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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8月20日在清华大学召开的“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编排规范研讨会”决定,2008年起开始部分刊物开始执行新的规范“综合性期刊文献引证技术规范”。该技术规范概括了文献引证的“注释”体例和“著者—出版年”体例。不再使用“参考文献”的说法。目前这两类文献著录或引证规范在中国影响较大,后者主要在层次较高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中得到了应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毕业论文参考文献的国家标准,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1 本标准规定了各类型出版物中的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项目、著录顺序、著录用的符号、各个著录项目的著录方法以及参考文献标注法。
1.2 本标准专供著者与编者编纂文后参考文献使用,而不是图书馆员、文献目录编纂者以及索引编辑者使用的文献著录规则。
2.1 文后参考文献:为撰写或编辑论著而引用的有关图书资料。
2.2 识别题名:国际连续出版物数据系统 (ISDS) 认可的某种连续出版物唯一的名称。
本标准分别规定了专著、连续出版物、专利文献、专著中析出的文献以及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的著录格式。在五种著录格式中,凡是标注“供选择”字样的著录项目系参考文献的选择项目,其余的著录项目系参考文献的主要项目。可以按本标准第 6 章的规定或根据文献自身的特征取舍选择项目。
3 . 1 专著
3 .1 .1 著录项目 a .主要责任者 b .书名 c .文献类型标识 ( 供选择 ) d .其他责任者 ( 供选择 ) e . 版本 f . 出版项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 g . 文献数量 ( 供选择 ) h . 丛编项 ( 供选择 ) i . 附注项 ( 供选择 ) j . 文献标准编号 ( 供选择 )
3.1.2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书名〔文献类型标识 ] .其他责任者.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文献数量.丛编项.附注项.文献标准编号 例:1 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订 2 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76 页.2 Morton L T,ed.Use of medical literature.2nd ed.London:Butterworths, 1977.462p.Information source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ISBN 0-408-70916-2 .
3 . 2 连续出版物
3 . 2 . 1 著录项目 a .题名 b .主要责任者 c .版本 d. 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年.月,卷 ( 期 )~ 年,月,卷 ( 期 ) . ]( 供选择 ) e . 出版项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 f . 丛编项 ( 供选择 ) g . 附注项 ( 供选择 ) h . 文献标准编号 ( 供选择 )
3 . 2 . 2 著录格式 题名.主要责任者.版本.年.月,卷 ( 期 )~ 年.月,卷 ( 期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丛编项.附注项.文献标准编号 例:1 地质论评.中国地质学会. 1936 , l(l)~ .北京:地质出版社, 1936~ .2 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manufacturers.Manufacturing and Primary Industries Division, Statistics Canada. Preliminary ed.1970~,Ottawa:Statistics Canada,1970~ .Annual census of manufacturers.Text in English and French.ISSN 0700~0758
3 . 3 专利文献
3 . 3 . 1 著录项目 a . 专利申请者 b . 专利题名 c . 其他责任者 ( 供选择 ) d . 附注项 ( 供选择 ) e . 文献标识符 f . 专利国别 g . 专利文献种类 h . 专利号 i . 出版日期
3 . 3 . 2 著录格式 专利申请者.专利题名.其他责任者.附注项.专利国别,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号.出版日期 例: Carl Zeiss Jena ,VBD Anordnung zur lichtele-creischen Erfassung der Mitte eines Lichtfeldes.Erfinder:W Feist,C.Wahnert,E Feistauer.Int.C1.:G 02 B27/14.Schweiz, patent schrift,608626.1979-01-15.
3 . 4 专著中析出的文献
3 . 4 . 1 著录项目 a . 析出责任者 b . 析出题名 c . 析出其他责任者 ( 供选择 ) d . 原文献责任者 e . 原文献题名 f . 版本 g ? 出版项 ( 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 h . 在原文献中的位置
3 . 4 . 2 著录格式 析出责任者.析出题名.析出其他责任者.见:原文献责任者.原文献题名.版本。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在原文献中的位置 例: Weinstein L,Swartz M N.Pathogenic properties of invading microorganisms.In:Sodeman W A,Jr.,Sodeman W A,ed.Pathologic physiology: mechanisms of disease.Philadelphia : Saunders,1974.457~472
3 . 5 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
3 . 5 . 1 著录项目 a . 析出责任者 b . 析出题名 c . 析出其他责任者 ( 供选择 ) d . 原文献题名 e . 版本 f . 在原文献中的位置
3 . 5 . 2 著录格式 析出责任者.析出题名.析出其他责任者.原文献题名,版本.在原文献中的位置 例:1 李四光.地壳构造与地壳运动.中国科学,1973,23(4):400 - 429 2 Mastri A R.NeuroPathy of diabetic neurogenic bladder.Ann Intern Med,1980,92(2) : 316~318 .
文后参考文献的著录来源是被著录的文献本身。专著、连续出版物等可依次按题名页、封面、刊头等著录。缩微制品、录音制品等非书资料可依据题名帧、片头、容器上的标签、附件等著录。
5 . 1 著录用文字
5 . 1 . 1 文后参考文献原则上要求用文献本身的文字著录。
5 . 1 . 2 著录数字时,须保持文献上原有的形式。但对表示版次、期号、册次、页数、出版年等数字用阿拉伯数字表示。版本用序数词缩写形式表示。
5 . 2 缩写 著者、编者以及以姓名命名的出版者,其姓全部著录,而名可以缩写为首字母 ( 参见 6 . 1. l) 。如用首字母无法识别该人名时,则宜用全名。 出版项中附在出版地之后的州名、省名、国名等 ( 参见 6 . 7 . 1 . 1) 以及作为限定语的机关团体名称可照公认的方法缩写。 期刊刊名的缩写应按照本标准附录 C ISO 4-1984 《文献工作--期刊刊名缩写的国际规则》的规定执行。
5 . 3 大写字母 著录外文文献时,大写字母的使用要符合文献本身使用文字的习惯用法。
5 . 4 著录用符号 参考文献可使用下列规定的符号: : 用于副题名、说明题名文字、出版者、制作者、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的页数; , 用于后续责任者、出版年、制作年、专利文献种类、专利国别、卷号、部分号、连续出版物中析出文献的原文献题名; ; 用于丛书号、丛刊号、后续的“在原文献中的位置”项; ( ) 用于限定语、期号、部分号、报纸的版次、制作地、制作者、制作年; [ ] 用于文献类型标识以及著者自拟的著录内容; ? 除上述各项外,其余的著录项目后用“?”号。
6 . 1 主要责任者 主要责任者是指对文献的知识内容或艺术内容负主要责任的个人或团体。主要责任者包括著者、专利申请者或专利所有者以及汇编本的编者等。
6 . 1 . 1 个人著者采用姓在前,名在后的著录形式。著者的名可以用缩写字母,在缩写名后不加“.”。但是,欧美著者的中译名可以只著录姓。 例: 1 李时珍 ( 原题:李时珍 ) 2 Einstein A( 原题:Albert Einstein) 3 韦杰 ( 原题:伏尔特?韦杰 )
6 . 1 . 2 著作方式相同的责任者不超过三个时,可全部照录。责任者超过三个时,只著录前三个责任者,其后加“等”字或者其他与之相应的字。 例: 1 马克思,恩格斯2 Yelland R L,Jones S C,Easton K S, et a1 .
6 . 1 . 3 无责任者或者责任者情况不明的文献,“主要责任者”项应注明“佚名”或者其他与之相应的词。凡采用顺序编码制排列的参考文献可省略此项,直接著录题名。 例: Anon.1981.Coffee drinking and cancer of the pancreas.Br Med J 283 : 628 . 6 . 1 . 4 凡是对文献负责的机关团体有专用名称时,可直接按照著录来源著录。否则,机关团体名称应由上至下分级著录。 例: 1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2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3 Stanford University . Department of Civil Engineering.
6 . 2 题名 题名包括书名、刊名、专利题名、析出题名等。 题名按著录来源所载的形式著录。必要时,题名可参照第 5 章的有关规定著录。 例: 1 化学动力学和反应器原理.2 Gases in sea ice1975 一 1979 .3 J Math & Phys 6 . 2 . 1 著录来源载有多个题名,可著录两个处于显要位置的题名。 例:1 百川书志.古今书刻.2 Road map of France . Carte routière de la France .
6 . 2 . 2 副题名与说明题名文字可根据文献外部特征的揭示情况决定取舍。必要时,可以著录副题名与说明题名文字。 例:地壳运动假说:从大陆漂移到板块构造。
6 . 2 . 3 在参考文献中,连续出版物的识别题名 (Key-title) 可以取代著录来源所提供的题名。 例: Scientia(Milano) 6 . 3 文献类型标识 ( 供选择 ) 根据 GB 3469-83 《文献类型与文献载体代码》著录文献类型标识。例如,缩微制品、录音制品、录象制品的文献类型标识分别为“ M ”、“ A ”、“ V ”。印刷型文献不著录此项。
6 . 4 其他责任者 ( 供选择 ) 其他责任者是指除主要责任者以外的责任者。例如,编者、译者、插图者、专利发明者、主持机构等。但是,汇编本的编者可以作为著者处理,著录在主要责任者项内。 其他责任者及著作方式依据著录来源所载的形式著录。 例:1 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梅艳译.2 Dryden J . The works of John Dryden . Ed . by H T Swedenberg .
6 . 5 版本 第一版不著录,其他版本说明需著录。版本用阿拉伯数字序数缩写形式或其他标识表示。 例:1 第 3 版 ( 原题:第三版 ) 2 5th ed.( 原题: Fifth edition) 3 Rev.ed.( 原题: Revised edition) 4 1978 ed.( 原题: 1978 edition)
6 . 6 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 ( 供选择 ) 一套完整的连续出版物要著录首卷与末卷的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尚未出齐的连续出版物,只著录首卷的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 例: 1956,l~1963,8 1974,l(l)~
6 . 7 出版项 出版项按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顺序著录。非书资料还可以著录制作地、制作者、制作年,并置于圆括号内。 例: 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New York:Academic Press,1978.
6 . 7 . 1 出版地
6 . 7 . 1 . 1 出版地著录出版者所在地的城市名称。对同名异地或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城市名,可在城市名后附州名、省名、园名等 ( 参见 5 . 2) 。 例:Cambridge(Eng.) Cambridge(Mass.)
6 . 7 . 1 . 2 文献中载有多个出版地,只著录一个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地,无出版地要注明“出版地不详”或者与之相应的词。 例:1 London :Butterworths , 1978.( 原 题:Butterworths Lodon Boston Sydney Wellington Durban Toronto 1978) 2 [s.1.]Macmillan,1975.3 [ 出版地不详 ]:商务印书馆,1982 .6 . 7 . 2 出版者
6 . 7 . 2 . 1 出版者可以按著录来源的形式著录,也可以按公认的简化形式或缩写形式著录。 例:1 IRRI(原题: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2 Wiley(原题:John Wiley and Sons Co.)
6 . 7 . 2 . 2 著录来源载有多个出版者时,只著录一个处于显要位置的出版者。 例: Chicago : ALA , 1978 ,( 原题: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 Chicago 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 / Ottawa1978)
6 . 7 . 2 . 3 无出版者要注明“出版者不详”或者与之相应的词。 例:Salt Lake City :〔 s . n . ] , 1964.
6 . 7 . 3 出版日期
6 . 7 . 3 . 1 出版年采用公元纪年,并用阿拉伯数字著录。如有其他纪年形式时,将原有的纪年形式置于“ ( ) ”内。报纸和专利文献要详细著录出版日期,其形式为年、月、日。 例: 1705( 康熙四十四年 ) 1985-04-20
6 . 7 . 3 . 2 集中著录跨年度出版的多卷 ( 册 ) 出版物,需著录起讫年。尚未出齐的多卷 ( 册 ) 出版物先著录首卷出版年,尔后加“ ~ ”。 例:1973~75 1985~
6 . 7 . 3 . 3 出版年无法确定时,可依次选用版权年、印刷年、估计的年代。 例:c 1978 1982 印刷
6 . 8 文献数量 ( 供选择 )
6 . 8 . 1 印刷型专著 印刷型专著的文献数量用页数、叶数、卷 ( 册 ) 数等表示。 例:620 页546p 5v
6 . 8 . 2 非书资料 非书资料的文献数量根据文献载体的件数著录。 例:1 3 盒2 12 microfiches
6 . 9 丛编项 ( 供选择 ) 依据著录来源所载的内容著录丛编项。丛编项包括丛书名及丛书号、丛刊名及丛刊号等。 例:1 建筑工人技术学习丛书;2 Interscience tracts on physics and astronomy ; no . 23
6 . 10 附注项 ( 供选择 ) 下面列出的补充材料可以在附注项内加 ] 以说明。
6 . 0 . 1 难得文献的获取途径。 例:Available from NTIS : AD683428
6 . 10 . 2 重印本、复制本、影印本等可在附注项内说明与原作的关系。 例:Reprint of original published Boston : Estes and Lauriat , 1902 ?
6 . 10 . 3 获取文献或使用文献的对象。 例:Government use only ?
6 . 10 . 4 有关文献预先出版的情况。 例:1 Forthcoming 2 Application No 26032/71 filed 19 Apr 1971,Complete specification published 24 Apr 1974
6 . 10 . 5 分类法及分类号。 例:Dewey:001.64 ’ 25 Int.C1.:G02 B 27/14
6 . 10 . 6 其他被认为是相当重要,需加以注释的材料。 例:Limited ed.100 copies
6 . 11 文献标准号 国际标准书号 (ISBN)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等文献标准号参照有关标准著录。 例:ISBN0-552-6787-3 1SSN 0340-0352
6 . 12 析出文献 析出文献按本标准 3 . 4 的有关规定著录。专著中析出的文献与原文献的关系用“见”字,或者其他与之相应的字表示。 例:1 Duclos R,Doukhan N,Escaig B.High temperature creep behaviour of nearlv stoichiometric alumina spine1.J Mat Sci l978,3:1740~1748 .2 Eissen H N.Immunology:an introduction to molecular and cellu1ar principles of the immune response.5th ed.New York:Harper and Row,1974.406 .3 Cowan J C.Sound recording.In:Mason D.A primer of non-book materials in libraries.Rev ed.London:Association of Libraries Librarians,1978,94~l10 .
6 . 12 . 1 从连续出版物中析出的文献,应在“在原文献中的位置”项注明原文献的年代顺序号、卷、期、部分号、页数。 例: 1980,92 (2,2 ):316~318 ↑ ↑ ↑ ↑ ↑年 卷 期 部分号 页数1985 ? 06 ? 15 ( l ) ↑ ↑ ↑ ↑年 月 日 报纸的版次
6 . 12 . 2 凡是在同一连续出版物上连载的文章,其后续部分不必另行著录,可以在原有的参考文献后直接注明后续部分的年代顺序号、卷、期、部分号、页数等。 例:1981,1:37~44;1981,2:47~52 ↑ ↑ ↑ ↑ ↑ ↑年 辑 页数 年 辑 页数
参考文献表可以按顺序编码制组织,也可以按“著者-出版年”制组织。
7 . 1 顺序编码制 参考文献表按顺序编码制组织时,参考文献表中的各篇文献要按专论正文部分标注的序号依次列出 ( 参见附录 B . 1) 。 例:1 上海第一医学院编。医用药理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4 .2 Garattini S.Advance in pharmacology and chernotherapy.v.15.New York:Academic Press , 1978.350.3 Adrian R H.Reviews of physiology,biochemistry and pharmacology.v.84.s.1.:Springer, 1978.226 .
7 . 2 “ 著者-出版年”制 参考文献表采用“著者-出版年”制组织时,参考文献表中的各篇文献首先按文种集中,可分为中文、日文、西文、俄文、其他文种五部分,然后按著者宇顺和出版年排列。中文文献可以按笔画、笔顺 ( “一”、“丨”、“丿”、“、”、“乛” ) 排列,也可以按汉语拼音字顺排列 ( 参见附录 B.2) 。 例:1 Boulton G S.1978.Boulder shapes and grain-size distributions of debris as indicators of transpor paths through a glacier and till genesis.Sedimentology,25:773 - 799 . 2 Boulton G S.1982.Processes and patterns of g1acia erosion.In:Coates D R,ed.Glacial geomorphology,London:Allen & Unwin.41~47 . 3 Crowell J C,Frakes L A.1971.Late Paleozoic glaciation:part IV Australia.Bull Geol Soc Am,82:2515 - 2540 . 4 Dreimanis A,Reavelv G H.1953.Differentiation of the lower and upper till along the north shore of Lake Erie.J Sedim Petro1,23 : 238~259 .
正文部分引用的文献的标注方法可以采用顺序编码制,也可以采用“著者 - 出版年”制 ( 参见附录 B) 。
8 . 1 顺序编码制
8 . 1 . 1 顺序编码制是按文章正文部分引用的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连续编码,并将序号置于方括号中。 例:……西德学者 H .克罗斯研究了瑞士巴塞尔市附近保罗山中老第三纪断裂对第二系褶皱的控制 [235] ;之后,他又描述了西里西亚等第三条大型的近南北向构造带,并提出地槽是在不均一的块体的基底上发展的思想 [236] 。 引用多篇文献时,只须将各篇文献的序号在方括号内全部列出,各序号间用“,”。如遇连续序号,可标注起讫序号。 例:裴伟 [570 , 83] 提出……莫拉德对稳定区的节理格式的研究[255 - 256] 。
8 . 2 “著者-出版年”制
8 . 2 . 1 专论正文部分引用的文献采用“著者-出版年”制时、各篇文献的标注内容由著者姓氏与出版年构成。倘若只标注著者姓氏无法识别该人名时,可标注著者姓名。例如,中国人著者、朝鲜人著者、日本人用汉字姓名的著者等。集体著者著述的文献可标注机关切体名称。 例:The notion of an invisible college has been explored in the sciences(Crane1972) . Its absence among historians is notes by Stieg (1981) 。It rnav be , as Burchard (1965) points out .... . 各篇文献的标注内容都以这一形式出现时,参考文献的出版年应紧接着著者著录。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省略出版项中的出版年。 例:…… Crane D.1972.Invisible college. Chicago:Univ.of Chicago Press.Stieg M F.1981.The information needs of historians.Col1.and Res.Libraries,42(6):549~560 .
8 . 2 . 2 引用多著者文献时,只需标注第一个著者的姓,其后附“等”字,或附与之相应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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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构建有利于实现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共建和共享。分析系统功能需求并提出相应功能模块是系统构建重要的前期工作。系统应具备资源采集、整理、长期存储和服务四大主要功能及多个辅助功能。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构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构建全文如下:
摘要: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与理论创新必须依托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这一重要载体。针对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面临文献资源分散存储,缺乏整合,数字化进展较慢,文献资源保障网络化程度低的现状,提出要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要明确该系统的运作主体、服务对象和文献资源,并提出了该系统的构建策略。
为了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党中央提出了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大战略决策。之后,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又再一次强调,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1]。无论是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都必须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文献。如何高效地建设、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使其更好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和大众化传播服务,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数量众多,但却分散保存在众多不同的机构,导致难以充分满足机构和个人对其的需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分散存储使资源缺乏整合,其数字化进展较慢。已实现数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一方面在内容方面存在大量重复的现象,导致其有效信息量的不足;另一方面没有整合成丰富的数据库资源,影响利用效率[2]。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也没有完全实现网络化[3]。
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致力于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推动上述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构建的目标是整合全国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并实现共建共享,换言之,就是借助信息技术搭建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共建共享的平台[4]。
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应当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和保存数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并面向全国提供利用服务。笔者认为,最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的机构非图书馆莫属。中央编译局图书馆较为全面地收藏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在此类资源建设方面具有权威性,可说是承担系统构建和维护职责的最佳机构之一。
中央编译局图书馆也叫中央编译局文献信息部,是中央编译局的主要内设机构之一,长期致力于收藏和整理马克思主义文献,是国内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最全面、最系统的图书馆,其数量在全亚洲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海内外颇具影响力。如果由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来牵头组织构建系统,就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同时对其它图书馆也具有号召力,能够带动更多图书馆参与这一系统建设。此外,中央编译局于20世纪末,开始进行数字化建设。近年来,该馆通过不懈努力,不断加快马克思主义文献数字化的步伐,已经建立了一批具有特色的数字资源,如期刊光盘数据库和网上数字资源[5]。这些工作为中央编译局图书馆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使它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文献资源建设经验,能够很好地承担系统构建的组织与领导职责。早在2000年,时任中央编译局图书馆馆长的魏海生就提出了“建设现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中心”的发展思路[6],这与笔者提出的“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充分说明,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在思想观念上已经作好了准备,逐渐摆脱了“重藏轻用”的传统观念,更加重视面向社会开放文献资源。因此,中央编译局图书馆组织和领导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构建是可行的。
马克思主义文献卷帙浩繁,种类繁多,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将之完全收藏。并且,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构建和维护是一项巨大而持久的工程,由于人财物力资源有限,任何一个机构都无法单独承担系统构建和维护的职责。因此,多个机构开展合作,共建系统并共享资源是最佳方式。笔者认为,应确定一个行之有效的责任体系,将国内收藏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机构都囊括进这一体系中,使其各尽所能,各司其职,为系统构建和维护出力。
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应被打造为一个全公益性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服务平台,面向社会大众提供信息服务。目前,我国已经拥有多个全国性或地区性的文献资源保障系统,这些系统无一例外都是面向特定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只有具备一定权限或资格的用户才能享受它们所提供的文献资源。对于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而言,这种做法并不可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是最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作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应当面向所有社会大众开放,如此方能真正将马克思主义融入人民群众的思想世界中,获得最广泛的文化心理认同。
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大众化传播的最重要的源泉。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应尽可能提供全面的数字化的马克思主义文献。马克思主义文献是一个巨大的宝库。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革命文献。据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报道,该院所收集的马克思恩格斯原始文件已达八千多件,包括已经完成的论著和公开发表的文献、读书摘录、谈话记录、记事笔记、传记资料以及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等[7]。此后的100多年间,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的传播过程中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优秀的革命家。他们在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还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大众化和本土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本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文献,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献宝库,是马克思主义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的著作、讲话和记录都是系统应提供的文献资源。此外,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也应收集。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在其生命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其它学说的斗争与对话中得以传播并丰富的,收集并提供正反两方面的文献,使人民群众能在比较中学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有助于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和大众化传播。 四、构建系统的策略
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构建是一项复杂的工程。系统的构建策略涉及多个方面,包括技术、管理、法规标准、经济等。我们必须对各方面的策略进行有效协调,使其形成一股合力,共同为系统构建服务。
(一)技术策略
系统构建最重要的环节就是以网络为依托,搭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收集、加工和服务平台。该平台应当集文献资源收集、分类、编目、检索、存储、传递、参考咨询、在线互动等功能于一体,主要包括如下功能模块。
第一是文献资源收集模块。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分布较为分散,不同机构收藏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既有区别,又有大量重复。系统应通过技术手段,对收集的马克思主义文献进行统一命名和标识,筛选并剔除重复的文献,避免重复建设,节约资源。参与文献资源共建的机构可通过文献资源收集模块上传各种数字化文献,并遵循统一的技术标准,为文献资源加工奠定基础。系统的管理和维护机构应开发并使用专业搜索引擎,对网络上已有的数字化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进行收集。例如定期访问国内外相关的马克思主义网站和论坛,收集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成果,不断增加系统中的文献数量。
第二是文献资源分类与编目模块。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涉及范围广,历史沿革长,数量庞大,在收集到系统之后,应当将其中具有某种共同属性或特征的文献合并到一起,便于提供检索和利用。我们可以参考“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分类标准,将马克思主义文献分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等类别。编目是对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揭示、标引和描述,使其有序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数量众多,我们应通过技术手段,尽可能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自动编目,或以自动编目为主,人工手动编目为辅,如此则能节省人力和物力资源。编目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揭示和发现,有利于更好地对其进行组织、整合和规范管理,最终实现共享。
第三是文献资源检索模块。系统应为用户提供友好的检索界面,满足用户快速检索所需文献的需求。检索模块应具有简单检索、高级检索和二次检索功能,允许用户通过标题、关键词、作者、主题以及来源等多个检索项进行检索,提高检索效率。
第四是文献资源存储模块。系统应确保所收集的数字化马克思主义文献能够被长期存储,即文献资源的数字比特流、数据格式、处理环境和组织体系不要因技术变革而无法获取。为此,我们应采取一系列技术策略,构建文献资源长期存储的系统框架,选择合适的长期存储格式,确定长期存储技术方案,对文献资源长期存储和提供利用过程中的信息安全进行有效的维护。
第五是文献资源传递模块;系统是依托网络环境而构建的,这就意味着系统具备了迅速为用户传递所需文献的能力。系统应从技术上确保用户能够通过下载或打印获取所需文献的全文信息。如用户的文献需求没有被满足,应允许用户通过发送电子邮件或使用在线参考咨询服务向系统发出请求,系统可指导用户获取纸质文献的复印件[8]。如此则能全方位地满足用户对马克思主义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扩大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影响力。
第六是参考咨询模块。用户在查找系统文献资源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需要系统管理员或专业的文献信息检索人员帮助解决。系统可使用参考咨询模块,回答用户在使用系统过程中的疑问,协助用户检索所需文献,提供文献检索和传递的线索。对于简单和常规性的咨询问题,系统可通过设立参考咨询数据库或案例库的方式解决;对于复杂和非常规性的咨询问题,系统应将其及时反馈给相关工作人员或专家,由他们针对问题,为用户作出具体解答,并通过系统将答案及时反馈给用户。
第七是在线互动模块。系统应为用户开辟论坛,允许用户在其中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或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和交流。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系统管理机构还应聘请国内外资深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在论坛中回答用户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疑问,帮助用户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会他们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于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问题。这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手段。
(二)管理策略
除了技术之外,系统的构建和维护还需要强有力的管理策略予以支持。首先,系统的构建和维护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工作人员。他们应当具备基本的计算机和网络专业技能,还应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因此,参与系统建设的机构应当重视人才引进和培养,在提升工作人员技术和实践能力的同时,还应注重提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其次,管理机构在系统建设过程中应当始终贯彻“以人为本,用户至上”的管理理念。系统应尽可能从用户的角度考虑,满足用户的需求,为用户提供人性化的界面和信息检索服务,确保各个层次的用户都能够享受到最便捷最优质的文献资源保障服务。再次,管理机构应加强对系统的安全管理,确保系统健康有序地运作。
现代信息网络是开放的复杂环境,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的系统无法完全与不良信息隔绝。如果对系统的安全管理不善,则可能导致系统成为少数人歪曲和诋毁马克思主义的工具,或成为错误思想的传播地,甚至沦为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传声筒。因此,管理机构必须格外重视系统的安全问题,应从制度和技术两方面着手,为系统构筑一道严密的安全防护墙。最后,应当对系统建设和维护进行统筹规划,合理分配所需的人财物力资源,避免重复建设导致的资源浪费。系统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工程,在每一期子工程开始之前,都应从宏观上进行规划,并得到参与机构的一致认可,如此则可避免走不必要的弯路,节约资源。
(三)法规标准建设策略
近年来,以中央编译局为代表的许多机构逐步加快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数字化的进程,开通了各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网站。这些网站中的数字文献资源可构成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的基础资源。我们应对这些资源进行整合,将其融入统一的系统之中。整合就意味着需要统一的技术标准,以解决不同系统和数据库的接口与协议问题,规范数据接口、网络接口和其它软硬件接口。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有利于在全国范围内整合、配置、检索和获取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避免各个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收藏机构成为一个个相互隔离的“信息孤岛”。同时,制定并推行标准和规范还可以从源头上确保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的质量,避免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
目前,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加工和传递过程中还存在著作权争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将著作权法所称的作品定义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某种有形形式复制的智力成果”。根据这一定义,绝大部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都属于“作品”范畴,享有著作权。任何机构要收集和整理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并将其放在网络系统中提供利用都需要经过著作权所有者的授权或许可,这是不现实的,一旦照此操作,将浪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会降低马克思主义文献向大众传播的效率。因此,国家应出台或修改相关的法规,赋予承担马克思主义文献建设与传播职责的机构收集、整理和传递马克思主义文献的权利,使其不受著作权法的约束。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国家还应制订数字化马克思主义文献呈缴制度,要求数字化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制作者或发行者将其制作或发行的数字化马克思主义文献送交给指定机构归档保存。这些工作能为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有助于系统构建工程的顺利开展。
(四)经济策略
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建设需要稳定的经费投入作为支撑。政府财政拨款是最稳定的经费来源,再加上系统构建是为大众服务的公益性事业,因此应以政府财政拨款作为其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此外,还可以通过以下手段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一,通过经济手段引导社会资金对系统构建的投入;其二,通过非盈利性的基金会鼓励民间资金的介入;其三,通过发行彩票和债券等方式直接面向社会融资,当系统构建或维护的资金链中断或难以为继之时,可公开发行彩票或债券,向社会公众筹款,这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有效措施。
在开源的同时,还必须节流。管理机构应当在系统建设效益和投入的成本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具体而言,这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
一是预先对系统建设进行统一规划,加强文献资源交流与共享,防止重复建设和过量冗余文献消耗保存成本。
二是降低人力资源成本。系统建设过程中需要大量人工干预,管理机构应事先对各个需要人工干预的环节进行审查,并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进行分解,将复杂的工作交由技能较高的人员完成,而将简单重复性的工作交由技能较低的人员完成,如此则可节约人力资源投入。
三是将系统建设中部分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通过外包或合作的方式,交由专业IT机构完成,从而节约成本。参与系统建设的机构多为图书馆,它们在文献收集和整理方面确实有独特的经验,但是它们对于先进的IT技术掌握程度不高,专业的IT技术人员也比较缺乏。因此,系统建设过程中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作,可交由专业的IT机构负责,大可不必由图书馆亲自完成。四是优化系统建设的工作流。管理机构应分析确定系统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确保这部分工作得到最大的资源投入。此外,还应当定期对整个工作流进行审查,及时对各环节的次序进行调整,对于可以同时进行的操作,应合并进行,从而减少重复投入,节约成本。
五是加强对系统建设各子项目的质量管理。管理机构应通过质量管理和监督,发现项目运作、工作流和人员操作过程中的问题并及时解决,从而不断完善项目运作流程,实现流程的持续优化,确保各项成果的质量,提高项目的投入产出比。
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共建共享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大众化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建设机构应早日联合起来,共同构建国家级马克思主义文献资源保障系统,为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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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个永恒的话题,那写好一篇民主主义的论文必然显得个人出色的能力,那么如何写好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初期和现在,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视角总是转向国外,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法律研究成果。实践中,立法者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国外的法律制度大量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如此这样做,就是希望中国的法治发展程度能赶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然而,引进一项制度并不是像引进一项先进的技术能立即见效,西方法治发展历经几百年的历史,能取得今日的成功,也是他们长期实践摸索的结果。因此,西方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不难理解。
所以,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中肯并符合中国实际的。就如在西方国家,人民是热于诉讼,而在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厌于诉讼(虽然每年的统计数据都表明诉讼量在增加,但是中国的百姓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诉讼,从每年调解结案可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这样的传统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民族的习惯出发来设计具体的法律制度。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资源一只眼要瞄向西域,另一只眼更要看到自己手中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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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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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论文是怎样写吗?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内容摘要]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关 键 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的消息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显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②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因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④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⑤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⑥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⑦。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三
中国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汉族民族感情,主要通过王朝认同表现出来。“治国,平天下”之“国”,在战国时期指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样的诸侯列国,秦之后则指朝代。我们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也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只不过在古为橘、在今为枳。就汉代而论,汉人眼里,中国跟匈奴,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⑧匈奴地窜河套一带,已经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而当时则是独立政治国家。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归根到底,当时的人们只认王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
西汉时,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奋着民族情绪的豪言壮语:“明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史学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民初出现了大量历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寻求民族的身份认同,把历史想象成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的线性过程,由此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根系,“中华民族”便在这种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民族主义形态下国家史观的本质:“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12}现代中国通史的写法,在空间上把古代同一时期各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统一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时间上把各个更迭的朝代统一到民族史的主线之中,从而缔造出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历史。于是历史便不再是客观现象的历史,而是为了论证民族形成的必然性的历史。杜赞奇在他的书中梳理了这种想象民族历史的过程,并且揭示出其背后进化论的、启蒙式的历史观。笔者在这里仅仅从传统断代史、通史的写法与梁启超之后现代史学通史的写法的差异,来看一个统一民族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形成。
无论是二十四史这种断代史,还是《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叙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政治实体的活动。二十四史以王朝来划分历史,每一个朝代为前朝立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本朝视为前朝失天命之后的正统承续,从而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历史合法性。在这种写作框架之中,每一个朝代都是断裂的,我们从二十四史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大小不一、套在一起的环,这些环之所以能够套在一起,缘于它们背后有一根文化的线,文化的承续性把中国断裂的朝代紧紧纠结在一起。因而传统的人们在寻求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只会认同于他们的朝代。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民族主义史学家发现,他们在断裂的朝代中找不到民族,找不到国家,找不到一个延续的统一体。因此,为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们把这套从空间上各自松散的政治实体纳入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从时间上串起来成为一条承续性的线,也就是把断裂的环揉成一套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线性系统。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是中国历史书写由王朝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关键转折点。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13}在这种写法中,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人一姓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而是转向“民族”了——而这个民族,在古代从没有真实存在过,现在从古代历史中想象出“民族”来,目的在于完成当下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4}并且主张写“国名的历史”,就是把历史书写的立足点,从朝代的传承转移到想象中的“民族”的发展上来。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学划分方式为标准,把朝代历史打乱,重新整合成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一划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以朝代历史为主线的历史观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经过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后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因为新的划分标准,早已预设了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存在,把传统的朝代更迭纳入这一想象的民族统一体之中,视之为这一民族统一体内部的政治演化。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史学家们终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并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到了中国的根。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史学家构建了一个历史外壳,这个历史外壳就是今天的“民族”,再填充进历史内容,由此写成了民族的历史。
四
当王朝认同失效之后,文化认同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国文化圈的人们,总是把文化圈以外视为蛮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国文化圈内的人当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时候,对入侵的西方列强表现得方寸大乱,对“夷情”毫不了解。林则徐在到广州接触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军队的正步走,便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打弯的。
而文化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领中原的时候,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汉族人便会对异族统治完全接受。清兵入关之后,面对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便向传统文化靠拢。为了收买立志做遗老甚至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文人,康熙皇帝实行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但是,这种利禄的诱惑只能对那些梦想着通过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却仍然无法改变第一流的学者的志向。真正让第一流的学者们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着异族朝廷对汉民族“正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为二十二史的延续,这是清政府的一张文化牌,打出这张牌子,一方面是网络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种承续历史传统的姿态,由此汉族人便在文化认同之中不知不觉地滑向政治认同。因此便出现了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所说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
有人将古代这种文化认同表述为“文化民族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古代的人们根本没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也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汉族的纯正,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遭遇巨大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带来的后果是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汉族血统,不存在一个纯正的汉族。而人们认同文化,几乎就意味着认同所有做出承续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国”等同于王朝,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已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了,王朝统治被政党政治取代,而从传统沿袭下来的把国等同于王朝的观念,一转而成为政党,甚至是一党领袖等同于“国家”,于是出现了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合一。
五
在西方的强势威胁中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民族主义者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寻找自己民族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对孙中山那样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便可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寻找到民族的根,从历史的发展论证民族的合法性,带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民族”的历史。正因为“民族”的观念是先定的,因此,才会有雷南的那句名言:“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当第一代的民族主义文史学家面对历史寻找民族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困惑与尴尬!前面说到,梁漱溟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最早的尴尬却是梁启超。当梁启超带着寻找民族根系的企图,把视野投放到浩瀚史料中的传统中国的时候,他立刻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西方的民族国家中,有政府,有国家,而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历来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甚至,我们除了“明朝”“清朝”之外,连一个西方国家那样的“国名”都没有!梁启超第一次指出这种尴尬与焦虑: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1}。
向来的史学著作,仅仅以朝代、地域为名,即使是通史,也主要记载王朝的更迭,根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一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没有一个名称可以指称梁启超心目中这个民族共同体。梁启超这一在今天看来不无可笑之处的困惑揭示出,在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一个持续的民族主体——甚至我们现在用“中国传统”这一术语来指称古代生活在现在的中国版图内的人们及其文化生活,也带有先入为主的偏颇——不存在一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同时,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无国名”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一个国名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因为当西方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强势的姿态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如果没有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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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塑造出了民族。民族主义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利,也强调民族内部的平等。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被证明优于之前的政权组织模式,因此民族主义又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民族主义依然存在,还会以爱国主义、分离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对那些只具备了民族国家外表而没有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其他认同的国家而言,缔造或者深化民族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主
民族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民族国家是经由民族主义推动创建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长期、复杂而多样化,但民族主义的内涵却是同一的,是民族主义使今天的国家形态在主权之外,又确定了内部的集体身份认同。通过理论上的抽丝剥茧,揭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国家的面纱,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梳理、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多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国家所呈现的不同面貌。
学者、政客、媒体经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内涵阐释民族与民族主义,使这两个词汇充满了复杂性。一些学者曾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德拉诺瓦指出,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种类、种族、人群。霍布斯鲍姆通过对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进行词源学考察后发现,民族有时指“外来者”,有时指“籍贯”,有时也指“阶级”。埃里·凯杜里则指出,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绝不符合现代的地理划分,更不符合现代人们所理解的‘民族’”。对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有学者追溯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认为“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迈克尔·曼则较为令人信服地称“民族主义一词1774年在德国首次使用,1789年在法国使用”。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无助于我们厘清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而混乱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语义的变迁,二是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时代的判定。在语义的变迁上,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上,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持久不断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要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做出明确判定。
我们最熟悉的对于民族的定义是斯大林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所具有的社会一文化特性,然而民族与部族、族群等有着怎样的区分并不明晰,因为部族或族群一般也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为确定民族的特性,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的定义凸显了民族的政治属性,但该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将民族与主权挂钩。实际上一个民族拥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极端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可以将民族认定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无疑要具有社会一文化根基,但政治性诉求是其区别于部族、族群等共同体的特色,而这种政治性诉求不一定要指向构建主权国家。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那么民族主义和民族又是何时出现的?林茨和斯泰潘认为,“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更为细致地与欧洲工业时代的来临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但工业时代需要更多的人识文断字并掌握专业技能,劳动分工打破了个体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合作状态,民族主义意识也借此传播。“向工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尽管在表述民族主义的发端时不同的学者可能会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或是更早些的英国国教运动。
笔者也赞同民族主义诞生于现代,并将民族主义界定为“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现代性确定了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政治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诉求,该诉求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调共同体内成员的平等;意识与行动,指出民族主义既应是思想层面的,也应是行动层面的,自觉的意识推动自觉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古老传统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将民族追溯到久远的历史时代,如认为欧洲民族从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时期就开始形成,“1789年,欧洲已有不少的古老民族”的看法是将民族定性为社会一文化共同体,与族群等没有进行明确区分。那种将民族主义进行久远追溯的做法,是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虽然如今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爱国主义都等同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现象,城邦、帝国都能塑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所属国家与民众的爱,但既不宣扬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联系,也不宣扬共同体内的平等意识,民族主义却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要素。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衍生分为三阶段,A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但笔者只将C阶段,即精英的民族主义启蒙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形成集体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后,才看成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成型。在A阶段,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尚体现不出政治诉求。在B阶段,精英分子的鼓吹,只是政治意识的表达,甚或只是分裂分子的宣传手段。只有在C阶段,有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民族才经由民族主义意识的塑造而形成,民族主义才真正发挥作用。
当民族主义真正出现并缔造民族后,民族就有了政治诉求。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拥有一个权力结构和为执行各种权力而紧密联合的各部门,因此民族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就要与国家产生关联,推动国家向着民族国家阶段迈进。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主权国家不等同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于1648年的欧洲,但是在1648年的欧洲,很多国家仍处于绝对主义国家阶段而非民族国家阶段。“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民族国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一种集体认同,国家——政治独立的身份,领土——将民族与国家连结成一体的拥有边界的地理范围”。主权国家不一定具备民族这种集体认同。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二是在既有的国家框架内,完成民族主义整合,即通过整合使国内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创建是历时性过程。迈克尔·曼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推动了新的精英文化网络的构建,并逐渐集中权力,形成了早期民族;第二阶段约始于1700年,是商业一国家主义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有限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现代化向下层传播,从而共同体意识愈发浓厚;第三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后的1792年开始,这一阶段中由军事危机造就的军国主义实现了跨阶级的民族的生成,并促成了公民权的建设;第四阶段从19世纪晚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密度,并使政府更为代议制化,更为同质化,也就更为民族化。德拉诺瓦则把全球的民族国家创建划分成四个阶段,最先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而始的美洲其他国家摆脱宗主国的运动,被称为共和主义浪潮。第二波是一些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政治上不得不缔造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被称为浪漫主义浪潮。19世纪末,前两次浪潮衰微,以德国、意大利的统一,爱尔兰、波兰的独立为代表的政治独立浪潮兴起。政治独立浪潮后淹没于一战,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浪潮,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化。
民族国家的创建除了历时性,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通过统一的市场、行政管理体系、税收与教育,民族主义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方言、习俗与宗族,有利于创建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也要与其他认同——诸如宗教认同、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等,产生融合与碰撞,不是消除其他认同而是要消弭这些认同造成的民族之内的差异性,使民族认同高于这些认同,从而维系民族国家内部的有机联系。
对于民族国家的创建,我们要澄清两点:第一,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但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在现实中,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多民族国家,“这种局面不仅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移民也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在所有地方新型的人口流动特征均反映出国境线的疏松度”,而一旦移民群体由文化、习俗的共性上升到共同的政治诉求或行动,则成为新的少数民族。第二,我们应该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基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方式的经验认为只有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创建是一个长期而多样化的过程,民族主义有共性,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个性。就美国而言,虽然独立战争一般被看成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民族国家却不是在独立那天就完成了构建,“随着民族身份感明确地由政治上和宪法上的理念所确定以及被共同的历史神话和文化特征所强化”,它才真正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形成,但又不同于美国在宪政的基础上强化历史与文化特性,“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族主义认同取代文化主义认同,并在世界上彰显自己民族认同的过程”。#p#副标题#e#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包括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包括将既有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而民族国家之所以得以创建或既有国家要转变为民族国家,乃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族主义被看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即政治机器既明显区别于统治者,又明显区别于被统治者,在一个划定界限的区域内享有最高管理权,有暴力垄断的支持,并且作为国民对国家最低限度的支持或效忠的结果,这种政治机器享有合法性”。合法性是一国政府得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实现内部治理的重要基础。
关于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马克斯·韦伯曾总结出三种模式,分别是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与合法型统治。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最初产生并推动民族国家创建之后,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就在于其在合法性上比王权政治更为合乎大众的理性诉求。
在中世纪甚至之后的绝对主义国家状态中,将信仰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确保王权的神圣性,成为王室统治的凭依,但大众觉醒时代到来后,“国家的权力必须与统治者支持某种信仰的职责区分开来,这成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于是,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的理念为大众广泛接受并推动这些理念的实践。
前文已述,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的动员被大众阶层所接受并推动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时才真正形成,才构建出民族的大体框架。而民族主义意识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大众的动员,在于“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在政治诉求中,民族主义在深刻、平等的同志爱基础上,又进一步要求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公民权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公民权将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使民族成员更能认同现有国家或者创建新的民族国家。总之,“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了”。公民权同时也在民族内部社会一文化共性联系的基础上,加上了成员间的政治纽带联系,使民族国家不仅呈现出更大的团结,政府也更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得到了提升。
民族主义除了能够确定内部联系,还为确定边界提供了依据。“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的界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哪些应该或者不应该被包含在普通民众的范围之内”。主权强调了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民族则圈定了应该由哪些人构成一个国家。
可以说,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之下,以往国家政体赖以维系的君权神授、对王权的效忠或是传统宗教纽带的力量变得日益衰微。尤其是当工业时代来临时,要求国家更具统一性与效率性,此时“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比启蒙时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更好的统治模式”。
民族国家能够唤起觉醒的大众的拥护,使国家能力得到提升,其合法性开始远远超出之前的国家形态,也激起不断的传播与效仿。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革命运动,尤其是1830年后的革命运动,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自觉“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在此后,为了能够获得合法性,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不少王权制国家也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宣扬官方民族主义,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都曾经推行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无论是否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之下,都必须跟‘民族’保持一种‘有机关系’,这里的民族指的全体居民的集称”。
在欧洲国家纷纷创建实质性的民族国家或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寻求合法性时,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中还宣扬“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换言之,民族性不仅成为国家内部的认同来源,还成为殖民扩张的辩护词,似乎进行一种民族性与非民族性的区分,就能使殖民者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
殖民者在其殖民的过程中,虽然宣扬殖民地不具备民族性,却也将民族主义意识带到了殖民地区,甚至正是殖民宗主国的殖民教育激发了殖民地人民寻根问祖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及由此生成的民族主义。帕尔塔·查特吉将民族主义与新兴国家的结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殖民地的精英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效用,宣扬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将西方的物质优势与自身的文化精神相结合;第二阶段,殖民地精英们以民族主义发动群众进行反殖民斗争,又要在统治机构中尽量排除民众的作用;第三阶段是完成期,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它成了一种关于秩序、权力的理性组织话语。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变得土崩瓦解,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纷纷建立,当然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宣称自身是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以民族为根基,尽管很多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如1960年代时,尼泊尔政府宣称尼泊尔人具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君主制与民选议会的政治结构是民意的表现,政治边界的限定也来源于民众所居住的领土范围。
民族主义被现代国家视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依靠民族主义才能对外确定国家的边界,对内寻求对国家的认同。在真正的民族国家中,不仅要对外圈定主权的范围,对内还要真正实现平等的同志之爱,这种爱不是空言,而要通过一套制度实现和保障,这套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非威权专制或是寡头统治。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府没能在民众稳定的支持中推动国家发展,就在于它们没能真正实践民族主义原则,或者说没有完成民族主义整合。
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但在民族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又呈现怎样的态势呢,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笔者认为,当前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民族国家内形成了“国族”,即国家与民族的范围是同一的,国家(国族)之内又以民族主义原则进行民族(或用另一概念“族群”)细分;第二种类型是民族国家内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第三种类型是主权国家尚未真正进入民族国家阶段,民族主义整合任重道远。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不仅包括欧美大部分国家,也包括印度、日本、中国等,这些国家经由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日本探寻并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则经过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一百余年的历史。但民族国家的创建并不意味着国家内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同一性。“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民族的团结和整合是变量,不同的国家该变量可能不同,但国家内部的差别不会冲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有时也被定义为民族,这些民族是民族国家创建后依据民族主义原则对内部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共同体进行的区分,这些民族获得适当的政治权利但又都认同于国族。譬如中国56个民族虽有差别,但都认同于中华民族。同样的情形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在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不同的族群持续共存在一个(联邦)国家内,它们的成员称自己同时具有不同的族群认同和相同的民族认同”。国族的形成,使民族国家具备了凝聚力,民族主义成为“提升威望型民族主义”(prestige nationalism),民众为了国家繁荣、富强而奋斗或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爱国主义。#p#副标题#e#
国家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第二种类型是民族国家内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情况又可以区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宣称该民族久已存在,只是处在弱势地位。另一种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渐趋滋生出对亚文化群体的认同超过了对国家(国族)的认同,并强调该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权利,由此产生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民族国家内的民族主义,其政治诉求可能要求国家对该新生民族的政治权利给予适当认可,如适当的自治权,毕竟“没有一种安排对每个人都许以民族自决,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要求精心设计的宪法工程”;其政治诉求也可能是从现有民族国家分离出去,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使民族国家向碎片化发展。那些要求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多被称为分离主义或者分裂主义。笔者在这里想对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区别认定。分离主义是新的民族主义确实出现,民族范围已经由民族主义确定,该民族整体要求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分裂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民族主义,所谓民族精英分子鼓吹的民族分离主义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甚至新的民族并不存在。这时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被利用或者被偷换的概念。从法理上来讲,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分裂主义都不具备合法性。
在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中,还存在国家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第三种类型,即主权国家虽然宣扬自身是民族国家,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的民族主义。以尼日利亚为例,“英国人在1960年离开尼日利亚更多地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而非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驱使。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如我们所见,既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国家不应该被称为民族一国家,而应该被称为国家一民族,因为这些国家“政治权力与主权先于自觉性的民族性与文化整合”。目前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社会整合,各自独立甚至对立的部族或部落成了社会的根基。没有经过民族主义整合削弱了国家的同化能力,反过来国家同化能力低下又影响了民族主义整合,“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新兴国家中,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同化力没有阻止住族裔抗议和分裂,更不用说破坏了族裔界限与文化”。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造成很多国家出现了种种问题。“民族一国家一方面要打破个人的传统(或者说原生)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民族观念的构建又要求助于某些传统的认同因素”。对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来说,如何在打破与构建间寻得一个平衡点是关键所在。以民族主义进行社会整合,使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高于其他认同成为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构建了民族,以民族为根基,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对外确定边界,对内缔造大众的平等性关系,强调公民权,以此维系社会的有机关系。民族国家已被证明优于其他的国家组织形式,并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就已消失,民族的自治运动、分离主义还存在,有些国家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外表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实质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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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Kemalism;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
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法兰德斯(Flanders)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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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振兴发展。因此,“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忠诚可靠的接班人。大学生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腐蚀拉拢和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目标。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安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者和关键对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高校要把国家安全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抓出特色抓好成效,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1.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社会也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处于和平稳定时期。但是,当前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强,西方国家不愿意中国顺利崛起,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同时,国内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国防安全形势严峻。一些大学生缺乏对国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正确判断,对国家当前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潜藏的危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认识有误区,缺乏对其全面、正确的认识。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化、全球化成为网络的特点。人们更多关注国家综合实力、人力资源和科技的较量,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受此影响,一些大学生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降低了对敌势力干扰和破坏的警觉,国家安全意识淡薄。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国家的安危与大学生自身的安危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全认知仅仅停留在军事等方面,还没有延伸到信息以及经济等方面安全领域。
2.高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一部分高校认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忽视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他们不但没有制定专业的计划,也没有专业的授课老师,教材不规范,教学内容和结构都不完善。简单以讲座或以校报、广播等媒体的宣传,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由于教育手段单一、缺乏互动,教育效果不明显。
二、加强和改进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拓宽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途径。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更加紧密,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丰富和便捷,思想倾向更加多元化。大学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一般都集中在军事方面,这种旧的教学方式,因为它的限制和单调,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安全教育。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意识一定要得到提升,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其中,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这是互联网时代高校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这种情况,高等学校一定要对互联网领域进行主动的开发,在大学校园中建立起“喜闻乐见”的主体性的网站,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之中充分地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进而让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更加多元化,更加生动形象。此外,在大学校园中,一定要建立高校的网络管理系统,对学生在网上散播的知识进行适当的采集,对网络的环境进行相应的净化,对大学生在网络中传播的不好的信息进行及时的纠正。
2.改进国家安全的教育方法。高校应重视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提高他们从事国家安全教育放入教育教学能力。使国家安全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以此同时,在大学里要编写以德育为基础,以法律为根据的课本,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另外,还要保证必要的授课时间,确保取得预期效果。首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高校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时候,通常都是老师一味地进行讲解,要对这种方式进行改进,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还要激励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相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教育教学手段,寓教于乐,变简单的灌输、被动的接受为自觉参与,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创新教育形式,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探索国家安全教育手段的实现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和动力。随着QQ、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的广泛运用,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带来了便捷,微信、微博的多种功能,使得教学过程可以向课堂及校外部拓展。第三加强国家安全思想的熏陶,营造大学生关心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在课堂理论教学中,结合当前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组织组织专题讨论,分析热点问题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让学生加深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思考。
3.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强化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辅助,帮助学生学好政治和相关的学科,还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分析目前国家的形势。把国家安全教育落实到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中,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堂教学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要让所有大学生都意识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强国梦的前提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提高大学生要肩负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其次,加大对大学生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及基本国情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提高大学生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要利用这些教育,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近现代中国面临过的苦难及屈辱,明白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加强大学生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国家培养国家安全意识强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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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医学是一门重要的医学实践课程,其主要内容包括总结相关疾病高危人群基本特征、分析相关疾病形成因素和作用机制、探讨相关疾病预防对策、进行健康管理实践等项目,而提高人群的防范意识、有效预防疾病发生、提升人类健康质量则是本课程的核心目标。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预防医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1以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中心搞好预防医学教学工作
目前,大多数预防医学教材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卫生学、职业卫生和职业病、营养与食品卫生、疾病预防和控制、卫生统计、流行病等。按照目前我国对基层医疗人员的能力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增加社区卫生服务、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策略、新发传染病的防治等内容。预防医学分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两部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且要使学生树立预防为主的观念,特别是临床医学专业的学生,往往只看重本专业的核心课程,认为预防医学无关紧要。因此,教师要通过有效的教学手段,转变学生的医学观念,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毕业后能自觉将预防医学知识应用到医学实践中,从而培养合格的、面向社区的、全面型的医学人才。
1.1理论课采用丰富的教学手段,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目前,大多数高校已经实现多媒体教学,其与传统教学比较,可以在相同的时间内提供大量、直观、生动的信息。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照本宣科,应利用多媒体将文字、图片和视频有机结合起来,讲课内容尽量贴近生活。如讲维生素C时,可以讲述哥伦布在探险过程中是如何发现可以预防和治疗坏血病的故事;讲环境污染物铅、镉对人体的危害时,可以播放新闻调查等视频,以事实加深学生的印象,然后让学生分组讨论,在讲台上讲述自己在生活中遇到的环境污染事件;讲尘肺时,可以引出我省的开胸验肺事件,让学生讨论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这种参与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提高口头表达能力,体现以人为本的创新教学理念。预防医学会涉及解剖、生理、病理、生化等基础学科的知识,很多学生课前不预习,无法看懂这些知识,从而失去学习的热情。因此,教师可以采用提问等方式督促学生做好课前预习,复习相关的知识。同时,教师要注重语言艺术,在课堂中可以使用网络语言,从而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活跃课堂气氛。
1.2实验课采用小组讨论的形式,注重实践应用
预防医学实验课中流行病与卫生统计部分占的学时比例较大,这两部分内容主要讲授的是方法学,理论和公式比较多,在今后的工作中会经常应用到,而有些学生在高中学的是文科,数学基础较差,因此仅仅依靠课堂的时间消化这些抽象知识难度较大。通过对我校临床专业学生的调查发现,很少有学生在课后对流行病和卫生统计这两部分内容进行复习,鉴于此,实验课应多安排流行病和卫生统计的内容。以往的实验教学通常是教师出一道或两道计算题,让学生参考书上的例子进行解答,学生普遍反映只会“依葫芦画瓢”,对理论课上讲授的知识如何应用没有理解和掌握,此种教学方法缺乏对学生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此外,有些院校受教学条件的限制,无法让学生上机练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实验课的形式和内容进行改革,如可以让学生运用现况研究的方法使用调查表实地收集、整理资料,然后运用统计学知识对数据进行编码和资料类型的转换;有条件的院校可以让学生学习用软件进行信息录入,建立数据库,然后对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描述,并根据研究目的采用合适的统计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作为咨询者引导学生,不受学时的限制,让学生自己支配时间,独立完成任务。这样可以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其在实际中熟练应用流行病学和医学统计学的知识。
1.3严谨治学,不断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
做好教学工作,首先要有一个积极的教学态度,不断拓宽知识面,在课堂上与学生积极沟通,用自己的教学热情感染学生。课本知识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教师应经常学习、开阔眼界,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其次要加强科研工作。只有拥有一支高素质创新型的教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实用型、高技能型医学人才。医学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实践性,教师在科研过程中收集的资料不仅可以丰富教学内容、开阔学生的视野,还可以成为激发学生思考的动力,使学生初步建立科学的思维方法。我教研室正在进行农村学龄儿童营养干预的项目,可以在课堂中将项目的开展过程向学生讲述,并将涉及的营养学基本知识、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医学统计学的统计方法进行介绍。
2考核方式的改革
预防医学知识零碎、自成体系,高职院校预防医学的教学内容基本上是本科教材的压缩版,传统的考核方式主要以闭卷笔试为主,理论分值较大。这种考核方式虽然操作简单、便于评分,但导致许多学生平时不用功,考前采取突击背诵的方式过关,因此有必要对这种考核方式进行改革。笔者认为,可以将考核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提高实验成绩和平时成绩的比重,在每一部分内容结束时,进行单元测试,使学生重视学习的过程。在期末考试中,除了闭卷考试以外,还可以增加实践技能考试,并将成绩计入总成绩,例如教师可以在课程快结束时出几个题目让学生自选,学生通过图书馆或上网查阅资料,以综述或调查报告的形式上交。通过考核方式的改革,使学生端正学习态度、注重平时知识的积累,更好地体现考试的公平性。
摘要:
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将来顺利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事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必备能力之一。培养医学生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我国现阶段医学教育的一项重要课题。经过多年摸索,我们主要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设语言训练类课程和鼓励学生参与课题研究3方面来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效果显著。
关键词:语言沟通能力;预防医学;培养模式;医学语言学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疾病谱的改变,公共卫生问题日趋复杂,传染性疾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妇幼和老年人健康问题等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水平与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存在相对较低的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除了急需一支知识结构合理、专业能力强的高层次公共卫生人才队伍外,还对其所从事的医务活动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与所服务的对象建立良好的关系。良好的语言沟通是协调关系、彼此信任的重要途径,是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将来顺利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从事社区卫生服务、提高全民健康意识的必备能力之一,也是我国现阶段医学教育一项迫在眉睫的重要课题。
1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势在必行
1.1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实现医疗改革目标的需要
2009年3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新时期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下简称医改)的主要内容是“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形成四位一体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方案立足国情,着眼于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将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作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要求“到2020年,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改任务的完成和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医务人员综合素质的提高。这就要求从事公共卫生服务的医务人员不仅了解、掌握医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了解、熟悉人群的心理、人格特征等,建立和谐、平等、相互尊重、相互依赖的医群关系。因此,医群沟通技能培养是实现医疗改革目标的需要,也是高等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1.2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成为一名合格医务人员的必备条件
世界医学教育联合会著名的《福冈宣言》指出,“所有医生必须学会交流和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缺少同情应该看作与技术不够一样,是无能力的表现”。这是对所有医务人员最基本的要求,尤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健康意识增强,从事基层医疗服务活动的人员必须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因此,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作为医疗队伍的后备力量,必须掌握良好的语言沟通技巧,提高人性化医学服务水平,成为现代医学模式所要求的合格医务人员。
1.3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提高实践质量的有力保障
预防医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医务工作者,仅仅掌握书本上的基本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所学理论知识,锻炼各种能力。因此,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成长必须经历实践阶段。这一阶段是培养学生医学思维、锻炼应变能力的必由之路,而人群是影响实践质量的关键因素。要圆满完成实践任务,提高实践质量,就必须加强与人们的交流沟通,建立和谐医群关系,才能取得人们的信任与配合,获得更多实践经验。
1.4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是高尚医德的本质反映
“言为心之声,语为情之感”。医学语言运用问题,从形式上讲是掌握医学语言艺术、遵守医学语言规范和要求的问题,实际上它是医务人员对人群情感、态度的体现,是医德医风的本质反映。医务人员不同的语言表达方式和风格,反映出不同的精神面貌与道德修养。医务人员要态度和蔼、真诚,通过良好的语言沟通能力来展示自己高尚的医德。
2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需要综合型、复合型医学人才,除了要求医务人员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与技能外,还在综合素质、人文素养等方面提出了较高要求。尤其是医疗改革工作的推进和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开展,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能力、表达能力方面提出了更高要求。但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在语言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主要表现如下。
2.1对语言沟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许多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对医群沟通、医群关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对“健康”定义的认识,低估了社会、心理、环境等因素在社会实践中的作用,目光只停留在医学知识传播上,而忽视了人群心理与情感需求。这种只关心疾病不关心病人的现象在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践中普遍存在。有的学生仅按部就班地执行教师交给的任务或满足于医学知识传播,不愿真正关心服务对象,不与服务对象交流或交流很少,使后者感觉不到被关注、被关爱、被重视,进而影响自己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
2.2没有掌握必要的语言沟通技巧
以往医学院校都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三基”上,在语言沟通方面没有针对性训练,学生缺乏必要的沟通经验与技巧。在与人群接触时,有的学生忽视了对服务对象心理因素的观察与研究,讲解知识时语言生硬、缺乏亲和力,询问病情时只顾收集信息,不能全面考虑病人的感受,让对方心里不舒服。有的学生因说话方式不恰当,导致沟通过程不愉快,无法达到预期沟通效果,从而影响了现场实践的正常进行。
2.3轻视语言表达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
很多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往往只重视专业知识学习,忽视了自身语言表达能力和人文素质培养,语言表达能力及社会化程度很低,不了解风土人情,对人群缺乏理解、同情与关怀[1]。现场实践时,由于实践内容和方式、生活环境、接触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往往表现出与环境不协调、与人群沟通不畅等问题,大大阻碍了现场实践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严重影响其将来的就业和发展[2]。
3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的途径
我院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上述情况,采取以下措施,目的在于培养和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及沟通能力,强化实践能力与技巧。
3.1实施专业能力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我院在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时,实施专业能力教育与实践能力培养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即课程学习、专业实践、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培养模式,重点培养其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综合能力。课堂教学中实施PBL、TBL教学法,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专业实践注重培养专业技能,特别是解决实际问题能力;课题研究要求学生具备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基本素质,能够将所学知识和技能充分运用于实践,通过课题研究与论文(调研报告)写作进一步提高分析、解决公共卫生问题能力。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按照教学大纲安排在不同学期进行,而课题研究则结合教师的课题或者暑期“三下乡”活动,让学生参与进去,培养其理论联系实践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2开设医学语言学课程,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
医学语言学是一门研究医学活动中医务人员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学科,和许多学科都有着密切联系[3]。学习医学语言学,不仅是医学教学改革的需要,也是医学模式转变、基层社区卫生服务的客观需要。医学语言学课程开设的目的是使广大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正确认识医学语言学的基本理论,掌握运用医学语言的基本技能,把握医学语言职业变体的客观规律,提高医学语言的表达能力,适应各方面对医学语言的要求,尤其是医疗改革对语言沟通能力的要求,为今后从事公共卫生服务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传统医学教育体系中没有医学语言学课程,普通的人文学课程又脱离医学专业实际。学生在校期间缺乏对医学语言表达能力的专门训练,完全是在毕业后漫长的实践中摸索出来的[4]。由于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培养缺乏相应的理论指导,致使一部分学生语言素养差,与人沟通时语言简单,缺乏条理性、逻辑性,和群众交谈时语意模糊不清,交流思想、表达感情、传递信息的方式缺少创造性。这些问题严重影响着医疗服务质量和医群关系的和谐发展。我院针对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的客观情况,面向大二以上学生开设医学语言学选修课,分别从医学语言的本质、特征、类别、应用等几方面进行介绍,重点讲述医务人员加强语言修养的必要性、语言修养的内容及途径。从医务人员和人群的语言沟通入手,结合实际,通过课内外大量实践训练,提高学生书面语和口语表达能力。课堂上我们设置特定场景由学生演示再展开讨论,课外组织学生结合实习、见习生活围绕某一主题开展辩论活动,从而加强语言沟通能力训练。课内外语言沟通能力训练不仅使学生从理论上深入理解了医学语言,而且提高了其口语表达能力,使其能够有意识地运用语言具体、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3.3通过课题研究,培养预防医学专业学生现场实践能力和语言沟通能力
知识和能力都来源于实践,素质更需要在实践中养成,实践教学环节对于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沟通能力尤其重要。我院根据教师专业和研究方向,组成疾病预防与控制、妇幼保健与生殖健康、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等导师团队,以强化实践教学为着力点,建立了一批以课题研究(重点是社区公共卫生服务工作,如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建立与管理、农村学生营养改善与营养健康状况监测等)为中心的现场实践基地,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预防医学专门人才。
3.3.1农村社区妇幼保健课题研究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和妇幼保健项目为中心的陵水县农村社区妇幼保健实践基地,每年承担美国犹他大学医学生社会实践带教任务,利用暑期开展学术交流和科研课题研究,2006—2009级部分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也全程参与。4年来,我们和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一起与陵水县妇幼保健院合作开展农村社区妇幼保健工作,包括收集妇幼人群健康信息、主要健康问题与原因调查分析以及健康干预等;同时,还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提供技术指导。在陵水县妇幼保健院及各乡镇卫生院开展的中美大学生联合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到目前为止,我院与美国犹他大学医学院共同撰写发表科研论文15篇,其中SCI论文两篇。我院长期与美国犹他大学合作开展农村妇幼营养改善工作,将公共卫生研究领域的新方法和新技术运用于基层,同时也使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一开始就具有国际化视野和国际合作经验,不仅学会如何与国际同行交流、与基层群众有效沟通,而且提高了英语口语表达能力。
3.3.2城市社区慢性病综合防控课题研究海口市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创建国家级慢性病综合示范区,承担辖区内城市居民的社区诊断、慢性病监测、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高危人群发现与干预及患者管理等综合防控工作。我院已与海口市美兰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议,该单位成为我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城市社区慢性病防控实践基地。我院2007级两名学生在该疾控中心实习,由于专业能力、组织能力和沟通能力都非常突出,毕业后留在疾控中心工作,一年后成了单位的骨干力量。
3.3.3农村学生营养改善与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健康教育课题研究2013年,在海南省教育厅和海南省卫生厅的支持与领导下,我院开展了海南省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评估项目,对琼中县1440名中小学生的营养监测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并协助琼中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现场工作。同时,与琼中县教育局合作开展中小学学生营养问题调查和营养状况监测,主要工作包括学校营养午餐的食谱制定、师生及家长的营养健康教育、学生营养健康状况监测和学校营养午餐的效果评估等。琼中县也为我院预防医学专业学生提供实践基地,安排学生在该县的中小学长期开展学生营养监测、健康教育和疾病防治等课题研究。在这些课题实施过程中,从课题总体策划、调查问卷设计、调研过程具体实施到后期数据处理、论文(调研报告)撰写等,全部是在教师指导下由学生独立完成。学生从没有头绪到思路清晰,从羞于现场问卷调查到轻车熟路,从看着一堆数据无从下手到多种统计方法、统计软件运用自如,进步非常明显,不仅锻炼了项目策划能力、现场实践能力,而且提高了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在注重学生综合能力培养的总体目标要求下,我院预防医学专业毕业生已逐渐成为海南省各级公共卫生机构独当一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均得到用人单位较高的评价。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语言沟通能力培养是因为其将来服务的对象是渴望得到关怀、渴望解决健康困惑的人群,医务人员的一言一行都与人群健康息息相关。医学以人为本,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必须加强预防医学专业学生专业知识储备、语言沟通能力、现场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社会急需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实践性预防医学专门人才,真正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
参考文献:
[1]马婷,倪虎波.浅析医学院校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途径[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0,23(6):58-59.
[2]张芳贤.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在大学生就业中的重要作用[J].社科纵横:新理论版,2008,23(12):239-241.
[3]李永生,朱海兵.医务语言学概论[M].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4]程晶.从课程的视角看我国大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的培养[J].滁州学院学报,2012,14(6):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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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行为,是一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法性制度安排。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审计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现行国家审计体制优势分析
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体制建立于80年代前期,适应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监督的重要形式。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审计机关设在政府,审计职能与政府机构其他职能相结合,使审计工作能够服务于经济工作中心,促进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部门,在政府的领导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下,能够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审计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及时转化为政府的行政命令,增强了审计的时效性和约束力。三是按照现行双重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使审计按照国家统一的法制要求实施;审计机关行政管理以各级政府为主,有利于各级审计机关主动根据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经济调控的需要,适时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由于人们对行政权力长期的习惯和认同,使行政型审计体制能够广泛而迅速地得到社会各界接受和认同,积极配合和协助审计工作。
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不足
独立性缺失。独立性缺失是我国现行国家审计模式最根本的不足。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自始自终不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但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使国家审计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其独立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组织独立性缺失。从我国国家审计的机构设置来看,国家审计署作为最高的政府审计机关,归属于国务院,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对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各级地方审计机构既是同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又要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审计工作,其组织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②人员独立性缺失。审计机关的领导人由同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提名,报同级人大会会决定任免,副职由同级政府任免。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因而被任命者领导审计机关在对任命者领导的政府部门审计时,难以有效发挥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其审计职责履行难以到位。③经济独立性缺失。由于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这势必影响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尤其是政府财力紧张的地区或时期,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损害。我国现行国家审计制度规定审计结果的报告路径是审计机关向政府汇报,政府将结果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再告之社会公众。同时,我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但并没有将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作为审计机关的法定义务,审计机关在可以公布也可以不公布审计结果的选择中。因此,现行制度下,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位。
通过以上各种观点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经济、法律环境等的改善,国家审计体制应该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国家审计体制的目标应该是立法型,但鉴于目前的各种困难,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可采用渐进式改革。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国家审计的功能定位应该从合法性审计为主转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如果国家审计长期持续地以合法性审计为重点,就会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产生重叠,从而导致权力制衡低效。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越来越关注政府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要求国家审计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转变。正如杨时展教授所阐述的,在民主的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能有所限度的“取之于民”,过此限度,人民有权拒绝。至于“取之于民”的资源如何花费,人民并不过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逐渐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不按照人民意志来使用资源,人民就要求他负政治责任;随着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权利的再进一步增长,人民又进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如果用于民而不经济,用于民而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那么政府仍要对此负责[4]。
两难困境: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现实矛盾
尽管我国国家审计经历了合法性审计、财政收支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的变化过程[5],但从审计实践看,国家审计仍然着重于合法性审计,而合法性审计更是着重关注于大案要案的审查。之所以形成对国家审计的这种角色定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早期的审计理论研究中,强调审计监督必须要有依据。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一种形式,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就是就各种有关经济行为的法律,这就是合法性审计的形成基础。二是在早期的审计实践中,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存在许多不合法、不规范的地方。加之当时的司法体系不够完善,司法力量相对薄弱,对违法经济行为(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难以到位。这就必然造成在传统上作为经济监督主体的国家审计过度关注合法性审计,并以此来弥补司法监督的不足。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政府为了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维持市场秩序,必然要取得财政收入以满足进行这些活动所发生支出的需要[6]。在财政收支规模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这些支出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取得了很好的绩效就成为政府最高层和民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国家审计必然要面临转型,即从单纯的合法性审计向在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同时加强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转变。尽管如此,较长时期的合法性审计实践所形成的惯性作用使得这种转型相对缓慢,即便是在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时,国家审计也较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大案要案上,而这些大案要案实际上最终都涉及违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国家审计仍然主要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客观事实。四是国家审计在其审计实践中发现,进行合法性审计、抓大案要案更容易取得实效并迅速地形成社会影响,对审计地位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无论审计的角色定位怎么变化,从社会的期许和国家审计的本身需要出发,国家审计必然会更加偏重于合法性审计。五是国家审计能够为司法主体查处经济违法行为提供最有效的证据。查处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时一般都可以在会计信息体系中获得相关的证据,由于审计主体的审计对象主要是会计信息体系,因此审计在提供这种证据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司法主体为了改变在取证上的劣势,也在引进法务会计,这正好说明了会计信息体系对经济犯罪取证的重要性。
但是,国家审计在长期偏重于合法性审计的实践中,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出现重叠,常常会令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无论哪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法治,必然会制定法律标准以约束各种主体的社会行为。法律标准通常是人们行为约束的最低规范,它规定了人们“不许为”的行为。为了保证各项法律能够被严格实施,任何国家都要建立庞大、严密的司法体系,对各种违法行为实施坚决有力的监督和惩处。在设立国家审计后,如果国家审计也把合法性审计作为其主要的角色定位,必然就会产生以下矛盾:第一,整个司法体系依据其角色定位,必然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那么,国家审计的加入无疑意味着监督行为的交叉重复,这就导致或者国家审计挤占已有司法体系的监督“地盘”,抑或国家审计只是为已有的司法体系监督锦上添花、拾遗补缺,国家审计没有自己独立的角色定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前者显然是不能存在的,法治国家所形成的司法监督体系是一个完整体系,不可以被改变。因此,国家审计主要以合法性审计为主,实质上意味着其角色定位并不明确,也就是没有进行自身应该从事的监督行为。第二,在合法性审计实践中,审计难,审计结果处理更难,这也显示了国家审计的两难困境。进行合法性审计必然与司法监督交叉重复,特别是在处理大案时,按照权力分工,国家审计因无司法权无法进行刑事处罚,而大案要案最终必然要涉及刑事处罚。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审计查出了大案要案,却无刑事处罚权,从而使得国家审计的角色转化成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在合法性审计上,国家审计监督只是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一旦不进行监督,国家审计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使得国家审计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家审计如何才能走出这一角色定位的误区并回到其应有的角色定位上[7]?下面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西方实践: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历史线索
在西方,以美国国家审计为代表的国家审计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应该以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作为重点[8]。1921年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审计总署(英文简称GAO),该署隶属于国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支出带来了巨额的联邦债务,但由于财务管理混乱,国会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助控制联邦支出。1921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法案》要求总统编制联邦支出年度预算,同时该法案还提出设立美国审计总署,由该署负责调查与公共资金收入、分配和使用相关的所有事项,并提出改进公共支出经济性和效率性的建议。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是检查政府财政支出的合规性,审计方法以支出凭证检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从检查支出凭证为主转到综合性审计,审计重点开始从合规性审计延伸到绩效审计。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急剧上升,支出凭证数量巨大,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压力剧增,即使新增众多雇员,也无法审计完所有的凭证。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二战后美国审计总署将检查凭证的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并开始运用综合审计方法对政府部门实施更广泛、更综合的经济性、效率性审计。同时,美国审计总署与财政部、预算管理局共同协助政府部门完善会计系统和费用控制。1945年颁布的《国有公司控制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国有公司和混合所有权公司进行综合性审计。1950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程序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制定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并对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进行审计,该法案为综合性审计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动荡,政府开支急剧上升,国会日益关注政府项目的实施情况。由此,美国审计总署开始实施项目评估。1967年,在1964年颁布的《经济机会法案》修正案中,美国审计总署被授权对“反贫穷项目”进行审计,负责审查该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效果。1969年3月,美国审计总署提交了一份关于该项目的总结报告和60多份补充报告,报告中说明:反贫穷项目中有些项目需要改进管理,有些项目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另外一些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美国审计总署的最终结论是尽管反贫穷项目已经运行4年,但是它们的管理机制仍需要重大改进。这份报告获得了普遍认可,同时它还促使国会在1970年颁布的《立法重组法案》和1974年颁布的《国会预算和截流控制法案》中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联邦政府活动进行项目评估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美国审计总署更加关注联邦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如检查政府运作中的高风险项目、密切关注预算中的赤字问题以及改善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1990年颁布的《首席财务官法案》和1994年颁布的《政府管理改革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政府部门的财务报表和联邦政府主要部门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将绩效预算、绩效评估、绩效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管理制度,要求联邦部门与单位提交年度绩效报告,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项目评估这一新的绩效审计方法[9]。2004年根据《审计总署人力资源改革法案》,美国审计总署改名为美国联邦问责署(英文简称GAO),更好地体现了总署“协助国会实现宪法责任、提高联邦政府绩效和保证联邦政府对美国公民的责任”这一使命[10]。今天,美国联邦问责署秉承着“责任、公正、可靠”的价值理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着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以下若干关于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结论。
首先,国家审计从设立之初就主要进行财政收支审计。早期着重于合规性审计,然后扩展至绩效审计。在进行财政收支合规性和绩效审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发现违法行为,但发现违法行为不是审计的基本职能,而只是国家审计行使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基本职能的必然产物[11]。国家审计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必会将有关责任人移至司法机构查处,这仍然说明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应是由司法体系完成的基本职能。
其次,国家审计从事的合规性审计是以预算法案为依据的。预算法案虽然称之为法案,但却与其他法律存在根本差别。预算法案是在每个财政年度由国会批准形成的,它必须根据未来每个财政年度财政收支的实际需要逐年编制,逐年批准。而其他法律一旦制定,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任何行为主体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预算法案如果没有实际履行,很可能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所致,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只有那些在预算收支过程中违反了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才可能绳之以法。这就如同企业预算没有被实际执行,不能称之为违法行为。而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违法的行为,才可能被绳之以法。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预算法案合规性审计的实质含义是各政府部门或项目是否按照预算的标准进行预算收支,如果没有执行预算的收支标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纠正。所有这些审计内容显然不是指预算收支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至于后来国家审计将合规性审计延伸至绩效审计,审计就不仅仅监督预算收支的标准是否被执行,更是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这种审计开始着重于财政收支结果的评价,而后又前推至财政收支预算的评价,从而使得绩效审计能够贯穿始终。在绩效审计的基础上,再对与合规性和绩效性对应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进行评价,而这些都不属于合法性审计的内容。
再次,国家审计在监督预算法案执行中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时,必须要了解有关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的信息。为此,国家审计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或项目提供相应的会计报告,这就形成了政府部门或项目的会计报表。国家审计要确定预算法案是否被执行,就必须了解政府或项目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告,将报告结果与预算法案进行比较,进而确定预算执行的差异。此时,应重点关注有关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国家审计必须确定这种真实性,进而相应形成了国家审计的鉴证业务。由于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业务,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报表鉴证都是由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企业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进行,政府则由国家审计进行。就专业性而言,司法系统难以胜任报表鉴证工作;就会计报表鉴证的依据而言,主要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一般属于公认或行政规范,依此进行的审计仍然可以归为合规性审计;更为重要的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报表形成的依据,不具有法律的严格性和唯一性,而通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对会计要素进行有一定弹性的确认和计量,这在会计界和审计界称为职业判断。正是这种职业判断使得会计报表鉴证与司法中的违法鉴证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使得国家审计专门从事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成为必要。
最后,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进行合规性、绩效性审计以及相应的鉴证业务审计,进而延伸至内部控制和管理评价。在执行这些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和项目管理状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包括:政府宏观管理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行政运转的效率及其成因;项目实施的效果及其成因;项目管理的效率及其成因等。国家审计还可以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从而形成了国家审计的另一相应业务即审计咨询。审计咨询是在其他业务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它不仅为新预算法案的编制提供重要依据,更是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政府的行政运转、重大项目的管理提供建设性建议。
总之,国家审计无不紧紧围绕政府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基础开展审查和评价工作。
逻辑推演: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理论分析
研究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就必须要将其置于整个国家政治架构之中进行分析[12]。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分配采取的是三权分立模式,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离,国家审计代表私权主体从外部对公权主体即政府的公权进行监督,进而形成权力的制衡[3]。若想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国家审计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司法系统角色的区分。司法权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保证立法当局制定的法律能够被有效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不仅对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也对行政当局是否依法行事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因此,政府行政部门及其人员行为的合法性是通过司法监督进行的。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司法系统行使司法权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必须看到政府行政部门的行为不仅涉及是否合法,还涉及是否合规、是否有绩效,司法系统只能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法性,而无法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1316]。对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的重担必然落在国家审计的肩上。
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就合规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或为了保证重大项目目标的实现,都会制定相应的目标、标准、流程、手续或行为规范等。这些目标、标准等是否被政府部门遵照实行,将会影响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并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政府部门自身的运转效率、重大项目的实际效果以及项目管理的效率。就绩效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是否实现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的目标,或者通过项目支出是否实现了项目的预期效果,要了解这些信息就必然涉及投入产出的比较。在西方,国家审计所进行的这方面监督称为绩效审计,通常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进行项目评价。这“三性”要求政府(或项目)用较少的财政支出、高效率的行政运转达成最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即提供的公共产品充分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公共秩序井然有序,项目实施后社会经济效果显著。我们以政府必须实施的预算法案为例就可以进一步认清这两者的本质特征。预算法案规定了预算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细化到每一个部门在未来财政年度所必须完成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社会秩序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一般都会有明确的质量和数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此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跟着事的大小、重要性程度和效率高低走”。在实际的预算支出时,还要确定预算支出中每一个支出事项的支出目标、支出标准、支出手续等。国家审计要监督政府部门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定,这一审计行为就是合规性审计。不仅如此,国家审计还必须审查预算执行的绩效性,这一工作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预算法案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财政支出是否节约并能达成预算目标,即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二是预算执行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预算支出在实际支付后是否得到了最大的节约,是否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预算目标。在进行这一评价时,如果只是审查预算实际实施是否与预算法案一致,则仍然属于合规性审计;如果审查预算实际上需要多少财政支出,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达成怎样的目标,此时显然就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那么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对政府部门进行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监督为什么不能由司法系统替代,也就是说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体系中,为什么在司法监督之外必须产生国家审计?
政府部门的行为涉及三个基本属性:属性之一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任何政府行为违反了这一标准就是违法的,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属性之二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规性。为了保证政府部门的行政运转效率,政府部门必须制定相应的行为目标、标准及程序。这些规定与法律规定不同,法律规定意味着被规范的行为主体哪些事情是不可为的,若为者就是犯罪;而政府部门为了行政运转而制定的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遵循它就会提高效率,不遵循它就会降低效率,这里违者不属于犯罪,而是属于低效、无效或者差错行为,违者所受到的处罚通常是行政处罚、降低收入或赔偿等。因为行政效率的高低很难找到一个唯一、客观的标准,所以为行政运转而制定的各种规定需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性地进行调整。属性之三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绩效性。绩效性只是表明政府部门行为的优劣,而无关对错甚至犯罪。对和错是有标准的,犯罪也必须有严格而且唯一的法律依据。但是绩效的优劣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到唯一、客观的标准,从而也就无法对其做出法律层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将上述三种属性以政府预算为例做出进一步解释。如果在预算支出时,将支出的钱为个人所用或挪作他用,属于违法;如果在支出时,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流程支付,属于违规;如果支出的成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属于低效。
由于政府行为存在上述三种属性,不难看出,仅仅依靠司法系统所进行的司法监督只能解决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却无法控制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规和低效问题。在西方,如果仅仅只是形成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必然会导致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漏洞,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就不能有效进行,出现权力“寻租”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府集中了庞大的财政收入,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共秩序的维护日显重要,社会的经济性、政府的经济职能日显突出。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特别是绩效性就显得更为重要。此时,必然要求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有这样的主体,由该主体行使对政府部门合规性和绩效性的监督。显然,由司法系统担当这一使命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法律标准具有唯一性,而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很难找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唯一标准,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更多的是因时因地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进行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行为特别是经济和行政管理行为的合规性、绩效性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这也是司法系统监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为了弥补司法系统监督的缺陷和政府部门行为监督的漏洞,国家审计对政府部门经济行为合规性、绩效性的监督才显得尤为必要,这正是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应该主要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换句话说,国家审计应该主要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要使国家审计充分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就必须要提供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要编制有效可行的国家预算,且这一预算必须成为政府行为的指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像制定企业预算那样制定国家预算,这样的国家预算可具有法的效力,同时,在编制预算时必须贯彻“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必须与事的效率匹配”的原则。二是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非营利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会计制度,依此所形成的会计报表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财政支出及其效果的客观状态。三是政府部门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有效的、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依此制度所形成的行政运转效率和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能够得到切实保证。相应的,国家审计也必须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审查评价。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国家审计属于行政型审计体制,政府审计部门隶属于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及其所属各个层次所发生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即依法行政。也就是说,行政运转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合法,这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必须对人民承担的基本义务。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为了保证自身行为特别是所属各层次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必然会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履行监督之职。由于政府审计本质上具有“大内审”的特征,它可以也必然需要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各层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正是我国政府审计或者说行政型政府审计必然也较多地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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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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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当代大学生应怎样维护国家安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作为当代大学生应怎样维护国家安全,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近年中国周边局势的动荡和国内矛盾的复杂化,更需要青年学生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需要提升国家安全意识。从河北省几所高校调查来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状况令人喜忧参半,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法;爱国主义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国内外形势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致使我国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主体要素发生重大改变。在新时期,国家安全不再只是对外关系和军事安全,贫困、恐怖主义、民族分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完整、安全与稳定,而且每个公民的国家观、爱国情感、团队精神、危机意识、凝聚力与向心力、知识水平、心理素质等国内因素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正在高校求学深造的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正在或将要在化工、金融、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等专业学习和研究,将会掌握高端科技知识、信息,引领未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西方敌对势力腐蚀拉拢、搞“和平演变”的重点目标。可见,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水平,将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整体面貌,关系到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高校在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近两年通过对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廊坊师范学院、唐山师范学院5所院校的心理学、法学、对外汉语、土木工程、生物科学、新闻采编与制作、思想政治教育、化学材料、历史学、金融与证券、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12个专业的750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令人喜忧参半,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宏观安全形势有基本准确的判断,都能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多数还停留在军事战争、政治颠覆的传统认识上。在“你认为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哪些安全威胁”、“目前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等问题上,有60%左右的学生选择了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即使有40%左右认识到与传统国家安全的内涵有所区别,但认识不深,仅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等等在新时期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忧患意识强,但预防意识和保密意识差。有69%的大学生认为,我国仍然有一些安全威胁,21%的学生认为中国不太安全,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他们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忧患意识。但是,预防意识和保密意识差。有90%以上的大学生盲目乐观地认为高校内外基本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同学对高校、科研机构信息、科技资料泄露、间谍活动现象、文化意识形态斗争情况没有听说过。另外,当外国朋友或同学问起党团的组织生活内容或自己能接触到的科研、经济等内部信息资料时,有近30%的学生没有保密意识。
三是多数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安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感强烈。但一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实际问题,他们几乎全都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局、公安部门、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事。当问及发现事涉国家安全现象时,“很想向有关部门报告,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占到41.5%,“不敢做”、“多想”、“不理睬”和“看情况再定”等态度的占到10%以上,所以,实际行为表现差。例如对待的宣传品,几乎所有学生都没有举报或想过要举报,或者不知向谁举报,或者认为会有部门和人员管,不用自己多事。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原因
一是高校对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工作不够。首先,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多注重军事、政治因素,基本上是采取军事教育或军训的方式;其次,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虽然也包含着一定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但内容简单;第三,许多高校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少或根本没有开展国家安全观教育。有92%的学生不清楚或根本没有听说过《国家安全法》,有86%的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这都造成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认识不深,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效果不大。总之,高校的教育工作,明显滞后于新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
二是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显性的传统安全问题,导致“传统思维”短期内难以改变。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宗教文化冲突的频繁发生,国际上非军事和政治安全的威胁日益突显。同时,各国国内经济发展、贫富分化、民族分裂、资源与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也都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相对于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大学生很难分析清问题的实质和要素。同时,传统的安全威胁仍很明显,如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朝核问题、中国东海、南海争端问题、北冰洋主权之争问题、索马里海盗、频繁的军事演习,以及愈演愈烈的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都让大学生继续感受着“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三是大学生多元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新时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出兼容性、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他们大都具有民族荣辱感,但又哈韩、捧日、崇洋;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却喜欢过洋节、热衷于西方文化生活;认识到了现实中存在着西方政治思潮、文化价值观渗透的威胁,以及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网络泄密等危害、恶果,但在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素质差,公民意识差。
三、高校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的对策
首先,加强高校对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视,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之间的深刻关系。高校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国家安危和民族未来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将它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要成为教学、科研的常规工作。因此,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或设立专门课程,或纳入到德育课、思想政治课、文化素质课程中,以《国家安全法》和我国《宪法》、《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刑法》等规定的权利、义务为基本内容,结合军训与国防教育、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形成系统有机的培养机制,使学生能高层次、远视野地认识国家安全问题,能够认清国内外大势和各种国内外矛盾的实质,理性的爱国。
其次,丰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方式,大力建设校园文化。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如校园网络、广播台、橱窗、海报、宣传栏等舆论工具,以时事报导和评论的形式,使学生们及时了解、认清问题的实质;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观看《祖国之盾》、《中华之剑》、《秘密战记》等有关国家安全的影视资料和时事评论等专题片;适时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周”活动,以宣传标语、条幅、板报、竞赛、文艺表演、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主题宣传,将国家安全意识培养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第三,校园内外交互性培养。高校应经常性邀请国家安全机关、军事院校结合工作实际,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如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经常深入高校,举办座谈会,进行宣传展览,并介绍当前国际国内面临的隐蔽战线上的敌情形势,揭露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对我颠覆、渗透、窃密、破坏活动的表现手法,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另外,还可以结合学科专业特点进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如电子信息、财政金融等专业,可邀请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结合行业特征,以生动的事例培养学生学科专业方面的防范意识和措施。
今年南海争端问题几起几落,钓鱼岛问题又剑拔弩张,国外势力趁机渗入、破坏,致使国内反日爱国行为中出现了别有用心者挑动的不理性甚至是违法犯罪现象。我国的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日益复杂、尖锐的国内外矛盾和冲突,更需要我们的大学生具备辨明是非的能力,更应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这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1] 蔡宝来.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5):15.
目前,中国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在高校,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在今年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百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关键点上,认识在学生的历 史责任是适当其时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如学费昂贵,就业困难等等,而近两年出现的刘海洋、马加爵等个案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大学生心理 上的问题。直到现在,专家学者也无法对这种现象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当前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情况下,“什么是好的校园,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到底什么者真正的教育呢?爱因斯坦曾说过:“当你把学校教给你的地切都忘记了以后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他还说过 “一个人四分之三以上的知识都是在课堂外学到的。”哈佛大学的校门上刻着:“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也许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教育的 内涵。目前,中国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分化成两个方面,因而带来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人文积极分子认为科技分子是粗俗的,对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漠 不关心,缺少美学常识,只关心现实的功利。而科技知识分子认为人文积极分子缺乏对同胞的热爱和关心,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与民生无关的古典知识,有一种文化的 优越感,穷酸迂腐,对现实社会满怀不满。人文学者和科技学者站在对立的两端,互相攻击使整个教育造就的人才只能是专才,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现在大学过于严格的分门别类,把学生限制在一个狭隘的专业里。虽然能使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对整个文化的把握,于是就造就了一批近 乎无用的超级专家,白痴博士。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多问题,这在很大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的高等教育缘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宽大的、博大的、无所不能的,立于善良的全人”,也就是培养身心尽善类的人,像歌德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天才,但遗憾的是在歌德经 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天才。这种教育理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曾在中国得到过一定范围的传播。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目和 就是培养“具有独立的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能力”的人,通俗的讲,就是培养能够养家糊口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大学生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社会教化和转移社会风气。在本质上讲,专家和知识分 子是不同的,能够研制核武器的知识分子是专家,而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名的专家者真正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一直有着非 常强烈的功利主义,即非常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的都是那些工程基础教育。目前,中国的教育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太注重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人 文教育。,已经 给中国的教育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教育部门已开始制定一些方案,例如在高考制度上以前是完全的文理分科,现在是小综合,有些地方已实 行大综合,这从某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通才而不是专才。
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组织人才, 管理人才,他们所要具备的知识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上,而且在心理,伦理哲学、道德社会等方面也要有所研究。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为次,没有通才为基 础的专家不能算作真的专家。在技术上,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某一个具体的水平的,但是社会管理者,应该怎样管理是技术本身所不能回答的,所以,培养超越专业 知识以外的知识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
当前的大学生应当观注重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自己专业外的问题,努力吸引各方面的知 识,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通才,而不是一个专才,像近段时间发生的矿难事件屡禁不止?为什么没有有效的方法来维护矿工的人身安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营者 不顾矿工的死活去追求所谓的经济价值?“这咱问题都是我们大学生同学应当考虑一下的。
虽然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非常令人不满,教育腐败也 为神圣的教育抹上了一层煤灰,但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当代大学生还是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看问题要从全面的观点出发,不要只 现状,而不看历史和未来。学知识也同样要这样,不要局限于某一个专业或者某一方面,要知道,通才比专才有更大的市场,只有成为通才,才可能更好的领会专业 知识。最后,希望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朝这个方面努力,20年后改变中国教育就是你们。 责任意识是个体对角色职责的自我意识及自觉程度,它包含两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必须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发生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客观地说,当今大学生对责任意识的理解有着一 定的认识,责任意识也比一般同龄人强:志愿服务、奉献社会一马当先、热身社会、投身改革、激扬人生、鞭挞恶疾,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使青年大学生将自己成才、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国家的需要有机结合起 来,把自己培养成为受社会欢迎的合格人才。但是由于青年学生自身意识发展水平,社会变革及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大学生责任意 识呈现出低于其角色职责要求的弱化倾向。因此,探析大学生责任意识这一课题在当前抓公民道德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是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
一、大学生责任意识弱化的具体表现:
(一)自我意识浓重、个人责任淡化
一 些学生平时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不乐于助人,只求权利,不尽义务,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却不能以礼待人,对社会要求过高,对自己要求低;以个人为主 体,注重个人奋斗、个人发展,集体和协作观念、服务和奉献精神不足。在社会活动中,愿当主角,而不愿当配角,不愿做重复性、输出性工作,总担心自己被埋 没、被大材小用、把个人得失看得过重。我校曾作过抽样调查,18.5%的学生赞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又有11.4%的学生认为:“人不 为己,天诛地灭是天经地义”。
(二)公德、纪律意识低下,角色责任弱化
作为新世纪大学生,学会知识、学会做事、学会 做人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和职责。然而,一些大学生学习风气不浓,厌学现象严重,混日子、混文凭的大有人在,因此出现考试作弊、向老师要分数、“枪手”大有市 场;有的学生将破坏公物视为儿戏,用水不关水龙头,人走灯不关;还有的在公共场所与异性过分亲热,做出一些不检点行为;“厕所文学”、“课桌文学”等文化 垃圾屡禁不止。
(三)、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错位
责任感是人们所体验自己对社会或他人所负的道德责任感情,青年学生因 长期沉浸在家庭的关怀中,形成对自己以及家庭比较明确、强烈的责任意识,并随着进人大学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加以强化,但因其认识水平的局限及社会交往的贫 乏,使之在大学里并未使这种责任意识的内涵、外延得到扩大和深化,不能把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统一起来,这种缺乏社会责任的责任意识,过分强调自我的人格缺 陷,导致青年学生责任意识的狭隘和近视,摆不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好心不得好报,于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对人对事 都比较冷淡,有些学生以物质享受的多寡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自私自利。当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更多的强调自我需要,忽略甚至抛弃社会责任,表现出个人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严重错位。目前,毕业生选择单位时,一看票子(薪金)、二看位于(地理)、三看牌子(单位知名度),择业期望值居高不下,高校就业率普遍不高, 就是二者错位的最具体表现。而且一旦碰到一点挫折,不是在自身上寻找、分析原因,而过分谴责社会,把问题归结于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机会不均等。
二、责任意识弱化的原因:
(一)责任意识弱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学生心理的矛盾性影响
大 学生一般已进人青年的中、晚期,他们的心理发展正处在迅速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行为发展处于他律阶段,情绪容易激动、偏颇。由于生活环境优越,且大多为 家庭独生子女,没有受过独立能力的培养和必要的挫折教育,产生了无忧无虑的思想,缺乏一种紧迫感、责任感,缺乏学习的动力;当前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 体、利益分配的差别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明显增多。一方面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看到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产生疑虑;一方面在学校接受正面教育,另一方面看到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而感到无所适从。这些主要体现在两个反差上:l、校园内外的反差。学校在提倡高水准的 道德规范,而社会上某些人低水准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也在蔓延,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常常被某些错误舆论导向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丑闻抵消了。2、理想教育 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当今大学生是在求新与守旧、优越与自卑、求异与从众。贡献与索取、个人与集体等价值冲突中而形成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在价值判断与责任意 识上存有“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访道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心态。因此,有部分学生在喜与恶的抉择中优柔寡断,在物欲和外加因素干扰 下难以构筑起坚固的道德城墙,丧失了大学生应有的责任感,甚于连最起码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生活准则也难以遵循,而且使他们对责任意识的追求缺乏力 度,影响了对外界的抗感力和排难力的提高。
(二)大众传媒的失导及德育评价的失真
现实的大众传媒存在着道德宣传与传 授失导的现象,这对乐于接受信息的大学生群体的人生修养、责任意识的养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大众传媒对主流的价值观、责任观推介不明朗,对非责任现象缺 乏力度,甚至于在传播内容上还存在不科学、不健康的因素等,这不仅容易造成那些缺乏辨别力的学生在责任意识规范的认同与责任行为的选择等方面的迷茫,而且 由于一些失导的宣传片面迎合了部分大学生的心态,他们往往还能抵消学生的多年来所接受的正面的道德教育的影响,另外在现实中不仅存在家庭责任观教育缺乏、 社会责任观教育不足、学校责任观教育乏力等现象,而且还存在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对主流责任观理解不统一的问题,这就使得责任观教育在各个环节上脱节。同 时,现有的考评体系很难对学生失责的言行起到很有效的约束、考核作用更难以起到警示作用。由于当前学校德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如学生的思想品德、 道德水平等,都因缺乏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考核和分析,而使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发展状况难在真正意义上与学生就业、各种奖励的评比相挂钩,使学校德育在相当一 部分学生身上变得可有可无,或可弹性地把握“印象”的问题,降低了德育的权威性和现实感,学生接受德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
三、强化大学生责任意识,既要从提高责任意识的内外因素入手,同的基于大学生正处在学习、塑造阶段的特点,也要在思想教育、导向等方面着力。结合实际,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 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及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高校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提高识别和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及腐 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树立崇高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首先要强化学生的立志成才、刻苦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两棵”主渠道和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邓小平 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引导学生把实现自身价值同服务祖国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结合起来,自觉地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祖国 和人民;同时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不断激发他们学习和成才的动力,树立良好的学风,使他们珍惜光阴,刻苦学习,努力多掌握知识,为经济建设服务打下坚 定基础;其次,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增强他们的道德使命感。在新的形式下,高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开拓能力的 人,有志向、德才兼备的人”为目标。根据青年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教育学生要学会关心他人和社会,要学会共事和正确处理各种矛 盾,学会正确辨别是非,明确所担任的责任;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当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顾全大局,先公后私,自觉使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利 益;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来换取自己的应得之利。
再次,要引进和重视心理咨询工作,青年大学生虽然是较 高智商的群体,但未必都是高“增商”的群体。同时,必须把心理咨询作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方法,以引导学生拥有正确、健康的人生价值观、责任观的身体 条件。心理咨询的主要职能是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和心理辅导。通过上课、座谈、个别咨泳心理训练方法等,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和能力,解决学生 遇到的心理问题或困惑,促进学生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健全人格,增强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从而,提高青年学生的责任意识。、
(二)、探索实践合理的德育评价体系,强化学生做人的责任感
对 青年学生进行德、智、体综合素质的测评,是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和品德方面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具体实践素质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全百发展的需要。目前学生综 合测评普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之下低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因此,要在实践中对学 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一定要通过加强对学生实际状况的要求与考评的管理,确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鼓励学生主动 参与,提高学生接受责任感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消除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新的评价体系,将德育日常化、生活 化,形成具有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价值的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内容;将社会的要求和学生个体的内在需求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管理上做到定性与 定量、目标与过程的有效结合。通过考评时的加减分能从客观上对学生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即:一方面学生必须遵守校纪校规,规范自己的日常言行,对自己和社会 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广大学生的上进心、事业心和竞争意识被激发和影响,养成对自我、社会负责的好习惯,从而达到了强化做人的责任感。
(三)、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人进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
一 个良好的盲人环境有利于控制情绪、抑制行为、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智慧。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在学生成长中,尤其 在培养责任意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试想,校园鲜花盛开,窗明几净,优雅恬静,学生置身其中,怎能不受到求知气氛的熏陶,怎能不认真 审视和承担自己的言行和职责。其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发动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业余活动和科技文化竞赛,弘扬主旋律,融科学性、思想性、 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对引导学生勤奋学习、乐于实践、勇于负责能起到较好的作用,能极大地促进学校良好学风的形成。三应在校内外,积极开展舆论监督, 有力地批评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舆论引导要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指导道德选择,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和道德机制,使丑恶的不道德行为 犹如过街老鼠,。使喜的道德行为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从而促使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风尚习俗的醇化,使道德建设不断进步、升华,从而影响并 促进了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的提高。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的希望、国家的栋梁、祖国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的水平。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综合国力竞争的 时代,更是人才素质竞争的时代。那么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应具备哪些素质呢?根据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笔者认为大学生 素质教育应具备如下几方面内容。
1、政治思想素质。总的来说是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确的政治观,科学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主义道德 观,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具体要求是: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理想,在重大 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 念,能够不为世俗所蒙蔽,不因艰难困苦而退缩妥协。⑶、建立现代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民主与法制是两个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概念,彼此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 体系中。民主是法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法制是实现民主的政治保障。当代大学生应该自主增强民主意识,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法规,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公民。 ⑷、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继续发扬,更要付诸于实际 行动,作为即将走入社会接受考验的大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越来越成为检验一个大学生素质的试金石,成为立足社会的关键点。
2、基本品德素 质。品德即道德品质,又称品性、德性。他是一个人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大学生的基本品德素质要求 是:⑴、良好的言谈举止和文明礼貌。这是知识分子的修养和风度,是人际交往的前提,也是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得以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⑵、尊重他人、关 心他人、富有同情心。待人处事要有风度、风格、风貌,要严以纪己、宽以待人,能团结人,能维护与他人的和睦相处。⑶、遵守社会公德和学生道德。社会公德是 一个社会中为全体成员所公认的,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主要内容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而大学生的学生道德主要内容有:有理 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它直接关系到以后走上各种职业岗位的职业道德面貌,关系到能否赢得他人和社会尊重的重要指数。
3、文化素 质。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大学生既是高级专业人才的预备队员,又是未来科学文化知识的传人和科学专业发展的开拓者。因此,要在所学 知识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就必须精通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其次,广博的人文知识和良好的人文修养。人文教育,是以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的 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健全的人格,使身心得到和谐发展。大学生应该广泛涉猎音乐、美术、历史、数学、哲学和语言 文学,了解经济学、边缘学、交叉学科和自然辩证法,从而形成一个专而深、宽口径、活性大的综合性文化素养。第三、培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审美 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代大学生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去吸取知识、理解知识、消化知识,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使自身 的潜能得以充分的发掘和展露。
4、身心素质。大学生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保持身心健康。所谓心理健康是一种内部心理和外部行 为的和谐、协调,并适应社会准则和职业要求的良性状态。主要包括活泼外向、开朗大方、热忱和蔼、幽默诙谐、平易近人的个性;真诚善良、诚实守信、坚忍不拔 的坚定意志;情绪稳定、心态乐观、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良好的承受挫折和痛苦的能力、心理自我调节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环境适应 能力。而良好的身体素质则主要指强健的体魄,较强的耐力、反应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掌握体育运动、卫生保障基本知识,养成经常锻炼身体和讲究个人卫生的良 好习惯,培养健康而丰富多样的个人爱好。
5、劳动素质。马克思说:“劳动创造美”。通过,人们的身心得到舒展,体质得到增强,能力得到锻 炼,能够创造出更多更美的符合人类需求和享受的物质产物和精神财富。劳动素质目标主要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具有从事自我服务、社会公益、工 农业生产等方面劳动的基本知识和初步经验;掌握专业劳动技能,并了解社会化大生产的有关知识和技能;通过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增强劳动纪律,培养创造能 力。
6、基本能力素质。大学生要具有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善于为人处世,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
另外,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当代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投入到实践学习中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处事能力,在与同学、教师的互动学习和共同探索的过程中,提高协作能 力,甚至可以挖掘出更高层次的素质——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这将是未来高素质人才所必需的重要能力,故应当引起大学生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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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会计专业毕业论文,供大家参考。
电力企业想达到自身经营效益和外部社会效益的双赢,不仅要以优质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还需要改革自身的组织结构,以提高企业运行的效率和效果。重建后的组织模式围绕着会计的业务流程而展开,职能单元则是为业务流程的有效运行提供服务支持。因此,基于会计业务流程而重构的会计组织其实是一种二维的组织结构———流程维和职能维,一方面需要建立与会计业务流程相适应的流程小组;另一方面,各个会计业务流程小组统归于会计服务中心,服务中心实现相关的职能。流程小组目的在于满足与业务流程相关的录入、处理和控制等相关工作,服务中心的主要作用在于培养和提供有关的会计专业人员并参与解决流程上的执行问题,在纵向上保证组织内进行核算与管理的系统性。图2显示的是在ERP环境下,基本财务数据的采集工作由各个业务部门自身所设的数据处理中心完成,故需要在每个独立的业务部门下设立数据录入员,数据审核记账员和数据文档管理员这三个职位,分别负责部门数据的录入、审核记账和存档等基础财务工作。图3显示的是会计部门在以流程为中心重组后只需要设立AIS系统部(主要负责ERP系统财务模块的使用和数据库的维护及管理)及财务小组(主要负责对有关要素进行管理和监督等职能)。
重建后会计组织的结构特征
(1)以流程为中心。会计组织的传统分工有两个基本的假设:其一,相对于组织任务的多样复杂性,雇员的工作能力往往被视为是不能匹配的;其二,组织中的管理层被视为控制中心,对部门业务活动行使管理职能,对应到会计部门,部门内的分工越是详细其相互牵制力就越大,从而内控就越强。这两种假设强调对员工的控制,均将员工视作低能、懒惰和不负责任的人,管理者的作用就是监督和控制员工。建立在这两项职能基础上传统会计组织模式所获得的利益远远低于所花费的费用,而违规的风险依然存在。与以管理职能为中心的组织结构不同,ERP环境下的会计组织结构围绕着相关关键的业务流程进行重新构建,将以流程为重构的中心单元,把具有逻辑关联的会计活动连接起来,由一体化的信息系统完成整个流程的运行。流程小组成为新组织结构的基本单元,重构后的会计组织模式将不再以功能划分各个岗位和职位,原先的岗位和任务被整合和压缩为三种:数据录入人员、数据审核记账员和数据文档管理员,从而避免了传统组织结构的职能交叉,效率低下等问题。同时,减少了存在于各个环节的检查步骤,只需要进行系统数据设定或者总检查,就可以简化这一原先繁琐复杂的活动。流程化的组织结构保证了组织的通畅,避免了一些风险,岗位的最终设定可以根据流程的需要重新设置。
(2)扁平化。ERP系统的流程管理能够优化企业的信息过程,重构企业财务数据的收集、传递和处理能力。ERP系统模块中的财务信息系统,负担了会计数据的汇总、协调、分解和控制职能,以前这些由中层会计管理人员所承担的职能将由系统自动完成,从而大幅度减少这一层级所设置的管理人员,并在缩短组织的顶端与低端间信息通道的基础上提升了效率,有效减少了财务数据失真的风险。ERP系统使传统的会计组织中层管理人员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能够提高组织结构的效率,会计组织的新模式成为高效率、效能的扁平化组织。
(3)相关组织界线的模糊化。信息化的会计实务,加强了“组织-机构-个体”三者间的联系,极大地提升了个人和组织的数据处理能力。之前直线型的组织模式将被新的模式所替代。会计组织的新模式将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连系企业内部的各个层级机构,并加强组织自身同外部机构和个体间的联系,ERP环境下的企业、部门和个人,虽然仍然有权、责、利的划分,但会计部门所承担的工作已通过信息和数据与其他部门交织在一起,组织内部职能部门之间乃至组织间的界线已经淡化和模糊化。
结语
在ERP环境下探讨会计部门组织模式的重新构造,它要求重构后新的组织模式能够与系统模块中财务信息处理的有关流程相契合,能与ERP环境下会计信息的处理流程紧密集合,从而保证会计目标的实现。传统的电力企业会计组织模式固有的缺陷,制约了信息化浪潮下会计目标处理的效果与效率。而本文提出的在ERP环境下电力企业会计组织的模式,能够在业务流程重构和信息化的要求下,从制度上推动会计业务的同步化。文中的不妥之处,有待在以后的工作中进一步探索完善。
面对利益的种种诱惑,有的会计人员不能正确看待物质利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发生了腐朽的质变,在关键时刻,金钱至上,放纵自己的行为,不能“慎独”,趁单位内控监管制度不健全或社会舆论和各种教育方式不到位之机,成为金钱的奴隶,做出贪污、挪用公款等违法乱纪的行为。以上几方面问题,尽管只是在少数会计人员身上存在,不是主流,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高素质会计队伍建设产生不良的影响。我国会计行业人数多,分布广,影响大,只要有经济活动,就有会计工作,就有会计人员。所以,会计队伍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忽视。
加强会计人员的品德修养和职业道德教育,不断提高会计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使他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固树立依法理财的理念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风险意识,具备诚实守信的品格、客观公正的意识、开放广阔的胸襟和进取创新的追求的中国会计精神。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任务主要是培养会计人员具有优良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包括帮助和引导会计人员形成正确的会计职业道德观念、陶冶会计职业道德情感、锻炼会计职业道德意志、确立坚定的会计职业道德信念、养成良好的会计职业道德行为习惯、追求崇高的职业道德境界。会计职业道德教育的途径包括岗前教育即会计学历教育、上岗后教育和会计人员日常的自我教育与修养。岗前教育即在校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中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道德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的各个环节”。教育部门要加大会计教育改革力度,调整学校的培养目标,进一步提高德育的地位,改革会计教学内容,应单独设置“会计职业道德教育”课程,把学校教育作为灌输价值观和道德原则的重要场所,通过在校系统地学习道德准则和职业规范,为将来练就成为具有高尚情操、远大抱负、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的新一代会计队伍人员奠定基础;上岗后教育,主要是会计人员在职继续教育,通过采取培训班、研讨班、进修、自学等多渠道培训形式对在职会计人员的学习培训,不断对他们进行形势教育、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成为既有爱岗敬业的精神,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有坚持原则、公正廉洁的职业道德,更有创新意识和处理实际问题能力的会计人员;会计职业道德教育中的自我教育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是会计品质的升华教育,会计人员通过自我解剖法、自重自省法、自警自励法和自律慎独法等多种形式的自我约束机制,使自己的会计职业道德品质不断得到改善和升华。
目前,一些单位对会计人员特别是财务负责人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失之于宽、失之于软,造成的后果不是会计信息失真就是会计职业犯罪或国有资产流失。因此,会计人员要自觉接受监督;同时,必须从体制上健全监督的约束机制,强化日常的监管检查、责任追究和案件查处;注重事前监督与防范,及时纠正会计队伍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另外,推进财务公开,拓宽监督渠道,把审计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综合起来,增强监督的合力和实效。各级监管部门必须加强会计队伍的教育、监督和廉洁,必须抓好纠正会计队伍中损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违法乱纪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强对会计人员特别是财务负责人职业道德状况监管工作,切实加大对其监督力度。
核算单位要建立健全以德、能、勤、绩、廉为考核内容的绩效评价机制。核算单位要根据具体情况定期对会计人员从会计基本素质、凭证、账簿、档案、报表、财务收支预算管理、资本结构、融投资策略、资金运作以及财经法纪等方面进行百分制量化考核,以此促进会计人员钻研业务、夯实基础,自主理财的能力;同时,要推行岗位责任制考评制度和会计人员轮岗交流制度,通过岗位职责的落实和考评,对会计人员的德、能、勤、绩、廉作出综合评价,作为评优、评先、晋升的前提条件,促进会计人员整体素质的进一步提高。而要实现有效的绩效评价机制,有必要建立一个会计行业自律组织。这个组织可归属于财政部门,它的主要作用是:把国家对会计市场的宏观管理和会计行业自身的微观管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政府、行政事业企业单位和会计人员之间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行业自律行为应由各级会计学会、注册会计师协会和总会计师协会共同实施。它除了要加大执法力度外,还应经常开展一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会计职业道德评议讨论活动,让会计人员在活动中,更进一步辨别真善美,促进职业道德素质的提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经济与社会变幻莫测,需要一批批年富力强的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完成国际准则“趋同”和中国会计“繁荣”的历史重任,把宏伟的会计事业推向前进。为此,不断选拔培养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已刻不容缓。从根本上说,选拔培养优秀的高级会计人才一是靠自身的奋发图强;二是靠组织上的教育与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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