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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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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杜甫是“诗圣”,也是“情圣”,其诗作总是饱含着自己浓厚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对国家社稷的关心,也有对百姓的忧虑,既有儿女情长的真性情,也有胸怀千古的英雄志。而这些意蕴在他所作有关眼泪的诗作中表现的淋漓尽致。因此本文拟从这个角度,以他的五首诗为例分析杜甫诗作的内在情怀。
关键词:社稷泪;黎元泪;儿女泪;英雄泪;
论文正文:
浅谈杜甫“眼泪”诗作的情感意蕴
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歌是可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一文称杜甫为“情圣”①。因为他对国家、对民众、对亲人、对朋友之“情”,无往而不笃实淳厚,诚可谓千古一人。情至深处,泪水滂沱。面对战乱的国家,诗人洒下社稷之泪;感慨未酬的壮志,诗人洒下英雄之泪;思念离散的亲人,诗人洒下儿女之泪;叹息穷苦的百姓,诗人抛洒黎元之泪。伤心会“感时花见泪,恨别鸟惊心”(《春望》)②;高兴则“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泪水看似轻弹,但实则重似泰山。从其“泪”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窥见到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貌似柔弱的阳刚与坚韧,细腻中的宽容与豪情,平凡中的博爱与伟大。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西阁口号》),杜甫关注时局、关心社稷,念念不忘祖国兴亡,时时忧虑祖国前途命运,为救国家社稷而抛洒血泪。“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哭是无声的,因其无声,能哽咽在胸,痛苦更为难当。这既有对国破家亡的深切巨恸,也流露了对蒙难君王的伤悼,还含对世事沧桑变换的感慨。兵荒马乱之际,人心惶惶,自身安危难以担保,何况还被叛军俘虏过?逃命尚且来不及,诗人却仍然要去哭去行。这是怎样的一颗赤胆忠心?这是怎样一种心系国家关心社稷的赤子情怀?杜甫在心灵中就坚守着这样一份执着。情深情长,凄切哀悯,蕴涵无穷,令人肝肠寸断。《北征》不仅形象再现“乾坤疮演”的凋蔽景象、“呻吟更流血”的苦难现实,更是反映国家残破不堪、关心祖国命运的忧虑。
大历三年(768),年已五十八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远眺,本应豪情壮志,意气风发,但一个人垂暮之年登楼,年轻时的抱负不仅没实现,且“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一个人背负那么多痛苦与不幸,哀怜自己,埋怨上天,痛恨统治者尚且怕来不及,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生活异常窘困的诗人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的不幸遭遇上,孤零无助的衰翁关注的却不是他自己,放不下的也不是他自己,而是“关山北”,而是国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并为国家多难而叹息,“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古往今来,有几人能做到?“诗圣”并非虚名啊!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虽然自己尚在穷困中,却不忘关心别人,这就是杜甫的古道热肠。他不仅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其一),“药许邻人斫”(《正月三日归溪上……》),“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此外,他还劝告别人也如此:“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又呈吴郎》)。他设身处地,将心比心,想人之所想,忧人之所忧,倾注真情。由老妇人困苦不堪、一贫如洗,诗人放眼天下黎民百姓,他们都“已诉征求贫到骨”,更是杜甫关怀民生忧心如焚的悲悯情怀的流露。“正思戎马泪盈巾”,杜甫的伟大在于兵荒马乱年代,他连自身的生活保障都没有,还能设身处地替别人着想,还能由一个扑枣的穷寡妇,联想到整个国家大局,特别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百姓,以至流泪,正如他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写的一样“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儿女泪诗人关心社稷,担忧民生疾苦。那对待妻儿,诗人又是一番怎样的情怀?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诗人虽然被俘长安,失掉自由、处境危险,然而他却仍记挂着妻子,想着妻子对自己的处境如何心焦。虽说夫妻情深,相互惦念,但更多的应该是诗人对家人的关爱,对妻子的怜惜。看月思人,想着妻子虽有儿女在旁,但“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小儿女世事未谙,他们以为母亲看月,是在欣赏自然风光,哪里懂得是在挂怀他们远在长安生死未卜的父亲啊!诗人可怜妻子的孤独、凄然,心中充满了辛酸,交织着忧虑与惊恐,对妻子的一片深情跃然纸上。
由“独看”,回想往日“同看”的美妙,安史之乱以前,作者困处长安达十年之久,曾和妻子一同忍饥受寒,也一同观赏长安的明月;长安沦陷,一家人逃难羌村,与妻子“同看”鄜州之月,共“忆长安”,那时虽然百感交集、不胜辛酸,但尚有自己为妻子分忧;如今呢,妻子“独看”鄜州之月而“忆长安”,“遥怜”小儿女们天真幼稚,只能增加她的负担,哪能为她分忧啊!诗人想象妻子独自看月,雾湿云鬟,月寒玉臂。望月愈久而忆念愈深,甚至会担心自己是否还活着,一定会泪流满面?其实这也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当他想到妻子忧心忡忡,夜深不寐的时候,也早已泪湿双颊。于是盼望将来能够早日“同看”:“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对妻子不尽的关心与爱怜怎不让人动容?“双照”而泪痕始干,则“独看”而泪痕不干,也就意在言外了。儿女情长,夫妻情深。满怀爱国情,报国志的人,心中也有这么柔软的地方,实乃有情有义真英雄。
爱怜家人,关心邻人,心怀社稷,对自己呢?
上元元年(760)春,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追慕先贤。诸葛亮这样一位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曾使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为国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踌躇满志却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长使英雄泪满襟”。
诗人是在哭诸葛亮,更是哭自己。周汝昌先生说“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杜甫心怀英雄之志,然而一直无法施展。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毕竟曾经有人那么赏识他,刘备心甘情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统一国家之策,造成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然而诗人虽“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隔叶黄鹂空好音”,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至此依然未有建树。武侯祠内鸟鸣草绿,自然界的春天已然来临,可是,属于诗人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此情此景,他怎能不伤心流泪?怀古正是因为伤今。
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忧心如焚。诸葛亮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也渴望能有他那样的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然而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拥有的只是泪水,为国家,为自己,也为千古失意的英雄。这种一事无成的悲感时时困扰着诗人:“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三首》)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的夏秋之间,当时淫雨不止,“雨中百草秋烂死”,面对如此环境恶劣,诗人不禁为担忧决明花之命运而潸然泪下。其实诗人也为自己流泪:在恶浊的世风里,诗人空有满腹经纶,空怀济世之才,更空空愁白了满头的乌发。还有什么比才士坐老更让人伤心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但是,这哭是发自内心的,泪是带血的。正是在“哭”中我们看到了杜甫丰富的情感意蕴,看到了他善良的天性,看到他对苍生万物满怀的深情,对社会不公充满的激愤,对国家安危的万分忧虑,将此汇于笔倾洒于天地,成就一代“诗圣”,更成就了一代“情圣”。
① 夏晓虹.梁启超文选下〔M〕P42.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
②文中所选杜甫诗歌,参见〔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参考文献:
〔1〕贺 严.论杜甫性格与其诗歌创作[J].杜甫研究学刊,2007(1).
〔2〕萧涤非.唐诗鉴赏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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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重阳节。重阳节作为一个相当重要的传统节日,在唐诗中多有提及。但是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重阳节失去了应有的文化传承。浅析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以彰显其特有的文化传承。
关键词:重阳节;民俗;登高;菊花
农历九月初九,是中华民族一个重要的节日,为传统的重阳节。九月初九,日与月皆逢九,是双九,故曰"重九",同时又是两个阳数在一起,故称"重阳",所以这一天为重阳日。九九重阳,因为"九九"与"久久"同音,所以有长久、长寿之意,因此重阳寓意深远。
重阳节也被称为"登高节",因为重阳节最重要的节俗之一就是登高,重阳节的传说最早见于魏晋南北朝的文献记载中,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南朝吴均所作的《续齐谐记》说:"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累年。长房谓曰:‘九月九日,汝家中当有灾厄,宜急去,令家人各做绛囊,可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景如言,齐家登高。夕还,见鸡犬牛羊暴死。长房谓之曰:‘此可带也’。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由于这个传说,后来人们在重阳这一天都会登高避灾,以保平安健康。由此可见重阳节最初只是为了避邪和长寿。唐代国力的强盛和经济的繁荣为节日游乐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后盾,也使民众的心态渐渐变得欢乐而有信心。重阳节真正从迷信禁忌中解放出来,变成纯粹的玩赏游乐的节日,是在唐代完成的。
唐代时期,重阳节被定为正式节日。从此以后,全国上下一起庆祝重阳节,因而唐代文人墨客们留下了许多关于重阳节的诗词,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检索《全唐诗》可知重阳诗有三百六十余首,在历代重阳诗中所占篇幅最多,重阳诗作在唐代达到了顶峰。明清时期,重阳节的风俗依旧盛行。近代,重阳节已渐渐游离在人们的生活之外,人们关于重阳节的习俗、文化内涵所知甚少。从上文所述的《续齐谐记》的传说我们可知,最初登高只是为了避邪,保平安。重阳节时,人们来山上登高,但不少地方是平原地带,周围没有山,那怎么开展登高活动呢?好多地方有塔,不仅高出地面,而且比一般的建筑物都高,因此塔就成了理想的登高场所。只要找到比较高的地方,登临一番,意思也就到了。为什么人们一定要登高呢?笔者认为除了有避祸消灾之外,应该还有步步高升的意思吧!正所谓一句俗语: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另外,登高也有长寿的意思,所以备受老年人的青睐。人们登高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王昌龄的《九日登高》:"青山远近带皇州,霁景重阳上北楼。雨歇亭皋仙菊润,霜飞天苑御梨秋。茱萸插鬓花宜寿,翡翠横钗舞作愁。漫说陶潜篱下醉,何曾得见此风流。"诗人为我们展现了一副恬淡优美的画面,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美感。时逢重阳佳节,人们约来亲朋好友登高,举酒赏景畅谈,略有一番情趣,而文人雅士不仅饮酒赏景,还要赋诗,为节日增添了不少乐趣。登高不仅可以饱尝异地风光,尽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感,同时还可以抒发心志,放松身心,排遣郁闷。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只体现了重阳诗特有的文化内涵之一,重阳诗作为重阳节特有的文化载体,将重阳文化历代传承。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已将重阳节遗忘,在今天人们只是将重阳节作为敬老节,而登高、赏菊、佩戴茱萸、吃重阳糕这些重阳习俗早已归于灭亡。记得海上先生在《中国人的岁时文化》中的一句话"在今天大力提倡文化为产业的趋势下,我们对传统节日的记忆已经衰弱,实在难以强调中国人自己节日的意义,只是问问内心世界,我们真的一点也不愿意返璞归真,从传统节日吸取有益于自然生命的成分,借自然时序的更替瞬间,去感悟天地之间的野趣吗?"
要想使重阳节更好地传承,我们就要充分挖掘重阳节的文化内涵,了解重阳节习俗,让其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才不至于让重阳节流于空洞。首先我们要保留和宣扬重阳节的文化习俗,在重阳节,人们举行登山等比赛,鼓励人们到户外运动,这不仅起到了传承节日的作用,还可以锻炼身体。时逢重阳佳节,要吃重阳糕、饮菊花酒、佩戴茱萸等,让这些活动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以很好地保护并传承重阳佳节。其次,要将有关重阳节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歌谣广泛传颂,要提升人们对重阳节的关注和了解,这样也能很好地复原和实践重阳节习俗。
总之,我们要秉承重阳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折射出来的至崇理念和人文精神同新时代紧密结合,才能构建和谐美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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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杜甫《登高》生命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在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入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构成杜诗境界的博大宏深。
夔州,是杜甫晚年“飘泊西南”时的四个重点生活地之一。诗人在这里虽然生活了不到三年的时间,但在创作上却形成了一次“最后的高潮”。而著名的《登高》川一诗,即为杜甫写于是时是地。该诗与杜甫的其它登览诗一样,即将对个体生命的忧患意识融人到由深沉的社会历史感、宏大的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之中,并使之成为了他晚年生命的无助与悲哀的一种标志。
当时的情况是,安史之乱虽已平息,但地方军阀又乘时而起,相互争夺地盘,社会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杜甫只得继续“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其一》),并在“何日是归年”(《绝句·其二》)的叹息声中苦苦挣扎。在漂泊之中,诗人仍心系“万方多难”的祖国—“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泅流”(《登岳阳楼》)。这个时期,诗人在长安所特有的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垂丈二十二韵》)的政治抱负,早已彻底破灭,因此只能面对苍天来表白自己“济世敢爱死,寂寞壮士惊”(《岁暮》)的志向,抒发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悲,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和历史的盛衰起伏紧密地结合起来,把自己忧国优民的满腔赤诚写进诗歌。在夔州的近三年时间里,杜甫在政治上虽然已是无望,但在诗歌创作方面却掀起了一次高潮。据统计,杜甫在夔州共创作了430余首诗,且其中多为流传千古的名篇,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就皆为脍炙人口之作。而《登高》,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者。
这首诗写于大历二年(767年)秋天,当时杜甫已经是一位漂泊受难、饱经沧桑的56岁的老人了,“壮心久零落”(《有叹》)、“江山憔悴人”(《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是诗人这一时期的真实写照。他目睹了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的重重创伤,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家道的衰败,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独和生活的艰辛,心中百感交集,因而借“登高”写下了这首慷慨激越、动人心弦的旷世名作。清代杜诗研究专家杨伦称赞此诗为“杜集七言律诗第一”}z},胡应麟《诗蔽》则更推重此诗精光万丈,是古今七言律诗之冠。凡此种种,均表明了这首《登高》的非同凡响。请看其具体之所写:
首联“风急天高猿啸哀,诸清沙白鸟飞回”,写诗人登高俯仰所见所闻,融合了诗人复杂而深沉的感情。夔州即今天重庆的奉节,那里一向以猿多声哀而著称,自古就有“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巴东三峡巫峡悲,猿鸣三声泪沾衣”之说,而峡口更以风大浪急闻名,这时诗人独自登上高处,视线从高到低,举目四望,侧耳聆听,围绕夔州的特定环境,诗人选择了凄冷的秋风、空旷的天空、凄厉哀怨的猿声,以及凄清的江水、白茫茫的沙滩、回旋飞翔的鸟群等六个意象,为我们描绘了一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悲凉画面。寥寥数言,为全诗定下了哀婉凄凉、深沉凝重的抒情基调。透过这组意象,我们仿佛看见一位憔悴多病的老人,独自站在高台,正在举目望远,急风不仅撩起了他的衣衫,还凌乱了他的头发。“哀”,既是外景,又是内心。这是一种纯粹的生命的悲凉。凄清的江渚,宁静的白沙,这是一种外景的暗示,也是一种生命归宿的暗示,更是一种让人寒冷的暗示。唯一的活物,飞鸟,正在空旷里上下。鸟的出现,实际上是诗人自我内心的隐忧——归鸟翻飞,自己居然在此独站。诗人自己的归途呢?诗人此时甚为茫然,作为读者的我们也很茫然。这是一幅率先定格的画面。通过这个画面,我们能看见许多,也能听见许多,还能感觉许多:一种威压,一种凄清,一种旷远,一种不知不觉的凄凉,一种油然而生的茫然,甚至还有些淡淡的恐慌——风之凄急、猿之哀鸣、鸟之回旋,都受着无形的秋气的控制,仿佛万物都对秋气的来临惶然无主,充满了生命内在的无助。
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深秋时节的典型特征。落木,实际上就是落叶。从宋玉的“悲哉!秋之为气,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屈原的“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到陆机的“悲落叶于劲秋”,“悲秋”已成为古典诗词的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悲秋,实际上就是悲叹生命的凋零。虽然诗人在这里还没有提到“悲秋”,但“摇落深知宋玉悲”(《咏怀古迹五首》其二),当诗人亲见落叶从树木上飘零下来,感受到生命就是这样飘零的。当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这中间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树叶从郁青到枯黄,从枯黄到陨落的过程,生命就这样走到了尽头。内心的伤感与绝望就像眼前的外景,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感慨交相辉映:生命的轮回总在秋天集中,万物的凋零总从秋天开始。作为诗人自己,生命仍在继续。苦难也在,漂泊更在。江水奔腾不息、滚滚而去,更引发诗人逝者如斯的慨叹。“无边”,“不尽”,旷野无碍,一种萧瑟博大的意象。“萧萧下”,树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下来,既有声,还有形,更多的还有那种飘荡的质感。“滚滚来”则挟裹着一种一去不返的气势。在写景的同时我们更深深地感悟到了作者的情怀——气势开阔,包容宇宙一切之慨,及无形中传达出的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怆。
“无边”、“不尽”的不仅仅是落木与江水,更是诗人胸中满腹的悲意和滔滔的愤情。这里,诗人放大了落叶的阵势和江水的流速,在万物代谢和宇宙永恒之间的矛盾中给人以无限启示,外在的景象与内心的块垒交相辉映。凄凉的外在反衬孤寂的内心,这实际上是一种无助: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反衬出生命的渺小与无奈。
颈联“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诗人一生颠沛流离生活的高度概括,有顿挫之神韵。诗人从空间(万里)、时间(百年)两方面着笔,把久客最易悲秋,多病独自登台的感情,融人一联雄阔高浑的对句之中,情景交融,使人深深地感到杜甫式的沉郁和悲哀。该联语言,充满着张力,具有高度的浓缩性。
虽然只有14个字,但却包含了八层内容,这在中国古代诗歌中是很少见的。宋代学者罗大经《鹤林玉露》析此联云:“万里,地之远也;悲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暮齿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有八意,而对偶又极精确。”3这里的“八意”,即八可悲:他乡作客,一可悲;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当萧瑟的秋天,四可悲;年已暮齿,一事无成,五可悲;亲朋亡散,六可悲;孤零零的独自去登,七可悲;身患疾病,八可悲。这八可悲将生命的悲哀绝望宣泄到了极致,人生的哀痛还有比这更深的吗?!并和首联的哀景遥相呼应,意景浑融。
尾联“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备尝艰难潦倒之苦,国难家愁,已经使诗人白发日多,苦不堪言,本欲借酒遣愁,但由于因病断酒,悲愁就更难以排遣,这又无端地给诗人增添了一层深深的惆怅和无奈的慨叹。“艰难苦恨”四字力重千钧,蕴涵丰厚,有晚景凄凉的慨叹,老病缠身的哀伤,半生漂泊的愁苦,更有忧国忧民的情志。就像面对滚滚东逝的江水、纷纷飘坠的落叶而感到生命的无助一样,诗人面对“万方多难”的祖国,虽是“不眠忧战伐”(《宿江边阁》),心急如焚,但却“无力正乾坤”(同上),一样的无助!一样的无奈!诗人只能将这郁结于心中的愁苦凝结在诗的结尾,将个体生命的潦倒不堪归结于时世艰难,其忧国伤时的情操表现得淋漓尽致。在古代,知识分子常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处世准则,而杜甫却是无论穷达,都兼济天下,情系黎民,这正是杜甫的伟大之处。
整首诗“悲秋”是核心,“哀”是贯穿全诗的情感主线。诗人由内心哀伤而登高遣怀,由登高遣怀到触景生悲,由触景生悲到借酒遣悲,由借酒遣悲到倍增新悲,全诗起于“哀”而终于“哀”,哀景着笔,哀情落句,诗人的悲哀既是伤悼“个人身世之秋”,又是伤悼“国家多事之秋”,是诗人感时伤怀思想的直接流露,是诗人忧国忧民感情的充分体现。
杜甫一生特喜好登览,并因此而创作了一系列登览诗,如《登兖州城楼》、《登四安寺钟楼寄裴迪》、《登楼》等,即皆为其例。在4O岁之前,杜甫登览诗的题材内容很广泛,记游,写景,怀古,叙事,行乐,涉及面广。他4O岁写的《同诸公登慈恩寺塔》是第一首充满忧国之思的力作。自此以后,其以生命忧患意识为核心的登览之作开始大量涌现,登高必赋,临水必歌,其登览诗很少有为写景而写景的纯写景之作,它们大都结合着诗人的遭遇和感慨,国家的动乱和不幸,《登高》即是这方面的典型。杜甫的悲哀虽然是个人的命运,客居、多病、白发、潦倒、借酒消愁,这都可能是俗套,但是,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命运、个人的悲哀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并把它放在开阔宏大高远的时空中来展示,把悲哀写得相当深厚博大,具有一种崇高感和悲壮美。这即是苏轼所言的“唐人高处”。
这种博大,突出表现在空间视野上。诗题是“登高”,开头两句就充分显示出登高望远的境界。风急天高,回荡猿啸之声,渚清沙白,空间壮阔,本已有俯视之感,再加上“鸟飞回”,更觉人与鸟之间,如果不是俯视,至少也是平视了。这正是身在高处的效果。到了“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这种俯视的空间感不但广阔,而且有时间的深度。和前两句比,这两句境界大开,有一种豁然提升的感觉。如果说前两句给读者的感觉还可能是写实的话,这两句则明显有更强的想像性、虚拟性。落木居然满眼都是,无边无际,充满上下天地之间;长江滚滚而来的传统意象,不仅仅是空间的纵深透视度,而且是时间的无限长度。空间和时间的交织,当然不是局限于空间的画面可比,再加上意象是如此密集,前两句每句三个意象,后两句虽然只各有一个意象,但是其属性却有“无边”和“萧萧”,“不尽”和“滚滚”,有形有色,有声有状,有对仗构成的时空的转换,还有叠词造成的滔滔滚滚的声势。从空间的广阔到时间的深邃,不仅仅是自然界的,而且是诗人的精神气度:悲秋而不孱弱,有厚度,有浑厚之感。
其次,这种博大还表现在时空两种意念的对举上。在这类登览诗中,诗人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大量选用具有广阔意义的空间类词汇,具有悠久意义的时间类词汇人诗,前者如:“乾坤”、“天地”、“万里”、“千里”、“江山”、“风云”、“四海”、“万壑”;后者如:“万古”、“千秋”、“百年”、“岁月”,并在组织对仗时常常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下笔,构成时空两种意念的对举。如果说上一联还是侧重于空间的感受,时间感只是从江水的意象中微微透出,那么第三联“万里”和“百年”则从空间和时间两个角度下笔,构成典型的时空对举。“万里”写故乡之远隔,是从空间角度着墨,“百年”写一生之困顿,是从时间角度着墨,诗人把自身形象放置于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交叉点上,使抒情形象具有视通万里、思接百年的历史感、沧桑感,既有现实的高度,又有历史的厚度,同时,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含其中。
我们来看他写于差不多同一时期的《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明明是个人的痛苦,健康恶化、亲朋离析,但杜甫却把它放在宇宙(“乾坤”)和时间的运动(“日夜浮”动)之中,诗人是把自己个人的亲朋离散、老病异乡和远在视线之外的战乱(“戎马关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这个气魄就宏大了。在《登楼》中,则是:“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动变古今。”他个人的“伤心”总和“万方多难”的战乱结合在一起,这就使得他的悲痛有了社会的广度。为了强化这社会性的悲痛,他又从“天地”的宏大空间和“古今”的悠远时间两个方面加以充实。
如果我们把杜甫的这类诗同仅从空间角度下笔的诗句比较,如王维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眺》)、李白的“山随平野尽,江人大荒流”(《渡荆门送别》)、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I临洞庭上张丞相》),应该说,这些诗句所写的景物也很壮阔,但比起上面所举的杜诗,我们总觉得它们缺了点什么,那就是深度感,厚度感。这些诗中所描写的仅是现实的景物,而不是历史的景物;它们仅是空间的景物,而不是时间的景物。因而它们虽然阔大,却并不深厚。杜诗的妙处,正在于既写了景物的空间状态,又写了景物的时间状态,以纵横交错的笔墨展示出景物的雄伟壮阔和悠久历史,并于其中表达出漂泊岁月中的生命体验和对时局的感受。所以,杜甫登高诗中的景物,既是现实的,又是历史的,既缠绕着天地的云烟,又披戴着历史的风尘,同时还在这种深沉悲壮的诗境中凸显出白发老人面对天下烽烟的艺术形象,将个体渺小的生命放置于广大的空间与漫长的时间坐标点上,通过时、空的交构,抒发自己终身漂泊、老病孤愁的生命忧患意识。这个形象无疑是巨大的,它具有广博的视野,又具有深邃的思想,深沉的宇宙意识,强烈的时空感受,蕴涵在其中。
我们的先人很早就具有了宇宙意识和时空感受。《淮南子·齐俗训》将“宇宙”解释为:“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_4这说明古人已经把空间与时间紧密联系起来,并已经表现出对二者的无限性有所认识。基于这种认识,古代文人面对无垠的宇宙,频频发出个体生命的渺小与短促的叹息。晋朝人羊祜登临岘山,对同游者叹道:“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5羊祜的悲伤即在于感慨江山之永存,人生之短暂。王羲之与会稽名士同游兰亭,他在“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时,亦不禁悲从中来,对比之下,感到了生命的有限:“人之相与,俯仰一世。”个体生命在无限的时空里所呈现出的微小和瞬息之状,是他们发出悲叹的哲学依据。宇宙永恒生命短暂的感伤,在古典诗歌中更是情感抒发的一个主要内容之一,曹操的《短歌行》:“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13苦多。”人生就如朝露,生命是何等的短暂和无奈。唐代诗人刘希夷把个体生命与落花作对比,体认到“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的哲思,落花逝去,还会再开;青春衰谢,再不回来。感叹红颜易逝,青春易老,繁华易过,生命易衰。李白在一首《拟古》小诗中悲怆地慨叹到:“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和永恒的天地相比,人生只不过是暂借尘世寄住几宿的过客罢了!
杜甫诗中频频出现的“百年”之叹,毫无例外也是感叹天地之浩大,人生之渺小,光阴之无限,人生之匆促。但是,杜甫每每将对个体生命的慨叹纳入到国家、黎民的视野之中,他诗中的空间范畴是以国家、百姓为实质内容,这就使得他的“百年”之叹大大削弱了一己之私的内涵,是对个体生命有限的超越,从而具有了更为深沉的涵义。
综上,杜甫晚年以《登高》为代表的登览诗中,常常将对个体生命的哀叹融人到由社会历史感、宏大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三维一体的立体结构中,面对浩渺的宇宙,充满灾难的巨大乾坤,叹息个人生命的短促与渺小无助。它是杜甫独特的时空感受,也是杜甫的创新之处。这使得杜甫晚年的身世孤微之叹,既蕴涵着宏大的宇宙意识,又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和悠远的时间意识。杜甫的气魄,杜甫的深度,就是由这种社会历史感、宏大空间感和悠远的时间感三维一体构成的,是杜诗境界博大宏深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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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诗歌是可以展现诗人的心理和品质的,梁启超在《中国韵文里头的情感》一文称杜甫为“情圣”。因为他对国家、对民众、对亲人、对朋友之“情”,无往而不笃实淳厚,诚可谓千古一人。情至深处,泪水滂沱。面对战乱的国家,诗人洒下社稷之泪;感慨未酬的壮志,诗人洒下英雄之泪;思念离散的亲人,诗人洒下儿女之泪;叹息穷苦的百姓,诗人抛洒黎元之泪。伤心会“感时花见泪,恨别鸟惊心”(《春望》);高兴则“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喜达行在所三首(其二)》)。泪水看似轻弹,但实则重似泰山。从其“泪”中,我们能够清晰的窥见到伟大诗人忧国忧民的真性情,同时也能体会到他貌似柔弱的阳刚与坚韧,细腻中的宽容与豪情,平凡中的博爱与伟大。
上元元年(760)春,诗人由秦州漂泊到成都,城西北有诸葛亮庙,称武侯祠。诗人寻幽凭吊,追慕先贤。诸葛亮这样一位有经天纬地之才的英雄,曾使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辅助刘备开创蜀汉,匡扶刘禅,为国呕心沥血、忠心耿耿,却“出师未捷身先死”。他踌躇满志却功业未成的历史不幸“长使英雄泪满襟”。诗人是在哭诸葛亮,更是哭自己。周汝昌先生说“老杜一生,许身稷契,志在匡国,亦英雄之人也。”杜甫心怀英雄之志,然而一直无法施展。诸葛亮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可毕竟曾经有人那么赏识他,刘备心甘情愿三顾茅庐请他出山,诸葛亮隆中对策,为刘备制定了统一国家之策,造成魏蜀吴鼎足三分的政治形势。然而诗人虽“许身稷契,志在匡国”,却“隔叶黄鹂空好音”,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至此依然未有建树。武侯祠内鸟鸣草绿,自然界的春天已然来临,可是,属于诗人的春天何时才能到来呢?此情此景,他怎能不伤心流泪?怀古正是因为伤今。当时,安史之乱尚未平定,国家分崩离析,人民流离失所,诗人忧心如焚。诸葛亮以行动实践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誓言,诗人也渴望能有他那样的忠臣贤相匡扶社稷,整顿乾坤,恢复国家的和平统一,然而他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拥有的只是泪水,为国家,为自己,也为千古失意的英雄。这种一事无成的悲感时时困扰着诗人:“堂上书生空白头,临风三嗅馨香泣。”(《秋雨叹三首》)这首诗写于天宝十三载的夏秋之间,当时淫雨不止,“雨中百草秋烂死”,面对如此环境恶劣,诗人不禁为担忧决明花之命运而潸然泪下。其实诗人也为自己流泪:在恶浊的世风里,诗人空有满腹经纶,空怀济世之才,更空空愁白了满头的乌发。还有什么比才士坐老更让人伤心呢?
“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杜甫在很多诗作中都会用到“哭”、“涕”、“泪”,那是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为家人、为自己付出的真情。他有爱国情,有壮怀志,关爱家人,同情百姓,然而他无能为力,因为他生活在社会底层,改变不了国家的命运,担负不了拯救国家的重任;给不了家人快乐自足的生活,无法和爱妻朝朝暮暮、耳鬓厮磨,更无力救济黎民摆脱困境,他能做的惟有一哭。但是,这哭是发自内心的,泪是带血的。正是在“哭”中我们看到了杜甫丰富的情感意蕴,看到了他善良的天性,看到他对苍生万物满怀的深情,对社会不公充满的激愤,对国家安危的万分忧虑,将此汇于笔倾洒于天地,成就一代“诗圣”,更成就了一代“情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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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齐贤是朝鲜文学史上最早将自己的一部分作品称为“小乐府”诗的诗人,其中诗歌内容蕴涵着大量的朝鲜民俗文化,揭示出作者热爱家乡的思想情感和改良当时社会风气的热望。
关键词:李齐贤;小乐府;高丽民俗
乐府民歌具有“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特点,使它冲破了封建文人类的表现方式和温柔敦厚的审美品格,把艺术表现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各个角落,尤其是深入到下层社会平民百姓生活的各个方面,比较自由地表达了平民百姓的悲欢哀乐。李齐贤的小乐府诗也有同样具有“观民风,知时变”,“观风俗,知得失”的特点。
高丽朝470年间,君弱臣强、戚臣执权、武臣横暴,社会政治及生活极度伦乱,国家处于内乱外忧、国运不济的时代环境中。当时百姓创作民谣,自然而然地将现实的诟病和悲哀通过歌谣反映出来。真实生活中的百姓没有精神支柱,悲观厌世、逃避现实,对未来生活缺乏信心,只有一味地“风流的享受”,所以,当时的女人也没有保持节操的生活观念。
李齐贤在高丽末期社会纲纪极度紊乱的状态下,为了纠正国家纲纪,鼎立新的理念,想积极运用文的职能的侧面,以文为教化百姓的手段 ,提倡夫妇之情,劝戒女人的自律与贞节,讽刺和警戒无视百姓生活的官僚、豪族,表达鼓励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
一、女性对爱情婚姻的追求与执着
爱情与婚姻是乐府诗中最为关注的内容。李齐贤的小乐府诗就表现了女性对爱情婚姻专一、执着、积极的追求。如
浣纱溪上傍垂杨,执手论心白马郎,
纵有连簷三月雨,指头何忍洗余香。
(《济危宝》)
走在一条女子常常在此浣纱的小河边,垂柳在河边悠闲的摇荡。幽雅环境与人物此时的心情相映,或许正式春天万物复苏的季节,埋藏在少女心底的爱情也悄然萌发了。少女和自己心爱的人,手牵着手,互相倾诉着心中的情话,这不禁使读者想起中国《诗经?邶风?击鼓》中“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最古老最浪漫的句子。“纵有连簷三月雨,指头何忍洗余香”,强化了诗中女性对情爱的强烈的渴求与感受。诗中少女,天真单纯,大胆简单,毫不伪饰对情爱的追求,对真挚感情的向往,对幸福与快乐的渴望。
又如《西京别曲》:
纵然岩石落珠玑,缨缕固应无断时。
与郎千载相离别,一点丹心何改移。
西京即平壤。作者以女性的口吻创作了这首乐府诗,其实,更是一首爱的誓言:即使发生了“岩石落珠玑”这样的事,也认为缨缕是不会有断的时候。一位痴情女子用一种假设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爱的坚贞和执着,并极其重视两人之间的感情,即使离别“千载”,自己也会坚守对那份郎的“丹心”,向所忠爱的人表白自己心迹。
高丽时期郑澈曾创作的一首歌谣,并在民间一直口头流传着,直至朝鲜文字产生后,其原文于16世纪被记录于《乐章歌词》中。所以,有学者认为,李齐贤的《西京别曲》乐府诗只是翻译了这首歌谣的中间部分。《西京别曲》歌谣描写了一个痴情女子在送别心上人时依依不舍的情景,全篇朴实、流畅,表达了主人公忧伤、惆怅的离别之情。歌中的“嘟欧弄甸,大弄的里”是副歌,它模拟了鼓的声音,使人联想到歌者身背长鼓,边舞边歌的妙曼风姿。两首乐府对比,李齐贤的汉译诗是一首七言绝句,每一句对应着歌谣的一节。可以说这首乐府诗虽然经过了个人创作的过程,但基本上保存了原作的全部内容,未做添加删减。
前文提到的《居士恋》也是一首表现女性喜悦心情的诗歌。以鹊儿“噪花枝”、蜘蛛“引网丝”开篇,征夫妻子遇到了好兆头,将要发生欢快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女子猜测是自己丈夫即将归来,表达出女子渴望夫妻团圆的美好愿望。作者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出少妇眼前的景物,衬托出少妇期待戍边的丈夫归来的心情,充满了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真朴动人,历历如绘,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情。
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女性心灵的真情释放,那么的亲切自然。这或许是“小乐府”对雅文学的一些挑战吧。李齐贤小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健康、活泼,读者可以感受到这些女性形象独有的风情。与中国乐府诗塑造的女性形象存有不同之处。中国乐府诗,尤其汉乐府,如《白头吟》、《饮马长城窟行》、《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更多的是塑造了一些的哀怨、婉转、明丽、动人妇女人物形象,但她们往往是弃妇、思妇、烈妇的代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高丽时期人们对女性存在的审美观念,没有对女性容貌、身材、衣装等外在美的要求,有的只是对女性在道德婚姻中巧淑敏惠、柔美善良、坚贞执着的赞赏,透视出人们对女性价值取向的期望和要求。
二、贫民的愤怒心情
李齐贤的诗歌中有很多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民不聊生的生活遭遇,在小乐府九首诗中,也有反映贫民生活的诗歌,并且揭示出贫民敢怒不敢言的愤怒心情。如《沙里花》:
黄雀何方来去飞,一年农事不曾知;
鳏翁独自耕耘了,耗尽田中禾黍为。
黄雀忙忙碌碌地不知从何处飞来又飞去,它不知农民一年一年地为农事奔波。可怜鳏翁只能独自地在田地里耕耘,可年终的收成却被一无所获。在这里,作者把坐享其成的剥削者比喻为不知农事、飞来飞去的黄雀,藉辛劳一年、颗粒无收的“鳏翁”之口,表达了下层农民对无所作为、尸位素餐的上层统治者的愤恨之情。统治者关心自己的生活,对劳动人民漠不关心!
诗歌的内容并不复杂,而是很单纯的,但寓意深刻,现实地反映了时代风貌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揭露了社会矛盾,表达了劳动人民的感受、情绪。作者完全是站在人民的角度,反映和思考现实社会存在的矛盾。但却没有表达出劳动人民的美好心愿。
造成贫苦人民生活的困苦,也因统治阶级的腐朽。《水精寺》、《耽罗曲》对现行统治阶级的腐朽进行了批判,“先时,贡赋不烦,民乐其业,近者,官吏不法,贼首良守等,谋叛,逐守宰。” 虽然,李齐贤说《耽罗曲》“极为鄙陋”,“然而可以观民风知时变也”,“今则官私牛马蔽野而靡所耕恳,往来冠盖如梭,而困于将迎,其民之不幸也,所以屡生变也。”
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
小乐府诗虽只有11首,却表现了丰富的生活内容。高丽时期,动荡不安、朝不保夕的现实生活,使朝鲜人民渴望过上和平安定的生活。而童年的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往往成为成年人美好的回忆,尤其是用童年的智慧去体验和享受生活。
脱却春衣挂一肩,呼朋去入莱花田;
东驰西走追蝴蝶,昨日嬉游尚宛然。
(《少年行》)
春天来了,大自然一片生机盎然。快乐的少年,脱掉春衣挂在一边的肩头上,一边呼唤着同伴,一边已经急不可耐地冲进了菜花田。东奔西跑追逐着飞舞的蝴蝶,这情景历历在目,犹如昨天在和同伴嬉戏玩耍。“少年不识愁滋味”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理想的生活,作者在其诗《熊川禊饮》也有表现:
沙头酒尽欲斜晖,濯足清流看鸟飞。
此意自佳谁领取,孔门吾点舞雩归。
其中佳妙,生命的真与善美俱在其中。“沙头”、“酒”、“斜晖”、“濯足”、“清流”、“飞鸟”,呈現出生命与自然、生命与文化以及生命与生命彼此之间的交通和谐与交融和乐。这种生活的佳境有谁能够真正领会呢,相信与孔门弟子曾点有相同的感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番话道出了曾点对于理想生活的向往。其实,曾点所言有表层和深层两重意蕴。表层讲的是一种享乐的态度。当孔子要他说说自己的理想,因其所想是一种并非宏大的政治抱负和治理伦常的大事,所以曾点才流露出为难情绪。他注重的是一种日常生活范围内的私人生活趣味,与对儒生入世治政的要求完全迥异。而其言一出,却得到了孔子的赞同,“吾与点也”。这便从深层而论,曾点的理想又是儒家人伦理想的具体落实。一个人应按照人文与自然的和谐关系生活并从中得到真正的乐趣,政治和日常生活之间未必是各行其道,其实根本上是可以互相沟通的。正是基于此孔子表露出对曾点所言的赞同:“吾与点也。”孔子一辈子提倡克已复礼,仁义道德,但骨子里还是渴望衣食无忧、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也赞成曾点的理想,孔子也希望不问世事,过自娱自乐的生活。圣人如此,何况常人?
李齐贤曾四度为相,为士大夫官人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洞悉力,面对世风日下的国情绝不会袖手旁观,因此采取“文以载道”的方式,想为当时的国王或者为政者查看民情,了解政治的得失,为理顺政事提供一点帮助,这才是其创作小乐府诗歌目的所在。
赵然淑 《益斋小乐府的社会性格研究》《中韩人文科学研究》卷4 ,2000
《高丽史》卷18 世家 卷第18 毅宗22年(1168)3月 11月 丁丑
《益斋集》卷四之小乐府 民族文化促进会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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