界远远多于对人性、道德和民族精神世界的沉思,而文学理论知识的价值取向也不再面对社会现实而获得自己的公共性品格。更为值得思考的是,文论成果也成为文学理论学科建设、高校研究者职称评价体制中的硬性材料,或者成为物质消费和文化消费以及专业化道路上知识生产链条上的“零部件”和“副产品”,这种过度“专业化”和“专家化”的走向,必将使得研究者陷入身份认同的焦虑和知识生产的合法性危机,而不敢“独立关注”公众文学经验和重大的公共领域事务。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的社会语境和文化氛围不可能重现,但是作为一种精神沉淀,公共性品格应该是当下文化实践和理论思考的基点,
所以,面对消费意识形态的“吞噬”和学术体制的“规训”,文学理论工作者应该设法避免退缩和彻底的整合,重建文学理论知识拥有的批判和反思的公共性品格,发挥其在中国当下文学现实和社会公共领域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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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权过去称为版权。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英国《安娜法令》开始保护作者的权利,而不仅仅是出版者的权利。1791年,法国颁布了《表演权法》,开始重视保护作者的表演权利。1793年又颁布了《作者权法》,作者的精神权利得到了进一步的重视。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16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一)能有效地使著作权人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得到平衡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通过集中对著作权人的利益进行管理,使得这种代表性变得很强,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可能受到侵权的个体的著作权人,而同时在经过授权后的使用人则可以安全使用著作权,不用担心会侵犯权利人的权利,因此,笔者认为,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充分考虑著作权的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使得著作权成为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的权利,也就意味着,没有经过集体组织的授权同意或者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任何人不得占有、使用和控制作品,否则就构成侵权。而这就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
(二)充分的维护著作权人的获得经济利益的权利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通过对会员与非会员的著作权进行管理,最大程度上实现对著作权人作品的经济利益进行保护,通过来自于法律的授权,实现对会员作品的管理,保障会员的经济利益,并通过“延伸性”的规定实现对非会员著作权的管理,保障了非会员著作权的经济利益的实现。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这种制度不仅以保护著作权人利益为前提,而且大范围的保护著作权人的权益,使得著作权人能过获得更多的作品使用费,增加著作权人的收入,实现组织设立的目标,保障著作权人利益。
(三)使用者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进行使用,方便交易的进行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在给予非会员作品保护的同时,大大降低了作品使用费,方便了交易的进行,同时使得获得使用权的使用人,一经授权使用,便可以使用该作品,并且对作品侵权免责,如果著作权人要对使用人进行追责,也只能以集体组织为对象,进行责任的追责。
在经过机体组织的授权,使用人可以放心进行使用,但如果这个作品并不是著作权人授权给集体组织进行管理的,而是通过延伸性的方式实现管理,在这时,就应该考虑著作权人是否愿意接受机体组织的管理,如果著作权人选择接受,那么使用人便可以进行使用,另外,还应该注意的是,如果使用者一经缴费,对作品在许可范围内的使用就可以免责。这样就很大程度上,减少了不必要的交易程序,使得集体组织可以代表著作权人进行著作权管理,而且这种管理,也是行之有效的,代表性也更强,使用人在这种情况下,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侵权纠纷,他只需要向集体组织缴纳一定的费用,就可以实现对作品的使用,这样进行使用的成本也是最低的。
(一)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对非会员作品的管理不尽合理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根据法律规定的授权,对某些特定的著作权范围内专有的著作权人的作品的权利进行管理,使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但有权管理会员的作品,而且有权进行“延伸”管理非会员的作品,这种“延伸”对非会员的管理是未经授权的,在没有正当授权的前提下赋予使用人对著作权的处分权,会带来许多难以想象的问题。
(二)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对自由市场的依赖性高。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源于对著作权的保护,为的是克服著作权人和使用人缺乏沟通的缺陷,使得著作权的管理变得更有效,但是该制度是对著作权的管理是来自著作权人的授权,来进行管理。从性质上看,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具有一个市场经济的主体性质,对市场依赖性高,使用人对作品的使用可以有多重的选择,而且各集体组织之间存在不一的选择。
(三)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非会员与会员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待遇差别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存在“会员”与“非会员”的差别,对“会员”的管理是来自于法律的规定,也是“会员”的授权,而对“非会员”作品的管理,源自于“延伸性”的规定,因此权利来源不同,将存在很大的问题,比如“会员”与“非会员”获得的报酬存在差别,而且“会员”还要交一定的会费,对“非会员”是从收取的著作权的费用用扣除。
(四)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非会员与集体组织的关系不明
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对非会员作品的管理,是由于“延伸性”的规定,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授权,而这种关系可以说是无权管理权利人的作品。未经授权对著作权人作品的处分,会给著作权人的利益带来很多损害,使得的著作权人的权利有被滥用的嫌疑。
首先,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是通过法律法规的授权进行作品的管理和延伸性的管理非会员著作权,但是“延伸”可能存在剥夺著作权人私权自由处分的可能性,容易挫伤著作权权利人的创作积极性。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该制度应充分明确著作权人对作品的管理情况,特别是非会员的情况,保障在符合私权自治的情况下,对非会员作品进行管理。同时,作为非会员有权自由选择是否“退出”或“接受”集体组织的管理,真正维护知识产权的著作权私权保护价值。
其次,集体组织基于“延伸性”对未加入会员作品实现管理,笔者认为,组织应该采用相同的标准对待非会员与会员相同,如在管理费、获得救济费等方面的规定与会员权利相同。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组织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平衡的设立宗旨,同时,还应该充分了解非会员的作品使用情况,通过市场机制使得作品获得充分使用,扩大著作权人的经济回报。
再次,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组织的发展最初是一个自治性组织,旨在保护联合起来的著作权人的利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组织具备很强市场主体性质。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该制度,应该尽量协调著作权人的自治性质的属性与行政管理的关系,保障著作权利人的自由处分权利的自由,维护著作权人的话语权,减少一些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不合理的制度组织建立标准,逐步承认组织的市场主体性质,更好的维护著作权人的利益。
第四,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对著作权的管理来源于法律法规的授权,并根据“延伸性”的规定实现管理范围的扩大,使得整个著作权权利人的利益得到保护。笔者认为,获得授权是集体组织进行管理的前提,因此我国建立该制度应该完善法律的授权制度,使得集体组织能过获得明确的国家授权,从而实现不仅对会员的管理,而且对非会员的著作权也可以进行管理,但是这种管理仅限于获得法律的授权,如果未经法律法规的授权,擅自对权利人的作品进行管理,则是侵犯著作权的行为。著作权权利人可以通过法律程序维护自己的著作权利益。
第五,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的管理模式是经过法律的授权,然后可以进行著作权的管理,但是对组织自身的管理监督缺乏行之有效的方式来进行管理,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应该建立配套的制度加强对集体组织的管理,使得著作权人的著作权不会被滥用,会员与非会员的权利不会被盲目代表,使得那些获得授权的使用著作权权的使用人不至于失去对组织的信任,从而影响交易的进行,伤害著作权人的利益。同时,严格集体组织设立的程序限制,避免集体组织管理由于资质不够导致著作权人利益受损,影响整个著作权保护领域的秩序。
第六,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组织对非会员作品的管理范围,既包括国内的作品,也包括国外的作品。但是这个作品的种类规定没有一个明确的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必须首先明确延伸性的管理非会员作品的范围,确定哪一种类型的作品属于延伸性进行管理的作品,从而集体组织进行管理.
第七,著作权延伸性集体管理制度运行需要一个良好的法律依据,因此,我国要建立该制度,应该提前完善集体组织运行过程需要的法律建设,做到制度运行之时有法可依,不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反过来说,也使得集体组织违法进行延伸性管理得到限制,有了法律的规定,集体组织自身的管理也将严格化,在延伸性的推展过程中,也可做到真正按照著作权人的利益来使用著作权人的作品,实现维护著作权人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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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网络的发展与变化使得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导致的社会危害日益加重,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但是我国对其的刑法保护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司法环境下,要全面完善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立法,并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才能让著作权发挥其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针对著作权的网络犯罪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新的信息传播特点决定了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的后果更为深远,侵害程度更严重。
对于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国起步较晚。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并为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定。仅有其他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有保护。
2000年12月28日,《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12月20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明确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2006年5月18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对著作权的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2011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管辖、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刑法中“发行”的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间接侵权等方面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进行了解释。
近年来,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司法系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步增大。以检察机关为例,近几年检察机关每年批准逮捕和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在2000至3000人左右,2008年至2010年11月,检察机关共对75件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进行了监督。
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虽要加强刑法保护,要清楚的界定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不能以刑事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法本身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这决定了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部分,在法律保护时受到了限制。且著作权是一种私权,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需要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只有某些对社会危害严重的侵权行为才会触发刑事程序,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是需要有适度性的,只有当民事、行政手段不足以承担该权利的保护责任的时候,刑法才能介入。
对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立法的限制和司法的限制上。民事法律中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属于附属刑法,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没有相应的条款,相互脱节,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附属刑法规范会被束之高阁,无法适用。
网络发展日新月异,迅速更新的网络技术对公安机关技术侦察的技术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公安机关的人员结构以及设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而大部分检察院与法院刑事审判庭没有对知识产权案件形成专门的办案组,使得司法中的刑法保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是指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逐步增加其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也是逐步增强的。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主要突出地表现在从“弱保护”向“强保护”的发展趋势。长期实行“弱保护”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但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和发展程度的提高,“弱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更大。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来源,知识产权可能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超过传统工业。因此,强力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
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意味着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多种机制和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首先在法律体系中,要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民事保护相结合,才能对知识产权实行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其次还必须重视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要想更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必须促进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编织更加严密、合理的刑事法体系,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网络下的著作权的保护在刑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要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加强保护。
首先要扩大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作品形式应是逐渐扩大的,把传统形式的作品进行转化后的数字化作品应列入保护的对象之内。
其次,要调整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对接。如“复制发行”与“复制、发行”的调整、“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等,要与《著作权法》保持一致。
再次,要逐步取消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性的限制性规定,将具有营利目的行为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要调整刑罚结构,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将司法解释中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模式纳入刑法规范;设置资格刑,使之可以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
另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犯罪进行专门性立法模式,制定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别刑法,以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虽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致周延,但是是可以通过在现有刑法框架内,通过修改刑法典、法律规范文件、附属刑法等方式,进行完善,在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出现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并不是仅通过专门立法来解决。
发挥附属刑法作用的前提,是在刑法典中规定惩罚著作权犯罪的基本原则,使附属刑法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不致使得附属刑法归为摆设。在著作权领域内,附属刑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等设计知识产权犯罪的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法规中,其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具体犯罪的相应刑罚。要做好刑法典与附属刑法构成要件的对接,使得惩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更为严密。以德国、法国等国家为例,就采用了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相结合的模式,我国可以在研究其立法模式上进行借鉴。
目前著作权的公权力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的行政保护上,但是行政机关在日益猖獗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面前,常常仅从维护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进行查处,很少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很难帮助被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相对于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而获得的不法利益来讲,行政部门的没收和罚款对侵权人根本无法达到遏制其违法行为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侵权。2011年初,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将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作为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的协调对接,加强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对于著作权犯罪的监管和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首先要立足本职、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做好案件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抓住证据收集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对于移送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侦查。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依法审查批捕、起诉,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司法建议,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规范衔接程序。
检察机关要结合“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与各部门及时做好沟通、联络、协调工作,及时对重大案件进行会商,研究部署案件调查和嫌疑人查控等工作,对大要案件和涉及敏感人物、敏感问题的案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研判和剖析,以达到及时、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效果。
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机关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要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共享网络,加强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衔接工作效率。
检察机关要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过程中全面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对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立案监督,对于重大、有影响的著作权网络犯罪,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或根据需要主动派员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还要履行职责,查办发生在执法严重不公背后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有关制度落到实处,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制度的有效运行。
基于网络的急速发展,与著作权专业性逐步增强,检察机关也应当提高其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方面的专业性水平,在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认定、证据收集、证据体系分析等方面加强自身素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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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宗岱是我国继穆木天、王独清之后全面介绍“纯诗”理论的理论家。他以融通中西诗学的广博知识,在中西诗学的相互沟通与融汇中对纯诗理论做出了独创性的阐释。瓦莱里是法国后期象征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首次提出“纯诗”概念的理论家。梁宗岱早年留学法国,亲聆瓦莱里的教诲。瓦莱里诗论特别是纯诗理论对梁宗岱诗论有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虽早有论者提及,然而,却少有论者分析梁宗岱对瓦莱里诗论影响接受的具体内容以及在中国传统诗学的基础上对于瓦莱里诗论影响所发生的变异。在此,本文对梁宗岱与瓦莱里的纯诗理论进行比较,辨析二者的异同之处。
梁宗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保罗梵乐希,瓦莱里的旧译一引者注)中叙述到:“我,一个异国底青年,得常常追随左右,瞻其风采,聆其清音:或低声叙述他少时文艺的回忆,或颤声背诵韩波、马拉美及他自己底杰作,或欣然告我他想作或已作而未发表的诗文,或蔼然鼓励我在法国文坛继续努力,使我对于艺术底前途增了无穷的勇气和力量。”梁宗岱初识瓦莱里是在1926年。梁宗岱不仅仅是上门求教,而且翻译了瓦莱里的作品。1927年,他将瓦莱里的名作《水仙辞》译成中文发表在《小说月报》上,并给于高度的评价:“它那惨淡的诗情,凄美的诗句,哀怨而柔曼如阿卡狄底《秋郊》中一缕孤零的箫声般的诗韵,使大众立刻认识了作者底天才。”写于1928年的《保罗梵乐希先生》不仅描述了瓦莱里艺术的纯粹与完美,而且充分肯定了瓦莱里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坛的地位。这都可以表明梁宗岱对于瓦莱里的推崇。
瓦莱里在《法译“陶潜诗选”序》中有着这样的叙述:“我很惊诧,几乎不敢相信,竟在这位年青的中国人(指梁宗岱一引者注)底诗作中发见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优美的征兆。他底诗积极地比大部分人家求我或勉强我读的诗好。”两个不同国度、不同辈分的人对于诗歌的审美条件有着一致的见解。这正好印证了梁宗岱的一句话:“真正的文艺欣赏原是作者与读者心灵间的默契。”
梁宗岱在回忆自己的艺术道路时指出:“影响我最深澈最完全,使我亲炙他们后判若两人的,却是两个无论在思想上或艺术上都几乎等于两级的作家:一个是保罗梵乐希,一个是罗曼罗兰。因为禀性和气质底关系,无疑地,梵乐希影响我底思想和艺术之深永是超出一切比较之外的:如果我底思想有相当的严密,如果我今日敢对于诗以及其他文艺问题发表意见,都不得不感激他。”由此可以看出,瓦莱里不仅是梁宗岱学识上的良师,也是他精神上的导师。梁宗岱在留学欧洲的七年中没有取得任何外国大学学位也是听从瓦莱里的忠告。在法国邂逅瓦莱里不仅影响了梁宗岱的人生道路,也影响了他的文学艺术道路。梁宗岱早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后来之所以提倡象征主义和纯诗理论就是因为在留学法国期间受影响于瓦莱里。可以说,梁宗岱的纯诗理论直接来源于瓦莱里。
然而,梁宗岱的纯诗理论不仅仅是瓦莱里纯诗理论的直接翻版,他在吸取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同时,在融合中国古代诗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本土转换。下面,我们就分别辨析梁宗岱纯诗理论与瓦莱里纯诗理论的相似与变异之处。
瓦莱里论“纯诗”是从诗歌情感入手的。纯诗就是用“没有实体感的言词”来表达“诗情”的作品,是“完全抛出非诗情成分的作品”。纯诗的“诗情”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感?瓦莱里在《纯诗》中说:“至于谈到纯诗情的感受,应当着重指出,它与人的其他情感不同,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一种令人惊奇的特征:这种感受总是力图激起我们的某种幻觉或者对某种世界的幻想,……从这点上来说,诗情的世界显得同梦境或者至少同有时候的梦境极其相似。”由此可知,“纯诗”的“诗情”是一种不同于普通情感的纯粹情感,即排除了现实性和功利性的审美情感。瓦莱里把“诗情的世界”和具有超验经验的梦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他受到了马拉美的直接影响。
梁宗岱给纯诗下了一个长长的定义:“所谓纯诗,便是摒除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说理以至感伤的情调,而纯粹凭借那构成它底形体的原素——音乐和色彩——产生一种符咒似的暗示力,以唤起我们感官与想象底感应,而超度我们底灵魂到一种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定义中的纯诗摒除了一切客观的写景、叙事以至个人感伤又不能说理,所以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超脱现实功利的观念和情绪。梁宗岱在下了上述定义之后又接着说:“这并非说诗中没有情绪和观念;诗人在这方面的修养且得比平常深一层。因为得化炼到与音韵色彩不能分辨的程度,……”这就是说,纯诗还是要表现情感和观念的,只不过这种纯粹情感和纯粹观念已经融化在诗歌语言的音韵和色彩之中。梁宗岱的纯诗定义中的纯粹观念和纯粹情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神游物表的光明极乐的境域”,它能够让我们的灵魂超脱一切现实性和功利性,进入一个纯粹的审美境界。这种审美境界要求诗的审美情感驱除世俗性,因而是一种纯净的超验境界。
表现纯诗的诗情和观念的语言是什么样的呢?瓦莱里认为,日常语言是“纯粹拱实践之用的工具。诗人的任务就需要在这种实践的工具中找到某些手段,去创造一种没有实践意义的现实。”诗人要从实用的日常语言中创造出一种非实用的语言,这种语言就是“没有实体感的言词”。它的特点就是具有音乐性。他认为:“音乐拥有一个绝对自我的领域。音乐艺术的世界,是音乐的世界,它与杂音的世界泾渭分明。”纯诗的诗情世界就类似于音乐世界,因为它与梦境极其相似,“好像都配上了音乐”。关于纯诗语言的音乐性,瓦莱里又谈到:“这一切借助的是普通语言这一本质上是实用性的工具,这一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不断遭到污染,为所有人所使用的工具,我们的任务是从中提取一个纯粹、完美的声音,它悦耳动听,无损瞬间的诗的世界,它能够举重若轻地传达远远高于自我的某个自我的概念。”纯诗语言的音乐性要求从日常语言或普通语言中提炼出一种“完美的声音”来表现某种纯粹情感和观念。瓦莱里认为,“一首诗的价值在于声音与意义不可分割的关系之中。”
在梁宗岱的纯诗定义中,语言的音乐和色彩上升到了诗的本体地位,可知梁宗岱对于纯诗语言音乐性的重视。因此,他说,“神游物表”的审美境界“像音乐一样,它自己成为一个绝对独立,绝对自由,比现世更纯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底音韵和色彩底密切混合便是它底固有的存在理由。”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说:“把文字来创造音乐,就是说,把诗提到音乐底纯粹的境界,正是一般象征诗人在殊途中共同的倾向。”这可以说是抓住了象征诗人的本质特征。
梁宗岱和瓦莱里的纯诗理论都强调语言的音乐性,然而并不是说诗中没有情感和观念。而且,梁宗岱的“情绪和观念”、瓦莱里的“诗情”都指向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的审美境界,而且这种审美境界都带有明显的超验色彩。这是二人纯诗理论一致的地方。从此可以看出,梁宗岱受瓦莱里纯诗理论影响的痕迹。
梁宗岱深谙中国古代诗学,在接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同时又有着某种程度的变异。他的纯诗理论是中西诗学汇通的产物,因此呈现的面貌便与瓦莱里的纯诗理论有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尽管瓦莱里把纯诗的世界同梦境联系起来,然而在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和感性的二元对立模式中,他并没有颠覆理性中心论。纯诗世界之所以不同于日常世界就是因为纯诗世界的终极存在是一种“理念世界”。纯粹的写作过程就是排除一切感性的、偶然的因素找到深藏在日常语言背后的纯粹语言来表现深藏在日常世界背后的理念世界。因此,纯诗的写作不是感性摹仿也不是神秘的感应,靠的是理性和抽象思维。瓦莱里在《诗与抽象思维》一文中说:“作为诗人,我经常注意到,我的工作不仅要求我置身于前面谈到过的诗的世界,而且还要求我进行大量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这种“思考、决定、选择和组合”就是抽象思维。因此,他又说:“诗人自有其抽象思维,或者说,其哲学:并且我还说过,它在诗人的行为本身中起作用。”抽象思维的主要作用是“排除非诗情的成分”。因为“诗的本质是一种以其引起的本能表现力为特征的情感。但诗人的任务不能限于承受这种情感。那些从激动中喷发出来的表达方式只在偶然情况下才是纯粹的,它们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所以,这就要求诗人运用抽象思维对这种“挟带着很多渣滓,包含着大量缺点”的情感加以扬弃,使之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情感,即“纯诗”的“诗情”。
梁宗岱认为诗人的创作状态不应是浪漫主义标举的那种为灵感所鼓舞的一蹴而就的情感表现状态,而应是类似于中国古代文化观念中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的状态。他在《保罗梵乐希先生>中说:“有一派诗人,他底生命是极端内倾的,他底活动是隐潜的。他一往凝神默想,象古代先知一样,置身灵魂底深渊作无底的探求。”这是以对“内”的省察的深微达到对“外”的认识的透彻的创作心理状态。然而,“冥想出神”并不纯粹是庄子的内省,而是“双重观察者”。“他底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愈深微,对外的认识也愈透澈。”梁宗岱辨证地看待“凝神默想”时“内”与“外”的关系,认为二者相生相成。
纯诗要求诗人通过寻找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纯粹的审美境界。然而,诗人通过抽象思维是否能够达到呢?瓦莱里是持否定态度的,“语言的实践的或者实用的功能,逻辑的习惯和结构,以及词汇的无秩序和非理性(这是语言成分的大量不同来源和千差万别的长年积累的结果),所有这一切都使这种绝对诗歌的创作无法实现。”所以,“任何诗歌只是一种企图接近这一纯理想境界的尝试。”
瓦莱里通过逻辑推理论证了纯诗的不可能性,而梁宗岱根据中外大量的事例总结出纯诗的可能性。“我国旧诗词中纯诗并不少(因为这是诗底最高境,是一般大诗人所必到的,无论有意与无意);姜白石底词可算是最代表中的一个。”当然,伟大的诗人不只姜白石一人。梁宗岱把陶渊明、荷马、屈原、李白、杜甫、但丁、莎士比亚、拉辛、歌德和雨果都划入了伟大诗人之列。“一切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此可见,梁宗岱所指的“伟大的诗”就是“纯诗”。他所举的姜白石的词、屈原的《远游》和《离骚》、荷马的史诗、庄子的寓言、陶渊明的哲学诗以及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等都属于“伟大的诗”,自然也属于“纯诗”。
梁宗岱的纯诗理论受瓦莱里纯诗理论的影响,都要求一种不同于日常语言的纯粹语言,这种语言不具有任何现实指称性而具有音乐性。诗人通过这种纯粹语言来表现一种毫无指涉功利性和现实性并且具有超验色彩的审美境界。瓦莱里继承西方自柏拉图——黑格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试图通过理性和抽象思维来寻找上述的纯粹语言来表现与之对等的理念世界。然而,经过多年的试验与探索,瓦莱里发现,与纯粹理念世界对等的纯粹语言并不存在。因此,纯诗的写作是不可能的。梁宗岱借鉴了庄子“内省”的方式,提出纯诗的写作要通过诗人的“冥想出神”或“凝神默想”并且举出中外大量纯诗的例子说明纯诗的写作是可能的。这和梁宗岱不满中国新诗的现状,试图通过提倡“纯诗”来强调诗的艺术本质并设定一个可及的理想鼓励中国诗人进行探索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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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音乐作品著作权的集体管理问题在制度设计与运行方面面临着新的难题,美国在这一领域长时间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但也存在很多挑战。本文旨在介绍美国集体管理制度的沿革及发展,并对其改革方案进行论述。
关键词:音乐作品集体管理著作权
今天,数字音乐作品发放许可证的方式可以说既运转不灵,又相当复杂。随着非法音乐作品在线共享以及电子传播音乐作品形式的多样性等现象的盛行,这一问题更加恶化。在一个充斥着播客、网络播客和流媒体音乐的世界里,传统的对于音乐表演、复制和传播的理解面临着新的挑战。从全球范围来看,录音作品的销量从2000年以来暴跌了20%,特别是近年来损失的不断扩大尤为明显。自1997年以来,录音作品销量在美国跌幅达到40%以上。虽然著作权人为了对抗非法的音乐传播采取了一系列的法律行动,但整个音乐行业仍然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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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司法系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步增大。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论推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论文摘要:网络的发展与变化使得侵犯著作权的刑事犯罪导致的社会危害日益加重,严重破坏了市场经济秩序,但是我国对其的刑法保护有较大的局限性。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条件和司法环境下,要全面完善关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立法,并进一步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才能让著作权发挥其对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著作权刑法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论推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网络改变着人们的生活,针对著作权的网络犯罪也产生了很多新的变化和新的特点,新的信息传播特点决定了在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刑事犯罪的后果更为深远,侵害程度更严重。
(一)立法保护
对于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的刑法规制,中国起步较晚。在《刑法》第二百一十七条侵犯著作权罪中,并为对网络侵权进行规定。仅有其他法规和司法解释对其有保护。
2000年12月28日,《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2001年12月20日,《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明确了计算机软件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和侵犯软件著作权的刑事责任。2006年5月18日,《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保护作了详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侵犯著作权行为的刑事责任。
司法解释对著作权的保护进行了相关的规定。特别是2011年1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从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的管辖、侵犯著作权犯罪案件“以营利为目的”的认定、刑法中“发行”的认定、通过信息网络传播侵权作品行为的定罪处罚标准、间接侵权等方面对网络环境下侵犯著作权犯罪问题进行了解释。
(二)司法实践保护
近年来,面对知识产权侵权的新形势,我国加大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司法系统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力度也在逐步增大。以检察机关为例,近几年检察机关每年批准逮捕和起诉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在2000至3000人左右,2008年至2010年11月,检察机关共对75件应当立案而没有立案的案件进行了监督。
对于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虽要加强刑法保护,要清楚的界定侵犯著作权网络犯罪与民事侵权的界限,不能以刑事过度干预市场经济。
(一)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适度性
作为平衡知识产权人的垄断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而做出的制度设计,知识产权法本身旨在激励知识创造和对知识产品需求的社会利益之间实现理想的平衡,这决定了著作权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部分,在法律保护时受到了限制。且著作权是一种私权,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需要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只有某些对社会危害严重的侵权行为才会触发刑事程序,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决定了对著作权的保护是需要有适度性的,只有当民事、行政手段不足以承担该权利的保护责任的时候,刑法才能介入。
(二)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
对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限制性主要表现在立法的限制和司法的限制上。民事法律中关于著作权犯罪的规定属于附属刑法,能够起到提示的作用,但是这种附随型的刑法规范是以刑法规定为前提和基础的,一旦刑法没有相应的条款,相互脱节,由于罪刑法定原则的约束,附属刑法规范会被束之高阁,无法适用。
网络发展日新月异,迅速更新的网络技术对公安机关技术侦察的技术知识和技术手段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而公安机关的人员结构以及设备问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犯罪案件的侦查力度。而大部分检察院与法院刑事审判庭没有对知识产权案件形成专门的办案组,使得司法中的刑法保护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一)基本理念的发展趋势
1.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
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是指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逐步增加其保护力度。知识产权是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对于著作权的保护也是逐步增强的。逐步增强保护的理念主要突出地表现在从“弱保护”向“强保护”的发展趋势。长期实行“弱保护”是经济落后的结果,但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影响和发展程度的提高,“弱保护”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的损害更大。在现在的经济社会中,知识产权已经成为财富的重要标志和重要来源,知识产权可能创造的社会财富,将会超过传统工业。因此,强力保护知识产权,是促进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手段。
2.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
多种保护结合的理念意味着在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方面,要多种机制和多种方法相结合使用。首先在法律体系中,要刑事保护与行政保护、民事保护相结合,才能对知识产权实行更为有效的法律保护。其次还必须重视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要想更有效地对知识产权进行刑法保护,必须促进刑法典保护与附属刑法保护的结合,编织更加严密、合理的刑事法体系,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二)立法保护的发展趋势
1.完善刑法立法模式
网络下的著作权的保护在刑法中并无明确的规定。要通过刑法修正案对刑法进行修改,加强保护。
首先要扩大对著作权的保护范围。著作权刑法保护的作品形式应是逐渐扩大的,把传统形式的作品进行转化后的数字化作品应列入保护的对象之内。
其次,要调整刑法与知识产权法的对接。如“复制发行”与“复制、发行”的调整、“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的规定等,要与《著作权法》保持一致。
再次,要逐步取消著作权犯罪营利目的性的限制性规定,将具有营利目的行为规定为侵犯著作权罪的从重处罚情节。要调整刑罚结构,重视罚金刑和资格刑的适用。将司法解释中倍比制罚金的立法模式纳入刑法规范;设置资格刑,使之可以适用于网络著作权侵权犯罪。
另有学者提出要进行知识产权犯罪进行专门性立法模式,制定专门规范侵犯网络知识产权犯罪的特别刑法,以加强对网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笔者认为,在现有的刑法体系,虽对网络著作权的保护并不致周延,但是是可以通过在现有刑法框架内,通过修改刑法典、法律规范文件、附属刑法等方式,进行完善,在法制的发展过程中,不断的出现的新领域和新问题,并不是仅通过专门立法来解决。
2.充分发挥附属刑法的作用
发挥附属刑法作用的前提,是在刑法典中规定惩罚著作权犯罪的基本原则,使附属刑法符合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好的维护刑法典的权威性与稳定性,也不致使得附属刑法归为摆设。在著作权领域内,附属刑法主要体现在《著作权法》等设计知识产权犯罪的行政法律和民事法律、法规中,其规定了知识产权犯罪具体犯罪的相应刑罚。要做好刑法典与附属刑法构成要件的对接,使得惩治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更为严密。以德国、法国等国家为例,就采用了刑法典和知识产权法规相结合的模式,我国可以在研究其立法模式上进行借鉴。
(一)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目前著作权的公权力保护主要体现在以文化行政管理部门为主的行政保护上,但是行政机关在日益猖獗的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面前,常常仅从维护经济秩序的角度出发进行查处,很少将构成犯罪的行为人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也很难帮助被害人获得相应的赔偿,相对于侵权人通过侵权行为而获得的不法利益来讲,行政部门的没收和罚款对侵权人根本无法达到遏制其违法行为的目的,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侵权。2011年初,国务院法制办等单位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意见》,就做好相关工作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求行政执法部门及时将构成犯罪的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移送刑事司法机关。作为检察机关,要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加强与文化行政管理部门的行政执法活动的协调对接,加强对于著作权的刑法保护。
1.严格履行法定职责
对于著作权犯罪的监管和处罚,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首先要立足本职、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在行政执法的过程中发现构成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并做好案件的调查和证据收集工作,抓住证据收集的最佳时机。公安机关对于移送的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侦查。检察机关要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对涉嫌犯罪的案件,依法审查批捕、起诉,对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案件、人民法院对作出无罪判决或者免于刑事处罚的案件,认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法提出检察建议或者司法建议,移送有关行政执法机关处理,不断健全完善经济犯罪案件的移送机制,规范衔接程序。
2.完善协调工作机制
检察机关要结合“打击经济犯罪协调会商机制”,与各部门及时做好沟通、联络、协调工作,及时对重大案件进行会商,研究部署案件调查和嫌疑人查控等工作,对大要案件和涉及敏感人物、敏感问题的案件,主动协调有关部门进行研判和剖析,以达到及时、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的效果。
3.逐步实现信息共享
检察机关与其他部门机关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加强联系的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建立和健全信息共享机制。要搭建信息交流和共享平台,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共享网络,加强对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信息的互联互通,进一步健全信息共享机制,提高衔接工作效率。
4.强化法律监督职能
检察机关要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的过程中全面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对于移送公安机关的案件要及时进行有效的立案监督,对于重大、有影响的著作权网络犯罪,可以根据公安机关的请求或根据需要主动派员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加案件讨论、审查相关案件材料、提出取证建议,对侦查活动实施法律监督。检察机关还要履行职责,查办发生在执法严重不公背后的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严格责任追究,确保有关制度落到实处,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执法衔接制度的有效运行。
(二)执法专业化发展
基于网络的急速发展,与著作权专业性逐步增强,检察机关也应当提高其对于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侵权方面的专业性水平,在著作权的侵权行为认定、证据收集、证据体系分析等方面加强自身素质,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和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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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选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版
所谓德意志意思形态是指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的观点。
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基本原理:
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但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地去完成它。”第79页
精神生产:“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的生产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第79页
繁殖:“一开始就要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第80页
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生产关系。第80页
讲述生产力:1、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此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第115页
市民社会:“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第88页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基础。”第130页
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国家、法同所有制关系
国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国家只是为私有制才存在的”第131页 “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第132页
观念的上层建筑:第三部分,第98、99页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玄想家。。。。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
统治思想的普遍性(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如何让人民群众接受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到达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表达就是:赋予自己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他们描绘成唯一合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第100页
共产主义和以前所有制度的不同在于:
(1)必然性:“共产主义和过去的运动的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着是前人的创造,使它们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第122页
(2)描述性:“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色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种就不会使我老是猎人、渔夫、牧人或是批判者。”第85页
怎样实现共产主义:
“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任何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第86页
共产主义是怎样的?
共产主义是现实的也是运动。“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对确立的状态,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称为共产主义的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1) 什么是分工?
生产力发展引起生产关系的变化;
三大历史分工:农业和工业的分工;工业分工;部门内部的分工。
在私有制基础下不平等分工、益己的分工:“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资源,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2) 分工的发展:历史的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论论述分工发展的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性行为分工 “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第81页
第二阶段:简单的自然分工 “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获=或‘自然形成’分工。”第81页
第三阶段:社会分工阶段 “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的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
社会分工阶段,真正的分工包含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三个方面,历史上的三次大分工: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社会出现私有财产,阶级出现奴隶主和奴隶;农业和手工业的分工,后果是阶级成分进一步分化,有新的阶级分化为地主、农民;商业和手工业分工,后果是社会贫富分化,出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第四阶段:更高层次的分工,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特殊活动的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者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第85页
个人获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否定之否定规律)
(3) 分工引发的社会矛盾
①“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 第83页
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者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第84页
③异化劳动“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资源,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第85页
怎么解决该矛盾:“只有再消灭分工。”第83页 进一步分工,发展生产力,为分工创造条件。
(4) 分工和生产力的关系:
①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着分工的发展,生产力越发展,分工越发展;
②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也是一个基本尺度。
(5)分工和生产关系的关系:
①分工制约所有制关系
②分工制约着产品的分配(分配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关系不平等)“只要分工还不是处于资源,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第85页
③分工制约着人们在生产中关系的支配。“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其实分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一个就是活动的产品而已。”
(6)分工和阶级、国家的关系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而这始终实在每一个家庭集团获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而这始终在在每一个家庭集团获部落集团。”第84页
(7)分工的意义
分工导致效率、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1)关于交往的含义:个人之间的交往、他人之间的交往(物质、精神)、民族之间的交往、世界之间的交往(政治、经济、军事)、直接交往、间接交往、地域交往“战争本身也是一种经常交往的形式”
①交往是(直接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如分工和协调
②生产过程中以外的交往形式;包括交换、分配、消费、制约交换、分配、消费的政治、思想、文化的交往,而且随着生产力其越来越发达。
③共同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交往,国家之间,人得到全面的发展。
(2)交往的作用
①对社会发展、个人发展来讲:
Ⅰ从纵向来讲,在不同的所有制关系之间,交往是不同的,共产主义的实现离不开交往,人的发展离不开交往;从横向来讲,人的历史必须向民族地域、世界历史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是通过交往来实现的。
Ⅱ交往是社会有机系统,通过交往把要是有机联系起来的社会大系统也是交往的。
②交往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机制,社会机制是通过交往来完成的。
③交往是推动民族历史、地域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④交往既可以保存现有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变革的直接动力;
⑤交往是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必不可少的条件;
⑥交往是由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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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中文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 数十年潜心研究文艺理论,治学严谨,学养深厚, 在文艺理论上颇有建树。本文主要探讨钱先生文 学理论的创新性。钱中文先生的文论思想大略可 以分为这样三个部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及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下面对钱先生在这几个方面表现出的创新性作一抛砖引玉性探讨.
一 任何文学理论研究都必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到底是什么?而且必须毫不含糊地对之 做出回答。在回答“文学到底是什么”这个问题 上,钱中文先生提出了自己迥异于前人的独特见 解。首先,他认为有三种现实需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及审美心理现实。现实是文学艺术创作的 源泉,是文学创作的出发地,它提供文学创作所需 的一切材料,是一种纯客观的存在。我们以前所 习惯的表述“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就是这个意 思。但源泉并不就等于对象,文学的对象必须是 经过主体用心感受了的现实,是被感情渗入过的 现实,这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现实。按照钱中文的 说法,“主体一旦深入客观现实的关系,便会接受 纷至沓来的种种信息,广泛地吸收现实的具象性 和丰富性”[1]14,心理现实就是主体所把握并被融 入了主观性的现实,它不再是纯客观的存在。与 科学探索的纯客观对象相比,它“是一种获得了主 观形式的、主客体因素初步融合的统一体”[1]14.
只有这样的心理现实才是文学创作的对象。这个 认识看似简单,却是钱中文先生长期以来结合文 学创作的实际而深刻思索的结果,它有效地杜绝 了文学理论界长期以来对文学本质“模仿说”、“镜 子说”的误解,即把文学仅仅看成是对社会现实生 活的直接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文学对象的这 种从传统的客观现实到“心理现实”的转换,意味 着研究者对人本主义和主体性的重视.
其次,从创作主体这方面看,主体具有能动性 和创造性,这是自不待言的。任何把文学创作仅 仅看作是一种对现实的简单摹写或机械反映的观 点,都毫无疑问地降低了人的品格,而且也是对文 学艺术创作的一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钱中 文认为,任何思维科学、意识形态都可以看作是主 体对现实的反映,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 亦然。但是“文学的反映是一种特殊的反映——— 审美反映”。他之所以要提出这么一个概念并非 是玩弄辞藻,而是为了划清它与简单反映论、机械 反映论的界限。过去的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 把“文学是对生活的反映”作了简单化、庸俗化的 理解,认为文学创作就是对生活的直接反映,生活 是什么样就应该写成什么样,否则便被指为“不真 实”。这样一来,不仅文学反映现实与其他意识形 态对现实的反映几乎无从区别,更为严重的是,作 者蜕变为一种呆板僵化的反映机器,极大地限制 了作家主体性的发挥,束缚了主体的创造力.
除此而外,文学把握现实还是一种特有的把 握方式,那就是实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
这种方式兼有实践的和精神的两方面的特征,而 又不专注于任一方面。“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 的精神把握,即不同于理论对世界的把握,在于它 贯穿着感情与意志的评价,具有了一定的实践性; 它之所以不是一种纯粹的实践把握,在于它并不 要求把艺术当作现实,使自己的产品完全变为实 用性的东西,所以带有无目的性的色彩。”[1]12-13正 是这种特殊把握方式,导致了文学特殊的审美本 质特征:感情与思想、感性和理性、认识与评价等 多种因素的有机统一和高度综合。按理说,实 践—精神把握世界的方式这种提法并非钱中文所 首创,马克思早就有过相关论述。但能够将之灵 活应用于文学理论研究,得出富有建设性和开创 性结论的人,却非钱中文莫属.
在中国文学理论界,钱中文先生率先指出了 机械反映论与简单反映论的偏颇甚至谬误之处, 批判了过去庸俗社会学对文学本质的肤浅理解, 对于学术的正本清源,在文艺创作中贯彻和坚持 真正的反映论即辩证的反映论方面意义重大,极 大地推动了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他说:“文 学反映现实生活是对的,但是这一过程相当复杂.
这种说法忽略了这一过程中的不少中间环节,对 其中的主客观关系,主体在融化客体中的创造性 转化与新的构建作用,往往视而不见,或以为是次 要的东西。有时也谈论主观方面的因素,但往往 只涉及主体的世界观、思想问题,对于主体的其他 因素,研究甚少。”[1]5文学的反映是一种审美反 映,主体必然在其中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把客观 对象主观化的同时,也将主体对象化,并且这种双 向运动过程是同时发生的。主体的审美意识必然 借助于这一双向运动过程得以具象化和外在化.
“在审美反映中,主体在其自身的感受与感情的激 荡之中,整体地关照现实生活,描绘生活的各个方 面。这一过程的特点是,它在把握现实生活的过 程中,把始终激荡着的主体感受、感情,他的认识, 融合在一起,从而赋予了这一反映及其对象以浓 烈的主观色彩;同时通过这一方式来显示出事物 的客观性特征。”[1]13不仅如此,主体最终还要把 这种带有浓烈主观色彩的对象,用恰当的艺术形 式加以表达,或者说主体的艺术构思必定要在这 种主客体双向运动的过程中得到体现,而这一过 程的最终结果也就是所谓的审美心理现实。文学 因此就是带有审美特性的意识形态———审美意识 形态.
笔者认为,钱中文在对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和探索上体现出了他一贯坚持的、可贵的创新精 神。早在钱中文之前,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研究 就已经是一个被各家学者和不同文艺流派不断重 复和争论的话题了。认为文学是一种意识形态的 有之,认为文学主要是一种审美活动的有之。而 且大都自说自话,各自维护自己的一家之言,攻击 别人的“漏洞和缺陷”。钱中文以一种少有的全局 性眼光,居高临下地审视各家之说,提出了“审美 意识形态论”,这就跳出了各家所固守的窠臼,而 又能同时汲取来自不同说法的合理意见。其创新 之处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研究视角的创新。钱中文的新观点并 不是把各家说法进行简单的相加,而是另辟蹊径, 选择了全新的研究切入点。他说,“审美意识形态 不是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只是审美加意识形 态”。“审美意识形态不是单纯的审美,也不是 单纯的意识形态,而是审美意识的自然的历史生 成”[3]413。这就把“审美意识”确立为文学审美意 识形态说的逻辑起点。关于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和 深刻性,在《论文学形式的发生》这篇长文中可以 看得很清楚。但遗憾的是,许多批评者甚至连钱 先生的书都没有仔细看,连他的学说观点的准确 含义尚未通晓,就已经发出了批评的声音。文学 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说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摆脱了 “意识形态说”与“审美本性说”各自的局限,真正 地从历史生成这个角度来考察文学的本体。钱中 文一改过去许多研究者们试图仅仅围绕“意识形 态”这个概念兜圈子、做文章来解答文学本质问题 的研究途径,而是从文学的起源方面进行了深入 探讨,详细阐明了人类早期的审美意识是如何从 生存实践中形成,又如何在发展中积淀了人的生 存感受与感悟,进而演化为审美意识的的多种原 型。以后,这些逐渐生成的审美意识原型又从口 头语言和书面文字中获得了自己的物化形式,并 融入了具有独特的节奏、韵律的诗性语言的文字 结构,一步步地历史地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审美 意识形态。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而且复杂的,钱 中文从历史的角度详细考察文学的发生、发展和 演变并试图清晰地描述之,进而解答关于文学本 质问题的疑问,这一动机和行为本身就值得肯定, 付出的诸多辛劳还在其次。相较于那些试图仅仅 在文字概念上大做文章来解决问题的所谓研究者 和某些批评家们不假思索地否定和不负责任的批 评,其优劣对比不是很明显吗? 其二,思路的创新。敢于质疑权威旧说,提出 自己的独特理解是创新精神的重要标志。在考察 文学的本质这个问题时,钱中文对“文学是现实生 活的反映”这一权威旧说表示了大胆的质疑。他 首先肯定这一说法的合理之处,在处理文学与生 活的关系问题上,这一论断无疑是抓住了根本的, 现实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资料宝库,本末分 明,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随后他就对这一说法 提出了自己的理解:文学虽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但文学的对象并不就是纯客观的社会现实生活.
文学的对象与科学研究的对象绝不像过去理解的 那样,是相同的。过去许多人都认为,文学与科学 只是在反映生活的方式上有所区别,文学用加入 主体感情的方式,而科学研究则力求客观,避免主 观感情的介入。钱中文认为,其实两者的对象也 是有所区别的。这就是为什么他要区分现实、心 理现实和审美心理现实这三个概念的原因.
其三,方法的创新。钱中文虽对过去的教条 主义的文学研究和庸俗论者的论调深恶痛绝,但 是并未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把那些被歪曲, 被阉割,甚至被篡改的理论进行清理,使之拔云去 雾见青天,还其本来面目。许多所谓批评者就这 样被暴露出了原形,原来他们批评和抨击的是虚 无的对象。他们既没有准确理解自己假定的对手 的观点,又没有正确地运用批判的武器,反而使被 用作武器的理论自身受到了深深的伤害。比如机 械反映论者,自己歪曲了反映论,还要用这根大棒 来挥舞教训别人。文学研究中因为观点不一致出 现争论本来是无可厚非的,这种争论本身还有助 于推动文学研究的发展,促进学术繁荣。但过去 许多论者在辩论中的做法却带着旧时代的影子, 凡与我不合,则一棍子打死。钱中文先生抛弃了 这种做法,而是平心静气地探讨,以理服人,即使 对方不能被说服,也绝不随便乱扣帽子。这使他 能够汲取来自各方面的优点和长处。这种对待学 术研究和探讨的态度就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 后他所提出的交往对话精神,早在20世纪80年 代的政治风气和学术环境中业已初露端倪,这仍 然称得上是一个创新.
二 文学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这是从哲学反映论观察文学所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也是钱中 文先生在对文学把握现实特有的对象、创作主体 特征和特有的把握方式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深入 思考后形成的重要结论。这一论断解决了长期以 来困扰人们的文学本质问题,是国内目前能够被 人接受的文学本质论中最为通行的一种。据此, 过去的说法“文学是生活的反映”也相应地被修正 为“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审美反映”。关于审美反 映,钱先生认为这是对哲学领域的反映论原理应 用于文学研究领域的指称,是这一原理的具体化、 审美化和对象化。谈及这种修正的意义,钱先生 认为:“审美反映是一种灌满生气、千殊万类的生 命体的艺术反映,它具有实在的容量、巨大的自 由,它不仅曲折多变,而且可以使脱离现实的幻想 反映,具有多样的具象形态,可使主客观发生双向 变化。”[1]10可见,强调文学创作中反映的审美属 性是赋予文学以生命的重要举措,它不仅可以丰 富和充实文学的内涵,赋予作家以更多的创造自 由,而且在使文学真正成为文学,由他律走向自律 方面,有着更大的意义。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 被剥夺自主性和独立性的,仅仅是作为改造社会 的工具和政治手段的补充而存在。文学与其他社 会意识形态一道充当政治的走卒和帮手,社会关 注的目光只是凝聚在文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共同 性和普遍性上,凝聚在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 一般性上,而相对忽略了文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审美反映论的提出,开启了文学的回归自律性之 门,这也是这一理论的提出所具有的最为重大的 意义.
文学审美意识形态本性论与审美反映论是互 为根据、彼此依赖的。正因为文学是一种审美意 识形态,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才是审美的反映;同时 也正是因为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可以被归结为审美意识形态。为了把 文学从政治从属论和庸俗社会学的包围中拯救出 来,钱中文先生倾注了更多的心力去阐述审美反 映论的内涵和特质。审美反映论是钱中文先生对 文学创作与社会现实生活关系进行系统描述的一 套理论,这一理论帮助我们把文学对现实生活的 反映跟科学理论对现实的反映区别开来。说到 底,只有把文学反映的审美特性阐释清楚,文学的 本质特性才能得到坚不可摧的理论基础.
1986年,钱中文发表了他的一篇长文《最具 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文章题目来自黑 格尔《逻辑学》中论述其“绝对理念”的一段名言.
正如它的副标题所言,这篇文章较为详细地阐述 了审美反映特有的、与哲学反映不同的创造性本 质。他说:“在审美反映过程中,生活现象、事物特 征引起了作家的注意,在对它们感受、感知的基础 上,引起创作主体对于对象的感情的体验,思想的 评价,并通过感性的、具象的审美形式,予以物化.#p#分页标题#e#
在这个过程中,既有感知和认识,也有感情和思 想,既有想象和意志,也有愉悦和评价。这种种精 神现象,一旦以综合的形式出现,便全都渗透着感 情的因素,连思想、认识也不例外,从而构成审美 的反映。”[2]136可见,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一 种综合了多种成分和因素的复杂动态过程,强烈 的感情色彩是其重要特征。在这篇长文中,钱中 文首先分析和比较了文艺评论中的简单反映论与 真正的反映论的区别,比较了哲学反映论和文学 审美反映的区别,探讨了审美反映的结构,接着阐 述了审美反映中主体的创造力及侧向主观的审美 倾斜在创作中的作用,提出了审美心理定势是审 美反映的动力源、审美反映与表现的关系等重大 问题,最后还谈到了审美反映的多样化和无限可 能性的问题。这是一篇论述极为全面、精到,论证 准确到位的重要理论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钱中 文的理论创新精神再次得到鲜明的表现。笔者认 为,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给予我们以重大启示.
第一,批判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姿态。在对待蜂拥而至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态度上坚持了吐故纳新,却又保证大方向明确不变,不改初 衷的策略。钱中文是坚定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 捍卫者和研究者。这与他曾经求学苏联的人生背 景不无关系。可以说,钱中文一生所作的文学理 论研究都在为了一个目标而努力,那就是不断完 善和充实、丰富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使其在创作 中不断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西方现代主义 的各流派,钱中文一开始是相当拒斥的,至少是反 对和批评大于赞扬。现代主义作家们只关注揭示 和描绘人的潜意识的极端向内转倾向以及他们对 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所作的不无偏激的攻击,使钱 中文很难接受他们。不过他自己在亲自去了一趟 欧洲,近距离接触了现代主义文学之后,看法发生 了一些改变。他说:“有相当部分的现代主义流派 的作品,还是极为曲折、深刻、审美地反映现实的.
凡是这类作品,如《城堡》、《鼠疫》、《女仆》、《秃头 歌女》、《蝇王》、《第二十二条军规》等,就像《追忆 逝水年华》一样,并不是完全按照现代主义文艺理 论创作出来的。……这类作品固然有对事物的一 定的客观性描写,但主要表现主体使用多种十分 主观的艺术手段,如象征、荒诞、变形来抒写主观 化了的生活流变。它们往往能够出人意外地抓住 现实的某些十分重要的特征,给以主观变形,使原 来的特征分外突出,而显出巨大的创新意义和审 美价值。”[4]149而与此同时,国内某些作家和理论 家们却正在醉心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和 传播,甚至是完全照搬,要提倡所谓“中国的现代 主义”、“社会主义的现代主义”等,采取了全盘接 受的态度。钱中文则始终持一种谨慎的有保留的 态度。他依然执着地认为,现代主义不可能取代 现实主义,其局限性是相当明显的。现代主义其 实是以一种貌似公允的方式虚假地解决了现实主 义的所谓“弊端”.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1995年钱先生在《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这篇长文 中首先提出来的,发表在同年《文学评论》第四期 上。当时的理论背景是:文学理想的幻灭和导源 于西方的非理性主义思潮的大肆泛滥。作为对以 往长期以来文学被从属于政治而缺乏独立性和自 主性这一不正常状态的反拨,再加上出版界利益 原则的驱动和国外非理性思潮涌入的推波助澜,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呈现出这样一种 景象:“在恶俗横流,不少人失去生存理想的景况 下,人们崇拜自然本能,激赏感性享受,人的精神 趋向多元而又凸现混沌。在文学艺术创作中,一 些人追腥逐臭,对粗俗、恶俗、腐烂的东西趋之若 鹜,这极大地削弱与消解了文学艺术审美的生 成”[5]。面对此种颓势和恶俗之风,钱中文先生毅 然祭起“新理性精神”的大旗,与之作战。随后,这 一文学理论结集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于2000 年6月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著作和 同年3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钱中文学术 文化随笔》两书中,作为首篇的都是这篇名为《文 学艺术价值、精神的重建:新理性精神》的文章.
“新理性精神”文论的提出马上得到学界广大同仁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2001年11月,全国文 艺理论界的专家和学者们齐聚厦门大学,讨论“新 理性精神”的话题。随后《东南学术》于2002年第 二期开辟专栏刊载了这次讨论的部分论文.
作为一种文化、文学艺术内在的精神信念, “新理性精神”采取了执中鉴西的态度和立场,选 择了交流与对话的策略,并且始终以现代性为立 论前提和言说论域,表现出重构理性精神,重新理 解与阐释人的生存、文化、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 的可贵努力。运用于文艺理论的建构,“新理性精 神”文学论主要包括这样三个维度:现代性、新人 文精神与交往对话精神.
“所谓现代性,就是促进社会进入现代发展阶 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启 蒙精神,就是高度发展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就 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 主、自由、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6]现代性 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立论的前提和言说论域, 属于该理论的时间维度。现代性诉求保证了“新 理性精神”文学论在时间这一维度上的先进性,因 为它是不断指向未来的。当今西方社会已经步入 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后工业社会”,而且许多西 方学者都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出发,声称现代性 已经终结或者过时了。尽管我国社会也已局部呈 现出某种“后现代状态”,相当一部分学者亦步亦 趋地追随西方学术新潮,张口闭口就是“后现代”, 但钱中文还是坚定地坚持他的现代性立场。他认 为,在中国,现代性仍然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
“这种现代意识精神,时代的文化精神,作为一个 尺度,是我们建设新文化、新的文学艺术需要长久 地遵循的原则。现代性是引导人们进行文化建 设、精神创造的思想,这是一个人类‘未竟的事 业’。我们不能像某些西方现代主义者那样,把现 代性仅仅看作是出现了反理性之后形成的东西, 以为反理性才是现代性的表现,现代性只能是现 代主义文化与艺术的特征,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 的。”[5]因此“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带有某些自创的特殊的规定性。首先是它 强调自己既非唯理性至上,排斥一切非理性,将理 性神化、绝对化的庸俗社会学的旧理性,也并非理 性的对立面———非理性或者反理性,而是一种包 容对立面的矛盾体。所以钱中文的“新理性精神” 文学论既要克服旧理性所带来的弊端,又不能完 全站在理性精神的对立面,即他并不赞成走到非 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极端.
其实,人本来就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体,只不 过旧的理性主义、唯理性主义为了强调和突出理 性的万能而故意忽视和压抑人的感性而已。通过 遏制人的感性表现,不仅扼杀了人的人性发展,从 而也扼杀了人个性的形成和创造力。钱中文指 出:“新理性精神并不是唯理性主义,它崇尚感性,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感性的表现。人的感性的需 求、生理需求是必须获得满足的,这是人类生存的 条件。”[2]334但他同时也指出,人的感性需求又总 是具有一定文化内涵的感性需求。文学既是人的 感性生活的审美反映,同时也显示人们的理性认 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并不反对文学艺术对人 的非理性、反理性生存状态的展示,也承认它们存 在的合法性,只是不赞成由此而走向极端,“反对 以反理性的态度与反理性主义来解释生活现实与 历史”,因为“极端的非理性、反理性主义,蔑视对 人的终极关怀、对人的命运的叩问与人文需求,无 度张扬人的感性和特别是人的生理享乐本能、解 体了人的感性。”[2]335可见,作为一个包容对立面 的矛盾体,“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提倡和坚持的 现代性试图针对旧有的弊端和以往的理论分歧而 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加以综合,以便在理论上造成 一种新的平衡.
其次,它强调自己是在传统基础上建立起来 的现代性。新文化的创造,新的文学艺术理论的 建构,都不是建造空中楼阁,离不开对传统的继 承。钱中文先生认为主要有三种传统需要我们去 面对: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外国文论传统及中国现 代文论传统。而在三者当中,唯有中国现代文论 传统才可以担当起构建新文学理论的基础的重 任。古代文论传统因受到“五四”新文化革命的激 烈批判和彻底否定而被人为中止。另外,古代文 论系统主要是针对中国主要的文学形式诗歌的创 作而构建起来的,而且多半是些审美的心理体验 式的零散感悟,其术语大都具有朦胧、模糊,内涵 不够确定的特征,也不成体系,往往人言人殊,确 实难以担当起阐述在现代性启蒙下而发生的新文 学现象的重任。西方文论自然更不能越俎代庖, 别人的鞋子不可能适合自己的脚。然而,对构建 新的文学理论所依赖的传统基础的这种选择并不 是盲目的和随意的,钱中文经过细致认真的比较 和严肃的学理分析,才做出如此审慎的决定。他 说:“现代文学理论虽然问题很多,但近百年来,它 的发展,总是与西方当代文学理论思潮结合在一 起的,它不断地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使自己 逐步地走向科学化、人文化,这也是客观的事实, 从而体现了我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不断生成.#p#分页标题#e#
……现代文学理论大体上是与我国现代文学的发 展相适应的,现代文学理论对古代文论传统的某 种疏远,与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7]虽然如 此,我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也并非全无用处,并 不是说除了近百年发展起来的现代文论传统之 外,另外两者就可以全然不顾。那不是构建新的 文学理论的现代性诉求所应有的态度。事实上, 钱中文已经意识到,“现代文学理论由于‘五四’的 激进主义的一面而丢掉了古代文论传统,在今天, 总使我们觉得现代文学理论缺少了母体的营养与 根底,缺乏一种底气”[7]。至于西方文论,因为与 我国现代文论所曾有的这种血肉联系,当然更不 可缺少。实际情况是,我国现代文论的产生和发 展不惟大量借鉴西方,甚至直接由西方移植而来, 西方文学理论一直就影响着我国现代文论的发 展。我们需要吸收二者当中仍然对我们有用的、 合理的有效的成分,真正做到为我所用.
再次,它强调自己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是一种历史性的指向。正因为 如此,现代性诉求就打破了时间的束缚,而可以存 在于任何一个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从现代性的 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是一种被赋予历史具体性 的现代意识精神,一种历史性的指向。在各个发 展阶段,现代性的内涵有着共同之处,但又很不相 同。一些学术思想问题,在彼时彼地的提出,看来 有违那时现代性的要求,而不被重视,甚至还要遭 到批判;而在此时此地,则不仅与现时现代性的要 求相通,而且还可能成为现代性的基本组成部 分。”这就是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和 倡导的现代性主要是一种精神指向,它与各个具 体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从而获得了历史 具体性,虽然精神内涵相通,却不是亘古不变、恒 定一律的某种指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不 同的现代性要求。这就为现代性这一概念赋予了 因时因地而随时调整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内涵,赋 予了它长盛不衰的生命活力.
新人文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内涵和 核心,属于内容、本质维度。在上世纪90年代上 半期,我国理论界曾有过一次“人文精神”的大讨 论。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人文精神”是欧洲文艺 复兴的产物,并以中国历代文献当中从未有过“人 文精神”之说为证,说明中国没有人文精神,更谈 不上“恢复”人文精神。钱中文对此进行了反驳, 并阐述了“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所主张的“新人文 精神”的内涵。他说:“人文精神是针对现实生活 中的非人性与反人性而说的,是针对物的挤压、人 的异化而说的,是针对当今现实生活中大大小小 的钱性权式暴力而说的,这种暴力既是物质的,又 是精神的,是针对文学艺术漠视人的精神伤残而 说的。”这就是说,我们当今的文学现状确实面 临着人文精神的缺失问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所 描绘的正是一个人的精神家园沦为废墟,人的精 神备受摧残的景象,至于以怀疑一切、解构一切而 声名大振的后现代主义,则更是把人推入到茫茫 的虚无和无边的绝望之中。文学艺术对于人生的 意义至此已被完全消解,缺少了对人进行心灵抚 慰和精神关照的“文学”实在已不成其为文学了.
那么我国旧有的文化与文学中难道真的缺少人文 精神吗?并非如此。尽管也许我们的传统文献中 确实未曾出现过“人文精神”这个说法,但我们固 有的文化与文学中却绝对不缺少对人的生存处境 和命运的关怀。那种对家国命运的沉重忧患意识 不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表现吗?那种重视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和谐的伦理道德 关切,不也同样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吗?凡此种 种,并不以其未曾贴上“人文精神”的标签就不是 人文精神了。钱中文认为,“所谓人文精神,就是 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人与科技之 间的相互关系中,一种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叩问与 关怀,就是使人何以成为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确立哪种生存方式更符合人的需求的那种理想、 关系和准则的探求,就是对民族,对人的生存意 义、价值、精神的追求与确认,人文精神是人的精 神家园的支撑,最终追求人的全面自由与人的解 放”[5]。这种对人文精神所作的注重精神内涵的 阐释,明显要比那些仅以外部标签作为判定依据 的做法更高明。新人文精神之“新”主要在于它超 越了这一概念的外部标签特征而注重从其精神内 涵方面加以重新定位,而且达到了涵括中国固有 文化与文学艺术特征的目的.
交往对话精神是“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基本 策略,属于方法论维度。钱中文汲取了巴赫金与哈贝马斯的社会交往理性的积极因素,表现出试 图否定并超越我国文论界那种长期以来所形成的 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的非此即彼的 二分法简单思维方式。钱中文认为,人的生存应 该是一种对话式的生存,人的意识是一种独立的、 自有价值的思想,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相互交往对 话的关系。任何一个人的生存都是相对于别人的 存在,不仅我需要他人才能存在,他人的存在也要 以我为依托。巴赫金就曾经表述过这样的思想, 他说:“我离不开他人,离开他人我不能成其为我; 我应先在自己身上找到他人,再在他人身上发现自己”;“证明不可能是自我证明。承认不可能是 自我承认。我的名字得之于他人,它是为他人才 存在的”。“人实际存在于我和他人两种形式 之中”,“单个意识不能自足,不能存在。我要 想意识到自己并成为我自己,必须把自己揭示给 他人,必须通过他人并借助于他人”。正因为 如此,钱中文认为意识实际上是多数的,它们相互 交织,各自独立,又具充分权利,自有价值,彼此平等,在交往与对话中互为存在。不存在谁比谁更 具有权威性的证据,各主体之间只有进行平等的 对话和交流,才能达到彼此了解,从而求同存异, 缩小差距,进而形成多语共声喧哗的局面。每一 个主体都有权利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当然各 自的正确性和合理程度还是会有所区别的。但即 便是合理性很少甚至是基本缺乏的那些意见,也 应当准许其发声,应当在对话和交流中得到逐步 的揭示和反驳,而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否定和粗暴 的消灭.
除此而外,钱中文还通过对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比较来进一步阐述了 这一方法论原则。自然科学基于主体对客观对象 的描绘和解释性特征,基本上是一种自说自话的 独语方式的思维。而人文社会科学的思维则具有 “双主体性”,“它探讨的文本,是主体的一种表述, 它进入交流,面向另一个主体,另一个主体也面向作为主体的它,进入对话的语境,它需要的是‘理 解’”[7]。可见,隶属于人文科学的文学理论天生 就蕴含了交流与对话的潜在需求和独特条件。无 论从个体生存方式的对话交流特征还是从文学理 论自身所具有的学科独特性来看,对话与交流都 是构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不二选择。从某种 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新理性精神”文学论只是把 长期以来文学理论被遮蔽的本性揭示出来而已.
相对于过去那种“非此即彼”的绝对化和二分法简 单思维方式,钱中文提出了一种名曰“亦此亦彼” 式的综合性思维。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要在 历史现实、文化遗产的评价中,提倡一种可以去蔽 的、历史的整体性观念,一种走向宽容、对话、综 合、创新包含了必要的非此即彼、一定的价值判 断、总体上亦此亦彼的思维,这种思维对于振兴我 国学术思想,是会有积极意义的”。为避免不 做任何实际判断的骑墙中庸嫌疑,钱中文特别指 出,这种思维还是包含了必要的价值判断的,只是 这种判断不以专制的武断的批判的方式做出,而 是在更高的综合的层次上提出,它可以涵括和吸 纳不同意见、不同主张的合理成分,也可以聆听不 同的声音,寻求众声喧哗的效果,力避专制独白的 局面.
以上就是钱中文“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大致 内容。笔者认为,“新理性精神”文学论是我国文 学理论研究在新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具有划 时代的意义,也体现了惊人的理论创新精神。从 “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从它表现出 的立论逻辑角度看,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
一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坚决选择并捍卫了文学的人文精神.
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获 得空前解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 立使国家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巨大变化。然而经济的发展、繁荣和物质生活极 大丰富的同时,也伴随而来许多的社会文化问题.
尤其是拜物主义和拜金主义的大行其道,已经产 生了许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恶果。钱中文对此极为 忧虑,他说:“人在对物的需求中,形成一种物欲, 它一面激发人的热情,使财富不断被创造出来,使 人不断获得物的满足与享受,这是不容争辩的.
然而对物的无尽的追求的内在规律是,造成了对 人的挤压,物的阴影遮蔽了人。物欲的发展不断 转化为对金钱权力的追逐,使自身成为一种异化 力量,使人变为物的奴隶。”[9]人们受到物的挤压, 逐渐地使人性受损,兽性恶性得到膨胀,由此也给 人们的心灵造成更大的创痛,并产生了大量在精 神上污秽不堪和失去灵魂的人。与此同时,随着 各式各样令人眼花缭乱的西方社会哲学、文化思 潮如潮水一般的涌入,文学创作也受到了不小的 冲击,不少作家四顾彷徨,无所适从。当理想失 落,神圣消解,信仰黯淡,一切都被浸透了实利目 的的考量之后,文学艺术意义和价值的下滑,人文 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已经在所 难免了。事实上也是如此,“80年代中后期开始, 中国文坛上不少作家表现了对人的自然本能的崇 拜与激赏。在这方面,一些原本是写作严肃的作 家竟也未能免俗”[9]。有些理论家则表达得更加 耸人听闻:“在创作中追求醉生梦死,把人写成了 毫无理性、良知、理想,听任本能、原欲支配的两脚 动物,有些作品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简直就 是文学黄片、用文字卖淫!”[10]正是在这种背景 中,钱中文先生提出了他的“新理性精神文学论”, 并把新人文精神作为该理论的核心内涵。在人文 精神普遍地遭到调侃、淡化、贬抑甚至弃置不顾的 艰难时刻,钱中文先生仍然表现出如此坚定执着 的追求,实在令人钦佩。虽不能说挽狂澜于既倒, 至少也应该说是捍卫了文学的操守。人文精神之 于文学,相当于灵魂之于人,文学的魅力,文学成 为人们精神生活的必需就在于文学所拥有的那份 对人心灵的细微关照和精神的抚慰,我们很难想 象缺乏人文精神的文学到底还有什么存在的必 要。“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提出,确实正当其时, 因为它正试图为我们守望面临毁弃的精神家园, 它在为我们挽救濒死的文学.
二是在“新理性精神”文学论的建构过程中, 钱中文先生重构了理性。
自从14-16世纪西方 的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巨大作用逐渐被人发现, 被人认识,直至被崇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人们 深信,理性精神必将为人类建设起一个幸福、完美 的理想国。应该说,理性精神的张扬,在使人摆脱 蒙昧,促进社会发展进步方面确实其功至伟。近 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突飞猛进也更加证实 了这一点。但凡事不能过度,过度即导致谬误产 生。当理性被过度拔擢乃至神化,绝对化,从而拒 绝和排斥一切非理性的时候,便是灾难降临的时 刻。对于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过去一百多年来理 性主义绝对化所带来的灾难,钱先生作了痛心疾 首的总结:“理性主义的绝对化,不仅使人主宰自 然,而且掠夺自然,制造形形色色绝对化的准则与 规律,使之异化为‘绝对观念’、‘绝对意志’,企图 导致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被唯理性主义化的绝对 意志,曾给一百多年来的近代社会带来无数混乱 与灾难,它同样使人陷于失去理想和信仰崩溃的 痛苦之中。”[9]钱中文提出的“新理性精神”正是针 对这种沉重积弊而发的。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 义确实有点走过了头,过犹不及,然而却是对长期 以来理性绝对化而自然生发的一种激烈反拨和本 能回应。钱中文先生明确表示承认感性和非理性 在人生和艺术当中的作用和重要意义,但在大方 向上却仍然坚持理性的主导作用。跟以往的旧理 性主义、唯理性主义相比,这种既坚持理性的根本 地位又不忽略感性和非理性的积极意义和作用的 思考就是“新理性精神”之“新”的真正含义,也只 有这样的态度才称得上是真正理性的。相比较而 言,反理性主义和唯理性主义则都显得不够理性 了。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认为钱中文先生已经重 构了理性.
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解构主义批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希利斯·米勒曾写过一本小书,名 叫《文学死了吗》,书名本身就启人深思。我们有理由期待,在“新理性精神”的指引下,文学定不至于失落人文精神,那么文学也就终究不会死亡.#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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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图书馆管理论文: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著作权问题。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图书馆信息服务中的著作权问题
随着计算机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国际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内给人类社会各方面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要求人们必须面对网络环境重新考察问题、调整关系、做出抉择。方便、快捷的网络为图书馆开展各种新型的信息服务提供了便利条件,然而图书馆在为用户提供迅速、准确的信息服务中,与传统的知识产权保护产生了矛盾。在知识产权领域中,著作权与网络环境关系最为密切,著作权本质上保护的是作品的形式,因此,网络信息的存在极有可能涉及著作权问题。网络环境与传统信息环境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其中许多问题已超出了著作权立法的范围。在新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在为用户提供全方位、多元化的服务时要正确处理好与著作权的关系。
在网络环境下,数字化技术改变了传统作品的存在形式,使网络作品具有传统作品所不具有的新的特性,网络信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其信息载体不是以分立、具体的物理载体形式存在,而是采用整体化的形式,这直接影响到作品在使用、转让、获得报酬等诸多具体权利的实现,涉及到相关的著作权问题。此外,网络信息传播范围广泛,可以跨越不同的著作权立法区域,这与著作权立法的区域性产生了矛盾。
数字化指将作品或其他任何信息或数据由传统的表现形式向二进制方式转换。作品的数字化是网络环境下作品存在的前提条件,对作品进行数字化转化是作品在新技术条件下的使用方式,因此著作权人应当享有数字化使用的专有权利。数字化使作品形式上发生变化,并没有给原作品增加新的独创性,没有产生新的作品。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复制行为。这种复制技术容易引发复制权问题。复制权是著作权中最重要的经济权利,擅自将他人作品数字化处理后进入网络的行为又涉及到作品的网络信息传播权问题。
网络环境下将馆藏文献资源数字化并上网传输是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1]将要进行数字化的馆藏文献具体包括已经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和未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凡进入公有领域的作品不再受《著作权法》保护,图书馆对其可以无偿使用,可以进行数字转化,但必须尊重作者的人身权即精神权利,包括署名权、修改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对于尚未进入公有领域而目前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根据新《著作权法》规定,图书馆为了服务于教学、科研和保存版本的需要,对其进行数字转化应视为合理使用,可以不必经著作权人许可,不向其支付报酬,但应当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法享有的其他权利。
除此之外的数字化行为必须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否则就会侵犯著作权人的复制权。若将馆藏文献数字化后,据此进一步改编、翻译、注释、整理而形成目录、索引、文摘、专题数据库等二次文献,又将涉及到作品的演绎权问题。根据新《著作权法》的规定,作品的复制和演绎均依法受到保护。应当指出的是,数字化的传统馆藏文献实现上网传输的功能使读者越过时空的界限并得到充分利用,该行为又涉及到网络信息传播权,这是我国新《著作权法》针对网络环境下出现的著作权保护的新情况规定的新型权利,即作者、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依法享有该项权利。
新《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享有著作权作品的行为属于侵权行为,即著作权人有权决定其作品是否在网上进行传播和使用,凡未经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在网上擅自传播他人作品均构成侵权。显然,将他人尚在《著作权法》保护期限内的作品上网,则应征得作者同意并支付一定报酬,否则将会侵犯作者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图书馆即使是出于宣传、推荐而非商业目的的使用而擅自将他人作品输送上网的行为,其性质仍为侵权。
由此可见,图书馆将馆藏文献数字化并提供网上传输,不管是有偿服务还是无偿服务,都需要得到著作权人授权许可,同时要确定使用对象、时间、地点和范围等相关信息。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计算机和网络系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广泛普及,数据库在网络信息资源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为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现实平台,但若处理不当则会产生著作权的侵权问题。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主要体现为对数据库本身和数据库中相关信息资源的保护。数据库的制作者依法享有著作权人的一切权利。在数据库的使用中,如果从数据库拷贝或套录一部分内容,这种做法在学术界被普遍认为是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在网络信息环境下对数据库的非授权使用、非法套录、篡改、盗版等违法行为除了侵犯数据库的著作权之外,还可能触犯《反不正当竞争法》、《商业秘密法》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情节严重者将会触犯《刑法》并依法追究其相关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在数据库制作过程中,制作者收集、选取信息资料时必须注意尊重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获得报酬权等一切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
目前高校图书馆利用网络数据库开展信息服务,如使用不当,则将会引发以下著作权问题:
(1)未经许可,擅自设立代理服务器让非授权I P地址的用户使用;
(2)以网络数据库内容为基本素材、自编各种数据库,解答读者咨询,开展定题或特色服务;
(3)使用下载软件于短时间内不加限制地下载数据库内容;
(4)下载数据库内容带有营利性,并非是“为个人学习、研究或者欣赏”,或者是“为学校课堂教学或者科学研究”。显然,这些行为直接侵犯了数据库制作者的著作权。
网络的运行离不开以计算机软件为载体的支持,网络环境下,一部分计算机软件属于公有领域,而绝大部分计算机软件则属于著作权的客体。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软件开发者对其开发的软件享有著作权。我国于200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规定,软件著作权人享有其自身所开发的软件的使用权、许可他人使用权、转让权和获得报酬权等合法权利,并且将软件保护延伸到终端的用户。
一些学者认为,从软件作为技术方案的角度来考虑,对网络软件通过《著作权法》进行保护的同时应寻求专利保护等多种有效途径。在美国、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越来越多的软件同时受到专利权的保护。推荐、提供软件是网络环境下图书馆信息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使用时应特别注意对其进行区分,对于进入公有领域的公用软件,可以不必取得软件著作权人许可而随意复制、下载、修改甚至出售、出租,但对于另一类共享软件和免费软件的使用应特别注意其知识产权状况。
这类软件有可能只是一种试用软件,其目的是为了测试该软件的运行状况及各项技术指标,让用户了解其性能,该类软件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若将其用于赢利活动则有侵权之嫌。对于下载的免费软件,一般允许存档复制、修改并允许以非赢利的目的发行。此外,图书馆有义务辨别清楚提供给用户的软件是否为公用软件,许多网址上公共下载区域中的软件是非法转载的侵犯相关作者著作权的软件,图书馆应对其加以识别后再提供给用户使用。
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开展信息服务,会遇到与著作权有关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因此图书馆要兼顾著作权人和公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图书馆的各项功能:
1、开展知识产权教育。
图书馆应加强馆员的知识产权教育,使之熟练掌握著作权保护对象、内容、期限、地域、范围以及侵犯著作权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教育馆员随时关注国内外有关信息资源等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动态,同时适应相关法律环境。
2、充分利用《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权。
《著作权法》赋予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权利,即图书馆对受到知识产权保护的信息资源有合理使用的权利。从图书馆的角度来讲,合理使用是指为了社会公众的利益而无偿使用信息资源的行为,实施该行为不需要事先征得著作权人的同意。这种原则为图书馆使用各类信息资源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障。图书馆在充分享受这项权利的同时,应遵循著作权合理使用的范围和权限。
3、采用技术手段来保护网络信息的著作权。
为了限制网络非法用户访问和获取信息,可以采用权限设置方法;为了防止网络传输中数据被窃取,可以使用信息加密和数字签名技术;为了避免文本被非法复制和被盗用,可以采用数字水印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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