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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央行要探索一条联防群治,查防结合,以防为主的风险防范之路,从案件的预防到措施的落实,从人员的选配到岗位的设置,从整章建制到日间操作规范,从风险责任追究到内部管理强化,整体构筑立体式多层面风险防范安全体系,实现安全生产无事故的目标。
过去的风险防范主要以部门防范为主,没有全局一盘棋观念,缺乏整体联防意识,体现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今的风险防范强调整体防范,以联防群治为主线,从“人、物、技、联”等多层面进行防范,做到事前预测、事中监测、事后检测,确保支行从资金、发行基金到人、财、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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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拥有健康心智和人格的儿童关乎社会、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越来越技术化的教育让儿童在复杂多变的时代迷失方向,呵护其健康成长的精神家园正在遭受侵蚀。回归儿童的本性,以儿童而非成人的眼光看待儿童的成长过程,给儿童更多的自由发展空间,用美育陶冶儿童的心灵,用传统经典培育儿童的思维、启迪智慧,从而让儿童找到通往高贵灵魂的通途。
关键词:精神家园;儿童发展;侵蚀;重建
儿童独立于成人,拥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话语体系、生活态度和审美情趣。他们有自己独特的需求和渴望,在他们的精神家园里只有天真无邪、自由纯净、快乐游戏和美好想象。教育应当从精神和心灵上给予儿童关怀与呵护,成人应当从儿童的情感世界出发,给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关爱,以构建丰盈的儿童精神家园。然而,当今儿童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家园正在遭受侵蚀,如何守护和建设好儿童的精神家园,成为教育工作者、父母及教育机构的共同心愿。
儿童的精神家园是儿童认知能力、情感、意志、心理需求水平以及个性构成的意识综合体。儿童精神家园建设关乎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关乎儿童的天性发展,关乎儿童未来人生道路的选择。人是一切民族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内容,而儿童的发展又是人的发展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关于儿童的发展权,国际《儿童权利公约》指出:“教育目的应该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以人权、基本自由、本土文化、各国文化、男女平等、自然环境等方面的尊重。”[1]在儿童的发展过程中,要满足儿童接受一切形式教育的权利,也要充分发展儿童的身体、心理、精神和道德。
儿童的发展离不开成人,面对纷繁复杂的外部世界,儿童的精神世界容易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儿童的精神家园容易遭受侵蚀,从而影响儿童的发展。家长与教育者应当从儿童的情感、心理、道德等内在精神与天性和谐发展出发,对儿童的发展进行引导,使儿童对自身发展有明确的选择,逐步培养其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为造就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奠定良好基础。那种一切以儿童为中心,一味强调儿童生存天性,只考虑儿童价值观的做法不利于儿童的发展。同样,强调以成人价值观影响儿童价值观,忽视儿童精神世界,否定儿童个性发展,也对儿童的发展十分有害。成人需要用儿童发展观来衡量和考虑儿童的发展,要从儿童自身的情感、心理、志趣出发,而不用成人思维方式去左右儿童的发展。关心儿童的精神生活,认识儿童精神生活的特点和规律,构建儿童良好的精神家园,这样有利于帮助儿童过一种更幸福、更充实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从而发展和提高儿童的各种心理品质和人格境界,有利于儿童发展成为健全的人,为儿童成为未来社会中合格的公民、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打下坚实基础。
早在18世纪,卢梭就提出:“要爱护儿童,帮他们做游戏,使他们快乐,培养他们可爱的本能。”[2] 我们要塑造儿童,不应当按照成人的意志去塑造,违背儿童的天性拔苗助长,让他们承受与年龄不符的压力。当前“以学习为中心”“以成人为中心”“以职业为中心”等儿童教育思想正侵蚀着儿童的精神家园,让儿童无法享受纯真的童年时光,影响着儿童天性的发展。
当前有些学校片面追求儿童的学业成绩,忽视了对儿童心灵的呵护。中国的教育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虽然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改革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体制,但回到学生数量庞大的现实,通过考试进入大学却不失为相对公平的录取方式。正因为要通过统一的高考,达到某个统一的分数,才能被大学录取,于是从幼儿园,甚至从出生前的胎教,父母就开始让孩子为未来做准备,点点滴滴都是为了让孩子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小学要应付来自不同方面的教学质量检查,而学习成绩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到了初中竞争变得更为激烈,为了让孩子能进入理想的高中,父母在孩子身上投入更多。高中是孩子进入大学前最紧张,也是最压抑的阶段,为了考出好成绩,从早到晚他们沉浸在题海战术中。家长、学校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忽视孩子身心的健康发展。学生考上好学校,对家长和学校而言是双赢局面,但对孩子而言人生有很多缺失,不是用学习成绩可以弥补的。在以学习为中心的教育中,儿童的精神世界被忽视,儿童的个性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纵观当今社会,各种各样的学习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教育日趋功利化。中国教育的竞争从进入幼儿园就开始了。很多时候,拔苗助长式的教育让儿童不堪重负,为了儿童的“健康成长”,父母把他们送入各种英语、奥数、音乐、绘画等培训班,他们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一个个地被打磨,最后出厂,但这样生产出来的产品不过是一件缺乏活力与思维的产品而已。雅斯贝尔斯指出:“教育不是训练,也不应该成为训练。训练是一种心灵隔离的活动,教育则是人与人精神相契合。”[3](P719)教育的过程,也是学习人类历史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这种学习不是枯燥的记忆训练,不需要一遍又一遍的死记,而需要儿童用心去理解、领悟和感受。望子成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普遍心态和期望,但在当今工具化的教育中,面对社会带来的强烈冲击,儿童唯有以心灵的柔性去应对。
儿童在不同的成长阶段对职业有不同的理解。儿童对于工作的最初理解还是模模糊糊的,作为父母,应当让他们去体验和了解不同的职业,学到有用的知识,让他们在比较和鉴别中,形成自己的评判标准。有学者指出:“教育有两种基本类型,一是教养性教育,一是职业性或者生存性的教育。”[4](P10)前者重在个人人格的完满,后者重在个体现实生存的适应。毫无疑问,这两种教育倾向应该互为补充,融为一体。教养性教育给予儿童足够的人文关怀,而职业性或生存性教育可以让儿童在参与未来社会的活动中找到自己人生的定位,找到成为社会一份子的立足点。当下中国的儿童教育,缺失的不是职业性或者生存性的教育,而是教养性教育。一味地让儿童追求不知能否实现的梦想,或是否能从事的工作而盲目投入,让他们失去了教养性教育从心灵上的呵护,培养出来的儿童只能是为日常生活奔波的工具人,无法体验人生的美好。以职业为中心的教育严重损害了儿童的精神和思想,妨碍了儿童心智健全的成长。
现行的小学素质教育要求:“全面将德、智、体、美、劳熔于一炉,将智力因素与非智力因素结为整体,从认知、情感、技能和行为习惯等方面培养教育,加强综合训练,不可厚此薄彼。”[5] 然而现实教育中厚此薄彼的事情常有发生,儿童家长及社会看重的还是儿童学业成绩,忽视了儿童的精神世界。我们要通过给儿童爱的教育、给儿童自由的空间、以美育培育儿童心智、以经典阅读提升儿童灵魂等,实现儿童精神家园的回归与重建。
爱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和出发点。家长们常常以成人的口吻对儿童进行训斥和说教,让他们感觉不到父母对他们的爱,在极端的情况下还会滋生儿童心中的恨。父母毫无疑问非常关心自己的孩子,送他们去参加各种培训班,却忽视了孩子精神上的需要和内心渴求。“望子成龙”思想给儿童带来一种精神上的折磨。在这种教育下,儿童感到自卑、脆弱和不安全,这些会对儿童的心理产生刺激作用,只能起到适得其反的教育效果。本来已经残缺的童年(之所以说残缺,是因为儿童已被浩瀚的书海、作业,以及父母和老师的期待所淹没,他们已失去无忧无虑的童年),再加上这样那样的指责,无形的压力变成了囚禁儿童的枷锁。因此,儿童教育中应遵循正面引导的原则。当务之急是要打开通往儿童心灵的那扇窗,让阳光照射进来,让他们感受到冬天里那一丝暖意。与儿童的沟通和交流,要从心开始,用爱去塑造儿童的个性,用广博的知识去引导,使其用儿童的想象力去发现世界的美,那种美不是成人世界里的美,也不是成人展现给他们的美,而是儿童天性中对美的自然的认识。
现在的中国儿童没有很多时间来拓展学习以外的能力,一个主要原因是作业占据了儿童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虽然给小学生减负的呼声时常出现,但面对残酷的教育竞争,父母、学校、老师都不敢掉以轻心。福禄倍尔于1840年建立幼稚园,其目的就是“通过游戏和作业对幼儿提供心理训练”。这里所说的作业,就是通过手工等实践性活动来进行个人的培养,每一种作业都按照儿童心理的进步和发展而定。但现在学校的作业是为了给予儿童不断反复的、机械的训练,这恰恰是违背教育规律,也遭到很多教育工作者的反对。卢梭说:“儿童是有他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的,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2](P91)物化的社会造就物化的学校,进而培养出物化的儿童。儿童从进入幼儿园开始,就已经被预先设计好的教育体制禁锢住了,就要开始为将来的人生做准备。有些幼儿园已经将汉字和英语学习纳入了儿童的日常学习中,在大人眼里语言的学习是越早越好。生活在父母、老师和学校殷殷期待中的儿童,已经被权威、偏见和无知扼杀了可持续发展的乖巧天性。
当下中国过于技术化和功利化的教育将儿童局限在比较狭小的空间里,缺少思维和想象,因此儿童需要美育来平衡、激活他们的想象力。据中国音乐家协会的统计,目前中国学钢琴的人数已超3000万人,并且以少年儿童居多。如此庞大的群体并不能说明中国儿童正在接受音乐的熏陶,相反,很多是父母替儿童做出的选择,儿童被钢琴“绑架”,每天被迫进行训练以通过每年的等级考试。这样的音乐训练很难开启儿童的心智,高强度的过级训练会让儿童失去音乐带来的美的陶冶,会让他们产生对音乐的厌烦情绪,美育也就很难浸入儿童的心灵,更不会牢牢扎根。考级过后,很多儿童早就忘记了自己曾经“热爱”的钢琴。苏格拉底说:“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 [6](P110)文艺之美,足以唤醒儿童身上沉睡的细胞,激活儿童的心灵,激发儿童的身体,使他们的身心都接受美育的熏陶。艺术是教育的基础,音乐对于儿童的陶冶如同生命中的水,它可以开启儿童的心智,让音乐细胞在儿童身上萌芽,引导儿童进入更复杂的学习,也让儿童在纷乱嘈杂的世界中找到一份宁静。
儿童的教养性教育不仅来自正规的教育,也来自经典阅读。“经典之为经典,正在于其穿越时空所呈现出来的恒久的生命意义。”[4](P302)读经典的书籍,让儿童能从古人的智慧中寻找到开启心灵的钥匙,增长他们的才智。施特劳斯指出:“自由教育在于以特有的小心,研读最伟大的心灵所留下的伟大的书。”[7](P3)然而日益严重的功利性阅读倾向,阻碍了儿童对经典的阅读。儿童被种类繁多的教材参考书、考试辅导书所困,平时还要参加各类培训班,无暇顾及经典阅读。经典的书籍都是历久弥新的思想,反映了人类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成果,包含了丰富的人文信息。经典书籍的阅读能滋养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经典阅读为儿童提供了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它潜移默化地培养了儿童的进取精神,形成儿童符合社会行为与规范的道德意识。经典阅读也是“灵魂转向”的一种方式,让儿童从混沌中找到指引自己方向的明灯,从而走向通往理性的高贵灵魂。
儿童精神家园的建设关乎儿童未来的发展,关乎教育“培育人”目标的实现,也关乎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走向。儿童精神家园的建设,儿童的健康发展,需要教育者始终把培养健全心智和人格的儿童放在心中,让儿童按照自己的天性、自己的方式和速度发展,而不是以成人的快速度和高竞争性为参照。拓展儿童心灵发展的空间,不用成人的意识去有意无意地压制儿童的个性发展,给儿童应得的来自成人心中纯净的爱,消除儿童与成人间那道隐形的门槛。成人(包括教育者及父母)要尊重儿童、理解儿童,不以自己的意志为儿童设计“美好的未来”。帮助儿童回归到呵护其生命本真的精神家园,重建儿童精神世界,既是教育者的责任,又是时代发展对教育的要求。
[1]儿童权利宣言[DB/OL].http://baike.baidu.com/view/1175099.htm,2014-03-24.
[2]卢梭著.李平沤译.爱弥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3]单中惠,杨汉麟.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
[4]刘铁芳.古典传统的回归与教养性教育的重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5]中国素质教育[DB/OL].http://220.231.20.242:8003/NewsInfo.aspx ID=831&Class=2&CID=296,2014-03-24.
[6]柏拉图著.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7]刘小枫,陈少明.古典传统与自由教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LackandImprovementofTakingStandardEnglishasTeachingGoalandPriorityDUANNi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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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生态学理论始于30年代而兴于80年代,景观生态学强调水平过程与景观格局空间的相互关系,把“斑块椑鹊罈基质”(Patch-corridor-mattix)作为分析任何一种景观的模式。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及景观规划中特别强调维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具体地讲,在城市和郊区景观中要维护自然残遗斑块的联系,如残遗山林斑块、水体等自然斑块之间的空间联系,维持城内残遗斑块与作为城市景观背景的自然山地或水系之间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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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广州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构筑
城市景观的构成要素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反映城市生态和自然环境条件的自然要素,主要有地形、水体、绿色植物及其它不确定的自然因素;第二类是人工要素,主要指城市的设施和建筑物;第三类是社会要素,指影响城市景观的一种无形的因素,包括人对景观的感知体现和人对景观环境的改造等。本文研究的城市绿色景观主要指第一类自然要素和第二类人工要素中的绿色开敞空间,如公园、广场、滨水区等。
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即指城市中的自然生态景观和以绿色开敞空间为主的人工景观共同构成的景观生态系统。在当今城市环境恶化和城市特色贫乏的背景下,通过对城市绿色景观进行系统分析和构筑,来体现城市自然与人工的融合和“以人为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1、我国古代的“风水”学说
这里暂不讨论“风水”学说的科学和迷信,只用来说明古代城市选地和建筑空间营造方面与自然环境因素的巧妙结合。典型的城市风水格局是城市背靠山,前临水,两侧是又有山脉环绕(青龙、白虎)的相对封闭而又完整的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强调城市选址与自然环境要素的融合,它所形成的绿色景观系统是完整而连续的系统。
2、西方城市十九世纪末的公园运动,随着工业化大生产导致的人口剧增和环境恶化,在十九世纪末,西方城市已开始通过建造城市公园等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来解决城市环境问题。
早在奥斯曼进行巴黎改建的时候,在大刀阔斧改建巴黎城区的同时,也开辟了供市民使用的绿色空间;纽约的中央公园也是在此背景下建造的。通过建造城市公园来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最成功的例子是1880年,美国设计师奥姆斯特(Oimsed)设计的波士顿公园体系,该公园体系突破了美国城市方格网络网格局的限制,以河流、泥滩、荒草地所限定的自然空间为定界依据,利用 200—1500英尺宽的带状绿化,将数个公园连成一体,在波士顿中心地区形成了优美、环境宜人的公园体系(Park System),被人称为波士顿的“蓝宝石项链”。
3、霍华德的花园城市和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对城市绿色景观设计的影响。霍华德于1898年提出的花园城市模型是:直径不超过2km,城市中心是由公共建筑环抱的中央花园,外围是宽阔的林荫大道(内设学校、教堂),加上放射状的林间小径,整个城市鲜花盛开,绿树成荫,人们可以步行到外围的绿化带和农田,花园城市就是一个完善的城市绿色景观系统。在花园城市理论影响下,1944年的大伦敦规划,环绕伦敦形成了一道宽达5英里的绿带。
沙里宁的有机疏散理论是针对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向外疏散问题而提出的,他在大赫尔辛基规划方案中一改城市的集中布局而使其变为既分散又联系的有机体,绿带网络提供城区间的隔离、交通通道,并为城市提供新鲜空气。 花园城市理论和有机疏散理论为城市规划的发展、新城的建设和城市景观生态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71年莫斯科总体规划采用环状、楔状相结合的绿地系统布局模式,将城市分隔为多中心结构,城市用地外围环绕10-15公里宽的森林公园带,构成了城市良好的绿色景观和生态系统。
4、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理论
美国的麦克哈格在1971年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该书提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建造与人共享的人造生态系统的思想,并进而提出生态规划的概念,发展了一整套的从土地适应性分析到土地利用的规划方法和技术,即叠加技术(“千层饼”模式)。这种规划以景观垂直生态过程的连续性为依据,使景观改变和土地利用方式适用于生态方式,这一千层饼的最顶层便是人类及其居住所,即我们的城市。
5、景观生态学理论
景观生态学理论始于30年代而兴于80年代,景观生态学强调水平过程与景观格局空间的相互关系,把“斑块椑鹊罈基质”(Patch-corridor-mattix)作为分析任何一种景观的模式。景观生态学应用于城市及景观规划中特别强调维持和恢复景观生态过程及格局的连续性和完整性。具体地讲,在城市和郊区景观中要维护自然残遗斑块的联系,如残遗山林斑块、水体等自然斑块之间的空间联系,维持城内残遗斑块与作为城市景观背景的自然山地或水系之间的联系。这些空间的联系的主要结构是廊道,如波士顿公园体系中的绿带和莫斯科外围的森林公园带。维护自然与景观格局连续性是构筑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有效方法。城市中的绿色景观可以视为散落在城市中的自然斑块,只有通过建立廊道使其连续并与城市自然生态有机结合才能构成绿色景观系统,实现人类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就是运用景观生态学关于景观格局连续性的方法对中山市的绿色景观格局进行了完善。
1、广州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发展过程
广州是有二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其最早的选址即位于白云山下,珠江之滨,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到宋代时,城内已形成一条条水道(濠),明清时,广州城向北扩展到越秀山,向南延伸到珠江边,城内六脉渠成为山水之间的联系廊道,古城东西两侧则有禺山和坡山,形成了“六脉皆通海,青山半入城”的自然与人工和谐相处的优良生态环境。民国以后,虽然城市扩大,城墙拆除,但这种天然形成的“山水”城市格局并没有大的改变,而且政府部门着重修复和完善了从越秀山、经中山纪念堂、市政府、人民公园、起义路直到海珠广场的城市轴线,在越秀山和珠江之间形成一条绿色的廊道,这条轴线在空间形态上突出城市轴线区的主导地位和凝聚作用,加强了城市与白云山脉及珠江水域的自然联系。城市空间及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基本上保持了明清时代的特色与风格。
建国以后,城市迅速发展,城区不断扩大,旧城内的一些河涌变成了暗渠,但解放前后修建及扩建的荔湾湖公园、流花湖公园、越秀公园、烈士陵园及东湖公园为广州绿色景观格局的保存及延续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条件,这五所公园原建于城郊交汇处,与民国时期广州城区轮廓基本重合,起到了城市外围绿地的作用。随着城市的发展,这些公园已被包围在旧城区中,成为旧城中散落的绿色斑块,但其对于旧城生态系统的作用和对于城市绿色景观格局的延续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快速增长,天河新区迅速形成,同时广州沿珠江向东发展至黄埔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向北发展到了白云区的新市和石井,尽管城市环境不断恶化,水体污染,但一山(白云山),一水(珠江)的山水城市景观格局得到延续。外围的生态敏感带(北部流溪河平原,南部的果树保护区和花卉保护区)一直被保护下来。
2、广州绿色景观格局的现状
由于历史形成的良好基础及广州市多年的创造,广州市已具有良好绿色景观,主要体现在:
(1)在区域范围内,普遍的大地绿化,东北部的山脉,北部的流溪河及广花平原地区,南部的果树保护区及花卉保护区,使广州市有了一个良好的整体生态景观的背景,即较好的绿色郊野景观基质;
(2)在城区范围内,北部的白云山风景名胜保护区横过市区的珠江水系、已建成公园绿地、传统景观轴线及市区内的河涌水道,形成了有特色的城中绿岛景观;
(3)各类社区绿地、街头绿地成为散布在城区的绿色斑块;
(4)道路街道绿化水准较高,尤其是环市路、广州大道等,广州绿化良好的道路原有很多,如东风路、先烈路等,都由于扩路的原因把茂盛的行道树砍伐掉了。
3、广州城区内各种绿色斑块比较丰富,但这种绿色景观并未形成系统,其存在以下问题:
(1)城区内外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上缺乏持续,城区与区域景观尚未成为有机的整体。除白云山、东南部的果树区、西南部的花卉区楔入城区外,城区绿色景观与外围基质未有有机的联系。
(2)城区各绿地斑块之间缺乏联系,市区所建的公园、绿化广场及滨水地带、广场等被建筑物包围,没有绿色的生命廊道与外界相连。
(3)市区内一些重要的绿色景观及景观联系通道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和利用,甚至由于城市建设而遭到破坏。主要体现在:城市绿地被侵占,城市原有的河涌水廊被履盖,被污染,原已成系统的交通干道两侧树木由于扩路被砍伐,致使城市绿色景观之间的连续性被打断。
(一)把城市放在区域的整体景观基质中,构筑广州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骨架,即城市与区域联系的廊道。
1、充分认识广州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景观资源,切实保护城区与区域共有的白云山、珠江水系及作为“南肺”的果树保护区和西南侧的花卉保护区。 这些绿色景观资源在城市的范围内是广州的绿色景观基质,而在区域的范围内则是广州难得的大型绿色斑块;另一方面,要严格控制并保护周围的生态敏感地带,尤其是西北部的流溪河及其广花平原。它们共同形成了广州市的生态景观的基础,是广州城市绿色景观系统的最重要内容。
2、根据广州城市空间结构,在城市各组团之间建立起城市与效野基质联系的绿色隔离带。
广州的发展已经形成了沿珠江水系和交通干道发展的带状组团式城市空间结构,根据刚刚修编上报的城市总体规划,城市共分为三大组团,即中心区大组团,东冀大组团和北冀大组团,其中中心区大组团包括旧城中心和天河新中心及海珠芳村地区、东冀大组团包括黄埔、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云埔工业区,北冀大组团包括流溪河东南侧的新市、石井地区。
在三大组团之间建立起绿色隔离带不仅是城市绿色景观的生态要求,更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深圳市就在三大组团之间“楔入”了三条南北贯通的组团隔离林带,每条宽度超过600m,成为深圳市一级层次的绿地。广州三大组团基本上以东环高速和北环高速公路分界。目前,广州中心大组团与北冀大组团已基本连成一片,要实施绿化隔带只能依靠规划的二次控制。
但广州主要发展方向是以东南方向为主,这决定了中心区与东冀大组团之间的隔离更为重要,两者之间可以现在的世界大观、航天奇观和九运会体育场为点,形成一条以绿化、体育、休闲、观光为主的多功能复合型的城市绿色长廊,既起到绿化隔离的作用,又可作为市民游憩的去所。此外,中心区大组团内天河新中心与旧城中心之间的绿色通道也很重要,由于原规划的广州大道东侧绿化隔离带已无法实现,故只有在天河新城市轴线的建设上加大绿化的比例,新城市轴线上如能形成一条中央通透、以绿地为主的廊道,也同样能达到中心大组团内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绿色分隔的效果。
3、根据广州的城市空间结构,结合道路骨架,建立城市与区域之间相联系的环状绿带是城市绿色景观成为系统的关键。
前文论述的伦敦、莫斯科城外几公里宽的森林绿带便是成功的范例。国内城市北京、上海在新的总体规划中也都有类似的举措。北京在市中心地区与边缘集团之间以及各个边缘集团之间规划了绿化隔离地区,总面积约240平方公里。上海总体规划确定在外环线两侧各建立宽度为200米的森林绿带。广州随着内外环路的建成通车和北部两条半环(华南路和北二环)的建设,城市空间结构产生很大的变化,而且城市三大组团的分界也基本上以外环的东环和北环为界,外环高速公路的等级及其包围形成中心区大组团已决定了其在城市景观系统构筑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广州应以外环高速公路为界线建立环城的森林绿化带,此绿化带正好可以将广州重要的生态敏感斑块串联起来,即把珠江水域、白云山保护区、东环的大组团隔离带、海珠区的果树保护区、芳村区的花卉保护区联成生态保护带。外环绿带如能建成,其功效将不比波士顿的公园体系逊色。鉴于外环以内已成为广州的中心区,考虑到绿带建设与城市土地利用现状之间的矛盾,此绿带宽度以100米为宜(即外环两侧各不少于50米控制),绿带内容以森林树木为主;而北部建设的两条半环则建设200米宽绿带(各退高速公路100米),与北部生态敏感地带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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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的道德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价值导向、内驱激励、行为自律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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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思考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引导人们在遵守基本行为准则的基础上,追求更高的道德目标,是党的十六大提出的精神文明建设面临的一项十分重要的战略任务,这对我们在实践中进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个目标,需要我们多管齐下,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将道德建设奠基于坚实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取向的改革的不断推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形成,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旧的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观念受到强烈冲击,但与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道德体系没有相应地建立,道德建设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情况及凸现的弊端日显突出。加快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已成为我国道德建设面临的迫切任务。
十六大报告指出,21世纪头20年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道德建设要适应这个要求,为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积极作用提供更有利的道德观念环境。要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建设,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极端重要性。
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是从根本上解决一段时期以来存在的道德失范的需要。我国社会的道德状况总体是向前发展的。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和开放的逐步扩大,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带来了积极的影响。我们冲破了精神桎梏,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增强了对外开放的观念,树立了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观念,增强了自主、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道德建设的主流。
但在另一方面,在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不讲诚信、假冒伪劣泛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泛滥,黄、赌、毒等一些社会丑恶现象再度蔓延,屡禁不止。如不能有效遏制这些现象的发展,不仅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人心涣散,而且必然会损害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危害我们的党,危害我们的社会、民族和国家。只有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才能够有效解决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存在的道德失范的问题。
构建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是扬弃传统道德,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展先进文化的需要。道德属精神文明,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道德风貌直接决定社会精神文明的程度和状况,道德的性质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某种文化是先进还是落后。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核心是要对道德建设进行导向,旗帜鲜明地表明鼓励什么,反对什么,并且通过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加以落实。我们的民族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在这个过程中孕育发展了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塑造了我们的民族精神,推动了社会进步。传统文化的糟粕造就了我们的“国民劣根性”,妨碍了社会进步。传统道德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需要我们传承。与此同时,我们要坚持继承传统美德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使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既体现优良传统,又反映时代特点,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继承什么道德传统,弘扬什么时代精神,需要我们通过道德建设机制加以选择,进行导向,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这是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来完成这个过程。
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是确立新的发展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新的发展观不仅对社会提出了全面发展的要求,而且也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了要求,即要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和人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人来建设;另一方面,社会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条件,能够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的。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人的道德素质在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价值导向、内驱激励、行为自律等多方面的功能和作用,当社会成员把既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又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繁荣发展的价值体系,内化为理想、人格和良心,通过自律以激励自身的道德实践和道德追求,通过他律以评判是非、惩恶扬善、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这就既实现了个人的全面发展,又推动社会健康向前。在我国基本实现小康,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着力提高人的文明素质,加强公民的道德修养更具有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道德建设机制包括自律和他律。要促进以内省为核心的自律,构建以约束为核心的他律人在社会中总要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承担一定的道德责任。人们要履行义务需要把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内化为内心的道德感和行为准则,形成我们所说的“良心”,根据“良心”指导自己的行为选择。内省的根据就是“良心”。以“良心”为核心的内省会指导人们进行合理的行为选择,促使人们积极履行自己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如果是非、善恶、美丑混淆,道德标准紊乱,道德责任感下降,人们的内省缺失,势必“肆无忌惮”,必然造成社会道德防线的溃决和社会的无序。
要增强公民的自律,必须加强思想修养。教育为本,能从人的价值观、道德标准等根本上解决问题。教育、思想修养的目的就是要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气质,陶冶人的情操。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宣传教育,对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重要的意义。思想教育对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忽视和放松思想教育工作,道德建设就得不到有力的支撑,人们的自律下降或缺失,社会道德风气就会出现混乱状态,最终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安定。许多领导干部就是从自律缺失开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偏差,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出现错位,观念伪饰,价值虚构,最后,一步一步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一步一步滑向犯罪的深渊。但是,道德建设仅仅依靠自律是不够的。在缺乏外部制约的情况下,人的自觉性会下降,会破坏人心中的道德屏障。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强化他律,就应从完善和加强监督、制约、惩罚入手,用法制等外部规范重建道德屏障。
道德建设必须强化他律。道德的发展过程表明,在一定时期,道德的发展并非自发。在道德的萌芽和发展过程中,通过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的催化作用,禁忌逐渐形成,善恶观念逐渐产生,道德亦即形成。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道德演化为阶级的道德,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更是运用各种手段在整个社会推行并强化本阶级的道德意识。他律对道德的发展和导向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朝代就将道德要求纳入对官吏的选拔和管理中,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革时期,经济体制改革还需要攻坚,新的利益重组正在进行,社会道德秩序相对紊乱,在社会由震荡到新秩序的建立完善期间,更需要强化他律对道德建设的作用。
他律主要包括法律的强制、行政的导向、经济的奖惩、舆论的监督。法律的强制对道德建设的作用重大。法与道德虽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两者的联系非常密切:违反法律一定违反道德,违反道德则有可能向违法发展。法律与道德之间并非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当一个社会的道德不足以维持整个社会生活的秩序时,就可以将道德要求通过立法的程序上升为法律。反之,当某些法律规范的行为要求已经内化为社会成员的自觉行为时,法律就事实上完成了向道德的转化。之所以需要运用法律的强制推进道德建设,是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人在追求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时,常常肆无忌惮,突破道德底线。
这种状况不仅充斥经济生活领域,而且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弄虚作假、不讲诚信、行贿受贿,甚至不顾人伦等不道德的现象严重泛滥,说明仅靠道德的自觉约束已经无法解决问题,必须运用法律的强制,将一部分道德理想、道德规范纳入法律的范畴,在社会普遍推行。法和道德在内容上有许多一致性,如“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既是宪法规定的每个公民的法律义务,又是社会公德的重要内容。“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既是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道德原则,又是民法所规定的法律义务。在婚姻法等法律中也体现了法与家庭美德要求的一致性。法律强制就是要在社会生和社会道德秩序。
行政导向是通过行政法规、规章制度等刚性措施对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建设发挥导向作用。特别是在涉及公共权力行使、垄断性资源使用等方面,必须强化行政法规、制度的约束作用。通过政务公开强化公务员的廉政意识,并增强公民的监督意识;通过招投标,减少暗箱操作,防止腐败现象的产生;通过打击假冒伪劣商品活动,提高企业和社会的诚信意识;通过市政管理法规,维护城市公共交通、清洁卫生等。
现阶段,行业不正之风危害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最烈。据调查,老百姓最为痛恨的行业不正之风是:用公款大吃大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或企业的财物等。此外,社会诚信出现了问题,个人信用、企业信用严重缺失,甚至有的地方的政府信用也缺失,加剧了道德失范。这些都需要政府通过法规、制度的建设为解决问题提供依据,并切实严格制度,执行法规,进行强制约束。政府将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要求通过法规、制度加以推行,就能使具有较大涉及面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等方面的道德规范得以普遍推行,从而推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建设。
经济的奖惩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经济手段作为调节杠杆,对道德建设发挥正面的作用。对道德高尚、模范守法的个人或集体加以褒扬,并使之得到经济上的实惠;对违法和不道德的行为,要加大惩处的力度,提高“缺德”的成本,使之在经济上受损失,这就是对道德建设的有力导向。比如,对见义勇为等需要在全社会大力提倡的道德行为进行褒扬,并予以经济上的实惠,有助于在全社会弘扬正气,打击歪风邪气。对在公共场合乱吐口痰,乱扔垃圾等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对不敬业,办事拖拉,敷衍等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对缺乏孝道,不赡养老人,以及其他违反家庭美德的行为;对不讲诚信等不道德的行为要让行为人经济上受损失,提高其违反道德的行为成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约束。
舆论的监督包括传媒和老百姓的评议。透过传媒所褒贬的人或事,体现出鲜明的价值观对社会风气有重要影响,对社会道德观念的形成和改变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媒体是个人与现实之间的中介,媒介能不断影响、限定和修改个人的态度和行为。媒介既可以通过媒介真实去影响个人意识,也可通过媒介真实形成社会舆论,影响个人的行为选择。通过舆论的监督,对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进行曝光,对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进行批评,对违反家庭美德的行为进行遣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违反道德的行为。强有力的舆论监督,也可使行为人在从事违反道德的行为时被迫“三思而行”。
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道德建设的重点。党员领导干部道德状况的好坏决定了党风的好坏,党风又影响社会风气。领导干部是公众人物,他们的道德高尚,就有人格魅力,群众就拥护;相反,领导干部品质恶劣,就没有人格魅力,群众就鄙视。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现阶段一些领导干部德行差,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对社会政治生活、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定程度的混乱无序,对社会伦理道德的一定程度的恶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这种状况不仅使群众失望,还会使一些人效法,降低对自身的道德要求。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扭转党风和社会风气的重点之一,是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求领导干部加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利观、地位观、利益观是必要的,与此同时,必须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使领导干部不愿、不敢、不能以权谋私。
通过自律和他律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可以概括为:以自律为根本,以他律为手段,实现法律的强制、行政的导向、经济的奖惩、舆论的引导,而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是重点。
通过他律矫正人的行为,实现对人的道德选择的导向,从而逐渐改变人的道德观,是切实可行的途径。但它只能解决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中存在的部分问题,并且只能解决道德选择和道德行为中的部分问题,不能解决道德意识方面的问题。因此,他律只能解决道德建设中带有共性的较低层次的问题,它离高度文明、有修养、有正确的价值观所指导的道德意识在人们心中的自觉确立,还有明显的距离。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的条件下,他律作为重要手段无疑是加强道德建设的有效措施。
通过自律和他律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是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质,实现道德自觉。我国人口众多,各地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和风俗习惯差别甚大,人的素质并不一样。针对不同的情况,自律和他律的侧重点应有区别。对一些人而言,加强教育,自律为主,他律为辅,可以收到良好效果。对另一些人而言,要强化他律,以他律为主,教育为辅,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但作为有助于社会运转有序、秩序稳定的重要机制,自律和他律都是必不可少的。
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是要促使公民的道德自觉,这是可以实现的。道德的结构决定了他律可以向自律转化。道德内部有不同层次的结构,可以分为道德意识、道德选择、道德行为。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应该具有一致性,但也常有例外。
主体进行道德选择时,由于种种原因,其最后选择的行为与其内在意识不一致,出现“违心地选择”,这就存在着一种可能:即使人的道德意识没有改变,社会也能通过外部强制力,使人实施道德选择的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要求。因此,道德建设也可以从制约人的道德选择入手,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道德要求,再通过长期的培育,使外部规范逐渐内化为人的内在意识,使人逐渐达到道德自觉,从而使道德建设达到更高层次。意识是对存在的反映,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样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而法律、法规、制度等外部规范作为现实的具体存在的社会现象,构成人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影响人的意识的产生和变化,包括人的道德观念的产生和变化。道德实践最终要通过人内心的道德意识来支配,道德自觉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形成人的道德意识产生发展的社会环境,能最终决定道德建设的深度和广度。也惟有构筑道德建设长效机制,通过长期的内化过程,才能最终达到人的道德自觉,从而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固本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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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亦称“历史学”。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门。研究和阐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及其规律性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认为,史学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其主要任务是按照时代顺序,运用具体历史事实,阐明并揭示从原始公社制经过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进到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发展的规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全文如下: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的国民党与延安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谢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风波”)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横阳翼天氏”(曾鲲化)在《中国史的出世辞》中祝福中国史的诞生,将它提高到建国与自由独立的高度:“中国历史出世,谨祝我伟大中国灿烂庄严之文明国旗出世于今日,谨祝我中国四万万爱国国民出世于今日,谨祝我四万万爱国国民所希望理想之自由,所瓣香祷祝之独立出世于今日。”(注:转引自《史学探渊:中国近代史学理论文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597页。)
新史学将国史的建立提高到国家建立的高度上,代表着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思潮,这是中国现代史学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开端。
建立新史学的要义在于建立新国家。中国不仅没有历史,也没有国家。建史肩负着建国的重任,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惊人之语,它有切实的感悟或认识。现代国家与历史是密不可分的。国族是历史的主体,历史是现代国家存在的认同形式,没有历史的进步的统一性,就没有国家的理念基础。国家是历史中形成的,建立国家必须先建立该国家民族为主体的历史作为国家意识形态。(注:美籍汉学家杜赞奇曾经详细论述过这个问题。参见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by Prasenjit Duara,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传统中国不仅无史,甚至“无国”,国家是人民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家一姓之私,国家之蟊贼。中国古代“虽有国之名,未成国之形”。(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将国家定义为“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古代中国只有朝廷,没有国家。“且我国畸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分产也。”《饮冰室文集》五,第9-10页。)陈独秀回忆他自己直到八国联军之后才有了国家概念。(注:陈独秀在《实庵自传》中回忆道:“八国联军之后,……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我生长了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陈独秀年谱》唐宝林、林茂生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页。))从历史中构筑国家理念,是具有现代观念的中国知识分子自觉到的意识形态使命。建设新史学,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史界革命不起,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梁启超在《新史学》开篇就强调:“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但患其国之无兹学耳,苟其有之,则国民安有不团结,群治安有不进化者。”(注:《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第3、9页。)
从历史中构筑国家意识形态。新史学的这一前提,不仅假设了史学的意识形态性,而且设定了史学家作为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立场。
建立新国家,必须从建立现代国家观念开始,历史是现代国家的认同形式,所以建设现代中国应从建立中国新历史观念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在起点上面临着观念中的双重空缺,一是现代国家观念的空缺,二是现代国家存在认同的历史观念的空缺。梁启超开启的中国现代历史观念,从一开始就设定了史学的意识形态属性。八国联军之后,中国知识分子觉醒到中国只有窃国为家的朝代,没有人民公产的国家。辛亥革命成功了,面临着建国在政治与观念上的双重混乱。政治上的混乱已多有论述,观念上的混乱表现在:首先辛亥革命曾以民族主义理念(驱逐靼虏恢复中华)革命,但不能以民族主义理念建国,所以提出“五族共和”的建国理念。梁启超那一代人的种族理念无法作为新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种族还是人民?谁是人民?其次,帝制结束,中国旧史学的“正统”在终结了,梁启超曾批判旧史学有君统而无民统,如今已无君统,民统是否可以确定呢?
如果民统不能统一在种族理念下,又统一在什么理念下呢?历史必须是种族进化的历史,但种族无法成为历史的主体,进化也无法说明中国的过去,尤其是无法证明未来的发展。观念的混乱才刚刚开始。在这个困惑关头,一派退回到纯学术中去,试图从意识形态的激流中脱身出来,只研究问题,不空谈主义,只关心事实,不牵涉价值,这样就可以避免历史在意识形态大叙事中的困惑。另一派则继续在意识形态的激流中寻求“真理”,他们找到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在这里认同为阶级,超越了国族界限,也超越了简单的君民对立范畴。进化明确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改变带来的社会发展,以人民为主体的历史,将被表述为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社会发展为进步主线的历史叙事,不仅理清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昭示了未来进步的前景,如果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概莫能外的未来,那么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中国革命,也就是必然合理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念的真正意识形态功能。
在重建中国历史中建立现代中国的国家政治理念,一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流。郭沫若想用中国“史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证明中国革命的“现实”。陶希圣主张中国社会的独特性,恰好成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前提。尽管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人倡导的“为学术而学术”的历史一度在史学界影响很大,但仅限于学院圈子,主要在“五四”后到抗战爆发前。日本侵华,国难当头,许多史学家,包括学院派中坚如李济、傅斯年、陈垣等,也认为史学“当重实用”。(注:详见王泛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罗志田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意识形态史学最好地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实革命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从历史中建立现实需要的意识形态,毛泽东将这一观念表述得最彻底:“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行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98-499页。)史学界关于社会性质的讨论,对人民概念的历史意义的界定,对农民起义与太平天国、李自成研究热点的形成,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君主的翻案评价,动机与目的都是高度意识形态甚至国家政治的。
中国现代文化意义上的史学,主流是意识形态性的。起初,它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然后又由现代国家意识形态构筑历史。建国后一系列重大史学研究项目与讨论,都是意识形态化的,古为今用或影射史学,结构相同。构筑新史学是构筑一种建国理念或意识形态,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史学家,从中认同到崇高的使命。他们将是现代中国的国家理念的缔造者。这种思想具有明显的启蒙哲学背景,民族国家被设置为历史的主体的同时,知识分子被设置为新历史的主体。
新史学设定了新史学的意识形态立场。我们在此需要明确的不仅是新史学话语塑造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还有知识分子(史学家)在现代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功能。
新史学肩负着构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的使命,这种使命在赋予历史一种意识形态使命的同时,也赋予史学家一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的使命。葛兰西区分了“有机的”意识形态与“随意的”意识形态。有机的意识形态是“为历史所必须的”意识形态,它“组织人民群众,创造出人们在其中活动、获得对于他们所处地位的意识,进行斗争的领域。”而随意的意识形态“只创造个人的‘运动’”(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页。)与“有机意识形态”直接关联的是“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葛兰西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肩负着知识与实践两方面的使命,首先他必须比传统知识分子拥有更多的知识,他是精英之精英,这样他才能充分了解霸权的实质与动作机制。其次,他还必须“大众化”,传播知识,使哲学大众化为非知识阶层的“常识”,创造出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这样,才能具有反抗的实践意义,让思想影响到社会政治工程。
意识形态化的史学在本质上具有了实践哲学的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源于他强调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动的统一性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看来,哲学思考的目的是革命实践,而实践哲学本身就是政治哲学。因为“建立一个领导阶级(也即国家)就等于创造一种世界观。”(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8页。)葛兰西在最广泛意义的哲学上理解意识形态,哲学包括专业哲学家的哲学,也包括大众的世界观,“一个时代的哲学并不是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这个或那个知识分子集团的哲学,人民大众的这一大部分或那一大部分的哲学。它是所有这些要素的结合过程。”(注:《实践哲学》(意)葛兰西著,徐崇温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那些反思性的、体系性的、个人化的、只流行在精英圈子里的“这个或那个哲学家的哲学”,葛兰西称作“内在论哲学”,它只是纯粹的思想,无法与实践相统一,也无法与大众相结合创造出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梁启超发起的新史学,更多意义上是哲学化的意识形态运动。它必然面临的问题是“有机化”,使历史知识与历史哲学的观念变成大众化的“民间传说”(葛兰西将“常识哲学”或“大众哲学”称为民间传说)。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新史学的学术形式自身已成为束缚。在此我们注意到的,不仅是思想立场的选择,还包括话语形式的选择。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的新史学,可以以历史学的方式在精英圈子里流传,那是所谓的学术;也可以以历史剧的方式在大众阶层流传,学术就可能成为常识,成为构筑现代意识形态的力量。我们理解的意识形态,是指支配社会群体实践的大众观念或“常识”化的哲学。从大众化或常识化角度看,历史剧比历史学更能使历史思想大众化,获得实践性或所谓意识形态的整体性。
新史剧是成就“新史学”有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常识化方式,它可以在有机意识形态与有机知识分子概念下,弥合知识分子的启蒙思想与大众常识及其社会运动之间的断裂,将新史学的观念从学院中解放出来,变成改造社会甚至革命的力量。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找到可以大众化的方式,让社会运动的理论方面(知识分子)与实践方面(大众)结合起来,才能完成其意识形态使命。历史剧是历史作为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它在“教化”功能上完全符合新史学的要求。柳亚子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中主张戏剧“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以“翠羽明dāng@②唤醒钧天之梦;清歌妙舞,招还祖国之魂”。陈独秀推崇戏剧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戏园者,实普天下人之大学堂也;优伶者,实普天下人之大教师也。”(注:《<二十世纪大舞台>发刊词》,三爱:《论戏剧》,《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上,第58页。)在此,戏剧的教化功能契合了有机知识分子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教化”功能。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现代中国构成一种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文化运动的动力结构。五四时期以郭沫若的《三个叛逆的女性》为代表的抒情历史剧,如欧阳予倩的《潘金莲》、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熊佛西的《兰芝和仲卿》、杨荫深的《磐石与蒲苇》、白薇的《访雯》,旨在构筑历史中的叛逆主体,颠覆传统社会与历史的“正统”。此间的历史剧虽然没有明确的历史观念,但多少表达了新史学的“民统”思想。维新派将新史学提高到国民意识形态高度,不仅奠定了现代史学的实践性基础,也奠定了新史剧的意识形态根据。历史剧作为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的大众化形式,此时已开始关注历史的民众主体问题。
新史剧的成熟期在抗战时代到来。首先是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该剧完成于1937年,抗战已经开始,但创作的动机,据作者自己表白,却起于国民党对中共红色根据地的数次“围剿”。剧中李秀成被塑造成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英雄。从与国民党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来看,它在国民党塑造曾国藩的意识形态典范形象的时候提出人民英雄李秀成;从构筑人民革命意识形态来看,它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找到了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起点。《李秀成之死》之后一时出现了许多太平天国题材的历史剧。陈白尘的《金田村》与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同年完成,继而创作出《翼王石达开》(又名《大渡河》),阳翰笙本人又写出《天国春秋》,欧阳予倩写出《忠王李秀成》,这些剧作虽然有不尽相同的寓意,但题材的共同性已经说明其意识形态含义。同样在1937年,张闻天在延安主持编写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太平天国到第一次大革命的中国革命历程,太平天国被确立为中国革命的起点。从历史中构筑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使太平天国成为历史研究的热点,也成为历史剧创作的热点。
新史学与新史剧在意识形态竞争中构成一种协调互动的结构。史学与史剧对太平天国题材的反复演绎,都在确立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将太平天国当作中国革命的起点,按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次序叙述中国革命历程。历史剧创作的题材选择也很快集中到这些史学“重点”上,夏衍写过《赛金花》《秋瑾传》,阳翰笙写出《草莽英雄》(关于四川保路会),同类作品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但建国后的历史剧题材主要集中在明君、忠臣、清官故事上。意识形态主题变了,史学与史剧的题材也跟着变化。新史剧曾将新史学大众化,变成实践斗争的力量。但是,建国后相当一段时间的史学与史剧已不再是市民社会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了,而成为国家政治的工具。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现代文化策略将新史学与新史剧整合起来,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并发挥其政治实践功能。
抗战期间历史剧创作形成三大题材群,除太平天国史剧外,还有战国史剧与南明史剧。战国史剧除郭沫若的剧作外,还有熊佛西的《卧薪尝胆》、顾毓秀的《西施》、杨晦的《楚灵王》等,这些剧作共同的“团结御侮”主题,构成抗战意识形态的象征。阿英研究南明史,创作南明史剧如《碧血花》《海国英雄》《杨娥传》,明显借古喻今。于伶的《大明英列传》、周贻白的《李香君》、欧阳予倩的《桃花扇》等,也是宣传抗战意识形态之作。郭沫若以史学与史剧两种形式从历史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具有典型意义。许多具有国家民族使命感的知识分子,在充满动荡的20世纪中国社会中,都试图将历史与戏剧整合到意识形态中,使人文知识转化为大众政治实践力量。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倾向曾经导致个人与社会的灾难就简单否定或回避它。我们应该思考的是这种将史学与史剧整合起来的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如何。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认同所谓“有机的意识形态”使命的现代知识分子,将新史学与新史剧统一协调起来,史学创造这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层面,史剧则将其大众化,变成所谓的“民间传说”,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意识形态关系,提供了理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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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裕病主要有两种涵义。其一是指富人因财富过多而引起的精神病态,其二则指肥胖病、冠心病、糖尿病、脂肪肝、痛风等所谓的富裕性的疾病,英国心理学家Oliver James提出,富裕病的日益增长和由此带来的物质不平等之间存在相关性:社会越不平等,越多的公民会不幸福。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家园下农村富裕病的共性论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当前农村中不少人滋生了 “富裕病”,如建庙热、建房热、建墓热、吃喝热、赌博热等,其有传统文化、心理需求、经济因素、社会治理等共性特征,必须应对解决。
[关键词]农村 富裕病 对策
1.1 传统纠结
1.1.1 生活生产迫于 一是村民时间的充裕与出行的自由。农户的小农生产、冬节的闲散这些为赌博、建房、建庙、吃喝、修墓等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条件。二是现实生活中的苦难与无奈。转型时期的社会多元化纠结,矛盾的交汇,产生了错位信仰修坟建庙,喧泄吃喝赌博。三是生产方式的落后,科学意识的薄弱,严酷的自然环境,贫乏的物质生活,极端低下的生产力,向神灵借力,求赌博致富。
1.1.2 心理情感需求 一是精神慰藉的需要,带有强烈的功利特征。贫困农村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相对封闭,村民科普知识贫乏,生活方式单一。村民在每年都要多次到信仰活动场所祭祀、祈福,以求好收成。平素常会聚集村庙,以半信仰半娱乐的各类活动来打发时间,丰富生活。修好坟使人死之后安葬到风水好的地方,就能保佑子孙后代兴旺发达。二是攀比心理的存在。如在农村对于贫富的衡量标准往往就是住房,拼命地将自家的房屋建造的更好更漂亮,以彰显自己的财富,在村人中得到比别人更多的尊重。婚丧嫁娶、大操大办 、建庙出钱、修墓炫富同样道理。三是从众心理,入乡随俗逐流。有些农户有一定有科学知识,对建庙修坟等反感或反对,但迫于周围环境,如宗族势力、邻里关系等不得不违心交钱参与。
1.1.3 历史惯性传统 尤其是现在,农民致富的速度日益加快, 一些有头脑的农民比他人率先富裕起来了,对已叶落归根的心态,对子便把钱用在为子孙建楼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庙上香能保佑自己及子孙平安发达,而传统迷信思想更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死后有一个好的阴宅,也能舒适和安稳。
1.2 经济因素
1.2.1 为挣钱 在今高房价下存钱不如建房,无论建好的房子是用来居住还是当作投资都划算,在农村建房似乎就成了一个经济实惠的选择。土地无疑就是一块香饽饽。城市居民没有这样的条件,但农民却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农民比城市居民更加接近土地,更容易利用土地来牟利。各地修庙中“神头”是积极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其中不乏经济因素。建庙、赌博、修墓等背后都有经济利益的影子。
1.2.2 钱多了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国现有劳动力相对稀缺。从经济学讲,当稀缺资源量少需求大时,价格上涨,而今不乏有农民工工资月超过10000元月的个案。农民手里头钱多了,相应也会产生一些负效应,影响社会活力。钱多犯“病”是共有的经济基础。
1.3 社会失范
1.3.1 文化缺失 与经济发展相比,当前一些地区对农村文化建设不够重视,农村的文娱设施非常落后,农民精神文化生活单调。农民缺乏应有的文体娱乐设施。相当多的农民在物质富裕和文化缺失的“剪刀差”下,精神养分更显贫乏,为农村富裕病的流行产生可观的群众基础。
1.3.2 思想多元 当前农村的经济、社会事业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加大、道德水准下降、腐败浪费、社会不公等负面现象。利益的多元化引起了社会思想的多元化。面对急剧的社会变化,许多人感到困惑、迷茫、失望,开始向宗教、吃喝、赌博、修坟等寻找寄托。
1.3.3 引导不当 一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房产政绩工程是农村建房的有力推手。二是改革开放后,经济优先、市场发展,造成金钱至上认识偏差,为农村“富裕病”火上加柴。三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相对宽松的政治与信仰环境,为农村“富裕病”形成了思潮。
1.4 治理失规
1.4.1 管理缺位 一是社会监管不力。对正能量在某个时段弘扬不够,治理不到位。如对占大多数的民间信仰场所管理缺位;私自建房治理不严;吃喝风中政府官员示范不良效应监管失位;赌博行为中处罚力度不够。二是土地监管不力。一些农村对私建房屋、火葬管理几乎停留在纸面上,而法律法规上对修坟造墓也缺乏相关的条文。
1.4.2 保障不足 与社会经济发展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还很不完善,存在着保障层次低、覆盖面窄、管理不规范、手续烦琐等问题,在公共设施、养老、医疗、服务等领域尤为突出。当农民因年老、疾病导致生活困难,很难依靠社会力量得到解决时,自然地想到神灵庇佑。
2.1 深入宣传教育弘扬正能量 ,加强示范引导倡导绿生活 一是加强宣传教育,破除迷信思想。二是提倡“适度消费”。三是倡导绿色生活。四是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精神家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结合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和伟大成就,联系“中国梦”“我的梦”,不断形成更加广泛的价值认同,引导人们自觉做良好道德风尚的建设者,做社会文明进步的推动者。
2.2 严肃法纪,监管有力 一要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殡葬管理条例》、八项禁令等法律法规,让违法者受到应有的处罚。二要规范农村土地使用审批程序,对乱占农村的土地,实施严格执法监督。三要严禁各级党政干部和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织或参与各类建庙、修活人墓、赌博、乱建、大吃大喝等活动,一经发现严查严办,从而以党风带民风转社会风气。
2.3 统一谋划规划,加强社会治理 一要加强村镇规划和建设管理。目前,农村大多数农户建房、墓区都不在乡村的统一规划下进行,在选址和建筑规模上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因此,对县以下小集镇统一规划,集中修建。二要大力培育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用社会组织、乡规民约遏制农村“富裕病”的蔓延。三要定期或不定期开展“富裕病”方面整治专项行动,对辖区内进行“拉网式”清查,不留死角,集中整治,以点促面。四是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新农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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