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根据书中的内容用自己的话简述汉字的发展历史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历史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传承及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世界历史观传承及发展全文如下:
和谐世界理念自在2005年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以来,已被世界人民所欢迎和接受。胡锦涛在2009年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和谐世界的理念。和谐世界理念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是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表现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对世界历史观理论进行了继承与发展,和谐世界就是继承与发展他们这一理论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结果。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是指世界上的所有民族与国家之间相互依存,彼此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发展的历史,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打破了各个民族的狭隘界限,形成共同发展的历史,与人们通常所说的各个独立的国家或地区发展的世界历史具有不同的涵义。世界历史的观点是马克思在总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而“世界历史”则要早得多,其中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已经出现了,但这时的“世界历史”与本文所论述的世界历史不是同一范畴。
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开始,马克思出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和理论研究的需要,一直不断地对世界历史理论加以完善。马克思进行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和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他认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真正获得实现,因此,马克思在自己的理论研究中是一直包含着世界历史研究的,特别是他在晚年的理论研究中更是注意到了世界范围内的历史发展。在他的世界历史理论中包含着和谐世界的理念,因为共产主义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获得实现,共产主义的世界必定是和谐的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出世界历史理论,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一理论进一步发展与完善。而后来的《资本论》则是马克思对世界历史进行阐述的又一部公开发表的着作。以后发表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说明马克思在晚年更是对世界历史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尽管他后来的这些笔记只是供自己以后写作而准备的资料,但从这些笔记中可以看出他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更加完善,只是由于马克思的过早去世,没能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成系统的理论着作,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理论体系的正确性。现代人们在讲全球化时所提到的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基本上都是从经济全球化的观点进行引证的,其实,这是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了片面的解读。
马克思并不是只注意了经济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而是全面的世界历史发展,它不仅涉及经济政治方面,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方面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是以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为载体的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世界历史。
马克思认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方式发生相应的变化,世界市场不断被开拓出来,“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人们的思想观念等精神生产是同物质生活直接相联系的,是物质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反映,因此随着经济活动和交往方式的全球化,人们的精神文化的生产也同世界的其它地方联系起来,“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文学。”世界各民族和民族国家越来越在世界历史的意义上、在相互联系的意义上发展起来,以往的那种互不影响的发展状态被相互联系的发展所代替,整个世界的发展成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发展态势。而这种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人类获得普遍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在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初级阶段,世界必定是一个逐渐走向和谐世界的过程,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才能真正获得完全的解放,只有和谐的世界才能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从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进行了论述。一个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一个是中国社会建设与世界其它国家关系的世界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毛泽东是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来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并进行理论阐述的,在中国社会建设和国与国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和平相处与交往,阐述了世界和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与不同国家的关系。
毛泽东在1926年3月18日《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文中将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他说“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毛泽东多次强调日本侵略者不仅是威胁中国,也是世界和平的威胁,把世界上一国的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着重论述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联系,他一再强调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的革命离不开世界的革命,世界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也就是世界人民的抗战,是反对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
他强调在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抗战如果没有世界人民的援助,那么要想取得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并认为不仅中国的革命是这样,而且整个世界上其它国家的革命也是这样,只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与援助才能最终获得胜利,革命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相互援助的事业。他提出了“中国、日本、世界各种反法西斯的势力是互相影响的,互相帮助的。世界和平不能分割,世界是一个整体,这是现在世界政治的特点”,“伟大的中国抗战,不但是中国的事,东方的事,也是世界的事,”“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等等论断。毛泽东强调革命是这样,同样中国革命胜利后的社会建设也需要世界友好国家的援助才能顺利进行。在国与国交往方面,毛泽东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立场和和平共处的原则。对于中国处理与其它国家的关系上,毛泽东与周恩来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与其它国家交往。早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写进了中国的外交原则,这就是“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初,毛泽东又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提出要联合世界上一切能够平等对待中国的国家、民族和人民,联合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奋斗,共同发展。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说我们中国人不要战争。所有这一些都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原则奠定了基础。他认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时,双方应该本着平等协商的原则,本着求和平与发展的原则。国与国之间的问题应该求同存异,对于一些一时不能解决的纠纷,应该临时搁置,放一放,待以后时机成熟时再处理,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边界的和平与发展,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他认为在世界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愿意和平相处,是完全可以和平相处、相互合作、共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的。
在对待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上,毛泽东认为:“一个民族多少世纪以来不仅保存了而且发展了,一定有它的长处,否则不能理解。”任何一个民族都有其它民族学习的地方,这里不仅是经济与政治,而且也包含了精神与文化等各个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有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他强调在学习其它国家与民族的发展成果时,只能学习而不能迷信,要将别国的东西放到自己国家的实际来加以改造使用,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这些论述包含着一切国家和民族在对待其它的国家和民族时都是如此的理念。
毛泽东强调在国际交往中要有利于双方的利益,做到互利合作,他说:“合作不能对任何一方有害,否则就不能持久,一定会破裂。”在同任何一个国家交往时,要本着不是对哪一方有害,而应该对双方都有利,是互利的交往。不但在经济上的交往是这样,而且在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都是这样,要在不同的方面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在对外交往中坚决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只顾一国利益而不管其它国家利益与损失的国际交往,特别是大国与小国的交往上更是这样,他认为在国际交往中不管国家大小应该是一律平等,坚决反对殖民主义,反对一国对另一国以任何形式进行剥削和压迫。历史的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强弱大小,只要侵略就总有一天是会被打回来的,因此不管中国将来发展的多么强大,都不会侵略其它的国家与民族。中国需要别国的帮助,同样中国也准备随时帮助其它需要帮助的国家。除以上这些,毛泽东还提出了非常着名的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以及三个世界的划分理论,在这里就不再论述,所有这些都是留给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宝贵财富。
邓小平是中国的第二代中央领导的主要成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主要设计者与缔造者。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以他宽大的胸怀,着眼于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放眼世界,结合世界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对世界历史发展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放在世界历史中进行审视,以此制定对内对外政策,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和平崛起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在对世界局势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在对世界上的和平力量和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与战争力量对比分析的基础上,在分析世界矛盾的基础上,打破对世界形势的传统思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理论。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世界人民要和平、要发展,但和平与发展两个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爱好和平的人民与力量逐渐增大,而世界战争的力量正在逐渐减小,但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仍然存在,不安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的发展仍然是世界面临的主要问题,特别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和平相处的思想。中国坚持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同任何一个愿意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国家和平相处。
邓小平在继承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他自始至终地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维护和平的力量就越大,世界的和平就越是有保障。1982年邓小平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说:“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
邓小平指出,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有生命力的原则,世界上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出路,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而不是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别国内乱。”
邓小平还创造性地提出将中国解决台湾和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式运用到解决一些国际上的矛盾与争端的思想,使世界获得和平与稳定的环境。联合与合作思想。邓小平认为世界要和平就要发展,创造性提出要把发展问题放到全人类利益的高度来认识,使人们认识到发展问题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事情,而且也是发达国家的一种责任,和平与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
要发展就要加强合作,合作不只是发达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因此是全面的合作。否则,世界就不能获得真正的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也不会获得很好的发展。他在会见印度拉吉夫?甘地时说:“我们欢迎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强调国家之间应该相互开放。
江泽民反复强调世界的共同发展。在继承邓小平有关世界发展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世界的共同发展,把世界上的各种不同制度、不同身份、不同民族的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来共同看待发展问题。世界要发展,就得有和平,没有和平的国际环境,任何国家都难以获得很好的发展。“各国都是独立自主的,各国有相互合作及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大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和平负有重要责任,大国应该尊重小国,强国应该扶持弱国,富国应该帮助穷国。”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尽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是只从弱国的发展获得好处。提出和而不同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不同文明、不同制度之间应该加强交流与学习。
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邓小平对于世界不同民族与文明的观点,指出任何民族、任何文明发展到现在都对世界的文明与发展做出过贡献,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生命力。“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之别。文明的差异不是世界冲突的根源,而应是世界交流的起点。”不同的社会制度是各个国家的人民的共同选择,各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与国家制度的权利,任何其它国家都没有进行干涉的权力和理由。
江泽民强调世界上的不同文明之间、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制度应该能够长期共存,相互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在交往中求同存异、共同发展,在相互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世界的活力在于它的多样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不能否认的事实。世界只能是多样的,世界也只能在多样性中求得共同发展。因此,“应本着平等、民主的精神,推动各种文明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求共同进步。”
大力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江泽民反复强调国家之间应该形成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国际上任何国家之间都应“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新的国家安全观下,应该建立和实现有效的军备控制和裁军机制,要“按照公正、合理、全面、均衡原则”来处理国际军事事务。国际上的一切争端和冲突都应该以和平方式来寻求解决,而不能诉诸武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大小、强弱,在国际上的身份和地位应该一律平等。世界上的所有涉及共同利益的事务都应该平等协商来解决,照顾共同的利益。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应有自己的一票,联合国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
强调建立有利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的公平、公正的世界政治与经济新秩序。当今世界的政治、经济交往日益密切,全球发展和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以往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是在发达国家的主导下所建立的秩序,在这种旧秩序中不发达国家处于极端的不利地位,必须改变这样的政治经济格局,使发展中国家获得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发达国家应该切实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自身发展能力和造血能力。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国与国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应该是本着互利共赢的原则进行交往,应该逐渐改变以往那些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的国际游戏规则。
世界上所有国家和人民应该共同努力,积极推动国际关系多极化,坚持多边主义,积极致力于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要坚持包容精神、坚持互利合作,创造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交往中应该发挥联合国的作用,切实遵循联合国宪章,恪守世界各国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发扬国际民主、友好、合作和共赢精神。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指出:“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尊重世界多样性,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环保上相互帮助、协力推进,共同呵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最近,胡锦涛又提出“包容性增长”概念,这可以说是对和谐世界的进一步发展。世界上的不同国家要相互包容,兼容并包,化解矛盾,以包容的精神实现和谐共存,实现持续和平和长久发展。不同的国家之间应该携手并进,共同应对世界面临的挑战、共同享有发展的机会、共同发展、共同分享世界发展的成果,努力建设一个繁荣而又和谐发展的世界。我们中国“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在国际关系中弘扬民主、和睦、协作、共赢精神。”
目前中国政府正积极地实践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不管是在对外政治,还是对外经济、文化工作都是如此。中国坚定地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努力提高自身的和平力量,增加世界和平的保障。经济上中国正在“为推动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全球化朝着均衡、普惠、共赢方向发展做出新贡献。”文化上追求与世界各国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和谐世界”的理念中包含有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素,是人类几千年来一直追求的理想;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思想的当代运用,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和为贵的思想精髓;它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理论的不断继承与发展的结果,是世界形势不断发展变化的结果,它完全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要求,反映了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了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发展的愿望与心声。是我们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又一大贡献。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梳理了电气工程技术从电磁学理论的建立到新技术革命时期电气工程技术的进步这样一个发展脉络,介绍了电气学科的形成与发展,并分析了电气工程技术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电气工程技术;电气学科;发展史
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是现代科技领域核心学科之一,传统的电气工程定义为用于创造产生电气与电子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和。21世纪的电气工程概念已经远远超出这一范畴,如今电气工程涵盖了几乎所有与电子、光子有关的工程行为。电气工程的发展程度直接体现了国家的科技进步水平,因此,电气工程的教育和科研在发达国家大学中始终占据重要地位。
大自然中的雷电使人类对电有了最早、最朴素的认识,天然磁石吸铁是人类对磁现象的最早观察,然而,人类对电磁现象的研究始于16世纪的英国,1663年德国科学家盖利克发明了摩擦起电的仪器,1729年英国科学家发现电荷可以通过金属传导等等,这是人类对电的早期实验,之后又出现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发现与发明。
(1)库仑定律。1785年法国物理学家库仑通过扭秤测量静电力和磁力总结出:两个电荷之间的作用力与它们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所带电荷量的乘积成正比,这就是著名的库仑定律。这一发现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人类对电磁现象的研究从定性阶段进入了定量阶段。
(2)“伏打电池”。1799年意大利物理学家伏特经过反复实验发现把任何潮湿物体放到两个不同金属之间都会产生电流,一年后伏特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电池,自此人类对电的研究由静电扩大到了动电,开辟了电学研究的新领域。
(3)奥斯特发现电流的磁效应和安培右手定则。1820年奥斯特偶然发现通电铂丝周围的小磁针发生轻微晃动,之后他经过反复实验证实了这一发现。其后安培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右手定则,发现了电流方向与磁针转动方向之间的关系。安培还通过实验发现了两个通电导体和两个通电线圈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从而奠定了电动力学的基础。
(4)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英国科学家法拉第是第一个成功完成磁生电实验的人,并归纳出产生感应电流的五种情况:一是变化着的电流;二是变化着的磁场;三是运动的稳定电流;四是运动的磁场;五是在磁场中运动的电线。法拉第把这一现象叫做“电磁感应”。电磁感应的发现使生产电成为可能,至今,发电机、电动机、变压器都是运用电磁感应原理工作的。
(5)麦克斯韦建立电磁场理论。英国数学家、物理学家麦克斯韦总结了前人的一系列成果,用数学方程式表示电磁场,建立了完整的电磁理论体系,揭示了光、电、磁本质上的统一,并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1873年他出版的电磁场理论经典著作《电磁学通论》是里程碑式的自然科学理论巨著。
任何科学发明与发现都是许许多多的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成果,德国物理学家欧姆、高斯、赫兹,美国物理学家亨利,俄国物理学家楞次等等都为电磁理论的形成作出过贡献,本文不在一一类举。
电磁理论的建立为无线电通信揭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世纪通信技术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先后发明了有线电报、有线电话和无线通信。
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对人类的进步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第一次工业革命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以瓦特发明的蒸汽机为标志,以机械化为特征,中心在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中叶,以工业生产电气化为主要标志,其成果是电力、钢铁、化工“三大技术”与汽车、飞机和无线电通信“三大文明”,其中心在美国和德国;第三次工业革命从20世纪中叶到21世纪初,以社会生产、生活信息化为特点,又叫新技术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就是从电工技术初创和应用开始的。
(1)直流发电机的诞生。1831年英国企业家研制出了史上第一台发电机——蒸汽动力永磁发电机;1832年法国科学家匹克斯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直流发动机;1866年西门子发明了自激式励磁直流发电机;1870年格拉姆发明了实用自激直流发电机,结构可靠,电流稳定,输出功率大,被各国广泛采用作为照明灯电源。
(2)远距离输电和电力工业技术体系的初步建立。1875年法国巴黎火车站建成世界上最早的一座火力发电厂。爱迪生不仅发明了灯泡,他还在1882年建立了美国第一家直流发电厂,装有6台直流发电机,通过电缆输送照明用电,不过当时的最大输送距离只有1.6km。之后爱迪生还建立了一座水电站,形成了电力工业体系的雏形。
(3)交流发电机电荷电动机的诞生。1876~1878年俄国人亚布洛切科夫成功试验了单相交流输电技术。1885年,英国工程师菲尔安基设计的第一座交流单相发电站建成。同年,美国人威斯汀豪率领的团队完成了交流发电、供电系统,并创建了交流配电网。1883年,美籍电气工程师特斯拉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感应电动机,5年后他又发明了两相异步电动机和交流电传输系统。1888年,俄国工程师德布罗夫斯基和德尔伏发明了三相交流制。1891年,德国安装了世界上第一台三相交流发电机,并建成了第一条三相交流输电线路。自此,三相异步电动机得到了广泛应用,电能逐步取代了蒸汽成为动力源,电力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1)电路理论的建立。关于电路的早期研究有:1778年伏特提出了电容的概念,给出了导体上储存电荷的计算方法Q=CU;1826年欧姆发表了欧姆定律;1831年法拉第提出了电磁感应定律;1832年亨利提出了磁通量计算公式。
1845年德国物理学家基尔霍夫提出了关于任意电路中电流、电压关系的基本定律:电流定律(任意时刻电路中任何一个节点的各条支路电流的代数和为零);电压定律(任何时刻电路中任意一个闭合回路的各元件电压的代数和为零)。这两个定律发展了欧姆定律,奠定了电路系统分析的基础。
1853年英国物理学家汤姆逊推导出了电路震荡方程,并得出了莱顿瓶发电过程中电流在反复震荡且不断衰减的结论,并计算出震荡频率与R、L、C参数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动态电路分析的基础。1855年,汤姆逊还建立了长距离电缆的等效电路模型。
1893年美籍电气学家施泰因梅茨提出了计算交流电路的方法——“相量法”,其实用、易懂,至今在分析正弦交流电路时依然沿用此法。
其间,赫尔姆霍兹提出的等效发电机原理、基尔霍夫建立的长距离架空线路发布参数电路模型、亥维赛德找出的求解电路暂态过程运算法、傅立叶用数学方法建立的热传导定律等等都对电工理论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作用。
(2)电网络理论的建立。通信技术的兴起推动了电网络理论的发展。1924年,福斯特给出了电感和电容二端网络的电抗定理,建立了由给定频率特性设计电路的电网络理论。
1945年美国科学家伯德总结出了分析线性电路和控制系统的频域分析方法。1953年梅森创建了采用信号流图分析复杂回馈系统的方法,并被广泛应用。20世界50年代美国科学家达默制成了第一批集成电路,从此电路理论中增加了对含源器件的电路分析和综合。20世纪70年代在L.O.Chua等科学家的努力下,器件建模理论逐渐日趋完善。20世纪中期计算机的出现使电网络的计算机辅助分析和设计成为电路理论研究中的基本手段。
20世纪中叶开始的第三次技术革命又称为新技术革命,以核能、宇航和电子计算机这三大技术为主要标志。这个时期的主要理论是信息论、系统论和控制论,这三大理论的创立为通信工程技术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科学方法。
(1)计算机的升级换代对电气工程技术的推动。自19世纪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计算机给人类社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社会从此走进了信息时代。1952年出世的第一代计算机使用的是真空电子管,不仅体积巨大,而且耗电量惊人。1959年~1963年生产的第二代计算机用晶体管替代了真空电子管,大大提高了运算速度,减少了耗电量,减小了体积,运用在了军事和科研领域。1964年~1970年生产的第三代计算机用集成电路替代了晶体管,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运算速度而且降低了成本,计算机开始进入到了普及阶段。1971年至今生产的第四代计算机使用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实现了计算机网络化,计算机普及到了个人。计算机的升级换代推动了控制技术的发展,形成了计算机管理生产系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2)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信息技术是计算机技术和电信技术相结合而形成的技术手段。20世纪通信技术得到了迅猛发展,人类社会生活也由此发生了巨大变革,人类从此进入信息时代。
1920年人们发现电离层对无线电短波有反射作用。1935年人们发现了雷达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和民用通信领域。1964年美国发射了第一颗地球同步静止轨道通信卫星,突破了大气层对无线电波的屏蔽,实现了宇宙范围的无线电通信。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建立使人们开始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20世纪80年代以后寻呼机和移动电话逐步得到广泛使用,现今信息服务业已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兴行业之一。
电气工程技术发展史再次印证了这样两个真理:一是任何理论的创立和技术的进步都要靠众多科学家甚至一代代人的不懈努力而实现,特别是在学科相互融合交叉的今天。二是科学技术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导致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社会发展的推动力。
按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划分,电气信息学科类属工学门类(门类编号08),其下设五个一级学科:电气工程(一级学科编号0808)、电子科学与技术(0809)、信息与通信工程(0810)、控制科学与工程(0811)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12)。这五个学科有着相同的学科基础,都是研究电磁现象及其应用的基础学科与技术工程的综合,电能的突出优点在于:它既是易于传输的工业动力,又是非常可靠的信息载体。电子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和计算机科学与技术都是从电类专业派生出来的弱电学科,在19世纪末电工科学技术已形成了电力与电信两大分支。
我国电气工程一级学科下设五个二级学科:电机与电器(二级学科编号080801)、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080802)、高电压与绝缘技术(080803)、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080804)、电工理论与新技术(080805),电气工程包含的专业基础理论有电路原理、模拟电子、数字电子、微机原理与接口技术、单片机原理、自动控制原理、电磁理论、MATLAB仿真等。专业理论有电力系统及其暂态分析、电力电子、电机学、高电压与绝缘、电力拖动、输配电、工厂企业供电、电力市场等。
19世纪末欧美大学先后设立了电气工程(Electrical Engineering)专业,100多年来,其名称虽然没变,但内涵已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有了非常大的变化。过去欧美的电气工程专业是以电力工程为主,现在电子技术和计算机已成为该专业的核心,美国一些著名高校甚至已不开设电力工程研究方向。有些大学把计算机技术从电气工程系分离了出去,单独成立了计算机科学系。
我国的电气工程始于1908年上海南洋公学的电机电工学科,就是上海交大的前身,距今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1917年该校的电机专科设立了电讯门,即我国最早的无线电专业,如今的电子信息及计算机专业群都是由此发展演化而来的。1932年,清华大学设置了电机系。建国后,我国建立了一大批以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其中大多设立了电机工程系。1977年以后,大部分高校的“电机工程系”陆续更名为“电气工程系”,近几年来,部分高校又把“电气工程系”发展成为“电气工程学院”。我国的电气工程虽然与国外名称相同,但内涵有很大区别,我国大学一般都是强弱电分开,即电气类与电信类分设在不同的学院。
100多年以来,电气工程学科已发展成为覆盖多门类交叉学科、应用领域广阔的完善的学科,形成了强弱电结合、软硬件结合、机电结合的学科特点。
国外发达国家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呈现以下趋势:
(1)在学科中融入大量信息技术知识。在全球信息化的当今,信息技术以指数速度进步,它曾对电气工程学科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将为电气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提供工具与技术支持,对电气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作用。国外发达国家的著名大学(如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大都把电气工程、通信工程、计算机工程放在同一学院,以利于在电气工程学科中融入大量的信息技术知识。
(2)与其他学科不断交叉融合,拓展了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都是在跨学科领域开展的。
(3)与企业联系密切,科技成果转换能力强,引领产业技术更新。
与电气工程学科相关的产业主要有电力工业、电气装备制造业以及几乎所有使用电力的行业,电气技术的发展与应用也主要集中在这些行业。
1995年全球可再生能源仅占一次能源的18%,预测到2050年可再生能源要占一次能源的22%,21世纪,光伏技术、风电技术、生物质发电技术等得到了快速发展。下面着重介绍人类的未来能源——氢能。科学家们一直致力于研究把氢能作为人类未来的能源,氢能有其他能源无与伦比的优势:
(1)清洁。其反应后的生成物为水和氮化氢,对环境没有污染。
(2)储量丰富。地球上的海水所含的氢用来发电就够人类用数亿年。
(3)热值高。单位重量的发热量叫热值,氢的热值是汽油的3倍,煤炭的4倍。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正在斥巨资研究这一能源,但目前还处在实验室阶段,距工业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超导技术在电气工程中的广泛应用已成为发展趋势。
(1)超导储能系统。将电能转换为电磁能,利用超导线圈储存起来。超导储能系统是除电池储能系统之外的又一储能系统,其使用将提高电网的安全性。
(2)超导故障限流器。利用超导体超导与正常状态的转变特性,快速限制电力系统故障短路电流,保障电网安全。
(3)超导大容量电缆。可大大降低输电过程中的电耗,提高能源效率。
灵活交流输电技术(FACTS)。用大功率电子器实现对电力系统电压、参数、功率、相位角等的实时调节控制,以实现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性和输电过程中的能耗。
磁悬浮技术实现了列车脱离地面、不带燃料的“飞行”,德、日两国在这方面的技术领先,最高时速已达到每小时550公里。高速磁悬浮列车是综合运用磁悬浮、低温超导、计算机控制与信息技术等高新技术的成果。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哥特式风格教堂建筑传统文化
【论文摘要】哥特式建筑是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以其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哥特式建筑总体风格特点是: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尖峭的形式,尖券、尖拱技术的结晶;高耸的墙体,则包含着斜撑技术、扶壁技木的功绩,体现了创造者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我们学习和借鉴传统文化,也要创新传统文化,让它更灿烂辉煌。
哥特式建筑是it世纪下半叶起源于法国13一15世纪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见于天主教堂也影响到世俗建筑。哥特式建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艺术成就,在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体系由石头的骨架券和飞扶壁组成。其基本单元是在一个正方形或矩形平面四角的柱子上做双圆心骨架尖券四边和对角线上各一道屋面石板架在券上形成拱顶。采用这种方式可以在不同跨度上作出矢高相同的券,拱顶重量轻,交线分明减少了券脚的推力,简化了施工。
飞扶壁由侧厅外面的柱墩发券平衡中厅拱脚的侧推力。为了增加稳定性常在柱墩上砌尖塔。由于采用了尖券、尖拱和飞扶壁,哥特式教堂的内部空间高旷、单纯、统一。装饰细部如华盖、壁盒等也都用尖券作主题建筑风格与结构手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哥特式建筑的总体风格特点是空灵纤瘦、高耸、尖峭。尖峭的形式是尖券、尖拱技术的结晶;高耸的墙体则包含着斜撑技术、扶壁技术的功绩。而那空灵的意境和垂直向上的形态则是基督教精神内涵的最确切的表述。高而直、空灵、虚幻的形象.似乎直指上苍,启示人们脱离这个苦难、充满罪恶的世界而奔赴“天国乐土‘’。
外观的基本特征是高而直其典型构图是一对高耸的尖塔.中间夹着中厅的山墙在山墙檐头的栏杆大门洞上设置了一列布有雕像的凹盒.把整个立面横联系起来在中央的栏杆和凹盒之间是象征天堂的圆形玫瑰窗。与此同时建筑的立面越往上划分越为细巧,形体和装饰越见玲珑。
内部空间的特点哥特式教堂的平面一般为拉丁十字形,但中厅窄而长,瘦而高,教堂内部导向天堂和祭坛的动势都很强教堂内部的结构全部裸露.近于框架式,垂直线条统帅着所有部分,使空间显得极为高耸象征着对天国的憧憬。
法国哥特式教堂平面虽然是拉丁十字形,但横翼突出很少。西面是正门入口.东头环殿内有环廊许多小礼拜室成放射状排列。教堂内部特别是中厅高耸有大片彩色玻璃宙。其外观上的显著特点是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尖塔和尖顶西边高大的钟楼上有的也砌尖顶。平面十字交叉处的屋顶上有一座很高的尖塔扶壁和墙垛上也都有玲珑的尖顶窗户细高,整个教堂向上的动势很强.雕刻极其丰富。
西立面是建筑的重点典型构图是:两边一对高高的钟楼下面由横向券廊水平联系,三座大门由层层后退的尖券组成透视门券面满布雕像。正门上面有一个大圆宙称为玫瑰窗雕刻精巧华丽。法国早期哥特式教堂的代表作是巴黎圣母院。
亚眠主教堂是法国哥特式建筑盛期的代表作长137米.宽46米横冀凸出甚少,东端环殿成放射形布置七个小礼拜室。中厅宽15米拱顶高达43米中厅的拱间平面为长方形,每间用一个交叉拱顶与侧厅拱顶对应。柱子不再是圆形4根细柱附在一根圆柱上形成束柱。细柱与上边的券肋气势相连增强向上的动势。教堂内部遍布彩色玻璃大宙,几乎看不到墙面。教堂外部雕饰精美富丽堂皇。这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成熟的标志。
法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数量很大与哥特式教堂的结构和形式很不一样。结构多是木框架.往往外露形成漂亮的图案,颇饶生趣。富人邸宅、市政厅、同业公会等则多用砖石建造采用哥特式教堂的许多装饰手法。
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主教堂和法国亚眠主教堂的建造年代接近中厅较矮较深两侧各有一侧厅横翼突出较多,而且有一个较短的后横翼可以容纳更多的教士,这是英国常见的布局手法
英国教堂在平面十字交叉处的尖塔往往很高成为构图中心西面的钟塔退居次要地位。索尔兹伯里教堂的中心尖塔高约123米是英国教堂中最高的。这座教堂外观有英国特点但内部仍然是法国风格装饰简单。后来的教堂内部则有较强的英国风格。约克教堂的西面窗花复杂窗根由许多曲线组成生动的图案。这时期的拱顶肋架丰富埃克塞特教堂的肋架象大树张开的树枝一般非常有力还采用由许多圆柱组成的束柱。
格洛斯特教堂的东头和坎特伯雷教堂的西部窗户极大用许多直根贯通分割窗顶多为较平的四圆心券。纤细的肋架伸展盘绕极为华丽。剑桥国王礼拜堂的拱顶像许多张开的扇子,称作扇拱。韦斯敏斯特修道院中亨利七世礼拜堂的拱顶作了许多下垂的漏斗形花饰穷极工巧。这时的肋架已失去结构作用成了英国工匠们表现高超技巧的对象。英国大量的乡村小教堂非常朴素亲切,往往一堂一塔使用多种精巧的木屋架,很有特色。
英国哥特时期的世俗建筑成就很高。在哥特式建筑流行的早期封建主的城堡有很强的防卫性城墙很厚有许多塔楼和碉堡,墙内还有高高的核堡。英国居民的半木构式住宅以木柱和木横档作为构架,加有装饰图案.深色的木粱柱与白墙相间外观活泼。
德国最早的哥特式教堂之一科隆主教堂于1248年兴工由建造过亚眠主教堂的法国人设计有法国盛期的哥特式教堂的风格。它的中厅内部高达46米,仅次于法国博韦主教堂。西面双塔高152米极为壮观。
德国教堂很早就形成自己的形制和特点它的中厅和侧厅高度相同,既无高侧窗也无飞扶壁完全靠侧厅外墙瘦高的窗户采光。
拱顶上面再加一层整体的陡坡屋面,内部是一个多柱大厅。马尔堡的圣伊丽莎白教堂西边有两座高塔外观比较素雅是这种教堂的代表。
德国还有一种只在教堂正面建一座很高钟塔的哥特式教堂。著名的例子是乌尔姆主教堂。它的钟塔高达161米控制着整个建筑构图可谓中世纪教堂建筑中的奇观。
15世纪以后德国的石作技巧达到了高峰。石雕窗权刀法纯熟精致华美。有时两层图案不同的石刻窗花重叠在一起玲珑剔透。建筑内部的装饰小品,也不乏精美的杰作。德国哥特建筑时期的世俗建筑多用砖石建造。双坡屋顶很陡,内有阁楼,甚至是多层阁楼屋面和山墙上开着一层层窗户墙上常挑出轻巧的木窗、阳台或壁完,外观很富特色。
意大利的哥特式建筑于12世纪由国外传入主要影响于北部地区。意大利没有真正接受哥特式建筑的结构体系和造型原则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装饰风格.意大利教堂并不强调高度和垂直感,正面也没有高钟塔而是采用屏幕式的山墙构图。屋顶较平缓,窗户不大往往尖券和半圆券并用飞扶壁极为少见雕刻和装饰则有明显的罗马古典风格。
锡耶纳主教堂使用了肋架券但只是在拱顶上才略呈尖形其他仍是半圆形。奥维亚托主教堂则仍是木屋架顶子。这两座教堂的正面相似.总体构图是屏幕式山墙的发展.中间高.两边低.有三个山尖形。外部虽然用了许多哥特式小尖塔和壁敦作为装饰,但平墙面上的大圆窗和连续券廊.仍然是意大利教堂的固有风格。意大利最著名的哥特式教堂是米兰大教堂,它是欧洲中世纪最大的教堂之一,14世纪80年代动工.直至19世纪初才最后完成。教堂内部由四排巨柱隔开宽达49米。中厅高约45米.而在横翼与中厅交叉处更拨高至65米多上面是一个八角形采光亭。中厅高出侧厅很少,侧高窗很小。内部比较幽暗.建筑的外部全由光彩夺目的白大理石筑成。高高的花窗、直立的扶壁以及135座尖塔.都表现出向上的动势.塔顶上的雕像仿佛正要飞升。西边正面是意大利人字山墙,也装饰着很多哥特式尖券尖塔。
威尼斯的世俗建筑有许多杰作。圣马可广场上的总督宫被公认为中世纪世俗建筑中最美丽的作品之一。立面采用连续的哥特式尖券和火焰纹式券廊,构图别致.色彩明快。
我们时代的设计基本趋向就是追求现实的生活。我们已经更进一步地认识了现实生活因此我们也不再去建造教堂了。浪漫主义者的大胆豪举.对我们也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只感到他们创造的形式空虚。我们的时代不是激情的时代,我们珍视理智和现实主义更超乎突发的热情。
我们必须满足我们时代的人们现实主义和功能主义的要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建筑物才能体现我们时代的内在力量。只有蠢人才会认为我们的时代是缺乏力量的。
如果把古罗马沉重的水道桥与现代轻巧得象蛛网般的钢架相比,或把厚重的拱顶与薄壁的钢筋混凝土结构相比.我们就能看出,我们时代的建筑在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与过去的建筑有多么悬殊的区别。现代的工业化施工方法是促进了这种发展。
否认现代的建筑物是实用性的营造,这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只有撇开浪漫主义的观念我们就能看到.古希腊人在石造建筑上的创造和古罗马人用砖和混凝土所进行的营造,以及中世纪教堂的营造,都是工程技术的大胆成果。毫无疑问,最初的几座哥特式建筑物.在它们的罗马风式样的同类的建筑中间必定好象是一些不速之客。
只要我们这些有实用性的建筑物能够用自己功能要求的形式.来表现我们的时代,那它们也就称为建筑艺术品。我们应该学会借鉴和吸收各种传统文化.从中提炼和发展它的风采应用到现代设计中。由此可见,徜徉在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现代设计,必然在发展中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不断采用最新的科技成果,不断创造更新的设计文化。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圣绘壁画创始人李广会说过:墙壁作画不拘泥于某个特定的地方,可以是家里的卧室、客厅、走廊、厨房甚至是卫生间,作画内容也是随心所欲,可以是山水风景、植物花卉、卡通人物、抽象图案等等,还可以根据装修选择主题风格,中式的风情、欧美的华丽、韩式的唯美、地中海的清新……多种选择、应有尽有。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试论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历史分期详细内容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唐代是中国壁画艺术大发展的历史时期,佛寺壁画是其极为发达的一个类型。从形式上看,唐代佛寺壁画可大分为二:其一为绘于具有中国民族传统建筑上的寺院壁画,一般说来,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寺院之殿、堂、廊、庑及山门等壁上;其二为绘于具有印度、西域地区特点的石窟寺壁上,由于建筑样式的差异,它的作品主要分布于窟之四壁及窟顶上。在唐代佛寺壁画研究上,以敦煌壁画为中心的石窟寺壁画研究,前人耕耘甚多,成果亦颇富,但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即绘制于中国传统建筑之上的寺院壁画则少有系统而专门的研究。本文于此,试结合唐王朝三百年历史的大背景,从其创作技巧之演进及风格变迁的角度,述论其大致的历史分期。
从武德元年(618)到开元元年(713)的初唐近百年,是唐王朝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巩固和拓展的时期,是步入盛唐人文发皇的准备阶段。“贞观之治”使李唐政治粗安,国力渐趋强大;安西、北庭二都护府远置于中亚地区,“胡越一家”四方辐凑使唐人的政治自负与文化视野大为扩展;经济上承杨隋余惠亦有长足之进步,以户计,则贞观初天下“不满三百万”〔1〕, 而中宗朝神龙元年已激增至“六百一十五万六千一百四十一户。”〔2〕
新王朝@①@①欲上的气象感染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创作领域的士人们对梁陈以来“气骨都尽,刚健不闻”的艺术情趣大不以为然,“思革其敝,用光老业”〔3 〕以提倡一种使人奋发向上的刚健之美的文艺思想,在这一阶段已经肇兴。这对于初唐艺术的发展,以及在盛唐确立起一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艺术风格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起点。然而,这种能得风气之先的敏感的思想,在初唐只能是一种预示。它还有待于历史的发展给其提供更为充分的条件去展开。
唐初佛教,历太宗、高宗、武后朝,尤其是后者,终于取得了立足意识形态的地位。玄奘东归,义净藉东南海道返唐,唐代的译经之风再起。法相宗、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在唐代社会各个阶层广泛传播,改变了初期“秃丁之诮,闾里甚传;胡鬼之谣,昌言酒席。”的局面,那种对佛教僧侣公开的贬贱和攻讦开始逐渐消失。士人学子,显宦贵胄游宿僧舍漫论三教已成为一种社会习尚。高宗上元元年诏曰:“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4〕武则天天授二年下制:“自今已后,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处黄冠之前。”〔5〕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 佛教势力的迅速发展直接促动了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一阶段是平缓发展期,它的第一个特征是对南北朝以来佛教寺院壁画的消化和吸收,并在这一基础上作出平缓的推进。
初唐画坛,阎氏兄弟颇负盛誉。李嗣真《后画品录》称:“博陵大安,难兄难弟。自江左顾、陆云亡,北朝子华长逝,象人之妙,号为中兴。”在二阎之中,阎立本的画艺又要高出一筹。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二《论名价品弟》中说:“必也手揣卷轴,口定贵贱……则董伯仁,展子虔、郑法士,杨子华、孙尚子、阎立本、吴道玄屏风一片,值金二万。”阎立本的艺术地位,与其善于多方面的吸收前人的经验是分不开的。史载“阎师张(僧繇),青出于蓝。”〔6 〕“阎立本至荆州,观张僧繇旧迹,曰:‘定虚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犹近代佳手。’明日复往,曰:‘名下无虚士!’坐卧观之,留宿其下十余日,不能去。”〔7〕阎立本画艺的童蒙学习原本资于其父阎毗的北学传统,南北统一后,他对“南张”风格的学习显然存在一个疑而后学的过程。荆州“三观”,可以说是这一过程的一个缩影。
唐初画人对于南北朝以来中国绘画优秀遗产进行吸收消化乃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如当时活跃于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中的范长寿,其风格,其技巧史称其“博赡繁多”〔8〕; 靳智导“祖述(曹)仲达”但也能“改张琴瑟,变夷为夏。”〔9〕檀智敏师董伯仁界画, 表现建筑的阴阳向背能尽得物理,“屋木,楼台,出一代之制。”〔10〕继承以为发展的创作实践首先在唐初画坛展开了。
唐初画家注重学习前人的文化精神,是一种合逻辑、合历史的群体行为,它在完成隋代画家所没有完成的熔冶南北朝以来艺术成果的历史课题。唐王朝的再次统一,以及政治的巩固和国势的强大使这批画家生发了极大的热情和自信心,去看待历史上各区域性的艺术成就,去考察、总结并加以融汇。唐代绘画及其寺院壁画对传统的继承,在唐初画家中得到了最为集中的反映。这种总结和综合给唐代绘画发展奠定了广泛的传统基础,宋人郭若虚指出在“六朝三大家”与盛唐吴道子之间的“二阎”,是中国人物画发展链带上重要的一环。
阎立本以及唐初一代画人在连接南北朝及隋佛教寺院壁画与盛唐佛教寺院壁画中,具有桥梁作用。但这种作用的只是一种平缓的推进作用而已。他们注重形似,“工于写真”〔11〕状物高于达意;“骨气不足,遒媚有余”〔12〕还未能脱尽魏晋六朝纤巧萎糜之风,其基本精神是平庸的。阎等人之所以未有被后世论者推为“画圣”,奉为“宗师”,“家样”,不是因为他们的技巧不高,(事实上阎等人的传真技巧是很高的,尤其是阎立本笔底物象能“万象不失”〔13〕)但他们的作品毕竟缺少一种精神。他们在师古、摹古的前代遗产综合过程中走了一条形似多于神似,状物高于达意的创作道路,在对对象世界的表现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因而,关系颠倒了,创作便无法从自身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无法进入尚意、创意的风格发展阶段。真正的“唐风”在这儿还没有建立起来,他们是一些批判和整理故旧的综合派人物。
在初唐画苑中还有着一种散发着异域馨香的创作样式,这就是尉迟乙僧的凹凸法。关于尉迟的寺院壁画,朱景玄记曰:“今慈恩寺塔前功德,又凹凸花面中间千手眼大悲,精妙之状,不可名焉。又光宅寺七宝台后面画《降魔像》,千状万怪,实奇踪也。”〔14〕段成式记其《降魔变》曰:“变形三魔女,身若出壁。”〔15〕尉迟乙僧“师於父”〔16〕家学出身,具有浓厚的西域地区风格。元人汤@②记其传世卷轴说:“用色沉著,堆起绢素,而不隐指。”〔17〕他是一位以色彩为主要造型手段的画家。但他入唐以后,处在汉文化高度发展的长安城中,因此技法也感染了不少中国传统技法。张彦远记其用线:“小则用笔紧劲,如屈铁盘丝,大则洒落有气概。”〔18〕张彦远论画的原则是“无线者,非画也”对中国传统绘画的技法特征领会很深。其论乙僧线条有小笔紧劲,大笔洒落的概括,可见乙僧画中的线条是一种介于细致臻密的密体与磊落奔放的疏体之间的一种线条。尉迟乙僧这种缺乏风格一致的线型,对于此后中国画的影响甚微。它大概是一种从属于尉迟乙僧色彩造型的不成熟的线条。
尉迟乙僧是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位重要的画家,其作品形象和造型手段的异域色彩吸引了当时人们的关注。尽管他的作品形象“非中华之威仪”〔19〕但时人仍以“胡越一家”的文化含纳精神,将其作品推于“神品”之位。他所代表的一派对于盛唐大家风格的形成以及造型手段的丰富,影响不小。盛唐画坛上的泰斗人物吴道子也多少吸收了他的凹凸晕染技法,史称吴道子设色“於焦墨痕中,略施微染,自然超出绢素。”〔20〕这种吴风中的技法当与尉迟乙僧的凹凸晕染法有一定联系。
然而,尉迟乙僧作为一位深染印度佛教艺术的于阗国人,在唐代,他只是以一个异域画人的区域性风格代表进入中国画坛的,终究无法代表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绘画,也无法冲破这长期发展而形成的创作形式。他以“中华罕继”〔21〕的艺术特点给中国传统画苑吹入了一股新风,然而却又无法深入其核心。他是初唐画苑新风派的代表人物。
初唐异民族画家新风派人物,画格迥异于传统。他们的创作引起了中国画人的注意,其造型方法的某些特点也渗进了中国古代绘画的壁垒。但它终究无法替代传统精神所酿就的传统形式。寓含着大千世界的“线”的旨趣,在“墨趣”未曾大兴之前是独主中国画坛的坛主。它由点而线,由线而面,变化多端,极富造型能力。它正处在发展期,生命力是强大的。新风派人物对传统形式中的合理部分进行了尝试性接近,然而却无法造其堂室而徘徊于外在的模仿。尉迟乙僧是新风派的殿最人物,在以开放为特点的唐代社会中,他充分地表现了他的艺术。其所具有的风格情趣,给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增添了吉光片羽。然而,这种创作只是东渐艺术的历史延续而已,它终究无法改变初唐佛教寺院壁画平缓发展的特点。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走向盛大发展的黄金时期之前,初唐的创作为它做了两个准备:一是对中国古代绘画及其佛教寺院壁画作了广泛的综合、溶冶,将传统中优秀的内容作了严肃整理后的传移;二是继续保持了外来艺术的引进,保持了魏晋迄隋以来佛教寺院壁画创作上的“非锁国”的开放特点。这两点准备,尤其是第一点的完成给盛唐画人的创作奠定了丰厚的传统基础,使他们能藉此而跃入更高的高度。
开元、天宝年间是盛唐的历史,唐代佛教寺院壁画也于此步入了它的鼎盛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大唐的政治趋于稳定;“风雨时若,人和岁稔。”〔22〕经济得以长足发展,“是时海内富实,斗米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③三钱。绢一匹,钱二百。道路列肆,具酒肉以待行人;店有驿驴,行千里不持尺兵。”〔23〕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内部政治的稳定,使得这一时期的统治君王及其所代表的整个阶级,产生了一种向外拓展以播扬国威的强烈欲望。天宝元年,唐置十节度、经略使,领兵四十九万,马八万〔24〕,天宝六载,唐将高仙芝远征小勃律,这是中原王朝前史所无的一次最远的西征,它到达了今天的大小帕米尔高原一带。边战跨出了防御性的长城,历史上因边境民族的入侵而奋起的防御性边战转化成了向外拓展的进攻性边战。“古人重守边,今人重高勋。……誓开玄冥北,持以奉吾君。”〔25〕一种“功成画麟阁”〔26〕外求功利的精神弥漫于大唐的社会。
“开元盛世”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给它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和刺激。如果说唐初文化发展具有整理、综合南北朝以来文化的特点,那么,盛唐文化则已经站在这一起点上进入了突破既往文化的创造性发展阶段,并逐步形成了一种恢弘博大,“焕烂而求备”的文化特点。盛唐时代的文化人在国势昌大,国威远扬,政治经济发达到最高峰的环境中生活、涵养,洋溢着一种自信,焕发出一种精神,他们充满了“群才属休明”就当“乘运共跃鳞”事业情趣;他们以一种“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27〕的豪情与气派,开启了一场辉映古今的文化创造运动。
盛唐时期的佛教,虽经玄宗开元初年的抑制而稍有停顿。但由于佛教在与李唐统治阶级的长期携手中,已经形成了较为凝固的“同盟”关系。因此,不久它便又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发展了起来。开元二十四年,玄宗颁赐《御注金刚般若经》〔28〕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敕每州各以廓下定形胜寺观,改以开元为额。”“天宝三载三月,两京及天下诸郡,于开元观、开元寺,以金铜铸元宗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躯。”〔29〕“三教并崇”依然是盛唐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格局。
在中唐六十余年的历史中,李唐王朝的政治、经济的发展远没有盛唐来的昌盛。其文化的发展,在总体上也丧失了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高扬揭举的气势。“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欲演欲烈。建中四年“四藩称帝”,唐王朝几乎面临着“自国门之外,皆方镇矣。”〔30〕的严峻形势。内政方面,“宦官攘政”、“朋党交争”南衙北司如水火难以相容。统治阶级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内耗了这个庞大的王朝的能量,整个统治开始步入了由盛转衰的下坡路。横跨唐朝盛衰两段历史的杜甫极其深沉地吟道:“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31〕旧籍记载,肃宗乾元元年,唐全国户数骤减为“一百九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四户”〔32〕此后,虽经德宗两税改制,宪宗收平淮西等镇。然而,至文宗大和年间,唐全国户数方才有“四百三十五万七千五百五十七户”〔33〕不及天宝十三载所计户数一半。
中唐社会尽管政治、经济已出现衰退的趋势,但统治阶级对佛教的支持依然是有增无减。肃宗时密宗大师不空“官至乡监,出入禁闼,势移权贵。”〔34〕政治、国门报警,使得统治阶级对佛教的利用更趋频繁也更显荒诞,“或夷狄入寇,必合众沙门诵《护国王经》为禳厌,幸其去则横加赐与,不知纪极。”〔35〕宗教迷信在这个虚弱的时代里,堂而皇之地扮演着“护国神”的角色。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是其鼎盛发展期。在创作上涌现了大批高造诣的壁画艺术家,体现了成熟的技巧,并形成了具有典型时代意义的风格样式,“唐风”式的作品开始形成;创作在整体上走向繁荣,作品的数量较之初唐有了很大的增长;这一阶段也是创作门类最为齐全的发展阶段。一百多年的创获,不仅使它雄居于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鼎盛阶段,而且也堪称中国佛教寺院壁画创作的一个巅峰。
这一阶段的佛教寺院壁画已经脱离了南北朝及隋以来的影响,进入了风格突破的创造发展阶段。宋人邵博《闻见后录》曰:“观汉李翕、王稚子、高贯方墓碑,多刻山林人物,乃知顾恺之、陆探微、宗处士辈有此遗法。至吴道元,绝艺入神,然始用巧思而古意灭矣。”盛唐时代中国绘画的风格发生重大变化的事实,邵博在比较中直觉地捕捉到了。但他将其归结为个人的巧思,却反映了他对艺术发展的认识是存在局限的。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发展的历史,说明这种风格的发展乃是群体的而非个体的。在这个鼎盛发展期,个人风格与流派一时蔚起,如同一座岩峰并岭,高秀半天的群山,而其庞大的创作群则正象那自岭下而指向八方的巨大的山根,支持着峻秀的峰峰峦峦。盛唐吴道子个人的巧思是这盛大发展中的一个典型,而绝非是全体。
吴道子是一位多产而优秀的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家。史称其:“凡画人物、佛像、神鬼、禽兽、山水、台殿、草木皆冠绝于世,国朝第一。”〔36〕佛像及诸经变画尤为其所擅长,所成佛画样式,世称“吴家样”。这种吴风样式,笔力遒劲而畅快,“画衣裳,磊落生动。”〔37〕其长安菩提寺佛像“天衣飞扬,满壁风动。”资圣寺人物“出奇变态千万端”使人“dǔ@④之忽忽毛骨寒”。〔38〕现传世的《释迦降生图卷》上,无论是腾挪欲跃的神兽,还是髭须怒张的神人,笔里形间都洋溢着一种雄健外拓的精神。元人汤@②说:“唐人名手至多,吴道子笔法超妙,为百代画圣!”〔39〕吴道子画风中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气势,昭示着盛唐画风的开始。
盛唐时期的韩干也是唐风总体风格中的一大杰出代表。他以一种昂然奋然的气势创作出种种充满运动和力度的马图而享誉盛唐画坛。史称其:“善写貌人物,尤工鞍马”“画马穷殊相”〔40〕韩干马画不仅深得传真之功,且也多有“翘举雄杰”〔41〕之势。段成式吟赞其长安资圣寺《散马图》曰:“变势如激湍”这种在运动中见力度,在力度中写运动的韩干马画已经改变了前代马画的风格。张彦远曰:“古之马喙尖而腹细”〔42〕明代佚名画论作者指出:“古之马喙尖而腹细,则自韩干而后小变矣。”〔43〕将传世的韩干马画诸图与史传所记的“螭颈龙体”的记载一比较,则韩干马画非谓小变,实则大变矣。值得指出的是,韩干能变法前贤而特出一体是与其重写生以取心得的现实主义创作实践分不开的。史载韩干“明皇天宝中召入供奉,上令师陈闳画马,帝怪其不同,因诘之。奏云:‘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之师也’。”〔44〕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二阶段的画家,坚持以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绘作出富有个性和风格发展意义的作品,这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松石画专家张zǎo@⑤是又一典型代表。他画法奇特而不囿常格,《历代名画记》卷九记:“初,毕庶子宏擅名当代,一见惊叹之。异其唯用秃笔,或以手摸绢素。因问zǎo@⑤所受。zǎo@⑤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毕宏於是阁笔。”张zǎo@⑤的艺术成就不在于秃笔和手摸绢素的技巧形式上。他能居于画格“神品”,关键在于他能辟开一种层次深远,景象开阔的意境及其作品中所有的气势。他在似答非答而又切中要害的答毕宏问中,凝炼地将绘画过程中的主客观因素作了概括的表述,将艺术作品形成由物到认识,再到表现归结为对对象的感受这个起点。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绘画理论的表现。张zǎo@⑤松石画有“势凌风雨,气傲烟霞”〔45〕磊落奔放,酣畅而出的风格特征。在唐代佛教寺院非宗教类壁画中,他的松石图是独秉一帜的。他的作品无疑丰富了这一阶段风格发展的内容。
周fǎng@⑥是中唐时代的大画家,他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中唐时期进行的。他是中国佛画史上“四家样”的殿最人物,其佛教人物以观音像为代表,史称“水月观音。”“又画士女,为古今冠绝。”〔46〕史称“绮丽人物”,又叫“绮罗人物”。周fǎng@⑥是一位勤于探索,努力于风格发展的创造型艺术家。据载德宗朝“修章敬寺,召@⑦云:‘卿弟fǎng@⑥善画,朕欲宣画章敬寺神,卿特言之’。经数月,果召之,fǎng@⑥乃下笔。落笔之际,都人竞观,寺抵园门,贤愚毕至。或有言其妙者,或有指其瑕者。随意改定,经月有余,是非语绝,无不叹其精妙,为当时第一。”〔47〕周fǎng@⑥笔下的女性人物“多富贵nóng@⑧丽”〔48〕之态,体现着“以贵为美”的豪华,是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风格发展的又一典型。
边鸾的创作主要是在代、德二宗时期,他是这一时花鸟门类的代表画家并在佛教寺院花鸟门类的壁画创作居于领先地位。史称其“近代折枝花居其第一。”〔49〕所作异花珍禽皆“精妙之极。”〔50〕他的作品也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下笔轻利,用色鲜明,穷羽毛之变态,奋花卉之芳妍。”〔51〕浓妆艳抹之花,丹碧交错的鸟是边鸾对豪华趣味追求的一大特征。边氏花鸟是中唐时代新兴起的艺术门类,它所体现的风格特征在整体上是与周fǎng@⑥豪华情趣一致的。
纵横健拔、高扬揭举的吴氏作品首先揭橥了风格发展的创造性运动,其间韩干、张zǎo@⑤、王维、卢楞伽、朱审、扬庭光,等一代画人蔚起而应之,中唐时代的周fǎng@⑥以其个性鲜明的创作样式殿最了这一创造性的运动。典型意义上的“唐风”艺术于此是真正地形成了。张彦远说:“圣唐至今,二百三十年,奇艺骈罗,耳目相接,开元天宝,其人最多。”〔52〕这一阶段的画人从整体上讲是一个创造派的群体。在这个千秀竞美的艺术整体中,富有典型意义和充满了历史意味的是产生吴、周两大艺术风格。他们各各以其富有个性的艺术形象,以其精湛成熟的艺术技巧,分领艺坛一时之风骚。前者在唐代统治阶级充满外拓意志的社会精神氛围中,涵养了自身的艺术个性,创作了一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豪放、外拓的壮美样式;后者在“安史之乱”以后唐代统治阶级苟安求逸,追求天上人间奢华的社会精神中,生发了自身的艺术旨趣,创作了一种吻合时尚的侈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时代是他们创作的背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观照”了他们的时代。
晚唐近百年的历史是唐王朝日趋没落,最后走向崩溃的历史。唐王朝旧有的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并日益加剧而派生出新的社会矛盾,最后在农民战争的打击下,唐朝政治瓦解。唐末历史溃为军阀争鹿的局面。公元九○七年,朱温禅唐建梁,正式宣告这个显赫于亚洲大陆,声威于东罗马世界的东方帝国的灭亡。
晚唐佛教发展有两件大事,一为“会昌灭佛”;二为懿宗礼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唐武宗会昌五年,拆寺制》记会昌灭佛“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侣二十六万五千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汤用彤先生论及此事说:“会昌灭佛,时朝臣未闻有谏者,僧人抗议也不如周武时之甚,佛教势力之已衰,可知也。”〔53〕
懿宗是唐代诸帝中信佛最深的一位皇帝。咸通十四年,他步宪宗后尘又导演了一场规模甚大的礼迎佛骨之剧。下面我们依汤用彤先生所据《杜阳杂编》、《剧谈录》两收所整理的材料摘要介绍一下: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但生得见,殁而无恨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震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门,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幡花幢盖之属。罗列二十余里。间之歌舞管弦,杂以禁兵兵仗。锱徒梵诵之声,沸聒天地。民庶间有嬉笑欢腾者,有悲怆涕泣者。……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持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啮指截发,不可胜数。又有僧以艾覆顶,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窘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傍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及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喝于其间,恣为嬉戏。……”〔54〕
晚唐佛教发展史一幕的最后两个场景,“会昌法难”和“咸通迎佛”是唐代佛教由盛转衰过程中的两大事情,前者以政治的力量打击佛教;后者以政治的力量哄抬佛教,两者对于佛教的态度截然相反,但又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佛教的衰落。
晚唐的历史是李唐王朝的衰落史,晚唐佛教的历史也基本上相应于这一历史而衰败没落,晚唐佛教寺院壁画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的最后一个阶段,它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已经无法产生盛唐时代那种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壮美风格,也无法产生中唐时代那种富有天上人间的幻思,“绮丽”豪华的优美风格。晚唐社会所暴露的种种矛盾,说明它给这一代画人的课题是沉重而辛酸的。整个社会趋向崩溃的大势,迫使这一阶段佛教寺院壁画的创作进入了转变发展期。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第一个转变,是创作中心的转移。造成这一转变的原因乃存在于唐末政治的历史之中。它的第二个转变是创作题材的变化,初唐、盛唐和中唐见诸画史记载的经变画已经大大减少了,而释仪像的创作则相对地多了起来。据宋人李之纯《大圣慈寺画记》介绍,成都大圣慈寺“总九十六院,楼阁殿塔厅堂廊庑,无虑八千五百二十四间,画诸佛如来一千二百十五,善萨一万四百八十八,帝释梵天六十八,罗汉、祖僧一千七百八十五,天王、明王、大神将二百六十二,佛会经验变相一百五十八,诸夹神雕塑不与焉。”在佛教诸仪像中,见诸记载的帝释、梵天、天王仪像较多而详细。帝释、梵天和天王等佛教神是佛教幻化出的镇于六合护及宇宙的“护法善神”。这类作品在唐代前期的寺院中也多有创作,但从画史诸书的记载情况来看,唐后期的创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名目样式上都比前期为多。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第三个转变是风格的转变。这一阶段的寺院壁画家,在总体上已不复存在第二阶段佛教寺院壁家那种雄强的气势和浩漫的情致了,他们更多地是趋于静穆式的思索、冷漠的旁观或是对现实作出不加矫饰的揭露。艺术风格也在佛教世俗化、人间化的总历程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和“逸放狂怪”的两种样式。
晚唐著名画家程修已是对唐代佛教寺院第二阶段壁画家实行批判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指出:“周(fǎng@⑥)侈伤其峻,张(萱)鲜忝其澹,尽之乎其为韩(干)?!”又说:“吴(道子)怪逸玄通,陈(拟指陈闳)象似幽恚,杨(庭光)若痿人强起,许(琨)若市中鬻食。”〔55〕这段材料出自程修已的墓志,可能是他晚期的思想。修已少从父命师事周fǎng@⑥,“自贞元之后以画艺进身,累承恩称旨,京都一人而已。”〔56〕但在此后的艺术发展中,他挑起了批判师说的旗帜。他指出周fǎng@⑥人物画“侈伤其峻”,张萱人物画“鲜忝其澹”并非是对他们的技巧和外在形式的一般否定,而是对其豪华趣味“丰腴之风”的风格否定。这已经与宗人“兼然淡泊,闲和严静”的审美观念多少取得一致了。《宣和画谱》论:“世谓fǎng@⑥画妇女,多为丰厚态度者,亦是一敝。”程修已的这一否定是建立在其“清谨峻秀”审美价值观的基石之上的。中唐时代那种浩漫情致所生发的豪华趣味“丰腴之风”已不为晚唐的画人所接受。他们在唐末政治、经济发展不景气,战争频仍的环境中要求重新构造新的审美对象,竖立新的美的典范。这就是去豪华、弃“丰腴”、非“怪逸玄通”的“清谨峻秀”风格。画史记程修已“尝画竹障于文思殿,文皇(文宗昂)有歌云:‘良工运精思,巧极似有神,临窗时乍睹,繁阴合再明’。”〔57〕程修已在非“侈”、非“鲜”的风格批判中走出了自己清谨峻秀的风格,这是一种理胜于情,工过于神的艺术样式,它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植之姿,远无不详,幽无不显。”〔58〕的真实效果,主体对对象的关系不是物我交融,相互渗透的关系,而是一种冷漠、静穆的观照。程修已的作品,今天我们已不可亲见。然而,在现存敦煌晚期唐窟的供养人像上,我们不是依然可以感受到这些形象所有的那种冷冰冰的“神气”吗!晚唐唐窟中愈来愈大的供养人像,大多是一种趣味不高,行笔工谨,服饰讲究,神情矜持,华贵单调而内心活动完全冷漠的盛装肖像。这种比例入于尺度,精巧于形似而缺乏情性神韵的人物画,在晚唐佛教寺院壁画的风格转变中没有发展的意义,但却又以其无神之“神”反映了那一时代精神的一面。
程修已所倡导的“清谨峻秀”风格相对于盛唐时代推崇气格刚健的外拓型美,是一种趋于工整精细、静穆冷观的内敛型美。这种“内敛”在晚唐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乃具有修身反思的特点。这种内敛意识的产生是唐代社会变迁的宏观环境的产物,也是汉文化儒家“孔颜乐处”结合道家隐逸情趣——“独善”思想长期发展的产物。但是画家本人的社会经历、性格倾向,乃至文化素养等微观因素,也是导致其最终形成的一组重要原因。《墓志》说程修已“性夷雅疏淡,白皙美丰姿。赵郡李远见之,以为沈约、谢眺之流。”
走出了冷观的一派的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又一位重要人物。他“性情疏野,襟抱超然,……禅僧道士,常与往还,豪贵相请,礼有少慢,纵赠千金,不留一笔。”〔59〕又有张素卿“落拓无羁束,……豪贵之家,少得其画者。”〔60〕孙位等晚唐画人富“疏野”,“无羁束”之个性,作为一种群体性格,当是其时代内敛意识的一种扭曲的反映。它既不同于魏晋六朝”怡情养性”的玄风,更不同于盛唐时代直抒胸臆、意兴昂然的外拓之风,质言之,这是一种追求解脱而不能,内敛而不甘的逸放之风。这种风格内敛了炽热的感情,却以“狂怪奔逸”之体对现实作了不加矫饰的揭示。它否定了豪华的趣味和侈丽夸饰的丰腴之风,继承了盛唐豪放的气格,然而,却以扭曲的风格、热嘲的形式来反映晚唐社会所给予他们的种种课题。
孙位活跃于晚唐佛教寺院壁画创作领域,他不仅擅长于各种佛教题材的绘画,而且尤以龙水画为世所称。史称“蜀人画山水人物,皆以孙位为师,龙水尤位所长者也。”〔61〕他作风泼辣“笔力狂怪”,造型“千状万态”〔62〕大幅度的运动和酣畅淋漓的气势是孙位的主要风格特征。《德隅斋画品》记其《春龙起蛰图》曰:“山临大江,有二龙自大山下出。龙蜿蜒骧首云间,水随云气布上,两爪自鬣中出,鱼虾随之,或半空而陨。一龙尾尚在穴前,踞大而不蹲,举首望云中,意欲俱往。怒爪如腥,草木尺糜,波涛震骇,涧谷弥漫。山下桥路尽没,山中居民,老少聚观,阖户阚牖。”孙位《春龙起蛰图》,山、水、云、气、人、龙、鱼、虾、草、木、屋、室聚于一图,上下左右,远、中、近全图所有物象无一不处于强烈的战动之中,整个构思逸出常格,写出了一种狂放奔逸的气势,含纳着一种森然的气象,的确令人有“览之凛凛然”〔63〕闻之而惊然的视听感受。尤其是那躯“意欲俱往”却“踞大而不蹲”的穴前之龙更出其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之态。这种敛而不甘,去而不行的奋激作为一种作品的精神倾向,在晚唐长于画火的张南本的创作中,也存在异曲同工的表现。史载:“张南本,……工画佛道鬼神,兼精画火。尝于成都金华寺大殿画八明王。时有一僧,游礼至寺,整衣升殿。骤见炎炎之势,惊怛几仆。”〔64〕这种笔气炎锐,烟飞电掣,烈烈若焚燃寺殿的大火,不正是与孙位笔底“波涛震骇,涧谷弥漫”的狂怪奔逸之水一样,奏出了一种敛而出、出而敛的扭曲之声吗?!其间不也正含纳着这一代画人多少的感伤、恐惧、爱恋、忧虑,以及欲求解脱而深感社会桎梏的炽热情感吗!
孙位等人内敛而扭曲的“狂怪奔逸”之体之所以高出程修已等冷观一派的原因,在于他们在自身的内敛中对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宣泄着这一代人的忧思情虑。这种风格对唐末五代艺苑影响不小,宋人邓椿说:“画之逸格,至孙位极矣。后人往往益为狂肆。石恪、孙太古犹之可矣,然未逸乎@⑨鄙,至贯休、云子辈则又无所忌惮者也。意欲高而未尝不卑,实斯人之徒欤。”〔65〕孙位是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转变发展期的杰出代表,他所形成的“狂怪奔逸”风格,将程修已冷观的一派所磨平了的艺术个性作了顽强的反映。这种强烈追求艺术个性倾向的膨胀结合冷观派内敛静穆倾向之后,完成了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风格的转变发展,给宋人“适我性情”的艺术追求作了历史的准备。
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经初唐综合派、新风派近百年的历史准备之后,跨入了盛、中唐的鼎盛发展期。盛唐时代恢弘博大、刚健有为的社会精神氛围涵养了这一代画人的创作个性,他们以极为自信的精神和浩漫无涯的情怀,开创了这一时期豪放外拓的艺术风格。“安史之乱”结束了盛唐的历史,在总体上,中唐佛教寺院壁画趋于对豪华趣味的追求,抒发着一种天上人间的情思,“丰腴”、“绮丽”的风格在这一时期走向极至。中唐以后的晚唐历史,社会政治、经济之发展每况愈下,旧有矛盾的激化加速了社会总危机的爆发。唐代佛教寺院壁画第三阶段的画人已经对热狂的外拓和缠绵的眷恋等既往的风格样式,产生了怀疑和批判。他们在非“侈”、“鲜”,非“怪逸玄通”的否定中,走出了“清谨峻秀”冷观的一派和“狂怪奔逸”的一派。唐代佛教寺院壁画,在向五代及宋作出历史的传移时,是由这两派中合理成份的结合来实现的,而后者的作用要相对大一些。*
〔1〕《通典》卷七
〔2〕《唐会要》卷八四
〔3〕彦cóng@⑩《法琳别传》
〔4〕《全唐文》卷一四
〔5〕《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释教在道法之上制》
〔6〕〔9〕〔18〕〔40〕〔42〕《历代名画记》卷九
〔7〕《图画见闻志》卷五、《唐语林》卷三
〔8〕〔10〕〔14〕〔19〕〔21〕〔36〕〔44〕〔45〕〔46 〕〔47〕〔49〕〔51〕〔56〕〔57〕〔58〕《唐朝名画录》
〔11〕《旧唐书》卷七七《阎立玄传》
〔12〕《后画录》
〔13〕〔16〕《历代名画记》卷二
〔15〕〔38〕〔41〕《寺塔寺》
〔17〕〔20〕〔39〕〔48〕〔61〕〔63〕〔65〕《画鉴》
〔22〕《唐大诏令集》卷九《天宝八载册尊号敕》
〔23〕《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
〔24〕岑仲勉《隋唐史》
〔25〕杜甫《后出塞五首》
〔26〕李白《塞下曲》
〔27〕李白《古风十五首》
〔28〕《全唐文》卷三0《答张九龄等贺御注〈金刚经〉手诏》
〔29〕《唐会要》卷五0《尊崇道教》
〔30〕《唐语林》卷八
〔31〕杜甫《无家别》
〔32〕《通典》卷七
〔33〕《唐会要》卷八四
〔34〕《资治通鉴》卷二二四
〔35〕《新唐书》卷一四五《王缙传》
〔37〕《画品》
〔43〕沈子丞《历代论画名著汇编·明》
〔50〕《历代名画记》卷一0
〔52〕《历代名画记》卷一
〔53〕〔54〕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
〔55〕《唐故集贤直院官荣王府长史程公墓志》
〔59〕〔60〕《益州名画录》
〔62〕〔64〕《图画见闻志》
@①原字为马右加彐下加又
@②原字为后下加土
@③原字为纟右加免
@④原字为者右加见
@⑤原字为王右加噪的右半部
@⑥原字为日右加方
@⑦原字为日右加告
@⑧原字为禾右加农
@⑨原字为分下加鹿
@⑩原字为忄右加宗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历史观是人们对于社会历史的根本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他们称它为“唯物主义历史理论”或“唯物主义历史观”。俄国哲学家列宁评价历史唯物主义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即唯物主义的方法”。E·伯恩斯坦等则把它修正为经济唯物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它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无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建国以后,唯物史观在我国占据了主导地位,广大史学工作者以之为指导,在各个史学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一度左倾思潮泛滥,问题也随之而来,不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一些个别论述被割裂开来,被断章取义,被当作教条、公式,变成束缚生动的历史研究的绳索。改革开放的春风解开了人们思想的禁锢,人们在总结过去历史的研究的成败得失之余,难免会思考,唯物史观在新时期是否还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可以继续作为我们研究的理论基础?应当怎样理解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怎样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不成熟看法。
不少学者认为,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由我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决定的,我们事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这已被写进了宪法,唯物史观的指导地位难道还用得着怀疑吗?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出发,我觉得这种说法尚不够完善,或者说,尚不足以说明唯物史观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坚持唯物史观实有着更重要的理由,就是这种史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体系。就几十年历史研究的实践来说,只有这种理论提供给了我们分析历史问题,阐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我这里说的首先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导他整个研究工作的出发点: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以上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论述,可以说是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全面深刻而准确的概括,是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总结。以我们迄今接触到的古今中外所有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理论,确实还难以找到比这更全面深刻的理论概括。近一个世纪以来,广大史学工作者正是以之为武器,在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历史做整体的或具体的探讨,认识历史进程,探讨历史规律,结出大批硕果,推动了中国史学的发展。
以我本人从事的先秦史研究为例,我认为,无论是过去传统的古史系统,还是在进化论思想指导下的所谓“新史学”,乃至最近传入的各种西方史学理论,都难以同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这段历史所做出的阐释相比拟。这段包含有我们祖先的童年、我国文明的开端、早期国家,以及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转变历程等发展阶段的我国远古历史,只有用唯物史观来阐释才更合理,更接近历史真实,更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如论及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变革,我们知道,这是我国历史上除近代社会的转型外最大的一次变革。过去先哲们亦或朦胧地意识到历史上的这次重大变革,如王夫之就曾说过战国是“古今一大变革之会”;(注:王夫之:《读通鉴论》。)顾炎武《日知录》言及春秋与战国礼仪风俗之差异,认为这所有变化皆出于春秋战国之际百数十年间,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的结论。(注:顾炎武:《日知录》第13卷,《周末风俗》条。)然而他们有谁能像唯物史观的运用者那样,把握住这场变革的根本性质,说清楚这场变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层变化的事理逻辑?根据唯物史观,这场变革实起于春秋战国之际生产力性质的变化。
春秋时期铁器与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这些变化的最根本的动力。由于有了铁器与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垦辟,有了战国大规模水利工程的兴修,有了精细农业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手工业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包括金属铸币的广泛使用、城市的兴起,富商大贾及高利贷的活跃……以上标志着战国生产力水平提高之荦荦大端者,皆见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是谁也无法否认的。随着社会经济的这种变化,人们的相互关系包括财产关系也跟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旧的宗法组织,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各种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结构纷纷崩毁,代之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个体劳动、“分地”代替了集体劳动和“公作”;统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也由过去的“助法”即力役剥削改变为税亩制即租税剥削,这使我国从此进入传统的以个体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所有这些有关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都发生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且它们都可以归结为社会生产力提高所导致的结果,其间变化之迹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了如上变化之后,便是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革命了。
在这方面,人们同样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会结构的瓦解,我国夏商周三代沿袭下来的早期国家(即建立在氏族组织的联合基础之上的国家)最终演变为建立在地域组织基础之上的成熟国家。郡县制代替了过去的分封制,由郡县及于乡、里、会、伍这样一套管理编户齐民的地区编制由是成为以后两千多年专制王朝政权的组织基础,一套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旧的世卿世禄制,世袭贵族的统治从此成为历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个新的知识者阶层——士的出现是这个时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现同样根源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由于士阶层的出现及国家任用贤能而不是任用世袭贵族这一变化,又促使了士阶层的活跃,促使了诸子百家的争鸣和战国学术的繁荣,以及各种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一个世袭社会向传统社会的转变过程,不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观才能得到很好的说明。迄今为止,难道还有什么其他的理论可以比这更好地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这场变化吗?
目前,对于春秋战国之际历史进程的这样一种阐释,已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说明唯物史观已深入到广大史学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数人们自觉运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战国之际的变革,其他如中华文明的起源、早期国家、商周社会形态等重大问题,学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观做武器,对之进行探讨。到现在,前辈史学工作者已为我们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此基础上,高举唯物主义的思想旗帜,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肩负起新时期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必须同史学领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倾向做斗争。所谓右的思想倾向,就是公开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认为唯物主义已经“过时”,或者干脆主张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张用非唯物主义思想指导我们历史研究。所谓“左”的思想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割裂开来,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以他们的个别论述取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根本原理,使之成为束缚历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条。就一段时间历史研究的状况和目前史学界的实际情况看来,我认为,这前一种思想倾向固然存在,并应当引起我们警惕,但后一种思想倾向却是更主要的,更应值得我们大力克服的。这种倾向造成了我们的历史研究脱离实际,脱离广大群众,并且是使许多青年史学工作者对唯物史观发生误解与产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当前,亟需要针对这一方面的问题开展工作,坚持实事求是,坚持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破除那些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条,正本清源,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搞好我们的历史研究。这也与当前思想战线总的形势相吻合的。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就其基本理论来说,其实并不深奥,并不繁复,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阐述的那些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应是既简明而又深刻,既朴素而又切中肯綮的。这些基本点,也反复见之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论述是始终如一的。简单说来,这个基本原理就是对人们的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人们的经济关系、经济基础决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由此推动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这样一种历史规律的归纳。现在一些人赋予唯物史观过多的含义,把本来不属于这个范畴的一些内容也当成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去宣传,要求人们去遵守,并拿它当普遍规律去阐释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实际是既不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背离了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原则。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同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及具体历史问题的论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们观察人类社会历史根本出发点,是对整个人类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的总结,后者则是他们运用这一基本观点对各个具体历史阶段所经历的各种经济形态的分析,或者是对某一民族或国家具体历史的描述。虽然这些论述和分析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应当受到尊重,但毕竟是他们有关历史理论的第二层次或第三层次的论述,与唯物史观本身并不能划上等号。这些论述的适应范围一则受到具体时间和空间限制,二则(特别是有关具体历史问题的叙述)也受到当时具体环境,包括资料来源等条件的限制。一些这样的论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当真理,是需要我们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拿现在人们关心的社会形态理论来说,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种生产方式或曰四种社会形态之说,加上他们描述的在这四种生产方式之后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将其归纳为“五种生产方式”或“五种社会形态”。
在历史研究中坚持与发展唯物史观
有人认为,这五种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基本范畴。这实际是经不起检验的。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确将上述五种社会形态的演进限于西欧各国,对于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他们是将其归入“亚细亚生产方式”范畴之内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随时看到他们将亚细亚社会形态(或曰“东方的”社会形态)与奴隶制、封建制并提,当作东、西方同时并存的几种社会形态,如:
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页。)
在奴隶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赋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品的出售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64页。)
以上,“接受贡赋的国家”即指“东方专制君主”(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370页。),其对臣民普遍实行的人身占有和剥削称为“普遍奴隶制”。对于这种剥削关系,是不能用“欧洲的观点”即西方的奴隶制、农奴制关系来加以解释的。这种“东方的”即亚细亚社会的特征,一直与“古代社会”、“封建社会”的存在相始终。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够将“五种社会形态”当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经的社会,或者当作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呢?
然而我们过去正是长期将之当作铁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去看待。我们旷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讨论便是在预设了“中国不能没有奴隶社会”的前提下进行的。从实际出发,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没有过一个奴隶社会。商代不是奴隶社会,因为其时作为社会生产主要承担者的“众”或“众人”并不是什么奴隶,而是各个氏族组织的族众;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隶社会,那时社会的主要生产者庶人与商代“众人”是同样性质的农民;战国、秦、汉广大的编户齐民更不是什么奴隶。可是过去在“中国不能没奴隶社会”的指导原则下,大家非要把这其中的一个或几个朝代说成是奴隶社会,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来讨论所谓中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分期,也就是中国奴隶社会的下限到底应断在什么时候的问题。所以这个讨论旷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结论。要说反思建国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教训。它告诉我们,正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阻滞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包括现在一些人们对唯物史观的误解、生疏与隔膜,“左”倾教条主义都是难辞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国以来发生的重大历史问题的争论,例如农民战争问题、汉民族形式问题等,在涉及理论指导时,也有过类似情况出现。如关于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不少论者仅是主要凭着斯大林关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论述:“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即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页。),就将我国主体民族汉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时武断地指责范文澜先生所提出的汉民族形成于秦汉之际的论点,是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相违背的。这里,斯大林有关民族问题的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原理二者之间划上了等号,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硬被说成是仅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类,今天看来实难以被人接受,而在过去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却是堂而皇之。像这样生硬搬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语录,打“语录仗”,成为那个时候的一大景观。这样,历史研究实难正常地进行,唯物史观的真谛亦难得到很好地张扬。
以上这些,并非要把建国后我们的史学研究说得一无是处,没有成绩可言。我曾经写过《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已对建国以来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与不足做出过较为全面的总结,(注:沈长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拟重复。这里只是强调,为了克服缺点,我们必须着重纠正过去那些主观唯心主义的东西。尽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号倡导了这么多年,史学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仍然不少,许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确。我想,只有清理了这些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的灰尘,我们才真正发扬唯物主义。
当前,面对各种史学思潮,包括被不断引进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冲击,我们不但要坚持唯物史观,而且要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这方面,我的想法还不够完善,只能提出两点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强中国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强中国社会发展史的研究,以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去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曾将西欧以外广大地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划归“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范围,并同时勾勒了一些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征。现在看来,尽管马克思、恩格斯对古代东方社会结构及发展路径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计是正确的,但限于他们所处时代对东方了解的程度,他们有关亚细亚社会形态特征的具体描述尚存在着某些不够精准的地方。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国归入了亚细亚社会的类型,这无疑对我们研究中国历史具有指导意义,然而毋庸讳言的是,我们有关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特征的具体描述同样存在着不够精确的问题。这或许是他们接触到的有关中国的资料来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
鉴于这种情况,认真研究中国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出一套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特征及其发展规律,对于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数千年的发展中未曾中断,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自然生长的文明体系,因而中国历史的发展比较起其他文明来说,更具有典型性,以之为标本解剖其发生、发展的历程,将更有助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学及中国史学遗产的优秀成份。中国史学遗产,远的不说,就近一个世纪的情况来说,像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寅恪等诸位史学大师的主张,都不乏真知灼见,也可以说含有与唯物史观某些相通之处,如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应当就是一种对于古史研究的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以至于今天广大史学工作者仍以之作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则。又如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当年郭沫若即认为它“的确是个卓识”。(注: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这个观点至今未能被动摇,因为它发现了中国旧的古史系统含有后人层层附加的成份,而这些附加的东西乃是源于人们所处时代的各种思想意识,这无疑是具有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断涌入的西方史学理论,我们更不必对之大惊小怪。对于其中一些带有明显政治企图,披着学术外衣而意在诬蔑、攻击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东西,我们自然要驳斥之、坚拒之。但我相信,多数介绍到国内来的西方史学理论不是这种性质。其中有唯心主义的东西,或与我国史学工作者思维方式不相协调的东西,时间长了,自然没有了市场;另有相当部分西方史学、人类学或社会学的理论,确实蕴含着对于人类社会客观历史发展过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规律的总结,或者含有对于历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讨,一些内容也是与唯物主义精神相通的。
如法国年鉴派大师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其将物质因素视作历史运动的基础,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原因的观点,无疑就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他的理论当然应受到我们的重视。近年,在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类学者提出的诸如“新石器革命”、“农业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题也正引起人们的广泛兴趣,这些理论赋予生产力的进步以决定性的意义,把它当作人类进步的基本动力,其基本观点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原理的,我们同样没有理由拒绝从这些理论中去获取有价值的成份。马克思主义应当是开放的,我们应当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使我们的唯物史观永葆活力与青春。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成本会计是成本会计人员协助管理计划及控制公司的经营,并制定长期性或策略性的决策,并且建立有利的成本控制方法、降低成本与改良品质,成本会计是一个估算,跟踪和控制产品和服务成本的流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成本会计内容的界定及其完善和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成本会计内容的界定及其完善和发展全文如下:
成本会计从十九世纪下半叶产生到今天,是逐步成长完善起来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如何恰当的界定成本会计的内容,现代成本会计的完善和发展应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笔者在此想谈点个人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随着时代的发展,成本会计不断引入新的内容,成本会计的范围越来越广。当今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成本会计包括以下内容:(1)成本预测;(2)成本决策;(3)成本计划;(4)成本控制;(5)成本核算;(6)成本分析;(7)成本考核。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主要理由是:
1、仍未摆脱传统计划经济观念的束缚;只注重生产领域的产品成本,而忽视7其它环节和其它方面的成本,其结果是成本信息失真,造成经济决策失误和成本失控。事实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市场竞争的加剧,生产成本在企业总费用中的比重已不断下降,而与产品相关的研究设计、供应、服务、销售等活动引起的成本将不断上升;其数额甚至远远超过生产成本。
2、将成本会计与成本管理混合在一起,不能突出成本会计的中心,达不到成本会计的目的,不能明确各部门职责。
成本会计不管是包含于财务会计之中还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本质特征是财务会计,成本会计的中心只能是成本核算,更具体地说,成本会计的所要研究的就是向谁提供成本信息、提供哪些成本信息及成本信息的提供方式问题,成本会计的目标即会计主体在特定历史时期与环境中对成本会计工作所追求或希望达到的预期境地或标准始终是利用成本信息资料加强成本管理,提高经济效益。然而由于成本会计内容走入了盲目横向拓展的误区,使成本控制、成本分析这些曾经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因成本信息的失真而失去了其效用,因成本项目的过于简单而使控制缺乏针对性,因而实现不了成本会计为成本管理服务的目标;另外现代成本管理决不是某一部门的工作,而是企业各个部门及全体员工的责任.会计人员不可能承担现行成本会计赋予的成本预决策,成本控制,成本分析等职责。
3、将与成本有关的价值问题全部罗列到成本会计中,造成了成本会计与管理会计、财务管理等学科大量内容的交叉重复,不利于学科建设。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控制是管理会计的基本内容,成本计划、成本分析、成本考核也只能是财会人员与其它管理人员共同利用成本信息所开展的工作,将其归入财务管理学科更为合适。
4、未能对成本会计中最本质的“费用”要素及成本会计基础理论、成本计算模式及成本计算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使成本会计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未能在实践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总之,笔者认为现行成本会计在完善发展过程中纵向深入不够,而走入了横向扩充的误区,而泛滥和肤浅是联系在一起的,现行的成本会计教材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成本会计的内容应该是:(1)成本会计基础理论,这是成本会计的基石;(2)“费用”要素的构成及反映方式和成本计算模式及方法;(3)成本信息报告模式;(4)计算机在成本计算中的应用、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也只能从以上几方面入手。
成本会计的内容指明了成本会计完善和发展的方向,根据现行成本会计的实际情况和现代管理的需要,迫切需要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笔者想就以下几个方面谈点看法。
(一)建立成本会计假定问题
成本会计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应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建立成本会计假定和确定成本会计原则应是发展和完善成本会计的一项重要内容。成本会计应建立以下基本假定作为成本会计工作的前提。1、成本对象假定。即在成本核算中要根据谁受益谁承担的原则确定费用的“归宿”,也就是确定成本核算的空间范围。成本对象可以是某种产品、某项经济业务、某个生产环节、某道工序、某个班组、某个车间或某个制造中心。显然成本对象具有层次性。2、公平分配假定。由于成本对象具有层次性,当成本管理需要的信息资料和费用的“归宿”不一致时,原归集的费用需要在不同层次的成本对象之间转移。如车间照明贵的“归宿”只能是车间,但当需要计算某种产品或某个班组的成本时,原归集的费用就需分配落实到产品和班组头上。公平分配假定就是指这种费用的转移是和其实际受益情况相吻合的。
(二)成本会计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问题
准确界定支出、费用、生产费用、成本及成本会计对象等基本概念,是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现行成本会计对这些基本概念界定不清,同一概念在不同场合的内涵和外延不同,其相互关系不明确;成本会计对象的表述既不统一、又欠科学。笔者认为:支出应是企业资产的流出,是一个会计主体与外界发生的一种交换关系,它属于收付实现制的概念。支出应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1)支出的发生必然伴随着资产的减少;
(2)是会计主体与外部发生一种交换关系;
(3)是可以以货币计量的;
(4)其计量是以实际发生为标准的。
而费用则是和收入相对应的概念,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不同业务环节发生的,为了组织和管理生产、或是为了制造产品、或为了销售产品、或为了获得其它收入而发生的耗费。这种耗费要和收入相配比,以营业收入来抵充。至于成本,马克思认为是商品生产中耗费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货币表现,这是成本理论的基础,它揭示了成本在经济学意义上的内涵。然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生产环节重要性的下降;成本中知识含量的逐步增加,产品的成本结构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有研究表明:产品的开发和服务成本在整个成本中的比例已达到45%。
因此传统的成本概念难以全面界定和计量更广义的企业资源耗费,也越来越不能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笔者认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价值形态远远超出了人、财、物的范畴,成本也不再仅是财、物和人力活化劳动的耗费,成本应定义为:企业为特定目的而发生的资源耗费。它揭示了成本在会计学意义上的内涵。按照这一定义,产品成本应是产品从研究开发到售后服务整个过程所付出的代价。包括上游成本(如研究开发)、中游成本(生产加工)、下游成本(如售后服务),还应包括环境成本、人力资源成本和社会成本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成本会计系统的运行过程与经济运行主体的全过程相适应,才能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至于“生产费用”概念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值得商榷。而成本会计的对象应定位于成本核算,这样既能使各门会计学科的对象涵盖整个会计学科,又避免不同学科的交叉重叠。
(三)关于成本构成要素及成本计算模式和方法问题
成本是由各个“费用”要素构成的,对构成成本的各要素如何反映,对有关“费用”要素的转移分配如何选择一个恰当的标准,应是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的又一项重要内容。现行成本会计对“费用”的反映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问题:首先,不能反映企业产品的全部成本,也不能反映成本的经济内容;其次,生产费用按经济内容分类的含义不明确,现行成本项目也不能真正体现出经济用途。
因为“直接”或“间接”只是人们按成本计算对象,按成本要素汇总各项费用的一项核算技术工作问题;最后,由于制造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在成本中的比例不断攀升,且各项目中均包含了不同性质和内容的开支,显然采用任何一个标准去分配制造费用都不可能符合公平分配假定,而将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直接计入当期损益也不完全合理。按现行作法必然使成本信息严重失真,从而使企业管理者的管理举措和生产策略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笔者认为,应该结合资用的性质和用途划分类别,减少管理费用、制造费用、销售费用中的内容,增加成本项目。通过重新分类应能一方面提供管理需要的各种成本信息;另一方面要能实现成本会计、管理会计、财务管理对资料的共享。
另外,现行成本会计只介绍制造成本核算模式,从而使产品成本并没有包括实际的资源消耗,而知识、技术、信息等资源的消耗更是传统成本核算的薄弱环节。笔者认为成本会计应在介绍制造成本计算模式的同时,介绍全部成本计算模式和责任成本计算模式;在介绍品种法、分批法、分步法的同时,研究介绍项目成本法、作业成本法,并实现各成本计算方法对基本数据资料的共享,从而能够为企业生产经营全过程的管理提供准确的成本信息资料。当然要达到这一目的,改革现行的成本会计报告系统也就成为必然。这也是完善和发展成本会计的核心内容。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论文关键词】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旅游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如何保护这些遗产,使旅游与保护不冲突,已经成为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只有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解决当前的问题,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旅游才能走出目前窘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一、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在旅游开发中的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及人类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的自然景观之历史文化遗存和传统文化载体(或表现形式)。…历史文化遗产足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深深地打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印记。历史文化遗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推动事物发展的作用,表现了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所包含的文化内涵。
人类足有记忆的,并需要不断地通过符种不同形式的“怀旧”手段,籍以抚慰心灵和抒发情性。人类还将自己的记忆能力“移植”到某些文化载体上,假借与先辈对话、沟通,满足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中“自我实现的需要”最高层次的心理诉求。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对于生活在水泥森林巾现代都市人而言,更是一种精神的慰藉和一种“审美”的渴望。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已逝历史的残留物,而一个遥远的历史时代能够成为人们憧憬和崇敬的对象,并能够示范和评断当前将会流行的行为范型、艺术品范型和信仰范型。旅游行为究其本质米看,属于一种精神文化消费。旅游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活动,人们之所以热爱旅游,足因为旅游是一种独特的经历,可以领略不同地域之问自然和文化状态的差异。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人们外出旅游更加注意寻找自己所向往的,与日常生活环境不同的境遇和感受,以满足自己了解1睦界,修养身心的愿望。因此不同地域的自然景观和风土人情,以其特有的魅力,成为吸引游客前往的主要因素。现今,珠三角浓郁的岭南地方特色历史文化积淀已成为珠三角旅游业发展的有力支撑。
当从历史文化遗产中发展旅游获益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其经济价值,即以直观的经济收益多少来评价其利用价值与存在价值:也就是说,当对某种历史文化故迹评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从其是否具有眼前的或潜在经济价值来判断。在经济利益与文物保护面前,更多的部门和更多的相关人士更注意前者(也许有种观点足有了钱可以米保护文物),这不仅是某个地方独的问题,而是一种普遍现象,是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利的驱使使使人们急功近利,忽略了原本更重要的文化价值所在,而盲目追求其所谓的利用价值。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在开发旅游资源的时候,历史文化遗产是可以给我们带来一定的收益,但是如何保护这些遗产?如何让旅游与保护不冲突?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的问题,我们试从珠三角历史文化旅游的发展,来探讨如何解决发展旅游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之问的辨正关系。
二、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旅游发展的状况与问题
“珠三角”概念首次正式提出足1994年10月8日,广东省委在七届三次全会上提出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珠三角位于我国南大门,以J州为中心,包括珠江流域下游的佛山、南海、顺德、中山、江门、肇庆、珠海、深圳、尔莞等十多个大巾小城市,面积为24437方公里。珠江三角洲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之物质文化遗存极其丰富,类型多样。据统计有“3座历史文化名城,12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7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456处县级文物保护位以及120多万件馆藏文物”。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成为文物景在旅游巾成为人文景观的主体,也成为我省文物优势的集中体现,并发挥着明显的现代功利价值和资源效应。历史文化遗产之非物质文化遗存,对中华民族发腱产生巨大影响如林则徐、康有为、孙中山、剧恩米等历史人物及其学说,重大的J力史事件,重要历史文献,以及辛亥革命、厂‘州起义的革命史迹、传统文化及风俗等等。珠三角地区相对于国内外其他旅游区域,其旅游资源颇有地方特色,旅游区位条件优越。随着“珠三角都市”概念的提出,对区位旅游的重新定位与规划,将有助于新旅游区域条件的成熟。在珠三角地区旅游规划巾,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应持的态度和科学的发展观,将极大地左右旅游发腱的进,如何形成一个良性互动的发展态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课题。
(一)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在现代化建设浪潮中,受到破坏,导致对旅游客源吸引力的下降。历史文化遗产“原真性、整体性、可读性和可持续性”的保护四性要求。,在眼前功利的挤压下,得不到切实的落实。或修建仿古建筑,或仅剩文物“孤岛”,个别地区甚至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强行拆除,破坏了历史文化遗产与其柏倚互存的环境风貌。所有遗产地都足个整休,而任何历史文化遗产又都与其所处的剧环境同时存在。脱离了它的环境,也就火去或降低了遗产价值。以“历史文化名城”佛山为例,近20年的城市建设中没有树立“历史文化名城”的品牌意识,相反弱化了佛山应有的文化旅游地位。在老城区的改造中,没有按照保留古城的建筑特色和建新如旧的保护原则,大面积拆除极具岭南风格的历史文化街区,仪剩下廖廖数处文物“孤岛”。在多方呼吁下,仍竭力跻身“千城一面”的现代城市队伍,使得作为旅游吸引物之一古城风貌已基本荡然无存。加之本身缺乏自然旅游资源,佛山的旅游吸引力便复存在。另一方面,旅游产品问题。珠三角符地的原生历史文化旅游资源较为分敞。如南越国宫遗址、南海神庙、清晖同、陈家祠、六祖慧能等具有一定吸引力的资源十分有限,这些原生资源分别散落在各个城市当巾,小而.溥,欠缺必须的集巾度,作为个产品的吸引力不够。旅游内容构成一,缺乏层7久感,尚未形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旅游业六要素巾的“购”,对于历史文化旅游而言大有文章可做。目前,具有浓郁岭南文化特色的旅游纪念品不多,精品更少。肇庆的端砚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理应把这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打造为重要的旅游纪念精品,转化为文化旅游产品,但由于缺乏精品和品牌弱化,未能打开市场。柏反安徽的歙县,依靠良好的策划和运作,打造成为中国名砚,塑造了良好的市场形象,吸引了大量的旅游者包括海外华侨、韩国人和日本人购买。珠三角大多历史文化旅游项目仍停留在陈列展览等基础层次,动感表演提高层和可参与体验发展层等高层次旅游项目几乎空白,雉以适应现代大众旅游的消费要求。
(二)管理中的割据性、片面性、暂时性、非持续性影响文化旅游业持续发展的要求。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J泛性与产业综合性决定了旅游业管理职能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大多属于国家所有,但条块分割、政出多门、部门利益等问题依然突山,行政上的分立妨碍了旅游系统的形成。旅游规划中忽视整体规划和全面管理。管理上缺乏创新观念,项目管理上主要以维持为主,缺乏创新的内容。推广投资方向明确,促销费用高但效果差。由于缺乏对市场的J泛调查,缺少对市场开发方向的研究,使得促销费用区域投放比例,带有相当的主观性,加之各地从各自利益出发,各自为战,资金分散,不可能实现规模化的轰动效应。
(三)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严重妨碍文化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误解表现形式是:一足造假古董。个别地方为了增加历史文化遗产类型和已有遗产的历史厚重感,在没有认真考证前提下,修复或重建仿古建筑或传统民居,并选用现代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用现代人们的臆想代替历史建筑本来面目,只能起到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的作用。二是忽视遗产本身精神内涵的挖掘。历史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对于这个问题,尽管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所关注,但是,人们往往对于有形的自然资源和物化型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人文景观等)比较重视,认为那才是具有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财富,而对于精神型的历史文化也是一种能创造效益的资源则认识不足,存在着盲目性和偏见。这种认识上的偏颇就影响到历史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利用,也必然影响到历史文化旅游业可持续性发展。三是在着力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时,不能因发展旅游,促进经济发展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这个观点具有较大的潜在危害性。真正地传承其文化精髓和汲取其先进文化,才能光大发展岭南文化。以旅游经济发展带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以原真岭南文化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才能实现双赢的互动良好态势。
三、解决当前问题的策略
当前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要想使珠三角地区历史文化遗产的旅游资源开发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相关部门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一)完善法律法规,鼓励
非国有资本参与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国有资本也已经开始通过参与或组建景点类旅游企业的方式,进入到对我国景点类旅游资源的开发工作中,对我国旅游业的发展起到推动的作用,非国有资本进入地区的景点开发,结果使得当地经济与企业取得“双赢”的局面。实践证明,非国有资本经营的景点景区大多经济效益好。当然,在实践中,由于非国有资本片面追求企业的短期利益,对风景区的人为破坏性开发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人们的质疑。究其原因,是对非国有资本参与景点类旅游资源经营性开发缺乏法律规范和界定,导致政府职能部门监管缺位。历史文化旅游景点景区建设需要大量的物力、人力和财力长期持续投入,我国历史文化遗产大多为国家所有,依赖财政投入只能勉强维持。珠三角的非国有经济极其活跃,我们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历史文化遗产资源开发,积极探索历史文化遗产景点景区经营新路子。
(二)在保持与创新中重塑
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旅游形象是旅游地的生命,鲜明、富有感召力的旅游目的地旅游形象和高质量的旅游产品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关键。如何重塑对潜在旅游者构成强烈感官刺激、诱发其出行欲望的旅游形象,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公众对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认知和市场需求是形象塑造的根本依据。珠三角文化旅游形象策划以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托,以岭南文化、古越文化为主题,“古、人、文、江、湖、花”为主线,将岭南传统民居区、历史文化遗产汇集区等景点有机结合,不同地区以不同物质载体表现其地域文化特色。如选取佛山“龙”民俗文化、肇庆“包公”府衙文化、广州“百越人”文化、中山“伟人”故乡文化、顺德“瓷窑”遗迹文化等不同侧面,做好创意策划及包装宣传,同时要着力打造“动态旅游文化”项目,增加游客的参与性,塑造珠三角现代文明与历史文化并重的文化旅游区域形象。
(三)以互补效应带动加强
珠三角旅游合作。合作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客观趋势。现代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合作,加强区域旅游合作,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亦是区域旅游发展的新动力。现代旅游产业发展观认为,旅游业的深层次发展是基于产业性联合、与区域旅游协调合作为前提。旅游区域合作的诉求达到协同效应与互补效应。协同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一定的共性,相互组合产生叠加作用,提高整体价值和效益。这一共性或是地缘上的,或文化上的。互补效应是指合作各方具有独特的难以替代的个性,组合在一起可以产生鲜明的特色。旅游合作,是指旅游产品合作、客源合作、投资合作、管理合作及人才合作等领域的合作,要实现上述诸多领域合作,需制定珠三角统一的旅游管理法规和旅游产业发展政策,确定珠三角旅游业的发展战略,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重点做好旅游资源重组配置共享政策、旅游产品开发鼓励政策,用制度和政策保障珠三角旅游一体化的进程,为区域旅游经济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和政策环境。同时组建区域旅游行业协会,充分发挥协会的各项功能和作用,实行珠三角区域旅游协会联合例会制度,加强联系和协调,促进珠三角地区的旅游业共同发展。
(四)从内涵入手挖掘历史
文化旅游资源价值。严格按照古建筑施工要求,修复部分历史建筑物,维护传统名胜风光,营造具有地区代表性的旅游景点景观。文物古迹不应仅以个体的形式存在,只有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中才能构成合适的文化气氛。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一广州应着力恢复古城墙,使其园林化:整修明清羊城八景之一“镇海层楼”;修建广州“五十先贤蜡像馆”等积极举措,将文物古迹重新整合、迁建、扩建,形成适当规模的新兴旅游景观群。红色旅游在全国和珠三角区域方兴未艾。珠三角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红色旅游资源极其丰富。岭南都会广州曾为近代革命的策源地之一,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红色旅游市场资源品位高,不乏在国内极具价值的红色旅游景点,如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和烈士陵园已入选全国百家红色经典景点名单。中国共产党三大会址、广州公社旧址(广州起义纪念馆)等,其他地区如惠州东江纵队抗日纪念馆、叶挺故居及纪念馆和肇庆的阅江楼叶挺独立团史迹陈列馆等历史文化遗产也极具有知名度。挖掘历史文化遗产时要注意开发利用的广度,更要注意开发利用的深度。依靠学者和学术队伍,使历史文化研究从静态、抽象、务虚的研究中走向应用研究阵地,借助经济科学活力和自然科学的方法,站在时代高峰,与时俱进,对岭南文化进行全方位的再认识,对历史文化资源给予科学的扬弃。建立有效益的学术科研活动,协助文化部门进行对外文化交流,有计划地对重要历史人物或事件进行系统多形式的应用研究。精心规划、扎实推进,这对珠三角文化旅游业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四、结语
现代旅游地理集中性日益增强,在世界旅游业中造成区域性旅游发展的原因首先是地区知名度高与综合吸引力大,其次是旅游吸引物距离近、交通方便、节时节支等。珠三角旅游业一体化发展已具备上述各种有利的条件,区内经济发展带动了第三产业发展,从而使区域性的旅游业发展有了稳固基础。珠江三角洲区域十多个大中小城市近二十年冈其经济发展速度迅速而闻名海内外,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带动了笫三产业的繁荣:港澳回归,极大地推动区内的经济一体化发展,为城市密集型的旅游业发展提供支持性条件。珠三角为我国南部重要口岸,客流量大。一直以米珠三角都是港澳台和外国游客进入内地的关口,珠三角经济起飞之后来往客商大量更是增加。国家旅游局为了方便到港澳的外国游客进入内地旅游,推出一个突破性的特殊政策,外国游客进入珠三角地区的免签证时问从以前的3天延长为6天。这使珠三角吸引港澳旅游的外国客人带来更大的方便。
充分认识历史文化资源的现代价值,拓展旅游视野的基础,并要突出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性,不同种类、众多单体的旅游资源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共同组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这就是旅游资源的整体性。游客需求的多样性和资源形成基础的广泛性使区域旅游资源具有多种单一的吸引功能。它们相加、组合、融合成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吸引功能。区域旅游资源的整体吸引功能所具有的作用力和由此产生的效益将远远大于各单一吸引功能的相加之和。我们旅游规划一定要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等人文旅游资源,与当地自然旅游资源结合,形成一个风格迥异、组合性强的旅游目的地。开发珠三角地区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需要新的思路,从新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回顾过去在开发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并从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的经验中汲取经验,对当前的不良问题加以纠正,使历史文化旅游走出单纯的经济误区,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刑事政策概念的提出及其系统思想体系的形成,乃是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刑法学、刑事社会学、刑事人类学、监狱学和其他相关学科发展的产物。客观地说,刑事政策成为预防与惩罚犯罪的思想体系,反映了人类对犯罪现象及其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因此,研究资产阶级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对我们来说,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有益的。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新中国刑事政策的历史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刑事政策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罚犯罪所选择的策略和措施。我国的刑事政策经历了一个从“严”向“宽”的成长历程。为什么我国进入21世纪以后提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为什么会是严的起点?改革开放以后的“严打’刑事政策为什么是“严”的继续?分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出的社会背景及其在立法、司法中的体现,并讨论其历史背景,是理解新中国刑事政策的要义所在。
“镇压与宽大”是中央决策机关在新中国成立后基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革命与建设的双重需要提出的第一项宏观刑事政策。该方针首见于1942年11月中共中央公布的“宽大解释”:对敌人、汉奸及其他破坏分子等,在被俘被捕后,除绝对不愿改悔者外,一律施行宽大政策,予以白新之路。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及社会旧势力的反革命犯罪活动,却因为“镇压与宽大”政策的实施,致使大批首恶和反革命犯罪分子逃避制裁,继续为恶。
为了纠正镇压反革命活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右倾偏向,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最高人民法院依据毛泽东曾提出的“稳、准、狠”刑事政策,联合发出了两个“镇压”文件,最终导致了向“镇压”一侧的严重失衡。
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在这一时期,整个国家的法制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没有通过正当途径制定的政策,更没有刑事政策,刑法也是无从谈起。个人命令取代一切,国家走上了所谓通过运动的统治”的道路。一时间,非法拘禁私刑泛滥,两大反革命集团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在这一背景下,“镇压与宽大”或言“宽大与惩办”政策实际上完全失去了意义。
改革开放后确立的“严打”刑事政策,其实就是“镇压与宽大”刑事政策中“严”的一而的延续。从实体意义上理解,就是要严密法网、加重刑罚;从程序意义上理解,就是在现行刑事立法的范围内“从重”、“从快”地进行执法。
1979年,在全国城市治安会议中,彭真首先提出了对极少数杀人抢劫强奸等(“六类”案件)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并明确提出对恶性案件的现行犯,务必依法从重、从快处理。1982年,邓小平针对经济犯罪,也明确指出:如今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
自1983年至今,我国前后于1983年、1996年、2001年展开了三次声势浩大的“严打”专项整顿活动。不可否认,“严打”刑事政策的实施,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建设方而起到了一定的短期与局部作用。例如,在2001年的“严打”之后,2002年全国刑事案件比2001年下降2.8%,这是已往10年来刑事发案率第一次呈现降低趋势。但是,有学者认为,决策机关过于强调“严”的一而导致了严重问题。一方而,各地“严打”工作的展开不均衡,在一些地方办案质量堪忧。另一方而,“严打”过后,司法执法人员思想开始松散,对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减轻,造成短期内社会发案率有迅速反弹的趋势。
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矛盾的缓和,以及人权保障的写入宪法,中央决策机关适时对刑事政策进行了调整,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就“宽严相济”的含义,很多学者认为如将“严”与“宽”表述为“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在起初是作为一项刑事司法政策提出来的,但是,若是一个政策仅仅是一个司法政策,而非立法政策,那又怎么司法?所以,“宽严相济”在被提出后很快就成为项贯穿刑事活动所有领域的指导政策。
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立法层而逐渐出现了向“宽”转变的趋向。例如,《刑法修正案(八)》中,取消了13项犯罪的死刑,得出两个积极地信号:第一,废止死刑不再是构想,变成了立法中的现实;第二,我国的刑法过度依赖刑罚的模式开始转变、进入了依据社会时势与预防犯罪的必要,进行相应的轻重调节的时代。
伴随着立法层而向“宽”的一而的转变,刑事司法活动也逐渐显示出了“宽”的迹象。例如,社区矫正得到了立法确认,其适用范围稳步扩大。截至2011年12月,全国从事社区矫正工作的人员,已经超过46000人,至2001年3月,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的基层司法所,达到27706个。
尽管有社会的地方就有犯罪,我们不可能完全消除犯罪,但是,我们一直在致力于寻找与采取各种方法预防与减少犯罪。为此目的,我们需要针对犯罪原因,根据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教育等现实条件,制定可行的综合性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则体现出了人权保障的影响、对刑罚效益性的追求与合理组织对犯罪反应的指导思想。在这种理性转变的背后,是对刑罚价值的反思、刑罚成本的担忧与刑罚认同的追求。
相关文章:
1.2016年初三历史寒假作业答案
3.2015年高一下学期期末历史试题及答案(2)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 要:很多80后的年轻人回想起童年看过的国产动画片,都应该记得西游记里有情有义的哪吒、活泼可爱的人参娃娃、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等这些经典的荧幕形象。最近这几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国外动画片像海上风暴一样涌进国内,对国内动画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儿时的经典形象,依然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这归根结底跟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明是分不开的。归根结底是与我们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分不开的。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一些民间艺术为中国早期的动画片创作提供了特别充足的养分。
关键词:应用;影响;结合
在动画片的创作中,角色是片中的核心、灵魂,动画角色设计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一部动画片的成功与失败。所以要求我们设计师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要对角色进行精确的定位,根据动画剧本里所提供的年代背景、地域特点等,全方位挖掘动画角色的内在个性,从而对角色进行深入剖析。在动画片的创作过程中,动画造型的设计师最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它一定要符合剧本中的角色外形以及性格特征。所以说,我们在进行角色创作时,一定不要只专注于它的外在形象设计,还要考虑到它的气质、性格以及身份特征。想要创作出成功的角色,平时还要多注意观察,留心生活细节,综合运用形式美法则对角色进行设计。
在辉煌时期的中国动画,不乏优秀作品。《阿凡提的故事》这部作品在创作风格上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民族特色,从片中的不难看出,创作灵感取材于中国新疆的传统文化例如,阿凡提的服装造型上参考了新疆人民的特色装扮。阿凡提是新疆地区流传已久的传奇人物,角色的塑造深入民心,受到了大家的喜爱。总之,动画角色的创作是整个动画片的核心与灵魂。在创作中,恰当地运用传统文化符号,强调角色的地域民族风情,对观众来说,更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从而使影片达到一个叫好又叫座的效果。
如果说动画角色设计是一部动画片的灵魂,那么剧本的好坏就是动画片的精华。好的动画剧本有着一定的思想高度和社会深度。它必须具有一个广泛关注的题材,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故事情节,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带动作品的成功,从而达到动画片创作的最终目的。综上所述,在进行动画剧本设计时,一定要把握好题材,以及它所体现的现实意义。
中国的传统文化可谓历史悠久,从中选择能够演绎的优秀题材那就太多了。比如说,神话故事、寓言故事、成语故事、民间传说等等都是中国历史文化题材的代表,这些题材承载了中国文化的寓教于乐的精神。这些独特的文化题材,为我们中国动画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素材,也是我们区别于他国的重要文化符号。中国动画辉煌时期出了很多动画片,比如说,《小蝌蚪找妈妈》、《阿凡提》、《山水情》、《牧笛》《大闹天宫》等等。这些作品在国内、国际上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这些作品中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从传统民族文化中提炼而来。动画创作人员在保留了大部分原作的情况下,又进行了合理的再创作,与当代的动画技术相结合,达到充分体现角色外在形象与内部特征的效果。这些知名动画的成功,都来自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素材的理解与运用,对观看者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改编创作时,一定要注意保持真实性,要对当时当地的民俗传统、思考方式进行缜密的分析和全方位的了解,只有这样,才能抓出其中的精髓,从而创作出优秀的动画剧本。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动画创作的表现手段也是越来越丰富多彩。想要做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必须要在传统文化中寻找素材,并且利用现代先进的表现形式,这样做,既能丰富动画电影的表现形式,又能在传统的文化中注入当今元素,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创作出优秀成功的动画片。放眼看看现今比较成功的动画电影,多数是把两者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在制作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在影视制作领域的发展,和数字软件的增加,在技术上弥补了原始拍摄的不足,增强了场景中的空间感和真实感,实现了动画与场景的完美结合,使得影片效果更加丰富,使得观众在观看影片的同时享受了一场视觉盛宴。数字技术的产生,不仅仅是丰富了视觉效果,同时在成本计算中,大大降低了影片的制作成本。但是,就像我们之前所说,动画片的精髓在于所体现的民族精神和人文精神。数字技术只是属于锦上添花,在动画片的成功与否上,并不起核心作用。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大大小小的动画公司,但是优秀作品却少的可怜,大家都在拼技术,却对片子的核心东西缺乏研究;一味的模仿别人,却没发现中国的民族文化与别国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自身对于中国历史文化认识不足,作品缺乏根基。没有根基的作品,就像没有根的大树,是不会存活的。在动画片的创作中只顾及技术层面的进步,缺少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与认识,创作出来的片子只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所以,我们现阶段需要的做的是,放下跟风的脚步,脚踏实地的认真研究与探讨中国民族文化和传统文化符号在中国动画中的应用。
总之,中国动画电影想要得到广泛的认可,还需要在对自身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深刻理解上下功夫。只有这样,中国动画电影才能走出中国,才有可能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