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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九世纪上半叶鸦片战争之后,落后挨打的中国人开始把强大先进的西方当成学习楷模。十九世纪后半叶的洋务运动,民国初年的“五四”运动,三十年代的“全盘西化”思潮,都是以学习西方科技文化为基本内容。这以后,五十年代的学习苏联,八十年代以后直到二十一世纪初,在“与世界接轨”与“全球化”口号下的对西方——美国——的再追逐,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差不多一直在崇拜西方的倾向中走到今天。但在这个崇尚西方文化的世纪中,却有一个时段是中国文化人较为普遍地回归民族传统的时段。这就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二十、三十年代。这种回归思潮对美术界是有深刻影响的。但时过境迁,人们对这个令人感奋的时段已经有些忘却了。
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精英们普遍地倾向对西方科技文化的热情学习,又普遍地对民族文化取激烈批判与否定的态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其中科技发明对人类自身的伤害,促使西方精英层对科技文化的反思,使写出《西方的没落》的斯宾格勒们不能不反省西方科技文化对人类的伤害。西方这种自我文化反省的思潮传到中国后,给正在崇拜西方的中国精英层一种警醒。1918年底,梁启超率领了一个包括张君劢、丁文江在内的半官方的巴黎和会观察团赴欧洲,拜访了包括柏格森在内的一批欧洲哲学家、政治家、文学家等,他们希望直接向这些欧洲的文化精英们请教。但欧洲人的回答,则是战争宣布了欧洲文明的破产,他们希望从中国的遗产中获得一种智慧,来纠正自己文明中的缺失。梁启超从1919年3月起,以一系列文章向国人报道了这些欧洲人的观点。在文章中,梁启超把中国人学西方比作沙漠中追逐幻影,而今幻影已经不见,“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当前世界思想的一个转折点。
梁启超观点以其思想界领袖的地位及其亲历欧洲的角度,对中国文化界产生了极大的震撼。1920年—1921年,梁潄溟在北京大学及其他地方多次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进行演讲,亦从洞悉东西文化并进行比较的角度,更深一步地捍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价值,也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无独有偶,英国大哲学家罗素1920-1921年间亦在中国作巡回演讲,他开始贬低西方的机械论世界观:
“彼辈对于吾人之文化绝非无批判之力。有人谓在1914年前,彼辈批判较鲜,惟鉴于此次之大战,觉西方之生活状况,亦必有未能完善之处。然向西方探求智识之兴味仍非常浓厚。而其中年事少者,竟以为过激主义或能供其所需。惟此种期望亦终无实践之日。而彼辈不久当觉悟苟欲自拔,非藉一空前之综合,自创一种救世良方不可。”
他同时盛赞中国文明:
“余之赴华,原为教授,然居华愈久,余之教授华人之意念愈灭,而觉余所当学自彼辈者愈多。……凡珍视智与美,或仅愿享和平之生活者,咸乐居中国,以此三者为中国所重视,而较诸在彼扰攘错乱之西方为易得也。”
在被西方列强折腾得无可奈何的中国,或许也只有罗素这种西方著名思想家的直接的劝喻,方能让执迷的中国人警醒,亦如美国人费洛诺沙对日本文化的盛赞让失去自我的日本人和美术界领袖冈仓天心回归民族自信一般。在这股反思思潮之中,扮演着复兴民族美术领袖作用的是梁启超的朋友,二十年代初期北京画坛领袖陈师曾。
亦如世纪初文坛先进一般,留学日本学习博物学的陈师曾也是主张引入西方科学之美术以变革中国落后的美术传统的。这位受蔡元培之聘,在1919年担仼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的陈师曾,当时的观念与时人无异,也是赞成以西拯中的。在1919年,陈师曾在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上作演讲,对传统中国画的批评也有与时人一样者:“我国山水画,光线远近,多不若西人之讲求。此处宜釆西法以补救之。……他如树法云法,亦不若西法画之真确精似”。“如投影画、透视画,亦皆此画中之一种。对实物而与其形象,其阳阴向背凸凹诸态,无不惟妙惟肖”。(3)在1919年欢送徐悲鸿留法的会上,这位对传统有着深刻研究与深厚感情,而又在理智上受到科学主义和西方文化同样深刻影响的画家就试图调和二者的矛盾。他不象当时流行的西方本位主义者那样用抬西方来贬东方,而是以寻找两者的相似点的方法,来把他心目中神圣而充满缺点的民族艺术和在当时被认为是先进的、科学的西方艺术相联系,相并列。陈师曾说,“东西洋画理本同。阅中画古本,其与外画相同者颇多。西洋画如郎世宁旧派,与中国画亦极相接近。西洋古画一方一方画成者,与中国手卷极相似”。(4)尽管此种比较并不深刻,且有面对此种汹汹西化大潮之权取应付之意。但即使在那时,陈师曾仍能淸醒地认识到:
“美术者,所以代表各国国民之特性,其重要可知矣。但研究之法,宜以本国之画为主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
师曾的这种强调国民性和坚持以本国美术为主体的改造中国画的观点,是出现于一十年代之末。如果考虑到当时正是无原则,无主次的“折衷”之风初起之时,考虑到绘画界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的回归要到二十年代中期才能掀起思潮时,陈师曾对待中国画变革之淸醒与睿智,其先知先觉就极为难得了。事实上,这位留过洋,学过科学,画过油画的国画家,的确是本世纪初叶西化风潮中,最先掀起回归民族传统之新风并理直气壮地宣场民族传统之伟大,且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研究和现代阐释的第一人。
正是在上述重新反省西方文化价值的又一风气中,1921年,陈师曾这位曾经留学过日本的学界精英开始翻译日本美术史家大村西崖的《文人画之复兴》的著述。陈师曾对传统的深切理解和由衷的热情再也按捺不住。这个“新派”人物终于率先举起了反叛科学主义惟写实风气的回归东方的大旗。
在其1921年撰写的《文人画之价值》一文中,陈师曾首先指出了艺术本质之所在:即艺术“是性灵者也,思想者也,活动者也,非器械者也,非单纯者也。否则直如照相器,千篇一律,人云亦云,何贵乎人邪?何重乎艺术邪?所贵乎艺术者,即在陶写性灵,抒发个性与其感想”。
在1923年的胡适尚在说,“这三十年来”,科学“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 ‘科学’的”(7)时代里,作为“新派人物”的陈师曾竟公然敢对“机械”之科学叫板!在这篇文章中,陈师曾针对当时惟物质轻精神,惟写实轻表现的画坛主潮,强调了中国传统艺术重精神的特点:
“文人画首重精神,不贵形似。……谢赫 ‘六法’首重气韵,次言骨法用笔,即其开宗明义,立定基础,为当门之棒喝。”
由此出发,陈师曾干脆一反他至1919年尚在调和折衷的主张写实的倾向,认为写实不过是习画初入之门径,“经过形似之阶级,必现不似之手腕。其不形似者,忘乎筌蹄游于天倪之谓也”。由此出发,陈师曾不仅举了大量中国古代画史史实以证之,还雄辩地以当时刚在兴起之时的西方现代诸派为例,“不重客观,专任主观,立体派、未来派、表现派联翩演出,其思想之转变,亦足见形似之不足尽艺术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求矣”。这样,陈师曾就得出了一个令一片西化潮中的时人可谓惊世骇俗的结论:
“文人画不求形似,正是画之进步。”
尽管陈师曾的这个“进步”论,仍然是以西方为参照而得到的,仍然属历史进步论与阶段发展论的范畴,这是时代局限之使然,但陈师曾毕竟通过这种时人认可的历史观,得出了中国传统艺术不是落后,而是先进,而且先进得相当可以的结论:
“观古今文人之画,其格局何等谨严,意匠何等精密,下笔何等矜慎,立论何等幽微,学养何等深醇,岂粗心浮气轻妄之辈所能望其肩背哉!”
陈师曾在世纪初对中国传统美术的如此高度而理直气壮的肯定,在西化得“无上尊严”的时代里无疑是一极大胆而又极不和谐之音。他的这种对中国传统美术的肯定、赞颂与宣扬,实则已经揭开了几年之后即将兴起,而到30至40年代达到高潮的批判西方科学主义,返归东方,研究“中国本位文化”、“国民性”及民族性的又一轮新思潮的序幕。可惜,陈师曾去世得过早,1923年去世的他,没能参与在同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没能参与在此后进行的民族性回归的大讨论。但这位早逝的民族传统的先知先觉的捍卫者的行动,已经成为了这场民族自觉运动的序幕。
1923年开始的“科学与人生观”的大论战本来属于思想界的事,但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场论战,本来是以西方文化代表之科学的物质决定论,与柏格森等的直觉主义与人格至上,以及东方文化代表之国学的论争,涉及的学者有张君劢、梁启超,丁文江、胡适、吴稚辉等一大批人,集成的文字达26万字之多。尽管两边的论战概括起来即自由意志论与决定论间的不可能解决的争论,但持西方科学立场的人在科学主义盛行的时代似有占上峰之势,但回归民族文化之风却也由此而逐渐兴起。亦如文学界之创造社的郑伯奇在1924年所说,“新思想与白话文发生不一两年,国学运动就隐隐地抬起头来了。到现在,国学运动的声浪一天高似一天。”
这段时间,连文学革命的领袖人物们“不是努力于创作和翻译新文学,就是回头向所谓‘国学’方面去努力”。连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都在用实验主义整理国故,“同时梁启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许多国文教师和许多学者,都舍弃了其他的事业而钻到旧纸堆里”,于是“所谓整理国故运动就这样兴起来”。
就是在这种复兴国学,复兴传统文化的又一强大思潮的感召下,被清末民初打倒国故提倡西方文化搞得灰头土脸的“国粹画”、“国画”,才又逐渐地抬头。在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氛围中,1912年就办起来了,却只有洋画科的“上海图画美术院”从未与国画沾过边,到1923年时,美术院里增设了中国画科,刘海粟也在这一年写出了《石涛与后期印象派》这篇二十世纪最早之一的东西美术比较的论文,称“现今欧人之所谓新艺术新思想者,吾国三百年前早有人浚发之矣。吾国有此非常之艺术而不自知,反孜孜于西欧艺人之某大家也,某主义也,而致其五体投地之诚,不亦嗔乎!”(11)刘海粟还在1924年发起了“古美术保存会”,1925年,他大倡国画,一改崇拜西方之旧习,而以为,“世界艺学,实起源于东方,东方艺学,起源中国”。这之后,刘海粟一直致力于中国传统绘画的研究。傅雷在谈到此种现象时说,“一九二四年,已经为大家公认受西方影响的画家刘海粟氏,第一次公开展览他的中国画,一方面受唐、宋、元画的思想影响,一方面又受西方技术的影响。刘氏,在短时间内研究过了欧洲画史之后,他的国魂与个性开始觉醒了”。
看来,上海刘海粟的“国魂”的觉醒的确不是个人偶发的行为。1923年,在西化倾向十分突出的广州还成立了传统国画家的组织“癸亥合作社”,此即1926年后的“国画研究会”的前身。该社成立时向省署的立案呈文中说,“夫立国于世界之上,必有一国之特性,永久以相维系,而后国始能以常存。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徵。……降至今日,士多鄙夷国学,画学日就衰微,非急起而振之,恐文化荡然。”呈文要求对国画传统“讨论之,整理之,以培养吾国之国性,而发扬吾国之国光”。(13)爱国之心,维护传统之志,溢于言表。该社后来发展到整个广东各地及港澳,最多时成员达五、六百人。他们办画展,出国画刋物,撰写大量的国画研究文章,组织国画写生队,捐书近万册办“国画图书馆”……该会经抗战中断,此后恢复,一直活动到1949年。
上海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一直是中国画的第一重镇。以海派之强大势力领袖群伦。1912年,黄宾虹就在上海成立过“以保存国粹,发明艺术,启人爱国之心为宗旨”的贞社。1916年,又成立有包括王国维、罗振玉在内研究金石书画,人数达5、6千人之多的“广仓学会”。在二十年代国学回归思潮的影响下,1922年,有以“挽救国粹之沉沦”,会员包括吴昌硕、王一亭等海派名流的“上海书画会”;1923年有包括上海、杭州两地国画家如申石伽、唐云在内的“西泠绘画社”;1924年有刘海粟发起的“古美术保存会”,张大壮、江寒汀等的“大观雅集”;1925年有于右任、何香凝、经亨颐及张大千、陈树人、高剑父等一大批名人的“寒之友画会”;1925年还有以“保存国粹,提倡金石书画”为宗旨的,以收藏界人士为主的“金石画报社”;此后,如1925年的“巽社”,“海上书画联合会”,1926年的“中国金石书画艺观学会”,1929年“上海中国书画保存会”,“蜜蜂画会”等等四十余个。其中著名者,有1929年成立,以“提倡发展研究中国艺术”为宗旨的“蜜蜂画会”。该会几乎囊括了当时上海所有的中国画名家,到1931年时,以“蜜蜂画会”为基础,又转为成立“中国画会”。这个或许是民国年间最大的中国画画家的组织,其组织、规模略相当于今天的中国美术家协会。这是一个以上海为中心,会员几乎包括了全中国沪、京(南京)、津、平、杭、镇、扬、苏、锡、粤、港在内的一流中国画画家。该会由叶恭绰、钱瘦铁、郑午昌、孙雪泥、贺天健、陆丹林、谢公展、马孟容、黄宾虹等发起,初由贺天健主持,后改由汪亚尘主持。画会组织过多次画展,义勇军慰劳画展,开办过国画讲座班,组织会员外出旅游,先后出版过有许多高水准中国画研究论文,有极大学术权威影响的《国画月刊》、《国画》双月刊。“中国画会”是当时政府立案批准成立的不多的大型美术社团之一。“中国画会”除抗战期间停止活动外,一直活动至1948年。五十年代以后至今,类似“中国画会”这类全国性中国画的社团也就再没有出现过。
北京作为明淸故都,传统文化一直有着深厚基础。北京的中国画家组织是成立于1919年的“中国画学研究会”。该会由雅好书画的总统徐世昌支持,用庚子赔款退款来支助,由金城任会长。该会包括了北京地区著名国画家如陈师曾、萧愻、萧谦中、贺良朴、徐燕荪、徐宗浩、吴镜汀、陈半丁、胡佩衡、刘子久、陈少梅、陶熔等二十余人。1926年,金城去世后,又在原“中国画学研究会”基础上成立了以“提倡风雅,保存国粹”为宗旨的“湖社”。“湖社”后来发展成为覆盖北京、天津、山东、东北等北方各省人数达数百人的组织,成为二十至三十年代北方地区势力最大最具影响的中国画家社团。湖社成立后,出版了《湖社月刊》150期,发表了大量对传统国画画法画理的研究文章,如金城《画学讲义》、陈师曾《清代山水画之研究》、寿石工《篆刻学讲义》等。《湖社月刊》除发行全国各地外,在日本、新加坡、越南、香港、泰国、缅甸、古巴、檀香山、加拿大等地均有代售点。该会还组织了在国内国际的展览三十余次,并组织了专业国画教学机构“北京艺光国画研究所”招收学员。“湖社”生气勃勃地一直活动到1937年抗战爆发。
以上是就上海、北京、广东三角鼎立的国画盛行地区的中国画主要社团组织生气勃勃的状况作了介绍。可见,在二十世纪严重的西化倾向中,二十至三十年代其实是传统国画的一个颇为兴盛的时期,从这些组织普遍的“保存国粹”、“中国书画保存”,对国学“讨论之,整理之”的建社宗旨来看,中国画的这种勃兴,的确是二十至三十年代中国文化界“整理国故运动”,复兴国学的文化思潮之使然。
既然是要“整理国故”,那么,对传统绘画的研究也当是此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内容,而且还当是重要内容。事实也的确如此。二十世纪的二十至三十年代,那是一个学术思想极为活跃,学者们也极为投入的一个学术研究的时代。
反思世纪初的盲目崇拜西方科学文化是这种学术思潮的一个突出特点。人们开始怀疑西方美术对于中国美术的先进性,怀疑它对中国美术的先导性,怀疑“全盘西化”的正确性,怀疑美术超民族超地域超国界的“世界性”。强调中西有别,反对盲目西化是这种民族回归思潮的一个主要特征。黄宾虹1926年时对此种国学回归的风气转化还有一段评论:
“以为中国名画,既为欧美所推崇,则习欧画者,似不能不兼习国画。由今溯古,其渊源所从来,流派之辨别,未之讲也”。“况观欧美诸国言美术者,盛称东方,而于中国古画,恣意搜求,尤所珍爱,……由是而醉心欧化者侈谈国学,囊昔之所肆口诋排者,今复委曲而附和之”。
世风之转变可想而知。1931年郑午昌也论及此种倾向:
“近来国画家或开画展,或刊图书,共起为种种运动;即称为洋画名家而于国画曾抱极端反对态度者,亦渐能了解国画之精神,翻然自悔前此之失言。”
留学欧洲,研究西方艺术的李金发在40年代初时,在总结二十至三十年代的《二十年来的艺术运动》时作了如下的描述:“一部分新派作风,充满幼稚病,失却观众同情,也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品,足使我们称赞”。
“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亦还能得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捧场。同时因为西洋画成就的脆弱无能,减少社会忽(重?)视它的心理,反使之倾心于国画的欣赏”。
而1934年10月和1935年1月,在“中国文化协会”主办的刊物《文化建设》上,陈立夫提倡“民族文化复兴运动”,以及何炳松等10教授的《中国本位文化的文化建设宣言》,更把这种民族文化复兴的思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各大城市纷纷召开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座谈会,著名的大学校长、教授、文化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踊跃出席各地的座谈会,发表了大量文章。宣言刚出一月,2月10日,美术界马上作出积极的回应。郑午昌在《国画月刊》第1卷第4期上撰文“不盲从不守旧,为我们一贯的主张,此与最近何炳松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的宣言中提倡‘中国本位’文化的旨趣,正相吻合。可知新中国文化的创造已为国人共同的目标。”
这些人对当时美术思潮,国画思潮的描述,给我们再现了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真实景象。在这种国学复兴的思潮中,对中国传统绘画本质精神的探讨成为国学复兴中最深刻的部分。亦如陈师曾1920年研究文人画,就在注意它的“首重精神”等本质性特征。林风眠在1926年,1929年撰写《东西艺术之前途》、《中国绘画新论》中,就已经在注意“应该知道什么是所谓‘中国画’底根本的方法”,“什么是中国画的基础”等本质性问题了。而刘海粟三十年代进行过一批诸如《中国画之精神要素》、《何谓气韵》、《中国画学上的特点》等研究。而三十年代关于 “国民性”与“民族精神”的研究,更把这种本质性研究推到极致。陈师曾就谈过“国民之特性,可由美术而表现之”,黄宾虹也说,“屡变者体貌,不变者精神”,王显诏论过《民族艺术的本质》,汪亚尘则论过“如果真要治艺术,还是把系统弄过明白”,且“离开天然的形态,作家另外创出一个天然,这是中国艺术上最深的一个观念,也可说是国画的根据”。宗白华有《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邓以蛰谈“中国绝对的理想艺术”。梁启超有“一切物境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林风眠认为“中国的风景画以表现情绪为主,……所画皆系一种印象”。傅抱石也有中国画“超然精神”、“写意精神”等等论述。这里边,甚至一向看不起也没系统研究过中国传统艺术的徐悲鸿也来凑热闹,从他的西方本位立场出发,而认为“中国美术,无疑几乎全是自然主义”,他的“自然主义”即“吾国原始之自然主义Naturalism”。(17)在二十至三十年代,现代中国画坛的前辈们则不论其立场如何不同,观点如何不同,知识结构及知识水准如何不同,大家都在进行这种尽管效果、水平、结论都不尽相同乃至大相迳庭的带学术性质的研究。
对这种民族性、民族本质的研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里又往往在与西方的比较研究中进行,出现过一系列高水准的中西比较的论文。如以1918年欧阳亮彦在《中华美术报》上发表的《中国画与西洋画之异同》算起,20年代初期有发表于刘海粟创办的《美术》上的孙壎的《中西画法之比较》,1923年刘海粟的《石涛与后期印象派》,以后还有滕固《六朝石刻与印度美术之关系》,刘海粟的《东西艺术及其趋向》、《中西美术之异同》、《中国艺术西渐》,汪亚尘的《论国画与洋画》、《中国画与水彩画》,林风眠《东西艺术的前途》,丰子恺《中国画与西洋画》、倪贻德《东西绘画的异点》、《文人画的洋画创造》,陈之佛的《中国艺术与印度艺术的关系》,向达《明淸之际中国美术所受西洋之影响》,婴行的《中国美术在现代艺术上的胜利》,李宝泉《宋代中国画上印象主义趋势之研究》,傅抱石《论秦汉诸美术与西方的关系》,潘天寿《域外绘画流入中土考》,邓以蛰《观林风眠的绘画展览因论及中西画的区别》,宗白华《论中西画法的渊源与基础》、《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此段时期中西比较的文章极多,这里当然难以尽数。而且以上文章是就那些专论中西比较之专题文章而言,还不包括在各种更为大量的论中国画特征的文章中涉及到的中外绘画比较的内容。画坛对中外美术比较的兴趣,还可以从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国画杂志,即上述中国最大的中国画画会上海“中国画会”出版的《国画月刊》上得到证明。《国画月刊》1934年4、5两期上连载《中西山水画思想专号》上下卷。两卷中集中全国一流学者就中西绘画的思想、流派、渊源、技法、师资等等多方面进行了非常学术性的研究与比较。在其他一些重要杂志如《东方杂志》、《艺风》、《艺术旬刊》、《中国美术会季刊》等刊物上,都可以看到此类中西比较的文章或观点。
这股国学回归思潮在艺术上的另一重要反映,就是从三十年代开始,持续到四十年代的有关“民族形式”的大讨论。这个讨论的直接原因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抗战时期文艺宣传需要上的反映,但深层原因当然也与二十到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有关。这场讨论主要在文学领域进行。向林冰在抗战爆发前关于“旧瓶装新酒”的观点直接引发这场讨论。茅盾、老舍等都介入讨论。就连在延安的毛泽东也多次发表关于“民族形式”的看法。如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其中也有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1940年初,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中国文化》上发表,其中也明确提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
在民族形式讨论中,延安的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都参与了讨论,国统区郭沫若、茅盾、胡绳、葛一虹、潘梓年、罗荪、戈茅、黄芝冈、光未然等都参与讨论。讨论在文学、戏剧、音乐创作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这场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在美术上直接引发了版画中利用民间艺术的创作实践,也直接促成了油画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作为本来就是民族传统绘画形式的中国画画坛,更多地是在民族文化讨论的热烈氛围中,更加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独立的民族精神,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张大千四十年代初数年的敦煌之行及在画坛产生的影响,就应当与“民族形式”讨论中利用民间艺术的时代氛围有关系。
这种对民族艺术特征的热烈探讨不仅是艺术家、艺术史论家的事,还吸引了大量著名文化学者乃至毛泽东这样的政治家,这可为此种一去不再之国学思潮之旁证。
当然,与此种“民族形式”有关的研究,更多的应该是与中国画表现手段的“笔墨”研究相关。但可以令今人十分诧异的是,在整个国学回归思潮、国画复兴思潮中,竟没有太多的人关心笔墨问题。认真搜索一番,画家中或许就只有黄宾虹有专门研究笔墨的颇具规模的专论,这就是他71-72岁时,即1934年底到1935年在《国画月刊》上连载之《画法要旨》。其著名的“五字笔法”与“七字墨法”即载其上。笔墨问题及其所存在的传统研究在本世纪上半叶,由于受到西方科学主义的强大压力,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世纪初,人们注意的是西方艺术科学的“先进”的写实,批判的是传统绘画的不科学和不写实。三十年代前后,对传统关注起来了,但关注点也较多地是从世纪初的思路逻辑发展而来,即上述民族性特征,中西艺术的广泛比较,传统绘画的各种特征的总结研究,传统绘画的东方哲学的文化的性质等等,人们真的普遍忽略了笔墨。以著名的姚渔湘所编立达书局1932年《中国画讨论集》所收文章为例。这部书广泛收集当时人们关注中国画方方面面的有影响的讨论文章共二十九篇,除一篇《书画同源论》与笔墨相涉以外,竟无一篇笔墨——这个在世纪末竟被看成是中国画是否还可以是中国画之“本体”和“底线”的最要害问题——的专论。而此书所收文章决非随笔、杂感和访谈,那可是陈衡恪、胡佩衡、丰子恺、汪亚尘、邓以蛰、滕固、金原省吾一类大学者或学者型画家们的学术文章。遍查当时的中国画著作,也没有一本笔墨问题的专著。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或许有二:一是人们的思路还在西方艺术的冲击与回应之中,因此中西比较、民族特征、国民性问题乃至空间关系或许更为重要,而笔墨这种具体表现手段显然没有上述问题更引人关注;二是笔墨问题被认为是没什么可讨论的,它天经地义地就该是中国画的造型手段。也很少人对笔墨有能构成威胁的挑战。当时只有少数人,如徐悲鸿在1942年对笔墨有过不以为然之辞,以为“夫有真实之山川,而烟云方可怡悦,今不把握一切,而欲以笔墨寄其气韵,放其逸响,试问笔墨将于何处着落?”。(18)其他如傅抱石怀疑过线的功能,林风眠不滿过文人笔墨,而从宋人磁器画上找过线的感觉,但都没正式向笔墨挑战,因此这不是问题,自然也就没有人想关心这个问题。这种笔墨属天经地义的观念,我们还可以从二、三十年代中国画,不论山水、花鸟,大多仍属传统笔墨表现的大范围,与明清绘画大同小异——此即前述李金发“国画方面,……虽不曾有新的作风”——的基本状态上得到辅证。
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即民国年间的这种国学复兴,国画复兴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学术研究,国画社团活动也都持续到四十年代。甚至,连惨烈悲壮的八年抗日战争都未能让这股国学复兴思潮全然中断。抗战胜利后上海“中国画会”与广州“国画研究会”的重新登记,继续活动,成为让人慨叹的例证。二十至三十年代这段偏重于学术学理的国学研究风潮事实上已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西比较的研究风气中出现了岭南派二高一陈、徐悲鸿;在对中国艺术精神和民族性的研讨中,出现了如齐白石、黄宾虹、阵师曾、刘海粟、张大千、潘天寿;在中西比较风气中专意于对民族艺术“系统”和“根本方法”的探讨,则出现了林风眠与傅抱石……民国时期中国画坛国学复兴的学术思潮带来了名家云集大师辈出的中国画坛真正复兴的大好态势。然此风气却在1949年后戛然终止。五十年代之后,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部分——例如占据明淸画坛主流的“文人画”、“南北宗观念”、“逸品”观念、道禅观念、佛学心学等宗教观念——一下子全成为“封建文化”,“地主阶级文化”、“唯心主义”而变成为“反动”或至少“落后”的东西,一度在全盘西化风强烈压迫下顽强崛起的蓬蓬勃勃的国学复兴运动突然中断,一度以西欧文化为主的西方文化再度以东欧苏联文化的又一模式卷土重来,民族文化的灾难重新开始,而至六十至七十年代““””达到“史无前例”的自虐自残自毁灾难之顶点。八十年代之后,西方文化之美国文化再以“全球化”与“后现代文化”的“强势”态势第三次席卷中国,然这已是后话了。
我们总是说今天的画坛没有大师,倒是凭炒作的“大师”、“巨匠”有如过江之鲫,是否与今天民族文化自主自立自尊自信心态的总体性丧失,中国画坛国学研究的极度衰落有关呢?或者可以说,一个丧失了自我的民族也必然地丧失了产生大师的基础。这或许是我们回顾二十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国学复兴思潮应该有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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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歌剧《运河谣》以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所创造的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讲述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歌剧《运河谣》的音乐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歌剧《运河谣》以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为故事背景,通过对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境遇、情感经历等描写,反映历史、观照现实。这部作品将交响乐团与合唱团巧妙结合,通过独唱、重唱、合唱等多元艺术形式表达出来,并吸纳融汇了西洋歌剧、民间歌曲、戏曲等元素,通过具有汉语四声和民族唱法的特点来演绎故事情节,使作品更加通俗易懂、真实生动。
《运河谣》由我国著名作曲家印青作曲,黄维尼、董妮编剧,廖向红导演,雷佳、王宏伟、王?础⑼趵龃铩⑼趵虻裙?内最具实力的歌唱家主演。全剧分为六场,剧情内容丰富、层次分明、环环相扣,作品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贯穿始终,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年间,以书生秦啸生、流浪艺人水红莲的爱情为主线,以被抛弃的盲女关砚砚和恶霸船主张水鹞为矛盾冲突点加以推动,展开一系列错综复杂的悲壮、凄美的爱情故事。通过对运河人生活、爱情的描写,反映出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的生存状况。通过男女主人公的相互帮助,让观众相信:只要心存善良、对人真诚,就能给世界带来光明。歌颂了善良的劳动人民和纯真的爱情,揭露了压迫阶级的丑恶面目。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它的音乐特点:
《运河谣》的序曲音乐以优美抒情的弦乐开始,好似波光粼粼的大运河静静流淌,单簧管奏响仿佛平静的水面上荡起了涟漪,接下来出现弦乐的跳弓,使音乐色彩紧张化,为后面的故事情节做了铺垫,这时音乐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响起,把观众的目光吸引到这条美丽繁荣的运河上。编剧将大运河拟人化,以青衣歌女的形象展现出来,仿佛在运河岸边一字排开,唱着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沧海、见过桑田、见过离合悲欢;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见过生死、见过善恶、见过义薄云天……”
第一场,带有强烈戏剧性的龙船歌舞开场,采用了杭州采茶调的音乐元素,映衬出古代京杭大运河边的繁荣景象,表现了江浙一带的风情。剧中典型的民间音乐旋律配合打击乐响起,好一片热闹欢腾。弦乐紧张的节奏、低音贝斯的烘托,音乐色彩即刻发生变化,引出下面的故事情节。
第二场,青衣歌女列队站在了运河边,又唱响了“我们是运河的流水……”这个主题,并将第一场及接下来要发生的故事情节唱出,使观众容易理解,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音色清脆优美的竖琴贯穿女主人公水红莲的唱段始终,音乐极具江南色彩,悠扬婉转,让观众们感受到了运河水的绵绵流长,同时这样细腻的音乐也为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埋下了伏笔。弦乐的跳弓与管乐的断奏,使音乐色彩变得轻快明朗,突出水红莲俏皮开朗、爽利大方的性格特点。
第三场,竖琴出现,音色模仿民族乐器琵琶,更加符合民族歌剧的音乐特色。开场水红莲的一段咏叹调,唱出她的有苦难言。接下来是秦啸生的咏叹调,表达他内心的情感纠结,心急如火。仿佛琵琶的轮指引出关砚砚的演唱,并且在背景音乐中出现了竖琴的低音声部,空灵凄凉、恰好与关砚砚的凄惨遭遇遥相呼应。到了第三场的尾声,合唱歌声和交响乐队紧随戏剧情节而起落变化,使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又能充分感受歌剧的音乐魅力,当合唱队唱出“哪里流的是运河水,分明流的是血和汗”将本场情感推到高点。
第四场,竖琴拨出优美的音符如运河的流水缓缓流淌,青衣歌女从始至终贯穿着整场歌剧,起到旁白的作用,交响乐队共同奏响主题歌“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这一场是整部歌剧的经典,出现了很多华彩的唱段,充分的展现了三个人在这场感情中的痛苦纠缠、情义两难全。
第五场,以打击乐开场,给人以紧张的气氛,为接下来的故事情节制造了悬念。当官兵从大路赶来时,剧中背景音乐出现了打击乐马林巴,音乐色彩很是诙谐有趣,从而可以感受到古时官场上的懒散污浊之气,可见曲作者印青的细腻之处。红莲为救秦啸生,甘愿牺牲自己,她把最纯真的爱留给了秦啸生,把同情留给了关砚砚,她的爱情是超越了小儿女之爱的人间大爱,使得秦啸生和关砚砚找到了漂泊者心灵的家园。红莲的一首《来生来世把你爱》将整个歌剧推向高潮,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与音乐的张力交织,震撼全场。
第六场,秦啸生和关砚砚来到北京,决定告发贪官。北京城一片繁荣景象,百姓安居乐业,男女声合唱《大豆白米花生》朴实无华,京味十足,运用了京韵大鼓的音乐元素,与之前江南风格的音乐形成鲜明对比。尾声的时候红莲演唱的咏叹调《运河谣》再次响起:“一条运河千里长,运河两岸是故乡”表达对红莲的思念之情,虽然她走了,但是她的歌和情还在。全体大合唱主题曲“我们是运河的流水,流过一年又一年”首尾呼应,使整首歌剧完整贯通。
(一)合唱的运用
合唱团在歌剧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营造环境氛围;表达情感,描绘人物,参与戏剧性的冲突,甚至可以直接揭示歌剧的主题。不仅从正面积极推动情节发展,还协助其他歌剧形式从侧面推动剧情的发展。以群体的力量渲染气氛达到高潮效应是其他艺术形式不能比拟的。
歌剧《运河谣》中成功的运用了女声合唱、男声合唱、混声合唱等艺术表现形式。在序曲刚开始,随着音乐的推进,舞台灯光稍稍亮起,荧幕缓缓拉开,青衣歌女合唱《我们是运河的流水》,用饱满圆润的音色,展现了运河的波光粼粼、风平浪静,
到了第二场的时候,曲作者运用了劳动号子的元素,创作了一段纤夫合唱,歌词的填写更是恰到好处:“嘿呦嗬 嘿 嘿呦嗬 脸朝石板背朝天,一步一爬汗涟涟”其中运用了男声合唱与“一领众和”交融的形式,合唱音色暗淡、低沉消极,表现纤夫的辛苦劳累以及无奈麻木,充分反映了社会的阶级性,感受到这些备受压迫而无法反抗的贫苦大众的痛苦和无奈。在第三场中,张水鹞想让秦啸生命丧黄泉这段情景中,青衣歌女与纤夫合唱,形成男女混声合唱,将水火无情,命悬一线的紧张气氛烘托到了极点。
第六场中混声大合唱《大豆白米花生》带有浓浓的京味,还富有京韵大鼓和大碗茶的韵味。最后以热闹祥和的场景收场,也映射出一个道理,在面对黑暗,面对恶势力的时候不要退缩,要永远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 (二)重唱的运用
重唱在歌剧中是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之一,在歌剧世界历史中,是古典主义时期作曲家莫扎特将其作为戏剧表现的重要手段,成为领军人物。重唱在歌剧中不仅体现宣叙调和咏叹调抒发情感、推动剧情的作用,而且不同音色、不同声部对应着和声技巧,产生戏剧性和立体化的效果。
男女声二重唱可以自由的编排于各种不同关系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根据剧情的需要,可以表现出各种不同人物关系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复杂的内心情感。
这部歌剧运用了很多重唱的形式,有男女声二重唱、三重唱、四重唱。第二场中水红莲和秦啸生的混声二重唱,其中还运用了齐唱和轮唱元素,表现了两人情投意合。爱情二重唱是最重要的重唱形式。它永远是歌剧作曲家刻意展示的重要段落,在任何一部歌剧中都不能没有缠绵感人的爱情二重唱,它们缠绵悱恻,低?h婉转,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男女主人公深情的二重唱是歌剧中表现坚贞美好爱情的最好方式。第三场和第五场中主要运用了三重唱,展现三个人的情感纠葛,歌词“我是一叶浮萍啊,我是一片落英”引领这个唱段,其中还运用了轮唱的手法,同样的唱词,不同的曲调和节奏,分别表现三个人不同的心境。曲作者这样的安排使故事内容、人物性格更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感情色彩更加饱满。
第四场中运用了女声二重唱的形式,表达了两位女主人公的细心、善良。在张水鹞发现秦啸生不是李小管的时候,出现了混声四重唱,更加充分表现了张水鹞的阴险毒辣、秦啸生的走投无路,为最后红莲的舍己救人做了铺垫。曲作者在创作重唱的过程中既运用了汉语四声的民族唱法又结合了西方的宣叙调的手法,既不脱离大众审美,又充分的展示了中国民族原创歌剧的魅力。
(一)民族唱法的参演方式
中国民族歌剧要求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西施》《山村女教师》《赵氏孤儿》等都是非常出色的民族歌剧,但是《运河谣》无论从选题、编排、作曲、演员等方面都是最为出色的,可称是国家大剧院原创歌剧的经典之作。《运河谣》与其他歌剧最为明显的不同是,整场歌剧演出突出运用民族唱法去演绎。
女A角水红莲的饰演者雷佳;男A角秦啸生的饰演者王宏伟,都是我国民族唱法的歌唱家。歌剧的演唱从古至今都是用美声方法在演唱:美声唱法音色浑厚、圆润饱满,要求头、口、胸、腹腔都有共鸣,所以声音传递的很远。但是用于民族唱法去演绎歌剧则有所不同,民族唱法音色甜美、委婉清亮,要求头、口、胸腔的共鸣,较美声唱法的共鸣稍小,所以声音的传递会有局限性。在交响乐为背景的烘托下,往往会压过演唱者的音量,导致演员听不见自己的声音,结果更加用力演唱,从而导致声音疲劳很难完成演出。所以说这对于演唱者的要求很高,对于这两位歌唱家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歌剧上演后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是这些青年歌唱家表明,不是只有美声唱法才能出演歌剧,民族唱法一样可以,而且更具民族特色、更符合民族审美特征。
(二)交响音乐的民族化处理
作曲家在写作时常用的手法是运用一些故事发生地(苏杭、北京)民族民间的音调素材加以展开,这样就使得作品所表现的戏剧形象更具有民族性。由于作品表现的是一条从杭州开往北京的行船上的故事,作曲家在《运河谣》中不仅加入了江南风格的音乐元素,还加入了京韵大鼓的音乐特征,在创作手法上主要运用歌谣体连缀,并根据汉语四声结合民族唱法,把唱词运用的恰到好处。曲式上没有照搬西洋歌剧的样式,也没有拘泥于起承转合等中国民歌的作曲技巧,而是做了许多突破和创新。
交响音乐这种艺术来源于西方。它的音乐思维、结构,尤其是它的旋律感觉,与中国的民族音乐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中国人对交响音乐多抱“听不懂”的态度。为了使交响音乐能够走进广大群众的文化生活。《运河谣》的创作者在交响音乐民族化与西洋歌剧形式民族化的道路上迈出了探索的步伐。
作者在这部歌剧的音乐思维上没有过分强调西洋音乐的纵向和声思维,因为中国大众对音乐的审美习惯是横向的旋律思维。这恰恰是中国的民族音乐的特点,所以作曲家努力借鉴民族音乐的创作手法,将交响乐的和声巧妙的旋律化,这样才会更加符合中国观众的审美习惯。
《运河谣》这部歌剧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音乐创作和舞美设计上,更重要的是优秀的演员与交响乐团的配合。故事以明代大运河的百姓生活为内容,以牺牲自我成就他人的精神征服观众。曲作者在2010年就开始构思这部作品,历经十余次修改,可见对这部作品的重视。与近十多年来的中国民族歌剧相比,《运河谣》的戏剧性更突出,音乐创作、舞台表演的整体水平都很高,《运河谣》不仅是中国民族歌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它还通过民族人物、民族旋律展现了中华民族的舍己为人,为爱牺牲的精神,弘扬以人性大爱为美,深切感受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由此可见,我国在民族歌剧创作方面已经找到了适合自己道路,我们必将勇往直行,让我国民族歌剧的发展前景更加辉煌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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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唱艺术是群体意识的集中表现,它所展示出来是一种和谐的美,合唱艺术是一种精神文明,它所诉说的是人类心灵的感叹。合唱艺术美学是隶属于美学之中的一门学科,而演唱形式作为合唱艺术的重要分支,在美学理论上有着很大的研究必要。本文是针对合唱艺术演唱形式的研究。同时,对合唱艺术审美功能的研究,有利于人们通过对审美能力的提高,促进人类整体素质的提升,从而使社会得到整体进步。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歌剧合唱的艺术特点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歌剧同合唱这两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对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多个声部构成的合唱艺术是声乐艺术最高级的形式,它拥有极丰富的表现力及人声最广阔的音域。歌剧艺术同合唱艺术之间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本文结合歌剧合唱的发展脉络及合唱的类型,总结并分析了歌剧合唱的艺术特点。
关键词:歌剧 歌剧合唱 艺术特点
在西方合唱艺术的发展上,除教会音乐外,17世纪后兴起的歌剧艺术,对于合唱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合唱是歌剧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用来反映群体的思想、感情,有极强的戏剧效果。从美学的角度来看,合唱以音域宽广、音色丰富、力度变化大、音响层次多、表现力强而有其相对独立的形式美感,世界最著名的经典歌剧合唱,曲目丰富,跨度很长,从莫扎特到比才,从柴科夫斯基到穆索尔斯基,再从瓦格纳到威尔第,众多优秀的大师谱写了一曲曲深沉优美的歌剧合唱作品。
(一)古代希腊悲剧中的合唱
古希腊人在日常的敬神仪式中广泛使用音乐,如合唱形式的太阳神颂歌、酒神颂歌等。公元前6世纪,在酒神节上演唱的酒神颂歌开始增加了戏剧表演的成分,出现了一种融戏剧、诗歌、音乐、舞蹈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古希腊悲剧。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可以了解到合唱当时已经成为了古代希腊悲剧的重要组成元素,从古希腊历史遗存的音乐有关的残篇中就有相传是欧里庇得斯的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中的合唱片段。在古希腊悲剧蓬勃发展时期,剧中的合唱队也一度由富裕公民竞相出钱资助。
(二)巴洛克早期歌剧中的合唱
在古希腊古罗马之后的中世纪时期,格里高利圣咏是教会音乐的核心,9世纪之后又在丰富仪式圣咏的过程中产生了复调音乐形式的奥尔加农、记叙咏等,这类复调的合唱音乐形式一直持续到14世纪。在合唱和戏剧结合的类型下,各种描绘教会文化、故事内容的宗教戏剧纷纷产生,宣扬传道、讲道等内容,配合人物丰富的表演,使得该种形式极为盛行。在文艺复兴时期,以世俗内容为主的田园剧、幕间剧等艺术形式成为戏剧的主导,音乐并不是主要因素,合唱的内容往往较为简单。其后的巴洛克时代,人们将歌剧称为用音乐表演的戏剧。
(三)古典主义早期歌剧中的合唱
18世纪中下叶被称为歌剧的黑暗时代,意大利正歌剧开始走下坡路并日趋僵化,演员表演常常脱离戏剧本身炫耀卖弄歌唱的高超技巧,合唱与重唱的内容逐步减少。德国作曲家格鲁克对歌剧进行了改革,他认为音乐应服从戏剧的表情要求。约束打断音乐和诗意发展的插段及破坏戏剧连续性的返始咏叹调,他减弱了咏叹调和花腔,调整了咏叹调和宣叙调之间的比例,创作了宣叙调、咏叹调及合唱相互交替的场面,重新恢复了合唱在歌剧中的地位和作用。
(四)和解观念与终曲合唱
随着欧洲社会的中产阶级崛起,在思想上也带来了新的和解观念启蒙,更多的朴素、自然的思想被融入到文艺创作中来。使得平面化的歌剧叙事变得更加立体,直线式的发展变得更加复杂。在莫扎特创作的《费加罗的婚礼》终场,所有人物都是在欢快的合唱中落幕,这种戏剧的矛盾冲突在终场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构成了一种喜剧的结局效果。受到莫扎特的影响,很多歌剧以这样的形式为结局,但是和解观念产生出的歌剧终曲合唱有时也给人一种不协调的感觉,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故事结尾都能自然地衔接,反而成为了一种时期的创作惯例。
(五)歌剧合唱的高峰
法国大革命之后,西方音乐进入浪漫时期,歌剧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应运而生。德国瓦格纳所创作的乐剧将歌剧分曲结构打破,使得每一幕的音乐连续不断,将独唱、重唱、合唱常常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割,乐队同声乐在整个表演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瓦格纳延续了格鲁克的歌剧改革,继承了莫扎特、韦伯确立的德国民族歌剧传统,这一时期的歌剧合唱,在创作理念和作品形式上也有了重大的突破,使合唱的戏剧性功能无限丰富和灵活多变。
(一)合唱的形式
歌剧中的合唱是烘托剧情气氛、推动戏剧高潮的主要手段,一般用群体性的场面来表现。类型主要有童声合唱、男声合唱、女声合唱和混声合唱四大类。
1.童声合唱
在歌剧舞台上,童声是风俗性场景不可或缺的独特因素,起着活跃舞台氛围的重要作用,许多歌剧在风俗性场景的描绘中都运用童声合唱来表现。在《卡门》第一幕中,童声合唱的《街头少年之歌》向听众展示了塞维利亚的广场上,远处传来阵阵军号的声音,在进行曲的伴奏下,活泼、顽皮的孩子们模仿着士兵们的换岗仪式,有模有样地操练着,表现了街头儿童的天真与可爱。
2.男声合唱
男声合唱一般由男声高音部以及男声的低音部共同构成,男高音一般有戏剧性和抒情性之分,抒情男高音声音优美柔和,富于歌唱性,戏剧男高音声音雄壮有力,所以高声部在音质上能发挥出刚柔兼备的效果。
男低音声部音色庄重深沉、铿锵有力,在歌剧中常常被塑造成年长、稳重的角色。在歌剧《浮士德》第四幕第三场中,男声四部合唱了《士兵合唱》,表现了士兵们从前线归来充满悲壮及喜悦的心情,从悲壮到喜悦,将复杂的士兵情感刻画得淋漓尽致。
3.女声合唱
女声合唱是由女声的高音部和女声的低音部共同构成,女高音音色华丽、柔美、清朗,在抒情方面具有优势,女低音部音色饱满、朴实,在表达深沉、温和方面比较擅长。歌剧《伊戈尔王》的第二幕,两个声部的女声合唱《波洛维茨少女合唱》是展示的一种少女们抒发思乡之情的作品,女高音部音色清亮,充满了对于家乡的向往,女低音部唱词相同,但是音色上使音乐更加充满深思。
4.混声合唱
混声合唱是将男声、女声和童声结合起来的一种合唱方法,较为常见的是男声同女声结合的形式。在混声合唱中,合唱的音域更为宽广,音色丰富、优美,音响层次丰满,艺术表现力强,能够演唱各种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合唱作品,准确生动地塑造各类音乐形象、表达思想感情。 (二)歌剧中的多声部形式
1.独唱与合唱
独唱与合唱的结合是声乐织体交置形式中最普遍的形式,可以使主要角色与由合唱构成的背景完美结合。这种声乐表现形式在歌剧中的运用比较广泛,最早可以追溯到巴洛克早期,歌剧《奥菲欧》中就出现了独唱与合唱交替,此后众多的歌剧都广泛运用这种形式。
2.重唱与合唱
在歌剧发展的高潮或者歌剧的终曲经常会有重唱与合唱的结合,这样的结构设计可以同时刻画多重人物形象,将不同人物以及合唱群体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其中,二重唱同合唱交织起来的情况最为多见,用来表现两个不同人物之间的应答调和色彩。
3.独唱、重唱与合唱
在歌剧音乐中,独唱、重唱与合唱多种声乐形式的交叉,构成多重声部的交响,可以扩展音乐的表现力,是歌剧中戏剧表现最丰富、最立体的形式,作曲家在创作中精心地谋篇布局,巧妙地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使他们能够在戏剧的进行中区分开来,又不失逻辑,在协调一致的风格中获得戏剧效果。
4.多重合唱
在歌剧中,经常可以看到两组甚至三组人群合唱的组合形式,比如歌剧《卡门》第一幕中,女声合唱《烟厂女工们的纷争》等。根据歌剧情节发展的需要,作曲家即可运用相同或相似的音乐风格和主题来构成一种同步合唱,亦可呈现不同的音乐风格和主题来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使歌剧音乐在动态的发展中不断深入,既丰富了音响层次,又扩展了戏剧效果。
(一)群体角色的表演
歌剧合唱同其他的艺术合唱在表现形式上最具区别的是需要将肢体表演同演唱相结合起来。角色的扮演并非只在歌剧中出现,早在巴洛克及更早的时期,合唱就已经可以担任剧中角色的任务,但当时的角色并不是同歌剧一样加入肢体表演,只有歌剧中的合唱才需要两者兼备。歌剧合唱角色的塑造,必须要结合人物戏份作为标准。例如男声合唱在扮演农夫时一定要比皇家侍卫在音乐气质上更柔和,女声合唱扮演的吉普赛女郎一定要比村姑热辣,这些都是在合唱角色塑造时不可分割的。
任何的舞台艺术,从本质上来说都是表演艺术形式。在任务角色塑造的戏剧表演上,就更要求演员的表演能力,在歌剧的合唱上也是如此。歌剧在诞生之初到现在,一直是通过歌唱扮演来实现歌剧中的丰富表现。歌剧的演唱者要认识到,除了对于角色音色上的形象塑造外,在人物的肢体语言和形象的塑造上也是不可缺少的,更是不可分离的。
(二)乐队伴奏的交响化合唱
歌剧诞生于巴洛克时期,与当时器乐音乐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巴洛克早期的器乐音乐发展迅速,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发展势头,产生了不少新的体裁。同时,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和科技的大力发展,这一时期的乐器也有了很大的发展。随着乐器的日益完善,对器乐音乐的创作和演奏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此同时,器乐艺术的发展使得歌剧伴奏乐队规模和功能得以加强,也更加拓展了歌剧表演的丰富性和戏剧表现力。
随着歌剧伴奏乐队建制规模的极大扩展,宽广的音乐不仅增强了合唱的表现力,还在描绘场景、刻画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参与戏剧情节的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器乐同声乐相结合能够更容易地传达文化内涵和情感思想,使得本来具体的文字或语言形象更为生动,更富有表现力,柴可夫斯基歌剧《叶普盖尼?奥涅金》第二幕第一场中,在合唱的结尾,作曲家利用圆号、长号等管弦乐器同合唱声部的欢快情绪结合,使得音乐整体听上去激昂澎湃,但是却又很好地描绘了俄罗斯贵族舞会的华丽场面。
(三)不可替代的群体性功能
歌剧中的合唱具有很强的戏剧功能,形象塑造是歌剧中合唱的戏剧功能之一,在群体性功能塑造方面,具有独唱、重唱等其他艺术形式所不能取代的优势。
作为群体形象的合唱,承担着特殊的叙事作用,在《纳布科》第一幕第一曲《节日的礼服满是皱褶》中,歌剧巧妙地以开场合唱交代了公元前巴比伦的战争场面;参与评论戏剧也是合唱担任的重要任务之一,在《唐?乔凡尼》第二幕《罪有应得》,众人合唱出了坏人罪有应得后快乐的场面;在抒发群体感情上,《乡村骑士》中的合唱通过不同的节拍和音调,描绘了意大利的乡村村民赞美清晨,赞美春光的快乐心情;合唱还具有制造戏剧冲突、直接参与戏剧的发展的作用,《西西里晚祷》第一幕,法国士兵同西西里市民的混声合唱交融在一起,歌剧中的两个不同形象通过合唱来制造矛盾就是最好的例证。
音乐艺术载体中,歌剧艺术无疑是最为全面的一种表现形式,而歌剧同合唱这两种重要的艺术形式相结合,对于西方艺术音乐的发展更是起到深远的影响。随着合唱在歌剧中的地位被广泛认同,歌剧合唱也展示出了自己的独特艺术魅力。所以,只有深刻认识到歌剧整体的艺术特点,才能够更加清楚地理解歌剧中合唱的艺术特点和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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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契尼是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意大利真实主义歌剧作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歌剧在继承意大利传统歌剧重视人声与音乐优美流畅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多自身的特点。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普契尼歌剧的创作风格及音乐特点探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吉亚卡摩·普契尼是十九世纪最杰出、最著名的意大利歌剧作曲家,真实主义歌剧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歌剧在继承意大利传统歌剧重视人声与音乐优美流畅性的同时,也具有很多自身的特征。本文将简要分析普契尼歌剧的音乐特点,从而加深我们对普契尼的歌剧艺术有一个更加全面而深刻的欣赏与理解。
关键词:普契尼 歌剧 音乐特点 创作风格
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作曲家吉亚卡摩?普契尼成为了引领意大利歌剧继续前进的力量。意大利后期歌剧作曲家中数一数二的人物便是普契尼,在其受到威尔第歌剧的影响后,普契尼一生的歌剧创作,在歌剧人物塑造、音乐配器上、歌曲的处理和情感技巧方面都展示出了他独特的见地和才能,尤其是其代表作《蝴蝶夫人》、《艺术家的生涯》、《托斯卡》、《图兰朵》等使他在歌剧发展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乃至今日,普契尼的著名的代表作被世人传唱,其他作品也受到大众的热爱。
普契尼的歌剧之所以如此成功,不仅因为他继承了意大利歌剧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创作的独特风格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普契尼创作歌剧的风格上看来,笔者认为:第一,真实主义色彩特点浓厚;第二,独具特色的异国情调。
(一)真实主义色彩特点浓厚
真实主义是在真实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于19世纪晚期在意大利产生的一种形式。其歌剧描写的主要围绕社会底层小人物的贫苦生活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为主,它反映现实社会、贴近现实生活,真实地表达社会生活,以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故事为主打路线。下面笔者便从普契尼的《托斯卡》这部歌剧来分析其特点。
《托斯卡》是根据法国剧作家萨尔杜的同名戏剧改编创作而成的一部三幕歌剧,歌剧讲述了1800年发生在罗马的一个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剧中紧凑而扣人心弦的情节以及生动真实的女主人公形象都揭示了这部歌剧的真实主义特色。不难看出,《托斯卡》中热情的主题,剧中的矛盾冲突,包括出现的很多激烈性的场景,真实地表现了人作为生物体中应有的七情六欲。在歌剧中的步步惊心,情节紧张到最后的人物反击,都变相的烘托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这些场面以其激情和动人心魄的强烈戏剧效果使剧更接近真实主义者们的歌剧作品。
(二)异国情调色彩氛围较强
普契尼新奇的音乐造就了一种异国情调的特点。他挑选出7首日本歌曲作为剧中段落的基础,具有民间气息旋律的一些小曲调,如《蝴蝶夫人》以及《图兰朵》都是体现其异国情调,具有独特的异域风格。普契尼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把中国音乐元素融合在整个音乐思维中,不仅仅只是简单地拼合,这样的歌曲不仅中国东方韵味浓厚,还不失意大利的传统。
《蝴蝶夫人》是普契尼的第一部具有异国情调的歌剧作品,也是一部伟大的抒情悲剧。歌曲呈示部由方整的二段式构成,调性为降G大调,其中还以咏叹调和宣叙调交替的旋律形态,刻画了蝴蝶夫人内心深处对幸福的向往和盼望丈夫的那种迫切有矛盾的心情,并且在剧情配乐中更是使用了原汁原味的日本音乐,采用了其特有的民间气息旋律,客观上进一步烘托了剧中的异国情调。
歌剧《图兰朵》作为普契尼最后一部也是未完成的一部歌剧,它的异国情调特点也是发挥到了极致。主人公图兰朵则是一位骄横的中国公主,普契尼为了体现《图兰朵》的异国情调,以中国茉莉花的音调作为图兰朵公主内心世界主导动机贯穿全剧,取得很好的艺术效果。像《图兰朵》这样的歌剧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氛围,那么异国情调特点也就非常明显了。
普契尼的歌剧创作多以抒情风格为主,歌剧中的一切都是为了着力于主人公复杂心理的刻画,包括灯光、印象、舞台、声音等等,并且他十分重视发挥歌唱家的自身优势和特点,尽可能地使歌唱旋律流畅优美。所以,不难理解,普契尼注重音乐与戏剧的结合,尤其擅长对那些温柔妩媚,一往情深,凄楚的女性人物的心理形象进行塑造,像托斯卡的咏叹调《为艺术为爱情》、《图兰朵》中卡拉弗的咏叹调《晴朗的一天》以及《今夜无人入睡》都很好地呈现了。
(一)不同的音乐表现:“音乐的抒情美感”与“独特的咏叙风格”
普契尼本人力争做到的是可以创作出优美抒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剧,让人们都了解和传颂,他希望的可以看出事实上他的确做到了,他创作出来的很多音乐旋律易于上口、很好表现情绪,他歌剧中的很多唱段至今都为音乐爱好者喜爱、经久不衰。比如,咏叹调《人们叫我咪咪》、《多么冰凉的小手》、《蝴蝶夫人》、《托斯卡》、《今夜无人入睡》。
综上所述,普契尼继承了意大利歌剧的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精神,他的创作实践对20世纪的歌剧发展有巨大影响。所以普契尼的歌曲之所以到现在还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仅仅是因为歌曲优美,旋律动人,更多的是它想要通过歌曲表达的情感内涵以及反映当时社会下,人们的生活现状才是最能打动人心的,所以普契尼歌剧艺术特点的研究,让人们可以更好地学习他音乐中的精华,感受他音乐中的美,让我们可以发掘更多有意义的深层次并且有价值的东西,在学习普契尼音乐的道路上可以更加顺利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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