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全国人大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我国在应急管理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同时，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要求"完善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但目前我国行政应急起步较晚，政府应急管理体系不完善，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必然存在一些问题，何以应对是当前我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

1、强化新公共管理理念 完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面对上述政府在应急管理机制中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现实国情以及新公共管理在我国政府改革中的借鉴意义及适用性，文章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完善政府应急管理机制：

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以来，商品房价格快速攀升。1998-2009年，GDP年均增长约10.2%，而商品房价格从1987年平均411.4元/平方米升至2008年3，800元/平方米，平均每年升11.2%，超过了GDP的增幅。一线大城市的房价已是高不可攀，2011年2月，“宜居城市研究室”发布《2010年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榜》，统计中国城市房价排行情况，样本城市总量为110个，入列前10位的城市分别为杭州市、北京市、上海市，温州市18，854元/平方米、三亚市18，319元/平方米、深圳市16，978元/平方米、宁波市13，438元/平方米、广州市12，560元/平方米、南京市12，016元/平方米、舟山市10，500元/平方米。目前，房价的高涨正向二三线城市乃至全国范围铺开。

房地产市场从全国范围看是垄断竞争市场，房企数目很多，前10名的销售额仅占全国的8%左右，这和家电行业(海尔、格力、美的)三足鼎立的情况很不一样。但是从区域看，由于商品房的特性，一是住房不可移动，具有区域性;二是受土地供给和开发周期(一般2-3年)限制，短期内住房的供给是刚性的;三是投资门槛高，开发商占有信息主导优势，市场竞争不完全;这三者直接决定了区域房地产市场是寡头垄断性质的。一般一个区域只有若干家较有实力的房企占据了主导优势，因而更容易合谋采取“捂盘”等方式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控制价格，使得价格下降较为困难。从这个角度说，房地产市场是卖方市场。在寡头垄断的卖方市场下，价格拥有一种“棘轮效应”：上涨容易，下跌难。在这样的价格机制下，笔者认为房价的上涨主要是由于需求的来动作用。无论是需求曲线的向右移动还是需求在曲线上向右变动，都会使价格上涨。从1998年住房市场化改革起至2010年较长一段时期看，三个方面的原因持续作用，使得商品需求非常旺盛，房价一涨再涨。

1、旺盛的住房投资(投机)需求助长了房价的进一步上涨

房地产市场与一般商品市场是不同的，对于房地产而言，除了可以满足人们居住等消费需要之外，还可以成为投资品，可以收取租金或出售后赚取买卖的差价。这样，房地产的“需求”就包含了两个不同的内容：一是消费需求，一是投资需求。进一步从购房者的角度看，所谓的房地产投资和房地产投机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通过长期持有房产获得投资收益，其主要途径是出租，而后者即所谓投机主要是通过短期内房屋买卖差价获得收益，这是两者的一个根本区别 。但是，在租金增长远远跟不上房价持续高涨速度的情况下(2001~2008年房屋销售价格指数和租赁价格指数的涨幅反应了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一个投资者可能在收取租金一段时间后，选择将房子卖出去赚取差价;甚至选择买了房不出租，而是再卖出赚取低买高卖的差价。由此可见，投资与投机，也就一线之隔、一念之间，其界限并不是那么的明显;甚至投机需求比投资需求更占据主导。

在正常情况下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曲线S0是一条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需求曲线D0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表示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供给与需求数量在Q0达到均衡，此时均衡价格为P0。但若房地产市场存在投机需求，需求曲线就会变成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D1，表明价格越高，投机者在非理性预期和“羊群效应”的作用下，会认为未来的房价会更高，投资的获利空间更大，所以对房地产的需求量也随着价格的上涨而上升。需求曲线D1与供给曲线S0的交点B是在存在房地产投机情况下的市场均衡点，它对应的价格P1高于房地产真实需求所支持的市场均衡价格P0。由于惯性和价格会继续上涨的预期，投机者继续买进房地产，在下图中体现为需求曲线D1外移到D2，房地产价格则迅速上升到P2，并以更高的价格卖给其他风险偏好更大的投机者，继续获取差价利润，而差价利润又吸引其他投机者进入房地产市场，如此循环，直至形成投机泡沫破灭。

投资(投机)需求对房价的推动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需求主导，投机需求滋生。随着收入的增长、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以及住房分配制度改革。房地产商品的消费需求迅速增加，房价出现上涨的苗头，这形成了推动房价上涨的原始动力。有先见之明的人开始进行投机，形成投机需求的主体，但是，这一部分人毕竟是少数人，这时投机需求并不旺盛，它不是推动房价上涨的主力力量。第二阶段，消费和投机需求都很旺盛，总需求被放大，房价大幅上升。在这一阶段，由于担心房价继续上涨，有住房消费需求的人纷纷加入购房者的队伍，消费需求得到充分的释放。房价的上涨和实际利率偏低刺激了人们的投机欲望，更多的投机者不断加入到炒房的行列，投机需求不断增加。这时的投机需求已经成为推动房价上涨的重要力量。第三阶段，投机盛行，推动房价的非理性上涨。房价的持续上涨，不断刺激投机者欲望，为了获得更多的投机利润，出现了惜售、囤积房源，抬高房价等非理性行为。这一阶段，房价暴涨，现实的消费需求由于房价的暴涨已经不得不转化为潜在的消费需求，房价大大的超出了中低收入者支付能力。2008年，我国商品房空置率达到9.50%，增幅为14.85%，增速创下1994年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其中，北京市商品房空置率为16.64%，居全国首位，高出全国水平75%，形势严峻。而国家电网公司2010年在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显示，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的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按每套房3口计算，可供近2亿人居住。高房价与高空置率并存，说明了中国房地产市场投机氛围较浓。

如果把纳税人的利益仅仅等同于金钱利益，似乎纳税人自由处分权利是没有障碍的，但是考虑到纳税人基本权利对抗的是国家权力，如果无原则地做出让步，最终被伤害的还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也违背了引入税务争议ADR的本意。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阅读：

税务争议替代性解决机制

税务争议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或者其他税务当事人(以下统称“纳税人”)对税收征管主体做出的税务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或持有异议，从而在两者之间所呈现的一种对抗状态。税务争议的解决即是化解这种对抗状态，使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之间恢复正常的税收秩序。传统的税务争议解决途径主要包括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等，这些途径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随着现代法治理念的发展，由于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本身的复杂性、前置条件、时间过长等因素，纳税人已经不能单靠它们及时充分地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基于对纳税人利益保护的需要，也是对纠纷解决机关工作效率的考虑，我们有必要在税务争议传统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尝试引入一种新的税务争议解决机制，使其成为传统争议解决途径的有益补充。

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以下简称“ADR”)，也叫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其概念源于美国。美国1998年《ADR法》中将其定义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包括任何主审法官宣判以外的程序和方法，在这种程序中，通过诸如早期中立评估、调解、小型审判和仲裁等方式，中立第三方在论争中参与协助解决纠纷。”[1]

ADR的出现，为现代纠纷解决的法律理论注人一股新鲜血液。但是，正如学界认为，美国是普通法国家，不重视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没有行政诉讼的称谓，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的诉讼都归人民事诉讼。税务争议虽然发生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受到具有强制效力的税法的约束，但由于该类争议解决已被归人民事领域，[2]所以适用ADR解决税务争议具有天然上的优势。而中国的法律制度更接近于大陆法国家，有着比较明确的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的区分，在司法实践中各自应用自己的纠纷解决规则，如民事领域的调解、和解等制度不能适用于行政领域这种思想[3]已成思维定势。在此背景下，ADR能否适用于税务争议解决领域确实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一、税务争议ADR的引入

笔者对税务争议传统解决途径进行分析后发现，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存在着自身短时间难以克服的缺陷，需要引进一种更加高效、公平的解决税务争议、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纠纷解决机制。ADR以其特有的灵活性在法律实践的边缘地带迅猛发展，反映并促进着一种时代理念和精神变化—从对抗走向对话，从“冷战”走向协商，从价值单一走向价值多元化，从胜负之争走向争取双赢的结局。这不仅是文明的进步，也是法治的进步。[4]而在ADR受到理论界及实务界普遍肯定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关注并研究这种新的纠纷解决机制，并尝试将之引入税务争议解决领域。

(一)ADR的基本原理

1. ADR的概念及特征

ADR原来是指20世纪逐步发展起来的各种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现已引申为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的、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程序或机制的总称。[5]从此可以看出，ADR是一个总括性、综合性的概念，是对各种纠纷解决过程或者解决途径的概括。一般认为，可以从对法院审判或判决的替代性、当事人的自主合意和选择、解决纠纷的功能等三方面对ADR进行界定，[6]ADR是指纠纷各方自主选择的非通过司法途径的纠纷解决方式。在这种纠纷解决方式中，并不排斥第三方的协助，而这正契合了美国1998年《ADR法》对于ADR的定义精神。ADR的法律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非司法性。ADR本身并不排斥争议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或准司法机关的介入，且往往这些机关的介入会更加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非司法性主要是指纠纷的解决最终不是通过法院判决或行政机关正式的复议决定结案，结案形式一般是争议各方达成和解后一方撤诉或撤回复议申请，或者在有关机关的主持下达成和解后由权威机关出具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书。在此意义上，也可以把ADR理解为一切正式判决或行政复议决定以外的所有的争议解决方式。所以，其范围是很广泛的。

(2)可选择性。ADR本身并不排斥传统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出现，是让纠纷解决机制更加多元化，更加符合现代法治发展趋势。除在个别情况下出于效率等因素的考虑，需要强制性地将ADR前置以外，大部分情况下争议各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是否采用ADR来解决争议，充分尊重争议各方的意思自治，这样也有利于最终争议解决方案的执行。

(3)平等性。ADR的介入需要以纠纷各方法律地位的平等为基础，如果各方不平等，且力量对比差异很大，强势一方对于纠纷的解决根本不需要另一方的配合，那么各方之间就没有谈判或调解的余地，ADR自然没有生存的空间。这也是ADR最初的兴盛出现在民事领域的主要原因。民事争议是平等主体之间的利益纠纷，法律地位具有平等性，而且不涉及公权力的处分，按照私法自治的精神，当事人完全可以适用ADR解决纠纷。而本文所探讨的税务争议ADR则属于行政争议的范畴。税务机关所掌握的是公权力，受到诸多原则的限制，除依法律规定外，税务机关不能像私法主体一样自由处分法律授予的权力，而且依传统认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不平等性，税务机关有强制执行的权力，双方力量对比差异很大，这也是传统研究不赞成税务争议适用ADR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简单地根据公权力不能随意处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力量对比差异很大就笼统地认为税务争议不能适用ADR是盲目的，没有注意到具体的税务争议领域问题的复杂性、细微性，没有注意到适当引入ADR去解决税务争议也是符合税法的立法本意的，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公权力被随意处分的问题。笔者会将这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税务争议解决领域所遇到问题、体现的优越性加以具体论述。

2. ADR的类型

ADR包含了司法途径之外所有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分类方法及本身的类型是丰富多彩的。根据主持纠纷解决的主体或中立第三方可将ADR分为以下几类：[7]

(1)法院附设ADR。即司法性ADR.此种ADR的显著特征就是法院主持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调解或和解。此种ADR区别于诉讼过程中的调解程序，是一种独立的ADR程序。[8]即如果在此程序中纠纷得不到解决，仍可进入诉讼程序，两个程序由不同的法官主持。从主持者的角度来看，这也区别于我国当前民事诉讼体制中的调解。

(2)国家的行政机关或准行政机关所设或附设的纠纷解决机构。即行政性ADR.这种ADR的主持者不是行政机关本身，而是行政机关设立的附属机构，如我国附设于工商局的消费者保护协会，附设于劳动保障部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等都具有这种机构的性质。

(3)行政机关主持的ADR。即使在民事领域，我国行政机关以调解者身份出现也并不鲜见。而在行政争议领域，行政机关作为行政复议机关，作为调解者也是法律规定应有之义，如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有关调解的规定即是一例明证。

(4)民间团体主持的ADR。即民间性ADR.这种ADR是由民间自主发起或者由政府提供一定的支持、由民间发起的机构或者性质比较松散的组织，如我国的人民调解、美国的邻里调解中心等。

(5)中介机构主持的ADR。如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所主持的ADR会越来越多地出现，成为官方性或半官方性ADR的有益补充。

3.行政争议ADR的认可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目前对于ADR的研究及应用多限于民事领域，而少有触及行政争议的解决，涉及税务争议的更少。虽然有学者在对ADR的研究中也谈到ADR已经适用于行政领域，但却缺少深入的论证。[9]须承认，ADR首先兴起并普及于民事领域，但随着现代法治理念的发展，行政纠纷解决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适时引入ADR.令人欣喜的是，行政争议ADR已被法律实践及理论研究所重视。立法方面，如美国在1990年通过(有效期5年)并于1996年重新通过的《行政争议解决法》，该法的目的即是“授权和鼓励联邦行政机关适用调解、协商、仲裁或其他非正式程序，对行政争议进行迅速的处理”。[10]1991年10月，美国总统发布了第12778号行政命令，要求司法部实施民事司法改革计划，而ADR就是其主要组成部分。该行政命令还指示“诉讼律师应该合理地试图在提起诉讼前快捷地解决纠纷。不管在什么时候，只要是可行的，争议应该通过非正式的磋商、谈判及和解，而不是通过任何正式的或已经形成固定结构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法(ADR)程序或法院程序加以解决”。[11]研究方面，学者纷纷著文倡导在正式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12]中引入调解及和解机制。[13]

行政复议中的调解、和解，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已被我国当前立法有限度地采纳。诚然，这种法律实践具有政治考量，但也契合了现代法治理念的发展，符合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公法私法化的趋势。可以看出，ADR进入行政争议解决领域已经具备实践及理论基础，行政争议ADR已成为一种趋势，这为在我国建立税务争议ADR提供了指导思想，税务争议ADR渐露端倪。

(二)税务争议ADR的概念与特征

税务争议ADR是指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通过双方独立谈判或者在第三方的调解协助之下达成妥协以解决税务争议的过程。其途径包括税务行政诉讼、税务行政复议当中的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和解、调解、仲裁等。税务争议ADR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税务争议ADR需要以不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为前提

税务机关在税务争议ADR过程中做出妥协，包含了对公权力的处分。在引入税务争议ADR、提高争议解决效率、注重实体正义的同时，也不能违背法治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和税收法定原则，否则将会导致税务争议ADR滥用、权力寻租等负面效应。

2.税务争议ADR需要纠纷各方能够自由处分权利或权力

如果把纳税人的利益仅仅等同于金钱利益，似乎纳税人自由处分权利是没有障碍的，但是考虑到纳税人基本权利对抗的是国家权力，如果无原则地做出让步，最终被伤害的还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这也违背了引入税务争议ADR的本意。尤为敏感的是税务机关是否能够自由处分权力?从近期国内的立法看，法规已慢慢认可税务机关在法律授予的自由裁量的权限范围内自由处分权力，可以与纳税人达成和解或调解，但是这种认可是与现代ADR发展趋势的契合还是政策的权宜之计，尚无定论。由于允许行政争议进行调解、和解，与传统的行政法理论存在较大的冲突，因而此种趋势一出现即遭到诸多质疑。

3.税务争议ADR不排斥且往往需要第三方的协助

税法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复杂性，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往往根据自己对税法的理解和判断做出一种解释，而两者皆以己方的利益为出发点，难有交集。在此种情况下，第三方的介入能够给争议各方带来一种相对中立的观点。当然，对第三方的中立性没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完全取决于争议各方能否接受第三方给出的解决方案。能够充当第三方的主体很多，包括法院、行政复议机关、民间团体、中介机构等。

4.税务争议ADR需要以纠纷各方的自愿选择为基础

没有自愿选择的基础，很难保证争议各方能够达成一个有效的争议解决方案，即使勉强达成一个方案，也难以保证该方案能够有效执行。引入税务争议ADR本身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争议解决效率的考虑，如果因为没有自愿的基础而带来更多的麻烦，显然违背了引入税务争议ADR的本意。

5.税务争议ADR的结果既可具有强制性也可不具有强制性

根据我国目前行政复议法规的规定，在行政复议过程中，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做出前自愿达成和解，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和解协议不具有强制性。而在复议机关进行调解而达成调解协议的，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即具有了强制性，一方不履行行政复议调解书，另一方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三)税务争议ADR的理论支撑

1.公私法融合的趋势

公法与私法的划分起源于古罗马，最早进行公私法划分的法学家乌尔比安认为，“公法是有关罗马国家稳定的法，即涉及城邦的组织结构，私法是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14]后经查士丁尼下令编写《法学总论》而把这种划分思想从理论上确定下来，而且确定了公法与私法的范围，即“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涉及个人利益”。[15]

在传统理论中私法与公法是截然对立的，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法与私法的相互融合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公私法融合是指私法调整手段与公法调整手段的逐步结合，[16]其主要表现为私法公法化与公法私法化。在私法公法化趋势下，由于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干预的加强，私法日益受到公法控制，私法的传统概念、制度和原则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按照传统是典型的私法关系，已由新的法律关系所调整，私法的价值取向已由原来的个人本位转变成了社会本位，调整方式也由原来的纯私法调整转变成为混合型调整。[17]在公法私法化趋势下，国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渐衰弱，依靠原来的方式进行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传统的私法调整方式被部分地或间接地引入了公法领域，私法关系向公法延伸，[18]公法充分借鉴私法领域的概念、规范、理论基础、法律关系以及私法纠纷解决模式，提高管理效率及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水平。

2.税法的私法化趋向

在近现代公法私法化、私法公法化的大背景下，税收在本质上反映了公私两类法权的相互交易、相互促进的现代宪政国家存在的物质形式。[19]建立在宪政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税法，也呈现出强烈的私法化趋势，尤其与宪法、行政法、刑法等典型公法相比，税法更有特殊性。税法大到法律理念、法律原则，小到税法的概念、法律关系，无不流淌着私法的血液，体现着私法的精神。

(1)课税依据的私法化。国家为国民提供公共产品，是其征税的合理性前提。税收是购买公共产品的价格—这种税收交换论已为多数现代化国家认同。

(2)税法概念范畴的私法化。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在税收立法中，已经大量借用了民法中的概念，如税法对纳税人的确定，以民法中关于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条件为依据，税法对自然人和法人的解释与确定必须与民法相一致;税法中经常使用的居民、企业、财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商标权、专利权、代理、抵押、担保、赔偿、不可抗力等概念都来自于民法，这极大地丰富了税法的理论资源和学科内涵。

(3)税法原则的私法化。诚实信用原则虽起源于私法，但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它的适用范围也逐步扩大。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不论在税法理论或税法实践中，都采纳了诚实信用原则，法官根据这一原则做出的判例已经不是少数。

(4)税收法律关系的私法化。长期以来，在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关系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是“权力关系说”。1919年《德国租税通则》制定后，税法学家阿尔伯特·亨泽尔( Albert Hensel)提出了租税法律关系的性质为公法上的租税债务关系的崭新理论，指出行政权不应在这种关系中具有优越性，应最大限度地受法律制约，行政机关和私人具有对等性。

(5)税收法律制度的私法化。税法与私法理论和理念上的契合，为税收法律制度的移植奠定了基础。仅以2001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为例，税收优先权制度来自于民法中的优先受偿权，税收代位权制度、税收撤销权制度是从《合同法》第73条、第74条的代位权制度、撤销权制度移植而来。此外，纳税担保制度、纳税人合并或分立时的继续履行和连带责任制度、纳税人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制度、税务代理制度等都是对民法中有关制度的借鉴。

3.税收程序法的私法化体现——税务争议ADR

税法私法化不仅涉及税法理念的转变、理论层面的整体思考，而且涉及制度层面的设计。在税法私法化趋势下，税收法律关系作为具有给付内容的财产性法律关系，同私法法律关系有着很大的相同性，现代税法越来越强调税收法律关系双方的平等性以及对于纳税人权益的保护。在税务争议发生后，税务机关及纳税人均有着较为强烈的对公平及效率的追求。当法治发展到实质法治原则阶段后，尤为尊崇争议各方对于争议解决方式的选择，更加注重保障争议各方选择的权利，主张在法治的前提下，由争议各方自由选择争议解决方式，法律只需为当事人的选择提供有效的保障。

税务争议ADR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税法私法化为基础的，如果税法没有出现私法化的趋势，税务争议各方法律地位不平等，税务争议也就不存在私法争议的特征，也就没有进行和解、调解的基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税务争议ADR也是税法私法化的体现，它使税法私法化在税收程序法领域也有了相应的法律效果。而长期以来，在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上正是由于在程序领域无法与“权力说”划清界限才产生了“二元论”。

二、税务争议适用ADR的合法性分析

(一)法治原则对于税务争议ADR的要求

现代法治理论遵循两个路径发展：一个路径是继续形式主义法治理论的发展传统，另一个则是试图修补形式主义法治缺陷的实质主义法治理论。形式主义法治意味着政府的全部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并且能给人们的行为提供有效的指引。20世纪50年代以后，学者开始关心实质法治问题。1959年印度德里法学家大会所通过的《德里宣言》就包括实质法治价值取向，其中明确提出“法治不仅要保障和促进个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且应确保个人合法期望与尊严得以实现的社会、经济、文化条件”。[20]

实质法治看到了法治的本质，更加符合现代法治发展理念。具体到税务争议解决领域，由于法治社会价值呈现多元化、社会主体纠纷解决模式需求多元化、税法呈现私法化趋势，更需要合理分配利用司法资源、行政资源。建立以诉讼和复议为核心、ADR为辅助的争议解决模式符合实体正义要求，契合了现代法治的精神。法治之核心精神在于通过限制政府权力滥用来保障公民的权利，允许使用ADR解决税务争议会不会导致税务机关权力滥用，最终伤害到纳税人权利?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权力寻租普遍，税务机关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在税务争议ADR中该如何运作?是否会违背引入这一机制的初衷?笔者认为，引入税务争议ADR并不背离法治原则、税收法定原则、依法行政原则，而是对法治原则与时俱进的发展和完善，税务争议ADR以法治原则作为根本指导思想。本文所期望的是以法治原则为基础，建立起一套符合时代形势的税务争议解决模式，而不是通过ADR压抑人们的权利诉求，最终侵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

(二)税收法定原则下引入ADR的可能性

税收法定原则要求税收的确定和征收的依法进行，但违反法律规定进行税收的确定和征收的现象时有发生。出现违法进行税收的确定和征收，却不能保障纳税人对此争议要求保护的权利，那么，税收法定原则只不过是“画饼充饥”而已。由此可见，税务争讼制度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出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税务争讼制度的确定是税收法定原则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21]当前中国税法实践中的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都是十分重要的权利救济制度。但是由于税收法定原则的严苛要求，使税务机关自由裁量的权限主要体现在除纳税争议外的其他税务争议中，而在纳税上发生的争议几乎没有自由裁量的空间，似乎也就同时失去了适用税务争议ADR的空间，如《税收征管法》第3条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作出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和其他同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笼统地从形式上限制了税务机关在纳税争议上自由裁量的权力。当然这一规定也是基于一种十分理想化的假设，即纳税人应纳税收的各个方面都是确定的，证据是充分的。而在税务实践中，满足这种假设的情况是很少的，如果税务机关恣意核定、强制征收、不能进行有效举证，必然会侵犯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是违背税法和税收法定原则的。事实上往往存在一种可能性，即纳税人确实存在应缴税款但没有缴纳，税务机关也已经知晓这一事实，但因税务机关和纳税人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税务机关无法找到足够的证据来给出一个确定的数额，同时，税法往往是比较原则的，经济情况又具有很大的复杂性，税务机关在无具体法律规定可依的情况下，会倾向于采用法律授予的“核定”的权力，核定纳税人的应纳税收。但由于税法的专业性、复杂性，往往容易引起更加复杂的问题，核定不谨慎，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浪费大量的行政和司法资源，而此时，就给税务争议ADR留下了适用的空间。

1.税收协议——税务争议ADR的主要表现形式

税收协议是指税法上各种与纳税问题有关的协议。总体上来说，由于受税收要素法定和税务合法性的约束，税务机关只能依法征税，纳税人也只能依法纳税，改变法定义务的税收协议在税法上是不允许存在的。有学者认为公法上的契约关系更符合法治的要求，对税务机关凭借行政权力所建立的命令服从关系心怀反感。但德国学者Tipke Lang认为，课税权力服从关系并非只是稽征机关的恣意，而是在法律之下的服从关系。如果允许纳税人与税务机关订立契约，或允许法院进行调解，则将无法达到课税的公平。合法性和公平性禁止税务机关与纳税人订立违背法律的协定，或进行非法的同谋与合作，所以反对任何形态的税收协议。[22]不过，在不改变法定义务的前提下，税收协议还是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予以肯认，只不过不同的税收协议有不同的法律效力而已。[23]

学界将税收协议分为四种形式：税收担保协议、纳税人之间就承担税负而达成的协议、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在纳税事实难以查清时签订的协议、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针对关联企业的预约定价。对于第一种和第四种形式，我国法律已有明确规定，由于税务机关的行为受税收法定原则的限制，因此除了法律直接规定和授权之外，税务机关不能指令纳税人或第三人提供担保或者违背法律规定与纳税人达成法律之外的预约定价安排。对于第二种形式，按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税法构成要素只能由法律加以规定，税务机关无权变更，纳税人也不能随意变动。而第三种形式则接近于纳税上所发生的税务争议ADR.[24]

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在纳税事实难以查清时签订的协议，主要因为在税收稽征实务中，有时查清一个事实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它既需要税务机关的大量付出，也需要纳税人的通力配合，对双方来讲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为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也为了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才有可能就收入金额、必要费用等达成协议，以免除双方今后的争议。这种情况在法律上应理解为双方当事人就课税事实的妥协，而不应理解为双方当事人就某种税法上的效果进行合意。税收法定主义的范围只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等法律评价，确定课税事实是否发生不在其内。[25]故税收协议是纳税上税务争议ADR的主要表现形式。

2.程序保障——引入税务争议ADR的税法依据

税收法定原则能否得到良好的体现，不仅取决于其实体内容的完善，程序保障也必不可少，因此税收法定原则还要求有良好的程序设计。程序保障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要求立法者在立法的过程中对各个税种征收的法定程序加以明确完善的规定。这样既可以使征税得以程序化，提高工作效率，节约社会成本，又尊重并保护了纳税人的程序性权利，促使其提高纳税意识。二是要求税务机关在税收征管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税收程序法及税收实体法的规定来行使自己的职权，充分尊重纳税人的各项权利。

关于程序保障原则，即使在税法研究较为发达的日本也尚未进行充分的研究，[26]但其基本含义告诉我们，税收征管过程中需要严格的程序性保障，税务争议ADR不是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没有原则的“和稀泥”，而是在尊重税收法定原则的前提下，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达成一种合法的妥协，以有效解决税务争议。税务争议ADR不是对税务争议解决程序的任意选择，而是在充分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经过理性思考，依法做出的一种法律抉择，争议各方可以选择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等传统纠纷解决方式，也可以选择税务争议ADR.无论进入怎样的争议解决程序，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各方尤其是纳税人的权利都是受法律保障的，而不是对权利或权力的恣意处分。

(三)依法行政原则对税务争议ADR的态度

税务争议的解决既属于税法的研究内容，也属于行政法的研究内容，并且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行政法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依法行政原则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领域的延伸和体现，依法行政原则强调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规范以及对行政相对人利益的保护。税务争议适用ADR，包括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中的和解、调解，在现行法律规定上已经有限制地被允许，但仍有一定的障碍，如税务行政诉讼过程中虽然已明确鼓励和解撤诉，但是法律还明确规定不适用调解。

(四)各国对税务争议ADR的态度

1.美国对于税务争议ADR的态度

如前所述，美国适用ADR解决税务争议没有法律上的障碍。但1925年以前，美国法院对ADR一直持排斥态度，ADR被接受始于1925年《联邦仲裁法案》的颁布，蓬勃发展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进入90年代得到广泛的支持。在推动利用ADR解决纠纷方面，美国行政当局一直不遗余力。1991年，美国总统布什签署行政命令，规定律师在合适的案件中应该建议当事人使用ADR . 1992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联邦法院诉讼中替代性纠纷解决适用指南》。1995年，美国司法部发布了《促进更广泛合理地运用ADR方法》的行政命令，该命令的宗旨在于更广泛、合理地运用ADR，以使所有美国公民获得正义并使得涉及政府的纠纷获得更有效的解决。1996年10月，总统签署了《行政争议解决法》，允许行政部门利用ADR解决其合同纠纷，承诺政府机构遵守仲裁协议的约束。1998年10月30日，总统又签署了《ADR法》，该法要求每个联邦地区法院应该允许所有的民事案件使用ADR.正是因为诸多的ADR程序以及美国法院较为完备的审前准备程序，使得美国只有不到5%的起诉案件真正到达审判程序，甚至从量上而言，ADR“反客为主”，成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27]

2.英国对于税务争议ADR的态度

英国的ADR历史悠久，其最大特色在于设置了大量的法院外纠纷解决机构—裁判所，而裁判所所解决的纠纷就包含了税收纠纷。裁判所通常是根据议会法律设立的，它们是作为某些行政运作的组成部分而设立的，所以往往也被称为行政裁判所，但就行为和组织而言，大多数裁判所实际上是司法性而不是行政性的，具有类似法院的职能。裁判所被认为是司法性的根本理由在于，裁判所是独立的，对于任何特定案件的裁决，裁判所都不服从行政干预，任何接受外来影响所做出的裁决都是无效的。裁判所制度的另一特征是，它的程序是对抗式的，同法院一样，是在两种主张的对抗中居间裁判，而不是自己主动调取证据处理案件。同时，裁判所具有专业知识，如其中的所得税专员即由税法专家出任。专业化裁判所能够更为熟练和迅速地处理各种专门案件。但根据普通法，裁判所要受到法院的监督，在大多数案件中，议会都赋予事务争议当事人对任何法律问题从裁判所向法院上诉的权利。

3.法国对于税务争议ADR的态度

在法国，通过ADR解决税务争议与通过行政司法机构或普通司法机构实施的法律诉讼在解决税收争端上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法国现行法律，税务争议根据其争议事项的不同性质可划分为四类：一是由税基确定引发的;二是关于税款缴纳的;三是由税务行政机关越权行为引起的;四是有关税收法律责任的。对征纳双方由于税基引发的争端，除了通过最为常见的由上级税收行政机构实施复议来解决之外，法国税法还规定了两种ADR机制：[28]

(1)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的义务予以减免法国税法规定，在直接税方面，纳税人可以因自身经济困难向税务机关提出减免应支付罚款的请求，税务机关对是否给予纳税人减免上享有自由裁量权。法国议会专门通过立法设立了争议解决委员会，职责是针对纳税人提出的减免请求问题向税务机关提供咨询意见。纳税义务可以得到减免的另一种途径是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达成的“协议”，“协议”减免只适用于纳税人应支付的罚金，而不适用于纳税人的应纳税款本身;这种减免是在双方达成协议后，由税务机关承担纳税人应支付的罚金数额的义务(但不包括延期支付的利息)，作为对价，纳税人则于协议生效时放弃其对已承担的纳税义务提出诉讼的权利。通过达成协议这种类似于和解的方式来解决税务争议，在法国税法上被认为具有终局的效力。同时，法国税法对达成协议的程序做出较为灵活的规定，税务机关和纳税人都可以在税款交纳之前或之后主动向对方提出达成税收协议的请求，以避免可能出现的税务争议。

(2)税务咨询机构的仲裁咨询机构的功能在于预防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可能出现的争议或者对该争议事项提供仲裁。“直接税与营业税地方委员会”和“地方税收协商委员会”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两个组织。前者由地方行政法院的法官、税务机关派出的具有相当于主要税收调查官地位的人员以及纳税人代表共同组成。该委员会主要针对有关税务争议的事实问题提供咨询意见。后者由地方税务机构的主任官员，隶属于经济、财政与工业部的税务总局派出的三名官员、三名纳税人代表、一名公证人以及普通法院的一名法官共同组成。该委员会主要针对税务机关与纳税人在印花税征缴过程中，对有关交易价格的确定或估算方面发生争议时提供咨询意见。

三、税务争议ADR在中国的适用

(一)转型期社会的特征

当前中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期，从法律角度来看，即是从政治国家向市民社会的转变。在政治国家，法律是实现公权力的工具，权力把法律当作自己的奴婢，权利是权力对公民的一种施舍;市民社会，其经济表述是商品社会，其政治表述是民主社会，其法律表述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需要法律控制公权力，权力为权利的实现提供保障和服务，[29]权力应该尊重权利，权利对权力进行有效制衡和监督。从法学角度来看，转型期社会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1.转型期社会权利救济需求增加

随着社会发展，社会关系多元化，社会主体利益冲突在所难免。随着人们权利意识的增强，法制不断健全和完善，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行政纠纷越来越多，甚至动辄引发“群体性事件”。虽然税务争议出现大规模争议的几率比较小，但随着纳税人权利意识增强，纳税申报制度的建立以及税法体系的完善，纳税人在合法权益遭到侵害时，寻求有效的权利救济，便是一种很经常的选择。救济权是救济权利的权利，是最后的权利。如何使纳税人最后的权利得到保障，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课题。仅仅靠法院及复议机关维护税务机关权威的思想显然已落后于现代社会的发展，法院及复议机关的中立性及公正性尚且不言，案件本身的数量亦足以引起“诉讼爆炸”。所以，我们需要对纳税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做更多的思考。

2.纳税人对传统争议解决途径存有疑虑

当诉讼或复议的机制出现某种障碍，诉讼和复议的结果表现出不确定性时，纠纷主体会对诉讼或复议产生规避的心理，从而表现出“厌讼”倾向，对司法权威或复议机关的复议产生怀疑。当前税务争讼中存在的复议前置、维护税务机关权威等制度和思想即是纳税人权利救济的障碍。尽管有学者反复强调需要对饱受诟病的复议前置制度进行重构，[30]但重构之路障碍重重，纳税人权利救济亟需保障，在此情况下另辟蹊径，引入税务争议ADR，无疑是一种兼顾效率及公平的选择。#p#副标题#e#

(二)中国调解传统的影响

1.中国具有调解传统

调解，是指双方发生纠纷时，由第三者出面主持，依据一定的规范，用说服、教育、感化的方式进行劝解、说和，使当事人双方深明大义、互谅互让、协商解决纠纷，以达到息事宁人、和睦相处、维护社会安定与和谐的目的。调解是传统中国法律生活中最经常、最主要的内容之一，是古中国最具文化代表性和最富于文化韵味的司法形式，其内涵之丰富与深邃远非其他司法形式可比，是中华民族亘贯古今、最具有生命力、也最为世界所注目的法律传统。[31]根据学者研究，中国传统调解十分成熟，形成了受理纠纷、对当事人进行劝导、促成当事人进行和解并达成协议等一般程序，包括官府调解、官批民调、民间调解等形式，遵循着息事宁人、道德教化等主要原则。[32]

2.调解传统与当代解决纠纷的思维

一定时代纠纷解决思维的形成，受显型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等要素的影响，但隐型的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对纠纷解决思维方式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存在显型和隐型两个层面上的分离，即法律规范、法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西方国家别无二致，但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的变革却极其缓慢，并没有迅速跟进显型层面的进步。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中庸思维是纠纷各方惯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当代中国的纠纷解决思维方式是复杂的，纠纷解决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介入，法律判断因此有了比较大的讨价还价的空间，司法者及纠纷解决各方原本应具有的法律思维难以显其个性。属于经验层面的法律规范、制度与其背后所承载的价值与文化不相协调，是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随着现代法治思想的发展和完善，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中庸思想与西方ADR相结合，似乎这种调解传统又在慢慢地显示出它自身的优势。

3.调解传统与现代ADR的契合

当我们去研究ADR并倡导将之引入税务争议领域的时候，应当关注中国的调解传统。传统调解与现代ADR皆希望通过一种非正式的手段解决争议，形式上具有很大的相似性，都是争议双方之间独立或在第三方协助之下达成和解，或者在权威机关的协助之下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调解协议;都比正式的判决等纠纷解决方式能够节约社会资源;都具有比较旺盛的生命力。

在中国古代，调解是保障人伦秩序和社会和谐的工具。中国古代调解制度的理论基础是儒家教义，统治者所向往的社会目标是宗法等级社会秩序的和谐。古代诉讼制度的纠问化倾向和诉讼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也增加了调解对民众的亲和力。尽管中国古代调解具有单一的价值取向，但它在维护特定的社会秩序并恢复其中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上，具有不可抹杀的作用。而现代ADR虽然和古代传统调解具有很大的形式相似性，但其着眼于权利的救济和保障，而非一时的息事宁人，用一种既有文化底蕴、又富现代生机的形式告诉争议各方：人们在权利上的斗争和斤斤计较并不一定有利于实现和保护权利，某种程度的忍让和和睦交往会促进人与人之间秩序的和谐和权利的真正实现。

(三)税务争议ADR的现实作用

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征以及中国所具有的调解传统，是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社会应当引入税务争议ADR的重要理由，当然，税务争议ADR本身的现实作用也值得我们重视。

1.减轻争议解决机关的负担及争议解决成本

有学者指出，ADR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确实是法院出于缓解诉讼压力的动机推动的，但ADR的意义绝非仅与“诉讼爆炸”相联系，其价值也不仅限于降低诉讼成本。否则，一旦“诉讼爆炸”的事实被否定，ADR的价值和必要性也会随之受到质疑。减轻诉讼压力、降低纠纷解决成本并不是ADR产生和发展的唯一原因，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等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和更多的选择权。因此，即使在诉讼压力并不明显，法院的诉讼程序运作良好，或者社会主体并不积极利用诉讼的情况下，ADR也仍然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33]我国行政诉讼尤其是税务行政诉讼从数量上来讲实在称不上是“诉讼爆炸”，[34]但ADR还是受到争议各方的欢迎。出现这种现象，有转型社会过程中的政治考量，同时也是争议各方对纠纷解决方式多元化选择的一个体现。

2.便利人民接近正义

为使法律所宣言的权利从“本本”之上落实到生活之中，各国扩大对国民的正当程序保障，正当程序保障条款呈宪法化、国际化发展趋势。不仅法律规定之“可诉”领域以及诉讼主体范围全面扩张，各种限制公民诉权的理论学说被重新检讨、修正乃至放弃，国家也采取各种便民措施，为国民提供切实可行的权利救济渠道。朝着这一方向迈进的改革措施被学者冠以一个响亮的口号—“接近正义”。而本文所倡导的ADR即属于“接近正义”改革的范畴。[35]

3.提供有效的纠纷解决途径

ADR的解决较之法院的判决能够提供经过深思熟虑的创造性解决方法，其纠纷解决过程强调意思自治，未经当事人合意，不得发表有关纠纷的一切信息，在为当事人提供调解与和解服务时，中介机构作为中立者为双方保守秘密。其主要程序是调解，采用非对抗形式，由双方分别阐述自己的主张，调解人认为其论点不明确时，可要求做出说明。

四、建立和完善我国税务争议ADR的构想

(一)我国税务争议ADR的立法现状

从目前我国对于税务争议解决的法规及政策来看，我国对于税务争议ADR的态度是有一定的宽容度的。近年来的立法，逐步在税务行政复议中引入了和解及调解机制，在税务行政诉讼中引入了和解撤诉制度。[37]

2007年3月13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关于全面加强税务行政复议工作的意见》(国税发[2007] 28号)，提出要“注重运用调解手段，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强调“调解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手段”，“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依法进行调解”，并总体地给出了“必须坚持当事人自愿、合法、公平公正、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得侵害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调解原则。

2007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对行政诉讼案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参照民事调解的原则和程序，尝试推动当事人和解。人民法院要通过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实践，不断探索有助于和谐社会建设的多种结案方式，不断创新诉讼和解的方法，及时总结工作经验，不断完善行政诉讼案件和解工作机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ADR在行政争议解决领域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的认可，将建立和完善行政诉讼和解机制正式纳入到了我国当前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38]

2007年4月，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对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定义、指导思想、基本目标、基本原则以及协调的范围进行了规定，使行政争议ADR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更使得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进行行政案件和解工作的上海有了一个专门的行政和解规范。[39]

2007年5月29日，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其中第40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行政复议决定作出前自愿达成和解的，应当向行政复议机构提交书面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行政复议机构应当准许”，对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和解的合法性予以确认。第50条也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行使法律、法规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可以按照自愿、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经调解达成协议的，行政复议机关应当制作行政复议调解书。行政复议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字，即具有法律效力。该规定又对行政复议过程中一定范围内的调解的合法性[40]予以确认。

2008年1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2号)第3条指出，在被告“撤销、部分撤销或者变更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处理结果”等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裁定准许原告的自愿申请撤诉。司法解释确认了原告自愿撤诉和行政诉讼和解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41]对在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达成和解后的撤诉予以程序性保障。

上述文件，虽带有政治考量的痕迹，但亦契合了现代法治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和税法私法化发展的趋势，为税务争议的解决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也为税务争议ADR的建设和完善打开了突破口。

(二)我国现行税务争议ADR存在的问题

1.缺乏具体统一的立法

从当前法律体系来看，立法中并没有明确采用ADR这种表达方法，对ADR这种名称的使用多出现在理论研究领域。类似ADR的一些争议解决方式比较分散地出现在各种法规当中，从整体上笼统地构成一个ADR体系，缺乏具体统一的规定。如行政复议过程中的和解、调解，在《行政复议法》中几乎没有被提及，而在《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中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这种没有上位法支撑的立法的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在未来的立法过程中，首先需要对上位法进行修改，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下位法的立法。

《行政诉讼法》仍然对行政诉讼过程中适用调解持否定态度，基本处于禁止状态。而和解与调解有很大的共同之处，一方面大力鼓励和解，一方面又禁止调解，很让人费解。和解与调解都是以纠纷各方能够自由处分自己的权利或权力为前提的，笔者认为，在能够接受和解的权限之内，接受调解的空间是存在的。当然，我国法律目前明确规定，法院在行政诉讼中禁止适用调解，我们在修改法律之前需要对法律予以尊重，同时在此基础上对法律作出一定的修改，使之符合现代纠纷解决机制多元化的趋势。

2.税务争议ADR参与主体单一

在目前的税务争议ADR实践中，参与主体除纠纷各方外，很少有比较专业的第三方有效介入，多数为行政复议机关、法院等和政府关系密切的主体在主导税务争议ADR.而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一些专业中介机构因其多不具备政府背景，因而所出具的意见很难被较为强势的税务机关所接受，税务机关对社会中介机构还有比较强烈的排斥情绪。

(三)完善我国税务争议ADR

针对我国税务争议ADR面临的主要问题，建议在现有体制基础上，整合和完善原有规范制度，引进国外先进经验，使之系统化、理论化。

1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

一项制度的建立，需要有一个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为基础。当前我国关于税务争议ADR的规定还比较零散，需要在《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中修改和完善相关规定，国家税务总局需制定和完善具体的税务行政复议调解、和解、仲裁规范等，最高人民法院也需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必要的时候最高立法机构可以考虑制定《税务争议调解仲裁法》，将所有税务争议ADR相关的规定集中到一部法律之中。

2.发挥律师在税务争议ADR中的作用

税务争议一旦发生，由于税法本身之专业性，不是靠生活常识就可以进行简单判断的，当事人很容易陷入迷茫状态，此时，律师等中介角色往往是争议当事人的第一个倾诉对象和知情者，律师给出的税务争议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事人的纠纷解决思路和决策。因此，充分发挥律师等中介角色在税务争议ADR中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律师在税务争议ADR实践中发挥作用的模式从税务律师的业务实践来看，可以把税务争议分为四个阶段，即税务稽查、听证、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目前，律师已经从形式上入到税务争议的各个阶段，但所起作用甚微，形同虚位。在引入税务争议ADR以后，税务律师需要在传统业务实践的基础上，着重从以下两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律师谈判。税务稽查阶段，律师可以受纳税人委托与税务机关进行谈判。税务稽查本身并不表征被稽查的纳税人就一定存在税收违法问题，但税务稽查会对纳税人的正常运营、公众形象产生不利影响，而且由于税务问题专业而复杂，税务稽查短时间内无法结束。律师可以利用税务知识及从业经验与税务机关进行谈判，如果存在问题，可以与税务机关在受托权限内达成妥协，以早日结束稽查，恢复纳税人正常运营。

第二，律师作为中立第三人。与律师谈判不同的是，律师作为中立第三人在纠纷的处理上必须保持独立和中立的地位。但对纠纷的处理仍然是将纠纷转型，在纠纷的转型过程中为当事人提供平等的、充分的信息资源，不偏袒任何一方，保证任何一方不会因信息不对称而做出错误的让步。在听证、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阶段，律师首先接受纠纷双方的委托或是法院的指定，对纠纷进行法律上的限定，调查有关证据材料，初步了解案情，确定双方争执的焦点;然后提出评价意见，对纠纷在诉讼上的可能结果进行预测和评估，并尽可能追求接近判决的结果;最后，可以中介机构的身份通过出具法律意见书等形式对纳税人行为的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为税务争议的解决提供参考方案，或者作为复议、诉讼代理人在税务行政复议、税务行政诉讼过程中向复议机关或法官发表中立性法律意见，促成纳税人与税务机关达成和解、调解。在律师作为中立第三人的纠纷解决范式中，律师依据法律对纠纷进行预测和评估是整个纠纷解决过程的核心环节。纠纷能否通过ADR解决，取决于纠纷当事人对律师提供的评价意见能否接受。

无论是律师谈判还是律师作为纠纷解决的第三人，律师的行动一方面是依据法律的规定限定和评价纠纷，另一方面又促使当事人放弃法定的权利而寻求实际利益。对当事人来说，权利维护与实际利益的矛盾冲突往往令当事人处于两难境地。因此，律师促使纠纷当事人选择诉讼外途径解决问题，是在法律的基本框架下，帮助当事人寻求权利与利益统一的结合点，使这个结合点符合正义的基本要求，符合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

(2)律师介入税务争议ADR的评价理念若司法权威的信仰危机导致纳税人在纠纷解决的方式上选择了税务争议ADR，那么人们崇尚法律权威的结果，必然使人们在利用税务争议ADR时对税务争议ADR提出特殊的要求，纳税人期待在税务争议ADR中能获得与法律规定相当的结果。即使未曾遭受争议解决效率折磨的纳税人，也不一定要求亲身经历争议解决的过程或准确地理解争议解决过程的含义后才利用税务争议ADR.如果税务争议ADR能提供法律规定相当的结果，当事人会欣然选择。在律师参与的税务争议ADR中，律师面对纠纷有足够的能力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判断和衡量，能根据法律的规定，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法律上的预测，这就是ADR的评价理念。律师具有丰富的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从而使律师对于纠纷的评价意见更可能“接近正义”，这是纠纷当事人所期盼得到的信息。借助律师对纠纷解决做法律上的预测和评价，主观上迎合了纠纷当事人对法律权威的信仰需要。这种需要是当事人在利用ADR时急切之所在，并且，越是崇尚法律权威，这种需要就越为迫切。因此当事人对ADR评价性作用的需求，是对法律权威的间接寻求，集中体现了法律权威在税务争议ADR中的地位和作用。[42]

当然，就整个社会而言，在纠纷的解决中以法律为主导，体现法律规则的价值评判标准，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这种客观的要求，使ADR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加强对作为法律专业人士的律师的重视。并且由于评价性理念的运用，为律师参与税务争议ADR提供了理论基础，甚至促使税务争议ADR的整体格局向具有评价性的方向发展。

3.引入税务争议仲裁机制

仲裁多出现在商事领域，非常灵活，只要争端当事人双方均同意以仲裁方式解决争端，并且这种同意要以仲裁协议作为承载，仲裁机制即可启动，是一种有效的争议解决方法，[43]它是一种可以产生公共效果的私人程序。在实践中并不是所有的争议都可诉诸于仲裁，只有具有可仲裁性[44]的争议才可诉诸于仲裁。某一特定问题究竟能不能通过仲裁加以解决，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法律对此做出的规定，或一国法院在适用法律时做出的认定。[45]

目前，可仲裁事项呈扩大化趋势，涉及公法领域的部分争议不再是仲裁的禁区。在税务争议救济程序中，案件审理者的独立性经常受到纳税人的质疑，而仲裁程序对纳税人来说，更能彰显程序上的公正，更容易被接受。因为仲裁程序中，纳税人有权选择独立、公正的仲裁员，按照现有法律和已有约定审理税务争议。[46]受上述趋势及因素的影响，部分国家如美国和澳大利亚，自接受国际税收仲裁后，也通过国内立法规定允许采用仲裁解决特定的税务争议，[47]且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我国在建立和完善税务争议ADR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经过充分的分析和论证，建立一套有效的税务争议仲裁体制。

税务争议ADR是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法治秩序不能仅仅依靠单一的手段来达到，只有综合运用各种纠纷解决手段，才能使整个国家达到法治状态。有关税务争议ADR的立法会越来越完善，强调依法办事就必然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纠纷解决机制，我们在税务争议解决过程中，需要在充分利用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两种传统救济途径的基础上，引进、建立和完善税务争议ADR，使传统纠纷解决途径与现代纠纷解决途径相结合，在税务争议解决过程中，兼顾效率与公平，有效提高税法执法和守法水平，建立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注释：

[1]该定义的原文为：An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process includes any process or procedure， other than an adjudication by a presidingjudge， in which a neutral third party participates to assist in the resolution of issues in controversy， through processes such as early neutral evalua-tion， mediation， minitrial， and arbitration. See 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 of 1998，Sec. 651. (a)。

[2]熊伟：《美国联邦税收程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2页。

[3]在笔者论及的税法领域，关于税务行政复议或税务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及和解的问题，论者多持否定态度。如认为“不适用调解原则”是税务行政复议和税务行政诉讼的原则之一(参见徐孟洲主编：《税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77、486页);认为“税法是一种强行性法律，对税收债务不承认和解”(参见杨小强：《论税法与私法的联系》，载《法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36页)。

[4]刘艳：《非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海洋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5]范愉：《纠纷解决的理论与实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8页。

[6]前引[5]，第139页。

[7]前引[4]，第17-18页[8]前引[4]，第16页。

[9]如在前引[5]一书中，范愉教授仅在该书139页简单提及ADR的纠纷已扩展到行政争议领域，在261页、268页提及ADR的应用包括“处理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纠纷”，且多局限于“与民事责任相混合的行政纠纷”。

[10]杨建生：《基于美国ADR对我国行政争议解决的思考》，载《行政与法》2006年第6期，第54页。

[11]蔡从燕：《美国民事司法改革架构中的ADR》，载《福建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9页。

[12]主要指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

[13]相关内容文章如蔺耀昌：《行政争讼中的和解与调解》，载《行政法学研究》2006年第3期，第16页;陈光宇：《税收和解制度浅议》，载《税务研究》2007年第9期，第71页;潘春兰：《行政复议适用调解方式的正当性与可行性研究》，载《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66页;黄学贤：《行政诉讼调解若干热点问题探讨》，载《法学》2007年第11期，第43页。文著颇多，不一一而论。

[14][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15][古罗马]查士丁尼：《法学阶梯—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6页。

[16]徐孟州、徐阳光：《论公法私法融合与公私融合法》，载《法学杂志》2007年第1期，第54页。

[17]赵勇、周柯利：《私法理念与行政法的契合》，载《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60页。

[18]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8页。

[19]周地：《浅析税收与宪政关系》。

[20]炽亚：《国际法律学家会议发表德里宣言》，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59年第5期，第33页。

[21][日]金子宏：《日本税法》，战宪斌、郑林根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17页。

[22]陈清秀：《税法之基本原理》，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70-71页。转引自刘剑文、熊伟：《税法基础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2页。

[23]前引[22]刘剑文、熊伟书，第122-123页。

[24]前引[22]刘剑文、熊伟书，第122-123页。

[25]前引[22]刘剑文、熊伟书，第122-123页。

[26]前引[21]，第63页。

[27]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45页。

[28]李滨：《法国税收法律争端的解决机制》，载《涉外税务》2006年第4期，第49-50页。

[29]徐显明：《社会转型后的法律体系重构》，载《文史哲》2000年第5期，第56页。

[30]熊伟：《税务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第91页。

[31]胡旭晟、夏新华：《中国调解传统研究—一种文化的透视》，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20页。

[32]前引[31]，第23-26页。

[33]前引[5]，第177-178页。

[34]据统计，1994年至2005年，全国地方各级税务机关共发生1399件税务行政诉讼案，其中77%发生在2000年以后，年均120件左右。参见陈晶晶：《纳税人习惯法律救济手段》，载《法制日报》2007年2月7日第7版。

[35]参见何兵：《现代社会的纠纷解决》，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67页。

[36]前引[27]，第250-251页。

[37]在税务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到目前还为我国法律所禁止。有论者认为，和解和调解属于不同的制度，行政诉讼和解是一项现行行政诉讼法所包容的制度，具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和广泛的制度空间，行政诉讼和解不等于调解，法院在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参见梁凤云：《行政诉讼和解并未遭遇制度瓶颈》，载《法制日报》2007年5月13日第2版。

[38]周佑勇：《行政诉讼和解的法制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7年5月24日第5版。

[39]李bin*：《行政诉讼和解若干问题探讨—上海高院〈关于加强行政案件协调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评析》，载《法学》2007年第9期，第142页。

[40]由于没有上位法的支撑，这种合法性更大程度上是给了行政机关和解和调解的实际权力，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法”的，仍然是值得研究的，笔者也对此持保留意见。只是此种纠纷解决模式契合了多元化纠纷解决体制的发展趋势，笔者姑且将之作为一种研究对象而对其合法性的深究略过不提。

[41]前引[37]梁凤云文。

[42]林应钦：《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律师角色》，载《中国司法》2005年第10期，第61页。

[43]韩迎：《论国际税务争议的仲裁解决方法》，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8页。

[44]可仲裁性是“国家出于公共政策之考虑，对所有可提交仲裁解决之事项限定一个范围，从而排除那些国家认为因公共政策之原因只可提交本国法院解决而不可以提交仲裁解决的事项”。See Alan Redfern&Martin Hunter， Law and Practic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Arbitration( Second Edition)，London ： Sweet&Maxwell Publishers， 1991 ， p. 137.转引自曾皓：《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仲裁解决方法》，载中国知网：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第2页。

[45]赵秀文：《论国际商事仲裁中的可仲裁事项》，载(时代法学)2005年第2期，第90-91页。

[46]前引[43]。

[47]前引[43]。

融资融券业务是指证券公司向客户出借资金供其买入证券或出具证券供其卖出证券的业务。由融资融券业务产生的证券交易称为融资融券交易。融资融券交易分为融资交易和融券交易两类，客户向证券公司借资金买证券叫融资交易，客户向证券公司卖出为融券交易。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商品融资业务的特性分析及其防范风险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商品融资业务的特性分析及其防范风险对策全文如下：

商品融资贷款作为一项新兴的业务，近年来已经被市场上不少客户所接受，各家商业银行都将其作为国内贸易融资系列产品之一在大中小型企业中大力推广，适用的质押商品种类也在逐步扩大，目前全国性的质押商品物资已涵盖有七个大类20多个子类。这项业务的开展，在支持企业扩大生产经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同时对于丰富信贷产品、满足客户融资需求、调整银行信贷结构都产生出积极的效应。随着业务规模的日益扩大，涉及行业及质押商品的逐步增多以及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开始显现出一些薄弱环节和风险隐患，部分地区还出现了一些风险贷款。为了促使这项业务更加稳健快速的发展，针对工作实践中遇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商品融资业务的技术特性及其防范风险对策加以分析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商品融资业务的基本技术特性

商品融资是银行对企业发放的以商品作为动产质押担保的短期贷款。从贷款性质上讲，它属于一种特定担保形式的贷款，担保形式是银行认可的商品物资的质押担保，是用商品物资的物权作质押来保证银行贷款债权的实现。从还款来源上来看，它是以企业生产经营综合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的。从贷款用途上来看，它是一种用于企业正常生产经营周转的短期贷款，用途较为灵活，与传统的短期流动资金贷款相似，属于一种短期的生产经营性贷款，颇受企业欢迎。在整个贷款期限内由于商品生命周期以及企业经营的要求，所质押的商品物资往往具有很强的流动性，不断地出仓、补仓，这是其最显著的特征。

按照质押商品监管场所划分，主要采用物流公司监管――在正规物流公司仓库内由物流公司监管人员实施专业化监管和派出监管――由物流公司派出监管人员在借款企业仓库内实施监管两种方式。

二、发展过程中的风险隐患

随着外部经济环境和市场需求的变化、业务量的逐渐扩大以及涉及行业及质押商品物资种类的不断增加，业务发展运行中也开始逐步显现出一些薄弱环节及易发的风险隐患。

一是在急于追求业务发展上规模的过程中，调查审查决策环节上对“先看经营，后看押品”选户原则坚持的不到位，对一些成立经营时间不长、经营风格管理水平尚存有较大不确定性的客户决策进入偏早，使后期的第一还款来源风险加大难以掌控。

二是选择监管合作方时偏重于对方的资质、规模，而对监管合作协议条款的慎密性缺乏经验，存有风险敞口。与物流公司的监管合作协议里对物流公司在质押商品的监管责任、义务、出险后损失赔偿条款等方面的约定比较笼统，不够明晰。一旦发生损失对方的赔偿责任不好界定，往往产生纠纷，延缓了押品处置速度。

三是围绕押品自身存在易发风险隐患。

一是质押商品的数量是否足够，尤其是一些大批量的捆包式的金属材料，其直径、长度的差异都会导致总重量的变化。二是质押商品的品种是否属实。如大型煤炭料垛、粮库里的粮垛、金属堆垛，其芯部是否被移花接木以次充好，大型料垛里面是否存在“外实内空”或者掺入其他杂质，外形相似的商品中是否混存混放如银锭堆里面是否摆着铝锭等等。三是质押商品的权属是否存在争议。

三、完善风险防控的对策

(一)重视队伍建设，提高业务技能。

商品融资是一项技术操作管理难度较大的新兴贷款业务，相应对银行从业人员有着较高的要求。应当结合辖区实际状况，配备与业务规模相适应的人力，保证工作精力集中，并通过经常性的培训交流、案例分析、技术比赛等多种方式努力提高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技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总结，锻炼出一支爱岗敬业、业务娴熟、技术精炼的专业队伍，在贷前调查、审查决策、贷后跟踪检查管理、风险防范处置各个环节能够尽职履责，通过业务的开展实现银企双赢。

(二)坚持“先看经营，后看押品”选户原则。

在客户营销、融资方案策划论证、贷款决策发放的各个环节，都要强调把第一还款来源的可靠性放在首位，始终坚持好“先看经营，后看押品”选户原则。注重在有一定商品经营经验积累和管理水平、良好经营记录的客户群体里择优筛选出投放对象。在满足上述条件之后，再开始对客户的第二还款来源进行评判。对那些所处区位、行业较佳，成立时间较短但预测具备良好发展前景的新客户，不宜于立即办理业务，可以建立新客户储备库跟踪观察一段时间后再作决策。

(三)完善同物流公司的监管合作协议。

目前在监管合作方准入、制定监管合作协议条款方面，基层行基本没有决策权。因此二级及以上分行应结合辖内实际，对现有的监管合作协议进行全面的梳理，并充分征求行内法律专业部门的意见，尤其是对双方各自承担的监管责任、义务、押品数量质量品种差错、出险损失后的处置赔偿条款等关键内容予以细化完善，努力做到既合理又具操作性，尽可能从制度层面避免出险后的纠纷，加快出险后的押品处置效率，力争实现贷款不受损失。

(四)采取有效措施把好质押商品真实性的关口。

一是质押商品数量质量的真实性。目前可用于质押的商品种类繁多，其物理形态各异、质量参数复杂、品种数量巨大，按照贷款行现有的机构设置、从业人员的专业知识能力，要想独立承担起这方面的鉴定、识别、计量、真实性把关任务是力不能及的。应深化银企合作，紧紧依靠具有专业能力的物流公司和相关的技术质检部门，才能把好这道关口，保证入库质押的商品质量合格、数量充足、防止质量掺假数量缩水。

二是质押商品权属的真实性。在现有查看企业交易合同、增值税票、入库单据的传统验单方式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的审核，证明确保该批次质押商品的权属是真实无异议的，从而彻底消除因权属不真实造成的后期处置隐患。

(五)调整到期还款刚性规定，适度增加还款期弹性。

现行产品管理办法在商品融资贷款还款规定上是完全刚性化的，贷款到期后不得展期，一旦发生临时性逾期超过30天，系统就自动把质量等级调降成次级，从有助于银企双方互惠互利长期合作角度出发，建议对现行的还款政策作些微调。对于那些自身生产经营正常、银企配合良好、企业负责人素质较佳、能按规定在银行往来结算、仅因外部原因导致暂时不能按期如数还贷的客户，允许办理一次展期。办理展期时应压缩收回不低于20%左右的本金，这样既给客户提供了一段克服困难催收货款筹集还贷资金的缓冲期，帮助企业化险为夷，也有利于银行化解初级风险控制不良比率，稳定客户市场。

资源税是以各种应税自然资源为课税对象、为了调节资源级差收入并体现国有资源有偿使用而征收的一种税。资源税在理论上可区分为对绝对矿租课征的一般资源税和对级差矿租课征的级差资源税，体现在税收政策上就叫做“普遍征收，级差调节”，即：所有开采者开采的所有应税资源都应缴纳资源税;同时，开采中、优等资源的纳税人还要相应多缴纳一部分资源税。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财税法规论文：资源税的定额税率应该尽快改革。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资源税的定额税率应该尽快改革全文如下：

按照现行的《资源税暂行条例》，纳税人开采应税资源的矿产品是以产量或销售量为计税基数，从量定额征收资源税。现在，随着资源的稀缺性越来越突出，资源价格不断上涨。在价格大幅上涨之后，仍然实行定额税率，资源税已经很难发挥促进合理开发和配置自然资源与调节级差收益的作用，资源税的定额税率应该尽快改革。

一、定额税率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析首先从煤炭的资源税说起。煤炭属于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并且可开采的储量有限，对煤炭资源应该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衡量煤炭资源开采利用效率的指标是回采率，即开采出来的产量和可采储量之比。根据国土资源部门掌握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煤矿的回采率平均只有35%，一些乡镇煤矿回采率仅为15%，还有一些个体煤矿回采率甚至低于10%，这就意味着有这样一种情况存在：一座储量为100万吨的煤矿，开采了不到10～15万吨就被废弃，地下还有85～90万吨煤炭资源没有开采利用。我国煤炭资源在开采过程中的浪费严重，资源的回采率如此之低，与现行的资源税实行定额税率，并且税负较轻有很大的关系。

资源税是按开采量或销售量定额计征的，其征收的税额与消耗的资源储量、资源利用的回采率等指标都不直接联系或直接挂钩。这样，开采企业就会忽视资源的保护和有效利用，其直接的后果就是相当一部分资源开采企业，因不愿投入更多的成本用于矿产资源的深入开采，造成开采浪费，严重破坏了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根据相关企业管理部门的调查，不少乡镇煤矿和个体煤矿在采矿的过程中，采取“吃菜心”的采掘方式，丢瘦拣肥、采厚弃薄、采易弃难，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

这种浪费与破坏不仅仅出现在煤炭行业，类似现象在石油、矿山等行业也相当突出。我国部分油田对深层储量的开采利用较少，有些开采条件较差的页岩层油井的采收率未超过20%，这同样意味着埋藏于深层地下的每吨原油，能被采油者开采出的不超过200公斤，而其余的800多公斤原油就这样白白浪费了。

石油和煤炭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特别是石油对于我国来说尤其希缺，如果不能遏制这种惊人的浪费现象，我国这些矿产资源的枯竭速度就会加快。根据已知的数据可以测算，如果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以每年3%的速度递增，假设煤炭开采成品率为60%，那么我国的煤炭储备在20年后就会枯竭。

二、定额税率改革的设想

1、直接提高资源税额的比例

现在的资源税在资源价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其税收负担已经显得过轻，难以发挥其应有的调节功能。要充分发挥资源税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的促进作用，应该在税收政策上进一步提高资源税，包括加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和提高税额(税率)比例。考虑到我国现行税制本身就带有重经营环节的税收，轻资源利(占)用税收的缺陷，直接提高资源税可以改变这一现状，发挥对有限资源的保护作用。在过去，我们对资源的开发往往过多地考虑资源开发的经济价值，而现在情况不同了，不少资源已经接近枯竭，保护和有效利用不可再生的资源已经成为现在的头等大事。

(1)加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

可以采取的措施有二：一是在现有7个税目下，进一步细化征税的子目，特别是对其他非金属矿原矿的子目，可具体扩大到所有的资源项目;二是增加新的税目，主要是增加矿区开采后恢复生态环境的征税项目，以筹集矿区开采过程中或矿区废弃后恢复生态环境的资金费用。如煤田采挖完后矿井的回填，露天非金属原矿矿碴的清理及矿山植被的恢复等设置征税项目。这对于保护矿区的生态和环境是十分必要的，今年中南、东南几个省区发生的洪灾伤亡惨剧，不少是发生在露天矿山开采区，矿山开采产生的矿碴严重阻碍了泄洪的通道就是灾害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可见，保护矿区的生态环境已经十分紧迫。

(2)提高税额(税率)比例。

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直接提高对资源税定额税率的比例，改变目前资源税税负过低的现状。比如现在原煤征收资源税的定额税率最低的只有0.3元/吨，虽然各地方政府将其税额提高到上限极值也只有5元/吨，相对于每吨几百元的价格，其税收显然是过轻，对资源的保护、调节作用有限。类似的还有如大理石、花岗石、石灰石等其他非金属原矿，如锰矿石、铬矿石等黑色金属矿以及锑矿石、镍矿石等有色金属原矿等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二是采用定额税加比例税的复合计税方式提高资源税的综合税率。资源税的定额税要提高这是肯定的，如果在征收定额税的同时，再加征一道比例税率的税收，就能使资源税的税基随资源价格的上升而扩大，使税基的弹性提高，其调节作用就不会随价格的上升而减弱。

2、以资源储量为主要计税基数

改革资源税的计征方法，将过去以产量和销售量作为资源税计税依据的税收政策，调整为以储量作为主要计税依据。在这种税收制度下，煤炭生产企业以媒田的资源储量定额缴纳资源税，采油企业以油田探明的储量定额缴纳资源税，矿山企业以矿山储量或矿山的开采范围的大小定额缴纳资源税。这就意味着纳税人在占用了一定数量的矿产资源储量后，必须先根据储量缴纳资源税，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等开采出矿产品后再缴纳资源税。如果开采企业在按储量缴纳了资源税后不足量开采，就意味着存在一部分税款损失。这就促使开采企业尽量提高开采利用效率，减少浪费，从而使资源税政策真正体现出保护资源、建设节约型社会的理念。

去年7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促进煤炭工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修改现行煤炭资源税计征办法，从以产量和销售收入为基数计征改为以资源储量为基数计征。笔者认为，这一资源税的新政策应不仅仅局限于煤炭行业，而是应包括资源税税目中的所有应税矿产品。

其二，如上所述，对资源税可以设计为以矿产资源的储量作为主要计税依据的复合税，采用复合计税的方法征收。并且在计征定额税率的资源税的同时，再按产量或销量征收比例税率的资源税。这里的比例税率应按回采率、资源利用率等效率指标设计为幅度比例税率。一方面起到区别对待，奖优罚劣，加大调节作用;另一方面，回采率、资源利用率等效率指标不同，其征税的税率比例不同，这样就将资源税与矿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回采率、利用率等项指标挂起钩来，从而促使开采企业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效率，有效遏制目前矿产资源开采浪费和环境破坏严重的现象。

商品期权作为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资本市场最具活力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商品期权指标的物为实物的期权，如农产品中的小麦大豆、金属中的铜等 商品期权是一种很好的商品风险规避和管理的金融工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商品期权推出的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我国商品期权推出的策略研究全文如下：

摘 要 ：商品期权作为期货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前资本市场最具活力的风险管理工具之一。面对我国期权市场的空白，指出我国推出商品期权的意义所在;分析开设期权市场尚存在的一些障碍以及解决的策略措施，明确我国商品期权市场的现实作用以期待尽快推出，更加完善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发展。

关键词：资本市场 期货市场 商品期权

在近年来波澜壮阔的期货行情中，风险事件触目惊心。从中航油的巨亏到国外铜期货市场上跨市套利巨亏几十亿元，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者出于自己规避风险的需要，却无视尚不具备大规模外盘交易的基础条件，使民族资本承担了巨大的无谓风险，由此造成“中国头寸”长期在外暴亏不断。试想，如果市场更完善些，有了期权这种对期货规避风险的功能，很多投资者就不必只依赖于国外市场，进行“条件不平等”的跨市套利。这样的话，投资者可以选择期权避险而不一定是跨市场套利。这些惨痛的教训一再地要求我们的期货市场应尽快完善,商品期权就是这种形势下投资者急需的避险工具。

1 推出商品期权的重大意义

2000年以来，全球期权交易发展更为迅猛。美国期货业协会的统计数据表明，2001～2005年，全球期权的交易量连续超过了期货交易量，而期权持仓总量从1999年开始就超过了相应的期货持仓总量，期权已经成为国际交易所交易的衍生产品的生力军。

期权交易作为期货交易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衍生产品和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它具有独特的经济功能和较高的投资价值。一是期权更有利于现货经营企业的套期保值，他们通过购买期权，可以避免期货交易中追加保证金的风险;二是期权有利于发展订单农业及解决“三农”问题。美国政府就通过向农场主提供期权权利金的财政补贴及支付交易中的手续费等形式，以引导、鼓励农民进入期权市场;三是期货投资者可以利用期权规避市场风险。期权可以为期货进行“再保险”，二者的不同组合，可以构造多种不同风险偏好的交易策略，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交易选择。因此，期权是一种有效的风险管理工具。

对于我国期货市场的发展，推出期权的重大意义表现在：

1.1 期货市场体系得以延伸和健全

现货——期货——期权的关系链内涵着现货市场的成熟，是期货市场发展的前提条件，期货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是期权上市的基础。也就是说，期货是规避现货供求风险的市场，同样的，期权是平衡期货头寸风险的市场，期权的上市交易意味着期货市场体系从布局上得以延伸和健全，而一个有效的期权市场可以降低相关市场的价格上下波动幅度，并增加对底层资产进行投资的吸引力。

1.2 期货市场保值功能进一步强化

随着需求的上升和市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已经不满足于传统的期货市场保值，而需要一种成本更低、操作简单、风险可控的工具与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相匹配，期权正是满足以上要求的适宜产品。

1.3 助推金融工程，套利市场广阔

作为金融工程的基本环境，一个完整的金融市场应有五大基本的产品要素，即现货、利率、汇率、指数和期货，要想实现金融创新及金融衍生品的快速发展，期货市场与其他金融市场之间的协调均衡性发展则成为其中的关键。

2 推出商品期权市场的条件已成熟

推出期权交易主要是看期货市场的交易规模、活跃程度和成熟程度。目前中国的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它们各自的市场规模，已经跻身全球前列，而且经过近几年的快速发展，市场明显成熟，投资者对金融衍生品的渴求与日俱增，已经具备推出期货期权的市场条件。

特别是近年来，期货市场的发展已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2004年初出台的《国务院关于推进资本市场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的若干意见》为期货经营机构定下金融机构的基调，为期货市场大发展打开了空间。“国九条”指出，“期货市场应加大对期货及其衍生品的研究推广力度，期货交易所要做好有关金融衍生品的课题研究，加深对金融衍生品的理解，并为金融衍生品的尽快推出做好准备工作”，同时2006年人大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大力发展期货市场，这些无疑对于我国金融衍生品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和指明了方向。去年郑州商品交易所曾公开向社会征求小麦期权的意见并模拟期权交易，期货业界普遍认为这是有关部门对期权交易探索的肯定。

3 推出商品期权存在的障碍

首先，期货法规问题。目前我国还没有与期货相关的法律，《公司法》、《证券法》的规定也不够完善，因此如何进行期权交易显得无法可依;而在期货市场起着重要作用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也只对商品期货交易进行了规定，而对期权交易没有任何规定，这就要求在法律上要加强完善，包括品种设计、结算制度、交易主体、交易方式、风险管理、监管措施等等都要以法律形式加以明确规定，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顺利推出期权。

其次，限制了期货公司涉足衍生品市场。《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简称《暂行办法》)中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金融机构为规避自有资产、负债的风险或为获利而进行的衍生产品交易，另一类是金融机构向客户(包括金融机构)提供的衍生产品交易服务。

《暂行办法》把能够从事金融衍生品交易的金融机构限定为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经过当地银监会审批后，报中国银监会审批后方能从事交易。而专业做衍生品交易的期货公司却没有相应的资格，这些具体规定限制了期货公司涉足衍生品市场。

期货公司以后要涉足金融衍生品市场，就只能挂靠在这些公司名下了。为此期货业界人士对此不无着急和焦虑，《暂行办法》实际上就把期货行业拦在衍生品市场的大门之外，对于衍生品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

再次，我国缺乏一定的做市商。做市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交易量、活跃市场、启动市场和保证市场价格变动的有序连贯。通过连续的双向报价，做市商为市场提供了即时性、流动性，保证市场不会出现在某种价位上缺乏交易对手的情况，从而保证了市场价格稳定有序地变动。

在国际期权交易市场上，绝大多数投资者都是期权买入者，而少数卖出者一般是一些巨大的做市商，他们的市场把握非常到位，报出的权力金价格最终导致绝大多数买方都不会行权，但中国恰恰缺少这样的做市商。目前的中国期货市场上，还没有哪家公司有实力来做这样的做市商。而交易所入场报价，更是难免集裁判员与运动员于一身的弊端。

最后，由于期货及期权市场的风险性，我国投资者的认知程度较低以及缺乏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一方面，我国许多企业和个人对于商品期货都不甚了解，更不用说商品期权了，总体来说认知程度较低，是否能摆托这个局面关系到期货市场的参予度和交易水平。另一方面，虽然我国近十几年的发展已培育了一大批市场人士，但面对国际期货期权市场的繁荣，我国还是十分缺乏有经验的专业人才。在期权交易中，由于权力金报价涉及相当严密的信息分析、计算，一旦专业人员报价失误，往往会造成期权卖出方的巨大亏损。

4 推出商品期权的策略

4.1 完善期货法规体系

为使商品期权有法可依，应根据期权交易的特点，修改《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从长期看，按照国际惯例，制定我国的《期货法》，商品期权的监管、交易、结算、风险控制等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定。同时进一步完善《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允许期货公司直接涉入期权市场。

4.2 大力发展做市商

做市商制度是确保期权上市成功运行的关键。做市商制度能够保持市场的流动性，缩小价格振幅，保持市场价格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校正买卖指令不均衡现象，抑制价格操纵，更好地发挥价格发现功能，是提高市场流动性和规范发展市场的有效手段。因此根据我国目前的状况，大力培养机构及企业参予，了解并掌握做市商的程序和规则，加强自身的企业经营能力，具备强大的实力以便在期权市场上成为合格的做市商。

4.3 设计科学合理的合约交易规则，减小市场的风险性

期权本身在风险理论上较之期货交易相比，风险程度也能放到很大,科学而合理设计交易规则是能否成功推出期权的很重要的因素。

在影响期权价格的五个因素(期货价格、执行价格、期货价格波动率、到期时间、无风险利率)中，最为关心的是期货价格波动率，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做期权就是做预期波动率，可靠的资料是投资者判断预期波动率的基础。大部分投资者只能依靠通用的数学模型来计算期权价格,以决定各种复杂的交易策略。这个模型中只有波动率是个很难确知的变量，它来源于期货行情。可以设想，市场中的大户要操纵期货波动率的难度远小于操纵行情的难度。无法否认，波动率是能够被人为严重影响的。即使根据现时的期权价格推算出隐含波动率，但是也无意义，因为期权价格的基础——期货波动率失真后，期权价格本身的可靠性已大打折扣。这样，就失去了正确策略的基础，使普通投资者承担了严重不对称的风险。所以，在合理设计期权规则及相关管理制度时，还要从这个角度考虑，减轻大部分投资者有可能承担的额外风险。比如公布期权持仓、期货和期权大头寸同时监督等措施，加强监管，防备操纵波动率来达到操纵期权行情的目的。

另外，每一个新品种的设计都会面临两个选择——或因循惯例或突破求新。国外期货和期权市场与国内有许多的不同：有的不设涨跌停板，有的采用综合评估风险的SPAN保证金制度，有的以净持仓计算头寸限制，有的甚至不进行实物交割而只采用现金结算。我国有自己的市场特色，国内市场中的交易习惯不可忽略，如：涨跌停板制度、百分比保证金制度、多空分别计算持仓等等。同样，我国期货市场已经运行了十余年，国内市场的投资偏好和市场的风险构成等方面因素也将对我们的规则产生影响。因此，在设计期权交易规则时，既要立足国内又要放眼国际，在管理好风险的前提下，尽力服务好广大投资者。

4.4 加强期货公司的自身建设，更好为期权市场服务

作为期权市场的中介，它的服务及水平好坏将直接影响投资者的参予积极性。因此为推出期权市场交易，必须加强期货公司的自身建设：第一，期货经纪公司要有提供个性化服务的准备;第二，期货经纪公司要学习使用风险参数，即便是将来交易品种增加，期货经纪公司仍可以方便地观测其持仓风险;第三，期货经纪公司要加强对交易的风险管理。

4.5 扩大投资者对期权的认知度

投资者可以通过三个方面加深对期货期权的了解——多参加一些相关的培训;通过互联网等信息载体了解海外一些成熟市场期货期权的运作方式;如果可能的话，应多参加期货交易所推出的期权模拟交易。

4.6 培养一批专业的期权人才

在期货市场发展初期，规则设计、系统开发、宣传培训、风险制度等方面都需要从监管部门到交易所、再到期货公司都需要一大批工作人员的大量付出。特别是交易系统的设计和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控制是最为重要的，这对监管部门、交易所、经纪公司、软件公司也是一个大的挑战。然而一个不了解期权、不熟悉期权交易的人又怎么能保证期权交易的安全运行呢?因此，拥有一批既了解期权又熟悉国内期货市场状况的专业人才，才能加快我们对期权交易的研究和准备工作，同时又能够对未来期权市场的安全、平稳运行起到极其重要的保障作用。

10多年来，我国期货市场机制不断创新，品种不断增加，市场框架不断完善，但是，与期货市场配套的期权却没有推出。按照国际成熟的期货市场体系，只要有期货市场，就需要期权市场与之配套运作，期权交易有利于健全期货市场运作机制，分散期货市场风险，对期货市场的发展有重大意义。尽快推出商品期权交易,是市场的迫切需求，也是稳步发展期货市场的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谢尔登.纳坦恩伯.期权价格波动率与定价理论[M].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2 伯恩斯坦.马龙龙译.期货市场运作[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3 杨玉川.现代期货市场学[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

4 宋逢明.金融工程原理[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财务管理工作必须在加强宏观控制和微观搞活的基础上。严格执行财经纪律，以提高经济效益、壮大企业经济实力为宗旨，财务管理工作要贯彻“勤俭办企业”的方针，勤俭节约、精打细算、在企业经营中制止铺张浪费和一切不必要的开支，降低消耗，增加积累。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财务管理相关毕业论文：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抗日根据地财经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开赴抗日前线，除了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外，还先后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苏北、豫皖苏、豫鄂边等10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抗日根据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进行残酷的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经济建设，加强财政金融的统一管理，先后颁布了许多法规，逐渐建立健全了包括会计、审计、金库、公产管理在内的各项资产管理制度，为支撑长期抗战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一、强化会计与审计制度

会计工作是根据地财政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保证实现预、决算规定的各项指标、管理好预算资金有着重要意义。晋察冀边区初创时期，会计工作较为混乱，各地区账本和记账方法不一致，有中式账、西式账、日记账、分类账乱搅在一起，有些地区会计人员不固定，今天你干，明天他干，工作马马虎虎，账目不清，漏洞很多。这一切都给贪污和浪费提供了条件。1940年4月，晋察冀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了《会计规程》，明确了边区各级会计的性质和任务。边区会计分为两类，一类称政府会计(系指各级政府及边区直属机关之会计);另一类是公营事业会计(系指公营事业单位之会计)。会计之共同任务为：年度预决算分月预计之编制及执行，现金单据之出纳保管，公产公物之保管。关于会计账簿的设置，晋察冀边区会计制度规定，一般会计簿籍应备以下三类，各机关单位根据需要自行设置。

(一)账簿类：日记账，是按时间顺序记录全部收支业务的账簿;分类账，是按照收支明细科目设户、分类、记录和反映收支明细情况的账簿;总账，是总括地反映预算收支情况用以考核资金平衡和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资料的账簿。

(二)备查簿类。这类账簿是用于会计计量，核算和备查之依据。如：“预决算底簿”“编制经费表”“食粮定量与折合比率表”。会计法令记录”等均属之。

(三)报告表类。主要有“经收边区款报告表”“边区预备费支付报告表”和“收支对照表”等。晋察冀边区政府对会计制度的执行非常重视，从边区政府和地方干部中挑选了一批有业务能力和忠实可靠的同志担任会计工作。要求“会计工作者要有坚持制度的精神。合乎制度的，他便坚持执行;不合乎制度的就坚决不执行。叫做认制度不认人。会计发钱，必须有上级命令，没有上级命令分文不付。各县政府预算，在未批准时，会计是不应该付款的。同时亦不能够奉县长命令暂时借出，非得有边委会的指示，或付给款项的命令，就是杀了头也不该付出一个钱去，这是制度。”任何人都不能违反，谁若是企图破坏制度，谁就是违犯法令。即使由于战争交通受到阻碍，每月经常预算未批准以前，又时间到了，急于需用时，经过县长出具亲笔借据后，可照上月批准预算数预借一半，并要很快向上级会计机关报告，绝对不能也不准无限制的借支。审计是财政资产监督的一种重要形式。

抗战时期，审计制度作为一种重要的财政管理制度在各根据地以法律的形式得到确立。当时审计工作从内容上可分为两种：一是财政财务审计，即对财政、财务报表、会计核算簿籍佐证是否真实、合理、合法、准确等进行审计;二是财经法纪审计，面对违反财经法纪行为，当时主要是对贪污浪费舞弊行为进行审计检举。据《山东省审计暂行条例》规定，审计工作从方法上又可分为三类：一是书面审计，包括各机关团体部队收支预算书，收支决算书、公营事业之营业报告、金库之收支报告及其应附表册等。二是实地复查，即对第一类审计之书表有疑议时，或发现某机关团体部队有贪污浪费时，得派员随时进行实地检查。三是委托审查，即为事实之便利及监督之周密计，审记处得将一部分审计任务委托某些机关团体部队代为审查。审计程序主要有两种，即概算预算审计程序和决算审计程序。审计处及审计分处审核之决算如认为有问题时，即通知其主管首长提出声辩书，或派人实地审查，如发现贪污舞弊情节时，得提请同级检察委员会检举。[3]445审计制度的确立对于配合当时根据地财政工作统一领导、统筹统支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作为财政监督的一种重要手段，成为战时财政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但由于审计机关本身的基础太薄弱，审计人员缺少经验，审计执行的实际范围受到限制。

二、创建公产金库管理制度

公产管理制度和金库制度是抗战时期财政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41年2月1日，为统一边区公产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并公布《陕甘宁边区公产管理办法》。公产管理之目的，在于统一管理、增加收益、减少损失。该《办法》规定公产管理办法为：

(一)各县市所有之公田、学田，即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田地面积(即亩数)、四至及类别(如山地、川地)等，调查清楚，分别造具政府的公田、学田和抗日军人的公田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

(二)凡公田已出租者，须将承租人姓名、住址及其每年应缴的租额，分别造具政府和抗日军人的公田租粮清册，呈报财政厅备案，其未出租者，须妥为登记管理，按照边区政府所规定的租息法令或当地民间通行的租息，租给无土地或土地不足的居民及外来的灾、难民耕种之。

(三)各县、市所有的公房，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公房的坐落、类别(如平房、瓦房、土窑、石窑)、间数等，调查清楚登记并呈报财政厅备案。

(四)前条公房，除公家(如党、政、军、群众团体、学校)使用者外，如是公私经营商业使用者，须缴纳房租。

(五)各县市公共森林及果木树的管理办法，除遵照边区森林保护条例办理外，由县市政府第二科与区乡政府共同管理各种果树之出租事宜。

(六)果树的出租，得以投票方法办理之。

(七)各县市所有的公牲畜，责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将牲畜的类别(如牛、羊)、头数，及承栏人的姓名、住址调查清楚，列表呈财政厅备查，其不能生育而年齿老迈的牲畜，得由第二科投标价卖。

(八)公田内所生之芦苇，每年秋末投标出卖一次，作为公家之收益。

(九)各县市境内各种矿产(如煤、铁、银、玉、石膏等矿)，由各县市政府第二科调查清楚保管并速呈报财政厅、建设厅计划开发之。

(十)凡公产之收益，除已由边区政府指定用途者(如教育款产、救济基金、抗日军人公田等)不得挪作他用外，应经县市政府财政委员会的决议，报由财厅核准后方能支配之。

(十一)凡公产之收益，各县市长应检查和督同第二科按年总结报告财政厅一次。最后规定：凡对公产管理得法，成绩卓著者，由财政厅奖励，其有浪费贪污者，送司法机关惩办。[4]58-60为了加强现金保管，各根据地普遍设立了金库，负责掌管根据地财政之现金、票据、证券出纳及保管事宜。据《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金库条例》和《山东省金库暂行条例》规定，根据地金库一般分为三级：总金库，陕甘宁设于边府所在地，山东设于战工会;分金库，陕甘宁设于分区，山东设于主署和专署;支金库，设于县。金库由财政厅管理，委托边区银行代理。边区银行就金库业务对财政厅负完全责任。各级金库均设主任、会计、出纳、分金库得酌用巡视员及必需的技术人员。金库主任一般由边行总分支行长兼任，没设立分支行之地方由总库委任。《金库条例》还规定：一切岁入岁出之款，经由金库收纳或支付，无论任何机关，均不得收款不缴或于未缴金库以前擅自动用，违者金库应加干涉并报告同级政府、上级金库及边区财政厅处分之。库款之支拨非有财政厅长盖章之支付命令，总金库不得付款。下级金库非有上级机关之支票，不得拨款给任何机关。金库按月逐级上报出纳保管情况。上级金库有调度支配提取下级金库存款之权，财政厅得随时派员检查金库账簿、单据及库存现金。1941年1月29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第397号训令，进一步强化边区各县金库管理制度。它规定：查各县金库支库之设立非常重要，对于财政统一与财力集中有很大的关系。凡一切税收及公共物品，没收品之保管，均须经由金库。兹分述于后：

(一)各县如未成立金库，应于一月内成立县支库，金库主任由二科科长兼任，具(体)办法根据金库条例。

(二)公物及没收之仇货一律交金库集中，按月交财(政)厅。

(三)没收之烟土概不作价，每月集中由行政负责人当面封好，称过数目，呈缴财政厅。

(四)凡县一切收入(如由县收入的税款、罚款、公产的税息等)，均应随时或按月交到金库，金库应按月造具收支四柱表，呈报财政厅备查。训令严申：“以上四点，仰切实执行，并将办理情形具报为要。”[4]471940年初，晋察冀边区建立金库，由边区银行代行金库职能，负责保管和办理公款之收付。库款的支付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晋察冀边区金库章程》规定：边区银行办理金库之守则是：

(一)建立金库账簿，记载公款之实存与收付。

(二)公款数额，均按边币计算。

(三)边区金库不负保管公物之责;但折成边币后，不得拒收。

(四)边区金库库存款项之付出权属于边区行政委员会。须有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及主管会计员签名盖章之支付命令始得付款。

(五)边区金库必须按月向本会编送月报报表。

(六)边区银行之分行、办事处、营业所，均定为边区公款之收付转汇机关。[5]边区金库实行较为严格的收付款之解领手续。金库收到解款时，填具四联收款书，除留存根一联外，其余两联交解款机关存转，其中一联报送边委会;各机关解款时，填具三联解款书，保留存根一联，其余两联报送边委会核查，边委会核符后于骑缝处加盖印，将报告收据存查注账，余联发回解款机关存案备查，边委会发款时填具三联支付书，存根一联备查，支付命令一联交边区金库，通知一联交领款机关;领款机关收到支付通知后，填具三联领款书，留存根一联，以领款书正领据一联交金库并领款，以领款书副领单据一联送边委会;如系由银行汇转，得将领款书正领据交由汇转之分行办事处或营业所交边区金库。金库建立后，各机关经收之边区款，如数逐月上解，避免了坐支抵扣或挪借现象，使边区公款能严密保管与支付统一。[6]57金库作为根据地财政预算资金的出纳机关，在当时统筹统支，保障战时供给、减少支出，杜绝各级政府机关擅自动用公款等不良现象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惩治贪污犯罪

《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八条明确规定：励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其他各边区施政纲领中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为了实现这一政纲、与贪污分子进行斗争，各根据地政府陆续颁布了惩治贪污犯罪的单行条例，主要有1938年8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公布的《惩治贪污暂行条例(草案)》(1939再次修订公布);1940年12月《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5年3月再次修订公布)，1941年9月《晋西北惩治贪污暂行条例》，1942年2月《晋冀鲁豫边区惩治贪污暂行办法》，1942年10月《晋察冀边区惩治贪污条例》等。有关这些条例的内容，可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为例略加说明。1938年8月，该条例规定：

(一)边区所属之行政机关、武装部队及公营企业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者，依本条例处断。凡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之人员犯本条例之罪，经所属团体控告者，亦依本条例处理。

(二)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即构成贪污罪：克扣或截留应行发给或缴纳之财物者，买卖公用物品从中舞弊者，盗窃侵吞公有财物者，强占强征或强募财物者，意在图利贩运违禁或漏税物品者，擅移公款作为私人营利者，违法收募税捐者，伪造或虚报收支账目者，勒索敲诈、收受贿赂者，为私人利益而浪费公有之财物者。

(三)犯上条之罪者，以其数目之多少及发生影响之大小，依下列规定惩治：贪污数目在500元以上者，处死刑或5年以上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3年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上300百元以下者，处1年以上至3年以下之有期徒刑;贪污数目在100元以下者，处1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四)犯本条例之罪，除依照规定处罚外，应追缴其贪污所得之财物，如属于私人者，视其性质，分别发还受害人全部或部分，无法追缴时得没收犯罪人财产抵偿。

(五)犯本条例之罪，于发觉前自首者，除依第五条之规定令其缴出所得财物外，得减轻或免除其处罚;犯本条例之罪者，由地方法庭审判，呈边区高等法院核准后执行。[4]111-112从上述规定可知，贪污罪的主体只能是边区政府的公职人员或群众组织及社会公益事务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的对象包括公私财物。这种规定使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的刑事立法中有关贪污罪的规定在内容上较为宽泛，大体包容了贪污、盗窃、受贿、敲诈勒索、挪用公款等几种罪行。1941年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各根据地军民处于严重困难时期，粮食极为珍贵，因而贪污公粮者便构成严重犯罪。

为此，山东根据地于1943年8月制定了《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300斤以上不满500斤者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满300斤者，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按其贪污粮食数目两倍处罚。针对农村基层政权工作人员的特殊情况，晋冀鲁豫边区冀鲁豫行署还于1943年3月专门发布《关于村政权人员贪污之处理的指示》，明确规定：为了执行政府法令及行政纪律，村政权人员的贪污行为亦应受到处分。但考虑到该地区大多数村政权未经改造，决定除对罪行严重者予以惩办外，一般应从宽处理。撤销其职务，退回赃物并令其在群众大会上承认贪污罪行，道歉具结。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各根据地内的贪污案件均呈大幅度下降趋势。如陕甘宁边区1939年查获处理贪污案360件，1940年处理644件，到1941年上半年即下降为153件，出现了政廉吏洁的大好局面。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称赞说：“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旅游管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一门新兴学科，与工商管理并列管理学下的一级学科，有庞大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随着国际经济的全球化，旅游业更加繁荣，因此对旅游的管理要求也随之提高，现在开设旅游管理专业的学校也很多，对专业能力和素质也有一定的要求。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本科旅游管理相关毕业论文：集体林区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集体林区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全文如下：

1、制度改革的系统分析

1.1采伐制度的适用性原则

在采伐的过程中，不断的制度改革就是要采伐制度与时代发展相适应，与社会现实发展相适应，在采伐的管理方式和采伐技术的运用上，要体现时代性的特征，森林采伐实行年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年度木材生产计划制度、林木采伐许可证制度、木材运输证制度、木材检疫制度等。在采伐管理的制度中，不仅是对于采伐量的控制、整体数量的把握，还要对于商品林的开发价值有所了解和合理使用。一般情况下，商品林的种植都是采用材林木和经济林木混种的方式，这种方式主要是考虑混种可以提高林木抗病虫害的能力，而且全面规划土地的开发和使用，所以在采伐的过程中，注意保护和共同开发经济林木，主要就是实现开发商品林中的经济林的经济价值，这样可以节省人力，也能提高采伐的效率。在采伐技术的使用过程中，注意采伐用材林木，分别采取择伐、皆伐和渐伐方式。一般用材林木使用是树身和主干的粗壮部分，对于树根和树枝的需求量不大，所以在采伐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树根切割法，将树身的粗壮枝条提前清理干净，保证在采伐过程中林木运输的便捷性。需要注意的是，在采伐的过程中要有选择的采伐即择伐、有间隔性地采取即渐伐，不能大面积的一次性皆伐，这样会损害林区的林木生长环境，造成不必要的影响和损失。

1.2商品林的自主经营权

商品林的开发、管理、采伐是由法律规定的，森林、林木、林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也可以依法作价入股或者作为合资、合作造林、经营林木的出资、合作条件，但不得将林地改为非林地。对于基本的林业管理制度和条款都是政策性文件，所以在商品林的采伐过程中，要根据商品林的自主经营权的管理和使用来进行采伐。比如说，采伐商品林要经过商品林管理者和经营者的同意，而且采伐的数量和采伐队伍组成人员所代表的采伐企业要有政府的管理文件，只有出示这些管理文件，才能采伐商品林林区，否则就是违法的行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和严惩。

在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改革中重视商品林自主经营权，也是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保护林业的可持续发展和林农的经济效益。只有利用政策和法律文件对于商品林的自主经营权落到实处，才能促进林农对于商品林种植和开发保护的责任心，同时对于农业发展又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商品林的自主经营权主要是商品林的承包者和土地所有者对于林木资源的自主开发和管理，这是时代发展的需求，而且也是中国商品林林区发展的必然趋势。

2、制度改革的策略

在对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改革过程中，通过对制度改革系统的论述，可以总结出2条重要的建议。第一是建立完善的采伐管理制度，通过全面统一的采伐管理制度能够对于中国商品林的开发管理实现重要的控制，以统一的标准和制度将整个商品林资源开发结合在一起，保证中国商品林开发管理的不同。第二是要有法律的保障，前面虽然提过有政府文件可以作为依据，但是文件有不确定性，所以只有规范和明确文字的法律才能真正保证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实施力度。

2.1建立完善的采伐管理制度建立完善的采伐管理制度主要是2个方面，

(1)以系统合理的规范对于商品林采伐管理的工作细节实现整理和规划，以完善管理制度对于采伐工作实现统一控制。在建立完善的采伐管理制度过程中，以采伐的目标、采伐的需求、采伐的原则、采伐的问题、采伐的措施、采伐的管理工作等等方面，有条理性的对于采伐管理制度实现分层次的总结和归纳说明。

(2)重视网上采伐管理系统的建设，通过程序设计将商品林林区的基本信息建构模型，利用模型实现对于采伐和开发的管理，及时更新模型里的数据，增加模型的实用性。在网上采伐管理系统的辅助之下，能够合理实施采伐的范围和面积，并且通过互联网上的采伐管理交流网络，实现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交流和融合，为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献言献策。

2.2有关法律的依据和保障法律的保障是维护采伐管理制度的重要保证，不管是林区自主经营权的红头文件，还是采伐证明这些都要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批和管理，有了法律的借鉴以后，政府的审批管理就能够有依据性的进行，而且在商品林采伐管理的过程中，能够合法地开发和经营，维护林农的经济效益。在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的法律建设过程中，主要是林业部和司法机关合作，针对采伐管理制度中出现的法律问题、土地经营权的问题还有开发管理的权利等问题进行探讨和协商，从法律的层面上为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实现一层基本的保障。有了法律的保障，就能够对于采伐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和违法的现象实现司法的管理和惩戒，保护基本权利的使用。

3、结语

本文主要对于商品林采伐管理的制度改革提出意见与建议，结合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和总结，希望能够对于制度改革作出自己的贡献。

营销就是通过教育迫使目标观众或听众赏识你的产品，服务或公司给他们提供的优势、利益、收效或保护的能力。营销是21世纪的终极杠杆!在21世纪，伟大的成功只会降临那些令人敬畏的市场商人，而杰亚伯拉罕就是真正理解这一点的为数不多的几位财智之士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用小商品进出口公司国际营销策略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日用小商品进出口公司国际营销策略研究全文如下：

摘要：近年来，中国的日用小商品进出口行业异军突起，但发展的同时也遇到源于自身的一些劣势以及来自外部的多方面的威胁。面对这样的情况，今后中国日用小商品在出口营销中应积极开展电子商务、再造价值链、建立战略联盟以及采用数据挖掘技术，以确保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保持不败之地。

关键词：国际营销日用小商品专业外贸公司对策研究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全球化与贸易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显现出来，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近年来中国的日用小商品的进出口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发展迅速，这其中专业的外贸公司担当到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市场，如何在激烈的竞争中立足，加强开拓国际市场的力度、顺利开展出口营销，实现日用小商品出口业绩的稳定增长，成为当前急需解决的紧迫问题。

1 日用小商品出口进出口公司外部经济环境分析

1.1 世界经济平稳发展，国际贸易增势较强

21世纪的前4年间世界经济的发展，应该说是由低向高，比较平稳。虽然曾经有过一些小风浪，但是从整体情况来看还是比较好的。同时，世界贸易将维持扩张，增长势头仍属较强。2003年世界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2004年则强劲回升。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的最新预测，尽管国际原油价格飚升，2004年世界贸易量增长率达到8.5%，远超过2003年4.5%的增幅。在世界经济增长步伐加快的带动下，国际市场需求转旺，对原料和燃料等初级产品的市场需求大幅增加，国际市场多数商品价格明显上扬。

1.2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外贸形势喜忧参半

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世界贸易的层面来看，中国是近年世界贸易增长中最突出的“亮点”，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提升得最快。但在外部一些因素的影响下，未来中国外贸的发展步伐可能会减缓。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汇率变动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使得我国对外贸易的贸易条件变化趋势表现的很不确定;同时，在世界经济复苏和需求扩张的拉动下，国际市场总体上呈现商品价格普遍上升或维持高位波动的态势，对我国的外贸发展带来了挑战;国内市场能源价格的上涨，使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从而影响出口竞争力;形形色色新贸易壁垒的门槛正在日益提高，这成为今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障碍。

1.3 日用小商品的国际市场分析

日用小商品市场属于较为稳定的消费品市场。这些商品多属生活必需品，受世界经济景气影响较小，经过努力，保持一定的市场份额是完全可能的。但是，目前中国的日用小商品出口也面临着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一方面，随着亚洲一些新兴工业国家不断崛起，他们也积极利用本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出口产品与我国存在着严重的同构性，使我国中小企业在劳动成本方面的竞争优势顿失，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日显萎缩。特别是在美国、日本和欧盟的市场上，受韩国、东盟、印度等国中小企业出口产品的不断挤占，以及巴西等美洲国家产品的激烈竞争，致使许多产品在美国与日本等地市场的占有份额已开始下滑。

2 中国专业外贸公司内部经营环境的变化

中国专业外贸公司面临的经营环境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外贸经营权放开。200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新《外贸法》放宽了贸易限制，扩大了对外贸易经营者范围，外贸经营权实现了由审批制向登记制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只要条件具备，供货商完全可以绕过专业外贸公司这个“二传手”，直接与国外客户从事外贸业务。

(2)出口退税政策变化。自2004年1月1日起，国家降低了一般性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低或取消国家限制出口产品和部分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率。在现行出口结构下，出口退税率平均下调3%左右，退税率的降低极大地影响了专业外贸公司出口退税这一利润来源。

(3)允许跨国公司建立独资采购中心。2004年2月12日商务部正式公布了《关于外商投资举办投资性公司的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跨国公司可以通过设立投资性公司从事采购业务及进入物流领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跨国公司可能就会选择自建投资性公司，自主从事出口业务。这样，专业外贸公司就不得不面对主要客户源流失的不利局面。

(4)电子商务的发展拉近了客户与供货商的距离。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商务(B2B)在国际贸易中已经日渐重要。通过互联网，国外客户和国内供货商可以方便地查找到对方信息。如此专业外贸公司的信息优势也就难以维持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难看出专业外贸公司的利润空间，乃至生存空间都在不断压缩。根据自身优势和形势变化转变经营模式已成为专业外贸公司的当务之急。

3 中国日用小商品出口行业的SWOT分析

SWOT，是优势(Strength)、弱势(Weakness)、机会(Opportunity)、威胁(Threats)的英文缩写。优势和弱势，机会和威胁都不是绝对的，孤立的，SWOT分析就在于提出一种分析相互交织的复杂因素的系统方法，其目的在于分析行业自身的具体优势和弱势以及识别环境变化进行处理。

3.1 具有的优势

成本优势：日用小商品，属劳动密集型产品，该类产品技术含量较低，品质较稳定，产品的综合成本得以降低;客户关系：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中国的专业外贸公司拥有了大量的国际贸易渠道，并且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是一种无法估量的财富。良好的客户关系不仅带来了稳定的订单，而且现有的客户愿意引荐更多的其他客户，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3.2 存在的劣势

不能控制货源，受供应商影响较大：目前，专业的外贸公司还没有实体性的生产工厂，出口产品均来自对其他企业的采购，受供应商的影响加大。一些供应商的交货意识、包装意识相对落后，会导致客户信任度的下降;部分产品采购价格不够到位，致使利润降低：目前由于多种原因影响，外贸公司在部分商品的采购上，价格还不够到位，导致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下降，使公司的利润降低。

3.3 可以利用的机遇

(1)贸易机会扩大。我国目前的进出口规模已经跻身世界十大贸易国家。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我国所有外贸企业面临的贸易机会不断增加，为外贸企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日用小商品的国际市场发展形势良好，整个出口领域空间巨大。

(2)电子商务和网络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空间。目前，电子商务正在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这种新兴贸易方式的发展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更为便捷自由的手段和工具，使国际贸易的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令人瞩目的积极变化。

3.4 面临的危机

(1)专业外贸公司经营环境的变化。如前所述，目前中国政府的一些政策导致专业外贸公司当前经营业务环境发生变化，利润空间与生存空间都在不断压缩。

(2)国内原材料价格的上扬。2005年1到9月，国际原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24.9%。原油价格的上涨，直接增加了公司出口产品各种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

(3)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压力。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公司产品的出口价格竞争力下降，因此，对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出口型行业来说，其业绩的增长将面临一定的汇率损失，短期的冲击将不可避免。

4 中国日用小商品外贸公司进一步扩大出口的营销对策研究

4.1 积极开展电子商务，促使营销数字化

目前，中国出口商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信息、沟通和营销能力屏障。而网络营销几乎就是为中国出口商克服信息、沟通、和营销屏障特别准备的。受互联网和搜索引擎迅速发展的影响，日用小商品外贸公司应该加大国际互联网这一得天独厚地国际市场开发媒体上的人力和财力的投入，获取全球进口商的注意力。通过建立企业网站，建立数字化的宣传窗口;利用搜索引擎的广告统计功能测试不同区域市场的商品关注度;利用商贸网站上各种产品的点击次数发现最新热门产品;利用搜索引擎的各种搜索功能监测竞争对手的营销活动等等。在宣传、广告、情报、沟通等方面，数字化都能带来巨大的利益。

4.2 积极再造价值链，拓展外贸空间

目前大多数外贸公司主要销售生产厂家品牌的产品或客户定牌的产品，在客户的心目中只是个“二传手”，替他人做“嫁衣”，因此随时都有被替代的危险。中国日用小商品外贸公司必须延展价值链，向前更贴近市场，如加强市场调研，建立海外营销网络，更快更有效地收集客户需求信息;参与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为产品打造品牌，在客户中树立品牌形象，将优质产品和高效服务注入到品牌中去，让品牌进入客户心中，从而实现公司的自主营销。

4.3 战略联盟策略

国际市场商机无限同时也危机四伏，任何企业在勇于进取的同时都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垄断市场，与西方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相比，中国目前的日用小商品外贸公司的实力还过于单薄，单凭自身既有资源开拓国际市场往往力不从心。这时通过与邻近的相关企业结成各种跨国经营联盟就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一难题，联盟中的各成员专注于整个产业竞争链中自身最有比较优势的环节，这样不仅可以持续优化配置各成员既有资源，而且有更多机会使联盟核心竞争优势最大化。综合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构建出口策略联盟的主要做法包括：建立上下游联合售后服务中心;设立联合发货仓库;海外零售分销策略联盟等方式。

4.4 在出口营销中采用数据挖掘技术

在市场营销中采用数据挖掘是营销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迫切要求，是现代营销在高科技信息时代的必然产物。它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营销效率、降低营销成本。一种产品或服务在制定营销计划之前，营销者必须研究消费者市场和消费者行为。通过收集顾客消费数据，采取数据挖掘技术，可以简明地得到这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营销者就能够制定出有效的营销计划，为有效地赢得顾客、创造利润提供了保证。同时，数据挖掘还能对顾客需求进行有效的预期。通过对大量地顾客消费数据进行分析，可知顾客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群体分布，从而分析顾客带来的利润分布状况和细分市场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有效、低成本的营销计划，最终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

参考文献：

1 梁英俊.外贸公司出口营销管理变革的思考[J].对外经贸实务，2005(2)

2 顾斌.外贸企业:难以回避的抉择[J].国际市场，2005(1)

3 孙晓琴.试论我国私营外贸企业的现状与发展[J].国际经贸探索，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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