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您找到与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应把握的几个关键相关的共200个结果: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全体党员在党内当家作主。营造全党注重党内民主的政治生态,关键是进一步严格党内政治生活,从保障党员民主权利入手,为全体党员创造能说真话、敢说真话的党内民主环境;培育严格执行法律制度的民主习惯和政治文化;切实保障党员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 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政治生态问题令人关注。在中国,反腐取得了显著成效,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党内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民主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要件,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归根结底要靠发展民主。当下在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问题上需要澄清一些认识误区。发展民主可能削弱权威,但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
政治生态,是对政治环境、政治系统所处状况,以及人们之间政治关系和谐程度的生动比喻。在改革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明显增强、反腐败也更多地要走向治本的情况下,政治生态的治理成为越来越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政治生态好,表明政治环境舒适、政治系统运行正常、党内关系和谐,反之就是不好。从这个角度看,当前我们党内的政治生态,离良好和健康尚有不小距离。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是我们党面临的一项紧迫任务。而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民主的发展。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和全面深化阶段,深层次问题日益显露。这些深层次问题盘根错节地扭结在一起,使得改革形势呈现极其错综复杂的状态。从这个背景观察,政治生态作为一个全面反映政治现实复杂性和系统性的指数,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当下的政治生态到底怎样?前些年腐败现象泛滥,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各个领域,扩展到政治体制和干部用人制度中,政治生态自然很难得到人们的正面肯定。正因为此,我们才不得不采用非常规手段强力推进反腐败斗争。近两年来,“有腐必反、不留死角”的大力度反腐使腐败分子风声鹤唳,对仍呈蔓延之势的腐败起了急刹车的作用。与之相应,党的作风建设也取得显著成效,让老百姓看到了希望,得到了老百姓的衷心拥护。
如何看待仍在持续进行着的反腐败?反腐败确实收到了前所未有的显著效果,老百姓的信任开始恢复,对反腐败取得进一步进展有了更多的期待。一种观点就此认为,这说明,良好的政治生态正在形成。在笔者看来,反腐败和党风建设方面取得的进展确实有目共睹,赢得了民心,也说明,即使是反腐败这样的攻坚战,只要我们党有决心有勇气,照样能够开展起来,立见成效。但是,对这些成果要有清醒、科学、理性的估计。无论在反腐败行动中已经揪出了多少腐败分子,对一个想长期执政的党来说,取得的成就都只是初步的。当前的反腐败仍然以治标为主,处在从治标走向治本的过程中,腐败和反腐败的较量仍然胶着。让掌权者不敢腐的高压态势在持续,但让他们不能腐、不想腐的机制远未建立。就此而论,说良好的政治生态已经形成,显然为时过早。比较适当的判断应当是:我们制止了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党风政风实现了初步好转,但政治生态有待进一步改善。
从概念上讲,生态由众多现象和因素集合而成,十分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性又是有规律可循的。在我国,看政治生态,首先要看执政党内的政治生态。因为中共是唯一的执政党,党内政治生态对整个政治生态起着决定性作用。政治生态不良,首先体现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关系不正常。这种不正常,在现实生活中有一系列表征。
(一)官本位观念依然浓厚
所谓官本位,顾名思义,就是把官当做人生价值的最高体现,把官职当做衡量人生是否成功的标准,就像金本位把黄金作为衡量一切物品的价值的标准一样。这种以官为中心和标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落后观念,与现代社会的平等理念格格不入,但在我国社会,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痼疾。典型表现是,任何社会都会根据人们贡献的大小,对劳动成果进行分配,但在我们这里,这种分配往往以官职的大小为标准。不在官系列的,也往往参照官职来确定级别,通常被叫做“待遇”。它给整个社会带来的价值导向是极其强烈的,让人们都以官为中心转圈圈,因为人们很自然地会把个人或事业的成功与官位联系起来,似乎不混个一官半职,没有相当于官职中某个级别的待遇,这辈子就不成功。这种观念,渗透到了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前些日子有报道,就像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这样有着较多现代人文底蕴的学校,也以本校毕业生中出了多少国家领导人、有多少人当了省部级干部作为荣耀,作为办学成功的标志。这就难怪国企不愿意走出能认定自己是省部级还是厅局级的旧体制,也难怪一些和尚、道士都要为正局副局、正处副处斗上一斗了。
如果说,社会上官本位观念源远流长,有其不可控的理由,那么,至少在执政党内部,官本位应该是一种不值得提倡的东西。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对共产党的设计,共产党应该是由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们自愿组成的政治组织,党内同志无论职务高低,都是党的普通一员,一律平等,不存在任何特殊党员。可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官本位的病毒在我们党内似乎并无减弱,从某种意义上还可以说是被强化了。在党内,“一把手”专断,官大一级压死人,把干部和普通党员的关系变成猫鼠关系,把上下级关系变成主仆关系的,绝不是个别现象。
说到官本位的原因,一些人往往把它归咎于中国历史传统和文化。这个观点,貌似正确,实为谬误。官本位在封建制度下产生,这是事实。但如果官本位现象只属于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按理说,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这种现象只可能逐步衰微,而不是越来越强化。如今,官本位现象愈演愈烈,这就很难把责任诿于历史、诿于传统、诿于古人了。当今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官本位,跟传统基本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是和我们的制度设计和导向密切相关。其实,正是我们在体制设计上不断突出“官”的核心地位,才使官本位观念难以禁绝。没有制度的保证,官本位没有这么强的生命力。
(二)产生“四风”的根子尚未铲除
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人们深恶痛绝的现象。这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主要针对“四风”展开,目的明确,成效显著。中央作出的“八项规定”及与之相应的若干要求,具体而有针对性,真正做到了令行禁止。甚至以前官员们常有的聚会、请客,也几近绝迹,足见力度之大、震慑力之强。但是,踩了急刹停住了车,不等于发动机熄火。“四风”死灰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有的只是暂时收敛,进入“冬眠期”,有的则在“转型”,改头换面,以新的形态出现。例如,在中央的强力整治下,前些年屡禁不止的强拆等公然侵犯群众利益、导致一些地方党群、干群尖锐对立的现象是大大减少了。但是,为官不为的现象显然有增加的趋势。有的借口上面管得严,不让做的事不做,该做的事也不做。有的一方面高喊约束、限制政府权力,另一方面则想方设法维护既有权力,以取消一些无关紧要的审批事项作姿态,来应对正在向前推进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有的把形式主义搞到极致,民主生活会开得像模像样,既有推心置腹,也有诚恳批评,但完了之后原本怎么干还怎么干,党内的“双面人”现象无处不在。 说产生“四风”的根子未除,从当下干部联系群众的状况就可见端倪。表面上看,通过这次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党群关系普遍受到重视,各级干部联系群众的主动性也有所增强。实事求是地说,也有不少地方把这次活动作为契机,试图从体制上解决党和群众密切联系的问题。但是,这往往是那些有觉悟有责任感的干部、特别是处在“一把手”地位的领导干部的主动作为,并未形成体制的力量。在相当多的地方,即使在活动中发明出来并被广为宣传的联系群众的做法,也往往不是由于真正形成了使掌权者向人民负责的倒逼机制。相反,那里的官员之所以努力缓和与老百姓的紧张关系,与其说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和群众联系的必要性,不如说是因为在这方面上级给他们设定了底线。换句话说,我要联系群众,是因为上级领导要求我联系群众,而不是我愿联系群众。这样的“联系群众”,往往极易“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也极易蜕化为新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三)人身依附关系有固化的趋势
官本位也好,“四风”也好,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权力依附。众人围着权力转,不想官本位都不可能;“四风”猖獗,说到底是因为官可以不向民负责,哄好了上级领导就等于维护好了自己的利益和未来,“民”在其中显得无足轻重。在党内,“一把手”的权力和其他干部的权力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普通党员则只能无条件服从。党内关系的扭曲和不正常,盖源于此。
产生权力依附的最主要原因,是权力配置不科学。科学的权力运行体系本来是一个闭合的系统。这一点,在党组织设计中是体现了的:权力机关产生执行机关,执行机关领导部门和下级组织,下级组织领导党员,党员反过来通过选举代表产生权力机关。但在实际运行中,选举产生代表和权力机关这个环节没有坐实。结果权力失去了约束和控制,变成了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力依附。权力依附状态的长期存在,使得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严重变形,乃至在相当程度上演变成了人身依附关系:下级依附上级,上级依附更上一级,唯上级马首是瞻,下级的批评、讨论、参与都难上加难。
或许有人认为,既然行政体系中存在上下级关系,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存在事实上的地位不平等,下级对上级的依附便难以避免。因此,用存在人身依附关系来说明政治生态不健康,是值得质疑的。在笔者看来,这是把下级服从上级与人身依附关系混淆了。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但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这种服从仅止于履行职责,是公权力提高运行效率的内在要求。掌权者不是权力的所有者,而仅仅是权力的使用者,人民才是权力的主人。在党内,普通党员才拥有主体地位。无论身为上级还是下级,最终都须向权力的主人负责。只是这种负责是更直接些,还是更间接些,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政治体系内拥有权力的人,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都避不开最后要向权力主人负责这一条,这就为上下级关系规定了底线。处在下位的掌权者只是在这个原则下听命于处在上位的掌权者,是角色的服从,而非失去自身的服从。与此相比,人身依附关系则完全不是这样。譬如,在封建专制条件下,君主和大臣的关系必然是人身依附关系。因为君主是权力的所有者,大臣不仅在履行职责时唯君主是从,而且自己的一切,乃至身家性命,都维系在君主的喜怒哀乐上。
既然政治生态不健康,原因在党内关系和党内生活不正常,而这种不正常又与事实上普遍存在的人身依附关系相关联,那么,改变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就是营造良好政治生态的关键。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在党内确立党员的主体地位,党内同志一律平等,使权力受到约束,使党的各级领导向普通党员切实负起责任,掌权者向大众切实负起责任,真正把被颠倒的干群关系颠倒过来。一句话,即发展民主。发展党内民主,是建设良好政治生态的一条根本途径。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党内对民主的探索趋于敏感,学界似乎也在有意回避民主。
一是对发展民主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缺乏认识,采取“鸵鸟主义”态度,看不到民主实际上是民众诉求日益强烈的必然。
到底是什么激发了人们的民主诉求?民主到底是一种必然,抑或仅仅是国家管理中可供选择的一种手段?在一些人眼中,民主只不过是一种可用也可不用的手段而已。与这种认识相呼应,一种普遍的说法是,民主与广大民众的素质有关。这种说法如果成立,那就意味着,掌权者对搞不搞民主有充分的自由裁量权:想搞民主,就可以说,因为老百姓具备这方面的素质;不愿意搞民主,则完全可以用老百姓不具备民主所需要的素质来搪塞。其实,把民主和素质捆绑在一起是一种误识。
无数案例表明,民主和人们的素质并无直接的正相关关系。在人们素质普遍不高的民主政治初期,人们的参与度往往很高;在多数人进入中间阶层、社会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后,人们对政治的关心反倒呈现出下降的趋势。[1]出现这种现象,归根结底是因为,激发人们民主诉求的是利益。市场经济靠释放人们的利益追求作为基本动力,而利益追求必然刺激人们从最初生存、温饱的需求逐步发展到当家做主的要求,这也正是为什么民主会随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有利益就有民主,利益到哪里,民主就扩大到哪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对政治的参与程度不是和素质有关,而是和利益所承受的风险有关。当人们感到自己的利益被侵犯存在较高风险时,他们往往会积极参与民主过程,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反过来,当人们认为无论谁掌权行权,自己的利益都不存在或基本不存在被侵犯的风险时,他们就缺乏参与的动力。美国社会不可谓文化素质不高,但即使是每次总统选举,民众参与率也不过在50%~60%左右。2012年利比亚举行卡扎菲政权结束后的首次大选,民众参选率超过60%。我们很难得出结论说,利比亚选民的素质比美国还高。
和素质问题相关,有的人拿文化传统说事,断言华人社会不适合搞民主。这种说法的谬误之处也显而易见。中国长达5000年的文明史中缺乏民主政治的实践,这一点确实无可否认。然而,缺乏的原因何在?特别是,在近代先是西方各国、后来波及日本等国的民主政治大潮汹涌而来的时候,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够像日本一样跟上历史潮流?其实道理并不复杂:与其说我们这个民族不适合搞民主,不如说由于我们国家长达5000年的超稳定封建结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发育,导致了民主政治实践的缺乏。而如今,既然我们已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和不二选择,那么,发展民主就是一个绕不开也躲不过的问题。至于说华人社会能不能把民主搞好,新加坡民主已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 二是在民主问题上搞历史虚无主义,看不到民主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主动放弃阵地和旗帜。
五四运动以后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就是因为它高举了民主和科学这两面旗帜,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科学这面旗帜的意义显而易见,无需多言:科学技术落后,跟不上时代发展,不能实现现代化,就永远不能改变落后、挨打、受人欺负的境遇。民主这面旗帜,则是和共产党的性质联系在一起,和共产党对人民的承诺联系在一起的。共产党立志解放全人类,发誓要把人民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下解救出来,让人民当家做主人,过上幸福生活。正是相信这种承诺,老百姓才支持和认同共产党,愿意跟党走,即使陪上自己和亲人的身家性命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民主是共产党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在发展民主问题上的任何犹疑,都会造成对执政党借以立足的基本信义的损害,都会直接削弱党掌权和执政的合法性。
在这一点上,苏联、东欧国家的剧变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社会主义阵营的轰然垮塌,是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也为我们仍然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反思素材。然而,20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苏东教训的总结,还是有不少看法停留在先出结论、再找依据的浅层次上,甚至热衷于追究是哪个人、哪种思想起了决定作用,似乎只要找出这个人或这种思想来,把他批倒批臭,我们的江山就可以确保无虞。这是很可笑的。苏联、东欧国家出问题,关键在执政党出问题。而执政党的问题在于,他们在执政前信誓旦旦地给了民众许多承诺,执政后却没有能够兑现这些承诺,无论是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在政治领域的“当家做主”上,都给民众开了空头支票,从而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失去了民众信任的政党,要想长期执政,恐怕只能是一种幻想。
三是把民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归咎于民主本身的缺陷,对问题的批评、纠错变成了对民主的否定。
在中国,虽然长期以来都不缺乏对民主的向往,但是对民主到底是什么,民主怎样运行,人们却往往一知半解。这自然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把市场经济拒之门外有关系。即使对旧世界持强烈批判态度、把民主作为旗帜的共产党人,也短于这方面的实践,大多数人对民主的理解是零碎的、苏俄式的,对作为制度的民主没有什么体验。在不少人眼里,民主或许只是决策时听取大家意见的做法,或是领导人容忍不同观点的肚量。这些不完全的认识,在实践上导致了民主的碎片化。遗憾的是,近年来,一些自以为对西方民主有长期观察的学者一方面反对西方民主,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用西方的民主实践解读民主,简单化地断言“民主即一人一票”、“民主即票决制”,非但未能帮助人们对民主作全面、科学的理解,反而加深了人们在民主问题上的狭隘和偏见,助长了借否定西方民主而拒绝民主的倾向,实在不可取。
民主既不是一人一票那么简单,也不是一种热热闹闹的做法。民主是由许多环节环环相扣连接成的一个闭合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其中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特定的运行规则。随意颠倒它们的逻辑,或是把这个环节的做法张冠李戴地用于其他环节,都会带来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就像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指出的那样:“如果民主……定义得不正确,到头来我们会危险地拒绝我们并没有充分认清的东西,反而得到某些我们根本不想要的东西。”[2]例如,通过大家参与、共同协商达成一致,是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是,这种形式显然只能在决策环节运用。如果在决策后的执行环节也滥用这种形式,必然造成“决而不行”的后果。又如,分工负责是落实民主决策的有效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属于决策后的执行环节。如果在决策之前滥用这种方法,就不可避免地要滋生部门决策、部门立法的弊端。再如,选举是任何民主都不可能避开的形式。但是,这一形式只适用于民众(在党内是党员)或民众的代表(在党内是党代表)向掌权者授权的环节,其他环节并不适用。我们干部任用中屡屡遭到诟病的“以票取人”、“唯票取人”等,即是这种滥用的典型案例。以上问题往往被当作当下中国不适合搞民主的依据。其实,这些并非民主本身的问题,而是我们对民主形式的误用带来的问题;不是民主本身的缺陷,而是我们对民主的基本规律规则缺乏把握的表现。
发展民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自然,发展民主也不必然带来政治生态的改善。相反,发展民主可能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民主不是、也不可能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是,比较之下,发展民主会削弱权威,缺乏民主则可能导致合法性丧失。正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种十全十美的政治模式和政治路径,才需要我们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以最大的努力,把风险降到最低,争取最好的结果。
在当今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发展党内民主,需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深水区改革要注重改革的系统性,应当把发展党内民主当做一项系统工程来看待;二是在这个系统工程中,解决授权问题,即“权为民所赋”问题是工程成败的关键,也是建设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关键。
(一)发展党内民主是一项系统工程
从整体上看,既然民主是由若干个环节环环相扣连接而成的闭合系统,各个环节之间相辅相成、缺一不可,那么,发展民主就应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过,从推进改革的策略看,在改革初期,从这个闭合系统的链上找到那些比较容易入手的环节,先行突破,带动整个改革,是一种有效的路径选择。事实上,各国的改革也是选择哪个环节的都有:有的选择决策环节作为切入点推进民主,有的选择在权力监督环节扩大参与,有的则在推行大规模选举上做文章。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的全面深化阶段,这种选择性改革开始失效。在思考一个方面的民主的发展时,若不同时对其他方面统筹思考和解决,在这个方面其实也难以取得更深一步的进展,甚至会变形。
例如,如果民主仅仅停留在决策环节,而权力透明公开运行未得到实现,掌权者就完全可以在什么决策需要参与、什么决策不需要参与的问题上随意行使自由裁量权,把不重要的事情拿出来交给公众,而在重大问题上保留自己的独断权力。其结果,就是决策民主逐渐形式化,失去了价值和吸引力。又如,如果把选举权交给了公众,但在权力如何使用、如何监督方面缺乏可操作的参与方式和程序,那么,对即使由自己选出来的人,公众也很容易失去控制权,权力滥用和腐败同样不可避免。在村民自治实践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明显。不少人认为,我国村民自治之所以会出现相当严重的贿选、家族势力统治乃至黑恶势力把控的现象,是由于我们在文化素质比较低的人群中推广民主造成的。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判断。其实,问题并不在于把选举权交给农民,而在于让农民投票选出的人一旦掌权,就可以随心所欲、基本不受控制地使用权力。是因为我们只推广选举民主,没有配套以决策民主和民主监督;不是农民得到的民主多了,而是少了,是到农民手里的民主打了折扣、缺斤短两造成的。 二战以来民主政治的发展越来越表明,选举民主只解决授权,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后面的环节不健全,人们一旦将权力授出,便再无法控制它,这是另一种形式的“一统就死、一放就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有了人们对协商民主的探索。当然,协商民主不是选举民主的替代物,恰恰相反,它是对选举民主的必要补充。以为“协商民主”可以取选举民主而代之,是一种极大的误解。
(二)党内民主的重点在实现“权为民所赋”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不是没有推进党内民主。相反,在不少领域,党内民主的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但是,为什么又存在党内人身依附关系严重、政治生态恶化的状况?根子在于,虽然党内民主在其他方面发展出了丰富的内容,但党员作为权力主人这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好,党内授权民主发展得不够,和其他方面相比明显落后、失衡,“权为民所赋”的原则在党员身上没有得到体现。实践已经表明,如果授权民主长期得不到推进,民主就会停滞不前,半途而废,变成“半拉子工程”,乃至会使已有的民主发生变形。
授权民主不推进,党内民主便难以继续深入,这在党代会常任制问题上体现得再明显不过了。党代会常任制从1988年开始进行试点,至今已经27年。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探索,这项改革居然仍停留在试点阶段,迟迟未能全面铺开。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十分复杂,不能一概而论。党内的授权民主难以落实,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党代会实行常任制,最初的想法是要改变党代会5年开一次会、党代表5年举一次手的状况,让党代会活动起来,让党代表在平时也能切实履行代表的职责。但是,党代会是各级党组织的最高权力机关。党章中规定的党代会的最重要的职权之一,就是选举产生党的委员会作为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让党代会发挥作用,那么,党代会如何真正成为选举产生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主体,进而党代表如何真正通过选举产生,就成为难以回避的、或迟或早都会提出来的问题。一些长期试行党代会常任制的地方,前些年开始探索党代表直选和乡镇领导班子直选,并取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但是对于党的现行干部任用制度而言,这是伤筋动骨的大事,地方和局部的探索是难以承揽如此重大的使命的。后来类似尝试纷纷被叫停,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反过来讲,如果把党代会常任制作为发展党内民主的重要途径,党代会赋权这项最重要的职能却无法实现,党代会常任制就始终摆脱不了尴尬。这同样是个大问题。
至于缺乏授权民主而使民主变形,这在不少地方是已经存在的现实。拉票跑票,就是其中典型者之一。作为常识,我们认同投票是体现民主的一种形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不想把投票扩大到老百姓和普通党员,对由此可能引发的风险有深深的顾虑。于是我们往往为投票划定严格的范围,比如让局级以上干部投票推荐副部级以上干部;选拔一个地厅级干部,只准许那些有被选拔资格的干部参与投票;等等。这种设计,看似合理,道理上也说得过去:我们要搞民主,但不能一下子把民主扩大到普通人,而应该让那些素质和觉悟高的人先“民主”起来。然而,这些“觉悟和素质高的人”带给我们的却是愈演愈烈的拉票跑票,甚至出现了像衡阳选举案这样严重的集体性贿选事件。为什么?道理很简单:既然每个参与者都既有资格推荐,又有资格被推荐,那么,希望被推荐,或是推荐和自己关系亲近的人,就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意愿;既然参与的人数相对较少,是“熟人社会”,那么,和相关人打招呼就会变得很方便,表达“意思”的成本也不会太高;既然别人也有可能这样做,那么,不做的人必然吃亏,这种背后的较劲成为“劣币驱逐良币”愈演愈烈的强大动力。
解决这个问题,有三种方案:一是方式方法不变,着重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下功夫,使参与者通过提高觉悟“良心发现”,自觉杜绝拉票跑票;二是维持原有做法,但加大惩罚力度,使当事者一旦被揭出,便永远淘汰出局;三是把参与者的范围扩大到“拉”和“跑”的成本太高、效率太低、无法进行的地步,当事者只能靠自己的人品、政绩和承诺来获取大家的认同,也即公开选举。唯有第三种方案才是治本之举。
这里绝不是要说,只有西方式的普选,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认为西方式普选才是标准的民主,是一种简单化和误读。我们绝不简单照搬西方式民主,因为任何简单照搬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症状,还有因不适应而给民族和国家发展带来致命伤害的可能。这是一条必须守住的政治底线。但是同时,在中国,把选举民主中的赋权者扩大到什么范围才是合适的,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无论就国家管理方式而言,还是就行政运行效率而言,或是考虑到人口、亚文化等因素,县这一级是一个关节点。如果我们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依照先党内后党外的顺序,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镇,尔后在5~10年内把直接选举发展到县一级,我国的政治生态就有可能得到彻底改观。至于对更高层的代表和官员的约束,遵循用下层代表约束上层代表、再由上层代表约束官员的间接民主方式,或许更符合中国实际。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 好人当官 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生态变化中官员的公民身份认知回归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摘要官员通常集职业身份和公民身份于一身。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更多的是看重他的职业身份,强调对官员的道德制约,这与中国传统的“好人当官”的意识相关,也与官民双方对官员身份的认知相关。在加强对官员进行监督的今天,我们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认识官员的身份。官员的公民身份表明了他的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而官员的职业身份则表明了他的社会性的一面。
中共以来,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显著变化,目前表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是通过高压反腐确保官员清廉,通过政务公开保证政治清明,以及通过权力集中强化政治清朗。这些行动带来了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的重大变化。就政治生态而言,官员觉得官不好做了;从社会心态来看,民众对官员持有一种不信任的心理。简而言之,政治生态和社会心态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官员被前所未有地置放在了社会和公众面前,由此也引发了一个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知问题,也就是从以往对官员的职业身份的注重,回归到注重官员的公民身份和职业身份的双重身份。这种新的认知回归不仅关系到对政府官员的监督和管理,而且也关系到改善官民之间关系的问题。
一
社会中有官有民,这既可以从管理的意义上说(官是管理者,民是被管理者――尽管从现代政治学的意义上说,民是终极的管理者,官只是民的仆人);也可以从社会分工的意义上说(社会总是需要一部分人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这些人就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官);也可以从职业意义上说(官是一种职业,正如民也有各种职业一样,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农民,有人当教师,如此等等)。不管官和民在职业身份上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他们有一种身份是一样的,即他们都是公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官和民都有两种身份,一是职业身份,二是公民身份。
但是,我们以往对官员身份的认识主要停留在职业身份上。职业身份要求官员表现出“公”的一面,表现出为人表率的一面。这一职业要求往往也成了人们对官员的一种期待。因此,官员的举动也常常为社会所注目,其行为也常常被监督。落实八项规定、反四风和反腐败以来,官员的一举一动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网络的日益发达更是将人们对官员的监督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们不时看到对官员的举报,官员吃饭被曝,戴表被曝,生活作风被曝,等等。最终的结果,公款吃喝受到处罚,生活作风不良则名声扫地。然后,就产生了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是民众对官员的监督的热情更高,以至于在某些场合走到了偏激的地步,只要是官员吃饭就认为是公款吃喝;甚至是穿衣,一旦感觉衣价太高,与公务员收入不符,马上上网曝光。前不久提出要给公务员加工资,又引来网上一片骂声。
另一方面则是官员的退守,本来可以正大光明进行的公款消费也转入了地下,甚至私人的吃喝也取消了,原因是怕惹麻烦,一旦被曝光就是没事找事。官员隐私受到了侵犯,但据说官员作为公共人物无隐私可言,因而只能隐忍但又感到憋屈和郁闷。工资加得不多,尽管心有不满也不敢表达,怕辱没了“公务员”这一崇高的名声,也怕一旦表达会受到来自四面的攻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此等等。目睹此类现象,使人感觉这个社会似有一股戾气,官民阵垒分明;一旦对决,便以零和为结局;也使人感觉生活的色彩开始变得单一,锦衣美食,豪车美酒再也不敢招摇过市,哪怕是正常收入所得。总之,使人感觉社会缺少了一种祥和友善的氛围,与和谐社会有点格格不入。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出在我们对官员的身份的认识上。我们关注了官员职业身份的一面,却忽略了官员公民身份的一面。而在中国的文化中,官有它的特殊性,它往往被赋予了很高的道德含义。“好人做官”从孔子以来一直是一种传统,以至于人们对官员的要求高于对其他人的要求。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他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同一般民众是不一样的,是要高于一般民众的。即便官作为一种职业,它也被认为是高于其他职业的。中国传统社会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农七工八商九儒十丐”之说,有“学而优则仕”之说,官是顶点,官是最高的,是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范进中举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一个故事。即便在今天,我们还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官高民低(这当然与我们社会的现代化程度有关,也与我们的选官制度有关)的现象,这使得官在一些人眼里应该是完人,容不得官员犯错,因此动不动就对官员进行道德上的绑架。另一方面,官方的体制和学说也助长了官员的道德责任感,使他们自己感觉不同于民,要优于民(至少在道德上)。“特殊材料制成”说更是将官员和民众做了一个切割。而官民双方的一个共同缺陷在于都关注了官的职业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
二
以公民身份而言,我们可能对官员的要求就不一样。现代的职业身份与公民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应一个人的社会人和自然人的两种角色。我们对作为社会人的具有官员身份的人的要求肯定会高于一般的人,因为官员就职于一个影响社会的公共部门,他的言行举止具有公共性,因此官员应该是社会的表率。比如,同样一个绯闻,人们会抓住官员不放,而对其他的人可能就轻轻放过,最多把它看做是一个花边新闻而不是一个严重的道德事件。其原因在于作为公共人物的官员的行为具有很强的传导性,具有对社会的一种引领性。官员清廉,社会清廉;官员崇高,社会崇高;官员奢靡,社会奢靡;官员腐败,社会腐败。这也是为什么公众往往会对官员的过错(更不用说犯罪)揪住不放的道理所在,因为他们对官员寄托了一种期望(尽管有时这一期望太高)。
但是,另一方面,官员也是一个自然人,有他的公民身份。而在这一点上,官员同其他人是一样的,他也有自身的需求。马斯洛著名的“人类需要层次”理论并非不适用于官员。官员也有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敬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他需要满足这些需要。他也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不能被剥夺的公民权利,比如个人隐私得到保护,言论的自由,行动的自由等。此外,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要柴米油盐居家过日子,他们也有自身的利益,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官员和其他人一样,也想钱多一点(当然是正当的钱),日子过得好一点。他也要追求自身的利益,比如得到晋升或受到尊重。
可能是在这一身份认定上导致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一样。西方文化对官员的假定在于他首先是个理性的经济人,他想达到的是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在公共选择理论看来,企业家想达到的是钞票最大化,政治家想达到的是选票最大化。因此对官员的假定是坏人,会做坏事,会伤害公共利益。因此,解决的方法是法制,建立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不让官员作恶,因为官员掌握着公共权力,一旦作恶,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或许是这一不同的假设,引发了中西社会两种不同的取向。由于对官员是好人的假定,产生了中国历史上很发达的道德伦理文化,强调“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寄希望于官员的自省和做道德模范,道德优良是安身立命的基础。钱穆甚至认为中华文明得以不间断地保留下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制,也就是官员以德垂范,最终成为挽社会狂澜于既倒的稳定力量。而在西方,则发展了强大的法制文化,通过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不是主要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和自律。“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对付之道就是对权力进行限制,使权力行善而不作恶。
此外,西方这种对官员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也产生了非常现实的治官之道。斯蒂芬?贝利在论述保罗?阿普尔的道德思想时指出,一般来讲,仅仅要求道德上的高尚是不够的。只有认识到现实中的利益,公务官员才能够找到那些最强大的行为动力(个人的或是公众的)。通常,只有某项公共利益中包含了作为动力燃料的几项特殊利益时,它才可能进入轨道运转,即被人们纳入议事日程。行政官员的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将私人的和个人的利益寓于公共利益之中。从道德品格来说,那些不愿把(合法的)个人和私人利益纳入支持公私兼顾的事业中来的人,是不适宜于担负行政职务的。[1]这些话或许会使我们有些人听了大惊失色,但冷静一想则不无道理。
官员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他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人。他做事的动力既来自崇高的使命感的驱使,也来自满足个人利益的需要。我们对他们的要求只是在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个人的利益服从组织的利益,而不是否认或排除他们的个人需要。我们的文化往往忽略了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过分关注和强调了官员的“官员身份”而忽略了他的“公民身份”,忽略了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听起来不那么崇高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个人利益的追求。把官员看得太高,其结果是,一旦发现他们事实上没有这么高,我们就变得难以容忍。这是只看官员的一面而不是看他的两面所造成的。
简单来说,西方的做法是更多地从公民身份的角度来认识官员(也就是首先他是个人,他同时具备人所具有的优点以及人所具有的缺点),建立严格的法制和监督体系,并配以现实的激励因素。他们通常把官员的行为分成三类,一是违反刑法的行为,二是不道德的行为,三是不恰当的行为,对三类行为分别采取不同的对待方式。违反刑法的行为当然会被抓,不道德不恰当的行为可能会导致丢官(比如我们对西方国家里官员因不恰当使用公款而丢官的事时有所闻),但也不一定,比如克林顿在位期间的绯闻事件最终并没有影响到他仍然担任美国总统。罗斯福也有绯闻,但这并不影响美国人始终把他当做一个伟大的总统来敬仰。
不恰当使用公款导致丢官,而身缠绯闻的总统依然做总统,其间的一个很重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了公与私的问题,侵犯公的利益是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因而丢官实属正常。而后者只是涉及私人的事情,这是属于道德层面的有违一般社会伦理的问题,作为公众人物,社会会加以谴责,但不一定加以制裁。一个有道德瑕疵的人可能是一个很有行政才干的人,不用可惜。克林顿竞选美国总统时,已有他的风流韵事的传闻,但美国人还是把他选上了总统宝座(当然克林顿后来也以其亮丽的业绩回报了选民对他的信任)。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公民身份角度出发的认识所具有的一种宽容。
相比之下,我们长期以来(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强调道德的文化,则是更多地从官员身份的角度去认识官员的,更多地强调思想教育,寄希望于官员的自觉、自律和自省,而疏于法治和监督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此次反腐败斗争中受到查处的腐败的高级官员有如此之多,充分表明我们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是很不完善的),并在官员的行政行为中完全排除个人利益的考虑,或至少让人感觉在政府组织里谈个人利益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从而放弃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尽管这一追求有时并不伤害组织的利益。这导致我们可能以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官员,并对官员的道德瑕疵或过错采取不宽容的态度,以捍卫道德高地的纯洁性。
比如民间对犯错官员的重新启用往往一概采取不理解甚至反对的态度(当然这里也有民众还无法参与官员任用的原因)。其次,由于受到道德正当性的影响,公私无法兼容,官员不能有自己的利益,或者至少不能在大庭广众下公开谈论正当的个人利益,或以谈个人利益为耻,这导致官员的一些正当的利益或好处或福利一旦受到影响,也不敢出来争取,甚至在表面上还要表现得很崇高,不屑于这样的利益或好处,但是在私下里却发泄不满,并在行动上采取消极怠工和不作为的方式来加以抵制,庸政和懒政便应运而生。
三
当然,两种身份是集于官员一身的。西方尽管比较盛行的是对官员的理想经济人的假定,但也时常可以看到对这种假定的批评。比如,珍妮特?登哈特和罗伯特?登哈特指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政府中的恰当角色之所以被削弱,其原因不是在于邪恶的目的或者精英分子的阴谋,而是因为对治理和管理的探讨始终都假定了我们只能是自利的”[2],因为这种假定忽略了官员职业身份崇高性的一面,官员都被看作是追求自身利益的蝇营狗苟的人,而不是既会追求自身的利益,同时也会追求公共利益,甚至会为公共利益这一崇高的目标牺牲自己的利益。在登哈特看来,“人们之所以被吸引去从事公共服务,是因为他们被公共服务的价值观所促使。这些价值观――为他人服务、使世界更加美好和更加安全,以及促使民主发挥作用――体现了在一个社区的服务中作为一个公民的意义的精华。我们需要培育和鼓励这些更高层次的动机和价值观,而不应该把人当做机器上的嵌齿或者认为似乎他们只具有为自己利益服务的行为,就压抑这些动机和价值观”[3]。
反观我们,尽管我们的文化更多地强调官员的道德自律,更多的是对官员的思想教育,但是事实上我们也有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来制约官员的行为,而这些法律和规章制度本身就暗含了官员会犯错,甚至会犯罪的假定,只是我们比较少强调这一点而已。但正如上面所言,对道德伦理的强调可能导致了我们对法治建设的疏忽。而这一疏忽的结果,既导致一些官员或利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漏洞大搞腐败或不惜以身试法,同时也导致民众走体制外的道路,尤其是利用网络来进行反腐败或者对官员进行监督,以至于最后出现了本文前面讲到的一些过激的状况。
因此,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两个方面来说,都有必要从两种身份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官员。如果说我们以往更多考虑的是官员的职业身份的话,那么在走向反腐倡廉和政治清明的今天,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官员的公民身份,考虑官员理性经济人的一面。从这一点出发,来建构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并规范官员的行为,从而完善对官员的监督。
如果我们实施领导干部财产公开制度,老百姓的一些猜忌和疑虑也会随之消失。有钱的官员进行高消费也实属正常,用不着偷鸡摸狗地去做。当我们的报销制度使得公款吃喝(公务接待不在此列)变得不可能时,那么一些民众再也不会也没必要去盯着吃喝的官员,官员自己要吃喝也有了自由,再不用因怕老百姓指责而放弃吃喝。对公民的最低要求是守法,这应该是一个不高的要求,尽管社会对官员会有更高的要求。但是从理性经济人、也即公民身份的角度去考虑,我们就可能不会对官员提出过高的道德要求,因为就这一身份而言,他们是同我们一样的人。这样,对官员的一些过错、瑕疵或缺点(当然不包括涉及刑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可能会抱有一种宽容而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态度,对官员不伤害、不影响公共利益的谋私行为可能也会有一种理解的态度。
其次,我们当然也必须考虑官员的职业身份,因为这一身份给了官员荣誉,也给了官员责任。这一荣誉不是个人的地位和名声,不是什么“长”或“主席”、“主任”带来的愉悦或自得,而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满足。具备了这样的一种认识,官员就会很好地去处理公和私的关系,处理组织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从这一认识出发,需要考虑如何去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准。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在政府中也可以称为行政道德;二是个人品行。保罗?阿普尔比在谈到政府体制中的道德时,指出了三个最基本的道德品质,即乐观、勇气和仁慈的公正。乐观可以使人尽量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可以使人在各种含混的、自相矛盾的事务中不失去信心,增强行为的目的性而减少被动性。勇气则是抱负、责任感和对于无所事事的痛恨。勇气可以使人坚持原则,在困难面前不退缩,并敢于做出可能会给一些人带来痛苦的决定。再者是与仁慈联系在一起的公正。政府是价值的权威分配者,它所用的不可量化的尺度是正义和社会福利。权力必须在公正和富有同情心的情况下行使。
仁慈对于官员在决策中的信息不足和私心介入起到补救作用,否则决策就很难公正。仁慈强调的是劝导而不是强制手段,它激励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如果没有这种向往,政府便会成为保护现存特权的令人沮丧的防御壁垒。[4]阿普尔比在这里指的是行政道德,此外,道德还包括个人的素质和品质方面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通常强调的诚实、正派、善良、正义感等。我们不仅要求官员恪守行政道德,而且还要具备良好的私人品德。
回归对官员两种身份集于一身的全面认识,尤其是对官员的公民身份的认识,需要一个调整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涉及政治生态的变化,也涉及整个社会生态的变化,涉及政治的清明、经济的进步、文化的改变和道德的提高。但这一认知的回归是必须的,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因为它有助于促进这样一个过程的发展。
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其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经把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融为一体,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它有其固有的工作规律和特点,还有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工作基本原则和科学的工作方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影响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青春期是青少年个性成熟以及大致定型的一个关键时期。所以,在这一个阶段一定要做好德育工作,及时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会对青少年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个性成长带来极大的影响。对于中职院校的学生也不例外,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于中职学生的个性成长有极大的影响。就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构建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的影响展开探讨。
关键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 中职生 个性成长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设置,是针对中职生的个性成长专门设置的,但是对于中职生的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学得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帮助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学得不好对于学生的个性发展具有消极作用,阻碍学生健康、全面地发展。因此,要想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中职生的个性发展具有良好的积极作用,需要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不足,创建科学的教学模式具有重要的作用。
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环境对于中职学生具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中职生多半是初中毕业生,处于一个个性萌芽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里面一些大事小事的发生就会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职生的个性成长。比如,一个团队合作,中职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落实就可能会出现学生之间合作不甚愉快,合作之间的矛盾对于学生而言,就会导致一些学生之间对学生的不满,这种不满得不到及时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调和,就可能会导致学生心胸狭隘、记仇等不好的个性发展。反之,假如思想政治教育很成功,学生之间即使在小细节上有些不愉快,也会及时通过交流解决好,这种影响就是很积极的,学生之间不会心胸狭窄,反而会促进学生之间的团队合作,遇到问题即使解决问题的性格。这两种情况看似在生活中时常都有发生,但是把事情引导向一个积极的发展态势,对于中职生个性成长具有很大的影响。
二、目前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存在的问题
1.教学方式
中职院校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时代的进步并没有带动教学方式的变革。教师依旧沿袭原始的传统教学方式,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比较复杂的课程,内容十分庞杂。运用多媒体教学,可以更好地将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传递给学生,但是学校往往为了节约资金不能引进现代化教学设备。这对于思想政治专业课程课堂的效果有很大的影响,光凭老师口头的传授是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的。所以,在教学方式上面有很大的欠缺。
2.教师的观念
年龄比较大的老师沿袭的是传统的教学方式,比较年轻的教师经验不足对于学生是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教师的观念也是影响思想政治专业课程效果的原因。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种培养学生人文理念重要的课程,能够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及科学的发展观起一个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教学的实际来看,教师往往没有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的作用,只是很机械地将课本内容传递给学生,而假使教师本身讲授的东西没有多媒体的辅助就并不是那么吸引学生的话,就会导致学生失去对思想政治的兴趣,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职生受思想政治教育的程度不高
3.学生的观念
学生基本上是从初中毕业直接输送到中职院校,由于学校自身硬件设施并不齐全,本身就会影响学生对于思想政治课程的质量,再加上教师传统的教学方式,并且对于学生采取一种爱管不管的态度,学生原本在中学学习的兴趣就不浓厚,学生对于课堂就更加不重视,就像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原来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会影响到他们的个性成长,而这种课堂放任了他们的随性,懒惰,不求上进。更加助长了不好的个性发展的风气。但是在这个阶段,正式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关键时候都没有引起一个积极的效应,而是对于重要的东西置之不理。
4.其他问题
新课程明确指出,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才是主体,但是一些思想政治教师始终摆脱不了传统的教学方式,始终没有把学生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这种教学模式显然是与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相违背的。除此以外,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缺乏科学的指导,本来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人文思想中的培养已经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是中职院校的教师因为缺乏科学的指导,在开展教学的工作中,仅仅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学习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从而忽视了思想政治应用实训。教师在教学秩序上也存在一些不尽合理的地方,只顾自己课堂流程,按着流程传授知识,这种做法往往不能让学生学到更多只是反倒是让学生一无所获。
以上已经总结了中职院校存在的问题,想要中职院校开展的思想政治专业课程对于学生的个性成长有一个积极的作用,就需要从问题出发,解决实际问题。
俗话说,理论指导实践,所以我们这里先从观念上来纠正一些错误的看法。首先,教师应该革新自己的观念,与时俱进,因为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假如教师自身观念都没有与时俱进,那么就会导致学生在听课的途中依旧听到的是传统的东西,传统的东西并不是说没有用,只是学生的个性成长也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发展。所以,想要对学生个性有一个积极的发展,就需要教师跟新自己的思想观念,真正地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并且把政治思想对于人性格养成的那些优良因素提炼出来,真正地对学生的个性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学生的观念也需要更新,尽管在初中你不是最出色的,但是来了中职就是一个新的起点,去哪里都不能失去最初的奋斗的目标。所以,学生不能妄自菲薄,更不能因为心里排斥教师的这一堂课或者仅仅是从自己的心中认为不想听这一门课就不去听,真正把与个性成长息息相关的东西放在心上不能只是听听说说而已。
纠正了学生与教师的观念过后,教学模式也是需要革新的,学校不能因为资金短缺就不引进先进的设备,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不引进先进的设备带来的后果只会是学生的素质提不高,进而导致各种校风校纪问题。而且传统的教学模式虽然有自己的优点,但是与时俱进才是中职院校永远不落后于人的方式。
然后,就是把思想政治课堂交给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学校应该长期与时俱进的学习,并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给予教师以及学生一个科学的指导,教师在教授的过程中不能随意地按照自己的流程来授课,而是需要根据教育改革的新大纲来教授学生。
学生的个性发展是一生的事情,是不能用一种模糊的方式来对待的,这将潜移默化学生的个性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一定要保持一个高度重视的态度,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在观念的跟新过后,也不要忘记与时俱进地借鉴先进的教学模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对学生个性发展有利,促进学生个性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职思想政治专业课程的构建对中职生个性成长的影响】相关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思想政治课,是共产主义国家在军队以及国家教育系统中所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使学生了解并掌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内容,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转化为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运用“学讲”模式构建精彩政治课堂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学讲计划”是依据新课改的要求优化而成的教学模式,更具有操作性和科学性。文章以高一政治“神奇的货币”为例,从“学讲计划”实施的重要性入手,通过课前预习和课堂教学两个环节阐述了“学讲计划”模式在政治课上的具体操作措施,力争构建学生主体的精彩政治课堂。
关键词:高中政治;学讲计划;措施;货币
“学讲计划”的精髓是“学进去”“讲出来”,其宗旨是培养学生会学、善学的品质。本文以高一政治“神奇的货币”为例,对学讲计划的贯彻和实施进行研究。
“学讲”教学模式是江苏省徐州市率先提出,并逐步推广的课堂模式,“学讲计划”的宗旨是让学生“学进去”,再“讲出来”。这个课堂模式的创新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做后盾,如陶行知先生的“教学做合一”、知识构建主义理论、金字塔学习理论以及已经推进了十几年的新课程改革的理念等等。“学讲”教学模式的开展,是推进教学改革,创建高效课堂的新举措。学讲计划下的课堂模式,以学生学进去为主要目标,即以学会为宗旨,这种模式下的学会是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自学、互学、体验、交流等自主构建知识,是学会的最高境界。高中政治教学,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贯彻和实施“学讲计划”有其必然性和重要性。
1. 教学重心前移――预习,为“讲出来”埋下伏笔
预习什么,怎么预习,教师的精心设计预习内容是不容忽视的一环。对于“神奇的货币”这节内容来说,教师可以设计如下的思考题。
(1)什么是商品?货币是做什么用的?从商店、超市买来的物品,都是商品吗?妈妈精心为你织的毛衣是不是商品?
(2)阐述商品、劳动产品、物品之间的关系。
(3)商品的基本性质是____和____。
(4)货币产生的原因是_____。货币之所以能充当一般等价物,其主要原因为______。简单的四个问题,涵盖了这节课中的重要的内容,有基本概念的理解,有概念辨析题,有思考题;有的以填空形式出现,有的以问答的形式给出,有的还是开放性的探究题,注重形式多样化。通过对这些问题的预习和探究,让学生养成了预习的习惯和自主学习的习惯。
2. 课堂教学――师生互动的舞台
新课改的课堂是师生互动,学生体验、探究、交流的课堂,是学生成长发展的舞台。那么,如何为学生搭建这个舞台,使学生在舞台上放飞思维,张扬个性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课堂展示预习成果。课前预习环节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前奏,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教学时,不能对预习置之不理,如果将预习和课堂教学分割开来,那么就失去了预习的意义,久而久之,容易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因此,课前或者上课开始的前五分钟,不妨交给学生,让他们交流预习成果,提出预习中存在的问题,以小组探究的形式组内探讨,对于小组解决不了的,集中起来,向老师请教。这个环节,是“学进去”“讲出来”的具体体现,学生相互讲、相互倾听,共同进步。
(2)图片法,导入新授。在预习交流后,教师的巧妙导入,可以把学生从预习中引导到新授内容中来。对于这节课的内容,图片法导入最简便、最具实效。如展示火爆车展情况,各种型号、各种价位、各种款式、各种颜色的车,让学生发出“哇,漂亮”的感叹,似有“哪个是我的”的遗憾,真有“这个是我的”的欲望。于是,教师给出问题,于先生准备买一辆价位是五十万左右的车,如何付款?待学生说出零首付、首付、全额付款后,教师作结而进入新授的中心问题――货币。“提到付款买车,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人民币――钱,对于钱人们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到底我们该如何辩证地看待这一张张精美的人民币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神秘的面纱。”
(3)情境问题提出,引导学生思考。教学中,如果教师把预习中的问题拿回来再讨论,那么毫无意义,学生将失去兴趣。而情景化问题的给出,既实现教学与生活的链接,也容易使学生对生活化的问题、熟悉的问题而引发思考。日常生活中,人们都离不开钱,那么,钱是做什么用的,妈妈从超市买来许多东西,如西红柿、胡萝卜、鱼、肉等,这些商品有什么共性,妈妈为你织的毛衣是不是商品等问题,将学生引领到新课的探究中。
(4)问题形式多样化,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课堂是学生的阵地,让学生在这个舞台上展示自己,那么,教师多样化的教学活动设计起主导作用。如设计辨析性的问题:商品是劳动产品,劳动产品一定是商品,这种说法对吗?商品、劳动产品、物品三者有什么联系?又如开展“想一想”活动:商品为什么需要交换,为什么能够交换?开展“议一议”活动:有人说,没东西就需要货币,货币和商品是孪生兄弟,是同时产生的。你认为这个观点正确吗?讨论并回答问题:金银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后,与商品是什么关系?……这些活动的开展,以知识点为宗,以问题为形式,以提高思维能力为导向,以活跃课堂为目的,使学生在课堂这个舞台上“天高任我飞”,尽情地展示自我,凸显会学、乐学、勤思的浓厚氛围。
“学讲计划”的提出和推进,为学生成为知识的主人、课堂的主宰者提供了更加宽阔的舞台。高中政治教学,应站在课改的最前沿,灵活、恰当地开展构建“学讲模式”,实现教学过程的最优化,构建精彩课堂,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运用“学讲”模式构建精彩政治课堂的研究】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民族心理学研究特定条件下某一民族心理活动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的社会心理学分支。它以普通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为基础,又以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材料为参照,不仅研究特定民族集团影响下人们的社会行为,还研究他们内在的心理特点和规律。具体研究涉及特定民族集团内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民族集团与民族集团之间的相互影响与相互制约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政治相关论文: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关于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全文如下:
民族心理学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首先在德国兴起。早在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就曾论及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后来哲学家拉扎勒斯和语言学家斯泰塔尔提出“民族精神”和“整体精神”的概念。冯特则在前人的基础上写下了十卷本的《民族心理学》(1900-1920年),他认为民族心理学的较为合适的研究领域涉及到“由共同的人类生活所创造的那些精神产品,因此,仅凭个体意识是无法对它加以说明的”。(注:Wundt,W.Elements of Folk Psychology.New York:Macmoillan,1916.p.3.)于是,他以语言、艺术、神话、道德、法律、宗教、社会风俗习惯作为实例,研究民族心理发生、发展的规律,并详细论述了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逐步发展起来。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的西藏、云南、青海、新疆和海南均进行过民族儿童心理发展的跨文化研究。(注:参见朱智贤主编:《中国儿童青少年心理发展与教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581页。)现在中国民族心理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国内56个民族。可以说,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兴未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方面,逐渐摆脱了前苏联有关民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心理学的一个层次进行研究,同时构建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向、原则、内容,逐渐将中国民族心理学纳入心理学的范畴。具体来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受到了普遍关注。建国以来,民族学界受前苏联民族学研究的影响,把主要目标投向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在这个定义中,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四个特征之一,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许多学者著书立学,(注:参见熊锡元:《略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83年第4期;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吴团英:《民族心理素质是民族最具普遍性的特征》,《求是学刊》1982年第2期;顾学津:《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识别中的作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徐杰舜:《也谈民族共同文化心理素质》,《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贺国安:《刘克甫谈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自我意识》,《民族研究》1989年第4期;
修世华:《关于“共同心理素质”的思考》,《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概括。其中以熊锡元和吴团英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熊锡元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历史传统、生活方式以及地理环境的特点在该民族精神面貌上的反映。其特征为通过本民族的语言、文学艺术、社会风尚、生活风俗、宗教信仰以及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表现出自己的爱好、兴趣、能力、气质、性格、情操和民族自豪感。”吴团英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的共同心理特点,它由民族情感、意志、性格、气质及民族自我意识等诸种要素构成。”(注:吴团英:《试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及其发展变化的特点》,《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特点理解方面,学者们大多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具有稳定性、持久性和渐变性;但在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方面,分歧很大。民族性格、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意识以及民族自我意识均成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代名词。甚至《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在对民族性格、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等词条的解释中,均写着参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
第二,民族心理研究方兴未艾。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一些学者逐渐注意到对民族心理的研究受到了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四个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限制,于是开始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纳入心理学分支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些作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心理作了研究。(注:参见周星:《民族心理论》,《宁夏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童列春:《中国民族心理形成的四个历史时期》,《理论月刊》1991年第4期;李尚凯:《民族心理研究概论》,《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90年第3期;熊锡元:《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理论问题补遗》,《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6期;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戴桂斌认为民族心理由民族心理素质(包括民族的性格与能力)和民族心态(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及民族情趣等)两个部分组成。(注:参见戴桂斌:《略论民族心理》,《青海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秦殿才认为民族心理分为民族的心理素质、价值体系、思维方式三个要素。(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认为,民族心理划分为四个层次八个要素:(1)民族群体价值观念及其指导下的民族群体规范,包括价值观念和规范意识以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三个因素;(2)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即民族气质、民族能力(后天的熟练技能)、民族性格;(3)民族思维方式;(4)民族自我意识。(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戴庆渲认为民族心理结构应该由四个层次八个要素组成:第一层次,民族自识性及同时产生的民族情感、民族意志;第二层次,民族思维方式;第三层次,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民族性格、民族能力、民族气质三个要素;第四层次,在价值观念指导下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民族群体规范意识,如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道德观念、民族审美情趣等。(注:参见戴庆渲:《民族心理及其结构层次刍议》,《学术论坛》1990年第2期。)
李尚凯认为: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民族心理,它是各民族在一系列共同历史条件影响下形成的共同性格、情感、爱好、习俗、成见、信念、心理状态等等精神素质的总和。民族心理的内部结构是多侧面、多层次的。可将民族心理分为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三大组成部分。民族心理素质是该民族在人类种系发展过程中所达到的心理水平,是民族心理中较为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认知特点、民族思维方式、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民族能力等等;民族心理状态是该民族对社会面貌、社会变化的反映程度,是民族心理中较为不稳定的部分,包括民族朴素的社会信念、价值观念、民族情绪和情感、民族兴趣和爱好等等;民族自我意识是对本民族所处社会地位、所具身心特点的自我认识和评价以及对本民族利益的理解和维护,表现着认识自己和对待自己的统一,包括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民族气节、民族中心主义等等。民族心理是民族心理素质、民族心理状态和民族自我意识的统一整体,其中以民族心理素质为基础。(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韩忠太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是两个本质不同的概念。
在内涵和外延方面:民族心理的内涵是一个民族的成员以先天的神经系统为基础,在后天的环境作用、教育影响、文化熏陶下,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逐步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各种心理现象的总和;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除了具有民族心理内涵的一般属性外,还具有“共同”和“素质”两个根本属性。从外延看,民族心理可以包含一个民族成员发生的各种心理现象,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外延只能包含一个民族全体成员普遍具有的共同的、稳定的心理特征。在学科归属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属于民族理论学,民族心理则归属于心理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民族心理学的范畴。在研究课题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学研究工作者的理论问题之一,他们的研究具有宏观性;民族心理研究者则通常以心理现象为单位,具有微观性。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作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部分,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民族心理的研究方法则是运用心理学方法,如观察法、访谈法、问卷法、测验法、实验法、跨文化分析法等。在研究目的方面:民族理论工作者研究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为了解释斯大林有关民族定义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而民族心理研究者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目的与整个心理学的研究目的联系起来,即研究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因此,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和民族心理是分属两个不同学科的概念。(注:参见韩忠太:《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与民族心理的区别》,《云南社会科学》1999年第5期。)从以上作者对民族心理的理解来看,分歧很大,有些作者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归纳为民族心理的一个层面,有的作者则认为两个概念在含义上大相径庭。另外,作者们对民族心理包含的内容持不同意见。
第三,个体民族心理研究逐渐兴起。如熊锡元对回族、傣族、汉族的共同心理素质进行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试论回回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思想战线》1986年第6期;熊锡元:《傣族共同心理素质探微》,《思想战线》1990年第4期;熊锡元:《汉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其中在分析回族共同心理素质时,他认为由于回族的其他三个民族特征并不明显,故共同心理素质在其形成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从强烈的民族意识、开拓与进取精神、心理状态和宗教信仰与风俗习惯的交织、保族与卫国——在逆境中求生存等四个方面来分析回族的优秀心理素质,同时也指出回族应该防止和克服民族狭隘性、排它性等有害的心理素质。”(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荣丽贞则以蒙古人特有的祭神为例,认为祭祀风俗属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故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的关系也是民族文化与民族心理的关系。(注:参见荣丽贞:《蒙古族祭祀风俗与民族心理浅述》,《内蒙古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
苏世同认为苗族主体心理深受以农耕为基础的苗族文化的影响,表现出许多优良的心理素质,也保留了一些不良的心理素质,这在文化风俗上有所反映。(注:参见苏世同:《论苗文化与苗族主体心理结构》,《吉首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伊力合木·克力木则认为敢于冒险、敢于出家门、不怕吃苦、具有流通观念和坚韧不拔的性格、不轻商等是维吾尔人经商心理的特征,而造成这种特征的历史根源为城市生活方式、地理环境及宗教。(注:参见伊力合木·克力木:《维吾尔族的经商心理及其历史根源》,《社会学研究》1989年第4期。)还有其他一些学者也对一些民族的心理素质进行了研究。如周兴茂论述了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注:参见周兴茂:《论苗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那顺呼吁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注:参见那顺:《重视对蒙古族心理的研究》,《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2000年第1期。)闫丽娟、钟福国论述了裕固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闫丽娟、钟福国:《裕固族心理素质透视》,《西北史地》1998年第1期。)南文渊则综述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研究概况,(注:参见南文渊:《几个世纪以来对回族民族心理的评说综述》,《青海民族研究》1997第3期。)石国义论述了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注:参见石国义:《水族传统文化心理思辨》,《贵州民族研究》1998年第1期。)崔英锦论证了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注:参见崔英锦:《略论朝鲜族文化心理特点》,《黑龙江民族丛刊》1996年第4期。)
马丽华论述了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注:参见马丽华:《云南通海蒙古族生存发展的心理素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3年第1期。)云公保太探讨了欧拉藏族尚武心理,(注:参见云公保太:《欧拉藏族尚武心理初探》,《青海民族研究》1993年第2期。)银军和杨顺清论述侗族民族心理素质,(注:参见银军:《试论侗族共同心理素质》,《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杨顺清:《侗族共同心理素质初探》,《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2期。)施建业论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注:参见施建业:《论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戴小明则对如何改善民族心理素质进行了对策性研究。(注:参见戴小明:《关于改善民族心理素质的思考》,《新疆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以上文章均从民族发展和繁荣的角度探讨某一特定民族心理对民族本身发展的影响,旨在帮助少数民族建立健康的心理特点,消除与民族发展有害的心理特点。但由于受民族学界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讨论的影响,许多作者对民族心理及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理解不同,因此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冠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其实,从研究的特定民族心理的内容来看,均属于民族心理特点的范畴。
第四,与民族心理相关的问题也成为一些学者的研究课题。如钟元俊对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论证;(注:参见钟元俊:《试论民族传统文化心理与民族教育》,《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第2期。)郭建荣、郭广瑛探讨了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的影响;(注:参见郭建荣、郭广瑛:《论我国民族的心理和传统对科技文化发展影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张践认为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注:参见张践:《改造经济心理是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环节》,《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
郭大烈论述了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的关系;(注:参见郭大烈:《社会化的商品经济与民族心理的社会化》,《民族研究》1987年第3期。)秦殿才认为民族地区要改革开放,必须对民族心理结构方面的不良因素进行调整;(注:参见秦殿才:《改革开放与民族心理结构的调整》,《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荣·苏赫则认为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相互作用,经过民族和阶级交织在一起的微观环境中介,经过民族心理构成因素和阶级心理构成因素叠加渗透在一起的个人心理素质和自我观念的中介,必然形成阶级心理对民族心理的决定性制约和民族心理对阶级心理的反作用,必然表现在既属于民族又属于阶级的主体行为中;(注:参见荣·苏赫:《简论民族心理和阶级心理的辩证关系》,《内蒙古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李景春讨论了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的关系;(注:参见李景春:《论民族心理素质与国民素质教育》,《沈阳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李尚武则比较了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的异同点;(注:参见李尚武:《中西两大民族精神心理结构比较》,《中国国情国力》2000年第4期。)卜鼎焕论述了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的关系。(注:参见卜鼎焕:《民族心理素质与现代化》,《哲学动态》1994年第12期。)
另外,还有学者对“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进行了探讨。(注:参见施国光:《拓展中华民族精神的中介环节,提高民族的心理素质,适应现代化的需要》,《浙江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以上文章虽然重点不同,但讨论的均是与民族心理有关的问题,其最终目标还是希望通过学术探讨,改善不良的民族心理素质对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
心理学界也从改革开放以来开始注意到不同民族的心理发展变化规律,但从20世纪80-90年代发表的有关论文来看,以研究个体民族心理和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为主。如汉族和裕固族儿童心理发展比较研究、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克木人和基诺族德育心理调查、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拉祜族和哈尼族的青少年品德形成的调查研究、北方少数民族罪犯心理初探等等。李尚凯将其总结为六类:各民族儿童认知发展的比较研究,各民族个性和品德形成发展的比较研究,民族社会心理行为的比较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由于李尚凯对20世纪以来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已经进行了详细的概述,本文不再重复。
我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但这并不是说我国在民族心理学研究方面无懈可击。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学研究在定位、概念、内容和方法等方面仍然存在着缺陷。
第一,在学科定位方面,目前民族心理学的定位不正确,即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哪个学科没有解决。多少年来,心理学研究者总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是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但它在心理学方面的内容便决定了它属于心理学科范畴;民族学研究者则一直认为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心理学研究内容,但其研究对象又是以民族为基础,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属于民族学研究范畴。其实,这两种看法均存在缺陷。理由是,从心理学方面来说,心理学是一门独特的学科,但心理学的基础是个体心理学或普通心理学,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许多心理学分支均属交叉性的学科,如政治心理学、伦理心理学、管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均涉及到政治学、伦理学、管理学、社会学的内容。民族心理学虽然偏重对民族心理的研究,但它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因此民族心理学应该是一门集民族学和心理学为一身的交叉性的学科。
再从民族学角度来说,民族学虽然是以民族作为研究对象,但它研究内容涉及民族历史、文化、政治、经济、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它本身就是一门综合性、交叉性的学科。如果民族学研究民族心理,必须具备心理学和民族学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因此,在民族学基础上产生的民族心理学无疑属于综合性和交叉性的学科,即民族心理学与民族学和心理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它同时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的任务就是研究民族心理发展的轨迹,总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民族心理研究是民族心理学的根本使命。
第二,在概念方面,关于“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认识分歧很大。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辩论来看,有关民族心理和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概念多达数十种。这些概念均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无论从外延和内涵来看,均缺乏普遍意义上的规定性和概括性。首先在“民族心理”概念研究方面,有的学者将民族心理概括为四个层次和八个要素。这样虽然能够全面表达作者对民族心理这一概念的理解,但内涵过于膨胀,外延势必缩小,而且作为概念,在文字表述方面缺乏精炼性。有的学者则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包含在民族心理之中,但对民族心理的本质理解方面缺乏概括性和普遍性。笔者认为,民族心理属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必须采用普通心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和遵循普通心理学研究的基本原则。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的科学,它包括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即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
其中心理过程是一个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它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等三种过程。人们通过感觉、知觉、记忆、注意、想像和思维实现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过程;并在认识客观事物的同时,会对客观事物表示自己的态度,如满意、喜欢、爱慕、厌恶、憎恨、妒忌、惧怕、愤怒、悲伤等,这就是情感过程。由于人们在进行心理活动时经常会遇到环境的影响,而人不肯屈服于环境,就要立志,拟定计划和步骤,坚持不懈地执行,这就是意志过程。个性心理特征又称个性差异,它表现在能力、气质和性格等方面。能力包括人的智能、知识和技能等;气质则是高级神经活动在人的行动上的表现,是人的相当稳定的个性特点之一,如直爽、活泼、沉静、浮躁等;性格是人对别人和事物的态度和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如刚直不阿与弄虚作假等。
也就是说,人们的心理现象就是能力、气质、性格之间的差异性和认识、情感、意志之间统一性的结合。民族心理学作为普通心理学的分支,是研究民族心理现象的科学,它也包括民族心理过程和民族个性心理特征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民族心理过程则是指特定民族认识、情感和意志过程,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则是指特定民族能力、气质和性格上的差异。由于民族是由不同年龄、性别、经历的人结合起来的共同体,因此民族的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特征上存在着差异。民族心理就是特定的民族认识、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和能力、气质、性格等个性心理特征的结合体。(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其次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概念研究方面,有的作者将其与民族心理概念等同使用,有的作者则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民族自我意识或民族意识,还有一些作者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就是指民族情感、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等。笔者认为,在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中,素质特指民族心理素质,即与民族心理有关的素质,而素质这一词汇在心理学上则指人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96页。)
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共同特点。所谓神经系统,是由中枢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和自动神经系统组成。中枢神经系统包括脑和脊髓两部分,脑有头盖骨保护,避免外界的损害;脊髓是脑的延长,深藏在脊髓骨的管内。神经由中枢系统分支遍布全身,对行为具有整体统一的效能。感觉神经趋向脊髓,而运动神经则远离脊髓,两者构成外周神经系统。外周神经系统则包括周身、躯干、内脏等器官的神经系统。(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3页。)自动神经系统则专管营养生长过程,如胃的消化、血的循环、肺的呼吸之类,它的机能自动进行,不受意志的指使,故称自动神经系统,又称植物性神经系统。以上所说的神经系统,则是心理产生的条件,一般来说,神经系统越简单,则心理活动越简单;神经系统越复杂,心理活动则越复杂。
另外,除了这些神经系统以外,感觉器官也是心理产生的条件,如身体外部的眼、耳、鼻、舌、皮肤,身体内部的动觉、静觉、触摸觉及机体觉(如消化器官的饱、饿、渴,呼吸器官的顺畅、喘逆等)。(注:参见陈孝禅:《普通心理学》,第115页。)有了以上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心理现象也能够表现出来。因此可以说,民族心理素质实际上是指民族心理产生的生理条件,即民族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则是指特定民族共同拥有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上的先天的特点。(注:参见徐黎丽:《论“民族心理”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由此可见,民族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心理产生的物质性条件,两者不能同等看待。
第三,在内容方面,民族学界重视民族心理的宏观研究,心理学界则重视民族心理的微观研究。多年来民族学研究者一直投身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近年许多学者开始将其纳入民族心理的研究范畴内,并且构建中国民族心理研究的理论框架,但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仍是许多研究者热衷探讨的问题,即使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也要贯以“某某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名称。关于此点,本文第一部分已有详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但由此可见,斯大林关于民族四特征之一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在民族学界仍有巨大的影响。
心理学研究者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绝大多数成果仍属于个体民族心理或个体民族成员的心理领域,如民族儿童心理特征研究、民族心理卫生和精神病研究、跨国的不同民族心理的比较研究。(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有关民族心理基本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可以说,民族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民族心理理论的研究,而对一些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也遵循民族心理理论的指导;心理学界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主要重视对个体民族心理现象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现象的探讨。这种状况的存在,虽然表明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在宏观和微观方面均取得一定成就,同时也说明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内容方面存在着差异。如果双方不及时沟通,差异会逐渐扩大,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得不到有机地结合,民族心理学的发展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第四,在研究方法方面,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各行其是,互不借鉴。我国民族学经过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实地调查法,它是民族学研究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方法。
所谓实地调查,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民族学工作者亲自进入民族地区,通过直接观察、具体访问、居住体验等方式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过程。(注:参见林耀华主编:《民族学通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第129页。)它包括许多具体的调查方法,如观察与参与观察、个别访问、调查会、问卷法、谱系调查法、自传调查法、定点跟踪调查法、文物文献搜集法等等。除此之外,跨文化比较研究法、历史文献研究法、跨学科综合研究法、数理统计方法也成为民族学研究的方法。(注: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342页。)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民族学进行的心理研究问题来看,由于民族共同心理素质这一概念一直束缚着研究者们的头脑,因此有关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研究一直停留在理论探讨阶段。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学者也并非全部遵循民族学的实地调查法(亲自到民族地区体验和考察),即使有一些研究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者为本民族成员,但要研究本民族心理发展中的共同规律,不深入到本民族中间去,也很难得出客观和公正的结论,因为民族个体的心理现象千差万别。
一般的学者在研究个体民族心理时,总是依靠文字资料,因此熊锡元先生倡导的使用实地调查法进行民族心理研究(注:参见熊锡元:《要加强民族心理的调查与研究——〈民族心理调查与研究:基诺族〉序》,《民族理论研究》1992年第3期。)是非常必要的。心理学的民族心理研究方法和其他心理学研究方法相同,即从选题开始,经过文献综述,形成假设;选择研究类型,对变量进行分类;选择被试,制订研究方案;收集和整理资料,得出结论;最后撰写科研报告。
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一般采用非实验法,而非实验法又有五种具体方法,它们分别是调查法、测验法、实地考查法、历史研究法、地域比较法。(注:参见李尚凯:《论民族心理之研究》,《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心理学者使用这些比较规范的研究方法,在个体民族成员心理和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对一些不良的民族心理进行了对策研究。但由于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理论方面内容很分散,很难从这些分散的研究成果中总结某一民族或整个中华民族的心理发展规律。另外,民族学和心理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有许多雷同之处,但由于双方很少交流和合作,致使许多重复的研究项目出现,改变这种状况已迫在眉睫。
民族心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多学科的、交叉性的学科,尽管在定位、概念、内容及方法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随着各民族物质文化生活的日益提高,各民族的心理研究将受到普遍关注,民族心理学研究前景光明。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族学和心理学在民族心理研究方面进行交流与合作已势在必行。属于民族心理研究范畴的内容很多,我们目前所接受的民族理论和民族问题无一不与民族心理有关。例如,在处理两个民族关系问题时,如果不了解这两个特定民族的心理现象和心理特点,从而对他们的行为做出预测,就无法制定出解决民族关系问题的对策。笔者在甘宁青地区研究民族关系问题时经常看到民族干部不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心理过程和心理特征而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方法,致使民族成员之间的纠纷上升为民族关系问题。(注:参见徐黎丽:《甘宁青地区民族关系发展趋势》,兰州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又如在制定民族政策时,如果不考虑各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即使这些政策能够帮助各个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他们也不会接受。
在西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尽管从长远角度来看,符合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但由于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多子多福的心理特征,使他们无法在短时间内接受这一政策,因此执行难度较大。(注:参见郭正礼主编:《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疆民族关系的对策研究》,新疆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6-238页。)另外,诸如民族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均与民族的心理活动有关。因此民族学界要深入地进行民族研究,必须与心理学界建立广泛和长期的联系。从心理学界来说,尽管心理学在理论和方法上日趋成熟,但民族心理学作为它的一个分支,还是一个新鲜事物。民族学界长期以来积累的各种实地调查材料和理论研究成果,均可以成为心理学工作者进行民族心理研究的素材,因此民族学和心理学携手研究民族心理问题势在必行。如果合作得当,中国民族心理学研究将结出累累硕果。
第二,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民族心理研究的主流。目前,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是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国家、地方政府、社会团体和开发商希望对西部各个民族有个全面的了解。西部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积淀下来的心理特征,必定在民族区域自治法和自治条例实施过程中以及在民族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中产生影响,这些影响,既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
其中,民族心理的积极影响将促进西部大开发各项战略决策的实行和促进西部民族地区的发展,如维吾尔族和回族善于经商的心理特点则有助于这两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消极影响则会阻碍西部大开发的顺利进行和民族地区发展,如一些民族闭关自守的心理特点则不利于该民族的发展和进步。许多从事民族心理研究的学者,已经注意到这一点,并深入西部民族地区,调查西部各个民族的心理特征,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个体民族心理的研究论文,并积极倡导各个民族发扬优秀的民族心理特征,抛弃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相适应的心理特征,使西部各个民族早目走上兴旺发达之路。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一步实施,个体民族心理研究会进一步深入发展。因为西部大开发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实施需要西部各个民族的配合,各个民族要配合国家的战略决策,首先要在心理方面充分地认识和理解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各个民族带来的好处,然后才能在行为上支持和拥护国家的决策。
第三,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完善。任何理论都不是空中楼阁,而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之上,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样,它必须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在这方面,我国的民族学界和心理学界的资深前辈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如前所述,他们在大量的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探索中国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对一些民族心理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今后,随着西部大开发以来兴起的对西部各个民族心理方面的研究,民族学和心理学工作者将会在大量的个体民族心理研究和个体民族成员心理研究方面积累可观的素材和成果,可以总结出西部个体民族心理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概括出西部民族心理发展规律。中国的西部又是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此可以升华到对整个中华民族心理发展规律的探讨。在这样的良性循环研究过程中,中国民族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将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
第四,民族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将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绝不可能仅仅使用一种方法,尤其在现代信息社会时代。民族心理学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性的学科,它的研究方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实地调查法方面,因为每个民族心理的发展均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且在特定的时代受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今后的民族心理学研究方法将是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方法的结合。
在历时性研究方面,“首先逐个分离出重要的心理现象,然后按照普通心理学分析个体意识的通常模式去追溯这些心理现象的发展过程,从而从历史的角度反映一个民族对其他民族、整个世界的态度、见解及感情等”;(注:徐黎丽:《试论我国民族心理研究》,《兰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在共时性研究方面,对民族心理学所关注的各主要发展阶段进行研究,而这些阶段各自所涉及的现象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另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比较法,不仅比较我国56个民族的心理特征,而且也比较我国民族与全世界其他民族的心理特征,吸取其他民族的长处,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使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不同民族乃至全世界民族心理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因教学内容理论化、教学方式“本本”化等原因遭人诟病,必须进行教学变革,提升教学有效性。教学社会化模式的建构顺应了教学变革的时代精神,契合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在需求。从社会化教学内容的整合、社会化教学方式的突破、社会化教学资源的拓展等多重路径入手,强化教学社会化模式的构建,将有利于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理念变革。
关键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教学)常常因教学内容理论化、教学方式“本本”化等原因遭到高校学生的抵触和被动放弃,教学有效性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对此,学界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试创新教学模式,突破原有教学方式,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改革。其中,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成为了许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如何正确认识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及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的必要性,如何构建相应的教学社会化模式,这一系列的问题都需要进行现实思考和回答。
在我国,“教育社会化”一词最早出现在1922年汪懋祖先生撰写的《近代教育上社会运动之发展》一文中。对于教育社会化,将它定义为国家的社会教育发展的标准、教育的原则和为解决教育问题的手段都不够确切。笔者认为,教育社会化是指为了契合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国家通过整合分散的社会教育资源,逐步从培养少数精英逐步向社会大众普及,从与社会隔离到与社会紧密联系在一起,从单一、封闭的传统教育体系转向多元、开放的现代教育体系。
对于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有人认为,社会环境对大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还有人认为,大学生的社会化是在学校与社会环境的双向互动作用下形成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强调建构综合育人的机制。笔者认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是指高校“思政课”教学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同时,以学校、学生为主导,通过整合社会教学资源,以学生实际需求为导向,基于社会生活基础,实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教育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过程。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高校“思政课”理论教学社会化和高校“思政课”实践教学社会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就是突破原有教学理论化的既有模式,从社会实践基础入手拓展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这种社会化模式的构建显然是基于传统模式存在的既有弊端而产生的教学变革,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变动的需要,有其现实必要性:
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教学活动,其在大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在教学中单凭教师的理论说教,口号宣讲,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对其人生走向指引的教化需求。构建教学社会化模式,从现实社会的鲜活案例导入对人生哲理的理性思辨,将非常契合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要求,必然会获得大学生的青睐。
高校的作用不再是初、高中阶段的知识灌输,更多的是启发学生对世界、对社会、对自身的理性认知和未来规划。因此,传统教学理念需要变革。但没有先进的教学模式进行推进,教学理念是无法有效变革的。教学社会化模式恰恰顺应大学教学创新的时代需要,能很好地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变革。而且,由于根植社会实践之上,这种理念变革更能紧跟时代发展需要。
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的构建不是凭空臆造出来的,必须基于特定理念在特定的原则指引下进行设计,这样才能使得这一教学模式真正具有教学生命力,真正吻合大学创新教育的目标。具体而言,在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时应把握如下基本原则:
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必须发挥学生的主体性,以学生的需求为导向,充分分析学生的心理认同和社会背景,基于学生的主体意志来构建教学社会化模式,引导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评价教学目标,一切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教学社会化模式。
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必须既要沿袭原有的理论教学的优质教学资源,又要在此基础上充分整合社会实践资源,使二者充分融合,不是两张皮,培养学生既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原理,又能应用这些理论去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二者不可偏废。
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不是空对空,必须深入生活实际,挖掘生活资源,丰富教学素材,并让学生在教学实践中深入生活实际,从生活实际中认识理论教学的重要性,并不断提升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在思想和心理上的健康发展。
社会在不断发展,各种思潮不断演变,因此,构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必须顺应社会发展需求,从社会发展中找到事物变革的规律,引导学生去认识这些规律,帮助其能适应社会发展的变革。这种模式上的创新要求相应课程设置必须基于社会发展的需求,不断丰富课程教学的社会性,从而推动教学的社会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的构建有其现实必要性,在构建过程中契合大学教学创新的内在要求,在实际构建中必须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学生、教师等多重主体的创造性,深入分析教学社会化模式的内涵,根植社会化教学理念,从以下几方面着手进行:
社会化教学就是要将大学生培养成活生生的人,因而其教学内容不能脱离现实社会生活。但是,现有高校“思政课”教学内容大多是既定的理论教学知识,不但抽象而且枯燥,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无处提起,机械、被动学习的后果是学生根本没有深入掌握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因此,必须对这些教学内容加以整合,吸收更多的社会化教学案例,编排更多的社会化的教学内容,才能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笔者认为,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一是高校“思政课”教学中,不能也无法回避社会问题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正确认识与分析社会问题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任务,把社会问题引入课堂是实现教学目标的有效途径,训练学生正确认识与分析社会问题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二是高校“思政课”教学中要准确把握中国传统文化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任务和要求。三是关注社会思潮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特别是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领域的社会问题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直面学生关注的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以及社会中涌现出的好的,不好的各种问题,例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暴力等违法犯罪现象与非典、、汶川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党的十七大精神等等问题都可选择性搬上课堂,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不会惊恐,敢于正确面对并进行客观分析,用恰当的方式处理问题。四是大学生社会心理问题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教学内容中加入社会心理教育、人格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等内容,增加学生的心理需求,解决学生的社会心理问题,让学生学到能解决问题的内容,使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学会分析判断自我的行为,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发挥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的教化功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互联网技术的广泛运用人们的生活、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给高校“思政课”教学模式带来一定的冲击,在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中,要充分运用互联网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等先进教学信息技术,拓展社会化教学资源,提高课堂教学的信息量。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课程的教学内容与一定的社会化教学资源整合,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让学生较为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学习必要的政治知识,掌握必要的政治技能,进一步内化政治规范,让自己自觉建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形成鲜明的政治情感、政治态度和“一元化”价值导向,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掌握基本的知识。通过拓展社会化教学资源,在教学中充分利用社会教学资源,让学生学活、用活理论知识,应用大众媒体如网络、广播、电视、报纸等教学资源拓展学生的视野,提高学生的信息量,促进素质教育。
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必须单一,课堂单向的知识灌输使得学生成了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其主体能动性未能得到充分启发和发挥。这种单向的教学方式导致高校“思政课”教学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重要性认知度也不高,长此以往,将极大地影响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地位。为此,高校“思政课”教学要不断改进教学方式,在社会化教学方式寻求突破,要让学生达到学习的目的,要让学生的知情行统一就得改变传统的单向灌输,在实际的社会化教学过程中必须根据学生情况、教学内容、教学条件等选择专题化教学、“角色—互换式”教学、“问题—探究式”教学等不同的教学方式,提高社会化教学的有效性。在此过程中,学生逐步从理论熏陶——自我教育——社会实践——理念构建等价值认同路径中完成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的道德教化。
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对高校“思政课”教师的要求很高,必须强化教师的综合素养。具体而言,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具有国际视野,认真学习和借鉴国外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又要立足中国国情,正视社会问题对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影响和冲击,始终坚持坚定正确的教学改革方向。同时,教师要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责任感,努力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质量,并积极组织与引导学生投身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活动,增强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的效果。
总之,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模式的构建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需要各方主体充分认识构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时刻心系学生,在实际教学中,不能一味地进行空洞的理论教化,应将学生视为整个社会中的一员,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让学生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应用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完成他们的政治思想社会化、道德、法律、民族及能力的社会化教育,使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承担起特定的责任、义务、权利,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浏览量:4
下载量:0
时间:
东方以中国为首的中国古代理论基础是五声音阶,即宫、商、角、徵、羽,西方是以七声音阶为主。音乐让人赏心悦目,并为大家带来听觉的享受。一般一首音乐时长在3分29秒左右,让人更加享受每首音乐的时间,可以陶冶情操。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音乐学术论文范文:把握音乐欣赏课的节奏,构建精彩的音乐课堂。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音乐教育是美育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工作中,有其特殊的作用。而在音乐教育中,音乐欣赏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能使学生开阔视野、培养情操、增进知识、提高素质修养。本文对初中音乐欣赏课的教学方式进行了探讨,以提高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音乐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对人有一种艺术感染力,当优美动听的歌曲响起时,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节奏也会受到音乐的影响,这说明人的生理和心理的节奏与动听的音乐节奏产生了共鸣,当人陶醉于某一首音乐时,音乐欣赏者就会产生一种情感力量,这种情感力量是正义充满阳光的,对人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鼓励,潜移默化的鼓舞人向好的方向发展。
初中学生正处在青少年发展的旺盛时期,需要音乐的熏陶,他们有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听风格各异的音乐歌曲。但在实际的音乐教学中,教学内容往往单调、死板,不适应学生的对音乐课程的需求,满足不了学生对音乐课程的求知欲望。所以,把风格迥异的流行音乐引入课堂这一做法,是音乐课程教材内容设置的一个挑战,但也是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教师要精心选择音乐教材内容,根据学生的特点爱好选择经典的优秀音乐作品,学生喜爱的流行歌曲,如《你是我的眼》《没那么简单》作为音乐欣赏的范例,从简单的听流行音乐,学唱,逐渐上升到分析流行音乐的特点和发展进程,让学生学会多角度鉴赏和评价音乐,逐渐的提高音乐欣赏水平。
学生在初中正是身心迅速发展的时期,参与意识与人交往愿望逐渐增强,对同龄人的依赖性和接受力较高,因此非常鼓励在初中的互动教学中进行小组式学习。学生可以围绕课题为中心互相交流,各抒己见,通过沟通最后达成共识老师在小组合作教学法中起到启发点拨学生的作用。在教学中促进学生之间的友谊,并且培养了学生主动参与、主动交流和合作探索精神。这不仅是增加学生学习音乐的热情,还锻炼合作与协调能力。具体表现为在初中音乐课堂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然后给每个小组布置学习和锻炼人物,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共同合作完成任务。也可在小组之中开展竞赛,运用学生的好奇、好胜心让其更好的学习。例如在初中音乐教材之中选一首歌曲,教师开展音乐教学时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同伴组成学习。
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如歌曲的体裁是哪一种?演奏的乐器有哪些?适合的演唱方法是什么?学生则在小组之中自由讨论,共同解决教师布置的问题。教师则作为指导者,简单的向学生介绍作者的升平资料,写作背景等,一方面向学生提供参考资料,一方面将人文内涵融入到教学之中,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层次把握。
在课后的总结环节,应该围绕“用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聆听才是正确的”为主线来进行,改变传统教学中“该音乐具有怎样的艺术特征和传达的情感”的观点、方式。
在课堂延伸环节中,教师可以具体的提出以下三个建议来引导学生“用怎样的方法去聆听音乐”,而不是引导学生如何去接受音乐具有怎样的艺术特征和其传达出的情感,这也是强化“授人以渔”,弱化“授人以鱼”教学行为最直观的体现,具有很好的科学性。
在教学设计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受到了形式主义美学观的影响。而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还透露出了一定的人文性、实践性。学生并不会因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分强调对音乐的聆听方法的教学而觉得音乐学习枯燥无味;相反,对比传统音乐教学还更加能够激发学生对于音乐的兴趣,以及对知识的求知欲。此外,教师从聆听教学入手,能够更多的增加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进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这些都是有益于教学目标的实现。
以“方法”的传授为教学最终目标,通过具体的实践让学生自行总结出如何聆听音乐的方法为实际教学过程,然后引导学生熟练运用为教学环节,从第一步到最后一步,这个过程很好的诠释了“授人以渔”的特征,并且这样的教学框架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音乐教学方式中系统性、科学性、结构性的缺乏。
比如,在《友谊天长地久》的学习中,引导学生要从哪一方面入手进行学习,并且在这其中应该带着怎样的情感去“聆听”歌曲,让学生结合自身经验总结学习方法,对于学习兴趣以及音乐面的拓展帮助巨大。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个体,他们有自己个性化的思想与个性化的兴趣爱好,这就可以通过音乐欣赏课堂的多样化的音乐作品来提升学生的音乐兴趣,从而提升音乐欣赏有效性教学。比如领略不同民族风俗特色的音乐作品,欣赏国外优秀的音乐作品,甚至一些大型的交响音乐等等,通过多样化的音乐作品欣赏,让学生学习到不同音乐风格和不同国家的音乐作品,全面提高学生对音乐的鉴赏能力,也对音乐欣赏教育教学有效性起到重要作用。
音乐欣赏中情感体验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教师在教学中要深度挖掘学生情感,这也是学生审美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情感可以带动学生的音乐认识和审美理解。可以帮助学生走进音乐作品中,走进艺术家的心灵,走进音乐创造的世界中。另外在音乐欣赏课中,教师可以将学生喜闻乐见的流行音乐作品作为音乐欣赏的范本。流行音乐是学生喜欢的,他们喜欢流行音乐,喜欢流行乐的明星,教师可以将流行音乐作为活用教材的一个创新方式引入课堂中,以提高音乐欣赏教学的效果。
在音乐欣赏教学过程中,不仅要有教师的指导,同时还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保证音乐作品思想不变的基础上,让学生成为音乐欣赏的主要力量,主动积极主动的参与到音乐欣赏课程教学中来,展示自我良好的音乐欣赏能力和创造才能,使音乐欣赏课更有效果,为将来的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由于不同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政治目标不同,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也各不相同,即使同一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也因条件变化而变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探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以下简称高校“思政课”教学)常常因教学内容理论化、教学方式“本本”化等原因遭到高校学生的抵触和放弃,教学有效性无法得到充分保证。对此,学界高度重视并加以认真研究,尝试创新教学模式,突破原有教学方式,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创新改革。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社会化的作用可以让学生的思想品德获得提升,对他们的思想品德发展和塑造起到帮助和影响,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学所需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学生的社会化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会对社会环境产生作用。
高校“思政课”教学社会化,就是突破原有教学理论化的既有模式,从社会实践基础入手拓展高校“思政课”教学方式。这种社会化模式的构建显然是基于传统模式存在的既有弊端而产生的教学变革,是顺应时代发展和社会思潮变动的需要,有其现实必要性。
2.1 教学社会化模式契合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要求
高校“思政课”教学是帮助大学生树立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的重要教学活动,其在大学教学体系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如果在教学中单凭教师的理论说教,口号宣讲,根本无法满足大学生对其人生走向指引的教化需求。构建教学社会化模式,从现实社会的鲜活案例导入对人生哲理的理性思辨,将非常契合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内在要求,必然会获得大学生的青睐。
2.2 教学社会化模式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念变革
高校教学应该是以对学生进行启迪的地方,能够让他们和社会进行间接或直接的接触,感受社会,能够对社会、对未来有一个比较正确科学的规划和理性的认识。所以,传统教学的观念必须要进行改变,不以先进的教学模式来进行教学,教学理念是不会转变的。教学社会化模式恰恰顺应大学教学创新的时代需要,能很好地推进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论变革。而且,由于根植社会实践之上,这种理念变革更能紧跟时代发展需要。
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模式的构建是非常有必要的,他对学校创新教育提供了帮助,在构建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教师、社会、学校等多方要素进行构建融合,对教学社会化模式进行深入的研究,还需要从教学理念上进行转变,具体内容有以下一些。
3.1 整合社会化教学内容,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化教学是让学生成为可以立足于社会的人,能够对社会有作用有影响的人,所以教学的内容和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应该十分紧密。可是,目前的思想政治课内容比较偏向于理论,内容枯燥乏味,不能够让学生有兴趣去学习,更不要提深入的研究和了解,学生只会机械地背诵内容应付考试,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起到培养学生社会个性的目的,所以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使用更多社会化的实例来进行兴趣的提升,充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
3.2 改进教学方式,合理调用社会化教学资源
互联网在现在社会的应用广泛,对我们的社会和思想都带来了很大的改变,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带来了影响,在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中,可以使用这些先进技术来作为我们实现社会化构建的资源,提供丰富的社会信息,充实课堂。
3.3 转变教学模式,提升教学效率
以往的思想政治教学形式简单,教师负责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接收,学生缺乏主动性,单向的教学方式让思想政治教学效率低下,学生不能深刻地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因此需要对教学模式进行转变,提升学生的主动性,让教学效率发生质的改变。
3.4 提升教师的水平,强化社会化教学效果
思想政治教学的教师应该要有比较高的综合素养。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的视野要宽阔,能够对国内外的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成功实例进行了解,与本国的国情进行结合,对现有的教学进行改革。教师需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能够贯彻教学的宗旨,积极投身于引导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当中,让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教学效果获得提升。
总而言之,高校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需要的时间比较长,过程也是比较艰辛,因此除了教师之外,学校、学生、社会等各方都应该要对思想政治教学社会化模式构建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了解,能够围绕该主题来进行各项支持和引导,教师在教学时,充分调用这些资源,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指导。在各层次、各途径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社会化、道德、法律、民族等等意识和能力的社会化进行教育,让他们通过实践懂得责任、义务、权利,能够行使和履行这些内容,成为对社会有影响的人。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探索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心理素质在人的成长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当前素质教育的大背景下,关注学生全面发展,关注学生个性的形成,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已成共识。就学校教育而言,学科教学是素质教育的主要渠道。所以,在政治学科教学中要依托学科优势和特点,要从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依托学科知识的特点、设计开放性习题、科学评价等途径,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
关键词:政治学科 心理素质 学生 心理素质
心理素质在学生成长中具有动力作用,在人生观、世界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学科教学是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因此,我利用政治学科思想引领的优势,强化心理素质的培养,促进学生不断健康成长。
需要是个性积极性的内在源泉,它直接导致情绪的产生,也推动认识和意志的发展。马斯洛需要理论学说告诉我们:需要有五个层次,由低到高分别是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学生是正在成长的个体,有不同的需要。教学中只有满足学生的各种需要,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机。新课程理念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法,倡导有利于形成这三种学习方法的教学方法。
因此,我在教学中建立集体性教学模式,带领学生进行集体性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充分尊重学生的差异。这种学习方式是:根据水平相当的原则,在上课的班级以5至7人为小组单位,建立学习合作小组,将课桌摆成圆形或马蹄型,小组同学坐在一组。每节课,我都根据教学需要,组织5到10分钟的集体性学习。这样能充分发挥小组内每一个学生的才智和优势,同时也关注被忽视学生的积极性,给他们创造一个小组内展示的平台,以满足学生尊重的需要,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促动每个学生的发展。
在人的心理现象中,个性是重要的一部分。个性心理倾向性系统代表人的活动动力,主要包括理想、信念、人生观、价值观等。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对一个人的成长成才十分必要。
高中政治新课标充分体现了德育课程的特有性质。无论是“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生活与哲学”,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常识”“经济学常识”“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科学思维常识”“生活中的法律常识”“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等内容,都与学生的心理需要、人生观、价值观紧密相联。新课程理念强调,树立“学生为本”的素质教育价值观,而政治新课标中在注重学科知识传授的同时注重人文教育,力求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来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奠定学生终身发展的思想政治基础,培养出一个完整的、和谐的人,具有良好个性,也就是说思想政治课教学能直接培养学生的心理动力。
通过对思想政治课教学,使学生更加注重自己对精神世界的的追求,加深对人生命运的关怀、体验和思考,从而也提升了人文精神的养成。学生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点滴积累和渐渐形成又整合为一个人的人文素养,人文素养反过来也主要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
兴趣是人对认识和活动的需要的情绪表现,是积极探究事物的认识倾向,是人的重要的个性心理,在人的学习中起着动力和引领的作用。在教学中,我利用政治课的学科特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新课程理念下,思想政治课着眼于学生的发展需求,内立足于现实,以生活为基础,经济学、哲学、政治学等部分都把理论融入到生活题材之中,把学科知识与生活的密切地结合起来,更易于为学生所接受和认同。这种融知识性和实践性为一体的学科知识体系,如果老师单纯讲授,学生并不能有强烈的感受,我针对这种情况采用开放性思考问题引导学生思考学习。开放性问题,往往答案不固定或条件不具备,是激励学生创造精神、创造思维的工具,能够引起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学习兴趣。开放性问题能引导学生从多角度地观察社会,参与社会生活,提高自己的分析、评论、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因此,我常常给学生设计开放性试题。我努力改变教材和练习册上一些束缚学生思维的僵化的内容和按固定框框炮制的思考题、训练题,结合生活实际,把它们设计成开放性习题;而且我还结合生活把“案例分析”引入政治课堂教学,也就是依据教学目标、重点知识,精选案例。新课程标准关注学生的可持续发展,注重学生发展需求,强调学生要学会学习、还要有学会适应日常生活的能力,学会发展,学会做人。通过“案例”分析,使学生把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有效地培养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自我意识是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自我意识包括自我观察、自我体验和自我监控。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尊”“自信”“自卑”“自责”等都是自我意识的心理成分。对学生而言,在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中,教师的态度和评价对于学生的自我意识形成起到主导作用。因此,在政治课教学中,我采用适当的课堂评价方法,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识。
新课程理念强调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重视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也关注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教学评价上,一个好的评价可以检查出教学效果,反过来,一个不好的评价则会模糊教学效果,同时对学生个体还会产生成长性的影响。正确的、有针对性的教育评价应该是建立在理解学生、尊重学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我注重科学的评价方式。
在思想政治课教学中,我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一是非常注意自己的语言表达方式,抛弃大而虚华的评价方式;二是注重学生的自身感受,注重对学生的启迪和影响;三是在全面了解每位学生的基础上,追求评价的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用欣赏和赞美的语气评价学生,使学生体验到关注和期望,产生积极向上的渴望。同时,对学生的评价要进行及时的引导和调控,尤其是对自己评价过高或过低的学生,要科学引导,让前者看到自己尚有不足之处,让后者看到自己还有某些优势,使他们对自己的评价变得比较客观、全面,从而在各自的起点上都能得到提高和发展,并能与他人分享进步的喜悦。
【在政治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良好心理素质的探索】相关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告诉我们要正确处理规律客观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自然界,人的思维以及人类社会都在遵循着各自的规律发展,那么也就要求我们遵循客观规律去办事,一旦违反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相关论文。仅供大家参考!
生态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严重问题,造成的原因很多,其中根本性的原因是人的价值取向出现了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人将“动物性的需求”摆在了第一位,却降低了人的本质性需求。在此价值观支配下,人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满足人的物性需求,从而导致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思考生存问题,以寻求解除之道。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生态问题具有比较深刻而全面的思考,他们认为“生态文明建设不是项目问题、技术问题、资金问题,而是核心价值观问题,是人的灵魂问题。他们都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一场伟大的思想革命”[1]457,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做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生态意识是最大的生态资源,是避免生态灾难的重要因素。生态意识内含着生态责任、生态道德、生态有价、生态环保、生态安全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担负起价值观教育的重任,唤醒人们的生态意识,树立生态价值观。当务之急,就是要对人们的自然观、技术观和消费观进行教育。
(一)生态自然观教育
人们通常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资源只有被人开发才能实现其价值,这种自然观必然造成巨大的生态财富的丧失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演化为严重的生态危机。防治环境问题,关键在于扭转人定胜天的自然观,跳出自我中心主义,树立天人合一的自然观。福斯特号召开展一场生态价值和文化融为一体的生态道德革命,变“土地为商品的伦理观”为“人地共体的伦理观”。他认为“在未来的生态社会中自然和社区的地位必然处于资本积累之上;平等和正义处于个人贪婪之上,而民主则处于市场之上”[1]82。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要对扎根在人性深处的伦理道德进行教育,使人们树立生态有价,其价值远远高于使用价值的意识,对此应有长远的眼光。还要教育人们要以民主的、平等的、正义的价值观对待自然,而不是肆意掠夺自然。
(二)生态技术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既反对技术革新能够拯救环境、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的观点,也反对把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归结为技术进步、解决生态问题的出路就是放弃技术的观点。莱斯认为,是人们对科技合理性的“误解”造成了技术的非理性运用,“科学和技术的合理性是一种向社会进步输出合理性的完整的、独立的力量,换句话说,通过科学和技术进步来控制自然被理解为一种社会进步的方法”[2]49。技术的作用不在技术本身,而是其背后的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性质,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技术运用不可能遵循生态原则。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技术观启示思想政治教育要激发人们尤其是技术发明人员进行自我教育,逐步启发人性的自我训导,转变运用技术控制自然的价值观念,树立生态伦理的、道德的技术观;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要引导人们辩证、理性地看待技术,使技术运用遵循生态原则,并恰当使用技术来处理一些环境问题,预防技术异化,这样技术才能真正服务人。
(三)生态消费观教育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把批判的锋芒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消费领域,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经从马克思所说的经济危机转向了生态危机,揭示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与当代生态危机之间的内在联系。高兹认为,人们的消费观已从“够了就行”演变成“越多越好”,“代替‘够了就行’这种体验,提出了一种用利润尺度衡量工作成效的标准。成功不再是个人评价的事情,也不是一个‘生活品质’的问题,而是主要看所挣的钱和所积累的财富的多少。……效率就是标准,并且以此来衡量一个人的效能:更多比更少好,那些钱挣得更多的人比钱挣得更少的人好。”[3]113现代人越来越成为一个贪婪的、非理性的消费主义者,陷入了消费的泥潭,人们把消费了多少东西、消费得起多高档商品,作为评价自我价值的主要标准。其购买物不是以服务人的形式存在,而是以奴役人的力量存在。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努力追求精神需求。另外,要激发人们的反思力量,使反思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认识自我的真实需要、真实的幸福取向,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们处理好幸福、消费和生态之间的关系,才能解决“富贵病”“现代病”。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不仅拘泥于从哲学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和解决之道,还强调要从哲学价值观和制度维度的结合来分析生态问题,通过价值观和制度的双重变革来解决生态危机。同样,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需要发挥价值观教育的作用,还应在制度维度发挥作用。
(一)生态教育要坚持社会主义
社会改革应朝着超越工业文明社会、建立新型文明社会,也就是“生态文明社会”方向努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技术理性和经济理性有过激烈的批判,要求对现代性进行“治疗”,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处理生态问题的优势,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目前的社会主义并不满意,他们要求进入更加先进的社会主义,即生态社会主义,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的真正复活。思想政治教育在此应发挥作用,一是要对社会主义价值理念进行教育,变革现存高度集中的社会生产和管理模式,追求“生产性正义”,实现生产民主化。二是要对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进行教育,批判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稳态经济”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并非追求经济的零增长,排斥技术发展和生产,要人们回到原始的穷乡僻壤的环境中生活,而是为了经济发展遵循生态原则。我国放缓GDP增长速度,强调绿色GDP,进入经济新常态,显示了“稳态经济”模式的战略选择。
(二)生态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形式,强调以人为本,尤其关注穷人的利益,“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对经济的发展、生态学的态度是适度,而不是更多。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而不是以生产甚至环境为本,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求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这是我们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更高的道德进行斗争所要坚持的基本道义。”[4]42在社会主义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中国梦可以诠释为人民的梦,这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共通点。然而,现实中以人为本落实不够,其内涵也有待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在这方面要加强研究与宣传教育,笔者认为,以人为本最重要就是要以人的本质、人的一切社会关系为本。以人为本不是以某些人为本,而是要以现实的总体的人为本,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物的基本利益需求与社会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三)生态教育要坚持全球环保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强调,解决生态问题应该坚持“全球性的行动、全球性的思考”。他们希望各国共同努力实现“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把工业发达的各个国家的社会政策综合在一起的社会,其目标就是降低商品作为满足人的需要因素的重要性和最大程度减少个人平均能源和物质需求。大部分未来技术的发明都要有助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和同环境中积累的残存的工业废物做斗争”[5]112。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教育,在制定应对生态问题的政策时,不能只关注于本国,无论是寻找生态源头还是寻找生态药方都应该基于全球视野,加强与他国的交流与合作,借鉴发达国家解决生态问题的经验与技术。
必要时,还要帮助他国防治生态破坏,共享生态环保。更重要的一点是“转向较易于生存的社会,要想成为一种社会进步,必须将一系列相关政策,如逐步克服甚至在最富有的工业化国家也仍然存在的地方贫困,作为上述目标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很明显,由于不利因素,较易于生存的社会将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贫穷社会”[5]112。这就要制定一系列有利于维持这种社会的相关政策,以避免过度强调环保而使社会陷于落后贫穷。
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观与政策的教育上主要关注理论层面,思想支配行为,思想革命为的是实践革命,也只有落实到实践,思想革命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在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政策教育指导下,人的生活、生产实践也必将体现生态环保。
(一)生态生产实践
资本主义生产遵循资本逻辑,利润至上、多多益善、为生产而生产,这必然“死于过度”。思想政治教育要教育人们走以生态为导向的现代化之路,生产实践活动要遵循生态逻辑。这就要引导人们反思现实的生产与消费,追求“生产得更少,生活得更好”,“从创造性的、非异化的劳动而不是以广告为媒介的商品的无止境的消费中获得满足。这一看法将支持我们对目前由这些商品的浪费性的过度生产所造成的爆炸性的危机趋势的叙述,而过度生产这些商品的目的显然是要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6]488。所以,人们应以生态为导向组织正义性的、非异化的、合理适度的生产,实现生产人的尺度与自然界的尺度相统一,达到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这样才能保证在生态保持良好的同时促进社会生产进步。
(二)生态生活实践
“如何生活的问题”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认为的当今世界的最大问题,一定的生活方式是由一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而生活方式集中表现为消费方式,消费活动又是在相应的需求动机驱使下的,人的需求体现人的欲望。这要求人们提高驾驭欲望的能力,从人性深处扭转自身的变态欲望,实现人性的全面发展。教育人们消除消费等于幸福的异化生活方式,要求人们追求“较易于生存的社会”,打断“更多”与“更好”的关系,让“更少”与“更好”相结合,变“占有”式生活为“存在”式生活。这样才能使人们处理好劳动、需要、消费和幸福的关系,才能使我们的生活符合生态要求。
浏览量:3
下载量:0
时间:
摘要:股份制,已成为我国当前企业的一种重要的组织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进一步完善我国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方向。而改革与完善我国现代产权机制,必然会涉及公司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在现代企业产权机制下,会计内部控制机制有助于股份制公司的内部管理与控制,有助于公司健康发展,持续经营。但是当前我国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部控制机制中仍然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此展开一定探讨,并对股份制公司会计内控机制的未来完善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股份制公司 会计内部控制 现状 设想
一、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对股份制公司的作用
股份制公司在众公司类型里,所拥有的社会公众化程度最高。股份制公司的财务信息是一种“社会公共产品”。财务信息质量与会计内部控制紧密相关。会计内部控制是财务信息形成的基础与质量控制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股份制公司中,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存在着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股份制公司财务信息的有效披露。对此,应对股份公司的会计内控机制进行改革与完善,积极进行会计内部控制理念、内容、方式、程序等方面的创新,以提高财务信息的质量和真实性,有效保障财产安全,防止管理者经营决策失误。
会计内部控制机制对股份制公司而言,具有如下几种作用,详见表1-1。
二、当前我国股份制公司会计内部控制现状及其中的问题
(一)股份制公司的财务信息失真
财务信息多由股份制公司的财务行为决定。财务信息的失真也多是由于管理层偏颇的财务行为而产生的。在我国很多股份制公司中,管理层常会因经营管理中的特殊目的,而授意财务人员利用不恰当方法,隐瞒或者改变相关信息,以粉饰其经营业绩。当前很多股份制公司选择编制虚假财务信息或者利用不恰当会计方法在股市上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大肆“圈钱”。比如众人皆知的“银广夏”、“琼民源”等事件,皆为典型代表。“银广夏”案件中被查证的实际收入数额与利润数额与公司所出具的财务信息相比,有天壤之别。股份制公司利用不当方法使财务信息失真,不仅最终对公司本身不利,同时也带来了恶劣的社会声誉,甚至严重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股份制公司的信息沟通机制不畅
对股份制公司而言, 信息的透明度主要由经营透明度、财务透明度、公告透明度构成。但在现实情况中,股份制公司的信息沟通机制不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股份制公司内部对信息系统的建设重视程度不足,建设规划不够科学与合理,资金投入不足。其二,当前股份制公司的内部信息系统相对落后,无法适应电子商务,同时,股份制公司的内部信息沟通成本高昂、层次过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难以做到及时有效,使得股份制公司难以满足外部市场的需要。
(三)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控措施不完善
当前,我国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控措施尚不完善,很多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部控制机制残缺不全,甚至零散、片面,系统性与科学性无从保证。此外,我国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控机制在制度层面还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过于简单,缺乏指导性和可操作性。在实际执行中容易导致理解的多样性。再者,财务报告的真实性缺少保障机制,对经济业务的数据分析也不够具体和深入。目前,我国政府对股份制公司的监管越发严格。使股份制公司在面临着较大的监管压力的同时,常常有粉饰财务报表和调整收入的冲动。不仅给公司的未来运营带来隐患,同时也给股东与政府等利益相关者带来未知损失。
(四)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控监督机制相对薄弱
公司的内部审计监督,是一种自我独立评价活动。在我国当前的股份制公司中,会计内控监督机制相对薄弱,尚不健全。由于监察、审计部门通常具有同一隶属关系,执行监督与薪酬体系,以及业绩评价等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不仅使得内部审计监督流于形式,而且其独立性被大大减弱,内部审计监督的作用无法实际发挥。同时,我国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控监督机制没有与公司实际绩效考核挂钩,使得实际调查处理时存在难度。另外,公司总部对下属子公司的审计监察多是集中于财务检查,忽略了对会计内控机制的检查与评价。
二、完善股份制公司会计内部控制的未来设想
(一)培养管理者和相关人员的会计内控意识
会计内控机制的执行状况与管理者和相关人员的重视程度密切相关。股份制公司管理者的会计内控意识与行为是该机制有效执行的关键。然而当前,我国股份制公司管理者与相关人员对会计内控机制的重视程度并不高,管理者在决策中存在着较大的随意性,甚至存在与内部监管人员相互串通的现象。因此,在当前阶段,加强我国股份制公司管理者以及财务等相关人员关于会计内控机制的意识与重视程度,显得尤为重要。
(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股份制公司会计内部控制机制的良好运行,离不开完善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因为合理、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能够发挥其固有的相互制约、相互牵制、相互监督的功能。笔者认为,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途径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加强对股份制公司监事会的管理,加强其作用的发挥。这是强化股份制公司会计内控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项组成部分;其二,调整股份制公司董事会结构,建立独立且完善的董事会制度;其三,进一步改革与完善股份制公司国有资产管理机制,实行“两级管理”模式,使“管资产”和“管人”、“管事”相结合。这不仅是“十六大”的要求,同时也有利于规范股份公司行为,加强股东监管,有效避免“内部人控制”,从而有助于增强股份制公司资产重组的可操作性、灵活性与时效性。
(三)强化股份制公司的信息披露机制
加强股份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不仅是我国政府对股份公司的一项要求,同时也是股份公司会计内控机制的一项主要内容。当前,我国股份公司的会计内控机制尚不完善,信息披露现状也不容乐观。针对该现状与特点,笔者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对股份制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无论是披露内容还是披露形式,监管部门都应做出明确的统一规定,以减少股份公司信息披露中的“盲点”,最终使利益相关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得以降低。通过加强对股份制公司的信息披露要求,促进股份制公司加强对会计内控机制的重视程度,真正意识到会计内控机制的重要性。
(四)加强股份制公司内部审计监督职能
股份制公司加强对会计内控机制的审计与监督,不仅是其加强内部管理的自我要求和会计内控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屈于外部信息需求者压力的一种行为。在股份制公司会计内控机制的监督过程中,内部控制自我评估、内部审计以及内部控制的外部评价等都共同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若要加强审计的作用, 应先提高其地位。因此,股份制公司在设置审计部门时,应将其职能设置的略高于其他部门。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股份公司内部审计的权威性与独立性,以及审计结果的客观性。另外,股份公司应将审计监督工作的主要职能由原有的查找舞弊,转移至对公司的管理情况进行评价与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管理建议。
(五)建立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部信息质量控制机制
股份制公司的会计内部信息质量控制机制通常由三部分组成,即股份制公司内控机制、证券监管部门的监督与管理、注册会计师控制。通过三方正常履行其职能,以及彼此间相互制约,以保证股份制公司的会计信息质量。股份公司的会计内控机制,通常由公司的各内部相关部门构成,经过内部审计部门、财务部门、各经营管理部门,以及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的共同活动实现内部控制。另外,若要整体上保证会计信息的质量,还应将股份公司的财务管理部门与会计部门分立,设置专人分别领导与管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岗位细分,使不相容职务相分离。比如,会计部门应由董事会领导,财务管理部门可由总经理领导。同时,作为会计信息供给的主体,会计人员由董事会进行任命,面对管理人员的不合理要求,会计人员有权拒绝,以有效避免管理人员的舞弊行为。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发展的一项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内容。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吸引企业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
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我国小城镇建设中的几个关键问题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参考:
【内容提要】由于小城镇建设是复杂、系统、长远的社会性工程,所以,应当对其中一些内在的并互为联系的问题有明确的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有:小城镇建设的根本性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小城镇建设的普及性与重点性,承担小城镇建设的主体性组织和商业性组织,小城镇中的主导性产业与多样性产业问题,实现人口向小城镇聚集与适宜的政策,等等。对以上问题如能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并正确处理,我国的小城镇建设就会有大的发展,城镇化步伐就会大大加快。
【关 键 词】小城镇建设/人口/产业/政策
【论文正文】
我国小城镇建设中的几个关键问题
目前,作为有战略意义的小城镇建设,已经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全国各地的小城镇建设日渐升温,其成果也日益明显。但是,小城镇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长远的社会性大工程,仅仅凭热情和勇气是不够的。我认为,要高质量地建设我国的小城镇,使这项千秋大业健康发展,尽快实现农村城市化的大目标,那么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各级相关领导,就必须对以下几个关键问题具有正确的认识。
目标决定方向,只有目标清楚,才能产生良好的思路和正确有效的措施。这是搞好小城镇建设的首要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明确,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就缺少最基本的保证。
小城镇建设的目标有阶段性与根本性之分,二者绝对不能混淆,这必须有清醒和明确的认识。所谓目标的阶段性,是指在不同的基础条件下、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小城镇各有不同的建设与发展目标。比如,有的是完成旧镇改造任务,有的是搞好“几通一平”,有的是建设安居工程,还有的是抓好基础建设、解决绿化环卫问题,等等,这些都是小城镇建设阶段性的目标。这种阶段性的目标体现的是个性、特性与差异性,是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内容,也是比较容易明确和做到的事情。
目前,最重要的是明确小城镇建设的根本性目标,这是现在的薄弱环节。所谓小城镇建设的根本性目标,就是不管哪个小城镇,不管在什么时期,也不管处于什么建设阶段,都要把吸引农村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作为小城镇建设的根本性目标。这种根本性目标体现的是共性和普遍性。因为世界上公认的标准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是否实现了城市化,主要是看这个国家或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如果居住在城镇(即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0%,就算基本实现了城镇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也指出,小城镇“要适应经济发展较快的要求,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城镇建设水平,更多地吸纳农村人口”。所以说,小城镇建设的目的不是做“花瓶”、搞摆设,根本目的是集中人口居住,最大限度地吸引农民到这里安家落户,其他一切都是为此服务的。
从我国许多地方的实际情况看,现在有一些领导特别是不少小城镇的领导对此并不明确,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三个通病:重引进工商企业,轻吸纳居民;重工业区开发,轻生活区建设;重经济效益,轻镇区居民生活质量。因此,必须向相关领导特别是小城镇的领导进行宣传教育,使之明确小城镇建设的根本目标。各级领导所制定的一切政策,所采取的一切工作措施,都要围绕人口向小城镇集中这一目标服务。同时,各级领导对小城镇建设工作的部署、检查与考核,都应当以人口集中这一根本目标为中心。小城镇建设的根本目标明确了,这项工作就会沿着正确方向不断健康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普及性是重点性的基础,重点性是普及性的结果。我国和国外的现有大中城市,都是在小城镇的基础上选择发展起来的。同样,现在的一些小城镇将来也会发展成为大中城市,但是,更多的小城镇永远不能成为大中城市,有一些还必然会走向消亡。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要有选择地、重点地布局建设小城镇。
目前的小城镇设置确实颇多,具有很高的普及性。全国共有18000多个,山东省有1000多个,平均每个只有3万人左右。青岛市郊区不足1万平方公里,却有111处小城镇,平均人口只有3.5万人,而且现在都各自为政,每个小城镇都进行工业区、住宅区、商贸区、行政区规划,都进行交通、电力、文化教育、供水排污、医疗保健等基础设施建设。既然将来大部分小城镇不能发展成为人口居住集中的大中城市,那么,现在大家都按城市规划铺开摊子搞建设,既没有必要,又会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务浪费。在这种情况下,当前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工作就是要“控制普及性,突出重点性”。
从现实情况看,要在面上通过“撤镇建乡”,减少小城镇建制来控制普及性,阻力是比较大的,不容易做到,也没有必要这样做。可行的办法是,有选择地建设小城镇,就是在普及性的基础上突出重点性。基本的选择思路为:首先是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人口密度比较大的区域,可以按10万左右人口的规模来布局,人口密度小的区域可以再少一点。其次要选择那些区位优势好、经济实力强,对人口集中吸引力大,现有人口多的小城镇作为中心或重点城镇,集中精力进行建设。再次是要尽早把那些没有发展前途的小城镇合并到就近的强镇或重镇。如果暂时不合并,也不要铺开基础设施建设,不再上大的企业项目,防止造成更大的浪费。这样,把重点城镇突出起来了,再加上强有力的工作,小城镇就能健康发展,农村城市化的步伐就一定会大大加快。
基础设施建设是小城镇发展的一项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内容。有着良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吸引企业和人口向小城镇集中。但是,基础设施投资是要花大钱的。根据青岛市小城镇建设的实践,要建立一套比较完善的、供5万到10万人口生活的城镇基础设施,需要3亿元以上人民币。这么多的资金从哪里来?于是,有的小城镇继续沿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城市建设办法,投资口号是“人民城市人民建”,投资来源是“国家拨一点、企业拿一点、群众出一点”,结果很快没了后劲;也有的小城镇为筹资,违章提高土地出让价格、征收各种杂费,甚至违法集资,结果不仅不解决大问题,还带来若干负面影响;还有一些小城镇政府自恃经济实力强,对各种基础设施大包大揽,甚至直接投资建设楼堂馆所和商品批发市场等,但是当他们难以为继之时,却没有资格向银行借贷,结果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甚至使小城镇建设被迫搁浅。
以上这些做法之所以行不通,甚至走入死胡同,根本原因是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落后,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建设。要进入小城镇基础建设的柳暗花明之路,必须科学解决投资的主体性和商业性问题。正确的投资主体应主要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投资方式应主要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行政性的、无偿性的。小城镇的各类基础设施,包括各种商品批发零售市场、学校、幼儿园,甚至道路、供电、供水排污等等,都应该由企业来筹资建设。建成后,可出租、出卖,也可以自己经营或利用其他形式收回投资。不管是国家、集体还是个人,都可以参与投资,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真正把市场机制引入到小城镇建设中来,形成开放的多元化投资体制。小城镇政府的资金则集中用于确实无法实施商业化投资和经营的纯公共设施项目,如街道整修、公共场所照明、环境治理等等。这样做,小城镇建设的投资就会进入良性循环之路。
在明确了小城镇基础建设投资主体和投资方式的同时,还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向小城镇建设提供中长期贷款。具体可以参考城市建设开发的模式,大部分可以基础设施为抵押物向企业借贷,发挥国家商业化投资对小城镇建设发展的拉动作用。这样,企业性的投资主体将更有活力,商业性的投资方式将更有基础。
良好的主导产业不仅有利于吸纳聚集农村人口,形成小城镇发展的雄厚财力基础,而且它是决定小城镇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方向、使小城镇更有生命力和延续性的重要条件。著名的江西景德镇和贵州茅台镇,就是因为有“瓷”和“酒”为主导产业,其镇才得以长久延续并名闻天下。但是,从全国的小城镇看,大部分没有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往往是你有我有他也有,同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这些产业很不牢靠,随时都有被市场淘汰的可能。这样的小城镇,一般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现在要重视的是,一方面,在选择重点发展的小城镇的时候,要考虑有主导产业基础,而且其产业有生命力、有良好的延续发展前途,这样的小城镇才有可能在将来成为一个城市,达到我们建设小城镇的预期目的。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小城镇,尽早树立建造主导产业的强烈意识,充分挖掘和发挥当地的自然、经济、区位、地理、人文、技艺、资源等等优势,扬长避短,尽快选择和确立自己的主导产业。同时,还要帮助已经初步形成主导产业的小城镇,不断发展壮大,真正形成有广泛影响、规模大、质量高、效益好、带动性强的主导产业。
为了使小城镇与小城镇之间的主导产业不撞车,要注重产业的多样性,在更广的产业范围内进行选择。从我国的整体情况看,小城镇可选择确立的主导产业有以下一些类型:
一是基础农业型。主要是围绕农业产前产中产后进行系列服务,形成农产品的贸工农和产加销城镇;在平原地区和城市远郊农业为主的小城镇可着力向这方面发展。
二是工业主导型。城市近郊有工业基础,特别是已经形成拳头产品或形成工业集团规模的小城镇,应当以此为重点,培育主导产业。
三是商业贸易型。有自己特色商品资源的小城镇,可以通过建设或改善市场设施,拓宽交易范围,增大市场容量,发展成为区域性小商城。
四是旅游开发型。有名胜古迹、历史文化遗产或靠山靠海的小城镇,可加强吃、住、行、游、购、娱乐设施及软环境建设,形成休闲、度假、观光、购物的旅游型小城镇。
五是交通枢纽型。处于交通要道的小城镇,可凭借运输方便、信息快捷、流动人口多的优势,建设产品集散基地或运输量大的工商企业,并搞好三产配套,形成新型城镇。
六是海洋开发型。沿海的小城镇可围绕海字大做文章,诸如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加工等等,形成以海洋渔业为中心内容的主导产业。
七是资源采掘型。有矿藏资源的小城镇,应当尽快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以采掘为龙头,带动运输、加工工业共同发展,形成矿务小城镇。以上主导产业类型,仅仅举例而已,实际上大部分小城镇都可以依据各自的优势,形成不同特色的主导产业,关键是善于发掘、组织和利用。
目前,建制城镇的人口普遍偏少。青岛市郊区是我国比较发达的一个区域,小城镇建设起步也比较早,但现在居住在镇区的人口平均也不过6000多人,而且绝大多数是当地原有农民,外地迁入定居的很少,而且有的小城镇人口还呈减少趋势。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建制镇的平均人口不足3000人,许多所谓的镇根本名不副实。
小城镇的人口凝聚性差,主要是政策性原因。政策不对头,就不能吸引农民向小城镇转移集中。具体表现为:一是户籍障碍。没有户口好多事情很麻烦,而要迁移户口既有政策限制,又有各地不同的附加条件约束,诸如交纳增容费、落户费等。二是承包地与资产障碍。多数农村现行的办法是,凡户口迁移后,承包地就要收回,每个农民均有一份儿的集体财产更不能变现付给你。三是宅基地障碍。农民进入小城镇,等于放弃原来不花钱的宅基地,再花钱购买新宅基地,很多农民认为不划算。除此以外,更可怕的是领导意识障碍。一些小城镇的领导不懂人口集中能带来商机与活力,错误地认为是增加小城镇负担,从而对人口向小城镇集中采取限制行为。
增强人口凝聚性,关键在于政策要对头。为了使农村人口有效地向小城镇集中,实现农村城市化,应该尽快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大胆改革户籍制度。对大中城市以下,特别是小城镇,全面实行按属地和职业划分户口类别,以身份证为合法证件的自由迁移和登记有效政策。农民在任何一个小城镇,只要有固定住所,有比较稳定的职业,有生活来源,就要允许落户,并且在子女入托、入学、就业、参军、社会保障等方面,均享受原有城镇居民同等权利。
第二,改革农村集体财产拥有方式,允许农民将其拥有的已经量化的集体财产变现流动,或者保留其迁移户口后的分红权利。这实际上是维护农民自身劳动成果,充分调动农民积极性的一种改革措施。
第三,正确处理入镇农民与承包地的关系。如果农民有要求,就要保留其迁称户口后对土地的承包权利。这样,入镇农民就不会有后顾之忧,一旦在镇上的非农产业失败,可以照常有饭吃,入镇的积极性就会高涨,但是可以鼓励他们有偿转让承包地,把分散的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
第四,改革农民的宅基地使用办法。农民进入小城镇首先要解决住的问题,而宅基地是一种比较大的支出负担,这也阻碍了农民积极入镇。解决办法是,以县为单位,统一掌握使用部分农民住宅用地指标,允许入镇农民利用原有宅基地按一定折算标准置换城镇住宅用地,以减轻入镇农民这方面的压力,促使他们积极向城镇迁移。
第五,规范收费行为。入镇农民除了依法纳税外,不得向他们收取增容费、落户费等五花八门的费用,使农民轻装入镇,尽快地安居乐业。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以人为对象,解决人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问题,提高人们思想觉悟的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途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把握“时、度、效”,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同志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应“提高质量和水平,把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 思想政治教育是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部分,是其实现“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中要深刻领会习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切实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时、度、效。实际工作中,必须掌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因时而变,紧跟时势,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不断提升其工作质量和对学生的吸引力。
(1)创新教育内容,渗透时局意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感。
人是改造世界的唯一主体,社会的发展需要以人的发展为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是构建人意识形态的最重要手段,要保证社会的安稳、国家的繁荣,就必须利用好思想政治教育对人,特别是对作为民族未来的大学生的思想塑造作用。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将极大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飞跃。但是,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计算机和网络高度普及的今天,做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却并非易事。开放的舆论环境和信息环境让大学生们在接受主流思想教育的同时极易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纷繁多样的价值观和复杂的外部世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让对事物缺乏鉴别力的大学生感到困惑和茫然,一些思想糟粕甚至会毒害和腐化成长中的大学生。某些别有用心的境内外敌对势力经常借助大学生关注的社会事件散布谣言,在大学生中煽动反叛情绪。这些都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及时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及时、适时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强大学生对外围事物的鉴别能力,才能够提升他们对不良思想的抵抗力,敦促他们自觉学习和践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主流思想观念。
(2)转变教学方法,把握教育时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
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要及时,还要在教育方式上注重“时”机的运用。前者要求高校要紧跟时代,密切关注大学生群体的生活状态和思想动态;而后者则要求高校讲求教育方式,因地制宜、因“时”施教,不要局限于以往的教育模式,主动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施教时机。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成效不是孤立因素的作用结果,在教育过程中,高校要密切关注社会动态,紧密切合大学生的思想基础,以知识传授为教育的重要载体,以优质的校园文化感染大学生,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大学生。要有意识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大学生学习的各个环节中,挖掘不同学科的思想政治教育潜能,充实思想政治教育资料,从小处影响学生,从整体上引导学生,让他们主动、自觉地建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理念。
大学生思维活跃,对事物的包容能力强、理解速度快,这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同时,大学生性格开朗,思想活化,向往自由,反感被动的思想灌输,更倾向于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经验。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政府的喉舌,不是上方传声筒,它面对的是一个个鲜活的、有思想有感受的生命。它的实施离不开系统策略、科学的方法以及适当的时机。当下,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各种危机事件,都在极大地考验着大学生的思想觉悟和爱国情怀。当然,这些事件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最佳素材,德育工作者们应抓准时机,积极开展爱国主义,坚定大学生爱国思想。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大学生难免会对主流价值观产生动摇,感到茫然。这时候,思想政治教育对他们而言就如同久旱后的甘霖,黑暗处的一盏明灯,适时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具针对性,也最易于出成效。思想政治教育的平台不只有理论课和班会,还有微博、微信、校园宣传栏等新旧载体,在多样化的宣传、沟通平台的帮助下,高校更容易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并及时作出反应,从而在第一时间帮助学生、服务学生。
(1)从理论与战略的高度理解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
很多高校德育工作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性理解不够,对思政工作的意义与价值缺乏清楚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高度的把握,导致他们不能够从大局出发,难以以开阔的思维和宏观的视野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德育工作者们必须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站在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的高度理性地看待思政工作。唯其如此,他们才有可能对我国现下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关系作出客观的分析,才能够以历史的视角、辨证的眼光去审视自身工作中的各类困难险阻,才有可能深刻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很多人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教育主体的理论水平要求不高,工作内容就是为学生们处理日常的琐碎小事,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自然能做好。实际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启迪思想、疏导情感,其本身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加上大学生数量众多,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想要真正地服务好每个学生并非易事,故每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都应当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只有立足理论,从理论的高度出发,才能够做到厚积薄发、与时俱进,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2)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适度原则。
思想政治教育如果做不到恰到好处的“适度”,就不可能具有感染学生的吸引力,太过激进或者保守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和工作方式都会伤害到教育本身的公信度和权威性。党的十八提出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极具指导意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下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就是帮助大学生建立和稳固核心价值观。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既不能脱离实际地搞形式主义,也不能放松对学生的宣传思想工作,任其放任自由,必须做到有理有据、适当适度。
对此,应提起注意,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科学处理实与虚、大与小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一方面,要积极开展对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内容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关心学生的学习情况和生活实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融入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和道德行为规范等层面的教育内容。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要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既要引导学生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也要有意识地培养他们待人接物、自主学习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以人为本,尊重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所谓“效”,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效率与效果。
如果大学生认同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能够自觉践行教育中的内容,我们就可以认为它是有“效”的。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之“效”,必须要尊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以包容的心态、规范的方式对他们施以思想引导。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基本思想和行动原则,尊重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以引导与渗透相结合的方式促进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不断自我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填鸭式的说教,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老师说、学生听的机械活动,它是一个引导与启迪的“化学”过程。当代大学生主体意识强烈,渴望他人的理解、尊重和赞赏。高校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应当尊重这一客观事实,以事实为前提和基础,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输的有效性。同时,要注意教育细节,尊重不同学生的特点与个性,加强与学生的交流互动,带动他们积极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来,变被动为主动,不断提升教育成效。具体来说,要加强班级建设,突出社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作用,积极组织各种学生喜闻乐见的文体活动,以活动为依托增强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他们的思想水平和行动能力。
(2)规范引导,包容并蓄,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动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解决大学生的思想问题。
所谓“规范引导”,就是在借助思想政治教育解决学生思想问题的过程中始终以坚持主流意识形态为原则,用科学的指导思想、合理的引导方式帮助大学生提升思想素质。要将主流意识形态与大学生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主流意识形态的观点去解答学生在学习、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思想困惑。大学生的思想问题多种多样,其中不乏高层次的信仰问题,但更多的是对现实生活的质疑、愤怒和不满。比如对学校教育、管理方式的不满,对社会现实的忧虑,对自己未来职业道路的困惑,当然还有一些是他们私人生活领域中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学生的健康成长,若不施以正确的引导,轻则影响他们的个人的生活,严重的甚至会造成他们对政府、对人生的仇视,继而引发社会悲剧。同时,还要以理解和包容的心态去看待持不同立场与信仰的学生,真诚地服务于他们,切实解决他们在学习、生活中的各类难题。
让学生们在一种充满关爱的环境中接受教育、受到感染,继而对学校和思想政治工作者产生亲切与敬重之感。只有以实际行动感化学生才能够让他们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产生认同感。只有主动接近学生、与他们保持亲切的互动和热情的交往才有可能向他们传播正能量。同时,也只有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才有可能跟上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和教育客体的变更。思想政治教育不是被动的防范和堵截,它更应该是一种主动的建设,为学生办实事就是为建设稳固根基、添砖加瓦,它不但能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更有利于整个校园、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需要长期坚持、系统开展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坚持对“时、度、效”的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包容的态度、创新的内容、科学的方法和战略性的眼光引导学生,启迪学生,促进其全面健康成长。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
行使监督职责的新闻报道尤其需要多样化的新闻来源和可靠的财力支持。随着平面媒体的衰落,尽管报纸杂志不会很快从印刷业或互联网消失,但它们的报道人员将大幅减少。与此同时,互联网使收集和传播新闻的方式得以更新,这使得新闻业形成一个新的生态系统。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新闻传播专业论文范文:潜心探究营造良好新闻生态。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 新闻报道是公众了解社会情况的重要媒介。通过提高新闻报道水平,可以增强相关信息公开透明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因此,做好新闻报道工作就成为当下社会各方面重点关注项目之一。本文指出了当下我国新闻报道工作中所存在的问题,并针对相关情况,提出了相关新闻报道工作改进策略,供相关专业人士探讨和研究。
关键词:新闻报道;基层;社会新闻;新闻工作
新闻报道由于其行业敏感性,因此其一直以来都是我国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建设重点领域。通过及时、准确、公正的新闻报道,可以使全体社会成员充分了解国家发展情况,促使社会舆论向积极方向前进。而近几年随着网络的快速发展,网络社交平台、网络媒体不断出现,使得新闻报道形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因此如何提升新闻报道工作水平就成为了当下新闻行业热点领域。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新闻报道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因此采取了相应引导和管理措施。通过一系列措施,使得我国新闻报道工作得到极大发展,新闻报道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导大众舆论、宣传国家政策作用。但是近几年,新闻报道失实问题却在屡次出现,这些新闻失实新闻报道不但使公众难以了解事实真相,而且也损害了新闻行业信誉,阻碍了新闻行业发展。当下新闻报道工作中所存在问题主要包括: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水平不一、缺少调查核实、主观臆断影响。
1.1从业人员的专业水平不一
随着近几年网络新闻不断发展,使得新闻报道方式变得更加多样。越来越多人加入到新闻记者行列,甚至普通人用自己身边手机就可以报道相关新闻。这无疑增加了新闻取材的广泛性。但是同时,随着新闻报道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从业人员专业水平也开始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情况。很多新闻报道人员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学习就匆匆上岗,非新闻专业人员也开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就使得新闻报道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导致一些失实报道出现。虽然绝大多数传统媒体新闻报道都有着严格保证,但是随着网络新闻媒介进一步发展壮大,这一情况将更为明显。
1.2缺少调查核实
保证新闻真实性是进行新闻报道最基本要求,也是新闻报道人员职业道德体现。一直以来,由于我国新闻管理体系监督,使得政治、经济等领域新闻在报道时都经过了反复核实,保证了真实性。但是近几年,在科技、民生等领域新闻报道却出现新闻失实情况。这一情况主要原因是新闻工作者为了抢占先机,未对新闻真实性进行核实就进行报道。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就曾在公开场合指出:一些媒体在未经核实情况下,就对其企业负面新闻进行报道和转载,从而对企业产生了严重负面影响。缺少核实调查会直接导致新闻报道失实,从而对大众舆论产生影响,阻碍了新闻行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1.3主观臆断影响
客观性同样是新闻报道基本要求之一。记者在进行报道时,必须保证立场公正,从而使公众可以了解事实真相。虽然作为新闻报道人员作为一个自然人,其在报道时难以达到完全理性客观,但是必须要将相应影响保持在合理范围之内。然而,由于近几年一些社会因素影响,使得一些新闻报道掺杂了较多报道人员个人感情色彩,并且有些新闻在一开始报道时,可以明显看出相关报道人员受其他新闻影响,对新闻事件断章取义,添加了自身主观臆断成分,掩盖了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从而影响了新闻报道质量。
随着上文所提到的新闻报道问题不断在实际生活中出现,使得如何提升报道质量、加强媒体建设就成为了时下新闻行业关注热点。根据“十二五”规划,新闻工作依然是未来国家重点关注领域之一。因此,广大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媒体也开始逐渐认识到相关问题,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提升和改进新闻报道质量。新闻报道工作改进策略主要包括:加强理论学习、深入基层调查、强化新闻监管。
2.1加强理论学习
理论学习是很多工作得以顺利开展的基本保证,对于新闻报道工作来说亦是如此。相关新闻企业需要定期组织其下新闻工作人员进行理论学习,使新闻工作者可以掌握和强化新闻报道工作相应知识,从而使其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提升报道质量和报道水平。同时,也使新闻工作者可以对新闻报道意义和社会影响有着更深认识,在进行新闻报道时可以以客观立场,全面、如实地进行新闻报道。新闻工作人员自身也需要加强学习,因为随着信息化社会不断推进,越来越多新闻报道需要新闻工作者具有丰富知识储备,而这就需要广大新闻工作者在平时积极吸收更多知识,提升自身专业水平。
2.2深入基层调查
深入基层调查、了解事实真相是进行新闻报道的基本方法。只有通过深入走访、进入实地才能使新闻工作者充分了解实际情况,从根本上保证新闻报道真实性。具有近40年新闻工作经验的《平顶山日报》新闻工作者王长河就指出:新闻报道需要深入实地,尤其是对一些基层新闻,更需要相关人员在进行报道时,需要与当事人进行接触,通过大量走访调查,综合各方面资料后才做出相应报道。通过深入基层调查,新闻工作者可以有机会直面事实真相,同时在深入基层调查过程中,也可以对新闻稿作者综合能力进行有效锻炼,从而进一步提升其业务水平,提升新闻报道质量。
2.3强化新闻监管
我国很早就认识到新闻工作对于社会发展影响,因此很早就开始了相应监管工作,通过监管工作,实现了新闻行业健康发展,使其发挥新闻工作应有作用。但是随着新闻报道方式不断变化,尤其是网络新闻不断发展,使得其有时会落后于新闻行业发展,从而导致新闻报道事故出现。因此,针对这种局面,相关管理部门需要及时了解行业发展情况,加强相关法律和政策制定情况,规范和加强新闻发布流程。同时,相关部门还需要加强信息化建设,针对当下新闻报道特点,通过有效的技术手段,保证新闻报道真实性。目前随着国家投入不断加大,相关建设工作已得到极大推广。
在未来,随着我国社会结构变化,加之经济结构转型,使得更多经济、政治、科技等新闻事件发生将变得更加频繁,因此新闻报道工作的重要性将更加凸显。新闻媒体在对新闻事件进行报道时,要始终保持真实性和客观性,营造良好的新闻生态。通过提升我国新闻报道工作水平,不但可以有效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促进社会和谐,同时也可以维护我国国际形象,提升国际地位,最终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目标。
浏览量:2
下载量:0
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