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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前的民主改革使西藏社会经济实现了巨大的发展和进步,2008年的经济总量较50年前增长近66倍,为我国经济增长较快速省区。50年来,西藏产业结构及空间布局逐步优化,基础设施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提高,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但需认识到,西藏今天的经济成就,是在国家及兄弟省市全力支持下取得的,自我发展能力不足,发展区位和自然条件较差的问题依然突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西藏民主改革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一种社会制度的出现必然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西藏民主改革废除了不适宜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建立的新的生产关系极大地促进了西藏的经济发展。本文试从西藏的经济与社会两方面来探索民主改革的影响。
[关键词]西藏;民主改革;经济社会;影响
1961年底,西藏地方旧制度的变革基本结束,从此人民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改变了,生产力中最活跃的人的因素被激活了。但是,由于西藏人民长期受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旧有的经济关系的残余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建立新的生产关系的工作任务则相当严重,据《当代中国的西藏》记载,民主改革后“各地的农业生产互助组虽然发展较快,但由于制度不够健全,生产方式落后,互助组的潜力还未充分发挥出来,还需要认真加以整顿、巩固和提高。西藏的牧业还处在较原始的生产状况,需要采取各种稳妥有效的措施发展生产。西藏的工业更是一穷二白,在短期内不可能改变这种落后状况”。(1)这反映了变革西藏旧的生产关系时的基本情况。
摧毁了旧的生产关系,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势在必行,而对于具体的操作则不能照搬照抄内地。根据这一原则,西藏工委及时分析研究了西藏的实际情况,主要有:1、废除了封建农奴主统治,阶级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劳动群众第一次成为社会的统治力量。2、废除了“宗?”制度,建立了各级政权。建立的自治区筹委会充分行使地方政府的职权,人民群众走上了政治舞台。至1960年底,全区建立乡政权1009个,区政权283个,78个县和8个专区(市)都建立了人民政权,基层干部达到4470人,国家实现了对西藏行政区划制度的统一。3、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变化,废除了封建农奴主所有制,确立了广大农牧民的个体所有制,人民群众分得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废除了人身依附关系。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了新的生产关系,赋予了地方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从此,西藏劳动人民的权利和地位有了法律保证。
新的生产关系的建立,是一次社会形态的飞跃或变化,基本上完成了由封建农奴制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超越。首先,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改变了过去农奴在农奴主强迫下劳动,失去主体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的状况,基本劳动者有了自己的生产资料,人们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到1965年,西藏农牧业产量由1959年的36581万斤,增加到58145万斤,农业产值也由4591.2万元增加到8304万元,分别增长58.9%和83%,年均分别增长9.8%和13.8%。牲畜由1959年的955万头发展到1965年的1701万头,畜牧业产值也由9478.8万元增加到18323.8万元,分别增长78.1%和93.3%,年均分别增长13%和15.5%。(2)农牧民生活进一步改善,不少人修盖了房子,有了余粮,添了新衣。农牧民群众把这一时期称为西藏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其次,经济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所有制结构由三大领主私人所有制转变为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另一方面,非农产业增长迅速。这一时期,西藏的第三产业发展速度居历史最高的水平,达到24%。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农牧业之所以在短期内有新的起色,一是归功于基本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二是摧毁了封建农奴制所有制结构后,避免了旧政府、贵族和上层僧侣的奢侈性掠夺和消费,避免了巨大浪费。
如上所述,旧西藏的政治经济制度属于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奴主剥削农奴和平民的形式不是攫取农奴和贫民的相对剩余价值,而是攫取农奴和平民的绝对剩余价值,既严重损害了农奴和平民的身体健康,又遏制了技术进步。事实上,旧西藏历代地方政府长期视铁器为凶器,轻视工匠、憎恨屠夫,规定手工艺品“不得花样翻新”,这实际上严重压制了技术进步和工商业发展,加之农奴主对生产资料和生产剩余的私人占有和肆意挥霍,寺庙对大量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的大量占用,整个经济社会的自我封闭,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长期单一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转型缺乏制度环境和条件。西藏在和平解放以后的大约8年时间内,按照“十七条协议”,绝大部分地区继续维持了封建农奴制度,制度环境变化很小,西藏的经济结构也基本上没有变化。1959年3月28日噶厦政府被推翻以后,经济制度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此后的制度转型速度明显加快,对西藏的经济结构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西藏民主改革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从1951―1958年,由于封建农奴政权和制度基本上未被触动,西藏的经济增长速度较低。1959年开始的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从1959年―1965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尤其是第一、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
(二)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
20世纪50年代初,西藏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平解放后,按照周恩来“要富裕,就要有工业,一个民族没有工业,不可能富裕起来”的指示,中央加强了对工业建设的领导,成立西藏工委工业交通部,向西藏注入大量扶持资金和援助,建立和发展了西藏现代工业,兴建班戈湖硼砂厂、更樟林场、拉萨建筑工程处、土门格拉煤矿以及拉萨电厂、拉萨地毯厂、煤田地质队等企业,划归工业交通部管理;并在工业交通部下面设立工业局,统一管理自治区工业;同时,大力发展为农牧业服务的电力工业及机械加工业,积极发展以硼砂和煤炭为主的采矿业;加速发展农具、制革、锯木等工业。这些措施为西藏基础工业注入了活力与生机,一批基础性的中小型工业应运而生,在西藏形成了机械工业、轻工业、电力工业、采矿业、建材工业、民族手工业等健全的工业体系。(3)
(三)出现了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局面
和平解放西藏之初,中央在西藏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消除了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半殖民地经济的痕迹,扶持了西藏民族经济的发展,同时又允许外国侨民在西藏合法经营。民主改革后,寺院开展了以寺养寺的经济活动,允许牧主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在逐步实现从供给型经济向经营型经济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 (四)西藏民主改革促进了经济结构演化
在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经济长期呈现封闭的自然经济特征,传统的农牧业处于一统天下地位,非农产业只是依附农牧业而存在,在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整个国民经济属于典型的“一元经济”。经过和平解放以后近60年的建设,西藏的经济结构已经显现出结构化转型的特征。因此,西藏民主改革时期的经济结构演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民主改革前的阶段(1951―1958),在1959年以前,经济结构演化速度十分缓慢,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90%以上,下降速度缓慢,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处于10%以下,且上升十分缓慢。从民主改革到自治区成立的阶段(1959―1965),民主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要素报酬高的非农产业增长更快,从而使得西藏经济结构进入了第一个快速演化期。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959年之前的90%以上下降到1965年的70.9%,同期的非农产业(第二、三产业)在GDP中所占比重由10%以下提高到30%左右。所有制结构也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生产资料领主所有制转变为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4)
(一)国家实现了对西藏的空前统一和管理
西藏的和平解放协议在执行过程中,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并驱逐了帝国主义势力,西藏回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全国大陆完成了统一。中央实现了对西藏的政令统一、行政区划制度统一、国防统一、外事统一、邮政电信的统一、度量衡制度的统一、金融和货币制度的统一以及关税制度的统一等。
(二)社会制度实现了变革
民主改革后,西藏的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从根本上发生了变化,实现了从封建农奴制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跨越,取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
(三)阶级关系和政权性质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农奴主阶级被消灭了,农奴和奴隶获得解放,从此西藏经济快速发展,产生了新兴的第一代产业工人。工人阶级和农牧民及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农奴也掌握了当家作主的权利,建立了有爱国民族宗教界人士参加的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民族区域自治。
(四)新型的民族关系得以形成
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家庭和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过程中,藏汉民族在经济、文化领域相互学习和促进,亲密的友谊在藏汉民族间结成,为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在形成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社会主义的新型的民族关系。
(五)西藏人口数量进一步增加
1965年西藏人口达到137万多人,随着经济和文化事业的发展,西藏的人口素质也逐步在提高,卫生医疗条件也有较大的改善,西藏人口的平均寿命有所延长。
(六)教育、文化、科技、卫生事业有了显著的发展
继承和发扬了优秀的传统文化,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得以继承和发展,文物古迹也得到了重视和保护。传统文化开始同现代文化成果相结合,发展了西藏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学校有了很大的发展,1959年小学的数量仅仅只有462所,在校学生总计为18032人,而1965年发展到1822所,在校学生增加到70546人。卫生机构数由1959年的62所发展到1965年的193所。
伟大的民主改革运动推翻了黑暗、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度,打破了封建农奴制度对人民群众的枷锁,实现了由封建农奴制度向社会主义制度过渡的伟大的历史性跨越,建立起了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为西藏今后的经济发展扫清了障碍,奠定了制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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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职称制度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发展演变过程。解放初期我国职称制度基本上是实行技术职务任命制和职务等级工资制。对在旧中国获得的技术职务予以认可,由各单位领导和组织部门考核任命。职称制度作为我国专业技术人才评价和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关系到广大专业技术人才切身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特别是用人和分配制度改革与经济多元化发展,我国职称评价工作正迎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发展的历程,分析职称工作面临的问题及现状,对我国职称制度改革与发展方向做了初步探索研究。
关键词:职称 改革 评价机制
国以才立,政以才治,业以才兴。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人才是最宝贵的首要战略资源,人才竞争将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越来越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人才进行准确、客观、公正的评价是选拔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一个关键环节。在我国,党政干部、企业经营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是人才队伍的主体。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的执业资格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通过科学的评审和考试,确定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评价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优化人员配置和使用的基础。
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在各项改革正处在不断深化的时期,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工作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成为目前人事行政部门面临的重要问题。职称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任务繁重的工作,这项工作开展得如何,直接关系到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尊重创造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到社会稳定,关系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成败。
从我国职称制度的演变过程来看,根据其内容和性质的不同,我国职称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自解放初期至50年代末的技术职务任命制度。该时期,国家规定统一的技术职务级别,单位根据需要和机构编制确定技术职务,并任命人员,提升职务就可增加工资。主要的技术职务有工程技术人员、高校教师、科研人员、卫生技术人员、新闻出版人员等,职务也分等级,如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等。到了60年代初期,由于国家经济困难,工资基本处于冻结状态,这种需要增加工资的职务任命制度基本上停顿了下来。
(二)自1977年至1983年的技术职称评定制度。作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项重要措施,实行了技术职称评定制度。只要评上相应的职称,不需聘任职务,不用履行职责。技术职称实际上成了工作成就、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的标志。评定职称的专业范围涉及22个系列。1983年9月,中央决定暂停职称评定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并研究改革方案。
(三)自1986年开始实行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1986年,中央决定改革职称评定、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其主要做法是:企事业单位在上级主管部门核定的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范围内,结合本单位专业技术工作需要,设置专业技术岗位;专业技术人员通过评审委员会评审取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企事业单位在获得任职资格的人员中聘任。聘任职务有任期,在任期内履行职责,并享受相应的职务工资待遇。其中包括了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中的工作分析(职业分析)、人力资源计划、人员选聘、绩效评估、工资福利等方面的内容。从1995年起,职称制度改革工作转入到探索实行职称系列分级分类管理、强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和推行职业资格制度的过渡探索阶段。①注册建筑师、注册资产评估师、房地产估价师、执业药师、注册会计师、执业医师、执业律师等多个专业岗位开展了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制度的试行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后多年职称改革工作的成绩是巨大的,对于发展和稳定我国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促进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尊敬知识、尊敬人才,调动广大专业技术人员积极性,发挥专业技术人员作用,激励各行业人才成长和脱颖而出,对于适应市场经济建立和发展,促进经济建设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职称工作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是它不仅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且有特殊的内涵和独特的作用,对个人而言,具有体现自身价值、起着解决政治、经济地位的作用;对单位而言,有着吸引、稳定和激励人才的作用;对社会而言,起着人才配置、优化结构,提升民族整体素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功能,并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但是,其中也存在着不少弊端:例如各地区评审标准不一,导致评审不公平;论资排辈之风盛行,只要年限到头,资料齐全,一般就能上去,既评不出水平,又阻碍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评职称变成了一种形式主义;职称与工资福利挂钩,于是出现拉关系和暗箱操作现象,直接滋长腐败和不正之风等。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职称评定作为一种对专业技术人员资格的评定方式,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衍生出的种种弊端必须加以纠正和改进,但目前仍是适应我国现行的工作机制。我们应该看到,在我国急需知识和人才之际,改革现有职称评聘体制,通过职称评审的进一步社会化和实行岗位聘任制,逐步实现专业技术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这样的职称社会化评价机制更适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高层次需求,更适应人才成长发展的需要,更适应让真正有才学、有能力的青年人脱颖而出。就目前来说,我国职称改革有:
(一)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择优、优胜劣汰――强化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在进入21世纪后,我国在逐步推行 “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竞争上岗、契约管理、严格考核”的运行机制,实行全员岗位聘任制,即实行岗位与职称的“双聘合一”。
(二)个人申报、社会评价、单位聘任、政府调控――尝试职称评审的社会化。社会评价是由社会对科技人员的学术水平或工程技术的水平、能力进行评价,授予相应称号,为市场化的人才使用机制提供依据。世界上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的职称认定制度,特别是职业资格认证制度,一般是通过学会、协会采用社会同行专家评价的办法解决。因此,无论是从解决内部存在的问题,还是从与国际接轨的角度出发,我国都亟待建立职称或职业资格认定的社会化评价机制。国家在这方面也在进行不断的努力,“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制度就是对专业技术人才进行社会化评价的一个重要手段。实行资格考试,即用考试的办法取得专业技术资格,更能客观公正地评价专业技术人员的水平、能力, 减少评审工作中的地域差异和人为因素;通过考试能促使专业技术人员钻研业务、努力进取,有利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整体素质;实行全国统考,为专业技术人员提供了公开、平等的竞争机会,为克服“论资排辈”、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①
在职称制度改革方面,我国很多地方和部门都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方案,不再搞“一刀切”,也不强行推广某一种方案,不断完善专业技术岗位聘任制, 真正建立按需设岗、按岗聘任、能上能下、竞争激励的用人制度;不断完善人才评价机制, 通过职称评审社会化方面的尝试,提高人才评价的公正性、公平性和科学性,提高人才评价质量。
(一)政策导向
虽然近几年国家没有正式出台关于职称改革方面的政策性文件,但在不同的场合和文件中,都提到了关于人才评价及职称制度改革的问题,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职称改革的偏重于:
第一,建立以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科学的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加强社会化评审的制度化建设。继续坚持个人自由申报、社会公正评价、单位自主聘任、政府宏观调控的人才评价与使用的职称改革方向。不断创新评价方法,提高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公正性。
第二,继续改革和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把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与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结合起来,按照“按需设岗,按岗聘任,签订聘约,优胜劣汰”的要求,科学设岗,严格考核,全面推行聘约管理,切实解决职务聘任“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
第三,全面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今后几年,国家将重点在市场经济急需的领域逐步建立执业资格制度,逐步扩大实施范围,基本形成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执业准入体系,并进一步推进从业资格制度的建设和发展。
(二)职称评聘工作与事业单位改革结合
评聘分开有利于实现职称工作社会化, 更大程度地调动专业技术人员的积极性。但是,只有在严格、科学设立专业技术岗位的基础上, 才能做到真正的评聘分开。所以各部门和单位应根据工作需要,科学设置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严格按岗聘任,实现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与岗位聘任的统一,使职称工作与事业单位聘用制改革相互促进,推动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顺利进行。
(三)积极推进社会化人才评价机制的建立
1、贯彻以人为本的原则。一是人才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技术人员拥有的劳动价值是由其具有的知识与技能的宽度和深度决定。在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中,这种价值就是靠专业技术职称来反映。二是人才使用的公正性。职务聘任标准制定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能否职得其人、人适其职,影响到单位的利益和发展。
2、建立分类分级的管理体系。对于不同系列,可以实行不同的评聘办法。
(1)以考代评。国家已经设立了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考试的系列,如计算机软件、会计、统计、审计、经济、国际商务、出版,并规定,在这些系列和专业,各级政府职改部门不再进行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工作(高级除外,高级采用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办法)。另外,执业资格考试中规定了,可作为相应级别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可以根据需要直接聘任相应级别的专业技术职务 如按规定取得注册税务师资格的,单位根据工作需要可聘任经济师职务,不必再参加经济师的评审。
(2)只聘不评。对于没有实行国家统一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考试系列和专业的初级职称,可实行只聘不评。
(3)考评结合。国家设立了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考试系列和专业中的高级职务,按国家规定实行考评结合,即通过国家的统一考试后,再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评审。如《高级审计师资格评价办法(试行)》(人发[2002]58号)规定,高级审计师资格实行考试与评审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凡要求参加高级审计师资格评价的人员,须参加全国统一组织的考试,并在同一次考试中取得双科合格成绩后,方可申请参加评审。
(4)资格评审。其它中级和高级系列可根据具体情况, 按国家有关规定实行资格评审。
3、继续推进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设和发展。在国际上,许多国家是以执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职务的方式进行管理。我国于1994年建立执业资格制度,目前已经确立了33项执业资格,约有60多万人取得各类资格。可以说,推行执业资格制度是实行人才评价社会化的一个方向。这一制度的实施,规范和统一了对相应专业技术人才的评价标准,不但加强了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设,促进了相关行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而且为在人才管理方面与国际接轨创造了条件。目前越来越多的部门和行业协会要求在相关专业领域建立新的执业资格制度。因此,不断拓展执业资格范围和领域,加快执业资格制度的建设步伐,是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未来一个时期职称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科学技术部:《关于印发<关于深化科研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00.
[2] 国务院:《关于发布<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的通知》,1986.
[3]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意见的通知》,2002.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2003.
[5] 陈杰:《对现行职称评审制度的几点思考》,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报,2003年.
①刘宝英:《在全国职称工作培训班上的讲话》,2002,P5.
②孙晓艳、赵俊杰、卢萍.《职称制度改革与科学的人才评价机制研究》,《科技进步与对策》2007年11期,P121―P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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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签订生效的《联合国宪章》,标志着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在协调国际经济关系,促进世界各国经济、科学、文化的合作与交流方面,都发挥着相当积极的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论联合国的发展与改革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浅论联合国的发展与改革全文如下:
一、联合国发展问题
(一)联合国成员的组成
联合国会员国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发展是4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中期。这是亚洲崛起的时期。从1946年至1950年,就有阿富汗和印度尼西亚等7个挣脱殖民统治获得民族独立的亚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1955年12月8日,联合国大会又打破多年因东西方冷战而导致的“接纳会员国僵局”,一次接纳了16个新会员国。(注:参见梁西:《国际组织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64-65页。)这标志着联合国会员国迅速增加的开端。60年代是非洲大陆觉醒的年代。1960年,随着法兰西殖民帝国的瓦解,17个新独立国家都加入了联合国。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亚洲国家、中小国家在联合国的地位日益显得突出。原来,亚洲的创始会员国只有9个,而现在的会员国则已增加到40多个,是原来的5倍。非洲在联合国创建时只有4个会员国,而现在已达51个,是联合国全部会员国总数的近1/3。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联合国会员国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增加。随着原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的解体,这一地区的国家总数已从原来的10个增加到现在的29个。1991年第41届联合国大会,于9月17日一次接纳了7个新会员国:朝鲜南北两方、马绍尔群岛、密克罗尼西亚、立陶宛、拉托维亚、爱沙尼亚;其后,又于1992年3月2日接纳了8个新会员国:圣马立诺、摩尔多瓦、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亚美尼亚、塔吉克、土库曼、阿塞拜疆。1993年先后接纳了斯洛伐克共和国、捷克共和国、摩纳哥、厄立特立亚和安多拉;1994年12月15日接纳了贝劳(Palau);(注:See the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The United Nations at 50,p.77.)1999年12月接纳汤加。至此,联合国已有会员国188个。其中纳入会员国137个,是创始会员国的2.6倍还多。
就力量对比关系而言,联合国成立的头20年,基本上是在美国的操纵和控制下动作的。美国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上以及各委员会的表决中可以稳操胜券。但在安理会中,苏联的否决权则成为美国操纵安理会的最大障碍。美国为了绕过这一障碍,采取一些策略,将一些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原本由安理会讨论的问题,直接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如早在1947年第二届联大时,美国就操纵大会成立了一个由全体会员国组成的“临时委员会”,即所谓“小型联大”,规定它可以在例行年会之间举行会议讨论包括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内的各项问题。而频频召开的大会却基本上根据美国意志行事,以致当时的联合国被称为西方国家的“表决机器”(voting machine)。(注:参见袁士槟:“世界格局转换与美国对联合国的政策”,载陈鲁直、李铁城主编:《联合国与世界秩序》,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69-71页。)
联合国从6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时期。在1960年的第十五届联大会议上,43个亚洲国家倡议并起草了《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要求“迅速和无条件地结束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及其一切表现”。这一提案以89票赞成,零票反对和9票弃权通过。至1965年,联合国会员国已达118个,其中第三世界国家已有将近90个。一大批过去被人瞧不起的中小国家现在终于在联合国内团结起来,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发起了挑战,改变了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的局面。
期间,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东南亚联盟等,在联合国内发挥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它们经常采取联合行动,提出各种重要议案,深刻地影响着联合国的发展方向。冷战结束后,一大批新的东欧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内部进一步从两极对抗走向缓和,国际关系中的协商对话逐渐代替传统的冷战思维。与此同时,尽管超级大国在联合国中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已很难随心所欲地操纵或控制它了。
(二)联合国组织机构的发展
半个多世纪来,随着会员国普遍性的增加,联合国的组织机构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扩大的过程。
一般而言,联合国系统内的组织机构可分为主要机关、辅助机关和联合国专门机构三类。联合国有六个主要机关(principal organs):大会安全理事会、经社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这六个主要机关,是由《联合国宪章》明确规定设立的,堪称联合国的固有机关。
联合国的另一类机构是为数众多的辅助机关(subsidiary organs)。联合国辅助机构是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秘书处的下属组织。《宪章》赋予各主要机关“得设立其认为于行使职务所必需之辅助机关”的权力,但对于具体应设立何种辅助机关没有明文规定。在各主要机关中,以大会和经社理事会设立的辅助机关为最多。属于大会的除有大会的各主要委员会、程序委员会和其他一些会期和常设委员会以外,还有在各不同时期设立的有关机构,包括各种基金、规划和会议,如1946年的裁军委员会,1959年的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1964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1965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73年的世界粮食理事会,1984年的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1992年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1993年世界人权大会等。属于安理会的有存在于1948-1950年的印度及巴基斯坦委员会,联合国军事参谋团等。属于经社理事会的有6个职司委员会:统计委员会、人口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人权委员会、妇女地位委员会、麻醉品委员会;6个常设委员会:方案协调委员会、自然资源委员会、非政府组织委员会、政府间机构谈判委员会、跨国公司委员会和人类居住委员会;5个经济区域委员会:欧洲经济委员会、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非洲经济委员会、西亚经济委员会和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委员会;以及其他各种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的机构,如1953年成立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64年的联合国发展计划委员会,1971年的科技发展委员会等。
联合国各种辅助机关的作用、组织形式、职权范围与活动程序等,差别甚大。各主要机关对其所设立的辅助机关的组织结构与职能,亦可随时加以变更或终止。总体看来,随着联合国活动范围日益扩大,辅助机关的设立一直呈不断扩展的趋势。
联合国的第三类机关是联合国专门机构(the Specialized Agencies of the UnitedNations)和其他类似组织。与前两类机构不同,联合国专门机构及其他类似组织并非联合国本身的直接下属机构,而是根据《宪章》有关规定被纳入联合国体系的一类比较特殊的专门性国际组织。目前,这类组织已发展到18个。它们是:(1)国际电信联盟;(2)国际劳工组织;(3)世界卫生组织;(4)世界气象组织;(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6)国际货币基金组织;(7)国际复兴开发银行;(8)国际开发协会;(9)国际金融公司;(10)万国邮政联盟;(11)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2)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13)国际民用航空组织;(14)国际海事组织;(15)国际农业发展基金;(16)国际原子能机构;(17)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8)世界贸易组织。(注:有关国际原子能机构和世界贸易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请参见江国青:《联合国专门机构法律制度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46页。)
联合国专门机构是联合国组织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法律结构上来看,它们与联合国并非隶属关系。这些专门机构有各自的成员国、基本章程、组织结构、议事日程、经费来源及工作总部。但是,根据联合国与各专门机构签订的“关系协定”(relationship agreement),它们应通过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同联合国在工作上保持相互配合与联系。它们与联合国之间得互派代表出席对方的会议,经请求时,互相把议事项目列入会议议程;彼此交换文件与情报。此外,各专门机构还定期向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交工作报告,经社理事会有权对其工作提出建议并协调其活动。事实上,联合国根据有关规定而开展的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方面的活动,大部分是由这些专门机构作为执行机关来完成的。
(三)联合国职权范围的扩大
一般而言,国际组织的职权受其基本文件的制约,即国际组织只能在其组织章程所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之内进行活动。联合国作为一个一般性组织,是一个有史以来最大的、最有影响的国际组织。根据《宪章》第一条规定,联合国有四项宗旨:(1)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2)发展各国间的友好关系;(3)促进国际合作;(4)协调各国行动。可见,联合国的职权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本文所述联合国职权的演变与扩大并不意味着联合国逾越其基本文件的规定,而主要是指它在《宪章》授权范围之内所从事的活动越来越多,职能日益广泛。
从联合国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来看,联合国组织的活动重心无时不在受世界风云的影响而产生一系列发展和变化。联合国成立初期,人们似乎习惯于认为联合国只是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政治性国际组织。这是因为战后仍然动荡的世界局势,联合国的工作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建立一个稳定的世界秩序,以实现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
到了60年代,国际关系呈现出新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一大批新独立国家登上了国际舞台。这一变化不但使联合国在结构上发生了很大改变,而且也使该组织的活动重心和范围有了明显的变化和扩展。1961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以60年代为第一个“联合国发展十年”,并号召全体会员国团结一致,坚持努力,冲破至今依然使世界上许多地区受到折磨的贫穷、饥饿、愚昧和疾病的循环。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此为契机,在联合国发挥其数量优势,并利用大会这个讲坛,提出一些要求,旨在改变其政治独立后,在经济上仍得不到发展,在科学技术上落后和在政治上被歧视的地位。从而使得一些诸如种族平等、经济与社会发展、文化教育、环境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在联合国开始受到重视。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首次召开讨论国际经济的第6届特别会议。会议把注意力特别集中于原料与发展问题,最后通过了77国集团起草的“关于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两个重要文件。1974年12月,大会又通过了依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制定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联合国所开展的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的活动在70年代进入了高潮。
80年代以后,联合国的活动范围又有一些新的变化。随着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联合国一方面加强了其在处理一些地区性政治、安全和经济问题上的职能,特别是在维持和平行动方面的职能,同时也在裁军、国际人权、国际环境保护、世界人口、人道主义援助、毒品控制、反恐怖主义、国际司法等领域进一步开展活动。今天,联合国的职权范围,可以说是上至外层空间,下到海床洋底,包括生老病死等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与此相关,联合国及其各机关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已由成立之初的2000多人增加到3万多人;联合国一年的正常预算也从1945年的不到2000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约13亿美元。(注:See Leon Gordenker,'UN at 50:institutional development',in Inem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June 1995,pp,247-248.联合国1998-1999两年的财政预算为25.83亿美元。)这些数字从一个方面反映联合国事业有了惊人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联合国由于其自身的发展也出现了机构臃肿,各机构之间职能重叠和管理不善等弊端,从而影响到联合国的工作效率。加之半个多世纪来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联合国宪章》中某些规定和条款已经失效或过时。因此,改革已成为联合国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一)联合国改革的法律依据
为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联合国需要在适当时机与一定条件下进行改革。这是联合国组织创建者们预料之中的事情。《联合国宪章》规定了两种修正程序:一种是联合国大会对《宪章》的个别修正;另二种是联合国会员国全体会议对《宪章》进行重新审查和更改。
根据《宪章》第108条规定,联合国大会对宪章的任何个别修正案,都应经过大会会员国2/3表决通过并包括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各依其宪法程序批准后,才对联合国全体成员国发生效力。联合国成立以来,依照这一程序对宪章的第23条、27条和61条等条文进行了修正。内容都是关于增加安理会和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和与此相关的,即1963年将安理会原来的11个理事国增加到15个,经社理事会原来的18个理事国增加到27个;1971年再次将经社理事会理事国增加到现在的54个。
《宪章》第109条规定了第二种修正程序。根据该条规定,旨在重新审查宪章的联合国会员国全体会议,可以在大会会员国2/3和安理会任何9理事国(含5个常任理事国)的表决所确定的日期与地点举行;全体会议以2/3所建议的对宪章的任何更改,都应经过联合国会员国,包括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依照各自的宪法程序批准后,发生效力。该条并规定,如果宪章生效后在大会第十届年会前此项全体会议尚未举行,则应将召集全体会议的提议列入大会第十届会议的议程;如得大会会员国过半数及安理会任何7理事国之表决,此项会议应即举行。这一规定对于《联合国宪章》的修正实际上持促进或鼓励态度。
本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一些中小国家很早就提出了召开审查宪章会议以修改宪章的要求。但出于政治和利益上的考虑,一些大国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对此持反对意见。直到1974年,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建立一个由42个会员国组成的“联合国宪章问题特设委员会”。其任务包括讨论各国政府对审查宪章的意见,讨论在不需修改宪章的情况下如何提高联合国工作效能的建议。1975年,大会又将42国委员会改为47国参加的“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作用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一直在根据联大历次决议所交付的任务进行工作。而联合国至今也未适用第109条所规定的程序。
尽管如此,联合国改革问题近年来似乎有了新的转机。1995年是联合国成立50周年。来自全世界18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代表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特别纪念会,并在会议上发表演讲。他们总结经验,展望联合国在今后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和使命,并提出一系列具体改革建议。在这种情况下,新一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当选后即着手联合国改革计划,并于1997年7月向第51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一份题为“更新联合国:改革方案”的报告。联合国改革问题又一次提上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二)联合国改革的主要问题
目前,国际社会讨论的联合国改革问题涉及面非常广泛。从问题的性质看,有属于实质性或政治性一类的,这类问题涉及修正《联合国宪章》,如安理会改革问题、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改革问题,《宪章》中的其他有关内容和条款问题等。另一类是行政或职能性改革,如精简机构和议程,缩短会期,减少正常预算开支,确定项目优先顺序,集中资源于一些最重要的问题和方案等。这类改革一般不涉及宪章的修正问题。就最近一次安南秘书长的改革方案而言,既有实质性的,也有职能性的,但该方案却避开了最敏感的安理会改革问题。本文拟就各方普遍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略加阐述。
1.安理会改革问题安理会是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因之其改革也是全体会员国最为关注的敏感问题。安理会的改革实际上涉及两方面的具体问题,即安理会的构成和否决权的废存或限用问题。
关于安理会的构成问题,联合国早在1979年第34届联合国大会就开始审议一项题为“安全理事会席位公平分配和增加成员数目的问题”的议案。问题的核心是扩大安理会的规模或增加其代表性。有数字表明,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虽只有11个理事国,占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和的20%;1963年联合国会员国增加到113个,安理会理事国增加到15个,约占会员国总数的12%;而今天联合国会员国总数已达188个,按比例只占约8%。这就是说,随着联合国的发展,安理会的代表性越来越不够了。
近年来,各国对于安理会改革的必要性认识基本一致。但对于如何增加与分配席位,各国看法则有较大分歧。大体而言,有意成为安理会新增常任理事国的会员国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属于曾经是战败国的日本和德国。两国为了争取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正在尽各种努力争取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便在整个国际事务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些地区性大国,如埃及、巴西、印度、尼日利亚等国。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目前5个常任理事国的内部运作机制越来越不满。不少国家认为,安理会正在成为某些西方大国利用干涉别国内政的工具。而且,目前5个常任理事国中有4个是欧美发达国家,地理分布也不合理。因此,希望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来改变现状。
安理会改革的另一焦点是否决权问题。否决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国际力量对比的反映和产物。但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否决权问题上长期面临巨大压力。许多中小国家认为否决权是对联合国应当遵循的民主原则的否定,是与《宪章》规定的“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这一根本原则背道而驰的。近几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取消或限制否决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有些国家坚持认为,无论50年前否决权的产生有何理由,50年后必须改革。但常任理事国也坚持他们的权利和地位,认为否决权不能改革。(注:参见刘大群:“论联合国改革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国际法年刊》,1995年卷,第43-44页。)
在新任常任理事国是否将享有否决权的问题上,各方立场也有分歧。日本和德国希望能与现任5个常任理事国平起平坐,一样享有否决权。英国对此表示同意,法国则表示可以考虑给所有新任常任理事国以否决权。而美国却一直回避在该问题上表明立场,主要是担心发展中国家拥有否决权会威胁其在安理会的利益。
在上述情况下,各国还提出一些限制否决权使用的建议或主张,如新任常任理事国不享有否决权或确立集体否决权或多数否决制,限制否决权的使用范围,常任理事国自我约束不适用否决权等。
2.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改革问题与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主要在于扩大其规模或代表性相比较,有关经社理事会的改革却是另一幅图景。经社理事会最初有18个理事国,经过两次扩大,现已增至54个。一些主要发达国家认为经社理事会规模过于庞大,可操作性差,要求减少理事国的数目。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先后提出了一些有关经社理事会改革的建议或报告。如1985年联合国联合调查组(Joint Inspection Unit-JIU)提出一个有关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经济安全理事会”(Economic Security Council)。该经济安全理事会应包括世界上最富裕和人口最多的国家,其他理事国根据区域分配原则产生。1992年联合国发展规划署提出的一个类似报告内容更加具体。该报告建议成立一个“发展安全理事会”(Development Security Council),由22个理事国组成,其中11个为常任理事国,另11个轮流选举产生。或也有人建议在经社理事会内再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等。(注:See Maurice Bertrand,'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Efforts to Reform the UN,'in United Nations,Divided World,Edited by Adam Roberts and Benedict Kingsbury,Clarendon Press.Oxford,1993,pp.430-431。)
以上报告或建议,尽管形式或内容不一,但都主张对经社理事会作较大改组或代之以一个新的比现经社理事会规模小得多的更紧密的组织机构。但对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担心会减少他们对于国际经济事务的发言权,因而在不同程度上持保留或反对态度。
关于托管理事会问题。联合国原有11块托管领土。随着1994年太平洋岛国——贝劳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联合国的这11块托管领土已全部获得独立,或已加入邻国而成为新国家。相应地,联合国托管理事会的使命实际上也告结束。1994年9月,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向第49届联合国大会提出建议,大会应根据《宪章》第108条的修正程序,修改联合国宪章第13章,撤销托管理事会这个机关。现根据安南秘书长的改革方案,托管理事会将改为托管全球环境、海洋、大气层和外层空间的机构,并成为联合国与民间社会的联系环节。但该建议的可行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3.行政改革问题安南提出的改革方案,涉及最多的是秘书处的内部改革,或在秘书长职权范围内能直接作出决定或采取措施的问题,即行政改革问题。方案主要针对联合国在机制、结构、运作、管理和财政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改变联合国的架构与职能,加强各机构和部门之间的协调,增加联合国的活力和效率的措施和建议。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内容:
(1)全面调整联合国的现有组织结构,减少管理层面。如方案决定将联合国的所有部门和机构划分为和平和安全事务、经济和社会事务、发展合作事务、人权事务和人道主义事务五大系统,同时在前四个领域中分别设立执行委员会,以加强秘书处各部门之间协调。
(2)突出秘书长作为联合国最高行政长官的地位,扩大秘书长及秘书处的权限和作用。包括在联合国内创立“内阁式”管理模式,精选8至9名精干的高级官员组成“高级管理小组”;建议设立常务副秘书长职务,加强和集中联合国秘书处的管理职能、政策职能、信息职能以及为联合国政府间机构服务的能力。
(3)削减联合国经费预算和行政开支,消除联合国长期以来存在的严重财政危机,确保财政支付能力。具体办法包括削减1000个秘书处职位;提出1998-1999两年期方案预算负增长;并设立一个10亿美元的“滚动信贷基金”,资金来源于会员国自愿出资或会员国可能建议的其他途径,直到联合国财政危机找到长久解决办法。
(4)简化议程,缩短会期,提高工作效率。方案建议每届联合国大会及各主要委员会分别确定各自审议的主题,同时精简议程,集中围绕和平与安全、经济与社会发展、非洲发展、人权、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法、裁军和毒品控制、预防犯罪及打击恐怖主义等安排大会议程;减少大会通过决议的数量并缩短大会时间3周等。
(5)确定优先顺序,合理分配资源。方案决定把促进持续发展与合作作为联合国的“中心优先任务”。把联合国涉及发展事务的各种基金会和计划署合并为一个体系,统归联合国发展事务部领导;在联合国内专设一个“发展筹资处”,建立一种“发展红利”,逐步把资源的使用从行政转移到发展合作项目;同时增加联合国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投入和活动等。
(三)联合国改革的前景
用安南秘书长的话说,他所发起的这次联合国改革运动是联合国成立50多年来“最大胆的一次改革”,也是内容“最广泛”和意义“最深远”的一次改革。但就其方案的具体内容来分析,却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陷或不足。
总体上看,安南的改革方案更多地反映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有关联合国改革的想法,是有利于它们今后对联合国事务的干涉和控制的。如方案中有关加强联合国领导、行政管理和在人权领域的作用部分,包括增设常务副秘书长的职务和加强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权力等,基本上都是美国以前所建议和一再要求的。安南的改革方案出台后,在联合国内外引起了各种不同反响。美国对方案表示“全力支持”,并呼吁其他会员国与联合国秘书长协力合作,以保证方案顺利实施。日本等其他一些西方国家也作出了积极反应。而其他大多数国家除表示“原则欢迎”外,表态均较谨慎。实际上,有关各方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
就经济和发展领域的改革而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可谓大相径庭。西方国家力图强化联合国在预防危机、环境、人权和人道主义救济等方面的职能,同时淡化联合国在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坚持由它们所能控制的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管理宏观经济政策,并就此提出各种建议与主张。发展中国家则认为冷战后的联合国应更加关注经济与发展问题,并要求增加它们在联合国事务中的发言权,但未能提出有针对性和系统性的建议。而安南的改革方案更多地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主张。
这次安南的改革方案中没有涉及任何有关安全理事会改革的内容,主要是1997年3月联合国大会主席拉扎利已专门提出一个有关安理会改革的一揽子方案。该方案决定增设5个常任理事国和4个非常任理事国,使安全理事会成员数目从15个增加到24个;其中5个新常任理事国应包括3个发展中国家和两个发达国家,4个非常任理事国应分别来自非洲、亚洲、东欧、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以及安理会新任常任理事国不拥有否决权等。但方案提出以来,各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这里不但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内部在诸多有关问题上也存在分歧。由此可见,这次世纪之交大规模的联合国改革运动也并不会是很顺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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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按人口平均的实际福利增长过程,它不仅是财富和经济机体的量的增加和扩张,而且还意味着其质的方面的变化,即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创新,社会生活质量和投入产出效益的提高。简而言之,经济发展就是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持续高级化的创新过程或变化过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马克思主义视角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开始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时期经济政策的指引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1)经济规模稳步提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贸易规模快速提升,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3)黄金与外汇储备大幅增加,应对经济风险能力显著提升。(4)中国积极加入全球及区域经济组织。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推动,中国的综合国力也显著提升。
虽然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但是人均GDP却排世界九百多位。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在我国历经30余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制度的不完善,也暴露了一些经济问题,衍生出一些社会问题。
(一)收入差距扩大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的现象。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自从中国采取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国家制定先发展沿海地区,后发展内陆地区的战略。沿海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了独立于内陆地区的沿海经济体。相反,中西部地区资本集聚缓慢,加之引进技术较为困难,经济发展速度较慢。(2)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行业间收入差距扩大。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工人工资应该按照工人的劳动量来决定,即按劳分配,这样也就不会出现行业间的工资较大落差。但目前的情况是,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整个生产要素中处于弱势地位,缺乏争取工资提升的实力,而土地和资本在行业外不均等的分布,导致了过分集聚资本的行业收入高,福利待遇好。
(二)生态环境问题被人们忽视。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过分强调经济的发展,导致生态环境被忽视。改革开放以来,各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采取粗放型增长的经济政策,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显著提高,但我国经济规模与质量,还远远落后于经济发达国家。落后的实质是劳动生产率低,经济效益差。在经济发展中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使人们不重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而带来了数次生态灾害。但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发展观逐步转变人们对待经济增长的看法,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概念在未来有可能与经济发展的内涵相同,进而逐步治疗粗放式增长的后遗症。
(三)“三农”问题仍然严峻。“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是“三农问题”的一般说法,仔细分析起来,其实就是在说农民收入增长相对缓慢的问题。1985年开始,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城市收入增长速度超过了农村,最终导致了目前的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尽管农村收入水平是增加的,但是由于城市增加较快和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特别是实行市场化经济将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价格放开后,不少农民家庭就出现了“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形。归根结底,农民的苦是有限的收入造成的。
在众多问题之中,经济问题是基础,民生问题是根本。要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
(一)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马克思告诉我们:“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区域经济结构不协调拉大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是科学发展观的客观要求。其中,优化产业结构,使产业合理布局是我国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一环。优化产业结构和和合理布局产业,不仅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能很好地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提高了居民的生活水平,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国家要实施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优化产业结构,缩小居民的收入差距。
(二)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家园。马克思说:“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这告诉我们:人类和环境是共存的互动的同一体,人离不开环境。因此,我们在建成小康社会的同时也要搞好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的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生态自然的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摆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因此,我们在搞经济建设,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注重保护环境,防止出现环境反人化现象,威胁人类的生存。要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的家园。
面对能源资源和环境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严峻形势,在我国经济发展处于转型的关键期,我们发展的途径一定要切实从外延式或者粗放型经济的发展为主转向内涵式或者集约型经济的发展为主的路子,从数量型经济转入到质量型经济上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增加效益的企业经营机制。
(三)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农民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主力军,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决定力量。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国是人口大国,任何时候都要立足于解决国内吃饭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稳定和发展,就不可能有城镇的发展和繁荣,也难以支撑工业化和城镇化。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切实解决好“三农” 问题,推进农业现代化,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胡锦涛指出,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 问题的根本途径。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必须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模式,促进城乡资源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关系,为更好的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一个良好的互动平台,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与粮食增产同步,与国民经济发展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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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纪正处在大发展和大调整的变革时期,英语已成为国际交往和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工具。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课程经历了曲折的改革历程,最终确定了适合我国国情的英语教育体系。这为我国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至21世纪英语教学目的的变化。自元代起我国就出现了英语教学的影子,但是英语教学的系统化、体系化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实现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颁布了12个教学大纲和2个课程标准,历次的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对英语教学目的都有不同的要求。在50年代的教学大纲中,外语教学目的是单纯的培养阅读能力;60年代大纲的一大进步是提出了对学生听说读写译能力的培养;70年代的大纲在强调听说读写译的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80年代的大纲删除了翻译能力的训练,注重培养学生的口头、书面运用能力以及运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90年代首次提出了注重学生的情感教育,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90年代末随着对所学语言国家的了解,大纲上都明确提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2000年的两个大纲提到了形成有效的学习策略,把外语教学和学生的终生发展联系起来,体现了素质教育的精神。2011年修订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中提到:义务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目标是,通过英语学习使学生形成初步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促进心智发展,提高综合人文素养。这样的英语课程总目标,既体现了英语学习的工具性,也体现了其人文性。
课程教学灵活性与自由性的问题是指结合具体情况对语言教学进行适当的取舍和调整的问题,包括教学方法、教材的选取与安排和教学媒介等。课程教学的灵活性和自由性实则是鼓励学校和老师根据不同的地方情况、不同学校类型和不同的学生对象适当的调整教学方法,选取教材的内容和教学方式,做到因材施教。
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课程,是注重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和个性差异相统一的课程。课程在改革历程中对教师与学生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要求教师因材施教,将学生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因此,也出现了由研究教学方法转向研究学习方法的一种趋势,从而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强调学习的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对英语的情感以及跨文化意识,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掌握终身教育的基本技能。多样性的评价方式也以学生作为主体,将学生的学习结果以及认知和情感态度等学习过程纳入评价,从而激发学生的兴趣与自信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不仅注意全面性和全体性,而且注重发展差异性、持续性,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这里说的课程个性化包括两个层面:一是设计出符合中国特色的英语课程。20世纪我国英语基础教育经历了曲折的历程,其根源是没有立足于我国现状以及英语在我国是外语这一基本国情;二是课程个性化的问题实际上是因材施教的问题。教师与学生角色的转变要求教师注意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即个性,针对不同程度、特点的学生采取各种措施,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开发潜能。
从“吃透教材”到“开发教材”的转变。以往,教师把教材作为唯一的资源,视其高于课程标准和教学大纲。“吃透教材,教好教材”成了对教师的最高要求。结果是:教师被扼杀了自主的精神和创新的能力,限制了自身的发展,教学不能从实际出发,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在英语课程改革过程中,新课标要求教师参与课程设置,积极开发和合理利用课程资源、搞好校本课程。由“教好教材”到“开发和利用教学资源教好学生”不仅会促进教学改革,还会有利地促进教师的发展。
综上可以发现我国基础教育英语课程改革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1世纪我国基础教育英语在教学目的、课程目标与内容以及教材观三方面所做的改革,是顺应课程发展的一般规律的,也是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其总的趋势是朝着灵活性与开放性、科学性与完善性的方向发展的。这充分体现了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具有工具性和人文性的双重性质。希望在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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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的影响,七十年代末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事业一度瘫痪,濒临崩溃,在这百废待兴之际,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了中国新时期的一个转折点,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把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于是全国上下各级体委重新建立起来,中国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等体育行政机关开始重新运作。1978年下旬,召开了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拨乱反正,清除了“_”在体育事业的流毒和影响。1979年2月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了将工作的重点转移到体育业务工作上来,并确定了“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抓提高”的方针政策,初步形成了奥运战略。1980年的全国体工会议则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战略,更加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工作的中心。但总体来说,由于国家“侧重抓提高”方针的引导,群众体育与学校体育明显滞后于竞技体育,从而形成了竞技体育一头热的局面。
经过三年的调整,中国的体育事业已基本步入正轨,在举国体制的前提下开始对体育体制各方面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改革试点,1981年,开始进行以提高体育总会、单项体育协会和行业体协的地位及作用为内容的改革试点,1983年,开始对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进行多方面改革,1984年开始对体育科研体制进行改革。这一切为1986年的体育体制改革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同时,在80年代中期,国家体委逐步形成了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战略协调发展的思路
这次改革虽然解决了当时的一些难题,但总的来说,改革的性质、方向尚不明确,它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原有体育体制的修补、完善,而未触及到根本,因而,旧体制中的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如经费不足、责权不分、管办合一等弊病依然存在。
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在中国大地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市场经济的确立使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变,利益权力再次分配、社会力量有所加强,国家的经济水平得到了提高。这时,小政府、大社会的前提条件已成熟,政府没有必要也不可能
再包办一切事务,下放权力给社会,由社会办体育成为了大家的共识,建立一种新型的、顺应市场经济基础的体制已是大势所趋。在这一阶段中,国家对体育的各个领域分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在1993年,成立了14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1997年又组建了6个,并对3个管理中心进行了调整,20个管理中心管理着41个单项协会和56个运动项目,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单项体育协会的实体化。同时,国家体委机构也进行了相应的精简,1994年,国家体委机关由原来的15个厅、司、局缩减为13个,工作人员由470个缩减为381人。1998年,本着“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国家体委再次进行了机构改革,原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改组国国家体育总局,改组后的国家体育总局由国务院组成部门改变为国务院直属机构,内设机构减少到9个,人员编制由381人减少为180人,但主要职责不变,这一系列的机构改革提高了我国体育行政机关的工作效率。其次,政府机关职能由过去的办体育转变为间接的管体育,由过去的事无大小一手包办转换为以制订政策法规、实行监督协调为主要职责的宏观调控。同时,国家也开始重视体育的法治建设,1995年颁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作为体育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竞赛与训练体制在90年代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转变。首先,对全运会体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①改变举办时间,从第7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改在奥运会后一年举行,而不是原来的奥运会前一年举行。②调整项目设置,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从1997年第8届全运会开始,全运会的项目设置为28个大项,并力求与奥运会项目设置一致,比1993年第7届全运会的43项减少了15项。③改革了积分方法,如:凡在奥运会、全运会前的一次世界锦标赛取得前三名的奖牌,同时计入全运会;在全运会上创、超全国记录的实行加牌加分。另外,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问题已成为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议题,提高全民身体素质被摆上了议程。在80年代我国就形成了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体育工作坚持以开展全民健身活动为基础,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促进各类体育协调发展”。
2.1 管理权限方面,国家不再包办一切事务,将办体育的权力交给社会去行使,充分发挥基层单位与个人的自我管理、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国家行政机关只进行宏观的决策、协调、监督,将宏观与微观的管理结合得更紧密、更完善。
2.2 体育已被定位为第三产业,不再是福利型的事业,因管理体育的方法不再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经济、法律、行政三种手段的结合将是国家管理体育的主要方式。
2.3 过去的条块矩形的体育管理组织结构将向垂直分化整合的组织结构转化,分化即国家精简放权,整合即国家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这样减少了同级的地方政府对体育事务的干预,又有利于我国管理体制向国家与社会共同办体育的综合型体制方向发展。
2.4 由于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因而多元化的管理体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继续存在,在经济发展的地区,社会办体育将占主导地位,相对而言,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国家行政机关将继续行使主要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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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类出版社是专门编写、出版教材和教育类图书的单位,与我国教材、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随着教育体制改革中“减负”的一声令下,教育类出版社朝野震动,紧接着教材放开、利润限价,躺在教材出版行业这个暴利垄断堡垒内的教育类出版社遇到了一次致命的打击。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使教育出版领域受到了更大的冲击,教材教辅市场竞争激烈,很多教育类出版社在改制过程中没能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举步维艰每况愈下,致使出版物质量不断下滑,全国尤其是中小学教材、教辅质量良莠不齐,很多省市和学校不知该如何选用教材,甚至出现了每年换用教材的怪异现象,让老师、学生和家长无所适从,大大影响了我国中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教育类出版社该如何制定科学的发展战略从而成功完成转企改制工作已迫在眉睫。
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我社)是一家主要从事基础教育教材和教育类图书研究编写、出版发行的大型专业出版社。建社以来,我社主持或参与拟定了2000年以前历次中小学各科教学大纲,先后研究、编写、出版了10套全国通用的中小学教材。本文浅析了我社在转企改制过程中的发展战略,探寻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教育类出版社的改革之路,以保证更多高质量的教材和教育类图书的出版,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2008年,为了能平稳地完成出版体制改革,在开始着手转企改制工作之前,我社先后调研了在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方面做得较好的几家地方出版集团,包括:完成改制并已整体上市的安徽出版集团,最早试行出版转制的广东出版集团,已完成改制并拟于近期上市的江西出版集团和湖南出版集团,以及在出版改革和多元化方面做得较好的重庆出版集团等。我社调研活动主要就出版社改革转制过程中的流程、改革难点和对国家有关政策的把握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重点是转制过程中的资产授权、员工身份转换、职工薪酬、离退休人员的待遇、资源整合等问题,以及转制后出版集团的股份制改造和上市、内部管理和运营机制、跨地区经营和多元化经营等问题。在调研方式上,除了听取介绍、组织座谈外,还到调研单位的工作流程、物流基地、发行公司、印刷基地、动漫创编基地、下属出版社和多元化经营部门进行了实地考察。调研小组根据调研结果撰写了调研报告,为我社下一步的体制改革提供参考。我社在转企改制过程中的所有步骤,都公开在社内信息板上,供所有员工浏览思索和提出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我社转企改制工作,2010年1月11日至12日,我社召开了体制改革工作会议,社级领导成员、体制改革小组成员、各室处负责人、教材中心、电音O社领导班子成员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就我社转企改制工作的进行达成了以下共识:
清产核资。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目前已完成固定资产清理工作,下一步将开展财务账面核对工作。
建立配套的社会保障和劳动人事关系制度。在咨询公司的协助下,已完成基本情况摸底工作,正在进行机构和岗位设计工作。
8.积极应对新媒体、新业态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出版行业网络化、电子化的趋势,要进一步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加强出版资源立体化研究和探索,着力推进电子教材和网络教材的研发力度,积极抢占教育出版制高点。
9.充分开发和利用版权资源。尽快建立我社版权资源开发和利用的中长期规划;继续加强版权授权工作,积极探索与民营资本联合开发、利用我社版权资源的新方式、新途径,扩大我社版权资源的使用范围,提升我社版权资源的品牌价值和经济价值。
在上述科学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在各部门积极配合下,2010年底,我社完成了转企改制工作,使改革既有利于保障员工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有利于我社做强做大和长远发展,为下一步“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的组建提供了良好的平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文化体制改革的推进,对教育类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机遇、也是个挑战。出版社应着力促进教材出版向品种丰富、体系多样、质量优良、价格合理、配套完整服务优秀的方向发展。教材选题内容充分体现系统性、准确性和实用性,加大教材开发的广告度、深度,逐步在教材出版方面形成拳头产品,逐渐形成本社教材内在的卓越品质,树立自己的品牌和特色。同时还应摒弃过去重教材、轻课外读物的思路,加力出版关系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课外读物。总之,教育类出版社应当在图书的内容上用心创造和开发,寻找合适的出版方向,把握良机,乘势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与时俱进、解放思想、不断创新,逐步形成多样化、系列化、立体化和现代化的教育出版格局,走一条优质高效型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在秉承过去六十年中形成的坚守社会责任、重视学术质量的优良传统、发扬自身的特色与风格的同时,迅速增强现代出版企业所应有的机制、效率与活力,积极拓展视野,勇创国际一流,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强中小学教材建设,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科学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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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和非农产业不断向县域城镇地区集中的社会经济过程。县域城镇化不仅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有利于缓解城市的内需不足与市场制约,减轻农村人口向城市高速流动给城市带来的压力。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土地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背景下县域城镇化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国家提出新型城镇化是对过去城市化进程反思的结果,是推动经济转向更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载体,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必然之路。也是切实推进城乡管理由“人治”向“法治”的重要机遇,解决城乡资源低效利用、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新思路。尽管学界就这一议题的研究颇丰,但更多落脚于资源保护、社会公平和宏观产业体系构建等。
发展映射到城乡发展,我们面临大城市与小城镇、城镇与乡村协调发展的问题;面临城乡资源重新配置和制度空窗矛盾。因此,未来必须摆脱过去“二元化”思路,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低效空间扩张,乡村的发展也不能放任自流。《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出台被认为是未来我国城市化从“量变”到追求“质变”的转型标志。启动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户籍制度改革和各地推动的区域一体化(或协同发展)等被普遍视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相关顶层设计或战略布局。在威权
质量提高等;第二是注重平衡的城镇化,就是要改变过去偏向城市的思路,要通过各级城镇的辐射带动作用,改善乡村或农民生活质量、生存环境。不同地域和经济基础的城镇在推进这两点可能面临不同的困难和问题,但应有相对普遍的因素,以蓟县为例。 蓟县位于天津市北部,燕山南麓,地处北京、天津、唐山、承德四市腹心位置。全县1590平方公里,北部为山地南部为平原地;县城位于县域中部,南距天津市中心城区115公里,西距北京市中心城88公里。下辖26个建制镇(乡),约950个村,总人口88.42万人,县城约18万人[3,10]。该县在春秋便是无终国国都,唐代开始直至明代多为州治,下辖多个县,至清代后几经变更,于1973年划归天津[4]。蓟县可谓
1.1 山水资源开发利用受制于有限的土地空间
业升级发展和北部镇村生活水平的提升。如北部下营镇郭家沟旅游度假村,由于地处北部自然山水景观资源中心地,政府在2011年开始大力扶持村庄整治改造,发展农家乐,至今高峰日游客已经超过2000人次,这个“塞上水乡”已在京津冀区域形成一定的知名度。显然在这个仅有52户人家的小山村,并不能满足超过2000人次的接待需求,众多游客被引导至周边村接待或被迫一日游。其所在的下营镇离该村仅3公里,但几乎没有相关旅游环节的开发活动。其实这类旅游市场活跃的镇区、村落只需少量增量空间和流转机制即可实现相关配套设施完善和环境景观打造,推进旅游业升级发展。
1.2 平原城镇建设“大跃进”式掠夺空间
效益差,可以说土地资源开发利用极不合理,资源浪费极大[5]。比如,县域南部13个镇(县城镇除外)平均镇区人口仅0.5万人左右,各镇规划到2020年的镇区人口平均为2.21万人。现状镇区发展规模为0.9平方公里(包括镇区周边村庄),规划到2020年用地空间平均为2.69平方公里。另外,多数镇区还安排了发展备用地,未计入规划用地指标内。但实际这些建制镇对镇域城乡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增加就业的贡献十分有限,一方面是大多数镇的招商引资能力有限,落户投产
1.3 乡村建设用地浪费的同时,改善空间和机制缺失
发展迅速,用地缺乏监管和引导,无序扩张,这与镇区开辟工业园但招商引资难形成鲜明对比,村内大户或先富群体就近办厂创业,这些企业既解决了村内富余劳动力就业,也成为村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按理应予鼓励,但这不符合新增工业企业要向工业园区集聚政策要求,同时这些企业用地缺乏合法性,环保缺乏监管等诸多问题。在强制搬迁并不具备实施操作空间的情况下,这些矛盾的解决必然要求自下而上的基层探索也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
1.4 城镇辐射聚集效应被京津大都市削弱
人口[7],比如,我们调研村民外出务工目的显示,长期(6个月及以上)在北京、天津主城区打工占外出务工比重约43.75%,在县城或市级工业园区就业占比为26.11%,在附近镇区务工者占比约8.22%,其他非连续临时外出务工或往其他省市务工者占比为21.92%,这与韩宝金、朱考金等的调研结论基本吻合。制度性因素阻隔和农村地区城镇化经济动力缺失被认为是造成区域人口流动跳开当地建制镇、县城镇,直奔北京、天津大都市区的重要原因[8]。有认为,人口分布变动滞后于经济变动[9],显然,得不到体制机制的引导或在城市人口郊区化、逆城市化启动之前,蓟县新型城镇化推进面临相当大的阻力。
1.5 产业定位不坚定,聚集、集群能力被弱化
新型城镇化之路就是要产业与城乡建设融合发展,也是对过去重点依托产业园区、开发区发展反思后的对策,过去的产业园区要走向创新驱动,小城镇必须与具有一定根植性的当地产业融合方能走出可持续之路[10]。蓟县虽然定位“京津城市后花园”,应该说定位非常明确,那就是旅游产业、休闲度假、健康养生等新兴现代服务业,但对这一定位并不坚定,进而在新城南面大规模开发工业园区,包括专用汽车产园区、酒业及绿色食品加工区,分别为10和10.6平方公里。首先,这些园区受到土地指标、投资项目、
除上述几个因素外,一些普遍问题同样制约着县域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一是规划约束力和协调性不足,县城乡总体规划偏重县城城区和各大工业园发展,虽然有县域城镇体系引导,但定位模糊,指标约束性不强;各镇总体规划,相互攀比,脱离上位县域城镇体系要求;同时,基层“相熟社会”复杂性致使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规划法定功效丧失。二是镇村两级体系关系脱节,由于镇财政短缺、村缺乏长效资金,镇很难对镇区和村庄建设大规模投入,大多数村集体有限的经济收入也难以负担村庄建设和公用设施运营。三是过去长期城乡二元关系引发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积累、利益纠葛盘根错节,一些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实施困难。
强调: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必将成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那么,在县域新型城镇化的内需有哪些?一是直接提升镇村居民生活水平的公共设施完善投资;二是补齐镇村基础设施历史欠账;三是镇村生态环境建设、修补或恢复;四是为镇村居民稳定就业创造开放包容的产业体系;五是为城乡居民双向流动构建法律和制度环境。姚士谋等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仍有赖于中心城市带动与辐射区域发展理论和空间经济网络布局理论的指导,并结合自身情况开展实践和创新[5]。
分析,减轻城市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和环境成本,促进城镇化优化发展和区域均衡发展[13]。显然在城镇化推进中,任何单一理论并不能完全指导实践,就蓟县当前发展阶段确有集中优势资源,推动县城镇及重点中心镇的开发建设,避免全面出击弱化“力度”的现实需求。但在城乡二元结构饱受诟病的当下,均衡化发展、统筹平衡发展又显得尤为迫切。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不在于何种理论的运用和实践,而是结合各种理论的所蕴含的经济规律、社会发展规律探索满足上述需求的解决之策。
就蓟县所处区位和当前发展大背景,其推进新型城镇化已迎来诸多机遇。
3.1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的契机
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规划即将出台,预计将在“北方经济中心”的基础上赋予天津更多职能和新的定位。蓟县至少在区域交通一体化和京、津产业转移整合过程中受益,比如,规划即将实施的蓟港市域快速铁路将强化蓟县新城与天津中心城区的联系,未来甚至连接至北京的轨道交通网络。这些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陆续上马,将直接为“京津后花园”地区做大休闲旅游产业、提高城镇化水平打下基础。
3.2 一系列国家顶层设计方案和具体措施推进的契机
户籍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为未来农村和中小城镇的快速城镇化发展铺平了道路。未来城镇化率按年均提高0.8-1个百分点计,国家每年新增城镇人口预计将保持在1500万左右,这些多数将落实到本文研究对象类似的县域城镇。另外,国务院已就基础设施建设出台意见,虽然是近期安排,但“十三五”仍是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时期,特别是中小城镇面临人口增长后的基础设施压力,因此,国家将安排更多的资金、政策倾斜扶持各类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
3.3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的机遇
方案明确蓟县作为天津市的生态涵养区,突出生态涵养功能定位,重点探索新型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目标是到2020年,建成系统的多元化城镇投融资机制,打造完整的投融资产业链条,真正实现生态保护与城镇化建设的有机统一[1]。 显然国家寄望于蓟县通过投融资体制改革,破解县域城镇开发建设投融资难题,通过资源资产化和资本运作解决城乡建设资金瓶颈等,这对蓟县而言是挑战更是机遇。
3.4 土地改革试点匹配新型城镇化试点的机遇
2015年初,国家《关于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已经正式印发,表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进入试点阶段。作为新型城镇化试点的蓟县亟需相应的土地法规调整和政策配套,也只有通过农村集体经济的盘活才能实现城乡统筹发展,才能为乡镇、村庄居民提高生活质量提供长效资金。都没有增量资金支持的环境下,研究创新城乡建设投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破解新城开发、乡村建设资金难题,进而解决镇、村公共设施、基础设施欠账问题。
3)利用好土地改革试点机会,探索县域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制约因素的破解之道。在经营性建设用地可流转中,低效、废弃的乡镇和村庄建设用地将在“利益”诱惑下盘活,为社会资本参与镇、村建设创造条件,为蓟县实施生态涵养和旅游产业开发创造条件;相应的资源化、资本化过程也为县城镇、重点中心镇、工业园区开发建设腾挪出指标空间。
4)为京津城市居民“返乡”创造条件,城镇化过程不只是物质基础城镇化,还有观念、生活习惯的城镇化,因此,若村庄宅基地承包权可转让、乡村住宅仍以村民自建为主的背景下,城镇居民参与“后花园”建设的动力和需求应不被忽视。
国家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是对我国过去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过程的反思结果,在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出台后,总体的城镇化框架设计方案逐渐定调。当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再次被作为城镇化的核心载体时,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地域和人文背景不同也许新型城镇化之路会有所不同。我们结合蓟县城乡发展历史和特点,侧重空间资源角度分析,认为土地利用制度、当地传统居住习惯和投融资机制等是影响其城镇化推进的主要制约因素。建议其抓住人的需求多样性和区域一体化发展机遇,坚定自身发展定位,在土地改革试点框架下,盘活县域镇、村土地资源,开放城乡建设投资平台,引导并丰富投融资参与主体,解决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空间制约和资金瓶颈,进而实现以满足人的不同层次需求为要义的新型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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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制度(accounting system)是对商业交易和财务往来在账簿中进行分类、登录、归总,并进行分析、核实和上报结果的制度,是进行会计工作所应遵循的规则、方法、程序的总称。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深化会计制度改革,促进会计行业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深化会计制度改革,促进会计行业发展全文如下: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是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后,中国会计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会计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1992年“两则”、“两制”的发布,完成了我国会计模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换;随后又发布并实施了16项具体会计准则和《企业会计制度》、《金融企业会计制度》等,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会计标准体系;积极加强会计法制建设,先后修改和制定了《会计法》、《企业财务会计报告条例》等法规,使会计工作纳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发布实施了46个独立审计准则项目,基本建立起了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逐步开放会计服务市场,允许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在国内建立合作所和代表处等等。这些都表明中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与开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
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之后,标志着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从而将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换,为中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创造更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难得的发展机遇,从而有助于全面提升中国会计的整体水平。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加入WTO之后,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国际经贸往来和国际投融资活动将大大增加,会计信息在企业管理决策和投融资活动方面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也对我国会计标准建设、会计监管和注册会计师审计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需要在会计标准、会计监管、会计服务市场等方面做出适应性变化,并作好应对准备。
我们将一方面继续密切关注我国改革开放进程,深入研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业务和新问题,实事求是,循序渐进,切实解决实际问题;另一方面,将一如既往地推进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步伐。加入WTO意味着我们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是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媒介。随着大量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涌入国内,大量国内企业到境外从事投融资活动,对我国会计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协调要求将更加迫切,为此需要我们加快会计改革步伐,进一步缩小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差异。财政部作为中国会计标准的制定部门,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将侧重做好以下两方面工作:
一是根据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经济业务,及时制定新的会计标准。我国加入WTO后,许多成熟市场经济环境下的经济业务将在我国涌现,需要制定新的会计标准规范其会计处理。比如,在国际资本大量流动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品的交易将不可避免,需要我们研究制定与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报告有关的会计标准;在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之后,企业竞争将更加激烈,有些企业会在市场竞争中被淘汰,有些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将作大规模的重组和购并,需要制定企业终止营业、破产清算、企业合并和重组等会计标准来规范有关会计问题;
再比如,随着我国企业改革的深入、政府职能的转换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企业为安排职工福利、养老金计划的支出将逐步增加,也需要制定相应的会计标准,规范其会计处理等。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和国际上许多国家都制定有衍生金融工具、企业合并、养老金计划等会计准则,我国也已将这些项目纳入到了未来几年的会计标准制定计划中。
二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修改和完善我国现行会计标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10年来,我国会计核算制度作了一系列重大改革,现行会计准则、制度从内容上看已经与国际会计惯例非常接近,但仍然存在一些差异。存在这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我国的市场环境尚不完善。比如,我国国有股和法人股产权交易市场尚未建立起来,因此,难以取得相关资产的公允价值。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将大大提高,有关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将比较容易取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不断适应新的经济发展形势,对现行会计标准作相应修改,以进一步实现我国会计标准与国际会计惯例之间的协调。
加入WTO之后,政府宏观调控和维护公众利益的职能将加强,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将减少,政府将致力于为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由于会计信息影响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投资者、债权人的经济决策,关系到千千万万公众的利益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因此,加强会计监管,维护公众利益和市场经济秩序,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将继续依法加强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和注册会计师审计质量的监督检查,切实治理会计信息失真,整顿会计工作秩序;继续推进会计师事务所的体制改革和注册会计师行业管理,提高注册会计师审计的整体水平;继续敦促企业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强化内部会计监督;继续完善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企业经营行为的透明度;积极调动社会力量,尤其应当发挥媒体和公众在会计信息质量监督方面的作用,为政府监管和司法介入提供有益线索。
加入WTO之后,我国会计服务环境将进一步改善,会计服务的需求量将迅速增加,这既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独立、客观、公正地提供专业服务,也有助于会计服务品种的创新和升级,为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发展带来良好机遇。我们将严格履行我国入世协议和有关承诺,认真贯彻国民待遇原则,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放开会计、审计和簿记服务市场,在市场准入、业务范围等方面除了个别限制的情况之外,外籍和港澳台人士只要取得中国执业许可,即可和境内注册会计师一样在中国境内执业。我们将按照WTO原则,修改、完善《注册会计师法》和独立审计准则,加快行业管理体制改革,强化行业自律和监督管理,促进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和国际会计公司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合作和竞争,努力为注册会计师创造一个独立、客观、公正、规范执业的环境,以全面提升注册会计师行业的执业质量和社会公信力。
加入WTO之后,需要大批懂外语、讲诚信、熟悉国内外法律法规的高级会计审计人才,这对我国广大会计审计人员来讲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它既为那些高级会计审计人才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也对我国会计审计人才的技能、素质和结构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我们将继续完善企业会计人员、注册会计师等的资格管理和后续教育制度,除了要求财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掌握新法规、新知识、新技能之外,还将增加诚信教育、职业道德和国际惯例等方面的内容。要创造条件,完善法规,按照WTO的要求和我国的实际情况,使广大财会人员和注册会计师的资格管理和后续教育系统化、规范化;要坚持诚信为本的原则,加强对企业单位负责人和总会计师等的会计知识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才能,以积极的姿态迎接加入WTO后对我国会计、审计人才和企业会计管理的挑战。
总之,加入WTO对于我国会计改革和会计行业的发展来讲,挑战与机遇并存,但从长远看,发展机遇大于挑战。我们有持续、稳定增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环境,有20多年的会计改革和10余年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会计标准、审计准则制定经验,也完全有理由相信,通过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强化会计监管以及全国广大会计审计人员的共同努力,我国会计业能够经受得住考验,能够抓住加入WTO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使我国会计审计工作和管理水平更上一个台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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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保险是指通过订立保险合同运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保险形式,由专门的保险企业经营。商业保险关系是由当事人自愿缔结的合同关系,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费,保险公司根据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达到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国资本市场社会保险改革下统筹商业保险的发展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而随着社会保险的进一步改革中,社会保险对商业保险的发展也造成了影响。制度改革后为商业保险带来了更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农村保险方面都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同时也为商业保险带来了一定的条件限制与挑战。本文针对中国资本市场社会保险改革下统筹商业保险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指出商业保险在社会保险制度改革中受到的机遇与挑战,同时也分析了商业保险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的社会保险改革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对于补充养老、医疗保险方面进行了深入改革。我国的改革政策是将商业保险引入社会保险体系中,改革后的社会保险得到了全面、系统的发展,也为商业保险带来了更多的机遇与挑战。合理的改革统筹,使两种保险体系全面发展,有助于减轻我国财政负担,能够提高社会的保障水平,并增进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
我国社会保险的改革分为三个方面:单一形式转变成多层次形式的社会保障;政府垄断转变成商业保险竞争的市场经营机制;政府角色从提供者转变为管理者与监督者。
1.社会保险改革为商业保险带来的发展
(1)改革后的社会保险制度为商业保险带来的发展空间
我国的社会保险制度中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项保险,其中养老和医疗保险为商业保险带来了较大的发展空间,养老保险一直是我国政府最重视的一项保险体系,养老保险分为三个支柱:基本养老保险、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基本养老保险基本是由政府负责,补充养老保险是由政府指导,个人储蓄养老保险是个人自愿选择经办机构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三个支柱中,除了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是由政府直接控制负责,其他两个支柱都是商业保险的发展空间。
医疗保险方面包括社会基本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险和商业健康保险。基本医疗保险由国家政府立法建立,政府掌控并负责,对参保人员的基础医疗费用做出保障,补充医疗保险包括企业补充医疗保险、公务员、职工等医疗补充互助保险等,商业健康保险包括社会人员的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医疗保险的改革中,政府提倡并鼓励有资质的保险机构经办各类医疗保险业务。这便为我国的商业保险开创了发展领地。因此,上文提出的两种保险体系中,除了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其他部分都可以通过商业保险来完成弥补,提高社会保险体系的完整性和多层次性,为商业保险带来了发展空间。
(2)基本养老保险替代率促使商业保险的发展
基本养老保险是在职工退休后政府为其发放的基本养老金,以保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根据《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中指出的各级政府需要将社会保险事业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中,贯彻基本养老保险只能保障退休人员基本生活的原则。我国政府对职工的养老保险制度预期的替代率为58.8%,而从相关数据中来看,企业的职工替代率在明显下降,国际标准的养老替代率为70%,可见我国的养老保险对退休后的职工生活质量会有明显下降。在这种基本保险替代率低和人们追求的高品质生活中的矛盾之间,人们对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养老保险的需求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为商业保险开创了发展道路。
(3)商业保险的潜在用户逐渐增多
社会保险的改革更多的是增强了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保险义务,这便提高了人们的保险意识。社会保险的缴费与人们收益具有一定的联系,而人们既然需要缴费,则更愿意接受个人收入来提高生活水平。在之前的一项数据中表明,人们更愿意选择做专门的养老储蓄,对养老进行投资,由此可见,对生活追求高品质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了商业保险的潜在客户。
2.社会保险改革为商业保险带来的挑战
(1)社会保险改革为商业保险带来的“替代效应”
按照我国的保险体系的发展,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特别的医疗保险体系,社会保险将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商业保险,对商业保险进行空间压缩。社会保险中的医疗保险覆盖面大、参保人数多,在保障需求得到满足时,人们便减少了对商业保险的需求。
对于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来讲,对企业职工基本医疗的报销比例逐渐扩大,现已经提高到当地人口收入的6倍以上,因此,社会保险的保障水平越大,商业保险的发展则越小,从而替代了商业保险的作用。对于养老保险来讲,普通群众的养老保险已经能够保障生活所需,因此也就不存在商业保险的购买意识,这也替代了商业保险的作用。
(2)经济状况对商业保险有所限制
我国的社会保险所缴费用超过世界的平均水平。世界各国中,大多数国家的保险缴费在10%以下,而我国已经超过了20%。这便影响了企业缴纳保险费用的积极性。一般中小型企业注重经济效益,而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的意识或者无力缴纳,即使缴纳,也将由政府交给社会保险部门管理,商业保险公司在此不存在任何竞争,因为企业中根本无力、无意识为员工办理商业保险。
对于个人来讲,商业保险项目的保险费用通常比社会保险费用要高,但赔付额度不一定高,赔付的项目也较少。人们的收入不高,经济条件有限,对于商业保险的参保只存在极少数,更多的人愿意将保险投资到国家政府中。
1.企业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国家最重点的保险项目,国外的发展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养老保险都是由商业保险公司经营,而在我国,企业养老保险都是有社会保险经办。在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下,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相关文件中,制定了相应的保险金缴纳的优惠政策,鼓励企业为员工办理养老保险。据有关数据统计,2010年的参加企业养老保险人数高达1752万人,累计基金为3800亿元,相比2010年增长28%。因此,商业保险应该积极参加企业养老保险领域,与企业洽谈,争取合作机会,为企业提供相关的理财方案、账户管理、投资管理等全方位的服务。
2.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
国家鼓励发展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国家相关文件中规定,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是企业和个人自愿选择经办机构。在美国,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十分重要,2010年统计数据中显示,美国的个人储蓄养老保险高达45.2%,总年保险金为356亿美元。目前,我国正在研究实行个人税延型养老保险,商业保险公司应该利用此次机会,以适应人们理财多元化的需要,开阔更多的保险产品和人们保障计划。
3.补充医疗保险
我国社会医疗保险中具有一定的保险范围,在规定起点和封顶线以外的费用需要参保人自付,对于报销药物以外的药品费用也需要个人自付。对于此,商业保险公司设计好合适的产品,建立补充医疗保险政策,建立初期可以从大型企业中入手,大型企业的经济效益较好,参保人数较多,利用成功的案例带动更多的企业进行参保,但是,还需要重视医疗费用和健康风险因素的控制。
4.商业健康保险
医疗保险中的商业健康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水平的需求,人们对自身的健康越来越重视,社会医疗保险并没有涉及到健康保险,加上疾病发病率逐渐增加,医疗费用不断上涨,更加增加了人们对商业保险的投保意识。商业保险公司在健康保险领域可以大展拳脚,应对不同客户的需求,办理多种不同的健康保险规划,以满足不同人们对医疗保险的需要。
5.农村保险
我国农村地区的保险项目应该加大,我国除开展的新农合试点以外,并没有对农村地区完善农村社会保险。而农村的人口老龄化和疾病发病率高已经越来越严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农民对保险的需求也有所增加。因此,商业保险公司能改加大开拓农村保险市场,为农民提供养老、医疗、意外、农业险等多种主体的保险体系。政府为农村进行试点保险推行后,商业保险应该抓住机会,在农民保险意识逐渐提高的状态,积极开展农村保险业务。
社会保险属于政府对人们的生活保证,商业保险是市场环境下的保险行为。两者的工作性质不同,但针对的群体相同。社会保险提供的保险范围有限,商业保险可以提供社会保险以外的保险需求,对社会保险进行必要的补充。作为政府部门,需要加强对商业保险的认识,协调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的关系,不应该对商业保险看作是竞争对手,创造有利条件,鼓励商业保险参与社会保险。另外,保证社会保险领域的政策与商业保险之间的协调,制定相应的评价标准,对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监督和管理。
根据已有相关文件来规范商业保险发展建设,如《健康保险管理办法》、《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关于商业保险机构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经办服务的指导意见》等,在实际保险业务办理中总结经验,进一步明确商业保险机构的保险业务范围、原则、方式、管理办法等。政府机构监督管理的同时需要保证制度的公平,扩充商业保险的发展。国家加快养老保险制度的改革,将养老保健进行补充保险,针对养老保险的缴费情况来看,可以适当的降低企业社会保险的缴费金额。商业保险行业的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的进步,提高商业保险的优势,发挥个人的作用,政府在必要时给予商业保险公司一定的财政支持,商业保险公司的发展能够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建设,我国对社会保险的改革是为了更有效的提高保障人们的生活水平,而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同时也为商业保险带来了一定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对于商业保险,可以深入到补充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方面,但同时也需要考虑社会保险的改革对商业保险具有替代效应,影响了商业保险的发展。本文提出了相关的发展方向与两种险种的统筹发展对策,对国家、社会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做到有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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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管理是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用来调整阶级关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一种手段,具有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性质,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后勤管理不再体现为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而体现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的客观要求,这是后勤管理的社会属性。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血站后勤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1.1思想观念上的认识偏差
血站领导对血站后勤管理工作认识不足,血站的中心工作是采血、供血没有错,但是对后勤管理认为是无技术含量、低人一等的认识偏差,打击了后勤人员的积极性和自尊心。殊不知,血站后勤管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综合管理体系,涉及血站人事、房屋、环境、物资、固定资产、污水处理、生活、交通运输、卫生、安保、消防、电气、物流、电离辐射保护、暖通冷气等方面工作,非专业人员无法胜任。
1.2后勤管理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
血站单位后勤服务队伍中有许多年龄偏大、文化层次偏低的人员,他们来自各行业、分布各岗位,业务技能、综合素质参差不齐。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深人,对血站工作需要较高层次的服务,专业人员的学历层次水平越来越高,本科生、硕士生不断从事血站的一线工作。但后勤队伍在思想观念、管理能力、技术技能等方面很难与时俱进,与服务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
1.3固定资产管理不严格
固定资产管理在我国行政事业单位比较薄弱,作为医疗事业单位的血站也不例外。主要表现在服务设备没有充分发挥出使用效率,产生了浪费。比如有些血站后勤部门为了自身的方便,后勤服务不能集中统一办公,就是在一栋大楼内,也是自成体系,服务设备的闲置就造成了很大的浪费。二是固定资产管理不严。当前我国一些血站单位的固定资产的使用很少提折旧,更谈不上计算损益。固定资产制度不健全,管理上互相推诿,实物与台账严重不符,许多国有资产白白流失。
飞.4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
要调动员工的工作创造性和积极性,最为关键在于是否有行之有效的、完整的绩效考核机制。而一些血站单位行政后勤部门的工作人员思想观念落后,行动迟缓,也正是由于绩效考核机制不完善造成的。绩效考核机制不健全的主要表现在虽有总体目标,但缺少具体量化考核指标。硬性指标过多,但像职工团队意识、职业道德、技术培训等软性指标未计人考核体系中。由于考核指标缺乏系统性,设置不科学,内容不全面,造成了后勤部门发展不均衡,局限了未来的发展。
2.1转变血站单位对后勤管理工作的认识
首先血站单位要构建较系统化的后勤服务体系,使后勤服务中心的职责更明确、内部分工更细致。现代血站后勤中心服务职能主要包括后勤服务组织、规划与协调,涉及血站单位工作的方方面面,小到吃喝,大到采血、储血、供血的运输车辆安全,因此,要得到血站所有科室的协作与支持,有机融合一线科室与后勤科室的管理工作已是目前后勤管理工作改革的重要的一个环节。
2.2加强培训,提高后勤人员的素质
可根据不同年龄的特点和要求,有计划地进行教育培训,分别制定长远的培训规划,如可以与院校科研单位定点培养后勤人才;中期计划可以鼓励单位后勤人员到学校进修,改变知识结构,不仅加强专业知识,更为提高人员的基本素质;短期计划重点在单位内部实施,比如采取引进来的方法,请医疗行业或者血站单位内部的后勤专家、有经验的后勤管理者上课,通过短期的培训尽快改变当前后勤人员的思想意识和服务技能。
2.3加大对固定资产的监管力度
一要实行国有资产清查制度。后勤要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明晰产权,不能将国有资产在不同监管主体间无偿划转,对资产使用、运营、赢利等设账监管;二要严格内部财务监管制度。财务票据签字逐级审查把关;做到票据与购物清单相符,票据内容与办公标准相符,票据价格与市场价格大致相符。对票据价格与市场价格差距较大的商品来源进行回访调查;三是加大国有资产监管力度。对产出能清晰计量、竞争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如食堂等经营性资产,登记备案,外包经营,外包应严格依据合同并定期监督,确保资产保值增值。
2. 4加大绩效考核的力度
后勤部门管理和服务机制理顺后,要逐步改变目前血站单位后勤人力资源结构,在这个过程中注重以岗位定员、竞聘上岗,可以采取社会公开和内部招聘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择优录取。结合行政事业单位改革后勤人员实行聘任制度,在实现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的转变过程中增强后勤人员的责任意识和危机意识。同时,在平时的工作中应加大绩效考核的力度,对于绩效指标量化,以体现出后勤工作的独立分配、激励机制。要改变目前有些血站单位后勤人员工作业绩考核模糊、工作倦怠的状况,充分发挥绩效业绩综合效应,从工作数量上认真统计、工作质量上严格评定,并作为后勤人员的薪酬发放的依据,借鉴企业多劳多得的原则,切实调动血站单位后勤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与潜力。
2.5理顺后勤管理和服务机制
随着医疗事业单位改革和发展的不断深人,血站后勤管理与保障作为行政后勤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新形势下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提高后勤管理能力成为了重要课题。虽然后勤工作涉及面广,烦琐复杂,很多工作都有滞后性和被动性,但随着血站体制改革和先进技术与设备不断引进,对血站后勤管理与保障工作提出了更高更严的要求。
在改革背景下可以优化组织结构,精减人员厂。根据工作实际,笔者构想血站行政后勤分别为综合协调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服务保障管理和房屋基建管理。综合协调负责对外联系,以及协调后勤单位各部门工作;人力资源负责人事聘用、培训、考核等相关工作;财务负责国有资产管理、审计、政府采购等工作;服务保障负责交通、食堂、文印、会议服务、工会及各类企业管理等工作;房管基建部负责办公楼物业、家属小区物业、房屋管理、房屋基建等工作。创新血站后勤管理工作网等多种形式,构筑多方位、高层次的交流沟通平台,使血站后勤管理工作在推动血站健康发展发挥出重要作用。
血站单位后勤管理工作社会化,是指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血站后勤管理服务靠价值规律来调节,后勤服务工作依托于社会第三产业提供,以市场经济行为为血站单位提供全面高效优质的后勤服务与管理。在当前条件下,血站后勤社会化是指血站单位后勤部门,突破自我配套的封闭模式,引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将单位后勤与社会服务行业融为一体,最大限度地发挥人、财、物的综合性效益。
后勤服务社会化具体实施可按照“整体规划、分步实施、逐步剥离、稳步推进”的原则展开,即根据本站工作实际,对当前后勤工作状况作个整体分析,条件成熟的可以先行。具体项目有:房屋维修、供水、供电、采暖、电梯、消防等设施的管理及维护;日常保洁、垃圾清运、外墙清洗、消毒、灭虫等;树木花草种植、维护、盆景花卉租放等;安保门卫、内部巡视、前台接待等;员工就餐、外来人员就餐、接待用餐等;以及会议服务、广告宣传、项目代办等。运用市场机制,管好后勤,办好后勤,为血站单位提供高效、优质、低耗的社会服务。
【血站后勤管理工作的改革与发展探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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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表现形式或者法律渊源而言,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是核心,法律是基础,法规是配套。此外,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是必要补充。就其法律部门构成而言,包括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共7 个部门法。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相关论文。仅供大家阅读参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展望全文如下: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取得了巨大成就。目前,行政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行政法基本原则渐趋成熟、行政法观念实现重大转变、行政法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今后我国行政法还将呈现五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改革开放; 行政法; 发展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伴随着这一历史进程,我国行政法也从无到有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可喜成绩,值得认真总结。
建国以来,我国在法治建设上走过了一个“之”字形的曲折道路,行政法治建设也一样。建国初期,我国行政法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从1949 年至1956 年,国家制定颁布了一大批行政组织、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规定了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工作原则、工作程序以及对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权限、管理方式等。但1957年以后国家政治生活越来越不正常,民主法治建设也不断遭受破坏, 行政法的命运自然也不能幸免。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民主法治建设逐步得到恢复并迅速发展, 行政法也随之得到复兴和发展。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发展所走过的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9 年到1988 年以重建行政权立法为重点阶段。
改革开放之初, 为了使被破坏的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尽快恢复运转, 使混乱的社会秩序尽快恢复稳定, 国家在立法方面需要优先考虑的是制定出一系列有关国家政权组织和维护社会秩序方面急需的法律, 而首要任务是根据新的形势制定一部适应新时期需要的新宪法。因此,在这一时期,对行政法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立法有:一是1982 年新宪法的颁布实施, 二是制定了国务院组织法和地方组织法。同时,也制定了一批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这一阶段, 我国的行政立法主要是有关行政机关组织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 侧重行政机关的重建和对行政机关权力以及相对人权利的确认与维护。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 恢复了行政机关领导人员的选任制; 建立了民主集中制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确立了领导人任期制和限任制;建立了审计制度;恢复了行政监察制度;等等。第二阶段是从1989 年到1996 年以加强行政监督立法为重点阶段。
行政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为维护公民权利和利益服务,又可能侵害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因此,为了保护公民权利和利益,对行政权既要提供法律保障,又要加强监督制约。所以,当行政权重建工作基本完成后,全国人大及其会即着手研究制定有关监督制约行政权的法律。经过几年的努力,1989 年4 月4 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这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的重心已经从重建行政权向规范、监督行政权转变。
行政诉讼法由于以下两点重要贡献而载入我国法治建设的史册:第一点贡献是确立了“民可以告官”制度。这一法律制度的确立,一反我国过去只能“官管民”而“民不能告官”的历史传统,表明我国法治建设开始转向以人为本,使法治建设流贯着一股鲜活的人文精神。允许“民告官”,对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权利意识、法治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法律规定只有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成为公民的一种生活习惯,法治才有牢固的基础和可靠的保证。因此,有人认为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从某种意义上讲, 标志着我国民主法治建设的真正开始。第二点贡献是确立了程序违法无效原则。行政诉讼法不仅对行政诉讼程序作出了系统、完整的规定,而且明确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这就在立法上第一次将程序违法提到了与实体违法同等重要的位置,促使人们从更高的层面上审视行政程序法的价值,改变了过去我国重目的轻手段、重实体轻程序的历史传统,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程序立法的发展。
在这个阶段,除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实施外,全国人大会还制定了审计法,国务院颁布了行政复议条例等一批监督行政行为的法律、法规。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建立了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行政复议制度、公务员制度,等等。并明确提出了依法行政原则,使之成为我国行政法和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一个基本原则。
第三阶段是从1996 年至今以加强程序立法为重点阶段。
行政诉讼法的颁布,对行政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程序违法无效原则的确立,使行政程序立法显得更加迫切。为此,全国人大会从1990年开始着手研究制定规范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经过几年努力,1996 年3 月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行政处罚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行政法治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即从对行政权进行事后监督到进行程序控制阶段。之后,又陆续制定颁布了行政复议法、行政监察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一批规范行政程序的法律, 国务院也先后颁布了许多规范行政程序的法规。
这一阶段行政法发展的主要成果是: 建立了行政听证制度、告知和申辩制度、公正公开原则、政府采购制度;完善了程序违法无效原则;强化了行政监察权威;改革完善了行政许可制度;等等。
从上述历程可以看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法发展走的是一条循序渐进、两头夹击的发展路线。所谓循序渐进, 就是我国行政法是随着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而逐步建立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恢复之初, 优先致力于基本制度建设,先把行政法基本框架建立起来,然后再逐渐加以完善, 避免因细枝末节的意见分歧而延缓法律的出台。所以, 最初的一些行政法律大多比较原则,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比较粗放。
比如,国务院组织法只有十几条,几百字,非常原则;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法院受案范围比较窄, 国家赔偿法确定的赔偿标准比较低,现在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许多批评。但总的看,这一策略是成功的,其积极作用远远大于消极作用。否则,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赔偿制度也许到现在也建立不起来。而有些改革不到位的, 则不急于立法,让国务院或地方先搞,避免因仓促制定法律而影响改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立法决策必须与改革决策相一致。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如果改革已经到位,立法必须及时跟上,用法律保证改革的顺利推进,引导改革向正确方向发展;二是如果改革不到位,立法不能太超前。凡改革不到位,不立法就是对改革的最大支持和促进。
当然,这只是法治建设起步阶段的一种立法策略选择,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制定更加周全、细密、完善的法律,是今后立法策略的必然选择。实际上,我国从20 世纪90 年代开始,已经在朝着这个方向转变。所谓两头夹击,就是把行政权的确立(组织法)和对行政权的控制(行政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这两头的法律优先制定出来,然后再制定规范行政行为的法律(行政程序法)。实践证明,两头夹击策略,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大大地加快了行政法治建设的步伐。如果没有两头夹击策略, 而是按照“组织———程序———诉讼、赔偿”这样一种先后顺序按部就班地进行,恐怕我国的行政法治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两头夹击,就把行政程序立法逼到了墙角,迫使我们必须加快行政程序立法步伐,而行政机关也会更加积极主动地配合、支持、推进行政程序立法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行政法从无到有,再到基本完备,成绩有目共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就。
(一)行政法体系基本形成
我国的法律体系就其表现形式或者法律渊源而言,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宪法是核心,法律是基础,法规是配套。此外,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也是必要补充。就其法律部门构成而言,包括宪法及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共7 个部门法。
行政法,是指规范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和监督行政管理活动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法主要包括三部分:一是确立行政组织和职权方面的法律,包括行政组织法、公务员法等。二是规范行政权行使和运作方面的法律,统称为行政行为法。又分两类:
一类是各个方面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 包括国防、外交、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公安、司法等方面的行政管理法,如教育法、科技进步法、环境保护法、出入境管理法等;
一类是有关行政程序方面的法律,如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三是监督行政权行使和运作方面的法律,统称为行政监督法,包括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可以说,中国特色行政法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有关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已经比较完备,一些基本的行政法律制度都已建立起来。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渐趋成熟行政法基本原则, 是指各种行政法规范所体现和遵循的基本原理和精神,是行政法的灵魂和生命,对行政法具体规则的创制和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评价、补充作用。随着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形成,行政法基本原则也渐趋成熟, 形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总结我国宪法和各项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立法、执法、司法实践,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主要有以下8 项。
1.依法行政原则。这是依法治国这一宪法原则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依法治国实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 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依法治行政权和行政官员。因为行政权是各种国家权力中最活跃、最具强制力的一种国家权力, 与公民的权利和利益联系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因而也最容易出现损害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情况。所以, 各国都十分强调依法行政,把它列为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原则。依法行政作为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 主要包括3 项内容:一是宪法和法律优先原则,即必须优先执行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其他规定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一律无效,行政机关不得执行;二是职权法定原则,即必须严格在法定权限范围内行使职权,失职违法,越权无效;三是程序法定原则,即必须严格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违反法定程序的行政行为无效。
2.正当程序原则。这是对依法行政原则的扩展和深化。其主要内容有4 项:一是自己不得做自己的法官,或称利害关系回避原则,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处理涉及与本机关或者工作人员自己及其近亲属有利益关系的事项时, 应当主动回避或者应当根据当事人的申请回避; 二是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作出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时, 必须说明理由; 三是行政机关作出任何行政行为特别是对相对人不利的行为时,必须听取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四是行政机关作出涉及社会重大公共利益或者涉及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行为时, 除说明理由和听取陈述和申辩外,还应当公开举行听证会,听取社会公众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3.民主参与原则。这是政治民主在行政法上的具体体现, 是对依法行政和正当程序原则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一方面,民主参与原则要求依法行政所“依”的法不仅是良好的,充分体现人民群众意愿的,而且是按照民主程序由广大人民群众充分参与制定的,是经过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的;另一方面,民主参与原则还要求在行政法规范的实施过程中,也必须充分发扬民主,走群众路线,给相对人和社会公众以充分参与的机会。
4.公开透明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行政行为除依法应当保密外,应当一律公开。具体包括3 项内容:一是所有影响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政法规范必须向社会公布;二是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必须公开进行,包括制定法规、规章等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和作出具体行政决定的行为,必须公开进行;三是行政机关所产生、收集的信息原则上应当公开,只有涉及国家主权、国家安全或者其他公共安全、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可以作为例外加以保密。
5.公正公平原则。其含义主要有3 项:一是不得单方接触,即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两个以上相对人的行政裁决和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得在一方当事人不在场的情况下单独与另一方当事人接触(包括任何因公因私接触)和听取其陈述意见,接受其证据;二是对相关因素要给予善良和足够的考虑,即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政策和处理涉及相对人利益的各种事务时,必须以善良的愿望并尽足够的注意,充分考虑各种意见和各种有利的、不利的因素;三是平等对待,即行政机关必须平等地对待各方相对人,不论是组织还是个人,不论地位多高,其法律地位一律平等,机会一律平等,权利义务一律相一致。
6.平衡(比例)原则。其基本含义有4 项:一是平衡地保障和规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二是平衡地设定行政权力的制约和责任;三是平衡地设定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四是平衡地保障公民之间的权利和利益。
与平衡原则紧密联系的是比例原则,也称为最小损害原则。比例原则的基本含义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必须以最大的收益、最少的成本、最小的损害来实现行政目标,即必须符合效益最大化原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符合妥当、必要、相称的要求。
7.信赖保护原则。法律的一个重要属性或特征,是可预知性, 即人们通过法律可以预知自己的什么行为会得到什么结果。人们只要按照法律规定去做,就一定会受到法律保护,不会被追究违法责任,从而使人们具有安全感,免于恐惧。信赖保护原则,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因对法律或国家机关所实施的某项行为的正当信赖, 并基于这种信赖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 从而作出了一定的行为, 国家对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这种信赖应当提供一定形式和程度的保护。信赖保护原则旨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既得利益, 并维护法的安定性以及公民对国家、法律的信心。当然,得到法律保护的信赖必须具有正当性。所谓正当,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机关的行为或其创造的法律状态深信不疑,并且是善意的、没有过错的;如果信赖是因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己的原因(如错误理解或者恶意)所致,则此信赖不受保护。
8.有效救济原则。这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受到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害时,国家必须为其提供有效的补救途径。没有救济就没有行政,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但由于各国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法律传统不同,国的救济制度也不尽相同。在我国,这种救济主要包括申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
(三)行政法观念实现重大转变经过多年发展,我国行政法观念有了重大转变。主要表现在以下4 个方面。
1.从注重静态稳定向建立和谐社会转变。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深刻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这是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和历史规律。稳定有静态的稳定和动态的稳定。静态的稳定, 是暂时的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我们所需要的稳定应当是动态的、可持续的稳定。但过去我们往往比较注重静态稳定,而对动态稳定重视不够。反映在行政法上,就是过分强调严管、重罚,以罚代管,以罚代教,认为管得越多越严越能稳定,罚得越重越有效,忽视教育、疏导、激励的作用。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只能收一时之效,并不能长久,而且可能积累、激化矛盾,引起更大的不稳定。当前,我们党和国家正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标志着我们党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也标志着行政法观念的重大转变。
2.从单向命令型管理向双向合作型善治转变。
传统法学观点认为,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横向社会关系不同,行政法是调整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社会关系,因此,行政法是自上而下的命令,过分依赖强制手段,忽视参与、沟通、指导、教育、激励等方面的作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民主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建设和谐社会思想的提出,过去那种认为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地位不平等的观念正在改变,平等观念越来越获得广泛认同和接受,单向命令型管理观念逐渐被双向合作善治观念所代替,公众参与、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激励等行政方式随之兴起。善治与管理的主要区别,在于管理主要着眼于秩序,为维护秩序往往可以不计成本,可以忽视个人自由和社会活力;而善治则要求行政行为必须进行效益分析,要求以最小的成本来实现行政目标,要求社会不仅是有秩序的,而且是有自由和活力的。
3.从重实体轻程序向实体与程序并重转变。
程序是实体的保障。不论是民主也好,还是法治也好,归根结底都必须体现为一套健全而有效的程序。程序观念淡薄,重实体轻程序,认为违反程序不算违法,是小节问题,是我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随着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深入,程序的重要性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在我国行政法规范中得到越来越多的体现,在行政行为过程中严格依照程序办事的观念也越来越深入人心。
4.从重强制轻激励向强制与激励并重转变。
传统行政法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命令、强制的办法,迫使相对人不得不服从,从而达到行政目标。但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调整方法,不仅成本高、后遗症大,而且不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利于树立人民群众的当家做主意识,不能适应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因此,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我国的行政法观念已经逐渐从过去只重视命令、强制的方法,逐渐向综合运用多种调整方法转变,行政激励方法越来越得到重视。
(四)行政法学理论取得重大突破
随着行政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也不断得到发展。与我国行政法发展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大体相一致, 我国的行政法学理论也经历了一个从“管理论”到“控权论”再到“平衡论”的发展过程。“管理论”认为行政法是关于行政机关管理的法,重点强调确认、维护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权威,以保障行政效率。“管理论”追根溯源,是来源于前苏联的行政法学思想, 其所服务的经济基础是计划经济。我国20 世纪80 年代初的行政法学界主要持“管理论”观点,目前已经没有人公开主张这一观点。
“控权论”认为行政法是控制行政权的法,重点强调对行政权的限制和监督, 以避免行政权被滥用。“控权论”的思想来源是西方特别是英美的行政法学思想,其服务的经济基础是自由市场经济。“控权论”思想在20 世纪80 年代后期开始在我国兴起,90 年代初一度成为主流思想,目前仍有相当影响。“平衡论” 认为行政法是规范行政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法,重点强调兼顾公权与私权、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控权论”是20 世纪90 年代初由罗豪才等学者提出的一种行政法学思想, 其背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平衡论”目前已经逐渐被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所接受, 成为我国行政法理论的主流思想, 对我国的行政法治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前,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正处在科学发展的转折时期。在这样一个时期, 我国的法治建设, 包括行政法发展,既面临着良好机遇,也面临着新的挑战。面对机遇和挑战,今后一段时期,我国行政法的发展有可能呈现以下5 个趋势。
第一,逐步从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跨越。
由于我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和习惯, 法律制度很不完善,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的任务首先是致力于形式法治的实现, 侧重于法律制度的建构和保证现行法律规范得到确实有效的贯彻实施。应当说,在法治建设的初期阶段,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仅停留于形式法治是远远不够的, 还应向法治的更高层次即实质法治发展。所谓实质法治,就是要求法治不仅必须具有必要的形式要求,更要符合时代的价值追求,符合时代对民主、人权、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的普遍共识;不仅重视秩序和效率,更要重视自由和活力;不仅要求整体公正、形式公正,还要求个体公正、实质公正;不仅要求最后公正,还要求及时公正;等等。
第二,逐步从国家行政法向公共行政法转变。
目前,我国行政法主要调整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这是与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国家”、“全能政府”紧密相联的。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行政国家正在向法治国家转变,全能政府正让位于有限政府,过去许多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正越来越多地转由社会通过各种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依法管理。这些行业协会、事业单位、非营利组织等管理公共事务的活动,与一般民事活动不同,而与行政活动具有更多的相似性,因此不应由民法调整,而应由行政法调整。比如,律师协会对律师、学校对学生、医院对医生的惩戒行为,如果由民法调整,起诉到法院适用民事诉讼程序,采取谁主张权利谁举证的原则,显然不利于律师、学生、医生权利的保护。因此,把这些纳入行政法调整范围,将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第三,逐步从单项行政程序立法向行政程序法典化发展。
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是我国行政法学界和立法工作者的共同愿望,也是一个完善的行政法体系必不可少的内容。早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着手起草制定行政诉讼法之前,就已经研究过是否直接制定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但考虑到当时实践经验不足,加上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之中,制定统一的行政程序法的条件不成熟,因此决定改批发为零售,陆续制定出台了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目前又正在审议制定行政强制法。2001 年全国人大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委托行政立法研究组着手研究起草行政程序法,行政立法研究组已将草案送交法工委。十届全国人大会将行政程序法列入了五年立法规划。相信在可见的将来,行政程序法典化终将得到实现。
第四,逐步从初步放松管制向深化放松规制推进。
规制,又称管制,主要指国家采取许可、审批等一系列措施控制经济无序发展的一种制度。规制的出现, 是西方在自由市场失灵情况下提出的政府介入市场的一种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物品可以分为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两大类。私人物品可以由私人生产, 公共物品必须由国家组织生产或者必须在国家监管下生产。私人物品虽然可以由私人生产,但有些私人物品具有外部性, 这种外部性有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对负外部性,必须由国家加以监管,把它降低到最小程度。
由此,西方国家开始大肆介入市场。但后来发现,政府也会失灵,政府管制过多,也会造成成本过高、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因此,又开始放松管制。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是一个全能的政府,直接管理各个方面的事务,不经政府事先审批、许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什么事也办不成。经过改革开放,这种状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变,特别是经过2001 年以来的三轮行政审批改革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实施, 国务院及其各部门和各地方废止了一大批审批事项, 过度规制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按照发达市场经济要求,我们的差距仍然很大, 过度规制问题并没有得到完全解决。因此,继续推进行政审批改革,进一步放松规制,仍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五,逐步从建立基本的行政救济制度向建立更加完善的行政救济制度努力。
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行政救济制度。但受历史条件制约, 这些制度还很存在着许多缺陷,实施的有效性受到很大影响,需要进一步完善。目前,国家赔偿法修改已进入全国人大会审议程序,赔偿范围、标准和简化赔偿程序等问题,将是国家赔偿法修改的重点。行政诉讼法修改也已经列入立法规划,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公益诉讼等问题,将是行政诉讼法修改的重点。因此,进一步完善行政救济方面的法律制度,是今后行政法发展的一个重点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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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于1986年6月25日经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1987年1月1日实施。此后,该法又经过了三次修改。从法律制度的源头上,完善征收与补偿机制,改革土地利益分配制度并将改革成果归由人民共享,实现城乡一体化过程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一种理性的平衡,无疑是减少征收中矛盾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继续高速发展的必要之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发展全文如下:
在1982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第一次对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作出调整,有关部门介入对土地进行有效管理,改变了以前土地无人管的状态。1986年国务院成立超脱部门的国家土地管理局,改变以前部门共管的情况,成立相关部门,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统一管理,这比较上一次的改革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1997年起,党中央、国务院采用更加严格的措施来对土地地形管理与保护,并且增设土地资源部,对土地,矿场和海洋等资源进行合理规划、管理和保护。
从这三次改革中可以看出来,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土地管理制度从改革中诞生,同时也是在改革中变得更加完善。不仅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而且,有效的管理了土地资源,为更好的利用土地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经济体制的改革和政治体制的改革,也是土地管理制度进行改革的原因,随着改革的深化,土地管理的职能就越是完善,政府在依法行政中,土地管理职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职能。保护耕地是土地管理最重要的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几次进行土地管理制度的改革,都把保护耕地放在重要战略目标,足以显示出国家对耕地的保护决心。土地管理制度的完善的同时,相关的土地立法也在完善,真正贯彻了有法可依的治国方略。
2.1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目前已经形成三维统一的体系
目前,我国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三维统一的土地管理制度。所谓的三维统一就是指覆盖面广、保护力度强、政府和基层协调统一。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土地进行统一管理。全国土地和行政辖区全部土地统一管理,包括地政土地和城乡土地的统一管理。另外在土地调查、评价等基础业务上,不管是地权的管理、土地的征用还是土地供给等业务,全部由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一管理。除此之外,在垂直方向上,各级政府下面都设有专门的土地管理部门,现在又对土地、矿产、海洋等国土资源进行统一管理,就进一步深化了土地管理制度。
2.2我国当前土地管理制度仍存在一些问题
虽然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经过三次改革,已经形成完整的体系,但目前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建设中仍存在很多的问题。
(1)法制观念淡薄,执法不严。现在是法治社会,虽然在土地管理中很重视立法,大众的但是法制观念还是很淡薄,知法犯法的情况时有发生,而且执法力度明显不够。
(2)土地管理是行政职能,但是有许多技术业务只有通过中介部门才能完成,由此政事企业职能关系不够清晰等问题就不可避免的出现。
(3)土地管理的各项业务,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已经全面展开,但是,目前为止,土地管理还没有形成高效运转的管理模式。
我国土地管理制度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纠纷,今后土地管理制度的发展的要以维护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为原则,坚持我国基本国情,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1)以保护耕地为重点。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有数据表明,我国人民生活需要的食物,其中有83%以上是来自自耕地的生产,我国以工业大国自居,但是归根到底农业是工业发展的基础,因此要加强对耕地的保护。保护耕地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同时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所以保护耕地要放在重要战略部位,并踏实落到实处。
(2)完善地权管理体系。加强地权管理是加强土地管理的关键,因为土地管理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对地权的管理。也只有加强对地权的管理,政府才能够顺利地进行税收工作。同样,也只有加强对地权的管理才能够更好的对土地加以利用。因为在土地利用过程中,不管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还是用途管理,都需要地权管理来保证实施。只有管理好地权,就能管理好土地利用的其他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地权的管理是土地管理的核心。
(3)建立不动产统一管理体系。这里所得说的不动产指的是土地及土地定着物,包括土地上的房屋建筑、桥梁铁路等等,要加强对这些不动产的管理。为了更好的加强对不动产的管理,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房地统一管理问题,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制定相关规范,做出硬性规定,使统一问题可以真正解决。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日益完善。我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最基本的任务就是维护土地公有制,调整土地纠纷,并且在此基础上,根据国民经济部门综合发展的现状,合理的对土地进行规划,完善土地的生态环境,并且提高土地利用率。让有限的土地资源发挥出最大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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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算术”阶段出现的统计与数学的结合趋势逐渐发展形成了“统计分析科学”。十九世纪末,欧洲大学开设的“国情纪要”或“政治算数”等课程名称逐渐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统计分析科学”课程。当时的“统计分析科学”课程的内容仍然是分析研究社会经济问题。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面推动统计的发展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在了解国情、把握国势、制定国策、认识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本文提出在具体工作中,须在10个方面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全面推动统计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统计; 改革; 发展
[论文正文]
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面推动统计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在了解国情、把握国势、制定国策、认识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随着“四大工程”的全力推进,对统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赋予统计工作更多新内容和新任务。统计工作正处于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推动统计工作上台阶。全市统计工作者应以“三个提高”为指导,全面深入分析统计工作在机制、体制、调查方式、调查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全面推动统计的发展。
在具体工作上,须在以下10个方面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
1. 在统计调查方式上,要克服全面调查的弊端,采取科学的统计调查方式。
当前,全面调查在收集社会经济信息工作中还是一种主要的调查手段,全面调查的长处在于各级统计人员熟悉、好布置、好操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体的不断涌现,全面调查费时、费力、费工、统不全、统不准、易受人为干扰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好人口变动、劳动力、规模以下工业、限额以下贸易业、城乡居民收入、价格指数等抽样调查;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改革,在规模以上工业、建筑业、投资、房地产、劳动工资等专业中开展抽样调查,逐步减少对全面调查的依赖,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统计调查的实际,广泛应用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的方法,做到能用抽样调查的,坚决不用全面调查;能用重点调查或典型调查的,坚决不用抽样调查。采取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 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统计资料的科学的统计调查方式。
2. 在统计资料的采集方式上,要克服对纸介质报表的过分依赖,大力推广网上直报。
当前,纸介质报表仍是我市统计调查单位上报统计资料的主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统计局这几年在不断加大网络上报统计资料的专业范围和报表种类,网上直报统计资料其优点在于:一是方便基层单位上报统计报表;二是统计部门减少报表二次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提高数据质量,通过直报,减少报表流转的中间环节,相应减少再生性的差错。可以预见,通过网络上报统计报表将是统计资料采集方式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谁主动,将大大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将进一步更好发挥统计功能,将进一步促进统计工作的大发展。全省各兄弟市尤其是珠三角各市在推进这项工作上力度很大,开发了网上直报系统,工业、投资、劳动工资、房地产等经常性统计报表基本实现上网上直报。对照我们自己,目前仍是处于应付国家局、省局的任务层面上,网上直报的使用力度还不大,还需我们大力推广。要将规上工业、建筑业、投资、房地产、限上贸易业等网上直报重点单位扩大到全专业。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镇记账户的网络记账和镇级统计数据的网络上报。
3. 在统计资料来源上,要克服统计部门包打天下的做法,广泛使用部门统计资料。
在我国的政府统计架构中,部门统计是政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调查取得的统计数据是政府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按统计法规定,也同样具有法定性。在GDP核算中,我们也要使用多部门的统计数据。随着“下算”和“下管”一级的核算方法的不断推进,以部门统计资料为基础的核算方法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服务业和民生统计,仅依靠统计部门的力量直接开展调查已困难重重,也难以完成任务,必须充分发挥部门统计的优势,使用部门统计资料,才能准确核算服务业发展情况。对此,我们要抛弃自己包打天下,自己直接调查的笨做法,充分认识到部门统计资料也是对某种经济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要相信部门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统计核算中,部门统计有的,统计部门就直接使用,不另调查。在工作中,统计部门要以《统计法》为准则,着重从统计标准、统计指标、调查方法、调查范围等方面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督导,确保部门统计规范有序,要与部门统计建立统计资料共享机制,杜绝重复调查和数出多门,维护统计数据的权威性。
4. 在统计调查范围上,要克服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树立全社会的统计观念。
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推进,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对“见物又见人”的统计信息需求将不断增大,这必将要求统计部门在做好经济方面统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做好社会民生方面的统计,而社会民生统计这一块恰恰是当前统计部门的短板。对此,我们要积极探索,有所作为,建立反映社会进步的统计指标体系,全方位反映我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情况。当前要扩大服务业统计调查范围和完善调查方法,增加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样本点,全面做好省政府统一推行的全省农村居民调查。
5. 在统计调查管理模式上,要克服按隶属关系划界的做法,积极探索在地统计的模式,全面准确反映两区经济概貌。
在市区的统计调查中,我们还沿袭着计划经济年代以调查单位隶属关系划界的统计调查模式。随着市区范围的不断延伸与经济组织形式多样化,调查单位的划界存在不确定性,市局与茂南区、茂港区局间对部分调查单位的划界有不同看法,存在漏统现象,其最大弊端是难以全面统计核算两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局也整日忙于报表工作,难以抽出人力和时间从事统计管理、数据质量监控、统计法制工作、统计分析报告等工作。为更好统计核算区级经济发展情况,全省已有多个市成功进行在地统计,并获得成功。对此,我们要借鉴成功经验,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工作小组,加快启动在地统计,为全面准确评估两区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6. 在统计数据质量上,要克服片面的质量意识,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念。
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是开展统计调查的立足点和归宿。在工作中,我们还偏重于从数量平衡、逻辑关系、单个专业上来把握统计数据质量,而对于统计对象是否齐全、统计过程是否科学、专业数据是否匹配、数据的时效性等方面对数据质量影响的关注度还不够,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要树立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意识,按照事前抓基础、事中抓审核、事后抓评估、兼顾时效性的办法全面抓数据质量。
7. 在统计服务上,要克服单兵作战的模式,形成综合服务的格局。
向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提供统计服务是统计部门应尽的职责,也是统计工作为我市加快科学发展提供统计保障的主要途径。在统计服务中,我们是竭尽了全力,也取得不少成绩,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统计服务的载体的集合度不高。《茂名统计月报》、《工业统计月报》、《统计快讯》是平常提供数据资料的主要载体,这些载体设计大小不一,信息比较凌乱,集合度不高。二是统计信息容量不大,报表过录信息多,综合整理、深度加工信息少。三是本地单专业信息居多,信息的关联度低,反映东西两翼信息少。针对这些问题,需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树立综合服务的观念,可着重从改革服务载体入手,逐步引向深入。如将统计服务载体三合一为《茂名统计月报》,扩大版面,增加信息量,并在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上下功夫,做到及时、全面、准确、权威反映全市经济运行情况;编印《情况报告》这一全新服务载体,及时将重要统计信息向党政主要领导汇报。
8. 在统计信息化建设上,要克服“浏览器”单一作用,全面推进统计办公的自动化和网络化。
我市的统计信息化建设从1998年建起局域网,1999年开通内外网,到2005年11月开通广域网,国家、省、市、县四级统计部门联网,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从1998年到现在,我市的统计信息化从无到有,从单机到成网。在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信息化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突飞猛进,信息网络技术已进入千家万户,与同时代的信息化应用水平相比,我们显得有些落后了,在原有应用水平的基础上进步不多,电脑设备的“浏览器”功能日益突显,而办公自动化、无纸化则相对落后了。这主要体现在未能将OA办公系统全面引入到日常办公中来,数据库建设还没有起步。对此,我们要下定决心,以推广OA办公系统为主要抓手,全面提高统计信息化应用水平。
9. 在统计法制上,要克服畏难的思想,不断提高统计的法制化水平。
统计法制工作是我们开展统计工作的“尚方宝剑”,在统计法制工作“一把手工程”的指引下,这几年我市法制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有些做法也曾在省局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在全省推广。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角度进行反思,与全省先进地区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县(市、区)法制工作开展得很不平衡,还有个别地区未打破执法罚款“0”的界限,多专业联合的综合性执法检查开展得不够广泛,对调查单位的统计法制建设的评价还不够全面,对统计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大,近两年基本没有罚款。对此,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继续全面推进法制工作一把手工程,明确法制工作的重要作用,克服畏难思想,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全面推进统计法制工作,重点要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经常性开展统计执法,树立统计法制的权威。
10. 在镇级统计管理模式上,要克服难作为的思想,积极推进镇级统计管理的实体化。
镇级统计工作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收集、整理、分析、上报等工作,是县域统计信息的重要来源。这几年我市镇级统计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有了较大改观,但从镇(街道)统计基础情况调查来看,我市镇级统计机构、统计力量、工作条件与所肩负的统计任务十分不匹配,严重影响了全市统计工作有序地开展。一是镇(街道)统计机构极不健全。全市110个镇(街道)中,没有1个镇(街道)设立统计机构。二是统计力量十分薄弱。全市110个镇(街道)没有一个专职统计人员,221名兼职统计人员中有12人还是临时聘用的。三是统计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全市110个镇(街道)只有28个镇有统计使用的计算机设备,连接互联网的只有24台,其中,连接局域网的只有6台,连接上级统计部门网络的只有2台。
为更好适应统计调查需要,全省已有多个县对镇级统计架构实行实体化管理,设立了统计站或统计办公室,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场所、有牌子,有的地方还实行垂直管理,有力促动镇级统计工作的全面提升,源头统计数据得到强有力保障。在对我市镇级统计情况的调研中,基层要求成立实体型镇级统计机构的呼声很高,也是当前统计工作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要学习省内兄弟市的成功做法,破除难作为的思想,以落实省粤西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为契机,上下联动,通过政府下发一个含金量较高的有关加强镇级统计工作的文件,全面推动镇级统计工作,为全面推动统计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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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统计在了解国情、把握国势、制定国策、认识社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作用。随着“四大工程”的全力推进,对统计工作提出更高要求,赋予统计工作更多新内容和新任务。统计工作正处于良好的发展机遇期,应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全面推动统计工作上台阶。全市统计工作者应以“三个提高”为指导,全面深入分析统计工作在机制、体制、调查方式、调查方法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全面推动统计的发展。
在具体工作上,须在以下10个方面加快统计改革的步伐。
1. 在统计调查方式上,要克服全面调查的弊端,采取科学的统计调查方式。当前,全面调查在收集社会经济信息工作中还是一种主要的调查手段,全面调查的长处在于各级统计人员熟悉、好布置、好操作,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类经济体的不断涌现,全面调查费时、费力、费工、统不全、统不准、易受人为干扰的弊端日益显现。为此,一方面我们要巩固好人口变动、劳动力、规模以下工业、限额以下贸易业、城乡居民收入、价格指数等抽样调查;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改革,在规模以上工业、建筑业、投资、房地产、劳动工资等专业中开展抽样调查,逐步减少对全面调查的依赖,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统计调查的实际,广泛应用重点调查、典型调查、抽样调查的方法,做到能用抽样调查的,坚决不用全面调查;能用重点调查或典型调查的,坚决不用抽样调查。采取以周期性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抽样调查为主体, 以必要的统计报表、重点调查、综合分析等为补充,搜集、整理统计资料的科学的统计调查方式。
2. 在统计资料的采集方式上,要克服对纸介质报表的过分依赖,大力推广网上直报。当前,纸介质报表仍是我市统计调查单位上报统计资料的主要手段。随着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国家统计局这几年在不断加大网络上报统计资料的专业范围和报表种类,网上直报统计资料其优点在于:一是方便基层单位上报统计报表;二是统计部门减少报表二次录入,提高了工作效率;三是提高数据质量,通过直报,减少报表流转的中间环节,相应减少再生性的差错。可以预见,通过网络上报统计报表将是统计资料采集方式的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谁主动,将大大提高统计工作效率和数据质量,将进一步更好发挥统计功能,将进一步促进统计工作的大发展。全省各兄弟市尤其是珠三角各市在推进这项工作上力度很大,开发了网上直报系统,工业、投资、劳动工资、房地产等经常性统计报表基本实现上网上直报。对照我们自己,目前仍是处于应付国家局、省局的任务层面上,网上直报的使用力度还不大,还需我们大力推广。要将规上工业、建筑业、投资、房地产、限上贸易业等网上直报重点单位扩大到全专业。与此同时,积极推进城镇记账户的网络记账和镇级统计数据的网络上报。
3. 在统计调查管理模式上,要克服按隶属关系划界的做法,积极探索在地统计的模式,全面准确反映两区经济概貌。在市区的统计调查中,我们还沿袭着计划经济年代以调查单位隶属关系划界的统计调查模式。随着市区范围的不断延伸与经济组织形式多样化,调查单位的划界存在不确定性,市局与茂南区、茂港区局间对部分调查单位的划界有不同看法,存在漏统现象,其最大弊端是难以全面统计核算两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局也整日忙于报表工作,难以抽出人力和时间从事统计管理、数据质量监控、统计法制工作、统计分析报告等工作。为更好统计核算区级经济发展情况,全省已有多个市成功进行在地统计,并获得成功。对此,我们要借鉴成功经验,在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成立工作小组,加快启动在地统计,为全面准确评估两区科学发展提供依据。
4. 在统计数据质量上,要克服片面的质量意识,树立全面的质量观念。统计数据质量是统计工作的生命,是开展统计调查的立足点和归宿。在工作中,我们还偏重于从数量平衡、逻辑关系、单个专业上来把握统计数据质量,而对于统计对象是否齐全、统计过程是否科学、专业数据是否匹配、数据的时效性等方面对数据质量影响的关注度还不够,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工作中,要树立全面的统计数据质量意识,按照事前抓基础、事中抓审核、事后抓评估、兼顾时效性的办法全面抓数据质量。
5. 在统计服务上,要克服单兵作战的模式,形成综合服务的格局。向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提供统计服务是统计部门应尽的职责,也是统计工作为我市加快科学发展提供统计保障的主要途径。在统计服务中,我们是竭尽了全力,也取得不少成绩,仍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统计服务的载体的集合度不高。《茂名统计月报》、《工业统计月报》、《统计快讯》是平常提供数据资料的主要载体,这些载体设计大小不一,信息比较凌乱,集合度不高。二是统计信息容量不大,报表过录信息多,综合整理、深度加工信息少。三是本地单专业信息居多,信息的关联度低,反映东西两翼信息少。针对这些问题,需进行全方位的改革,树立综合服务的观念,可着重从改革服务载体入手,逐步引向深入。如将统计服务载体三合一为《茂名统计月报》,扩大版面,增加信息量,并在提高时效性和针对性上下功夫,做到及时、全面、准确、权威反映全市经济运行情况;编印《情况报告》这一全新服务载体,及时将重要统计信息向党政主要领导汇报。8. 在统计信息化建设上,要克服“浏览器”单一作用,全面推进统计办公的自动化和网络化。我市的统计信息化建设从1998年建起局域网,1999年开通内外网,到2005年11月开通广域网,国家、省、市、县四级统计部门联网,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从1998年到现在,我市的统计信息化从无到有,从单机到成网。在工作中发挥很大作用。进入21世纪,网络技术、信息化技术在各个领域应用突飞猛进,信息网络技术已进入千家万户,与同时代的信息化应用水平相比,我们显得有些落后了,在原有应用水平的基础上进步不多,电脑设备的“浏览器”功能日益突显,而办公自动化、无纸化则相对落后了。这主要体现在未能将OA办公系统全面引入到日常办公中来,数据库建设还没有起步。对此,我们要下定决心,以推广OA办公系统为主要抓手,全面提高统计信息化应用水平。
6. 在统计资料来源上,要克服统计部门包打天下的做法,广泛使用部门统计资料。在我国的政府统计架构中,部门统计是政府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部门调查取得的统计数据是政府统计数据的重要来源,按统计法规定,也同样具有法定性。在GDP核算中,我们也要使用多部门的统计数据。随着“下算”和“下管”一级的核算方法的不断推进,以部门统计资料为基础的核算方法在不断增加,尤其是面对纷繁复杂的服务业和民生统计,仅依靠统计部门的力量直接开展调查已困难重重,也难以完成任务,必须充分发挥部门统计的优势,使用部门统计资料,才能准确核算服务业发展情况。对此,我们要抛弃自己包打天下,自己直接调查的笨做法,充分认识到部门统计资料也是对某种经济社会现象的真实反映,要相信部门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在统计核算中,部门统计有的,统计部门就直接使用,不另调查。在工作中,统计部门要以《统计法》为准则,着重从统计标准、统计指标、调查方法、调查范围等方面进行业务指导和工作督导,确保部门统计规范有序,要与部门统计建立统计资料共享机制,杜绝重复调查和数出多门,维护统计数据的权威性。
7. 在统计调查范围上,要克服重经济轻社会的倾向,树立全社会的统计观念。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深入推进,各级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对“见物又见人”的统计信息需求将不断增大,这必将要求统计部门在做好经济方面统计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做好社会民生方面的统计,而社会民生统计这一块恰恰是当前统计部门的短板。对此,我们要积极探索,有所作为,建立反映社会进步的统计指标体系,全方位反映我市经济、社会、科技的发展情况。当前要扩大服务业统计调查范围和完善调查方法,增加城乡居民生活调查样本点,全面做好省政府统一推行的全省农村居民调查。
8. 在统计法制上,要克服畏难的思想,不断提高统计的法制化水平。统计法制工作是我们开展统计工作的“尚方宝剑”,在统计法制工作“一把手工程”的指引下,这几年我市法制工作取得较好成绩,有些做法也曾在省局会议上进行经验交流,在全省推广。但从落实科学发展观角度进行反思,与全省先进地区相比仍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县(市、区)法制工作开展得很不平衡,还有个别地区未打破执法罚款“0”的界限,多专业联合的综合性执法检查开展得不够广泛,对调查单位的统计法制建设的评价还不够全面,对统计违法行为处罚力度不大,近两年基本没有罚款。对此,我们要通过解放思想,继续全面推进法制工作一把手工程,明确法制工作的重要作用,克服畏难思想,破除无所作为的思想,全面推进统计法制工作,重点要为提高统计数据质量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要经常性开展统计执法,树立统计法制的权威。
9. 在镇级统计管理模式上,要克服难作为的思想,积极推进镇级统计管理的实体化。镇级统计工作是政府统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辖区内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收集、整理、分析、上报等工作,是县域统计信息的重要来源。这几年我市镇级统计在各级党委政府关心支持下,有了较大改观,但从镇(街道)统计基础情况调查来看,我市镇级统计机构、统计力量、工作条件与所肩负的统计任务十分不匹配,严重影响了全市统计工作有序地开展。一是镇(街道)统计机构极不健全。全市110个镇(街道)中,没有1个镇(街道)设立统计机构。二是统计力量十分薄弱。全市110个镇(街道)没有一个专职统计人员,221名兼职统计人员中有12人还是临时聘用的。三是统计信息化建设明显滞后。全市110个镇(街道)只有28个镇有统计使用的计算机设备,连接互联网的只有24台,其中,连接局域网的只有6台,连接上级统计部门网络的只有2台。
为更好适应统计调查需要,全省已有多个县对镇级统计架构实行实体化管理,设立了统计站或统计办公室,做到有机构、有人员、有经费、有场所、有牌子,有的地方还实行垂直管理,有力促动镇级统计工作的全面提升,源头统计数据得到强有力保障。在对我市镇级统计情况的调研中,基层要求成立实体型镇级统计机构的呼声很高,也是当前统计工作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要学习省内兄弟市的成功做法,破除难作为的思想,以落实省粤西会议和全市领导干部会议精神为契机,上下联动,通过政府下发一个含金量较高的有关加强镇级统计工作的文件,全面推动镇级统计工作,为全面推动统计的发展提供可靠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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