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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音乐历史长河中,一种形式从无到有,由简到繁,经过几百年的沉淀与发展形成了其固有的音乐模式,与创作特征。但是音乐历史仍然滚滚向前,各种音乐模式仍旧在不断发展,因此我们很难对某种音乐有个严格的鉴定。而只能据其创作的年代给予大致的划分。就像古典音乐,人们习惯把20世纪以前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依据的是其共有的特征与属性所占的比例。古典音乐所承载的是几个世纪的艺术特征,堪称为音乐学习与创作的基础。。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异同及融合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既有区别,又有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呈现出一种相互融合的趋势。本文对二者的异同进行了比较,并分析了两者相互融合的趋势,希望能够对音乐的发展有所帮助。
【关键词】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异同;融合
在音乐的发展历程之中,人类将从巴洛克时代一直到20世纪早期的音乐称为古典音乐。而20世纪初到现在,以非传统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作品,被称为现代音乐。随着经济的发展,相对古板、严肃的古典音乐渐渐被追求个性的现代人所抛弃,现代音乐则成为主流。而在现代音乐的发展中,古典音乐也是渐渐地被融合进现代音乐之中。所以现阶段,音乐艺术呈现出了一种古典与现代相交织的发展现象。
(一)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区别
古典音乐严肃、庄重,起源于古代欧洲的皇室音乐,更加注重强调乐曲本身,在创作时任何一个细节都要经过严密的思考甚至是计算,而这也很有可能是现代大多数人听不懂古典音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古典音乐相比,现代音乐更注重人声,以演唱者为着重点,相较于严密的古典音乐缺乏旋律的严密和思维的严谨。但也正是因为其通俗、随意,现代音乐在现代更为人们所接受。
古典音乐带给听众的感受是和谐、深刻、优美,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能够很好地感受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深层的感情。《月光曲》的轻柔、《天鹅湖》的凄婉、《英雄交响曲》的庄严等等,都是古典音乐严密的乐理逻辑和严谨的曲序给我们带来的来自内心深处的感受。不论是哪一个时期的哪一个流派,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都是灵魂的深化,让我们的心情在作者精心营造的音乐环境之中得到沉淀。总之,古典音乐以其或恢宏大气、或轻柔婉约的曲调,给听众不寻常的感受。
与早期为皇室所独享、规格严整的古典音乐相比,20世纪初期开始流行的现代音乐以其不受拘束的旋律和个性洒脱的曲调,被更多的人们所喜爱。现代音乐的类别比古典音乐更为多样,但是无论是狂暴的重金属电子音乐,或者是婉转的蓝调,亦或是令人费解的印象主义音乐,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是无与伦比的冲击与震撼。古典音乐因为严密的乐理逻辑,使听众的感觉大同小异,但是现代音乐给听众带来的冲击,却是因人而异的。
从创作的角度进行分析,古典音乐家是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了自己的音乐,而现代音乐的作曲人更加注重的是从自己的生活之中取材,让音乐更加贴近生活,这也是现代音乐给人带来巨大冲击的原因之一。
(二)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共同点
无论是古典音乐还是现代音乐,音乐的目的都是宣泄人类内心的情感,所以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最大的相似之处,就是在于情感的宣泄。古典音乐的创作将自己的感情糅合进乐曲之中,通过不同的乐器与旋律的起伏来渲染感情的表达。而现代音乐则是将现实生活和音乐艺术进行糅合,通过简单易懂的旋律和曲调的风格将现实生活巧妙地展现在了乐曲之中,让乐曲活了起来。而更多的现代乐器在现代音乐之中的应用,也让本就冲击力十足的现代音乐更富冲击力。
古典音乐虽为古典,但是在古典音乐创作的年代,古典音乐也是那个时代的现代音乐。所以浓厚的时代色彩,是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的另一个相同点。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单一的古典音乐或者现代音乐的渲染力已经不能更好地满足听众对于音乐的需求。而现代音乐的创作者在不断地音乐实践之中,也发现了现代音乐因为太追求个性,而带来的乐理与曲调之上的不足。古典音乐严密的曲调和严谨的乐理逻辑开始渐渐地被现代音乐创作者所接受,很多作者都开始注重将古典音乐加入流行音乐之中,让音乐在给人以冲击的基础上,带来古典音乐厚重的感受。在此基础上,现代音乐也在古典音乐的影响之下开始追求内在的感染力和思想深度,努力营造一种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音乐环境。
古典音乐因为其浓厚的时代色彩,给现代听众所带来的感情冲击并没有现代音乐那么强烈,甚至很少能够引起听众内心的共鸣,更多的是带给听众一种听觉之上的共鸣。所以现如今的古典音乐演奏,开始向现代音乐学习。在保证古典音乐所特有的内在感染力和思想深度的基础上,从乐器等角度下手,增强古典音乐对现代人的感染力。
风格迥异的现代音乐和古典音乐给我们带来的是不一样的风格感受,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聆听,我们所听到的美都是不同的。而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因为其具有宣泄人类情绪的统一目标,所以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影响之下,二者必然会逐渐走向融合,将音乐带向新的发展道路。
古典音乐与现代音乐的异同及融合分析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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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价值是新闻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满足社会需求的素质的总和。新闻价值要素包括真实性、时新性等不变要素和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趣味性等可变要素。新闻事实所包含的价值要素越丰富,级数越高,新闻价值就越大。以下是今天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中西方新闻价值的异同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新闻价值观是人们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产生的对新闻价值的基本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人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新闻价值观不等同于新闻价值,但两者关系极大,不能相离散。
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都是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演变后才逐渐确立的。早在20世纪初,美国的休曼便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将“报道令人惊奇、事实的兴趣、适时的事件”作为构成新闻价值的三要素;1922年,李普曼将构成新闻的要素写入《舆论学》,归纳为“突发事件、地缘接近性、个人影响及冲突等”,使新闻价值理论得到了丰富;此后又有众多学者对新闻价值理论进行了完善。综合来说,西方国家公认的选择新闻的标准和新闻价值构成要素基本包括时间性、接近性、显著性、重要性、冲突性、趣味性、人情味等多个方面。[1]
在中国,最先引进西方新闻价值理论的人包括学者徐宝璜,他认为能引起注意的人数和注意程度越多越深、时效性越强、且“随时随地而有别”的新闻价值更高。这三点被他作为新闻价值的三要素收入《新闻学》一书中,这本出版于1919年的书是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著。
实行改革开放后,西方国家的新闻价值理论再次被介绍到中国,中国学者结合国情总结出了关于新闻价值的一些基本观点,将真实性、新鲜性、重要性、接近性、显著性、趣味性等概括为新闻价值的构成要素。
2013年,在8?19讲话中提出,做好舆论工作,一定要把握好“时、度、效”。所谓“时”,就是指要抢占时机制高点;“度”,就是要拿捏好政治、政策、热点的进退尺度;“效”,就是注重效果,增强舆论宣传的针对性、艺术性和实效性。“时度效理论”也是基于当下中国国情而做出的对新闻价值的解读。
在对比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新闻理论都不是对西方的照搬照抄,而是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良。
新闻价值的判断往往会受到人们政治倾向、道德观念、文化水平、审美情趣等的制约,因此中西方新闻价值产生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但经过长期的碰撞磨合,中西方新闻界在新闻价值观念的某些方面看法一致,如注重趣味性、时新性、重要性、显著性、接近性等。这种相通性的存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社会人共同的心理需求、思维习惯和外部环境,使人类形成在某些地方存在相似性的价值观念;二是客观新闻事实对主观的新闻价值观形成有决定作用。[2]
中西方某些新闻价值理念相通,但在新闻报道中却会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以时新性为例,西方媒体视时间如生命,认为报道时间距时间发生时间越短,新闻就越有价值。因此一些西方媒体为抢占报道先机,不惜一切代价挖取新闻,使新闻缺乏准确性和纵深感。而我国新闻则强调“有抢有压”,对一些涉及敏感话题的报道会延后甚至取消发布。
西方的资产阶级新闻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在新闻价值方面的观点有同有异,但异远大于同,其原因大致可分为文化背景、媒介性质和方针政策三方面。
2.1 文化背景
首先,中西新闻价值产生的差异源于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不同。中国以“儒学”作为国学,传统文化以儒家的价值原则为主导,提倡“和”、“仁”等观念,实际上是在推崇集体主义观念。而西方社会强调独立人格,追求个性解放,认为个人权利“神圣而不可侵犯”,是典型的个体主义。
西方文化注重个体价值的实现,这一特质也体现在了西方媒体的自我定位中:它们将自己定位成党派、政府之外的“第四种权力”,是社会、政府的“监督者”。美国报业巨头普利策认为一切丑恶事物最怕报纸,任何法律规章都无法和报纸的监督性能相比,故而倡导用报纸进行揭丑。[3]19世纪后半期美国著名的”扒粪运动”也被这种价值观所影响。而集体主义观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观更注重整个社会和谐的形象,新闻媒体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着力反映和谐的一面。
2.2 媒介性质
中西方媒介的不同性质也导致了中西新闻价值的不同。西方的媒介处于商品经济极度发达的环境中,作为一种“文化商品”而存在,因此西方媒介在传播过程中十分注重受众的需求,采取“受众本位”理论。事实上,西方新闻价值表现出的许多特性都是源于其商品属性,如为了满足某些受众的趣味,媒体上出现大量血腥、色情内容等。
而中国的新闻媒介是作为文人论政的阵地而产生的,诞生时就伴随着文人墨客们的政治责任感。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媒介在国家建设发展的背景下除了需要宣扬党的思想外,还肩负着舆论导向的重任,所以在中国的新闻价值观中社会效益的重要程度远超经济效益。也正因如此,中国新闻报道往往带有指导色彩,相对西方更保守,也更缺乏趣味性。
2.3 思想方针
相比西方国家,中国的新闻传媒更注重自身的政治导向作用,这与我国新闻工作的思想方针是紧密相连的。
1948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提出,报纸是加强党群联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工具,将报纸办得引人入胜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1989年中宣部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会上,江泽民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新闻工作要为社会主义和人民服务,要准确宣传党的基本路线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及决策。2013年,发表了著名的8?19讲话,强调“必须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据此要求,新闻宣传工作应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之中。
在上述理论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媒体行业当然会更加注重强化自己的政治导向作用。
总的来说,中西方新闻价值有异有同,这和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有着必然联系。我国新闻事业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但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全球化的推进,中西方的新闻价值观正逐渐趋同。
李良荣教授曾指出,当今的“喉舌论”只在小范围内适用。即对于党报党刊,仍应实行政策保护,充分发挥其“党的耳目喉舌”作用;至于其他各类媒体,则应平等竞争,接受市场洗礼。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媒体行业必须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合理的新闻价值观念,并将它们融合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价值体系中去,完成文化价值观的融合和超越。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新闻报道实践的真正创新,跟上传媒行业剧变的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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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官是古代表示官员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表示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隋始定散官名称,加给文武重臣,皆无实际职务,而统称官员之有实际职务者为职事官,散官是有官名而无职事的官称。明、清官员级别和待遇依实际所授职官品级,散官仅存名号。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文散阶的进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迅速推进。其原因在于,北朝曾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从而使之进化为位阶,南朝的"文清武浊"观念却阻碍了类似现象的普遍化。魏晋南北朝有两种"品位分等",一种是以门第、中正品和"清浊"构成的"门品秩序",它是士族政治的产物;另一种则是由军阶代表的"官品秩序",它更富功绩制色彩。北朝文散阶的进化得益于军阶的"拉动",这就为唐代文武散阶制向官僚政治的回归,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南北朝 官阶
一、南朝散官"阶官化"的迟缓
官阶制度是官僚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形式的等级规划体现了不同的政治取向。汉代禄秩等级是从属于职位的,官员若无职位则无等级可言,这属于重效率的“职位分等”类型。[1] 魏晋南北朝时官阶制却开始向另一种“品位分等”类型过渡了,最终在唐代形成了文武散阶之制。散阶又称"本品", 减小了因职位变动而造成的地位变动,从而赋予了官员更多的安全感,保障了其权益的稳定性。
魏晋以降士族政治、门阀特权扭曲了官僚政治,“分官设职”更多地基于“优惠考虑”而非“效率考虑”,职事官之外委积繁衍出了五光十色的名号、散职,一人拥有多种头衔屡见不鲜。由此而导致的职、官、名号的分离,应该说是官阶制向“品位分等”演化的一个基本原因。不过仅以士族政治来解释中古散阶制的发达,那仍然是不惬人意的,因为在此就要面对这一事实:南朝政权本来更富"文治"色彩,文官重于武职;然而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反而比南朝更具深度、广度和速度。
与此期阶官化进程相涉的文散官,主要是诸大夫和东省散官。"阶官"已是脱离职位的位阶了,它们并无员限、可以随机加授和迁黜;“散官”则是冗散无事之官,仍有员限,未能摆脱“职位”性质。文散官阶官化的骤然加速是在北魏后期,这时候四方云扰、战火连绵,朝廷为笼络之计而向将士们广授散职,毫无吝惜之意。尔朱氏掌权之时,"欲收军人之意,加泛除授,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督将兵吏无虚号者。自此五等大夫遂致猥滥,又无员限,天下贱之"[2] 。这些散官不但被普授、滥授,而且还是与将军号成双成对儿地"双授"的,即所谓"皆以将军而兼散职"。由此,这些散官迅速虚衔化了,成了普遍拥有、且不断升迁的"阶"了。比如裴良:起家奉朝请,宣武初为中散大夫;后为太中大夫,孝庄末为光禄大夫;节闵帝时除征东将军、金紫光禄大夫;加车骑将军、右光禄大夫;转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3] 他一为东省散官,六为大夫,这些官号都非实职,仅仅标志着他的阶级变动。又如赵刚:"累迁镇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历大行台郎中、征东将军,加金紫阶。"[4] 金紫以及银青光禄大夫,在时人眼中已明明是"阶",而不仅仅是"职"了。进至北周,开府仪同三司、仪同三司、诸大夫以及由东西省散官变化而来的34种散官,演化为一个首尾完备的位阶序列。这个序列,便是通往唐代散阶制的重要环节。[5]
然而当把目光转向南朝的时候,却没能看到类似的发展。冗官散职的委积滥觞于魏晋,东晋以下的制度发展,南北两系分道扬镳。同是承袭魏晋而来的那些文散官,在直承魏晋的南朝,其散阶化进程却迟滞不前、步履蹒跚。
南朝的诸大夫几乎始终都仅仅是崇礼、优老或安置闲冗之职,比魏晋没有太大变化。《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仍把左右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列于光禄勋属官之下──较之汉魏旧制,依然故我;且谓:"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南齐书》卷三《武帝纪》永明七年(489年)正月诏:"诸大夫年秩隆重,禄力殊薄,岂所谓下车惟旧,趋桥敬老。可增俸,详给见役。"可见诸大夫依然用以“敬老”、安置“年秩隆重者”而已。又《隋书》卷二六《百官上》记梁制:"又有光禄、金紫光禄、太中、中散等大夫,并无员,以养老疾。"用作闲散之位的散官,与用以标志等级的"本阶",自然还有相当距离。
诸大夫中之以“光禄”为名者位望较高,常用于优宠德高望重者,或用于死后赠官。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之衔则可置官属[6] 。南朝史传中的官僚衔位,常有“光禄大夫某某”的记法,以此为其代表性官衔。所以其时有“求金紫(金紫光禄大夫)”、“乞一片金”之事。至如中散大夫、太中大夫阶级较低,就往往用以安置闲冗、甚至政坛失意者了。请看《南史》:
萧惠训:梁武起兵时以郡相抗,归降后梁武宥之,以为太中大夫。(《南史》卷十八《萧琛传》)
王籍,以公事免,“及为中散大夫,弥忽忽不乐”。(《南史》卷二一《王籍传》)
王楷,人才凡劣,宋时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三《王蕴传》)
王弘之,宋明帝初同逆,战败被宥,终于中散大夫。(《南史》卷二四《王弘之传》)
垣护之,宋明帝时因聚敛贿货下狱免官,后起为太中大夫,未拜,以愤卒。(《南史》卷二五《垣护之传》)
殷道矜,幼而不慧,位太中大夫。(《南史》卷二七《殷景仁传》)
何求,性行诡僻,逃官隐居,后为太中大夫。(《南史》卷三十《何求传》)
徐广,忠于前朝不附新主,宋初除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三《徐广传》)
顾琛,宋明帝时同逆,兵败归降,为中散大夫。(《南史》卷三五《顾琛传》)
这样,太中大夫、中散大夫对士大夫的吸引力,想来就不会太大。
江左的诸大夫也具有维系资位的作用,不过它们在普授范围上,以及虚衔化、序列化程度上,终归是远逊于西魏北周的进化水平。同样,南朝作为加官或起家官的东西省散官如给事中、奉朝请等,也没有像北朝那样,在诸大夫的带动下而被纳入散阶。至于在职事官外加授侍中、散骑常侍的情况,南朝与北朝一样屡见不鲜。不过这种加官具有临时性。例如《南史》卷十五《徐湛之传》:"再迁散骑常侍,寻加侍中,……后迁丹阳尹,加散骑常侍。"《南史》卷三十《何戢传》:"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寻改侍中,詹事如故。上欲转戢领选,问尚书令褚彦回,以戢资重,欲加散骑常侍。"这显然不同于阶官的应具性质。
北朝文散官"阶官化",得益于它们向将士们的普授和滥授;而在南朝,由武将而获文授则颇不容易。不少战功卓著的将领是到年老而须优崇之时,方才得到大夫之号的:
张兴世:宋废帝元徽五年(477年),以疾病徙光禄大夫,常侍如故。顺帝升明二年(478年)卒,时年五十九。(《宋书》卷五十《张兴世传》)
朱修之:后坠车折脚,辞尚书,领崇宪太仆,仍加特进、金紫光禄大夫,以脚疾不堪独行,特给扶侍。卒。(《宋书》卷七六《朱修之传》)
宗悫: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年),从猎堕马,脚折不堪朝直,以为光禄大夫,加金紫。(《宋书》卷七六《宗悫传》)
周盘龙:齐武帝永明中,以疾为光禄大夫。寻出……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世祖戏之曰:"卿著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出耳。"十一年(493年),病卒,年七十九。(《南齐书》卷二九《周盘龙传》)
武将周盘龙年老解职时方得常侍、大夫,其时齐武帝还以“貂蝉”、“兜鍪”为戏,其时对文号、武号之别君臣颇为敏感,很当一回事儿的。《南齐书》卷二九《吕安国传》:
(永明四年,486年)有疾,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
“以将领见任”的吕安国以终得“文授”为殊宠,可见获得大夫、常侍,对武将往往是 “意外的惊喜”。他殷殷告诫其子勿作“袴褶驱使”[7],要努力以文职进身,明不以武职为荣。 在北朝魏、周之际,军号与散官的"双授"一度成为"时尚"。而同期的南朝虽然也有些零散例子,例如萧子良为光禄大夫、左将军,到仲举为贞毅将军、金紫光禄大夫,褚彦回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侍中等等,但这不过是随机现象而已,远不能同北朝的规模数量相比,而且不像北朝,军号、散官的作为位阶而不断同时迁升。
散官普授毕竟是一种名号猥滥,散官与将军号的"双授"更混淆了文武职类,从制度上说都不正规,都非"常态"。北齐统治者基于这种考虑,曾对"双授"现象力加整饬。[8] 南朝政权比北齐更富"文治"色彩,其与汉晋制度一脉相承的连续性,我想就造成了维系"正规"与"常态"的更大惯性。江左更为厚重的文官政治传统,应该认为是抵制散官滥授及"双授"、阻碍散官阶官化的因素之一。
但以上解释,仍未穷尽南朝散阶化缓慢的全部因素。南朝的诸大夫不轻易授予武人,并不仅仅出自维系文官政治的"正规"和"常态"的考虑,还在于此期浓厚的"清浊"观念,在"文武"之间划开了一道深深鸿沟。下面便就这一线索,进一步分析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为何进展缓慢的问题。
学界对中古选官的浓厚"清浊"观念已论述颇多,人们耳熟能详。由于士族门阀政治的繁荣,王朝选官开始发生变态。一些士族所习惯迁转的官职,逐渐被视为“清官”而为其独占。诸如"旧事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9] 、“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10] 、“秘书丞天下清官”[11] 之类,已经形成了相当凝固的格局。哪些官职是“清官”来自积习,不但不是行政当局的刻意规划,而且君主的"革选"往往也无能为力。散骑常侍的沉浮即是一例[12] 。
哪些官儿能成为“清官”,当然是有规律可寻的。首先是要"清贵",所以相当于君主近侍的黄门郎、散骑郎等很早即成“清选”,以表明门阀身份崇高、位踞切要。其次是要"清闲",如此才能适应纨绔贵游们尸位素餐、安享荣乐的需要。东宫的太子庶子、太子洗马、太子舍人等等,便曾以"职闲廪重"而为其分外瞩目。其三,许多“清官”都是文翰性的官职,例如秘书郎、著作郎之类。因为中古门阀从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经史诗文知识是他们"平流进取"的凭藉。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13] ,文法吏职是不合名流口味的,因此尚书郎初称清显,但"自过江,尚书郎正用第二人"[14] ;侍御史虽负监察重任,然而“甲族由来多不居宪台”[15] 。重文轻武,尤其是五朝冠冕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军士武人起家者,被蔑称为“将种”、“兵家”。因此除了少数禁卫军校之职,一般说来武职官不在“清官”之列。
当然寒人军士也可能因战功卓著而获文职、甚至跻身“清官”。但是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是门望高华的标志;出身卑微者即令苦苦奋斗、因缘时会而猎得清位,但那与贵游们起家即是"清选",仍不得相提并论。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另一些“清官”如被寒人染指,则其"清华"光晕往往随即减色。士族名流还曾发出"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的呼吁[16] ,力图堵住武人混入清途的缺口。周一良先生指出:"大抵南朝甲族著姓起家文职,而 兵户 将家 寒门子弟往往出身武位。但仕宦既进之后,又不论出身,文武官位可更互为之。"不过这时依然"文"高于"武",并体现在官僚结衔时以文官居前之上。[17]
不难看到,江左的"清浊"选例更多地体现了士族的偏好:重清闲而轻吏职,重文翰而轻文法,重文官而轻武号。这"清浊"并不符合行政规律,实际也不是君主的法律规定。它甚至超越了王朝的法定官品。《隋书》卷二六《百官上》:"陈依梁制,……多更改迁官,未必即进班秩。其官唯论清浊,从浊官得微清,则胜于转。"在士族眼中,"清浊"的区分比班品高下更富于含金量。
相形之下,北朝的情况就很不相同。十六国北朝的政治体制"胡汉杂糅",这反倒淡化了"正规"、"常态"观念,为制度的各种变异提供了众多契机。进一步说,江左政权是文化士族盘踞朝廷,北方政权则由军功贵族构成了统治中坚,后一形态更接近于专制官僚政治。[18] 由此就造成了南北政治文化的重大差异。军功贵族因其异族征服者身份和尚武传统,他们对"文武""清浊"之辨很不敏感。北魏的名位自初就比南朝猥滥,同样的官位随随便便就授给了地位低微者,或同样身份的人在北魏得到了更显赫的名号,甚至武人、恩倖、蕃胡、宦官之流都能占有"黄散"、大夫之号,并不算什么希罕事儿。例如皮豹子以有武略而为散骑常侍、王洛儿以善骑射为散骑常侍,乞伏居以高车部人为散骑常侍,娥清以"累著战功,稍迁给事黄门侍郎",斛律那瓌以朔州敕勒部人而得为光禄大夫,等等[19] 。稍稍翻检《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则恩倖、宦官之任常侍、大夫者便历历可见、俯拾即得。这在江左华胄看来要大惊小怪、愤愤不平的现象,北魏朝廷却安之若素,当事人亦居之不疑。又如秘书省官,在南朝最为甲族起家之选;而在北朝就不是那么清贵了,并非文化士族的独占禁脔。例如秘书监伊香犮:“代人也,少勇健,走及奔马,善射,力曳牛却行。……(太武)帝贤之,遂拜秘书监。”[20] 又如贺若统,“其先居漠北,世为部落大人”,“勇健不好文学,以祖荫为秘书郎”[21] ,而这已在汉化颇深的孝明帝之朝了。可见北魏的"清浊"区分、文武界限,经常淡薄如纸。 当然,北朝并不是没有清官、清显、清华之类观念。但如加细绎,则北朝“清官”层次其实有三:第一层次是所谓“九流”。自从孝文帝创造了流内、流外之制,中正品的第二品以下别为"流外七等",流内九品便都是“二品清宦”了。第二层次所谓是“三清”,同在九品之内,诸官仍有"第一清"、"第二清"、"第三清"之异,也有些官职在"九流"之列而不属“三清”。[22] 第三层次,便是某些官职因其特殊的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由此形成的观念性、习惯性的“清官”了。
通过这三个层次,便能发现北朝有异江左的地方。例如北魏为九卿分出了"三清",这并不是江左五朝旧例,江左并不在九卿这些行政性官职上纠缠"清浊"。进一步说,尽管北朝的"三清九流"之制仍被说成是“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在职官制度中的深刻表现”[23] ,但北朝“清官”出自法令一点,学者依然指为北魏独有:"魏晋以来,人分士庶,官有清浊,但是均为习惯使然,未曾见官府以法令的形式规定哪些官是清官"[24] ,"以皇权的威力和法令的形式硬性规定(清官)",“这是魏晋南朝皆不曾见而北魏独有的现象”[25] 。不过从后代看,北魏“清官”之制就并非“独有”了,它看上去更近于唐帝国的“清资官”、“清望官”、“清官”、“清流”制度[26] 。而唐朝“清官”,想已不会被错认为“门阀制度”的一部分,它是朝廷立法者对官职资望的正式认定。相对于南朝的"官以人而清",不妨说这已是"人以官而清":士人因居其职才获得了荣耀,而不是他个人门第为这个职位增添了“清华”。进而可以推论,北魏的"三清九流"出自皇权、出自法令一点,已与江左那种最典型的士族门阀制度,拉开了相当距离;在“清官”变迁史上,北魏之制已显示为江左到唐制的过渡形态。
至于那些因其特殊位望而为君臣瞩目的那类“清官”,北朝仍与南朝不同。考察魏、齐、周各朝"清显"、"清华"等语用法,便可知它们每每是指台省要职。 《北齐书》卷四二《崔劼传》:“何为不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而并出外藩,有损家代?”是省府要职即是"清华"。袁聿修"以名家子历任清华"。检其仕历,他九岁为州主簿,释褐太保西閤祭酒,本州中正、尚书度支郎、五兵左民郎中、太子中舍人、太子庶子、博陵太守、太府少卿、大司农少卿、吏部郎中、司徒左长史、本州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都官尚书、吏部尚书、太常少卿等。[27]
又许惇"久处朝行,历官清显"。检其仕历,则为司徒主簿、殿中尚书、司农卿、大理卿、度支尚书、太子少保、少师、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尚书右仆射、特进等。[28] 二人所居不乏省府要职,可以窥知魏齐所谓"清华"虽有同于南朝者,但比较而言,却更看重其是否权尊责重、职事切要。
众所周知,南朝贵游不乐台郎,把担任侍御史视作"南奔",甚至御史中丞这样的要职都不得青目,所谓"江左中丞虽亦一时髦彦,然膏粱名士犹不乐"[29] 。可是尚书台郎和侍御史,在北朝都在"清华"、"高选"之列。《魏书》卷十四《元子思传》:“谨案尚书郎中臣裴献伯、王元旭等,望班士流,早参清宦。”又《魏书》卷六九《袁翻传》:“加以尚书清要,位遇通显。”《北齐书》卷四七《酷吏宋游道传》:"出州入省,历忝清资。"按宋游道原为司州从事,文襄帝高澄使为尚书左丞。《北史》卷三六《薛慎传》:西魏“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并居清显,时人荣之。”[30] 膳部、工部,前后代均属尚书省职。可见北朝的尚书台官不乏清望。
北魏的御史号称"高选",不仅取人精慎,而且采取考试录用之法。孝明帝时,御史中尉元匡曾"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31] 又"御史中尉元匡高选御史",高道穆以"欲厕影髦徒,班名俊伍"为言,希求"身隶绣衣,名充直指"。在高道穆官至御史中尉时他仍其旧贯,"选用御史皆当世名辈,李希宗、李绘、阳休之、阳斐、封君义、邢子明、苏淑、宋世良等四十人",还曾为此踌躇满志:"自今以后,当得精选御史矣!"[33] 东魏"中尉崔暹精选御史,皆是世胄,广独以才学兼御史,修国史。"[32] 所以史称:"后魏御史甚重,必以对策高第者补之。"[35] 学者因而指出,北朝没有像南朝那样出现御史台位望下降,御史官遭门阀歧视的情况。[34] 北魏孝文帝定起家“清官”:"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36] 可见御史正在"省府之中、清华之所"范畴之内。与御史相类,廷尉也号称“清官”。元雍曾打算任用三公曹令史朱晖担任廷尉评,元顺云:"朱晖小子,身为省吏,何合为廷尉清官!"[37] 推知廷尉正监平及廷尉均为“清官”,并未因其是"法职"而失其"清"。以上与南朝判然有别的情况,都显示了北朝对政务、法制的重视,进而显示了对"清浊"的不同理解。 《魏书》卷八八《良吏明亮传》:
延昌中,世宗临朝堂,亲自黜陟,授亮勇武将军。亮进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号至浊。且文武又殊,请更改授。"世宗曰:"今依劳行赏,不论清浊,卿何得乃复以清浊为辞!"亮曰:"圣明在上,清浊故分。臣既属圣明,是以敢启。"世宗曰:"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独欲乖众,妄相清浊!所请未可,但依前授。"……亮曰:"请改授平远将军。"世宗曰:"运筹用武,然后远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得平远也!"亮乃陈谢而退。
学人往往引证上文,以证明北魏选官"文清武浊"。不过明亮不乐武号,实在与北魏的传统和现实格格不入。宣武帝驳斥他"独欲乖众,妄相清浊",一点儿也没有委屈他。我颇疑明亮的真意是嫌"勇武将军"太低,便搬出"清浊"作"请更改授"借口。宣武帝明确宣布"九流之内,人咸君子,虽文武号殊,佐治一也",否定"文清武浊"之论,这不过是以现实相告而已。北朝勋贵传记,每有"武艺绝伦,有将帅之略"、"性雄豪,工骑射"、"膂力过人,便习弓马"语,这与魏晋史传叙人多"风神夷简"、"雅有远韵",南朝史传叙人多"词采遒艳"、"善为文章",大相径庭。在北朝还常能看到这样的说法:"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书足记姓名而已,安能久事笔砚、为腐儒业乎!"甚至北朝的汉族士族也难免世风熏染,而把"以武达"和"以文通"同等地视为振兴家门之途。
北魏孝文帝时,工商皂隶"或染清流"一类事情已时时发生。宣武帝时,"法开清浊,而清浊不平,申滞理望,而卑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怀怨","中正卖望于下里,主按舞笔于上台。"[38] "蕃落庸鄙"也得以"操铨核之权"[39] ,宦官、恩倖居然滥厕中正之位,承担起了"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庄严职责[40] 。北周制度,便已“选无清浊”。[41] "士庶"界限日益含糊不清,"清浊"、"文武"更不足以阻止官位、名号向武人普授。北魏 "以军功为给事中"、"以军功除员外散骑常侍"、"以功授员外散骑侍郎"、"讨盖吴诸贼皆有功,拜散骑常侍"、"以军功累至书侍御史、通直散骑常侍","累以战功进至左光禄大夫"、"征伐有功,稍迁中散大夫"、"以军功累迁金紫光禄大夫"、"以军功至太中大夫"[42] 等现象,史不绝书;进而到魏末五等大夫、东西省散官向"督将兵吏"们普授、滥授和"双授",不过是百尺竿头、再进一步而已。
三、“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
以上辨析显示,南朝的“清浊”观念阻碍了文散官向武人的普授、滥授,进而阻碍了文散官的阶官化;下面我们再从“双授”入手,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 魏末、北周之时,以将军号与五等大夫的"双授"成了普遍做法。我认为这个事实,对于文散官的阶官化曾构成重大推动,并把这种作用名之为“拉动”。魏晋以来,将军号的“散阶化”要早得多,其序列化程度也高得多,而文散官的"散阶化"则相对迟缓。不过由于魏末的“双授”泛滥,诸文散官便与军号建立了密切的对应关系,令军阶得以把其序列化形式和位阶性质传递给了与之“双授”的文散官,将之"拉"入了散阶序列的境界。这在北周军号、散官两个序列的一一对应关系之中,明白无误地体现出来了。正是魏末泛滥于时的“双授”,使军号得以发挥强劲的“拉动”之功,北周才得以完成了一次文散阶制度的飞跃。[43]
进一步说,军号序列先于文散官实现了"散阶化",这一事实本身就值得深论。秦汉的将军本是将领之职,但在汉末它们已有虚衔化的趋势。世入魏晋,将军号迅速增殖,不久就演化成了独立于军职的军衔阶梯。攻战杀伐离不开将士们效死用命,论功行赏方能令士气和战力常盛不衰;瞬息万变的战争时分,也经常需要迁黜其品秩而不致变动事任,或变动事任而仍其品秩。这时候更便于灵活处理功过、权责矛盾的"品位分等",就更显示了更大可行性:不必赋予更大权责,迁其军号即足以褒功;而在须加责罚、同时又要借重其才略之时,贬其军号是为良法。现代军队依然实行军衔制一点,也为此提供了有力证明。军号不仅演化为军阶,而且应用范围在迅速扩展,还成了地方牧守、领兵都督的位阶,中央官僚加军号者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由此便可看到,军号之发展为位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功绩制的原则,它并不是一种保障士族权益的品位制度。陈苏镇先生对梁武帝军号改革的有关考察揭示,南朝的军号面向宗室诸王,更多情况则是武人依赖军号而发身迁转;梁武帝大通年间的军号改制,在官品第三至四品之间加置了十六班共160号军号,其目的就是拉长寒人武将的仕进之途。[44] 日人高桥彻后来也表达了类似看法。[45]
士族的高贵地位和特权标志,主要体现于对文职高官和"清华"诸官的独占,即令他们占有了军职和军号,那也只是占有“清官”的"延伸"。
魏晋南北朝是官职日趋分离、“品位分等”分外发达的时代。不过由上所论,对此期的官僚等级制,还可进而辨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品位":一种由中正品、清途、清官、清浊观念和士族门第等等构成,另一种则是由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尽管它们都体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特色,但不妨借助引喻以示区分:前者是以人的"门品"为中心的,后者则是以人的"官品"为中心。这里的"官品"一词不是指九品官品,而是特指因供职服勤而被君主授予的禄位。如前所述,军阶具有更多功绩制色彩,要更多地服从于军政考虑,它正是一种由君主操纵而依功加授的禄位,由此就蕴含着使之整齐划一、形成序列的更大动力,以便利于中央权威的高效管理和依功加授。所以军阶的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外在形式,与唐代的文武散阶已非常接近了。
至如"门品",当然是指士族门阀的传统门第了,它来自士族积久不衰的政治文化权势。门第、中正品、文武、清浊与官品、官职间错综交织的等级对应,乃是一种基于传习的秩序。由于它并非出自刻意规划,所以只是"散乱"于不同等级、不同机构、不同职类之中,而非一个外在的、整齐的位阶序列。从"分官设职"的行政规律观之,门品与官职的关系是杂乱无章、不成系统的;可在士族眼中就不同了:这个局面秩序井然,在其中他们如鱼得水、冷暖自知,闭着眼睛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对何等门第(如高门、吏门、役门之类)应获何等中正品级,对文官与武官、实官与散官、朝官与外官、命官与府官等等何"清"何"浊",该由何起家迁转才算"人门兼美"、"才地俱允",士族了如指掌而轻车熟路。质言之,在士族政治之下,士族不但在居官之时,而且甚至在居官之先,事实上就已拥有一种与官职分离的"品位"了,这便是"门品秩序"的本质所在。不过对士族门阀来说,他们并无意图把这种"门品"化为一种"外在"的整齐序列,因为这种更革只能求助于专制权威才能完成,而且将造成既定权益格局的重大变动。
在对"门品秩序"和"官品秩序"加以区分之后,对篇首所揭疑问──为什么在更富"文治"色彩的江左政权下,文散官的"散阶化"反而比北朝缓慢──就可以有深刻的理解。如前所述,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直接得益于军号的强劲"拉动"。正是在这个时候,军阶序列的功绩制意味和官僚政治色彩,便通过“拉动”关系传递给了文散官了。确实,魏末以降的文散官普授、滥授以至"双授",都出于对浴血沙场的将士的褒奖之需。因此北朝文散官的阶官化,出于与军号阶官化相近的原因,也具有相近的功绩制性质。
与之相对,南朝"文清武浊"的鸿沟,既限制着文散官向将士普授与滥授,也限制着文武名号的"双授"。南朝官僚结衔,文官例在武职之前;而魏末及北周之"双授"的结衔形式,均以"将军"居"大夫"之前,暗示着武号优于文号的情况,从而构成对比。南朝的文散官,事实上已被组织为"门品秩序"的内在部分,与各种清浊、品位的复杂关系搅成了一团儿,军号想"拉动"这个盘根错节的局面来,确是力不从心、太过沉重了。假设江左居然发展一种类似北周、隋唐那种散阶序列的话,它反倒可能是个与士族政治分道扬镳的东西。北周、隋唐的文武散阶,较之汉代的禄秩等级,已浸染了浓重的“品位”色彩;但较之江左"门品秩序",它却呈现为一个依序晋升的开放性阶梯。这些散阶每每被用于"泛阶",但"泛阶"毕竟排除了门第尺度,对文武士庶一视同仁。尤其在依劳、依功而授阶的时候,这个序列就已超越了士族政治的束缚,明白无误地显现出了官僚政治性质。
至此我们已可做一总结、收束全文了。比较南北朝双方文散官的阶官化,我们看到南朝一方文散官的阶官化相对迟缓。究其原因,首先是南朝政权直承汉晋,因而保持着较大的制度惯性与惰性,以及维系行政“常态”和正规化的更大要求。但另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原因则与士族政治相关。对于魏晋南朝“品位分等”的发达,士族政治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士族政治导致了官僚政治的扭曲变态,并无或较少实际职掌、却更多地用于维系官僚位望权益的名号、禄位,在职事官之外与日俱增,这就构成了“品位分等”得以发达的温床和沃土。但另一方面,士族政治直接造成的"品位分等"体现于"门品秩序",它"散漫"地存在于门第、中正品、"清浊"观念与各种官职、班品的复杂关系之中,却并未服从行政需要,“外化”为清晰整齐的散阶序列;其所造成的“文武”间的深深鸿沟,使北朝向将士普授、滥授以及与军号"双授"的情况,在南朝不易泛滥开来。
魏晋以降由将军号演化而来的军阶,则构成了另一种有异于"门品秩序"的"官品秩序",它具有更多功绩制性质。魏周之际,是在军号的"拉动"之下文散官才得以进入阶官境界的,由此途径而形成的文散阶也具有了崭新的意义。尽管被纳入散阶序列的一些文散官昔日也曾是“职闲廪重"的“清官”,但值此时,名位的机柄已掌于专制君主,其予取予夺不再受制于“冢中枯骨”;为有效管理和依功加授之需,它们不久就获得了阶次清晰、严整有序的形式。唐代的文武散阶,正是继承北朝这个发展而来的。此时散阶虽然“一切以门荫结品”,但却依劳考进叙,显已超越了中古士族政治,回归于官僚政治范畴之内了。作为一个平行对比,唐王朝“清官”概念也上承北朝,从而与江左“清官”大相径庭。[46]
五朝社会中文化士族占尽要津,十六国北朝则由军功贵族构成政权的主干。由于部落的尚武传统,北朝少数族政权中军人具有更高地位,军政得到了更大重视。军队的组织原则与专制官僚制度具有天然的亲和性,在对集权制、等级制、法制和功绩制的寻求上,二者息息相通。先秦的秦国正是通过军国主义道路,而成功实现了专制化和官僚制化的。就是在现代世界,由军人把持的政权一般也都是独裁专制政权。东晋皇权低落、门阀与皇权“共天下”的局面,由武装性的次等士族为其终结者[47] ;但南朝文化士族盘根错节,次等士族重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动量,远不如北朝军功贵族集团之大。理解了如上事实,文散官的阶官化在南朝停滞不前,在北朝却因军号"拉动"而突飞猛进,发展为官僚政治性质的散阶制度,就不足为怪了。
[1] 参看拙作:《论汉代禄秩之从属于职位》,《北京大学学报》1998第6期。
[2] 《魏书》卷七五《尔朱世隆传》。
[3] 《魏书》卷六九《裴良传》。
[4] 《周书》卷三三《赵刚传》。
[5]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学人》第13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6] 《隋书》卷二六《百官上》:"开府仪同三司位次三公,诸将军、左右光禄大夫优者则加之,同三公置官属。"左右光禄大夫如加"开府"便置官属。《南史》卷十五《傅亮传》2/443有"左光禄大夫府",《南史》卷十九《谢几卿传》有"左光禄长史",皆是。
[7] "袴褶"即军装,参见《晋书·舆服志》、王国维《观堂集林》二二《胡服考》,及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南齐书札记·单衣"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36页。
[8] 参看拙作:《周齐军号散阶制度异同论》,《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
[9] 《梁书》卷四九《庾於陵传》。
[10] 《陈书》卷三四《文学蔡凝传》。
[11] 《南史》卷三一《张裕传附曾孙张率传》。
[12] 《宋书》卷八四《孔觊传》:"初,晋世散骑常侍选望甚重,与侍中不异,其后职任闲散,用人渐轻。孝建三年,世祖欲重其选,诏曰: 散骑职为近侍,事居规纳,置任之本,实惟亲要,而顷选常侍,陵迟未允,宜简授时良,永置清辙。 ……既而常侍之选复卑。"又《梁书》卷二一《江蒨传》:"初,天监诏以侍中、常侍并侍帷幄,分门下二局入集书,其官品视侍中,而非华胄所悦。"
[13 ] 《梁书》卷三七《谢举·何敬荣传论》。
[14] 《太平御览》卷二一五引何法盛《中兴书·太原王录》。
[15] 《南齐书》卷三二《王僧虔传》。
[16] 《梁书》卷四九《锺嵘传》,梁天监初年锺嵘语。
[17] 周一良:《〈南齐书·丘灵鞠传〉试释兼论南朝文武官位及清浊》,《周一良学术论著自选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8] 在此可以参考黄惠贤先生的一个观点:北魏初期建立了鲜卑拓跋军事贵族专政,孝文帝结合胡汉门阀联合专政,但任何胡汉大族都不能与皇权分庭抗礼,因此这不是什么真正的"贵族政治",而只不过是君主政体下变相的"官僚政治"。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第4卷(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本文所谓"军功贵族政治",是就"贵族政治现象"而言的,并不认为北朝政体是"贵族政体"。
[19] 分见《北史》卷三七《皮豹子传》,《魏书》卷三四《王洛儿传》,《北史》卷八四《孝行乞伏保传》,《北史》卷二五《娥清传》,《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
[20] 《北史》卷二五《伊香犮传》。
[21] 《北史》卷六八《贺若敦传》。
[22] 《魏书》卷十九中《任城王元澄传》:元雍拷杀奉朝请韩元昭、前门下录事姚敬贤,元澄申言"不宜以三清九流之官杖下便死"。按奉朝请从七品下,门下录事从八品上,二官品位并不算高,但因其列在九品之内,便被视为"清流"。同时"九流"之内又有"三清"和非"三清"之别。《魏书》卷七七《辛雄传》,魏孝明帝时辛雄"请上等郡县为第一清,中等为第二清,下等为第三清",是北魏"三清"此前不涉郡守县令。但《魏书》卷四一《源贺传》却说:“其诸州守宰,职任清流。”刺史、郡守及县令均在“九流”之内,所以都可以视为“清流”。
[23]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北朝研究》1992年第1期。
[24] 黄惠贤、聂早英:《〈魏书·官氏志〉载太和三令初探》,武汉大学历史系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25] 张旭华:《从孝文帝清定流品看北魏官职之清浊》。
[26] 参看《唐六典》卷二:“凡出身非清流者,不注清资之官。谓从流外及视品出身者”;“清望官:谓内外三品已上官,及中书黄门侍郎、尚书左右丞、诸司侍郎,并太常少卿、秘书少监、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左右率及国子司业”;“四品已下八品以上清官:四品谓太子左右谕德……。”又《旧唐书》卷四二《职官一》:“职事官资,则清浊区分,以次授补。又以三品已上官,及门下中书侍郎、尚书左右尚书左右丞、主司侍郎、太常少卿、太子少詹事、左右庶子、秘书少监、国子司业为清望官。太子左右谕德……为清官。”
[27] 《北齐书》卷四二《袁聿修传》。
[28] 《北齐书》卷四三《许惇传》。
[29]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
[30] 北周小膳部下大夫,相当唐代尚书礼部之膳部郎中。《通典》卷二三《职官五·膳部郎中》:“后周曰膳部大夫一人,亦掌饮食,属大冢宰。”又北周冬官工部有中大夫、上士、中士及旅下士,相当隋唐工部诸职。《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工部》谓北周工部“掌百工之籍而理其禁令”,“隋乃有工部尚书,统工部、屯田二曹,盖因后周工部之名,兼前代起部之职。”
[31] 《魏书》卷八五《文苑温子升传》。
[32] 参看《魏书》卷七七《高道穆传》。
[33] 《北齐书》卷四五《文苑李广传》。
[34] 《通典》卷二四《职官六·侍御史》。
[35] 陈琳国:《北魏北齐监察制度的变迁》,《北朝研究》1990年总第3期;邱永明:《中国监察制度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36] 《通典》卷十六《选举四》孝明帝时清河王元怿有言:“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以门品高下有恒,若准资荫,自公卿令仆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则散骑、秘、著,下逮御史、长兼,皆条例昭然,文无亏没。”按《魏书》卷二二《清河王元怿传》中华书局本校勘记认为,《通典》此文应出《魏书》原文,而今本《魏书》脱失。 又“长兼”所指不明。按“长兼”为北魏常用任用方式,各种官职都有“长兼”,上至太尉、下至行参军。《魏书》卷六七《崔鸿传》:“二汉以降,太和以前,苟必官须此人,人称此职,或超腾升陟,数岁而至公卿,或长兼、试守称允而迁进者,披卷则人人而是,举目则朝贵皆然。”《魏书》卷二一上《献文六王传》:“长兼之职,位亚正员。”《魏书》卷五十《尉元传附尉羽传》:“高祖亲考百司,以羽怠惰,降常侍为长兼。”由正员降长兼属降位一等。
[37 ] 《魏书》卷十九中《元顺传》。
[38] 《魏书》卷七八《孙绍传》。
[39] 《通典》卷十四《选举二》。
[40] 参看《魏书》卷九三《恩倖传》、卷九四《阉官传》。
[41] 《北史》卷三十《卢恺传》:“自周氏以降,选无清浊。及恺摄吏部,与薛道衡、陆彦师等甄别士流,故涉党锢之谮,遂及于此。”《隋书》卷七二《孝义陆彦师传》:“隋承周制,官无清浊。”
[42] 分见《魏书》卷七二《路雄传》,《魏书》卷三八《刁雍传附刁整传》,《北史》卷二七《寇儁传》,《北史》卷二八《源贺传》,《北史》卷三六《薛辩传附薛英集传》,《北史》卷三五《郑道邕传》,《北史》卷四九《斛斯椿传》,《北史》卷四九《贾显度传》,《北史》卷五三《金祚传》。
[43] 参看拙作:《西魏北周军号散官双授制度述论》。
[44] 陈苏镇:《南朝散号将军制度考辨》,《史学月刊》1989年第3期。
[45] 高桥彻:《南北朝の将军号と唐代武散官》,《山形大史学论集》第15号,1995年2月。
[46] 毛汉光先生认为,唐代的清官概念体现了中央集权制的加强,具有客观性、一贯性及合理性。参看其《科举前后(公元600年±300)清要官形态之比较研究》,收入台湾《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1981年版,历史考古组分册,上册。
[47] 参看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版,《刘裕与孙恩──门阀政治的"掘墓人"》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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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对其审美意识的形成和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西方 ,由于实证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影响 ,促使西方学者形成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西方哲学、美学的实证论特点。在东方 ,中华民族的传统思维习惯决定了中国古代先哲奉行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方式 ,这一思维方式在否定中包含着对于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中西音乐文化的异同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音乐可以超越国界和种族,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尽管中西方音乐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生存土壤和文化环境,但却有着各自的魅力。本文从几个角度对中西方音乐的异同进行分析,阐明了其共性与差异。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文化进入了多元化的时代,音乐文化的交融是必然趋势,中西音乐文化只有相互借鉴,互相吸收精华,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
音乐是人类文化长河中孕育出来的珍宝,由于中西方巨大的文化差异,使得体现在音乐上也有很大的不同。在全球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态势的发展下,我们应该充分了解我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的联系与区别,并相互借鉴吸收,这对于彼此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
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它的神奇之处在于它可以穿越国界、种族、时空,进入并渗透到每一个人的心里。诚然,不同国家的音乐渗透出了其不同的地域文化特征,但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人类文化孕育出来的精华,它传递着人类喜怒哀乐的情感。对于一些音乐形式也许我们听不懂它的语言,但是我们可以感受到它表达的情感,而这可以改善人的意志,陶冶人的性情,鼓舞人的进取精神。所以无论是我们中国的民族音乐还是西方的交响音乐,都是情感的外化,每首优秀的音乐作品都以它特有的方式给人以力量,这点正是中西方音乐的共性所在。
(一)音乐审美的差异
中国的音乐文化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形成了自身特有的审美特征。中国音乐以“和”为理想,讲究意境和韵味,天人合一。古代的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最能代表中国音乐文化的审美特征,追求音乐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与中国的绘画及书法中追求神韵的意境是相通的。所以中国传统音乐多讲究和谐、幽美、深沉。这是人的内心世界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的自然流露,它突出“情”和“景”的交融,有一定的主观性特征。
众所周知,古琴艺术是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古代音乐文化的珍贵遗产。古琴艺术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呈现出显著的传统美学的文化特征。琴曲《梅花三弄》、《碣石调?幽兰》、《平沙落雁》中,梅的傲雪凌霜,兰的清丽幽香,雁的鹏程远志,都反映了人们追求超然脱谷、胸怀大志的可贵品格,也体现出了中国音乐重要的审美特征――鲜明的意境美和人格美。
西方古典音乐较之中国音乐有着较强的功能性,因此它比较客观。西方的音乐美学思想更加注重音乐的本体研究。同时西方古典音乐以严肃深刻见长,多数呈现出曲调宽广刚健、气魄宏大的特征。并且西方的音乐非常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很多作品都加入了作曲家的生活气息,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如: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激昂的情绪体现出了他面对困境的感慨以及自己坚强的意志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因而整体上讲西方音乐呈现出一种正剧或悲剧的色彩。
(二)表现形式的差异
音乐的线性特征是中国音乐重要的特征之一。众所周知,华夏族的图腾崇拜物是曲折的、呈线性的龙蛇,长期以来人们的审美习惯也会潜移默化的受到这种形象的影响,而这样的审美心理肯定也会影响到音乐艺术的发展。同时中国的音乐注重线条也是基于中国绘画中的书法艺术,书法是单线条的,它体现在纸面上或神采飞扬、或端庄静美、或跌宕起伏、或有优雅隽永,变化万千,妙味无穷。中国传统的线性书法艺术体现在音乐上就是主宰一切的旋律艺术,中国的音乐多是单音的,旋律几乎是音乐的全部,而多声因素则处于从属地位。所以中国的乐器很多都是单声的,如:笛、二胡等,但即便是这种看似简单的乐器也能演奏出悠远的意境。如:著名的传统古曲《十面埋伏》就是通过一只古埙就能吹出千古兴衰之幽思,一把琵琶就能弹出悲壮的垓下之围,一架古筝就能奏出连海之春江潮水。
西方古典音乐表现为对象的立体感,追求音响的厚实、丰满。它通常会调动旋律和声复调配器等一切手段,塑造对象的同时也可以把情感描绘的相当逼真和具体。所以相对于中国乐器强烈的个性特征而言,西方音乐在音色上不追求乐器的独特音色,而重视乐器音色上有较好的融合性和渗透力,同时西方音乐在音乐体裁形式上多为大型的交响乐、协奏曲等,这样一来乐曲的音响也更为宏大厚实。
(三)创作方式的差异
中国的传统音乐在创作方面具有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即一首作品往往不是单个一位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世代相传的过程中,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的歌者,经常会以一首现成的曲调为蓝本,加上自己演唱时的心情,以及对歌曲不同的理解,从而进行一些改编,因此一首曲调就会在流传的过程中演变成不同版本,如:《鲜花调》《孟姜女》的变体就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因此中国的音乐“一曲多用”的现象很明显,重视再创作。
西方音乐在创作方面通常是一位作曲家个体的劳动,因此体现在作品中也就有着浓厚的个性特征。西方的作曲家往往是根据先辈留下的作曲创作技法,运用现有的材料并根据音乐的规律进行理性的创作,总之西方的音乐“专曲专用”的特点较为突出,更注重原创。
综上所述,中西方音乐各有千秋,中国音乐有中国音乐的独特魅力,西方音乐也有着它自己的情怀。然而,随着文化发展日益国际化、多元化,笔者认为应该在差异中体会对方的文化精神,在保持本民族自己特色的同时,在交流中相互吸收借鉴各自的精髓,这样有利于两者的共同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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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讲述俄狄浦斯因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命运抛弃的悲剧,村上春树《海边的卡夫卡》中的卡夫卡同样因杀父娶母的诅咒而与命运抗争。自《海边的卡夫卡》问世,两部作品的母题相似性一直广受关注。本文通过对两部作品的细读发现,两部作品中除母题嬗变外,还包括俄狄浦斯与卡夫卡的性格、与周边人物的关系、结局、作者或时代的干预几方面不同,并试图通过对这几方面的探讨来分析两部作品中人物性格深层的不同,以对两部作品进行全新的解析。
关键词:俄狄浦斯王 卡夫卡 性格 创作干扰 艺术技巧
《俄狄浦斯王》是古希腊悲剧的典范作品,俄狄浦斯因杀父娶母的神谕而被抛弃,他试图逃离命运却被命运之神一步步牵引入命运的圈套,最终通过刺瞎双眼,流亡国外来赎罪。《海边的卡夫卡》中15岁主人公幼年时被母亲抛弃,又被父亲诅咒,他沉浸在深深的孤独中,一个人奔赴陌生的远方,在探秘过程中成长起来,而中间也掺杂着另一位叫中田的老人的故事,他带着异于常人的思维开展了另一段奇幻旅程。
对于两部作品的比较,目前集中在父子冲突的母题以及精神分析心理学方面的神话原型研究、俄狄浦斯情节方面。就神话原型研究为例,两部作品都有受诅咒的少年,凶残的父亲,与儿子乱伦的母亲,包括文章的结构与《俄狄浦斯王》中说出诅咒,逃避诅咒,应验诅咒都十分相似。在俄狄浦斯情节的研究方面,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身上都蕴含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成分,无意中实现了潜意识中的弑父事件与恋母情结。
本文拟采用平行比较方法中的人物形象比较、艺术技巧比较等手法,发现两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王、卡夫卡的差别,从文学的普适性与差异性来探究两位主人公的性格,在不同环境中的人际网络,两位人物的不同结局以及这种结局背后隐含的作者与时代的痕迹。
俄狄浦斯有健壮的体格,在忒拜的十字路口,他徒手制服与他发生冲突的拉伊奥斯和仆人们。他有正直的品性,善良、孝顺的美德,在倾听阿波罗的神谕后,为了自己“父母”的安危,将自己放逐出境,避免神谕发生的可能性。在听到乞援人的遭遇后,说:“我的悲痛却同时为城邦,为自己,也为你们。”在斯芬克斯危害忒拜城时,他揭穿怪兽的谜底救了整个忒拜城;在他十几年的统治期间,他凭借自己的品行与智慧为人民造福。他也有坚强的意志,无论是为逃避神谕而义无反顾逃离科任托斯,还是破解怪兽谜语,寻找破解瘟疫的方法,他都全心全意的付出着自己,并没有中途退缩过。即使觉得别人对自己卑微的出身有蔑视,但他仍执着于寻找自己的出身。甚至在库洛诺斯接受命运的仲裁时,他不为亲朋的花言巧语迷惑,为以绝后患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的尸骨所在地。甚至有些冲动,为了居民的苦难,当众发毒誓;因为特瑞西阿斯的隐瞒而勃然大怒。俄狄浦斯身陷于城邦中去思考个体与城邦的关系,他看不清自己的本性,亦不明白城邦的礼法,进退失据,成为一个盲目的反抗者。
相比之下,卡夫卡的个性更有现代叛逆少年的特色,性格冷漠,而缺少俄狄浦斯那份奉献的品行,原有的生活无法使他满意,他与周围社会人群疏远甚至对立,只能与潜意识中叫乌鸦的少年来对话,他便做出了很多15岁少年不敢做的决定——离家出走,卡夫卡有一种独特之处,他对自己认定的事比俄狄浦斯更有毅力,也更有计划,离家前的学习,锻炼,行囊准备,一路上不为所动的陌生风景,如“单调的声响如石臼一样流畅地碾压时间,碾压人们的知觉。”一个内心冷漠、不一般的15岁少年,在目的地高松的三点一线的生活计划,在甲村图书馆的停驻与经历,他有着自己的独立空间,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寻找那一份说不清的东西,在甲村图书馆,在大岛的林间小屋,在佐伯的画与歌声中,在森林的核心里,他寻找活着的意义,懂的记忆的重要性,懂得 “你不会割舍或抛弃什么。我们不是抛弃那个,只是吞进自己内部。”他又是单纯的,为了寻找那一份心中的向往,他可以毅然抛弃所拥有的一切,在未知前途的逐梦旅途中,真实地做自己,为人生添加一笔一画。在长途列车上,他会仅仅因为莫名的亲切感对别人敞露心扉,在昏迷过后,面对满身的血迹,他感到惶恐,只想找个人诉说,而不是一味的为自己开脱。
甚至神话原型中的弑父情节的具体情节也用了日本传统的“活灵”描述,让读者如坠五里雾中,村上借小说中另一重要人物——中田,来目睹并实行了这一犯罪。他杀死扮成琼尼沃克的卡夫卡的父亲,更大程度上是被逼的,他如果不杀死田村浩二,他的猫伙伴就要面临残酷命运。这其中也隐喻着“鲜血以及带有色情意味的暴力”会促使本性纯良的人犯罪,但也有暴力不可能终结暴力的深意。
他在经历了梦中杀父、与母亲交合、在入口时与母亲相认、原谅母亲,最后决定回归现实,回归隐秘在内心深处真正强大的自己,那个与离家出走之前获得成长,具有健康、正义、善良、聪慧的美好人格的自己。也就是回归到了荣格所说的“唤醒流淌在人类血液史中的记忆而达到像完整的人的回归”。
俄狄浦斯虽因阿波罗的神谕而被亲生父母遗弃,但他后天的环境仍是优厚的,波吕波斯国王与王后将他视如己出,优越的物质条件与良好的教育氛围,这些都为他的健康体格、美好品德的形成提供了可能。
相比较而言,卡夫卡就缺少了这种环境,生母与姐姐的遗弃使他生活在一个破碎的家庭环境中,没有正常的家庭氛围;母亲的离开也导致了父亲性情的乖戾,甚至他还有挖猫心的残酷癖好,甚至在学校里他都没有知心的朋友,他是师生眼中行为怪异的少年。他只能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空间里,自言自语、独自健身、制定出逃的计划,无法与他人融洽相处。
而在他们经历了人生的转折点后,他们的性格都产生了变化,俄狄浦斯在忒拜城外破解斯芬克斯之谜成为新一任国王后,他始终践行着国王的职责,勤政爱民,为人民解决难题。俄狄浦斯是个绝对公众化的人物,他的公开透明,以至于毫无私人性和秘密。但他始终没意识到自己的无私会害了自己,他因为自身的绝对公开性甚至身为忒拜国王的荣誉感让他对克瑞昂、对特瑞西阿斯的故意隐瞒、对伊俄卡斯忒的闪烁其词都持怀疑态度,权力的膨胀引发了心底的潜意识。此时他的人际关系已不能给他提供有益的环境,原国王拉伊俄斯虚伪、冷酷,拐带别国王子使其死亡,为了阻止神谕,他甚至对自己的亲骨肉下手。俄狄浦斯的谄媚的妻子兼母亲,为了权欲可以抛弃并自的孩子,抛却丢弃贞操与尊严,与年龄差距悬殊的俄狄浦斯成婚,在真相揭穿时,只想隐瞒真相,逃避责任而不是承担。在这个欲望与权力充斥的国度,他的心也蒙上了厚厚的冰,与周围人的相处已不像以前那样单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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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西方在思维上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如果我们不去了解,就会形成文化上的冲突、误解、隔阂,以至于在跨文化交际上出现问题,让我们不能很好的和西方人进行沟通。所以我们要对中西方思维方式的异同进行一个研究。那么造成中西方思维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具体的差异又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本文通过对中西方电影的内容,表现形式等方面的对比,具体来展示中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
?关键词:中西方思维;差异;电影
?众所周知,中西思维方式存在着很多的差异,导致中西方的人们在生活习惯,风俗,信仰,看待问题的方式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大量的差异和不同,中西方的人们用不同的方法和视野观察着这个世界,对这个客观的世界作出分析和评价,所以他们之间有着不同的文化,这是由于我们长期观察这个世界所形成的现实认识和凝聚的经验不同,所以中西方在思维方式上有了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通过文化的一种,即语言,表现了出来。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探讨中西方思维的差异,形成了跨文化交际,以便消除中西方之间的隔阂,误会和冲突。首先,先了解一下中西方思维差异产生的原因。
?我们知道,文学和哲学是密不可分的。民族文化和哲学给思维形式以其深刻的影响。哲学就是人类思维的一种具体反映。比如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就是人类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唯物主义认为在意识与物质之间,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世界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而唯心主义则认为,物质依赖意识而存在,物质是意识的产物,是哲学中与思想、心灵、语言及事物等彼此之间关系的讨论及看法。有的人信奉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起源,而有的人信奉唯心主义,认为意识才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这就体现了人类之间思维方式的不一样。在中国,我们的先人主张“天人合一”“万物皆备于我”,崇尚的是和谐,万事皆以整体为大局;而在西方国家,注重的是“人物分立”,注重逻辑推理,个体思维,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
?中西方民族的经济制度和地理环境对人们的思维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西方国家临海较多,所以视野和思维相对开阔,他们的工商业和航海业十分发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进行生产,由此向外进行扩张和侵略,也把先进的技术带到了世界的各个地方;而同时期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大国,君主专政,人民则是靠天吃饭,气候条件好适应农作物生长,人民丰收则生活就过得好,而气候条件不好,农作物不生长,则是灾荒之年,加之与外界少有接触,所以就造成了国家封闭,人民思想落后的局面。
?那么,中西方思维具体有哪些差异呢?这种差异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
?首先从电影中体现出来的民族性格来看。我们都知道,中外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艺术手法,思想结构,都有极大的不同。比如,在电影《高考1976》中,讲述刚刚恢复高考的那一年,一群年轻人为了自己的梦想,去参加第一届高考,这中间他们相互帮助,相互扶持,体现出他们这个小团体共同奋斗的精神。而西方在同类型的电影中,则比较强调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有时候甚至强调个人拯救整个集体,或者个人拯救整个世界的英雄主义。美国电影《蝙蝠侠》,蝙蝠侠是美国家喻户晓的漫画英雄,是一个绝不杀生的的正义之士。在美国的超级英雄之中,蝙蝠侠是一个很贴近群众的英雄,他目睹父母被害而产生了亲手铲除罪恶的强烈愿望,晚上身着紧身衣、头戴面具、携精心打造的先进设备四处行侠仗义,并且有一个忠心耿耿的随从相助,这些都是美国式英雄主义的体现。
?其次,从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逻辑来看,在中国的电影电视作品和文学作品当中,尤其是在神话作品当中,总会出现一些关于变形的故事情节,闻名遐迩的《西游记》,里面出现众多的妖精,类似于白骨精,玉兔精,蜘蛛精之类,她们的造型从特点上来说就是全幻化成人形,或者人身+ x头,或许还来个尾巴,总之就在中国的神话世界里,变形的方向是从非人变成人。最经典的代表除去《西游记》还有《白蛇传》里的白蛇与青蛇、蜈蚣精、金轮法王、兔精,《聊斋志异》里的狐妖、树妖等等,可以说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在人物形象变形的方向上都大同小异。而从西方国家的电影来看,在人物形象变形方面则和中国的电影有着一些差别。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卡夫卡的《变形记》其中第一部分讲述了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巨大的甲虫”,父亲发现后大怒,把他赶回自己的卧室。第二部分,格里高尔变了,养成了甲虫的生活习性,却保留了人的意识。第三部分,为了生存,家人只得打工挣钱,忍受不了格里高尔这个负担。妹妹终于提出把哥哥弄走。格里高尔又饿又病,陷入绝望, “然后他的头就不由自主地垂倒在地板上,鼻孔呼出了最后一丝气息”,死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开始过着自己养活自己的新生活。从这个简单的内容可以看出这里的变形是从以人为中心向非人的方向变化。再比如说电影作品《猫女》和《蜘蛛侠》,这些电影从名字就可以很容易的判断出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变形内容和方向。造成这些变形差异的原因是因为西方人更加热衷于探索未知的世界,而中国人则更喜欢把未知的事物纳入到已知的范围中,就像小孩子一样十分“怕生”不像西方人那般放得开,所以西方人是冒进的,而中国人是退守的;所以西方人不断地发明创造,而中国人却不断地反复利用;当西方国家大多数都已完成了从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的转变,而中国大部分地区仍退守于农耕文明的位置。这些外在环境和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不仅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同时也使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差异,导致两种文化发展得极大不同,我们从上述电影中可以得出中西方思维的如下差异:
?1. 东方人重整体思维,而西方人重细节分析
?东方人注重各事物组成的整体、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以及事物周围的各种具体环境与条件;西方人则注重个体事物的独立存在,注重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结构以细节分析居优,东方文化结构则以整体综合见长。如:在姓氏排列中,中国姓氏先是宗姓,辈份,其次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氏族整体。西方国家则先是自己的名字,再是父名,然后才是族姓,突出的是自己。又如: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中国人习惯以年,月,日从大到小依次为序,地址则是按省,市,县到门牌号码排序,突出的是从整体到个别的析出关系,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的顺序表达恰好相反,突出的是个别到整体的合成关系。东方人从一开始就用整体性的思维分析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古代对潮汐原理的研究,如公元1世纪东汉时代的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明确指出潮汐运动对月球的依赖关系:“涛之起也,随月盛衰”。而西方人的分析性思维可以说始自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例如,用物体的属性来解释物体的运动。直至伽利略时代,他们才开始注意到物体与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近代西方人文主义是在神学背景上产生的,原罪观念在西方根深蒂固。因此,西方人的道德指向是个人向自己负责,通过个人奋斗向上帝赎罪,由此引申出一条__义,即“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上帝被否定了时西方又产生了社会原子观念:个人就是原子,不依靠任何人而存在,个人权利任何人不得侵略,信奉个人本位,自我中心。这种个人本位的思想影响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亲人间界线划分明确,老少聚餐,各自付款,对孩子也非常尊重,进孩子房间首先要问:“我能进来吗?”强调以子女脱离父母独立生活奋斗为荣,乐于谈论个人一得之见。而中国以家族为本位。家在中国人心目中是生活的宇宙,是一个生活的港湾,具有至高无上的凝结力。脱离家便是“游子”,强调“父母在,不远游”。家庭中有长幼关系,夫妻关系,要各安其分,各尽义务,即“尽伦”。
2. 中国人重形象思维,西方人重抽象思维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重视形象的东西,早在十九世纪中国“尚象”的文化传统形成了偏重形象的思维方式,这种形象的思维方式在我们的汉字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汉字经历了古字到小篆,小篆到隶楷,再从繁体字到简化字的过程,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演变都体现了汉字是典型的象形文字,绝大多数的汉子都是音、形、意结合的三维表意文字,其特点是由其形可以知其义,比如“碑,林,冰”,我们都可以从它们的形旁了解到它的意,或者从声旁了解到它的读音。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从字的构造来解释或者猜测词的意思或者读音。而英语是一维表音文字,读音与意义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抽象性极强,而且一词多义现象较多,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根据拼音规则读出它的读音,但是完全揣测不出这些词语的意思。英语的抽象表达方法主要见于大量使用抽象名词,这类名词涵义概括,指称笼统,覆盖面广,往往有一种“虚”、“泛”、“暗”、“曲”、“隐”的魅力。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讲,最能反映他们文化内涵,深度,思维方式的外在体现物就是承载和传承这个民族文化的语言和文字。中国人的形象思维在汉字这一块体现得无与伦比,而西方人的抽象思维也从他们的拼音文字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3. 中国人重曲线思维,西方人重直线思维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感受得到,中国人说话不那么直截了当,喜欢绕一些圈子,或者给听话的人留有一些余地,让大家在面子上都过得去;而西方国家的人喜欢直入主题,不喜欢兜圈子,今天要解决什么问题就直接切入,他们习惯将语义的重心放在第一句话说出,然后再把其他要说的内容成分一一补进,叙事多为先将重点的东西讲出来,重心在前。这就是所谓的曲线思维和直线思维,在有的时候有的方面,直线思维的人会节约不少时间,从而提高他们的办事效率,而曲线思维的人办事由于事前的铺叙太多,往往在人们看来做了很多无意义的事情,办事讲话的效率有待提高。总的来说,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圆形向内,顾左右而言他,而西方人的思维则是一条直线,注重和实际事物相关的程序,规则等一些东西。
?通过上述比较,我们大致的了解到中西方思维的一些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我们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因素以及民族性格等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尽量的学习和了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之间的差异,在与他们进行交际的时候,才能有效的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冲突,才能实现我们跨文化交际的目的,更好的与人沟通,联通世界。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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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古典神话和传说产生在史家所称的荷马时代或英雄时代,即公元前11世纪到8世纪。比其他民族的原始神话相比较晚,古希腊的诸神及神话故事应属于晚出现之列,已不是古希腊最古老的神话,而是受到马克思赞扬的那些具备永久魅力的希腊古典神话。在世界各地的神话中,保存较完好的神话是希腊神话,且较有系统性。希腊神话具有完整的神谱体系,神祗间也有明确的社会分工。万神之父宙斯与他姐姐赫拉相结合,生下一大群子女,他们就是所谓的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在这些神中,大大小小的神几乎都是主神宙斯的“血亲”。
与之相比中国的神话零散且缺乏完整系统性,很难建成神谱。因为中国神话的保存分散在了各类古籍中,记录主要集中于春秋至前汉时期,散落在《山海经》、《尚书》、《诗经》、《淮南子》等。这些文献中除了《山海经》外,大部分是片段的记录,很零散。而希腊神话则在公元前11~前9世纪的荷马史诗中就有了大量记载,神们的故事丰富生动,关系清楚。公元前8~前7世纪希腊人赫西俄德的《神谱》,进一步整理出希腊神的谱系,展示了一个血缘关系完备的神的世界。
此外中国神话的神祗关系也不完整,众神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没有固定的系统,而且分工也不明确。中国神话中拥有明确责任的神,比如河神、风神属于自然神,它们所占的比重小,而中国神话中著名的、占有较大比重的是人文化的神,像治水的鲧禹等。刘城淮在《中国上古神话》中这样解释道:“上古神话零碎的原因有如下三点。第一,民族统一时间晚,没有形成完整的神话系统。第二,生活在内地的周人长时间统治华夏,大大减弱了神话。第三,奴隶制度较早地被封建制度取代,给神话带来了厄运。”
由于西学东渐,鲁迅先提出了“神话”概念。他提出小说源于神话传说,中外皆然;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
中国古代神话的天神地祗、雨神风伯、神龙、共工、女娲等等,就是产生于人们不自觉地对于周围自然和自然力的艺术加工,通过幻想把自然“人格化”。人们无法解释洪水泛滥,就认为是共工触犯了不周山而造成的结果;对于人类的诞生,认为是女娲捏土而成,于是把女娲作为始祖来祭拜……诸如此类的神话都是由于原始人对于当时自然现象无法解释,于是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有了神话。另外,中国神话中还有表现自强不息、勇于牺牲的民族精神,比如鲧盗息壤治洪水而被天帝处死,但尸体三年不腐又生下禹继续治洪的故事。
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是西方文明的两大源头。对于希腊人而言,他们的遗产不是民主,而是神话。希腊文明作为希腊神话的核心部分,是希腊文明中不能缺少的。在希腊神话中,神被认为是智慧的象征,著名的设下“木马记”的英雄俄底修斯、渡海杀死牛头人身怪物的提修斯、智取女妖美杜莎头颅的怕修斯等等,这些英雄为民族利益出生入死,受到人们的尊敬。这些都反映了原始时代人们对自然和社会现象的认识,表达了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美好愿望。
神祗为了拯救人类,违反了天帝的意志而受到惩罚的故事在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中都存在。鲧盗取天帝的息壤治理洪水,天帝派人杀于羽山。这个故事也让我们想起希腊神话的伟大英雄普罗米修斯,他为了给人类带来光明而盗取了火种,被众神之父宙斯锁在高加索山上,每天忍受鹫鸟啄食心脏的痛苦。天帝和宙斯都是拥有无上权威的代表,鲧和普罗米修斯是反抗的化身,他们敢于向权威发起挑战,也间接反映了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存在的等级制度,也展示了原始初民尝试打破这一秩序的勇气和坚决。这些神话赞扬了站在人类立场上反抗暴力的英雄精神。鲧盗取息壤的神话故事反映了鲧在保护自己和拯救人类中选择牺牲自我,表现了鲧的高尚与伟大。普罗米修斯被伟大的哲学家马克思赞扬为“哲学的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而在希腊神话中,除了普罗米修斯外,大概没有神祗能够像中国神祗那样愿意躬亲民事了。他们是象征着力量,用“力”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宙斯镇压巨人族;伊阿宋取金羊毛;奥德赛海上历险……都是“力量”的扩张。
神话往往是一个民族的起源,会统领着民族未来的发展。神话对后世的影响渗透到各个方面,本文主要介绍其对于文学影响。虽然中国神华和希腊神话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区别,但两者对于后世的影响都是极为深远的。文艺复兴后, 希腊神话就在欧洲引起了广泛关注。神话故事被诗人们拿来作为创作素材。英国,莎士比亚的悲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和长诗《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中就存在神话题材,弥耳顿的《科马斯》诗篇, 也引用了三十多个希腊神话的人物与故事。原始初民不屈服命运的顽强意志, 以及神和英雄们用超人的力量和自然进行斗争,也激励了浪漫主义学派诗人,古老的神话又被浪漫主义诗歌赋予新的色彩。雪莱、拜伦等诗人,也作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对欧洲的影响也不仅在文学方面。在艺术领域,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等多维大师的作品,也已成为人类社会上的不朽画作。总之,希腊神话给欧洲后世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已渗透到各个领域。
中国神话中集中体现了民族文化精神,并对于文化精神还起到了强化作用,神话褒扬英雄,赋予了人格以使命感及承担社会责任的行为准则,中国上古神话的地域性,让中国人潜意识中认为天是最高主宰,神话表露了宗族延续意识,并给后世人们理想化的思维带来极大的影响。儒家产生于神话的“原点”时期,它们共同来源于农耕生产,中国神话的思维在后世启发了诸多有影响的文化思想,依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和魅力。神话具有哲学、宗教、美学等多个科学领域的特征。中国的神话更具伦理性,它满足了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神话中的“三纲五常”更是为历代皇帝继承发展,从根本上影响了中国文化。这也正是中国神话对后世影响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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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亦被称作“海外华侨”,华侨属于尚未加入外籍的中国公民,但长期居于国外;包括已取得居住国永久居民身份者,称之为“华侨”,仍保留本国公民身份,仍然受到本国法律保护。华侨不包括因公在外工作者等其它职业的人,留学生,对外援建工作人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革命派和保皇派争取华侨的做法异同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革命派和保皇派争取华侨的做法异同探讨全文如下:
中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政治派别影响力较大的派别,根据派别组成人员背景可以分为革命派与保皇派。虽然两者的目的都是救亡图存,但是政治纲领有着本质的不同。1898 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逃亡英国之后,建立了保皇会,又名中国维新会。目前,关于革命派和保皇派各自在海外争取华侨的举措及影响,论者甚多,对这两个派别争取华侨的做法异同进行分析对比,有助于了解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政治本质。
革命派与保皇派争取华侨的政治口号并不相同。革命派主张推翻清政府的腐败统治,而保皇派主张“忠君”,即拥护光绪帝,恢复他的皇帝实权以进行改良。
革命派以孙中山于 1894 年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为主。革命派在建立组织之后,积极策划多次起义,主要包括: 广州起义、惠州起义等等。1905 年,兴中会联合多个革命组织正式成立同盟会,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正式成为革命纲领。通过利用报纸向华侨宣传“反满”思想,与保皇派的“保皇”思想政治言论进行长期的论战。保皇派在海外大华侨聚集之处,主要是以“忠君爱国主义”为口号。康、梁提出的“救圣主而救中国”具有很大的号召力,他认为,中国现在的状况应该把“忠君”与“救国”结合起,光绪是“救亡图存”的象征。1899 年,康有为在加拿大的华侨聚集地,大肆宣传“忠君、爱国、救种”.还在一个城镇的华侨集会上发表演说,认为: 今日国势危急,国家积弱,同胞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
他号召海外华侨要“联络并起,以自救其国,而自救其家,否则将来无国可归矣”.
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政治目标不一致,但在报刊作用的认识上,都认为报刊是宣传其政治口号的一个关键途径。由于革命派对这一途径的重视较晚,而保皇派自始至终对其加以重视。
根据革命派组织发展的过程,其办报活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894 - 1905 年兴中会成立到同盟会成立期间,是革命派进行早期革命宣传及初步展开报刊活动的阶段;1905 -1912 年同盟会成立到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这段时间,是革命派报刊活动全面深入开展的阶段。1894 ~1990 年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方式,以个别革命党人利用地方游说、地区演讲及向中外报刊投稿和编印、翻印一些小册子等方式为主。1907 年8 月,在孙中山的支持下,陈楚楠、张永福等人合股创办《中兴日报》,这是同盟会南洋支部的重要机关报。其宗旨“开发民智,而使数百万华侨生其爱种爱国之思想也”.《星洲晨报》是由华侨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等于 1909 年创办的革命侨报。当时,《星洲晨报》与《中兴日报》两份革命报刊在争取华侨支持的层面上并驾齐驱。
在其他地区也有革命派创办的宣传期刊。例如,马来西亚华侨创办了宣传革命的《华暹新报》;缅甸侨商庄银安、谢启思等也集资创办《光华日报》。尤其是华侨在美国旧金山创办《大同日报》。最初是由保皇派的人为主笔。在 1904 年夏之后,支持革命的刘成禺赴旧金山担任主笔,对该报的政治宣传进行本质上的改造。从此,《大同日报》以宣传革命为首要任务,在美引起极大反响,直接导致华侨赞成革命的人日益增多。
保皇派在报刊上积极宣传“保皇”思想言论,对革命言论进行批判。保皇派在海外创办的各种期刊约有 30 多种,保皇派利用报刊主要宣传“忠君”思想和针对革命派的言论进行抨击。1902 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长达十万多字的《新民说》,主要提出所谓“提高人民思想是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希望通过政治宣传,达到保皇的目的。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报刊上的思想论战中,双方主要通过发表己方的政治言论抨击对方。例如,在华侨较多的美国,革命派把《宪政报》(后改为《世界日报》) 和《大同日报》,改组为革命宣传报刊,与同盟会的《少年中国报》,针对保皇派的论调进行攻击。最终,在言论上使革命派压倒了保皇派。从后期效果来看,报刊在宣传政治思想与发展组织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中国近代,革命派和保皇派为充实自身力量,在排挤对手的过程中使用一些特殊手段。为了进一步发展实力,保皇派使用的特殊手段远多于革命派。
第一,保皇派利用自身名声对革命派成员进行瞒骗。梁启超远赴美国檀香山时,曾请孙中山作书为其介绍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梁因此结交了不少革命派华侨。随后,便渐渐提出建立保皇会。为了获得侨商的支持。他提出,这个组织名为保皇会,实则为了革命。侨商因为他有孙中山的亲笔函件作证,所以对其深信不疑,并且捐集了巨款,作为保皇会的活动资金。最终,檀香山兴中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第二,用欺骗手段拉拢华侨。康有为为了进一步壮大保皇会的势力,向华侨们声称他藏有光绪帝命他救驾的密诏。希望进一步争取海外华侨支持。
在当时政治认同的环境下,华侨们普遍认为康有为能得到这一密诏说明他得到了光绪帝的充分信任,他是临危受命,这对于还存有大量“忠君”思想的侨胞来说,康有为来海外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以解救光绪帝的危难,进而推行变法达到富强和拯救民族的目的。因此,广大华侨对康有为的遭遇及其行为给予极大的同情与帮助。
革命派与保皇派在使用政治手段争取华侨的过程中历经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自 1899 年保皇会建立至 1905 年同盟会成立这段时期,保皇派的手段在华侨中的地位远远超过革命派。主要有三点原因: 一是在宣传工作上,保皇派较为优秀; 二是保皇派倡导的政治口号主要以“忠君”“保皇”思想为主,适合了当时境外华侨的爱国心态; 三是革命派的组织力量比较薄弱,根基不如保皇派。1905 年同盟会成立至 1911 年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爆发这段时期,保皇派因其政治口号过时及行为不得人心,遭到众华侨的唾弃。
保皇派与革命派在争取华侨支持的过程中,发生了一次长达五年的舆论战。但是,根据论战的内容可以看到两者存在密切的因果联系。保皇派的对华侨宣传“忠君”思想,极大地唤醒了广大华侨的救国意识。革命派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导他们抛弃迫使清政府进行改良的幻想,最终走上革命救国道路。
总而言之,革命派与保皇派在政治手段上争夺华侨方面既有相关联的地方,也存在较多的差异,实际上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保皇派由于其历史局限性,其政治手段在后期逐渐失去了中国华侨的支持。相对而言,革命派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爱国华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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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档案室是我国档案事业体制中设置最普遍、最大量的基层档案管理机构,因其设置的分散性及其作为机关内部机构的附属性质,已不能满足政府机构改革提出的精简、高效要求。随着改革的深入,北京、深圳、青岛等地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文档管理机构。档案界对于这些机构的定位是否就是美国式的文件中心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本文从两者的特点去进行对比,希望有助于把握两者的区别。
美国文件中心是在二战时期建立起来的,当时军政部门的文件数量激增,军费增加,行政部门费用紧张,急需寻找经济的文件保管方案。美国文件中心建立后,将半现行文件作为管理对象,为各机关提供经济的保管服务,具有“精简、高效”管理半现行文件的作用。
我国机关文档管理中心的成立,源于2000年全国档案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五”计划》的指导,该《计划》中明确指出:“研究建立基层文件中心的实施方案,在北京、青岛、深圳等地开展相应的试点工作。”通过对办公集中机关的档案实行统一的管理,相对改革前分散式的机关档案室而言,机关文档管理中心也起到了“精简、高效”的作用。从政策导向上看,这些新型的文档管理机构应称之为“文件中心”,但具体的机构命名中,并非每个机构都称为“文件中心”,且通过研究对比发现,这些机构的特点与美国式的文件中心的特点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而本文将之统称为“机关文档管理中心”。
文档管理工作包括以下环节:收集、整理、鉴定、保管、检索、编研、提供利用和统计。文档管理机构的职能设置主要是围绕这几项工作开展,面对不同的服务对象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
美国政府的文件鉴定服务主要由专门的鉴定机构负责,鉴定哪些文件应该向文件中心移交。文件中心仅为政府机构提供保管、检索、利用、统计服务,鉴定到期的文件并提出处置方案——销毁或是向档案馆移交。文件中心的管理目标是保证文件保管费用的经济性,要低于文件放置在机关内的保管费用,在此基础上保障文件利用的便利性,比如检索的快捷性以及文件投递的效率等。
机关文档管理中心提供的服务各自有所区别,大体上有保管、整理、鉴定及向档案馆移交档案,这些服务主要是面对文件形成机关。此外有些机关文档管理中心还提供现行文件服务,面向的服务对象是社会。少数文档中心面向企业、单位提供档案的代管、数字化、修裱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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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汉语维香尔语元音音位对比
论文摘要:本丈以音位学对比理论为框架,在较细致、全面的分析中,运用图表的形式,归纳出现代汉语元音与维吾尔语元音在音位系统层面上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任何语言都有一套既相互对立又联系紧密的音位系统。每种语言与其他语言相比,除了有一部分相同或相似的音位外,还有一些独有的音位,正是这些独有的音位把这种语言与其他语言区别开来。运用音位学对比理论对两种语言的元音音位系统进行对比,对于揭示这两种语言的语音规律和特点,搞好这两种语言的研究和教学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以音位学对比理论为基础,对现代汉维语全部元音音位、汉维语元音音位变体构成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细致的对比,进一步反映汉维语元音系统方面的本质区别,有助于汉维语言的互学。
1.汉维语元音音位对比
自19世纪末音位的概念形成以来,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音位学学派,各学派分别从心理、物理或功能等方面对音位作出了不同的解释。本文的所谈的音位是从功能意义上说的,是语音系统中最小的、能够区别词或词素意义的语音单位。各种语言有不同的音位内容和音位数目。一般观点认为,汉语普通话有10个元音音位,分别是/n/,/o/,/x八/i八//u/,/Y八/e/,/1/,/,八/,八维吾尔语有8个元音音位,分别是/a/,/e/,/e/,/Q/,/z/,/u/,/Y/,/o/。这些元音音位有的比较相似,有的具有同一种语音物质属性。通过对比,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虽然有些音具有同一种语音物质属性,但在这两种语言中发挥的功能却不同,表现的方式也不一样。为了叙述方便,我们用图表的形式来描绘出汉维语元音音位。
通过以上汉维语元音音位在舌位图上的位置展示,可以粗略地看出汉维语元音系统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汉维语中都有前、半低、不圆唇元音音位/E/,汉语中独有的音位有/1/,/飞八/丫八/a八维吾尔语中独有的音位有/e八/o/。除了以上完全不同的音位外,汉维语中其他音位虽然读音相近、大致上相对应,但仍有较细微的区别,如下表:
2.汉维语元晋晋位变体构成及其分布惰况对比
“对立关系”是划分音位的主要依据。从音位的定义可知,判断音位能否区别意义要靠“对立”这个概念,能够产生对立关系的最小语音单位一定要划分为不同的音位。处于互补关系中的相似的音素彼此不对立,因此,我们可以把它们归并为一个音位。这样,处于互补关系中的各个音素就被看成为同一音位在不同位置上的音位变体。下面,主要比较汉维语的音位变体构成及其分布情况,以此来了解这两种语言元音音位变体的分布范围,并进一步了解两种语言的异同。
2.3汉维语元音音位变体构成及其分布情况对比
分析上述两个图表的具体内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汉语/A八维吾尔语/a/的变体构成基本相同,但从分布范围来讲,汉语/A/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要比维吾尔语/a/大一些,还有变体司。
(2)汉语中/1/,/飞/,/a}/等音位在维吾尔语中没有相应的音位。维吾尔语/。/音位在汉语中没有相应的音位及其音位变体。
(3)汉语八八/ul,lY/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与维吾尔语八八/u八/Y/的分布范围基本相同,但也有细微的差别,如维吾尔语八/音位还有变体[词、CIJi/I1/还有变体[UJi/Y/还有变体。
(4)汉语/O/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和维吾尔语/Q/的分布范围完全不同。
(5)汉语/s/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不仅包括维吾尔语/s/的范围的一部分,还包括维吾尔语/e/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而维吾尔语/s/的音位变体比汉语/s/多了一个变体。
(6)汉语/x/的音位变体分布范围不仅包括维吾尔语/I/的范围的一部分,还比维吾尔语多了一个变体。
3.对汉维语元音学习的一些认识
通过上述有关汉维语元音音位系统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这两种语言语音系统中元音的相同之处和具体的区别。汉维语的元音,完全相同和完全不同的不多,大部分是相似或相近的。对于相同的元音,学习者很容易掌握。对于相似、相近的元音,却要根据学习者的实际情况而定,这类元音会使学习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对这些音的细微差异不够关注,导致发音不标准、不到位,从而影响语言交际的质量。另一方面,无论是维吾尔族人还是汉族人,学习对方语言时,都会很自然地带上已掌握的母语的痕迹,特别是在语音学习上总习惯于用母语中的音素代替所学语言中的音素。比如,维吾尔语中音位八八/u/./Y/具有清化特征,在语流中分别产生了变体[I7,CU7.CY7,受母语的影响,维吾尔族人在说汉语时也常会将这种清化特征带进来,用CI7.CU7.CY〕来代替汉语音位八八/u八/Y八如将汉语的“皮”CP’i〕发成[p’c},把“处”Ctyu〕发成Ctl,u7,把区〔t〕发成[Ct]。另外,由于维吾尔语中没有央、中不圆唇卷舌元音[于〕,有些初学者往往会用前半高不圆唇元音[e〕与舌尖中颤音[r]合起来表示,发成一个音节[Cer],虽然不会造成歧义,但是语音差别太大,听起来很不标准。对于学习维吾尔语的汉族人来说亦是如此,如:汉语音位/o八八/与维吾尔语音位/Q八八/相近,学习者很容易用汉语的[no〕来代替维吾尔语的〔Q〕,把「Qjun」(游戏)发[nojun],用/i/代替/I/,把(事情)发成。因此,语言学习者应该掌握好每一个元音的发音要领,了解每个元音音位特别是一些容易受母语音素影响的音位的分布状况。只有从语音理论和发音实践上下工夫,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攻克发音不准确、不标准的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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