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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亦特指民族独立运动之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以民族特色看待人类活动。因民族已成为国家结构的主流,政治学上(以及媒体)倾向注意这些极端类形的民族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全文如下:
自民族主义在中国兴起以来,学界始终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更是近年来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四大社会政治思潮之一。围绕这一问题的相关研讨此起彼伏,异常激烈。经学界同仁共同努力,在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方面,成果令人瞩目。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已经取得的丰富研究成果不仅具有较高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思想建设具有很强现实指导意义。理论上,研究中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论点、新问题、新观念,进一步丰富了民族主义的内容,拓展了专家学者研究的领域。实践上,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的政治思想状况结合起来认真加以研究并对青年政治观念变化情况的剖析,这对引导青年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综合素质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国内研究述评。
国内学界诸如王小东、萧功秦、房宁等资深专家及相关学者就这一问题做了深入研讨,仅1994年《战略与管理》杂志就发表了题目中有“民族主义”的文章30余篇,研究成果可见一斑。如:吴仲柱论文《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演化的现实导因》(广西民族研究2004/4)从国际格局重组、经济全球化浪潮及社会变迁与政策互动等多维视角,探讨了冷战后民族主义再度兴起的根源;王小东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论》(战略与管理2000/5)从生存空间和少数人决定多数人的命运、尚武精神、精英与平等、中国所面临的挑战等几个方面论述民族主义在当下的重要性;萧功秦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与前景》(战略与管理1996/2)从外力压迫、儒学文化、国人意识、话语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制约当代民族主义发展的因素;任丙强论文《中国民族主义的重新兴起:原因、特征及其影响》(学海2004/1)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向:建构和平的民族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建设和保障公民权利、以和平的方式谋求国家利益。
另外,亦有学者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与青年思想观念相结合进行探讨的,如龚超论文《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对青少年政治观念发展的影响》(湖北社会科学2010/2)。观国内论著,特点有:1.从内容上看,研究多集中在对当代中国民族义的起源、成因、因境、发展走向等方面,而对其性质、影响与作用方面探讨不多,特别是没将其与青年政治思想相结合来进行研究;2.从研究方法上看,注重历史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而对实证研究法、案例分析法重视不够;3.从学科结合上看,研究视角比较单一,多学科相结合明显不足。
(二)国外研究述评。
美国学者皮克、拉铁摩尔、费正清、杜赞奇等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中国的民族主义。如(美)Cyrus H? Peake. Nationalism and Education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Howard Ferting, 1970)从民族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开创了民族主义研究中运用西方中心范式的先河;(美)拉铁摩尔发表了《内蒙古民族主义的衰落》、《内蒙古民族主义的历史背景》等文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地方民族主义研究;另外(日)猪口孝等学者也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有所涉足。通观国外研究状况,研究视角独特、方法新颖,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因掌握资料有限且欠实地考察与实证分析,不仅缺乏系统性、连续性,而且个别结论有失偏颇。
总体观之,研究存在局限性,以致于有学者已注意到在当代民族主义浪潮下,青年政治思想引领机制的“缺失”现象(非理性民族主义思潮在青年人群中的漫延),却未能对这种“缺失”现象进行合理分析。
国内外关于当代民族主义研究基本上能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始终贯穿“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意识”,依据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计划研究议程基本完成,达到了预期效果,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观点:
(一)概念界定。对此问题,国内学者亦是各执己见,莫衷一是。概而论之,有两种观点最具代表性:一是“阶级论”,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突出强调民族主义的阶级性特征,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民族观,是资产阶级看待和处理民族问题的纲领、原则和政策;二是“效仿论”,受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规约,一味地盲从西方,仅是对西方学者各色民族主义定义的改头换面,既没有体现中国民族的特色,也缺乏应有的新意。所谓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指泛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社会群体成员以民族认同为基点,以民族情感归附为纽带,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以追求民族利益、维护民族尊严为指向的意识形态或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时表现为心理状态,有时表现为意识形态,甚至还体现为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实践运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
(二)泛起原因。“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激活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记忆。在数千年封建社会演进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古老的文明而走在世界其他民族的前列。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的相继建立和大工业爆发,在短短数百年内,中华民族却从世界民族前列一退再退,最后沦落到遭受苦难民族的行列。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纷纷东侵,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使中国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后将中华民族推到了生死存亡的边缘。面对衰亡的中华民族,仁人志士绝不放弃、重树自信,积极地为之奔走、呼告。经百余年的努力,摆脱了民族危机,实现了国家完全独立和人民彻底解放,重新找回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中华各民族梦寐以求的愿望得以实现。从此,各族人民踏上新的征途,开始了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在这条路上,成功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引发了人们的深刻反思。
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提供了孳生土壤。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以此为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迎来了新的春天。所谓改革,不是对原有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及相关体制,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相应体制。所谓开放,就是要突破传统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的束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要开放,要对所有地区和所有国家开放,是全方面、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在这个时期,传统的与现代的、国内的与国外的各种思想观念、体制机制处在不断震荡与碰撞之中,整个社会充满活力而又变动不居。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人们思绪起伏波动,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想体系跟着发生相应的变化。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为各种社会思潮的萌发提供了适宜土壤。在新中国成立后消声的民族主义借势而起,乘着西方国家霸权思维对国人羞辱伤害的东风,迅速发展成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进而对社会生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困惑、迷惘与“十字路口”的思考为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撕开了新的裂口。禁锢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闸门一旦开阀,其结果可想而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中国踏上改革开放的路程,亲西热、“出国热”迅速席卷全国。但是亲西方的愿望和向西方学习的激情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华的敌视态度,西方经验也没有解决中国的突出问题。面对残酷的现实,国人亲西热的心态悄然生变,越来越多的人对学习西方产生了怀疑甚至质疑。与此同时,随着经济、政政治治等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面貌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浮出水面,而且更加突出和具体。对此,人们倍感失落、困惑,转而以自己的认识解说着今天的中国。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汲取了西方的人本主义观念和个性自由解放思想,引发了他们对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反思和批判,后来这种反思和批判演化为对过去历史的歪曲与否定。民族虚无主义思潮甚嚣尘上,继而与西化思潮媾和,终于酿成了惊世的。这场将中国的改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所带来的震撼迫使人们对国家、民族命运进行重新思考。
(三)依据其性质的不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有健康民族主义、病态民族主义两种基本类型。健康民族主义是开放的、温和的、理性的、尊重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生存和发展利益的正确体现和维护。健康民族主义表现为民族觉醒以及“对民族自重、自立、自强的认识和实践”,是对国家、民族共同利益的正当维护。病态的民族主义是与健康民族主义相对应的民族主义,它是封闭的、激烈的、盲目的、情绪化的、忽视个人意愿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典型的情绪宣泄。
(四)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受世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和影响,沉寂数年的中国民族主义种子崛地而起,重新登上政治舞台并以其夺目耀眼之光吸引着众人的眼球。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在理论上不断完善自我,在实践中不断修正自己,逐步走出病态民族主义的误区,让植根于当代中国特定语境下中的民族主义实现转向,逐渐走向温和、务实理性,形成适合中华民族特点、具有自身特色的健康民族主义。具而来讲:1.就类型而言,逐渐由被动、自卫型转向主动、自强型;2.从性质上看,实现由情绪化、非理性向温和、务实理性过渡;3.从内涵分析,民族主义以博大胸襟取其他政治思潮之长。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仍是一把“双刃剑”,对广大青年政治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既可能产生正面影响,也可能带来负面结果。
正面影响: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利于培育和提升当代青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社会发展的期待和对民族生存状况的担忧意味着一种更具责任感的爱。强烈的责任感要求当代青年审视自己民族国家的历史、正视社会现实,以理性批判的精神痛下兴利除弊之决心,要求人们忠于自己的的祖国,甘愿为祖国服务、奉献。在这个意义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起到了重新强化民族意识之效果,有利于新时期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培育和提升;
(二)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引发了当代青年对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当代青年立足于本民族利益,极力维护自己民族国家的利益,对外争取独立发展的平等机遇,对内抑制肆无忌惮的精英主义,强调实现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
(三)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激起了当代青年对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内重视普通民众自由、民主,反对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对外要求“我族”与“他族”平等,反对别国干涉中国事务。
负面影响:
(一)病态民族主义对抗性思维扭曲青年政治思想,过激言行致使国际环境复杂化。病态民族主义的过激言行,不仅无助于中国良好国际形象、和平使者的树立,反而损害了国家间关系,引发国外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弹,是对和平国际环境的最大破坏;
(二)病态民族主义非理性、情绪化倾向会使当代青年丧失理智,引发极端政治行为。青年的担忧与抱怨无限积淀,幼稚的心理天平终将失衡,转而被野心家所利用。在野心家的怂恿下,当代青年可能丧失理智,站到民族、国家利益的对立面,做出一些影响社会稳定或破坏祖国统一的极端行为。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多种因素复杂媾和的结果。当下必须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性质做出科学判断,对其演进历程、复杂内涵、多面特征、表现样态及其社会效应做出理性分析,实现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对民族主义思潮的主动回应和有效引领。
(一)确定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
引领青年政治思想,更重要的是,从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角度出发,准确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自觉遵循民族主义发展规律,要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国族民族主义,统领其思想意识中的混杂观念,强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坚定信念,并纠正种种错误认识和思想偏向,防止给西方国家别有用心论者以某种口实。坚持:
1.利于国家民族发展的原则,引领青年政治思想,要求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评估,对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有利的方面,应当让其自由表达,充分发展;反之,违背国家、民族利益,对国家、民族发展不利的方面,则要具体分析、因势利导,力争将负面效应转化为正面效应;
2.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的原则,把握青年心理接受特点,以开放、民主的现代方式,在斗争中逐步提高青年的鉴别力和免疫力;
3.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发展规律的原则,对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一方面要从纷繁复杂的表现样态中研判其性质,科学预测其发展走趋;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要敢于直面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其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并且在研究中不断创新思路,改进方法,从中找出符合意识形态发展的规律性东西,而不是绕着道走,有意避开问题。通过研判,才能真正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精神要义,在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实践中自觉遵循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
(二)建立好引领青年政治思想的有效机制
在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为使青年政治思想发展不致偏离正常轨道,既需要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创新,增强理论的内在魅力和社会感召力,更需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引领机制。
1.根据世情和国情的发展变化,积极探索有效途径,在引领方式和引领机制等方面大胆创新,始终牢牢掌握对国族民族主义的话语权。营造顺畅的沟通交流机制,解决青年的思想认识问题,要坚持以平等的姿态,以民主的方式,积极与他们对话沟通,主动与他们进行思想交流。在沟通交流中,善于调动青年的积极性、主动性,鼓励他们不要有所顾忌,允许他们自由争鸣、畅所欲言,可以围绕着议题进行激烈辩论、广泛讨论,不同观点、不同意见都可以得到充分表达;
2.建立科学的评估反馈机制,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社会实践活动为中介,辨析其性质,把握其本质,在此基础上对青年政治思想进行科学的评估。通过评估,才能弄清楚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有何影响和影响程度;通过反馈,才能全面把握青年政治思想发展状态,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理论资料;
3.构建有效的预测预防机制;要具体分析研究青年心理特点的变化情况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和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政治思想影响情况。只有将各种因素综合起来通盘考虑,才会有科学的预测,以便在决策时做到有的放矢。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经20余年的演变发展,存在问题仍不容讳言。客观地说,民族主义在当代中国精神文化中居于非主导地位,但其蕴藏的潜力却不容小觑。人们尤其是当代青年面对诸形色的民族主义思潮倍感迷茫,或趋而从之,或刻意避之。种种迹象表明,重新泛起的民族主义思潮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勃兴于冷战结束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及学术歧见,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理论探讨远不及实践层面,因而指导实践有限。
就理论层面而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缺乏系统、比较稚嫩;就实践层面来说,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下的实践运动不够理性。既便如此,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人们民族精神的培育提升、中国现代化的反思及独立自由、民主平等的追求方面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却是不容质疑的。科学把握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规律,合理引导其未来走向,是当前学术研讨的题中之意,只有在内涵上彻底突破狭隘封闭的种族或文化局限,注入经传统转化而来的,更为开放的现代价值观念、信仰体系和政治内容,中国的民族主义有希望成为现代工业化运动中的动力资源和精神砥柱。学术界应该继续加强以下方面的深入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当代中国民族主义不论作为社会思潮还是实践运动都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这个“烫手的山芋”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二)基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双面性”效应,应当主动回应、科学引领;
(三)针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对青年政治思想的正面、负面影响,应当构建科学而合理的引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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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否。作为民族问题的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民族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对民族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本文试图阐述列宁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探讨他的这些观点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哪些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上。
列宁民族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自决权,即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权则主要表现在各民族人民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交往历史,发展到现代,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所以各民族间的统一始终是主流。而如何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实现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让少数民族尽可能多的拥有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是促进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从实际出发,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即各少数民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这包括立法权、对上级国家机关指令的变通权、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经济建设的自主权、发展教育科技的自主权、保护环境的自主权等等。中央政府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如此丰富的自治权,就是为了尽量能够使少数民族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利。
总之,虽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提出的,但他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当时的社会。民族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需要研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此指导下完善自己的民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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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列宁的民族理论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主义的思想,提出不能把民族主义笼统的看做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民族关系的原则和方法,而是要区分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还要区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良莠成分。与此相关联,列宁还提出了民族自决权。列宁的这些观点,不仅在指导中国反帝革命中发挥作用,而且还影响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
关键词:列宁;民族主义;中国
民族问题在多民族国家普遍存在,这一问题解决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定与否。作为民族问题的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关于民族主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对民族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本文试图阐述列宁的民族主义观点,并探讨他的这些观点对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有哪些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纪的西欧和北美,出现于文本中则是在1844年,其基本含义是: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它民族更加优越。当然,不同的人从不同角度会有对民族主义的不同定义,对此,革命导师列宁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产生深远影响。
列宁的民族主义观可以以十月革命为界分为两部分。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认为民族主义始终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民族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原则和政策,即煽动、驱使人民排斥、歧视以致压迫、掠夺其它民族,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谋取资产阶级的利益。列宁明确反对这种民资主义。后来,革命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直接过渡到战时共产主义的想法并没有能够在现实中获得成功,列宁认识到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漫长的时间,民族、国家还很落后,这一切促使列宁改变了他对民族主义原有的看法,他不再是笼统的认为民族主义是资产阶级处理民族问题的原则、政策和借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将民族主义分开来。
首先,列宁指出:“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为此,必须在原则上划清这样的界限:“在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反对压迫民族这一点上,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加以支持,而且比任何人更坚决,因为我们反对压迫是最大胆、最彻底的。当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极力主张自己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时,我们就要反对,我们反对压迫民族的特权和暴力,同时丝毫也不容被压迫民族谋求特权。”这也就是说,应当对不同的民族主义加以区别对待,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应当支持的是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的是反动的民族主义。
其次,应当注意鉴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良莠成分。并充分肯定和积极支持其中的积极成分。针对卢森堡反对波兰民族主义而忘记了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观点,列宁中肯的地指出:“每个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都有反对压迫的一般民族主义的内容,而我们无条件支持的正是这种内容,同时要严格地区分出谋求本民族特殊地位的趋向,反对波兰资产阶级者压迫犹太人的趋向……”在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应当支持什么、反对什么。
所以,在列宁眼中,我们不应当全盘否定民族主义,应当得到支持,我们反对的只是那些压迫其它民族的民族主义或试图谋求特权的民族主义,而积极的因素我们仍然应当支持。
民族自决权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它的含义是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但是,列宁提倡民族拥有民族自决权,主张民族自决,并不是鼓励、支持民族分裂,而是为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我们要求民族有自决自由,即被压迫民族有独立自由、分离自由,并不是因为我们想实行经济分裂,或者想建立小国,恰恰相反,我们是想建立大国,使各民族在真正民主和真正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相互接近乃至相互融合,但是没有分离自由,这种基础是不可想象的。马克思在1869年主张爱尔兰同英国分离,并不是为了制造分裂,而是为了将来爱尔兰同英国结成自由的连盟,不是‘为爱尔兰主持正义’,而是为了英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利益;同样,我们认为,俄国社会党人如不在上述意义上要求民族有自决自由,那他们就是直接背叛了民主主义,背叛了国际主义和社会主义。”
自决观念是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成果,民族自决推动了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独立民族国家的建立。随着时间的发展,特别是国际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建立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民族自决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为殖民地人民反对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强大武器。列宁首先提出了在殖民地背景下的民族自决理论,20世纪帝国主义掀起的瓜分世界的浪潮,饱受压迫和残暴统治的各个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在这一段时期中,列宁的民族自决成为广大人民反抗压迫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而此后,在民族自决权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建立起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将民族自决权由理论变成了现实。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贡献是最大的,形成了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的著名论题。
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表现形式。在殖民统治的时期,它的主要内容是各被压迫民族拥有摆脱压迫民族统治获得独立的权利,建立本民族独立的国家无疑是殖民统治下民族自决权的实现形式;在社会主义时期,民族压迫已经消除,民族自决权的作用并没有就此停止。它的含义发生了变化,由要求摆脱压迫获得独立转变为承认各民族人民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民族自决权的形式在这时变成了民族区域自治。
列宁主义是我国重要的指导思想之一,列宁的民族理论它不仅在指导我国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它对我国民族政策的制定也有重大的影响。
孙中山早年的民族思想中有着浓重的“反满”气息,这从他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一口号的提出也标志着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形成。1904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同年10月的《<民报>发刊词》中他将这个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也就是“旧民族主义”。然而到1924年中国国民党“一大”时,孙中山就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由“旧民族主义”发展为“新民族主义”,不是简单的“反满”,而是“反帝”。孙中山还认为世界各民族不仅平等,而且要互相帮助。促使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向前发展的因素,除了他自身深化了对封建专制政权和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列宁的民族思想的影响。
列宁曾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的全世界已经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也就是说,帝国主义已经在世界上建立起了殖民体系,所有遭受压迫的民族都应当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压迫作为民族革命的首要任务。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反帝也是当时的中国首先应当完成的任务。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影响下,孙中山逐渐修正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由“反满”转变为“反帝”,排满思想渐渐减弱,并且重视恢复民族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
与之前人们的观点不同,列宁认为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而是相互关联的。也就是说,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是紧密相连的。1920年,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上作的题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的报告中有如下阐述: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民族问题已经属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力量必须与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的第一步应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准备条件。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必须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并在这一基础上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但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独立性。当时的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国家,民族资产阶级为了改变受压迫、受剥削的状况也做出过自己的努力,但是最后没有成功。领导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历史的落到中国无产阶级的肩膀上。而列宁关于殖民地问题和民族问题不是两个完全分离的领域的一系列论述,无疑给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中国无产阶级如何开展革命指明了方向。中国的无产阶级正是与广大农民结成坚实的联盟,团结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才逐渐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国的影响就主要表现在对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上。
列宁民族主义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自决权,即各个被压迫民族有摆脱异族压迫,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权利。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权则主要表现在各民族人民拥有参与决策和管理本民族事务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民族之间有着长久的交往历史,发展到现代,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所以各民族间的统一始终是主流。而如何在维护统一的前提下实现少数民族的自决权,让少数民族尽可能多的拥有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利是促进民族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就从实际出发,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自己的民族政策,即各少数民族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各少数民族享有广泛的自主权利,这包括立法权、对上级国家机关指令的变通权、民族语言文字使用权、经济建设的自主权、发展教育科技的自主权、保护环境的自主权等等。中央政府赋予少数民族自治区以如此丰富的自治权,就是为了尽量能够使少数民族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利。
总之,虽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是在当时特定的条件下提出的,但他的意义却不仅限于当时的社会。民族问题依然存在,我们依然需要研究列宁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此指导下完善自己的民族政策。
[1]列宁论民族问题(下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2]王联.世界民族主义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3]徐迅.民族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4]吴仕民.民族问题与中国的发展[M].河北:学习出版社,2000.
[5]埃里?凯杜里.民族主义[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6]宋新伟.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嬗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7]姚爱琴.对列宁“民族自决原则”的历史考察和现实思考[J].甘肃:青海民族研究,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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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个永恒的话题,那写好一篇民主主义的论文必然显得个人出色的能力,那么如何写好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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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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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WIFI、3G、4G网络的普及,手机价格的平民化,手机上网已经成了人们离不开的一种生活方式。微信作为众多手机即时通讯软件中的“宠儿”,有着高达6亿的忠实用户,朋友圈是微信的重要功能之一,肩负着网络社交的重任。微信朋友圈凭借着私密性强、信息传播速度快、传播内容丰富、表达方式更具吸引力等优势,在大学生群体中有着极其广泛的使用率,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生的生活方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微信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移动网络的迅速发展,微信已成为高校大学生进行信息获取与交流的主要手段,而微信自身具有的传播特性势必会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主阵地与主渠道,随着微信的普及与蔓延必然会遭受到多方面的影响作用。为了使微信更好地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服务,我们必须充分挖掘并发挥微信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的积极因素,同时对于微信的消极因素予以重视并采取措施降低乃至消除其对于高校大学生思政教育的消极影响,从而提高微信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微信提升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决定了思政教育不同于自然科学学科的教育活动,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与学的过程,而是通过施教者的组织跟引导将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思想观念、价值规范纳入到大学生自身的价值观念体系范围之内,使其成为自身意识形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最终外化为自身的外在行动的一个延续的过程。这意味着传统的课堂教学远远不够,因此思政教育者不仅应该重视课堂教导更应该着眼于日常生活中的引导,而且后者更为重要。所以对于大学生思政教育而言,“微信打破了传统思政教学模式,打破了传统的课堂教学的局限性,为大学生与思政施教者之间建立了一个课堂之外自由交流沟通互动的平台。”[1]教师可以根据朋友圈对学生的思想动向进行把握,针对偏离思政主题的因素及时通过沟通予以纠正引导,而针对积极正面的思想因素予以肯定鼓励,由此来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提升师生之间的信任感,同时建立师生之间的一种平等交流的关系。长此以往,必然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2.微信更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手段与方式
传统高效思想政治教育主要采用课堂教学,即以枯燥乏味的说教法为主,一方面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欲望,可能认为思政教育课就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从而产生逆反情绪。微信作为互联网发展的衍生物,它的丰富性首先表现在它对于传统文化传播方式的颠覆,它将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功能结合的形式比以往媒体更为直观、生动多样,相比传统思政教育方式,微信把过去教科书的静止与抽象的知识点以动态的、生动的形式呈现给大学生,微信平台极大地增强了思政教育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另外,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开放性使得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迅速公开,而作为微信使用主体的大学生会在第一时间掌握这些信息并就自己的看法进行反馈,这样会无形中增加自身参与政治的效能感。思政教育者可以通过课堂教学与微信平台的信息传播双管齐下,共同达到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引导,从而更好完成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微信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提供了一种新的阅读方式
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取向与其思想政治观念的形成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而当今的大学生普遍存功利化倾向,即只阅读有助于未来就业的信息内容而对于其他跟自身利益不直接相关的东西涉猎很少甚至充耳不闻。微信的出现乃至普及改变了传统意义上的阅读观念,为我们提供了了一种数字化的阅读模式。微信依托于手机等移动设备客户端,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阅读不再局限于纸质的书籍阅读,使我们进入了一种全新的阅读时代,即纸质书籍刊物阅读与电子阅读相互补充、相互结合的时代。高校大学生作为青年群体,对于新兴事物具有浓厚兴趣且接受能力较强,相对于其他社会群体其思想意识开放、前卫,这说明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具有强烈的时代性特点,所以说微信所带来的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体现在他们的阅读习惯当中,全新的阅读方式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大学生内在的思想观念的形成及价值规范的定位。
(二)微信对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消极影响
1.微信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构成威胁
在新媒体时代,信息的产生和传播逐渐进入了自由、开放、即时、深入的时代,可以说只要愿意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地通过微信获取各方面的信息内容。因此微信从其诞生开始便大大提升了大学生对于一些社会热点问题、社会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等的关注热情。在这种条件之下,一些落后腐朽的文化思想和生活方式甚至是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等通过微信平台进行大肆宣扬。例如在微信平台中出现的一些渗透着西方资本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等涉及价值取向的信息也频频出现,如“豪车相撞、千万豪车、黄金做嫁妆、辣妈为三岁女儿置办上百万奢侈品做生日礼物...”等等一些炫富题材的事件层出不穷;把“中国式过马路、中国人丢人丢到国外去了”等等一些部分国民低素质表现上升到中国的体制弊端问题,而这些信息很多都没有经过实证,有的已经辟谣,有的漏洞百出。而当代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面对这些繁杂的信息缺乏理性识辨能力,比较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和干扰。
2.微信增加了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难度
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导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往大学生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培养与教育,亦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来源于传统的课堂教学还有部分传统媒体的传播,使得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必然会经过层层过滤和筛选,只保留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需求的内容和信息。而随着新媒体的兴起及发展,高校思政教育者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可控性越来越低,就微信而言,它作为目前最热门的信息交互平台,其信息的传播具有超时空、跨地域、跨文化的开放且隐匿特征,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信息传播不受任何的时间、时空、资讯的限制状态,传播内容丰富多样但良莠不齐,可以说微信的使用使得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都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系列的改变使得高校越来越成为各种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互激荡的前沿领地,从而给高校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与引领增加了难度。
3.微信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者在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的主导地位
一直以来,一般高校所开设的思政教育理论课是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思政教育工作者是作为思想教育工作的组织者而存在,也因此占据着主导地位。而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微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正如前文所述,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微信新媒体承载了巨大的信息量,同时微信为高校大学生与思政教育这之间提供了自由沟通与交流平台,老师或者学生作为信息的发布者跟评论者其地位是平等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政教育者的权威性构成了一种挑战。微信向大学校园的渗透,在更新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同时,也削弱甚至替代了部分思政教育者在传统教学模式下所具备传播职能和主导角色,同时来自微信平台的大量自由传播的信息也削弱了教师在传统思政课堂教学的影响力。
1.开设思想政治教育微信公众平台作为传统课堂教育的补充
数字媒体时代的微信新环境决定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不能单纯依赖传统的课堂教学形式,高校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微信时代的常态发展,建立起思想政治教育专用的微信平台,有效发挥微信传播信息的及时性与时效性,号召学生全体积极关注思政教育平台,通过此微信平台发布与学生思政教育相关的信息内容,能够有效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效率。
需要指出的是从这一专用微信平台中发布的信息并不仅仅局限于浅显的跟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直接相关的内容,而应该是一个宏观的泛化的内容体系趋势,只要有利于大学生形成积极健康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品质的信息都可以进行发布。例如,教师可以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件通过微信平台向学生公开发布,以此节约学生在课堂上抄课件内容的时间,学生可利用这部分时间跟老师进行更多的互动讨论,对所授内容有个更加深刻的理解与体会;教师还可以通过这一专用微信平台发布一些通过课堂讨论学生仍旧理解不到位的知识点或者学生感兴趣、有疑问的内容,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
2.加强对教育主体与教育对象的媒介素养的培养与教育
微信时代信息的自由、广泛传播对大学生的思想素质与政治素养的形成提出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大学生对良莠不齐的各种信息的辨别能力,同时提高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当中对于不良信息的自觉过滤、抵制能力,有必要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进行专项的培养与教育。随着电子科技的不断发展,媒介教育不仅属于一个长期的社会教育活动,而且发展成为大学教育的有机的、具体的组成部分,这就要求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更新观念,以媒介教育的标准和要求重新寻找、开辟高校意识形态教育的新途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中坚力量,对其开展媒介素养教育与培养活动,对于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学校可以以专题讲座、主题学习活动等形式有针对性地分别对大学生及思想政治教育者开展新媒体媒介素养的教育与培养,促使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向隐性教育辅助显性教育、信息传播辅助课堂教学的新趋势发展。
3.“疏”与“堵”双管齐下,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在微信时代,信息开放自由传播,大学生青年团体由于涉世未深,社会经济地位比较低,更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煽动和影响,从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产生怀疑乃至不认同。面对微信中流传的纷繁复杂的不良信息,禁止或者删堵都属于下策,应该是“疏”与“堵”双管齐下。在尊重群众、相信群众的基础上作好疏导工作是当前微信环境下最有利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途径。
为了更好地实现疏导,我们有必要有意识地培养一批具有较高政治素养、掌握专业传播技术、思想政治理论素质过硬的网络人才,将他们作为微信新时期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代言人”,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对传统的意识性形态教育所一直使用的一些学术话语和政治话语进行改革、创新,转换成富有时代气息、简洁平实、生动灵活的“网络语言”作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传播的形式。与此同时,应将这批“代言人”积极应用到微信传播平台当中去,充分利用其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与专业传播技能对一些网络流传的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信息去伪存真,实现社会思想纠错,并利用全方位的传播手段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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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有其固有的工作规律和特点,还有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工作基本原则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青春期是青少年个性成熟以及大致定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好德育工作,及时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会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个性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也不例外,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于中职学生的个性成长有极大的影响。就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构建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 中职生 个性成长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设置,是针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专门设置的,但是对于中职生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学得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帮助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学得不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消极作用,阻碍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因此,要想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中职生的个性发展具有良好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不足,创建科学的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中职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职生多半是初中毕业生,处于一个个性萌芽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些大事小事的发生就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职生的个性成长。比如,一个团队合作,中职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落实就可能会出现学生之间合作不甚愉快,合作之间的矛盾对于学生而言,就会导致一些学生之间对学生的不满,这种不满得不到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调和,就可能会导致学生心胸狭隘、记仇等不好的个性发展。反之,假如思想政治教育很成功,学生之间即使在小细节上有些不愉快,也会及时通过交流解决好,这种影响就是很积极的,学生之间不会心胸狭窄,反而会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遇到问题即使解决问题的性格。这两种情况看似在生活中时常都有发生,但是把事情引导向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对于中职生个性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目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式
中职院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代的进步并没有带动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依旧沿袭原始的传统教学方式,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比较复杂的课程,内容十分庞杂。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传递给学生,但是学校往往为了节约资金不能引进现代化教学设备。这对于思想政治专业课程课堂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光凭老师口头的传授是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的。所以,在教学方式上面有很大的欠缺。
2.教师的观念
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沿袭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年轻的教师经验不足对于学生是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教师的观念也是影响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效果的原因。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种培养学生人文理念重要的课程,能够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及科学的发展观起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教学的实际来看,教师往往没有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的作用,只是很机械地将课本内容传递给学生,而假使教师本身讲授的东西没有多媒体的辅助就并不是那么吸引学生的话,就会导致学生失去对思想政治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职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不高
3.学生的观念
学生基本上是从初中毕业直接输送到中职院校,由于学校自身硬件设施并不齐全,本身就会影响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的质量,再加上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并且对于学生采取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学生原本在中学学习的兴趣就不浓厚,学生对于课堂就更加不重视,就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个性成长,而这种课堂放任了他们的随性,懒惰,不求上进。更加助长了不好的个性发展的风气。但是在这个阶段,正式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关键时候都没有引起一个积极的效应,而是对于重要的东西置之不理。
4.其他问题
新课程明确指出,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才是主体,但是一些思想政治教师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始终没有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显然是与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相违背的。除此以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科学的指导,本来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人文思想中的培养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中职院校的教师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在开展教学的工作中,仅仅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应用实训。教师在教学秩序上也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只顾自己课堂流程,按着流程传授知识,这种做法往往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只是反倒是让学生一无所获。
以上已经总结了中职院校存在的问题,想要中职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个性成长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就需要从问题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俗话说,理论指导实践,所以我们这里先从观念上来纠正一些错误的看法。首先,教师应该革新自己的观念,与时俱进,因为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假如教师自身观念都没有与时俱进,那么就会导致学生在听课的途中依旧听到的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并不是说没有用,只是学生的个性成长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所以,想要对学生个性有一个积极的发展,就需要教师跟新自己的思想观念,真正地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且把政治思想对于人性格养成的那些优良因素提炼出来,真正地对学生的个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的观念也需要更新,尽管在初中你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来了中职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去哪里都不能失去最初的奋斗的目标。所以,学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因为心里排斥教师的这一堂课或者仅仅是从自己的心中认为不想听这一门课就不去听,真正把与个性成长息息相关的东西放在心上不能只是听听说说而已。
纠正了学生与教师的观念过后,教学模式也是需要革新的,学校不能因为资金短缺就不引进先进的设备,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引进先进的设备带来的后果只会是学生的素质提不高,进而导致各种校风校纪问题。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有自己的优点,但是与时俱进才是中职院校永远不落后于人的方式。
然后,就是把思想政治课堂交给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学校应该长期与时俱进的学习,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给予教师以及学生一个科学的指导,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流程来授课,而是需要根据教育改革的新大纲来教授学生。
学生的个性发展是一生的事情,是不能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对待的,这将潜移默化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重视的态度,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在观念的跟新过后,也不要忘记与时俱进地借鉴先进的教学模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对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促进学生个性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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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洛克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奠基人,其政治学说已被广泛探讨并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的成因却鲜有人论及。事实上,洛克的政治思想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包含了时代的要求,又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既有对英国自由传统的继承,还包含着对英国知识传统的借鉴与创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洛克自由主义思想对西方政治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洛克是近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自由主义作为其思想的代表性理论,主要包含了人民的自然权利、契约理论以及权力制衡理论等观点,这对近代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产生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着重表现为对政治制度、政治权力、政治思想和政治矛盾的影响。
关键词:洛克;自由主义;西方政治
自由主义思想萌芽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历经演变,最终由洛克提出了系统理论。因此,后人将洛克评价为“最伟大的自由主义哲学家”。他对自由主义的论述,引发了世界政治思想领域的一次大飓风,为世界政治思想的近代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特别是对西方政治具有强大的指引作用。
(一) 洛克自由主义的形成
洛克生活的时代动荡不堪,战争频发,他本人亲历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特殊性使得他的一生都积极为民权革命寻求理论依据,最终,他为世界提供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政治思想理论。洛克对于政治的近距离观察和思考,得益于1666年他结识了艾希里勋爵(后来的沙夫茨伯里伯爵)。沙夫茨伯里伯爵被认为是辉格党的创始人,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力,洛克作为他的好友兼秘书,在事实上也成为了辉格党的领袖,重要政治人物的亲密朋友。[1]但洛克受到其政治斗争失败的影响,被迫逃亡荷兰。流亡荷兰期间,他坚持研究与写作,并结识了许多欧洲名人,这为他思想的形成与传播奠定了基础。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洛克重回英国并发表了《论宽容书信》、《政府论二篇》以及《人类理解论》三部著作。其中《政府论》成为自由主义的代表作,阿那森指出:“如果说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选择一部经典著作的话, 它肯定是洛克的《政府论》。”[2]
(二) 洛克自由主义的内容
在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中,他最先系统论证了自然权利理论。洛克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每个人都能采取自认为合适的办法作出相应的行动。同时,自然状态中又是自然法在教导指引着全人类,任何人都不能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但是在自然状态中,并没有一个权威的公正独立机构来裁判争议与犯罪。即使是处罚每一种犯罪的程度和轻重,都是以是否足以使罪犯觉得不值得犯罪,使他知道悔悟,并且儆戒别人不犯同样得罪而定。[3]自然法主要靠人类的理性和习惯引导人类,而人类在认知上的不同和自私之心的存在都使得他们在遇到争议与冲突时无法获得一个公平的解决。在经过彼此同意之后,人们缔结契约,形成了保障成员生命、自由、财产的公民政府与国家。人们让渡自己的一部分权利给一个公认的权威机构,并由这个机构来保障自己权益的办法我们称之为社会契约理论。社会契约理论成为西方国家形成各种政治制度的理论支撑,但是洛克认为公民政府的形成是针对自然状态中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正当救济办法,而不是为君主提供专制权力。所以他又认为权力必须制约和均衡,就像法律制定权和执行权不能同时掌握在一批人手中,这样才能使得集团内的各种政策和措施符合人们的利益,而不是为私人利益服务。洛克的分权制衡理论经过不断发展,形成了后来大多数国家采用的三权分立制度。
(一) 政治体制
洛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给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理论支撑,并为其设计出一套有效的运作机制。这套理论给英国、法国、美国带来极大影响。英国在“光荣革命”之后,首次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推动了政治制度的现代化。而洛克所著《政府论》被学者们公认为为英国“光荣革命”辩护的著作,此外,他的政治哲学在英国也成为常识性的存在。洛克政治理论的独特性符合当时美国社会发展的情况与需要,[4]因此,美国人把洛克的自由主义奉为神圣,并将其作为制定一些重要文件的指导思想。如《独立宣言》和1878年宪法,这些文件与自由主义观念有机结合,为美国宪政制度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伏尔泰将洛克思想传播到法国,为启蒙运动提供了新的内涵。孟德斯鸠深入分析了洛克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三权分立学说,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组成部分。从启蒙运动到后来的大革命,法国的政治现代化深深的打上了洛克思想的印记。
(二) 政治权力
政治权力在中世纪更多的是为统治者谋取利益,它成为统治阶级的一种特权表现形式。统治者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他们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到人民的正当权益。洛克对政治权力做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政治权力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公共福利,保障人民应有的权益,特别是生命、自由和财产方面的权益。同时,洛克也提出政府权力是有限的,而且应当以保护人民的权利为主,如果统治者超越职权和违背所受的委托而对人民使用武力,就是和人民处于战争状态。经过洛克对政治权力的重新解释,西方国家在划分政治权力时有了更明确的指导理论,让政治权力的运用更加符合了人民的要求。
(三) 政治思想
洛克的理论奠定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对政治道德进行规范。洛克批判以菲尔麦“君权神授”思想为主的旧思想,也批判当时有较大影响的偏激思想,这些都是其理论形成的前提。洛克完善理论中的一些经典原则,如个人主义,自由,议会民主等成为一些西方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其政治思想已经内化为西方社会所信仰的政治道德和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有学者也提出:“如果说霍布斯引领西方政治思想走出了____时代,并奠定了近代政治思想的根本方法,洛克则完整的提供了西方近代政治思想方式的经典范本。”洛克是西方政治思想的引领者,他影响着其内容与发展变化,并且改变了其思维方式,将其引入近代,并推向更远的方向。
(四) 政治矛盾
洛克对自由主义理论的完善主要是为了解决英国的问题,当时英国存在着两组矛盾,一是国家与教会,一是国王与人民。其他一些思想家也对这两组矛盾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处理意见,希望能将其化解,但效果并不显著。洛克提出宗教宽容,明确国家与教会之间的权力范围,以缓和国家与教会的矛盾。在国王与人民的关系上,洛克提出权力的制约与均衡理论,主张法治,权力细分,这样就限制了统治者的权力。同时突出个人的自然权利,认为人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洛克完成了“为人类社会设计一种新的基础,以代替即将永逝的封建的和宗教的原则”的事业。不论是宗教信仰自由的理论,还是法治与分权理论,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重要主张,洛克的政治思想对于调节政治矛盾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综上所述,洛克完善了自由主义思想理论。这套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与实践。它指导早期西方国家的政治生活,影响政治制度的形成,政治权力的划分,规定政治思想的原则,还调节了政治矛盾,所以有学者认为没有一个思想家能够超越其贡献。其影响也不仅局限于洛克所处的时代,即便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政治生活也依赖于它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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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8月,在伊犁、塔城、阿山(今阿勒泰)爆发的三区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下,在全国人民革命斗争胜利的鼓舞下爆发的。三区革命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在新疆的军事力量,有力支援了全国人民解放战争;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本地民族干部,成立了民族军,训练了数以万计的指战员,为新疆的解放和解放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民族因素对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 “苏联与三区革命”是近50年来中苏关系史中的研究热门。由于档案文件的禁锢,许多疑团没有解开。例如,苏联为什么调停三区与国民政府和解,就没有得到完全解答。苏联在三区革命的全过程中,采取了全面支持军事进攻,力主和平谈判和指挥战略撤退三个步骤。从外在的现象,亦即国际外交的角度看,很好解释,那就是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所导致的合理结果。但同样,为什么就在签订同一个条约时,苏联却坚持外蒙古必须独立,而对新疆却网开一面呢?要知道,当时民族军拿下乌鲁木齐已经是唾手可得的事了。本文仅就中亚的民族因素对苏联的对新疆政策所产生的影响做粗略的分析,认定是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亦即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使苏联采取了务实政策——促使三区与中国中央政府和解。为将上述苏联务实政策讲情楚,对上个世纪20和30年代苏联的对新疆政策进行了简单的回顾。文章所使用的核心资料主要是已解密的前苏联时期的绝密档案。
1944-1945发生在新疆伊犁、塔城和阿山的三区革命是在苏联的全面扶持下发生与发展的。当时苏联之所以全面扶持三区革命是为了彻底推翻盛世才控制的__省政权,代之以由新疆原住居民代表组成的民族自治政府。但当1945年9月上旬,三区连成一片,南疆燃起革命烈火,国民党的乌苏、精河守军被歼,乌鲁木齐唾手可得的时候,苏联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转而约束民族军停止进攻,应国民政府所请,全力主导三区与新疆当局讲和,促成了这次震动中外的“伊宁事件”得到了和平解决。
苏联为什么对三区革命的态度发生180度的大转弯呢?一般研究者只从国际大环境着手,认为中苏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了友好同盟条约,苏联做出了从三区革命中脱手的保证1,不得不放弃推翻新疆现政权的方针,说服三区讲和。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分析仅仅停留在这一步却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在肯定中苏条约重大影响的前提下,着重论述影响苏联做出这一重大转折的另一决定性的因素——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和由这一威胁决定的苏联务实政策所起的决定作用。
就意识形态而言,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是联共(布)与苏共的最高职责,因为在任何角落、特别是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社会主义革命或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殖民主义的革命都会削弱世界资本主义的力量,增强世界无产阶级的力量,而首先是增强苏联的力量。因此,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苏联领导人,从战略思想上讲,都没有放弃推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尽管他们在推进这一战略时,所实行的策略有很大差异。但是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发动革命,与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等通行的国际法准则是不相容的,势必影响苏联与有关国家的关系;而且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大多数情况下,推进世界革命会直接损害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这时苏联又将维护国家利益原则放在第一位——执行务实政策。也就是说,苏联领导人在不放弃世界革命战略的前提下,实行维护现实国家利益的务实政策,不断平衡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之间的矛盾:有条件的时候,就发动或支持革命;条件不允许时,就取消革命或将革命限制在苏联国家利益所允许的范围。可以说,苏联的整个对外政策就是在不断平衡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之间的矛盾中进行的。苏联对三区革命的这次策略转变就是其世界革命战略与务实政策相平衡的产物。
在三区革命发动阶段的1944年初,苏联驻新疆的各个领事馆受命发回关于新疆原住居民民族解放运动前景的资料。苏联驻喀什总领事报告说:“在目前条件下,如果没有穆斯林教会参加,就不可能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穆斯林教会无疑将在斗争的所有阶段起着主导作用。”2正是基于这一认识,在革命的初期,苏联在支持新疆革命者的同时,也放手让伊斯兰教会活动,利用它发动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族人民起来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作斗争。这样,新疆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就乘机钻进革命的领导层。最初领导伊宁起义的“解放组织”共有12名领导成员,其中只有阿巴索夫和卡斯木江是真正的革命者,其余大都是封建与宗教上层人士。3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成立的“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艾力汗吐烈就是一个伊斯兰传经师,又是一个泛突厥主义者。他是乌兹别克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年代从乌兹别克逃到新疆。在布道时他大肆鼓吹新疆实行彻底“独立”的泛突厥主义思想,被盛世才逮捕,从1937-1942年一直被关在伊宁的监狱。三区革命起来之后,他抓去了革命的领导权,使他不仅是泛伊斯兰主义者和泛突厥主义者的精神领袖,而且还是整个三区革命临时政府军政事务的最高主宰者。在他的活动和影响下,伊斯兰宗教界和封建上层很快的结合到一起,占据要津。当时参加临时政府的有三种成分:“其一是具有革命意识和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人,主要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为代表;其二是持资产阶级观点的,主要以艾尼瓦尔木沙巴耶夫和赖希木江为代表;其三是封建阶层的,主要以艾力汗吐烈、艾肯木拜克和加为代表。”4尽管以阿合买提江和阿巴索夫为代表的进步力量在起义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艾力汗吐烈自任(临时政府)主席后,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只有阿巴索夫等极少数人被列入政府委员,大多数具有进步思想的人,都被排斥在政府之外。”5
1945年1月5日,该临时政府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会上通过了9项宣言。在宣言中宣布: “永远消灭中国在东突厥斯坦领土(何谓“东突厥斯坦领土”宣言没有做出解释,但所包括的地区,除指以三区为主的民族军控制区外,还包括以喀什为中心的南疆突厥语系民族居住的广大地区,实际上指的是全新疆地区)上的专制统治”,“建立一个真正、自由、独立的共和国”。6这是以艾力汗吐烈为代表的泛突厥主义者,用民族解放之名,行分裂国家和民族之实的根本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违背新疆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违背最初发动革命的真正爱国、进步的革命者的初衷。苏联对此大不以为然。该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苏联驻迪化副总领事叶甫赛也夫就曾对新疆著名人士包尔汉暗示,他同包尔汉一样,也不赞成三区成立独立国家,从中国分裂出去。7
苏联为什么不愿意新疆出现一个伊斯兰教“独立国家” 呢?因为这必将激发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泛滥,首先将影响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这是被十月革命以来新疆所发生的多次伊斯兰起义所证明了的。
在新疆与苏联的3200多公里的共同边界内,与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边界1718公里,与吉尔吉斯加盟共和国近1000公里,与塔吉克加盟共和国450多公里,与俄罗斯联邦55公里。除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外,新疆与苏联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是近邻,而且与这些加盟共和国有十几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同一民族,这些民族之间有着割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十月革命后,大批被红军击溃的白卫军和难民移居新疆。20年代苏联农业集体化时,又有大批富农涌来 。在移居新疆的俄国大批侨民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苏维埃政权充满敌意,伺机挑起中亚地区的民族动乱,恢复旧制度。而新疆每一次大的民族暴动,又有大批新疆居民来到苏联的中亚,冲击那里的社会稳定。历史证明,新疆与苏联中亚的几个加盟共和国,一方的民族的动向对另一方民族都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苏联最高决策者从不支持新疆的任何民族运动,这一政策就逐渐形成了苏联对新疆传统的务实政策。
但是,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苏联并没有放弃世界革命战略。而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在制定对新疆政策方面苏联一直存着两种力量的斗争:一种是世界革命派,或曰意识形态派,主张在新疆发动革命,在新疆实行苏维埃化;一种是务实派,反对在新疆举行任何民族革命运动,主张保持新疆稳定,与新疆地方当局维持良好的关系。前者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和一部分苏联激进的地方负责人为代表,后者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及其在中亚地区的工作人员为代表。
1919年红军对中亚地区的胜利进军,激发了一部分人的革命狂热。当时有许多跨中苏两国同一民族的人在俄国内战期间在红军服役,并参加了俄共(布)。8其中,以维吾尔族人数为最多。在阿拉木图活跃着一个维吾尔族共产党员小组。在七河地区有50个各种革命组织和共产党小组,其中维吾尔族(主要是来自新疆的塔兰奇、回族、喀什人)的党员达1500人之多。9此外,还有数十名来自新疆各民族的学生在苏联的高等院校学习,共产国际试图通过他们与新疆建立联系,在新疆建立革命组织,然后创建革命党。蒙古族的共产党员则帮助共产国际在居住于新疆的蒙古族中进行工作。101923年曾准备召开“中国__省革命者代表大会”,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为此还通过了专门的决议,并拨款5万卢布作为会议经费。11会议虽未开成,但说明旅居苏联中亚地区的新疆革命者有了比较大的影响,以至得到了俄共(布)中央中亚局的支持。毫无疑问,当时红军在中亚胜利进军的形势以及旅居中亚的新疆各族革命者的积极活动,激发了共产国际和俄共(布)的一些领导人在新疆发动革命的冲动。特别是1921年5---6月份红军进入新疆与流窜到这里的白卫军作战之后,红军在新疆地区的影响急剧上升,在新疆发动革命问题被一些人提上了日程。
1919年秋,俄共全俄执行委员会和俄联邦人民委员会向突厥斯坦派遣一个全权委员会(后来改为俄共〈布〉中央中亚局),从1920年7月起,绝大部分国际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对新疆关系问题都要经过该委员会(中亚局)讨论。在讨论中,该局成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负责人亚.鲁祖塔克正式提出了在中国新疆建立喀什和准噶尔苏维埃共和国的建议,并将该建议提交1921年6月4日举行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行讨论。当时任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坚决反对这个建议,列宁也支持契切林的意见,鲁祖塔克的提议被否决了。12但是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人员仍然试图将他们的想法付诸实施。而且,鲁祖塔克不乏支持者。1922苏俄驻新疆商务代表卡赞斯基(旧译作喀赞斯克依)就是一个激进的“世界革命”的鼓吹者。以致契切林不断指示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中亚的工作人员进行调查,并提出切实的报告。这些在中亚和新疆的工作人员了解实际情况,他们认为在新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异想天开。被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授予全权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当时设在在喀什,负责与新疆当局进行外贸谈判)的报告中特别指出,虽然在喀什举行武装起义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引发这一暴动有多么容易,将这种自发的社会力量引入相应的轨道就有多么困难。喀什的居民极其蒙昧,并仇视与‘异教徒’有关的一切事物。他们还处于宗法氏族阶段,刚刚出现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分层的苗头。因此,对尽人皆知的‘阶级意识’格格不入。
勿需成为先知就可预言,泛突厥主义者的民族革命浪潮冲击的不仅是汉人,还会冲击到我们。”由此,报告得出结论说:“目前我们不应向着喀什的穆斯林群众,而应向着他们的奴役者汉人。我们应在一段时间里停止任何形式的使喀什人发动革命的尝试,我们的行为在中国人看来应该是奉公守法的。”13对有人想将新疆从中国分割出去的想法,驻中国新疆地区的蒙古人民革命党的全权代表C.纳措夫予以坚决驳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破坏中国完整的运动将给协约国以口实,实现其将中国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夙愿,这意味着中国彻底地被国际资本奴役。”其二,纳措夫认为,新疆超前的、无组织的武装斗争“势必使我方冒提供切实的武装援助之风险,可能会有损于我们在全中国范围内的外交工作:因为国际外交界无疑会利用类似的机会在中国公众中进行反苏宣传。”14以上为数众多的报告,特别是类似于上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外贸人民委员部的报告和纳措夫的报告对苏联最高领导人做出对新疆的决 策起了重大作用。另一方面,从十月革命胜利时起,中国新疆当局的领导人都坚持执行对苏联的友好政策,也为苏联最高领导保持与新疆的稳定的关系创造了条件。1927年2月17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听取了泽连斯基和卡拉汉(当时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人民委员,负责对华事务)的报告后,就在新疆开展革命工作问题做出了“特别决定”,结束了关于是否在新疆举行革命的争论。
三区革命旧址
第二次考验,也是最严峻的考验,是1931年新疆发生的哈密事变17,和由此引发的泛突厥主义的大泛滥——喀什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当时各族人民武装起义的烽火几乎遍及全疆,起义者曾控制了新疆80%的土地。由于苏联一直宣传自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的天然盟友,新疆起义各族与苏联中亚地区各族又大多属于同一个民族,一些起义者很自然地把乞援的目光投向了苏联,要求苏联给予实际的援助。起义领导人之一、曾留学苏联、并与共产国际有密切接触的尼扎梅金就曾向苏联驻喀什总领馆提出从苏联购买武器的请求,但遭到断然拒绝。18当时,正如在20年代所发生的情况那样,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一些思想激进的负责干部,特别积极地要求苏联当局站在起义者一边,就势在新疆推进社会主义革命。1931年9月驻塔什干共产国际代表多尔夫通知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说:联共(布)中亚局书记鲍曼认为,新疆的起义“具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因此我们应当帮助这次运动,应在新疆开展积极的革命工作”,鲍曼还指出,“军事工作者和国家政治保安局的工作人员坚定不移地反对帮助汉人镇压起义”。19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还向共产国际政治委员会提交报告,建议在新疆和甘肃开展革命工作,并依靠农民和城市劳动者建立革命党。20
当时所有的情报都证明新疆政权已不堪一击,是支持摇摇欲坠的新疆现政权,还是支持起义者,苏联最高决策者在密切观察局势的发展。要求苏联支持维吾尔等新疆起义者的请求纷至沓来。但与此同时,由新疆起义激发起来的反苏洪水也开始大肆泛滥。插进起义队伍中的马仲英一下子成了在新疆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背后的支持者就是日本,而英国则在喀什大肆活动。英国和日本特务在南、北疆兴风作浪,在新疆掀起了“泛突厥运动”的洪流。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下封建上层开始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起义者中“亲英的南方集团”和“亲日的北方集团”成为西方刊物司空见惯的术语。苏联工农红军情报处给政府的报告说:“起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可能导致中国在新疆的统治寿终正寝和穆斯林国家建立的尝试。同时必须指出,这种尝试不可避免地导致争取自治的漫长的民族斗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回、维吾尔族之间的斗争),同时也不排除维吾尔人内部在和田与喀什之间争取自治的斗争。类似的情况会被英国人广泛利用,以扩大其在喀什的影响,消除我们对新疆经济影响的优势地位,并对我国边境构成威胁。”21这份报告引起了苏联最高决策者的高度警惕。
所谓对苏联边境构成威胁的势力主要是指“移民”。俄国内战期间逃到新疆的白卫军和巴斯马赤分子混进了起义队伍,与新疆起义者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同时与他们在苏联境内的亲友保持着秘密接触,并怂恿他们向新疆迁移。当时中亚地区的农民正饱尝强行推行的“农业集体化”之苦,于是纷纷向新疆逃来,因为据说在新疆起义后的同胞已经掌握了大权,成了主人。据苏联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驻中亚代表的报告,仅1933年一年,从苏联中亚移到喀什的吉尔吉斯移民(柯尔克孜人)就有60000人。中亚一些著名的移民活动分子也混杂在移民中来到喀什。红军情报处的报告预计:由于食品短缺,“巴斯马赤分子和民族反革命分子可能加紧活动,从喀什对我(苏联)领土进行偷袭。而移民与我境内千丝万缕的联系将激化移民情绪,在巴斯马赤队伍进入我境内时为其扩充势力奠定基础。”22
最使苏联不安的是,1933年11月12日,在英国庇护下的沙比提大毛拉和穆罕默德.伊敏在喀什策划成立了一个“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宣布该共和国为“永久民主共和国”。 1931年在苏联中亚地区搞反苏暴动的“泛突厥主义”分子吉尔吉斯人加纳伯克和乌兹别克人色提瓦尔江等麇集喀什,借助英国和日本势力,串通流亡到柏林、喀布尔、安卡拉等地的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反苏分子,欲以新疆为跳板,重返中亚,继续进行反苏活动。他们与巴斯马赤分子沆瀣一气,大肆煽动苏联中亚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向喀什移民,其实质就是为了纠合反苏人马。“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加纳伯克一伙又成为沙比提大毛拉政权的依靠对象。很显然,任新疆局势发展下去,苏联中亚地区很快就会卷入民族大动乱的旋涡。
鉴于以上情况,苏联决策者不理会激进派的各种反对意见,对__省当局逐步给予支持,以免其在起义烽火中彻底崩溃。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1931年8月5日决定向新疆出售两架飞机,飞机及两名飞行员和机械师很快被派往新疆;231932年6月23日又确认总价值为200705美元的军火交易,按规定,苏联总共向新疆供应8架飞机,还有空投炸弹、大炮、汽油等武器和战略物资。24在新疆__省岌岌可危的关键时刻,苏联又毅然决定答应盛世才的请求,派出红军,全力支持他平息了新疆的民族动乱。
苏联决定支持盛世才,引起世界革命派的激烈反对。共产国际上书联共(布)中央,罗列了不能支持盛世才的各种理由,指出:虽然穆斯林人民运动的首领中有封建主,“但却不能改变其民族解放运动的性质”。而我们对新疆反动军阀的武装援助并不能改变他们对我们的敌视态度,“借助于我们的武器,及随之而来的对维吾尔和其它民族的血腥镇压,不能不给整个民族解放运动造成伤害,并促使反革命势力的更大联合和扩大新疆的反苏基础。因此我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援助新疆政府镇压新疆维吾尔人起义是不适宜的。”25就意识形态原则而言,共产国际不无一定道理。但苏联决策者这时并不考虑意识形态原则,而是苏联现实的国家利益,并没有取消支持盛世才的决定。这次考验证明,苏联对新疆的传统政策是以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为前提的,甚至是超越意识形态之上的。
苏联出武器和军队打败马仲英,将盛世才扶上了台,又说服哈密起义领导人和加尼牙孜参加盛世才政府,平息了自哈密起义以来的新疆动乱。盛世才执行亲苏亲共政策,新疆生产、建设和社会生活都取得明显进步。盛世才本人还加入了联共(布),并两次提出新疆作为新的加盟共和国与苏联合并;以至莫洛托夫不得不在第七届全苏维埃联盟代表大会上宣告:苏联“绝对维护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全部领土的独立、完整和主权”。26可以说,苏联对新疆的务实政策在盛世才时期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但是,也正是在盛世才时代这一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盛世才“倒戈”正是苏联抗击法西斯德国最艰苦时刻。当时高加索地区有几万穆斯林与希特勒合作,甚至有许多人还加入了德国的“东征军”,极大地影响了苏联中亚地区的稳定。盛世才在这一关键时刻“倒戈”无异于在苏联的侧肋上扎了一刀,造成了苏联十分被动的局面。
盛世才的“叛卖”证明意识形态派那一通“阶级分析”是对的,使苏联领导人不得不考虑激进派的意见,从而导致了苏联对新疆传统政策的中止。斯大林与苏联其他决策者们从盛世才身上得出的基本教训是:“再也不能依靠统治新疆的汉族军阀,也不能指望那些民族领袖们,他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帝国主义的金钱要比真主实际得多。”于是苏联转而依靠新疆、特别是与苏联交界的三区真正的革命者,他们大多来自穷苦的农牧民家庭,而农牧民们受着国民党和民族上层的“双重压迫,只有依靠他们才能在我们(苏联中亚)边界筑起一道长城(安全屏障)”。这段话是苏联驻迪化领事对一位著名的新疆进步人士透露的机密。它道出了苏联支持三区革命策略的核心——在支持革命的过程中贯彻阶级路线,事实上在整个革命过程中苏联正是循着这条阶级路线走的,苏联支持三区革命者,发动了以伊宁为中心的三区革命,对新疆采取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策略——从传统的务实政策转移到意识形态派所主张的激进政策上来。但这时苏联仍然没有使新疆“独立”出去的思想,仅仅是企图由新疆原住民族建立一个新疆自治政权,能与苏联保持长期稳定的友好关系,保持苏联对新疆的政治经济的优越地位。这是苏联最高决策层在1944年5月初定下来的原则,新疆“解放组织”所发布的政策宣言也证实了这一点(关于苏联对新疆的战略要求需要转文论述)。
可是,随着“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30年代哈密起义后所发生的一些险象一下子全露出了苗头。桀骜不驯的艾力汗吐烈一伙人极力将革命拉向斜路,而新疆移民像潮水般地向中亚地区涌来(与30年代不同,不是苏联中亚移民流向新疆,而是新疆移民涌向中亚),仅此一项就给苏联中亚地区造成巨大损失,更不用说这个新出现的“伊斯兰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不仅破坏中国领土和民族的统一,而且也对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的政治和社会稳定造成了重大冲击。十分清楚,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是对中苏两国的共同威胁,而作为苏联支持伊宁暴动的结果恰恰是出现了泛伊斯兰主义者掌权的“国家”——“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内在相互矛盾的怪圈:苏联为打掉新疆的反苏政权而发动革命暴动,而为动员广大居民投入暴动行列就得依靠伊斯兰教会,而依靠伊斯兰教会就无法遏止泛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抬头,使新疆出现一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这个国家反过来又威胁到苏联中亚地区的安全。这样一来,“东突厥斯坦人民共和国”的出现就成为苏联考虑重新回到对新疆传统政策上来的一个决定因素,正是这一决定因素促使苏联决策者走出了怪圈——主导三区革命领导人与中国中央政府进行谈判,和平解决新疆问题。这就是苏联为什么调停伊宁事件和平解决的内在因素。
以上情况表明,消除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威胁是贯穿苏联对新疆政策始终的一条主线。这一威胁既来自包括新疆在内的苏联外部,也来自苏联的内部(中亚地区),最危险的情况是内外结合。中国新疆稳定与否,都对苏联中亚地区有直接影响。同样,中亚地区是否安全与稳定,也直接影响着新疆。实际上正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共同威胁使中苏两国有了切合点,和平解决了新疆问题。今天苏联已经解体,几个中亚加盟共和国都各自成为独立国家,但作为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民族分裂主义依然存在,依然威胁着中亚国家和中国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今天的“东突”,就是历史上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发展的极端——“恐怖主义”。我们重温苏联对新疆务实政策的历史,不能说没有现实意义。
注释:
1 1945年8月14日中苏互换照会(一)称:“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同盟友好条约第五条所云,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1982,第1329页。
2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中国问题咨询处全宗,目录32-a, 第299箧,案卷11,第1---18张。
3赛福鼎著:《赛福鼎回忆录》,北京,华夏出版社,1993年,第296页。
4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282页。
5 赛福鼎.艾则孜:《天山雄鹰——阿布杜克力木。阿巴索夫生平》,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70页。
6 A.A.哈吉姆巴耶夫:《1931---1949年新疆民族解放运动》,第2卷,莫斯科,1974年,第19页。
7 包尔汉:《新疆五十年》,第282页。
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3,第53张。
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目录2,案卷8,第33张。
1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27 ,第3---4张。
11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514,目录1,案卷56 ,第2张。
1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案卷174 ,第4张。
13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100,目录4,总卷102,案卷5,第48张。
14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案卷48 ,第123---124张。
1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等编:《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2卷,下册,莫斯科,1996,第619页。
16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0/808(卡拉汉档),目录12,总卷88,案卷254,第9张。
17 哈密事变的直接起因是1931年__省政府应哈密农民的请求,对哈密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宣布结束王府统治制度,在哈密地区设立哈密、伊吾、宜禾三个县,废除徭役,由政府统一征收赋税。但在实际执行中,农民负担不但没有减轻,反而加重了,引起农民的不满。王府封建主乘机加以利用,举行武装暴动。由于暴动一开始就被封建上层抓去领导权,并恢复原来的封建制度,所以这次起义历史上称为“哈密事变”。新疆其他地区的起义,大抵与哈密事变类似。帝国主义势力又乘机插手,造成了30年代新疆的民族大动乱。其性质与40年代的三区革命迥然不同。
18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0张。
19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2209,第9---10张。
20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9张。
21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8/08,目录16,总卷162,案卷117,第9张
22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62 ,目录2,案卷3037,第68张。
23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4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12,第195张。转引自Б. А . Бармин , СССР и Синьцзян 1918-1941гг. Брнаул, 1999. р.116.
25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全宗495 ,目录154,案卷457,第29---30张。
26 M. Beloff: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Vol l, p.237-238. 转引自:包尔汉:《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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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新媒体的应用越来越广泛。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已在当代大学生群体中高度普及。新媒体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广阔的发展机遇,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形势下,加强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分析研究,积极探索运用新媒体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与途径,已成为新时期高校的崭新课题和艰巨任务。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新媒体时代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不小的机遇和挑战,对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思想带来了积极和消极的影响。笔者认为,合理有效地运用新媒体加强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当前学科内的一个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影响;对策
新媒体是指相对于电视、报刊、杂志、广播等传统媒体而言的凭借数字网络、移动通信等技术向受众提供信息服务的新兴媒体形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数据表明,截止2012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64亿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新媒体对于学生群体的影响表现得尤为突出,主要体现在日常生活、学习的方式以及思想观念改变上。
(一)相对于传统媒体,新媒体使用更加广泛。通过调查得知,绝大部分学生都拥有并使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商品,但对传统媒体的使用率偏低。智能型手机的普及深受以90后为主的大学生的青睐,使得手机成为当代大学生的首选媒体,普及率最高。与此不同,报刊、杂志和广播在内的传统媒体形态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手机等新兴媒体。
(二)新媒体虽广泛使用,但认识效果不佳。通过调查,发现大理学院大学生新媒体的使用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问卷对象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新媒体,但提及对新媒体的认识情况,普遍认识度不高。虽然这些大学生已经较为普及并且广泛使用这些新媒体,但是他们的对新媒体的概念等知识素养还不太高。
(三)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交流和休闲娱乐的重要手段。大学生最常使用新媒体中的哪些功能也是本次调查的重点问题,数据显示,在经常使用的网络媒体中,即时通讯工具,如QQ、人人、微信等是大学生最常使用的网络媒体,说明了新媒体俨然在大学生人际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此外,网上游戏和影视娱乐活动也成为了大学生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一)积极方面。新媒体的种类繁多,使得大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多样化。例如,时下非常火爆的微博、微信朋友圈、MSN、FACEBOOK等即时通讯软件。再如,有着相同兴趣爱好的人可以组建一个QQ群,在群里面畅所欲言,抒发自己的观点,更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活动,彼此在现实世界加深了解,这就使大学生的交友范围变得更广。
(二)消极方面。新媒体同样也产生了一系列的消极影响:大学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交流日趋减少,长此以往,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人际沟通技巧降低,使人们变得冷漠。过度沉溺于网络,也会弄影响大学生身心健康。由于大学生知识面较窄、经验不足,对新媒体中的大量信息无法较好地进行过滤,使一些低俗信息给他们造成负面的影响。在调查过程中,还有大部分被调查者反映,新媒体使他们的个人信息、隐私受到侵犯。
胡锦涛同志曾指出,“特别要认真研究互联网对青年带来的影响,努力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新阵地”,“努力使互联网成为广大青年获取知识、信息的新窗口和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
(一)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机遇。新媒体技术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及时全面把握学科前沿内容,了解同学科甚至是跨学科学者的想法、观点,扩展自己的眼界,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量,为自身的研究奠定一定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在网上与学生进行实时交流,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态。同样的,学生群体也可以通过新媒体这一渠道发表自己的观点,例如,时下非常流行的朋友圈、微博、QQ空间等,不但丰富了课余生活,也可以在网络上结交五湖四海的朋友,互相进行交流。
(二)新媒体环境给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新媒体信息的复杂性也给当代大学生带来了一定的冲击,网络世界中的信息有时候难辨真假,大学生可能被错误的信息所误导,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受到影响。在新媒体时代,传受双方是平等的,每个人既是信息的传播者,也是信息的接受者,这就导致了信息的鱼龙混杂,对当代的思想政治工作者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一)正确认识和利用新媒体展开思想政治工作。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必须改变过去的思维方式和教育观念,要结合新媒体的具体特点来展开工作。这就要求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积极认识新媒体,了解新媒体的特点,提高自身利用新媒体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
(二)积极开展工作,占领网络虚拟阵地。在新媒体的大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及时调整工作方法,创新工作意识,创办有特色的并受大学生欢迎的活动,例如创建特色校园网,定期举办活动,吸引大学生的目光。在举办网络活动的过程中就可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达到育人的目的。在这方面工作中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该作为引导者去和大学生交朋友,要坚持地位平等的原则,而不是站在管理者的高度去塑造大学生。
(三)发挥新媒体优势,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仅仅依靠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已经无法满足当代大学生的需求,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利用新媒体的自由平等性打破传统教育过程,可以利用QQ、微博、微信、聊天室等新媒体以朋友的身份进行交流,可以进行个别的工作,也可以进行群体的工作,这是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手段很难达到的。
总之,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已经来临,面对新形势,我们必须直面机遇和挑战,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优势,将新媒体与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才能解决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现育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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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孙中山民族主义的思想文化渊源全文如下: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发生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更加稳固,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也逐渐形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然而曾经作为天朝上国的中国彻底从世界文明、国际政治体系的中心滑脱到世界格局的底端,被迫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体系中,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半殖民地,饱受压迫与欺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
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代理人”的清政府仍做着他天朝上国、唯我独尊的黄粱美梦,继续实行昏聩的统治,不断盘剥、侵蚀中国的广大民众。面对这满目疮痍的社会环境、交错复杂的社会现实,奉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清廷无疑成为人么内口诛笔伐的对象,社会大众的民族意识逐渐觉醒,民族认同感不断增强,荡涤着整个时代与社会的思想观念。强烈的民族认同与解放观念与西方思想理论在这片摇摇欲坠的土地上发生强烈的撞击。
基于这样的国情与世情,为挽救民族危亡,关于解决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问题的民族主义理论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的主要研究探讨内容。以封建地主阶级为代表的改良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都以各自不同的立场对民族主义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探索。相较于改良维新派依托于统治者陈旧落后的自上而下的温和改良方式,孙中山将中国传统思想观念与西方理论进一步熔铸成为三民主义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理论,主张以革命的方式挽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1〕189为昏昏欲睡、一蹶不振的社会带来了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动力与曙光,其民族主义不仅在实践中具有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也丰富与完善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理论。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东西方文化思想交融复合而成的理论体系与学说,其并不是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国近代革命形势与革命实践不断成长、变化和完善的,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从理论上讲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属于资产阶级思想范畴。然而作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虽有留洋经历,带有明显的西方文化的烙印,内化到其思想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仍在其学说中窥见一斑,尤其在革命初期体现明显。
(一)“夷夏之辨”的传统民族观念
“处于中国传统民族观念核心的‘华夷之辨’因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统治局面而基本处于隐含状态,只有在面临少数民族威胁汉族政权、华夏文化正统地位时才会脱离隐含状态而凸现出来。”〔2〕32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来看,在元朝与清朝统治时期,汉民族被蛮夷民族所统治与压迫,汉民族的正统文化受到蛮族文化的威胁与挑战,“夷夏之辨”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议题。大汉族主义倾向明显,强调汉族在各民族中的优越地位,宣传汉族文化的先进性与文明性,一些知识分子高举“华夷大防”的旗帜,期待以此来恢复汉族的中心地位。在清朝末期,国家面临帝国主义欺凌,民族危机严重的情势之下,“华夷之辨”又在知识分子、社会民众中广泛流传。面对尖锐的民族矛盾、深重的民族危机,孙中山在革命初期高举“反满”大旗,在兴中会成立之日起便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联合政府”的口号,“驱除鞑虏”明确的体现出其反对清政府统治,驱除满族的思想。孙中山在革命初期的明确的“反满”倾向,受到了中国传统华夷观念的深刻影响,恢复汉族在政治领域及文化领域的核心优越地位,力主建立以汉族为中心的国家政治权力中心。这一点在革命初期革命派主张建立十八个汉族省的中华民国想法中便可见一斑。并且在对民族主义的论述过程中,认为中国之所以民族主义会灭亡最大的原因归结为被异族征服。
虽然这种反满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倾向,但孙中山民族主义中的这一想法与主张也是切合中国社会现实情势应运而生,在革命初期,向受几千年封建压迫与统治的社会大众宣传民主与革命的理念必然是在思想与情感上都很难接受的。然而,面对激烈的民族矛盾,人民群众民族意识和的不断觉醒,适时的明确提出“反清反满”的口号能更好的激发人们的爱国意识、点燃革命热情,为实现民族革命、建立民主国家奠定了较好的群众基础。
(二)以血缘关系位为核心的家族与宗族观念
从古至今,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一直贯穿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之中,家本位思想浓厚。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便论述到“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1〕 185他充分认识到家族与宗族主义民众生活中的地位,认为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而中国人的团结力还没有涉及到国族。正因为家族与宗族观念深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因此孙中山意识到家族主义与宗族主义在提高民族意识、恢复民族主义中的重要作用,应加以充分利用。相较于西方的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而在中国社会,以家庭为基本的社会细胞。孙中山以传统宗族为连结体,实现家族、宗族向国族的国度;将传统的宗族与家族主义作为凝结整个民族的重要力量与手段,以此来树立民族意识、恢复民族精神、建立民族主义。 (三)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
作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孙中山继承与发扬了中国传统道德伦理与哲学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并将其恰切的融入其民族主义学说之中,来恢复民族地位、指导革命实践。古代先贤的“忠孝”、“仁爱”、“信义”、“爱和平”的道德伦理;“兼爱”“修身、治国、平天下”与“大同”的政治哲学思想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中得到较好的扬弃,丰富了其民族主义学说。
孙中山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道德哲学,是西方国家无法企及的,在新旧潮流融合撞击的社会现实中,应当被保留与继承下来。“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1〕 244孙中山强调修身、齐家,只有“把中国固有的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地位才都可以恢复。”〔1〕 250他认为要唤醒民族意识、恢复民族地位,提高国民的个人素质是必由之路。
革命初期,由于资产阶级自身阶级性与妥协性,民族主义并未提出明确的“反帝”纲领,对帝国主义国家一直持有暧昧不明的态度;但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变化,认识的不断提高,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在不断变化与发展,日臻成熟与完善,从早期极端的“反满”倾向、大汉族主义倾向中逐渐抽离,提出“五族共和论”, 主张建立大一统国家、实行民族平等。并且孙中山也不断认清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不再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出“反帝”主张,主张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面对一些年轻人受西方世界主义影响、抵触民族主义的情势下,提出要发达世界主义必先巩固民族主义,认为民族主义是世界主义的基础。中国肩负着“济弱扶倾”的使命,要在世界范围内实现民族平等与解放才是真正的“大同之世”。因此民族主义有其重要作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秉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大同”思想,将中国纳入到建立世界主义的核心位置中去。
(一)西方民族主义理论
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之间总是结构性的交互影响着。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在政治上进行压迫、经济上进行压榨的同时,也将其思想文化与意识形态渗透到我国,中国知识分子或主动或被动的受着西方思想理论的熏染。在民族危亡的关键转折时期,对于民族理论的探讨进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视野,在吸收本国民族观念的同时,将其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理论整合,探索适合时代特征与中国国情的民族主义。孙中山在留学日本以及在西方各国家进行演说期间,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也或多或少的产生一定影响。
近代民族主义理论发端于西方国家,理论体系较为成熟与完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要求与必然产物。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对于民族国家建立的原则、产生条件、民族政权等问题有深刻的论述,这些理论在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学说中也有广泛的体现。孙中山认为构成民族的五个要素分别是: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强调“一族一国”。西方民族主义理论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原则便是“一族一国”。孙中山在早期对于民族主义的论述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狭隘的种族主义,强调汉族中心,主张民族同化,在面对各民族文化差异的客观事实上,强调汉族文化的由于地位,主张以汉族文化同化其他少数民族,以实现“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
(二)达尔文物种起源理论
孙中山对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极为推崇的,并将其贯穿到其三民主义学说的论述与阐述中。达尔文的进化论主张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物竞天择,孙中山运用进化论的基本观念来阐述民族兴亡、论证民族革命。
孙中山认为自古以来民族兴亡源于天然淘汰,由于这种天然淘汰力的作用,一些民族生存下来,而一些民族则从人类中绝迹了。“但在世界中的进化力,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为力凑合而成。”〔1〕 197这种人为力在当时的历史环境立下主要是指政治力与经济力。“照自然力中的天然公例说:适者生存,不适者灭亡,优者胜,劣者败。”〔1〕 217孙中山主张面对帝国主义三种力量的共同压迫,更要树立民族精神、恢复民族地位,以实现民族解放,建立共和。
(三)民族自决思想
从革命初期狭隘的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反满”革命到辛亥革命后期明确的提出“反帝”,从承认帝国主义在华不平等条约到废除不平等条约,从“五族共和”到各民族一律平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理论随着革命形势、自身思想意识的变化而日臻成熟与完善。
在民族主义的第四讲中孙中山接受并赞扬了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俄国革命成功,他们一万万五千人脱离了了白种,不赞成白人的侵略行为,现在正想加入亚洲的弱小民族,去反抗强暴的民族。”〔1〕孙中山在革命后期逐渐走出狭隘的大汉族民族主义倾向,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在实现本民族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来“济弱扶倾”实现“大亚洲主义”以及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主义,全世界民族平等、独立、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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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烈·诺夫·怀海德,英国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出生于英国的肯特郡,在美国麻萨诸塞州剑桥逝世。1885-1911年任教于剑桥大学,1924-1937年任教于哈佛大学。他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合著的《数学原理》标志着人类逻辑思维的巨大进步,是永久性的伟大学术著作之一。同时也创立了20世纪最庞大的形而上学体系。“过程哲学”的创始人。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浅谈怀特海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之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浅谈怀特海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之影响全文如下:
摘要:怀特海所阐发的教育思想深刻而又新颖,他的教育思想中最具活力和启发意义的是教育目的论和教育方法论,对于当代我国教育的发展和改革仍然具有前瞻性和指导意义。本文从怀特海论教育目的,教育的节奏及课程设置三方面教育理念来探讨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关键词:怀特海;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是世界著名的哲学家。他兴趣广泛,思想独特,探索和研究的项目涉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诸多领域,并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 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他丰富而富于创见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教育的目的与节奏
怀特海提出教育应该是造就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这是基于对传统教育弊端的批判和反驳。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个人的天性得以自由发展,教育只能围绕“生活”这一主题,而不是任何其他庞杂科目。怀特海眼中的教育是用来教授人们如何运用知识以理解生活,而不是将纯粹的知识“填充”到人的大脑中。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被证明有生活的价值,同时也是实际中可以利用的知识。
怀特海提出的教育应有的节奏显现出对于学生心理的把握和对教育过程的思考。[2]这种教学过程分为有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阶段三个循环上升的阶段,人的智力发展的周期性正是由浪漫、精确与综合三个阶段在不同时期的循环而构成了节奏性特点,“这种节奏包含一种交织在一起的若干循环周期,而整个过程作为发展中的小旋涡,又受一个具有相同特点的更重要的循环周期的控制” [3]。既存在于每种具体学科之中,也贯穿于个体成长之中。
浪漫阶段是在最初的12年,精确阶段包括整个中等教育的时期,综合运用阶段则是进入成年的时期。首先,浪漫阶段应该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尽量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其次,在精确阶段,教师的主要任务是介绍一些新的、精确的、科学的原理以及被确认了的概念,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框架体系,并不断增加和提高一般框架的复杂性与精确性。最后,在综合阶段应以研究性的学习为主。
2.教学科目设计安排
我们先来说明教育上的两条戒律,其一,”不可教太多的科目”;其次,”所教科目务须透彻”.[4]
(1)科目数量不在多在于精
“每一门科学都以某一片段的论据为限,并根据这一片段所提出的概念来建立自己的理论。由于人类的能力有限,这样的做法是必要的” [5]教给学生的思想概念要少而精,这些思想概念能形成各种可能的组合,学生可以把学习到的知识消化转为自己的概念,并且知道如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这些精简的概念体现出有用的价值,我们要摒弃以往追求广范围涉猎却对各种知识都不透彻现象。
(2)所教科目务必透彻
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新知识要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的联系过程。[6]
1.关注学生的自我意识和创造性
伴随着教育的发展,从孔子到柏拉图,有一条规律一直出现在教育史中,那就是教育务必遵循学生的天性和特点进行因材施教。这一点怀特海也深刻的认识到,教育如果不以激发首创精神开始,不以促进这种精神而结束,那必然是错误的教育。因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就是使人具有活跃的智慧。[7]教育不是背诵精确的答案,而是应该重视和激发孩子原本拥有的活跃思维,常言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通过兴趣的培养使学生喜欢学习,并能进行有意义的学习。
教育不是填鸭式的向学生脑子灌输,而是尊重学生的情感与兴趣,如果在比较小的年纪反复灌输精确的科学知识,就会扼杀学生的首创精神和求知兴趣,使学生不可能理解科学题目的丰富内容。[8]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如果不激发主体的学习欲望,老师在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只有学生思想上接受学习,才会主动的配合教师的教学,利用活跃的思维对新知识与学习者原有认知结构之间建立起非任意的实质性联系。当个体主动积极内化、整合知识的时候,其对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就会加深。
2.强调情境化和有价值取向的课程内容选择和实施
杜威也严厉批评说:“教育的最大毛病就是把学科知识看做教育的中心”怀特海的教育,是用来教授人们如何运用知识以理解生活,而不是将纯粹的知识“填充”到人的大脑中。这就决定了教育的内容应该是被证明有生活的价值,同时也是实际的加以利用的知识。
3.根据智力发展规律设置课程
课程设置应遵循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课程设置应与学生的身心发展程度相一致,如怀特海所认为儿童智力的发展有浪漫阶段,精确阶段和综合阶段,这三个阶段是相互联系的,每一个阶段是下一个阶段良好发展的前提。小学生处于智力发展的浪漫阶段,在这个阶段,知识不受系统的程序支配。这种系统是为特定目的逐渐建立起来的。这时我们处于直接认识事实的阶段,只是偶尔对事去作系统的分析。从接触单纯的事实,到开始认识事实践未经探索的关系的重要意义,这种转变会引起某种兴奋,而浪漫的情感本质上就属于这样的一种兴奋。小学的课程内容不宜过于深奥,而应使学生容易学习,获得学习的成功感进而激发学习的热情与兴趣。
第二,科目数量要有限制。保证学龄儿童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要把一切知识都灌输给儿童。科目的选择应为五到六门,语文,数学,英语是必不可少的必修课,还应有计算机这样与时代发展接轨的信息课程。最后在加一门生活实践课程。生活实践课程顾名思义指课程要与生活贴近,可以利用书本中包含的简单物理,化学,或者历史,地理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比如教会孩子利用太阳东升西落的运行轨迹来识别方向。利用简单的物理知识认识到电的威力,从而保护自己远离电的危险。总而言之生活实践课是把科学知识与现实需要结合起来,使知识学有所用。
第三,根据学校的地方特色可以开设校本课程。中国民间文化丰富多彩,如果能够以书本形式呈现于课堂,使学生了解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对于传承文化有重要意义。例如陕北的学校可以把安塞腰鼓,陕北剪纸,陕北说书,陕北特色菜肴加入校本课程。中国各省各地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地方文化,应当将这些民间文化保留下来。
4.教育的纪律
我们尊重儿童的天性和兴趣,让他们自由发展并不意味着放纵发展。一种设计完美的教育,其目的应该是使纪律成为自由选择的自发的结果,而自由则应该因为纪律而得到丰富的机会[6]教育离不开纪律的约束,在自由学习前孩子应该在脑海中中有纪律的约束,知道自由学习并不意味放纵,在规定的时间做该做的事。比如上课期间,你可以采取独自学习或者小组学习等不同方式进行探索,但是不能在学习时间做与课堂无关的事。纪律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在短时间内可以高效的完成学习任务,并可以有更多的课余时间从事自已的兴趣爱好,使孩子有更多支配自己时间的余地。对于纪律的要求需要把握好尺度,管的太严使学生丧失自由发挥的余地,管的太松让没有自觉性的学生偏离正常教学轨道,容易误入歧途。教育的纪律应该根据各校实际情况,宽严并济,让学生在纪律的范围内自由发展。
[1]许锋华,岳伟.浪漫、精确与综合---怀特海教育节奏思想探索 [G]2009(10)
[2]张青琳.教育的唯一主题即生活---怀特海《教育的目的》解读[G]2009(9)
[3][4][7][8]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教育的目的[M].徐汝舟,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
[5]怀特海.思维方式[M].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6] 莫雷《教育心理学》[G].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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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与民族创新精神也有一定的联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论文,欢迎阅读!
创新精神是毛泽东思想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2000年6月5日,江泽民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载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事实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继承毛泽东思想,具有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他带头在湖南传播新思潮,认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9页,湖南出版社,1990。)。全竭力主张要在黑暗沉闷的旧中国,闯出一条新路,1920年11月,他写给正在法国留学的向警予信中,对湖南现状流露出强烈的不满,说:“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避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注:《毛泽东早期文稿》,548页,湖南出版社,1990。),表现出五四那个时代进步青年充满激情的创新精神。
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就没有现成的可供参照的东西作指导,只能靠自己摸索。
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教条主义就是创新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许多中国留学生,“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7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正是从创新的角度看待教条主义的。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
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马克思主义将人的认识看作一个永恒的发展过程。只要物质运动不停止,人的认识也就没有穷尽的一天,而认识的延伸必然就是思想的创新。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从这些来看,毛泽东是将创新问题放在党的思想路线这样一个原则高度来认识的。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党的领导机关,全党的党员和干部,只有高度地发挥积极性,才能有效地组织和领导群众“所谓发挥积极性,必须具体地表现在领导机关、干部和党员的创造能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从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革命时期情况的变化是很急速的,如果革命党人的认识不能随之而急速变化,就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发展,
把马克思主义看作一成不变的东西,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他还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二、毛泽东思想是创新精神的成果
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实践来看中国革命,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创造怀。中国革命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样式则不同于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同样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却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取得了成功。因此,离开了创新,就不可能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的最伟大成果就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没有创新就没有毛泽东思想的诞生。
首先,从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和提出出来看,创新是界定这个概念的最关键的内核。1927年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及其运用于实践的努力没有得到党内的认同。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的情况下,毛泽东甚至受到批评和排挤。但是,一旦从曲折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毛泽东代表着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时,其创新精神的价值立即成为党内接受毛泽东领袖地位和思想指导的重要标准。
1945年中共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也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种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319、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阐释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是我们认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视角。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许多讲话中都指出了毛泽东思想的创新价值,如他指出:毛泽东最伟大的就功绩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3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其次,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认识来看,创新是他在形成自己思想理论时突出强调的原则。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在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特实践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最先触及到中国革命带有规律性的问题,是理论创新的开端。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强调了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29年底,他在为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起草的决议中明确提出,必须在党内提倡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研究中国的国情,“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9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又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就是强调要创新。经过30年代初与王明“左”左教条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意识更加明确。1938年10月,他鲜明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命题,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正是有着这种创新精神才使他能够完整地、系统地确立起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思想理论体系。
最后,从毛泽东思想本身的内容来看,其中的一些主要思想观点都体现了创新精神。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毛泽东不顾别人的讥讽嘲笑,也不怕遭排挤打击,坚持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无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策略等许多方面,形成了新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如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特征的结论、中国武装斗争必须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的观点、关于区分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论断、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结论、关于无产阶级必须担负起体领导民主革命责任的见解、关于农民群众是中国民主革命主力军的观点、关于建立广泛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思想、关于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权建设构想、关于创造条件实现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论述,以及建国后如何对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等,都是毛泽东立足于创新的结果,它以中国共产党自身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三、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
毛泽东思想饮食着极其丰富的内容,有多层面的组成部分。而贯穿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将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表现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注:《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这三个方面确实透现出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有助于我们对它的深刻领会和把握。然而,领会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绝不可忽略创新精神的地位。从相互关系分析,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方面表现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相关联的。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步树立起来的正确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对立面就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脱离实际,拘泥于书本现成结论;经验主义轻视理论,凭固定经验办事。两者的表现形式截然不同,但却有着不思创造,死守陈规的共同特点,因而是与实事求是原则相违背的,
同样也是与创新精神相矛盾的。要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创新,要创新就必须实事求是,两者是绝对不能分开的。一方面,实事求是的基本精神就是根据实际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去寻求新答案,创新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也是实事求是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创新的涵义决定了凡事都不能囿于旧的规范,但这决不意味着可以不顾实际,不以事实为依据,脱离实际的创新不是创新。毛泽东倡导创新思想,非常重视它与实事求是的内在关系。他认为,创新精神是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要求。没有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就谈不上创新。比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求理论联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一个创新的问题。什么叫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说:“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在毛泽东的认识中,创新与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都有着内在关系。
群众路线问题是党的根本路线。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党的优良传统。而要坚持群众路线,也有一个发扬创新精神的问题。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第一,创新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社会实践总是在不断地向前推进,人民群众也总是日益增长新的要求,因此,坚持群众路线自然不能离开创新。第二,创新必须高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人,历史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可以证明,最富有创造力的是人民群众。是否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本身就是体现群众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从这两个层面去理解,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同样闪现着其创新精神。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时代,毛泽东就以创新的精神来认识人民群众。1927年国内掀起蓬蓬勃勃的农民运动,有些人吓坏了,而毛泽东却以赞赏的眼光,对农民运动作出高度的评价。与责怪或谩骂农民运动的人相反,毛泽东将许多农民的举动都看作群众的创造,一一列举而拍手称快。在以后的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中,毛泽东总是怀着满腔的热情,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人民群众寻找智慧。例如,在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农业劳动的互相组织,“这种集体互助的办法是群众自己发明出来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立即给予赞扬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一些军事作战的战术,不少也是在总结群众的作战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过程中,许多事情往往首先是由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然后再由党推广普及并取得成效的。毛泽东说:“群众有伟大的创造力”,人民中有很多“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把他们的经验综合起来,成为更好的有条理的道理和办法”。(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如何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在毛泽东那里也是其本人创新思想的表现。
独立自主在毛泽东思想中,既是一种对外的政策原则,更是一种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它的基本涵义就是不信邪、不怕压、不盲目迷信、不依靠拐杖,走自己的路。这样一层基本涵义的后面显然直接就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可以说,没有创新就不可能独立自主。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来看,独立自主问题面临着一些比较复杂的情况。
第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的转换直接受俄国的影响,俄国模式的示范作用非常大,这对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带来很大的难度。
第二,较长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存在着组织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下面的一个支部,必须接受和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就使党很难放开手脚行使独立决策的权力。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被中国人认同以后,容易被教条主义地当作圣经而古板恪守,加重党的思想束缚。这些明摆着的客观事实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很长时期没有意识到的问题:中国革命能不能,或者说应该不应该走自己的路。
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初期,以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为特征的错误倾向盛行党内,说明了不思创造,按常规思维办事,用现成结论和既定模式搞中国革命的现象,在党内有着相当大的市场。毛泽东是党内比较早地认识到独立自主重要性的代表。1930年他就初步形成了独立自主的思想,认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其实就是针对当时党内已经浒的教条主义而讲的。在以后的实践中,毛泽东讲独立自主问题主要是两个重点。一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帝国主义;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地开创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道路。两个重点突出的都是创新。
第一个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10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二个重点,毛泽东指出:“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更是注重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他特别强调必须发扬创新精神。毛泽东在总结我国50年代的历史经验时,一方面肯定了成绩,另一方面也坦率地承认党在经济建设方面,“自己的创造性很少”,他说,虽然由于各种原因,照抄苏联“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0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可见,独立自主与创新是融合在一起的。不去创新,独立自主就无从谈起;缺乏独立自主,也就不可能去创新。
由此看来,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按照《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表述,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就是体现毛泽东思想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毛泽东思想中包括多个方面。本文认为,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表现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又一个主要方面。
摘 要:创新精神作为贯穿毛泽东思想的一条主线,指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行,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取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人最伟大的理论成果,体现了强烈的开拓和创新精神。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同等重要,是毛泽东思想中活的灵魂。文中针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对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进行了具体阐述。
关键词:毛泽东思想;创新精神;革命胜利;指导意义
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涵盖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统一战线及党的建设等诸多方面,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具有独创性的理论,这些理论即使在今天一直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因此需要我们更深入对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进行研究,以便于更好的理解和继承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内涵
毛泽东思想涵盖了诸多实践领域,同时贯通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三个时期,其思想理论具有独创性,进一步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了丰富和发展,将其在中国更好的进行运用。在毛泽东思想中体现也非常明显的创新精神,这是一种积极的心理倾向,是创造性人格的动力因素。创新精神由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种成分共同构成,不仅包括对事物内在规律进行探求的精神,同时还包括奋斗拼搏献身事业的精神。可以说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创新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心理特征。在毛泽东思想中,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新新思想新事物,这就是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指引我们更好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
二、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指导意义
(一)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
在毛泽东思想中坚持创新精神,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基本原理符合,而且直接关系到对待革命的科学态度。在毛泽东思想中,其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一样需要发展,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因此科学对待革命理论成为毛泽东思想中创新精神的重要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中,在创新问题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还注重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将思想块垒面的创新精神与中国革命实际有效的进行结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不断创新中为党的发展和建设探寻出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而且创新精神也是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党员只有充分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才能积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有效的组织和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作为真正的革命者,需要在不断创新过程中寻求发展,针对各不同革命时期情况来高速自身的集训,从而更好的引导革命走向胜利。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指导
当前我们不断的努力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对于社会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无论是认识深度还是广度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飞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代革命家取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课题,也开创振兴中华的事业。从历史实践来看,当时中国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走的是俄国人的路,但却在新式上进行了创新,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条件下取得成功,从而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这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创新精神。其为我党和人民找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建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性成就,而且为我国当前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积累了经验和提供了条件,可以说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为我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为中华民族阔步赶上时代发展潮流创造了根本的前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当前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中的创新精神,从而更好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继续前进。
三、结束语
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 离开创新, 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 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 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随着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 毛泽东思想中某些带有历史痕迹的具体观点会过时, 但其中蕴涵着的创新精神, 则将是留给中国人民的一笔永恒的财富。 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 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王健.毛泽东思想与理论创新[J].理论月刊,2002(12).
[2]纪静,刘志艳.毛泽东思想与创新精神[J].法制与社会,2009-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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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
民本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本思想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根红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原理,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形成的重要的理论基础。
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向人民学习、发扬民主等一系列包含民本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根本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理论基础。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毛泽东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基点。综观毛泽东的一生,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始终是他坚定不移的信仰和全部理论与实践的基础。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强调“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预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还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实行全民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即全面抗战,反对国民党的反人民的片面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人民战争,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正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我们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仍然坚持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地位: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他认为,搞社会主义的关键在于调动、发挥和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正是在群众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巨大成就。毛泽东深信,只要坚定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就一定能够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人民群众的利益不仅是共产党人一切言论行动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因此,也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归宿。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毛泽东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作为党的工作的出发点,强调“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因此要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倾听群众的呼声。毛泽东经常告诫党内外一切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居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毛泽东不仅是为人民服务的倡导者,更是为人民服务的实践者,他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用实际行动为人民服务,为我们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1934年,毛泽东在江西瑞金时就提出,只有把从生产劳动到柴米油盐和小孩上学这些小事做好,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到我们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的呼吸相通的。在陕甘宁边区时,毛泽东提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强调制定和实行政策策略必须考虑到当时当地群众的物质利益、意见要求和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就希望所有同志,特别是老同志永远保持谦虚进取的精神。他指出:我们国家要有很多诚心为人民服务、诚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立场坚定的人。我们共产党员都应该是这样的人。1959年3月17日,针对违背客观规律、脱离群众、刮“共产风”的错误,毛泽东指出:一定要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措施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实践证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的根本所在。由此可见,毛泽东民本思想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实践中来的,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向人民学习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毛泽东经常教育干部,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要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办法来自人民群众,力量来自人民群众,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工作中遇到困难和问题,要虚心向人民群众请教,向人民群众学习。他说: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1958年,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中指出: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实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的实践去考验。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把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统一起来,这是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所以,向人民学习,走群众路线的思想是毛泽东民本思想最主要的特征。实践证明,我们党什么时候坚持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发 展;什么时候背离了群众,党的工作就遭受挫折和损失。
针对建国后一些党员干部官僚主义作风严重的倾向,毛泽东指出,铲除官僚主义最根本的是要牢固地树立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经常教导全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虚心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决防止把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变为猫鼠关系。1957年3月。针对党内一些干部的群众观点淡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减少的倾向,毛泽东在党员干部会议上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他再次强调指出:“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他还说:“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四、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怎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依然考虑的是依靠人民。1945年7月,黄炎培先生同毛泽东讨论如何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充分发扬民主是毛泽东民本思想的核心。毛泽东认为。没有民主,群众不敢讲话,就不可能真正听到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没有民主。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就不可能发动起来。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党内长期存在家长制作风和中国社会缺乏民主传统的情况,毛泽东提出了“党内生活民主化”的任务,把“扩大党内民主”看作巩固和发展党的必要步骤。在中共七大和其他一些会上,毛泽东多次提出要虚心地听取群众意见,以改进我们的工作。领导机关集中的过程,同样需要民主,需要有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论,反对个人专断,反对一个人说了算,这样才能真正做到集思广益,避免片面性、主观性。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集中,不可能形成正确的认识。这些思想反映了毛泽东对执政党的新要求和理论的新探索,也是毛泽东民本思想在执政党建设实践中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以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依靠群众,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根红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弘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新概括,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赋予了毛泽东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毛泽东的民本思想是我们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科学发展观重要的思想来源,深入学习和研究它,对于帮助我们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科学发展观,将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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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摘 要: 中华民族发展至今,离不开民族精神的凝聚功能。民族文化经过长久的发展,衍生出了中华民族精神,不仅成为凝聚全民族的核心,而且对全民族成员都起到根本的价值指向作用。大学生作为国家的最终接班人和民族复兴的承担者,他们的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成功与否,不仅关系着其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我国能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从民族精神的内涵、价值,以及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实意义入手,通过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现状进行分析,论证了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紧迫性。
关键词: 民族精神培育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创新
民族精神作为凝聚一个民族的力量,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公民道德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是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大学教育永恒的话题。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进行创新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不仅有利于丰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研究的内容,拓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广度和深度,对于丰富和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对大学生的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一情形的出现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课题,也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和文化多元化的冲击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经是必然趋势。在这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价值观念涌进了国门,冲击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同时冲击着每个大学生的思想。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强势,以及其价值观传播方式的强大,近年来显得格外突出。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影视剧和其他文化产品如潮水般涌入发展中国家。这些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对我国文化的侵蚀和排挤作用正慢慢显现出来,体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的文化产品以各种形式充斥着我国的文化市场。
(二)社会不良社会思潮的干扰
现阶段,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政治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发展在本质上应该是具有高透明度的法制经济,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近年来的腐败问题表现的较为突出。与此同时,社会的言论更加开放,信息的获取方式与传播方式随着技术的进步而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更加多样化、便利化,这使得各种价值观念,各种人生观传播的范围更广,其中不乏亚文化和不健康、消极的价值观。青年大学生在成长、成才过程中不免会遇到各类型的社会事件,会产生许多困惑,甚至面临人生中的重大抉择,这时候就需要有人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为他们指出正确的方向。
(三)网络技术的消极影响
信息技术的发展,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网络成为了各种文化快速交流、传播的新途径。网络速度快、信息新、获取方式便捷,这些特点使网络成为了大学生了解外来文化的重要途径。大学生通过一台电脑、一根网线便可以感受到各种文化的冲击,享受更加新颖、特别的娱乐方式,可以说网络为大学生扩宽视野,增强自我学习能力提供一个好的渠道。但是,我们不能对网络缺乏监管,西方发达国家拥有更加先进的网络技术和雄厚的经济支持,他们利用互联网的便利、渗透宣传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美化他们的政治体制与社会体制,抨击发展中国家,甚至利用网络发表言论,干涉他国内政,从各方面来对我国青年大学生进行思想上的渗透。
二、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基本思路
(一)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
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大学生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离不开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创新与发展。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创新要以他们的发展规律为立足点,高校不仅要对大学生进行文化知识传授、学术研究能力提升的教育,而且要加强对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教育,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要坚持可持续原则,吸收以往方式方法的同时,以当代时代为研究背景,创造性地开展大学生民族精神教育。按规律办事是科学发展观统领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创新的指导原则。科学发展观强调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这一原则也应该成为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的指导原则。根据大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事物的接受程度与接收习惯等规律,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方式。
(二)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在民族精神培育体系中的比重
1.以爱国主义教育为核心,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
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离不开加强大学生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因为文化与民族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发展史上之所以出现民族的概念,都是因为产生了民族文化,这是民族形成和产生的重要条件。增强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学校可以定期开展民族文化相关的展览、邀请民族文化专业人士开讲座,甚至增设相关选修课程,传授国学知识,提高大学生对国学的兴趣和认知程度。
2.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增强国家文化认同感。
民族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两者不可分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民族精神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而民族文化则是承载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弘扬民族精神所不可缺少的。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发展演变,积累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民俗、建筑、传统技艺等方面都有杰出的成就。在当代中国,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与当今的改革创新精神不谋而合,其中我们熟知的诚信、修身、自强等先辈提倡的品德,在现代同样被人们所需要和推崇。
3.以中华民族精神为灵魂,吸取优秀传统文化,实现文化创新。
对优秀的传统文化进行创新对于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培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本质上来说,民族精神属思想意识中的文化范畴。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与民族精神的弘扬、成长密不可分。创新传统文化不但深入推进民族精神的更新,而且能够创造出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不断发展民族精神的内容和体系。与此同时,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发展也可以促进传统文化的更新。因此,我们在德育工作中,要坚持以文化创新促民族精神发展,以弘扬民族精神促传统文化创新。
(三)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
高校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一定要抓住课堂教学这个阵地,创新课堂教学方法,争取发挥出课堂最大的作用,增加课堂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同时,高校还可以增设与民族精神相关的选修课,开设介绍民族传统技艺、传统建筑、传统习俗的课程,以学分的形式吸引学生选修。用这种方式,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增强他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
(四)构建民族精神培育的保障机制
1.建立、健全高校民族精神培育制度建设。
在高校开展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将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分配到部门,使各部门清楚各自职责,避免互相推诿的局面出现。形成良好的分工制度,各部门紧密配合,积极着手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将民族精神培育放在合理的位置,并且将其重要地位渗透到学校的各个方面,保证民族精神培育的效率和质量。
2.加强民族精神培育机制建设。
创新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需要各方面齐抓共管,这就离不开机制建设。只有完善的机制才会有更高效、更高质量民族精神培育工作。机制建设包括奖励、鼓励竞争、评选机制等方面。提供奖励,鼓励竞争从而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会有更多更好的教学方法出现,会有更多的学生主动参与和民族精神相关的活动中来。评选机制在本质上也是竞争,但评选机制更加制度化,更加标准,能够及时发现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找出适当的方法解决,将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更加高效、有序地进行。
3.加强民族精神教师队伍建设。
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过程中,高校教师是先锋力量和主力军,因此培养一批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教师队伍至关重要,是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必然要求。因此,教师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还需要进一步自我充电,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充实自己的知识结构,扩大视野,提高教学水平,重新获得学生的信任和尊敬。同时,学校还应该改善教师待遇,让教师没有后顾之忧,得到应有的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为民族精神培育工作做好队伍建设。
4.与时俱进编写教材和普及读本。
当前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现在使用的教材和读本落后于现实情况,已经不能适应大学生的需求。当出现新的外来事物和外来文化时,教材和读本很难以最快的速度来对此进行必要的解析和判断,这就有可能使接触这些外来文化的大学生发生思想上的困惑时,不能及时地得到解答。适应时代的教材应该是能完整概括国情、历史的教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学生在面临外来事物冲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普及读本应比教材更新速度更快,在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中,能更快速地起到作用,这就需要我们的德育工作者,随时关注大学生的视野焦点,及时有效地编写出相应的读本。这样必然会对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存生,孙文营.“社会发展与民族精神”学术研讨会综述.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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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是外界影响、个人学习和生活经历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价值导向和教育实践的有机结合则是促使外在体验向内心体悟转化,确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元主导能够帮助大学生在价值观反思的迷茫、困惑中形成普遍接受的社会主流意识,最终外化为行动表现的重要环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党的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青年大学生是国一个民族的未来,其价值观的形成关系到国家的发展,我国高校一直坚持把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对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影响。
党的提出了“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大学生肩负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任,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中国社会处于社会转型期,大学生们面对多种价值取向的选择,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工作。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总的看法和最根本的观点,是指那些在社会主义价值观、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中居于统治地位、起指导作用的价值理念[1]。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化马克思的核心价值理念和追求。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剥削制度,建立一个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民主不是资产阶级才有的专利,而是追求更高程度的实质而全面的民主,马克思主义高远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人民争取民主解放、民主权利,建设公平正义和谐社会的思想武器。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代表着人类历史的前进方向。毛泽东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跳出历史兴衰的循环,其法宝就是民主,我们党在改革开放以来,先后提出既促进经济发展又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是“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等重要论断,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2]。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体现在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之中。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高歌奋进,体现了中国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最重要的核心价值理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时代精神是民族发展的潮流和方向,它们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当代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青年大学生承担着建设祖国未来的重任,是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如何培养青年大学生关系到民族的兴衰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抓好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就像穿衣服扣扣子一样,如果第一粒扣子扣错了,剩余的扣子都会扣错。”[3]因此,青年大学生时期是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
(二)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的现状
1.社会环境造成当代大学生价值取向趋于理性化同时呈现复杂多元化。当今世界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的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趋势发展迅猛,社会上具有很多诱惑因素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到了冲击作用,大学生在接触西方文化的同时,也影响到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的情感表达和思维方式[4]。
2.大学生自身价值选择的矛盾化。大学生处于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价值思维尚未定型。在现代社会中,利益分配格局差别化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的形成,使得在传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学生面对价值选择时感到困惑而难以抉择。
3.大学生主体的个性化。大学生正处于成长的特殊阶段,相对过去中学时期的循规蹈矩,他们在认知、意志、情感等方面更注重自己意识的独立性,强调个性化。在现代市场经济形态下,人的价值通过财富的物化关系来表现,在这个过程中,价值观中个体意识也在逐渐形成。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相对应。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平台是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这些课程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通过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当代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始终保持时代性与先进性。
(二)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途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内容,高校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阵地,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力军作用。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宣传。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各种公开的手段、公共场所,有领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地宣传教育,另一方面要把爱国精神、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待人和善等价值观融入进不同的教育活动中,在潜移默化中使大学生受到教育。
2.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的主渠道作用。理论灌输是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最基本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大学生具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学习能力,只有对理论有全面深刻的了解才能通过理论来指导实践,从而做到知行统一,使大学生成长成才。
3.以网络为载体,重视网络文化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大学生作为网络的最大受众群体,深受网络影响,因此可以通过建立“红色网站”、手机、微博平台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直接或渗透的方式融入各种资讯,使大学生心灵受到震撼。
4.加强大学生的自我教育,提高大学生自身的行为自觉。教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因此大学生的自我教育也十分重要,学校通过设计一些活动或环节,让大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通过在活动的组织、实施、协调、管理、评估等过程中,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自觉地去发现相关的理论来做指导,从而逐渐吸收内化为自己内在的理论修养,达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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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全文如下:
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
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
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
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二、儒学奠定时期
自汉武帝独崇儒术,至东汉末年为止,可称为儒学奠定时期,儒学在这时成了官定的国学,政府设有五经博士,经成为一种专门研究的学问。特别是儒家的经典,细细推敲研究,分别今古,成为汉学。汉学到郑康成马融,遂集其大成。
三、佛学时期
佛教输入中国,始于汉末,盛于唐。汉末以后,中国进入大动乱的时代,经三国东晋而历五胡十六国,连年战伐,群情彷徨,受离乱之苦,又痛受北方异族的残杀、文人无力恢复,只知对面而泣。过去所谈的孔子之学,一时无从实现,人人想退而求个安身立命的归宿。因此与老庄之学接近的佛学,这时介绍到中国来遂大受欢迎。中国通称汉明帝梦金神而求佛,其实不然。明帝以前即有人拜佛,宫中亦有信徒,而佛像是在释迦牟尼死后五百年方兴,汉明帝虽然是做梦,也不能梦到个金佛像,因这时根本没佛像。佛教输入中国后,当时的佛学大师如法雅、道安、支遁等,皆以老庄的思想来诠释佛义,鸠摩罗斯也是个在中国宣扬佛教的得力人物。黄老之学与佛学合流,而蔚为思想的主流。但彼时谈佛教,谈的是禅机,重讨论,尚清谈,实际上未必个个笃信佛教。译述的经典,尚未成熟。以后经南北朝而唐,到唐玄奘自印度回去,大乘佛教在中国乃特盛。译述的经典也日益加多,由过去生粗的认识,进而至深邃的研究。佛学和老庄的思想,笼盖了一切。中国和印度的佛教有其不同之点,中国的佛教里,自己创造的成份很多,有些派别,在中国有的,印度没有,即使印度有的,而解释又各不同。中国有所谓十大派十三派,如唐三藏的法相宗、天坛宗便是自家所创。其中首重哲理的探讨,而于宗教的迷信部分却很少,只有密宗与净土宗算是有迷信的意味。
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探讨
四、理学时期
这一时期可以说是对佛老之学的一种反动,早在唐代佛老之学最盛的时候,已经在酝酿中了。本来儒学在唐代还是相当尊重,国家选拔人才,亦以儒学为准。到了唐末宋初古典派的儒家兴起,便力倡排斥佛老之学,先有韩李,后有欧阳修。唐至北宋这一段时期,也可以说是中国在自己创造佛教。冯友兰先生称这一派的人为新儒家,他们将儒学里面缺少的形而上学部分,加以补充,因孔子只讲人伦、社会、教育,不谈性理与天道。孔子不是不懂形而上学,他说过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性理之学。不过他不讲,他有另外的一种境界。宋儒吸收了佛教思想中的形而上学部分,融化后拿来补充儒学,成功了性理之学。他们决不承认理学是佛教的思想。理学之中又分程朱与陆王两派别。此一时期自宋至明为止。
五、朴学时期
明末清初,中国思想上又发生了大的变动。此时中国已开始与西洋接触,耶稣会的教士将新兴的科学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而又因受满族统治,革命的民族思想也发生了。由于西洋科学思想的接触,乃不再谈性理之学。如颜习斋、李恕等,均讲实用之学,研究数学与地理学。在儒学部分终而变为考据之学,用极严谨的归纳法来考据经典。而欧洲的学者如培根,却是拿科学的归纳法去研究自然。在反对异族统治的部分,在思想上变成了民主主义,如黄宗羲的原君原臣,反对专制,比卢梭的民约论,早了一百余年。这一时期的思想讲实讲考据,故又称朴学。至于此后的思想,由于鸦片战争,西洋思想再度进入中国,便进入到科学思想的时代了。
以上是中国思想变迁的大概情形。就中国本身的文化遗产而言,儒道墨法四家之中,可惜墨家法家早衰,只剩有儒道两家。道家因为加上了佛家的力量,故道家也成了中国思想中的重要部分。每一时代所着重的地方虽有不同,但思想的主流,总是少不了这几家的学说。
根据已经讲过的自然环境,文化遗产,外来影响,我们现在可以来看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
一、尚人伦
中国思想最重人与人的关系,是人本主义的思想。这个思想是儒家发达得最厉害,孔子讲仁、讲忠恕之道,所谓仁,便是将人的性格发出去,忠的意思是推己及人,恕的含义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处处都着重人与人的关系,要在好的人伦关系之上,建立一最发达最平衡的社会。孔子亦讲重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民无所措手足。”因为当时名实不符,他希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有君应尽的责任,臣有臣当守的本分。父对子的慈爱,非为物质的目的,而系出于本心的慈蔼天性。子的孝父,亦不是为报酬、为名誉,是出于纯真。孔子还讲义。行而宜之谓义,尤其对朋友的关系重在义。其次也讲礼,讲智,他提倡人们从仁义礼智上去求发展。孔子以古来的思想,加上自己的理想,发挥人性想建设一个最和谐最美善的人伦关系。
二、去玄学中国思想少玄学的部分。孔子是见鬼神而远之,他的儒家思想里不谈宗教,只谈哲学的真理,伦理的哲学。他不否认宗教,不反对祭祀,祭祀是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他所指的天命,也不是天父或神,而是真理。
三、集大成
这一传统也来自孔子,所谓集大成主义、是融和一切。培根讲求知的方法,有蜘蛛式的吐丝法,蚂蚁的搬积法,蜜蜂式的采蜜法,孔子却讲集大成法,因为这样,中国便容易接受外来的思想。在西洋,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比人和猿猴同一祖先,均引起西洋人猛烈的反对。1922年美国有一中学教员,即因讲进化论,而被辞退。在中国却没有。中国很乐意吸收他人好的思想。
四、与自然融合
中国的思想家,觉得人是自然系统中的一部分,与自然合而力一,只有在整个自然的中间,方可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西洋讲征服自然,印度讲崇拜自然,中国则从了解自然之中,与自然合一。中国也有讲征服自然的,如荀子:“大天而颂之,孰若执天命而用之。”此天乃自然之天,但此说未盛行,中国的自然科学因此不能发达。
五、主容忍
此一思想的特质,可以从对宗教的容忍上看出来。中国从来没有宗教的残杀,历史上确曾有过魏武帝、唐武帝、周武宗,三武杀僧侣的事情,但都是因为牵涉到政治的问题。如唐武帝杀僧侣,因为佛教徒要叛乱。至于韩愈、李德裕排斥佛老,所排斥的是佛教的组织,是因为僧侣不生产,并非在思想上反对佛老的哲学。而韩愈的至友之一还是个和尚。至于今日中国西北的回教问题,那更是政治的关系。
六、爱大同
中国的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要到明末才发达。过去中国所讲的,是治国平天下,想像中的是一个“天下国”而不是狭隘的“民族国”。国家的观念,十分淡漠,因此没有偏激的国家主义,也没有国际主义,而是讲大同主义。
前面所提到的中国民族思想的特质,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统,深置在中国民族之深处。即使一时有残忍险恶的反动发生,但这是违反中国民族思想的素性的,要以一时的反动来淹没数千年的文化传统,更是不可能的。我们并非以中国人的态度,来论中国的思想,我们觉得世界欲生存,文化要光大。中国的思想趋向中和,崇尚仁义礼智,在一个和谐的人伦关系上,建立大同的人类社会。这一种思想,既不鼓吹仇恨斗争,也非厌世离世,在当前的世界上,实在是一条思想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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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析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全文如下: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
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书》,《民报》第2号。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 (上),第155页。
[10] 见杨肃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1896—1907),李国祁编:《民族主义》,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81年。
[11] 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86页。
[12]《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13] 同上,第6卷,第56页。
[14] 同上,第9卷,第226页。
[15] 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1页。
[16] 见《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7] 《欧游心影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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