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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建构的过程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过程,是将最简单、最普通的、内容比较贫乏的抽象规定作为该门学科的理论出发点,然后,使这些最一般的定义和原理在整个叙述过程中不断深化和丰富,同时又以越来越具体的内容加以充实,直到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得到完整的阐述为止。理论建构的关键是逻辑起点的确定,确定了逻辑起点,便开始了以逻辑为中介、抽象范畴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这个抽象范畴不断向具体范畴的上升过程,表现为后一个概念是前一个概念的综合和发展,是在前一个范畴规定的基础上,再补充上新的规定,因而是一个丰富化、全面化的过程,是一个比一个范畴更具体的过程。
逻辑起点,是指展开某种逻辑体系赖以推理、论证的最本源性的抽象范畴。它能推动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发展,具有结构的张力的推衍的能力。它对该学科其它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作为会计理论体系构建的逻辑的起点应该具备的条件是:(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2)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连接会计系统和会计环境;(4)逻辑起点能够推理论证其他理论范畴。
文献回顾
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理论是会计界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问题上讨论最多、争议比较大的热点和难点,存在诸多观点,至今未达成共识。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会计假设起点论、会计目标起点论、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会计职能起点论、会计目的起点论、会计动因起点论、会计环境起点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起点论。
(一)会计假设起点论
它认为会计研究只有以会计假设为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才具有逻辑严密性和客观性,会计实务才能在一定的规范下得以展开。其逻辑体系是会计假设、会计原则、会计程度、会计方法、会计要素、财务报告。至今比较统一的会计假设是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及货币计量假设。
张昌仁提出,会计假设是以大量会计事实和惯例为基础所做出的合理推断,是规范会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基础。会计假设尽管在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制约因素。而丁庭选认为:会计假设并不是最本源的范畴,同会计假设不能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所有的会计准则;以此为逻辑起点,现代会计理论体系,其内部缺乏严格的逻辑关系,并不能构成一个逻辑严密、内容完整的理论框架体系。会计假设不能作为现代会计的逻辑出发点,而只能作为前提概念。从70年代开始,西方会计理论的研究起点开始转向会计目标。
(二)会计目标起点论
会计目标是会计所要达到的境地。在美国会计学会制定的《基本会计理论说明书》中列出了四大会计目标:(1)对有限资源使用作出决策,包括识别重要的决策领域,并确定目标方向;(2)有效地管理的控制资源;(3)记录与报告资源的受托责任;(4)有利于履行社会职能和社会控制。其逻辑体系是会计目标、会计假设、会计要素、会计准则、会计实务。我国从80年代以来就开始对会计目标起点论进行了广泛的讨论。我国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以会计目标为出发点也有一定的不足,有很大的主观性,目标是一种假定,目前无法加以证实,缺乏客观依据。也有这样的问题:是针对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而提出的,而现代财务会计理论体系不一定适用于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王海龙、宁玉臣指出,西方目标起点论是信息系统理论体系,强调财务会计报告的目标是提供对业务和经济决策有用的信息,旨在建立以公认会计原则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而现阶段我国会计目标起点论可以说是经济效益理论体系,把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作为会计目标。
(三)会计本质起点论
该观点认为:会计本质对其他会计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构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逻辑关系是会计性质、职能和目标、会计假设和会计原则、会计方法体系等。张兆国主张以会计本质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的。他认为,在会计学上,会计理论研究所提示的最终成果,是关于会计实践的根本性质,即会计本质。这一观点从20世纪50年代流行我国,并在会计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持反对意见的学者认为:这种观点的提出是建立在对我国会计实践研究的基础上,不是建立在对西方会计理论借鉴的基础上;会计本质只是会计理论的研究前提,而不是研究的起点。会计本质是脱离会计实践的,更谈不上反映会计实践的需求同时作用于会计实践。
(四)会计对象起点论
会计对象是会计的客体,是会计反映的控制内容。李映照、陈妮娜认为:会计对象是会计理论要素中最本源的抽象范畴,它来自客观环境,反映于会计系统中,决定了现代会计理论体系的内容,是推理论证其他抽象范畴的基础。劳秦汉指出,理论体系是研究对象自身逻辑的科学反映,因而会计对象(价值)质的特征(时空性)和量的特性决定着所有的会计理论,是构成会计理论体系最本源的范畴。而吴联生否认将会计对象作为逻辑起点,他认为会计对象作为联结会计理论与会计实践的纽带,其高度的抽象性无法在实务上给予具体、清楚地反映。与此同时,吴水澎指出,会计对象到底要分成几个会计要素才适当,这要受制于会计目标,服从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看出:不是会计对象决定会计目标,而是会计要素是受制于与会计目标的,不同的会计目标会产生不同的会计要素,会计对象不是“起点式”的会计理论范畴,不能作为财务会计概念框架的逻辑起点。
(五)会计环境起点论
环境是指周围的条件,环境决定一切,世界上的事物都是由时间、地点等环境所决定的。无论会计本质、会计对象还是会计目标,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环境下,人们对会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会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会计理论。谢德仁在认为,会计环境是会计内环境与会计外环境有机的总和。会计内环境决定了会计的本质,从而决定了会计的职能,进一步决定着会计程序与方法;会计外环境决定了会计目标,从而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进一步影响着会计程序与方法。因此,会计本质、职能与会计目标,最终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也有学者认为会计环境本身并不属于会计理论体系,因为环境是面对整个社会系统而言的,对会计系统并没有特殊的针对性。会计环境不能将自身与会计系统结合起来,更不能联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也无法推导出其他理论范畴。因此,会计环境虽然对会计系统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将其作为逻辑起点研究和构建会计准则理论框架,只能说它是会计概念框架的背景。
(六)双起点理论,是许多学者在研究单一要素逻辑起点中得不到较为满意的答案时,转而创新性的提出双起点论。主要有:(1)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苏新龙认为,环境对会计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从客观上来看,环境对会计理论与方法的影响表现在对会计的基本假设上;从主观上看环境对会计的影响表现在信息使用者对会计的要求,即会计目标。因此,会计的起点理论应是会计基本假设与会计目标。(2)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杨月梅认为,会计环境与会计目标相结合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3)会计环境与会计本质。李先富认为,把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质作为研究起点,更能解释环境变化所带来的一系列会计理论创新问题。(4)会计环境与会计动因。牛彦秀认为,会计环境和会计动因反映会计实践活动的内容,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但不少学者反对双起点论,认为这种观点违背了人类认识论的科学性中包含的(逻辑起点的单一性和初始性)。潘立生、姚禄仕指出,多重会计核心理论不可取,会计核心理论只能有一项,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会计理论体系逻辑一致性,会计准则制定及评价更为明确可行,确保会计政策选择标准的一贯性。
通过上述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会计假设起点论和会计目标起点论是西文在研究财务现代会计理论体系时提出的,并最终以会计目标起点论为西方流行观点。会计本质起点论、会计对象起点论是我国会计界的首创,而会计环境起点论、双逻辑起点论以至多起点论是中外观点结合的产物。
结论
东财会计学院的牛彦秀在《论会计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一文中,将会计理论体系分为纯理论范畴和应用范畴两方面。会计本质位于理论范畴的最高层次,会计目标则为应用范畴的最高层次。
借用此会计理论,笔者认为我国与西方从会计逻辑起点的分析角度看,西方注重会计假设、会计目标逻辑起点;而中国则更多的关注会计本质、会计对象,甚至双逻辑起点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与中西方逻辑思维有着必然的联系。
科学的逻辑起点的确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包含复杂整体的一切矛盾胚芽的细胞形态作为逻辑起点,即以构成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作为出发点;另一种是以理论体系的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命题决定、影响其他命题和结论的产生与发展。如果说会计本质、会计对象是构成会计认识对象最简单的元素之一,则会计假设、会计目标是会计理论的两个基本命题。中国传统思维是前一种逻辑起点形式居多,而西方逻辑思维主要是以理论体系中最基本命题作为逻辑起点形式。
中国新会计准则的颁布,主要借鉴西方会计概念框而制定出来的,而西方会计概念框架也是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故笔者认为,我国现代会计理论应该以会计目标为逻辑起点,也并非把会计准则或会计概论框架等同于现代会计理论,但会计准则或会计概念框架是现代会计理论应用领域的核心理论。
会计目标是指人们从事会计活动应达到的境地或标准,它回答了会计方向是什么的问题。会计目标成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的理由:(1)从逻辑的角度看,会计目标具备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特征;(2)从系统论的角度看,目标对于理论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按一定目标构建的是一切系统所具备的基本特征;(3)从会计理论的性质看,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的逻辑起点能够使会计理论密切联系会计实践。
综上所述,以会计目标作为会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整个会计理论体系更具科学性、客观性,增强了会计理论体系对会计实践的解释和指导功能,促进会计理论体系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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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它最集中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它创造性地发展和超越了包括黑格尔在内的以往的历史观,第一次借助政治经济学解剖市民社会。分析社会结构,在此基础上,具体地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阐明了社会发展的本质规律及其内在机制,从而把历史观稳稳地安放在唯物主义的基地之上。但是,唯物史观自创立之后,它深邃和丰富的理论内蕴并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它的后继者们往往只是从其实际需要出发,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对其内容进行抽象的图解,结果使得这样一个本来生动活泼并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开放体系成为可以用来以不变应万变的简单公理和公式,这种状况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科学本性是大相径庭的。因此,根据时代的发展,结合我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重新阐释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深刻内涵,特别是重点开掘和研究那种不同于普遍规律的特殊规律,即根植于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民族发展阶段的“特殊逻辑”,是创新和发展唯物史观的根本路径。
如何发展和创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学术界自改革以来就开始探讨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从抽象的意义上讲,任何理论都有一个发展和创新的问题,唯物史观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唯物史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当作“套语”和“标签”的教条主义学风就已经萌芽。这种学风后来以不同形式在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范围内长期存在。在这样的氛围下,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问题就成为不可触及的理论禁区。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唯物史观的革新开始被提了出来并得到热烈的探讨。正是在这种探讨和论争中,唯物史观的发展和创新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并取得了一些值得予以肯定的初步成果。
以哲学教科书为例。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教材是一个由“两部分”(辩证唯物义、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块”(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四小块”(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所组合起来的体系。在历史唯物主义部分,主要内容是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和社会发展阶段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对此作了明确的界定。尽管像布哈林这样富有创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阐释唯物史观时,充分利用其经济学素养,提出了社会平衡理论,并猜测到了社会系统论的关键要点:普列汉诺夫提出了著名的“社会结构五层次论”,把“社会心理”看成是介于经济基础与思想上层建筑之间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结构层次。但所有这些,都还只是对社会基本矛盾理论这个唯物史观的主干部分进行发挥和补充,并未突破其自我预设的理论框架。
改革以来在关于哲学教科书的革新中,对唯物史观的内容作了较大的更动。例如,增加了关于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发展、文化、文明、社会形态发展的决定性和选择性、社会形态发展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等多方面的内容,使唯物史观的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丰富。然而,总的来看,这种变动和更新仍然没有超出教科书既定结构的范围。只是在这种结构范围内所作的几乎是最大限度的“增量”。
对唯物史观的这种改革无疑是一种探索,但实践证明,这种往既成的逻辑架构内不断“增量”的改革,并没有带来令人满意的实质上的创新。唯物史观本质上而不是形式上的创新必须变革思维方式,在体系和内涵上进行双重的“突围”,使其成为一个与时代息息相关、与实践血肉相连的开放的和生动活泼的体系,而不是停留在对固有原理的经院诠释和抽象思辨上。唯物史观应该成为一个与时代发展逻辑相契合的由“已知”进入到“未知”的活的逻辑,而不是用来解释一切而实际上什么也解释不了的僵死公式。这是改革实践对于历史观发展的热切呼唤,也是唯物史观实现自身变革并能在改革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的迫切要求。
唯物史观发展的路径同样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因为实践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在这种本身是开放的和多样的改革探索中,捕捉时代的“特殊逻辑”,特别是具体地研究我们这个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时代的新的时代逻辑。在研究中为人们认识时代的根本问题、把握时代的根本矛盾、反思时代的思想原则、预测时代的发展趋势,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方法论原则,是创新唯物史观的根本之道。
研究每一个历史时代特别是现时代的“特殊逻辑”。即是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新唯物主义”或“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真状态。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未留有完整的历史观专著,其基本思想主要渗透在经济学著作以及一些批判性著作之中。马克思在1859年所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虽然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作了最集中最经典的概括,但它毕竟只是一个简略的总结,决不是唯物史观理论的全部。马克思恩格斯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马克思晚年关于人类学的笔记和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著作中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在一个简短的《序言》中未予表达,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却以《序言》为范本,企图制定规范的唯物史观的理论体系,这不能不挂一漏万,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例如,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理论、“类本质”理论、人的本质发展理论、世界历史理论、东方社会理论,恩格斯晚年关于历史“合力论”的思想、社会要素交互作用的思想等等,特别是马克思关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的思想、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人类文明“活的灵魂”的思想等,都是唯物史观内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如果我们能够根据时代的需要和实践的发展,在改造和发展的基础上,把这些内容充实到唯物史观理论中来,这对于我们从根本上突破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狭隘理解,还原和创新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的原生形态,是十分必要的。
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要深入到社会历史中去,具体地研究它的经济、政治、伦理、宗教、哲学、艺术、风俗乃至科学、技术等等,特别是它的文化。文化是物质和经济的反映和升华,同时又是它的内蕴和实质。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它直接的对象是人类文化的各种形式特别是精神形态的文化,它是在透视文化现象中捕捉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精髓”和“灵魂”,并将其上升到哲学本体论和历史观的高度的。哲学历史观固然要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但是它与经济学和政治学不同,它是从思想的、观念的、文化的角度切入,去研究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及其他,然后通过这种研究提炼出一定的思想观点和文化观念。因此,把握时代的“特殊逻辑”,就是要抓住贯穿于时代之中隐藏于历史表象之后的“思想原则”、“民族精神”,就是要找出时代的根本问题和根本矛盾。而说到底,从历史中去寻找,也就是从人自身中去寻找,在这里,历史和人融为一体,历史即人,人即历史。于是,物的研究和人的研究、抽象的研究和具体的研究、历史的研究和现实的研究、理论体系的研究和生活实践的研究,都在这里内在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了。
诚然。唯物史观的逻辑创新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的原则和预定的模式,如果谁要这样作,那就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原点。三十年来关于历史观改革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事先预设如何改革的体系框架,结果使得这种改革始终被封闭在体系框架之中不能有所突破。哲学历史观是不受任何固有体系束缚的一门关于自由的科学,只有让其享受自由,才能让其回归智慧,只有让其回归智慧,才能在时代的变革和人类的生存中显示其智慧的活力,发挥其智慧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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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合著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里程碑性的著作。哲学界以往的研究角度各异,阐述了许多精辟的见解:最常见最普通的是将它视为唯物史观的充分完整的展述,有学者认为它实现了人的本质观的革命变革,有学者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形态》中是对《提纲》的并非丧失而是真正的回归,有学者则以其价值取向对未来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作了分析与探讨,还有学者则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本文拟从《形态》中的范畴层次对马克思哲学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统一的认识。
列宁曾说:“范畴是区分(人与自然界)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任何科学都有自己特定领域里的范畴,范畴的合理性、有效性、规范性,并运用一定方法对范畴及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描述及展开便形成科学。在《形态》第一卷第一章中具有重要性的范畴达三四十个之多。当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刚转变不久,一些范畴用语不太科学、合理,界线模糊,但不妨碍我们解读其中的天才思想。认识这些范畴的确切内涵,明白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理清它们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马恩形成唯物史观的逻辑理路,了解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和哲学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指导认识作用。
在《序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种种“关于自己本身,关于自己是何物或自己应当成为何物的虚假观念”,“这些哲学英雄们的咩咩叫声只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来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按照自己关于神关于模范人等等观念来建立自己的关系。”认为“思想统治世界,把思想和概念看作是决定性的原则,把一定的思想看作是只有哲学家们才能揭示的物质世界的秘密。”这是一种纯粹主观抽象的思辨哲学。马克思恩格斯觉得有必要揭穿“这种如此投合于沉溺于幻想的精神萎靡的德国人民口味的哲学斗争”,以“使之得不到信任”。另外,我们知道马克思的世界观有一个由受黑格尔思辨理性和费尔巴哈自然主义和人本主义影响到最后转变成为科学的历程。这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为:一方面马克思已经认识到有必要从客观现实出发加以事实性表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在其总体思维框架中,浓重的人本主义主观先验逻辑仍贯穿全篇。如在描述历史现实的时候,先验地假定人的本质状态和从一般劳动的认识出发,通过对异化的否定和抛弃达到对一般劳动的复归和真正占有,假想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状态。这无疑有碍于自己真正科学世界观的形成。
为了批判各种形形色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为了彻底清算自己思想认识中唯心主义的残余。1845年马克思先后写了《提纲》,《形态》两篇文章,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彻底抛弃了以往那种抽象的人道主义价值悬设,以一种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眼光去洞悉人类社会的客观过程,以一种有别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理论视域阐述了唯物史观。我们认为把握了《形态》中不同层次的范畴及其联系,就把握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唯物史观的独特视角和总体框架,有助于达到对它的科学认识。
对范畴作一区分可以有不同的标准。此处我们是根据范畴在唯物史观形成中的整体构思牵引与形成机制中的相互作用、归属层面、制约层面而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形成唯物史观最根本最核心的中心范畴。它们是进行理论厘定的中心层次,主要有分工、劳动、生产工具、生产力等。这里我们把“人”也归人这一层次,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它是“开始要谈的前提”、“现实的前提”,这些人不再是抽象的人,直观的人、只具有感情和爱的人、一般的人或者标准人。“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些范畴是马克思确定自己唯物史观的逻辑思维行程的最初出发点,他回答了什么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以及什么是社会历史中取决定性的东西这些唯物史观最基础的问题。“这丝毫没有什么人应该具有的某种抽象的类本质,即使是‘生产’也不是人应该具有的、而是人类历史从动物生存(肉体组织的生物内驱力所致)历史性的跨出这一步‘开始生产’那一刻,人才历史地、具体地、现实的获得了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的质的归定性。人类社会存在是在长期物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通过现实的生产历史地实现的。”
劳动的历史,生产工具的演变史即生产力的演变史同时又是分工由原始自然的分工、简单的分工再到发达的分工的发展过程。“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都会引起现有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仅仅是认识人类历史事实和人的本质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另一方面。由此由第一层次的范畴牵引出第二个层次如生活方式、劳动方式、活动方式、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所有制、交往、交往形式、交往方式、资本、竞争等。有些范畴的内涵有相重复之处,但外延却彼此不一。只从生产上去界定人和历史,只是达到了初级层次上的一般规定性,还缺乏对它的本质进行规定。这种规定性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层次中分工范畴所指向的另一极——生产关系。人们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生产关系,“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的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一定的生活方式。”“而一定的生产的内在结构组织和动态格局的功能实现,这就是生产方式。”个人的社会性的本质就存在于这种独特的生产方式之中。“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即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资条件。”这种一致体现了一种高度的统一,摆脱了思辨哲学的对人的纯主观本质的界定。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当然不仅是民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是如此。生产力是人类社会三大分工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任何生产力的飞跃都带来分工的变化,同时交往形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又引起所有制的不同形式的变化。从部落所有制、国家所有制、封建所有制,直到资本主义所有制莫不如此。在资本主义所有制时期,由于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交往形式的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开辟、世界市场的形成、竞争的加剧、商业资本的兴起,逐渐排挤了自然资本。处于最具决定性的地位和因素当然是生产力。这种客观的物质力量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冲突而孕育的现实存在。分工由此而产生,在某一种程度上是生产力的最佳延伸,生产力的历史就是分工的历史,抑或反之。民族内部与外部的交往也随之发展起来,交往关系、交往形式、交往行为并不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共同体的信息、能量、物质互换互通的简单关系,必须放到与生产力的相适应的对立统一关系中解读。这所有的一切结果便是一定的所有制形式也形成发展起来。它是历史的产物,是一定的生产力、分工、交往的延续和体现,既可以成为后者积极发挥作用的最佳舞台,也可以成为限制其发展与延伸的枷锁和桎梏。可见,生产力、分工、交往、所有制形式、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等范畴是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是我们把握《形态》必须加以重视和正确理解之所在。当然不能仅从时间的向度来考察这些范畴。任何一个用语在某一层面上都存在相互制约的影响。社会的发展便是它们之间相互确认、相互规定、相互限制又相互作用的复杂而不断嬗变的历史。
第三层次的范畴有:异化、所有制形式、利益、社会关系、社会状况、社会形式、行会、市民社会、家庭、国家、共产主义、法、等级、阶级、集体、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历史、意识、意识形态、意识形式、偶然性等。这些范畴尽管多少有些派生性、从属性,某种程度上是第二、三位的性质,但它绝非可有可无的。正是这三个层次范畴之间的厘定契合,才可能建构唯物史观的完美大厦。有些范畴具有上层建筑的内涵,但不能笼而统之,我们必须对每个范畴作实质性的价值归属和屙性裁定,使它成为构建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所必不可或缺的建筑材料。
在《形态》中马克思转换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的概念,“由于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而是自发地形成的,因此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权力。”这里不再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作的先验设定逻辑中对异化的描述了,而是一种现实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对立统一基础上的现实的客观逻辑的描述了,因为在《形态》中,马克思运用经验归纳法,从经验的叙述事实中抽象出以下两个观点:一是由于分工存在,生产力与社会状况(社会形式)之间必然会存在矛盾,它又“是以家庭中自然产生的分工和社会分裂为单独的家庭为基础的”。…㈣’由此出现的劳动和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和私有制的出现。二是由于分工产生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公共利益“以国家的姿态而采取的一种和实际利益脱离的独立形式的虚幻共同体形式”表现着。这种自发形成的由于分工不同而相互组合而成共同活动的社会力量,对于特殊利益来说就是一种异己的,不能驾驭的真正颠倒主客体关系的支配人们意识和行为的力量。只要两者之间存在分裂,它就是“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并且打算把我们化为乌有的力量。”由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对异化劳动的消灭即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状态加以描述,提出两个前提:异化的普遍性和人类的多数成为“完全没有财产的人”——无产阶级的广泛性,而这又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速发展为前提。因为“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另一方面普遍交往才能建立,无产阶级才能相互发现并相互结合起来”。否则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地域性的存在”,思维行程逻辑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正是用一种客观的现实的具体的视角,马克思站在现实的角度,由最根本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状况入手,描述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异化劳动的不合理性,以及消灭这种异化劳动的迫切性和前提条件,以达到未来共产主义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这一思维行程逻辑除了本身是一种抽象概括之外,毫无一点思辨唯心的色彩。由此马克思说:“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的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
大家可能会认为将唯物史观作这种人为而机械的区分无疑会割裂著作的完整和谐。但此处的区分并非去瓦解科学唯物史观体系,只是理清和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思维行程逻辑时提供一种便捷的路径而已。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思维言路并未因此断裂,至此我们必须对《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逻辑理路作出一全景式的解读。
《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从一种科学的实践观出发,在实践思维方式的指导下,首次以几乎典型而完美的哲学思维方法——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来构建自己的理论,达到了在社会领域里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思想的完整阐发。如展开“人”这个重要前提的逻辑运演行程是:“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受肉体组织制约的他们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自然存在)——“许多个人的合作”(人的社会存在)——“这些个人的一定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人的本质存在)。另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首先,意识“受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制约”,与语言“有同样长久的历史”,是一种“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由于需要,由于交往,才作为“一种关系”而存在、发展为一种社会意识。最后由于精神劳动分工的出现,才出现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该阶级的思想家们才作为以“纯粹”的意识作为自己的谋生手段,但仍然“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资关系”而已。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遵循的是一种由现象到本质,由抽象到具体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式。当然,它的主线仍然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p#分页标题#e#
在“包含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提纲》中,一方面,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另一方面,他说:“他(费)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这是否矛盾呢?这里我们要把握的是马哲的理论出发点与逻辑出发点的关系问题。《提纲》中的理论起点是人的感性活动,是人的一种能动的客观物质活动,它的实践性即体现了感性物质活动的客观性,同时又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并非费尔巴哈式直观的感性的活动。当进入《形态》的行文中,在逻辑层面上发生了微观的分化,“原来在逻辑总体上作为(与外部对象对立的)主体方面中的物质生活活动却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被确立为狭义的社会历史的客体方面。”即马克思所称的“客观的活动”,由此可见,《提纲》中的行文是不矛盾的。实践活动并非主体也非客体,“实践主体”和“实践客体”都是错误的认识。其实实践是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和纽带。马克思在《形态》中体现的正是实践活动的这种本质规定性,归根到底是在于时代的思维方式变革,即实践思维方式的诞生,终结了以解释世界的本体为己任的本体论思维方式和解释思维和存在关系的认识论思维方式。
按拉卡托斯的观点,科学理论是由“硬核”和“辅助保护带”组成,“硬核”是最基本的理论公设,是学说的基本理论的根本主张,构成了该学说的基础,表现了学说的本质。“保护带”是运用该理论公设分析现实事物所得出的具体结论。如果我们将以上讨论的三个层次范畴的划分及对其关系的认识作为《形态》的“硬核”,那么,从不同的角度对它的认识就形成了一条条的“保护带”。其实在《形态》中,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述并非单独而割裂的进行,对问题的阐述和看法可以选择不同的视角,但容易造成对著作的人为阉割危及唯物史观的完整性。关于对人的本质、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对社会形态的划定、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等理论剖析都密切交织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以客观物质生产为出发点的总体哲学视域框架中,而对其关键范畴加以层次区分是达成这一认识的最好触角。当然我们反对将马克思哲学称为体系哲学,但有必要对这些范畴层次从总体上、宏观上、整体上的关系加以认定和准确定位,实现对马克思哲学的完整的科学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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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开始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及其保守性。黑格尔把理念看作是历史发展的主体,“市民社会”是理念发展中的一个环节,而国家是理念发展的最高体现,是决定“市民社会”的。马克思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过程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国家产生于市民社会又反转过来支配市民社会,两者之间产生了异化关系。在这里,马克思还提出了现代国家是家庭生活和市民社会的自我异化的产物的观点。而异化的原因是私有财产的存在,是市民社会内部的等级之间斗争的结果以国家形式表现出来。关于什么是“市民社会”? 马克思当时和黑格尔一样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体系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的,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包含着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思想。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指出:“市民社会阶级”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马克思虽然沿用了这一术语,但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并不是随意的,他力图逐渐廓清它的外延和内涵以求对它的含义进行科学的规定。经过1843 年从法哲学方面、1844 年从政治经济学方面对这一概念的分析,“市民社会”实质上与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明的“经济基础”、“社会经济结构”概念是一样的。更可贵的是他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与黑格尔截然相反,提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也就是物质生活关系——交往形式的总和决定国家,而国家又是上层建筑的核心。可见,马克思这一观点的提出同后来他的“生产关系决定国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显然是一致的。另一方面, 马克思又从抽象的理性原则出发, 把民主制看成是理想的国家制度, 是其他一切国家制度的理性实质, 主张通过民主制来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对立, 消除人的本质的异化。
总之,马克思从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转向了对它进行批判,这种批判把他引向通往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提出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以及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的重要思想,它们在唯物史观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认为,对于“市民社会”的深入解剖和了解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正是出于这种动因,使得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又得出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思想,从而他便获得了一把理解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钥匙。在《手稿》中,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入手,阐明了物质生产劳动这一最基本的实践,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经济运动进行了剖析,深化了对市民社会本身的认识。通过异化劳动这一主线,揭示出资本、地租、利润、工资等经济范畴的内在关系,进而在异化劳动的基础上研究了私有财产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 工人受资本家剥削, 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同人自身的本质以及同他人的关系都发生了异化, 而产生这些异化的根源就在于劳动本身发生了异化。在马克思研究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运动的基础上探讨了历史发展,最终得出了“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同时,马克思在这一过程中明确了这一重要思想,即物质生产劳动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说,“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迄今为止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展现,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人的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经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马克思意识到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归根到底是由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的。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进一步提高到物质生产决定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的高度,是马克思第一次对整个社会生活及其内部基本关系所作的逻辑分析和理论概括。但是,异化劳动理论残留着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东西,一定程度上包含有一切以异化劳动理论作为根本理论和方法所特有的缺陷,虽然发现了物质生产劳动是市民社会中的深刻基础,但他把“物质生产劳动”理解为一种理想化的劳动,是从人性出发理解的劳动。 因此,从理论发展的进程看,《手稿》只是一种制定新世界观的最初尝试,本身具有不成熟性和不完整性,是一部过渡性著作。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中,马克思集中批判了包括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在内的以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缺陷,阐发了新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和新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点,被视为唯物史观的天才萌芽。在《提纲》中,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这就是说,以前的旧唯我主义的主要缺陷是离开社会实践去理解主客体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因而就不能正确认识社会实践在认识过程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就只把事物、事物、现实、感性作为对象,而不能看作是改造对象,把认识看成客体的直观,看不到人对客体的改造作用,从而忽略了认识和实践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正是在这关键性问题上,把实践看作是新哲学的根本特征,因为新哲学的一切原理都是以实践为基本出发点的,它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为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服务。在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类本身、社会环境及其思想都是人的实践的产物。因此,对事物、现实、感性等不能只从客体、直观的方面去理解,而必须从主体方面,当作实践的对象去理解。马克思还指出:“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又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的神秘东西”都是实践着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和反映,它们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整个《提纲》都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实践的批评精神,在每个重大问题上,马克思都把自己的观点同旧唯物主义对立起来。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 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唯心史观彻底决裂的过程中,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克思恩格斯先是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束缚, 后又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从意识出发,从他设想出来的绝对精神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历史的主体不是想象出来的主体,而是现实的主体,这个现实的主体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费尔巴哈否定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 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把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作为前提, 把人类的历史看作是人本身的历史。但是费尔巴哈把人只看作“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只停留在理论领域,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他所理解的人, 不是活生生的、从事物质活动的人, 而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存在的抽象的人。针对费尔巴哈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我们应把有血有肉的个人作为我们的“人”的真正基础、真正的出发点, 同时又必须把人看作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看作是“在历史中行动的人”。概括地说:“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 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这句话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唯物史观前提的科学规定。这个规定的基本思想是:唯物史观的前提就是由现实的个人, 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三要素所组成的有机整体。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强调了现实的人,他们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这就突出了人在前提中的核心地位。其次,现实的人,也就是从事实际的历史活动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考察人的活动。当然人的活动是多方面的,但是生产活动是人的最基本活动。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是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源泉,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产生一切社会关系的最原始的胚芽,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的根本的是劳动发展史、生产发展史。在《形态》中, 马克思恩格斯着重考察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阐述了生产劳动在社会历史中的重大作用,他们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 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就是: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 一种历史活动, 即一切历史基本条件”。 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把生产劳动看作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人们只有首先从事物质生产,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才能从事社会活动,才能从事政治、艺术、科学、宗教等活动,物质生产是一切历史活动的基本条件。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人出发,实质上就是从物质生产出发。也只有从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人出发,研究社会历史,才能深刻提示各种社会要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等等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趋势;只有到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中寻找,才能找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再次,现实的人的活动,归根到底要受到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是历史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又恰恰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制约, 它包括继承下来和现实创造的一切东西。物质生活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现实的人的研究,对现实的人的生产活动的考察, 归根到底要研究制约着人的生产活动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只有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把社会生活的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区别开来,并用物质关系去说明思想关系,才能深刻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性, 历史是人的生产活动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统一运动过程。
因此,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人,同时也是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研究现实的人, 研究他们的活动和物质生活条件而研究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构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抓住了社会历史观的这个根本问题,不仅展开了对青年黑格尔派、费尔巴哈唯心史观的批判,也正确地论述了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 “全部意识形态”现象都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这里讲的“存在”,指的是人们“实际生活过程”,而这个“生活过程”就是人们的“物质活动”,“物质交往”,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交往的过程。这里讲的“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即所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在这里,不仅揭示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含义,还明确指出了两者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这就十分明确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社会意识不仅是社会存在的产物和反映,它必然随着社会存在的变化而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改造自然的活动和力量是以人们的交往关系为前提的。而这种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又是由生产(生产力)决定的。接着他们分析了历史上三种私有财产形式(作为生产关系的特定形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发展与生产力的状况是紧密相联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而分工的发展也必然改变着人们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和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和发展,这样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而交往关系反过来又影响生产力。物质生产过程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的,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就是说,被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交往形式),同时也制约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就是经济基础。正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的和观念的上层建筑。“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它“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
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入分析,得出了同一切空想社会主义者根本不同的结论:“共产主义对于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这表明,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建立在深刻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之上的科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论证共产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理论,而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社会状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也会跟着改变,当时的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桎梏的时候,必将被新的生产关系所代替。纵观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随着这种矛盾的激化,资本主义私有制越来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许多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得不到充分利用,因此,资本主义的灭亡,共产主义的出现,完全是由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发展状况的规律决定的。同时,在《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同生产力直接联系起来,阐述了无产阶级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是同先进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他们要求消灭劳动,即消灭劳动者脱离生产资料、受生产资料所有者支配的雇佣劳动。这使无产阶级革命同过去的一切革命区别开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雇佣劳动,就非消灭最高形式的私有制不可。所以,共产主义革命要消灭一切形式的私有制,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的必然。
至此,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初步形成。唯物史观的形成过程是马克思不断揭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不断肃清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历史观,它根本不同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历史观。学习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探讨唯物史观形成的历史逻辑,对于我国当前建设全面小康和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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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立足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革命前辈的思想成果,对形式逻辑和唯物辩证法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进行了创造性的阐述。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因而没有阶级性。1961年,毛泽东指出:“形式逻辑只管形式,不管内容,从错误的前提推出错误的结论,在形式上也可以是正确的。”“形式”是对思维结构的要求和规范,它确保人们在思维中从结构上不犯错误。思维内容的真假却靠具体科学去解决。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不应包括充足理由律。1965年12月,他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理由?”无论什么人,不管他是哪个阶级、哪个民族在进行思维活动时,都要运用概念、判断、推理,都要遵循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否则,就不能正确地进行思维、表达和交流。1957年,毛泽东接见周谷城,周谷城说:“形式逻辑这个东西是敌我共同的武器,我方可用,敌也可用,它没有阶级性。”毛泽东问:“何以见得?”周谷城举例说:“资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私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私有;无产阶级说,凡生产资料应该公有,所有大工厂是生产资料,所以,大工厂应该公有。”毛泽东笑着说:“言之成理,也有力。”
毛泽东认为形式逻辑不同于形而上学方法、唯物辩证法。1938年3月25日,毛泽东写道:“潘梓年同志寄来了他所作一册《逻辑与逻辑学》,本日看至93页,颇为新鲜。”对于潘梓年在“方法论”和“技术论”下把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辩证法区分开来,并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结合起来,各司其职,共同作用于思维实际,毛泽东认为是可取的。党中央编辑整理出版《毛泽东选集》时,毛泽东于1951年3月8日给田家英等人写信,指出《矛盾论》中“论形式逻辑的后面几段,词意不达,还须修改”。在《矛盾论》正式发表时,按照毛泽东的建议,把“形式论理的同一律与辩证的矛盾律”一节删去。周谷城发表《形式逻辑和辩证法》一文,反对把形式逻辑混同于形而上学加以批判,认为形式逻辑既可为寻求真理的人们服务,又可为形而上学和进行诡辩的人服务。有一次,周谷城当面对毛泽东说:“我意见很少人赞成,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毛泽东答曰,“你的意见有人赞成,并不孤立”,“不要害怕,要积极地写”。他又说:“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点。……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但是谁人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毛泽东还认为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关系不同于低级数学与高级数学的关系。1965年12月,毛泽东说:“说形式逻辑好比低级数学,辩证逻辑好比高等数学,我看不对。形式逻辑是讲思维形式的,讲前后不相矛盾的。它是一门专门科学,同辩证法不是什么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数学有算术、代数、几何、微分积分,它包括许多部分。形式逻辑却是一门专门科学。任何著作都要用形式逻辑,《资本论》也要用。”
毛泽东很注重逻辑理论的应用,他主张写文章和文件都应具有逻辑性。1955年10月,毛泽东指出:“写文章要讲逻辑。就是要注意整篇文章、整篇说话的结构,开头、中间、尾巴要有一种关系,要有一种内部的联系,不要互相冲突”。1958年2月,毛泽东指出:“文章和文件都应当具有三种性质: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准确性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问题,这些都是逻辑问题。鲜明性和生动性,除了逻辑问题以外,还有词章问题。现在许多文件的缺点是:第一,概念不明确;第二,判断不恰当;第三,使用概念和判断进行推理的时候又缺乏逻辑性;第四,不讲究词章。”毛泽东还指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调查和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力推形式逻辑文集的编辑、出版和发行工作。1957年,他邀见周谷城、金岳霖和王方名,谈论了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的著译等有关问题。1958年,他收到周谷城的信,得知其新的逻辑著作出版,很高兴,回信说:“大著出版,可资快读。”在毛泽东授意下中央政治研究室编辑出版《逻辑丛书》时,打算收入章士钊旧作《逻辑指要》。毛泽东征求作者意见时,章士钊曾因此书“印于重庆,与叛党有关”而有所顾虑。毛泽东笑曰:“此学问之事,庸何伤!”后来毛泽东看完《逻辑指要》,又对章士钊说:“吾意此足为今日参考资料,宜于印行。”在《逻辑指要》校改完毕后,毛泽东于1959年6月7日给章士钊的回信中说:“既有颇多删补,宜为几句说明。即借先生之著,为之筹策。”随之把其代拟的序言写出。毛泽东作出“宜于印行”的决策,有助于解决当时逻辑资料奇缺的问题。
辩证法的三大规律,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阐述,恩格斯最早从中抽象和总结出来的。列宁把唯物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学说,并写下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对辩证法进行了说明。毛泽东在1936年读《辩证唯物论教程》时说“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1937年,毛泽东在延安讲述唯物辩证法时,结合北伐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特别是1927年和1934年两次严重失败的教训,阐述和发挥了列宁的关于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实质和核心的思想。此后,毛泽东多次指出辩证法就是对立统一性或互相渗透。他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什么是矛盾呢?毛泽东解释说:“没有什么是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毛泽东认为,人们的思想要正确地反映现实矛盾,就要全面地反映客观对象中矛盾双方既相互排斥又相互依赖的关系。
毛泽东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承认“事物因内部矛盾引起发展”。毛泽东从唯物辩证法的总体着眼,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对立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联系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发展。
毛泽东系统论述了内外因相互作用规律。他认为内因是事物的内部矛盾及其诸方面关系,内部矛盾是事物自己运动的源泉;外因是一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的相互关系,推动事物发展变化,进而把发展观理解为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毛泽东指出“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形成为一系列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实质性概括。
毛泽东从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联系上发掘出矛盾“精髓”思想,对矛盾特殊性作了独到深入的研究。列宁认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列宁并未把个别和一般的范畴同矛盾范畴联系起来,毛泽东全面地分析了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同整个矛盾体系的紧密联系,进而提出矛盾“精髓”思想,并强调“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他指出:“对于物质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就是说,注意它和其它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毛泽东提出复杂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思想以及发展具有阶段性问题,使量变质变规律变得更加完善。他认为,所谓部分质变,就是指“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还没有消灭,即是说在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未变之前,在总的量变过程中所发生的部分的、局部的性质上的某些变化。1959年毛泽东在读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量变和质变是对立的统一。量变中有部分的质变,不能说量变的时候没有质变,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不能说质变中没有量变。质变是飞跃,在这个时候,旧的量变中断了,让位于新的量变。在新的量变中,又有新的部分质变。”部分质变思想是毛泽东对量变质变规律认识深化的结晶,揭示了事物发展阶段性的内在根据,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对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
毛泽东明确提出了肯定否定规律,在事物“螺旋式”发展过程中演绎出波浪式发展规律。他根据恩格斯和列宁的思想,结合中国社会、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提出任何事物都在矛盾运动的平衡与不平衡的交替变化中向前发展,且“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波浪式规律是毛泽东所发展的唯物辩证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总之,毛泽东的形式逻辑思想,对于充分发挥逻辑学的实际效用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创新,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推进改革开放。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的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是为党的思想、政治路线服务的方法论科学,为建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起始概念,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获得了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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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说过:“人之可贵之处在于能创造性地思维。”而创造性思维并不是某种单一的思维形式,它主要包括发散思维和集中思维、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高中物理知识纷杂且难度较初中更大,要学好高中物理除了努力外还要注意方法,而所有方法的基础就是思维能力的培养,没有逻辑思维能力什么方法都无从谈起,因此培养逻辑思维能力就成为高中物理教学的重中之重。
在教学中,把握好物理模型的思维,是学生学习物理的困难之一。然而,在物理教学中,模型占有重要的地位。物理教师应引导学生步入模型思维的大门,适应并掌握这种思维形式,提高学生对物理模型的思维能力。物理学作为科学技术的基础、现代科学技术的支柱,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教学一线的物理教师,应该如何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呢?
在教学中,教师要把抽象问题现实化,尽量用学生可以直观观察和想象的事例和图标来说明问题,重视实例和图象,教会学生简化问题和画图。在理论上就思维发展来说,学生“在活动中产生的新需要和原有思维结构之间的矛盾,是思维活动的内因或内部矛盾,也就是思维发展的动力”。 环境和教育只是学生思维发展的外因。教师的责任就是要以学习的难度为依据,安排适当教材,选好教法,以适合学生原有的心理水平,并能引起学生的学习需要,促使学生积极思考和主动思维,从而创造条件促进学生思维发展的“量变”和“质变”。
传统的物理教学实验,往往是教师讲授给学生实验方法、实验思路,甚至摆放好实验器材,学生只需机械地操作,失去了独立思考的空间,这严重抑制了学生逻辑思维的发展。新课程改革要求学生积极主动参与探究,勇于实验,在实验中发展思维能力。教师应改变以往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己设计实验思路、确定实验方法、选用实验器材,给学生留下自己的思考空间,学生的逻辑思维将会得到极大的发展。
在教学中,教师应重视读题断句和分析题目,要有目的性,从每句话中提炼所能得到的信息,从信息联系知识点,并把读题观念渗透到学生的学习中,内化为习惯,从而引起质的变化。在理论上就思维结构来说,皮亚杰提出了“发生认识论”,强调“图式”概念。他的心理学思想中有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图式”即心理或思维结构,“图式”经过“同化”、“顺应”和“平衡”,构成了新的“图式”,不断发展变化,不仅有量变,也有质变。这样思想是可取的,其中“同化”是图式的量的变化,“顺应”是图式的质的变化。
生活即教育,要激发认知冲突,启发积极思维,体现意义建构原则。学生的认知冲突往往产生于实际的物理问题与已有的生活经验之间的矛盾,因此问题的提出要力求始于真实和接近学生所处的真实环境(自然、社会、生活环境),贴近学生生活。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认知冲突,让学生从多种探究问题的方案中寻找和优化组合成能体现事物本质的探究方案,进行进一步的探究,最后对探究过程中所呈现出的事物内在的本质的联系进行深入的分析、总结和归纳,从而建构起事物的概念和有关规律。
总之,抽象思维能力是高中物理的必要内容,是提高学习效率的重要途径,也是物理教师教学的重中之重,教学中教师应强化和提高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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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理论有着自身的内在逻辑,即基本内涵(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现实行动和关键路径(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要正确认识和实现“中国梦”必须处理好它们内在的三种辩证关系: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和人民的梦辩证统一;中国梦的伟大理想和现实行动的辩证统一;坚持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辩证统一。
没有唯物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本源、根本理论基础和活的灵魂。
恩格斯曾说,只有真正懂得唯物辩证法的人,才有资格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他认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书中体现出来的唯物辩证法是“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1],他也在1882年《〈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本初版序言》中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2]。正是借助于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把它运用到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当中去,最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和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剩余价值学说,社会主义才从空想变成科学。
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定义是:“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3],他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真正的革命灵魂和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精神武器。他一生都忠实地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观点,并始终如一地坚持将唯物主义辩证法与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也认为唯物辩证法是马列主义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他在与吴黎平对话中就谈到马列主义顶重要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在1937年7月所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哲学著作中,他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初步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学说以及唯物辩证法矛盾学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也强调要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总结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带来的局限,不断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提出“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4]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思想,按照辩证法办事,达到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创新,开拓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新局面。党的以来,站在时代的高度,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思想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现实充分结合起来,提出以实现民族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这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一脉相承,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建设相结合的又一典范,承载着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向往,引领各族人民朝着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目标奋勇前进。
什么是“中国梦”或者说“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什么?表示,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就是实现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和人民的梦。国家富强就是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基础;而民族振兴就是要彻底改变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因落后而挨打和受到凌辱的局面,把我们民族发展好,这是实现伟大复兴的要旨;人民幸福就是要实现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精神文化需求极大满足和更加富裕,更有尊严地生活,这是实现伟大复兴的终极目标和根本目的。
国家梦、民族梦和人民梦三者之间是整体和部分、系统和要素的关系,它们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整体。国家富强是梦想实现的重要保障,民族振兴是梦想实现的强力支撑,人民幸福是梦想实现的根本要求。2012年12月在广州战区考察工作时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可以说,这个梦想是强国梦。”[5]4中国梦首先是国家的梦,是强国梦,没有国家的富强,所有的梦想都将是噩梦,都像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一样没有根基,而旧中国积贫积弱、任人欺凌的梦魇至今仍让我们心有余悸。但国家并非抽象之物,政治上来说,“国家是一定范围内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体形式,是拥有共同的语言、文化、种族、血统、领土、政府或者历史的社会群体”,(引自维基百科“国家”条)它一般都是以特定的民族及其民众作为基本要素。“中国梦”是主权国家与其组成的基本要素—民族以及人民大众共同的梦,它是强国梦、兴族梦和富民梦的有机结合,是亿万人民的共同期盼;它不但体现着人民群众的主体性,而且也体现着它追求的进步性和人民性。因此,“中国梦是国家的、民族的,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5]16,它既是大家共同的梦想和夙愿,又是每一个个体梦的集成和升华——你的梦、我的梦、他的梦,但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梦”理解成为:只要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中国梦”就实现了,从而忽略其更为远大的理想和追求——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以至于只关心自身梦想的实现,而不愿意为实现全体人民的梦想付出努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坚持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梦想是指意识形态下对未来的选择性期待,是人类对于美好事物的一种憧憬和渴望,有时梦想是不切实际的,但毫无疑问,梦想是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中国梦是梦想,也是理想,绝不是空想,也不能成为空想。当我们每个人说起中国梦,可能都激动不已,因为它为我们描绘了美好的前景,然而我们都知道,任何梦想的实现,不仅需要树立远大的理想,更需要我们付出实际的、踏实的行动,特别是中国梦这种叙事宏大的国家梦、民族梦、人民梦,更是需要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共同朝着目标努力奋斗。
我们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界。可能性与现实性这对矛盾就反映了人类与客观世界的关系——改造和被改造。可能性即事物可能的发展趋势,现实性是实际存在的事物和过程,即实现了的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相互依存、辩证统一,可能性存在于现实性之中,而现实性也由可能性发展而来,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而中国梦作为可能性和现实性的集合体,就是可能性在现实中的反映,在现实中孕育,与现实不可分割;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又不仅仅是现实,而是对现实的超越和升华,就像文学来源于现实但高于现实一样,但这种主观的美好愿景并不能与真正的现实画等号,也不能自动转化,要让梦想照进现实,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还必须达成一定的条件,那就是不能在原地等待,否则就是空想,因此必须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大量的脚踏实地的努力,在梦想和现实之间架起桥梁,最终达成可能性向现实性的飞跃。
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就明确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也是千百年以来我们先贤大德以及英明统治者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总结出的重要结论。实干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更是一种优良传统。当今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形势也十分严峻,发展关键期,矛盾凸显期,尤其需要真抓实干,“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6];事业不是谈出来的,是干出来的,嫦娥飞天、蛟龙入海、航母启程、丝路开拓,一切的一切都得靠实干。要实现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将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各个环节相协调”[5]7,“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脱离实际的盲目攀比,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勇于担当,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5]79这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对怎样实干做出的精彩诠释。只要把远大理想和真抓实干的现实行动紧密结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坚定前行,中国梦就会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共性和个性是唯物辩证法矛盾论的核心问题,即个性和共性,或说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是整体和部分范畴的深化。个性即指个别的东西的属性,它具有自身独具的属性,也有与其他同类个体所共有的属性,而共性是一类事物共有的属性,由部分个性组成。个性和共性是辩证统一关系,它们之间互相包含,共性寓于个性之中,个性也受共性的制约,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个性和共性的辩证范畴是理解对立统一规律问题以及认识辩证运动的钥匙,我们通过对个别东西的认识,从其归纳和概括出具有普遍性的认识,这才更有利于我们大规模地指导现实活动。
中国道路、中国精神、中国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构成,是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必然诉求和关键路径,它本身更是中国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从世界发展版图来看,中国道路、精神和力量有着与世界各国相同的理念: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也有其自身的独特性,即共性之外的个性,而发展的个性不仅仅是中国才有,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发展个性,有着不同于别国的历史、文化以及思维方式等等,每个国家都应当走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而不是照搬照抄、机械运用别国模式,那样只会导致水土不服,使自己国家越来越糟,越来越落后。即便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德国、美国、加拿大等等都有属于自己的道路,它们都不一样。“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5]24梦不同,圆梦的道路亦不同,需要的精神支撑也不同,依靠的建设力量更不同,实现中国梦的道路就是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走别的路不行,更不能走老路、邪路,而是要依靠自己的精神,运用自身的力量,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只有这样,才能走得好、走得远。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中国的和平崛起引起了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的恐惧,鼓吹“中国威胁论”,它们固执地认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必然会引起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他们的这一经验是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崛起,都进行了血腥的殖民扩张得出来的,因此他们用自身的发展历史和经验来观察别人,以一种怀疑甚至警惕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所走的道路,他们先入为主的印象是:中国的崛起也是伴随着挤压别国生存空间来实现自己的主张。历史可能会有相似之处,但并不必然重演。中国依靠自己的精神和力量,走适合自己的道路,不是为了独立于世界之外甚至称霸世界,而是为了更好地融入世界大家庭,为人类的整体繁荣做贡献,“中国过去不会、现在不会、将来也绝不会把自己的意志以及不平等的做法强加于其他国家”[7],况且,一个国家的崛起是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非和平发展道路,不是靠经验来判断的,而是从它的历史、当下的内外条件以及现实的表现来判断。中国历来崇尚“和为贵”、“和而不同”,近代以来,饱受欺凌,深知和平的珍贵,中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就就是依靠国际和平环境,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力促改革开放,致力于求同存异、和平共赢,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要和平不要战争,要合作不要对抗,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合理关切。”[5]69因此中国梦是具有中国风格的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之梦,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但也有与世界各国和谐发展的共同之处,中国梦不仅属于中国人民,也属于世界人民。
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从未像今天一样如此紧密,中国同外部世界相互交融和依存的程度前所未有。国家在开放中实现了自身的发展,同时又以自身的发展促进整个世界的繁荣进步,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总体和平和稳定的大环境,世界的发展也需要中国广阔的市场。在这新的历史时期,高瞻远瞩,以辩证的精神构筑“中国梦”,进一步凝聚党心、民心,不断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共赢,推动人类最终实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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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2000到2500年前,东西方文化思想同时出现了一次大繁荣,并深刻的影响了各自随后的发展历程。今天,就逻辑学历史而言,古希腊被视为其发源地和圣地,而古中国是否曾有过逻辑学尚在争论中。本文将以古希腊逻辑思想的背景、起源、发展为主线,在总结其逻辑学成就的基础上,与中国古代的逻辑研究进行对比,力求找出东西方思想、文明的差异,并获得启发。
逻辑学作为一门关注语形和语义的思维科学,其直接的来源是论辩。语言表达思维,思维规律包含逻辑。故此对语言的丰富运用首先产生了逻辑研究的需要,这一点,古希腊与古中国是一致的。古希腊时期,出于民主城邦制的需要,雄辩之风在各个城邦盛行,对民主的关注,世界观的见解,天文地理的研究,都可能成为论辩的焦点,相应的,人们自然注重论辩中的一些规律,即一些思维方式正确与否的判定法则(今天我们称其为有效性)。公元前390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开设了第一所修辞学校,并明确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联的观点。这个伟大的观点虽不甚具体,却正确揭示了逻辑学的产生离不开对语言的应用这一真理。其后传弟子柏拉图丰富了他的思想,而到亚里士多德时,逻辑学正式诞生。而同一时期的中国,同样处于各个思想激烈交锋的时期,不同流派在百家争鸣中为取得一席之地,需要一番唇枪舌剑,而辩论的繁荣同样为中国逻辑的发展提供了基础。由孔子最先提出儒家的“正名”思想,诸子百家围绕名与实的关系展开了一系列论战,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名家的“反正名”等,诸多论题将研究思路一步步带到抽象化的程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早期的逻辑学——名辩学。
另外,逻辑学产生和发展中,往往以哲学为天然的载体。因为同样是思维科学,哲学命题的研究需要逻辑工具来提供必要的证明和方法。古希腊有众多的哲学流派,泰勒斯、赫拉克利特、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等,从各自的角度对世界的本源和存在方式等进行解释。其中的命题的内涵,相互关联,甚至于描述方式本身,都需要准确无误,而自然的,这就要求关注语形和语义,也就自然促使逻辑学与这些哲学研究结合起来。而在古中国,儒家、道家、墨家等,提出各自的哲学观点时,无不需要大篇的论述,尤其是道家,其相对出世的思想,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对逻辑的需求更直接,如《道德经》中,大量运用了归纳推理和类比推理,同时又有排中律和二律背反的内容。总之,东西方的逻辑学,和其哲学相伴发展的。
由此,我们应该看到,古中国和古希腊产生逻辑学的基础大体是一致的。但是,与我们的名辩学松散的存在不同,西方逻辑学的发展走上了一条系统化专业化的道路,并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下面我们将总结这些成就并稍作分析。
严格的逻辑学,公认的产生于亚里士多德。不过此前的一些逻辑学萌芽也在此稍作介绍。亚氏之前,古希腊曾有过著名的“智者运动”,即一些有诡辩倾向的专职辩者进行论战,教授,或帮人打官司。不难看出,古希腊的智者同古中国的名家很相似,他们都在一些离经叛道的观点上提出了自己的学说主张。然而无论是智者的“芝诺悖论”还是名家的“邓析两可”,都不能算作是直接的逻辑学成果,但它们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思考和认识这个世界,从而为更深刻的探索思维规律创造了前提(正如大多数悖论一样),而这,正是其逻辑学意义所在。之后的苏格拉底,提出了人的语言和思维相关的伟大观点,这实际上揭示了逻辑学研究关注语形语义的必然性,而其后传弟子亚里士多德,最终总结并发展了前人的思想,正式创立了逻辑学。
古希腊的逻辑学成就,集中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和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学说。《工具论》中包含《范畴篇》,《解释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辩谬篇》六篇内容。在这些著作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他的逻辑学体系:首先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将事物分成十类范畴,包括实体、数量、活动等;进而关于命题,根据主词和谓词进行划分,并给出了不同命题间的逻辑关系(不包括今天的差等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逻辑方阵;同时对谓词分类,提出包含定义,固有属性,属,偶性的四谓词理论;创立三段论,分析其中的三种格,并将其作为推理有效性的重要判别式;最后对具体的命题研究给出科学证明方法,即有效前提和三段论结合。
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工作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将语言内容抽象成形式(即形式化),并做逻辑学上基本的规定,二是建立以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有效性的判别体系,并作出应用性研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被称为逻辑学之父,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得以令一个抽象性的研究系统的形成,而古中国的诸子百家中,这方面的成就,只有墨家的《墨经》——包含诸多定义和方法论的著作可以相比。
古希腊另一个重要的逻辑学成就是斯多葛学派在命题方面的贡献。斯多葛学派从“意谓”概念入手,将逻辑研究对象上升到抽象层面,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命题的性质和结构:首先依据是否能进行分解,将命题分为原子命题和分子命题,原子命题又包含“确定的”“不定的”“中间的”三类,分子命题分为条件命题,合取命题,析取命题,否定命题等。虽然与今天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依照命题间关系和联结词进行划分的思路和现代逻辑学是一致的;斯多葛学派又分别谈论了命题、命题形式、表象、论证做主词的情况,指出命题形式做主词时才是逻辑学研究的对象;对于蕴含命题、析取命题和合取命题的研究,斯多葛学派与今天的描述几乎一致,这也是该学派最显著的成就之一;而在论证的分类与方法方面,斯多葛学派也有相应的涉足。
可以说,斯多葛学派在某些领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今天依然未被超越。而如此系统且完备的建立一种学科体系,是同时期中国的古人所没有做到的。实际上,斯多葛学派和亚里士多德的成就并不仅是个人的成果,很大程度上是古希腊逻辑学体系的一种结晶。相较之下,百家争鸣中的儒家、道家、名家等,做的更多的是芝诺、苏格拉底等前逻辑时代的工作,只有墨家真正走上了逻辑研究的道路。而在这差异背后,是思想文化、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方面的不同,针对这点下面我将就此进行说明。
古希腊的逻辑学和古中国的名辩学各自的特点,归结起来如下:古希腊的逻辑学在形式化方面做的更好,无论是亚氏的三段论和逻辑方阵,还是斯多葛学派建立在“意谓”上的命题逻辑,都体现了这点,相较而言,古中国只有《墨经》试图在这方面做出努力,但定义过于冗杂,仍然没有实现脱离语言内容的抽象化;还在系统化方面,古希腊的成就亦更为明显,《工具论》就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包含范畴、定义、三段论、应用准则的逻辑体系,从而能实现对一个命题的完整判定方法,斯多葛学派则是继承苏格拉底、麦加拉学派等的基础上,形成包含形式化、命题分类、有效性的完整理论,而同时期中国的百家争鸣,则是各自为营,围绕名实关系,儒家的“正名”、道家的“无名”、墨家的“取实予名”等,借助具体的论题进行论战,却较少涉及关于“名”和“实”本体体系的建立,导致看起来有些像自说自话,未成一统,虽然墨家亦曾做出过系统化工作,但仍然处于辩论层面,而不是深入知识体系本身。这些特点,是由包括区位、历史、地理、生产方式、语言、思维传统等多种因素造就,下面我们将依次做出分析。
从区位来看,古希腊处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的交际处,直接受这两大地域文明的影响。自由便利的文明交流使得古希腊能够积累相当的文化成果,便于系统化的建立知识体系。而古中国的位置则颇为偏僻,大多数思想由本土产生,百家争鸣时各派的观点、思路、方法大都处于萌芽阶段,尚未来得及系统化便草草以独尊儒术来结束。所以,我们的名辩学看起来松散,并且形式化的程度较低。
同时,历史、地理和生产方式上的因素影响了古希腊和古中国对理论研究上的热情。希腊人是移民,具有更多的探索动力,同时地处海滨,眼界开阔,海洋文明本身为其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这一切,让古希腊人有更深入的求知欲,其研究成果往往亦足以形成较完备的体系。而古代中原文明则是本土产生,且居于内陆,这形成了一种较为保守的性格,由于农耕文明的缘故,更加注重眼前的利益,而缺少深入探索的热情。所以我们的名辩学,更多的是呈现不同的名实观点,而较少有名实体系的建立。只有墨家在这方面有开创性的工作,但不足以让整个名辩学的研究发生质变。相对于古希腊,我们的文化缺少了完备而思辨的理论,使得其价值难以被承认。
语言方面,古希腊人的语言习惯较为直接,容易按照主词、谓词等进行划分,从而进行逻辑学上的研究,而且所使用的字母文字,因字母本身的符号功能,更容易实现抽象化。反观古汉语,大量使用缩略、一语多义等表达方式,本身较难展开,同时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很难单纯脱离具体意义而纯粹作为符号。由此观之,语言上的差异使得古代中国在形式化方面较难实现。
思维传统也是古希腊的逻辑学与古中国名辩学差异的重要原因。古希腊有严格系统化的传统,比如希腊神话,即便故事各不相同,但总是建立在同一个确定的世界观之上,即由奥林匹斯山上的十二主神为首的世界中。而古中国的思维相对发散性更强,神话中的神灵大多出处不一,各说典故。研究方法上,古希腊人更喜欢借助数学和论辩来获得精确的结果,古中国则讲求“悟”,而显然前者更自然的符合逻辑学发展的要求。
总之,比较不同的逻辑学文明,可以让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不同的思维,从而了解这门科学本身,而更好的发展逻辑学,恰恰应该对其有更深入的理解。这也是这篇论文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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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与教学关系的研究是欧美国家哲学研究的新兴热门问题之一。逻辑学是合理思维的工具,它能使人在思维过程中概念准确、判断恰当、推理合乎逻辑;使人更准确,更严密地表达思想,反驳谬误。随着教育及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化,素质教育要求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高分”不再是教学的唯一目标。学生良好的思维能力、思维习惯以及思维方法的培养成为教学的重点目标之一,这无疑对一线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中阶段是学生的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转化的重要阶段,是逻辑思维发展的关键时期。要有效地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教师必须有系统的逻辑学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本文从实际高考试题的逻辑学分析着手,从习题教学的视角分析逻辑学在教学中的重要作用。
通过习题教学能够帮助学生牢固地掌握物理概念,深刻地理解物理规律。但是,很多时候,学生看似理解了所学的物理内容,习题中也能够准确地给出答案。但是,对物理知识的理解未必真的到了实质。而从逻辑学视角分析问题的时候,会有新的体会思考。如下例所示:
例1 (2014年高考北京卷13题) 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物体温度降低,其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增大
B.物体温度升高,其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增大
C.物体温度降低,其内能一定增大
D.物体温度不变,其内能一定不变
第一步:
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温度是分子平均动能的标志。
温度升高,分子热运动的平均动能增大。
温度升高 温度降低
————————————————————
分子热运动的平均 分子热运动的平均
动能增大 动能减小
(充要条件假言推理)A项错误;B项正确。
第二步:
物体的内能包括所有分子的动能和势能之和。
物体内能增大,要么分子动能总和增大(温度升高),要么分子间势能增大温度降低。
————————————————————
结论:若分子间势能的增量大于分子动能总和的减少量,分子内能增加;
若分子间势能的增量小于分子动能总和的减少量,分子内能减少;
若分子间势能的增量等于分子动能总和的减少量,分子内能不变。
(相容选言推理否定肯定式,两个选言肢均未被排除,结论为选言判断) C、D选项错误。
分析 乍一看本题,A、B选项像是假言判断,实则为假言推理。假言判断与假言推理看似无大的差异,但是,对物理知识的理解却大相径庭。假言判断中,前件与后件是因果关系,前件的真导致后件真。假言推理则是推理导出的含义。温度变化与分子平均动能的变化构不成因果关系,温度升高只是分子平均动能的外在表现形式。作为高考题本题选项并未采用“当且仅当……则……”或“若……则”的形式来表述,极其严密。因此,从逻辑学角度重新审视物理知识的时候,会使认识更为透彻、深刻、严谨。
物理习题教学担任着培养学生逻辑推理能力的重要任务。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在学生对物理概念和规律掌握到一定程度以后,可以通过对一些推理性较强的习题的练习,来充分训练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推理能力。此时,习题要有深度,要求推理过程复杂,脉络多样,如此才能更好地培养学生能力,使其思维更加缜密、灵活。如下例所示:
例2 (2014高考天津卷4题) 如图1所示,平行金属板A、B水平正对放置,分别带等量异号电荷。一带电微粒水平射入板间,在重力和电场力共同作用下运动,轨迹如图1中的虚线所示,那么( )
图1 带电粒子运行轨迹图(图略)
A.若微粒带正电荷,则A板一定带正电荷
B.微粒从M点运动到N点电势能一定增加
C.微粒从M点运动到N点动能一定增加
D.微粒从M点运动到N点机械能一定增加
第一步:
类平抛运动的物体动能增加,因为类平抛运动在水平方向匀速,在竖直方向做初速度为零的匀加速运动。
微粒在极板间做类平抛运动。
—————————————————
结论:微粒从M点运动到N点动能一定增加(带证式直言三段论推理,肯定前件式)。
C正确。
第二步: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微粒的重力势能、电势能、动能三者之和不变。动能是增加的,要么重力势能减少,要么电势能减少。
重力势能减少。
———————————————————
结论:如果重力势能的减少量小于动能的增加量,电势能减少。
如果重力势能的减少量大于动能的增加量,电势能增加。
(相容选言推理否定肯定式,两个选言肢均未被排除,结论为选言判断) D选项错误。
第三步:
电势能增加,电场力做负功。(充要条件假言判断)
电势能无法判断,因此,电场力做功无从判断。A、B选项错误。
以上实例的推理过程较为复杂,脉络并不十分简单。这就要求学生能够找到合理的着手点,结合扎实的物理知识,以正确的思维方式进行推理。类似的习题编制有很多,但教师们在出题时未必考虑了相应的逻辑学知识,如果能够以逻辑学为理论基础来指导实践,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通过习题教学和练习,教师可以随时得到学生学习情况的反馈信息,借以调整教学内容、方法和进程。在习题训练过程中,学生在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难以把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的物理知识与逻辑思维相联系。对于物理习题教学中的易错题,教师需从逻辑学角度系统科学地分析学生的逻辑思维障碍,对症下药,这样才能更好地帮助学生解决问题,同时培养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能力和辩证逻辑思维能力。
例3 (2014高考海南卷9题) 如图2(a),直线MN表示某电场中一条电场线,a、b是线上的两点。将一带负电荷的粒子从a点处由静止释放,粒子从a运动到b过程中的v-t图线如图2(b)所示。设a、b两点的电势分别为φa、φb,场强大小分别为Ea、Eb,粒子在a、b两点的电势能分别为Wa、Wb,不计重力,则有( )
(a)某电场中一条电场线 (b)粒子运动v-t图
图2(图略)
A.φa>φb
B.Ea>Eb
C.Ea
D.Wa>Wb
第一步:
由牛顿第二定律F=ma知,物体合外力与加速度成正比,若加速度减小,则合外力减小。
从a到b的过程中,加速度减小。
————————————————————
结论:从a到b的过程中,粒子所受合外力减小(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
第二步:
由电场强度定义E=F/q知,若电场力减小,则场强减小。
从a到b的过程中电场力减小,因为粒子只受到电场力的作用。(带证式前件)
————————————————————
结论:从a到b的过程中,电场强度减小(充要条件假言推理,肯定前件式)。
第三步:
由能量守恒定律可知:粒子电势能与动能之和不变。
粒子动能增大则电势能减小。
粒子动能增大,因为粒子速度在增大(带证式前件)。
————————————————————
结论:粒子电势能减小(充要条件假言判断,肯定前件式)。
第四步:
沿着电场线方向,电势逐渐降低。
受力方向由a指向b。
正电荷受力方向沿着电场线方向。
分析 本题之前三步逻辑推理对于学生来说并不难,但是第四步中,一些学生由于错误地使用了同一律的思维规律,潜意识地把粒子当做正电荷,因此得出了错误结论。找出了学生的逻辑思维障碍以后,教师就要注意强调,在静电场部分知识的学习的时候,要时刻注意粒子电性的正负,不能随便就把粒子当做带正电荷处理。
本文从三个角度阐述了逻辑学在物理习题教学中的重要作用,望能够引起广大同行的注意。没有逻辑学作为基础固然也可以做一名物理教师,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亦可得到提高。但是,如果有逻辑学作为指导实践的基础,相信一定能够更好地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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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理论的发展过程绝不是一套封闭的、自循环的系统。事实上,它的演变和发展是充分吸收和消化现代经济学中极有生命力的学术积累的结果,与此同时,财务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尤其关注于当前经济现象,比如企业投资决策、融资决策等分析,突出其对经济决策的重大的直接的指导作用。不容怀疑的是,在已经到来的21世纪中,理财学必将获得更加瞩目的发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论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新构建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摘 要]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是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是构建财务理论体系的基础。但关于逻辑起点的认识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本文在提出了逻辑起点的标准的基础上,通过对目前的主要观点的分析评价,提出了以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为起点的双逻辑起点论。
[关键词]财务理论 逻辑起点 财务本金 财务目标
理论是系统化的理性认识,是对研究的客观对象的本质及其与周围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表现出的规律性进行理性思维和高度抽象的结果。财务理论结构是人们基于对财务实践活动的认识,通过思维活动对财务理论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排列和组合方式所作的界定,其功能在于界定财务理论体系的覆盖内容与容量,揭示其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内在逻辑结构与层次关系,梳理财务理论研究的基本脉络,指导和推动财务实践的发展。
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要解决如何确定逻辑起点问题。逻辑起点是构建一门学科理论体系和理论结构的出发点,即该学科理论体系中最基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理论范畴,它不仅是理论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对该学科其他理论要素的建立和发展以及整个理论体系的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逻辑起点对理论结构有着直接的影响,不同的逻辑起点会形成不同的理论结构,构建财务理论结构首先必须正确选择逻辑起点。
1.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内生性。首先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财务范畴必须是理论体系的基本组成要素,不能置身于理论体系之外,其次它是财务理论最基本的出发点,是财务理论体系中其他理论建立的基础,所以它应当具备高度的内在逻辑性。只有这样,它才可能成为整个财务理论研究的主线,从而使整个理论体系具有高度的逻辑性和一定的拓展性和推演性。
2.逻辑起点必须具有可知性。作为理论研究的起点,需要其本身的可知性,如果研究起点本身就模糊,推理出的其他范畴就必然模糊,构建起来的理论体系也必然经不起实践的检验。
3.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财务系统是一个由多要素有机构成的开放的信息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存在着信息与能量的交换。但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之间进行信息与能量的交换必须要有一个中介,只有通过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的连接,才能从复杂的会计环境抽象出某些内容供财务系统处理;也只有通过这个桥梁建立起来的财务系统才是严密而有用的财务系统,由此构建起来的财务理论体系才是严密而科学的理论体系。
4.逻辑起点必须能够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现代财务理论研究不仅注重规范性研究,更注重实证性研究,从而使现代财务理论更具实践性和可操作性。又因为财务理论是从财务实践中来,又反过来指导财务实践,并在财务实践中得到检验,从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决定了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不仅要在财务领域起到出发点和统驭的作用,还必须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1.本质起点论。“这种观点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我国财务理论初建时期。当时对财务的存废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财务理论工作者在形成财务独立论的过程中,从财务的本质研究出发,奠定了财务理论的基石(郭复初,1997)。”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财务本质是财务理论要素中最一般、最抽象、最简单的一个。”、“本质是事务的内在联系,财务本质是财务活动区别于其他活动、财务管理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标志(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1999)。”、“以财务本质作为研究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正是理论结合实际,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的体现(杨淑娥、王爱芳,2000)。”虽然财务本质体现了财务的内在规律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范畴的基础之一。但由于财务本质是一个纯粹的理论范畴,它不能联系财务系统与财务环境、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并且它如同真理一样,无法让人们完全懂得,只能无限地接近,即不具可知性。因此不应将其作为逻辑起点。
2.环境起点论。 “环境决定一切,存在决定一切。财务目标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下人们对财务现象的一种认识,有什么样的财务环境,就必然有什么样的财务理论(陈兴述,2000)。”、“财务管理环境是对财务管理有影响的一切因素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体系(王化成,2000)。”但笔者认为将其作为逻辑起点是不合适的,因为财务环境只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而不是财务理论本身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素。而且,财务环境虽具有可知性,但它不能将其自身与财务系统联系起来,更不能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也不能推导出其他财务范畴。
3.假设起点论。 “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陆建桥,1995)。”由于财务假设是人们根据客观环境作出的主观设定,故财务假设具有联系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的功能,并且具有可知性。但它并不能推导出其它财务范畴,即不是财务理论的基础要素。因此将其作为逻辑假设也是不合理的。
4.产权起点论。 “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意向经济管理活动,必然收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可以说,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王仲兵,1994)。”但产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财务范畴,无法从中推出其他财务范畴,更不用说对其他标准的满足了。
5.目标起点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财务管理也不例外,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我认为,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财务理论结构应是以财务管理的目标为出发点(王化成,1994)。”、“财务目标具有内生性,不是财务系统之外的范畴,而是财务理论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范畴。”、“理财目标能够很好地联系财务系统和理财环境”、“理财目标能够将财务理论和财务实践较好地结合(李胜楠,2002)。”
6.本金起点论。“所谓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郭复初,1993)。”、“本金是财务理论的基本细胞”、“本金起点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前述不同起点理论的种种不足(郭复初,1997)。”
通过对以上各种不同起点理论的分析,笔者认为,应以财务本金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以财务目标为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并将其联系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
1.财务本金是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本金是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本金的投入、产出与增值的过程是不断追求经济效率的过程,是本金的运动轨迹,也是财务资金区别于其他社会资金的规律性区别,由本金的概念可引出财务本质是本金的投入收益理论,从而贯穿与连接财务的内容、规律、职能、地位与作用等一系列概念与理论,即本金具有内生性,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基础理论范畴的基础。因此,将本金作为财务基础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恰当的。
2.财务目标是财务应用理论的逻辑起点。首先,财务目标符合构成财务理论逻辑起点的四个基本标准,即:
①财务目标是财务环境对财务系统的要求的反映,也是财务系统满足财务环境的要求的标准,因此财务目标能够联系财务系统和财务环境。
②财务目标在理论上部分的决定了财务系统实现财务目标所需的保证系统,包括财务假设、财务原则和财务方法,在实务上引导着财务系统的运行,因此财务目标是联系财务理论与财务实践的纽带。
③不同的客观环境决定了不同的财务目标,但这种目标是客观需要在人的主观上的反应,它能为人们所知,因此财务目标具有可知性。
④财务目标也是推理论证其他财务范畴的基础之一。其次,财务目标理论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系统与环境的结合而形成的,它最能反映财务应用理论的行为目的。第三,财务应用理论包括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而财务目标是行为理论的活动起点和终点;而规范理论的作用是约束和激励财务行为,使其达到行为目标;以目标理论为起点能使行为理论和规范理论之间构成相互联系、逻辑严密的财务应用理论结构。由此可以看出财务目标作为整个财务系统运行的导向,能够成为财务运用理论的最高层次和逻辑起点。
3.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最终都统一在人类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中,统一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的财务环境中。财务环境是研究财务理论的背景,是财务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外部条件,并且和财务目标共同决定财务对象。因此,将财务本金和财务目标统一在同一财务环境下来构建新的财务理论的逻辑起点才能构建起系统完整的财务理论。
4.财务理论结构的构建
双逻辑起点论不仅可以弥补其他起点理论的不足,而且可以扬长避短,充分发挥本金起点论和目标起点论的优势,使得以此构建的财务理论体系更加完整,内涵和层次更加清晰。现初步提出我国财务理论结构的框架构建:
财务环境
财务本金理论
财务基础理论
财务本质理论
财务职能理论
财务对象理论
财务环境理论
财务主体理论
财务假设理论
财务学科理论
财务发展史
行为理论
筹资理论与方法
投资理论与方法
收益分配理论与方法
财务目标理论
财务应用理论
规范理论
约束规范
组织规范
激励规则
1、 程德兴、王振玉.试论财务管理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经济转论,2001:3:11~13
2、陈兴述.论财务管理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基本框架.理论探索,2000:7:8~10
3、郭复初等.财务通论.第1版.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212
4、李胜楠.试论现代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财会月刊,2002:1
5、陆建桥.试论财务假设.四川会计,1995:2
6、宋慧莉.财务理论逻辑起点及理论体系初探.财会研究,2003:2:32~34
7、王仲兵.诌议证券市场财务公开制度.黑龙江财专学报,1994:4
8、王化成.论财务管理的理论结构.财会月刊,2000:4
9、杨淑娥、王爱芳.论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及体系构建.当代经济科学,2000:2:80~83
10、张兆国、宋丽梦、吴卫星.试论构建财务管理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理论探讨,1999: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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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会计是依托在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会计活动。同时它也是建立在网络环境基础上的会计信息系统,是电子商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能够帮助企业实现财务与业务的协同远程报表、报帐、查帐、审计等远程处理,事中动态会计核算与在线财务管理,支持电子单据与电子货币,改变财务信息的获取与利用方式,使企业会计核算工作走上无纸化的阶段。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网络会计——财务革命的新起点相关论文。文章仅供参考阅读,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网络会计—财务革命的新起点 全文如下:
摘 要:网络会计作为一个新生事物,打破了传统的企业管理模式和会计模式,动摇了传统会计的理论框架,是现代财务史上的重要变革。全面正确的研究好网络会计,对把握未来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网络会计 财务管理
随着互联网的出现,电子商务、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网络会计成为时下财务管理的新宠。由网络会计所点燃的财务革命的火花大有燎原之势。
网络会计,是互联网环境下对各种交易和事项进行确认、计量和披露的活动。具体说来,它是利用互联网建立起来的一个会计信息系统。它以财务管理为核心,业务管理与财务管理一体化,通过电子商务,可在线远程处理会计事务,是一种全新核算模式。
1.1 提供会计信息更及时
与传统财务信息相比,网络会计信息实时反馈能力强。一份计划的执行情况、一项投资的获利情况,网络会计可实时反映。网络时代,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衍生金融工具的不断出现,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现行的定期财务报告制度,已满足不了人们对会计信息及时、全面性的要求。网络会计的实时跟踪功能,动态地跟踪企业的每一项业务,使决策者一目了然。投资者亦可通过网络随时动态掌握企业的现在和过去财务信息,从而减少其决策风险。
1.2 会计信息披露更全面
会计信息要求全面正确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论是对企业有利的,还是不利的,均要予以披露,从而使公众对企业的财务状况有一个全面了解。传统会计信息,由于篇幅和纸张载体本身的缺陷,使很多非数量化的信息无法反映,更不要谈报表数字处理的会计程序和方法等方面的信息。而网络会计的在线数据库则包括了企业所有的财务及非财务信息,并采用网上报告的方式,有效地扩大了会计报表及附注的信息容量。此外,大量的相关信息,通过链接等方式,最大限度地扩大了信息的容量。企业的信息使用和管理者,通过在线访问,可随时全面了解所需的信息内容。
1.3 会计信息的获取更具针对性
互联网络为网络信息的提供者和使用者提供了及时、便捷的交流方式。通过人机对话,信息的获取过程具有了交互性。在互联网络中,使用者可针对自己的需要获取相关会计信息,并可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深加工。通过索引,获得各方面的数据和报表。比如,若按报表项目建立索引,就相当于根据自己的需要生成一个简化的财务报告;若按部门建立索引,就可获得企业的部门报告;若按时间建立索引,就可以获得各个时期的财务报告。
2.1 理论冲击,网络会计让传统财务改变思维
传统会计理论建立在一系列假设的基础上,即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假设、会计分期假设和货币计量假设。传统财务会计的四个假设适应传统社会经济环境,并为会计实践检验证明。但是,网络时代出现的网络经济,却使四项假设有三项假设发生变动和改变,只有货币计量假设没有很大变动,只是更趋于实际。这大大动摇了传统财务会计的基础。
(1)会计主体虚拟化。会计主体又称会计个体,是财务会计工作开展的前提,它明确了财务工作的时间、空间等范围,是确定特定企业所掌握的经济资源和开展业务的基础。这个主体传统财务中必须是有形的实体。它是传统财务会计四个假设的基石。但随着网络会计的主体——网络公司的虚拟化,四个假设的基石已不复存在。网络公司作为一种虚拟公司,它不同于传统会计主体范畴,因此很难确定会计主体。需要我们改变思维、转换概念,用相对会计主体来代替传统会计主体假设,使财务会计工作正常进行。
(2) 持续经营假设泡沫化。持续经营假设是为传统会计中企业对其财产评估和费用分配等问题需要一段时间进行考虑而设立的。但在网络环境下,网络会计可实时评估财产和进行费用分配。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而网络会计的主体——网络公司是一个虚拟的临时性组织,它可能就在第一次交易完成后即进行解散。因此持续经营假设就像泡沫一样,已没有存在的必要。
(3) 会计分期假设空心化。会计分期假设的产生是由于在传统会计报告模式下,提供会计信息的技术受到限制,系统加工信息需要较长的时间,划分一个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衔接的期间,可实现报表的连续性和规律性。而网络公司的交易是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并立即解散。所以在一个极短时间内再划分时间段已无必要,只要把会计期间与交易期间统一起来,并在一次交易后编制出会计报表便可解决问题。
2.2 实务变革:网络会计改变传统财务会计实务
网络会计是人类财务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最大的贡献是使传统会计中的某些原则受到冲击,并对传统财务理论进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扬弃”。
(1) 对权责发生制的冲击。权责发生制的主要作用是在传统财务管理中限定期间内费用和收人的分配,而网络会计中的会计期间等同于交易期间,所以无跨期分摊收入和费用的问题。因此,权责发生制就失去应有的作用。
(2) 对历史成本计价原则的冲击。由于网络公司是个临时性组织,网络会计否定了持续经营假设,所以它的成本计价按现行价值,可变价值等于公允价值。历史成本对网络会计已无意义可言。
(3)对会计报表的挑战。提供财务报表的目的是为决策提供真实、可靠、及时的会计数据。传统会计中,报表是在一个会计期间结束后编制的,所以无论是动态报表还是静态报表都有面向历史的缺陷,用网络会计的电子财务报表更适应决策的需要。海量的数据,多形态、多形式、方方面面的情况反馈,这在以往会计报表中是无法比拟和想象的。
(4) 对会计职能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会计管理的现代化使会计的职能从核算型过渡到管理型。因此,对网络会计核算、网络会计监督等职能就有了新的要求。由于网络会计采取的是高速实时传递,诸多信息千变万化,而参加网络交易的双方又因其组合方各自利益不同,任何环节都有出现差错的可能。因此,网络会计管理方法就要适应时代要求。特别是会计监督要与之相适应。会计监督在网络会计的整个交易过程中分为交易前监督,交易中监督,交易后监督。只有严格执行这些监督制度,才能保证网络会计工作的安全有效运作。
2.3 规则创新:网络改变会计观念
人类社会的每一次重大发展,总是以思想的进步和观念的更新为先导的。为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网络会计必须抛弃一些陈腐而不合时宜的观念,运用全新的思维,通过规则创新,树立起一系列知识经济时代全新的会计观念。
一是面向未来的时空观念。传统会计是面向过去的时空观,通过记录和总结,对过去的业绩和行为结果作出评价,并以此指导现时事务。而网络会计的特性要求会计的时空观必须由回顾型向展望型转变;构建一种紧跟时尚、面向未来、实时动态处理、在线管理及远程控制的会计组织结构及方法体系,使网络会计系统与周围环境紧密结合,实现会计管理技术的二次飞跃(第一飞跃是从传统的簿记学到现代会计学)。
二是动态时点观念。由于网络会计主体虚拟化,网络公司只是一个临时结盟体,而网络会计又采用的是全球化的实时报告系统,在这种情况下,网络会计在动态运作中的风险是难免的。如何防范可能出现的风险,从动态角度对会计环境及会计要素项目进行评判,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会计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实施时点为基础的动态实时会计报告系统,十分重要和必要。
三是积极的风险观念。知识经济时代是一个高风险的时代。面对风险,网络会计只有在承认风险的基础上,寻求对风险的最佳控制,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面对多变、易变的生存环境,网络会计想要以不变应万变是根本不可能的。传统的会计希望世界是黑白分明的,要么承认,要么否认,而不想部分地确认,这种方法,只能导致会计信息的失真,面临更大的风险。
建立风险观念,有利于积极认识、反映和控制风险,使网络会计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风险预警系统。同时承认风险与收益并存,正视风险,有利于在有效控制风险的基础上积极地创造收益,使会计信息更具有决策价值。
四是网络系统观念。网络是信息交流的方式,也是基本的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的网上活动,丰富了会计业务的形式和内容,使会计发生了质的变化。在知识经济时代,网络会计系统的设计、会计理论、会计方法体系的构建,都是以网络系统观念为基础的,这个系统单靠会计界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的,必须依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帮助和参与。因此,网络会计本身就带有很强的网络系统观念。
五是回归财富重心观念。会计学是一门对财富及其来源、构成及变化进行计量,说明财富变化的趋势及原因,并对一个组织或个体创造财富的能力进行估价及预测的科学。会计学的重心是财富,网络会计的发展强调会计资产向财富回归,将一切具有价值并可能带来或控制未来利益的资源都要纳入会计计量的范畴,实现会计资产与财富概念的一体化。财富重心说奠定了网络会计的基础;财富、资产一体化,说明了会计资产的实质;资产、损益一体化揭示了会计损益的真正意义;财富、资产、损益一体化,则让会计可以在灵活的报告形式中采用时点基础,使会计从形式到内容发生质的变化。
六是绿色会计观念。知识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经济,绿色会计(环境会计)便是可持续发展和传统会计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绿色会计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将环境看成是有价值并能被计量的经济资源,要求将整个社会生产、消费和相应的生态循环都纳入会计的核算之中,以便揭示和衡量会计主体的活动对社会和环境带来的影响,改变了传统会计利润最大化的决策原则,使项目兼顾了企业、国家的利益以及社会效益,从时间上防止了透支未来,破坏环境,滥用自然资源。
七是创新的观念。兼容性和发展性是网络会计的创新标志。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网络会计面临的风险增加。构建一个开放的会计系统,从微观与宏观出发,实现会计财务管理的内外一体化、国际一体化,将传统会计,通过网络重构融为一体,以信息集成的形式体现不同的目的要求是网络会计的发展趋势。体现会计系统的网络化、动态化、自由化、一体化,将是网络会计发展的最终目标。
3.1 网络会计:与时代相适应的经济管理模式
由于网络会计带来的是一种全新的会计核算模式,与传统会计相比,省时、省力、方便、快捷、廉价、简单,因此必然会风糜全世界。特别是由各种软件所支撑的投资决策系统,让人们摆脱了繁杂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使投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方便。同时,网络会计的兼容性、发展性和创新性为多元化的网络生活开辟了新路,丰富了人们的精神和文化生活,充分体现知识经济时代的价值取向和经济习惯。网络经济蕴育诞生了网络会计,网络会计为网络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网络经济与网络会计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为未来财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3.2 网络会计:机遇来自与风险的挑战
网络的飞速发展, 给网络会计带来的既是机遇,更是挑战。信息传递的完整、真实和系统的安全是网络会计面临的最大挑战。由于网络的高度开放,信息的高速传递、实时、共享,任意一台计算机都可能通过网络获取其他计算机的信息资源,所以企业的网上交易和结算,面临黑客、病毒等网络风险隐患。因此,只有加强网络管理,才能防患未然。
一是要加强立法,加大对犯罪行为的预防;二是要自觉使用正版软件,减少系统漏洞,加大硬件的防范,做到“软硬兼施”、“软硬兼防”;三是加强数据输入管理,建立严格的凭证录入审查制度,保证数据录入的真实、合法、完整;四是加强对数据处理的控制,采用先集中审核后分散处理和网络授权两种控制方法,确保数据处理安全;五是提高网络系统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增加网络“免疫”能力。建立系统容错处理机制,通过网络协议进行容错和纠错处理,保证信息传输的可靠;建立安全管理体制,通过身份认证、权限和记录日志控制网络信息的存取;完善安全保密技术。加强对病毒的防御,加装防火墙,采用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技术,防止传输泄密。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总之,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面对可能出现的网络风险,网络会计安全将越来越有保障。作为未来财务发展方向的网络会计,它所引导的财务革命将会使现代财务管理走向一个新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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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哲学中关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的社会历史观和认识、改造社会的一般方法论,亦称唯物史观,其与历史唯心主义相对。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社会历史观:“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它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它是由此产生的社会被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也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要与大家分享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再认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唯物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关于社会(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和“ 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是马克思一生的两大杰出贡献之一,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历史科学乃至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武器和研究指南。我们必须厘清唯物史观的发展状况、精神实质,不断研究和挖掘唯物史观在当代的丰富的时代价值,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本真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理有力的理论指导。
唯物史观被恩格斯誉为马克思“两个伟大的发现”之一,它在马克思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某种程度上的核心地位。马克思对唯物史观的探索经历了起始阶段、探索阶段、完成阶段,最终形成了成熟的、完善的、科学的唯物史观原理。
(一)《1844年政治经济学手稿》初步形成唯物史观
马克思在1844年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将市民社会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切入点。在文章中马克思借用“市民社会”概念鲜明地概述了市民社会作为生产关系是构成政治国家和其他观念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市民社会作为经济基础,顺着这个思路马克思引入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马克思还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提出了生产分配原理,是马克思探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重要前提。同时期的恩格斯发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状况进行了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综合,揭露了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二)1845年《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唯物史观的创立
《提纲》对费尔巴哈不彻底的唯物主义进行了批判,提出了实践的重要性,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明确了社会实践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作用。以科学的实践观为整个唯物史观的基石,《提纲》正确解决了唯物史观的基本问题,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同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完成了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彻底清算。从论述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社会政治结构同生产的相互关系,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揭示了国家的阶级实质,并对唯物史观做了概括性的论述。1844年马克思发表的《神圣家族》完成了对青年黑格尔派的彻底清算,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史观及其称群众为“精神的敌人”,把群众说成是“非批判的”、是消极被动的“群氓”。
(三)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唯物史观的进一步发展
《序言》从五个层面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性的表述。文章从宗教的批判到哲学的批判,从哲学批判到国家和法的批判到私有制的批判,逐步深入直到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最终达到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一最深层结构的批判。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从唯物史观切入剩余价值理论。其所蕴含的经济学的科学理论范式,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硬核”。1844年恩格斯发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全面、系统的重要著作。它对原始社会的家庭关系、氏族制度、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科学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以唯物史观阐释摩尔根的研究成果而提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产生了私有财产,因此形成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由于各阶级的冲突导致以血亲家族为基础的旧社会被炸毁,被组成国家的新社会所取代;家庭制度受所有制支配。本书是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国家的重要成果,它科学地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
要把握唯物史观的内涵,我们必须正确认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或精神本真。针对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问题的表述,学术界存在着众说纷纭的解说,但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从马克思原著中找到值得我们参考的东西。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得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是别的,恰恰就是马克思本人所阐述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或许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可以帮助我们概括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类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都是人类实践的结果。而人类最基础的实践活动即对物质的生产和创造,这也正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最初动力。恩格斯指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建立在吃穿住等基本生活条件基础上的,只有基本生活条件能够得到保障,才能进一步进行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其他领域活动。由此,我们也能够从唯物史观的理论中得到关于推动社会发展动力的提示,事实上道理浅显易懂,即:是劳动保障了一切,人类的所有活动一切都起源于劳动,来源于最基本的生存目标追求。唯物史观带给现代人类最大的启示是个人无论社会地位的变化,还是个人能力的发展,这些,都只能说明个人生产力与创造力的不同,而不能以此划清界限,脱离生产与创造的基本框架。
实践活动的主体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的活动,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关于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同对历史主体―人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肯定,本质上是同一的。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这就是说,社会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本身的历史,即作为生产过程的基本力量、生产社会生存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劳动群众的历史。” 人是历史的主体,人类社会就是一部由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社会生产力的体现者,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客观物质力量。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是整个社会全部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社会发展要确立为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为目的的价值取向。可以看出,唯物史观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归结到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上了,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创造了伟大的人类文明。实际上,历史唯物主义本质上是对人与世界关系的客观考察,“人”在唯物史观中居于核心首要的地位,人的活动推动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社会实践很好的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实质。
没有一种学说像马克思的学说一样,对于现实的历史进程产生过如切近而深远的影响,只要我们依然面对理解当今社会现实的重大课题,依然生活在现代性所支配的世界中,依然还试图筹划着历史性实践所展望的未来,那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时代价值就将不可遏制地表现出来。
第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从规律范式解读社会历史,是唯物史观之所以唯物的方法论依据,是必须坚守的。马克思曾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认为,人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实践活动是物质的生产活动。人类的第一要义就是进行物质生产活动。新时期,中国梦的提出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运用和发挥。
第二,唯物史观强调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都突出了人的作用,体现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思想路线。到2013年,同志在十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中国梦的提出充分激励了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和激情,推动中国当代发展进步的高昂旋律和精神旗帜。中国梦不仅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心理诉求,而且也为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精神积淀。
第三,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认为,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与之相适应。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再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不断用新的更先进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的过程。我国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立了公有制的经济体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为适应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
总之,唯物史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可以说当代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解与运用,所以在当代我们要不断深化对其学习和掌握,在推进哲学社会学的实践中要坚持和发展唯物史观,充分发挥唯物史观的科学的理论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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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治理定义为:“国家、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各自按照自己的角色制定和应用互联网的发展和使用过程中的原则、标准、规范、决策步骤和共同规划” 。这个定义既包含了互联网的“技术治理”(网络的发展),也包含了对于网络的治理(网络的使用)。这个定义规定任何一类参与者都不能独自解决互联网及其使用所带来的问题。它同样也肯定了不同类别的参与者——政府、私营企业和公民社会应该共同承担责任。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关于网络社会治理的逻辑起点、运作机制和界域指向探讨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随着人们网络社会生活实践的越发普遍和深入,呈现在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网络社会生活正不断增加它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可以说,网络社会生活已经逐步开始在现实社会生活世界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当下的网络社会生活中同样出现了大量行为失范、利益侵害、关系失调、矛盾冲突以及秩序紊乱等现象,这就将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了出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条件下,思考和探索网络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机制建构和内容要求等理论和实践问题,以推动和实现网络社会生活的有序运行和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就成为当前学界及相关职能部门的研究者急需承担起来的一大职责。
电脑和互联网络,是当代信息化发展进程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符号。就我国互联网络发展的情况而言,可以说,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国互联网络就已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影响甚微到影响巨大的快速转变。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 统计报告中提供的相关数据,可以较为直观地感知到我国互联网络快速发展的态势,以及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日益增强的影响。2014 年7 月发布的第3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 年6 月,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达到6. 32亿,互联网络的普及率为46. 9%,网站总数为273万, CN 下的网站数为127 万。同时,我国手机作为第一大上网终端设备的地位也得到进一步巩固,手机网民的规模已达到5. 27 亿,手机上网者占总网民比例的83. 4%,首次超越传统PC ( 个人电脑)80. 9%的整体使用率。
从根本上来看,互联网络所蕴涵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在解决了人类信息之高效快速和即时瞬时传播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为人类社会生活铺陈了一个构建于电子网络世界里的跨域平台。人们不仅可以自由进出,而且还能够即时互动和实时在场,这也进一步实现了人类行为活动空间的网络拓展、地理跨越和共时呈现。身处世界各地的人们,依托于互联网络,不但可以传递、交流和分享各类信息、知识与观点,而且还可以在交流互动的过程中凝聚并整合起来,在社会生活中形成影响和改变个人、群体乃至社会公共生活的现实推动力量。最为突出的是,在行为主体层面,人们已经开始逐渐享有和践行自主、平等、多元、包容、互动、共享等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而这样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准则,同样也会进一步贯穿和融汇进人们网络社会生活以及网下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和不同侧面。并且,这样的社会巨变过程,仍旧处在一个持续发展的进程之中。“网络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进步,更是人类社会全面而深远的变革,它正在导致包括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组织方式、思维方式在内的人类整个存在方式的全面变革。对于网络这一综合性现象必须进行综合性研究。……信息网络时代的现实发展呼唤着全面而深入的理论思考。”
当代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互联网络越来越普遍地走进人类社会生活,并且全面而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人类其他重大技术发明成果不同,互联网络作为当代信息技术革命和信息化发展的直接产物,对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各类“技术手段”的“工具性意蕴”。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网络社会生活,悄然展现在当今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程之中,“网络社会”就此开启了人类社会生活新的篇章。美国计算机网络专家尼葛洛庞帝在其那本名为《数字化生存》的论著中,曾经富于前瞻性地断言说,“计算机不再只和计算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庞大的中央计算机——所谓‘主机’( mainframe) ——几乎在全球各地,都向个人电脑俯首称臣。我们看到计算机离开了有空调的大房子,挪进了书房,放到了办公桌上,现在又跑到了我们的膝盖上和衣兜里。不过,还没完。”事实上,即便是在该书面世接近20 年后的当下来看,其当初针对计算机和互联网络之社会影响所阐述的这段话,依然可以显现出这一断言的预见性、精准性和确当性。
要而言之,当代信息化与互联网络发展之所以能对当今人类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现实促进作用,最终还是要归结于互联网络为人类社会生活拓展出了一片前所未有的“自主性空间”,而藉由网络空间这片“新的天地”,人类社会生活诸多活动领域中的秩序、架构和行动规则,都开始经历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化”甚或“再结构化”的过程。在此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下,“网络社会”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开始逐步得以生成。“互联网不仅是技术、是媒体,更关系到政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类能够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活动,其所带来的,不仅仅是一场科学技术革命以及对生产力发展的极大促进; 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存在和开展其他活动提供了新的空间,形成了一种新的人类生存方式和社会存在形式。”而“虚拟社会”这个概念,则“从纵横两个方面把科学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把人类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和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联结在一起”,既突出了互联网的技术特点,也揭示了互联网带来的人文意义,“成为我们从社会哲学视角研究在计算机网络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形成的人类社会新的存在形式的基本范畴。”可以说,在现代人类历史上,互联网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
那么,网络社会又是如何得以形构的呢? 本文认为,分析网络社会的形成,主要应讨论两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物质层面的外在条件因素; 二是社会层面的内在生成因素。前者成为网络社会形成的物质技术条件,后者则是网络社会形成的社会文化条件。就物质技术条件而言,互联网络的建构,首先要依赖于一台台个人电脑与各种大型服务器以及数据库的连接和贯通这一基础条件,是个人电脑同各类服务器和数据库等网络设备一道共同成为互联网络的有机组成部分。网络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则为它们之间的连接和贯通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技术保障条件。互联网络在得到充分普及和广泛应用的过程中,人类日常的许多行为活动,包括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社会交往活动以至于休闲娱乐活动等等,都可以顺利地“移师其上”。依托于互联网络而建构起来的虚拟电子空间,已成为人类展开其行为活动时可以自由出入的一个新的、特殊的“场域”或“平台”。显然,没有互联网络所营造的虚拟电子空间,人类的行为活动场域就无法得以扩展,自然也就无从提及依托于其上的“网络社会的形成”问题。由此,可以认为,互联网络作为“网络社会”借以立足的物质基础元素对于“网络社会的形成”而言,堪称最为直接的外在促成因素。
就网络社会的内在生成因素来看,则有必要回溯并分析一下“社会”一词的本质内涵。我们知道,“社会”这一范畴所蕴含和呈现的,是人类行为活动共同体的一种状态。社会作为人们交往互动的产物和结果,其本质在于,它是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一种群体性的内在关联。就此而言,在当下的信息网络时代,人类依托于互联网络和电子网络空间所建构的社会生活样态,其实同人类在电脑和互联网络没有诞生面世的“前网络时代”里所展开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来讲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差异。静态意义上的网络社会,其实就是指一种实时在线的人类生活共同体的特定形态。而从动态上来看,网络社会呈现出的是,作为网络行为主体的人们置身于电子网络空间,操控数字化电子信号的传输、交换和不停流转,来实现彼此之间的传播沟通和交往互动,并由此而凝聚社会群体、形成社会关系和造就社会文化现象的行为活动过程。可见,网络社会之所以能够形成,最根本的因素就在于人的行为活动在电子网络空间的普遍展开。正是经由人的行为活动,并且恰恰是在人的行为活动过程之中,人们彼此之间才会因为频繁的交往互动而产生复杂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也才会进一步凝结和沉淀下来各类社会关系状态,从而在形态虚拟的电子网络空间内生成网络群体、网络社区等规模不一、类型各异的人的行为活动共同体。同样,也正是依赖于人的网络行为活动,缤纷多姿的网络社会文化现象才得以创造出来。
网络社会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一定秩序状态的维系,离不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合乎规范地展开。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包括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方面力量在内的行为主体,共同参与进来并展开协同努力,共同实施网络社会治理的各项行动。所谓网络社会治理,其实也就是针对网络社会共同体生活而实施的一种社会性治理,它指的是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目标对象,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一种社会治理的实践类型。实施网络社会治理,其根本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状态和群体生活秩序,促进网络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
网络社会治理,是基于互联网络及网络社会正常运行的需要而实施的,其在运作中必然涉及网络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时,由网络社会生活与网下社会生活之间存在的密切关联的客观状态所决定,网络社会治理还必然要涉及网下现实社会生活中诸多领域和诸多方面的社会因素。一句话,网络社会治理,无疑也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有研究者在讨论“互联网规制”( Internet Regulation)问题时,将其区分为“互联网国内规制”( InternetManagement or Regulation) 和“互联网国际规制”( Internet Governance) 两种基本类型。前者由政府、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共同参与和实施,后者( 即互联网国内规制) 则是由各国主管部门在其主权管辖范围内,依法对其互联网进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
其中,经济性规制具体指的是,“对于涉及网络传输有关的技术、市场层面的规制,包括业务运营商的接入、互联、市场准入及业务资费等方面的规制。”与传统的电信规制类似,互联网的经济性规制一般由各国电信主管部门负责。社会性规制则是指,“对于涉及互联网内容传输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方面的规制,包括对互联网媒体属性的内容及网络交易的规则、网络欺诈、网络色情、网络犯罪以及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进行的规制。”社会性规制一般由各国意识形态、文化、安全等部门负责。也有论者提出,不同于既往“管理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源自于现代社会治理实践的“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可以导向一种“合作治理的格局”,这种模式下的服务型政府,可以充分发挥“引导者和服务者的角色”,培育其他社会治理主体与之一道来共同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另外,“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还具有一种“自觉的属性”,能够着重实现“对人类的主观空间的完善”,在应对社会的复杂性时能够充分发挥其“主动积极性”。因此,这种政府职能模式及其所建构的服务型政府,“完全符合网络世界治理的实践准则”,能够胜任“网络世界有效治理的重任”。
其进一步在理论层面上分析认为,就网络社会治理而言,在“前互联网时期”,人类需要面对的是自然界和社会这“两个世界”,在改造“自然空间”为“社会空间”的过程中,人类并未单独创造出“适应于改造自然界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和“适应于社会进步的政府职能及其模式”。进入互联网络时代以后,人类需要“穿梭于自然界、社会和虚拟界三个世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其所运用的政府公共职能及相应模式,将依然是一种“总体性的存在”,在人类实现由“客观空间”向“主观空间”的转化过程中,“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将会在不断完善中发挥作用。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运用“引导型政府职能模式”来治理网络世界的实践,已经给出了某种“清晰的回答”,这主要表现在: 注重培育和引导社会组织参与网络世界治理,注重引导网络舆论走向,以及注重合理运用网络媒介以加强信息公开和增强回应性等几个方面。
此外,还有论者提出,由于网络社会的治理“是一个还远未形成共识的领域”,因此,只能勾勒出“大的治理格局与框架”,建立一种“引导—协商—立法—自治”的网络社会综合治理体系。这种“四位一体”的综合体系,“既是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也是逐步完善网络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
本文认为,网络社会治理,指的是在借鉴并适当沿用现代社会治理的价值理念、制度设计、体制建构和手段方式等的基础上,以互联网络和网络社会为主要指涉对象,由政府、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等多方主体和多种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彼此通过协同努力来实施的社会治理的一种现实实践类型。网络社会治理的目的,在于形成网络社会生活的群体生活秩序和正常运行状态,促进网络社会文明的健康持续发展。基于这种理解,本文在此提出建构和完善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的框架性思路。我们认为,理想形态且相对完整的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是一种基于“主体——方式( 手段) ——客体”之整体框架的动态调适结构,其要充分发挥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以及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与作用,借助多种不同的治理方式和具体手段,实现互联网络内外的有效联动,以促进和实现网络行为活动的合法合规与有序良性展开。
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客体和方式与手段,共同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运行机制中的“三大要素”。网络社会治理的主体,既包括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也包括承担网络公共秩序维护和网络公共安全保障的公共职能部门,还包括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一些社会组织和团体机构。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尽管要涵盖那些支撑互联网络运行的网络基础设施和软硬件设备,但在这些“物的因素”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人或组织机构的网络行为活动,因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行为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要列为网络社会治理的客体和目标对象,而整个网络社会治理的运行机制,就要针对并围绕各类网络行为活动加以建构和不断完善。网络社会治理的方式和手段,是连接和贯通治理主体与治理客体的中介要素。行政监管、行业规约、社会自治和主体自律,构成网络社会治理的四大基本运行方式,其可依托的具体手段则包括法律、道德、行政和技术等不同领域的社会因素。
应当说,在上述分析中,我们着重是从理论概括和学理分析的角度,在整体意义上就网络社会治理所呈现出来的基本行动框架来展开讨论的。在具体的实践运作层面,即要真正使网络社会治理得以推展和实施,则还需要实现三大基本要素之间的紧密贯通和持续互动,需要在借助并通过一定的方式手段,实现主体和对象客体之“有效对接”的前提下,将网络社会治理的目标要求转化成为网络社会治理的行动内容,最终达成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益改变和网络社会生活状态的质量提升。
这里所谓的“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指的是,假如我们从最为根本的意义上来分析的话,网络社会治理究竟要针对和围绕哪些对象内容来具体展开。
应当说,在实际运作层面,网络社会治理的推行和实施,要针对的是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网络行为活动,这即是说,网络社会治理的终极指涉对象,不是虚拟电子网络空间内的“物的要素”和“技术的要素”,而是使用和操控“物”或“技术”的那些作为网络行为活动主体的人,尤其是其所展开的网络行为活动。
但如果我们再将问题讨论向前深入一步,就不难发现,在本质上讲,对于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所实施的网络社会治理,其最为核心的对象内容和目标要求,则是将这种社会治理过程具体贯穿和落实在不同层面的“界域指向”上面,它们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直接指涉的“对象物”。概括而言,网络社会治理的“界域指向”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身份审核备案,就是要确证联网电脑或移动终端设备的“网络户口”,网络使用者的真实身份及其“网络身份”,以及各类网络行为主体从事网络行为活动的资格与权限。其内容主要包括: 对各类网络设备和连接互联网络的电脑及上网终端设备进行“身份登记”,并将它们的“身份信息”列入数据库信息保存的范围;
对各类网络用户的真实身份进行登记备案,比如人们要在网上申请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服务,开通个人博客或微博,创办网络虚拟机构等,均需要服务提供者进行严格的身份核查,对用户的实名信息等做后台保管备案; 各类正式的网络机构,包括那些没有实体性存在而纯粹隐身于电子网络空间的“虚拟组织机构”,也包括将自己的某些运作内容转移到互联网络之上的那些“实体组织”,都应按照合法的程序进行注册和身份登记,以此来确认其从事网络经营服务和展开各类网络行为活动的主体身份与法定资格。
依托于网络行为主体的身份备案,就可以建立起身份验证、信息流监控以及证据保存与追踪的机制,不仅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虚拟身份”行为人与“真实身份”行为人的身份一致性,同时也可以将网络行为主体的行为活动、自由权利,同其对于网络行为活动之结果的责任承担结合起来。
不同机构或个人,其在电子网络空间里的行为活动,其实都有不同的行为活动权限。对于一般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行为活动的权限范围都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上。而对于一些特定的网络行为活动而言,其要得以展开,就必须获得合法的正式授权,在符合约定条件的前提下再经过法定的程序,在相应的权限范围内展开网络行为活动。
通俗言之就是,不同类型的网络行为活动在得以展开之前,都不能离开必要的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这种以主体资格审查和身份密码验证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授权管理,必须借助于成熟而可靠的网络加密技术手段才能得以推行。以网络金融服务为例,在金融机构的网络页面上,一般的互联网络用户可以浏览一些服务介绍、业务流程之类的“外围信息”,如果要想进入更为核心的操作层次,比如进行账目查询甚至是划拨款项,则必定需要操作者输入自己已获授权的账户及密码信息。
在人们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移动互联网络平台进行支付时,有时还会通过手机短信来获取动态的密码信息,以此来强化对操作主体的身份确认,提高安全系数。即便在网络社区讨论等较为一般的网络服务活动中,网站运营亦有明确的管理权限划分: 网站管理者或某一网络论坛的“坛主”,会拥有删帖乃至封号的权限; 一般的注册用户,可以拥有发帖、回帖的权限;而偶尔造访的非注册用户,则只能进行一般的信息浏览而无从发言和讨论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行为权限配置,是管理和调控不同网络行为主体之网络行为活动的有效方式。获得了合法授权的网络行为活动,才属于正当的网络行为活动; 否则,其就不具备行为的正当性而应当予以约制或禁止。
由互联网络这一富含海量信息的数据资源库和信息便捷传播平台的性质所决定,网络信息内容管理无疑构成了网络社会治理最为常态和最为基础的工作事项。网络社会治理范畴中的网络信息管理,主要涉及常态信息数据管理和异态信息内容监管两个层面的内容。常态信息数据管理,指的是各类网络行为活动主体,都需要对其网络信息资源进行日常的“打理”,这包括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加工制作、传播发布、保管存储和垃圾清理等。
对网络空间中存在的大量虚假信息、重复性信息和失去时效性的冗余信息的妥当处置,尤其值得关注。尽管互联网络作为一个信息资源库可以不断地实现“扩容”,但虚假信息、重复信息以及冗余信息等的存在,毕竟会增加人们正常获取信息时的时间与精力方面的“成本”,同时也是一种网络资源占用上的浪费。异态信息内容的监管,则是指要对那些不良的甚至是有害的网络信息内容,施以必要的审查、隔离和钳制,以防止其肆意传播和扩散,进而净化互联网络上的社会文化空间。这一点是所有网络组织机构和个人的责任,更是监管职能部门的法定职责。在监管手段的运用上,技术封杀和屏蔽是必要的,但必须依法而行,不可滥用。
更为重要的是,网络信息的管理需要激活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行动自觉,使其能够理性地和有意识地远离和抵制各类不良的和有害的网络信息,减轻其可能造成的负面社会影响。当然,相关职能部门的依法监管需要加以强化,其要根据各自职责范围的不同,按照法定的授权范围和运作程序,对互联网络上流通和呈现的信息内容实施动态监管。
在内容上,网络安全保障主要涉及网络信息数据的安全管理,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的安全管理及其运行的安全管理,网络机构尤其是“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管理等。所有这些,都需要强大的技术手段予以支撑。依托于互联网络的大量信息数据,其安全性得以保障的表现主要在于存在的稳定与可靠,传输( 以及保存和提取) 的私密与真实,数据变动的权限设定与不可否认等方面。相应地,这一领域的安全管理,就要落实在网络信息数据的不被损毁,以及在正常传输和更改时的不受非法干预等上面。
网络硬件设备、应用软件本身及其运行的安全,首先需要依赖于硬件设备本身性能的稳定,这是对其物理性能的要求,但也的确是一种最为基本的支撑。其次需要依赖于各种应用软件在其运行中保持较高的稳定性,而这就要求这些应用软件在设计时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出现漏洞和瑕疵。因为以物理方式相连接的各种硬件设备,需要各种应用软件对其施以驱动、协调和控制,应用软件的漏洞和瑕疵会更容易给各种有益或无意的非法操作留下“钻空子”的可能。
与此相应,这方面的安全监管,就应体现在硬件设备的维护与更新以及应用软件的检测与升级上面。而包括“纯粹虚拟的”网络机构在内的各类网络机构,其在网上之存在和运营的安全需要,则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支撑其存在和运营的主机和服务器等硬件设备的不受损坏,以及标志其“虚拟存在”的网站或网页和大量数据信息的安全性得到保障; 二是网络机构展开的正常的“网上行为活动”,能够顺畅地且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这些方面,技术的和非技术的管理手段都是必要的。
网络安全保障的主要力量来源,是专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的职能部门,以及那些接受委托而从事此类网络服务的企业机构。网络安全保障的实施,需要依赖于强大的专业技术力量和更为成熟的网络技术手段。只有不断加强网络信息安全监管的专业队伍建设,才能更加有效地防范和侦破那些破坏网络安全的行为活动和危害性事件,才能有效打击各类网络违法犯罪,也才能有效发挥其对于网络信息安全的支撑作用,从而在整体上基本实现和有效维护互联网络的正常运行。
各类互联网络用户都应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管理制度,积极采取网络安全管理措施,做好必要的网络安全防护和信息安全保障工作。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则可以考虑建立互联网络信息安全的“公共预警机制”,即由公安系统的网络安全监察部门与网络信息安全的权威技术部门合作,对网络病毒疫情和潜在网络风险实施有效的侦测和防控,同时向全社会通报网络安全情况的权威信息,提请社会各界及时予以关注和了解,事先采取必要的防范应对措施,减少和避免病毒发作或网络攻击等可能带来的危害和灾难。
电子印迹留存主要是指互联网络的接入服务机构以及信息服务机构,要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在网上的“电子活动踪迹”( 即电子信号的流通与信息数据的存留) 进行必要的记录和保存,以便于以后的追踪与核查。有了电子印迹的留存,相关的职能部门与监管监测机构,就可以对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上虚拟行为”依法进行监测和监控,以便及时发现不良的网络行为活动,并对恶意的攻击和破坏行为给予警告或实施管制。当然,这在物理意义上,实际上是表现为对数字化的电子信号及其流通流转的实时的监测或事后的追踪。
承担网络安全保障职责的公安部门的网络警察,可在其法定的权限以内有针对性地监测一些网络行为活动的运作过程,及时发现一些非法网站的不当运营行为以及个人的不良网络行为,为更加有效地防范和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铺垫基础。通过法定的授权和履行法定的程序,有关监管职能部门和受托机构也可以借助于网络监测技术,对电子网络空间内电子数据信息的传输和流转,实施必要的审查审核,过滤或拦截那些具有社会危害或存在潜在危害的网络信息数据,以更好地维护各类网络行为主体的网络信息权益,在整体上保障网络信息的安全。
应当说,网络社会治理所关涉的上述五个方面的“界域指向”,非常紧密地将“物”、“技术”和“人”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关联在一起,是网络社会运行和网络生活得以正常展开的基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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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自洽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固有的一种理论特质和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它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理论谱系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从发展原则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从逻辑自洽性看“四个全面”战略相关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逻辑自洽性是“四个全面”战略所固有的一种理论特质和把握现实的逻辑方式,它源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从理论谱系上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具体实践形式;从发展原则看,“四个全面”战略坚持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从基本特质看,“四个全面”战略符合中国国情;从历史地位看,“四个全面”战略是我们总结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历史实践的基本结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四个全面”具有本原合法性、实践可能性、体系合理性与制度规范性,是旗帜引领、社会运动、理论武装和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四个全面” 逻辑自洽 战略布局
2015年2月2日在在中央党校开班仪式讲话中指出:“党的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这段论述在捍卫“四个全面”科学性、进步性的同时,也对我们进一步提出了探究“四个全面”战略逻辑自洽性的重要课题。我们只有深刻认识和理解“四个全面”战略的逻辑自洽性,才能正确把握其根本要求,才能深刻领悟每个“全面”的有机联系,坚持和贯彻“四个全面”战略精神。
逻辑自洽性通常是指“建构一个科学理论的若干基本假设之间、基本假设和由这些基本假设逻辑地导出的结论之间以及各个结论之间的相容性、非矛盾性。”它既体现了理论体系的“内在紧张性”,也包含着构成理论体系的各个要素及其分支体系的相容性与一脉相承性,并通过假设、推理、结论、实践验证等基本步骤凸显理论本身的与时俱进品格。简单地说,一种理论体系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重点是看该理论体系能否根据社会进步要求与人的发展需要不断实现自我建构和自我完善。
“从静态意义上看,自洽性意味着理论在实现自身的过程中把握了实践的需要,与实践相互作用,相互改造的特殊状态,回答了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与价值引导性的动力源泉;从动态意义上看,它反映了理论体系同化其他理论信息和实现自我超越的基本过程,即在外部环境与价值理念作用下,科学地吸收新因素、不断克服不合理因素进而不断发展和超越自身的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过程。”可以说,自洽性体现了理论体系自我反省、自我超越的内在根据,其“内在紧张”的运动关系构成了理论体系的主要生长机制。
“四个全面”概念一经提出,立刻引起了理论界乃至全国人民的关注。人们关注的不仅仅是这个词本身,而是它所暗含的话语旨趣、指向功能以及能否引起人们的价值认同,并使之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概念是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这一个概念的产生和运用,至少引起人们四个方面的思考和追问:
第一,作为战略布局的“四个全面”与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一致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举什么旗”的问题,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原合法性问题;
第二,作为实践形式的“四个全面”战略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否具有逻辑一致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走什么路”的问题,即“四个全面”战略的实践可能性问题,换句话说,“四个全面”战略在实践中能否被人们理解、认同和践行;第三,作为理论体系的“四个全面”战略,其内部各要素之间是否具有逻辑一致性?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四个全面”理论界限与理论彻底性问题,说到底,这一问题主要研究“四个全面”理论体系的合理性;第四,作为系统理念的“四个全面”在现实社会中能否以一定的程序组织建构起来?关于这一问题的回答涉及到“四个全面”战略优点与优势的持续彰显问题,即“四个全面”的制度规范性问题。
实际上,人们关于“四个全面”战略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的种种分析,也主要源于以上四个方面的问题。只有科学解答以上问题,才能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与“四个全面”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巨大发展张力,才能消除一些人思想上存在的所谓“自洽性困扰”现象。
“四个全面”的本原合法性问题,主要是研究其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脉相承性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看我们是否有资格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问题,“四个全面”是否承接了科学社会主义之“脉”。明确指出:“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改革是有方向、有原则、有立场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改弦更张。必须增强政治定力,把握正确方向,决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四个全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也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这点已经得到社会各界的承认。因此,从理论谱系上说,“四个全面”是根正苗红的马克思主义,其本原合法性是不容置疑的,在当代中国,高举“四个全面”精神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进的旗帜,就是真正地坚持马克思主义。
列宁曾经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者所具有的不可遏制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高成就)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仅仅是因为学说的创始人兼有学者与革命家的品质而偶然地结合起来,而是把二者内在地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从理论上讲,“四个全面”战略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具体形态,与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渊源上具有逻辑一致性。无论人们从主观愿望上如何解读“四个全面”,都不能割断它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一致性,颠覆不了其本原合法性。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既然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就必须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坚持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就是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呢?党报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在当代中国,要解决一些人的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逻辑自洽性困扰,就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推进,高举“四个全面”战略精神旗帜,以社会事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的持续提升来验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及其与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一致性。
“四个全面”战略的体系合理性,主要研究“四个全面”战略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科学论断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否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问题。同时,还应探寻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阐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提供了哪些理论“生长点”。
“四个全面”内部各要素是否具有逻辑自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理论边界的匡正与理论彻底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马克思的这段话,一是强调理论的重要性在于说服群众、掌握群众、武装群众,也就是说,理论一定要满足群众的实际需要并能指导群众的实践,才能实现理论的价值。否则,理论就成了空洞的教条和无用的概念。
二是强调理论要彻底,要反映事物的本质,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也就是理论是一种真理。如果理论不彻底,或似是而非,这样的理论是不能说服群众的。“四个全面”战略科学地回答了当前发展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是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其体系合理性与逻辑自洽性最终都通过掌握群众与群众的实践而得以检验。
坚持“四个全面”战略的伟大旗帜,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制度。制度建设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的规范化、程序化,科学的制度建设应当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则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制度建设遵循了逻辑自洽的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主要包括基本制度建设和具体制度建设两方面的内容。基本制度建设是与我们“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要求相一致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理论形态规范化、程序化的结果。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具体制度建设主要涉及到体制、机制建设。可以说,无论是基本制度建设与完善,还是具体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始终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四个全面”战略的制度建设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逻辑自洽精神。邓小平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四个全面”战略是一种全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它要求其制度建设必须遵循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必须符合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把“四个全面”战略实践过程中形成的方针政策不断加以概括、提炼和理论化,并不断在实践中进行检验,只有经得住实践检验而且能够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才能逐步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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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其重要的年代,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嬗变尤其如此。在五四时期兴起的评孔思潮,上承近代社会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轨迹,下启新民主主义文化萌动的时代方向。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小议五四时期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成为当务之急。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蜂拥而入,关于欧洲各国社会党状况及其政治主张的介绍不一而足,社会问题、劳动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讯息纷至沓来,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引导了思想界的论争。其间,马克思派和改良派、无政府派的论战尤为突出,史称“社会主义论战”。1922 年9 月,马克思派主持的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社会主义讨论集》,收录了社会主义论战期间的25 篇重要文章。该文集在集中体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面貌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论战各方的社会形象,并且,在转喻的意义上定型了其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初镜像。质言之,《社会主义讨论集》表面上看是文献编纂,实则是一种历史的叙事。90 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个讨论集,拓展其语义空间当是一个基本的旨趣,为此,就需要探求其基本线索,从而为把握社会主义论战的内在逻辑提供基础性的示范。
《社会主义讨论集》以陈独秀的《谈政治》为开篇。陈独秀所谓的政治,就是国家、政治和法律等事项,《新青年》杂志起初不谈政治,自然有各种原因,其中之一,就是不屑于以老套的方式谈政治,不屑于和老套的人谈政治。但政治是无可回避的,“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1]2。
按照陈独秀的概括,主张不谈政治的有三派人:一是学界,以张东荪和胡适为代表; 二是商界,上海总商会等可谓其代表; 三是无政府党人。前两派并非从根本上不谈政治,只是受到争权夺利的冒牌政治的刺激,才一时反对政治,与之相对,无政府党人则是反对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组织。因而,陈独秀就着重分析无政府党人的主张,认为国家、政治、法律是“一种改良社会的工具”,若是觉得工具不好,可以改造,不能简单地“抛弃不用”[1]11。
同样是陈独秀的概括,不反对政治的人也有两派: 一是旧派,他们极力维护现有的国家,维护所谓“王法”“大清律”; 另一派是新派,亦即德国社会民主党思想的信奉者。在陈独秀看来,虽然中国暂时还没有这派人,但颇有这种倾向,他们必将成为“我们唯一的敌人”,因而就着重予以批驳,强调“德谟克拉西”是资产阶级的护身符,只有经过劳动阶级专政,“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 即生产阶级) 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的“第一需要”[1]16。
无论政治是好是坏,人不能脱离政治。“强权、国家、政治、法律是一件东西底四个名目”,讨论社会主义,就是谈政治,这表明社会主义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 而非单纯的学术问题、思想问题) 来讨论的。因而,社会主义论战也就是一场政治论战。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的分歧起于“人的生活”。应该说,救中国是讨论各方共同的旨趣。所谓救中国,包括救国和救民两重意思。
1920 年,张东荪到内地旅行,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中国人除了在通商口岸与都会的少数外,大概都未曾得着“人的生活”。由此,“人的生活”成为张东荪论说的出发点和中心。一则,如果不能使大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空谈“主义”只能是夸夸其谈; 二则,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主义”,那就是使中国人“从来未过过人的生活的都得着人的生活”,这样,欧美流行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就都被张东荪排除。以人的生活为旨归,就只有“增加富力”一条路,“而增加富力就是开发实业,因为中国的唯一病症就是贫乏,中国真穷到极点了”[2]32。
围绕“人的生活”,马克思派和张东荪代表的改良派展开了争论。正报记者爱世承认中国人多数未曾得着人的生活,也承认只有从增进物质文明入手才能改变这一状况,但他进而指出,既要增进物质文明,也要按照适当方法分配物质文明,才能使多数人过上人的生活。并且,即便是开发物质文明,也要用有益于多数人的“主义”去开发。爱世和张东荪针锋相对,他强调: “其实所谓不讲主义只讲发达实业,结局自然要归到资本主义上面去。”[2]35资本主义绝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只有“明明白白的”提倡社会主义,才能使多数人得着人的生活。
陈望道借用张东荪之前的一篇文章《我们为什么讲社会主义》予以反诘。在这篇文章中,张东荪明确写道: “社会主义是改造人的全体生活———从个人生活到全体生活,从精神生活到物质生活,都要改造。”既然认为社会主义包括改造人生的一切态度和方法,那么,要得着人的生活,只有“高唱”社会主义。陈望道批评张东荪转而把资本主义作为“开发实业”唯一的路,揣测他的意图是先造成“文明”,再改造“文明”,是其先前观点的退步乃至变向。
邵力子认为,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的不同在于用什么方法增加富力、开发实业,他深信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才能使一般人都得着人的生活。况且,人的生活要兼顾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张东荪似乎只注重物质的方面,其实,那些“饱暖思淫欲”的人也不曾得着人的生活。在邵力子看来,若不用社会主义开发实业,无论是内地还是都市,得着张东荪所谓“人的生活”的人会愈来愈少,并且,掠夺者因为精神上的“放恣”,也会成为“逸居无教的禽兽”。因此,要使中国人得着“人的生活”,一定非先有一种“主义”不可[2]43。
马克思派和改良派从“人的生活”入手,围绕发展实业是否一定要用资本主义展开了争论。陈独秀说:“如果说中国贫穷极了,非增加富力不可,我们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增加富力非开发实业不可,我们也不反对这话; 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不可,且非资本集中不可,我们不但不反对这话而且极端赞成; 但如果说开发实业非资本主义不可,集中资本非资本家不可,我们便未免发笑。”[2]66
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现在没有劳动阶级,不能行社会主义运动,若要行社会主义运动,唯有奖励资本家生产,“有资本阶级然后有劳动阶级,有劳动阶级然后社会主义运动有所凭借”。李达提出批评: “若照这样说,简直是为实行社会主义,才造劳动阶级; 为造劳动阶级,才奖励资本主义,梁先生就有故意制造社会革命的嫌疑了。”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实现消除阶级的国家,中国既无阶级,又何须制造阶级。“譬如一个天然足的女子,就用不着我们说缠足的解放,若是因为要解放伊,故意为伊缠足,使伊得着有被解放的资格,然后再替伊解放,岂不是限于‘循环定理’吗?”[3]208
陈独秀认为,欧美和日本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教育和工业,弊害已非常明显,“幸而我们中国此时才创造教育工业,在资本制度还未发达的时候,正好用社会主义来发展教育及工业,免得走欧美日本的错路”[2]45。针对中国到底有没有大资本家这一问题,李季认为不仅存在“两重式”的资本家,“完全中国的”资本家也一样可怕。“我国当着这个时候,小资本主义已经根深蒂固,大资本主义正在勃然兴起”,谈社会主义已是“缓不济急”[4]326。何况在李季看来,实行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达阶段。
在《谈政治》一文中,陈独秀指出,中国不反对政治的人有旧派和新派之别。新派依据所谓“马格斯修正派”,也就是“Babel 死后德国底社会民主党”,把政治、法律和国家当作工具,但却“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而是主张议会主义。陈独秀把这种人视作马克思派的根本对手,认为应当特别提防,而在施存统看来,“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就是“主张资本主义”的别名,因为主张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结果,势必要去“赞助”资本主义,延长资本主义的寿命。持有这种主张的人不是懦弱就是伪善,因此,施存统“老是不承认”这种人是马克思派的朋友[5]。
在与改良派的讨论中,马克思派逐渐深化并统一了认识。以李达为例,他起初还比较踌躇,中国何时能够发生社会革命? 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由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未到实行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预先见到,所以不敢说中国应实行多数主义,却又不敢说中国一定不适宜多数主义”[6]。但两年之后,对于中国是否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来改造,李达的态度非常明确,并设想了无产阶级应该为此做什么准备,亦即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应当采取何种政策[7]。
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分歧则起于“人性”。几乎所有的政治信条和信念都建立在某种人性论基础上。人是自私的还是合群的,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本质上是道德的还是邪恶的? 人是政治的动物还是私人性的存在? 对这些问题的不同回答,影响着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还有,人类行为在多大程度上是由自然的、内在固有的力量所引导,又在多大程度上由社会环境所决定? 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个体,还是由其所属群体塑造的社会性存在? 在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论战中,这些基本的哲学和政治议题都无可回避。
陈独秀在《谈政治》中说,“人类本性的确有很恶的部分,决不单是改造社会制度可以根本铲除的”; 况且,私有制造成了人的第二恶性,也不是制度改变了就可以马上跟着消灭的。若没有强迫,以前不劳动的人不会忽然高高兴兴地去做工; 以前习惯了经济刺激才去劳动的人,没有刺激之后,又加上以前疲劳的“反动”,势必变得懒惰。虽然说艺术活动和创造性劳动不是强迫所能造成的,但是私有制造成了人类“专己自私”的野心,一时难以消灭,于是,“不洁的”“很苦的”劳动没有了经济的刺激和法律的强迫,就没有人情愿去做。无政府派则以为,人类有劳动的天性,这是陈独秀也承认的,至于艰苦的、恶劣的劳动方式,可以通过技术改进和劳动时间减少来解决。问题还在于,若是制定法律来强迫劳动,这样的法律如何制定?关键还在于,“法律只能束缚人的自由,不能禁止罪恶的发生!”[8]22
陈独秀在《社会主义批评》中说: “无政府主义乃建立在先天的人性皆善和后天的教育普及上面,政治经济制度正因为人性不皆善、教育未普及而起,我们只应该渐渐改良政治经济制度,使人性渐趋于善、教育渐能普及; 此时离教育普及还远得很,就是将来教育普及了,人性能否改变得皆善还是一个大大的疑问,哪能够病还未好,便早早地把药废了,并且要起来和强健人赛跑呢?”[9]对人性不大乐观,是马克思派的共识,如李达所说: “一切无政府主义,对于人性的研究太乐观了,对于政治太悲观了。”[10]
对人性的认识不同,特别是对人性与劳动、人性与法律等社会制度的认识不同,使得无政府派和马克思派虽然都主张用“强力”破坏旧社会,但在破坏之后,马克思派如陈独秀主张无产者“独裁”,有两个理由: 一是担心资本家死灰复燃,有复辟的运动; 二是担心将来渐渐又生出资本家。无政府派如郑贤宗从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出发,认为资产阶级既已失去了私有财产,也就变作无产阶级了,何来复辟之说? 并且,新的社会不但“生产机关”公有,“消费机关”也属公有,不可能产生资本[8]20。
从区声白和陈独秀往返的六封书信可以看出,马克思派和无政府派的争论集中在“自由与联合”及“契约与法律”两个问题上。针对无政府派一面主张绝对自由,一面又主张联合,陈独秀提出,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区声白则认为,联合与自由不但没有冲突,而且“唯联合才能有自由,唯自由方能联合”。就“契约与法律”问题而论,区声白主张废除法律,代之以自由契约。在无政府时代,固定的事用自由契约来维持,一时的事由公众意见来解决。陈独秀对公众的构成质疑,对群众心理表示疑虑,认为区声白所谓的“信约”可能是个别人利用群众的盲目心理造成的。用盲目的群众心理所造成之随时变更的公意来代替法律,将会造成一个“恐怖的社会”[11]。
这两个焦点,最终指向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区声白等无政府派从极端的个人主义出发,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反抗一切威权,反对国家,反对专政,反对组织和纪律,反对集中和领导,批评马克思派的主张既束缚个人的自由生活,也束缚了自由思想的发展。对此,马克思派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出发予以回应。施存统坚持,自由、平等、正义、幸福不是凭空“筑起”的,是先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然后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还是先有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然后有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12]381。这实际上是把手段和目的割裂起来,乃至对立了起来。在具体的运作中,就可能为了建立所谓共产主义的经济组织,扼杀自由、平等、正义、幸福的追求。
按照马克思派的观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获得政权后,地位是不稳固的,倘不实行专政,政权容易落到资产阶级之手。为保障共产主义的实现,不能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通往消灭阶级的必由之路。经过若干时期之后,没有了阶级,当然就无所谓阶级专政了。施存统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分为过渡期、半熟期、完成期等三个阶段,他强调,任何正义、人道、自由、平等都要建筑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找不到那种经济基础,空谈自由、平等,就是讲一万年,也是不会实现的。我们并不是不要自由、平等,只不过是先筑成能够得到自由平等的经济基础。社会是进化的,由较不完善近于较完善的,要想一步跳过,那完全是梦想。“我们对于社会进化必须经过的阶段,是避免不来的。所以我们必须实行阶级斗争,必须采用劳工专政。拿什么‘彻底不彻底’的话反对马克思主义,我看是一钱不值”[12]383。施存统认为,不能拿俄国现状来批判共产主义。俄国并不是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而只不过是向着共产主义进行罢了。施存统还说,俄国是一部分劳动者压迫另一部分劳动者,但英国却是资本阶级压迫劳动阶级,若说前者是不正当的,难道后者是正当的吗? 不然,为什么反对暴力革命? 为什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许新凯用列宁和布哈林的话来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是少数人的专政,并且这专政的少数人也要“服一二个人的意志”才好。这是“为自由而专政”,因而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君主专制”。革命是必须的,激进的、全部的、彻底的改造就是“革命”。许新凯认为,因为政治势力的强大,主张社会主义要先解决政治问题[13]。不先把政治问题解决了,不把社会上最有力的机关打倒了,部分的、零碎的操练是不可能的。政治问题解决之后,再振兴工业办好学校,促使劳动者的知识增加、经济条件满足,才能达到真正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论战各方在阐述自己的思想时,每每用到比喻。马克思派的比喻尤其有趣。“要治致命的病,有时必须用毒药,甚至于须用点必然发生副作用的毒药,都是不可避免的”[8]24。“譬如国家、法律、政治是个人身,他到了自然死底时候,那是进化历程上当然的现象,若只是疾病便当医治,用‘人死病断根’底方法来解决病底问题,未免有点笑话”[8]26。“譬如我们要建造新建筑物,只好按照我们的理想去造,不必仿照他人旧式不合理想的式样暂时造出不合理想的建筑物,准备将来改造”[3]205。“所以打破资本制度没有十分发达的社会,不能拿着打破雏未成的卵来比喻的”[14]。这些比喻和修辞,与其说是强化印象的需要,不如说是逻辑自身的需要。逻辑离不开修辞,一切对于未来的想象都离不开对既有现象的借用,借用常常也不过是挪用而已。一方面是形象地说明,另一方面,在借用和挪用的过程中,未来意象的乌托邦色彩栩栩如生。
在《社会主义讨论集》中,“乌托邦”一词只出现过一次。李季在《社会主义与中国》一文中说: “现代所谓社会主义,不但和古代教义不同,并且和马克思以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不同。”[4]319 它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非改造无以救济,改造的方法是采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废除现今资本制度的生产和交换方法,建立一种土地和资本公有的经济制度,使一阶级掠夺他阶级的事实以及工银劳动等等归于消灭。显然,这里的乌托邦意思不外乎空想。现代社会主义发现了现代经济制度的“破绽”所在,也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和出路。
马克思派强调马克思是一个科学的社会主义者,在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者只能在头脑中“描写”理想,却未能“发现”实现理想的物质基础,所以只能是空想家。施存统认为,基尔特社会主义本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结合起来,说起来很好听,但实行起来,会变成一种空想,不要说在中国是空想,就是在英国也恐怕不免是一种空想。张东荪似乎是为了避免这种空想,提出“我们的努力,当在另一个地方”。这“另一个地方”也很有些乌托邦的意味。在陈独秀、李达等马克思派看来,这无非蛊惑人们不要讲社会主义,而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实业上。发展实业固然必要乃至重要,但如何发展,依据什么“主义”来发展,也需要认真考量。
对无政府主义倡导的根本原理———自由组织,自主联合,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共产党人相信有实行的可能,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问题在于: “这几种原理,绝不是一时可能达到的,只是渐渐与彼接近的。那些要想从现社会一跳跳到理想社会的人,只是一种妄想,事实上是断断做不到的。”[15]这样,相对于无政府派,马克思派表现出渐进的特点。陈独秀认为,改造社会,实际上是要将其“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减去”,不可能采用根本改造的方法,将其“_煨媉立时消灭”; 更不是单单在理论上否认弊病的存在,弊病便“自然消灭”。他批评无政府派“空谈什么无国界,什么世界同胞,什么大同,都太笼统了,离问题远得很”[8]25。而在无政府派看来,马克思派缺乏想象力,“以现世的头脑去考虑进化的无政府社会,以现世的眼光去观察无政府社会”。双方相互指责对方以一偏之见来构思未来的理想社会,以其一偏之见来拟定改造社会的方法。无政府派批评马克思派不彻底,陈独秀回应道: 第一,世界上的事理本来没有“底”,从何“彻”起? 只要懂得进化论,就不会有所谓彻底的观念。第二,强权所谓可恶,是因为有人拿它来拥护强者与无道,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它来救护弱者与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
众所周知,乌托邦( Utopia) 既是“没有的地方”,又是“好地方”。“乌”是没有,“托”是寄托,“邦”是国家,三个字合起来即为“空想的国家”,但正是这个“空想的国家”让人念兹在兹。晚清以来,西学东渐,乌托邦情结开始萦绕中国思想界,无政府主义就是这种情结的突出表现。直到五四运动开始,无政府主义都具有强有力的感召力,陈独秀、李大钊等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都曾有过或长或短的无政府主义“阶段”[16]。社会主义论战表明,陈独秀等人和无政府主义断然划清界限,完全服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一过程中,他们一方面摆脱了无政府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另一方面,一般性的乌托邦情结依然萦绕挥之不去。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是乌托邦,无政府派则预料马克思派势必沦为“恶托邦”。
如果说无政府派的乌托邦情结表现在对人性的信任,那么,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则表现在对意志的信任。“俗话说得好,‘事在人为’,又说,‘有志竟成’。我们中国虽事事落在人家的后面,然只要认定目标,急起直追,未见得不能和各先进国并驾齐驱,也未见得不能出乎他们之上”[4]315。这显然有“意志万能”[17]的意味。陈独秀提到“开明专制”,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柏拉图的《理想国》,该书提供了最早的政治乌托邦主义构想。马克思派起初对无政府派比较友好,正是由于二者分享了共同的终极目标: 建立一个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派批评无政府派,则是因为后者把这种终极目标置放到即将到来的现在,因而“子虚乌有”。就此而言,马克思派比无政府派具有更大的乌托邦情结。
马克思派的乌托邦情结,还特别体现在李汉俊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造性阐释上。李汉俊认为: “中国底乱源,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底各局部间的进化程度太不一致而发生的激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因为中国在全体上与世界底进化程度悬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调和作用; 一是世界底资本阶级与中国底资本阶级在中国这市场上的争夺战; 而这混乱就是中国进化急速的表现,要中国进化到了社会主义,才能终止。”[18]李汉俊进而指出: “现在中国要进化到社会主义,没有要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的必要,可以直接向社会主义的路上走去,并且资本主义在现在的中国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以中国现在的环境又有直接向社会主义路上走去的必要。”[19]对此,张东荪提出了“伪社会主义”的警告: “在此贫乏与知识幼稚之时代,纵有事件发生,必为假借名义此不可不预知者也。我辈不主张社会主义则已,若主张之,则当有极长期之耐性。在此种具有不能产生真社会主义而又易于产生伪社会主义之条件之时代中,止可冷静研究,并宣传事业亦可少做。”所谓“伪社会主义”,也就是一种“恶托邦”。
政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处境,人的生活始终是我们的现实关切,人性的是与非也一再被提上讨论议程,所有这些,都离不开乌托邦的情结与反思。生活在当下,总会有“生活在别处”的念想,然而,20 世纪的历史告诉我们,“别处”可能是乌托邦,也可能是“恶托邦”。90 多年后重温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重读《社会主义讨论集》,我们可以有一种历史的眼光,从容而淡定,由此,社会主义论战的意义愈加凸显,《社会主义讨论集》的语义空间获得更大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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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地界定内涵是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因此,准确厘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内涵,是有效推进相关理论研究和学术对话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需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的新视角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研究学术界分歧较大,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未能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实质,从而在源头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标准的生成,进而导致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各执一词,造成了差异性较大的研究现状。
进程及其理论成果的源头,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理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各自的内在逻辑关系、结构层次,并深入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基本前提。近年来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研究逐步深入,成果不断推陈出新,形成诸多观点,可谓见仁见智,争论一直不断,近期尤甚。本文拟从逻辑起点内涵的解读到典型观点的评析,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理性判定三个方面展开,以期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合理解读、标准的科学判定及逻辑起点典型观点的评析借鉴,试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做出合乎理性的判定。
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内涵,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基本前提。而要正确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内涵,就需要首先弄清逻辑起点的内涵。在正确理解逻辑起点内涵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历史进程及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更正确地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科学内涵,进而在此基础上得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解读
逻辑起点内涵的正确解读是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一把钥匙,逻辑起点是逻辑学的概念,因此,首先要从逻辑学的角度来阐释。对于逻辑起点的研究成果不多,为能够正确理解把握逻辑起点的内涵,有必要对目前哲学界对逻辑起点研究有代表性的成果做一简单介绍。
学者冯振广、荣今兴根据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问题的思想,认为逻辑起点的特点有以下几点:其一,起点范畴一定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其二,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其三,起点范畴必须是绝对的、抽象的;其四,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其五,起点和终点是辩证统一的;其六,起点范畴与理论体系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1]。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逻辑起点是一个理论的起始范畴,往往以起始概念的形式来表现。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要件:其一,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质之规定;其二,此逻辑起点是构成该理论的研究对象之基本单位;其三,其内涵贯穿于理论发展全过程;其四,其范畴有助于形成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2]。以上这些对于逻辑起点的概念内涵论述和特点界定,可为我们正确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提供重要的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标准判定
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由此可以看出,按照毛泽东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问题,创造出新的东西――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并形成创新性的成果。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源头判定也同样需要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此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把马克思主义不断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为指导而产生的中国革命经验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从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这是一个具有双向度的系统性整体过程。因此,还要以系统的视角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历程的起始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标志基点开始生成的历史现象。而具有这些特征的历史现象(历史时期)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同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界定,应强调和突出的原则是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和逻辑相统一,既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又要兼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始点和理论基点的开始形成。故此,笔者认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标准有三个基本方面: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起点范畴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最初的、最直接的和最简单的规定);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一致);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构成研究对象的基本单位)。并且,以这种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才能更加符合逻辑起点的内涵和马克思中国化的精神实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几种典型观点及评析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拓展和逐步深入,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界定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新的成果不断涌现,笔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资料,现列举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几类观点并做简要评析。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起点说及评析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王国敏教授等,王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内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的思维反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范畴内的问题。具体来讲,它是在把握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这一过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渊源性追寻,其理论源头就是经典马克思主义蕴含的民族化思想。”[5]此外,王国敏教授在深刻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层内涵的基础上,还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分解为逻辑起点、理论起点、实践起点、历史起点、理论创新起点等五个起点,并对这些起点逐一展开论述并进行判定。
笔者认为这样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可以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问题,更有助于全面深层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但也存在相应的问题:问题一,很难体现逻辑起点要求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问题二,如果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成立,那么,这个逻辑起点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苏俄化(马克思主义朝鲜化、古巴化、越南化等)。因此,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判定为经典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值得商榷。
(二)过程起点说及评析
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从党的二大到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一过程中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点,处于这一过程中的这些“点”连贯起来,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有张俊、沈艳荣等专家学者[6]。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能够清晰凸显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历史脉络,但仅仅符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开始形成的标准,根本没有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和实践的起始点,况且也太宽泛。因此,把从党的二大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关键节点连贯起来作为逻辑起点不准确。
(三)起点动态转化说及评析
学者张允金认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过程看,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逻辑出发点,转变为以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作为逻辑出发点,再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作为一个统一体,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作为进一步探索的逻辑出发点,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问题。”[7]可以说动态转化是这种逻辑起点判定的特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是随着具体国情和发展需要而改变的。此观点合理之处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和终点辩证统一的特点,但却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起始性和一贯性。
(四)理论和实践相互结合的历史现象起点说及评析
持此观点的徐光寿教授认为:“秋收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的伟大实践,以及1928-1930年间以《反对本本主义》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发表和重大理论的阐述,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重大历史现象,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直接成果则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而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8]笔者很赞同徐教授对马克思主义起点界定的思维角度,但对于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界定为井冈山时期系列历史现象则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按照这样一个起点,很难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原始的肇始点。
(五)单个历史事件起点说及评析
者是从单个历史现象作为起点的角度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的。尽管在逻辑思维角度和出发点是类似的,但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判定结果上,却出现了很大的差异性。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说有:第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提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如果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算起,已经有八十多年的历史。这个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9]第二种观点认为马克思开始传入中国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持此种观点的何一成教授认为:“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尽管那时并不是真正自觉地‘中国化’,而且理解和表述都不完全标准、科学。”[10]
叶险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11]第三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李大钊,认为李大钊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出,要把理论和中国的国情结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赵付科、李安增[12],李彦林、王素莉[13]等。第四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持这种观点的有梅荣政[14]、涂小雨[15]等学者。第五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于中共二大,持这种观点的有马乙玉[16]等学者。第六种观点认为1920年前后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17]。此外,还有秋收起义说,井冈山时期说,《反对本本主义》说,遵义会议说,六届六中全会说等等。这类把单个历史现象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点的观点,是学术界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主流观点,虽然各自都有合理之处,但是如果用马克思主义逻辑起点科学内涵、判定标准考量,感觉都有点厚此薄彼,缺乏全面性。
的理论知识(本文主要借鉴逻辑学逻辑起点内涵界定),形成一个科学合理的标准,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理论实质,做出合理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判定。笔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内涵三个特点解读的基础上,借鉴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的阐释,得出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标准:标准之一,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始点;标准之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起点;标准之三,必须开始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这三个标准既兼顾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同时又综合了哲学逻辑起点概念内涵的三个核心特点,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精神实质。因此,笔者认为以这三个判定标准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是比较理性的。
用标准之一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形成的肇始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也应该以此为原始起点。同时,既然是理论起点,就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且已经发生适应中国具体国情的理论变化,就像有的学者所说要“化”出东西,而且这个东西之一必然是创新的思想理论,这个思想理论必须是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的思想,必须是贯穿于马克思中国化的历程的始终的思想。而符合这一要求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起始阶段一些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时要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的思想火花,而明确提出这一思想的是李大钊。他于1919年8月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提出“一个
用标准之二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的革命实践的起始点。按照这个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就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纷纷建立,因为早期共产主义小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的,建立共产主义小组的目有两方面实践内容:一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二是为共产党正式的成立做准备。中国共产党从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开始,就正式开始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不断地致力于探索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推进,更加突出的是其马克思主义指导之下的革命实践的发端。自此以后,革命实践过程虽然历经曲折,但从总体趋势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革命实践是在逐步走向成功和胜利的,并最终取得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成绩。
用标准之三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应该是最先开始形成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点的历史事件――中共二大。学者汤兆云认为:“既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那么以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阐述作为判别标准是比较科学的。根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判别标准有两个:一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二是开始‘创造些新的东西’。照此标准,中共二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肇始: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情况,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如厘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党的最低纲领、指出中国革命的前途等,也形成了一些适合中国国情的“新的东西”,包括指明中国革命的对象与动力、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革命地位及作用、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奋斗路径和目标等[20]。笔者认为这些“新的东西”正是毛泽东思想基点形成的开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点由此开始萌发。
综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的三个判定标准,结合对典型观点的评析,可以判定党的成立时期――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开始传播到中共二大,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的分析,还是从两者的相互交织和结合的角度,以及参考逻辑起点的三个特点,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既不应该简单从理论上判定,也不应该单纯从实践层面判定;既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简单化,也不应该使之过于复杂化。而应该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逻辑和历史的结合,从系统整体的角度进行把握,方能理性、科学、合理。
而能够做到最先开始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真正结合起来,体现逻辑与历史统一、普遍性和特殊性统一的历史现象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时期,众所周知,党的正式成立是由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到党的二大的系列紧密联系的历史现象(既包括理论也包括实践)所承载。因此,笔者同样认为能够承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逻辑起点这一重大理论、历史和实践问题的,也应该是党的成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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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科学,作为高校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它对于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思维素养具有重要作用。随着近几年高校教学改革的深化,逻辑学教学改革也面临着一些新的困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地方高校逻辑教学改革的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高校逻辑教学改革一直都是学术界讨论的话题,地方高校逻辑教学又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文章基于地方高校逻辑教学的现状,指出了地方高校开设逻辑课程的价值,最后根据自己的逻辑教学实际提出了地方高校逻辑教学改革的策略。
【关键词】地方高校;逻辑教学;改革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高校逻辑教学改革讨论的焦点问题就是教学内容,即逻辑学应该讲授什么?是讲传统逻辑还是讲现代逻辑?对此,学界的看法不一,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笔者目前查到的文献来看,大部分人的观点还是认为,高校逻辑教学不能一味地只要求讲授现代逻辑,但也不能一味地只要求讲授传统逻辑,而应当依据逻辑课的课程类别、学生和学校的不同层次以及学生的不同科类,将传统逻辑和现代逻辑结合起来,但要各有侧重。从这些讨论中,我们更要看到,逻辑教学改革这一话题之所以提了这么多年,至今人们还在热议,其背后是逻辑学界的各位同仁们对高校逻辑课现状的忧虑、不满以及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的迫切心情。下面,笔者根据自己这几年的逻辑教学实际,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课程设置不合理
逻辑学是一门研究思维的科学,它对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提高思维素质,培养创新思维能力方面具有尤为关键的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逻辑学进入高等院校的课堂以来,有过辉煌期,也有过低潮期。在1978―1992年期间,所有高等院校的文科类专业,如法学、哲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初等教育等,都将逻辑学作为基础课开设,课时一般都在70学时左右。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逻辑教育逐渐呈现萎缩趋势,许多地方高校的课程设置中已经不易见到逻辑学课程了,如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就已经不再开设逻辑学课程;即使有些地方高校的部分专业开设了逻辑课,却大都已经把逻辑学由原来的必修课改为了通识课,逻辑通识课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逻辑思维素养,以便他们更好的学习其它专业课程,其教学时数一般都不超过30学时;而部分专业虽然把逻辑学作为必修课,但教学学时相比以前也明显减少。
(二)教材体系不合理
我国的逻辑教材体系几十年来都是以传统的直言三段论为主要内容的,内容单一而落后,缺少新鲜的、现代化的内容,教材体系不够合理。虽然当前市面上看到的逻辑教材种类很多,但各教材之间的沟通很少,呈散沙状,再加上教材的针对性不强,所以很难发挥其作用,也达不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三)教学方式单一
笔者在这几年的逻辑学教学中发现,学生在接触逻辑学之前对逻辑学的印象就是:难懂、深奥;在刚刚接触逻辑学(比如学习概念、命题)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很有意思的一门学科;当讲到推理、现代逻辑的时候,更多的符号、人工语言被引进,地方高校文科类的学生由于其数学基础普遍不好,对此就有一种畏惧心理。对于初学逻辑的这些学生来说,精确的人工语言远远没有自然语言生动、有趣,天天看着枯燥的符号也就失去了学习逻辑学的兴趣,对课程的学习也变成了应付,慢慢地就发现这门课程学不懂了。这样的逻辑教学就失败了,更不用去谈逻辑教学预期达到的效果。
(一)逻辑学是一门基础性学科,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方法指引
人们不论从哪种角度研究事物,不论构建什么学科理论,也不论用何种语言表述理论,都离不开对共同的思维类型即概念、命题、推理的运用,都不能违反逻辑的规则、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逻辑学是其他任何学科的基础,任何学科都是应用逻辑。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逻辑学与数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列为七大基础学科,逻辑学位列七大基础学科的第二位。1977年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列出了知识的五大科类,即逻辑学、数学、科学历史学和人文学,其中逻辑学位列五大分科之首。由此可以看出逻辑学的地位和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也能从当前国内外一些大型的考试都很注重测试逻辑思维能力可以看出来。逻辑是研究思维的,思维和逻辑密不可分,良好的思维素质离不开逻辑,而思维素质又是人最重要的素质之一,这就决定了地方高校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培养主要是通过讲授逻辑课进行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一种能力,不是一种具体的知识,这种能力是通过学习逻辑可以训练的。可见,逻辑学是基础科学。在我国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它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应当是每个大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其功能是训练思维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但它研究的不是思维的内容而是思维的形式。逻辑学提供的关于概念、命题、推理、论证、逻辑方法的理论,不仅为人们学习、理解掌握和研究其他科学提供了有力工具,也为人们正确地表述思想、驳斥谬误提供了有力工具,同时还对人们参加各类考试有直接帮助。就像黑格尔所指出的,逻辑学就像生理学不能教给人正确地消化一样,逻辑学也不能教给人如何正确地思考思维,只能教给人认识思维的形式和规律性。可见,逻辑学是一门工具性、方法性的科学。作为一种工具,应用性就是其生命之所在。
(一)根据学生的专业、科类合理设置课程
学校有本科院校和专科院校之分,而本科院校中又有重点本科、一般本科等不同层次。针对不同的层次,开设的逻辑课程理应有不同的侧重点。绝大多数的地方高校都是一般本科(包含专科),所以在课程设置的时候只需考虑学生的层次,是研究生、本科生还是专科生?地方类高校一般没有逻辑学的研究生,主要是本科生和专科生(统称为大学生)这两个层次。所以给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开设逻辑课的时候主要就是根据学生的专业来考虑逻辑课的课程类别,是作为专业必修课出现还是作为通识课出现。但不管是作为专业必修课出现还是作为通识课出现,普遍增加逻辑学的课时是必要的。此外,逻辑课的开设还应该根据学生的科类,比如对理科生,就以讲现代逻辑为主;对文科生,应当以传统逻辑为主,结合现代逻辑讲授。
(二)根据学生的层次编写教材
杨树森教授在中国逻辑学会第六次代表大会暨学术会议上曾明确提出高等院校的逻辑教学应该区分:逻辑学研究和逻辑学教学;理科逻辑教学和文科逻辑教学;哲学专业的逻辑教学和非哲学专业的逻辑教学;本科的逻辑教学和专科的逻辑教学;全日制高校的逻辑教学和自学考试、继续教育的逻辑教学。这一理论提醒我们,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应该将高校逻辑教学对象考虑得尽可能全面些。这样才能针对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要,编写出各具特色的教材,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地方高校的大学生学习逻辑,大多不是为了以后专门从事逻辑理论研究,而是为了提高运用逻辑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逻辑学“应试能力”。市面上的逻辑学教材虽然种类繁多,但是没有一本能够真正满足地方高校学生的这种需要。一本好的教材,一方面要求教材内容精练、结构合理,适合受教育对象,另一方面要求其具有较强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而完成这一重任需要我们逻辑工作者多费心血,可喜的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逻辑学界的同仁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三)优化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
当前国内外一些大型的考试都涉及逻辑学,比如美国大学研究生院的三大标准化考试:GRE(研究生入学考试)、GMAT(经管企业研究生入学考试)和LAST(法学院入学考试)都很注重测试考生的逻辑思维水平,要求考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阅读材料,摆脱冗余信息的干扰,准确理解题意,并迅速解决问题;我国近年来也借鉴国外这一做法,在MBA(在职工商硕士管理)、MPA(公共管理硕士)、GCT(工程硕士)以及国家公务员考试的“行政职业能力综合测试”的科目中,也注重测试考生的逻辑思维水平。但是同时我们发现,很多学生能在学校的逻辑学课程考试中得高分,但参加这类考试的时候结果却不尽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高校逻辑学教材对这方面欠缺关注,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地方高校逻辑学教师重理论轻应用、与社会考试脱节,没有深入研究这些大型考试的逻辑学命题倾向,从而也就无法从这方面引导学生。所以地方高校逻辑学教改的一个方向就是优化教学内容,推进逻辑学在现实中的应用性,提升逻辑学“应试能力”。
教学是一门艺术,课堂教学很考验老师的基本功。对于地方高校这个层次的学生而言,逻辑学教师除了要有更多的耐心之外,还要特别注意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是决定课堂教学成功的关键因素。正如前面提到的学生在学习逻辑之初,他们的兴趣还是很大的,当慢慢引进符号后,他们就开始觉得逻辑枯燥乏味了,所以这个时候老师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案例式、启发式、讨论式、互动式……的教学形式都可以尝试。一定要保持学生学习逻辑的兴趣,才能让学生从心里喜欢逻辑,让他们感到逻辑是有用的。如何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将抽象的理论传授给学生,在训练思维的同时提高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学方法很重要。这是我们要在逻辑学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摸索的,只有做到灵活变通,才能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综上所述,地方高校逻辑教学存在的问题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因此,地方高校逻辑教学改革也应该从多方面着手,形成合力,才能改变这种现状。这种改变是需要过程的,我们期待不会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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