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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直受外强欺凌,民族危机深重,所以众多仁人志士奋发图强,寻求各种富国强民的现代化改革方案,而清末最后二十年的切音改革运动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的文字改革者们从改革语言文字角度出发,创制切音字或拼音简字,以辅助认识汉字,以期教育普及,开启民智。与此同时,由于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语言不统一,许多文化精英也认识到语言统一与否对于加强国家认同和民众团结的重要性。目前,学界对这一“国语统一”思想的研究还只见于语言学上的探讨,对其深层的政治文化意义仍未见从教育思想史角度的专门梳理,本文企图借鉴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作一论述。
近代语言统一的思想按照罗常培先生的说法,明末清初就已肇始。其曰:
“当明末清初之初,方以智、刘献廷一班人受到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的影响,颇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辅助国字的读音。后来龚定庵也打算搜罗中国十八省方言和满洲、高丽、蒙古、喀尔喀等语纂成方言一书,他说,‘音有自南而北而东西者,有自北而南而东西者,孙会播迁,混混以成,苟有端倪可以寻究,虽谢神瞽,不敢不聪也。旁举字母翻切之音,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这就是早期的国语统一论。”
上述语音统一思想,恐怕还是为了切音之便。而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虽有朝廷规定的标准语的存在,但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吏和民众之间仍情谊不能完全相通,政令难以下达基层,影响王朝统治。所以从明清以来,在雍正时期最早开始了用行政力在离官话区较远的福建和广东等地推行官话的政策,以期语言统一: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若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俗字字典所无,难以翻清,嗣后随本音释揭送内阁,以便翻译对音。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案,《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
那么为何要语言统一,除去一般交际便利之外,雍正上谕中概有说明: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等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喻、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格不通,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
从谕文可以看出,这种官话的推广还只是从官吏和朝廷的利益来考虑,熟习官话的目的是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官民之间不生矛盾。这是清朝中期官方的语言统一思想。到了清末,语言统一思想日趋高涨和成熟,因为切音字的创制必然涉及以切何音为标准的问题,当时的文字改革者也希望借助推广标准的切音简字来统一语言。如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就认为:“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也哉!又当以一腔为主脑。19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16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19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枝节也。”而第一次在由林辂存向清廷奏请推行切音新字的《上都察院书》中同样点明此义:“倘以卢憨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p#分页标题#e#
这一时期的语言统一思想还是停留在书同文、语同音的阶段,和此前的语言统一思想相差无几。而到了1902年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他的语言统一思想深受日本友人的影响,把语言统一纳入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中,国语统一乃是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主义,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日期间,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曾对吴氏谈到国语统一对于强国及加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其曰:
“伊泽氏曰:宁弃它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全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就欧罗巴各国而论,今日爱国心之最强者,莫若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国,语言自不相同,斯时也,彼自彼,我自我,团体之不结,国势之零落,历史中犹历历如绘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其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欧罗巴各国中爱国心之薄弱,殆莫如澳大利匈牙利之共同国,全国国种不一,自然语言不齐,莫知改良之方,政治风俗,在在见参互错综之状,甚至陆军不受政府之驾驭,骚乱之举,曷其有极,旁观者时切杞忧,谓奥匈之恐不国也。此皆语言之不统一之国,一则由不统一一致统一,其强盛有如德国。一则本不统一而不知改为统一,其紊乱有如奥匈,合国成绩攸兮,似足为贵邦前车之鉴矣。”
而吴汝纶回国之后,就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申明大义:“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妨办矣。”就是在这样一种中—日或者中—西对比的视角中,时人的国语统一观得到了转换和加强。这点也是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语境相合。而后,全国倡导语言统一者,大多趋同于此。如长白老民认为:“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又如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六人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文言合一,故团体最固,至于日本,犹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我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独于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今诚用此字母,则上等之人彼自有高深之学问,即庸众妇女,亦能以言语自达矣,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其利益一也。”
民国新建,建立一种新的国语,倡导语言统一,更是势之必然。澳大利亚中国学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关系密切,一种旧的宫廷语言被一种新的民族语言代替的现实反映了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统一的中央行政体系的民主结构的需要。但是这个“国家”认同已经不是认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实体,而是新兴的“中华民国”。显然,这样一种新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关系强调就更为密切,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时人也认为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人也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的统一。倪海曙认为,“国语统一的要求:同时旧的封建势力又很快的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
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就以“五族共和”明志于世,这时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已经由清末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转换到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建制思想,而蒙藏各族语言和汉地各有不同,如何在语言上处理这种民族关系呢?显然,政府方面认为蒙藏之人既是中华民国国民,当然得熟习“国语”,所以建构一种全民族的共同语,加强所有国民的国族性建构乃是国语运动的应有之义,“吾国五族之民果用一致语言,自无不同之意志,同心协力,息内争而防外患,除偏见而护共和,五族之幸,民国之幸”。1920年3月15日,在当时的教育部第103号训令中就对蒙藏语文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拟自明年起,特别区域所属道县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教授各种学科及国语、外国语之外,加授蒙语或藏语,以储通译之人才,即为推行国语之预备。其为蒙藏人特办之初等中等学校,均应注重国语,注重国语之法,即使上项毕业生先以蒙藏语教授蒙藏人使之习国语。俟彼等所习国语之稍有进步,直以国语教授种种科学。”“特别区域之外,若甘肃之宁夏酒泉,陕西之榆林,以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与蒙古接壤地方,所有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应照上拟特别区域之办法办理,此外新疆、回族青海之番族,风俗语言各有所异,且与汉族不同,故被他族歧视,遭官吏之欺虐为日已久,则新疆、甘肃、西宁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亦应参照上项办法。”虽然民国之初,全国远没有达成统一之势,国语教育对于蒙藏之地也是鞭长莫及,政令也大多停在纸上,但这些措施也能反映出国语统一运动的规划已是放眼全国。
和处理边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一样,南洋各地的华侨语言统一问题也是国语教育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海外华侨群体是中国大陆文化格局的延伸,其间方言分裂,区域之间的矛盾依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和对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形成,在时人看来,在南洋华侨中也存在着国语统一的问题,那么侨民的语言如何统一呢?这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初的国语运动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外华侨中也掀起了学习国语的行动。以居日华侨为例,民国初年在日本长崎经商的华侨不下千余人,但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关系复杂,逐渐形成了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等的关系群体,再加上彼此言语不通,平时除了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官话交谈之外,大多用日本话交流,彼此感情无法接近。而华侨的教育机关,只有一华侨公立时中学校,开办近二十年,名称虽只有一校,实际上已分成了三校,因为言语的不同,广东人的子弟,必须请广东的先生教授,福建人也必须请福建先生教授,三江人自然请三江先生。大家因语言的障碍而变成彼此相互隔膜的群体,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显示了国语统一的必要性。此时国内的国语运动已经波及到日本,驻日本前领事冯锡之和现任副领事王万年在1919年暑假期,和华侨商议将改革学校。在领事和一些华侨看来,“时中学校是中华民族的小学校,不是各省方言的学校,将来要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大国民”,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促使下,两位领事向北京学务局聘下了两位国语先生,极力整顿,到1922年已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期间已有一百三十余人学生毕业了,不论是来自三江的,还是来自广东的,个个都能说国语。语言教育是保持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但民初的国语统一教育还只是零星的行动,到了1927年以后,较之民初,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相对稳定和强势一点,同时在30、40年代全民族抗日口号的推动下,国语教育获得了较大的成绩,对后世影响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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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个永恒的话题,那写好一篇民主主义的论文必然显得个人出色的能力,那么如何写好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在中国法治建设的初期和现在,我们在理论研究中视角总是转向国外,引进了许多国外的法律研究成果。实践中,立法者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国外的法律制度大量转化为国家的法律制度,如此这样做,就是希望中国的法治发展程度能赶上西方法治发达国家。然而,引进一项制度并不是像引进一项先进的技术能立即见效,西方法治发展历经几百年的历史,能取得今日的成功,也是他们长期实践摸索的结果。因此,西方的法律制度移植到中国后,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不难理解。
所以,有学者就提出,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的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笔者认为,这样的观点是中肯并符合中国实际的。就如在西方国家,人民是热于诉讼,而在中国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厌于诉讼(虽然每年的统计数据都表明诉讼量在增加,但是中国的百姓不到迫不得已不会诉讼,从每年调解结案可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这样的传统就要求我们必须从民族的习惯出发来设计具体的法律制度。所以,笔者认为中国法治建设的资源一只眼要瞄向西域,另一只眼更要看到自己手中宝贵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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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主义在政治方面是个永恒的话题,那写好一篇民主主义的论文必然显得个人出色的能力,那么如何写好呢?下面请看下小编为您准备的一些优秀的民主主义论文范文。
“民族主义”,即指以自我民族的利益为基础而进行的思想或运动。美国学者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应该被看作是一种思想状态。”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认为:“民族主义通常被用来表示个人、群体和一个民族内部成员的一种意识,或者是增进自我民族的力量、自由或财富的一种愿望。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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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是指一个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乃20世纪主导的现代性民族自决和自治概念及实践。与18及19世纪传统帝国或王国不同,民族国家成员效忠的对象乃有共同认同感的“同胞”及其共同形成的体制,认同感的来源可以是传统的历史、文化、语言或新创的政体。因此,从一个民族构成政体,或者由数个民族经同一共享的政体构成的国族,都是民族国家的可能结合型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2000字的形势与政治论文:迟到的民族国家与超前的民族国家。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德国问题”主要是指德国1990年10月3日重新统一以后在变化了的国际体系中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政策,是继续坚持1949年以后西方一体化的根本方向,还是重蹈历史上“德意志特殊道路”覆辙。关于它在“后冷战时期”的现实发展和理论探讨,已有专文论述过。这里主要着眼于“新德国问题”在21世纪的前景,拟从“迟到的民族国家”和“超前的民族国家”两个方面加以说明。(注:这是为庆祝中德建交30周年而撰写的“‘新德国问题’探索三部曲”之三;三部曲之一是“‘正常化’的改变与‘连续性’的坚持——‘新德国问题’现实探索”,载于《欧洲》2002年第3期,第65—74页;三部曲之二是“‘权力国家’乎?‘贸易国家’乎?‘文明国家’乎?——‘新德国问题’理论探索”,载于《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3期,第62—70页。)
所谓“迟到的民族国家”,是指德国迟至世界更迭以后的2001年,才真正发展成为一个正常的民族国家,即拥有内政和外交完全自主权的、统一的、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获得国际平等的民族国家。
从历史上和当今看,德国都是一个“迟到的民族国家”。与其它世界大国比起来,它在国家发展和世界地位等很多方面都落在后面:它统一成为民族国家比别国晚,成为大国、工业国、殖民帝国或世界大国以及成为共和国或代议制民主国家也都迟于其它国家,因此,一种不想再异于他国的平等要求格外迫切与强烈。这种平等要求,对于二战以后在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冷战”背景下成立的西德来说,是其外交政策所要追求的实质目标,具体表现在争取国家主权独立和实现国家统一上;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对其它西方大国来说已是不成问题的现实,但对1949年建国的西德来说,却意味着要经历一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长征”。直到世纪更迭以后,德国才既在客观上、也在主观上实现了国际平等这一外交政策实质目标。另外,德国的平等要求不仅限于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是还有一个更深的价值规范内核,即新建国家也要成为一个同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的民主制国家。这实际上就是西德在1949年开启的两个长期历史过程:内政民主化(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和外交一体化(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
德国从政治价值上皈依西方,已经成功实现了。首先,德国“基本法”为新建国家政体规定了不可更改的四项基本原则:民主制、联邦制、法治国家和社会国家原则,它们体现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共同特征,即主权在民和天赋人权、法治和权力制衡。第二,1949年以后德国开始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论在同本国历史的纵向比较(如与魏玛共和国相比),还是同其它西方国家的横向比较(如与美、英、法政治制度相比)上,都表现出自己鲜明的特点,如政党制度的宪制化、行政制度的“原则”、联邦制度的功能性联邦主义,等等。它们既适应了德国历史和政治文化特点的要求,在实践中切实可行,同时又进一步丰富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一般理念与实践。第三,德国政治制度在实际运作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譬如在行政权与立法权之间出现所谓“宪法冲突”;在司法权与立法权之间出现所谓“宪法监督冲突”等。这些问题是德国在非纳粹化的民主建构过程中遇到的前进中的问题,且都已有应对方案和措施,问题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或解决。总之,二战以后德国西方化(或曰美国化)的非纳粹化改造获得了成功,德国统一这么剧烈的社会政治震荡也没能动摇德国政治制度的根基。德国已经成为一个与其它西方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主制国家了。
德国西方一体化的第二个历史进程是从外交战略上皈依西方,它的实现如同前者一样也是大势所趋,西德必须在外交政策上“一边倒”,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然而,西德并不是一个只能/会对国际体系作出机械反应的被动客体。如何决策,西德是有一定选择余地的,特别是要处理好其外交政策的三大矛盾或平衡问题,即对法关系和对美关系之间的平衡;国家利益(加入西方一体化)和民族利益(德国统一)之间的矛盾;对苏关系与对西方盟国关系之间的矛盾。
西欧/方一体化政策是西德开国阿登纳从1949年至1963年14年执政时期的一项主要外交政策,政策的重点是法国。这既是地理与历史因素之需要,也是法国二战以后在四大战胜国中持最强硬的德国政策决定的。阿登纳将“政治是可行性艺术”奉为其外交政策行为准则,从西德所处地位的现实可能性出发,循序渐进、适度灵活、着眼于发展地选择最佳可行性道路,从参加鲁尔国际署到欧洲煤钢共同体,从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到参与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等;阿登纳不仅一步一步地实现了本国的主权平等和全面复兴,而且还为德法和解以及促进西欧一体化事业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西欧/方一体化政策要求西德必须同时处理好其国家利益同民族利益的矛盾以及发展对苏关系同发展对西方盟国关系之间的矛盾,因为,德国统一目标随着西方一体化政策的成功不是更加接近而是更加遥远了;同苏联改善关系也引起西方盟国,特别是美国和法国的种种疑虑与不安。这些矛盾在东西方两大集团对峙的冷战条件下不可能根本解决,勃兰特政府的“新东方政策”只能是对阿登纳的西欧/方一体化政策进行补充、而不是替代;与东德建立和发展关系必须在牢牢立足于西方联盟的前提之下;处理对苏关系,西德也必须首先坚定不移地维护西方联盟的总体利益和团结,然后再谨慎而又不失积极地发展对苏关系。德国的西方政策是其安身立命的根基,即使1990年德国统一,也不是走中立化道路,而是继续立足于欧盟和北约,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法国和美国关系出现矛盾与裂痕,譬如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等,使德国的西方联盟政策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阿登纳在执政后期失去了对法、对美关系的平衡,他过分靠向法国戴高乐,不仅得罪了美国,还激化了二战以后德国(同英国一样!)一直存在的所谓较为亲法的“欧洲派”(戴高乐派)和较为亲美的“大西洋派”之间的矛盾。这两派之间的争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德国1990年重新统一以后依旧如此。但是,德国统一却使原来德国的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得以彻底解决,德国获得了其内政、外交的完全自主权。值得注意的是统一德国对东欧政策,德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海尔加·哈甫腾多恩(Helga Haftendorn)认为:德国的东欧政策已经随着冷战结束而出现质的新变化,即已处在与德国的西欧政策同等重要的地位。(注:HelgaHaftendorn,Kontinuitaet und Wandel des aussenpolitischen Entscheidungsprozesses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in:PolitischeVierteljahresschrift,Sonderheft 30/1999,S.254—255.)
应该重申的是:地理和历史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恒定不变的因素,德国地处欧洲中心的地缘政治形势对其外交思想影响是有延续性的,俾斯麦开创的德国东方政策与西方政策平衡贯通的传统同样具有延续性。然而,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二战以后西德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已经逐步形成新的传统,即立足西方;经贸立国;谅解、合作与多边主义;优先采用非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等。问题在于,在冷战结束、德国统一的全新的历史条件下,德国外交政策的老传统是否会盖过新传统,1949年开始的同时含有两个历史进程的西方一体化成功实现以后能在21世纪继续坚持和获得巩固吗?
关于德国西方一体化的巩固问题,可以从德国外交决策和国内社会基础等方面来看。在外交决策的理论层面上,德国在“后冷战时期”对“新世界政治”结构模式的根本看法是“复合性相互依存”;德国不仅属于这种世界相互依存体系,而且对它的依赖程度很高;德国的地理位置、经济与安全利益结构等决定了任何国际危机都会直接而深刻地危及它的利益,因此,德国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极为关注,其大国作用的设计和发挥也是以此作为主导。
在德国外交决策的操作层次上,已经出现了愈来愈国际化、特别是欧洲化的趋势。随着德国社会生活愈来愈与欧洲一体化紧密融合,德国的欧洲政策已经成为一项包罗万象的首要任务,对原有外交决策结构进行调整与更新就势之使然了。德国联邦议院设立欧洲联盟事务委员会,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外交决策的民主合法性也意义重大。
不仅德国的外交决策发展欧洲化,德国二战以后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也出现了欧洲化趋势,“马克体系”欧洲化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德国市民社会在历史上的蜕化,曾为希特勒纳粹主义产生准备了社会温床。这是德国历史学泰斗弗里德里希·麦乃克(Friedrich Meinecke)1946年提出的尖锐命题。依此思维逻辑,二战以后德国市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也为非纳粹化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建成与巩固提供了社会基础。德国市民社会及其民主政治文化的建构大约经历了二、三十年时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才逐步获得巩固。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国内基础,还包括德国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对西方一体化外交政策的态度,在这方面,学者和政治咨询者以及执政党和反对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他们在外交决策与实施过程中的各自角色与地位不同,所关注的问题和所提供答案的角度也迥然有异;但是,他们对统一德国外交政策取向的看法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赞同德国实行多边主义外交政策,主张德国继续在现有一体化机构(特别是欧盟与北约)中发挥作用。
总之,德国对新世界政治结构的根本看法,它在外交决策上的欧洲化趋势,德国市民社会、利益多元主义和民主政治文化的发展,国内对实行西方一体化和国际多边主义外交政策的广泛共识等,都保证了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连续性。诚然,统一德国在“后冷战时期”已经突破曾坚持几十年之久的“军事克制政策”,不再将使用武力和参与北约辖区以外世界范围军事维和行动视为禁区,招来世人极大关注甚或不安。
突破军事克制禁区,是德国外交政策在“后冷战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属于德国外交政策“正常化”范畴;这种“正常化”的改变与1949年以后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坚持具有高度实质上的一致性,即争取德国平等目标的实现;平等目标具有客观的和主观的意义,客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已经伴随德国主权独立和国家统一而告实现;主观意义上的平等目标,主要是德国通过对“克制文化”进行反思,在1998年上台执政的红绿联合政府领导下突破原来禁区以后实现的。以2001年“9·11”事件以后德国联邦国防军参加国际反恐战争为标志,德国始自1949年的以平等为实质目标的“正常化长征”宣告结束。
德国迟到2001年,才发展成为一个与其它国家一样的正常的民族国家。然而,当它已将承担未来责任置于首要地位时,它是以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所谓“超前的民族国家”,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德国这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而是“超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注:国际上流行的概念是“后现代民族国家”或“后(现代)民族(国家)性”(postmoderner Nationalstaat,postnationale ldentitaet),如德国历史学教授格特弗里德·尼德哈特(Gottfried Niedhart)199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德国外交政策:从有限主权的部分国家到后现代民族国家”(载于Aus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1-2/1997,S.16ff)。他认为:在欧洲大国圈子中,德国所体现的“后现代民族国家”形式最为发达。前荷兰驻波恩大使也持这种观点,并曾呼吁:德国应坚持其“后民族国家”取向;其它国家不要干扰这一进程,而应效仿德国人做法,也致力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后(现代)民族(国家)性”。我在这里采用“超现代”说法,意思同“后现代”说法一样,只是想强调德国走在别国前面的“超前”现实,与“迟到”的问题形成对比。)对外奉行的不是现实主义的“权力国家”外交政策,而是具有“文明国家”内核的“贸易国家”外交政策。具体来说,在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时期,统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德国已经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
德国21世纪的外交政策新任务是“国际秩序政策”(internationale Ordnungspolitik)。它是德国在2001年“9·11”以后世界历史发展新条件下提出的,同德国著名国际政治学教授汉斯·W·毛尔(Hanns W.Maull)10年前提出的“国际政治文明化”具有直接联系。
毛尔在1992年提出“国际政治文明化”的直接历史背景是:国际形势巨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他看来,它们不仅宣告二战以后时期的结束,而且还意味着17世纪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世界体系的终结。因此,对国际政治一系列现实主义的传统观点、看法、概念如民族国家主导、主权独立至上、权力与利益追逐、军事安全优先、外交政策脱离社会等已经不合时宜,由此而来的国家安全战略方案如均势、遏制、威慑等也急需修正。总之,必须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进行新思维,首先打破国际政治孤立性看法,从政治的整体性(即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面临同样的挑战!)出发,致力于实现国内和国际政治两个文明化。(注:毛尔在他1992年发表的论德国新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中,提出14条论纲。这是第1和第2条论纲内容。详见Hanns W.Maull,ZivilmachtBundesrepublik Deutschand-Vierzehn Thesen fuer eine neue deutscheAussenpolitik,in:Europa-Archiv,Folge 10/1992,S.269—270.)
同“国内政治文明化”已在世界上获得很大发展相比,“国际政治文明化”进程艰难而缓慢,地区发展也很不平衡。尽管如此,毛尔对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发展前景是抱乐观态度的,认为冷战结束为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必须将国内社会、政治文明化进程转向国际政治领域,致力于国际政治的和平化、法制化、民主化和公正合理化。(注:详见毛尔论纲4,第271—273页。)然而,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打破了10年前这种理想主义的乐观设想!(注:不少人在惊恐之中预言或评论道:“9·11”事件可与1945年二战结束和1989年“柏林墙”倒塌的意义相提并论;恐怖袭击的烟云犹如56年前世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宣告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到来。参见“Grundlinien der neuen deutschen Aussenpolitik”,Rede von Dr.Ludger Volmer,Staatsminister in Auswaertigen Amt vor dem“Politischen Forum Ruhr”am 12.11.2001.)安全问题重又成为人们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尔再度撰文论述德国的“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指出:全球化进程及其后果迫使世界政治必须采取新的应对措施,以对付“不仅美国、而且还有德国和整个文明世界面临的威胁”;只有推行一项全面的“国际秩序政策”才能有效对付新威胁,这也是德国外交政策在新时期面临的新任务。(注:Hanns W.Maull,Internationaler Terrorismus.Die deutsche Aussenpolitik auf dem Pruefstand,in:Internationale Politik12/2001,S.3)
毛尔在“9·11”事件以后提出的“国际秩序政策”同其90年代初期倡导的“国际政治文明化”相比,乍看起来相距甚远,可仔细审视一下,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措辞谨慎了(当务之急是国际反恐斗争,恢复世界秩序),可实质内容却具有根本一致性。首先是两者都从政治的整体性出发,主张打破国内、国外政策界限;在国际关系中树立新的国际行为准则,依据不同情况,对发生危机或冲突的国家/地区采取诸如相互监督、核查、法律调解、直至向危机冲突地区派遣国际维和部队等措施。
其次是安全内涵的广义性和不可分性。“国际政治文明化”的论点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条件是西方发达国家要重视东方与南方国家的发展;倘若这些地区文明化发展脱钩、世界贫富悬殊扩大所导致的后果如社会动荡、逃亡、核武器扩散等,最终也会威胁到发达的文明国家自己;西方发达国家对外关系要以普世的利益规范为主导,而不是以自身的特殊利益为指针。(注:这是毛尔1992年文章中的第3和第4条论纲内容,第271—273页。)同理,“国际秩序政策”在指出国际冲突新形式(如恐怖主义的自杀性攻击等)以后,也进一步强调说:要对付这些威胁,需要有实现政治民主和与经济繁荣的俄国、需要有巴尔干和近东地区的持久和平、需要有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和非洲地区的持续发展等等,总之要改善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人们的境况。(注:毛尔文章(2001年),第3页。)
具体来说,德国外交政策新任务“国际秩序政策”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内容:第一,同美国实行紧密的但不是无条件的合作,以塑造国际新秩序;第二,继续深化和扩大欧洲一体化;第三,在世界范围致力于扩大和平、繁荣与民主区域,继续发展区域性和全球性国际机构和机制,遏制暴力,处理世界范围冲突的手段文明化和法制化;第四,倡导和支持在危机和动乱地区构建国家的进程;第五,奉行以民主和宽容、开放的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及社会公正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外交政策,以有力回击原教旨主义挑战。(注:详见毛尔文章(2001年),第6页。)
作为一个“超前的民族国家”,德国已经发展成为西方继美国之后或不同于美国的“国际秩序政策”最重要的行为体,因为德国的“文明国家”资格条件较为完备,国际作用也较为突出。
如上所述,“国际秩序政策”与“国际政治文明化”在历史必要性方面具有根本一致性。此外,在现实可能性方面,两个进程也有很大共通性:都需要有“文明国家”发挥重要作用。“文明国家”具有特定的外交政策行为方式,可以促进国际政治秩序化和文明化向前发展。早在90年代初,毛尔就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文明国家”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文明国家”的资格条件是:稳定的民主制度;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实行超国家外交政策广泛的社会支持;致力于国际分工和纳入国际相互依存体系。(注:毛尔1992年文章论纲之9,第275页。)
关于“文明国家”的国际作用,一方面包括塑造能力和塑造愿望,另一方面还要确定国际政治文明化的具体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而采取的手段。(注:毛尔1992年文章论纲之7,第274页。)“文明国家”外交政策主要依靠非军事手段,其中经济制裁和政治导向的经济优惠双管齐下措施最为重要,但强调必须要有军事实力做后盾,且不排除使用武装力量;采用军事手段需要特别要求,即要有集体决策的合法依据和广泛支持;采用军事手段需要慎之又慎,其目的依次是保障和平、威慑、反侵略、用战争重建和平。(注:毛尔1992年文章论纲之5,第273—274页。)
用综合和比较的眼光来看,德国的“文明国家”资格条件与国际作用最为完备与突出。除了具备“文明国家”的一般性能力以外,它还拥有其它西方大国如美、英、法、日等国所不完全拥有的特殊条件:它在地理上位于欧洲中心,属于世界上拥有邻国最多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对国际体系高度依赖,国内生产总值大约30%依靠对外贸易创造;它在安全上放弃了制造、拥有和控制ABC武器,并对常规军备进行限制。因此,它对国际危机高度敏感,也最热衷和致力于伙伴合作与国际多边行动。关键还有,德国纳粹暴行的历史教训使它从1949年建国开始就将西方一体化作为其安国立世的国策,至今不变;德国“基本法”还对向国际机构让渡主权作出专门规范(“基本法”第24条),等等。
国际政治文明化是德国安全及其特殊利益实现的根本前提。为此,德国已经作出了很大努力,对欧洲/世界经济繁荣与欧洲/世界安全与稳定发挥了支柱作用。1998年德国社民党和绿党上台联合执政以后,在保持德国外交政策连续性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革,确定了新重点、补充了新因素,以更加突出德国“文明国家”外交政策的内核。
施罗德政府执政以后,有批评说他懈怠了欧洲一体化事业。(注:如2001年8月我在德国法兰克福学术访问活动中与Czempiel教授交谈时,他就尖锐地批评了红绿政府的欧洲政策不求进取。又如前欧盟委员会委员Karel Van Miert在接受德国《明镜》周刊采访时指责德国重新民族主义化的欧洲政策倾向:欧洲联盟大国从来不愿受到约束,法国人总是这么干的;如今德国人也开始这么干了,重新奉行国家至上政策,把欧洲政策只放在辅助政策的地位上。详见Spiegel,Nr.1/2002,S.143—144.)其实,与其说是懈怠,毋宁说是调整了德国自阿登纳以来欧洲政策的实施风格。德国根本无法承受欧洲一体化事业搁浅甚至败北的代价,这是德国外交政策的底限,无论哪个政党、哪个联邦总理执掌权柄都无法改变它。然而,迫于国内社会与经济压力,施罗德政府上台以后显然更加注重国内对欧洲一体化事业的承受力和支持度问题。(注:德国政界、学界人士普遍认为:假如德国纳税人继续以超比例的较为极端的形式为欧盟财政作贡献,长久下去欧盟建设将会失去德国大多数公民的支持。)从此意义上来说,德国努力促进1999年3月在柏林召开的欧盟特别首脑会议通过《2000年议程》以及确定2000年至2006年欧洲联盟的财政框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改善了德国为欧盟财政的净出资状况,也为欧盟机构改革和东扩谈判创造了重要前提。2000年5月12日,德国外长菲舍尔在柏林洪堡大学发表讲话,提出了欧洲一体化终极发展目标的设想;是年12月在欧盟尼斯首脑会议上,德国又明确倡导一体化事业要更加贴近公民、加强政策透明度和民主合法性等,这些主张已经写进“尼斯宣言”,成为欧洲联盟改革的中心任务。
在处理国际危机方面,德国红绿政府上台伊始就面临“科索沃危机”的挑战。德国利用其欧盟轮值主席国地位,先是积极开展外交活动,特别是争取俄罗斯加入到西方共同政治行动中来,迫使南联盟就范,避免后果不堪设想的地面战争;继而又倡导东南欧稳定公约,为这一地区局势稳定作出贡献。(注:参见毛尔文章(2001年),第7页。)如前所述,“文明国家”外交并不排除军事手段在国际危机处理方面的作用,但更加重视非军事的政治战略与手段。在这方面,红绿政府已经制定和通过一项“用民事手段预防危机、化解冲突和巩固和平总体方案”。鉴于冲突预防需要协调外交、安全、发展援助、财政与经济、环保、文化、法律等各方面政策,且还必须依靠国际合作机构网络,如联合国、欧安组织、欧洲联盟、欧洲委员会、北约等,因此,德国政府在“民事和平行动计划”中设立了志愿者行动训练项目,用于国际和平使命,如作为观察员监督科索沃和马其顿选举;参加东帝汶机构建设;履行高加索地区维和使命等。德国还在8国集团范围(G—8)倡导重视“妇女在预防冲突中的作用”和“企业的社会责任”等。(注:参见德国外交部国务部长Dr.Ludger Volmer2001年11月12日讲话,前引文,第5页。)
在南北关系上,施罗德政府认为,前任政府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较为空泛,单一的经济政策取向明显,所以对原有政策内容进行了调整和补充,如政治、安全与人权对话,有效政府管理与文化合作等。在与中国关系上,法治对话、环保合作是新设项目,已在两国关系中占居重要地位。对亚洲其它国家,施罗德政府也有新建树,如倡导欧安组织(OECD)与亚洲地区论坛(ARF)就安全问题展开对话;在2001年9月举行的柏林“亚太周”活动中,德国首次邀请北朝鲜参加活动,努力以对话代替对峙,以一体化合作取代导弹防御系统,避免“文明的冲突”出现。
联合国是解决全球问题与地区危机的最重要机制,在这方面,1998年德国红绿政府也出台一些新政策。如由德国外交部负责,在柏林设立“全球问题论坛”,定期邀请从事国际政治活动的各种不同行为体,如非政府组织和媒体代表、经济和社会界人士等,“官私一体”(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地坦率交换意见;2001年11月16日举行的“全球问题论坛”题目是“全球化与传媒”。论坛交流中产生的许多有益观点和想法都将直接纳入德国的官方政策之中。
总之,德国正在努力发挥“文明国家”的国际作用。只是“应然”与“实然”经常是有差距的,目标、愿望也往往与能力和手段不相吻合。特别是,超前了,肯定就有其它国家的跟上与否问题。德国国际政治学教授米歇尔·施塔克(Michael Staack)就将伙伴国家的一体化或合作与否,作为统一德国中、长期外交政策连续性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注:Michael Staack,Handelsstaat Deutschland.Deutsche Aussenopolitik ineinem neuen
internationalen System,Paderborn 2000,S.20。)从这方面来看,德国实施“国际秩序政策”还面临不少困难与障碍。
德国实施“国际秩序政策”面临的困难与障碍,首先是来自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倾向。“9·11”恐怖袭击直指与全球化紧密相连的美国霸权,因此,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和全面推行“国际秩序政策”时,美国承担领导责任,是责无旁贷的世界秩序大国。然而,当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依靠盟国与伙伴支持时,它却不愿受到这个它所创造的体系的约束,它的自我意识和政治文化使它只想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或游离于这个体系之外!另外,美国拥有全球总收入的30%;兵力足以击败世界性联盟;军费数额不但位居世界第一,而且还超过世界其它9个军费大国国防预算的总和!(注:新加坡《联合早报》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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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论文是怎样写吗?下面小编为大家收集整理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建构政治论文”,欢迎阅读与借鉴!
[内容摘要] 本文描述了民族认同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即通过认同儒家文化而认同一家一姓之王朝。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之后,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通过想象“中华民族”的历史,从而为“中国”命名,并且建构起我们的民族历史。而由于中国民族国家仍在建构之中,我们面临着很多思想上的障碍与争论,只有通过民主制度的建立与文化认同的回归,才能把民族主义从一种情绪转化为一种思想。
[关 键 词] 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文化认同
一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写过一本小册子,叫《民族与民族主义》,该书以这样一个想象的故事作为开头:在核战浩劫后的一天,一位来自银河系外的星际史学家接到地球毁灭于核战的消息之后,横渡银河来到满目疮痍的地球,探索地球毁灭的原因。他经过一番详细的调查之后将会发现:“若想一窥近两个世纪以降的地球历史,则非从‘民族’以及衍生自民族的种种概念入手不可。”①这一故事本身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它把“民族”放在两个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核心位置,凸显了民族的崛起给世界格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数十年来,学者们针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理论工作,但是直至今天,对“民族”的界定,尚无统一的标准。而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一种情绪,早已登上历史的舞台,极大地影响了历史的进程。
对中国而言,现代民族观念迟至晚清才正式出现。古代中国既不是民族国家,也没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当我们今天开口说出“中国”这一词汇并且头脑中呈现对中国版图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历史预设了一个主观的“民族”定义作为前提。以“中国”这一名词指称现在的版图,只不过是民族国家兴起、政治建制确立之后的事情。古代儒家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家”与“天下”的观念和今天所说的大致相同,而“国”的观念则与今天完全不同。古代的“国”,不是指国家,而是指朝廷。古代人并没有“民族”“国家”的观念,他们在称呼前面,从来就是加上籍贯、朝代,而籍贯、朝代都和民族无关。只是到了晚清,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当时的人们才第一次面对异族的民族国家,从而在面对西方国家的过程中产生自己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正如李斯特所说的,似乎只有在优势民族挟其强权进行兼并的威胁下,才会让被侵略的人群生出休戚与共的民族情操,一致对外。晚清之后,面对自己世代生活、耕作的土地面临被瓜分的危险,人们在强烈的生存危机中激发出一种政治认同感,这种政治认同感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义和团的口号从“反清灭洋”到“扶清灭洋”,而最后则归结为对“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认同。
孙中山在缔造一个民族国家的时候,从个人与国家的对立,认为中国人“太自由”,他说:“今天,自由这个名词究竟怎样运用呢?如果用到个人,就成一片散沙。万不可再用到个人上去。要用到国家上去。个人不可太自由,国家要得完全自由。”②孙中山的意见,反映出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已经崛起而民族国家还没有真正建立、民族认同更未产生的状况。而孙中山的批评,则暴露出民族主义思想萌发之后,如何去通过政治整合去构建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的问题。在民族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上,今天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先定地认为所谓“中华民族”“中国”自古存在,并且传承文明五千年。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是由于有了民族才有民族主义,而是有了民族主义才有民族。民族乃是民族主义思想崛起之后的产物。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说:“民族主义早于民族建立,并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③有了民族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倡者带着寻求身份认同的眼光去返观历史,把历史想象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于是把历史的变迁化成一个民族的变迁。通过这种预设的、想象的“民族”去书写历史,把历史描述成为一个民族从诞生到发展的线性过程。这种把“民族”确立为历史主体的书写,用语言文字构建起了一个民族的沿革,于是一个民族便在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以今天的“中国”的眼光去书写现代意义的“民族”的国史,竟成为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过程。
要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溯源,必须首先考察传统中国社会、思想状况,考察传统社会中有没有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因子,这些因子如何发展成为现代民族主义思想,再返过去构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特辟一章为“中国是否一国家”,用现代的国家观念看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最后不得不承认,“中国不像国家。”④实际上,传统也有“国”,但是它指的不是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而是指朝代,而我们今天说的“中国”这一国家,在传统社会是不存在的。罗素当年在上海演讲的时候就说:“中国实为一文化实体而非国家。”⑤历史学家雷海宗也说:“二千年来的中国,只能说是一个庞大的社会,一个具有松散政治形态的大文化区,与战国七雄或近代西洋列国,决然不同。”⑥
那么,是什么东西维系着历史的传承发展,维系着古代文明不至于像古希腊、古埃及文明一样中断消失的呢?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社会没有民族、国家认同,但是,传统社会有坚定的文化认同与王朝认同。王朝认同与文化认同一表一里,维系着传统社会的人们的基本心理结构。顾炎武把这两种认同化为“国”与“天下”的差别,他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⑦。
亡国就是一家一姓的王朝的灭亡,亡天下就是亡文化。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顾炎武走出朝代观念,旋即陷入天下观念,在王朝与天下之间,始终没有一个“民族”或者“国家”的观念。在还不存在民族的时代,顾炎武面临着他所绝对不认同的清王朝入主中原,于是只有超越王朝认同而归于文化,把文化视为价值皈依的命脉——吊诡的是,当清王朝经历了一个“野蛮的征服者反过来被先进文明所征服”的过程,做出认同中原文化的姿态,前明遗老们便在拥抱传统文化的同时,顺理成章地认同了这一异族的统治,甚至即使并不认同这种统治,也难以找到反对的正当理由。
三
中国古代的原始民族感情——也就是汉族民族感情,主要通过王朝认同表现出来。“治国,平天下”之“国”,在战国时期指齐楚燕韩赵魏秦这样的诸侯列国,秦之后则指朝代。我们对古人的误解,往往缘于语言的差异,缘于同一个词语在历史演变中意义的变化。古人也说“中国”,今人也说“中国”,只不过在古为橘、在今为枳。就汉代而论,汉人眼里,中国跟匈奴,是一种国际关系。司马迁自述作《匈奴列传》的原因道:“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欲知强弱之时,设备征讨,作《匈奴列传》第五十。”⑧匈奴地窜河套一带,已经在现在的中国版图之内,而当时则是独立政治国家。司马迁把匈奴国史写成“列传”,恰如今天修史,在国史中写“美国列传”“英国列传”一样。归根到底,当时的人们只认王朝,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民族”。
西汉时,甘延寿与陈汤击杀匈奴,而后在上疏中留下一句至今仍然激奋着民族情绪的豪言壮语:“明
从梁启超开始,中国的史学开始了一个转型的过程。民初出现了大量历史、文化、政治通史著作,这些著作是在民族意识已经觉醒的社会环境中,为了寻求民族的身份认同,把历史想象成为一个民族主体的变迁的线性过程,由此寻找“中华民族”的历史根系,“中华民族”便在这种书写历史的过程中诞生了。
杜赞奇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一书中揭示了这种民族主义形态下国家史观的本质:“民族历史把民族说成是一个同一的、在时间中不断演化的民族主体,为本是有争议的、偶然的民族建构一种虚假的统一性。”{12}现代中国通史的写法,在空间上把古代同一时期各个松散的政治实体统一到“中国”的范围之内,在时间上把各个更迭的朝代统一到民族史的主线之中,从而缔造出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历史。于是历史便不再是客观现象的历史,而是为了论证民族形成的必然性的历史。杜赞奇在他的书中梳理了这种想象民族历史的过程,并且揭示出其背后进化论的、启蒙式的历史观。笔者在这里仅仅从传统断代史、通史的写法与梁启超之后现代史学通史的写法的差异,来看一个统一民族如何在历史书写中形成。
无论是二十四史这种断代史,还是《资治通鉴》这样的编年体通史,叙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政治实体的活动。二十四史以王朝来划分历史,每一个朝代为前朝立史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把本朝视为前朝失天命之后的正统承续,从而为本朝的统治提供历史合法性。在这种写作框架之中,每一个朝代都是断裂的,我们从二十四史看到的是一个一个大小不一、套在一起的环,这些环之所以能够套在一起,缘于它们背后有一根文化的线,文化的承续性把中国断裂的朝代紧紧纠结在一起。因而传统的人们在寻求他们的身份认同的时候,只会认同于他们的朝代。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民族主义史学家发现,他们在断裂的朝代中找不到民族,找不到国家,找不到一个延续的统一体。因此,为了构建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们把这套从空间上各自松散的政治实体纳入整合成为一个系统,从时间上串起来成为一条承续性的线,也就是把断裂的环揉成一套以时间发展为主线的线性系统。梁启超的史学建构,是中国历史书写由王朝认同、文化认同转化为民族认同的关键转折点。梁启超说:“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13}在这种写法中,历史已经不再是一人一姓的政治实体的历史,而是转向“民族”了——而这个民族,在古代从没有真实存在过,现在从古代历史中想象出“民族”来,目的在于完成当下的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构建。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14}并且主张写“国名的历史”,就是把历史书写的立足点,从朝代的传承转移到想象中的“民族”的发展上来。由此他提出以西方史学划分方式为标准,把朝代历史打乱,重新整合成三个时期:古代、中世纪与现代。这一划分方式的革命,意味着以朝代历史为主线的历史观的终结,同时意味着经过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之后新的历史观的形成。因为新的划分标准,早已预设了一个民族统一体的存在,把传统的朝代更迭纳入这一想象的民族统一体之中,视之为这一民族统一体内部的政治演化。通过历史的重新书写,史学家们终于构建了一个“中国”的历史,并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寻找到了中国的根。简单地说,民族主义史学家构建了一个历史外壳,这个历史外壳就是今天的“民族”,再填充进历史内容,由此写成了民族的历史。
四
当王朝认同失效之后,文化认同的功能就凸显出来了。传统社会的文化认同,含有原始的民族主义因素,那就是“夷夏之辨”。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这是先定好的。于是中国文化圈的人们,总是把文化圈以外视为蛮夷之地,甚至不把非中国文化圈内的人当人看。最突出的例子,是晚清时候,对入侵的西方列强表现得方寸大乱,对“夷情”毫不了解。林则徐在到广州接触洋人之前,甚至看到西方军队的正步走,便认为洋人的腿是不会打弯的。
而文化认同对中国的民族融合起过决定性的作用。元、清占领中原的时候,只要认同中国传统文化,并且考证出“圣教同源”,都是轩辕皇帝的子孙,汉族人便会对异族统治完全接受。清兵入关之后,面对着大批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抗,清政府在政治上建立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便向传统文化靠拢。为了收买立志做遗老甚至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文人,康熙皇帝实行了一个重要的文化政策,那就是由朝廷推荐“学问兼优、文词卓越”的士子,康熙皇帝亲自主考录用,称作“博学鸿词科”。这项文化政策,让那些以传统文化为价值皈依的儒生们看到了文化不失的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清政府的统治。通过这种考试,清政府录用了一批儒生,同时网罗了一大帮儒生的心。但是,这种利禄的诱惑只能对那些梦想着通过十年寒窗得到功名的儒生有效,却仍然无法改变第一流的学者的志向。真正让第一流的学者们坐不住的是修《明史》。“夷夏之辨”主要是文化之辨,第一流的学者们如顾炎武、黄宗羲,他们的钟情所在,并不在一朝一姓,不在灭亡的明王朝,而在文化,这从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分中已经看得清清楚楚。而修《明史》本身,便意味着文化正统的最终传承。当清政府决定修《明史》的时候,那些用生命去拥抱传统文化的学者们纷纷走出山林田园,投入到承续文化命脉的工作中去。就连反清最坚定的黄宗羲也逐渐认同了清王朝的统治。在康熙开科祭孔后,他的政治不合作主义也软化了。黄宗羲在《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中对修《明史》一事评价道:“今天子纂修《明史》,追数明室之亡,在于天启。”在这里黄宗羲用了“今天子”之词,说明文化认同已经开始转化为政治认同。而后黄宗羲写《周节妇传》又说:“今圣天子无幽不烛,使农里之事,得以上达,纲常名教不因之而盖重乎?”从“今天子”转化为“今圣天子”,基于“纲常名教”的文化认同最终完全转向王朝认同,并且开始尊“圣天子”了。清王朝主持修《明史》,意味着异族朝廷对汉民族“正统”的继承。这种继承通过文化认同而达到政治认同的目的。把《明史》列入二十二史之中,作为二十二史的延续,这是清政府的一张文化牌,打出这张牌子,一方面是网络儒生的心,另一方面是展示一种承续历史传统的姿态,由此汉族人便在文化认同之中不知不觉地滑向政治认同。因此便出现了鲁迅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中所说的:“外寇来了,暂一震动,终于请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补老例。”
有人将古代这种文化认同表述为“文化民族主义”,实在是一大误解。因为古代的人们根本没有一个民族共同体,他们也不是“汉族”的民族主义者,因为汉族的纯正,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已经遭遇巨大的挑战,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带来的后果是已经不存在纯正的汉族血统,不存在一个纯正的汉族。而人们认同文化,几乎就意味着认同所有做出承续文化的异族统治者,不管是元朝还是清朝。“国”等同于王朝,到了现代民族主义兴起之后,“国”已经转化为西方意义上的“国家”了,王朝统治被政党政治取代,而从传统沿袭下来的把国等同于王朝的观念,一转而成为政党,甚至是一党领袖等同于“国家”,于是出现了蒋介石宣扬的,一个国家内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合一。
五
在西方的强势威胁中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兴起之后,民族主义者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便在于寻找自己民族存在的历史合法性,对孙中山那样的政治家而言,只要建立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权,便可以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但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则是寻找到民族的根,从历史的发展论证民族的合法性,带着现代民族主义的观念去寻找“民族”的历史。正因为“民族”的观念是先定的,因此,才会有雷南的那句名言:“误读历史,是民族建立的必经过程。”
我们现在已经很难想象,当第一代的民族主义文史学家面对历史寻找民族的时候,遭遇了多大的困惑与尴尬!前面说到,梁漱溟的第一个发现,竟然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而最早的尴尬却是梁启超。当梁启超带着寻找民族根系的企图,把视野投放到浩瀚史料中的传统中国的时候,他立刻陷入无穷的尴尬之中:西方的民族国家中,有政府,有国家,而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历来只有朝廷,没有国家——甚至,我们除了“明朝”“清朝”之外,连一个西方国家那样的“国名”都没有!梁启超第一次指出这种尴尬与焦虑:
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代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诬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万无得以,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嫌骄泰,然民族之各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11}。
向来的史学著作,仅仅以朝代、地域为名,即使是通史,也主要记载王朝的更迭,根本上没有一个持续的一贯的“民族”或者“国家”,更加没有一个名称可以指称梁启超心目中这个民族共同体。梁启超这一在今天看来不无可笑之处的困惑揭示出,在中国传统上并不存在一个持续的民族主体——甚至我们现在用“中国传统”这一术语来指称古代生活在现在的中国版图内的人们及其文化生活,也带有先入为主的偏颇——不存在一个“国家”或者“中华民族”。同时,当中国人意识到自己“无国名”而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必须有一个国名的时候,也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持续的、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时候。因为当西方独立的民族国家以强势的姿态进入这片土地之后,如果没有建设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就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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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塑造出了民族。民族主义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利,也强调民族内部的平等。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被证明优于之前的政权组织模式,因此民族主义又成为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民族主义依然存在,还会以爱国主义、分离主义等形式表现出来。对那些只具备了民族国家外表而没有实现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超越其他认同的国家而言,缔造或者深化民族主义在其未来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主
民族国家是当今国际政治中最主要的行为体,民族国家是经由民族主义推动创建的。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长期、复杂而多样化,但民族主义的内涵却是同一的,是民族主义使今天的国家形态在主权之外,又确定了内部的集体身份认同。通过理论上的抽丝剥茧,揭开民族主义乃至民族国家的面纱,将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进行梳理、阐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知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的多重关系,也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当今国际政治中不同民族国家所呈现的不同面貌。
学者、政客、媒体经常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内涵阐释民族与民族主义,使这两个词汇充满了复杂性。一些学者曾对民族与民族主义进行了词源学考察。德拉诺瓦指出,民族(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natio、nationis,意指种类、种族、人群。霍布斯鲍姆通过对西班牙语、法语、德语等进行词源学考察后发现,民族有时指“外来者”,有时指“籍贯”,有时也指“阶级”。埃里·凯杜里则指出,历史上的民族概念“绝不符合现代的地理划分,更不符合现代人们所理解的‘民族’”。对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有学者追溯到但丁的《论世界帝国》,认为“罗马民族就是最高贵的民族”是一种民族主义的表述。迈克尔·曼则较为令人信服地称“民族主义一词1774年在德国首次使用,1789年在法国使用”。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词源学考察,无助于我们厘清概念使用上的混乱。而混乱之所以产生,主要源于两个因素,一是语义的变迁,二是对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时代的判定。在语义的变迁上,里亚·格林菲尔德指出,民族的含义经历了语义变化的之字形(zigzag)模式,以致使其含义从最初指“一帮外国人”,经过一系列变迁,发展到指“独一无二的人民”。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上,有的学者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古老的、持久不断的现象,也有的学者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都是现代的产物。要展开分析,首先需要对民族与民族主义做出明确判定。
我们最熟悉的对于民族的定义是斯大林的阐述: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概括了民族所具有的社会一文化特性,然而民族与部族、族群等有着怎样的区分并不明晰,因为部族或族群一般也都具有上述共同特征。为确定民族的特性,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的定义凸显了民族的政治属性,但该定义存在的问题是将民族与主权挂钩。实际上一个民族拥有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的极端情况从未出现过。我们可以将民族认定为一种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无疑要具有社会一文化根基,但政治性诉求是其区别于部族、族群等共同体的特色,而这种政治性诉求不一定要指向构建主权国家。民族是如何形成的?这一点很多学者达成了共识,“是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那么民族主义和民族又是何时出现的?林茨和斯泰潘认为,“现代民族观念和现代民族主义直到18世纪晚期才开始出现”。吉登斯也认为“民族和民族主义均是现代国家的特有属性”。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的产生更为细致地与欧洲工业时代的来临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但工业时代需要更多的人识文断字并掌握专业技能,劳动分工打破了个体间的隔绝状态从而形成合作状态,民族主义意识也借此传播。“向工业主义的过渡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民族主义是现代的产物,已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尽管在表述民族主义的发端时不同的学者可能会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或是更早些的英国国教运动。
笔者也赞同民族主义诞生于现代,并将民族主义界定为“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现代性确定了民族主义产生的时代,民族主义产生于现代化的过程中也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政治共同体是民族主义的最重要诉求,该诉求强调他者意识,强调民族的政治权力,同时也强调共同体内成员的平等;意识与行动,指出民族主义既应是思想层面的,也应是行动层面的,自觉的意识推动自觉的行动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
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认为民族与民族主义是古老传统的判断呢?笔者认为,将民族追溯到久远的历史时代,如认为欧洲民族从罗马帝国四分五裂时期就开始形成,“1789年,欧洲已有不少的古老民族”的看法是将民族定性为社会一文化共同体,与族群等没有进行明确区分。那种将民族主义进行久远追溯的做法,是将爱国主义等同于民族主义。虽然如今爱国主义是民族主义的重要表现,但并不是历史上所有的爱国主义都等同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中一以贯之的现象,城邦、帝国都能塑造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对一个人所属国家与民众的爱,但既不宣扬个人与国家的政治联系,也不宣扬共同体内的平等意识,民族主义却同时具备了上述三种要素。
霍布斯鲍姆将民族主义的衍生分为三阶段,A阶段是文化、文学、风俗习惯等层面的交融时期,B阶段是民族主义先驱推动民族意识扩大,并鼓吹借助政治手段建立民族时期,C阶段是民族主义得到广大人民支持的时期。但笔者只将C阶段,即精英的民族主义启蒙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形成集体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后,才看成是民族主义的真正成型。在A阶段,社会文化层面的融合,尚体现不出政治诉求。在B阶段,精英分子的鼓吹,只是政治意识的表达,甚或只是分裂分子的宣传手段。只有在C阶段,有了民众的广泛支持,民族才经由民族主义意识的塑造而形成,民族主义才真正发挥作用。
当民族主义真正出现并缔造民族后,民族就有了政治诉求。由于民族本身并不拥有一个权力结构和为执行各种权力而紧密联合的各部门,因此民族要想获得政治权力就要与国家产生关联,推动国家向着民族国家阶段迈进。
这里需要澄清的是主权国家不等同于民族国家。一般认为,主权国家体系形成于1648年的欧洲,但是在1648年的欧洲,很多国家仍处于绝对主义国家阶段而非民族国家阶段。“英国绝对主义是在17世纪被铲除的,法国绝对主义延续到18世纪末,普鲁士绝对主义保留到19世纪后期,俄国绝对主义直到20世纪才被推翻”。民族国家有三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民族——一种集体认同,国家——政治独立的身份,领土——将民族与国家连结成一体的拥有边界的地理范围”。主权国家不一定具备民族这种集体认同。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创建新的民族国家;二是在既有的国家框架内,完成民族主义整合,即通过整合使国内的不同族群生成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
民族国家的创建是历时性过程。迈克尔·曼把欧洲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6世纪,新教运动和天主教改革推动了新的精英文化网络的构建,并逐渐集中权力,形成了早期民族;第二阶段约始于1700年,是商业一国家主义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有限的共同体意识,通过商业资本主义和军事现代化向下层传播,从而共同体意识愈发浓厚;第三阶段从法国大革命后的1792年开始,这一阶段中由军事危机造就的军国主义实现了跨阶级的民族的生成,并促成了公民权的建设;第四阶段从19世纪晚期开始,工业资本主义增加了社会相互作用的密度,并使政府更为代议制化,更为同质化,也就更为民族化。德拉诺瓦则把全球的民族国家创建划分成四个阶段,最先的民族主义运动为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以及由此而始的美洲其他国家摆脱宗主国的运动,被称为共和主义浪潮。第二波是一些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与冲击下,在政治上不得不缔造自身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被称为浪漫主义浪潮。19世纪末,前两次浪潮衰微,以德国、意大利的统一,爱尔兰、波兰的独立为代表的政治独立浪潮兴起。政治独立浪潮后淹没于一战,二战后是非殖民化的浪潮,推动了民族国家的普遍化。
民族国家的创建除了历时性,也是多方面复杂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通过统一的市场、行政管理体系、税收与教育,民族主义打破各种形式的地方主义,方言、习俗与宗族,有利于创建强大有力的民族国家”。同时,民族主义在推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也要与其他认同——诸如宗教认同、语言认同、血缘认同等,产生融合与碰撞,不是消除其他认同而是要消弭这些认同造成的民族之内的差异性,使民族认同高于这些认同,从而维系民族国家内部的有机联系。
对于民族国家的创建,我们要澄清两点:第一,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但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内只有一个民族。在现实中,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是多族群或者多民族国家,“这种局面不仅在欧洲随处可见,在美国也是如此”。在全球化越来越深入的今天,移民也正在形成新的族群,“在所有地方新型的人口流动特征均反映出国境线的疏松度”,而一旦移民群体由文化、习俗的共性上升到共同的政治诉求或行动,则成为新的少数民族。第二,我们应该避免陷入一种误区,“基于对某一特定时期特定方式的经验认为只有一种民族国家构建的方式”。民族国家的创建是一个长期而多样化的过程,民族主义有共性,但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往往体现出个性。就美国而言,虽然独立战争一般被看成是其民族国家构建的标志性事件,但其民族国家却不是在独立那天就完成了构建,“随着民族身份感明确地由政治上和宪法上的理念所确定以及被共同的历史神话和文化特征所强化”,它才真正完成民族国家构建。中国的民族主义则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逐步形成,但又不同于美国在宪政的基础上强化历史与文化特性,“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以民族主义认同取代文化主义认同,并在世界上彰显自己民族认同的过程”。#p#副标题#e#
民族主义推动民族国家的创建包括创建新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也包括将既有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的过程。而民族国家之所以得以创建或既有国家要转变为民族国家,乃是由于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民族主义被看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
“现代国家是民族国家——即政治机器既明显区别于统治者,又明显区别于被统治者,在一个划定界限的区域内享有最高管理权,有暴力垄断的支持,并且作为国民对国家最低限度的支持或效忠的结果,这种政治机器享有合法性”。合法性是一国政府得以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实现内部治理的重要基础。
关于国家的合法性来源,马克斯·韦伯曾总结出三种模式,分别是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与合法型统治。民族主义在西欧北美最初产生并推动民族国家创建之后,能够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可,就在于其在合法性上比王权政治更为合乎大众的理性诉求。
在中世纪甚至之后的绝对主义国家状态中,将信仰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确保王权的神圣性,成为王室统治的凭依,但大众觉醒时代到来后,“国家的权力必须与统治者支持某种信仰的职责区分开来,这成了显而易见的问题”。于是,社会契约、人民主权的理念为大众广泛接受并推动这些理念的实践。
前文已述,民族主义在精英阶层的动员被大众阶层所接受并推动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时才真正形成,才构建出民族的大体框架。而民族主义意识之所以能够实现对大众的动员,在于“民族总是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在政治诉求中,民族主义在深刻、平等的同志爱基础上,又进一步要求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公民权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公民权将民族与国家结合起来,使民族成员更能认同现有国家或者创建新的民族国家。总之,“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了”。公民权同时也在民族内部社会一文化共性联系的基础上,加上了成员间的政治纽带联系,使民族国家不仅呈现出更大的团结,政府也更能有效地动员社会力量,民族国家的国家能力得到了提升。
民族主义除了能够确定内部联系,还为确定边界提供了依据。“民族主义为普通民众的界定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哪些应该或者不应该被包含在普通民众的范围之内”。主权强调了国家对内的最高管辖权,民族则圈定了应该由哪些人构成一个国家。
可以说,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之下,以往国家政体赖以维系的君权神授、对王权的效忠或是传统宗教纽带的力量变得日益衰微。尤其是当工业时代来临时,要求国家更具统一性与效率性,此时“民族国家被证明是一种比启蒙时代典型的王朝的和权威主义的国家更好的统治模式”。
民族国家能够唤起觉醒的大众的拥护,使国家能力得到提升,其合法性开始远远超出之前的国家形态,也激起不断的传播与效仿。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观点,19世纪中叶欧洲的革命运动,尤其是1830年后的革命运动,是“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这种自觉“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在此后,为了能够获得合法性,使自己的政权存续,不少王权制国家也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宣扬官方民族主义,沙皇俄国、奥斯曼土耳其等都曾经推行这种官方民族主义,“后革命时期的国家,无论是否是在世袭君王的统治之下,都必须跟‘民族’保持一种‘有机关系’,这里的民族指的全体居民的集称”。
在欧洲国家纷纷创建实质性的民族国家或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寻求合法性时,欧洲列强在殖民扩张中还宣扬“民族国家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她们送来启蒙之光”。换言之,民族性不仅成为国家内部的认同来源,还成为殖民扩张的辩护词,似乎进行一种民族性与非民族性的区分,就能使殖民者获得法理上的合法性。
殖民者在其殖民的过程中,虽然宣扬殖民地不具备民族性,却也将民族主义意识带到了殖民地区,甚至正是殖民宗主国的殖民教育激发了殖民地人民寻根问祖的文化复兴运动以及由此生成的民族主义。帕尔塔·查特吉将民族主义与新兴国家的结合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殖民地的精英们没有认识到民族主义的效用,宣扬非欧洲国家的现代化可以将西方的物质优势与自身的文化精神相结合;第二阶段,殖民地精英们以民族主义发动群众进行反殖民斗争,又要在统治机构中尽量排除民众的作用;第三阶段是完成期,民族主义思想得到了最全面的发展,它成了一种关于秩序、权力的理性组织话语。
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变得土崩瓦解,在全球范围内主权国家纷纷建立,当然所有的主权国家都宣称自身是民族国家,以民族主义原则创建,以民族为根基,尽管很多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族国家。如1960年代时,尼泊尔政府宣称尼泊尔人具有自身的文化特性,君主制与民选议会的政治结构是民意的表现,政治边界的限定也来源于民众所居住的领土范围。
民族主义被现代国家视为国家统治的合法性来源。只有依靠民族主义才能对外确定国家的边界,对内寻求对国家的认同。在真正的民族国家中,不仅要对外圈定主权的范围,对内还要真正实现平等的同志之爱,这种爱不是空言,而要通过一套制度实现和保障,这套制度就是民主制度,而非威权专制或是寡头统治。现在,一些国家的政府没能在民众稳定的支持中推动国家发展,就在于它们没能真正实践民族主义原则,或者说没有完成民族主义整合。
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但在民族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又呈现怎样的态势呢,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笔者认为,当前国家与民族主义的关系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民族国家内形成了“国族”,即国家与民族的范围是同一的,国家(国族)之内又以民族主义原则进行民族(或用另一概念“族群”)细分;第二种类型是民族国家内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第三种类型是主权国家尚未真正进入民族国家阶段,民族主义整合任重道远。
第一种类型的国家不仅包括欧美大部分国家,也包括印度、日本、中国等,这些国家经由民族主义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日本探寻并强调自己的与众不同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民族国家的创建过程则经过了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长达一百余年的历史。但民族国家的创建并不意味着国家内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同一性。“以民族主义原则确立合法性的国家,它的成员拥有很大程度民族的团结和整合(但不是文化上的同质性)”。民族的团结和整合是变量,不同的国家该变量可能不同,但国家内部的差别不会冲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国家内部的不同族群,有时也被定义为民族,这些民族是民族国家创建后依据民族主义原则对内部不同的社会一文化共同体进行的区分,这些民族获得适当的政治权利但又都认同于国族。譬如中国56个民族虽有差别,但都认同于中华民族。同样的情形在世界上普遍存在,“在比利时、瑞士和西班牙,不同的族群持续共存在一个(联邦)国家内,它们的成员称自己同时具有不同的族群认同和相同的民族认同”。国族的形成,使民族国家具备了凝聚力,民族主义成为“提升威望型民族主义”(prestige nationalism),民众为了国家繁荣、富强而奋斗或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表现出爱国主义。#p#副标题#e#
国家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第二种类型是民族国家内出现了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情况又可以区分成两种形式。一种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国家建立后,宣称该民族久已存在,只是处在弱势地位。另一种是某一族群在民族国家创建之后,渐趋滋生出对亚文化群体的认同超过了对国家(国族)的认同,并强调该亚文化群体的政治权利,由此产生新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民族国家内的民族主义,其政治诉求可能要求国家对该新生民族的政治权利给予适当认可,如适当的自治权,毕竟“没有一种安排对每个人都许以民族自决,一个可以接受的解决方式要求精心设计的宪法工程”;其政治诉求也可能是从现有民族国家分离出去,缔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使民族国家向碎片化发展。那些要求新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多被称为分离主义或者分裂主义。笔者在这里想对分离主义和分裂主义进行区别认定。分离主义是新的民族主义确实出现,民族范围已经由民族主义确定,该民族整体要求从现有国家中分离出去。分裂主义是一种虚假的民族主义,所谓民族精英分子鼓吹的民族分离主义没有得到民众的拥护,甚至新的民族并不存在。这时民族主义是作为一种宣传口号被利用或者被偷换的概念。从法理上来讲,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内的分裂主义都不具备合法性。
在二战后的新独立国家中,还存在国家与民族主义关系的第三种类型,即主权国家虽然宣扬自身是民族国家,实际上并未产生真正的民族主义。以尼日利亚为例,“英国人在1960年离开尼日利亚更多地是出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而非迫于民族主义运动的驱使。尼日利亚的民族主义运动,正如我们所见,既没有强大的凝聚力,又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一些学者认为这样的国家不应该被称为民族一国家,而应该被称为国家一民族,因为这些国家“政治权力与主权先于自觉性的民族性与文化整合”。目前陷入发展困境的国家,重要原因就在于没有通过民族主义实现社会整合,各自独立甚至对立的部族或部落成了社会的根基。没有经过民族主义整合削弱了国家的同化能力,反过来国家同化能力低下又影响了民族主义整合,“在非洲和亚洲的许多新兴国家中,正在走向现代化的国家的同化力没有阻止住族裔抗议和分裂,更不用说破坏了族裔界限与文化”。这种恶性循环的局面造成很多国家出现了种种问题。“民族一国家一方面要打破个人的传统(或者说原生)社会联系,另一方面民族观念的构建又要求助于某些传统的认同因素”。对那些陷入困境的国家来说,如何在打破与构建间寻得一个平衡点是关键所在。以民族主义进行社会整合,使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高于其他认同成为这些国家进一步发展的重大课题。
综上所述,民族主义是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意识与行动,民族主义构建了民族,以民族为根基,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创建。民族国家对外确定边界,对内缔造大众的平等性关系,强调公民权,以此维系社会的有机关系。民族国家已被证明优于其他的国家组织形式,并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的国家组织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代民族国家之内民族主义就已消失,民族的自治运动、分离主义还存在,有些国家具备了民族国家的外表后还要进一步进行实质性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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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主义为公民民族主义之变形,通常与种族民族主义结合,意味着民族为贡献于国力与国家主张者之共同体。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为最佳范例,体现于墨索里尼的口号中:“一切为国家;无所自外于国家;无可反对于国家。”。其与自由主义中,个人自由的观念以及自由民主之原则相左并不令人意外。雅各宾俱乐部(Jacobin Club)之建立单一且中央集权的法国政府通常被视为国家民族主义之滥觞。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以及现代的凯末尔主义(Kemalism;土耳其民族主义)则为新近的例子。
然而,“国家民族主义”一词通常用于民族主义发生冲突时,尤其是分离主义运动发生于已建立的民族国家时。分离主义者的说法是,国家民族主义因较不可信与较不民主而败坏国家的合法性。法兰德斯(Flanders)分离组织称比利时民族主义为国家民族主义。巴斯克分离组织与科西嘉分离组织同样分称西班牙与法国为国家民族主义。反过来说,这些国家则称这些分离组织为恐怖主义。其间没有无可争议的准则来判定孰是孰非,而其结果通常为人民因效忠对象不同而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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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首先是从对国人之民族意识善的考察入手的。他把民族意识的普遍缺乏视为国人思想上的最大缺陷,进而认定其为近代以来民族建国运动屡遭挫折的总根源。为此他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构想,旨在通过国人的民族意识之培养,实现近代民族国家之建立。张的有关思考及其构想具有文化民族主义的特点,其民族国家的总体取向体现了近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求。其缺陷在于,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民族主义易向国家主义滑落。
关键词:天下观念;民族意识;民族主义;民族国家
民族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后的产物。作为一种与欧洲资产阶级民族运动相伴而生并联系在一起的进步社会思潮,民族主义反映了一种全新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念。它强调民族共同体的主体意识和集体归属感,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自觉认同、高度忠诚与热爱,因而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共同利益,促进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9世纪后期民族主义传人中国,之后迅速弥漫开来,许多有志之士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问题展开了认真思考,并提出了种种旨在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张君劢是一位虔诚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思想的所有方面都贯穿着民族主义的终极关怀;而他关于提高国人民族意识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考与见解,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这也使其具有了与众不同的色彩。
一
张君劢关于中国问题的思考是从探讨国人的民族意识人手的,这种探讨使他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那就是长期以来,中国人普遍缺乏那种用以维系本民族共同体之精神生命的民族观念或民族意识,以致身为中国人,却“不能完全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这是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是张君劢民族主义关注的焦点之所在。
中国人为什么如此缺乏民族观念,连自己是“中国人”都不太清楚?在张看来这主要是由历史上占支配地位的“天下观念”所造成的。“几千年来的中国,所以支配人心者,只是一个天下观念”,致使“养成民族意识之环境,缺然不备”。
按照张君劢的看法,古代中国最初并无所谓“天下”观念,这一观念的形成是春秋以后的事。春秋时代,诸国林立,引起了人们对于一个统一的“天下”的向往,于是“天下”观念应时而生;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这一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中国古代也有所谓“内诸夏而外夷狄”之说,此说严内外族群之界限,重华夏“中国”与“夷狄”之区分,似与民族观念接近,然其不过是“天下”观念之又一界说。因为“春秋之所谓内外,其标准为文德非种族”。按照文德这一标准,华夏与夷狄之间的种族界限并不重要,二者的分野只在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国”即汉族文化上。接受和认同汉族文化即具有了“中国人”的资格,否则即使身在“中国”,也只能是“夷狄”。此即所谓“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退为夷狄则夷狄之。”由于我们的祖先只注重文化的而非血统的、民族的等等因素,任何一个异族只要诚心接受我族文化,我们便视其为自家人,这便严重妨碍了国人民族意识的发展,以致长期以来,“吾国人民脑袋中充满者,乃‘天下’思想,而非民族思想。”在“天下”思想支配下,历史上的中国与其说是一个“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天下”;历来的中国所代表的是近乎一个文明的开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历史地看,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对于维系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保持长久生命力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它“成就了以文化统一民族之运动;”促进了秦始皇的统一全国;在包括其在内的各种因素作用下,我国才有了如此辽阔的幅员、众多的人口以及悠久的历史。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固有的弊端。由于“天下”观念的支配,由于民族观念的缺失,中国社会长期停留在古代状态,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最直接也是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建国运动即张氏所谓“改建旧邦为近世国之运动”的失败。他指出,民族国家以民族与民族的对立、国与国的对立为前提,这就需要重视血统、种族等等的因素。但天下观念与此相反,“只把语言、正朔等[作]为唯一的标准,种族血统等如何概不计较”。这样一来,人们不仅无法感受到建立民族国家的必要,甚至连“民族”、“国家”这样的意识都难以具备。中国历史上之所以常常发生“异族篡窃华夏主权”,“甚至有异族为我族主人之事”,都是因此而起;某些人“对于强悍之外族,只知服从不知抵抗”,如昔日“吴三桂洪承畴称臣于清,今且有身为民国官吏,而不惜为满洲伪国为日本效奔走之劳者”,也无不与此有关。甚而大敌当前,一些人不惜拜倒在侵略者脚下,如“日人既占东三省,三省官吏自居于张邦昌,为之作伥,溥仪主政满洲,同于汉后主之面缚舆榇,为大臣者,皆昔之亡国大夫,卖主求荣之流耳。其尤令人感慨者,民国之士大夫,有自往满洲投效者,有在平津间,为之遥旗呐喊者,为一己之安富尊荣记,虽卖国而不惜,虽为人奴隶而不惜”。如此奴颜婢膝,卖国求荣,还谈什么对外抵抗!如此缺乏民族观念,“改建”运动焉有不败之理!
近代民族国家除了需要国人具有民族意识外,还需要形成“以国民为基本或以民为主之大义”,亦即民主意识。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族国家,其近代性将大打折扣。在中国,民族观念的缺乏已如上述,民主意识的缺乏也同样明显,而这也同样来自“天下”观念的作祟。张指出,中国人历来强调文德标准,异族人只须认同和接受中国文化即可视为中国人,这表现了中国文化开放性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由于在天下观念支配下长期处于主导地位,未曾受到外部文化真正的挑战,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惰力”,养成了一种“自大自骄的神气”。这种骄气尤其在一班士大夫身上表现得最为显著。士大夫们以中国立国最古夸耀于世,自视其礼俗文化为天经地义,不愿接纳外来文化,稍有异议者便斥为“离经叛道”,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国拘”。“国拘”也曾出现于欧洲,但其为害之甚,“莫甚于百年来之吾国矣”。张写道:“拘于君臣大义之说也,乃不知欧洲有所谓民治或议会之制。拘于秦汉以来愚黔首之策也,乃不知有国民教育之必要。拘于轻徭薄赋之说也,乃不知为民生利而厚取之术。拘于耕田凿井也,则不复知精于制作之工与通万国有无之商。拘于量入为出之说也,则骇然于欧人预算上量出以为人之制。盖既有成见为之梗阻,他人之良法美意,在入国问俗者本可一览瞭然者,而在吾国人则虽见犹不见,虽闻犹不闻,达于数十年之久焉。国人既然如此受拘于自己的观念传统,则不仅近代民主意识无法养成,近代民族国家也无从谈起。
据张君劢讲,他在“九一八”以后一直思考着“中华民族有没有希望?是否还能生存?”的问题。张君劢的这一立足于民族主义的思考是独特的和有价值的。同时张氏将近代民族国家与民族意识联系起来进行思考也具有积极意义。因为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都需要其成员具有明确的民族身份确认和民族认同,具有对所属民族共同体的忠诚和奉献,这就是民族意识。只有具备了民族意识,人们才能效忠于自己所属的民族,效忠于身处其中的国家。这是民族国家合法性的文化来源。还有,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是世界体系中的一部分,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在这一世界体系中与其他民族国家发生关系。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统一的民族身份,知道“我是谁”。一个不知道自己民族身份的国家根本无法以平等的资格和以近代国际通行的规则步入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据此,张氏指出中国近世建国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民族意识的缺失,有助于人们对近代中国历史之经验教训的总结。
二
既然问题出在国民意识上,那么问题的解决便须从此处下手。张说,“昔日以改革章制为言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枝叶,在手足。今日以民族生死为号召者,以为中国之病在根本,在心脏。盖章制云者仅为民族生活之一部,若其本体上不知力争上流,不求有所建树,虽按日提出一枝一叶之改革案,有何用处哉!”所以要想有所建树,就必须抛开枝叶,抓住根本,即“以民族生死为号召”,全面更新国民意识,使国人对国事“大彻大悟”。这才是“吾族起死回生之良剂”,才是“挽救中国”的根本之策。
为此,张君劢提出了培养“中华新民族性”的命题,并在此一命题下提出了自己的具体设想,而其中心乃在民族意识之养成。为达成这一目标,张氏认为应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第一,自教养人手开发人民的“心力”。“心力”是张君劢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他之所谓“心力”,包含“情”(民族情爱)、“知”(民族智力)、“意”(民族意志)三个要素,其中“情”指民族成员对自己所属民族的真诚热爱;“知”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形成自身独创性文化的意识及能力;“意”指一个民族所具有的共同意志,即英文中之Naional will(吾族之所欲)。张认为,由情、智、意三者构成的“心力”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每个成员之中,我们的任务就是想办法将其开发出来。因此要开发他们的心力,培养他们的民族意识,必须提高对他们的教养。此所谓“教”不是或主要不是指学校教育,而是社会教育,国民教育。“国家的强盛,惟有求之于国民自身。欲开发个人内蕴的力量,又惟有赖教育的力量以开发之。”张十分重视教育要面向社会。总之在张看来,培养民族意识之关键,“先则须从教养人手,俾三万万九千万人民,咸认识其为中华民族之人民”。“人民有教有养,民族情爱、民族智识乃能逐渐提高,其后乃由意志之统一,终则为行动之统一。如是民族可以自存,国家可以独立矣。”
第二,以学术创作对民族之情、知、意进行灌溉和培植。张君劢认为,从民族情感、民族理智的发生进而形成决定民族行为的民族意志,这是情、知、意三者的融合过程,它构成了民族建国的“大前提”。但是这种融合是既“非政府或警察之力所能强致”,也非仅靠一般意义上的国民教育所能实现的。证之以外国历史,英帝国发展之先,以莎士比亚、培根、密尔顿等为先导;法国之由大革命中脱颖而出,以笛卡尔、孟德斯鸠、卢梭等为前驱;德意志在统一之前,文艺上推崇哥德、席勒,哲学上推崇菲希德、黑格尔,还有李斯德之经济学,哥丁大学之自然科学,每每都说明了一个共同的道理,即情、知、意的融合,必须“有全国人所推崇之文艺与学说”为之“灌溉”,为之“培植”。同时,证之以近年来中国思想界的状况,什么君主、民主,大家庭、小家庭,旧道德、新道德,等等,各种主张上下参次,甚至互不相容,也证明欲将其统一,“惟有以本时代之吾国人自创一种哲学上、社会上、政治上之学说以资解决”。因此,张君劢在倡导对大多数国民施行基本教养的同时,力劝知识者们努力于“文艺上、哲学上、科学上之创作”;他并亲著《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一书,一方面作为其从事学术创作之具体实践,同时就此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在他看来,民族建国和民族复兴的基础不能是分和争,应该是合与和。“合与和何由表示?曰理智上感情上意志上之融化”。他坚信“今后吾国哲学界诚有如康德辈之大创作,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界诚有如黑格尔、李斯德、洪蒲尔辈之大创作,文艺界诚有如但丁、歌德辈之大创作,有此种种,则全国思想有所折衷,人民情绪欣欣向荣,国论出于一致”。如此,民族建国之大业即“水到渠成”,民族复兴即可实现。
第三,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同时重视对外国经验的借鉴。张君劢认为,世界上没有相同的民族性,民族性总是具有各民族自身的特点。一个民族所以区别于另外一个民族,其原因不外乎此。同时民族性与民族的文化总是不可分割的,不同的文化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而不同的民族性又决定了民族文化的不同面貌。从这个意义上讲,一种民族性,就存在于一个民族的文化之中。但是如前所述,民族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民族情爱,而民族情爱不能没有民族自信。那么民族性是否可以说首先就表现于对本民族文化的一种信任或推崇呢?张君劢认为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他说,欧洲国家尽管语言、风俗、宗教相同,但它们为了表现出自己的民族性特点,仍然总是在文学、哲学等方面力求其异,为此尽量推崇自己民族的文化,推崇自己祖先的丰功伟业;即使一些国家虽其祖先毫无成绩可言,他们为了突出自己的民族性或民族优越性,也仍会想尽方法来表彰其祖先。因为道理很简单,“一国国民晓得他自己文化之优点,晓得他的文化与自己有利益,他自然会相信自己,自然会推崇自己”;而相信和推崇自己的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利于民族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民族情爱的建立,因而也有利于新的民族性的养成。
提高民族自信心要求重视民族文化,但这很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即“自骄自大”,将外来文化拒之门外。另外还有一个极端,即菲薄本民族文化,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这两种现象尤其是前者在近代以来屡见不鲜,而这是不利于自信心的真正提高的。张君劢认为,要改变这些现象,必须克服机械的、单一的思维方式,采取“一方加强自信力,一方尽量容纳外来文化”的方针。一方面,“我们民族要自己认清是世界上最优秀之民族。东亚文化是我们祖先一手造成的,其成绩实有过人之处”。认识到目前国势虽不振,但从过去推定将来,“相信我们民族一定有光明的前途。”同时对于自己过去的文化,也要进行“自我批判”,“应以现代为标准,对于历史上的事迹和人物加以一番选择工作“,通过选择,对“合于此标准者”加以表彰。
综上所述,张君劢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之下,提出了一套颇具特点的救国主张,这一主张的核心可以概括为:通过改造人们的思想观念,养成一切以民族利益为中心的民族意识即新的中华民族性,并以此为基础建设近代民族国家,从而使中国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不难看出,这是一种文化救国论。文化救国论并非张君劢的首创,在此之前特别是五四时期就因一些进步文化人的大力提倡而颇为风行。而在张君劢所处的年代,挽救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即进行现实救亡则是摆在人们面前的最紧要的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是五四新文化人,暂时放下思想启蒙的课题而投身于政治救亡的现实运动,也就难以避免了。张君劢从五四时期走过来,他目睹了他的一些同龄人的历史转变,但他不愿意改变自己,他仍然坚持把思想启蒙摆在第一位。当然就张而言,他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人不尽相同。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人所进行的思想启蒙重点是呼唤个人自由和个性解放,“是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而张君劢所高举的是民族主义的旗帜,所呼唤的是以民族为本位的集体性民族意识的诞生。张君劢身上所体现的这些特点,一方面说明他对思想启蒙重要性之认识的少有执着,同时也反映出他并不打算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主张与现实需要求得一致。但是尽管如此,张所从事的仍然是一种远离社会现实的文化救国工作,这种工作虽然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还是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特定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一种工作一旦远离了社会需要,其影响也就十分有限了。
三
30年代,当日本帝国主义者不断入侵、民族危机空前加重的严峻时刻,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及爱国人士不约而同地逐渐将视线转向了民族问题。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应对时局之策,形成了各自的民族主义主张,其中最具影响者当数国、共两党。就国民党而言,出于对其执政党地位的考虑以及不可推卸的责任,它明确打出了“攘外”的旗号,只是“攘外”须以“安内”为前提。是为官方的民族主义。共产党是中国普罗大众的杰出代表,为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它主动提出变党派对立为党派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在共产党的旗帜上,不仅写着民族的独立,还写着人民的解放,这使它的民族主义同新民主主义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与官方民族主义判然有别。除此而外,在为数不少的中间党派当中,以张君劢为首的国家社会党,算是在民族问题上发声比较响亮的了。张的民族主义如前所述具有注重文化的特点,但在国共两党之间它却无法因此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性,因为它克服不了“民族”、“国家”、“阶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些拦在面前的理论障碍。在这些障碍面前,张的文化民族主义只好向官方的政治民族主义让步。
先看张如何认识“阶级”及其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本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不同的阶级又往往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的民族属性可以使其成员具有共同的民族情感,当民族出现危难之时,这种民族情感可以转化成用以保卫民族利益的巨大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但是民族问题并不能完全取消阶级问题,出于不同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不同的阶级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常常出现重大差别。可见只要阶级存在,阶级与民族之间的矛盾也就会存在,阶级问题不会因为民族问题突出而消失。然而张君劢却无法理解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辩证关系,他只愿接受民族的观点而不愿接受阶级的观点。因此他反复陈述民族观念强于阶级观念的道理,强调“民族观念是人类中最强的,阶级观念决不能与之相抗。无论是已往的历史,抑是目前的事象,凡民族利害一达到高度无不立刻冲破了阶级的界限”。同时他把“阶级说”说成是一种“以恨为出发点”的“恨的哲学”,认为在这种哲学支配下,整个社会“决得不着和协与平安”。为此他要求人们“必须以全力排斥这个恨的哲学。
一般说来,民族与国家是紧密相联的;历史的事实也表明,民族主义的最后落实往往表现在民族国家的建立上。但是,国家总是阶级的国家,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国家不是抽象的“公器”。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如果说有“民族国家”的话,那也应该就是人民的国家。因此对于他们来说,建立“民族国家”的前提就是将现存的由少数特权阶级统治的国家彻底抛弃。张君劢把建立民族国家作为中华民族复兴的现实指标,反映了民族主义的一般要求,这是必要的;然而他对现存国家却采取了最大限度的容忍态度,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去服从,以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目标。这实际上是将民族主义的实现寄托在现存的国家身上,是在民族主义名义下提倡对现存国家的忠诚,是将民族主义等同于国家主义。这反映出张氏民族主义在文化和政治的不同层面存在着矛盾,也表明其在政治上已向国家主义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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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国之大事,关系国家的兴衰成败和民族的振兴发展。因此,“安全问题”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课题。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国家安全教育的论文,供大家参考。
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忠诚可靠的接班人。大学生是西方国家敌对势力腐蚀拉拢和进行“和平演变”的关键目标。2015年初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大学生群体是国家安全教育不可忽视的重要载体者和关键对象。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全稳定。高校要把国家安全教育作为重要任务抓出特色抓好成效,采取有力措施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为维护国家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
一、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现状
1.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淡薄。自从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现代化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们的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进,社会也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处于和平稳定时期。但是,当前国家和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强,西方国家不愿意中国顺利崛起,平静之下暗流涌动。同时,国内的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国防安全形势严峻。一些大学生缺乏对国家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正确判断,对国家当前所处的国内外形势以及潜藏的危机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青年大学生对国家安全教育认识有误区,缺乏对其全面、正确的认识。科技的迅猛发展,网络化、全球化成为网络的特点。人们更多关注国家综合实力、人力资源和科技的较量,而忽视了意识形态。受此影响,一些大学生认为“对外开放无密可保”,降低了对敌势力干扰和破坏的警觉,国家安全意识淡薄。有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国家的安危与大学生自身的安危影响微乎其微,因而他们对于国家的安全认知仅仅停留在军事等方面,还没有延伸到信息以及经济等方面安全领域。
2.高校对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工作重视不够。一部分高校认为,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是让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忽视对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他们不但没有制定专业的计划,也没有专业的授课老师,教材不规范,教学内容和结构都不完善。简单以讲座或以校报、广播等媒体的宣传,缺乏对现代教育技术价值的挖掘和利用。由于教育手段单一、缺乏互动,教育效果不明显。
二、加强和改进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思考
1.充分利用网络媒体,拓宽高校国家安全教育途径。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发展,大学生与外界的联系和接触更加紧密,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丰富和便捷,思想倾向更加多元化。大学对于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一般都集中在军事方面,这种旧的教学方式,因为它的限制和单调,在极大的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安全教育。在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意识一定要得到提升,要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教学。其中,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互联网优势,这是互联网时代高校面临的一个挑战。对于这种情况,高等学校一定要对互联网领域进行主动的开发,在大学校园中建立起“喜闻乐见”的主体性的网站,在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之中充分地使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国家安全教育,进而让学生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更加多元化,更加生动形象。此外,在大学校园中,一定要建立高校的网络管理系统,对学生在网上散播的知识进行适当的采集,对网络的环境进行相应的净化,对大学生在网络中传播的不好的信息进行及时的纠正。
2.改进国家安全的教育方法。高校应重视国家安全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培养一批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提高他们从事国家安全教育放入教育教学能力。使国家安全教育逐步走向规范化和系统化。以此同时,在大学里要编写以德育为基础,以法律为根据的课本,在教学的过程中融入国家安全方面的教育,另外,还要保证必要的授课时间,确保取得预期效果。首先,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在高校中,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的时候,通常都是老师一味地进行讲解,要对这种方式进行改进,充分地发挥学生的主体性,还要激励学生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并且解决问题。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应该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集中学习与专题讨论、案例分析相结合,充分利用多媒体教育教学手段,寓教于乐,变简单的灌输、被动的接受为自觉参与,提高学生对国家安全相关知识学习的积极性。其次,创新教育形式,充分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通过现代教育技术,探索国家安全教育手段的实现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的兴趣和动力。随着QQ、微信、微博、电子邮件的广泛运用,为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沟通带来了便捷,微信、微博的多种功能,使得教学过程可以向课堂及校外部拓展。第三加强国家安全思想的熏陶,营造大学生关心国家安全的良好氛围。在课堂理论教学中,结合当前国内外社会热点问题,组织组织专题讨论,分析热点问题的前因后果与来龙去脉。让学生加深对涉及国家安全的社会热点问题的深入认识和思考。
3.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阵地作用。首先,要充分发挥政治教育的核心价值,强化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在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对大学生进行思想辅助,帮助学生学好政治和相关的学科,还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使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利用自己所学知识去分析目前国家的形势。把国家安全教育落实到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课程中,如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堂教学中,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要让所有大学生都意识到,一个民主、文明、富强的强国梦的前提是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稳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下,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以此提高大学生要肩负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荣誉感和责任感。其次,加大对大学生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及基本国情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的基本情况,提高大学生对现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要利用这些教育,帮助他们全面地了解近现代中国面临过的苦难及屈辱,明白全国人民取得民族、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再次,加强大学生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让大学生明白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增强大学生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坚定大学生对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为国家培养国家安全意识强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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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也是极其重要的。
一、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和,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二、民族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创新精神属于科学精神和科学思想范畴,是进行创新活动必须具备的一些心理特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兴趣、创新胆量等。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
三、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3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从历史实践来看,促使毛泽东创新精神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第一是早年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当时新思想的汹涌澎湃使青年毛泽东培育起创新的思想意识。如他所描述的那样:“近年欧潮东渐,学说日新。全国学界人士,靡不振臂奋起,顺应潮流,从事改革。”(注:《毛泽东早期文稿》,495页,湖南出版社,1990。)第二,大革命失败后被迫退到偏僻落后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促使毛泽东不得不面对原先没有想到过的新情况、新问题。他意识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样的事情就只是发生在中国,“不但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一国有这种现象,就是帝国主义直接统治的殖民地也没有一处有这种现象”(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4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三,一段时期里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过程中,注重树立创新精神。毛泽东还曾把教条主义者称为“思想上的懒汉”,就是指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总之,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53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2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39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1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9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2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摘要】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创新精神在毛泽东思想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关键词】毛泽东 创新 民族精神
【正文】
一、关于“创新”
创新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与功能:在微观层面,创新是一个企业发展的根本;在宏观方面,创新则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创新作为民族进步的灵魂,是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根本动力的深入阐发与时代表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就是说在影响民族进步的各种因素中,创新是决定性的因素,起着核心的作用,创新是使一个民族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源泉。
在党的中,“创新”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概念,共出现55次:
①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年的基本总结:8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社会管理 党的建设改革创新 科技创新能力 理论创新 创新发展理念 理论创新 勇于创新
②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9次出现“创新”:实践创新 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 改革创新精神 理论创新 科技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 创新社会管理
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3次出现“创新”:创新型国家 创新人才 创新
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19次出现“创新”:创新驱动发展 管理创新驱动 金融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技创新 自主创新 创新 原始创新 集成创新 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协同创新 国家创新体系 技术创新体系 知识创新体系 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科技创新 创新资源 创新发展 创新开放模式
⑤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次出现“创新”:创新行政管理方式
⑥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1次出现“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
⑦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5次出现“创新”:创新社会管理 学生创新精神 创新社会管理 创新流动人口和特殊人群管理服务
⑧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2次出现“创新”:以创新发展军事理论为先导 国防科技工业自主创新能力
在党的十七大中,“创新”一词共出现56次:
从词性分析:既有名词的用语,如创新型国家、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改革创新、文化创新、科研方法创新、自主创新、创新活动、传播手段创新等;也有动词上的使用,如勇于创新、创新发展观念、创新对外投资体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等;同时,也有从形容词角度的作用,如创新的智慧、创新的环境等。
从战略层面分析:既有从创新型国家、国家创新体系等宏观战略层面,也有从组织制度创新、创新体制等中观层面,也有从自主创新能力、科研方法创新等战术层面。创新型国家是我国的最高战略目标。 从“创新”用语的广度与深度看,出现了一些新的创新用语,如传播手段创新、科研方法创新、创新文化生活方式等,都体现了时代精神。
建设创新型国家,是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的党中央重大理论创新和重大战略部署之一。
二、毛泽东思想
由以上总结可以看出国家对于创新精神的高度重视,而早在多年以前,毛泽东就已经强调了创新的重要性。
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民族创新精神
民族创新精神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概念,不同于一般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生成、发展演化过程中逐渐积淀下来的民族生存哲学,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生存和延续的灵魂,亦称民族意识;而民族创新精神则专指民族精神中积极追求真理,不惧邪恶,求真、求善、求美、求新的精神气质。民族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中的最优秀品质,是表征民族文化活性的关键特征。
四、毛泽东关于创新问题的认识
1.产生
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社会冲突激烈、矛盾变动急剧的时代背景下领导中国革命实践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思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孕育起来的。毛泽东曾描述说:“这个变化是如此巨大,以至使老一辈的人们完全不能设想的变革,都轰轰烈烈地出现了。”[1]急剧变动的时代必然就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动的时代树立了鲜明的创新精神。
因此,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既是大变动时代孕育的结果,也是革命实践催化的结果。
2.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树立创新精神,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指出:“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2],“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3]。
毛泽东曾把人的思维器官——脑比喻为“加工厂”,他说:“我们的脑子是个加工厂。工厂设备要更新,我们的脑子也要更新”[4]。这就把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起来了。
第二,勇于创新,才是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
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严肃地指出:如果以为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动脑筋,只要遵守既定的办法或者拿着书本上的知识照抄照搬,革命就可以取得胜利,这样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5]。这里,毛泽东很明白地表示: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
第三,有没有创新精神,是对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党员素质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认为,一个好的领导、好的党员,是否具有创新精神,关系到能不能有效地领导群众开展革命斗争。他指出,领导干部和党员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时,必须“自己去用心思索,发扬自己的创造力”[6]。因此,树立创新精神是毛泽东对党的干部以及党员的素质提出的明确要求。
第四,只有发扬创新精神,才能保障中国的胜利。
在毛泽东看来,没有创新就没有进步,不思创造,不求发展,结果只能落后于形势,对革命不利。他指出,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应当注意随时调整和更新。
第五,坚持创新精神,关系到对待革命理论的科学态度。
在对待理论的态度上,毛泽东一再要求人们正确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要从具体的条件出发,不要把他们的理论当作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他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7]。可见,科学地对待革命理论,也是一个创新问题。
毛泽东对创新问题的认识,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注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要求,这就使思想层面上的创新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上得到了统一,为在中国共产党内倡导创新精神奠定了极其深刻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与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实践紧密相联系的。可以说,离开创新就谈不上毛泽东思想,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这种创新精神将凝结成为中华民族进步的灵魂,成为中国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4]《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5]《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选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选集》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毛泽东思想与民族创新精神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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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音乐研究是将音乐研究置于整体民族的角度上进行的,所以民族音乐研究不仅仅是对民族音乐本身的研究,也包含了对整个民族文化体系和民族风俗人情的研究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音乐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少数民族音乐艺术
(一)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
少数民族的民歌音乐,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其中既有想象宇宙形成、人类起源、民族来源的“古歌”;也有歌颂本民族英雄人物的“史诗歌”;还有叙述本民族传说故事、描写生产劳动、歌唱爱情的“叙事歌曲”等。不过,这些可总称为“叙事歌”。达斡尔族的“舞春”(亦为“乌春”)是一种诵调式叙事歌曲,内容有反映劳动生产的,如农家苦、打鱼、伐木等,亦有反映士兵厌倦清政府强迫其征战的《薄坤绰》。它以四句为一节,全曲有十几节乃至几百节不等。维吾尔族的叙事民歌,称“达斯坦”,它由说、唱、演奏等多种形式组合而成,内容多为民间传说故事,如《艾里甫与西苓》、《塔赫尔左胡来》、《好汉斯依提》等。柯尔克孜族的叙事古歌、史诗歌带有神话色彩,如《库尔满别克》、《库加牙西》、《玛纳斯》等,曲调虽较简单,但却仍悠扬。锡伯族的古老民歌,称为“菲散布热乌春”,内容有反映民间困苦生活的,如《亚其那》;有反映西迁历程的《西迁歌》。其音乐曲调,分为上下两个乐句,反复吟唱。彝族的叙事民歌,在楚雄称“梅葛”,在红河称“先基”,在永仁称“米果库”。内容有史诗《梅葛》、《阿细的先基》,赞美爱情的叙事歌曲《阿诗玛》等。
(二)少数民族的说唱音乐
在清代前期,说唱音乐这种艺术形式,在少数民族中亦深受喜爱,并形成了富有本民族特色的说唱音乐艺术。其中,最为著称的有:蒙古族的《好力宝》,内容为说唱民间故事。朝鲜族的说唱音乐,有叙述历史故事的,如《楚汉相争》、《赤壁之战》等;有说唱传说故事的,如《春香传》、《沈清传》等;有说唱美景风光的,如《花草短歌》、《游山歌》等。白族的说唱音乐艺术,称为“大本曲”,它是由本民族山歌、小调,用曲牌套连的形式,加以说唱,其中有民间故事《秦香莲》、《梁山伯与祝英台》、《董永卖身》等,深受民人喜爱。
二、少数民族音乐与其他民间音乐的关系
民间音乐包括民歌、歌舞、说唱、戏曲、器乐五部分,这些民间音乐之间是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丰富、互相促进的关系,但从根本上说,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1.民歌是民间歌舞的基础:一些歌舞音乐显然来自于民歌,或是在民歌的基础上稍加变化,而加上舞蹈动作,如歌舞“凤阳花鼓”便是在《凤阳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2.民歌是说唱的基础:我国的许多说唱显然是从民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如四川清音的许多曲调就是在一些民歌(如《放风筝》、《泗州调》、《麻城歌》等等)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民歌是戏曲音乐的基础:许多地方戏曲剧种的音乐就是在当地民间小调的基础上,经过加工而形成和发展的,如在嵊县山歌基础上发展而成的越剧、在湖北和安徽民歌小调基础上发展的黄梅戏等。4.民歌是民族器乐的基础:许多器乐直接来自于民歌,如河北吹歌这种乐种就是来自于演奏河北的民歌。民歌是其他音乐的基础,但是在歌舞、说唱、戏曲与器乐形成和发展以后,其较高的艺术水平又反过来对民歌的艺术性提高产生了作用。
(一)蒙古族民歌
蒙古族民歌有两种分类方法:1.按题材分类,分为牧歌、赞歌、思乡曲、宴歌、谚歌、叙述歌、儿歌等;2.按体裁分类,分长调(蒙古语:乌日汀道)和短调(包古尼道)两类。长调的曲调悠长,节奏自由,篇幅较长,气息宽广,情感深沉,在持续的长音上常有类似马头琴演奏式的颤动和装饰,有的长调还具有史诗般雄浑的气魄和历史沧桑感。牧歌、赞歌、思乡曲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辽阔的草原》、《牧歌》等;短调的曲调较紧凑、节奏整齐、篇幅较短小、轻快活泼、音域较窄,狩猎歌、叙事歌等属于此类。代表曲目如《黑缎子坎肩》、《嘎达梅林》、《森吉德马》等。蒙古族民歌的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多用五声音阶,也用七声音阶;在调式上,以羽调式和徵调式为主,其次是宫调式和商调式;旋法上,旋律常呈抛物线状,即一个乐句或乐节的高点常位于中部,此外,音程跳进较多;性格上,具有开阔、稳健、彪悍的性格。
(二)哈萨克族民歌
哈萨克族民歌在内容上可分劳动歌曲、颂赞歌曲、爱情歌曲、习俗歌曲和其他歌曲五类;在演唱形式上可分为独唱、弹唱(冬布拉弹唱)和对唱三种。哈萨克民歌音乐特点,在音阶上,常用七声音阶,也用五声音阶;在调式上,用中国五声调式和欧洲体系的七声调式;旋法上,普通带有呼唤式的音调,多由主音和四度或五度音构成,跳进是其核心音调;在节奏节拍上,常使用混合节拍。
(三)达斡尔族民歌
达斡尔族民歌从演唱形式上分为四类:1.“札恩达勒”,它是近似山歌、小调体裁的民歌,曲调高亢奔放,抒情性强;2.“哈库麦”舞蹈歌曲,音乐热烈欢快;3.“乌春”民间艺人用四胡自拉自唱的歌曲;4.“萨满曲”(或称“雅得根”),古老的宗教祭祀歌曲。
三、少数民族音乐艺术的审美特性
(一)传统美
传统美学的追求以美为理想状态,“优美”、“典雅”、“崇高”、“喜”等作为传统美学的审美范畴体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单纯的快乐,即审美愉悦。但是,在生产力较为落后、巫术,祭拜活动频繁的族群中,原始心理活动如恐惧、祈求、崇拜、诅咒等仍然大量存在,他们的一切活动主要出于生存的目的而非审美的目的,所以就出现了与传统美学意义相反的审美的异态。土家族的民间音乐中存在大量的审美异态现象,“丑陋”、“怪诞”、“狂乱”等审美意识在土家族大量的音乐、舞蹈中都有典型的体现,如《跳丧鼓》,土家族谚语有云:“父母亡,鼓报丧,众必跳,歌必狂”,众人对着死人长啸当歌、狂歌热舞,以歇斯底里的嘶鸣为歌,舞蹈动作含胸扣背、踏地为节,一步多颤,摇动构形,颇为怪诞诡异,且据清《巴东县志》记载:“歌舞达旦,或一夕或三五夕”;再如《哭嫁歌》,婚嫁本是喜事,却以“悲”代“喜”,音乐形式自由,多下行进行,且音符常以短长短长交替出现
(二)“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
西方“美”观念的构成有六个要素,要素之一——“精神距离”。就是说,参与音乐的人使自己与音乐“游离”并保持一定距离去审视它,在审美的水平上关注音乐。但是,如果以这个标准衡量,许多民族就不持有美的态度了,因为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把音乐从文化中抽离出来,以一种“为了审美”的价值取向来审视音乐的。白马人把歌唱看的比器乐重要,这看似只是行为上的差异,我认为这其中隐藏的是白马人对音乐的哲性思考,用身体的一部分歌唱而不用身体之外的乐器表现,音乐在白马人那里不能被抽离,他们把音乐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
(三)音乐中的人文性格与音乐观
族是一个将伊斯兰教及由此而衍生的民族风俗习惯、价值观念、人伦礼仪的信仰和尊奉视为立族之本的民族,在回族的传统观念中,有教方有族,失去了伊斯兰教,没有了对伊斯兰教的信仰或对相应的风俗习惯的遵从,那么回族共同体也将会逐渐消失。这使得回族人对自己的信仰和风俗习惯极其珍视,并将其确认为本族文化的根基,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虽然乐于学习和吸收外族文化,但这种学习一般不会以牺牲自己最根本的信仰为代价,可以说,伊斯兰文化是回族文化的根基,它塑造了回族文化的基本范式,强烈的文化自尊心、文化防守心理,是其人文性格的显著特点。所以,一个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自然和宗教观念相对淡薄的汉族的文化价值观不同,音乐观也就不同了。
一、民族音乐学理论概述
民族音乐学理论是一个世界音乐研究范畴的概念,在我国,由于我国民族音乐体系众多,因此民族音乐所呈现出的多样性、鲜明性等特点,都印证了我国民族音乐研究的重要性,以及民族音乐研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而从本质上而言对民族音乐的理论研究,其实就是对经过长期发展沉淀并逐渐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民族音乐的研究①。在经过漫长而又悠久的发展历程,民族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与传统音乐的形成发展如出一辙,在音乐形式的表现上大多是通过歌舞以及乐器,有某些民族音乐体系中,可能还会包含当地的戏曲。由于我国丰富的民族音乐现状,以及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使得民族音乐在表现形式上呈现出了多样性和丰富性,民族音乐在音乐风格上也对不同的民族特色进行融合和发展。民族音乐承载了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和文化,以及一个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核心,是经过一个民族代代相传的文化瑰宝。可见在对世界音乐文化的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理论要就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音乐学理论研究,主要在民族自身的研究角度上进行研究的,因此这是民族音乐研究与其他音乐研究最大的区别。从上文的叙述可以发现民族音乐的出现不仅仅是来源于音乐,都是也依赖于一个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沉淀,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主要针对民族音乐的起源、发展经历、以及演变的过程的研究,并对民族音乐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因此,通过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是对音乐发展规律的认知和研究,同时也是对我国不同文化发展历程的研究,也是对我国不同民族音乐文化发展的促进,从侧面而言,对我国的民族人文科学的研究也提供了有利的参考。由于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是基于整个民族的角度来进行的,所以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包含一个民族的音乐体系,以及一个民族所拥有的所有音乐内容,其中会涉及到民族音乐的背景、文化和民族精神等,还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进行动态研究,也就是对民族音乐的整个发展阶段进行研究。除了对民族音乐发展阶段的研究以外,还要对民族音乐对其他音乐类型发展的影响进行研究。民族音乐和传统音乐从发展到如今,两者之间的关联性一直存在,也正是由于两者之间存在的关联,使得民族音乐理论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和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
二、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
(一)对传统音乐研究模式和角度上的影响
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对要对民族音乐文化进行研究,同时也要对整个民族的文化进行研究,因此在对民族音乐的实际研究之中,一般会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视角放在整个民族的角度上来进行研究。在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过程中,一部分学者提出应将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放入整个民族文化研究的体系中进行研究,而这种研究研究方式,就是所谓的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而回顾以往对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分为音乐文化和音乐典籍的单独研究,在研究过程,较为注重对传统音乐节奏、旋律、演奏等音乐形态的研究,并未将传统音乐研究放在整体的社会文化的环境和背景中进行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使得传统音乐研究缺乏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联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在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之中也难以体现传统音乐所蕴含的文化底蕴。随着民族音乐理论的出现和发展,特别是文化相对主义价值观的逐渐形成,对传统音乐研究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影响下,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效仿对民族音乐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的研究置于整个文化背景之中,从而在整体的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背景和氛围之中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
(二)传统音乐研究从书面材料演变为实地考察
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之中,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往往是依靠现存的文献和典籍等纸质材料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不管是对传统音乐的发展历史、发展形态等的研究都是来源于纸质材料的记载,这种研究形式更类似于纸上谈兵②。在对传统音乐历史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只是依靠书面的记载是远远不够的,这种类似于纸上谈兵的研究方式,及时得到了研究结果,也是与实际现实存在极大的差距,难以相符,所以对历史的研究,必须要“迈开腿”,“走出去”,亲自来到传统音乐发展中的实地,走进传统音乐发展中所经历过的环境和氛围,进行实地实景的考察。从时间点来说,从五四运动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终于走出了文献和典籍,来到了传统音乐发展经历过的实地,在传统音乐发展的历史现场,对传统音乐进行研究,而这种走进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因是在民族音乐理论发展之中提出的研究方式。这种深入音乐发展历史实地的研究方式,不仅仅是一种传统音乐研究方式上的转变,同时对传统音乐研究者来说,也是与传统音乐亲密接触的最佳机会,传统音乐研究者在深入实地进行研究考察的过程中,可以回到传统音乐发展演化的现场,感受音乐带来的精神上的洗礼和心灵上涤荡。而这种深入历史实地的传统音乐研究方式,可以在深入实地研究中,收获比书面资料更丰富的音乐文化研究,同时在真实的实地文化熏陶中,切身的体会到当地的文化和音乐之中的关联和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会更加透彻和深入。例如很多民间的传统音乐,只有来到音乐存在、流传的当地,感受到当地的人文、风俗,看到当地的一山、一水,才能真真的领会到音乐中所传达的情感和精神,只有深入到当地,体会真正体会到音乐中所流淌出的情韵,以及音乐带来的美妙感受。
(三)传统音乐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
在我国传统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一种规律,就是传统音乐中对汉族音乐的单一研究,缺乏传统音乐的多元化发展。从传统音乐发展的整个历程之中,一眼望去基本都是以汉族音乐为发展主基调,在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化,汉族音乐的发展地位依旧难以动摇,在元朝和清朝时期,传统音乐的表现和发展依然对汉族音乐的模仿,无论音乐歌舞,还音乐曲调和音乐形式都为形成自身的特色,即使做了自身民族音乐与汉族音乐的融合,在音乐的再次创作过程中,汉族音乐依旧占有主导地位,所以长久以来,传统音乐一直是以汉族音乐为核心的。与此同时,在长久以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过程中,汉族音乐一直都是传统音乐的研究主体,忽视了对其他民族传统音乐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一直呈现出一种单一性。但随着民族音乐的逐渐发展完善,民族音乐理论对于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巨大的影响,介于此,我国传统音乐研究无法还像以往只对汉族音乐进行关注和研究,,而是将传统音乐研究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之中进行研究,这种研究形式的转变,也使得我国传统音乐研究从以往的单一性发展为现在的多元化。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多元化研究转变,具体表现在实际研究之中,不仅对音乐理论研究带来了转变,同时也影响了音乐文化著作,在全国范围内的音乐文化著作的发行和出版,不但是音乐研究多元的表现,同时也促进了音乐间多民族的融合和共同发展。在多元化的传统音乐研究之中,民族音乐研究在对民族音乐进行研究时,就需要几个民族音乐置于整个音乐体系中进行研究,要强调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的形成以及发展演化的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与民族发展演变过程的一致性,不能单纯的用一种音乐文化来对比对另一种音乐文化来进行解读和理解,由于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的地域、文化、习俗等方面的差别,所以不同的民族音乐之间不能进行简单的对比,所以在对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过程中,不能将汉族音乐与奇特民族进行简单粗暴的对比,对待不同民族的音乐,要以平等、尊重的心态,去评价不同民族音乐所富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从而在不同民族音乐之中发现其独有的艺术意蕴,进而更好的进行传统音乐的多元化研究。
(四)传统音乐研究水平得到了提升
从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开始至今,对音乐的学术研究大多停留在对音乐本身、音乐历史等的研究上。民族音乐学理论的引入,则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如上述所言,进入了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从以往的单一性研究过度到现今的多元化研究,不仅对传统音乐本身,以及传统音乐发展演变所经历的历史文化背景、人文风度等进行了研究,并借鉴和融合其他学科、人文等思想和方法来对传统音乐进行对比研究,这对传统音乐研究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我国的民族音乐由于民族数量多,音乐形式丰富多样,因此我国的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建立起了具有民族针对性的例如满族音乐研究会、侗族音乐研究会等分民族的音乐研究会,进而根据不同民族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等对不同的民族音乐进行研究,在对不同民族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还对民族音乐的现有状况、未来发展走向做出了认真的讨论和研究。除此之外,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回到民族音乐的发源地,进而促进当地民族音乐的发展优化,并对当地的民族文化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每一位民族音乐研究者都应该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过程中,遵循一种研究理念,民族音乐研究主要是来源于民族,因此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应该回归民族,让民族受惠,让实践去检验研究成果。而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以及对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认识和理解应用到实际之中,用于帮助更多的大众来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从而使得不同民族之间可以相互尊重,融洽相处,从而更好对民族音乐、民族文化、民族精神进行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使得民族音乐和民族文化可以在尊重、平等的环境中得到应有的理解,保留下真实的文化和环境形态,减少由于人们的误解和无知对民族音乐以及民族文化造成的破坏和负面影响。不管是在哪一个角度对民族音乐,民族音乐都是不可取代的存在,因此不管是哪一个民族的民族音乐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民族音乐是带有浓浓民族韵味的音乐,所以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就是对一个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乃至整个民族风貌的研究,而对其他类型的音乐的研究则与此有很大的区别,对于民族音乐的研究,是对音乐以及与音乐相生相息的存在环境一同加以研究的,对民族音乐研究所研究的内容是不同区域内,不同民族音乐的发展规律以及音乐发展历程的,这不仅仅是单纯的民族音乐研究,同时也是对民族人文的研究。而通过对不同民族音乐的研究,也促进了不同民族音乐之间的沟通和融合,进而推动民族音乐的优化发展。也正是由于对民族音乐的研究时将对音乐的研究放眼于整个民族文化和精神范围之中进行研究,所以民族音乐研究的大的研究文化背景也早就了民族音乐研究大的眼界。民族音乐这种以更开阔的视角对音乐进行研究的方式,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促进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方式等的转变,也提升了传统音乐研究水平。效仿与民族音乐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将对音乐的研究着眼于大的文化背景之下,将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扩大为对传统音乐存在背景下的社会文化和时代背景的研究,使得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具有文化意义,同时也使得传统音乐研究更加深入,把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带入到当时的文化背景、时代背景、地域特征之中,研究者对传统音乐有了更为透彻的感受和理解,因此介于这种研究方式和方法所得到的研究成果也更具真实性以及历史意义,所以在对民族音乐研究的熏陶和影响之下,传统音乐研究水平也得到了提升。
(五)基于文化基础上的对传统音乐的研究
以往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不仅仅只单纯的依靠文献典籍等文本资料,同时对传统音乐的研究经常将研究重点局限于对音乐节奏旋律、曲调节奏等单纯传统音乐构成的研究,这只是对传统音乐的表面形式的研究,逐渐对传统音乐的研究逐渐深入到对传统音乐存在于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习俗、人文环境等因素的研究,传统音乐的研究变成对一种特殊文化现象的研究,是基于文化基础上的研究。因此,对传统音乐的研究,将文化大背景融入到对音乐的研究之中,不再是单纯的音乐形式等的表面层次的研究,而是演变为融入文化和精神的研究,将传统音乐研究演变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这样才可以对传统音乐的研究更加透彻和深入,才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社会人文环境中,对传统音乐的出现、发展、演变等作出更贴切、更真实的研究和还原,从而得到更具有真实性,更具有历史价值的研究成果,并对音乐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和保护。民族音乐研究学者不仅要对民族音乐研究引进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民族音乐研究观念,寻求音乐跨越语言和国界间的交流和融合,更不能忘了自己的“本分”。除此之外,对音乐的研究也应向西方等先进国家进行学习和借鉴,对音乐的研究不仅要展望未来,同时也要回首过去,对过去音乐研究走过的道路和获得的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从而为未来的音乐研究做好铺垫。同时对于不同的音乐要持有尊重的态度,平等的对待不同类型、不同民族、不同体系的音乐,求同存异,寻求不同音乐之间的交流、融合以及共同发展。文化相对论不仅对传统音乐研究带来的新的发展方向以及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冲击和影响,也要认识到对音乐文化和精神遗产的保护,以及对音乐资源的再利用。可见,通过上述的叙述,对民族音乐音乐的研究不再是单纯的对音乐本体的研究,而是对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研究,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的影响,对传统音乐的研究也逐渐脱离了对音乐本体研究的单方面注重,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也如同对民族音乐研究一般,成为了一种对文化的探索和研究。
三、总结
综上所述,民族音乐学理论的研究对传统音乐研究的影响体现在方方面面之中,民族音乐学理论对传统音乐研究产生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传统音乐研究的发展。不管是民族音乐,抑或是传统音乐,对其进行研究的核心思想就是希望通过研究进而更好的促进音乐的进步和发展,只有发现和寻找到不同音乐研究之间的影响,才能更好的将不同类型的音乐以及所代表的不同文化进行更好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实现音乐总体上的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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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审计是代表民众监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行为,是一项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法性制度安排。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国家审计论文,供大家参考。
我国现行国家审计体制优势分析
我国目前的国家审计体制建立于80年代前期,适应了当时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运行要求,反映了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并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监督的重要形式。其优势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审计机关设在政府,审计职能与政府机构其他职能相结合,使审计工作能够服务于经济工作中心,促进政府工作目标和宏观调控措施的贯彻落实。二是现行审计体制下,审计机关作为行政执法的重要部门,在政府的领导和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下,能够直接、有效地实施审计监督,及时发现、处理和纠正各种违法违纪行为;审计意见和建议也能够及时转化为政府的行政命令,增强了审计的时效性和约束力。三是按照现行双重领导审计体制,审计业务以上级审计机关领导为主,使审计按照国家统一的法制要求实施;审计机关行政管理以各级政府为主,有利于各级审计机关主动根据地方经济建设和政府经济调控的需要,适时确定审计工作的重点,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由于人们对行政权力长期的习惯和认同,使行政型审计体制能够广泛而迅速地得到社会各界接受和认同,积极配合和协助审计工作。
现行国家审计体制的不足
独立性缺失。独立性缺失是我国现行国家审计模式最根本的不足。国家审计的独立性是指国家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自始自终不受外来因素影响和干扰。独立性是审计的灵魂,但我国现行审计体制使国家审计独立性没有得到充分保证,其独立性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组织独立性缺失。从我国国家审计的机构设置来看,国家审计署作为最高的政府审计机关,归属于国务院,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同时又要对政府各部门的财政收支进行审计监督;各级地方审计机构既是同级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接受本级政府的领导,又要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管辖区域内的审计工作,其组织独立性必然受到影响。②人员独立性缺失。审计机关的领导人由同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提名,报同级人大会会决定任免,副职由同级政府任免。任命者与被任命者存在着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因而被任命者领导审计机关在对任命者领导的政府部门审计时,难以有效发挥国家审计的经济监督作用,其审计职责履行难以到位。③经济独立性缺失。由于审计机关的经费由同级财政部门审批,这势必影响审计机关对财政部门的监督力度。尤其是政府财力紧张的地区或时期,审计机关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经费往往无法得到保证,这在很大程度上严重影响了审计工作的正常开展。
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损害。我国现行国家审计制度规定审计结果的报告路径是审计机关向政府汇报,政府将结果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再告之社会公众。同时,我国《审计法》规定审计机关可以向政府有关部门通报或者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但并没有将向社会公布审计结果作为审计机关的法定义务,审计机关在可以公布也可以不公布审计结果的选择中。因此,现行制度下,国家审计的信息功能受到严重损害,社会公众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地位。
通过以上各种观点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随着经济、法律环境等的改善,国家审计体制应该由“行政型”向“立法型”转变,国家审计体制的目标应该是立法型,但鉴于目前的各种困难,我国国家审计体制可采用渐进式改革。
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国家审计的功能定位应该从合法性审计为主转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如果国家审计长期持续地以合法性审计为重点,就会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产生重叠,从而导致权力制衡低效。与此同时,随着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众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越来越关注政府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并要求国家审计向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转变。正如杨时展教授所阐述的,在民主的启蒙时期,人民只要求能有所限度的“取之于民”,过此限度,人民有权拒绝。至于“取之于民”的资源如何花费,人民并不过问。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民主意识的提高,人民逐渐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用之于民”,不按照人民意志来使用资源,人民就要求他负政治责任;随着社会更进一步的发展,民主权利的再进一步增长,人民又进而要求一切“取之于民”的必须经济、有效地“用之于民”。如果用于民而不经济,用于民而没有达到人民预期的效果,那么政府仍要对此负责[4]。
两难困境: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现实矛盾
尽管我国国家审计经历了合法性审计、财政收支合规性审计以及绩效审计的变化过程[5],但从审计实践看,国家审计仍然着重于合法性审计,而合法性审计更是着重关注于大案要案的审查。之所以形成对国家审计的这种角色定位,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早期的审计理论研究中,强调审计监督必须要有依据。审计作为经济监督的一种形式,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就是就各种有关经济行为的法律,这就是合法性审计的形成基础。二是在早期的审计实践中,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政府各部门以及相关人员的各种经济行为必然存在许多不合法、不规范的地方。加之当时的司法体系不够完善,司法力量相对薄弱,对违法经济行为(包括财政收支行为)的监督难以到位。这就必然造成在传统上作为经济监督主体的国家审计过度关注合法性审计,并以此来弥补司法监督的不足。三是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政府的职能也在转变,政府为了进行经济的宏观调控、为整个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维持市场秩序,必然要取得财政收入以满足进行这些活动所发生支出的需要[6]。在财政收支规模越来越大的条件下,这些支出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取得了很好的绩效就成为政府最高层和民众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国家审计必然要面临转型,即从单纯的合法性审计向在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同时加强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转变。尽管如此,较长时期的合法性审计实践所形成的惯性作用使得这种转型相对缓慢,即便是在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时,国家审计也较多的把注意力放在大案要案上,而这些大案要案实际上最终都涉及违法行为,这就造成了国家审计仍然主要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客观事实。四是国家审计在其审计实践中发现,进行合法性审计、抓大案要案更容易取得实效并迅速地形成社会影响,对审计地位的提升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和发展,无论审计的角色定位怎么变化,从社会的期许和国家审计的本身需要出发,国家审计必然会更加偏重于合法性审计。五是国家审计能够为司法主体查处经济违法行为提供最有效的证据。查处违法主体的违法行为时一般都可以在会计信息体系中获得相关的证据,由于审计主体的审计对象主要是会计信息体系,因此审计在提供这种证据时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事实上,司法主体为了改变在取证上的劣势,也在引进法务会计,这正好说明了会计信息体系对经济犯罪取证的重要性。
但是,国家审计在长期偏重于合法性审计的实践中,与司法权主体的职能出现重叠,常常会令自己处于两难的境地。无论哪一个国家,为了实现法治,必然会制定法律标准以约束各种主体的社会行为。法律标准通常是人们行为约束的最低规范,它规定了人们“不许为”的行为。为了保证各项法律能够被严格实施,任何国家都要建立庞大、严密的司法体系,对各种违法行为实施坚决有力的监督和惩处。在设立国家审计后,如果国家审计也把合法性审计作为其主要的角色定位,必然就会产生以下矛盾:第一,整个司法体系依据其角色定位,必然对公民和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进行监督。那么,国家审计的加入无疑意味着监督行为的交叉重复,这就导致或者国家审计挤占已有司法体系的监督“地盘”,抑或国家审计只是为已有的司法体系监督锦上添花、拾遗补缺,国家审计没有自己独立的角色定位。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来说,前者显然是不能存在的,法治国家所形成的司法监督体系是一个完整体系,不可以被改变。因此,国家审计主要以合法性审计为主,实质上意味着其角色定位并不明确,也就是没有进行自身应该从事的监督行为。第二,在合法性审计实践中,审计难,审计结果处理更难,这也显示了国家审计的两难困境。进行合法性审计必然与司法监督交叉重复,特别是在处理大案时,按照权力分工,国家审计因无司法权无法进行刑事处罚,而大案要案最终必然要涉及刑事处罚。这种情况导致的结果就是国家审计查出了大案要案,却无刑事处罚权,从而使得国家审计的角色转化成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在合法性审计上,国家审计监督只是为司法监督提供服务,一旦不进行监督,国家审计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这使得国家审计陷于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国家审计如何才能走出这一角色定位的误区并回到其应有的角色定位上[7]?下面就此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西方实践: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历史线索
在西方,以美国国家审计为代表的国家审计发展历史充分表明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应该以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作为重点[8]。1921年美国政府设立美国审计总署(英文简称GAO),该署隶属于国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争支出带来了巨额的联邦债务,但由于财务管理混乱,国会需要更多的信息来帮助控制联邦支出。1921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法案》要求总统编制联邦支出年度预算,同时该法案还提出设立美国审计总署,由该署负责调查与公共资金收入、分配和使用相关的所有事项,并提出改进公共支出经济性和效率性的建议。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是检查政府财政支出的合规性,审计方法以支出凭证检查为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重点从检查支出凭证为主转到综合性审计,审计重点开始从合规性审计延伸到绩效审计。二战期间,美国军费开支急剧上升,支出凭证数量巨大,美国审计总署的工作压力剧增,即使新增众多雇员,也无法审计完所有的凭证。因此,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二战后美国审计总署将检查凭证的工作交给政府部门,并开始运用综合审计方法对政府部门实施更广泛、更综合的经济性、效率性审计。同时,美国审计总署与财政部、预算管理局共同协助政府部门完善会计系统和费用控制。1945年颁布的《国有公司控制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国有公司和混合所有权公司进行综合性审计。1950年颁布的《预算和会计程序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制定联邦政府会计准则,并对内部控制和财务管理进行审计,该法案为综合性审计奠定了法律基础。
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动荡,政府开支急剧上升,国会日益关注政府项目的实施情况。由此,美国审计总署开始实施项目评估。1967年,在1964年颁布的《经济机会法案》修正案中,美国审计总署被授权对“反贫穷项目”进行审计,负责审查该项目的运行效率和效果。1969年3月,美国审计总署提交了一份关于该项目的总结报告和60多份补充报告,报告中说明:反贫穷项目中有些项目需要改进管理,有些项目取得了有限的成功,而另外一些项目并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美国审计总署的最终结论是尽管反贫穷项目已经运行4年,但是它们的管理机制仍需要重大改进。这份报告获得了普遍认可,同时它还促使国会在1970年颁布的《立法重组法案》和1974年颁布的《国会预算和截流控制法案》中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联邦政府活动进行项目评估和分析。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新公共管理运动席卷全球,美国审计总署更加关注联邦政府的责任履行情况。如检查政府运作中的高风险项目、密切关注预算中的赤字问题以及改善联邦政府的财政管理。1990年颁布的《首席财务官法案》和1994年颁布的《政府管理改革法案》授权美国审计总署对政府部门的财务报表和联邦政府主要部门的年度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计。1993年颁布的《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将绩效预算、绩效评估、绩效审计有机结合起来,建立起以绩效为导向的财政管理制度,要求联邦部门与单位提交年度绩效报告,从而进一步肯定和强调了项目评估这一新的绩效审计方法[9]。2004年根据《审计总署人力资源改革法案》,美国审计总署改名为美国联邦问责署(英文简称GAO),更好地体现了总署“协助国会实现宪法责任、提高联邦政府绩效和保证联邦政府对美国公民的责任”这一使命[10]。今天,美国联邦问责署秉承着“责任、公正、可靠”的价值理念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进行着财务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中我们至少可以推导出以下若干关于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结论。
首先,国家审计从设立之初就主要进行财政收支审计。早期着重于合规性审计,然后扩展至绩效审计。在进行财政收支合规性和绩效审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发现违法行为,但发现违法行为不是审计的基本职能,而只是国家审计行使合规性和绩效性审计基本职能的必然产物[11]。国家审计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必会将有关责任人移至司法机构查处,这仍然说明对违法行为的监督应是由司法体系完成的基本职能。
其次,国家审计从事的合规性审计是以预算法案为依据的。预算法案虽然称之为法案,但却与其他法律存在根本差别。预算法案是在每个财政年度由国会批准形成的,它必须根据未来每个财政年度财政收支的实际需要逐年编制,逐年批准。而其他法律一旦制定,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任何行为主体如果违反了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预算法案如果没有实际履行,很可能是由于客观情况的变化所致,无法追究法律责任。只有那些在预算收支过程中违反了其他法律规定的行为,才可能绳之以法。这就如同企业预算没有被实际执行,不能称之为违法行为。而如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违法的行为,才可能被绳之以法。从这个意义出发,所谓预算法案合规性审计的实质含义是各政府部门或项目是否按照预算的标准进行预算收支,如果没有执行预算的收支标准,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纠正。所有这些审计内容显然不是指预算收支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至于后来国家审计将合规性审计延伸至绩效审计,审计就不仅仅监督预算收支的标准是否被执行,更是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进行评价。这种审计开始着重于财政收支结果的评价,而后又前推至财政收支预算的评价,从而使得绩效审计能够贯穿始终。在绩效审计的基础上,再对与合规性和绩效性对应的内部控制和管理水平进行评价,而这些都不属于合法性审计的内容。
再次,国家审计在监督预算法案执行中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时,必须要了解有关预算执行过程和结果的信息。为此,国家审计必然要求政府部门或项目提供相应的会计报告,这就形成了政府部门或项目的会计报表。国家审计要确定预算法案是否被执行,就必须了解政府或项目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告,将报告结果与预算法案进行比较,进而确定预算执行的差异。此时,应重点关注有关财政收支结果的会计报表是否真实,国家审计必须确定这种真实性,进而相应形成了国家审计的鉴证业务。由于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业务,世界各国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的报表鉴证都是由专业审计机构进行,企业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进行,政府则由国家审计进行。就专业性而言,司法系统难以胜任报表鉴证工作;就会计报表鉴证的依据而言,主要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一般属于公认或行政规范,依此进行的审计仍然可以归为合规性审计;更为重要的是会计准则或会计制度作为会计报表形成的依据,不具有法律的严格性和唯一性,而通常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对会计要素进行有一定弹性的确认和计量,这在会计界和审计界称为职业判断。正是这种职业判断使得会计报表鉴证与司法中的违法鉴证有着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就使得国家审计专门从事会计报表鉴证业务成为必要。
最后,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进行合规性、绩效性审计以及相应的鉴证业务审计,进而延伸至内部控制和管理评价。在执行这些审计业务的过程中,国家审计必然会对政府部门的工作和项目管理状态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种了解包括:政府宏观管理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及其成因;政府行政运转的效率及其成因;项目实施的效果及其成因;项目管理的效率及其成因等。国家审计还可以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提出咨询意见,从而形成了国家审计的另一相应业务即审计咨询。审计咨询是在其他业务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它不仅为新预算法案的编制提供重要依据,更是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政府的行政运转、重大项目的管理提供建设性建议。
总之,国家审计无不紧紧围绕政府财政收支的合规性、绩效性以及其赖以存在的内部控制和管理基础开展审查和评价工作。
逻辑推演:国家审计角色定位的理论分析
研究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就必须要将其置于整个国家政治架构之中进行分析[12]。西方国家政府的公共权力分配采取的是三权分立模式,即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分离,国家审计代表私权主体从外部对公权主体即政府的公权进行监督,进而形成权力的制衡[3]。若想实现对政府权力的有效监督,国家审计必须要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定位,尤其要注意与司法系统角色的区分。司法权最基本的职能就是保证立法当局制定的法律能够被有效实施,从而维护法律的尊严。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不仅对一般公民和社会组织,也对行政当局是否依法行事进行监督,并对违法者进行惩处。因此,政府行政部门及其人员行为的合法性是通过司法监督进行的。在我国的政治体系中,司法系统行使司法权的目标也是如此。但是,必须看到政府行政部门的行为不仅涉及是否合法,还涉及是否合规、是否有绩效,司法系统只能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法性,而无法监督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1316]。对政府行政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的重担必然落在国家审计的肩上。
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究竟具有什么特征呢?就合规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为了更好地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或为了保证重大项目目标的实现,都会制定相应的目标、标准、流程、手续或行为规范等。这些目标、标准等是否被政府部门遵照实行,将会影响政府部门提供公共产品并维持公共秩序的效果、政府部门自身的运转效率、重大项目的实际效果以及项目管理的效率。就绩效性而言,主要是指政府通过财政支出是否实现了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公共秩序的目标,或者通过项目支出是否实现了项目的预期效果,要了解这些信息就必然涉及投入产出的比较。在西方,国家审计所进行的这方面监督称为绩效审计,通常从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三个方面进行项目评价。这“三性”要求政府(或项目)用较少的财政支出、高效率的行政运转达成最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即提供的公共产品充分有效地满足社会需要,公共秩序井然有序,项目实施后社会经济效果显著。我们以政府必须实施的预算法案为例就可以进一步认清这两者的本质特征。预算法案规定了预算的目标,这些目标可以细化到每一个部门在未来财政年度所必须完成的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维持社会秩序的具体任务,这些任务一般都会有明确的质量和数量指标,在此基础上确定相应的财政支出预算,此时所遵循的原则是“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跟着事的大小、重要性程度和效率高低走”。在实际的预算支出时,还要确定预算支出中每一个支出事项的支出目标、支出标准、支出手续等。国家审计要监督政府部门是否遵循了这些规定,这一审计行为就是合规性审计。不仅如此,国家审计还必须审查预算执行的绩效性,这一工作通常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预算法案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财政支出是否节约并能达成预算目标,即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二是预算执行的绩效性。国家审计必须要评价预算法案的各项预算支出在实际支付后是否得到了最大的节约,是否实现甚至超额完成了预算目标。在进行这一评价时,如果只是审查预算实际实施是否与预算法案一致,则仍然属于合规性审计;如果审查预算实际上需要多少财政支出,以及如何能够更好地达成怎样的目标,此时显然就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那么国家审计依据预算法案对政府部门进行的合规性和绩效性监督为什么不能由司法系统替代,也就是说在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体系中,为什么在司法监督之外必须产生国家审计?
政府部门的行为涉及三个基本属性:属性之一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政府行为必须遵循的最低标准。任何政府行为违反了这一标准就是违法的,就必须受到法律惩处。属性之二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合规性。为了保证政府部门的行政运转效率,政府部门必须制定相应的行为目标、标准及程序。这些规定与法律规定不同,法律规定意味着被规范的行为主体哪些事情是不可为的,若为者就是犯罪;而政府部门为了行政运转而制定的这些规定显然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遵循它就会提高效率,不遵循它就会降低效率,这里违者不属于犯罪,而是属于低效、无效或者差错行为,违者所受到的处罚通常是行政处罚、降低收入或赔偿等。因为行政效率的高低很难找到一个唯一、客观的标准,所以为行政运转而制定的各种规定需要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经常性地进行调整。属性之三是政府部门的行为是否具有绩效性。绩效性只是表明政府部门行为的优劣,而无关对错甚至犯罪。对和错是有标准的,犯罪也必须有严格而且唯一的法律依据。但是绩效的优劣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找到唯一、客观的标准,从而也就无法对其做出法律层面的规定。我们可以将上述三种属性以政府预算为例做出进一步解释。如果在预算支出时,将支出的钱为个人所用或挪作他用,属于违法;如果在支出时,没有按照规定的标准和流程支付,属于违规;如果支出的成本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属于低效。
由于政府行为存在上述三种属性,不难看出,仅仅依靠司法系统所进行的司法监督只能解决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法问题,却无法控制政府部门在行为过程中的违规和低效问题。在西方,如果仅仅只是形成三权分立的政治架构,必然会导致对政府部门行为的监督漏洞,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监督就不能有效进行,出现权力“寻租”行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尤为重要的是,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政府集中了庞大的财政收入,社会公共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公共秩序的维护日显重要,社会的经济性、政府的经济职能日显突出。在这种条件下,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特别是绩效性就显得更为重要。此时,必然要求在国家政治架构中有这样的主体,由该主体行使对政府部门合规性和绩效性的监督。显然,由司法系统担当这一使命是不可行的,原因在于司法系统在行使司法权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法律标准具有唯一性,而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很难找到一个一成不变的唯一标准,政府部门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更多的是因时因地根据变化了的环境进行评价。同时,对政府部门行为特别是经济和行政管理行为的合规性、绩效性进行监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特征,这也是司法系统监督所无法实现的。正是为了弥补司法系统监督的缺陷和政府部门行为监督的漏洞,国家审计对政府部门经济行为合规性、绩效性的监督才显得尤为必要,这正是国家审计的角色定位。
综上所述,国家审计应该主要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合规性和绩效性进行监督,换句话说,国家审计应该主要进行财政收支的合规性审计和绩效审计。要使国家审计充分实现这一角色定位,就必须要提供三个条件:一是必须要编制有效可行的国家预算,且这一预算必须成为政府行为的指南,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就要像制定企业预算那样制定国家预算,这样的国家预算可具有法的效力,同时,在编制预算时必须贯彻“钱跟着事走、钱的多少必须与事的效率匹配”的原则。二是必须要有一套完整、系统的非营利机构特别是行政机构会计制度,依此所形成的会计报表能够真实可靠地反映财政支出及其效果的客观状态。三是政府部门必须有一套健全的、有效的、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依此制度所形成的行政运转效率和会计报告的真实性能够得到切实保证。相应的,国家审计也必须主要围绕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审查评价。
尽管如此,由于我国国家审计属于行政型审计体制,政府审计部门隶属于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及其所属各个层次所发生的行政行为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即依法行政。也就是说,行政运转的基本要求是必须合法,这是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必须对人民承担的基本义务。国家最高行政管理当局为了保证自身行为特别是所属各层次的行为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必然会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机构以履行监督之职。由于政府审计本质上具有“大内审”的特征,它可以也必然需要对政府部门及其下属各层次行为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正是我国政府审计或者说行政型政府审计必然也较多地进行合法性审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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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艺术审美文化资源的利用与展示,以及当代民族艺术发展的路径与取向,概括为 发现优势、坚持创新、走向超越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族艺术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摘要: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悠久文明。生长在这片土地,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其传统艺术文化的熏陶。民间艺术就是其中一种。那么什么是民间艺术?民间艺术对我过的生活有怎样的影响呢?
什么是民族民间艺术?我认为所谓的民族民间艺术应该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创造出来的艺术,具体来说,我们常常见到的剪纸艺术、年画、陶瓷艺术乃至我们小时候玩的风筝,加上大家耳熟能详的刺绣都是中国的民间艺术 真正的艺术来源于生活,许多民间艺术品已经成为了“华夏一绝”而被我们传承下来。而我今天要谈的就是陶瓷艺术当中的一种——陶瓷艺术装饰。
众所周知,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并且拥有灿烂的陶瓷文化,同时我过的传统陶瓷艺术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比如它精美华丽的外表装饰以及无与伦比更加让人流连忘返,成为经典。但是中国现代陶瓷艺术的产生并不是中国传统陶艺的传承和延续,而是受西方现代陶艺观念的影响,我国现代陶艺的发展相对落后,经过陶艺家的多年坚持不懈努力,使得我过现代陶瓷艺术比较成熟,并且出现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态势。而陶瓷艺术的装饰作为现代陶瓷艺术的一个分支,也趁着这股东风成长起来,它的饿产生和发展并不是偶发的,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
那么什么陶艺装饰呢?正所谓“天下器物,多有装饰”。中国陶瓷发展已有几千年的历史,然而装饰和器物紧密相连,就这样便使一件普通的器物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风格,而这种特别的风格我们便称之为陶瓷艺术装饰。在人们多元化的今天,作为具有中国几千年历史文化的陶瓷艺术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而现代的陶艺装饰则是在传统陶瓷艺术装饰的基础上的更新与发展,这样不仅促进了现代陶瓷艺术装饰在创作与表现形式、表现手法向更高的艺术境界拓展,这才出现了“百花竞艳、万象并存”的态势,它的创新技法,丰富的资源以及独特的创意形成了特别的工艺绘画形式。现在陶瓷艺术更加注重并强调的是作品对人产生的情感作用,陶艺家们用自己特有的设计理念,将自己更多新的内涵和情感融入到创作当中形成独特的陶瓷文化。陶瓷艺术也有它自己特有的装饰语言,我认为陶瓷艺术品不但是具有观赏价值而且它也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所以陶瓷艺术在装饰和造型方面都要具备特殊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陶瓷装饰的设计不同于一般的绘画性艺术作品,其平面构成是在陶瓷器物的立体形式上完成的,必须服从陶瓷器物的形状和部位对装饰绘画的题材,形式的特殊需要,符合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立体形态的的陶瓷器物及附属的装饰文样进行审视,使之达到合二为一的完美性,才能称得上是成功的陶瓷装饰。因此,陶瓷艺术装饰是一种有局限性、有工艺材料限制及艺术要求的、同时以绘画的雕刻方式来完成的艺术创作。通过这种精湛的技术表现出来作品的观赏性当然是精美华丽的。陶瓷艺术装饰创作过程始终贯穿了整个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生、审美创造、审美接受三大环节。在人类社会文化艺术发展史与经济发展中,陶瓷艺术装饰在陶瓷艺术当中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陶瓷艺术装饰是陶瓷文化的传播使者。陶瓷艺术装饰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陶瓷文化精神。人们在劳动中创造了文化,文化又塑造人,陶瓷艺术不仅仅是物质产品,而且是一种精神产品,更是一种文化产品。陶瓷艺术装饰经过长期的实践,形成了独特的陶瓷文化。
陶瓷艺术装饰是中国陶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民族的宝贵财富。陶瓷艺术装饰作为商品走向世界各地不断地传播着中华民族的陶瓷文化,促进了中国民间文化的发展,对满足人民的生活和审美需要,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瓷器是我国重要的文物,是中华人民的独特创造。然而,陶瓷艺术装饰也比较完美的体现了中华民间艺术文化的面貌。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56个民族在中华历史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发展的不同和风俗习惯的差别,各少数民族形成了自己众多的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是指少数民族的历代先民在长期的社会实践过程中,适应生产生活的各种需要与欲望而创造出来的,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修增、传承下来,所以内容便更加丰富多彩。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不仅是民族文化异彩纷呈的表现,同时还是广大少数民族人民进行物质和精神交流的场所,所以民族节日和文化艺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并逐渐融入到人们的生产生活之中。
一、民族节日
我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孕育了斑斓各异、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我国到底有多少民族传统节日,这个问题很难准确地回答,只能是一个大约的估计。我国56个民族,从古到今的节日大约有1700多个,其中汉族的传统节日有500个左右,而少数民族的民族传统节日则共计有1200多个。
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很多,内容丰富,表现形式多样,情况复杂,其来源有多种说法。史书又无统一记载。因而提及传统节日的来源,很难一一论及,只能大概归类。
1.以欢庆丰收、祝贺胜利为主题的庆祝节日。
历史上,少数民族基本上从事农牧业生产,并兼营狩猎、采集。在秋收来临或粮食归仓之时,人们都要汇聚一起,开展各种各样欢庆丰收的集会。如侗族的吃新节(又称尝新节),流行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的侗族山乡,大都在稻谷即将成熟的农历六、七月间择日举行,侗家纷纷杀鸡宰鸭,打酒买肉,并到田间采摘新禾,拿回家中烘干,舂成新米,煮成新饭,连同鸡鸭鱼肉一起供奉祖先,然后全家聚餐,以此预祝即将到来的丰收。
2.以祭祀神灵、纪念祖先为主题的祭祀节日。
这类节日大都源于古代祭祀鬼神与祖先,以后历代传承下来,如蒙古族的祭海节、祭天节、祭敖包、祭秋;满族庙会;土族谢神会;裕固族祭鄂博;彝族认祖节;羌族山神节;畲族迎祖节等等均属此类。届时,或以家庭,或以村寨为单位杀猪宰羊,供奉祖先神灵保佑,消灾去祸,人畜平安,获得丰收。
3. 以追念崇拜英雄人物为主题和重大事件的纪念节日。
这类节日,是在过去年代里少数民族怀念本民族英雄而代代传承下来的。苗族四月八就是典型的一例。届时,苗家人身着鲜艳盛装,吹着芦笙、唱歌跳舞,悼念本民族的英雄,经过历史的演变渐渐形成各族人民共同参加的娱乐节日。侗族林王节,也是流行在贵州锦屏县寨母一带的传统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六日,家家要蒸糯米饭,包制一种粗如大碗、长约一米的大粽粑作为干粮,连同酒肉鸡鸭带到寨母古枫树下,祭祀林王,并载歌载舞,歌颂林王的为人和功绩。 下面具体列举部分少数民族传统节日
1.蒙古族
传统节日主要有旧历新年,蒙古语为“查干萨仁”,即白色的月。蒙古族的年节亦称“白节”或“白月”,这与奶食的洁白紧密相关意。此外还有那达慕、马奶节等。
2.傣族
每年傣历六月(公历4月中旬)的泼水节,是信奉上座部佛教的傣、德昂、阿昌等民族最重要的节日,泼水节又叫浴佛节,原与“佛生时龙喷香雨浴佛身”的佛教传说有关。又有当地神话如七女除魔等传说和习俗掺入其中,形成了由采花节和泼水节组成的独具特色的傣族节日。节日的主要活动是浴佛、泼水、赛龙舟、赶摆等。泼水节期间,几乎所有人都湿淋淋的,到处水花飞溅。年轻人敲着象脚鼓跳起孔雀舞,互相扔掷香包,传递情谊。
除了多样的民族节日之外,民族文化艺术同样丰富多彩。下面,就从舞蹈艺术这方面来简单介绍一下民族文化艺术。
二、文化艺术
在五十六个民族的大家庭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汉族民间舞、藏族舞、蒙古族舞、维吾尔族舞、傣族舞、彝族舞、朝鲜族舞等。
1.藏族舞蹈
在素称“世界屋脊”的我国西部青藏高原上,生活着能歌善舞、具有悠久歌舞传统的藏民族。几百万藏族同胞勤劳、纯朴,善于以歌抒怀,借舞抒情。银白的雪山,一望无际的莽原,在河谷飞平坦的坝子上他们可以尽情欢舞。大自然造就了藏族人民优美的歌喉、矫健的体魄,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豪迈的现实生活则是他们即兴歌舞创作的源泉。人民在歌舞中欢庆佳节,也在歌舞中祭祀祈祷,用歌舞来伴随劳动,也以歌舞赞美爱情与生活,歌舞活动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西藏舞蹈与歌唱艺术密切结合,以歌中有舞、舞中有歌的独特艺术风格著称。
2.蒙古族舞蹈
蒙古族人民世代生息在我国北方辽阔的大草原上,自古以来崇拜天地山川和雄鹰图腾,由于长期的游牧狩猎生活和受草原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影响,蒙古族与其他东方民族差异很大,形成了强悍、矫健的体魄和桀骜不驯、勇往直前的性格,同时也创造了富有草原文化气息的、具有游牧民族特色的草原游牧舞蹈——蒙古族舞。他们的民间舞蹈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庄重的鲜明特点,洋溢着来自大自然的勃勃生机,呈现出一派豪放与自信的“天之骄子”的气概。
综上所述,正是少数民族灿烂的节日和文化艺术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的一部分,同时民族传统的节日与文化也是促进民族意识和凝聚力增长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节日文化是保护和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一道屏障,是扩大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影响的一条渠道。从众多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群众的文化素质与社会心理面貌。我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孕育出丰富多彩的民族传统节日和文化艺术,其文化内涵,由于时间的相别,规模的不同,活动内容的相异,对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增长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广泛吸收接纳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让中华文化在历史的长河里可以一直灿烂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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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倡导的近代文学革命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是连接传统文学和现代文学不可或缺的桥梁。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人物梁启超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1922年梁启超撰文《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对近五十年中国的一些变化分三个时期作了总结。中国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改革困难重重,原因多种多样,不过总归认识逐渐深刻。而文中只字未提孙中山与革命派,组件两派矛盾重重。 关键词:梁启超,旧民主主义革命,洋务运动,孙中山,新文化运动。 正文: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虽然是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但是其见识以及思考却并没有局限于维新派的一次成败得失之中。作为中华社会变革的先驱者,其在1922年的《50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以广博的视角分三期较完整地概括了鸦片战争以来至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对国家变革的探索路程。
第一期指的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甲午中日海战开始深入转型这一段时间。鸦片战争之前,其时闭关锁国了百年之久的中国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美梦里。鸦片战争开始,西方人用火枪大炮强硬的敲开了中国的国门,兵甲之争从广东沿海起始一路北上直至江浙一带。满清认输,割地赔款,开放边境人外国人驰骋往复,其后太平天国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俄罗斯趁火打劫等一系列重大打击接踵而至,将满清,将中国的大梦打击的支零破碎,中国人已经明白了自己有缺陷,但是在五千年来的文化积累毕竟还在,还没有人能从根源上找到中国的缺陷,只是觉得外国只是兵甲尖利罢了。所以这一时期,众多晚清名臣组成了洋务派,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开始了。梁启超先生将之概括为弥补器物上的不足。对西方“器”的学习一直进行到了1898年的甲午中日战争,黄海巍巍水师被日本人轰的七零八碎,中国人开始思考是不是有什么更深层的原因导致如今的国势积弱。
第二时期从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开始,零零散散的持续了近二十年。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维新运动最为著名。中日海战的失败使许多人感受到了洋务运动中仅仅是物质变革的不足。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将对救国的思考深入到了制度层面上,大体上不外乎在做着使中国由封建社会转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阶事情。然而一些运动毕竟是太心急了,梁启超先生自己也对自己的维新运动呈批判态度。只知道一味的吹捧外国,一味的否定自身。所以大多数运动失败了,包括被窃取了革命果实的辛亥革命。虽然如此,这一时期的运动毕竟引起了社会风气的大变革,严复翻译了《天演论》,魏源做出了《海国图志》,大大的推动了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民主,自由的概念第一次出现在了人民的眼前并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
第三期,就是如今所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对技术,对制度的探索中已经埋下了的文化种子终于在这一时期开花结果。新文化运动,看似是陈独秀,李大钊 等人借五四爱国运动掀起的一场文化探讨,实则其意义不亚于一场思想的革命,这革命进行的不想辛亥革命那样轰轰烈烈,却如深海下的暗流一样威力巨大。梁启超先生说这算做一次新时期来了,丝毫不错。它是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启蒙运动,在它之后中国彻底的对或者明白要对封建思想说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了。
鸦片战争后,中国终于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却屡遭挫折。虽然如此,在这一次次的失败中,无数的仁人志士不断总结经验,看待问题的角度也不断地深入。新文化以前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论是革命派还是改良派,都可以看做是
资本主义的救国派。不断失败的原因在于见识与身份的局限使他们无法从根本中认识到革命中的种种矛盾,只能靠各种尝试来总结经验。洋务运动重技巧中器物,殊不知没有最上层的支持,没有清明的吏治,没有人民的支持民族工业终归发展不起来。维新派与辛亥革命进行着资本主义变革,然而他们依然没有勇气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最终都被封建主义击败。尤其是辛亥革命的失败,有许多原因同时也可以看做是整个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原因。
客观方面,在于帝国主义列强绝不容许中国建立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使自己失去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剥削、奴役的对象。 主观方面,资产阶级领导者也有着诸多不足。
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梁启超只字未提辛亥革命,然而孙中山和革命派在历史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梁启超这么做,自然与其和革命派关系甚大。
孙中山早期在境外建立了兴中会,其时正值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起势。虽然昙花一现,但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帝师自居,孙、梁矛盾还并未显现,甚至梁启超和孙中山一度还有联合迹象,只是后来被老师阻止。然而康有为狂妄自大,封建士大夫思想浓厚,不能平等待人,门户之见很深,为避嫌也不愿与革命党接触。梁启超侍师如事父,自然与康有为站在同一战线上(注一)另外康有为与梁启超对革命的看法还没有孙中山等人那么激进,仍然希望借君主之势而行,与孙中山效法美国的想法虽然目的不同,但是高下不一,造成了很大的分歧,这是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主要矛盾所在。
离场的不同,维新派要与革命党争人,争钱,争口碑,此时撰文有意忽略孙中山与革命党也就不难理解了。
本书对梁启超的一生作了细致的描述并给予了一些主观评价,主要探索了中国近代社会如何造就了梁启超以及他的活动给近代社会带来了什么。在读完全书后我对这个“精华与糟粕、珍珠与粪土共存”的历史人物有了更全面的了解。作者评述的角度也许过于片面,更多的展现了一个感性的,眼光有很大局限性的,最终违背了历史潮流而被时代抛弃的梁启超。 梁启超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维新时期声名噪起,成为舆论界的骄子,以及在改良派逐渐破产后依旧鼓吹改良,阻碍革命,成为阻碍历史进步的反面人物。
一、顺应时代的骄子
梁启超名声的噪起,有着时代的基础。在维新变法时期,他体现了卓越的宣传和组织才能,在舆论界活跃非凡,他的文章在当时的确是无人匹敌的。在整个过程中,他慷慨激昂的文字宣传是他最主要的利器。梁启超在童年时期就展现了极大的文学天赋,后跟从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最得意的门生。看他写的各种诗词,饱含爱国热情,情感高涨,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书中说:“他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揭露和抨击,是多么大胆,多么痛快淋漓,多么大快人心啊!”他写的话,是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已经感觉到但又不十分明晰,想说而又不敢说的。现在由梁启超之口说了出来,自然会引起深刻的共鸣,巨大的反响。那个时代需要的就是这种爱国热情,需要精神上的畅快淋漓。
梁启超是变法中的重要人物。先简述一下变法内容:梁启超的“不变亦变”是其理论基础。主要内容为学习西方,兴学校,开民智,申民权等等。途径:上靠王公大人,下靠开明士绅。一切看似井井有条,有理有据,但其中也隐含着一些疵点。内容中提到开民智,梁启超认为中国人民能力低下,这一点在我看来是比较不可理解的。后来他还变本加厉的发挥了这一观点。另外,“上靠王公大人”也造成了一些荒.唐的闹剧。他为了使维新变法顺利发展,不忘争取清朝当权派的帮助和支持。文中写到“他千方百计结交权贵,游说官僚”。游说的内容可以想象到,都是些天花乱坠的内容。在这时改良派内部就有一些不良风气,比如争权夺利,其中也有很多人是投机分子,梁启超虽然一直坚持改良,但他的表面行为和投机分子差不了多少。同时,改良派大多都是摇笔杆子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政治经验。在这种环境下,可以想见梁启超的局限性以及改良派的局限性。
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体现出了一些鲜明的特点。第一:敢想敢做。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干。这样大胆的结果就是做了好事的同时也避免不了犯错。他投入了一系列活动,比如创立不缠足会,创办女学堂等。这些也是史无前例的,虽然有些并没有成功。在此期间他最大胆的行为就是劝陈宝箴据湘自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过于荒.唐。
第二:自称善变,其实固执己见。梁启超时时都把善变作为自己的优点进行炫耀。他说自己是“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的,还说“为国而善变,就是磊磊落落的大丈夫。” 很多例子证明他并没有左右逢源的能力。他与张之洞的结交很有意思。张之洞久经官场,对梁启超自然虚与委蛇,口口答应,为以后能够左右逢源,进行政治投机。在见面时张之洞对他十分客气,使他受宠若惊,“产生了无限幻想”。之后梁启超在文章中把张之洞“吹到九天之上”,师长师短的叫的无比亲切。而在那些久经官场的人来看,他就是一个只会摇笔杆子的书生。
第三:自负。文中说,“他对自己在舆论界的行为异常自负。”文学上的造诣使他有自负的资本。而政治远非文学那么单纯。他如此豪迈如此自负的结果就是,他并没有能洞察政局的深远的眼光。
文中有一句话说梁启超:“虽然力量弱小,却以先知先觉的‘圣人’自居,幻想一笔能敌百万师”。他不仅对洋务派有着无限的幻想,还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他的努力换来的只是帝国主义廉价的同情罢了。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的闹剧再一次证实了他们力量的弱小。在戊戌政变的紧张形势下,维新派不得不把自己的生死存亡押在争取袁世凯这一赌注上。康有为派出亲信探询袁世凯的态度。“狡诈万分的袁世凯,自然窥破了来人的意思,因而信誓旦旦地表示他站在维新派一边。康梁对此深信不疑,产生了极大的幻想。”在袁世凯眼里,这些以摇笔杆子起家的维新志士根本没有力量。于是谭嗣同一走,袁世凯就出卖了维新派,令他们愤恨不已。后来梁启超流亡日本,做逋客数十年。他一直坚持“联日”的态度,文中说他“同文同种之类,这只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梦呓罢了”。
二、被时代抛弃的“骄子”
由于眼光的局限性,他对时局的分析也过于单纯。在当时来看,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同是根本的,异是表面的。而洋务派和维新派的同是表面的,异是根本的。梁启超将洋务派与维新派表面的同看成了根本,将洋务派与顽固派表面的异也看成了根本,导致他一直幻想和洋务派合作来进行变法,这注定是失败的。而在后来他对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判断也错了,这使他完完全全的走进了历史的逆流中。
孙中山成立了兴中会后,革命派的影响不断壮大,而改良派的影响不断缩小。在此期间,孙中山多次想与维新派合作都遭到了拒绝。此时,梁启超已经开始大唱保皇的赞歌。也许从这时,梁启超就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反面。他认为革命是“有血之破坏”必须抢在革命爆发之前,让“不忍破坏之仁贤者”出来,实行“无血破坏”。这种说法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但当时的情况已经注定了改良派的破产。然而他依旧继续唱着这一套改良主义论调。在孙中山争取合作的时候,康梁趁机玩弄了一把,发挥了“善变”优点。在与革命派假联合的过程中,梁启超大谈革命,还拿出“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幌子。在我们看来,这二者没有任何联系,而他在之后不断的拿出这句“名言”,招摇撞骗,不知当时人们的反应,在现在看来是绝对令人生厌的。在孙中山误以为维新派愿意合作后,梁启超使用“挖墙脚”的方式,将革命派的地盘变成保皇党的地盘。作者对他的评价是“极圆滑,极善玩弄两面派手法的人物”。我认为,从这一点看来,他的“以圣人自居”变得苍白无力了,而对于“善变”,该变的他没有变,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不该变的,比如信誉,品行,他却自以为是的演绎得很离谱。
在为保皇党奔走呼号的时候,他又提出了“中国人民能力低下”的观点。在后来的假维新过程中,为了否定革命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必要,不仅污蔑国人“民智低下”,“独无可以为一国国民之资格”,而且认定清王朝腐朽吏治的败坏,都根源于人民不好:“聚群盲不能成一离娄,聚群聋不能成一师旷,聚群怯不能成一乌获。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官吏,正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他反复强调“新明德”,弃革命,先从道德的修养和智力的提高入手,再南协助清政府徐图改革,从而把一切都纳入改良主义的轨道。后来他认为连君主立宪都行不通,只能进行专制主义:“中国国民只可受专制,不可享自由”。也许当时的人民确实没有觉醒,然而他此时的观点过于激烈,已经到了无理无据的地步。
在顽固派的假维新,伪立宪的过程中,他误以为机会到来,欣喜若狂,实则只是一场又一场荒.唐的闹剧。以及在后来拥立袁世凯的过程中,他的丑态尽显。他被权力迷住心窍,只得随着袁世凯的步伐,不择手段的进行舆论宣传。以及之后为卖国条约的辩护,都让人不忍卒读。这时他的行为已经毫无正义可言,俨然成为了历史舞台上一个不讨人喜欢的小丑。
总之,梁启超的一生证实了一个真理:如果不能紧跟时代的步伐,就会成为一个可怜的落伍者。梁启超可能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但作为一个学者,思想家,当他的文字与思想掺杂了太多的政治气息,甚至扭曲事实,夸大其词时,那些引经据典的激昂文字就被贬值了很多。总的来说,是历史与时代造就了一个独特的梁启超,他为了中国而奋起努力过,就有资格在历史的书篇中占据一个显著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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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作为当代大学生应怎样维护国家安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推荐的作为当代大学生应怎样维护国家安全,供大家参考。
摘要:进入21世纪后,国家安全的概念和内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随着近年中国周边局势的动荡和国内矛盾的复杂化,更需要青年学生具备辨别是非的能力,需要提升国家安全意识。从河北省几所高校调查来看,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状况令人喜忧参半,加强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教育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家安全意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法;爱国主义
进入21世纪以后,我国的国内外形势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而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致使我国的国家安全的内涵和主体要素发生重大改变。在新时期,国家安全不再只是对外关系和军事安全,贫困、恐怖主义、民族分裂、贫富悬殊、社会不公正等直接影响着国家的完整、安全与稳定,而且每个公民的国家观、爱国情感、团队精神、危机意识、凝聚力与向心力、知识水平、心理素质等国内因素都是影响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这就需要我们不断适应发展的要求,正确认识国家安全形势,提升国家安全意识。
正在高校求学深造的青年大学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正在或将要在化工、金融、电子、信息、生命科学等等专业学习和研究,将会掌握高端科技知识、信息,引领未来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但是,他们也是西方敌对势力腐蚀拉拢、搞“和平演变”的重点目标。可见,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水平,将直接关系到21世纪中国的整体面貌,关系到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高校在维护国家安全、进行国家安全教育方面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现状
近两年通过对河北师范大学、河北科技大学、河北大学、廊坊师范学院、唐山师范学院5所院校的心理学、法学、对外汉语、土木工程、生物科学、新闻采编与制作、思想政治教育、化学材料、历史学、金融与证券、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12个专业的750名学生的调查,发现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现状令人喜忧参半,主要表现为:
一是对宏观安全形势有基本准确的判断,都能认识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多数还停留在军事战争、政治颠覆的传统认识上。在“你认为国家安全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着哪些安全威胁”、“目前我国维护国家安全的途径”等问题上,有60%左右的学生选择了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即使有40%左右认识到与传统国家安全的内涵有所区别,但认识不深,仅停留在表面上,没有充分认识到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金融安全、经济安全等等在新时期国家安全中的地位和作用。
二是忧患意识强,但预防意识和保密意识差。有69%的大学生认为,我国仍然有一些安全威胁,21%的学生认为中国不太安全,面临着诸多安全威胁,他们都表现出了较强的忧患意识。但是,预防意识和保密意识差。有90%以上的大学生盲目乐观地认为高校内外基本不存在国家安全问题,绝大部分同学对高校、科研机构信息、科技资料泄露、间谍活动现象、文化意识形态斗争情况没有听说过。另外,当外国朋友或同学问起党团的组织生活内容或自己能接触到的科研、经济等内部信息资料时,有近30%的学生没有保密意识。
三是多数大学生具有较强的责任意识,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维护国家安全,“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感强烈。但一涉及到国家安全的实际问题,他们几乎全都认为维护国家安全是国家安全局、公安部门、军队和其他政府部门的事。当问及发现事涉国家安全现象时,“很想向有关部门报告,但不知道具体怎么做”的占到41.5%,“不敢做”、“多想”、“不理睬”和“看情况再定”等态度的占到10%以上,所以,实际行为表现差。例如对待的宣传品,几乎所有学生都没有举报或想过要举报,或者不知向谁举报,或者认为会有部门和人员管,不用自己多事。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滞后于形势发展要求的原因
一是高校对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工作不够。首先,高校的国家安全教育的内容多注重军事、政治因素,基本上是采取军事教育或军训的方式;其次,高校思想政治课教学中,虽然也包含着一定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但内容简单;第三,许多高校的重视程度不够,很少或根本没有开展国家安全观教育。有92%的学生不清楚或根本没有听说过《国家安全法》,有86%的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这都造成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的内涵认识不深,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效果不大。总之,高校的教育工作,明显滞后于新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
二是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显性的传统安全问题,导致“传统思维”短期内难以改变。伴随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宗教文化冲突的频繁发生,国际上非军事和政治安全的威胁日益突显。同时,各国国内经济发展、贫富分化、民族分裂、资源与环境、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等,也都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相对于日益复杂的国家安全形势,大学生很难分析清问题的实质和要素。同时,传统的安全威胁仍很明显,如伊拉克战争、巴以冲突、阿富汗战争、朝核问题、中国东海、南海争端问题、北冰洋主权之争问题、索马里海盗、频繁的军事演习,以及愈演愈烈的钓鱼岛问题,等等,这些都让大学生继续感受着“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的重要性。
三是大学生多元化价值观的深刻影响。新时期大学生价值取向呈现出兼容性、不稳定性与矛盾性的特点。他们大都具有民族荣辱感,但又哈韩、捧日、崇洋;能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却喜欢过洋节、热衷于西方文化生活;认识到了现实中存在着西方政治思潮、文化价值观渗透的威胁,以及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网络泄密等危害、恶果,但在辨别是非能力不强,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素质差,公民意识差。
三、高校加强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的对策
首先,加强高校对国家安全意识培养的重视,充分认识到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与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之间的深刻关系。高校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从国家安危和民族未来命运的高度来认识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工作的重要性,将它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内容,要成为教学、科研的常规工作。因此,应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在国家安全意识培养中的主导作用,或设立专门课程,或纳入到德育课、思想政治课、文化素质课程中,以《国家安全法》和我国《宪法》、《爱国主义教育纲要》、《刑法》等规定的权利、义务为基本内容,结合军训与国防教育、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势与政策教育以及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教育,形成系统有机的培养机制,使学生能高层次、远视野地认识国家安全问题,能够认清国内外大势和各种国内外矛盾的实质,理性的爱国。
其次,丰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方式,大力建设校园文化。充分利用学校的各种资源,如校园网络、广播台、橱窗、海报、宣传栏等舆论工具,以时事报导和评论的形式,使学生们及时了解、认清问题的实质;充分利用课外时间,组织学生观看《祖国之盾》、《中华之剑》、《秘密战记》等有关国家安全的影视资料和时事评论等专题片;适时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周”活动,以宣传标语、条幅、板报、竞赛、文艺表演、专题讲座等形式进行主题宣传,将国家安全意识培养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中,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
第三,校园内外交互性培养。高校应经常性邀请国家安全机关、军事院校结合工作实际,对大学生进行国家安全教育。如北京市国家安全局经常深入高校,举办座谈会,进行宣传展览,并介绍当前国际国内面临的隐蔽战线上的敌情形势,揭露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和境内外敌对势力、敌对分子对我颠覆、渗透、窃密、破坏活动的表现手法,以此提高大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另外,还可以结合学科专业特点进行国家安全意识培养,如电子信息、财政金融等专业,可邀请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结合行业特征,以生动的事例培养学生学科专业方面的防范意识和措施。
今年南海争端问题几起几落,钓鱼岛问题又剑拔弩张,国外势力趁机渗入、破坏,致使国内反日爱国行为中出现了别有用心者挑动的不理性甚至是违法犯罪现象。我国的内忧外患连绵不断,日益复杂、尖锐的国内外矛盾和冲突,更需要我们的大学生具备辨明是非的能力,更应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增强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这直接关系到我国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繁荣富强,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1] 蔡宝来.现代教育与国家安全[J].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5):15.
目前,中国教育面临很多问题,在高校,庞大的贫困生阶层已成为一个现实的问题,而且在今年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百年这样一个特殊的关键点上,认识在学生的历 史责任是适当其时的。现在的大学生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各种问题,如学费昂贵,就业困难等等,而近两年出现的刘海洋、马加爵等个案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大学生心理 上的问题。直到现在,专家学者也无法对这种现象作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在当前高等教育大力发展的情况下,“什么是好的校园,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这样的问题层出不穷。
到底什么者真正的教育呢?爱因斯坦曾说过:“当你把学校教给你的地切都忘记了以后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他还说过 “一个人四分之三以上的知识都是在课堂外学到的。”哈佛大学的校门上刻着:“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也许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教育的 内涵。目前,中国的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分化成两个方面,因而带来的两种文化的冲突也越来越激烈。人文积极分子认为科技分子是粗俗的,对人类的历史和文化漠 不关心,缺少美学常识,只关心现实的功利。而科技知识分子认为人文积极分子缺乏对同胞的热爱和关心,他们更多关心的是与民生无关的古典知识,有一种文化的 优越感,穷酸迂腐,对现实社会满怀不满。人文学者和科技学者站在对立的两端,互相攻击使整个教育造就的人才只能是专才,这对社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现在大学过于严格的分门别类,把学生限制在一个狭隘的专业里。虽然能使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对整个文化的把握,于是就造就了一批近 乎无用的超级专家,白痴博士。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多问题,这在很大一方面,也是由于历史的缘故。西方的高等教育缘自古希腊的自由教育, 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宽大的、博大的、无所不能的,立于善良的全人”,也就是培养身心尽善类的人,像歌德就是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天才,但遗憾的是在歌德经 后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天才。这种教育理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也曾在中国得到过一定范围的传播。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目和 就是培养“具有独立的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专业 技能和职业能力”的人,通俗的讲,就是培养能够养家糊口的知识分子。而我们大学生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就是社会教化和转移社会风气。在本质上讲,专家和知识分 子是不同的,能够研制核武器的知识分子是专家,而能够在反核宣言上签名的专家者真正的知识分子。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教育一直有着非 常强烈的功利主义,即非常的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普及的都是那些工程基础教育。目前,中国的教育界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太注重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忽视了人 文教育。,已经 给中国的教育造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教育部门已开始制定一些方案,例如在高考制度上以前是完全的文理分科,现在是小综合,有些地方已实 行大综合,这从某个侧面也反映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是通才而不是专才。
对于中国的工业化,需要的不仅仅是技术人才,更重要的是组织人才, 管理人才,他们所要具备的知识不仅仅局限在技术上,而且在心理,伦理哲学、道德社会等方面也要有所研究。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为次,没有通才为基 础的专家不能算作真的专家。在技术上,是比较容易能够达到某一个具体的水平的,但是社会管理者,应该怎样管理是技术本身所不能回答的,所以,培养超越专业 知识以外的知识对于我们大学生来说非常重要的。
当前的大学生应当观注重大问题和社会问题,特别是自己专业外的问题,努力吸引各方面的知 识,使自己尽可能成为一个通才,而不是一个专才,像近段时间发生的矿难事件屡禁不止?为什么没有有效的方法来维护矿工的人身安全?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经营者 不顾矿工的死活去追求所谓的经济价值?“这咱问题都是我们大学生同学应当考虑一下的。
虽然目前中国的教育现状非常令人不满,教育腐败也 为神圣的教育抹上了一层煤灰,但作为接受高等教育的主体――当代大学生还是应当树立一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看问题要从全面的观点出发,不要只 现状,而不看历史和未来。学知识也同样要这样,不要局限于某一个专业或者某一方面,要知道,通才比专才有更大的市场,只有成为通才,才可能更好的领会专业 知识。最后,希望所有的大学生都能够朝这个方面努力,20年后改变中国教育就是你们。 责任意识是个体对角色职责的自我意识及自觉程度,它包含两 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人们的行为必须对他人和社会负责,另一方面,人们对自己发生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客观地说,当今大学生对责任意识的理解有着一 定的认识,责任意识也比一般同龄人强:志愿服务、奉献社会一马当先、热身社会、投身改革、激扬人生、鞭挞恶疾,表现出青年知识分子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 使命感。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强烈的责任意识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使青年大学生将自己成才、个人命运与社会发展、国家的需要有机结合起 来,把自己培养成为受社会欢迎的合格人才。但是由于青年学生自身意识发展水平,社会变革及社会、家庭、学校教育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近几年来,大学生责任意 识呈现出低于其角色职责要求的弱化倾向。因此,探析大学生责任意识这一课题在当前抓公民道德建设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是有较强的现实意义的。
一、大学生责任意识弱化的具体表现:
(一)自我意识浓重、个人责任淡化
一 些学生平时以自我为中心,只考虑自己,不乐于助人,只求权利,不尽义务,希望别人尊重自己,却不能以礼待人,对社会要求过高,对自己要求低;以个人为主 体,注重个人奋斗、个人发展,集体和协作观念、服务和奉献精神不足。在社会活动中,愿当主角,而不愿当配角,不愿做重复性、输出性工作,总担心自己被埋 没、被大材小用、把个人得失看得过重。我校曾作过抽样调查,18.5%的学生赞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又有11.4%的学生认为:“人不 为己,天诛地灭是天经地义”。
(二)公德、纪律意识低下,角色责任弱化
作为新世纪大学生,学会知识、学会做事、学会 做人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和职责。然而,一些大学生学习风气不浓,厌学现象严重,混日子、混文凭的大有人在,因此出现考试作弊、向老师要分数、“枪手”大有市 场;有的学生将破坏公物视为儿戏,用水不关水龙头,人走灯不关;还有的在公共场所与异性过分亲热,做出一些不检点行为;“厕所文学”、“课桌文学”等文化 垃圾屡禁不止。
(三)、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错位
责任感是人们所体验自己对社会或他人所负的道德责任感情,青年学生因 长期沉浸在家庭的关怀中,形成对自己以及家庭比较明确、强烈的责任意识,并随着进人大学和自我意识的发展加以强化,但因其认识水平的局限及社会交往的贫 乏,使之在大学里并未使这种责任意识的内涵、外延得到扩大和深化,不能把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统一起来,这种缺乏社会责任的责任意识,过分强调自我的人格缺 陷,导致青年学生责任意识的狭隘和近视,摆不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认为好心不得好报,于是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对人对事 都比较冷淡,有些学生以物质享受的多寡为自身的价值取向,自私自利。当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更多的强调自我需要,忽略甚至抛弃社会责任,表现出个人责任和 社会责任的严重错位。目前,毕业生选择单位时,一看票子(薪金)、二看位于(地理)、三看牌子(单位知名度),择业期望值居高不下,高校就业率普遍不高, 就是二者错位的最具体表现。而且一旦碰到一点挫折,不是在自身上寻找、分析原因,而过分谴责社会,把问题归结于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机会不均等。
二、责任意识弱化的原因:
(一)责任意识弱化产生的内在原因——学生心理的矛盾性影响
大 学生一般已进人青年的中、晚期,他们的心理发展正处在迅速走向成熟又未完全成熟、行为发展处于他律阶段,情绪容易激动、偏颇。由于生活环境优越,且大多为 家庭独生子女,没有受过独立能力的培养和必要的挫折教育,产生了无忧无虑的思想,缺乏一种紧迫感、责任感,缺乏学习的动力;当前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 体、利益分配的差别和价值观念多元化,大学生在价值观念上的困惑和矛盾明显增多。一方面感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另一方面看到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倾向 产生疑虑;一方面在学校接受正面教育,另一方面看到某些消极腐败现象而感到无所适从。这些主要体现在两个反差上:l、校园内外的反差。学校在提倡高水准的 道德规范,而社会上某些人低水准的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也在蔓延,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常常被某些错误舆论导向和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丑闻抵消了。2、理想教育 与社会现实的反差。当今大学生是在求新与守旧、优越与自卑、求异与从众。贡献与索取、个人与集体等价值冲突中而形成自己的观念与行为,在价值判断与责任意 识上存有“关心与冷漠相容,希望与困惑并存,进取与访道相伴,认同与失落交错”的心态。因此,有部分学生在喜与恶的抉择中优柔寡断,在物欲和外加因素干扰 下难以构筑起坚固的道德城墙,丧失了大学生应有的责任感,甚于连最起码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基本生活准则也难以遵循,而且使他们对责任意识的追求缺乏力 度,影响了对外界的抗感力和排难力的提高。
(二)大众传媒的失导及德育评价的失真
现实的大众传媒存在着道德宣传与传 授失导的现象,这对乐于接受信息的大学生群体的人生修养、责任意识的养成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如大众传媒对主流的价值观、责任观推介不明朗,对非责任现象缺 乏力度,甚至于在传播内容上还存在不科学、不健康的因素等,这不仅容易造成那些缺乏辨别力的学生在责任意识规范的认同与责任行为的选择等方面的迷茫,而且 由于一些失导的宣传片面迎合了部分大学生的心态,他们往往还能抵消学生的多年来所接受的正面的道德教育的影响,另外在现实中不仅存在家庭责任观教育缺乏、 社会责任观教育不足、学校责任观教育乏力等现象,而且还存在家庭、学校、社会三者对主流责任观理解不统一的问题,这就使得责任观教育在各个环节上脱节。同 时,现有的考评体系很难对学生失责的言行起到很有效的约束、考核作用更难以起到警示作用。由于当前学校德育的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检查,如学生的思想品德、 道德水平等,都因缺乏定性与定量结合的考核和分析,而使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发展状况难在真正意义上与学生就业、各种奖励的评比相挂钩,使学校德育在相当一 部分学生身上变得可有可无,或可弹性地把握“印象”的问题,降低了德育的权威性和现实感,学生接受德育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
三、强化大学生责任意识,既要从提高责任意识的内外因素入手,同的基于大学生正处在学习、塑造阶段的特点,也要在思想教育、导向等方面着力。结合实际,应采取如下措施:
(一)、加强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强化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 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及加入WTO后的新形势下,高校要加强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提高识别和抵御各种错误思潮及腐 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树立崇高的思想和坚定的信念。首先要强化学生的立志成才、刻苦学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通过“两棵”主渠道和思想教育工作,坚持用邓小平 理论武装大学生的头脑,不断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要引导学生把实现自身价值同服务祖国和人民的愿望与要求结合起来,自觉地把所学知识和本领奉献给祖国 和人民;同时要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不断激发他们学习和成才的动力,树立良好的学风,使他们珍惜光阴,刻苦学习,努力多掌握知识,为经济建设服务打下坚 定基础;其次,要教育学生学会做人,增强他们的道德使命感。在新的形式下,高校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有科学文化知识和开拓能力的 人,有志向、德才兼备的人”为目标。根据青年学生的个性特点,在润物无声、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教育学生要学会关心他人和社会,要学会共事和正确处理各种矛 盾,学会正确辨别是非,明确所担任的责任;要坚持义利统一的价值导向,当不同利益发生冲突时,要顾全大局,先公后私,自觉使个人的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利 益;坚持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通过为社会提供有效服务,来换取自己的应得之利。
再次,要引进和重视心理咨询工作,青年大学生虽然是较 高智商的群体,但未必都是高“增商”的群体。同时,必须把心理咨询作为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重要方法,以引导学生拥有正确、健康的人生价值观、责任观的身体 条件。心理咨询的主要职能是对学生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和心理辅导。通过上课、座谈、个别咨泳心理训练方法等,提高学生的自我意识水平和能力,解决学生 遇到的心理问题或困惑,促进学生思想和心理上的成熟,健全人格,增强思想教育工作的效果。从而,提高青年学生的责任意识。、
(二)、探索实践合理的德育评价体系,强化学生做人的责任感
对 青年学生进行德、智、体综合素质的测评,是促进学生思想、政治和品德方面健康成长的需要,也是具体实践素质教育过程中促进学生全百发展的需要。目前学生综 合测评普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德育方面的考评相比之下低于智育和体育方面的考评,显得比较薄弱,缺乏可操作性和规范性。因此,要在实践中对学 生形成正确的思想与行为具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增强学生的责任感,一定要通过加强对学生实际状况的要求与考评的管理,确立一个合理的评价体系,鼓励学生主动 参与,提高学生接受责任感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消除大学生综合素质测评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手软、一手硬”的现象。新的评价体系,将德育日常化、生活 化,形成具有具体化、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价值的学生思想政治品德的考评内容;将社会的要求和学生个体的内在需求两个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从管理上做到定性与 定量、目标与过程的有效结合。通过考评时的加减分能从客观上对学生起到一个导向作用,即:一方面学生必须遵守校纪校规,规范自己的日常言行,对自己和社会 负起责任来;另一方面,广大学生的上进心、事业心和竞争意识被激发和影响,养成对自我、社会负责的好习惯,从而达到了强化做人的责任感。
(三)、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人进学生责任意识的形成
一 个良好的盲人环境有利于控制情绪、抑制行为、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启迪智慧。高校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应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在学生成长中,尤其 在培养责任意识中的重要作用。首先应营造优美的校园环境。试想,校园鲜花盛开,窗明几净,优雅恬静,学生置身其中,怎能不受到求知气氛的熏陶,怎能不认真 审视和承担自己的言行和职责。其次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发动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业余活动和科技文化竞赛,弘扬主旋律,融科学性、思想性、 艺术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这对引导学生勤奋学习、乐于实践、勇于负责能起到较好的作用,能极大地促进学校良好学风的形成。三应在校内外,积极开展舆论监督, 有力地批评背离社会主义道德的错误言行和丑恶现象;舆论引导要弘扬高尚的道德情操,指导道德选择,形成一种独特的社会力量和道德机制,使丑恶的不道德行为 犹如过街老鼠,。使喜的道德行为对社会全体成员产生强烈的感染作用,从而促使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和风尚习俗的醇化,使道德建设不断进步、升华,从而影响并 促进了大学生的责任意识的提高。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的希望、国家的栋梁、祖国建设的主力军。这一群体素质的高低将直接影响着整个国民素质的水平。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是综合国力竞争的 时代,更是人才素质竞争的时代。那么新形势下的大学生应具备哪些素质呢?根据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笔者认为大学生 素质教育应具备如下几方面内容。
1、政治思想素质。总的来说是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正确的政治观,科学的人生价值和社会主义道德 观,努力使自己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其具体要求是:⑴、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具有共产主义信念理想,在重大 政治、原则问题上能够坚持正确的立场,始终站在人民的一边。⑵、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有自己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具有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 念,能够不为世俗所蒙蔽,不因艰难困苦而退缩妥协。⑶、建立现代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民主与法制是两个相辅相成、互相联系的概念,彼此统一于社会主义国家 体系中。民主是法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而法制是实现民主的政治保障。当代大学生应该自主增强民主意识,自觉遵守社会主义法制法规,做一名合格的中国公民。 ⑷、培养良好的伦理道德和职业道德。孝敬父母、尊老爱幼、助人为乐„„,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要继续发扬,更要付诸于实际 行动,作为即将走入社会接受考验的大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越来越成为检验一个大学生素质的试金石,成为立足社会的关键点。
2、基本品德素 质。品德即道德品质,又称品性、德性。他是一个人依据一定社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行动时所表现出来的某些稳定的心理特征和倾向。大学生的基本品德素质要求 是:⑴、良好的言谈举止和文明礼貌。这是知识分子的修养和风度,是人际交往的前提,也是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得以和谐发展的基本要求。⑵、尊重他人、关 心他人、富有同情心。待人处事要有风度、风格、风貌,要严以纪己、宽以待人,能团结人,能维护与他人的和睦相处。⑶、遵守社会公德和学生道德。社会公德是 一个社会中为全体成员所公认的,大家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主要内容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而大学生的学生道德主要内容有:有理 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它直接关系到以后走上各种职业岗位的职业道德面貌,关系到能否赢得他人和社会尊重的重要指数。
3、文化素 质。首先,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大学生既是高级专业人才的预备队员,又是未来科学文化知识的传人和科学专业发展的开拓者。因此,要在所学 知识方面有较高的造诣,就必须精通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其次,广博的人文知识和良好的人文修养。人文教育,是以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教育年轻一代,使他们的 灵魂得以净化,情感得以陶冶,品格得以完善,心智得以充实,培养健全的人格,使身心得到和谐发展。大学生应该广泛涉猎音乐、美术、历史、数学、哲学和语言 文学,了解经济学、边缘学、交叉学科和自然辩证法,从而形成一个专而深、宽口径、活性大的综合性文化素养。第三、培养主动获取和应用知识信息的能力、审美 能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代大学生应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姿态去吸取知识、理解知识、消化知识,从而创造出新知识,使自身 的潜能得以充分的发掘和展露。
4、身心素质。大学生要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保持身心健康。所谓心理健康是一种内部心理和外部行 为的和谐、协调,并适应社会准则和职业要求的良性状态。主要包括活泼外向、开朗大方、热忱和蔼、幽默诙谐、平易近人的个性;真诚善良、诚实守信、坚忍不拔 的坚定意志;情绪稳定、心态乐观、热爱生活、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良好的承受挫折和痛苦的能力、心理自我调节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合作共事能力、环境适应 能力。而良好的身体素质则主要指强健的体魄,较强的耐力、反应能力和环境适应能力。掌握体育运动、卫生保障基本知识,养成经常锻炼身体和讲究个人卫生的良 好习惯,培养健康而丰富多样的个人爱好。
5、劳动素质。马克思说:“劳动创造美”。通过,人们的身心得到舒展,体质得到增强,能力得到锻 炼,能够创造出更多更美的符合人类需求和享受的物质产物和精神财富。劳动素质目标主要有: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念和劳动态度;具有从事自我服务、社会公益、工 农业生产等方面劳动的基本知识和初步经验;掌握专业劳动技能,并了解社会化大生产的有关知识和技能;通过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增强劳动纪律,培养创造能 力。
6、基本能力素质。大学生要具有一定的开拓创新能力、较强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善于为人处世,具有较强的文字写作和口头表达能力。
另外,还有一点相当重要,当代大学生应该更多地投入到实践学习中去,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处事能力,在与同学、教师的互动学习和共同探索的过程中,提高协作能 力,甚至可以挖掘出更高层次的素质——领导能力和决策能力,这将是未来高素质人才所必需的重要能力,故应当引起大学生和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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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音乐发展从20世纪30年代(第一首电影歌曲《寻兄词》电影《野草闲花》的插曲)问世以来至今已经有近90年的发展历史。中国电影音乐的发展不论是在声音制作技术上,乐曲的配器使用上,以及人们的听视觉的审美观念上都在不断的进步。但是不论怎么发展变化,对于我国的电影音乐有一个灵魂主线是长久不变的,就是它的民族风格。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族风格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构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市场迅猛发展,区别于改革开放到20世纪末的中国电影,不论是在量的积累还是质的提高,都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发展状态,依附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的电影音乐也区别于21世纪之前民族风格的单纯继承与纯粹阐释,将当下现代化的中国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分别从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使用素材、艺术表现立足点、发展依据等方面来说明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
21世纪以来,随着电影表达艺术思潮的日益充沛,电影艺术类型的不断拓展,电影音乐这门独特的视觉与听觉的艺术综合体呈现出了蓬勃的发展局面。电影音乐的发展是电影艺术全面成长的意志体现。英国文艺批评学者佩特说过,“一切艺术到精微境界都求逼近音乐”。电影音乐的风格多种多样,21世纪以来的电影中不论是民族题材电影还是武侠、科幻等电影类型,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运用时常被创作者容纳,《卧虎藏龙》光从音乐本体的乐器使用上就充分的体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侠肝义胆,琵琶、鼓这些具有鲜明中国符号的乐器所演奏出来的民族韵调,比如玉娇龙窃剑逃走的那个部分,鼓点的快慢缓和、声部的起承转合等与画面相得益彰,使每一位观众都在浓郁的中国气息中充分的感受到中国武战的紧张氛围与畅快体验。“对民族风格音乐的运用是中国电影音乐的永恒主题,很多源自百姓生活、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音乐是影片引起观众共鸣、激发联想的最有力保障。人们在富有民族文化特征的旋律中寻内心的希望,电影音乐也在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沃土中汲取营养、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带给观众美得享受。”然而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的构成不仅仅只是依靠这些民族乐器的演奏而产生的,其中不同音乐艺术体裁和不同民族调式以及现代民族风格创造的运用,比如民歌、戏曲、民族文化元素、民族曲调的再创作、民族风格与西洋乐器的融合等也为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那么,21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模式是如何构成的呢?
象征着中国音乐符号的乐器以及曲调有很多,比如:弹拨类的古筝、吹奏类的竹笛、拉弦类的二胡、打击类的锣、梆子、鼓,民歌的曲调、戏曲的曲调等等,这都在影片整个观赏中加入了深深的中国符号烙印。21世纪的民族风格模式构成不仅仅像是在80、90年代那样纯粹的使用以上元素,随着音乐创作视野的拓展,吸收国际电影音乐制作的先进技术,“洋为中用”的思潮基于中国元素的基础上被良好的运用在我国国产电影音乐的创作中。
比如在影片《英雄》中,传统的中国武侠一对一对决模式,长空与无名的决斗上,电影音乐创作为了模拟再现强烈的民族侠气风格,在乐器本体上选择了传统文化浓厚韵味的古琴以及西洋小提琴作为“对决”乐器,其配乐曲《棋馆古琴》,“以东西方不同的浪漫表现手法,获得了传说中的‘秦弦子’那如同马头琴、二胡、三弦结合的美妙音色。抑扬顿挫的弦音展现出高手过招如同于大音希声,有型似无形的神韵,达到了听觉与视觉画面的完美结合。”另外一部电影《卧虎藏龙》主题曲运用在影片的开始部分,当人们被中国风格的“马头琴”音色带入哀怨怅惋、神秘东方的民族情景中来的时候,可能大家都被这个乐器的音色所“欺骗”,这其实是由著名大提琴家马友友用大提琴演奏的散板旋律片段,如谱例1:
谱例1:《卧虎藏龙》电影音乐片段
在这里,大提琴完全失去了西方的古典时期音色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中国马头琴的苍凉悠长音调,表现出浓郁的中国韵味。民族的曲调特征与西方的乐器音色特征合二为一,在西洋乐器的音色中充分感受民族曲调的清新之风。《卧虎藏龙》可以说是21世纪以来中国电影音乐中“中西合璧”的代表性作品。该“音乐以西洋乐器大提琴等为主奏乐器,配器中以西洋管弦乐队做衬底,用中国有特色的民族乐器:葫芦丝、热瓦甫、琵琶、板鼓、中国鼓、竹笛、二胡等作为色彩乐器,在旋法上采用民族特色鲜明的民歌及戏曲旋律、节奏素材,尤其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的运用等手法,使整部电影音乐得以完美的诠释”。
电影音乐是电影艺术的综合有机组成部分,其音乐的创作和发展都要随着电影主题的发展而变化,电影音乐收益效果的接受者是听众,而听众同时也是观众,视觉传导在前,听觉感知在后,电影音乐要服务于电影本身。所以,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构成的生命体在于自身的电影主题表现,音乐会随着影像而体现出相应的时代特征,从而在影像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音乐的文化风貌。
电影《一九四二》故事发生在河南,影片中浓郁的河南口音已经深深的烙上一种民族风格文化在其中,电影音乐在河南人、河南事、河南灾的故事基础上,作曲家赵季平运用河南当地的音乐元素和乐器为整部电影进行配乐,从听觉的效果上已经先入为主的阐释了这是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性灾难,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而基于民族素材基础上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同时也具有电影音乐传导和渲染的一般共性,会让观众充分的感受到电影中无形的民族气息,加深观众的审美感受力。
2010年由徐克导演的《龙门飞甲》(又称《新龙门客栈》续集)中中国传统武侠英雄代表人赵怀安狭义非凡,与明朝恶势力抗争的狭义壮举等这些电影民族元素,都被相对应的民族乐器竹笛、琵琶等进行了详实的描述,身揣宝剑,牵马阔步行走在无际沙漠之中,表现出中国古代武侠的高深义气,唯有竹笛、琵琶等民族乐器将其描述尽致。类似于这样的影片还有《十面埋伏》、《大兵小将》、《大闹天空》等。这些都是在已有的民族素材基础上进行再加工的艺术听觉表现,如果自身电影中的民族素材表现不强烈的话,比如在纽约的大都市画面中吹奏起国乐《百鸟朝凤》,那么民族风格在电影音乐中也就无法立足。
反之,在民族元素的基础上进行电影音乐的民族风格渲染,那么就会加强电影自身的艺术表现力,也会促进观众对于电影音乐审美的自身需要。由此可见,“音乐的民族风格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由一个民族长期的风俗习惯、精神气质、语言体系、审美趣味、哲学思想形成的,有一定的凝聚性,又随着历史的前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它表现着不同时代的民族的不同的人物和环境”。
21世纪随着电影视觉3D艺术效果的出现和发展,听觉艺术如果还只是停留在80、90年代的单纯叙事、抒情表达的话,那么科技和创作者的想象所带来的艺术冲击力会将电影音乐摒弃在后,会使得观众感觉审美体验的不统一性,从而影响到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那么民族风格的现代化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首先,音响效果的现代技术制作。电影音乐中的民族风格比如民歌或者戏曲被单纯的全套的搬到荧幕中来会因强大的艺术本体审美而宣兵夺主,也会因为观众现代化的审美眼光在科技含量较高的电影中而显得格格不入。
所以,在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创作中要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比如电影《智取威虎山》中,传统的京剧版本没有在电影中完全照搬,而是将戏曲主题进行了配器和旋律上的重新改编,其中电子效果器的运用使得3D效果的杨子荣与座山雕斗智斗勇显得更加惟妙惟肖,主题片段时而出现在斗志昂扬的情绪渲染处,当人们听到熟悉的电声效果圆号独奏时,既有过去经典京剧版本留下的故事印记,也有现代跟得上3D效果版本的时代步伐,让观众从听视觉感官上享受电影艺术的魅力。其次,民族风格歌曲的深刻的艺术再创作。中国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体现要素一个是民族音乐实物比如民族乐器、民族歌谱、民族演唱等,另一个是隐形的民族要素体现,比如曲调风格、歌词抒写、乐器配置等。当下的电影音乐民族风格的构成一方面是基于原歌曲要素素材上的再创造,另一个方面是基于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再创造。不断的随着时代观众审美方式的变革而改变,才适应电影艺术的整体性发展。
比如《满城尽带黄金甲》电影中,为了使观众具有现代眼光来看待爱恨情仇、权力争夺的情感表现,由周杰伦创作的具有浓厚中国民族风格的《菊花台》便孕育而生,不论是歌词的抒发,还是旋律的哼唱,曲风的表述以及配器的使用等都充分的体现出民族风格的现代化特征。最后,民族音乐风格的世界性传播。有句话说的好,“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当下中国电影音乐能在国际上立足,被世界电影音乐所熟知,只有民族风格的体现才能使得这一切成为可能。电影《冰雪奇缘》中主题曲《let it go》被世纪各国译为了多个版本进行演唱体验,而我国《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电影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听到了属于东方人的曲调风格、器乐属性、音乐特质等,从而了解到中国的传统艺术文化。
中国电影音乐的艺术根基在于民族风格的充分体现,21世纪的民族风格的模式构成除了“中西合璧、民族素材、现代化体现”之外,既需要有传统乐器的引入,也需根据电影表达效果有现代电声技术音色的融入,既需要有传统民族曲调的抒写,也需要有根据现代艺术审美改变的曲调编配,即需要有传统演唱技法的基调渲染,也需要有现代流行唱法的独特体现。总之,民族风格的构成模式基于民族文化基础、观众审美体验、科技发展进步等要素将会跟随时代前进步伐而不断发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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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就是演唱者在演唱过程中,对声音的力度、音色、速度、情感、歌曲风格等方面作出合乎情理的变化处理。演唱者在演唱前通过熟悉、了解、分析作品,包括曲作者的创作意图、歌词内容、调性、曲式结构、风格特点等,然后根据自身的思想意识、艺术修养、实践经验,以自身掌握的歌唱能力、演唱技巧,进行歌曲演唱的艺术处理,进而完美地表达作品的思想感情、风格特点、艺术境界,使演唱达到声情并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首歌曲通过演员的演唱达到声情并茂、动人心弦的效果,这不是仅凭个人的一付好嗓子就能做到的,需要歌唱者在演唱中对歌曲进行艺术处理。本文仅从二度创作手法的角度,对民族声乐作品的艺术处理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在民族声乐演唱中,艺术表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必须抓住各民族的风格特点,创作出思想感情丰富、具有地域风情、艺术色彩浓厚的音乐形象。
民族声乐扎根于广阔的原野,许多经典民歌经过代代相传延续至今,不仅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丰富的情感抒发、生动的自然写实,而且独特的艺术风格、多样化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为人津津乐道。演唱者应该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丰富的想象力和演唱技巧,同时艺术处理也相当重要,它关系到整个歌曲的艺术水准和演唱者的艺术修养。
每一个音乐作品都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尤其是民族声乐代表了不同民族地区的地域风情,艺术特征更加明显。比如,蒙古族歌曲奔放粗犷,维吾尔族歌曲欢快热情,节奏感强,江南歌曲细腻委婉,柔情似水。无论是演唱民族民歌,还是歌剧都要深刻领会作品的艺术特色,根据演唱的规律来进行处理,使之成为表现作品主题重要手段,达到思想和艺术的高度统一。
例:结合歌曲的民族传统流传,进行艺术加工。歌曲《沂蒙山小调》采用的是山西民歌的曲风,在演唱时就要结合当地方言的音律进行处理,当然不是全盘模仿,要抓住几个典型的字词适度夸张。比如“风吹草地”的“地”,加上了儿化音,并适度提高了音调,使歌曲充满那个地区的风味,艺术色彩也就凸显出来了。
著名声乐理论家凯萨利对于声乐的语言艺术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认为,歌者只有拿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提炼歌曲的语言艺术,用丰富的想象力把歌曲演绎的充满艺术风采,才能打动听众内心最深处的情感共鸣。说话言语和歌唱语言都从口出,一个是自然的流露,一个是艺术的表达,是通过歌者的优美声乐把语言含义表达出来,我们常说的生活“如歌”就是说明歌唱已经把语言艺术化了。
歌唱的语言艺术效果的处理不但要符合汉语吐字归韵的规则,还要符合五音(唇、齿、牙、舌、喉)四呼(开、齐、撮、合)的规律。要根据民族声乐演唱中语言与音乐的关系、演唱语言的的发音规律来处理发声、共鸣、行腔,通过艺术的处理来表达歌曲的思想情感,使歌词的思想感情高于现实生活,内容更丰富,曲调更优美,更有艺术感染力。完美的歌唱艺术,不但语言要清晰真切、掌握正确的咬字吐字方法,还要使发声悦耳动听。每首歌曲的风格是不同的,在演唱的咬字吐字中各有特色。
例一,比如军旅歌曲《当兵的人》,在演唱时就要铿锵有力,咬字准确短促,吐字干脆有力,两者的衔接富有张力和弹性,声音充满激昂自豪的韵味。
例二,在演唱委婉抒情的民族歌曲时,咬字吐字应该轻咬慢吐,柔和细腻。蒙古族歌曲《草原之夜》优美动听,在演唱时要特别注意语言的艺术修饰,字头要出得平稳沉静,字腹延长时要行如流水,字尾归韵时要缓慢、完美、清晰,逐渐地把听众引入那个美轮美奂的意境。
民族声乐同样需要媒介和平台的传递,表演艺术也是体现作品魅力的重要方面,有时还决定了一个作品的命运。民族歌曲是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展现,它在艺术追求上更突出真实性和生活性,表演是民族声乐重要的组成部分。
少数民族地区的歌曲演唱,“演”的成分占有相当的比重,无论是眼神、手势、表情、着装都十分讲究,充分展现出不同民族之间的审美情趣,具有极强的感染力。所以,在民族声乐的演唱中,舞台表演艺术的处理,要学习和继承民族文化的传统,在此前提下创作和创新,把声音美、形象美与内容美有机地结合起来,达到完美的艺术效果。
民族声乐演唱中的艺术处理包括了多个方面,除了对民族风格、声乐技巧、歌曲语言、舞台表演等进行艺术处理外,还要多进行音乐理论、器乐、舞蹈等方面的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音乐素质,才能在演唱的艺术处理中得心应手。同时还要认真观察和学习其它唱法的艺术处理方式方法,为我所用,不断提高自己的演唱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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