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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间宗教文化也被日本殖民者利用,是以“神道”和日本佛教向中国文化侵蚀。东北的宗教与日本和西方的宗教有很大的区别。中国的传统宗教有佛教、道教、回教、喇嘛教、萨满教等,每个教都有几百或几千年的历史,都与地方的社会民众风俗人情及政治息息相关。日本殖民者以后藤新平所谓的利用人性弱点殖民统治的秘诀,即“利用宗教迷惑方式”,以小乘宗教之义,达到大乘宗教的效果。在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殖民当局为了“鼓舞士气”、“弘扬国威”,每占领一个地方必然进行神道活动。将民间的宗教文化麻痹中国民众,作为达到文化渗透的一种手段。
日本殖民者在中国把“神道”和日本佛教作为对中国文化侵略的一翼利剑。西方的__在较早传人东北,日本殖民政府担心西方基督__教和中国古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对日军将士产生危害。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政府提出:“新东亚之建设必须以宗教为第一,必须用日本化的基督__代之”。从此,日本的“神道”、佛教、基督__纷派出神职人员跟随日军进人中国,展开祭祀和慰问军队等活动,瞬间各种宗教派别深人到各地区医院、幼儿园、学校等部门,组织佛教青年团、妇人会等为军队服务的“慈善事业”,宣扬“博爱”精神(,特别是“关东州”和满铁沿线,随着日本人的移住民增加,在东北不断增加开拓村,使大批的日本移民到东北移住,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都营建神社,都带有日本殖民政府的使命进行管理和布教,致使宗教成为日本殖民政府奴役被侵略国家的宗教。
“七七事变”爆发至1944年,日本的神社达300多个,蔓延至中国东北各个角落。他们在神社举行“招魂祭”、“慰灵大会”等形式来激励日本将士们的士气,慰藉军属。日本殖民政府利用“神道”活动来为侵华战争服务,把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作为寺庙中的“神”,让日本民众祭祀,它把人奉为神灵,是利用宗教愚弄人民的行为。
日本佛教也同时成为侵华战争的一面“护国”旗子。佛教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以及日本侵略亚洲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护国”角色。特别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佛教与“神道”成为日本侵略军人的精神慰藉的一个良药以及成为侵蚀中国人思想的一把毒箭。截止1935年,日本殖民者在中国东北建立的各佛教寺院教会堂有116个,神道70个,__49个。“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佛教界的领袖人物和僧侣们,通过各种形式发表宣言支持侵华战争。如举行“战胜祈愿祭”,打出“振兴国家”的口号。日本佛教教派的9个宗派,在中国共有157个,宣传布教近600人。1938年战时体制下,日本各佛教纷纷建立宗教社团,掀起“国民精神动员运动”、“报国章运动”、“近邻互助运动”等等,全力支持国家对外侵略。
总之,日本的佛教已不再是行善除恶,慰藉神灵的佛教,而是违背道德,慰藉行恶之灵魂,利用佛教之根本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帮凶的后援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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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今天读文网小编将与大家分享: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
摘要:本文通过筷子这种取食工具分析日本文化的内涵。日本和中国同属汉字文化圈和筷子文化圈。从中国引入日本后筷子后在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并产生了独特的筷子文化。筷子的长度和形状也进行了改造,与中国多用竹筷子不同,日本筷子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更好的适应日本饮食多生冷、分餐制的特点。日本筷子还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客人专用筷,还分男女筷。公用筷和方便筷的产生都缘于日本人认为筷子用后灵魂会停留在上面,不能让别人玷污了自己的灵魂而使自己遭受灾祸。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多达几十种禁忌,其中除了不雅举止外,有的还和葬礼有关系。
关键词:箸;筷子文化圈;灵魂;禁忌;日本文化;职称论文
论文正文:
浅谈从筷子看日本文化
在日语中筷子称为“箸”。按照《箸の文化史》的记载,日本首次正式使用筷子是在隋朝裴世清使团的访问时的日本宫廷宴会上。圣德太子听了遣隋使者小野妹子对隋朝宫廷宴会的描述,决定用中国礼仪款待中国使团,“箸食制度”就此引入日本。随着中日文化交流的发展,到了奈良时代(710-784),随着唐风盛行,筷子进入到日本的普通家庭中,“唐箸”在日本人的饮食生活中得到普及和发展。
如果以吃饭时获取食物的方式为基准,世界可以被划分成三部分:用手的占四成,用筷子和用刀叉的各三成。筷子文化圈包括中国、越南、朝鲜和日本等,这恰好和汉字文化圈重合。与其他用筷子的国家兼用汤勺不同,日本人只用筷子,包括喝酱汤的时候。日本料理中允许直接用嘴接触碗去喝汤汁,而在中国喝汤时要用“レンゲ”(调羹,因形似凋谢的莲花得名)。
日语中“箸”的训读和日语汉字“端”、“桥”相同。日本认同儒家文化,“箸”基本沿袭中国理念。“端”指制作箸的材料仅是竹子或木头的局部,也可以用来表示筷子形状“首方足圆”,将“天”与“地”连为一体,表现人们对天地赐予食物的感恩。汉字“端”又有端庄、端正之意,所以也要求拿筷子时举止要端庄。碗中的食物与嘴巴之间,需要一个“桥”才能进食。可见,“箸”在日语训读中的读音非常巧妙和讲究。庆祝活动时使用名为“太箸”( ふとばし) 的竹筷字,这种筷子中间鼓起,据说一头由神使用,另一头由人来使用,筷子起到了桥梁的作用,体现了日本神人合一的宗教思想。
日本虽不是发明筷字的国家,但于1975年将8月4日定为“箸の日”,因为日语中“箸”读作“は(8)し(4)”。每年的筷子节,主妇们纷纷购买新筷子,焚烧旧筷子,提倡正确使用筷子,感谢筷子为人类进餐做出的贡献。日本的研究显示,筷子巧妙运用杠杆原理,用其吃饭使人手巧,可以训练大脑使之灵活,人在用筷子夹取食物时,有80多个关节和50条肌肉在运动,并且与脑神经有关。
多田道太郎将筷子视为“高级工具”,“仔细考察叉子,就会发现叉子其实从纵向延伸了人类的手指,也即叉子是人类手指的延长。”“与之相比,筷子必须手握两根小棒加以操作。如果不加操作,根本无法发挥其工具的作用。”筷子的实用功能很多,能挑、拨、翻、扒、捡、捞、戳、夹。无论烹饪方法是煎、炒、煮、烧、炸、烤,也无论对象是丝、片、条、丁、丸、块,只要灵活转动挑拨张合伸缩,全部都可以实现。“若从用手指灵巧操作这一点来看,或许能说筷子是最高级的工具,在这一点上叉子无论如何都不占优势”。
日本的筷子和中国的竹筷子相比,多木制、稍短、尖头粗尾。因为饮食中多生冷食物,如生鱼片,日本人将筷子前端改成又尖又细的圆锥形,使用起来更方便。中国人在很多人围着桌子吃饭时,使用长筷子可以轻松夹到远处的菜品,还可以帮别人夹菜。而日本人就餐时,每个人跟前都有一份饭菜,所以日本的筷子不需要那么长。
日本的筷子因使用者而有所区别,有儿童专用筷、成人专用筷,还有客人专用筷。甚至还分男女,男用的筷子比女用筷子粗且长,夫妻饭碗也一样,男用的比女用的大,这样看起来女子吃得少,可以显出女子的文雅。
烹饪时用的筷子有“菜箸”和“真鱼箸”,比就餐用的筷子长,约有三四十公分。为了防止串味,往盘子里摆放菜时用“菜箸”,切割和摆放鸡、鱼时用“真鱼箸”,这样的情景在古代的画卷中也可以看到。从火盆里取炭时用的金属制筷子叫“火箸(ひばし)”(火筷子)。
直接用自己的筷子从盘里取菜被称为“直箸(じかばし)”。吃生鱼片拼盘或火锅的时候如果没有配备“取り箸”(公用筷),日本人会向服务员索取,或者把自己的筷子倒置,用自己的嘴没有碰到的另一端夹取食物。“洁癖”的日本人还准备有“取り皿”(小碟子),将食物先用“取り箸”夹到“取り皿”后再食用。在接待的场合,如果喝醉了忘记用筷子的哪一端从大盘里夹取食物,招待方会很体贴的告之不用倒置筷子,以显示其亲切与体贴。
在明治三十年(1897)之前日本人进餐时都有属于自己的“食案”,类似于现在的“矮脚饭桌”,上面放着各种分好的饭菜和碗筷。虽然这一传统发生了变化,但是并未消失。现在的日本家庭中,成员都有属于自己的碗筷,孩子会说自己父母的碗筷“不干净”而拒绝使用。虽然大多数家长并没有对碗筷一定属于某人进行教育,但是在传统的日本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心里,还是有一种碗筷是专用的意识,不允许别人碰。而对于西洋传过来的咖啡杯子和咖喱盘子以及刀叉,却很少有人在意之前是否有人使用过。
在民俗仪式中出现的筷子多用洁净的原木或青竹制成,被视为神灵依附之物。日本各地至今仍残留着分手时在门口摔碗的习俗,这是由于人们不想让自己的灵魂留在上面,碗筷承载着的日本人内心深处的情感也促使了“割り箸(わりばし)”(方便筷)的发明。在古代日本,人们出门都会带着自己的筷子,因为外出就餐无法忍受别人用过的筷子。方便筷是江户时代(1603-1867)后期随着“二八荞麦面”(两成面粉和八成荞麦粉做成的荞麦面)在街头的热卖而出现的。一次性的筷子用过后就不会再有人用了,但是当时的人们还是会在吃完面后将筷子折断扔掉。因为人们相信自己的灵魂会停留在用过的筷子上,随便丢弃会给自己招致灾祸。至今仍有人会在吃完便当后随手将筷子折断。
虽然日本人只用筷子作为夹取和进食的工具,但吃寿司时却是用手的。原先寿司在江户末期的街头摊点作为站着食用的快餐出售,肚子饿时拿起来就可以吃,使用筷子却显得很麻烦。现在的日本,在讲究的寿司店吃寿司不仅仅是用手这么简单,还要按照鱼游泳的方向握寿司。触觉也是进餐时的重要感觉,从触觉的角度来看,用手进餐的效果最佳。舌头得到的触觉使得品尝寿司成为感动。而用筷子夹着寿司翻动蘸取酱油时,会因寿司松散而无法达到这种效果。
日本人在筷子的使用上有几十种禁忌,这些不雅动作称为“嫌い箸(きらいばし)”。日本习俗认为,死亡是从“此岸”抵达“彼岸”,使用“骨箸(コツバシ)”捡拾火葬后的尸骨,这种筷子的长度或者材质要不同。亲朋两个人一起用筷子把死者的骨头从骨灰中捡出来放到骨灰罐中,或由一个人用筷子传给另一个人,再由这个人放入罐中。筷子在这种习俗中承担了逝者到达“彼岸”的桥梁的作用。所以在日本人看来,就餐中两个人用筷子传递食物,或给别人使用长短或材质不同的两根筷子是不吉利的。
日本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在吸收中国文化的同时与自己的民族特点结合进行相应的改造,我们通过筷子这一生活中极为普通的餐具可以窥见日本的独特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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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卫”的行为,作为主观性要件防卫意思是否必要,在学说上从来都存在激烈的对立;今天读文网小编要与大家分享的是:日本正当防卫制度若干问题分析相关论文。具体内容如下,欢迎阅读与参考:
摘要:正当防卫是一种法定的违法阻却事由,但是关于其阻却违法的根据在日本刑法学界存在不同的见解,这归根到底是一个如何理解“法”的根本性问题。从刑法教义学的视点出发,首先有必要剖析正当防卫的构造,这涉及到如何理解不正的侵害、防卫意思、不得已的行为、退避义务、防卫限度等一系列问题。从结果无价值论的立场出发,应该肯定对物防卫、否定防卫意思、例外地肯定退避义务。此外,如何解释正当防卫以适应陪审员审判制度是今后日本刑法学界长期面临的问题。
关键词:正当防卫;不正的侵害;防卫意思;不得已的行为;退避义务;自招侵害。
日本正当防卫制度若干问题分析
正当防卫是指在没有充足的时间请求国家机关救助的场合下,国家承认私人通过行使武力以保护权利的一种紧急行为。在权利的私力救济原则上被禁止的法治国家中,可以说正当防卫是例外的存在。
在怎样的范围内承认正当防卫当然是实定法的解释问题,但是,也可以说这一问题与法律制度的社会、政治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①。也就是说,正当防卫被认为是作为国家垄断(Gewaltmonopol)行使武力的例外,因此,出现怎样的状况才能认可通过正当防卫的武力行使这一问题,与对于国家和个人之关系的应有状态的理解是紧密相连的。例如,这种观点对于是否肯定针对国家或社会法益之侵害的正当防卫这一问题的确具有重要的影响。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确实期待国家机关的权利保护这一事实认识,也与正当防卫的成立范围联系在一起。而且,应当将什么范围内的对抗行为作为正当防卫而正当化这一问题,是如何调整侵害人与被侵害人这一私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的问题,同时也是在多大程度上重视“法对不法的优越性”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可以在怎样的限度内要求退避或回避不正当行为这一基本价值观也是很重要的。此外,这也对私人持有枪支是否被合法化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正当防卫论就不限于实定法的解释,而是一个与文化和社会的基本理念均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比较法研究的主题。在本文中,我想就日本的正当防卫论进行介绍,重点放在其具有特色的方面。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日本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概要。日本刑法第36条第1项规定:“对于急迫的不正侵害,为了防卫自己或者他人的权利而实施不得已的行为,不受处罚。”该条第2项规定:“对于超过防卫程度的行为,根据情状,可以减轻或免除其刑。”关于正当防卫的法律效果,在法条表述上虽然仅仅规定了“不受处罚”,但对于正当防卫是违法阻却事由这一点,在学说上基本没有异议。而且,关于“权利”这一文字表述,其权利性也没有必要是明确的利益,只要是为了保护值得保护的利益而实施的防卫行为,就可以被解释为符合正当防卫。此外,为了“他人的利益”的正当防卫是被承认的,因此,如果将国家和社会解释为包含于“他人”之中,那么,肯定为了国家或公共利益的正当防卫,至少在语义上是可能的。
但是,在判例上(最高裁判所昭和24年8月18日刑集第3卷第9号第1465页),一般而言,虽然也将可能成立针对国家、公共的法益的正当防卫作为前提,但是,既然防卫公共性利益是公共机关的任务,那么,判例指出:“应该把这种正当防卫理解为,只有在无法期待有效的国家机关活动这种极其急迫的场合下才能例外地允许。”从而在结论上否定了正当防卫的成立。实际上,至少在平常时期,应该认为没有承认为了国家利益的正当防卫的余地。在学说上,有学者也有力地主张这种观点,即除了可以同时想象个人的利益侵害的状况以外,应当全面否定为了公共利益的正当防卫。以下,我想依次对“不正的侵害”、“为了防卫的行为”、“不得已的行为”这几个要件的解释进行研究。
一不正的侵害。
因为“不正的侵害”意味着违法的利益侵害,因此,是否“不正”,就要在犯罪论中根据违法性概念来进行判断。例如,关于是否能够对无过失行为进行正当防卫,就要以“即使是无过失的法益侵害行为,是否也可以评价为违法行为”这一过失犯的基本理解为根据②。此外,从严格区分违法性与责任的立场出发,无责任能力人的行为也可以被评价为“不正的侵害”,因此通过正当防卫进行对抗是可能的。在学说上,受到德国通说的影响,有学者也主张以下见解:正当防卫权受到所谓社会伦理的限制,因此限制对无责任能力者的正当防卫③。但是,从被害人的法益保护这一观点出发,我认为缺乏限制正当防卫的必然性。
在学说上,受到活跃讨论的问题是围绕“对物防卫”的问题,即在宠物狗等人的所有物对第三人实施危害的场合,是否也可以被评为“不正的侵害”,从而可以通过正当防卫进行对抗。关于宠物狗的危害,在能够肯定饲养人存在故意或过失的场合,宠物狗的危害就可以评价为背后的饲养人的“不正的侵害”之延长,因此,被侵害人明显可以通过正当防卫进行对抗。成为问题的是在饲养人的过失都不能被肯定的场合。一直以来,这个问题都被理解为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对立的反映。也就是说,结果无价值论认为动物和自然现象也可以违法地侵害法益,因此肯定对物防卫;但是,从行为无价值论出发,只有人的行为才能成为法评价的对象,因此,宠物狗的举动不能被评价为“不正的侵害”,对抗行为只能在紧急避险的限度内被正当化。但是,最近,学者们更多是在与正当防卫固有的基本原理的关系上讨论这个问题的。例如,从重视作为正当防卫基本原理的法确证之利益这一立场出发,因为欠缺确证对于动物的法秩序之必要性,因此正当防卫的成立就被否定了④。与此相对,从这一立场出发———将正当防卫理解为由于受到没有正当理由的侵害而为了保护被侵害人法益的手段,那么,无论危险源是人也好,是动物也罢,既然没有正当的理由让被侵害人去面对法益侵害的危险这一点是不变的,那么就应该承认正当防卫的成立可能性。因此,在结论上,对物防卫肯定说也应基本上得到支持。我认为,只允许因无法回避人的侵害而实施的防卫行为,而否定对于动物侵害的正当防卫以及仅仅能够在紧急避险的限度内进行对抗的结论是有失均衡的。
1.一个行为要被评价为“为了防卫”的行为,首先,防卫行为在客观上必须指向侵害者,更严密地说,是必须指向构成“不正侵害”的要素。因此,例如,当X使用第三人Y的球棒对A实施侵害行为之时,A为了排除侵害而损坏Y的球棒的行为可以被评价为“为了防卫”的行为。与此相对,对于X的侵害,A使用第三人的B的木刀实施防卫行为,结果将B的木刀损坏。在这种场合中,损坏B的木刀这一行为,因为并不是对于“不正侵害”的法益侵害,因此不成立正当防卫,仅仅在紧急避险的限度内被正当化。
最近的学说上集中关注的问题是,虽然指向侵害者实施防卫行为,但结果却侵害了侵害者以外的第三人法益之场合的处理⑤。例如,A面临着X的不正当侵害,向X扔石头,但该石头却砸到毫无关系的第三人B。在这个事例中,因为B并没有实施“不正的侵害”,所以对于B的法益侵害并不为正当防卫所涵盖。在学说上,因为A和B的利益对立可以说是“正”对“正”的关系,因此根据紧急避险阻却违法性的见解被有力地支持着。但是,为了肯定紧急避险的成立,必须存在为了避免危险而没有其他方法这一关系(补充性)。但是在本案中,(至少从事后看来)缺乏A为了避免危险而将石头砸向B的必然性,既然如此,我认为难以肯定补充性。当然,在扔石头的过程中,石头会砸向谁并不确定,因此,在这个阶段中,也许可以认为“不存在扔石头以外的其他有效防卫方法”,进而肯定补充性。但是,刑法的违法评价并不只是以行为样态为基准,也必须包含结果发生这一事后的状态,因此,我认为仅以行为当时的情状就轻易肯定补充性是不妥当的。最近,在下级法院判例中(大阪高等法院平成14年9月4日,《判例时报》1114号第293页),关于大致上同样的问题,在否定成立正当防卫和紧急避险的基础上,法院判决指出:“作为所谓的假想防卫的一种,例外地可以追究过失责任,但不能肯定故意责任。”我认为这种观点在结论上是妥当的⑥。关于是否存在过失,虽然有必要研究各个具体的事例,但因为是在紧急状况下的行为,因此过失大多被否定。
2.“为了防卫”的行为,作为主观性要件防卫意思是否必要,在学说上从来都存在激烈的对立。具体而言,有争议的是,以下两种情形是否成立正当防卫:(1)没有认识到侵害者的不正侵害,单纯地以犯罪的意图实施行为的场合(偶然防卫);(2)以受到不正的侵害为借口,并非基于防卫的目的,而是基于利用此机会积极地加害对方的目的实施对抗行为(借口防卫)的场合[1]。
学说的对立基本上是以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的对立为根据的。从结果无价值论出发,有学者根据侵害者实施了不正当的侵害这一客观性事实,作出了应该优先保护被侵害者的判断,进而倾向于主张防卫意思不要说;与此相对,从行为无价值论出发,有学者认为,关于是否可以阻却违法性的判断,也有必要考虑行为人的主观层面,因此主张防卫意思必要说。此外,在必要说的内部,存在围绕防卫意思的内容的讨论,对此,以下两种见解是对立的:
一种见解认为,作为防卫意思的内容,防卫的目的或动机是必要的;另一种见解认为,只要认识到正当防卫的状况就足够了。但是,即使是前一种见解,也认为在紧急状况中要求防卫行为人以纯粹的防卫目的实施对抗是不现实的,即使没有明确的动机或目的,但只有存在“对应侵害的意思”⑦、“意识到了侵害并想逃避这种单纯的心理状态”⑧就足够了。根据这种见解,在面临侵害时,激昂亢奋地实施了对抗行为,即使存在对侵害者的攻击意图,也不能就此否定防卫意思。但是对于借口防卫这样的事例,不能肯定其防卫意思,因此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在判例中,自大审院判例(大审院判例昭和11年13月7日刑集第15卷第1561页)以来就一贯地维持防卫意思必要说,即使是出于激昂亢奋,也不能仅仅因此而丧失防卫意思(最高裁判所昭和46年11月16日,刑集第25卷第8号第996页)。此外,即使防卫的意思和攻击的意思并存,也不能排除正当防卫成立的可能性。但是,最高法院判例指出,“借防卫之名而对侵害者积极地实施攻击之行为”纯粹是基于攻击意思的行为,欠缺防卫意思,因此不成立正当防卫(最高法院昭和50年11月28日,刑集第29卷第10号第983页)。这种判例的立场虽然有所缓和,但仍然要求意思的要素,可以将其评价为接近于上述学说的立场。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无论具有怎样的目的,对于客观上具有法益保护效果的行为都应该肯定其违法性阻却,因此,我支持防卫意思不要说。因此,可以说在当前的讨论状况中,围绕防卫意思的问题已经相对地失去了重要性。首先,以偶然防卫为例,从防卫意识不要说的立场出发,一般认为,虽然没有着手实施不正的侵害,但存在侵害正当的法益主体的可能性,因此肯定成立未遂犯的可能性。此外,从防卫意思必要说出发,因为至少结果无价值是被否定的,所以在理论上否定既遂犯的成立,应该仅限于成立未遂犯。因此,这两种学说的对立就相对化了。
此外,以借口防卫为例,既然承认人的防卫本能,那么,在面临对生命、身体的重大侵害的场合,完全没有自我防卫的目的,而只是纯粹从其他动机出发实施对抗行为之类的情形,在现实中是无法想象的。
实际上,借口防卫之类的事例成问题的是,对于危险性比较低的侵害,意图实施危险性非常高的防卫行为的情形。这本来在客观上就没有充足正当防卫的要件,因此只存在能够成立防卫过当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防卫意思必要说在现实中并不关乎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而只是具有对于有意图的过当行为的一定类型,否定其因过当防卫而减免刑罚的意义。再者,从防卫意思不要说的立场出发,关于过当防卫,因为在刑罚减免的判断中责任减少受到重视,因此一般会考虑对抗行为时的主观层面。因此,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见解的对立失去了实际的意义[2]。
此外,根据一部分学说,关于打架斗殴和自招侵害的事例,有种观点认为,行为人是基于犯罪的意图实施对抗行为,因此主张否定防卫的意思⑧。但是,即使是在打架斗殴和自招侵害的过程中,行为人也当然认识到不正的侵害,并且为了避免这种不正侵害而实施对抗行为,因此,即使从防卫意思必要说的立场出发,也难以否定防卫意思。我认为,这样的见解最终可归结为是以“当存在犯罪意思时就否定防卫意思”这一理解为前提。既然问题说到底就是在自招侵害等状况下是否承认正当防卫,那么,从一开始就将自招侵害的状况下实施对抗行为的意思视为“犯罪的意思”,从而否定防卫意思,就只不过是单纯的结论先行而已。如后所述,关于这样的事例,判例也采用了不依据防卫意思的问题解决的方式。
1.即使是针对不正当侵害的防卫行为,也仅限于“不得已的行为”的场合,才能成立正当防卫。关于这个要件的意义,判例(最高裁判所昭和44年12月4日,刑集第23卷第12号第1573页)指出:“针对急迫、不正侵害的反击行为,作为防卫自己或他人之权利的手段,应该是必要的最小限度,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反击行为作为针对侵害的防卫手段应该具有相当性。”此外,在日本的正当防卫规定中,无论不正的侵害是多么危险的行为,都必须根据具体的状况,对于是否存在相当性进行个别的判断。日本并没有设置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0条第3款那样,对于某些重大的暴力犯罪承认无限防卫权的规定⑨。1930年(昭和5年)制定的《盗犯等防止法》规定了正当防卫的特别规则:“当想要防止盗犯或取回盗品时(第1条第1项第1号);当想要防止携带凶器,或者偷越、损坏门户墙壁,或者打开门锁侵入他人的住居或者有人看守的宅邸、建筑物或船舶的侵入者之时(同第2号);为了抵制无故侵入他人住居或者有人看守的宅邸、建筑物或船舶的侵入者,或者经要求退出这些场所的人之时(同第3号)。当出现以上情况时,为了排除正在进行的针对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体、或者贞操的危险,杀伤犯罪行为人就相当于刑法第36条第1项规定的防卫行为。因此,如果满足该项规定的要件,那么可以认为肯定了无限制正当防卫的成立。但是,通说和判例(最决平成6年6月30日,刑集第48卷第4号第21页)认为,即使是该项规定的正当防卫,仅满足形式规定上的要件是不够的,虽然可以比刑法规定的正当防卫更为缓和,但是防卫手段的相当性还是必要的。
2.在防卫行为的相当性判断中,这种见解是很有力的,即重视侵害行为与防卫行为的行为样态的危险性之间的比较衡量。根据这一见解,如果使用危险性高的防卫手段,即使是在没有发生重大法益侵害的场合也否定相当性;反之,如果使用危险性低的防卫手段,即使发生死亡结果或重大结果,也应承认其相当性。这样的理解被称为”武器对等原则“,一般认为,审判实务也基本上遵循这一原则。例如,在电车站台上被喝醉酒的男性纠缠的女性,为了躲避而撞了男性的身体,该男性摇摇晃晃地后退并从站台摔落到电车线路上,被开过来的电车车身轧死。
对于这一事例,判例(千叶地方裁判所昭和62年9月17日,《判例时报》1256号第3页)肯定了防卫行为的相当性。
这种通说性见解认为,即使发生了不均衡的结果,也不应该就此否定相当性,在这一点上是正当的。在正当防卫的状况中,原则上,被侵害者的利益应该比侵害者的利益得到更为优先的保护,因此,即使给侵害者造成了重大结果,也不应该就此否定违法性阻却。在法条的表述上,正当防卫的规定与紧急避险(第37条第1项)的规定不同,并不具有要求法益均衡的根据。但是,像通说的见解那样,仅仅比较衡量行为样态的危险性,即使防卫行为人不存在具有其他有效选择的状况,如果其所利用的手段具有高度危险性,就仅以此为由否定相当性,我认为是不妥当的。上述最高法院昭和44年的判决认为,作为防卫手段的相当性内容,要求”作为防卫手段必须是最小限度“,因此,即使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防卫手段,对于防卫行为人而言,如果不存在除此以外的其他具有防卫效果的防卫手段的话,那么就应该肯定防卫行为的相当性。此外,当防卫行为人存在多种有效的防卫手段时,那么必须选择对于对方的侵害性最轻微的防卫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认为具有相当性。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认为只有符合必要的最小限度的防卫行为才能充足相当性要件⑩。
3.在最近的学说中,防卫行为人是否存在退避义务被作为重要的议题而受到讨论。一直以来,通说认为,”正没有必要对不正让步“,因此,即使是在确实能够安全地退避的场合中,防卫行为人没有退避不正的侵害而实施了对抗行为,也应该被正当化。
与此相对,一部分学说表明了这样的问题意思:侵害者法益之需要保护性也不应该被全面地否定,因此,在一定的状况下,应该对防卫行为人课以退避义务,从而保护侵害者与被侵害者双方的利益瑏瑡?。
在确实可能安全退避的场合,即使对防卫行为人课以退避义务,生命、身体等法益也是明显受到保护的。因此,是否应该对防卫行为人课以退避义务这一问题,可以这样理解:正当的防卫行为人”没有退避不正的侵害,而积极地实施对抗行为“,从其本身还能看出怎样的积极价值(除了生命、身体等利益的价值之外)呢?如果正当防卫是重视以”正对不正“这一利益对立为前提的话,那么防卫行为人就没有必要退避这一理解具有充分的合理性。但是,考虑到自救行为原则上被禁止,认为只要是正当的利益,无论伴随怎样的牺牲也应该被贯彻到底的见解就是没有理由的。特别是防卫行为,如果考虑到在某些场合甚至有侵害侵害者生命的可能性,那么,一般性地承认只要滞留在现场就能实施对抗行为的绝对价值,我认为在结论上是不妥当的。毋宁说,虽然原则上防卫行为人不负有退避义务,但在例外的状况下,”在现场实施对抗行为“的价值,并没有超过侵害者的生命、身体等利益。因此,我认为,对防卫行为人课以退避义务也是可能的。我认为在以下这种场合下,具有例外地对被侵害者课以退避义务的余地,即虽然被侵害人并未面临急迫的重大危险,且具有容易退避的可能性,但如果停留在现场实施对抗行为,那么除了致命的防卫手段以外就没有其他有效的手段了。但是,关于具体的基准等问题,还有必要进一步积累讨论意见[3]。
在正当防卫的解释中重要的问题之一是,在打架斗殴的状况中是否成立正当防卫。例如,尽管充分预测到了对方的攻击,仍准备凶器赶赴现场,通过暴行、侮辱等行为招致对方的攻击,关于这样的情形是否成立正当防卫,成为审判实务重点关注的问题。
在学说上,问题的切入点稍有不同,然而,关于在自己招来不正侵害的场合正当防卫是否成立的问题,受到学界激烈的讨论,学者们有各种各样的见解:否定防卫意思的见解、限制防卫行为的相当性见解、将招致侵害的行为本身作为实行行为来处罚的见解(原因上的违法行为行为理论)等[3]213。
关于这个问题,判例(最决昭和52年7月21号,刑集第31卷第4号第747页)对于以下事件———准备召开政治集会的被告人等,预测到了反对派的袭击,且准备了凶器,从而应对反对派的袭击———指出:”即使侵害被准确预见,也不能由此而直接否定侵害的急迫性,单纯地不避开被预期的危险还不充分,只有当面临利用此机会、在积极地实施加害行为加害对方的意思支配下的侵害之时,才不能满足急迫性的要件。“从而表明了通过否定侵害的急迫性从而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这一主旨。本决定是以以下构想为前提的,即面临已经预见的有积极加害意思之侵害的行为人,自己接受了打架斗殴的可能性,就已经不值得受到法的保护了。关于打架斗殴的问题,本判例关注防卫行为人的主观面,明确了否定侵害的急迫性这一结论。作为正当防卫的主观要件,虽然与防卫意思之间的关系可能成为问题,但是,防卫行为是在现实地实施对抗行为之时对于主观层面的判断;与此相对,这里所说的积极的加害意思是从预测侵害到实际侵害这一事前的主观层面的判断。因此,通过判断时点对这两者进行区别是可能的。
对于这种判例的立场,多数学说是持批判态度的。其批判的核心在于,判例强调积极的加害意思这一行为人的主观层面,进而全面地否定对防卫行为人的保护。防卫行为人的需要保护性,本来是应该从客观的利益状况进行判断的,虽然在同样的状况下面临不正的侵害,但却根据防卫行为人在此之际是否具有积极的加害意思而给予厚此薄彼的法律保护,我认为这种理解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此外,在预测到侵害的场合,防卫行为人当然存在对于对方的加害意思,因此,我认为判例理论是以严格区别”积极的加害意思“和”加害意思“为前提的。但是这种区别是极其不明确的。从这样的问题意思出发,在最近的学说中,也有学者(侵害回避义务论)认为积极的加害意思只不过是在本应避免预期的侵害却不回避的场合下事实上能够产生的意思,毋宁说,应当通过客观地明确事前应该避免的侵害的状况,来决定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3]305。根据这一见解,例如,事先被打架对手叫出,如果奔赴现场的话就确实会陷入打架斗殴的状态,除非有正当理由去现场,否则,本应该通过不去现场而避免侵害,却胆敢赶赴现场从而使侵害现实化,这种情形就成立正当防卫。
关于日本的”打架斗殴与正当防卫“的讨论,与德国围绕自招侵害的讨论相比较,可以发现以下的特征:在德国的讨论中,在明确招致侵害的先行行为的内容和性质的基础上,要求先行行为本身是违法行为,这是通说的见解。在以前的判例中,对于返回已有打架对手严阵以待的自己的家中,从而导致不正侵害的事例,认为被告人在打架对手退去之前不应该回家,从而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BGH NJW)。
但是,学说对此判例展开了激烈的批判,认为”回到自己家中是正当的行为,不能成为限制正当防卫的根据。“此后,判例也要求先行行为必须是违法行为,或者是与此相匹敌的社会伦理违反行为瑏瑢?。与此相对,在日本的讨论中,以打架的意思赶赴现场,或者严阵以待的行为,其本身并不能说是违法行为,以此为根据来限制正当防卫的观点是有力的。关于这样的结论,批判性见解当然是存在的,但没有像德国学说的批判那样激烈。如果用单纯的图式来表达的话,在日本的讨论中,”君子不涉险地“这一想法,至少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为正当防卫的解释所采用。但是,在比较法上应当如何定位这样的想法,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
此外,关于自招侵害,最近最高法院表明了值得关注的判断(最决平成20年5月20日,刑集第62卷第6号第1786页)。最高法院对于以下这一事件———被告人朝与之发生口角的对方A的脸部打了一拳之后逃走,之后被A追赶并被A打中背部,于是被告人用携带的特殊警棍殴打A,致其负伤———认为”可以说被告人是通过不正当的行为而自己引来侵害,因此,在A的攻击并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超过被告人的先行暴行这一本案的事实关系下,被告人在本案的伤害行为,不能说是正当的反击行为。“因此否定正当防卫的成立。本决定终究是仅限于本案的具体事实关系的事例所作的判决,但对于在一定的状况中,以自己招来侵害为理由,从而排除正当防卫的成立,在实务上具有重要意义。本决定与上述昭和52年的判例具有以下两点明显的不同:第一,不考虑被告人的主观层面,而是从自己招来侵害这一客观的事实关系出发否定正当防卫;第二,不采用否定侵害的急迫性这一构成,而是否定”实施反击行为被认为是正当的状况“。但是,例如,在虽有积极的加害意思却自己招来侵害的场合,我认为两个判例的基准都具有适用可能性。因此,关于这两个判例处于怎样的关系或者应作如何的区分,今后,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讨论瑏瑣?。
五、今后的课题———陪审员审判与正当防卫
解释从2009年(平成21年)5月开始施行《关于陪审员参加刑事裁判的法律》。对于杀人、强盗致死伤、伤害致死等重大犯罪(参照陪审员法第2条第1项),通过由一般市民组成的合议体进行刑事审判。
即使在陪审员审判中,法令的解释也是由职业法官来进行的(第6条第1项),因此,虽然没有必要直接修改一直以来对法律概念的解释,但因法令的运用是由法官与陪审员的合议进行的(第6条第2项),因此,为了使陪审员审判有所成效,为了使没有法律学专业知识的陪审员也能理解,对法律概念作通俗易懂的解释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提。基于这种状况,在现在的刑事审判中,既不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一直以来通过判例产生的法令解释,又能通俗易懂地向陪审员说明这种解释的本质,使平易的法令适用成为可能,已经成为重要的课题。此外,对于刑法理论而言,作为对陪审员说明的应然状态,怎样的方法是合理的,可以说有必要进行建设性的批判和建议瑏?瑤。此外,关于正当防卫的成立与否成为问题的许多事件,今后都要通过陪审员审判进行审理。因此,可以说正当防卫的解释论也直接面对这一问题。
正当防卫的解释论,通过侵害的急迫性、防卫意思、防卫行为的相当性等要件,形成了复杂而精致的判例理论,即使将此内容原封不动地向陪审员说明,也难以得到正确的理解。因此,在今后的审判实务中,抽出判例理论的核心部分对裁判员进行解释的工作成为不可或缺的前提。关于这一点,在2007年(平成19年)公开发表的《司法研究报告书》中进行了这样的说明:对于陪审员,并不是向其说明正当防卫要件的各个具体内容,而是根据具体的案例,说明”是否处于能够肯定正当防卫的状况中“、”对于对方的攻击是否允许防御“等大的判断范围[4]。作为说明正当防卫解释的概要,应当肯定这种提案的妥当性,但是,对于是否成立正当防卫存在微妙界限的事例,为了使明确的判断成为可能,仅以这种粗陋的基准显然是不充分的。例如,对于肯定侵害的预期和自招性的事例,在判断”是否处于能够肯定正当防卫的状况中“这一点上,我认为进一步说明一定的下位基准是有必要的。但是,关于怎样的基准才能称得上适当的基准,还有必要关注今后的实务动向,以便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瑏?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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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龄化是指总人口中因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根据1956年联合国《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确定的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则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1982年维也纳老龄问题世界大会,确定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超过10%,意味着这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人口老龄化及对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阅读!
摘要:日本在 20 世纪 70 年代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本文论述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发展,人口老龄化对社会带来的影响以及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对策。
关键词:日本; 人口; 老龄化; 对策。
日本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现在已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最突出的国家之一。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的社会、经济等带来了不利影响,多年来,日本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不断进行实践与改革,取得了一些效果。研究日本的人口老龄化及其对策有益于我国应对迅速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据 2011 年日本高龄社会白皮书,以 2011 年 9月 15 日计,老龄人口 2980 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3. 3% 。与 2010 年的 2956 万人,23. 1% 相比,人口增加 24 万人,上升了 0. 2%,老龄人口数和所占比例都创造了历史新高。从年龄层次看,70 岁以上老龄人为2197 万人,占总人口的17. 2%,比2010 年增加 68 万人,上升了 0. 6%,75 岁以上老龄人数为1480 万人 ( 同 11. 6% ) ,增加了 53 万人,上升了0. 5% ,80 岁以上的老龄人口,866 万人( 同 6. 8% ) ,增加 38 万人,上升了 0. 3%。
从男女性别看,男性 1273 万人( 占男性人口的20. 5% ) ,女性 1707 万人( 占女性人口的 26. 0% ) ,女性比男性多 434 万人。
把人口性别比( 相对女性 100 人的男性人数)以年龄层分为三类,0 ~14 岁为 105. 2 人,15 ~64 岁为 101. 3 人,男性人数多于女性,而 65 岁以上为74. 6 人,女性多于男性。此外,70 岁以上男性为69. 4 人,75 岁以上男性为 62. 1 人,80 岁以上男性为 52. 4 人。
2003 年,日本 65 岁以上的老人达到 2431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 0%,65 岁以上人口中,男性1026 万人,占男性人口的 16. 5% ,首次突破 1000 万人; 女性为 1405 万人,占女性人口的 21. 5%,比男性人口多 379 万人。
1950 年以后,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上升,1985 年达到 10. 3% ,首次超过 10% 。之后,每年增加 0. 5%,2003 年达到 19. 0%,总人口中,大约 5 人中就有一人是 65 岁以上的老人。65 岁以上老人的比例今后还会继续增加,预计到 2015 年将达到总人口的 26. 0%( 约 3277 万人) ,大约 4 人中就有一个65 岁以上的老人。
老年人口指数是 65 岁以上人口占 15 ~64 岁年龄段的人口比率,1950 年,日本老年人口指数为8. 3% ,1970 年为 10. 2% ,1990 年为 17. 3% ,2000 年为 25. 5%,2003 年为 28. 4%,预计老年人口指数今后还会增加,2025 年将达到 48%,估计 15 ~64 岁的劳动力人口中,约两人负担一个 65 岁以上的老人。
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相比,日本人口老龄化更快,日本65 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 7%上升到14%( 翻一番) 只用了 24 年( 1970 ~1994) ,而德国用了 40 年,英国用了 47 年,意大利 用 了 61 年,法 国 用 了115 年。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特点首先是老龄人口发展速度快,数量大,高龄化。自 1970 年开始,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2000 年已经基本赶超了欧美其他发达国家,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其次是老年抚养比大,老年人与子女同居率比例下降,传统的家庭成员对老年人的赡养方式正在发生着改变。第三是与老年人护理息息相关的“社会关系资本”也呈现不断削弱的趋势,越来越多的老人独自在家成为“空巢老人”,无法获得密集的社区服务,生活状况不容乐观,社会参与度下降。
人口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发展等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养老金、医疗费用等老年赡养负担加重,劳动力供应减少,生产率增长速度放缓等,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意味着抚养系数的提高,其结果是越来越少的劳动人口抚养越来越多的老龄人口。在现代社会,由家庭和社会共同负担老年人口的赡养。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养老的总额和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也在不断增加,社会承受的养老支出压力增加,老年人的医疗费用高,给家庭和社会保障体系造成严重影响。此外,还需要为老年人提供文化娱乐、生活照料、社会参与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设施和服务的保障,这就增加了社会在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
二是对社会生产力的影响。随着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力总量相对下降。由于劳动力年龄上升,体力与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劳动力总体质量相对下降,不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特别是在高新技术产业和那些对开拓创造能力要求较高的产业更是如此。劳动力数量的不足推动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降低了企业的竞争力。
三是对产业结构的影响。由于中年和年长劳动力已形成较为固定的工作、生活习惯,一般不愿意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习惯,使劳动力不易从衰退产业和地区转移到新兴产业和地区,从而造成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
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日本政府采取了主要包括: 完善法律法规等养老服务体系,推迟退休年龄,鼓励老年人再就业,积极发展老年产业,为老年人提供优质服务等一系列措施。
( 一) 法律法规建设。
日本是世界上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现在已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法律体系,先后出台了《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国民年金法》、《高龄老人保健福利推进 10 年战略计划》、《看护保险法》、《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福利人才确保法》、《关于社会福利服务基础结构改革》等,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这就从制度层面上保证了老人的社会福利、医疗保健、经济收入等方面的基本权益,使老人事业有法可依。其中,《老人福利法》强调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建立福利设施,收养那些在家中养老有困难的老人,并通过老人福利院、福利服务和开展终身教育等福利措施来保障老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安定。《老人保健法》强调疾病预防、治疗及功能训练等综合性保健。1990 年,日本政府修改了《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健法》,目的在于构建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福利与保健相互协作、功能交叉的老人保健福利规划,要求应把居宅福利放在优先地位予以考虑,并建立老人福利信息收集、反馈的网络服务,以方便居民利用。
( 二) 在养老形式方面。
日本老人养老的主要形式: 一是家庭养老,另一个是社区化居家养老。日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以家庭养老为主,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发展,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已不完全适应老龄化社会,主要因为年轻人很难有精力照顾家中的老人,再就是青年人的思想、观念与老年人传统的行为方式有碰撞,家庭养老形式影响家庭和睦,进而波及社会的稳定。现在,日本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完善的社区化居家养老方式,该方式为老年人提供良好的室内外环境设置,保证其与社会的接触交流,尽可能长地保持其独立生活能力。在日本,80% 以上的老人选择社区居家养老方式。从老年人的实际需求出发,注重开发护理、医疗、保健、娱乐等多项指标,旨在按照老年人的需要为其提供家里家外的全方位服务。这种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为基础、以多项指标开发为原则、把家庭和社会结合起来的多元化养老方式,更符合日本现代社会养老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
( 三) “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
为提高对儿童及育儿援助等社会保障,构建国民放心的“全世代对应型”社会保障制度,进而为社会保障提供稳定的财源和良好的财政状况,2012年,在日本内阁会议上通过了以提高消费税率为内容的“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同年,国会也提出了与“社会保障、税收一体化改革大纲”相一致的社会保障改革相关法案和税制修改法案,以此来推动改革。
( 四) 促进就业与增加所得。
政府委托民间职业介绍机构从事老年人的再就业工作,设立接纳老年人再就业补助金。由职业介绍机构为到退休年龄暂时不想退休的老年人介绍工作,若被其他能发挥其知识和经验的企业聘用,则政府给予聘用单位资金补助。
( 五) 健康、福祉方面。
1. 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增进和保持老年人身心健康是国家的重要责任,老年人要生活得有意义,就需要定期地运动、活动,老年人的生活从工作中心向区域社会中心转移,需要进行与其年龄健康状况相适应的运动或活动。政府实施保持老年人体力的援助工程,如通过举办老年人健康研讨会等,努力创建一个充满健康活力的长寿社会。
2. 必要的护理服务。为了实现区域居民尽可能在原常住地接受持续的护理服务体系的目标,实行访问照顾、访问护理紧密衔接的“定期巡回,随时服务”,增加小规模多功能型的居家访问照顾或护理的上门服务点,改造旧住宅使其适合老年人居住。
提高护理服务水平。修改护理保险法等,遵守基础护理规定。
3. 推进区域间的相互支援。为防止老年人的“孤立死”现象,采取区域配合,交换老年人信息,对区域配合的先进典型事例的经验进行总结,开展区域综合性配合的支援活动。此外,为了推进区域福利等,对独居老人的生活给予特别的关注。
4. 开展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加强对老年人医疗服务人才的培养,建设并增加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点,制定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的目标,建立医疗合作体制,改善老年人在家医疗服务。
( 六) 学习、社会参与方面。
1. 老年人生涯学习基础设施建设。开设全国老年人生涯学习网络专栏,发挥生涯学习活动成果,解决社会性课题。由行政机关、来自于大学、非政府组织团体、企业等人士进行共同探讨,相互交流研究成果,建立起跨部门的相关者网络。培养具有优良素质和专业能力的社会教育工作指导者。
2. 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和生存价值。为促进以地域为主体,以相互协作的老年人为对象的生涯学习,鼓励老年人的社会性参与,充分体现老年人的生存价值。建立学校支援组织,广泛利用学校放学或周末等的多余学习设施,通过举办研讨会,进行学习交流活动。创造由包括老年人在内的区域居民参与的青少年教育环境,开展家庭教育支援等活动。此外,为老年人创造便于外出旅游的环境。
( 七) 生活环境方面。
1. 发挥民间出租房屋的作用。为老年人提供优质的民间出租房屋,在谋求与地方公共团体合作的同时,改建民间租赁房屋的空置房,确保育儿家庭、残障者家庭等对住宅的需求,通过合同管理,建立出租事业支援制度。
2. 优化住宅市场环境。为了扩大改造二手房的市场,利用互联网等向消费者提供二手房与二手房改造信息,充实担保责任保险。采取民间出租房屋改造等措施,优化市场环境,以适合老年人、育儿家庭等租赁。
3. 创造适合老年人居住的环境等。广泛征集意见,建设有益于确保老年人居住的稳定住房、社区,总结有创新和推广价值的做法,推进老年人住房等工作。
4. 提醒老年人防止诈骗。汇款欺诈和谋利劝诱案的犯罪团伙往往会利用登载有老年人的名册信息。因此,警察对在办案过程中得到的老年人信息要做好__,防止外泄。警察要委托公司的操作员,以此信息为基础,通过电话提醒受害者。
5. 形成具有活力的居住地。近年来,在山区乃至城市中,由于人口老龄化、食品零售店等减少给居民购物带来不便和困难,因此,在购买食品等困难的地方,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民间团体与市镇村合作,为老年人购买食品等提供支援。
6. 老人生活环境学的研究。老人生活环境学是日本针对老龄化问题开展的广泛而详细的重要研究之一,其重点是研究如何通过建筑和环境设计来为老龄人创造更加舒适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为了日本即将到来的超老龄化社会做的重要准备工作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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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梳理全文如下:
"九·一八"是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受日本侵略的刺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直接导致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思想文化上的大转向。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社会上各种不同的救国主张纷纷亮相,国民党当局亦先后出台了文化统制、尊孔读经、提倡理工、倡导科学化运动等系列文化政策。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九·一八"前后的社会思潮如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民族复兴论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文化政策研究,则大多侧重于揭露与批判其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政治高压手段,诸如对进步报刊的查禁、对左翼进步文化人士的迫害等,这种研究多注重于"破"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国民党文化政策"立"的一面。
近些年来这一倾向得到不少改观,学界对于"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及其不同侧面的实践研究取得长足进展.从整体上看,目前这种研究仍多处于一种分散与孤立的状态,缺少一种整体的观照。如果仅仅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易造成盲人摸象的错解与误读,无法真正全盘明了国民党文化政策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九·一八"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显然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无意对"九·一八"前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进行全面的梳理,而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以"中体西用"的模式来重新解读这一时期的国民党文化政策的脉络、相互关系及其社会反响。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文化政策,各部门并无统一方案,政出多门,互相矛盾。以蔡元培为首的元老派主政教育文化,仍保持革命精神,又一次重申排除尊孔与教育的关系。
1928年2月,大学院对当时社会上的祀孔举措曾明令废止,禁令称:"查我国旧制,每届春秋上丁例有祀孔之举,孔子于周代布衣讲学,其人格学问,自为后民所推崇,唯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若不即行废止,何足以昭示国民……着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这与蔡元培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息息相关.
此令一出,遭到不少反对之声,四川省东川道儒分会、中华总商会、国民革命军二十一军第七师师长蓝天彬等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取消废止祀孔令,蓝天彬等称:"今大学院乃出此谬论,丧失人心,藉非别有用意,何至狂悖如斯,拟请通电全国取消大学院乱命,恢复祀孔,以顺舆情。"而儒教分会则指责:"今该大学院不明大体,竟谓祀孔之举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实不知所指为何,试问祀孔不过三鞠躬耳,并未束缚其思想,与思想自由何涉。且遍寻本党主义,书中亦无禁止祀孔一事,何至遽至悖谬。"儒教分会进而提出读经崇圣的建议.时湖南省政府委员曹伯闻向"内政部"提案,请确定"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训民要则,以正风俗。河北省政府提案要求提倡中国固有道德,以维风化。据此"内政部"提出"议遵照遗训发扬中国固有文化重心以端趋向而奠定国基案",强调以孙中山三民主义来发扬中国民族固有美德,以期唤醒民族特殊精神,"于旧有道德,则主张恢复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七端,于固有智能则主张恢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目,此实抉出吾民族文化之重心,示党国唯一之正轨".并要求大学院首定教育宗旨,以立纲领,厘定公民道德常识课本,责成各级学校讲授。
蔡元培禁止祀孔的主张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争议,邵元冲对孙中山三民主义重新解释,认为:"毕生最大的努力,在政治上固然要用三民主义的方法谋整个民族的独立解放与物质文明的进步。
而在精神上又努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因为承认东方的文化是王道的文化,其本质就是仁义道德,西方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其表现则为侵略压迫,所以我们的东方民族---特别是中国的民族,应该深深地致力于东方文化的复兴。"他主张只有将东方的文化复兴以后才能确立东方民族的基础,化除西方文化犷悍压迫的戾气,这样才可以造成世界的真和平。这个责任就在国民党的身上,这个使命就是国民党的文化建设。教育被视为文化建设的基础,从纵的方面,要努力于专门学术的提高,从横的方面,努力于平民教育的普及.邵元冲明显对于蔡元培主持的大学院下的文化教育政策不满。
不久,主持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教育文化的四元老之间矛盾爆发,蔡离开大学院院长这一重要职位,其主张并没有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得以落实。加之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权力重心一直没有稳固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虽然一直以"三民主义"作为文化教育的纲领,但一直没有具体而统一的文化政策出台。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对于孔孟之道还有许多政策上的抵制,随着蔡元培等退出教育文化的领导地位这一政策开始改变。"九·一八"后民族主义思想勃兴,官方更是举起民族复兴的大旗,占据了文化运动的道德高点,一再进行宣传鼓吹。
1934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以政府首脑的名义,发动新生活运动,颂扬"礼义廉耻",使"读经"在地方教育中回光返照,试图通过重申传统礼义廉耻的道德观念恢复民族精神以对付日益迫近的日本威胁。为此,国民党要人进行系列阐释。中央大学教授杨公达号召:"中国青年们,看到民族当前的危难以及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责任,就应该觉得,促进这种新生活,是复兴民族的基本工作。"教育部长朱家骅在南京首都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上发表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民族急迫的要求,亦是时代精神的表演。"1934年7月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通过《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办法》,规定每年的8月27日为"孔子诞辰纪念日".是年孔子诞辰纪念日,全国休假一天,由全国各地党政军警机关、学校、团体分别开纪念大会,各地政要纷纷出面组织孔诞纪念"大典"活动,讲述孔子生平事实、学说、思想。各界悬旗志庆,礼堂设灵位,置于中山先生遗像之前。尊孔祀孔,提倡读经,仪式之隆,尊崇之甚,较之历代盛典,毫无逊色。国府特派大员往祭曲阜孔庙,盛况为民国以来所未有,报纸更连篇累牍地登载,目为大典。
对于尊孔的目的,蒋介石讲得非常清楚。1935年7月1日,蒋介石在成都的四川大学演讲时,再次强调我们民族立国的基础是"明礼仪,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然而,尊孔与统制是紧紧关联在一起的,其后国民党的文化政策重点即放在三民主义与文化统制上了。
三民主义是国民党的理论基石。国民党执政以来,不断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国民党的理论家戴季陶等将三民主义与儒家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不断将三民主义儒学化,并以此作为统一中国社会思想的中心。
1931年2月,兼任教育部长的蒋介石在纪念周做了有关中国教育思想的演讲,明确地提出以传统伦理道德来统一思想问题:"中国必须有一个中心思想,才能立足于世界。"这一中心思想就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以戴季陶的解释为准绳,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到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这时蒋有意将孙中山的思想与传统的儒家思想联系起来。以蒋为代表的保守的民族主义思想,日益与三民主义相结合,在"九一八"之后成为官方的一种主导思想。
为了强化三民主义与儒学等民族文化关系,自1932年冬至1933年春,以孙科为首的国民党要人积极筹备倡办中山文化教育馆,提出"以树立三民主义文 化与教育 之基础,以培养民族文化为宗旨"瑏瑡?.1933年3月12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8周年纪念日,在南京中山陵内国民党中央要人孙科、陈立夫等发起成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推举蔡元培、戴传贤、吴铁城等8人为常务理事,推举林森、蒋中正、汪兆铭、胡汉民、孙科等29人为理事,下设办事处、研究部、编译部和各种委员会,引导研究三民主义,其目的无非以三民主义来引领思想舆论,其出现的原因就还在于对民初以来推行新教育结果的不满,认为"所谓新教育者,徒为产业先进国家经济侵略之工具而已。
我国新教育之失败者,以此民族文化停滞不进者。"所以党国要人要秉承心理建设的遗教,发起中山文化教育馆,"遂以数年来拳拳服膺之复兴民族文化方案作一具体计划".对于中山文化教育馆的设置,时人当即指出国民党以复兴民族文化来统一思想,"中国纷乱之症结,敢一言以蔽之曰:在思想之不统一耳!""中山文化馆筹设之宗旨,即在发扬中山遗教,以党中领袖参加之众,规模宏伟,自意中事,深望能集中群力,广罗积学之士,专致力于此项研究之工作,尤望党内'英雄豪杰',勿专以争权夺利为能事,用其'争夺'之时光,致力于中山文化之探讨,庶几乎'党风'可树,纠纷可减少也".这种以三民主义来倡导"党化教育",从统一国民党内的思想开始来统一全国思想界,其效果如何,则受到当时知识界的怀疑。
如果说设立中山文化教育馆所代表的是国民党内温和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那么,法西斯主义的抬头则代表了另一激进的主张。"九·一八"后,国民党内部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借机抬头,出现了所谓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倾向。就组织而言,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国民党"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出现,其外围组织"复兴社"着力标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主张采纳德意法西斯主义,实行所谓铁血救国。在其直接推动下,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国内出现一股法西斯主义勃兴的潮流,外在集中表现在当时的出版物中。"九·一八"事变后,介绍法西斯主义的刊物、书籍潮水般地涌现。自1932年底起,出现了许多专门公开鼓吹法西斯主义的专刊,其共同的特点是主张只有法西斯主义才能救中国,其理论的落脚点则为三民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瑏瑤?.
为了统一与领导这场带有强烈法西斯化的文化统制运动,国民党内部先后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
1933年12月24日,在中华复兴社两个主要头目萧作霖和邓文仪的建议下,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成立宣言即宣称:"以三民主义为中国文化运动之最高准则,发扬中国固有文化,融合各国进步文化,创建新中国文化",其主要任务与目的有二:
(1)"养成个人健全人格,个人修养重在礼义廉耻,团体活动重在负责任,守纪律","今后全国应有统一的口号:劳动、创造、武力".
(2)"引起全国人民对于革命领袖及革命集团之绝对信仰与拥护"瑏瑥?.此外,1934年1月,齐集上海的国民党要人陈立夫、陈果夫、叶楚伧、潘公展等组织成立了"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其宗旨与中国文化协会如出一辙,号召文化统制,"在政府未以统制政策适用于文化事业之前,本会将以团体自行统制之意义,渗入本组织,以达到建设文化之目的。"瑏瑦?其后专门创办《文化建设月刊》作为喉舌。有研究者称这是该协会公开表明将扮演文化警察的角色,来实现"文化统制"瑏瑧?,可谓一语中的。可以说,1931年"九·一八"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国民党就开始在文化上加强统制,直到1934年这一政策才得以从制度上、组织上得以确立与保证。随着法西斯主义在国民党内部日益抬头,国民党的文化政策由此前宽泛的三民主义号召,转向更为严密的"文化统制".国民政府在控制国家文化教育的前提下,通过法律、行政手段直接干预文化生产、传播的各个环节,对教育、新闻、出版、电影、广播、文艺等文化活动施行强力管制,以确立主流意识形态在文化生活中的主导地位。
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的出台,表明其试图改变原来由民间社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社会上极敏锐地觉察到这一变化。
1934年中央大学的学生刊物《大学生言论》即有学生撰文指出:"由最近成立的'中国文化协会'式的中国文化运动看来,我们知道中国文化运动的主体,转换了一个方向,他的素质和形态,也就大大不同。"作者接着分析,与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相比较,当前的文化运动有两个显然不同的要点:一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是纯以文化问题为主,是以文化发展为社会的基础,现在的文化运动,从共产党的文化总同盟到最近成立的文化协会,都含有一种极强烈的政治意识,"文化运动"成为一种最尖锐的利器了。二是五四时代的文化运动,发源于知识分子,激荡于学术与思想上而已,现在的文化运动,是以党国要人和军政教的名流为主脑,因而运动方式和将来的影响自亦不同,"这儿占有优势的助力,足以大量的推广".不过作者对于这种文化运动的前景也提出了怀疑,"至于究竟是否适合一种文化自然生长的条件,倒颇值得考虑?!"瑏瑨?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文化统制下的中国文化动向,因一开始即带有强烈的御用色彩而为时人所诟病。
"九·一八"以后,举国上下对于民族竞争力虚弱的担心,中国大学教育有一个方向的转变,"共以培养国力复兴民族为职志,国防方面,经济方面,需要科学人才尤亟,而高等教育亦完全转向。"瑏瑩?总的方向是提倡实科,限制文法科。
1932年5月,在广州的一次教育会议上,邹鲁等政要首先提出"停办文法科或减少数量",随后,陈果夫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十年之内停办文法科"的教育改革方案,强调这是彻底改造教育的新方法,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才之数目,分别规定各专门学校切实训练,以便应用。(2)自本年度起,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定以十年为限。(3)各大学中必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别改办农、工、医等科。"陈的提案支持者颇多,反对者亦众,引发了全国性的文实之争。有研究者指出,20世纪30年代文实之争背后还牵涉到国民党内部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论者的政治立场与观念差异,背后的实际利益及个人之间的恩怨等复杂因素.自是以后,教育部对于实业学校之类的所谓实科,固然尽量充实,对于文法科学校,则严加限制,或禁止招生,或强迫结束。
1932年11月朱家骅代表教育部发表《九个月全国教育之说明》,对于整顿高等教育说明两点,一是大学教育必须在学术文化上领导民族活动以求复兴民族;二是文法教育不宜扩张,而理工农医诸科则力求充实。这代表着南京国民政府大学教育政策的重要转向。在1933年中,单强迫结束的专科以上学校就有华北学院、郁文学院、江南学院、广州法学院、文化学院等八校。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部对于专科以上学校的招生比率和中等学校的经费比率做出严格规定。
1933年,教育部下令各大学文、法、商、教育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平均数不得超过理、工、农、医等学院各系所招新生及转学生的平均数;后来又规定文法学院各系所招新生不得超过三十名。
"提倡理工",一方面反映了国民党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运动的迫切需要,也是自清季以来科学主义在中国逐步取得主导地位的表现;另一方面,却是直接针对当时唯物主义等社会思想的兴起,当时国民党的文化刊物就明确指出:"现在的中国,已是门户洞开列强环攻的一个局面,决非古时闭关时代所可比拟,欧美各国,物质科学,日新月异,而哲学文学经济政治等科学,更派别繁多,各持一说,中国接受西欧文化以后,物质上又殊少贡献,而政治上及哲学上,则唯心唯物之争,已为中国科学界最大的焦点,甚至一般醉心阶级革命的人们,非马克司[思]不谈,非唯物论不读,结果把中国弄得支离1是百思不得其解?"显然将矛头指向此时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
为了更好地将提倡理工政策落实,1932年底,陈果夫、陈立夫、吴承洛、张其昀、顾毓琇、李学清、吴大钧等鉴于中国科学的落后,在南京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并于次年元旦出版《科学的中国》等杂志,发起中国科学化运动。他们"坚决地相信科学在今日文化上有着重要地位,尤其坚决承认科学在今日中国社会的演变占着重要的位置。"科学化运动的目标就是"科学社会化,社会科学化",运动的方法是:一是注意宣传、印发各种刊物,引起民众的注意;二是注重编译和整理的工作,把西方有关科学的材料,作有系统有计划的输入,并将中国固有的科学材料整理起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的活动得到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支持和赞助,国民党"CC系"陈立夫视科学乃中国文化复兴的基本前提,这一认识也在其后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得到进一步发挥.
如何来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一方面提倡理工?当时社会舆论即从"中体西用"的角度来进行理解与说明,"只有一方面精研物质上的科学,以开发中国广大的富源,而解决中国的贫乏;一方面恢复精神上中国固有的文化,如忠诚信义仁爱等美德,以挽救道德的沦亡。"显然,中体西用论的登台,成为对尊孔读经与倡导科学运动的最好解释了。
如前所论,"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先后出台了系列的文化政策,不仅对三民主义的解释出现儒学化法西斯化的倾向,而且将"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这两个看似矛盾重重的文化政策置于一炉,引发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评论。整理当时的报刊史料,发现对于这一时期的提倡理工,社会舆论虽置词不多,倒也乐观其成;舆论的批评主要集中于政策"体"的一面,即尊孔读经与文化统制,下面就此来展开讨论。
首先,舆论对于尊孔与读经进行细致的分析与批评。国民党尊孔读经政策一出台即引发了全国性的讨论,无论是当时北方的自由主义重要舆论阵地《独立评论》,还是南方保守主义的舆论重镇《国风半月刊》、《时代公论》均对此发表意见,反对者有之,赞成者亦有之。舆论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变化,不由不发出感叹:"曾几何时,向之主张废孔者,今又厉行尊孔,抚今追昔,真令人百感丛生,觉人事变幻,殊有非白云苍狗所能喻者。孔子有知,度亦与吾人有同感矣。"对比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之陈独秀诸人,倡中国新文化运动,打倒"孔家店"呼声,普遍全国,把孔子的思想学说,驳得体无完肤,而孔子这个偶像,不复为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所崇拜,"想不到湮没了十几年的孔子,最近又走起红运来,人事变迁,殊令人有白云苍狗之感".
此时"何以又尊起孔子来了"?对于这一问题,陶希圣用社会史学的方法来回答。他认为,五四以来对于传统伦理政治思想的改革,影响只在大都市里的学术界。"说到各地的地方政府、乡村的家族制度,任何官厅里的撤销主义的精神,满都没有动摇多少。目前的尊孔,来源在于后面这几种现象。
大都市学术界多少年来,一往直前地依照欧美的都市人的学说去做,一向没有看见这些现象还在深重地存在着。"他认为拜孔教没有复活的理由,目前存在,正说明大都市学术界力量之小、努力不足。最后,他承认:"拜孔教与孔子本人及其学说不能成一件事情,原来发展孔子学说的,并不与孔子有同一的思想,孔子早就管不了孟轲董仲舒周敦颐的事了,他又有什么方法管到于今的民族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思想家张申府对于尊孔思想也提出质疑,认为它无法解决中国目前农村破产与帝国主义进攻两大根本问题,自政府倡导地方应和的尊孔潮根源在于多种因素,它是政府稳定社会粉饰太平的工具,也是前些年"打倒孔家店"的反动,同样也受现在世界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盛行的影响,还有中国受日本的复古的影响等,就最根本点上而言,"近年来,中国思想上失去了重心,也是事实。在复古潮流之下,而想找到一个重心,当然也会找到孔子头上去的。"其目的不过是"想借孔子以恢复民族的自信。"这可谓是自由主义者对国民党的尊孔政策的批评。
与尊孔相连的是读经,正如有人评论说,国民政府的祭孔命令是"国家暗示'经书不可不读'的表现。"当时即有人公开评论说,"'祀天'、'尊孔'、'读经'本是'三位一体'的中国二千余年之'帝王术',从旧的解释是'治术',从新的解释是'麻醉作用'."具体而论,"眼前盛倡学校读经之论者,凡有三人,'异曲同工',却各有他底背景。一位是伪满洲国文教部长郑孝胥,他底尊孔调子,与日本对于殖民地教育政策合上了拍,所以东四省各级学校实行了每周二小时读经,一位是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还有一位是广东省政府主席陈济棠,这是两个'带兵官'."一些中央大员如蒋介石、陈立夫等和部分地方当权派如湖南的何健和广东的陈济棠纷纷倡导读经,读经也由早期文人倡导进入官方的视野。
20世纪30年代中期国民党倡导而引发的尊孔读经潮流的出现,决非一个单纯的思想动向,实际上与国民党整个政策的变动紧密相连,费正清在论述南京国民政府20世纪30年代中期"孔孟之道的回响"时,就指出:"在地方党部的监督下,通过地方宪兵、秘密警察、新闻检查、教育津贴、保甲制度等措施而实行的加紧政治控制,是同国民党在中国复活孔孟之道的措施一起出现的。"总体而论,尊孔读经显然是国民党借复兴民族精神加强思想控制而达到政治统一的一大举措,何健曾在1937年在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提案中请明令中小学读经,其所持理由,"想拿读经来解决三个问题:'恢复固有道德'、'范围青年思想'、'陶铸民族精神'".
其次,更有学者明确指出"中体西用"是理解国民党政策的钥匙。提倡理工与尊孔读经,体现出国民党文化政策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两极之间动荡,毫无疑问地激起到教育界与知识界的回应。冯友兰撰文认为这两思想似乎是不相合的,因为"理""工"既不讲 孔子之道,而孔子也从来 没 有 讲 过 "理""工".他指出,但是稍为仔细一想,就知道这两种思想实在是一种思想的两个方面,这就是30年前张之洞所提倡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现在一般人主张读经尊孔而同时提倡理工不就是这一种思想之十足表现吗?"文中的"一般人"正是指的陈立夫、蒋介石、陈济棠、何健等国民党非一般人,他们的潜台词就是西洋超过中国的不过是物质文明,至于精神文明,还是中国占先。如果必须学西洋只可以学他们的物质方面,至于精神方面,还是保守旧有的传统道德。冯友兰先生不愧是哲学大家,他高屋建瓴地从哲学的层面提出"中体西用"是评析国民党文化政策的一体两面。这一思路,实为后人理解这一时期国民党文化政策提供了上佳思路。
最后,舆论批评的重点在国民党的文化统制政策上。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文化政策日益转向统制,与民初以来教育思想界形成的"思想自由"等观念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很多学者公开提出批评,北平故都的李旭撰文对当前的文化政策提出正反两方面分析,他认为应辩证地看国民党的文化政策,从积极方面来看,有助于"树立民族的社会的文化";但从消极方面来看,则对于文化是限制与反动,因此,他提出"反对狂妄的文化统制,主张学术思想自由。"其主要理由为:"我们根本上认定,今日中国并无多少文化可以统制!统制文化,最限制文化的自由发展!我们应当用某种教育或思想,指导社会文化的途向,但我们不应当将这种萌芽的文化,一概统制起来!使它退缩,挫折!二十余年来的国人思想,正害着固滞、迟疑、徘徊、不进展的状态,我们可以谈任何统制,如经济统制、政治统制,而独对于文化,应当绝对的放任绝对的自由,这样,学术思想才会发达,中国文化才有光荣灿烂的前途。"显然,这一批评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进行的,也对国民党这一政策的前途并不看好。
虽然,"九·一八"前后,国民党出台了头绪众多、莫衷一是的系列文化政策,但总体上仍不出"中体西用"的基本模式,即以儒学化三民主义为"体",以西方现代的科学("理工")为"用",并以体驭用,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进而言之,国民党当局为了统一政权,加强思想控制,在原"党化教育"的基础上,倡导"尊孔读经",并将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进一步提出"文化统制"的纲领,并强化儒学化的三民主义作为文化的指导思想。国民党中央要人先后发起筹设中山文化教育馆、并成立了"中国文化学会"和"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希冀以三民主义来扮演文化导向的角色,虽然这种努力仍难逃"文化警察"之讥,但我们应该看到,国民党当局的文化政策,正充分利用了民族主义的情绪,借助回归传统拓展了思想统一的道义空间,将政治的威权主义与传统主义结合起来,以争取文化领域的主导权,这也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发展中,民族主义话语也为官方文化统制政策提供了巨大的合法性资源。
"九·一八"后国民党文化统制政策有其历史必然性的一面,在文化政策的实施过程中,有着非常强烈的回归传统的倾向,"尊孔读经"等政策的推行,就是一个最为显著的例子。作为一个执政党,其制定文化政策时,面临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关系的难题。故在教育文化领域国民党推行"尊孔读经"与"提倡理工"两大口号,看似矛盾的两大文化主张,仍可安顿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中,可见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文化政策虽然有新的内容与形式,仍难逃晚清士人文化思维模式的窠臼,既表现于历史惊人的继承性一面,又表现国民政府文化教育政策传统性与现代性杂糅的特点,其主张受到当时社会人士的广泛批评,其文化统制的目标不仅落空,更引发国人对中国文化出路更为广泛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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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近代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论文如下:
日据时期,台湾曾有大批学生赴日留学。从1906-1942年,其总数达到57926人,如再加上抗战后期留学人数,总数达六七万人之多,形成了一个人数可观的留日学生群体。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已开始关注台湾留日教育。然分析既往的研究成果,国内学者尚未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状况;日本学人虽有所涉及,却仅限于抗日战争以前,对于战后国共两党对台籍留日学生的态度和政策,亦多语焉不详。
台湾留日教育史料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台湾。
最具代表者,例如台湾总督府文教局编纂的《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共36卷),详细记录了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1904-1937)台湾留日教育情况;台湾总督府内务局发行《台湾学事一览》(共17卷),载录1925-1941年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台湾总督府警务局整编《台湾总督府警察沿革志》第二编中卷---《台湾社会运动史(1913-1936)》以及台湾教育会编纂《台湾教育沿革志》,记录有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刊行的《台湾一年来之教育》,载有光复初期国民政府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接管政策;林清芬编《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教育史料汇编---留学日本事务》共2卷,该书根据台湾国史馆典藏之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各留学国事务档》中有关台湾战后初期留学日本事务之史料汇编而成。此外,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亦藏有部分台湾留学教育之档案。本文拟就以上史料,详细考证日据时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留学情况,比较分析战后国共两党对台湾留日学生的态度与政策,梳理台湾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运动。
台湾学生赴日留学肇始于日本割据台湾之际。1895年11月,台湾总督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将台湾子弟柯秋洁、朱俊英二人带至日本,并在教育上投入相当大之心力。[2](P394)早期台湾留日学生仅为少数,且以富家子弟为主,多由日本师长、官员推荐,并寄宿于师长安排的名士家中。岛上地主、资本家、士绅阶层是日本在台湾实行殖民统治的有力协力者,故日本当局对其子弟留学实行怀柔和鼓励政策。掌管台湾留学事务之机构初为日本殖民统治机关台湾总督府民政局学务部,后改为文教局。1898年第四任台湾总督桂太郎集合台湾士绅、实业家、商人等各方名流,在东京创立台湾协会,旨在协助日本政府加强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与经营。1900年该组织开设台湾协会学校,1906年该协会改称东洋协会,所办学校亦改名为东洋协会专门学校(后改为拓殖大学),开始招收、管理台湾留日学生。
此后,随着留学人数增加,台湾总督府加强了对台籍留日学生的管理。1907年台湾总督府设置留学生监督,并任命国语学校教授石田新太郎为留日学生监督,主要负责:"1.监督、指导在东京的台湾留学生;2.每月至少组织一次留学生聚会;3.每三个月就全体留学生修学状况、性行、成绩、将来就业之希望等方面提出意见和报告书;4.办理其他留学生监督认为有必要之事项;5.关于留学生监督指导方,谋求加强与东洋协会及其附属学校之联络;6.东京以外各府县留学生监督事宜,委托地方长官办理。"
1911年,日本文部省颁发《文部省直辖学校外国人特别入学规程》,主要适用于朝鲜人、台湾人之留学。其中规定,"1.留学生须经由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及留学生监督许可后入学;2.公私立学校留学生入学、升学、卒业、变更学科、转学、退学时,东京留学生须通知留学生监督,其他地方留学生则通知地方长官;3.留学生有失体面和其他不良行为时,违反留学学校规则和不服从监督官厅之命令时,成绩不良而修学无果时,其他认为留学生应具备特别必要之行为时,应通知留学生监督及地方长官".
因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上升,尤其东京的留学生日益增多,1912年台湾当局委托东洋协会在其附属专门学校内设置留学生寄宿舍,并定名为高砂寮。此后高砂寮成为台湾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甚至被誉为台湾文化运动之摇篮。高砂寮表面上方便了台湾学生寄宿,实则起着监视、规训台湾学生之作用。1914年,台湾总督府颁布《台湾总督府外国留学生规程》,由台湾总督府挑选高等以上学校教员赴欧美留学,专门从事学术、技艺研究。
然此种留学生基本选自岛上日本人。从1924-1937年,台湾总督府先后派遣110名专门研究人员赴海外深造,台湾本岛人仅有林茂生和杜聪明2人。[7](P22)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赴日留学乃为台湾人深造的主要途径。台湾留日教育管理日臻完善、留学风气渐开以后,远赴日本留学的台籍学生不断增多。1906年仅为36人,1911年增至176人,1926年升至886人,至1937年达到2812人。以下列出1910-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人数情况,详如表1所示。
从表1可见,从明治末期至昭和前期,除个别年份外,台湾留日学生数总体处于不断增长态势。明治末期台湾留日生人数尽管逐年上升,但总体人数偏少,增长并不明显。及至大正时期台湾留日人数增长迅猛,至大正末期增长近4倍。
昭和时期,台湾留日学生日趋增多,至1935年已超越2000人,形成一个较为可观的留学生群体。然而,明治、大正、昭和时期台湾留日教育又呈现出不同特点。明治末期,台湾留日学生不仅人数较少,而且教育程度偏低,此期留学生教育程度以初、中等教育为主,其次为实业教育和专门教育,高等教育几乎处于空白。例如1911年留日学生总数为176人,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117人,占总数的66.5%;选择实业学校者32人,占总数的18.2%;选择专门学校者18人,占总数的10.3%;剩余为几乎没有进入高等学校或大学深造者。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学生最多,共计66人,其后依次为台南、嘉义、台北等地,其他地区仅有个别留学生。
大正时期,留日学生人数迅速增加,教育水平有所上升。以1926年为例,留日学生总计886人,较1911年增长了5倍;其中初、中等教育程度者271人,占总数的30.6%;进入特殊学校者165人,占总数的18.6%;接受专门教育者153人,占总数的17.3%;高等学校以上者(含大学)146人,占总数的16.5%,教育水平较明治末期有明显上升。需要指出的是,此期有女子留日学生26人,尽管人数不多,却推动了台湾女子留学风潮。从该年度留学生出身地看,仍为台中人数最多,共计326人,台南、台北、高雄、新竹等地次之,其他地区甚少。从留学地看,留学东京者最多,共计660人,占总数的74.5%,其后为京都等地。分析此期专门学校及大学留学生所习科目,医学、法学、经济较其他学科更受青睐。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人数继续攀升,其数量远超明治、大正时期。以1932年为例,留日学生总数为1627人,较1926年增长近1倍。
从留学生性别看,男生1507人,女生120人,女生人数较此前有较大增幅。从教育程度看,初、中等教育程度者620人,占总数的38.1%;接受专门教育者330人,占总数的20.3%;高等学校及大学以上者308人,占总数的18.9%.
从留学生出身地看,台中最多,共551人,台南次之,共463人,高雄处第三位,共252人,其他地区相对较少。从留学地看,东京人数最多,达到1284人,接近总数的80%.此期大学、专门学校在学者合计514人,其中医科留学生最多,共计261人,超总数之一半,医科受欢迎程度可见一斑。据台湾医学留日生郭维租分析,"在台湾人士的观念认为医生职业安全,收入不错,社会地位也颇受尊敬,有铁饭碗的说法。富家小姐喜欢嫁给医生,也是社会不争的事实".台湾总督府学事年报》中关于台湾留日学生统计是目前较为详尽、精确的统计,全面调查了明治末期、大正时期、昭和前期台湾留日学生情况,然该统计亦存在一些疏漏和不足。譬如,表1没有统计1934-1937年初等学校及其他学校留学人数,导致此期留学生总数有所出入。
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显示,1935年总数为2773人、1936年为3325人、1937年为3891人,而《学事年报》统计则分别为2185人、2357人、2812人,两者对比差距明显。此外,表1未能统计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人数,抗战全面爆发后台湾仍有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且呈现逐年上涨趋势。依据《台湾学事一览》统计,1937年台湾留日学生总计2812人,1938年4023人、1939年5407人、1940年6015人、1941年6676人,"至1942年达7091人,1943年以后无正确统计,日本投降后估计留日台籍学生,尚有五千人".此时台湾留日学生人数已远超大陆的日伪政权派遣数,比如1942年伪满政府派遣留日学生总数为1220人,汪伪政府及其他伪政权派遣总数为1341人,而台湾派遣总数达7091人,二者相去甚远。战时台湾留日教育程度亦明显上升,专门学校留学生人数最多,中等学校留学人数降为其次,高等学校及大学留学人数较战前亦有较大增幅。
台湾留日学生人数不断增加,并赶超大陆留日学生人数,其原因如下。
其一,日据台湾初期,岛上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台湾学生由是转赴日本求学。"岛内除了比中学校、女学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学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外,仅有一所专科---台北医学校而已,而且其收容学生数亦有限,所以热心于子弟教育的岛内资产家,甚至把刚到达学龄的子弟也派到日本留学".
其二,大正以后,日本学校逐渐转变对台湾学生的歧视和限制,转而吸引和诱导台湾学生,以便更好地对其实行殖民奴化教育,由此扩大了对台籍学生的招生规模和人数。
其三,赴日留学便捷、费省。日本占据台湾后,强化了对台控制与经营,日台之间往来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抗战以后,"内地及欧美各国,均以路阻,可通者,日本一处耳"."且在经济方面,即较诸就地所费亦轻微,此实系留日之一大主因也".职是之故,一个人数不菲的留日学生群体形成。台湾学生赴日留学风潮直至日本战败后开始消退。台湾光复后,国民政府开始接管其留日学生,台湾留日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抗战胜利以还,台湾省仍有大量留日学生滞留于日本,其总数达数千人之多。而此时日本经济彻底崩溃,人民生活极为困苦,在此情形之下,留日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受到严重冲击,此亦为国民政府接管留日学生后亟待解决之问题。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曾提议,"实科以外学生,不妨一律资遣回国;实科学生成绩优秀者,似可留待毕业;资遣回国学生,必须经过一定时间之补习教育,然后分别准其进入相当学级;台湾学生大抵须有较长期间补习国语之机会,不然实与日本学生无大分别".国民政府为便于管理,开始强制疏散、召回大批留日学生,至1946年5月台籍留日学生仅剩765人,1947年2月减至601人。
1946年2月,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制定《台湾省留日学生处理办法》,规定:
1.凡本省留日学生,除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继续留日肄业者外,其余均以全部返台为原则;
2.志愿继续留日肄业之专科以上理、工、农、医各科学生,由本省行政长官公署(简称本署)函请东京盟军总部代办调查登记,并通知汇款接济手续,如学生人数多,由本署派专员一人驻日,负管理及联络之责;
3.前条留日学生,由本署印制留日学生登记证,送请盟军总部代发照填,已设驻日专员时,交该专员分发照填,前项登记格式另定之;
4.本办法自呈奉行行政长官核准后,函请美军驻台联络组转东京盟军总部查照施行。
对于返台之留日学生,教育处颁布《台湾省留日返省学生处理办法》,主要规定:返台学生须提交在学证明书、成绩证明书、身体检查书及二寸半身相片二张等材料,在台省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申请登记;继由该处组织留日返台学生审查委员会办理审查,经审查合格者,分发于台湾同等学校、适当年级;对于转学者,其应转入国立台湾大学者由该处造具名册,函请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医科和其他理、工、农各预科学生,无省立相当学校分发时,亦由本处函请台湾大学尽量容纳;专科以上学校实科学生,如本省各学校未设立同类科系者,得斟酌情形,准予转入类似之科系;专科以上学校理、工、农、医各科学生,志愿私费赴大陆各院校肄业者,由本处负责保送或介绍,并予以交通上之便利;本办法并适用于前日本文部省各"委托生".
为办理返台学生审查登记事宜,台湾教育处专门成立审查委员会,委员会主要负责"留日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留学其他各处返台学生学历之审查及转学事宜;本省各借读生(委托生)之审查及转学事宜;其他与返省学生及借读生学历审查及转学有关事宜".[19](P475)委员选自国立台湾大学教授、中学以上学校校长、教育处高级职员。至1946年8月,台湾教育处共分发1434名留日学生,其中以专科以上学校最多,各生所习科系以医科为最多,至法商各科各校,无适当科系可以转学者,则由省立法商学院开设政治经济特别班予以收容。以后留日返台之学生,也已由省教育处函请台湾大学并通令各学校予以收容,不再由台省教育处统筹分发。与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大陆组织的留日学生甄审相比,台湾审查办法比较简单,主要目的在于将留日返台学生分发岛内或大陆学校,以便继续完成学业,似无思想甄别色彩。
其时返台留日学生人数众多,台湾仅有的教学资源难以完全满足其续学要求。台湾当局遂决定考选公、自费生转赴大陆就学,其中包括部分留日学生。1946年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颁布《台湾省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办法》和《台湾省自费学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保送办法》。前者规定考选公费生升学内地(大陆)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1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林科为35%;考选生应为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录取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送请教育部免试分发内地大学肄业;其赴校旅费及在校一切费用概由本署供给,如中途退学或被学校开除者须偿还所领费用,毕业后本署得视本省人才需要情形令其返省服务。
后者规定,保送自费生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之名额每年暂定300名,其中文法科名额占65%,理工农医科为35%;保送生能直接听国语讲授、经考选委员会考试及格者,高中毕业者,或在台湾旧制、日本中学毕业后继续在较高级学校读满一年或二年而确有证据者;获得保送资格后由台省训练团施以3个月训练,受训后由本署造具名册连同其他证书请教育部依其志愿免试分发各校肄业;其在校一切费用须自理,但家庭清寒或成绩优良者如学校设有免费或公费待遇得予优先核给。台湾教育处还设置考选委员会,负责考选公费生、自费生之招考命题、阅卷、录取、公费核配和其他有关事项。此种政策,解决了部分台湾学生续学要求,亦促使台胞认识祖国,增进台省与大陆各省的文化交流。
战后台湾留日学生救济问题亦为紧急要务。二战末期,日本被美军封锁,几乎断绝与大陆、台湾的交通和邮政。日本战败后留学生通汇中断,被迫过着"靠变卖度日"的生活,大多不能缴纳学费而不能升级,可谓陷入窘境。留日学生起初向日本外务省交涉,最后日方允诺对非日政府给费之大学以上官公私费生,每人每月补给200元,高等专门以上者补给180元;官费生之受补助费者,除日本原有负担部分外,对大学生学费补足成200元,高专生补足成180元。1945年秋季后,日本物价飞涨,翌年1月,留日学生复向日方作第二次交涉,结果不论官公私费,不分大学、高专,每人每月改给500元,由外务省补给,台籍学生每人每月补给150元,由厚生省实施补给。[18](P8)除此学费补给外,日本政府遵照盟军最高司令部指示,对留日学生、旅日华侨实行粮食配给制,分发少量粮食和生活用品。
1949年5月,日本政府开始核减预算,取消留日学生各项补给,甚而有收回留学生寄宿舍之议,致使留日学生再度濒临绝境。国民党败退台湾之际,为拉拢、蛊惑留日学生,防其思想左倾倒向中共方面,始而考虑救助留日学生。同年9月,国民政府颁行《救济留日学生办法》,包括《清苦学生紧急救济办法》和《资助优良学生完成毕业办法》两项。前项办法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处境确实困难者、有疾病者,计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后项规定,在现有千余学生中,择其品学兼优而经济困难者,资助学生200名,每名每月资助美金20元,月计美金4000元,救济1年又6个月,共计72000美元。资助经费由日本归还中国物资鸦片21.14吨、吗啡214620公斤之售值拨充。
是年11月,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又制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管理及支付办法》,规定"留日学生补助金,由留日学生辅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辅委会)委交本团会计室另立账目,存放东京中国银行,设立团长及会计专员共同印鉴;补助金之收入,由辅委会备具收据交与付款机关或人员,并通知会计室编制收入传票收款;每月补助之学生人数及款数,由辅委会先造具学生补助金额名册,呈经团长核准后,由补助金管理委员会送交会计室编制支付传票,由辅委会取款;学生补助金之发放,由辅委会办理,并应取具领款人签名或盖章之收据或名册存辅委会备核;补助金由美金兑换日金事务,有后勤处办理,并通知会计室入账".
依此办法,国民政府办理4个月,"计三十八年(1949)11月,补助218名,发放补助金806500日元;12月,补助299名,发放补助金1164000日元;三十九(1950)年1月,补助341人,发放补助金1456500日元;2月,补助394人,发放补助金1674000日元。又医学博士奖金10人,发放奖金50000日元".据国民党当局所制《留日学生补助金清册》,每名学生补给额度最高为9000日元,最低者3000日元。从补助生籍贯看,台籍学生最多,1949年11月份共补助131人、占总数的60.1%,12月份补助180人、占总数的60.2%,次年1月份补助198人、占总数的58.1%,2月份补助240人、占总数的60.9%.
然国民党此种补助附有鲜明政治色彩,领取补助者须进行严苛的思想言行考察。比如台籍留日生曾绍德、黄天恩、陈秋旻、陈文贵等人,因"思想不正确""言行激烈",未通过审查而被取消补助资格。1951年8月,台湾教育部又制定《教育部补助留日学生办法》,再度强化对留日学生的思想控制,规定补给生应为"留日专科以上学校学生,思想纯正,且学业成绩优良,平均在70分以上者,或家在匪区(解放区),经济来源断绝,其学业成绩及格者".且规定"留日学生思想左倾,有不忠于政府之言行者;学业已告结束,或已超过规定肄业年限者;家在台湾,可获得接济者,概不予补助".[18](P459)事实上,真正愿意领取国民党补助者为数不多。据当时留日学生回忆,"凡要领取救济金的留学生要向蒋介石总统发誓表忠诚,并在誓约书上签名盖章……有部分学生把誓约书看作是小孩过家家似的,就当它作一纸空文书写给他们,继续领取救济金。大多数学生认为,将人民的金钱用作卑劣手段不但荒谬,况且要向蒋介石表示忠诚来领取救济金,太不值得而将誓约书撕毁,放弃领取救济金".
从这段回忆可窥见,其时大部分留日学生(包括台籍学生)对国民党政策产生怀疑甚至反感,更多学生转向"左倾""亲共".当时最大的留日学生组织---留日同学总会已为左派学生掌控,"我国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原为左倾分子,驻日代表团未予承认,但为求控制该会起见,代表团曾暗中授意,受我方政府津贴之学生,策动另行选举。选举结果,左派学生陈秋旻166票战胜,亲政府学生孙德成145票落选".[18](P61)此外,尚有不少留日学生投身到共产党阵营,"据报我留日学生受匪党鼓励,参加毛匪帮在日外围组织'自然科学协会'
者日众。更有参加国际共党第五纵队,为核心之秘密组织。该项组织现由学生王振仁、关仁庆等所领导,直接受匪北平伪青年部长陈伯达之指挥,现已参加该项共匪组织之学生,为数将近一百七十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亦采取一些举措,加强对留日学生的关怀与支持。首先,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国民党当局曾记载,"查共匪留日学生总会会长刘璋温,暗中与匪郭沫若,联络郭并密派吕源水、雷达德、关西虹等三人,在东京成立'抚恤委员会',并经于本年(1952)双十节前,分由印度支那银行、荷兰银行,汇交刘璋温共美金9881.42元……又双十节时,有赴广东之学生王广德等6名,亦领到补助费共日金23000元".据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会统计,1952年9月人民政府向留日学生汇寄救济金共计7900美元,11月汇寄2万美元救济金,12月汇寄127500港币,该年度汇寄救济金总额为5万美元,资助人数达560人。这些汇款一直延续到1957年。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使得留日学生对人民政府信赖感和归属感进一步增强,学习积极性和回国热情日益高涨。
其次,积极号召留日学生回国。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向全体留学生发出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欢迎你及所有中国留学生回到自己的祖国,参加建设工作,为人民服务。你们可由任何地方进入国境,根本并不须要入境证。但你们如果携带任何足以说明你们留学生身份的文件,则更能享受到许多便利".为响应此号召,留日学生竞相回归大陆。新中国肇建以来,至1952年底回国的留日学生总计达300余人。
此后仍时有留日学生回归祖国,"顷查此间留学生一批共26名,于元月31日(1953年),由此间伪东京华侨总会会长康鸣咏,不经我国使领馆,迳向日本出入境管理厅代办返大陆投匪手续,由行驶匪区及日本之湖北号轮船,自横滨启程航至天津转赴北平。另有一批共21人,亦正在向出入境管理厅申请手续,候轮仍赴北平投匪中".值得注意的是,回归大陆的台籍学生人数颇多,无不彰显其对祖国大陆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如1953年的第一批26人中有13名台籍学生,占总数之一半;第二批21人中亦有5名台籍学生。回国后的留日学生备受人民政府重视和关心。比如回归大陆的台籍留日生陈丁茂回忆道,"我现在与我爱人都在北京市内工厂上班。我是技术员、妻子是护士,有赖于拼命工作,我设计的机械试制成功,1952年9月被选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在劳动文化宫被授予一等奖。这让我感激得难以忘怀,这在日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从日本回国努力工作的人,被一视同仁,人民会肯定的".
日据台湾时期,台湾学生争相渡日留学,人数之多、规模之大,在中国留学史上实为罕见。
台湾这一留学热潮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之际而暂时中止。台湾光复后,国民党正式接管台湾留日学生,一方面强制召回大批学生,将其安排到台湾乃至大陆相应学校续学;另一方面对于尚未返国之留日学生进行补助,然此举直至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方才实行,最后竟嬗变为国民党蛊惑、分裂留日学生的政治资本。中共领导广大人民成立新中国后,以博大的胸怀感召大批留日学生(含台籍学生)回国,使得留日学生能够学以致用,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此外,人民政府还无条件地向留日学生发放大量救济金,鼓励并支持其继续深造,留日学子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凝聚力由此进一步增强。
台湾留日学生在日本接受新知识、新观念,思想上得以启蒙,开始在行动上为民族解放和祖国统一而奋斗。
1918年,旅日台湾人林献堂、蔡惠如联合蔡培火、郑松筠等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废除六三法形成同盟",发起废除六三法运动,以取消台湾总督的律令制定权。翌年12月,林献堂、蔡惠如联合百余名台湾留日学生在东京成立新民会,不久新民会的留日学生另立台湾青年会,并发行机关志《台湾青年》,虽声称发行主旨为提高台湾文化,实则以呼吁台湾人民发挥民族自决为趣旨。1921年,台湾留日学生响应并参与"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至1934年9月该运动共历时14年,期间向日本当局提出请愿15次,以非暴力的政治斗争手段来反对日本在台湾的残暴统治,唤起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需要指出的是,在这场大规模请愿运动中,早期参与者以东京的台湾留学生为主,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
抗战爆发后,不少台湾留日学生奔赴抗战前线,比如先赴日本大学留学、后潜回中国大陆参加战事者,有来自台北的史明、吴调和、游弥坚;来自台南的吴国信;来自云林的林顶立;来自高雄的刘兼善等人;以及进入早稻田大学,在日本担任情报搜集,并返回大陆召集人士组织台湾义勇队从事抗日活动的李友邦等人,他们对于抗日运动均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此外,亦有不少台籍留日学生冲破重重险阻,不远万里赶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入八路军、新四军,参加抗日战争,甚而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相关例证俯拾即是,譬如来自台南、毕业于名古屋大学的林栋,曾奔赴山西太行抗日民主根据地,担任八路军野战总部卫生材料厂研究部主任兼技师,他在客观条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制造出各种药品50余种,供应前线及边区数十万军民防治疾病之需;原就读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邱刚明,在抗战爆发之际选择放弃学业,经华南转赴陕甘宁边区,参加大别山的游击战;抗战后期,李子秀选择逃离日本陆军军官学校,经朝鲜、华北进入张家口参加八路军,在一次反坦克雷实验中牺牲。抗战胜利后,部分台湾留日学生奔走于祖国的统一事业。
1946年初,两个最主要的留日生组织,即台湾学生联盟与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东京同学会正式合并,成立包罗全日本的留日同学总会,对于留日学生的统一团结具有极为深远意义。国共内战期间,留日学生会在争取各方救济与揭露国民党内战阴谋和分裂留日学生伎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部分台籍留日学生选择拥护人民政府,回归祖国大陆,投身于新中国各项建设之中,比如毕业于北海道大学的许文思,返回大陆后专注于祖国的抗生素工业;神户中华同文学校的林丽韫,回国后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事业达30余年;东京工大的周光远,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要员,毕生贡献于祖国的统一事业。他们活跃于祖国各行各业,为新中国各项建设和统一大业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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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呈现出系统性、多保障的特点,不断演变的稀土政策其实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政策变化以降低供给风险。进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反过来又对我国稀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全文如下:
【摘要】日本稀土政策具有向多元化供给保障的演变趋势,且其对于稀土政策渐进式调整与补充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对我国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应充分考虑未来稀土资源短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带来的制约作用。同时,稀土政策应该在整体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制定实施,以稀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国家战略利益为根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保障措施,进而反制日本相关资源政策。
【关键词】日本; 稀土政策; 长期储备; 多元化; 替代材料。
稀土作为不可再生的战略资源,已经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现阶段以近23%的稀土资源供给迎合世界90%的市场需求,[1]但同时面临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稀土定价权缺失、应用技术落后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我国以促进稀土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为目的的出口配额制度遭到了美、日、欧等国家( 地区) 的强烈反对; 同时,WTO 争端解决机构已受理上述国家起诉我国稀土出口政策违规的案件,并成立了专家组。值得关注的是,日本作为世界上主要稀土消费国之一,其本身稀土资源匮乏,消费需求主要依靠进口加以满足。进一步而言,日本的稀土进口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的出口,对中国稀土存在较高的进口依赖。为何日本对于我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会表示如此反对,这是否是日本针对我国稀土政策转变采取的唯一应对措施? 为何日本在如今全球稀土市场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且其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中国稀土出口限制政策陷入困境? 我国又可从日本稀土政策中得到何种启示? 我们认为上述问题可以在对日本有关稀土政策演变进行梳理后得以回答。
关于日本稀土政策研究,国内学者通过对比不同国家政策的方式逐渐展开,其中以中、日两国对比为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资源储备、资源开采、技术研发等多个方面。具体而言,陶春( 2011) [2]提到了日本官方与民间结合的储备制度及其所涉及的管理机构,阐述了日本在加强资源外交以确保稀土供给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活动,并强调了在海底资源开发、资源回收利用、替代材料研究等诸多方面的目标。
孙章伟( 2011) [3]进一步延伸了日本在稀土管理制度方面的内容,指出日本在近年来一些有关稀土管理代表性的规划方案,其中考虑到了来自中国“稀土新政”带来的风险。雨佳( 2012) [4]则注意到了日本“脱稀土”产品研发的新进展,认为“脱稀土”产品的研发拓宽了日本降低“稀土进口对华依赖”的渠道。
此外,国外相关研究主要源自政府部门的研究报告,同样也是通过日本与中国、美国等的稀土政策联系加以阐述。Hurst( 2010) [5]指出,日本在2008 年中国开始逐渐限制稀土出口且稀土价格处于较低水平前,就已建立足以消费20 年之久的稀土储备体系; 同时,日本在维护并加强现有稀土供应国的关系外,还在积极寻求其他新的国家为之提供稳定的稀土供应。美国能源部( 2011) [6]在一份名为“Critical MaterialsStrategy”的报告中总结了日本为达到获得稳定稀有材料供给目的所实施的各方面政策,其中包括为矿产的跨国勘探提供资金支持、为高风险的矿产项目提供担保贷款、建立储备体系以及研发替代材料等。Morrison 和Tang( 2012) [7]则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日之间的稀土供应博弈,内容包括日本将通过在中国设厂、技术合作等途径确保中国对其稀土的稳定出口。
然而,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方面的不足: 第一,研究仅对日本稀土政策进行分类阐述,并未提出整体政策演变的趋势及其变化的原因; 第二,除对政策实施的内容进行介绍外,缺乏涉及政策实施后所产生的政策效果研究。因此,本文将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首先,梳理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内容及趋势,并在中国稀土政策转变的背景下对演变的原因加以解释说明; 其次,根据日本现阶段稀土产业发展现状,汇总政策实施效果; 最后,依据日本稀土政策的演变特征及所取得的现实效果,提出其对中国今后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稀土产业发展方面的启示。
( 一) 建立长期储备。
由于日本国内稀土资源极为贫乏,资源储备成为其保障长期资源供给的首要措施。目前,日本资源储备可分为石油、液化石油气和稀有金属三大储备,其中稀有金属储备包括稀土在内的10 种必须储备的稀有金属。[8]而日本对于稀土的储备并非在储备制度建立之初就已涉及,而是随着稀土资源国内需求与国外供给的矛盾日益凸显而被纳入到储备体系当中的。日本资源储备分为国家储备和民间储备两个层次,且日本对于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体系的建立要早于国家储备体系。早在1974 年,日本通产省就已出台相关政策,选定部分有条件储备的矿产资源作为战略资源进行储备。在随后的1976 年,日本通过设立“特殊金属储备协会”这一社团法人,采取“政府出资、民间管理”的形式进行矿产资源的民间储备。直到1983 年,随《国家稀有金属储备制度总规划》的发布,日本国内开始矿产资源的国家储备。
首批列入国家储备的矿产包括镍、铬、钨、钴、钼、锰、钒7 种,现主要由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 JOGMEC) 负责。JOGMEC 的主要职责在于,通过经济产业省授权对为获得稳定自然资源供给而在全球开展的相关项目投资,其是日本国内进行海外矿产投资、国内矿产储备的重要机构。[9]需要注意的是,如今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所扮演的角色已经从占领市场逐渐向矿石能源资源等方面转移。[10]近年来,中国对于稀土出口呈现出逐渐加强管控的态势,使日本国内稀土供给的稳定性存在挑战。
为了降低国内稀土资源长期供给风险,日本政府在2006 年发布《国家能源资源战略新规划》,将稀土、铂、铟3 种稀有金属列入储备对象,即将稀有金属储备种类扩展至10 种。至此,稀土被正式列入储备体系中。日本对于稀土储备起步较晚的原因在于,来自中国的稀土供给风险在2000 年以后日益凸显,加之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使其不得不关注稀土长期供给的风险。同时,建立矿产储备是日本对于稀土较为初期的管理政策,并将长期作为其稀土政策的重要内容。
( 二) 降低资源进口依赖。
除了建立有效的储备体系外,日本还通过鼓励资源回收利用以及替代材料研发两方面政策来降低对稀土资源的进口依赖。在2001 年以来出台的有关环境、资源综合利用、废弃物处理等一系列法律的基础上,日本在2010 年发布的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提到要开发稀土高效回收系统、稀土替代材料,还通过设立环境废物管理研究基金优先资助稀土回收提炼研究。[2]39 需要强调的是,日本十分重视对于稀土金属替代材料的研究。2009 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在2007 年启动的稀有金属替代材料开发计划基础上进一步增加元素种类,现包括镝、铈、铽3 种稀土元素在内的6 种稀有金属。为了进一步推动“脱稀土”事业的发展,日本又于2012 年发布了对使用稀土的项目提供50 亿日元补贴计划,主要为鼓励和支持降低镝、钕磁材料的使用及提高稀土回收利用等各类技术开发项目的实施。
替代材料研发以及提高资源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了日本现阶段降低资源进口乃至消费的重要手段,其与日本稀土资源储备体系形成互补,能够从资源使用源头上降低长期资源供给风险。同时,政府对于上述两类研发活动的支持与引导,尤其在研发资金上的补贴,将成为日本能否成功降低资源进口依赖的关键。
( 三) 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
从现实发展来看,日本政府并不完全满足于现有稀土储备体系及“脱稀土”事业对于降低长期稀土供给风险的作用,寻求多元化的资源供给成为其避免稀土供应危机的另一重要保障。而且,日本已经在该方面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划,并已采取行动以求达到稀土资源供给渠道多元化的战略目的。首先,日本已联合欧美多国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的出口限制政策提出上诉,以期通过WTO 框架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从而继续从中国进口大量优质廉价的稀土资源。其次,日本主要通过JOGMEC积极开展稀土资源外交,主要为寻求中国以外的进口来源以及合作勘探与开发。例如,日本国会于2010 年通过3 369 亿日元的临时追加预算,专项用于鼓励国内企业与第三国对稀土资源的合作开发。再次,日本还积极鼓励国内科研机构在本土进行稀土资源勘探开发,以海底矿床资源为重点调查对象。2009 年,日本制定并发布了《海洋能源及矿物资源开发计划》草案,该草案明确提出要鼓励国内对于周边海域海底矿床资源的调查与开采。可见,日本在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方面,已通过上述3 个方面加以保障,又进一步降低了其长期稀土资源供给短缺的风险。
综上,日本稀土政策具有向多元化供给保障的演变趋势,即从单一储备体系建立以保障长期供给需求,到加强资源回收利用和替代材料研发以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再到WTO 上诉、进口渠道多元化及自身资源勘探开发以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可见,日本对于稀土政策渐进式调整与补充的主要动因在于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即体现出“中国因素”对于其政策调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中国对稀土开采、出口采取积极的管控措施。所以,主要针对中国一系列稀土政策的调整,日本有计划地制定并实施稀土政策,其政策目的显而易见。这也正是日本强烈反对中国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原因所在。整体来看,日本现已形成了以防止稀土长期供给短缺为主要目的的政策体系,包括建立长期储备、降低资源进口依赖、寻求多元化资源供给渠道3 方面内容及相关子内容,构成了其国内稀土供给多维度的保障体系。这也正是日本国内稀土应用产业并未因稀土供应相对减少而陷入困境的内在原因。
三、日本稀土政策演变的实施效果。
( 一) 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
随着日本近年来寻求多元化稀土资源供给政策的逐渐实施,加之作为其最为主要稀土供给来源的中国就稀土出口采取一系列出口限制措施,日本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的趋势已经逐渐显现。一方面,从近几年中国稀土出口统计数据来看,中国对日本的稀土出口在绝对值上呈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 见表1) 。但从相对值来看,其仍处于较高水平,可见日本在中国稀土出口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其较高进口依赖的风险已经存在。上述风险的存在直接推动了日本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诉求及其进程。
另一方面,从日本稀土产品①进口数据来看,进口渠道逐渐趋于分散化,来自中国的进口趋于下降( 见表2) 。此外,2012 年年末日本分别与印度、哈萨克斯坦就进口稀土达成协议,并计划于2013 年初开始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资源。此外,日本企业已经在越南、澳大利亚和美国开展了稀土相关项目合作,以求从上述国家进口稀土,进一步降低来自中国的进口比例。可见,日本在稀土进口渠道多元化方面已经得到了一定的政策实施效果,随着其进一步的寻求和合作将实现更多的进口来源,从而降低其稀土供给短缺的风险。
( 二) 国内外资源同步开发。
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发是寻求多元化进口渠道的前提条件,日本已经与多国就稀土资源合作开发达成了共识并付诸实践。从表3 可以看出,近两年来日本海外稀土合作开发项目开展较为密集,所涉及的国家也较为广泛,主要通过本土企业与国外企业进行合资的形式开展合作生产及出口。日本政府在上述中国之外的稀土合作项目开展中起到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
与此同时,随着与国外稀土资源合作开采的逐渐深入,日本对于国内及周边海域稀土矿的勘探有了突破性进展。根据英国《自然地球科学》杂志于2011 年7 月的报道,由日本东京大学地球科学系副教授Yasuhiro Kato 负责的一个勘探小组在太平洋的东南和中北部多处发现含有高浓度稀土金属和钇的深海泥。[12]此外,根据环球网报道,东京大学物性研究所和爱嫒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于2012 年5月在爱嫒县松山市山地梨发现了一个稀土矿床,这被认为是日本国内发现的首个稀土矿。虽然上述发现的真实性仍受到一定质疑,且开采成本和时间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已对全球稀土市场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冲击与预期,受到了各国的广泛关注。
( 三) “脱稀土”事业稳步推进。
随着国内稀土短期供给风险的增大,日本对于“脱稀土”事业的投入也逐渐加大,主要为不使用稀土的磁石及发光材料方面的研究。表4 列举了2012 年日本“脱稀土”事业所获得的研发成果。可以看出,有关“脱镝”的技术创新成为了主要内容,原因在于日本对镝的进口主要来源于中国,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均较大。进一步而言,日本进口中国稀土产品减少主要为可从别国进口的轻稀土资源,对于氧化镝等重稀土产品进口不会因价格偏高而停止进口。[13]因而,需要大量从中国进口以及较难寻求其他进口替代的中重稀土成为了日本短期内“脱稀土”技术研发的主要对象。这再次证明日本稀土政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稀土政策的转变而制定,以降低进口依赖及供给风险。此外,2013 年以来日本在稀土回收利用技术上得到了较为明显的突破,具体内容见表5。
的确,日本“脱稀土”事业的稳步推进,加之稀土资源回收技术的提升,在短期内缓解了稀土供给短缺问题,在长期中成为了摆脱稀土依赖、降低稀土供给风险最为直接、有效的措施保障。日本因其国内缺乏稀土资源,积极寻求广泛的资源供给,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其他国家稀土政策变化对其的影响,逐渐调整稀土政策以适应不同竞争环境,值得其他资源短缺国家甚至资源丰富国家学习借鉴。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呈现出系统性、多保障的特点,不断演变的稀土政策其实主要针对来自中国的政策变化以降低供给风险。进而,日本稀土政策演变反过来又对我国稀土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并对调整相关政策及促进国内稀土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 一) 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
中国较日本而言,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如何维持并扩大资源优势应成为其政策考虑的首要问题。日本官民结合的储备制度为中国建立稀土国家储备提供了借鉴。中国现阶段的开采及出口管控政策并不能完全保障国内稀土的长期供给,建立国家储备将是保障资源供给并促进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举措。同时,积极寻求海外稀土资源也将成为未来中国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此外,日本联合欧美试图通过WTO 迫使中国放弃稀土出口配额制度的行为,应得到中国积极应诉,其中GATT 第20 条( g) 项的适用性问题将成为稀土案的关键。[14]显而易见的是,双方的战略利益存在明显冲突,通过WTO 争端解决机制以外的谈判合作机制将是解决冲突的重要补充手段。
( 二) 加强技术研发及应用。
对于稀土开采冶炼、回收利用、降低使用等方面的技术创新并不局限于日本。对于中国而言,上述技术同样需要大量资金、人力的投入,力争走在技术发展的前端。中国的稀土资源储备已经呈现出下降趋势,随着其他国家稀土矿逐步开启并投入使用,中国在全球稀土市场中的垄断地位将逐渐消失。中国应充分考虑未来稀土资源短缺对国内高技术产业发展产生的制约作用。现阶段中国已在稀土永磁材料、发光材料、储氢材料等新材料产业方面取得了一定发展,但在终端高技术产业发展中仍存在应用技术缺乏等现实问题。所以,中国在稀土新材料产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应加大对终端应用技术的R&D经费投入,促进终端高技术产业同步发展。
( 三) 获取整体战略利益。
从中、日稀土政策内容对比来看,日本稀土政策调整与演变中“中国因素”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作用。
中国以稀土为代表的战略资源政策应产生反制日本相关资源政策的重要作用。就贸易政策而言,中国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稀土贸易政策上呈现为出口限制和进口促进的反向贸易政策特征。中国应该合理利用以出口限制为主要内容的稀土贸易政策,最大限度地获取整体战略利益,不仅包括经济利益,还包括产业链控制力、资源可持续性利用及国家安全等方面。[15]其中,如何有效地控制优质稀土资源过度出口、严格限制日本企业在中国通过投资间接掠夺资源、加强自主稀土应用技术研发等成为主要的政策内容,以此反制日本以多元化供给保障为目标的稀土政策。上述政策措施,一方面,通过控制稀土资源供给制约日本国内经济发展,降低日本在相关高技术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通过应用技术研发将国内资源优势延伸至产业链下游,从而有效控制整条产业链,提升中国整体高技术产业国际竞争力水平。
( 四) 注重政策整体性。
日本现有的稀土政策体系建立并非一蹴而就,其整体筹划、演变的路径发展恰好体现出日本对于稀土资源利用、产业发展方面的精密计划,这正是中国需要借鉴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今中国国内稀土产业发展的乱象,也正是发展初期相关政策规划缺失所直接导致的,但已在近几年一系列政策规划后逐渐改善。总体而言,中国今后稀土政策应该在整体发展规划框架下有计划地制定实施,以稀土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国家战略利益为根本,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国际形势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与保障措施,使不同政策之间相互协调,更好地促进中国稀土产业稳定、可持续发展,以应对来自日本等国的频繁冲击。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稀土状况与政策[EB/OL]。 2012 - 06 - 20.
[2 ]陶春。 中日稀土资源战略比较研究[J]。 中共中央党校学报, 2011,( 1) : 37 - 40.
[3 ]孙章伟。 稀土贸易和管理政策比较研究———以日本、美国、中国为例[J]。 太平洋学报, 2011,( 5) : 49 - 59.
[4 ]雨佳。 中国限制稀土出口后美日韩的稀土多元化战略[J]。 世界有色金属, 2012,( 7) : 64 - 65.
[5 ]Cindy Hurst. China's Rare Earth Elements Industry: What Can the West Learn? [R]。 Institute for the Analysis of Global Security, 2010.
[6 ]U. S. Department of Energy. Critical Materials Strategy[EB/OL]。 http: / /energy. gov /sites /prod /files /DOE_CMS2011 _FINAL_Full. pdf,2012 - 01 - 10 - /2013 - 8 - 19.
[7 ]Wayne M. Morrison,Rachel Tang. China's Rare Earth Industry and Export Regime: Economic and Trade Implications forthe United States[R]。 CRS Reports for Congress, 2012.
[8 ]王克强,俞虹。 美、日两国矿产资源储备机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 经济体制改革, 2011,( 5) : 142 - 146.
[9 ]Marc Humphries. Rare Earth Elements: The Global Supply Chain[R]。 CRS Reports for Congress, 2010.
[10]丁振辉。 日本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选择[J]。 现代日本经济, 2013,( 5) : 54 - 64.
[11]方建春,宋玉华。 我国在稀有金属出口市场的市场势力研究———以钨矿、稀土金属为例[J]。 国际贸易问题,2011,( 1) : 3 - 11.
[12] 潘建生。 日本在太平洋发现稀土金属储备[EB/OL]。 2011 - 07 - 05.
[13]李强,杨晶晶。 日本稀土进口减少的是什么[J]。 中国金属通报, 2011,( 32) : 37.
[14]刘瑛,吴娴。 GATT 第20 条( g) 项在稀土案中的适用探析[J]。 国际贸易, 2012,( 10) : 61 - 66.
[15]魏龙,潘安。 进口促进、出口限制与战略性贸易利益[J]。 上海经济研究, 2013,( 10) : 85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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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态度是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及其实际形态相对稳定的综合性心里反应倾向,表现为对特定政治权力、政治权利、政治制度或肯定或否定,或赞成或反对的倾向状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对地方官员政治态度的调查与分析全文如下:
从政治体制的内外因素来探讨政治改革和发展,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视角。很多人会问,体制内的干部队伍究竟能否成为政治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力量?笔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许多地方官员对政治现状和政治改革等问题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期望越来越迫切,但同时他们仍然认同现行的基本政治框架,希望政治改革走渐进理性的道路。笔者认为,从地方政府的角度来看,现行体制中欢迎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与动力呈现出强化趋势,这正是各地会不时冒出一些政治改革动作的重要原因,也表明政治改革在体制内其实得到许多地方干部的支持。
旅美华裔政治学家邹谠在总结中国“从全能专政政治转型到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教训”时曾指出:中国“国内讨论民主政治转型时,只是强调民主政治的结构上特点”,“但是很少直接谈到如何转变成民主政治这一问题”。他认为,中国目前不可能、也不应该再来一次革命,而“只能用渐进式、演化式的改良,一个问题、一个问题,一点一滴的去解决”[1]。显然,一项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改革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学者们往往把这些条件归纳为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环境等方面[2],或从客观和主观条件的角度去分类[3]。这些分类均涉及到改革推进者这一条件,即“需要有一批具有改革取向和改革意识的力行者[4]”。
2003年8月,在深圳召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部分学者提出,要关注政治改革的体制资源与基础问题。有学者表示:“经过20多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在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文本制度中,本来就有许多民主政治的基因”,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的竞选“激活了”它[5]。笔者在以“民主选举、政治改革在体制内的动力与基础问题”为主题的发言中提出:“我们不能把体制内官员看作铁板一块,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民主发展和政治改革有要求[6]。”2004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主办的“政治文明与中国政治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的华裔学者洪朝辉指出:自1980年代末以来,西方理论家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解释与预测无不失败[7],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线性思维”;这种思维的一个特点是将中国现行政治体制当作被否定的对象,对其自我转型的空间和中共政治创新的能力持怀疑乃至否定态度。
如果从“国家─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政治发展“就是政治当局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作用和不断调适的过程[8],亦即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互相调适的过程。在讨论影响这一过程的诸种因素时,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国际环境、国内经济状况、民众的教育水平、政治文化及民众的政治行为能力等方面,而较少分析所谓的“体制内因素”,如现行制度对改革和变迁的灵活性与适应能力、官员素质状况、他们对政治改革的态度、他们组织和操作政治改革的能力等。笔者以为,如果这些“体制内因素”对政治改革具有正向的推进作用时,它们就构成了“政治改革的体制内资源”(以下简称为“体制资源”)。因此,研究政治改革问题时应当重视对“体制资源”的分析。在近一个时期关于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讨论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这个问题[9]。2001年12月,笔者出席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办的一次会议,在会上提交的论文中也分析过“乡镇长直选的民意基础与社会动力”[10]。但从总体上来看,至今政治学界对“体制资源”的讨论还远远不够。
实际上,近年来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实践中,从村民自治的深化,到乡镇长直选、乡镇党委书记竞选和县(区)长“公推公选”的实验,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中“自由候选人”的参选,到《党内监督条例》的出台,均显示出“体制资源”与动力的作用。那么,能否从这些个案的出现来推论其全局性意义呢?显然,个案本身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换一个角度,从分析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入手,看看目前地方官员对政治改革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他们当中可能成为中国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推进力量的比例到底有多大?
西方政治学界对共产党国家代际交替过程的研究主要关注精英阶层。一些研究者认为:“研究一个继承过程非制度化的社会的政治过程,主要依靠对其政治精英的分析”[11]。李诚与David Bachman、Hong Yung Lee等学者注意到中国官僚队伍从“革命家”到“技术官僚”的代际变化,并指出,始于1980年代并完成于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技术官僚运动,发生在党和政府的各个部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党政官员的构成。[12]”。在美国的中国政治研究者中,通过对中国不同代际政治精英特点的梳理,以及对精英重组、观念变革、政治战略、政治资源等分析,在判断中国官员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走向”时有3种观点:其一,新兴精英主要是技术精英,他们很少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很少与派系联系在一起,乐于重组中国的政治体系,在面对大众的压力时能及时反应;其二,新兴领导和官僚仍然会受意识形态与个人考虑的约束,因此在政治行为上会谨小慎微,很难创新和改革现存的政治体系;其三,叛逆型精英会最终成为变化的主要力量,并与现有的政治结构发生尖锐的暴力冲突[13]。在新加坡的华裔学者郑永年的看法也接近上面提到的第一种观点[14]。何清涟则认为,中国官僚阶层的危机感其实比知识精英要强烈得多,今天中国贪官污吏的共同心态是:“我离开中国以后,哪怕它洪水滔天”;因此,“可能给眼前的利益摄取带来风险,并使统治集团失去原有地位的政治体制改革自然被统治集团无限期搁置”[15]。
境外学者的研究虽然注意到了官僚队伍的受教育水平和专业背景的变迁,也提出了相应的理论解说[16],但对官员们政治意识和政治态度的判断却由于缺乏必要的量化资料而带有更多的推论色彩。正如徐湘林指出的,境外及西方“一些经验性的研究也最多是提供了老精英和新精英之间的个人背景资料的比较,其中包括对中央、省和市三级政府官员的年龄、教育程度、工作经历和社会背景的比较分析。这种对不同代群(generational cluster)、教育和职业资格以及事业成功模式的比较确实是有助于描述不同党政精英群体的不同特点。跨时期的比较也可以用来刻画政治系统不同发展时期精英的不同特征和属性。然而,这一切却很少能够说明80年代党政精英构成与技术专家治国论之间的密切联系。[17]。”
在实证研究依然严重不足的国内政治学界[18],分析官员群体政治态度的实证研究同样欠缺。1980年代末国内有学者完成了两项大型“政治文化”调查项目,其中一项对350位干部作了问卷调查,并列出了被调查者回答各项问题的统计数据,但研究者未对调查结果作进一步的分析[19]。此后,也没有其他学者使用这些已公开的数据作系统的研究。另一项调查所公布的报告仅简略比较了干部与其他职业群体在“政治意识”、“选举行为”、“基本政治态度”等方面的部分情况,而未系统地分析干部队伍的政治素质状况,也未交代被调查干部的人数与级别等基本资料[20]。所以,从这两项研究的已公布结果中无法充分了解干部的政治倾向与政治态度。
近年来,北京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每年出版的《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中连续数年发表了“中国党政领导干部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这似乎是国内目前仅能见到的对干部态度的调查分析。这一调查的对象是在中央党校学习的司局级干部,问卷回收量达一百多份,它提供了一个窗口,以了解干部们对社会形势的基本看法,但这一调查基本上属于“舆情调查”的范畴,并不以系统地分析官员们的政治态度为目的。
1990年代末以来,国内对干部政治态度的研究主要是定性的规范分析。徐湘林对1980年代干部制度改革带来政治精英大转换的分析,得出了与境外学者不尽一致的结论。他认为,取代老干部的一大批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对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持明显的拥护态度。新精英政策要求的革命化(政治标准)、年轻化(年龄标准)、知识化(受教育程度的标准)和专业化(职业标准)改变了过去单一政治标准的精英准入规则,但政治标准仍然是首要的。[21]”徐湘林的结论是,意识形态标准并不成为新旧干部队伍的主要区别,而改革则已成为干部队伍的共识。但是,萧功秦在一篇分析中国20余年政治发展走向的论文中却将意识形态之争作为区分“政治势力”的主要标准。他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部就存在着两种相互对峙的政治势力,先是“自由派政治势力”与“原教旨的正统派势力”(即“保守的左派”)之争,90年代以来在左派与自由派消退之后,取得政治中心地位的是新型技术官僚。后者可以摆脱左右意识形态思维的牵制与影响,能从容地以世俗的工具理性的角度,从功效与成本的因素,来决定施政方针,务实地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各种疑难问题。由此,中国政治进入了“由非意识形态化的技术专家主政的新权威主义”时期。[22] 这就是说,在萧功秦看来,新主政的“技术专家”呈现出“非意识形态化”趋势,对改革持有欢迎和务实的态度。
但也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看法。例如,针对干部的意识形态和信仰问题,邵道生在分析“高官腐败”现象时认为,“一些高级干部在巨大的利益诱惑面前禁不起考验,其价值观、人生观发生了巨大的畸变,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是其重要原因[23]。事实上,近年来中共中央对腐败分子“腐化、堕落”现象的一种解释,就是强调信仰危机的存在。杨光在谈到官员的政治改革意向时认为,中国政改的困境是只能“以权力改革权力”;权势阶层是政改的最大延宕力量,不能指望他们成为政治改革的推动力量,除非有足够大的民间压力和国际压力,除非迫不得已[24]。
以上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回顾表明,究竟中国干部群体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观念如何,并没有专门的调查来回答这个重要问题。因此,通过认真的问卷设计并实施调查,搜集大量数据来作系统分析,以判断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政治改革与政治发展的条件,是十分必要的。
为了定量地研究地方干部对政治改革的意向,笔者设计并实施了一项问卷调查。其目的是通过对干部政治态度与政治素质的调查,评估在地方领导干部层中政治改革与发展的空间、基础与动力,借以研判中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前景。问卷的设计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领导干部对自身经济社会地位的认知,对政治现状的认同,政治信仰,民主意识,政治改革的意识与取向,政治功效感,以及政治行为方式。限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下面主要介绍以下几个方面的设计:
第一,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从干部们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可以推断他们认为政治改革是否需要的基本态度。对政治现状的评价与满意度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任用干部的风气问题,对国内民主现状的满意度,对目前政治改革快慢的评价,对党代会和人代会中选举的评价。
第二,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这是影响干部们在政治改革中作不同选择的重要因素。政治信仰与政治意识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对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态度,对中共和各级政府威信的认同,对国家发展的预期,对反腐败形势的预期。从回答中可以看出官员意识中传统理念与现代理念的比重,其信仰的真诚成分等。
第三,对政治改革目标、方向和路径的选择与预期。主要通过以下问题来测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度,民主与专制、经济发展的比较,竞选在中国的适应度,对政治改革与政治稳定的选择,对多党制与权力分立的态度,对政府权力强化或弱化的选择,对政治改革拟重点解决问题的选择等。
笔者采用按以上框架设计的问卷,于2003年至2004年上半年,对N省省委党校6个领导干部培训班次(市厅级领导干部班、县处级领导干部班、中青年领导干部班、公务员班、高校县处级政工班和乡镇党委书记班[25])的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班次的培训期限,除了“中青年班”为4个月外,其他各班均为1个半月。参加这些班次培训的学员全部来自N省内,以党政部门为主,也有来自高校和企业的县处级以上干部;除了“市厅班”和“乡镇班”的学员分别为司局级和正科级外,其他各班次均为县处级。
问卷填写采用匿名填写方法,发放问卷时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发放,学员填写后再集中回收。问卷调查的时间是,除了2004年上半年向“市厅班”的一个班次作过调查外,其他的问卷调查均于2003年内完成。问卷调查的对象包括,“市厅班”4个班次,“县处班”3个班次,“中青班”2个班次,“公务员班”3个班次,“高校班”1个班次,“乡镇书记班”3个班次。共发出问卷680份,回收有效问卷571份。由于这一调查不属于抽样调查,所以其数据不适合作统计学意义上的相关分析或统计推论。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571位有效问卷回答者的基本情况如下(以下每一组数据的和若小于100%,其差额是“未回答者”所占比例):
性别:男性占86.3%,女性占12.6%;
年龄:24到38岁占21.1%,39到48岁占45.0%,49到62岁占27.8%;
文化程度,大专以下占1.1%,大专占23.6%,大学本科占57.3%,参加研究生学习者占13.7%,硕士占3.5%,博士占0.7%;
行政级别:市厅级占21.7%,县处级占56.9%,正科级占21.2%;
政治身份:中共党员占97.2%,民主党派占0.7%,无党派占1.1%;
所属机构级别:省直属机构占42.4%,地级市占29.4%,县区占5.8%,乡镇占20.0%,街道占1.2%;
单位性质:党委部门占31.0%,政府部门占35.2%,人大政协占7.0%,人民团体占2.8%,科教文机构占13.0%,军队及地方武装部占3.0%,公检法占3.9%,企业占3.5%;
职称:正高职称占4.9%,副高职称占15.8%,中级职称占20.5%,初级职称占3.7%,无职称者占55.1%;
在大学所学专业:哲学13.8%,法律9.6%,政治13.7%,农业8.4%,工业3.2%,经济理论14.5%,历史1.2%,地理0.2%,数学1.4%,工程技术0,中文10.0%,外语0.5%,其他理工医8.9%,其他社会科学4.7%,其他专业4.4%。
为了解答卷者的个人情况,在问卷中还设计了一个多选项问题:自己最熟悉的业务。对这个问题的多项选回答是:有39.2%的人选择了党务,15.4%选择了政法,20.3%选择了科教,14.5%选择了农业,10.7%选择了工业,2.5%选择了金融,14.5%选择了财政,6.5%选择了商贸,12.3%选择了其他。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地方领导干部的文化程度普遍较高,在答卷者当中,具有大专和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达98.8%,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七成多;同时,地方领导干部的专业教育背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答卷者中此类专业背景的干部占八成左右,而具数学、地理、工程技术和其他理工类专业背景的仅为一成。这一观察与前引郑永年所述──新的技术官僚的“专业背景偏重工程学及其它的科学与技术领域”──并不相符。笔者注意到,郑的判断仅以中共“十四大”和“十五大”中央委员的专业背景为依据,他分类计算时将工程学单独列出,而将经济类各专业列为“其他的科学与技术领域”,这样两者在“十五大”中央委员中合计达54.3%[26]。若按照郑的分类方法计算,则笔者的问卷调查答卷人中非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比重也只有36.4%。郑的判断与笔者问卷调查结果的差异表明,在领导干部专业背景问题上,中央层次与地方层次的情况可能不同,如果将地方干部考虑在内,则技术官僚这个群体当中理工科专业背景的人可能比例并不大。
本文的目的只是利用问卷调查结果对地方官员的政治态度作一个初步分析。在有限的篇幅内,将主要是作一系列描述性分析,而且是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不可能对不同类型的被调查者进一步作比较分析了。有关不同地方官员群体之间的比较,如在不同的职务级别、年龄、文化程度、专业背景、单位性质、出生地、工作经历的地方官员之间,其政治态度和观念有无差异,以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社会阶层如农民、工人、私营业主看法之间的比较,将是另文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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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考察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多年以来,人们在研究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对日政策时,多数都是将各种原因并列或分列主次的形式来分析。这种研究取向模糊了妥协与不抵抗之间的区别和联系,难以深刻揭示张学良对日外交的思想根源。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一般来讲,通常是在客观力量不济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采用的有限退让,迅速息争,以减少损失的政策。张学良的对日妥协就符合这种情况。
(一)敌强我弱战必败的思想
东北是张学良的家乡,也是他势力最深厚、影响最大的地方,张与东北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更有着强烈保卫东北的愿望。但是,敌我力量相距悬殊严重影响了张学良的对日政策,使他很早就形成了对日忍辱负重以求他日报仇雪耻的思想。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对日本军事力量的评价就是,日本“群机狂飞,多艇跃水,……他的一切军备都强于我们”,[1](p291)因此,对于日本的威胁性行为,应该采取忍辱退让的态度。他把东北比喻成一个面对恶霸(日本)欺负的孤儿,“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奋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2](p301-302)所以,在发奋雪耻的思想下,张学良一面对日本保持谦恭的态度,维持亲善关系;一面积极发展东北经济,并改旗易帜,为御侮做积极准备。
东北易帜后,国家实现了名义上的统一。但是,中日间力量对比仍有差距,张学良认为,如果对日本采用武力,“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3](p297)敌我力量的悬殊,使张学良“常以忍耐对付日本领事馆警察、军事部署及其他的不法行为”,是促成其“不与日本斗争”政策形成的最主要原因。
毛泽东同志在1938年5月《论持久战》中也指出中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存在“敌强我弱,”的情况,并指出战争的胜利要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张学良对中日力量敌强我弱的判断是符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的。敌强我弱的形势判断不仅是张学良得出必须妥协的唯一依据,而是还与张学良对当时国内形势的判断有关。
(二)先息内争以御外侮思想
面对强敌,必须最大限度的凝聚自己的力量。然而当时的中国却处于分裂混乱的局面当中,自顾不暇。攘外还是安内成为必须面对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决策,把国家统一当作御侮的必要条件,这就使他把息内争当作当务之急而动摇了对日斗争的坚决性。
早在张学良在主政东北时,因东北处于日本的威胁之下,他很早就形成了“如欲抵抗外侮,必须国内统一。”的思想。[4](p88)从东北易帜服从南京政府到中原大战中对蒋介石的支持,都说明张学良的活动皆遵循这一思想。1930年9月10日在东北军入关前,张学良曾说:“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国内统一,早日停战。”[5]
1931年5月22日当国内对工农红军的武装围剿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他也曾经指出:“我国今日最切要之图,莫过于和平统一。”[6](P461)可见,在张学良心中“统一”是“御侮”的重要条件,并且赞同以武力为主要手段实行统一。
然而,在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所期望的“国家统一”并未实现,中国仍然处于分裂混乱之中。国民党方面,1931年4月,以蒋介石拘留胡汉民事件为契机,广东派另立国民政府,强烈抨击南京政府。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南京(宁)、广州(粤)、上海(沪)等各地,分裂成为以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中心的各派势力。胡、汪呼应批判蒋介石“独裁”,要求他下野。共产党方面,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共走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并在1931年11月7日在以江西瑞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更是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之患。
对于国内的分裂局面,张学良认为:“非戒除内战,无一保障统一;非剿灭赤匪,无一克定社会。”[6](p464)坚持拥护南京国民政府,主张尽快在政治范围内解决国民党内部问题,坚决以武力剿灭共产党,希望迅速实现国家统一以御外侮。
在1931年9月2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民时说:“欲抵制日本,则中国必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之下,我敢云此事不会发生。”[6](p496)在此后的过程中,张积极支持蒋的剿共事业,甚至在东三省情况危机时,张学良仍然坚持不让蒋介石返回北方主持对日战事,否则“剿共事情,功亏一篑。”对当时的张学良来说,抵御日本侵略的关键是安内,安内的当务之急是剿共。这种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促使他走上了对日妥协,支持蒋武力剿共的道路。
(一)全国抗战的思想
对于来势汹汹的日本,张学良虽然惧其强大的实力,认为与日作战中方必败。但是,基于爱国、爱家乡的热诚和对日本的义愤,他又不愿意坐视东北沦丧而置之不理。张在对日妥协还是抓住一线希望全国抗战中徘徊难决,最后他将南京政府的态度---是否进行全国抗战作为最终的决定因素。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夜,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开会时说:“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2](p428)张的这种矛盾态度,使他处于被动接受状态,南京政府的决策,无论是战与不战都能安心接受。张的全国抗战与其说是一种积极的抗战要求,不如说是难以决策时的一种推诿。将难题交给中央政府,同时给自己不事战守的失职以开脱。
面对强势日本的侵略,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东北即全国人之东北,断非一人之力,可胜保卫之责。”[6](p200)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中央政府当然负有保卫的职责,而且由于日本的综合国力强于我国,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才能增加胜利的把握。在这一方面来说,张学良提出全国抗战的口号体现了其对日抵抗的良好愿望和要求。
但是,把实现全国抗战作为抵抗的必备条件,非全国抗战而不局部抗战,完全放弃地方长官镇疆守土的职责,则是张学良珍视自身利益的结果。从当时国内形势来看,张东北易帜后,名义上服从国民政府,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分治合作”,就像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谈到的那样:“他(张学良)已经改换了他的旗帜,但要尽可能保持他在东北的实力和实权,他的易帜原来只是为了应付日本,他要中央政府支持他,并不真想把东三省的控制权交给中央政府”.[8](p41)这就使蒋张之间存在一定的猜忌和防备心理。对张来说,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单独对日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结果必败,败则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自身实力也会受到重创,会严重影响其政治地位,有为渔翁得利之嫌。并且作为东北地方长官,张学良对其所属的东北军子弟兵有着很强的个人感情,不愿意他们去做必死之事。出于这种考虑,张坚持把全国抗战作为其抵抗的必备条件,即“玉碎(全国)可以,瓦碎(东北)就不必了。”
(二)以不抵抗换和平的侥幸心理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已使张本不坚决的抵抗之心完全泯灭了,摆在他面前的是无望胜利之路,另一个就是怎样减少损失的方法。抵抗难行,妥协已成必然。没有坚强的武力作后盾的一意求和,很容易将一切可能有利的因素夸大为救命稻草,成为论证其妥协的根据之一。这种情况下的对日妥协很容易滑入完全放弃积极努力的误圈,张对日推行绝对的不抵抗就是这种片面夸大的结果。
首先,对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及其对军部的制约能力的夸大。
虽日本的侵略政策是既定的,但是国内意见并不统一,日本政府对发动对中战争持反对意见,军部虽然有宣战热情,但是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对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从近期看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据日本军部人员的供词中说明,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仅是几个军官的个别行动,并没有统一的计划。只是事变发生后,得到了军部的默认。通过对日本国内不统一情况的了解,张学良更坚定地认为近期发生的挑衅事件,是局部事件,可以通过谈判、让步来得到解决。如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的态度。他以往的对日交涉经验使他相信,只要措施得当,策略得法,是可以把眼前的危机应付过去的。
“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在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2](p431)其次,对国际联盟解决国际争端的能力和诚意的夸大。
在事变发生前后,诉求国联以公理解决的呼声很强,这在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9月20日召集学者、名流、政客及部属等人的会议,会上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3](p575-576)这种思想对张有很大影响,他在公开言论中,也多次提到要诉诸国联,如1931年9月19日上午10时,接见大公报记者云:关于沈阳新闻,“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截至上午6时半,“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抵抗。”“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日方发表盖谓我军破坏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
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3](p575)从事变发生前后张的言论来看,他确实对依靠国联解决争端抱有很大的希望,并成为其实行不抵抗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再次,张学良的政治阅历也是导致其下令不抵抗的因素之一。
虽然有材料说明南京政府命令张学良“力避冲突”的命令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前日军对东北的挑衅指出的,并不是真正命令对日军的侵略行为不予反抗。但是,从事变后南京政府一心诉求国联的作为和言论来看,以及之后对日军蚕食华北的反应来看,其对日妥协的总体方针和张学良并无不同。故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只是妥协大背景下具体策略的延伸,而这种策略的实施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张学良政治阅历的缺乏。
妥协是国际外交领域的一种外交政策,不抵抗则是妥协政策下的一种具体策略的运用,是妥协发展的极致。我们不能苛责张学良对日本的进逼采取妥协政策。长达八年的坚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说明,对日战争存在着相当的难度。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下,以张学良及东北军的力量想最终挡住日本侵华的铁蹄何异于螳臂挡车?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张学良从自身阶级立场和政治地位出发把全国统一放在首位,力求全国抗战,对日暂取妥协政策,是较为自然的一种做法,我们不能让他超越阶级界限把抗日希望寄托于广大民众身上,那么妥协是在他所处的情况下自然的也是唯一的选择。
但是,在妥协的具体方法上张是有失误的。无论具体策略如何运用,都要服从于整体战略或目标,即减少损失并最终打败侵略者。妥协并不代表无条件的让步,甚至放弃抵抗,相反,以积极的抵抗促进最后妥协的达成是较为常用的方式。但张学良的妥协更类似于走投无路下的听天由命。自身没有做任何积极努力,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外力上。这样做的结果使我们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增加了不必要的损失,也使自己军事上遭受巨大损失,政治上也蒙上了难以洗刷的污点。
[1]方正等。张学良与东北军[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2](美)王书君。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册)[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3]张友坤,钱进。张学良年谱(上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4]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文史资料选辑(第16辑)[G].北京:中华书局,1961.
[6]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一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7]毕万闻。张学良文集(第二册)[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
[8]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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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日本人活动分析全文如下:
1861年,英国正式在营口设置领事馆,其他欧美列强也相继在营口设领,欧美势力开始侵入中国东北。1876年,日本也在营口设立了领事馆,但并未派官员管理,而是聘请美国驻营口领事佛朗斯·纳特(音译)及英国驻营口领事佛雷德里库·班基纳尔(音译)担任日本的名誉领事,负责维护日本侨民在营口的利益。这一时期,以经贸为目的的日本人的足迹尚未踏进营口,但营口港的地位已经引起日本官方的关注,把营口称作“通向大陆发展的阶梯”①。
甲午战争爆发之前,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日本间谍最先踏进东北,以军事间谍活动为主要目的。从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前,以经商或谋生为目的的日本人相率进入东北,但人数寥寥无几。日俄战争后,日本攫取了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开始了对南满的殖民地经营。随之,大批日本人流涌进东北,在经商、办厂、开发矿山以及各种就业的名义下,汇入日本殖民经营南满、并向北满渗透的殖民经营体系,构成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社会基础,同时逐渐营造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独占东北积累了人力、物力、财力资源。另在东北资源调查、掌控东北经济命脉、培植亲日人脉关系、操纵地方官僚等方面,铺垫了全面实施殖民统治的基石。关于此问题,学术界并未有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只是在相关的研究著述中有所涉及。
20世纪初期,日本曾编纂出版过相关问题的著述②,大多是右翼团体染指中国的记录,其中包括在东北的活动记述,但多侧重军事间谍、情报站点、随军征讨等军事性活动。此外,还有一批地理地志调查报告和满铁调查报告问世③。上述资料尽管带有明显的侵略和殖民色彩,但具有较高的史料和参考价值。战后,日本学术界围绕该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①,日本学界的研究涉及面较广,问题意识明显,资料运用比较详实,有较强的可鉴性。中国学界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侧重点多是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②。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围绕满铁史资料、日本侵华史、奉张政权、俄日早期侵略、近代东北国际关系、东北经济状况、俄侨日侨等领域展开学术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③。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国学界尚存在研究日本人军事、政治活动相对充分,研究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略显不足;研究日本军政界活动略多,研究民间或其他社会各界略少;研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活动略多,研究早期活动略少的倾向。本文拟在以往学术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有益的探讨和补充。
1890年,日本邮船会社将华北航线延长到营口,辟营口为该会社汽船的停泊港。1891年,该会社又开辟一条自神户到营口的定期航线,每4周往返一个航班。此后,长崎到营口的航线也随之开通④。从日本直达营口的海上航路的开通,为日本人直接进入中国东北提供了方便,也是日本财阀及商业资本染指中国东北之始。1891年,三井物产会社觊觎东北丰富的大豆资源,派遣上海支店的营业员山本条太郎进入营口,开始了大豆三品(大豆、豆粕、豆油)的贸易经营。期间,山本蓄发留辫,穿中国服饰,学中国文字和语言,并有机会结识了广东商人潘玉田父子。潘氏父子专门从事东北大豆生意,在营口设有“东永茂”油坊。山本利用这层关系,以营口“东永茂”油坊为据点,从事大豆贸易。1896年正式开设支店,该支店便成为日本商界在营口乃至东北活动的第一个据点。山本在经营大豆贸易的同时,利用潘家油坊的地下室作为联络站,四处收集情报,窥测中国军政当局动态,为陆军部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所以在甲午战后受到嘉奖,并升任三井物产的常务取缔役(相当于常务社长)。此后,山本身价倍增,后来竟一跃登上满铁总裁的宝座(1927~1929年),并获得政友会干事长、贵族院议员等要职,成为声名显赫的政要人物。
据不完全统计,在甲午战争爆发前,进入营口的日本人有40人左右⑤,其主要商家有海仁洋行(从业员2人)、三井洋行农场(从业员4人)、松村洋行(从业员3人)、东肥洋行(从业员3人)以及日本农商务省创办的“赛珍珠”(商品陈列馆,从业员3~5人)等⑥ .
由上可知,早在甲午战争前,日本财阀和商业资本就以营口为据点向中国东北渗透,日本人流也随之进入营口。但是,由于俄英美等国的强势,日本在营口的人数仅几十人,对东北的贸易经营规模也处在起步阶段。但不容忽略的是,日本人流对中国东北的渗透,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带有“大陆开拓”性质的特殊意义。还有日本学者研究认为,最先踏入大陆的日本人中,有一批“先驱女性”,她们应是满洲“开拓的先驱者”①。据史料记载,从1876年日本在海参崴设立“贸易事务所”起,一批日本女性就进入海参崴。
据1884年统计,当时海参崴的人口总数为1万余人,俄国人及中国人占90%以上,日本人仅有412人,其中女性为276人,男性仅119人,女性人数为男性的2倍② .这些女性大多出身于九洲岛原或天草的贫困人家。日本开港后,从长崎乘坐俄国舰船漂洋过海,进入海参崴,从事性服务业③。
随着俄国西伯利亚以及中东铁路的开通,又有许多日本女性进入大连、哈尔滨、吉林、营口等地,从日俄战争到20世纪10年代,在中国各地从事“风俗业”的日本女性骤增,达16 424人,其中在东北的人数高达14 500人④。
自然,日本“风俗业”女性以赚钱为第一目的,但是,她们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以及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很自然地将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与个人的生存发达捆绑在一起,直接或间接接受日本军部的旨令,“兼职”从事间谍活动。据日军间谍石光真清回忆,1898年,他在东北进行间谍活动时,就得到在哈尔滨从业的“からゆきさん”的协助⑤。另有史料记载,“她们(指日本女性)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来到海参崴之后,由于温柔、诚实和善良,到处都受人欢迎。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们形成了一个‘现成的情报网',遍及俄国所有远东地区”⑥。其他如史料记载的“西伯利亚阿菊”“满洲阿菊”都是活跃在情报战线的日本“知名”女性⑦。
问题是,日本女性的海外卖淫是得到日本政府支持和承认的,并成为日本的“传统产业”.甲午战争后,日本霸占朝鲜,侵入中国大陆,日本军人的身影出现在海外,日本国内随之唱起了为军人“慰安”的论调。日本近代思想家、炮制“脱亚入欧论”的福泽谕吉曾撰文大力主张“娼妇出走海外”.他列举了三条理由,一是“伴随着日本国民的海外移居和殖民事业的发展,必须给予’单身赴任‘的男性以’快乐‘,所以娼妇是必要的”;二是“为了安抚驻扎在海外各地的士兵,娼妇是需要的”;三是“作为娼妇自身出走海外赚钱,可以把钱寄回家乡,建造漂亮的房子”⑧ .日俄战争后,关东州都督府颁布《贷座敷规则》,所谓的“贷座敷”,即经营“风俗业”的场所,确立了日本“风俗业”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性。
除日本女性外,还有一批日本人为了改变在国内的贫困现状,闯荡海外“淘金”,他们大多是在西伯利亚铁路及中东铁路修建或通车前后,或是追随日本女性的身后进入东北的,从事为日本人服务的杂货、食品、理发、洗濯、饮料、照相、居酒屋(即酒馆)等活动,或是承包铁路工程项目。应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最初是为了改变贫穷面貌,才远离家乡闯荡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因此也成为日本人最先踏足中国东北的民众群体。但是,随着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爆发,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借地理、语言以及人脉关系的优势,或充当日本军队的翻译和向导,或从事军队的后勤供给,发了战争财,有些人甚至一跃成为显贵人物,跻身殖民统治集团的行列。
如果说,甲午战争为日本打开了闯进中国东北的大门,那么,日俄战争则为日本资本及日本人口蜂拥东北提供了最大的契机和可能。日本攫取南满权益后,为经营东北殖民地确立了四大目标,一是“大陆移民”,二是“资源获得”,三是获取“投资利润”,四是打开“商品销路”①。向中国大陆移民是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第一目标。
1908年,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在《就任满铁总裁情由书》中提出,“如依靠经营铁路,不出10年将得以向满洲移民50万,俄国虽强亦不能向我开启战端……我们倘若在满洲拥有50万移民和几百万畜产,一旦战机对我有利,进可做好还击敌国入侵的准备,于我不利时则可岿然不动……这便是经略满洲大局的主张”②。
1909年2月2日,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在贵、众两院议会的演说中,积极主张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大量移民,他称,“关于移民问题,第一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俄战役后我帝国的地位大变,其必须经营的地域扩大,应尽力避免任凭我民族在外国领域松散的状况,必须尽可能地将我民族集中到该地域,依靠集合一致的力量进行经营。第二需要注意的是,我对外事业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外工商业,必须致力于清除影响我对外工商业发展之障碍。政府考虑上述诸方面,对向加拿大、美国的移民,可以延续以往的既定方针,认真予以制限,而对其他地区的移民,其成绩并不明显,眼下正予以关注和研究中”③。这就是小村的“满鲜人口集中论”.同年3月19日,日本议员服部绫雄、恒松隆庆等4人向国会提交《关于海外移民处理的要务案》,内称,“海外移民事业是内地过剩人口向外移出,扩大海运贸易,增强国富的最有力事业。为振兴此事业,首先应对财政、产业、海运、外交、教育以及人口等诸问题予以研究,调和其利害关系,为此,希望设立处理海外移民要务之适当机构”④ .随之,又有39名议员联名附议该提案⑤,说明日本决策机关已将移民问题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为经营日本在海外的殖民地,1896年4月1日,明治政府以第87号敕令颁布《拓殖务省官制》⑥,成立拓殖务省,具体负责台湾等海外殖民地的管理事项。日俄战争后的1908年,日本又成立由政府、皇室及财阀共同出资的东洋拓殖会社,从事朝鲜及中国东北的殖民地经营事项,当时资本为1000万元,实缴资本250万元。截至1929年,东洋拓殖会社拥有资本5000万元,实缴资本3500万元⑦,分别为成立之初的5倍及14倍。
在上述背景下,满铁成立后迅即从国内招募社员,初建时拥有社员近3000人,包括日本雇员在内,满铁日本员工达9000余人,相当于日俄战争前日本在东北人口总数的3.6倍。到1929年,满铁员工的数量增长到3.4万人⑧。
随着满铁的运营,各财阀、银行、巨商等纷纷涌进东北投资建厂、开展贸易或设立支店,其他中小企业、个体经营者 、“淘金者”及其女性也大批涌进东北,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猛增。详见下表。
分析上表,从1909年到1929年的20年间,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的日本人口数量从5万余人增加到21万余人,翻了4倍多,而居住相同地域的中国人为100.5万,其他外国人不过2500余人。截至1931年末,日本人数增至22万,中国人数为103万,日本人与中国人的比例为1比4.67.此外,居住在关东州及满铁附属地之外(中东路沿线及北满地区)的日本人,1909年为14 124人,1919年增至24 662人②。这样,不包括进入东北的朝鲜人,截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人口总数应为24万左右。以下,以职业类别分析在东北的日本人口职业构成情况。
由上表可以看出,从1915年到1930年,日本在东北的从业人员呈逐年上升趋势。另外,表中的“其他业”,当是从事卖淫业的日本女性居多,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内,从事“其他业”的人数竟达1.6万至1.9万之多,20世纪20年代也一直保持在5000人上下。伪满洲国成立后,进入东北的卖淫女又有所增加,总数达12 300人之多①。
与上述日本人流对比,进入东北从事农牧渔业的日本人数显然居少,一直徘徊在1000人至2000人之间。向中国东北大量移入农业人口,是日本当局早在日俄战争后就确立的经营东北殖民地的四大目标之一。但是,在“资本先行”的理念下,满铁及各大财阀首先把目标投放在经济运营领域,正式向中国东北移入农业人口是从1914年起。这一年,满铁安置7户铁道守备队退伍军人从事农业生产,每户租给20公顷已耕地,并给予低息贷款等优厚待遇。
1915年,关东都督府也在满铁附属地安置一批退伍军人,并从山口县移入32户农民(1915、1916两年),建立起日本在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称为爱川村。但由于移居的农户缺乏经营农业的热情和经验以及其他原因所致,到1927年,移居的农业人口只剩下17户,其中,有1户主动放弃,1户去倒卖药材,2户倒卖股票,6户转让他人,还有2户病故②。截至1930年,移居东北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日本人口仅在1000人左右③ .
应该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前中国东北的日本人流从渗透到膨胀,绝非单纯意义的普通移民,而是日本军政当局觊觎东北、大陆扩张的政策使然,后来的一系列事实也充分证明,日本人流是践行大陆侵略扩张政策的社会基础。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几十年移植东北的成绩,只不过20万人,而此20万人便操纵了东北的一切利权,原故是他们有妥善的移民政策……日本不但为他们自己安置了移植计划,就是为朝鲜人也计划得详尽无遗……日本人自身多从事工商,利用朝鲜人把持东北的农业,尤其是水旱稻田。现在的东北,俨然已被日本自认为是他们的领土,他们的大陆政策,已有大部分的实现”④。
随着日本资本对东北殖民经营规模的扩大,为了充分贯彻军政当局大陆扩张的意旨,进而在经济领域确保日本对东北的殖民垄断地位,日本政府决定在东北各地建立日本商业会议所(后改称商工会议所),作为官方与经营者沟通的桥梁,由当地最具实力的日本财阀或实业家充当头目,统一管辖日本资本在东北的经营事宜。从1906年开始,经奉天总领事馆报请,日本外务大臣批准,大连、安东、营口、奉天等商业会议所相继成立,初由各会议所自行制定《规则》及《定款》(选举办法之类),报请外务大臣批准。会议所设会头1人,副会头2人,另有议员若干人。
以奉天商业会议所的《规则》为例,该《规则》规定,“奉天商业会议所由奉天及周边在留帝国臣民公推选出议员组成”.会议所权限包括:“为谋求商工业的发展,调查必须的方案”,“对商工业法规的制定、改废、实施等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表达商工业的利害关系”,“根据官厅的命令及商工业者的请求调查有关商工业事项,出具商品产地的价格”,“根据官厅的命令进行商工业鉴定,并推荐考核人”,“在总领事认可下,设立和管理商工业的营造物,设置有利于商工业发展的必须设施。”①由此可以看出,第一,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绝非行会性质的“行业自治”组织,从其成立到《规则》制定、人员构成、领导层任命等项,均必须听命各领事馆及其外事机构②,因此,它属于半官半商性质的地方组织;第二,明确规定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接受日本在东北各地的领事馆及外事机构的指挥和操纵,必须毫不折扣地贯彻落实日本的殖民地经营方针、政策及其措施,也就规定了各商业会议所必须承担贯彻殖民地经营策略,垄断东北经济命脉的根本职责;第三,协调日本资本的商(工)业布局,调整产品结构,操纵东北市场,调节可能发生的纠纷,排斥和打击西方及中国的经济利益,进而组成日本资本垄断东北经济的联合阵营。
商业会议所会员由各地工商界人士组成,但内部却分三六九等,依据财力或权势划分多个“级别”,其话语权及裁决权依据“级别”决定。以哈尔滨商业会议所为例,内部共划分8个级别,一级会员有满铁公所、东拓会社支店、横滨正金银行支店、朝鲜银行支店、三井物产出张所、铃木商店出张所、哈尔滨取引(交易)所、北满电气会社,每月缴纳“课金”150元。二级有小寺洋行出张所、白露(俄)事业公司、朝鲜银行傅家甸出张所、日本棉花会社出张所、满铁运输营业所、龙口银行支店、日清制油会社出张所、满洲制粉出张所等,每月“课金”90元。三级有中东海林事业公司、北满兴业会社、东省实业出张所、东亚烟草会社哈尔滨贩卖所、怡信银行支店、哈尔滨皮革会社、极(远)东运输会社、山口运输公司、山本商店出张所、土地建物会社、松浦商会、哈尔滨银行等,每月“课金”40元。最低一等是八级,大部分由个体经营者组成,每月“课金”2元③。
可见,在商业会议所内,唯有财大气粗、后台坚挺者才有发言权,因此一级会员大多被“国策会社”或垄断财阀所控制,会头、副会头以及议员位置也被他们独揽,更有利于贯彻和推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策略。
除商业会议所外,日本还在东北各地设有居留民团,目的是把在东北的日本人统一在殖民地经营的总方针下。东北最早设立居留民团是在营口,拥有会员300余人④。1906年7月,奉天总领事馆以《馆令》形式颁布《居留民会规则》。同年9月,安东领事馆也以《馆令》形式颁布了《居留民临时规则》,这样,奉天和安东相继成立日本人居留民团。安东领事馆颁布的《居留民临时规则》中,明确规定各居留民团的行政委员由“领事馆指定”,“行政委员会决议事项需经领事官认可后方能实行”,费用支出“超过100美元需经领事官认可”等⑤。可见,居留民团也非日本人的“自治组织”.
1905年,日本政府正式颁布《居留民团法》,内中包括,“外务大臣认为有必要时,划定地域,由居住该地域的帝国臣民组成居留民团。居留民团的废置、分合或地域变更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官方的监督……设置居留民团官员及居留民会”,“居留民会组织、官员及居留民会议员的任免、选举、任期、工资及职务权限等事项,以及财产、负债、营造物、经费、课税缴收、会计等事项依据命令决定之”,“居留民团接受领事、公使及外务大臣的监督”⑥。
1907年1月,关东都督府颁布《南满洲铁道附属地居留民会规则》(关东都督令第六号),内中规定居留民团的会长、副会长以及委员人选由警务署长指定⑦。居留民团领导成员(会长、副会长及行政委员会委员)必须具备财力和权力。以营口为例,明确规定行政委员会议员的资格,必须具备年纳税60元以上的起码条件。安东首届行政委员会的委员,由安东领事馆警察署长以及横滨正金银行、大仓组、日清公司等大会社的成员充任①,小本经营的个体经营者很难谋得行政委员(议员)的职位。
日本居留民团是在中国土地上设立的基层殖民统治机构及经营单位。日本当局赋予其行政权,包括居住该地域的中国人也必须服从居留民团的一切行政立法,除征收课税外,还包括征收道路建设费、事务所费、警备费、卫生费、教育费、上下水费等。更重要的是,居留民团是身体力行大陆扩张政策的前哨阵地,通过这一组织形式将东北各地的日本人集结起来,在统一命令、统一指挥、统一调度下,最大限度地争取日本权益,维护殖民地经营秩序,破坏及干扰东北内政。同时,他们又是引发中日纠纷的麻烦制造者。从居留民团成立到九一八事变,居留民团在协助日本军政当局维持殖民统治秩序,集结日本侨民,欺压东北民众,攫取更大经济利益以及构建日本人强势社会,支持侵略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军政当局难以替代的作用。因此,有日本学者认为,居留民团是日本当局设在各地的“殖民地化的前哨阵地”及“侵略基地”② .如后来发生的义和团事件、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中国民众抵制日货收回国权运动、万宝山事件以及中村大尉等事件中,各居留民团都在殖民当局的授意下冲在“第一线”,或集会鼓噪,或出头“抗议”,竭尽推波助澜、趁火打劫之能事,甚至频频鼓动当局行使武力保护“满蒙权益”.
1915年,奉天民众为收回国权,自发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日本奉天居留民团先是在奉天召开居留民大会,强烈要求中方赔偿经济损失。接着,各地的日本居留民团也纷纷效尤,并与国内的“东京国民外交盟会”遥相呼应,掀起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运动,人为制造“满蒙危机”的假象,以混淆视听,挑衅滋事。日本决策层中的“大陆扩张积极派”正是利用居留民团的“民意”,煽动军政当局动用军事手段。可以说,从日俄战后到九一八事变,东北一直处在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风雨飘摇的风口浪尖上,这其中,日本居留民团的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
日本在东北人口比例的增长,无疑成为构建日本人强势地位的社会基础。在东北的日本人群中,以关东州、满铁及满铁附属地公职人员、财阀机构人员、日本企业厂矿领导层或技术人员、中小工商业经营者以及个体经营者(包括女性)为主体,纯粹以体力劳动谋生的工农阶层甚少。这些人长年在军国主义思想的熏陶下,以亚洲老大和殖民统治者自居,狂妄傲慢,鄙视中国和中国民众,甚至凭借治外法权和日本军政当局的袒护,不把中国法令法规放在眼里,肆意强租土地,偷税漏税,欺行霸市,走私毒品,盘剥中国百姓,成为糜烂东北社会最重大的不安定因素。其中,土地商租纠纷是引发中日冲突的一大焦点。
日本占据南满后,官民一致瞄准东北的土地,除满铁采取各种手段扩张附属地外,其他财阀、工商资本也千方百计蚕食东北的土地,引起中国政府及地方当局的警惕。
1914年,外交部派出交涉员前往吉林调查日本人侵占东北土地情况。交涉员在报告中指出,“日本自胜俄灭韩以后,朝野一致主张满韩合并……于是第一注意即在我土地产业之所有权,近年东三省内,彼国银行、会社设立渐多,营业主旨即在出贷押款,吸收我土地契照。以吾国劝业垦殖等银行概未筹备,益令彼业务扩张,重之以低利多贷,伥徒勾合,始尚施之于延边一带,今且无地不愿受抵,始犹押贷,今竟永租,不堪设想”③。交涉员的报告指出日本侵占东北土地的严重性,引起中国政府的关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929年2月,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土地盗卖严禁条例》,内中规定:“日本侧之土地侵略,将来有拟并合东省之阴谋野心,应对管下各商民严密告知唤醒之”,“东省各地之商民,非经官宪认可,不得擅将土地卖却外人”,“东省各地商民,不得未经官宪认可,擅与外人暗通为买卖土地之运动”,“违反以上二项者,应处死刑”④ .尽管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三令五申,禁止日本商民私购土地,但日方依仗军事实力,非法商租事件仍然频频发生,屡禁不止。
1928年至1929年期间,关东州大连农事会社采取“物色信用可靠之人收买”的手段,在旅顺和貔子窝收买了2564町步土地,另有“官方下放的土地”366町步,总计2930町步①。对此,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在《呈东北政务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兹查日人自去年起,用关东州农事株式会社名义,在金县普兰店管内朝阳寺会剑家屯逼买民地七百日,杨树房会八百日,又用农事会社名义,在皮口清水河会逼买民地六百日,宋屯一百日,松树底八百日,赞子河会六百日,夹心、子会五百日。城子疃七百日,东老滩会二百日,以上共逼买民地五千九百日。其手续系于未买之先,私将文契作妥,地价备齐,传令被买地主来领地价,设若地主不予领价,即行拘留,认可后方能开释。地价按日本坪数,每中国亩日本坪一百八十坪,一等每坪现小洋四角一分,二等三角四分,三等二角五分”②。日本人“收购”东北土地的手段无异于明火执仗。
类似情况在复县也有发生,据复县县长给张学良的报告称:“窃于(1931年)3月31日据职属第一区分局长吴鸿宾禀称……兹探悉该日侧于客岁在租界内距职所20里之剑家屯地方逼买民地八百余日。迨至去夏七月间,大举土木,建筑房屋十六所,每所三间,共计四十八间,由该国移来农民十余户,并招我国农民耕种地亩……视其用意,却系实行侵略之意,其移民鬼蜮显而易见。并调查其逼买民地的办法尤其凶横,将地主拘传到警署,立逼签字盖章,其地价由该日署规定……照时值价额不及半数。
该地主均为华人,所有财产俱在租界之内,处其势力之内,不敢不卖,即忍泣吞悲,亦无处申诉耳”③。与此同时,日本人还把手伸向松花江沿岸、延吉路以及吉敦路沿线,在这些地域盗买了大片土地。他们还采取“贷款”或“合办”的形式拉拢内蒙古王公,先后攫取了科尔沁左翼后旗、巴林旗、扎赉特旗、白音太来(通辽)以及郑家屯的大片土地④ .
1929年5月,辽宁新民县民为日本人侵占土地,甚至行凶作恶之行径,愤而向中央及省县各级政府发出《呼吁书》,内称:“民国十七年(1928年)七月二十日,日人劝业公司主任飞田隆率人百余名,竟无故霸占(新民县三区)七公台村会产二百四十亩,雇工筑堤,旁若无人……村会代表屡以温语力争,而日人仍不退让,置若罔闻……飞田隆于十八年(1929年)五月十一日率日警十余人,雇华工数十人,强迫掘壕如故。经村公安分所警士与村长等将华工首领三人招来,说明理由,晓以大义。而飞田隆竟率日警携枪实弹,汹汹然至公安分所,强迫将三华工交出……复将七分台村民数人拽去。其中有韩锡奎者,稍与争辩,日警遂用枪射击之,韩某当时毙命,其余均负重伤。未几,飞田隆又派警士三十余人,将该村村民拽去百余人……一时兵来马去,络绎沿途,附近诸村,莫不汲汲遑遑,异常惶恐。”⑤日本人欺压东北民众、强占土地的穷凶极恶从中可见一斑。
除土地商租纠纷事件外,还有一些日本人依仗治外法权及日本当局的袒护,以君临东北的统治者身份自居,肆意欺压东北民众,甚至故意寻衅滋事,制造了多起中日争端事件。诸如郑家屯事件、宽城子事件、珲春事件、榊原农场事件、龙井事件等,都是日本侨民寻衅滋事的造势,军政当局乘机推波助澜拼凑武力侵占东北的口实,酿成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同时营造了日本人强势蛮横、中国人退避三舍的政治氛围及社会心态。
另外,还有日本人公然蔑视中国法令,秘密从事鸦片走私活动。据载,1917年,在中东路陶赖昭居住有8户日本人,其中有5户以经营药品为掩护秘密从事鸦片生意。在东宁的三岔口镇,一位叫大久保杉子的日本女人,因从事鸦片走私发财,被当地人称为“鸦片王”.在安达,有一家池田杂货店,“表面上经营杂货,实际上是一座鸦片烟馆”.另有媒体报道,在中东路沿线车站,经常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穿洋服的日本女人,手里提着大大的旅行袋或提包,见到下车的行商模样的人就上前搭讪,她们中十之八九是吗啡贩卖者”⑥。日本人走私鸦片,公开贩毒的行径成为东北社会烟毒久禁不止的祸根之一,也积淀成东北社会久而难以治理的沉疴。为此,有日本学者把日本在中国经营鸦片的行径称之为 “日中鸦片战争”,斥之为(日本)“国家的犯罪”①。
九一八事变前,大批日本人涌进东北,在日本当局殖民经营的总方针下,构成营建东北地区日本人强势社会的重要因子,他们在攫取东北资源、侵占东北土地、侵凌东北民众、糜烂社会秩序、祸乱中国政局,进而促动九一八事变等方面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涌进东北的二十几万日本人,与东北人口对比,不过是区区少数,之所以能够构建起日本人强势社会的政治氛围,与日本的武力强势、经济强势以及侵略扩张政策休戚相关。日本凭借武力攫取了满铁经营权及关东州租借权,同时在武力的淫威下,强制行使非法的驻军权、警察权、行政权以及司法、课税、教育、邮电等一系列凌驾中国主权之上的权力,成为日本资本顺利展开殖民经营、日本侨民为所欲为的强力后盾。相对日本而言,中国社会长期动荡,积贫积弱,东北地区又久处对日依赖、纠缠、对抗、交涉的循环怪圈之中,陷于疲于应付、独木难支的弱势地位,客观上为日本积蓄强势、恃强凌弱,进而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侵占东北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在东北各地设立的商业会议所及居留民团,是日本执政当局直接设计、操纵和指挥的殖民经营的前哨机构,名义上属于日本人内部组织,实际上已经渗透到东北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统一号令、统一组织、统一行动之下,把在东北的日本人最大限度地集结到日本执政当局的旗下,编织起一张日本人强势的社会氛围网,从而实现日本殖民经营东北的最大利益,并为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全面经营东北殖民地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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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资源匮乏并极端依赖进口,高度发达的制造业是其国民经济的主要支柱。其科学研发能力十分强大,拥有大量的跨国公司和科研机构,每年科研经费约占全国GDP的3.1%,该比例位居发达国家榜首。此外,以动漫、游戏产业为首的文化产业和发达的旅游业也是其重要象征。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日本历史与文化相关论文范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从古代开始,日本和中国就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是毋庸质疑的。从远古时期的旧石器时代就可以很清晰的看出来。日本本来就是和我们接壤的土地,只不过是由于地壳变迁等原因,日本才从亚洲大陆渐渐分离出去,一步一步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岛国。而且,日本本来是没有人在那居住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没有它的本土居民。它岛上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后来迁移过去的,其中相当多一部分还是由中国迁移过去的。如此说来,有相当多的日本人的祖先也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见,日本与我们的渊源不是一般的深了。
关键词:旧石器时代 绳文时代 弥生时代 飞鸟时代 奈良时代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直都和日本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从古代开始,日本都是和我们关系相当密切的国家了。从远古来看,日本岛本来就是和我们相连的陆地,只不过是后来地壳的运动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使其渐渐的分了出去,日本也由此渐渐的变成一个岛国,而与我们的大陆板块逐渐分离开了。但有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个叫大陆桥的通道使人们可以相互往来,据说日本岛本来没有人,日本岛上的人都是从亚洲板块上过去的,由此形成了日本岛的原始居民。
到了绳文时代,日本才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一个岛国,真正与大陆板块完全分离,形成了自己的国度。到了日本的弥生时代,日本的经济开始飞速发展,这大都归功与中国秦汉时期的所谓的移民,这些移民将中国的知识和技术传到日本,使日本国的科技以及经济都飞速的发展。最重要的一次当属徐福东渡了。带走了大量的童男童女,以及许多的先进的技术,这对中国来说绝对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损失,但对日本来说确是一个飞跃,一个转折点。这使日本一夜暴富,科技和经济大幅度发展,这都要归功于中国。
之后的飞鸟时代是日本和中国外交的频繁的时代,日本圣德太子改革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和中国进行外交。到了之后的奈良及平安时
代,日本也在各个方面借鉴中国,使自己不断壮大。接下来,我们就详细的了解一下日本古代和中国在各个方面的联系。
(一)旧石器时代
在这个时代,日本还与我们接壤,在严格的意义上来讲,它还不是一个岛国,它还只是亚洲大陆板块的一部分。据史料记载1万3000年前由于的火山喷发造成地壳运动,日本的弧状列岛脱离亚洲大陆,成为现今的日本原貌。但在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大陆桥的通道,使日本岛与大陆板块相连。
据史料记载,日本岛上本来并没有居民,日本岛上的居民全部都是由大陆板块上的人迁移过去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日本岛上的原始居民都是大陆上的人,根本不存在日本岛上土生土长的原始居民。关于日本民族的祖先从何处而来,考古学者樋口隆康指出,进入日本列岛的外来移民主要有五条途径:北路(来自桦太即库页岛、经北海道进入本州北部)、南洋路(来自南太平洋诸岛进入本州东部)、朝鲜路(来自北西伯利亚和中国华北、经朝鲜半岛仅进入本州中部)、东中国海路(来自中国长江流域直接东渡至九州北部)和冲绳路(来自中国华南及东南亚经台湾、冲绳至九州南部)。【1】
毋庸置疑,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中国人了。也就是中国和日本在早期都是相同的人。日本的旧石器时代就是日本岛形成的开
端,但实际上在这个时代中,日本并没有真正的岛国,因为有大陆桥的存在,日本岛上的人和大陆板块上的人还是可以相互来往。
(二)绳文时代
时间一点一滴,日本渐渐进入了绳文时代,绳文时代是日本旧石器时代后期,约一万年以前到公元前一世纪前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随着气候的变暖,大陆桥逐渐消失。日本才真正与大陆板块相分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岛国。绳纹人的生活是一个以聚落为中心的闭塞世界,居住竖穴和铺石洞穴,他们的生活用具有打制的石镞、石枪以及用鹿骨制作的骨镞,还有陶制或者木制的、涂有漆的腕饰以及玉石制作的耳饰、骨制的发饰等工艺品。 【2】人们驯养狗以捕获鹿和野猪,同时发明了弓箭,大大增加了猎物捕获量。除捕鱼外,人们也采集七叶树籽、橡实、核桃和植物的球根等。
人们努力获得足够的食物,并且有空闲时间来磨制石器和烧制陶器。又因为开始食用熟食而扩大了食物范围。绳纹时代的各种技术随着时代前进多少有些进步,但就制陶技术来说,不是直线发展的,绳纹文化的发展明显地带有“畸形性”。“尽管在陶器和石器加工上发挥了高度的艺术才能,但是生产力的停滞却使石器时代人的精神内容不能不停留在低级阶段。以物质为材料进行造型的能力之高涨,与组成社会的人类思想认识之低下,形成了原始社会文化奇特的不平衡。”【3】作为掘土工具的石斧和摘穗用的石刀,在近畿、九州、四国地区等遗迹中已广泛发现。近年来,一些绳纹后期的遗址中,陆续发现了炭化米、大麦粒等的压痕;北九州福冈市板村遗迹中,发
现了绳纹后期的水田遗址,水田置有调节水量的堰水栅、水沟、田间小道。这些发现生动地说明在绳纹后期已栽培栗、麦、稻等作物了,后期绳纹人耕作经验的积累,为后来弥生时代水稻的广泛耕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4】在这个时期日本在一步一步的发展。
同时,在这个时期,日本也开始盛行巫术,出现石棒、土偶,并有拔齿等习惯。人们开始信奉鬼神,而且相当尊崇鬼神。从后边的时代更可以看出这一点,人们相信鬼神都到了相当不一般的地步,甚至在弥生时代的邪马台国,人们推举卑弥呼作邪马台国的国王仅仅就是因为她“通鬼道”。由此可见一斑,日本人信奉巫术已经到了不一般的地步了。通晓巫术的都可以做国王,而且卑弥呼在做国王期间根本不理政事,整天只在宫殿中作法,干一些跳大神的事就行了,从来都不去过问朝政。所有的政事都是由她的弟弟代为受理的。但是,绳文时代确实有其有积极作用的一面。它为日本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时期,是日本人在解决吃饭等基本问题的时期,正是因为能很好的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才能为日后日本的飞速发展奠定基础。
(三)弥生时代
弥生时代是日本在各方面都飞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原本发展相当缓慢的日本原始社会忽然一夜暴富,飞跃进入全新的农业社会。这一切毋庸置疑要归功于中国。弥生时代发生飞跃的根本原因就是中国秦汉时期的移民进入日本,他们将中国先进的农耕文明引入到了日本。这是日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飞跃,为农耕基础相当薄弱的日本带去了中
国最先进的农耕技术,对日本人来说,这简直就是捡了一个相当大的便宜,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得到了中国最先进的农耕技术。只是可惜当时秦始皇的暴政,迫使人民到外面寻求生路。
而且当时地理环境也对中国向日本移民的人创造了相对来说有利的条件。人们当时其实只需要坐上一只小船,借助环流的力量就可以到达日本岛了,即使他并不知道方向是什么,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也可以相对安全的到达日本岛。就是这样,很多的人都通过这种途径到达了日本。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上来看,这对我们国家是一种人力资本的严重流失现象,这是相当大的一种损失。但是,从日本的角度来看,这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日本可以完全无成本的获得中国当时很先进的农耕技术。这也是日本为什么能在原本发展极其缓慢的条件下忽然之间一夜暴富。
但是,在这个时期,对中国损失最大的就是徐福东渡所带来的损失了。徐福本来就是一位修仙之士,是负责为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人。也是因为秦始皇老年糊涂,又加上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对徐福极度信任。徐福也正因为此才能成功的向秦始皇要到那数千的童男童女及各种徐福的所求。其实徐福本来相帮秦始皇找长生不老药的,但是又怕找不到会受到秦始皇的惩罚,所以就留了一手,可以自立为王。据说后来徐福爷再找长生不老药,他后来认为富士山上的一种植物就是长生不老药,并因此把富士山命名为“不死山”,后来因为读音比较像才逐渐改名为富士山。
到了弥生时代中、后期的日本,当时日本总称为“倭”,分
成许多小国,有“王”、“大夫”、“下户”、“生口”等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从那个时候起,日本和中国才开始了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对于3世纪来往于中日两国的使者来说,未必能以一个统一的称谓来称呼当时的神道教,他们拿当时中国人的价值标准,结合东汉末年诞生的符水道教(太平道和五斗米道)而称倭女王的祭祀场所为“楼观”、其所事的神道为“鬼道”。我们认为,从祭祀场所为固定的“宫室楼观”来看,卑弥呼所事的“鬼道”已隐约表现出神社神道的性质。当时日本有许多的国家,处于战乱,每个国家都希望被中国当时的汉朝所承认,把自己作为正统。其中最早向中国进行朝贡的是其中的邪马台国,当时的国王就是那个通鬼道的卑弥呼。邪马台国还建立了一套包括辅臣、“大率”、“大倭”、“大夫”等机构的国家机器,其应是日本列岛上第一个阶级统治的机关。他们希望借汉朝的威势巩固其地位。说明了当时中国的地位还是相当不一般的。日本的弥生时代可以说是和中国脱不了关系的,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弥生时代的飞速发展。
(四)飞鸟时代 飞鸟时代日本最大的变化就是实行改革,而在改革中最重要的当属圣德太子的改革了。圣德太子改革中很多的内容是和中国有关的。例如推崇佛教、编写史书等等。圣德太子非常推崇中国的佛教,宗教方面,采取兴隆佛教和敬神的政策。提倡造寺、写经、念经;崇敬伊势神宫,创始祈年祭等,借以提高天皇的地位。他非常提倡佛教的众生平等,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涅槃等教义,并且要求民众安于现状,追求来世。推古朝通过振兴佛教以达到树立全国共同崇拜的宗教,来削弱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权。
其次,圣德太子改革的另一主要方面就是恢复中日邦交。中国在589年,由北周重臣杨坚建立隋朝。589年隋灭南朝陈,实现全中国的统一。隋朝对亚的外交是结交百济、新罗,征伐高句丽。隋炀帝继位后,从612年起,陆续发动3次对高句丽的战争。7世纪初,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推古朝决定派遣隋使,恢复与中国断绝一个多世纪的国交,并积极吸取别国文化,充实国力。
在此期间,出现了一位很有名的日本使臣——小野妹子,他多次来到中国,对两国的建交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圣德太子的改革,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压制了氏姓贵族的势力,提高皇室的地位,为后来建立中央集权制奠定了思想基础。圣德太子的改革是大化改新的准备和先声。但圣德太子的改革是极不彻底的。冠位制是在没有废除氏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只在畿内及其周边地区的中下级贵族中实行。宪法17条作为训诫,只能起到教化作用,没有更大的约束力。更主要的是没有触动当时社会症结的部民制,所以削弱氏姓贵族势力,提高皇权是极为有限的,更不可能解决国内的阶级矛盾,挽救社会危机。由此可见,日本在飞鸟时期是和中国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
(五)奈良时代
奈良时代是和中国交往甚密的时期。奈良朝与唐朝的交流主要是通过遣唐使来完成的。在这个时期,日本从多方面借鉴中国,但在这个时期,从中国借鉴最多的方面当属文化方面的借鉴了。首先,其中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佛教文化了。奈良时代,随着起源于日本本土的佛教以及和从印度经中国和朝鲜传入的佛教宗派的不断传入,逐渐形成了六宗:三论宗、成实宗、法相宗、俱舍宗、华严宗、律宗。佛教史上称之为“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京城(今京都),又称“南都六宗”。奈良六宗与平安时代以后出现的诸宗相比,更注重经典学问的研究。僧侣常兼数宗之学。佛教在日本所占的地位愈来愈高。同时奈良佛教的制度逐步完备,从僧官设置、僧位授予、僧尼的品行衣食住行等均有详细规定。
同时影响日本的还有我们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儒学。儒学从治政理念、官吏的选拔和考核、对人们道德生活的影响等三方面都在影响着日本。日本早期儒学曾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各领域,而其最主要的影响则是为日本古代天皇制国家提供了政治理念。儒家政治的核心内容,其一是“政在养民”。把富国安民的基点,放在农村的安稳和农民们摆脱贫困上。奈良时代“农者天下之本”的思想,始终成为统治者治政的首要大事。其二是“简人任能”。对于各级官吏的选拔、政绩良劣都十分注意。其三是“俭约”。儒家认为,帝王崇尚俭约,则民心不乱,国可兴盛。奈良时代虽然大造佛像,用尽国库,但从全面来看,历代天皇均比较注意俭约。
同时,奈良时代的建筑风格也深深的受着隋唐时代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平城京的建设和佛寺的建造上。还有日本的绘画、雕刻、乐舞等多方面也在深深受着中国的影响。可以说,中国的文化在深深的影响着日本奈良时代文化的各个方面。
日本从远古就是从亚洲板块中分离出去的 ,日本岛的居民也是由欧亚大陆上过去的,说明日本从古代开始和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之后的各个时代中,从旧石器时代到绳文时代到弥生时代到飞鸟时代再到奈良时代,中国从各个方面都在影响着日本,无论是旧石器时代人口的迁移,绳文时代日本的一点一滴进步,弥生时代中国帮助下的日本一夜暴富,还是飞鸟时代日本仿照中国进行的改革,奈良时代日本在文化上从各方面借鉴中国。
完全可以说,日本从古代就和中国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中国从各个方面影响着日本,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日本的今天。所以,日本的发展是和中国密切相关的。中国从遥远的古代开始便和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点一点的影响着日本,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古代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实现当密切的。
【1】 樋口隆康著:《日本人来自何方》及《新选 日本史图表》(坂本赏三、福田丰彦监修,第一学习社, 1995 年改订 22 版,第 5 页)所绘图表
【2】 小林行雄:《日本考古学概论——连载之二》,《考古与文物》1996 年第 6 期。
【3】 家永三郎:《日本文化史》(第二版),岩波书店,1996年
【4】 王金林:《简明日本古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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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是指用非法手段夺取他国的财物等。明孔贞运《明资政大夫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迨秋奴复至,南卫收获,大肆侵略。公(袁可立)命将设伏,乘风纵火刍茭,糗粮尽归一炬。”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战后日本缘何美化侵略历史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战后,某些日本人否认过去的侵略战争,美化侵略历史,其根源何在?人们纷纷探究,本文认为“皇国史观”是某些日本人否认、美化侵略历史的思想根源。
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是日本天皇制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其核心是将日本的种族、天皇、宗教、文化等说成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视为“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看作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
幕末的复古思想家们,从古代日本神话传说中找到了日本是“神国”的依据。说“世界上有许多国家,但由神直接生出的,只有我日本国”,“我国是天照大神的本国”,“其他诸国则皆……卑贱之邦。”据此,日本被说成是“代代天皇适从皇祖之神敕,天壤无穷统治帝国,万事一系而不渝,国民皆忠顺奉戴皇室为宗家,形成一大家族”。(注:荒川几男、生松敬三:《近代日本思想史》,有斐阁1973年版,第 264—265页。)他们认为,欧美的国体是民主主义的合议制, 而“日本的国体以万事一系的皇统作为基础”,后者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日本国民对天皇的无限景仰和忠诚,也就是以“忠”、“孝”为基础的天皇崇拜。与“大和民族优越”论相伴而生的就是对其他民族的贬低。
日本明治时代启蒙思想家、 被称为日本近代化之父的福泽谕吉(1835—1901),在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中说:中国固陋之至,“不知改进之道”,一味“眷恋古风旧习”;学校教育的宗旨只讲“仁义礼智”,“不知真理原则”;等等。并把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归结为“人种来历的特殊”。(注:《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福泽谕吉又认为“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的中心并堪任盟主以阻挡西洋诸国者,舍日本国民又其谁也!”因此,福泽谕吉认为在文明进军中走在前列的日本,有责任对邻国“以武保护之,以文诱导之,速使其仿效日本进入文明之域,或者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武力胁迫其进步”。
在“大东亚圣战”中,日本人视日本民族高于其他任何民族和国家,认为日本是亚洲唯一的“救世主”。被称为“大东亚论客”的大川周明在其《日本二千六百年史》中说:“我们今日的意识,实在是亚细亚意识的综合,我们的文明,是全亚细亚思想的表现”。还有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认为只有通过战胜和征服别国,才能表明日本人是所向无敌的。因此日本人逐渐沉浸于一种适应其国民性的仇外的民族主义精神之中。他们宣传暴力崇拜、绝对服从和坚信只有战争才能摆脱国家面临的困难。这同样是“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几册友好条约不如一筐子弹”的翻版。
由上可见,日本人的这种自傲、自负的心理成为日本民族主义的精神起源。正如法国历史学家亨利·米歇尔所说的:“日本的民族主义原就坚信日本具有神圣的使命,又由于它新近学到的西方技术而感到理所当然的自豪”。(注: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译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5页。 )正是“大和民族优越”论,成了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之一。日本人认为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就像日耳曼民族一样,因而征服亚洲、进而征服世界乃是天经地义的。在历史上,日本多次侵略中国和朝鲜,都是以这种蔑视观为动力的,受其影响,有些日本人至今仍把自己标榜为亚洲的“一等人”,以“优越”民族而自居,蔑视亚洲他国人民。
这种“民族优越”感使许多日本人念念不忘本国在战争中死去的几百万人,而将在战争中惨死于日军屠刀下的5000多万亚洲他国受害者弃之一旁。为了维护日本的“优越”地位,一些日本人告诉国民,决不能承认“侵略”,决不“反省和道歉”,否则,日本民族就将“被贴上耻辱的标签”,永远抬不起头来。甚至有的历史学家论证,日本在“大东亚战争”中不是败给了中国等亚洲国家,而是败给了美国的物质力量,尤其是败给了美国人使用的“野蛮”的核武器。这些人看到如今日本经济实力直逼美国,位居世界第二,心中自然渴望重温昔日“大东亚战争”、“皇军赫赫战果”的梦想。如今,日本要返回亚洲,但只要日本不放弃“种族优越”意识,不对侵略战争进行深刻的反省和道歉,就不可能与亚洲各国和睦相处。
“侵略有理”论是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否定、美化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而编造的“理论”。他们称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安全而发动战争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是为了捍卫日本的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自卫战争”。其根据就是因日本被英、美、中国和荷兰包围,日本生存所必需的石油、铁矿石、橡胶等战略资源被切断,威胁了日本的生存,为此,日本必须向这些国家开战以突破包围。
关于“九一八”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压力”说和“中国侵犯日本在满洲的主权”说。说什么“满洲事变”是“谋求发展的日本民族的生产力在满洲受到抵抗和激烈冲突的产物”,关于卢沟桥事变的起因,主要有中国军队“非法射击”说和中国对抗日本“重建东亚”说。称“七七”事变是中国驻军“开枪挑衅引发的,责任不在日军”,日军动用武力是“自卫”。还有一些人除了用“国土狭小”、“人口过剩”作为侵略“理由”外,又制造侵略负有“文化使命”的谬论,如宣扬“在历史的必然性上,在历史的特异性上,更在其文化的使命上,日本民族之大陆发展,为宿命的事实”。(注:河相达夫:《中日提携之原理》,《新民周报》第15期,1938年12月。)其实,他们标榜的“文化革命”就是推行军事封建法西斯主义。
“侵略有理”论并不是什么新鲜货色,而是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久驻不散的表现,是历史上“侵略有理”论的翻版。早在幕府时期出笼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对对外扩张思想作了最初的表述。伊藤信渊和吉田松荫是极力鼓吹侵略大陆、夺占中国“满蒙”的代表人物。二人把多年流行于日本的侵略扩张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在他们分别著的《混同秘策》和《幽囚录》等书中都公开宣扬侵略扩张思想,显示出日本要“以支那为枢轴统一世界”,为后来统治者制定侵略政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依据。明治政府建立后,先后有明治天皇的《宸翰》和木户孝允等人的《征韩论》问世,确定日本征韩侵华的基调。声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时任内阁首相的山县有朋,曾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他在向天皇上奏的《外交政略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邻近区域是也。”
这里所说的“邻近区域”,无疑包含着中国和朝鲜,而“防护利益线”就是把中国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其实,日本就是以“防护利益线”为由发动甲午战争的。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在《田中奏折》中声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注:刘景富、杜文君:《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东北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 264页。)它成为以后日本历届军国主义政府对外侵略扩张的指导方针,这难道也是为“自存自卫计”?1934年,日本陆军省炮制了一个题为《国防之本义与强化国防之倡导》的小册子,煽动侵略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它对个人是“考验”,对国家是“生存竞争”。“七七”后日本赤裸裸地宣扬“侵略有理”论。声称“七七”事变是国民党受英、美和苏联唆使,采取“容共抗日政策”造成的。说什么“忘失东方精神,提倡完全基于西洋思想的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以国家为私物,破坏东方道德,以远交近攻以夷制夷的政策,……把东方和平陷于危殆。加之……苟合与数年抗争的共产党,容许苏联赤化中国,遂酿成中日事变。”1941年末,天皇发布的“宣战诏书”也是如此标榜“为自存自卫计”。
“侵略有功”论是如今日本右翼势力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的“理论”。他们宣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作战的对象是英、美等西方国家,日本作战的目的是从白人的压迫下“解放亚洲”这些国家。1988年,时任国土厅长官的奥野诚亮说:“什么是侵略,什么是军国主义,这些国家当时已沦为殖民地受白人压迫,我们的目的是去解放他们。”樱井新宣称:“与其说是侵略战争,毋宁说几乎所有的亚洲国家托它的福,从欧洲的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结果教育也相当普及,……只不过半个世纪,整个亚洲便出现经济繁荣的气势,也使他们民族强盛起来。”(注:新加坡《联合早报》,1994年8月15日。 )“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在其“成立意向书”中写到:“日本今日之和平与繁荣”是“建立在200多万战争殉难者的基础之上。 这些殉难者为了期盼日本的自存自卫和亚洲的和平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更有甚者,曾在东北统治14年日本殖民地官员们所写的《满洲全史》竟称“创建”“满洲国”政权的“善良动机”,是“立志革新,扫除祸根,为保全东亚,建立近代模范的王道仁政国家”的“壮举”和“忘我无私……在异国土地上努力实现王道乐土,建设近代国家……日本的功绩。”甚至说在经济建设方面的“贡献”和“奇迹”,构成今日中国建设的“楷模”等。
这种把侵略战争美化为“解放亚洲”战争,也有其历史渊源。其直接来源是日本法西斯理论家、东京审判的甲级战犯大川周明自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初首先提出的“要使所有的民族从不义的压迫下面解放出来”,在日本领导下推行“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称霸世界的殖民扩张计划。起初,日本提出要“建设东亚新秩序”,扩张范围仅限于中国,其目的是要排斥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东亚新秩序”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日本利用英美在欧洲战场的不利局势,策划南进夺取英法荷等在东南亚的殖民地。1940年,日本近卫内阁在《基本国策纲要》中正式提出“共存共荣”的主张,称日本要建立“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国结合为基础的大东亚新秩序”,“确立包括整个大东亚的经济协同圈”。后来,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对外声明中开始称作“大东亚共荣圈”。随着日本侵略势力的不断扩大,“大东亚共荣圈”的范围也不断扩大,即“凡大日本帝国势力所及之处,即是大东亚。”(注:转引自《所谓大东亚共荣圈》,《中国公论》,第4卷第5期。)
为了制造理论根据,日本以“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为名,称日本发动的“大东亚战争”、“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是为了反对英美称霸,“打英美的旧秩序,求得大亚细亚民族解放”,“建设‘亚洲人之亚洲’之新生活圈。”建设“以强国与弱国共存共荣为目的的秩序”,即“道义的秩序(注:《东亚共荣圈之法的性格》,《华文大阪每日》,第9卷第4期,1942年6月15日。)其实, 日本所标榜的“道义”根本不是“道义”,而是侵略和奴役,是打算把亚洲国家置于自己的殖民统治之下。按照他们的战争史观,日本发动战争对亚洲有功,东南亚各国获得独立日本有份,这样就把“罪行榜”改为“功劳簿”了。
日本武士的“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勇武、忍让的封建伦理规范—“武士道”。它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支柱而得到广泛流传,为日本文化传统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武士道”内容中有一条强调主从关系中的“忠节”。武士必须无条件的效忠封建领主。明治维新后,虽在法律上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仍被新的统治阶级沿袭下来。将原来这种主从关系改为“效忠天皇”,将“武士道”看作“日本民族的固有精神”,强加给人民和士兵。以后又将军国主义同“武士道”结合起来,使之“现代化”,不遗余力地向军队灌输。1882年,天皇颁布的《军人敕语》规定:“我国军队世世代代为天皇所统帅”。《军人训诫》进一步规定:“必须把天皇当作超人来崇拜”,即把天皇视为“超人”的“神”来崇拜,“这是军纪的唯一的最高根源”。天皇还把日本固有的“神道教”定为国教。从而宣扬天皇是“天照大神”的神裔,是神的化身,是现人神,日本人凡是为天皇而死的,死后即成神。并特别提倡“武士道,”称军人精神的根本就在于“忠诚”(效忠天皇)“勇敢”(勇于为天皇而战死)、“服从(作驯服工具)。将忠诚、勇敢、服从作为军人的主要品德标准。
忠诚、勇敢、服从,具有职业军人的荣誉感,是世界各国对日本军人的普遍看法,但军国主义者用棍棒、皮鞭等训练工具培养士兵的野蛮性格,纵容上级对下级、老兵对新兵、教师对学生的粗暴的惩罚行为,使日本军人在“施虐狂”的熏陶下,极其残忍凶悍、灭绝人性地屠杀他国平民和战俘的做法,是应该否定的。日本战败后,其军国主义制度虽废除了,但其野蛮性、盲目性、愚昧性都被保存着。
日本近代史,实际上是一部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为国教、驱使国民响应军国主义对外频繁发动战争的历史,而《教育敕语》在此间起了“天皇教”教典的作用。
1890年,天皇发布《教育敕语》,要求国民在国为“忠臣”,在家为“孝子”,像武士一样“忠君爱国”,使武士文化渗透、灌输到广大日本人的灵魂中。《教育敕语》提倡“尊皇爱国”的伦理,倡导“自己的身体应该献给国家”,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一旦有缓急,应义勇奉公”,“为君父牺牲”,贯穿着强烈地向外扩张主义的主导思想,为以后的军国主义、法西斯教育确定了方向;以未加明言的天皇教作为蛊惑人心的“强力磁场”,将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扩张的意志当作神圣不可动摇的“皇祖皇宗之遗训”,让“子孙臣民俱应遵守”。
1936年,文部省的《国体之本义》对《教育敕语》的内容加以引申,指出“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奉皇福之神敕永远统治,是为我万古不易之国体。基于此大义,作为一大家族国家,亿兆一心奉戴圣旨,充分发挥忠孝之美德,是为我国体之精华。此国体为我国永远不变之根本原则,贯通于国史而虎炳生辉”。“皇位属于皇祖之神裔,乃继承皇祖皇宗肇始之国,担负使之成为安定开化国家之大业之‘天皇’之御位,系与皇祖之一体,于当今显彰其雄心,繁荣国家,慈爱百姓之天皇御位。臣民于尊仰作为现人神的天皇之同时,叩拜皇祖皇宗,于其恩惠之下而长外我国之臣民”。
将《教育敕语》中的神政的、家长式的国家主义因素发挥得淋漓尽致。从而,军国主义就以经《国体之本义》诠释的《教育敕语》作为天皇教的教典“教化”国民,引诱国民投入到侵略战争中去。因此,日本中小学的例行活动都要拜读、背诵《教育敕语》,四大节日(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和元旦节)时,由校长、教务长和数名教师把天皇、皇后的照片从学校设置的奉安殿上恭敬地搬到举行仪式的场所,庄重地朗读《教育敕语》。天皇的照片来到时,发出口令,行90度鞠躬礼,拜读《教育敕语》后,齐唱《君之代》歌。军国主义正是通过这种虔诚地拜读仪式,使国民在不知不觉中泯灭理性和自我,从而狂热地去应征参战。日本军国主义在这种疯狂的“为天皇而死即成神”和“武士道”精神的驱使下,野心膨胀,野蛮残忍,世所罕见。
如此尊崇天皇、服从天职的民族,再加上“拯救弱民”、“解放亚洲”等的宣传,视侵略为“进出”,如果没有天皇授意承认侵略及国家政府出面澄清历史事实,那么日本国民是没有能力弄清史实、悔过自新的。其结果,教育误导了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残留的军国主义流毒才会在日本有继续存在的市场;右翼团体才能从60年代的400个增至今天的800多个,其成员以每年12万人的速度递增。
由上可知,在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一定影响,近年呈泛滥之势。一些受过战前“皇国史观”毒害的人,不仅长期麻醉自己,而且对下一代隐瞒历史事实,进行自欺欺人的“精神贩毒”。他们甚至公开为日本侵略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和地区开脱罪责。战后以来,一些战争遗属不愿正视日本在中国、朝鲜半岛和东南亚等地犯下的罪行;他们不愿从内心承认其父辈曾经侵略过他国和所犯的罪行;他们甚至认为其父辈是“为国捐躯”的,反对将过去的战争称为侵略战争。这些都是因受“皇国史观”的蛊惑所致。因此,不根除“皇国史观”,日本就不会正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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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年论文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历史学年论文相关范文:试论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其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产物,日本侵华也不例外。本文就"日本侵华这一历史事件的必然性何在"这一问题,来寻找和探讨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就时间而言,它始于亚洲的大门被欧美列强打开之后;就其发展程度而言,它又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步伐相一致;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又可划分为政治根源、经济根源、人口根源和思想根源等几个方面。本文就是以其具体内容为载体,其他方面容入其中来论述的。
【论文关键词】日本侵华 政治根源 经济根源 人口根源 思想根源
[RESUME OF THESIS]As Marxist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tells us, the happening of any historical affair is a result of the inevitability and the contingency, so is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hat‘s the inevitability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is the content of this academic thesis. That’s to say, this thesis is to explore and inquire into those historical source for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With regard to the time, it began with the door of Asia open by the big powers from Europe and America. As to the expand extent, it also marched in step with the developing of Japanese capitalism. As far a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is concerned, it lied in the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and thought’s source, etc. This the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specific substance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cludes the time and the expand extent.
[KEY WORDS]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Political Source, Economical Source, Population‘s Source, Thought’s Source
中国和日本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中日两国人民有着数千年的友好交往,但到了近代,当中国逐步衰落后,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却成了侵略中国的元凶之一。日本长达五十年的侵华,特别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严重威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本位试从政治、经济、人口和思想四个角度来探讨日本长期侵华的历史根源,从而为现实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日之间的邦交关系一直非常友好,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始于近代亚洲遭到西方列强入侵之后。日本在近代之初,和其他国家一样,也是在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下被迫打开国门的,与此同时也不得不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直到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但由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是日本人民通过革命取得的政权,因而在掌握了政权的日本统治阶层中,就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样的看法:企图通过对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侵略,以求得本国的发展,进而充当欧美各国在亚洲的尖兵,以提高其"国际地位"。吉田松阴是明治维新"元勋"们的导师,他对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统治阶层有过巨大的影响。他在1855年曾说:"俄美肯定讲和,我等决不能违次而失信于戎狄(欧美各国)。唯应严章程,笃信义,乘其间培养国力,换取易取之朝鲜、满洲、中国,使失之于俄国之土地,偿之于鲜、满",①,"失之欧洲,取之亚洲"②。
这两段史料都反映出日本近代初期就已经存在的两种倾向:一是对欧美强国卑躬屈膝,唯唯诺诺,二是对中国、朝鲜这样的弱国处处掠夺,企图在牺牲中国和朝鲜的条件下弥补自己的损失,扩充自己的国力。因此,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天皇就确定了对外扩张政策,宣称要以武力"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③。由此可见,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这一点还可以从与吉田松阴关系密切的木户孝允的日记中看出:"希遣使节赴朝鲜,问彼无礼。彼如不服,则责其罪,攻其土,大张神州之威。"④木户孝允是1868年新成立的明治维新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他的日记中虽只提到朝鲜,但我们知道日本在近代早期一直是把朝鲜和中国一起作为侵略对象的,而且侵略朝鲜是侵略中国的跳板。
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日本统治集团的侵略欲望更大。它进一步鼓吹"大陆是日本生命线"的所谓大陆政策,准备扩大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1890年12月,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公然宣称:"国家独立自卫之道,一是捍卫主权线,二是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是也。何谓‘利益线’?即同我国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⑤这里所说的同日本"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就是指朝鲜和中国。日本军国主义正是从这种强权主义出发,发动了侵略中国和朝鲜的甲午战争,开始走上大规模扩张道路。同年3月,山县有朋在给外务大臣的指示《外交政略论》中说:"我邦利益线实在朝鲜、满洲。"⑥这也表明了日本的统治者所主张的不单纯是保卫国土,而是为侵略朝鲜、中国,迅速扩张军备。
如果说以上的史实中侵略的政治蓄谋还不十分明朗的话,那么日本在一些重大的侵华事件,如甲午中日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事变、侵占华北和全面侵华前日本政府的决策中,我们便一目了然了。
1876年,日本海陆军开赴朝鲜,以武力胁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从而获得了在朝鲜的诸多特权和利益。随着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不断膨胀,它对中国的野心也越来越大。中法战争后,在对中国的策略上,日本统治集团分成两派,一派主张不给清政府以喘息机会,立即乘机夺取朝鲜,与中国一战;另一派则主张,日本应积蓄力量,"速节冗费,多建铁路,赶添海军"⑦,待三五年后日本官商"充裕"时,看中国情形再定。1885年6月,日本政府采纳了伊藤博文等人的后一派的主张,除继续向朝鲜渗透势力外,提出了一个以十年为期的扩军计划,作为发动对华战争的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征讨清国策》,准备以主力进攻北京,并分并占领长江流域各战略要地,阻止江南清军北上;如果日本战胜,则将中国的辽东半岛、舟山群岛和台湾、澎湖列岛和长江两岸之地,都划归日本版图,同将中国其余地方则分割成若干小国,分别受日本监护。这份狂妄的计划还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以"国运相赌"的战争。⑧从中可看出,日本侵略野心跃然纸上,而且已经制成具体的行动计划,一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
日本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之后,垄断资本迅速膨胀,侵略胃口越来越大,时刻妄图独霸中国。日本大隈内阁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就是其典型一例。从二十一条的五号内容上看,二十一条一旦实现,中国就要整个沦亡!因此它遭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欧美列强的不满。鉴于此,随后的日本寺内内阁主张采取比较隐蔽的侵略方式,即实行所谓的"菊分根"政策⑨,也就是利用日本垄断资本在一次大战期间膨胀起来的机会,以投资的手段使中国殖民地化。
1927年4月田中义一内阁上台后,加速了侵华的步伐。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了"东方会议",会议的内容是回顾和确定对华政策,中心议题是所谓"满蒙政策"⑩。会议确定了把"满蒙"同"中国本土"分离开来的方针,形成了一个会议文件--《对话政策纲领》。该文件中声称,中国东北是同日本的生存"有重大关系"的"特殊地区",强调日本"应当有不失时机地采取措施的思想准备"。据外务省政务次官森洛事后透露,这次会议的意图是"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由日本来参与该地的主权,并由日本担当该地的治安工作。如果这样露骨地说,可能招致麻烦,所以给它包上了一层‘东方会议’的糖衣"⑾。这样日本政界就把目光瞄准了中国东北。
这一点还深刻表现在田中义一首相在东方会议后,将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政策,拟成一个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的秘密文件,于同年7月奏呈天皇。奏折说:"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此所谓满蒙者,依历史非支那之领土,亦非支那特殊区域"⑿。他还主张对中国东北和内蒙采取"铁血主义",即武力征服的手段。他还狂妄地认为,日本占领了满蒙,"就可以用满蒙作基地",征服全中国,"再利用中国的富源征服印度及南洋群岛,并进而征服小亚细亚及欧洲"⒀。事实证明,《田中奏折》就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奉为基本国策的"大陆政策"的一个标本,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已势在必行。
日本帝国主义野心极大,它的侵略目标是要吞并中国,称霸亚洲。继九一八事变之后,它的下一个侵略步骤就是要占领华北。为了制造舆论,日本军阀公开叫嚷:华北"在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并毫不掩饰地指出,日本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华北国"。日本关东军驻华北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部的秘密情报中也说:"现在满洲市场已臻饱和,短时期内亦难再行扩大,------帝国原料与市场的解决,实不能不注意于进攻中国东北。故华北诚帝国之最好殖民地。"⒁这些疯狂的叫嚣表明,日本帝国主义急于要把它的侵略魔抓伸向华北,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然后以华北为基地,向华东和华南扩张。
最后,日本于1936年8月7日召开以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藏相为核心的五相联席会议,为其第二年的全面侵华制定了所谓"国策基准":"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当前应该确定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⒂。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综合其大陆政策和海洋政策,以全面进攻中国为突破,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的侵略扩张总纲领。它进一步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将随时掀起吞并中国并向亚洲其他国家扩张的侵略战争。
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告诉我们,经济决定政治,因此上述日本侵华的政治根源又与其内在的经济根源密不可分。在日本看来,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且近代中国当局落后无能,无法维护自己的领土和资源。这样,日本就把中国的资源、人力、市场当作自己发展经济的动力。日本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大隈重信在辛亥革命爆发时曾说:"要说作为销售日本产品的市场哪里最有希望?那么不用说是中国。因为文明程度低的国家要把生产的物品销售到文明程度高的国家去是很困难的。无论如何只好把它销售到文明程度低于自己国家的地区去。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相距最近,文明程度又比中国高。------现在正在逐渐发展中的日本的各生产行业,除了满足国内的需要之外,正把将近一亿日元的产品输出到中国。即便仅仅从输出工业产品这一点看,中国也是我日本重要的称心如意之市场。若中国因内乱而使商业陷于不振,交易被迫停止,则我日本经济上所受之损失将会十分巨大。
革命(辛亥革命)发生以来,已经历时一月,即使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大阪、神户的商店所受之打击已经非常巨大。如若此种情形持续一年以上,则以向中国输出为目的之企业主必将完全崩溃。"从大隈重信的这一段话中,我们可看出,中国已经成为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不可缺少的市场,同时也提出要确保和巩固中国市场的问题。以后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侵略要求的具体体现,当时的大隈重信是主张依仗军事力量扩张经济的,因此对中国各种经济资源的企图也构成了日本侵华的经济根源之一。比如,1931年3月,日本陆军步兵大佐、首要战争罪犯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所作的《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讲话,其中叫嚷:"满蒙的资源很丰富,有着作为国防资源所必需的所有的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需的地区"。
另外,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固有的经济危机也构成了侵华的经济根源。1890年,日本资本主义发生最初的经济危机时。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掀起米粮暴动,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国内的困境,把"激奋人心"导向国外,便加速了对外侵略的步伐。又如,1937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处于内外交困的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它的垂危统治,决定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1937年6月近卫内阁一上台,就致力于建立战时体制,并表明要以战争来摆脱经济危机,因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
日本甲级战犯重光葵在二战后的监狱中所写的《昭和的动乱》一书记载:"甲午中日战争时期,(日本)有三千余万人口,其后三十年增加了一倍达到六千万,每年人口增加近百万。"⒄ 而日本是一个小岛国,其国内耕地狭小,其他矿物资源也不足,因此如何保养这样众多的人口,这是可以动摇日本国策根基的大问题。在不可能实行海外移民的情况下,日本积极开发朝鲜和台湾,更以在满洲的经济活动来不断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满洲问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大,侵华也成了解决日本人口膨胀的企图和幻想。
日本近代学者、翻译家高田早苗在抄译美国政治学者赖因施的《受东洋问题影响的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而以《帝国主义论》为名出版的书中说:"人口之增加使土地增加成为必要,因此使彼等(近代民族国家)不能不以帝国主义取代以往之民族主义。亦即所谓帝国主义,无非彼等在力量与机会所允许限度内分割大量领土之一种希望。"⒅这里同样说明了要为新增加人口寻找新的土地--侵略以中国核心的其他亚洲国家。
在诸多侵华的历史根源中,日本思想界"脱亚论"的思想根源是不可缺少的一环。所谓"脱亚论",就是指由已经通过明治维新而发展起来的日本通过武力帮助中国、朝鲜等其它亚洲国家"摆脱亚洲之陋习",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共兴亚洲"的思想言论。"脱亚论"最早见于1885年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脱亚论》一文:"今日如欲成事,则我国不应犹豫不决地等待邻国文明开化,------而应脱离其行列,与西洋之文明共进退;对待中国和朝鲜的方式,亦不必因邻国之故而特别和善,应按西洋对待之法予以处置。"⒆福泽谕吉曾对日本近代思想的成长给予过很大的影响,他这篇文章中认为日本比其它亚洲国家优越,主张日本要充当欧美国家的尖兵。日本以后的发展也确实起了欧美国家在"亚洲的宪兵"的作用,而"脱亚论"就成了它的精神支柱。
福泽谕吉在甲午中日战争一开始就说:日本"能否成为东洋文明之领袖,取决此一战"。他还向政府捐献了当时的钱1万日元;战后又称这次胜利是"官民一致的胜利",说"幸获长生,得此见闻,既感愉快,又是庆幸。‘’[20] 可见,福泽谕吉不仅是一个"脱亚论"得倡导者,更是一名狂热的侵华主义者。
福泽谕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继承了他的"脱亚论",并将其发扬、扩散。尾崎行雄在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时,也认为"并吞中国符合日本帝国主义之利益,亦为中华民族幸福也",并说"世界各国中如有反对我并吞中国者,是为反对人类之幸福也,亦反对世界之利益也。如此狂暴无道之国,亦等闲视之,断行我之天职可也。今虽等闲视之,他日中国果能踏上开明革新之途,列国皆能分享其福利则会豁然感悟,唯感谢我之恩泽而不遁也。"[21] 这些说明了"脱亚论"方针的结果必然导致对中国的侵略。同时还出现了"为了中国的进步,由日本使其殖民地化"的强盗言论。"脱亚论"的提出和发展对以后的日本侵华产生了重要影响,其实质是为日本侵华寻找借口。
总之,种种历史根源最终导致了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反过来说,"对华战争的实质,归根到底就是日本对中国大陆的依赖乃民族生存和国家存在所不可缺少的条件"[22]。
而且日本侵华的历史根源有多个方面,逐次地深入探讨每个历史根源,都会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清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性,为今后的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注释:
①④⑥⒃⒆[20][21] :《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1868-1945)》(日)依田熹家 著 卞立强 陈生保 任清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3、P3、P15、P117、P10、P22、P22
②⑤⑦⑨⑾⒀⒁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略》 刘惠吾 刘学照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P5、P11、P13、P57、P79、P80、P100
③⑧ :《中国近代史》(第四版)李侃 李时岳 李德征 杨策 龚书铎 主编中华书局1999年版P92、P193
⑩⑿ :《中国现代史》(上) 王 桧 林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P297、P297
⒂:《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P136
⒄:《日本侵华内幕》(日)重光葵 著 齐福霖 李松林 张颖 史桂芳 译 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P33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井上清 著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 译 孙连璧校对 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P67
[22] :《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日)倔场一雄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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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铣床是在一般铣床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自动加工设备,两者的加工工艺基本相同,结构也有些相似。数控铣床有分为不带刀库和带刀库两大类。其中带刀库的数控铣床又称为加工中心。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浅析加工中心在日本中小制造企业的现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要:通过介绍加工中心在日本 中 小 制造 企业 里 的 普 及情况、设备利用率、人员素质及其购入和更新情况等,为正在管理和使用加工中心的企业及有关人员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日 本 中 小 企业 ;加 工 中 心 ;普 及 程 度 ;设 备 利用率;人员素质。
日本的企业结构有点儿像金字塔,处于塔顶的是索尼那样的知名大企业,而和它形成协作关系的则是若干个相对大的企业,再往下发展,则是数量巨大的中小型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9%左右)。日本的中小企业具有灵活性高、适应性强的特点,在日本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加工中心作为生产效率高、精度高、产品质量好的现代化设备,它在日本的中小企业里表现如何呢?笔者曾在日本从事该方面的技术工作,因而对中小企业里加工中心的状况有一定了解,特介绍如下。
笔者曾在日本静冈县走访了20多家中小型制造企业,结果发现所有企业都在使用加工中心。不要说看不到普通的车、铣、刨、磨,就连数控铣床也几乎难觅踪迹。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应该有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日本是世界上加工中心产量最多的国家之一,供应充足,质量可靠,已把数控铣床等没有竞争优势的设备挤出市场。就购买价格来说,加工中心并不比数控铣床贵。
其次,日本企业在确定合作伙伴的时候,用户方通常都会考察对方是否拥有符合要求的技术支撑,关键是生产设备,以确保产品质量和生产能力。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企业不得不重视自己的设备,经常进行必要的更新,以确保竞争优势。
总的来说,几乎每个企业老板都非常在意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如何尽量缩短设备的待机时间。生产管理也是以此为目标而展开的。根据生产类型的不同,具体的管理方法也不太一样。
(一) 批量生产的情况下。
日本的劳动力成本高,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日本的制造业没有价格优势,单件产品的利润很小,甚至微乎其微。
批量生产的情况下,虽然主要是以量取胜,但在数量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又该如何提高生产效率呢?
深挖内部潜力,几乎发挥到了极致。无论是夹具、刀具,还是程序,都力求简捷实用,缩短操作时间,以提高效率。比如加工过程中的提刀高度,高一点比低一点浪费的时间也许连一秒都没有,但老板还是会要求尽可能低一点,以缩短刀具空行程时间。
操作人员一般采用两班倒,轮换上班,而机床不休息,连续工作几天,甚至一周。为了降低成本,操作工是外国研修生的现象普遍存在。因语言不通,交流有困难,意外的麻烦绝对不少见。
(二)单件生产的情况下。
主要是模具制造业,由于加工准备工作比较耗时,而加工时间又比较长,常常是数小时,甚至于几天,或更长时间。因此,充分利用加工中心的自动化程度高的特点,合理分配人与机器的工作时间,就显得很重要。
一般采用白天进行安装、调试、测量和新工件的加工准备工作,夜间进行无人加工(即加工中心按照事先调好的程序和刀具自动加工)。所以,常常呈现这样一种景象:下班时加工中心开始运行,第二天上班来看的时候,工件已经加工完毕。
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实现人员与设备的合理搭配,提高了设备利用率。但由于是无人加工,对各个环节要求都很高,不能有半点疏漏。
一方面,在老龄化或者说少子化的影响下,年轻人所占比例在减少;另一方面,年轻人更喜欢到东京这样的大都市逐梦。环境相对艰苦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不受青睐,能招来的新人的素质也不高,有的甚至很难留住日本年轻人。但进入企业后,鉴于终身雇佣的传统思想,他们一般会受到企业的耐心培养,有些人几年后往往会成为企业骨干。可以说,很多年轻人是在进入企业之后,才逐渐提高而变得专业化、职业化;然而专业基础知识的欠缺,常常会限制他们的技术水平。所以,和现在的中国相比,日本的中小型制造企业并不具有先天性的人才优势。
在用工方式上,为数不多的正式职工是核心成员,一般终身雇用;另外根据企业生产的需要,还有从派遣公司过来的临时工,以家庭主妇为主体的钟点工,以及外国研修生等。
这些企业怎么会买入那么多加工中心呢?他们的利润空间很大吗?也不一定大,但购买方法还是有的。一种办法是通过银行贷款买入,政府扶持小企业的政策比较健全;但也可以租借,每年支付一定的租金,社会上有这种出租设备的公司。这两种方式对我国如何促进小企业的设备更新都有借鉴意义。
在设备更新上,常常是结合产品发展方向而进行的,并不一定是因为设备寿命到期了。当然,省钱还是第一位的。近几年中国台湾产的加工中心因其物美价廉,已开始进入日本企业。
模具制造企业多选用通用性较强的立式加工中心。因其通用性较强,一些已经用了二三十年了,还在服役的加工中心也有。
结束语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德国和日本的国土面积和人口都不算大,但却是世界经济强国,而支撑起经济的是发达的制造业。据统计,我国的中小企业约占企业总数的99.8%,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进程中,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普车普铣上,或者止步于简单的数车数铣,必须继续提高自身的制造技术水平,设备方面必须先进起来,向加工中心发展。介绍加工中心在日本中小企业里的有关情况,是为国内将要或正在管理和使用加工中心的人员提供些许参考和借鉴。
我国目前中小制造企业融资难,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境外的加工中心;而国产加工中心的质量,无论是精度还是稳定性,都还存在着差距。这些因素客观上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同时在企业内部,目前还很缺乏该方面的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
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我们必须脚踏实地,积极对待并解决我国制造业目前遇到的各类问题,把国民经济的基础打好、做扎实。唯如此,美好的梦想才会转变为灿烂的现实,并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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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指适用主权国家之间以及其他具有国际人格的实体之间的法律规则的总体。国际法又称国际公法,以区别于国际私法或法律冲突,后者处理的是不同国家的国内法之间的差异。国际法也与国内法截然不同,国内法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法律,它调整在其管辖范围内的个人及其他法律实体的行为。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今天为大家精心准备的: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对国际法的运用分析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甲午战争时期,全盘接受西方国际法的日本就已深谙国际法运用之道,操弄国际法,将对华侵略包装成“合法”与“文明”的战争。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其首先的战略意图就是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割断中朝的藩属关系,推进征服朝鲜计划,胁迫朝鲜政府与其签订《朝日修好条约》(《江华条约》)、《利物浦条约》、《汉城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这些只是日朝之间的条约,对中国并无约束力,也不能改变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为了突破对大陆侵略扩张的限制,制造发动战争的“正当性”和时机,与中国谈判签订了《天津条约》。1884 年,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朝鲜“甲申政变”,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条约》,条约共3 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第3 款:“将来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兵,应先互行文知照,及其事定,仍即撤回,不再留防。”通过这一条约,日本不但改变了中国对朝鲜拥有宗主权的现实,进一步获得与中国同等出兵朝鲜的权力,而且成为九年后日本挑起甲午战争的借口。因为这一条协议看上去是平等的,其实只对中国有约束力。因为,在1882 年《利物浦条约》中,日朝约定日本保留如有必要不论何时出兵的特权,所以在执行中,日本可以或依据《利物浦条约》或依据《天津条约》出兵朝鲜。1894 年,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镇压东学党起义,日本立即以该条约为借口出兵朝鲜,粗暴干涉朝鲜内政,“擒王劫政”,点燃了甲午战争的导火索。所以戚其章先生在其论著中称《天津条约》为甲午战争的“预先约定”。
牛津大学的霍兰德教授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发表了一篇演讲以专门阐述本次战争中的国际法问题。霍兰德的结论是:“日本,除了在亚瑟港的那次令人惋惜的野性爆发(注:旅顺大屠杀),已经符合战争法的要求,不论是在对待敌人方面还是在与中立国关系方面,其表现都可与西欧最文明国家的习惯相媲美。与此相反,中国则没有显示出试图接受文明战争惯例的迹象。” 侵略者晋级“文明”社会,受害者备受指责,这种怪相的形成除了西方社会所谓的“文明”标准的问题,更离不开日本对战争中的“遵纪守法”的宣扬。
一是鼓吹自卫,证明其用兵的“合法”。1894 年7 月25 日,日本突袭“济远”号发动丰岛海战,不宣而战违反了当时国际法关于宣战的规定。但是,之后日本政府经过反复修改炮制出一份致各国外交部的声明倒打一耙称:“中国军舰未向日舰致意,反做交战准备,态度极不友好……济远舰接近了浪速舰尾部,在距离约300 米处向浪速号发射了鱼雷,但未命中。浪速号遂向济远号开火,吉野号也一起开火。”日本把挑战者说成是正当防卫者,骗取了国内外舆论的支持。
二是用国际法包装侵略,标榜自己为“文明之师”。开战之时,明治天皇在开战诏书中明确提及日本将遵守国际法。战争中,日本刊行了陆军第二军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万国战时公法》、原敬《陆战公法》、藤田隆三郎《海上万国公法》等手册指导日军作战,并随军配备法律顾问。有贺长雄就是当时陆军第二军随军法律顾问。如此用国际法进行包装的日军宣扬:滞留在日本的清国臣民及财产受到日本政府的保护;日本军队对战争中误伤的中国居民都予以救护,并提供饮食照料;日本军队对中国居民财产秋毫无犯;日本军队以合乎人道的方式处理了中国军人的尸体(先埋葬后又挖出火葬)……事实证明,这些“文明举动”也只是新闻策划,而这些新闻策划则通过随军的日本国内及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以给西方国家造成日本军队完全遵守国际法的印象。但惨无人道的旅顺大屠杀、射杀落水人员、虐待战俘等违反战争法规的罪行就是日本“文明守法”的重大反证。
对战争中粗暴违背国际法的行为,日本往往一面进行掩饰歪曲,一面进行法律上的狡辩。下面就以“高升号事件”为例,看日本如何进行违法问题的公关。“高升”号是甲午战争前被清政府租作运兵之用的英国商船。蓄意已久的日本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后,其“浪速”号拦下了误入战场的“高升”号,在随其航行的命令遭拒后,悍然开炮击沉了这艘无武装的商船,近900 名中国官兵遇难。日本击沉误入战场的“高升”号的行为明显违反了《万国公法》关于战时中立的规定。随后,清政府衙门照会各国,揭露日本破坏国际公法的行径,英国舆论也一致谴责日本的行为粗暴践踏国际公法。然而在国际观瞻上似乎处于下风的日本,很快扭转了被动局势,这要得益于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一是日本通过收买英国媒体和国际法权威制造有利于己的舆论。当时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曾向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报告贿赂成绩:“《每日电讯报》、友好的《泰晤士报》和其他主要报纸,由于审慎地雇佣,均就上述消息改变了腔调。除路透社外,几家主要报纸和电讯报社都保证了合作,英国权威人士韦斯特莱克公开表示:根据国际法,‘浪速’是对的。在德国,《科隆报》的政治通讯员、友好的《大陆报》也因此而受到影响。你要提供我约1000 英镑做特工经费。”偏袒日本的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与牛津大学教授霍兰德都是当时英国的著名国际法权威,他们公开站出来表态起到了舆论引导的作用。
二是日本人之所以扭转被动局面,除英国政府“揣着明白装糊涂”外,日方对国际法作了深入的研究。“高升号”事件发生后,日方就在无中方人员参与的情况下,“完成”了证据准备工作,并单方面出炉了《关于“高升”号事件之报告书》。该报告完全遵照“国际惯例”制作而成,在随后英国政府召开的两次听证会上派上了大用场。该报告抓住“高升”号被击沉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细节大做文章,即利用“高升”号被袭击之前,日本军舰曾派出军官登上“高升”号,要求跟随日本军舰航行,而船上的中国陆军官兵拒绝投降,诡辩称“高升”号的英籍船长因此已经失去了对船只的控制,所以是中国军队控制“高升”号在前,日本袭击在后,事件的性质就变成了日本击沉一艘被中国军队武装控制的英国船。结果,英方几乎全盘接受了日本“无错”的观点,并裁定:“高升”号为交战国执行任务,日军有权扣留或击沉它,赔偿改由清政府承担。
甲午战争爆发第二年,清军节节溃退,败局已定,李鸿章赴马关议和,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日本通过条约把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殖民统治合法化。根据条约,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中国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与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 亿两白银,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开矿办厂。根据国际法,条约必须遵守,中国因履行《马关条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此外,日本在《马关条约》中含糊表态,窃取了钓鱼岛。日本在外交中惯用模糊词语,以此赢得回旋余地,其就是采用此手法,利用《马关条约》暗窃了中国钓鱼岛。《马关条约》中日本割取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但在该条约及相关附件中,并未明确台湾附属各岛究竟包括那些岛屿,而在一般的领土问题的谈判中,对割让领土的明确列举及地图标识是不可或缺的文件。但《马关条约》只是一句笼统的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
采用如此笼统而含糊的表述,可以说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清政府代表李经方在交接谈判中,曾经提请日方注意:“所谓台湾附属岛屿,其岛屿之名称,有无列举于目录中之必要?”此时,李经方尚未预想到其他问题,主要是担心含糊的表述会使日后中日有在福建沿海岛屿的归属问题上有发生纠纷的可能。但日方不赞成采取列举法,其代表水野遵则保证,以后日本政府绝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主张为台湾所属岛屿,并称李经方的担心“自属杞忧”。事实是日本利用清军战败之际,在马关条约订立之前悄悄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在公开的条约中,又采用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的模糊表述,使清政府官员产生台湾所有附属岛屿已尽数割让的理解,使钓鱼岛的主权转移不引起任何人的关注。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谁先开仗谁先理诎,此万国公例。清政府不明白国际关系中“实力外交”的真谛而迷信国际法导致日本不宣而战后的处处被动。清政府也曾试图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利益,但终因有“理”但无“力”,而使舆论战与武力战一样呈现向日本“一边倒”的态势。反观日本,则清醒意识到“强权即公理”,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工具性”利用国际法的两面性。
当然,今天的国际社会已不是120 年前为少数国家把持的国际社会,国际法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发重要的角色,但其“弱法”性质不能使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解决所有问题。因而,我们一定要树立正确的国际法心态,过分迷信国际法和国际法无用论都是不可取的,而是要在强化中国国际法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当前安倍政府在钓鱼岛问题上继续强硬立场,表现出明显的攻击性和冒险性。为此,我们一方面增强海上执法力量,用与现代国际法一致的方式强化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另一方面还要认清钓鱼岛和东海复杂的斗争形势,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复辟,在大力增强自身综合实力的基础上做好充分的军事斗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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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多数大学生在遭遇心理问题时,即使在能够获得专业帮助的情况下,也不愿意向心理咨询专业人员求助,致使心理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国内外不少学者的关注。因此,如何改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帮助他们有效地应对心理危机,已成为心理健康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以下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研究相关论文。内容仅供参考,欢迎阅读!
摘 要目的: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和应对策略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差异,探究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关系。方法:运用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问卷、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结果:(1)男生大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的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女生;(2)文科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得分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理工科学生在预期维度得分显著高于文科学生;(3)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4)心理求助态度在预测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时都是显著变量。
大学生心理健康及其心理健康教育一直是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大学阶段是整个人生发展阶段的关键期,是学生从学校到社会的过渡期,个体在心理发展上发生着巨大变化,面临学习、生活、人生规划、情感等方面的挫折和困惑,极易出现诸如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大学生在面临这些问题时,性格各异的大学生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有的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主动向他人或者专业人士求助,及时解决困惑;有的则选择逃避问题,悲观或极端面对。如果大学生能够顺利解决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就会掌握到处理问题的策略和方法,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否则,学生可能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问题,对其社会、家人和自身而言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目前我国各大高校在就如何改善大学生寻求心理帮助的态度、有效地应对危机上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了解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分析持不同心理求助态度大学生的应对方式,探究大学生的求助心理,对帮助解决大学生群体的心理困惑至关重要。
2.1 对象
采取整群随机抽样,从某师范大学的大一到大四共选取被试330名,有效回收问卷281份。其中,男生83名,女生198名;大一学生66人,大二99人,大三54人,大四学生62人;独生子女103名,非独生子女178人;文科164人,理工科117人;家庭所在农村219人,家庭所在城市62人。 2.2 研究工具
(1)大学生心理求助问卷:量表包含20个题目,4个因子,分别是预期、需要、接纳、信任,主要指标是总分和4个因子分,适合我国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的调查,它的内部一致性系数a为0.8(p<0.01),分半信度系数为0.74。
(2)简易应对方式问卷:由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个维度组成,包括20个条目,采用多级评分,结果为积极应对维度平均分和消极应对平均分。重测相关系数为0.89,a系数为0.9;消极应对量表的a系数为0.78;效度上,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因子,并对因子模型作方差极大斜交旋转。
3.1 求助态度、应对策略的描述统计
如表1和表2所示,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总分均值为27.929,标准差为6.633;应对策略总分均值为0.005,标准差为1.303。
3.2 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分析发现:不同专业的被试在预期和需要上差异显著,结果如表三所示,理工科生在预期得分的均值上显著低于文科(t = -2.011, p<0.05),而理科学生得分均值显著高于理工科学生(t = -2.006, p<0.05);男女大学生在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得分(t = 3.735,p<0.001)。另外,男生在接纳、信任维度上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应对策略的两个维度(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上,未发现显著的性别和专业差异。
3.3 相关分析
心理求助态度及其各维度与应对策略之间的相关分析如表4所示,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总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r = -0.204,P<0.01)。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与应对策略两维度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显著正相关;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
3.4 回归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与应对策略各因子及总分之间的关系,将心理求助态度各因子及总分作为应对策略的预测效标变量,以逐步进入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预期与接纳在预期应对倾向时都是显著变量,两者的显著性P均小于0.001。预期与接纳两个变量的联合解释量为44.5%。从回归方差分析对回归方程的检验结果看,F值达到极显著水平(p<0.001)说明回归方程是有意义的。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T检验表明,接纳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而预期对应对倾向起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由此得出以下回归方程:应对倾向= 0.80-1.67*接纳;应对倾向=-0.15-0.16*接纳+0.10*预期。
4.1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在人口统计学上的差异
在本研究结果中,在心理求助态度总分上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仅在需要维度上男生得分显著高于女生,与以往研究结果不符。在积极应对、消极应对、接纳、信任维度上,男生得分也略高于女生,但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其他维度均偏向中性,也可能与社会所赞许的男性处理问题、情绪表达的方式有关,女性可以比较随意地表达自己的不良情绪,而男性在面对心理困扰时,更多采取自己解决心理困扰或压抑的方式,这就使得在实际心理求助上,男性对心理求助态度的需要得分高于女生。此外,在互联网、电子产品高度发展普及的时代,网络交流成为普遍流行的交流方式,人们都通过QQ等交流工具向朋友、网友表达发泄情绪,因此在总的心理求助态度上,性别差异呈现不显著的结果。
不同专业类别的学生在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需要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可能因为文科学生擅长表达、喜欢和别人沟通,理科生谨慎内审,遇到心理问题时,文科学生便比理工科学生有更高的心理求助需要。
4.2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策略的关系分析
大学生心理求助态度与应对倾向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积极应对与心理求助态度中预期、信任呈显著正相关,与需要、接纳呈负相关但不显著;消极应对与需要、接纳、信任呈显著正相关,表明心理求助得分高的大学生更容易采取消极应对的方式,这是因为大学生在面临困境时通常对自己处理问题缺乏信心,过度依赖他人解决心理困惑,向他人寻求心理帮助的需求高,而自身实则是消极躲避。因此,各大高校在心理咨询辅导中,应着重发挥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导个体积极面对并解决心理问题。
应对策略中积极应对维度、消极应对在预测心理求助态度时都是显著变量,一方面,心理求助态度可以直接预测应对策略;另一方面,应对策略还可通过其他变量直接或间接影响心理求助态度。接纳程度高的个体更容易消极应对,这与以往的研究不符,可能是因为新时代的大学生出现越来越多的新问题,其心理状态更加复杂,面对问题时个体欣然接纳可能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个体消极应对,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有些大学生面临困扰时风平浪静,而后却做出自杀等不可挽救的过激行为。这为各大高校帮助学生解决心理危机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校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定期心理测评,对辅导员进行心理咨询培训,防患于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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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漫创意产业是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首都产业结构调整、加强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目标实施过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下面是读文网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动漫市场营销战略论文,供大家参考。
内容提要
现今动漫产业已不再是一个单独的行业,而是与邻接产业相融合,具有多样化、复合化特征的全新行业。作为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漫画,动画,网络动漫与周边产品,这几个环节是相互依存相互依赖的关系。虽然目前国内的动漫企业已经从最初的几百家发展到了5600多家,动漫产量也已超过13万分钟。而许多企业却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创作和制作方面,在宣传推广周边产品经营与开发方面还缺少许多的经验与认知。一部动漫作品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收视率上的成功,更在于将动漫中的卡通形象作为一个品牌进行开发和经营周边产品。因此动漫周边产品的开发与营销就显得由为重要。只有注重开发与宣传动漫周边产品,才可以创造出更多的产业价值。日本在这一方面可以说是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在日本,有40%的动漫产值是衍生产品创造的。日本动画几乎都改编自漫画,经由长年人气积累之后的TV动画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结果,然后销售动漫周边产品,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中国动漫周边产业可以借鉴日本的优秀经验,借助其成熟的产业链条,使中国的原创动画能够在国际市场上成功的进行播出和授权销售周边产品。
关键词:营销策略 动漫 周边产品
一、动漫周边产品市场状况
动漫周边产品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词汇,它既是动画、漫画的一种延伸,也是动画、漫画文化的一种延伸。是指以动画、漫画为载体,对其周边的潜在资源进行挖掘后开发出来的产品族。包括以动漫游戏为特色的扭蛋、模型公仔、食品、饰品、服装等实物产品,同时也包括音乐、图象、书籍等文化产品。这些不同形式的产品,在动漫周围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周边产品将动漫形象定格,然后栩栩如生的制作出来,这给玩家带来的是惊喜;给厂家带来则是利润。这个产业链在为动漫厂商带来动漫以外丰厚利润的同时,也把动漫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推动着整个产业共同向前发展。
目前的内地动漫市场99%以上被日本占据,据统计,在我国青少年最喜爱的动漫作品中,日本动漫占60%,欧美动漫占29%,而我国原创动漫,包括港澳台地区的所占比例只有11%。在国内,动漫爱好者大多是14岁至30岁的青年,青少年喜欢动漫的原因有很多,而14岁以上的青少年却很少有人喜爱国产动画,据调查显示有16.54%的学生表示喜欢国产的,其理由无非两个:一是爱国,二是国产的有教育意义。而占65.3%的学生都表示喜欢外国的。不同性别的人群对动漫产品的消费类型也不一样,据调查,男生买游戏的人占到了59.6%,而女生在购买动漫日用消费品的则占到了56.5%. 动漫产品已经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游戏,服装,文具再到食品,动漫无处不在。现今动漫市场的迅猛发展也是许多人始料不及的。根据有关部门对京、沪、穗三大城市有关动漫产品消费的调查表明,其14-30岁的青年每年的动漫周边消费额就可超过100亿元,整体来看整个动漫周边的消费市场是极为可观的。
二、日本动漫周边产品在我国的营销策略
日本是动漫产业大国,动漫产业已成为日本的第三大产业并在全球都享誉盛名,年营业额高达230万亿日元。日本动漫画可以说已经登上了中国动漫市场的首席。长期以来,它以其独特的魅力左右着中国不同年龄动漫迷们的视线。特别是动画片,不要说对亚洲的影响了,就连欧美也十分推崇。特别是近5年来,日本在动漫制作中所运用技术早已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在世界动漫产业中,无论是在动画还是周边甚至是经济效益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随着社会的发展,动漫产品在全世界的盈利和生产总值排名越来越靠前,在日美等国都成为支柱性产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动漫消费市场.约有4亿青少年,但是动漫产业才刚刚启动,自主创作动漫产品的能力很弱,因此借鉴日本动漫周边产品在我国的发展经验用来发展我国动漫周边具有重要意义。
(一)低价提供播放权到网上资源共享
周边产品作为动漫产业链比较末端的一条,常常仰赖于其原动漫形象的受欢迎程度。成熟、发达的日本漫画和动画产业也必然为后续周边产品市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和潜力。当动画片走红后,不仅能收到来自各地的电影电视放映版权费、影像制品的出版费,动画片中的人物还可一一被商品化,制成各种玩具进行海外销售,而后者的收益最为可观。因此,大力发展动漫画产业就显得由为重要。
日本动漫十分重视向国外输出产品,我国早期的动漫市场竞争对手又非常少,因此日本动画才得以一举攻入我国内地市场。日本外务省先从动漫制作商手中购买到动画片的播放版权,再将这些购来的动画片无偿或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发展中国家的电视台播放。
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持日本国内电视台播出费所无法满足的制作费用,另一方面则是为了打造日本的国际形象,弘扬民族精神。其低廉的价格曾一度使许多亚欧国家放弃自己制作动画,转而去购买日本动画,使其迅速占领了国际市场,目前,全球播放的动画约有60%是来自日本。中国已成为日本动漫产品的最大输出国。
1980年,日本经典动画《铁臂阿童木》以免费赠送的形式提供给中央电视台播出,从而开始了日本动画大规模进入国内的历史,这个由日本著名漫画大师手冢治虫创造了阿童木的形象,曾经一度使无数青少年立志投身智能机器化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又向我国输出一批包括《聪明的一休》、《圣斗士星矢》、《机器猫》等作品,从而大大提升了日本动漫在中国的竞争力,仅80年代我国进口并播出的日本动画就高达几十部之多,占进口动画片总数的50%之多。进口动画片通过在电视台的大量播出,扩大并加深了日本动画形象在国内的市场知名度,使许多日本动漫形象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明星人物。从而带动了进口漫画、音像制品,图书玩具等周边产品的市场营销。据统计日本每年从中国市场获取的收益要以亿元来计算。
到了今天,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人们有更多观看日本动画的渠道,例如网络、手机。随着动漫爱好者的不断增加,网络不失为一个很好的渠道,目前中国网民数量高达2.53亿人,跃居全球首位,而网上有关动漫的网站和论坛更是随处可见。2006年网络动漫市场规模达到1000万元,增长比重约为25%,07年达到2500万元,增长率高达150%,照此趋势2010年网络动漫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亿元。
图1 网络动漫的市场规模及增长速度
动漫爱好者可以在网络上自主为原创动漫加入字幕,上传提供免费共享,从《机器猫》、《忍者乱太郎》、《灌篮高手》、《足球小将》、《EVA》到今天的《火影忍者》《海贼王》这些经典动漫在网上随处可见,多到数不胜数。且上传时间与日本首播时间相差不到一天。动漫爱好者们再也不必拘泥于电视,极大的激发人们的观看兴趣,从而扩大了日本动漫的在国内的影响。从商业角度来看也加大了动漫迷对日本动漫及其周边产品所产生的需求欲望。由此开创一个全新的动漫时代 。
(二)针对不同消费群体和方向销售周边产品
具统计,截止到07年底,我国动漫周边产品的直接消费者就高达6亿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周边消费市场。可是现今中国动画的面向层却都是一些低龄儿童,在国内虽然给12岁以下儿童创作的动漫作品还是不错的,但是对于12岁以上的动漫创作却几乎为零,创作者普遍认为动漫是给小孩子看的,因此造成了对于12岁以上的动漫创作为零的局面. 动漫所必然带来的一些相关的周边,比如公仔,模型、文具等这些可以和动画或漫画联系起来的周边产品,消费面却窄的可怜,以为动漫周边产品的开发不外忽是一些图书、音像制品、钥匙链、手机链、服装等,没有进行市场考核,就将其所有商品全部生产,费时费力却收效甚微。除了一些很小的孩子,几乎不会有更多的人来选购。
这就与日本观念截然不同。日本的创作者认为:好的动漫作品不仅要注重社会效益,更应该重视商业效益。所以在作品创作之前,通常会对动画片进行准确定位,在进行准确定位后,要根据消费者的年龄、性别等特点确定销售方向,不仅要把握好观众的喜好,还要考虑这部作品在推向市场后能带来的收益有多大。甚至在动画播出后,也会根据市场和消费者的反应再进行相应的调整。以确定其周边产品所要开发的重点,而并非所有类别的周边产品都会在动画播放后推出。日本的动漫面向的是所有喜爱动漫的人,可以说每个年龄阶层的人都有合适自己的动画作品。而这其中又以青年人居多,因为这个群体不仅在思想上比较成熟,有明确的判断力,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群体比较有购买能力,因此成为了动漫周边产品的主要消费群。漫画家们认为动漫不应只属于小学生,动漫爱好者也不应只局限于小学生,动漫应该是跨越国界跨越语言跨越年龄而存在着的。
因此,漫画家们在创作上会考虑到观众群的划分,哪些是给小孩子看的,那些是给青少年看的,哪些是给成年人看的,针对不同年龄层的观众创作出不同题材的作品。从而制作出适合不同年龄层次消费需求的周边产品。
(三)周边实体店及网上拍卖的发展
现今最常见的动漫周边销售方式就是周边实体店以及网上拍卖。
现在很多动漫产品店都非常火爆,在大型的周边店不但能购买到与动漫相关的书籍、海报、碟片、人物模型、游戏配件等,还能订制到COSPLAY所需要的服装道具。日本公司根据中国的现状,大规模推广并普及动漫实体店,使开店的投资成本尽量减少,进货渠道尽量稳定,货源尽量充足,并且紧跟动漫流行趋势。让动漫周边产品店可以尽可能的正规化。使更多的周边产品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进行销售。
而网上营销则解决了许多动漫迷的烦恼,许多动漫迷都不懂日语,想去日本购买周边又很费时费力,并且花销很大。网上订购周边产品就相当省事了,这样不仅省去了时间又解决了语言不通的烦恼,并且对日本公司而言,又可以节省成本何乐而不为,由此成为时下非常流行的购买方式。
(四)高品质限量版周边产品问世
动漫周边的发展给日本带来的,是每年上万亿日元的收入,而给世界带来的,则是人们对日本文化更多的认知。动漫产业已成为了日本主要的产业支柱,它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不可估量的。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好转,精神享受、娱乐休闲方面的需求越来越大,娱乐市场和文化市场由此呈现一派繁荣。人们消费的品味不再局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升华为情感的渴求和心理上的认同。据统计04年有关部门宣布,未来几年中国动漫周边市场将具有1000亿的空间。但并不是所有动漫周边产品都是在日本生产的,通常做工简单、价格低廉的周边产品,即使是在日本国内销售也极有可能是在我国加工制造的;只有一些高品质、高技术含量的手办、电子产品,才多半是在日本国内生产的。
日本在动漫玩具开发方面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为了使周边销售的更好,日本推出了限量版高端周边产品,把一个动漫形象打造成生动活泼的造型,从材质到上色,从造型到神态,从整体到细部都是非常之完美。日本正版周边都比较精致,再加上打上限量版的招牌,尽管产品价格不菲,但仍有消费者疯狂购买。是许多动漫迷们趋之若鹜的产品。
(五) 形象授权
形象授权是一种全方位的动漫文化产品授权,不但给予被授权方以独家产品代理经营权,而且包括产品宣传权、电视播映权、音像出版权及其形象延伸的产品生产权等。动漫自身有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虽然原创作品是其中最核心的要素,但只有拥有高品质的动漫形象才能在周边产品的开发中取得良好的投资收益。虽然日本的动画是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我们播放,在网上也可以看到盗版的动画作品,而且很多人都是从看盗版漫画才开始接触、了解、喜爱日本漫画的,可以说中国的动漫画市场很大程度上是被盗版动漫打开的。所以对于中国的盗版动漫画,日本并非全然痛恨,也不想一味追究责任,但这并不等于动漫中的卡通形象可以被别人随意使用,日方就是依靠周边产品版权垄断这一点赚钱的。像皮卡丘、机器猫这样耳熟能详的卡通角色的形象版权,每年就能从中国动漫市场获得近6亿元的收入,超过了整个动画业的制作产值。据统计,日本每年以动画片形象制成的相关周边产品的授权收入有2万亿日元左右。
例如《四驱兄弟》是一部针对小学生的动画片,这个年纪的小孩大多活泼好动,并且热衷于自己动手。就动画片本身来说,算不上经典。但是就其周边产品的开发来说,绝对是一个成功的经典案例。为配合《四驱小子》的动画在中国的播放,日本相关企业授权给奥迪公司进行动画中出现过的相关四驱车的生产。奥迪公司通过买断其片中车体造型版权,大量生产四驱车玩具,宣传动手拼装模型,引导并鼓励家长和孩子一起动手拼装车模。在全国开展数家专营店销售动画中形似的车体,专用电池、马达、润滑油等利润及其丰厚。并模仿动画剧情在专营店开展全国性四驱车比赛。结果参赛人数异常火爆,使得国家体育总局也不得不加入其中。由此奥迪公司一跃成为拥有70%的赛车市场占有率龙头企业。
而国内漫画领军企业的漫友文化则是利用从众多日本知名漫画家手中购买了的数百个动漫形象版权进行相关周边产品的市场营销,探索动漫周边的运营之道。确立了以期刊带动图书、以图书带动周边产品开发的循环式产业运营模式,目前,通过品牌授权,漫有文化以开发并推出蕴含家居、服装、礼品、玩具、文具等五大类,共计上百个品种的产品。使漫友杂志逐渐成长为市场价值最高的漫画杂志。
(六) COSPLAY的推广
动漫爱好者进行的动漫角色扮演真人秀,又称Cosplay。它多数改编自日本的著名动漫画。来自日本的
cosplay原本是动漫爱好者自发组织的演出活动,融合了动漫、服装设计、舞台表演等众多元素。为大多数青少年所推崇。在日本cosplay的表演一般没有任何剧情,只是简单的服装展示,所重视的是服装道具台风动作等要素。
cosplay进入中国后,全国大部分高校都设有cosplay社团,随着国内喜爱cosplay的人越来越多,cosplay在国内也进行了不少的改善,拥有日本所有动漫产品授权的日本著名动漫服饰品牌costar也在中国发售了正版的日本动漫服饰。目前,许多社团开始转型为专业社团,并开始尝试走商业化路线,以成为形象代言的角色为发展方向。Cosplay不再是没有剧情的服装展示,而是大多拥有丰富的剧情,利用动漫人物本身众所周知的行为和性格特征进行全新的编排。
三、日本动漫周边营销给我们的启示
(一) 建立完整的产业链条
成熟的动漫产业链是动漫周边销售发展壮大的基础,经过多年的发展,日本已开拓出“漫画——电视——电玩——玩具”四层循环式销售互动系统,使四者同时收到广泛的商业效果。形成周边产品开发和营销都较为完善的动漫产业链。日本动画几乎都改编自漫画,经由长年人气积累之后的TV动画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的结果,动漫的人气积累后,又由动漫延生出OVA,真人版电影。然后再小说化,游戏化。紧接着销售其动漫周边产品,从而带动整个产业链。从漫画到动漫,然后再到动漫歌曲,小说,真人版电影,手办,抱枕,衣服,文具等各种不同的周边产品。已形成一个成熟的产业链条,拥有充足的融资渠道和稳定的市场。这一系列的产业链,正是我国动漫未来所应该借鉴的。
产业链开发是国际动漫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产业链还处于初步摸索阶段,经营模式尚不成熟,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产业链条,周边产品也尚未完全开发。再加上盗版的影响,使得很多动漫企业因此难以回收成本。本身的投入还没完全回收,因此不能给予动画制作组多少报酬。制作组的经济回收低,便会使制作人员的热情下降,甚至于放弃动画制作。因此使得动画产业发展缓慢。 今后应着力构建成熟完善的动漫产业链并重视动漫产业链的作用。
(二)培养优秀的原创人才
目前世界上的动漫产业已经开始与电影、电视、音像业互相渗透与融合,形成完整的动漫产业链。在这条长链上,需要大量化多样化的动漫业人才。如果没有优秀的人才作为保证,就不可能生产出优秀的原创动画以及原创动漫形象。
动漫产业的人才培养极为重要,日本政府在推动动漫人才培养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不但给予宽松的政策,而且在宣传政府政策时也尽量营造适合动漫业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
我国动漫人才的需求正处于严重紧缺状态。目前原创动漫人才的匮乏和人才培养模式的落后已成为制约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关键。据了解,目前,全国动漫从业者不到1万人,动漫人才严重缺乏。中国动漫缺少的不是制作人而是创作人才。动漫的创作离不开丰富的想象力,成功的漫画,自然是出自于思维广泛的漫画家之手。但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受传统教育和主流文化的影响,喜欢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动漫创作一直停留在简单的故事叙述上,导致故事内容陈旧,与现代青少年的审美情趣和喜好相脱节,从某种程度上使人们形成了顺从、统一的传统心理。不但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从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动漫人才的培养。而且国内现有的职业漫画家都普遍比较年轻、大多缺乏创作经验和丰富的想象,知识的积累程度又不高,更重要的是没有认真创作动漫的态度。作品一般比较幼稚,没有充分考虑到消费者的偏好。即使得到消费者的认可,也会因为资金分配等的问题无法进行周边产品的开发与大规模营销。
(三)扩展周边产品的营销群体
据调查,现今成人动漫消费群正在成为动漫消费的中坚力量,中国每年仅玩具市场的成人消费需求就高达近500亿元。
目前中国的动画及周边面向的普遍是低龄儿童,低龄儿童这一消费群体的购买能力是很低的,他们一般都是由父母去购买,而由于现在社会的竞争激烈,很少有家长会去主动购买周边玩具,由此造成了周边产品的销售“赤字”。一但效益回收出现问题,就没有人愿意再制作更多的周边产品。因此我们应极力改变这种状况,努力试图打破把动漫消费群局限于儿童的这种传统观念。作出合适不同年龄阶层的人需求的动画作品及周边。
(四)设计深入人心的动漫形象
动漫周边产品的投资回收周期短且商业回报率极其高。如果一部影片受欢迎的话,这些周边产品就能为制作商带来丰厚的回报。因此在创作一部动漫作品前,必须考虑动漫作品的形象能否做成出色的动漫周边。
以《奥特曼》为例,《奥特曼》播出后,销售商便在此基础上,又创作出一系列的奥特曼动画,自进入中国市场以后,销售效果显著,《奥特曼》、《迪加.奥特曼》、《帝拿.奥特曼》、《赛文.奥特曼》等,这些动画每部都推出了不同的奥特曼的造型周边,小孩子们几乎人手一个,有的孩子更是每个系列都又收藏。是经销商赢得了丰厚的利润。由此可以看出,只有深入人心的动画形象和高质量的品牌其周边产品才能越发强壮。
四、结束语
从日本动漫周边的营销可以看出,动漫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必须面向全体民众,让其参与进来。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并且顺应市场规律,加快完善动漫产业链条的步伐,才是我国动漫周边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动漫周边则是动漫产业模式中的主要赢利部分,制造业又是我国的主要优势产业,我国拥有动漫周边的制作优势,加大动漫周边产品的生产与营销,既可以进一步增加就业,又可以增强动漫相关原创人员的创作能力与信心,进一步提高我国动漫产业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参考文献
1.张莉霞.动漫产业出口额超钢铁,动画渗世界[N].环球时报,2005.05.12
2.张亮.日本动漫产业启示录[J],南风窗.2003
3.殷俊、谭玲.动漫产业[M].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
4.赵永新.动漫衍生产品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5.王冀中.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6.赵路平.国内动漫衍生品市场的现状与前景[J]. 文化产业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93):159-161
7.秦喜杰.中国动画片的产业经济学研究[M],中国市场出版社,2006.(134)
8.续慧.动漫广告迎来(N).北京商报.2007-09-12
动漫市场营销战略论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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